Month: December 2008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里，刻意制作所谓“和谐社会”之理论的自称为有思考能力的所谓高智商的威权主义者，以强调整体利益为主的国家主义等级结构作为专制独裁的秩序和稳定，事实上是以一种强权政治的命令与绝对服从为其基础的。由此便出现了用党中央的意志而发布命令，用镇压与迫害的手段迫使每个个体对“党和国家”的绝对服从，而最高等级的权力机构为了所谓的“和谐社会”的稳定和秩序；无视着每个个体民衆的生存与极其微薄的生活利益，干预和决定着每个个体民衆的生存的自由与合法的民主权利。

要知道，稳定的社会秩序所具有的至高无上的含义，是完全源于一种受到全民族赞赏的发自于内心尊敬而服从的信念：自由的选择与民主的诉求，拒绝专制的压迫和恐怖的迫害。只有这样，一个完全和谐而稳定的社会才能在富于秩序的规范下形成。否则，一切都处于混乱。实际上，这种混乱就是专制暴政和独裁恐怖所制造出的一种危害全民族的乱象。

专制独裁的党魁只想从内部，即在一个国家之中或在一个集团之中的内部，调控、监视、跟踪、甚至动用只效忠于本党的党军等非常手段来人为地制造一种高压和恐怖的态势。这种被称为稳定和秩序的生存空间，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具备法律的精神，以及法律和社会互动的作用。其自由的权利与民主的申诉在这种所谓稳定的秩序的生存空间中早已丧失殆尽。

国家的资源和国民所积累的财富已被中共党徒们掏空。他们把党的私利凌驾于国民及其国家的头上，随心所欲地贪污和掠夺着国民和国家的资源与财富。当他们贪得无厌的心理还未得到充分的满足时，国民已对他们的革命口号以及改革的企图提出了置疑。于是，在全国各地以具有自由精神的人们对当局的执政能力産生了极大的怀疑，他们用民主的诉求。在洞察了中国现当代社会所呈现出的政治浮华的情况下，以深刻的政治智慧及其逻辑观察，对这种只在一种单一的政治制度：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行强有力的批判，同时对只能在一党专制的领导下进行多党合作的政治理念提出了具有证据的公开质疑。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中国社会在政治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生活在计划体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之为法西斯强权社会下的具有哲学观念的著作家和法学家，在一党之私的专制独裁统治下，都支援和捍卫着中国似的极权原则，以及由此而産生的独裁恐怖的、对国民行使着暴力革命的政体。这些本应该对专制暴政和独裁恐怖保持警觉的知识分子，为何背叛了具有自由精神的信念以及独立人格的立场？为了他们生存的私利，他们公开捍卫并认可这个暴政集团大规模地压榨和迫害他们的同胞。在看到他们苦难的同胞挣扎在生死线上而无动于衷，甚至沾沾自喜，以为在维护党的原则上而作出了不朽的贡献。这就是现当代中国知识份子在犬儒主义的支配下所表现出的悲哀。

“和谐社会”这句政治口号的出笼，首先使国民不禁想起了20世纪50～70年代间为国民所顶礼膜拜的“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口号。这一政治口号在历来的镇压反革命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暴力革命以及草菅人命的大屠杀中蜕变成为一种虚幻的政治欺诈。当国民正在反思文化大革命给这个社会带来的深重灾难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所谓改革路线图，却冲淡了国民即将要对执政党进行民主申诉的激情。

活脱脱地将国民推进了“一切向前（钱）看”的、庸俗的、为金钱而拼命的、动物型的生活状态上去。可是，广大弱势人群在这个专制暴政独裁恐怖的统治下，却怎么拼命地赚钱也没有富起来。相反，在与权贵进行经济竞争的过程中，有无数人在权贵玩弄权术的手段中陪上了生家性命。现在，在中国95%的富豪其政治背景以及权力谱系中，其父母几乎都是“党和国家”的最高层统治者。

由于长期的无序竞争以及在权贵暴政的打压下，国民有冤无处伸。同时在执法部门的不作为和非法作为的镇压与迫害下，中国确实呈现出没有正常秩序，毫无稳定可言的乱象社会。而这种乱象社会的始作俑者就是中共执政当局；以及司法的腐败和执法的堕落所制造出的恐怖环境。一党之私的执政当局永远都是有理。乱象社会确实也给执政当局带来了极大的麻烦，但是他们永远都不会从自身寻找罪恶的根源，却将社会混乱的责任归咎于为生活而苦苦挣扎着的，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弱势国民。

在“三个代表”这一低能的政治口号的出笼后，那些为寻求精神安宁而归依宗教信仰的人们，被污蔑成“邪教”信徒，在大规模的镇压和迫害中死于非命。在政治上，对追求中国宪政自由民主的人士进行抓捕，草草地履行了独裁司法的程式后便将他们投进了监狱。

每一次政治口号的出笼，都给广大的弱势民衆带来精神上的折磨和生活上灾难。秩序与稳定并不是以某个政治集团及其党魁在相当草率而缺乏思考能力的心智下，所设计出来的一相情愿的安排。这种秩序与稳定在司法腐败与执法堕落的打压下，终将遭至国民的拒绝。相反，却会得到“党和国家”权贵们的青睐。因为，在社会中这种秩序与稳定必须以一种命令与绝对服从的关系作为基础。因此，在命令与绝对服从的关系或在等级森严的结构中，“党和国家”的意志，从而最终是某个最高权力机构的意志，决定着每一个个体国民所必须要做的贡献及其命运。

然而，真正的秩序与稳定的社会局面，其含义完全源于这样一种信念：只有权力机构意志之外的，同时是源于国民正常生活中所认同的“自生自发”的力量才能够创造出良好的秩序和稳定的社会环境。也就是说：必须还政于民，必须在自由精神的指引下，同时依法──这种法律是源于广大国民所认可的；也是专门为广大弱势国民服务的法律──让国民以民主申诉的方式对现行制度进行彻底的变革。只有这样，良好的秩序和稳定的社会环境才能有可持续性的发展，国民才能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安居乐业。

良好的秩序和稳定的社会环境是源于广大国民所认同的自发性能量；而由此能量不断源源地持续迸发，才能保障中国社会不断发展的文明和确保经济繁荣的可持续性的稳定。它同那些由某个政治党团及其党魁用专制独裁的霸王权力通过把一切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因素各置其位；而且指导并控制其运动的方式而确立起来的秩序与稳定更符合人性，同时更为社会和国民所接受。

在21世纪已形成的多元主义的社会中，每一个具有自由精神的个体国民都不会再把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所颁布的政治口号作为金科玉律来顶礼膜拜了。也只有那些匍匐在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统治下的犬儒似的所谓知识份子；在捍卫极权原则以及恐怖政体的效忠下，在背叛了自己的良知以及自由精神和独立人格的理念下，才会做出为虎作伥的低能的政治行为。

民主论坛

2006年11月5日，69岁的萨达姆因杜贾尔村案被判处绞刑。这一条，包括老萨的其他反人类的罪行，都应该被列入2006年的十大国际新闻之一。

伊拉克高等法庭正式宣布，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因杜贾尔村案被判处绞刑。其中，萨达姆因为反人类罪被判处绞刑。

其他被判刑的还有：巴尔赞-易卜拉欣-提克里蒂：萨达姆表兄，前情报部门负责人——绞刑；阿瓦德-哈米德-班达尔，伊拉克前革命法院院长——绞刑；塔哈－亚辛－拉马丹：前副总统——终身监禁；3名参与”杜贾尔村惨案”的复兴社会党成员：阿卜杜拉-卡齐姆-鲁瓦伊德；米扎尔-阿卜杜拉-鲁瓦伊德；阿里-达伊姆-阿里，都是15年监禁。

根据伊拉克法律，判决结果公布后，萨达姆有权向由9名法官组成的上诉法庭提出上诉。但一旦判决结果最终确定，则必须在30天内执行。

已经不是三十年，而是”30天河西，30天河东”了。

一旦结果最终确定，必须在30天内执行判决。

老萨绞刑，就是让独裁头子金正日们害怕，比如卡斯特罗和查韦斯也应心怵，毕竟这个世界上属于他们这些黑暗势力的日子不多了。

人们需要是自由、民主、法治，需要政府保障人权，人权是天赋的，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而非凌驾于人民之上。

看看越南，就知道什么叫推进式民主了。

据2006年10月出版的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第44期报道，越南共产党电子报近日获准创建党与人民直接对话频道。据报道，首次网聊预计在11月份举行，越共最高领导人可能被邀请与民众进行”在线对话”.实行定期化后，每个星期都要举行。越南共产党电子报总编陶维括说，随着网聊在东南亚的流行，越南领导人也决定要通过网络与民众建立双向的交流模式。”其目的是提高思想工作的说服性，扩大民主”.越南的结果肯定与朝鲜不一样，金正日的结果大家可以看到。

老萨已经做出一个”榜样”给小金看了，小金们若再不”悔改”，地狱就近了。

今日的世界，还有一些国家保留绞刑，能够让老萨试一下，他应该感到”荣幸”，因为世界上很多超级反人类的独裁者已经死了，比如毛泽东，比如斯大林，他们都是独裁者，强权政治家，都曾经因内部阶级斗争和镇压而使本国军民死伤数众多，实施过更多残暴的杀戮事件，当时的国情却不能对罪恶滔天的他们实施死刑，真是太便宜他们了。

现在万幸的是，前一个反人类的独裁者倒下，后一个要倒下的反人类独裁者就是小金了，恐怕此刻的小金正在如何不走向自己的末路……

本月5日，伊拉克高等法庭宣布将犯有谋杀罪与反人类的伊拉克前总统处以绞刑。如此，人们不能不得出结论：萨达姆先生要死了。

本来，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死着很多的人。我没有注意这方面的统计数字，可能这些数字将会是很大的吧？人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生老病死，本很寻常。死亡是任何一个现在活着的人都必须面对的一课。因此，死一般说来也不是什么稀奇古怪之事。但是，今天我所说的这个人的死却是特别的死。他被法庭处以绞刑，这就是说如果判决最终生效，他将被人用绳索勒死。这样的死不能算正常的死，这样的死也应当让人觉得是很残忍的。这个人为什么落到这个结局呢？他曾经权倾一时，威风八面，位高权重，被人们视为神祇一样的伟大领袖，就像中国的毛泽东一样。他通过政变而获得执政地位，是一位闻名世界的独裁者，强权政治家。他曾经发动过二伊战争，致使本国军民死伤数十万人，损失财产上千亿美元。在他强权统治的国家里发生过许多残暴的杀戮事件。诚然，他并非一无是处──所有的独裁者也都一样，并非除了罪恶还是罪恶，或许他也做过一些好事，他也为他的国家作过一些有益之事，但总的来说，他的独裁统治确实重伤了伊拉克这个国家。如今他的国家的法庭已经对他作出了对他极为不利的判决。

是的，萨达姆先生要死了。伊朗政府的发言人说他的死是令人幸福的事情，这可真是奇怪，他人之死竟成了自已感到幸福的事情。哦，那些深记着仇恨的人仍然视他为仇敌。中国网络上的那些莫名其妙的愤青说他的死是光荣的死，因为他是伟大的民族英雄。我不知道，这位英雄给伊拉克人民带来过什么好处，以至于他可以被伊拉克人称为英雄。也有不少人在叫着萨达姆的死是大快人心的事情，因为萨达姆是当今世界的大独裁者之一，一生犯下了很多的反人类罪行，理应被处死。一个人的死竟可以引起这么多不同的反应与观点。

我呢？我，一个中国作家，一个软弱的中国作家怎么看待萨达姆先生的死呢？

我以为：我不为萨达姆先生的死感到开心，我没有开心的理由，但我也不为他的死而伤感，因为他不值得我为之伤感。我有点觉得遗憾，理由是作为一个生活在20世纪的政治家，他虽然聪明、勇武，但不明智。如果他是真正明智的，他不应当去做那些真正伤天害理的事情，残酷压制本国人民，摧毁本国经济与文化，他也不该动用军事力量去侵略邻国，以致造成数十万军民伤亡，本国受战争重创与全面制裁。

他的死尽管让人觉得遗憾，但确是一种历史的逻辑性的安排与结果。

他的死向人们提供了一种警示，尤其是向那些至今仍然死抱专制独裁理念的人们提供了一种足以令他们无法忽视的警示：在当今世界，犯有反人类罪行是可能受到正义人类的严厉追究的。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应当好自为之，负有重大责任的政治家们更应自重。

萨达姆先生要死了，如果死是不可避免的话，就让他死去吧。这个人给人们留下的教训人们不可能不记取，在人类历史上，这个人也将以他的思想与行为写下笔迹浓重的一笔，这一笔之中有着较多的肮脏，这是最为令人遗憾的。

民主论坛

结果，不知道怎么回事，为难的港府却没能按照中国政府的要求将人押回国内。看来，特首曾荫权先生颇费了一番脑筋，结果是贾先生离开了香港这一是非之地。贾先生尽管暂时安全去到泰国，但应当说他尚未真正安全，因为，对之紧追不舍的中国政府必然仍会对泰国政府施加压力，必欲达到其抓捕“罪犯”的目的。接下来，泰国政府怎么办呢？世界各主要民主国家怎么办呢？有关各方势力又怎么办呢？戏剧将继续上演，远远未到落幕的时候。

我，一个失意潦倒的文人，自称是当代的莎士比亚，自称是还有点正义感与良知的人，我想我在这场戏剧之中注定了只能是一个观衆，而且是一个有着自已眼光的观衆.这个眼光自我的近视眼中发出，远没有那些聪明人看得远大、深透。我只想依着我的想法，向我可能有的一些读者谈一点我的个人看法。

贾甲先生是原中国山西省的一个科技专家与一个科协组织的官员，他在随访问团去台湾访问的时候脱队，宣布脱离中国政府的控制，并且欲向全世界证实正在中国大陆发生的退党大潮。台湾的陈水扁政府大概是出于不得罪中国政府的目的，将贾送至香港。台湾政府的意思很明确，这件事是你们中国的事情，应到你们中国去解决，香港是中国的特区，自然，应当将贾先生送到那里去。这样一来，台湾政府既不得罪中国大陆政府，又不违反国际的有关人权公约──谁都知道在目前中国专制政府的统治下，一个公开反对专制的人士将会受到怎样的处罚，台湾政府可真是聪明，可这聪明之中却难免带有许多的道义丧失与令人遗憾。

贾先生无奈地去了香港。香港是中国全境内多少有一些自由的地区，此次贾先生能够平安地经由香港去到第三国，港府应当说是做了一件有良知的事情。无论日后，中国政府如何加罪于港府与特首曾荫权先生或其他人士，在此事件中帮助贾先生脱险的人们总应当得到坚守正义的人们的赞赏。

我认为：贾先生作为一个中国公民，他自有权利走向他认为自由的世界，他自有权利向世界讲叙他的观点。至于他所讲的内容是否正确是否符合事实，这是一个人们必须对之进行评判的问题。中国政府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没有必要兴师动衆地去打击他、抓捕他。要知道，在当代资讯世界，人们不再生活在黑幕之中，人类社会生活的透明度越来越高，所有组织与人的言论与行为都将暴露在公衆面前，全球人的目光可能将在短时间内聚焦于一件事情，比如，美国选举总统，或者北京举行奥运会，至于贾先生出走逃离中国这件事情，相信也会有无数的人在关注着。因此，所有相关各方的言论行动都将为人们所关注并为人们所评判。

中国政府应当按照国际公认的规则，根据普世价值观，根据相关国际公约来办事，而不可一意孤行地依其有严重缺陷的国内法来办事。当其国内法与国际法相冲突时，应按照什么来办呢？结论应是明确的：按国际法办，除非声明保留的除外。现在贾先生只是行使他的言论自由权利与作出他个人的选择──流亡国外，中国政府有什么理由对其严加追究与处罚呢？在现代民主化大潮已然涌遍全球的情势下，希望中国政府明智地富有远见地尊重国际公认的准则，尊重并保障中国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尊重并保障中国公民的其他基本权利。贾甲先生是中国公民，他理应享有这些权利。中国政府没有理由在全世界面前再次展现自已不尊重人权不遵守国际法准则的不明智的做法与形象，如果，中国政府执意于那么做，我也只能遗憾地为之叹息一声：怎么能继续这么做呢？

让寻求自由的人们自由，让不自由的人们得到自由，这是包括笔者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希望，也是贾甲先生的希望。我相信，这也是中国政府之中相当多的人们的希望。即使是那些现在仍然有些过时坚硬僵化的思想的人们也会想到：时代确实不同了，是到了中国人民拥抱民主自由的时候了。所有的人都需要自由，奴役他人的人因其受他奴役的人不自由也不会感到自身的自由──因为压制自由的结果是冲突，在冲突之中苦苦挣扎的人不会是自由的，压制者与被压制者同样如此。

停止那些视人们为敌的愚蠢做法吧。宽容地对待所有人，给人民以最充分的自由，这是使中国人民获得真正解放的前提。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一个逆时代潮流而动的人能够得到好评，不管他生前多么威风八面，历史终将只会青眛那些真正为他的祖国与人民真诚服务的人，而唾弃那些反人民反民主反自由一意孤行的独裁者。

民主论坛

2006年8月初爆发的“欣弗问题药”事件余波未了，11月1日晚间，肇事企业安徽华源生物药业有限公司原总经理裘祖贻，在公司办公室自杀身亡。知情人士透露，在裘祖贻自杀的当天，有来自黑龙江的“欣弗问题药”受害者家属到华源药业要求赔偿，并且点名要裘祖贻出面解决问题。公司工作人员拨打裘祖贻的手机告诉他此事，但是裘祖贻一直没有露面，后来再拨打他的手机便一直处于关机状态。晚上，有员工发现裘祖贻的办公室反锁着门，把门打开后发现，他已经在里面自杀身亡。根据其留下的遗书，自杀原因很可能是承受不了“欣弗问题药”事件的重压。“欣弗问题药”在全国共造成近百人不良反应、11人死亡的严重后果，是2006年继“齐药二厂”事件后引起轰动的又一起假药悲剧。

裘祖贻死了，但问题并没有就此结束，他把问题留给了我们。

裘祖贻自杀的消息传出后，掀起“欣弗问题药”事件的第二轮冲击波，有人认为假药本来就是中国医药界的悲哀，而裘的自杀更是个悲剧，这样的事情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医药界一位资深人士在得知他自杀后认为，尽管裘祖贻对“欣弗”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实在想不到其最后竟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裘的自杀当然是个人悲剧，但同时也是社会悲剧。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不是死于自杀而是他杀——是一个有问题的社会最终导致了他的死亡。有人认为“欣弗”事件集中暴露的是体制之弊———如GMP认证、药品质量监管制度、药品流通体制等等。以后者为例，虽然“欣弗”的成本仅为2元左右，出厂价2.7元，但政府定价却高达39元，正是因为有这种制度性的巨额暴利，该药受到药商青睐，不仅造成了“欣弗”在批发市场上的大量流通，而且通过“处方回扣”等手段刺激了医院对该药的无度使用。这样一来，药品质量一旦出问题，事后的有效监管、危害控制变得异常艰难。

如果从更深的视角来透视裘祖贻之死，就会发现问题并非仅止于此。中国本来是一个没有法律传统的社会，一个几千年来依赖道德力量维系基本社会秩序的社会，在二十世纪末市场化转型后，法律秩序没有建立起来，仅有的道德秩序也在物质贪欲的冲击下彻底崩溃，从而导致了假冒伪劣产品在市场上的疯狂流行，以至于中国成为世界公认的最大的“造假工厂”。在这个背景之下，生产假冒伪劣产品非但没有很大的法律风险，从道德上也不可耻，非但不可耻，还可以因造假而致富、因致富而光荣、而成为受社会广泛尊敬和羡慕的成功人士；造假都可以自豪，那么制造质量不合格产品就更加不是什么可耻之事了。客观的说，不管是齐药二厂的假药事件还是欣弗假药事件，都不是偶然的，他们都是当下中国法律与道德双重缺失的社会现实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所不同的，是发生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是谁成为无法预料的受害者。齐药二厂假药导致的43个死亡者和欣弗假药导致的11个死亡者，表面看来直接死于假药，而这两个厂家的假冒伪劣药品得以出笼，又是对企业内部管理制度的放弃。在企业制度松弛的背后，其实还有更深的病根。假药直接杀死的人其实和裘祖贻之死一样，都死于社会问题的长期共谋。

假冒伪劣产品已经在中国残忍的杀死了为数众多的无辜生命，但因制造假冒伪劣产品而自杀谢罪的，裘祖贻还是第一人。因为管理不善导致自己的企业生产假冒伪劣产品而选择自杀，行为背后是巨大道德压力，是内在的道德自省和道德实践的勇气。在此之前我只看到过日本养鸡人将染病鸡只流入市场而羞愧，上吊自杀，也看到韩国一对夫妇将劣质饺子馅流入超市而羞愧，双双跳入汉江自杀。我坚决反对一切自杀行为，希望人们勇敢面对自己的社会责任而不是以死亡来逃避，但我也从其极端行为中看到了另外一个总被中国人忽视的东西，这就是是企业家沉重的社会责任，肇事者以特殊的方式向人们诠释了这个中国人还不太熟悉的主题。我从裘祖贻的自杀中当然也看到了人性善良的萌芽，但我并不欣喜，因为我宁愿看到中国人以其他方式宣布人性的回归，比如以自觉生产合格产品的方式，以自觉拒绝生产假冒产品的方式。

2006年11月6日

作者为作家，现居中国。
──《观察》首发

中共中央最近把构建和谐社会的口号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甚至著名学者秦晖先生也称赞：“难得的全民共识”。的确，如果说和谐是一个社会的理想状态和追求目标，大概没有人会提出异议。但是，和谐应该有具体的内容、直观的参数、详尽的指标。社会和谐首先是政治和谐，如果一个社会存在大量的政治反对派，并且他们的政治理念无法通过正常制度渠道得以宣泄，特别是这种宣泄表达无例外的遭受执政者强力打压的时候，这个社会就成了一座骚动的火山，我们怎么能指望火山一样的社会是和谐的呢？

笔者最近走访了全国的几个地方，结识了不少异见人士，从他们身上，强烈感受到了被压抑在和谐表象之后的那种历史的冲动。这是一股可怕的日益增长的力量，如果得不到及时的释放，用不了多久，它就要冲出火山口。当这个时间来临的时候，这个世界以及统治者们掩耳盗铃一厢情愿的“和谐”之梦，都会在一个早晨灰飞烟灭。

郭起真：决不出卖自己的良知

郭起真是我的当事人，今年五月，他因撰写批评当局的文章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随后被判刑四年。郭起真是真正的草根阶层，他原来是一名文化水平很低的普通职工，12年前因为单位领导诬陷，被判刑并开除公职。失去生活来源并持续多年的上访，使他沦为赤贫，一家三口靠妻子给人家织毛衣挣300块钱糊口。郭起真在长期的上访过程中，逐渐认识到造成他的司法冤案的不只是几个败类官员，而是有着深刻地制度背景，他逐渐走出了为自己维权的框架，不仅为像他一样的冤案受害者呼吁，而且还撰写了大量文章揭露批判大陆司法制度以及社会政治制度的幽暗和不公。从2000年起，他大约撰写了400多篇这类文章。这使他由一名普通的冤案上访者成为一名人权工作者，一名网络作家。并最终付出了相伴铁窗的代价。

我在承办郭起真的案子过程中当局，通过特殊渠道得知沧州当局其实希望和郭起真妥协，他们还给了郭20000元医疗费，在郭入狱之后，还通过中间人协调，希望郭能答应他们的某些要求以换得出狱，甚至还可以恢复工作。凭心而论，郭起真家里有个上中学的孩子，夫人没有工作，这个条件太有诱惑力了，以致于作为律师的笔者都劝他在坚持不认罪原则的前提下接受妥协，但是，郭起真拒绝了。他在法庭上发表了两个多小时的演说，坚守自己的良知和气节，痛快淋漓地宣泄了对这个政权的指斥和蔑视。当被宣判判刑四年时，他微笑着说：“不就是四年么，历史会证明我无罪，历史会清算这一切！”

郭起真，这个草根知识分子的决绝的姿态，标识了一个时代的精神高度，让所有渴望自由、自尊的灵魂“高山仰止，景行景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黄琦：随时准备再次入狱

黄琦，天网创始人，四川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生，2001年6月4日入狱，坐满五年政治冤牢后出狱，立即恢复了《天网》网站，《六四天网》现在依然是国内最大的维权网站黄琦当年入狱，我写了一篇评论文章《成都市中级法院判决黄琦的两个死穴》，黄琦认为这是“黑夜里而不是天亮前”的文章，为此我们结识，并成了好友。认识黄琦后，我慢慢了解到他其实只算个维权者，并不是民运人士，当年四川当局因为他的网站上出现中国民主党的章程而判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实在是冤枉。因为他直到出狱以后，都跟民主党、法轮功等政治异议势力保持着距离，他甚至对维权泛政治化的倾向保持着高度警惕，他的《天网》网站不跟风，不煽情，不党不私，公正无偏。

对前一段时间海内外媒体爆炒的绝食维权、九评三退、苏家屯活摘器官等“新闻事件”，《天网》保持了可贵的冷静、客观的立场，《天网》网页上几乎没有出现一篇这类的文章。黄琦不是新闻科班出身，但是他的《天网》却严格遵循了新闻客观公正的品格。天网只做一件事，那就是公正客观的报道新闻事件，推进大陆民间维权运动的发展。用黄琦的话说：“天网只做实事，不当演员。”

黄琦说到了，也做到了。他的《天网》网站上每天都在报道各地的维权事件，他还实际帮助当事人进行维权，今年6月，《天网》网站帮助六四死难者周国聪获得首例赔偿，突破了当局对“六四”不谈判不赔偿的禁忌，成为轰动海内外的新闻事件。黄琦还有超前的政治意识和卓越的政治智慧，他通过运作台湾民进党介入大陆泛蓝联盟成员张起遭受非法逮捕事件，第一次将民进党拉进大陆事务，用人权和民主这两条绳索将这个渐行渐远的台独政党拉回到关心民族的共同命运中来。有个资深政治学者说，单凭这一点，黄琦就可以记入史册，标榜矢志维护国家统一的大陆政府就该给黄琦发一枚一吨重的勋章！

但是，黄琦不但没有可能获得勋章，而且24小时被监控，时常被骚扰，他家里被安了窃听装置，煤气罐也居然会莫名奇妙自己开了。当地一位民运人士甚至预言，最多三个月，天网将再次被封，黄琦也要再回到监狱里去。对此，黄琦一点都不在意，他甚至给我一个他的律师的电话，并说，“如果我进去了，你就找她，继续把事（指大塔维权）做下去。”我不明白四川当局对这个没有政治倾向的维权者何以如此？在物欲横流的今天，这个人独自支撑起一个网站，不收一分钱，义务为社会提供维权服务，干着本应该政府干的事情。这是我们社会的健康力量啊，如果我们把这样的义人都投入监狱，我们到哪里去找和谐？

姜福臻：居斗室而无忧

姜福臻先生是我的青岛老乡，早在78年就投身民主运动，是民主墙时代的资深民运人士。“六四”之后他被判刑七年，出狱后丢了公职，他虽然通过自学取得法律本科文凭，但是政府不许他从事法律服务，他也就作不成律师。因为山东教师任自元案件，我跟姜先生有一面之交。今年以来，我发现做礼拜的教会离姜先生的书屋非常近，就经常和同事去坐坐。欧阳小戎来青岛的时候，我们还一起吃过一次饭。姜先生给我的印象非常好，他五十出头，一口青岛话不急不徐，温和宽忍，脸上时常带着微笑。在北京出差的时候，遇见山东老乡王金波先生，金波提到姜先生，说他最近离异了。我很吃了一惊，回到青岛后就去看他。姜先生的书店只有15个平米，到处塞满了书，顾客来来往往，里面就坐不开了。姜先生抱歉地搬了一条掉腿的长凳在门口请我坐，因为没有可能烧水，他倒了一杯可乐给我。姜先生没等我开口，就说，他离婚了。房子和其他财产都给了妻子，他只带了一台就电脑和这些书搬出来了。我心里一酸，问：“那么艰难的日子都过来了，怎么现在又离婚？”他苦笑了一下，生活嘛，很多事情说不清楚的。我决定进他的卧室看看。这是一个五平米的房间，除了满屋的书，还能放开一台旧电脑，然后就是一字排开的三个凳子，那就是他的“床”了。

我问：您就睡在这里？冬天怎么办？

他还是微笑着说：无非加条被子嘛。

这么窄的“床”，根本无法翻身，晚上睡觉摔下来怎么办？我刚要再问，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姜先生告诉我，这个小房子租金一年15000元，明年要涨到20000元，我看到他满屋的旧书也不一定值这个价钱，就问，这么贵的房租，能挣出来么？他说，主要是租书，基本能糊口，大部分交房租了。

姜先生居住的是真正的“斗”室，15个平米，还要开书店，两个人进来都转不开。但是这个满腹才华的工人知识分子却居斗室无忧色，身无分文，心忧天下。我们时常在民主论坛上读到他那些忧国忧民、才情激扬的文章，但是我们哪里知道，这些文章居然是在“斗室”里写出来的啊。但是，仁爱、慈祥，时常微笑着的姜福臻先生却让我明白，这是他自己的选择。在这样的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当天纵英才的他选择了献身社会理想的时候，他也选择了这个“斗室”，这是他的命运，也是他的光荣。

和谐社会，如果不能把郭起真、黄琦、姜福臻这样具有社会理想和道义担当的知识分子包含在内，所谓的和谐只能是猪圈里的一团“和气”。这将是个沉闷、腐烂的泥沼，因为它拒绝了清流，它也拒绝了新生。

2006年10月29日于青岛
首发民主中国

临近十七大，中共官场内斗波谲云诡，曾经不可一世、呼风唤雨的上海帮随着陈良宇的轰然倒台而风光不再。尚沉醉于出版文选之快意的前任党魁江泽民，面对胡温新一代对其势力集团的大打出手，只得俯首默许而不敢说不。江泽民深谙“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官场潜规则，有心恋栈的他挖空心思在离任之前设计出政治局常委的九人决策体系，以图继续操控中国政局。在政治局常委会中占据有五人席位的江系人马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力可谓天下无敌，虽说江泽民已于几年前就让出了党魁的宝座，但其继任者胡锦涛至今仍然无法确立在中共党内的核心地位，这被外界广泛认为是上海帮掣肘的结果。

陈良宇一经中纪委查处，上海官场里的人便如热窝上的蚂蚁，唯恐逃之不及。然而，这却并非外界最为关注的，最能够吸引外界眼球的当属黄菊以及江泽民之子江绵恒的命运。据有关媒体报道，陈良宇一案牵涉范围极广，黄菊夫妇和江绵恒均卷入其中，陈良宇被宣布解职以后，一些传言便沸沸扬扬、不绝于耳。作为上海帮核心成员之一的陈良宇敢于明火执仗地去挪用巨额社保资金，仅仅凭借他一个人的政治地位，是难以让人理解的，有更高层官员涉案不但不足为怪，而且理所当然。香港《动向》杂志在上月爆出了黄菊请辞的消息，这使外界更加明晰了他在上海社保资金案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因为和前任党魁江泽民如胶似漆的关系，包括陈良宇在内的一大批上海帮人马有恃无恐、为所欲为。对江泽民余威的过度倚仗使得陈良宇等人目空一世，将上海建立成一个独立于中央政府之外的独立王国，对胡温的发号施令置若罔闻，甚至于公开对抗。陈良宇的表现也许早就为胡温所注意，并有杀鸡儆猴之心，苦于其他江派政治局常委之不合作而无能为力。如今十七大日益临近，新的权力格局充满悬念，吴邦国和曾庆红并不想因为年龄原因而从此退出中共的政治舞台，为了不在胡锦涛的心目中造成过于对立的印象，他们势必在某些问题上给与一定的妥协，这样既能维护最高领导层的团结，又能保存上海帮的势力。

众所周知，曾庆红是江泽民1989年到中共中央赴任时从上海市委带到北京的，因为在剔除“杨家将”和搬倒陈希同事件中功勋卓着，所以，他曾被广泛视为江泽民的心腹。外界一直盛传胡曾不和的消息，但在此次陈良宇事件中，曾庆红和吴邦国却义无反顾地和胡温站到了一起，这被认为是胡温能够在今年赶下陈良宇的重要原因。几年前查周正毅案时，中纪委几乎空手而归，除了轻判周正毅之外，没拔掉陈良宇的一根毫毛，也许正因为此事，上海官场的腐败才更加肆无忌惮、愈演愈烈。曾庆红是中共党内具有太子党背景的人物之一，他在江泽民上任后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树立了他老谋深算的政客形象。曾庆红在政治局常委的排名中仅为第五位，外界却普遍认为他的实际权力要比其排位高，他的国家副主席一职虽无实权，但其政治影响力却不能低估。陈良宇涉嫌贪污腐败而被立案调查，据说曾庆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起到了主导作用。据路透社报道，曾庆红已经得到了胡锦涛的任命，为明年中共十七大的召开做日常准备工作。

曾庆红能获得胡锦涛如此信任，是否因为他在查处陈良宇一案中深得胡锦涛欢心，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他对中共政坛的政治风向有着敏感的触觉，并不像陈良宇等人一样死抱江泽民这一棵大树。陈良宇出事之前，有杂志曾披露胡锦涛要曾庆红在十七大时退出权力最高层的消息，如果消息属实，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把曾庆红的政治转向看作是和胡锦涛的一次政治交易，因为他们之间既明争暗斗，又互相依赖，曾庆红可以凭借胡锦涛的支持而在十七大后继续留任，胡锦涛则可以凭借曾庆红的协助来铲除权力炙手可热的上海帮政敌，因此，打倒陈良宇一战，胡曾二人可谓是“双赢”。面对日益膨胀的地方势力，仅仅拿下陈良宇也许并不能让胡锦涛安然入睡，一大批的江系人马依然对胡锦涛虎视眈眈。为了能够在今后更好地实施自己的政治举措和树立自己的政坛权威，胡锦涛必须拉拢手腕灵活的曾庆红作为自己的得力助手。

陈良宇下台后，上海官场已经是风声鹤唳，黄菊、江绵恒更是胆战心惊，唯恐祸及吾身。天子脚下的北京也出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气象，有媒体报道，中纪委在向上海派出200人的反腐调查队伍之后，近来又向北京派出多达300人的调查队伍。下一个目标是谁令外界揣测不断，从这种架势看，不是针对王岐山和刘琪，就是针对前任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适逢中国高官频频落马之际，国际反贪局联合会10月22日到26日在河北举行了首届年会，胡锦涛在会上的讲话更是把反腐败列为当前的首要任务。权力斗争是专制社会的必然产物，胡锦涛有关反腐败的讲话虽然掷地有声，但能否付诸行动还有待观察。在派系林立的中国官场，要想彻底地反腐败或者进行改革，必须扫清一切政治障碍，因此，胡锦涛的反腐败即使不是为权力斗争服务，也难免权力斗争的成分。

曾庆红虽然和胡锦涛暂时结为政治同盟，但两人并非真的情投意合，两人的合作也许仅限于能够给双方都带来政治利益的领域。黄菊和贾庆林也同属上海帮成员，虽然外界对黄菊涉上海社保资金案、贾庆林涉远华走私案都深信不疑，但胡锦涛的“反腐败”之火却不太可能向他们二人延烧，至多是让他们在十七大之前退出中共核心领导层，然而，要达到这一目的，胡锦涛不能没有曾庆红的鼎力帮助。可以预见的是，十七大之后，曾庆红将依然是中共最高领导层中的一员，而政治局常委中其他四位上海帮人马的政治地位却岌岌可危。

2006年11月3日

首发议报第275期

因为金正日同志不与胡锦涛同志保持高度一致，“悍然”在我卧榻之侧大放导弹、试爆核弹，使北京当局大失面子的同时，朝鲜也成眼下热门话题。恰好有友人游朝鲜归来，大谈彼邦怪事、趣事、悲事、险事，特撮取其中数则，以博读者诸君一粲。

（一），飞机上的惊和饿

朝鲜高丽航空客机是一架破旧的高丽js155.刚上机坐下，美丽的空姐就发给每个乘客一把纸扇；开始以为是纪念品，看看不像，因为太粗糙。原来是飞机上空调机坏了，没冷气。我乘坐过三十多家航空公司的上百次航机，第一次遭遇到这个发扇子煽风的怪事。

飞机上没有电视，一切设施如座位、地毯、墙纸、厕所等都极陈旧。头顶上的行李箱没有门，是敞开的，让人心惊胆战——怕行李掉下来；坐位上的安全带旧得收不紧，等于虚设。飞机擅抖着升上天空时，麦克风里却响起朝中两国语言：“敬祝我们伟大领袖金正日父亲万寿无疆！”敬求上帝保佑我们一路平安吧！

飞机十一点半起飞，却不提供午餐。动身前海外旅行社就警告说那边食品缺乏，最好多带一些食品去。我还不以为然，可事实确实如此糟糕。看到人家都在吃着自带的东西，我饿着肚子有点后悔。

一小时后，飞机在“伟大领袖金正日领导我们平安到达平壤”的祈祷声中开始降落，在触跑道的瞬间飞机擅抖得特厉害，因为跑道不平飞机又旧，大家吓得紧紧地抱着摇晃的座椅。机场如此简陋：起飞、降落都在同一条跑道，跑道两旁几乎没有先进的安全设施，只有高低不平的玉米地。

（二），手机和相机

出国前海外旅行社头头不断叮嘱我们：“不准带手机、不准带一切出版物。不要乱拍照、听他们指挥。”所以上机前大家都把手机寄存在这边机场。作为手机大国的中国人实在想不通朝鲜为什么严禁带手机？导游说朝鲜没有人用手机，包括有权有势的人。

下飞机时，一个小夥不识相地在安检厅内拍照，照相机当场就被朝鲜警察收走，幸亏导游用朝语不断求情才告脱险。入境後，朝鲜导游也宣布注意事项：交出护照、回程机票，由他们统一保管；不准使用有损朝鲜的政治性语言；不准擅自离队、个人活动；不准随便拍照，更不允许拍不友好场景、特别是军事人与物；不准接触无关人员等等，并威胁说，“出了事，后果自负”。

在板门店参观时，受到半小时的严格检查，纪律更严厉：“绝对不准拍照，除非得到同意；双方哨兵的枪，子弹都上了膛，可能造成死伤！”大家吓了一跳。四个月前我在韩方参观“三八线”，根本就没有这种恐怖气氛。

（三），出入平壤要路条

在进平壤前，我们被一个军事检查站拦住，许多人与车辆在等候盘问检查。一些人又想拍下这个场景，马上被导游严厉阻止。导游下车出示自己证件和一张外宾特殊通行证後，军警就让我们的车子通过了。路边的许多的人都向我们投来羡慕的眼光，原来朝鲜人不能随便进出平壤。能在平壤居住、生活的，都是衷心爱戴金日成父子的模范百姓；而那些出身不好，类似中国四类分子及其家属的，便没有资格在平壤居住甚至出入。即使援朝的中国人，出入平壤也要有关部门开的路条。

（四），星级宾舘的奥妙

在朝鲜是四天住四星级的“西山宾馆”，一天住五星级的“羊角岛宾馆”。朝鲜的涉外星级宾馆都设在青山环绕、风景优美的丛林中，其目的是为了彻底把游客与朝鲜人隔离开；为此，不管到什麽地方参观，再远的路也要赶回来。就像中国文革年代让少数能到中国的外国人住在高级宾舘、华侨饭店，伴随外宾的只能是外事人员和公安人员，普通中国人是不允许进入这些场所和外国人、华侨接触一样。草木皆兵的朝鲜人，比当年中国更讲政治安全，对谁都不放心，连友好的中国人也要被隔离、监督如保护。

三十多层的豪华宾馆，静悄悄的，死气沉沉。宽大华丽的大堂空空如也，停车场只有五辆旧车。宽大豪华的餐厅有四十多张圆桌，但只三张桌子有客人，二桌中国人、一桌阿拉伯人。电视在播放朝鲜革命样班戏“阿里朗大型团体操”，金正日同志的语录在一条条地朗读着，一个女兵激昂地唱着《我们的将军天下第一》，“最高司令官金正日将军，第一呀！第一呀！啊！天下第一！”又有男女军人舞，配的文字是：“先军文化、先军时代是实现新变革的创新时代”、“以金正日同志为主体的先军思想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总方针”。所谓“先军思想”是金正日所创新的马列主义，打破了传统的共产主义理论，把军人排在工农前面。他认为，朝鲜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军队不仅夺取政权、保卫政权，还建设政权，朝鲜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建设应以军人为主导。

在接受了半小时的政治教育后，服务员开始上菜，遗憾的是菜与环境完全不匹配，三种朝鲜泡菜、一盆碎肥肉、一盆油炸鱼块，一大碗没有多少米的薄稀粥、十几只掺苞米粉的馒头。一些有所准备的人拿出国内带来的食品，而我只好半饥半饱地退席，真是刹风景的一顿晚歺.

进了客房，床上没有席梦丝，硬绑绑的；电视机、空调都是中国八十年代产品；旧大衣厨，连门都拉不开；冰箱空荡荡，没有一点食品与饮料；没有介绍旅馆的手册、没有笔、没有纸；卫生间里有一卷中国六十生代生产的、发黑的卷洞草纸，二小块发绿的、搓不出泡沫的再生肥皂，水温始终调不高。盖着又硬又旧的被子一夜没好睡，想看电视解闷，可是这国家只有一个朝鲜语国家电台，翻来覆去播放着一个内容：伟大的老金是再生父亲、小金是二十一世纪的太阳等。

（四），翻版文革

第二天刚亮，我就偷偷走出大堂。在宾馆大花园里碰到昨晚在电梯里不敢和我们打招呼的几位广东同胞，他们也在晨练。他们不敢开腔是由於见了我们的导游，过去曾经跟随过他们的安全局人员。他们是佛山的技术人员，受广州外贸局派遣来朝援建制糖厂，住这里已有一年。他们警惕地四周观察，发现没有人才与我交谈起来。虽然他们住在星级宾馆，但吃得差、没有自由，过着软禁一样的生活，没有手机与国内亲人通话。实在想家、想回国。可是有三年劳务合同，又不愿放弃较高的工资，所以每天只能像木偶一样耗着。每天工地、宾馆一条线，陪同他们的翻译和朝方安全局人员几乎寸步不离，只有晨练一小时半是自由的，因为这时候二位跟屁虫还在睡懒觉。这西山饭店工作人员大多是国家安全局派来监督外国人的，而且每个房间都有探测器、窃听机。

他们说：“这里一切都是学中国文革一套，是文革翻版，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人人带毛像章，他们带金家父子像章；我们天天读语录，他们也读金的名言；我们把毛泽东比作红太阳，他们把金正日比作二十一世纪太阳；我们唱”爹亲娘亲不如毛xx亲“，朝鲜人叫金日成做”爷爷“，叫金正日做”我们的父亲“；我们有八个样板戏，他们也有四个样板戏：《血海》、《卖花姑娘》、《党的好女儿》、《金刚山之歌》；总之什么都一样。这里有钱买不到东西，所有食品、日用品都跟以前中国一样，配额定量供应，他们看到当地人排队领各种配给的东西，油、鸡蛋、肥皂……

（五），金日成礼品馆

这次朝鲜之旅完全是一次“红色革命游”、“政治宣传游”和“金家父子丰碑游”。在平壤市中心和各景点，到处都有太阳像、永生塔、纪念碑、丰功伟绩厅。据说每个城市、街道、合作社、企业、单位也都有永生塔，每个朝鲜人都带领袖像章、每个家庭都挂金家父子像，为了时时刻刻要朝拜的需要。游客每到一个纪念地，都要掏钱买鲜花。一把花三十元人民币，等于朝鲜人一月工资，仅在平壤便先后八次被迫买花祭拜。

金日成礼品馆，不但是朝鲜人必去的红色革命教育基地，也是外国人必须瞻仰的圣地。每天从全国各地组织一万六千名农民、工人、学生、机关干部来参观；每个参观者都穿戴整齐，清一色的胸章，妇女们还穿着漂亮的民族服装；男女老少整齐地排在一条主大道上，极虔诚地、鸦雀无声地准备入舘.

外宾不过二百人，优先入舘.进入用黄金装饰的大门，迎面是一座黄金铸造的金日成像，参观者又要列队鞠躬，外国人也不例外。女讲解含着泪花，用动听的普通话说：“今天在这里我们要向伟大领袖鞠躬，衷心感谢金日成爷爷，愿他永生；感谢金正日父亲，愿他永远健康。”前后一队队的朝鲜人都含着泪花，拼命向他们的永生父亲鞠躬。我汗毛根根直竖，我从内心为这些愚昧、痴呆的朝鲜人流泪。

此馆巨大无比，共有二百多个展厅，如果每分钟看一件珍品，需要一年才能看完。每个厅都有同样用贵重木料做的三米多高大门，也都包着黄金；每条长廊四百米，气势宏大。这里展出着179个国家送给朝鲜领袖的二十二万三百五十六件珍贵文物和稀罕宝藏。要论价值的话，朝鲜领袖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但是我们的领袖爱人民，把这些宝藏奉献给朝鲜人民观赏”，可是门票要25元。

女讲解员先带我们进入中国馆，满屋子都是金、银、象牙等雕刻，景德镇名瓷，齐白石、徐悲鸿等名家的画；各种祝金家父子万寿无疆的鹤、松、龙、寿、福；这些都是毛泽东以来中国历届中央及各省领导人每年送的珍宝礼品，足足摆了几十大厅。最令人作呕的是郭沫若赠送的一幅幅诗词，内容就像当年送给毛泽东、江青的一样，马屁连篇，把中国人的脸都丢光了。

综合厅里有利比亚卡扎菲送的黄金腰刀，古巴卡斯特罗送的高级雪茄，伊拉克萨达姆用金阿拉伯文主体思想拼成的金日成头像，西哈努克送的象牙宝塔，胡志明送得用一百只鹤精细拼成的寿字，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送的翡翠钻石；苏联从斯大林开始，历届领导人都送来珍珠稀宝。更使朝鲜人自傲的是美帝国主义、日本强盗、美国走狗韩国领导人，也纷纷向他们的领袖致送礼品。导游说：这说明我们的金爷爷是伟人中的伟人。

（六），朝鲜人拉野屎

朝鲜人可以建高60米、正面宽50.1米、侧面宽36.2米的凯旋门，可以建总建筑面积14.6万平方米、可容纳10万人的金日成体育场，可以建主体思想塔、礼品舘和无数的永生塔、纪念碑、丰功伟绩厅，却不肯建公共厕所，以至於连平壤市的人都要在茂密的树木丛草中随处大小便。第一个早上，我看到一个广东人在晨运时踩了“地雷”；第五天早上，当我们车开过宾馆不远的一处灌木林时，看到四个年轻的女兵都在那里方便。开车三个小时去开城，居然公路旁都见不到厕所，一群男女老少在情急亡下只好不顾羞耻地各找隐敞的地方自求解脱。我好奇地问朝鲜同志：“你们平时大小便也这样随便？”他们大笑：“当然。”

首发议报第275期

世界上最不缺的是理论，最缺是常识。
　　常识说：知人论世，小节可以宽容，因为我们都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大节不可改移，否则世界上就不再有是非善恶。
　　理论却不是这样说的。比如，民族英雄。一个抵御外辱以保卫本民族人民的人，自然是民族英雄。然而我们的教科书差点褫夺岳飞“民族英雄”的称号，因为天下一统，金族早就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了，所以岳飞抗金只是“兄弟阋于墙”，算不得民族英雄。对这样的宏论，似乎只有闭口一途。搞不好还要引出抗金是在搞民族压迫，岳飞是汉族统治阶级的走狗，抗金不利于民族团结，抗金是历史的倒退，岳飞逆民族大融合潮流而动，是反动人物，金朝才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方向，云云。
　　再比如，汉奸。常识说，一个出卖本民族利益的人，自然是汉奸。但是理论不是这样说的。理论说，汉奸也要看情况，在当时的情况下，当汉奸比不当汉奸好。对于这样的宏论，似乎也只有闭口一途。搞不好，还会引出“汉奸也是个人，他也有‘不得已’，为什么不能拿平常眼光来看汉奸？”“汉奸是一种政治品格，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来说，汉奸和非汉奸没有差别。” “汉奸只是‘汉’奸，是你们汉族的‘奸’，出了汉族，他就不是‘奸’”。甚或至于跳出来质问：“换作是你，你能保证自己在那样情况下不当汉奸？”……呜呼。
　　常识说：多么奇怪的逻辑：苛责民族英雄，而对汉奸讲恕道。
　　无论多少人为胡兰成的汉奸事业辩护，我只遵从常识告诉我的：他就是一个可耻的汉奸。
　　
　　常识说，才子也是人，是人，都该遵守人的道德底线。理论说，上帝死了，尼采也死了，所以我就是上帝。要才子遵守道德，那是愚氓对精英的暴政，是道德杀人。常识说，爱情需要忠诚。理论说，庸人才需要忠诚，才子自然有资格风流。才子的精神境界，你们懂什么！
　　然而，无论多少人为胡兰成的儇薄辩护，我也只遵从常识告诉我的：什么才子风流，不过是文人无行。
　　
　　当然，人和文章可以分开来看。可是一个人的文章终究是他思想与感情的投射，人虽不一定如其文，文却一定如其人的。若胡兰成者，一言以蔽之：儇薄为人，儇薄为文。
　　常识说，写文章和做人一样，至要紧的是诚恳。
　　胡兰成自视甚高，而根砥甚薄，女人是他生活的霓裳，文字也不过是他思想的霓裳。兰花指，水袖，描金摺扇，鲜红指甲，半空飞个媚眼，妖妖嗲嗲的唱。人生如戏倒也无妨，文章如戏，实在不堪入目。
　　
　　语言为的是表情达意，而修辞是表情达意的手段，根与本不可颠倒。所以说话虽然不是写文章，写文章首先得好好说话。文言已经有数千年历史，凝练，庄重，优雅，自成规范。白话文草创无过百年，而且是在政治思潮的推动下仓促成形，还借助了不少外来语，本来就先天不足。然而这条路一走上去，就不能够倒退，因为它是乘载现代思想的有效工具，必须努力去完善它，直至能产生和文言一样经典的作品。五四名家的白话文，多少残留着文言的痕迹，及欧化的句法。那是草创时期的必然。而且，语言是有延续性的，白话本身也并不排斥文言。有时，把文言糅入白话使用，还能形成特殊的表达效果。然而要做到这一点，起码要先自由出入于文言与白话之间，而且分寸的把握要相当到位才可。如鲁迅先生，就是一个典范。“胡式”语言却被当成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大创造，好像往文章里塞点“亦”“然”，就风雅起来了，那其实不过是有话不肯好好说，找别扭。在他那个年代，用这样的语言，是对白话文的反动，和对文言文的糟蹋。在我们的年代，再来学“胡体”，说胡话，真是莫可知其何也。
　　
　　佛学是一种极高的智慧，这智慧首先是建立在慈悲的基础上的。佛之说法，是为了渡世人，而不是炫耀他说的法有多么精彩。相反的，如来常说，汝等比丘，知我说法，如筏喻者，法尚应舍，何况非法。法只是到彼岸的筏子，过了河，什么筏子都要放下，没有背在身上走的道理。禅之机锋，也是一种渡人的“方便”，而不是本质。佛祖拈花，迦叶微笑，传的是心印，不是那个拈花微笑的姿态。爱谈禅，也是古来才子之通病，当作趣谈听听就好，倘若真以为随他一起“悟”了，其实是入魔更深。
　　一个儇薄自私的人，一个没有慈悲之心的人，来谈佛说禅，本来就是个天大笑话。如胡兰成者，不过是在“狎禅”。“禅是一枝花”，这题目已经代表了他对禅全部的理解。那枝花，也不过是他戏服上的一点装饰罢了。
　　人们和传统隔膜得久了，就宁可从胡兰成这个不怎么样的贩子那里接受一点变形的、轻灵的、机巧的二手货，也不肯坚忍的去面对经典。
　　
　　常识说，全面看待一个人，决非绝大污点也能视为平常。一个大节有亏的人，却有那么多人急急为之辩解。常识说，小聪明从来是大智慧的大敌。一个全身上下披挂着无数小聪明的人，却有那么多人称之为智者；一个粗通中国文化皮毛的人，却有那么多人称之为大师；一个文言和白话都写得夹缠不清的人，却有那么多人刻意模仿他的文风……看起来，挺像一出荒诞派戏剧。
　　为什么？
　　忽然明白了，因为他“自我”。胡兰成绝对的“自我”。“我”是天地的中心，无论“我”做了什么，都是正确的，合理的，应该的，可以原谅的——不，不屑于他人原谅的。时代正崇尚“自我”，胡兰成自我。他狠，他绝，他坏，他不在乎，他的字典里没有廉耻，卖国求荣在他那里也能演绎成“战难和亦不易”的感时伤世，凉薄不仁在他那里也能演绎成“我与女人，与其是爱，毋宁说是知”的天真烂漫。
　　他自我到使不敢这么自我的人羡慕。
　　
　　胡兰成两件事情都没有做好：一是做人，一是说话。不知道学胡兰成者，到底想学他什么？
　　举世滔滔的是理论，而竟无多人肯老老实实地听常识。

我知道余英时这个名字，已经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一部有关基督教的片子，其中就有余英时的话语片段。我记得余的样子，灰白但是茂密的头发，宽边的眼镜，叼着一支巨大的烟斗，从骨头里透出一种知识分子的清气。余当时说的话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大意是，我们需要有终极关怀，需要对生命有某种敬畏，需要用一种宗教的力量来引导我们此生的行为，从而获得救赎。

大概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便开始有意识的找余英时的书读。通过朋友的介绍，我找到了他的第一本书《士与中国文化》，打开一看，发现初版刊行于1987年，算一算，汗颜，8年之后，我才读到余先生的作品，可见自己视野之狭窄，思维之愚钝和方法之落后。

我如此否定自己，并不是妄自菲薄。多年以来，我们的教育体系灌输给我们的历史观是一种非宽容、非理性的斗争价值，我们的历史学方法更多的则是为某种意识形态服务。到我这代人，历史在我们的大脑里，已经完全堕落为某种公式和某种概念了。余先生的作品，带给我谨慎和柔和的阅读感，这与那些强行灌输的大陆历史教材，真是太不一样了。

2004年1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四卷本《余英时文集》，对于我这样的余英时迷，则是一个美好的福音。这是一个经过了重新编排的版本，以《史学、史家与时代》、《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的题名分类。当然，由于余英时先生的论述经常是会通式的，分类也只能是略以意会，不可能绝对精准。在将这四卷略浏览一过之后，我认为余先生的重要论文基本没有遗漏，可见编辑工作是下过一番工夫的。因而这套书足以使我们较为系统地了解余先生的思想。

不太了解余先生的人可能会认为我夸大了他的价值，我甚至认为，因为有余先生的存在，汉语历史的本体研究才得以保存，他在异国他乡的研究，几乎成为国学的火种。作为钱穆先生的弟子，余先生显然继承了老师的细密与严谨。记得当时读余先生的著作时，我在一大堆考据中穿行，一点不觉得累赘，反而深深折服余先生在那种在缜密的考据中透出的对文化内在本质的梳理。后来，我只在读钱穆和陈寅恪时，才有如此感受。所谓名师出高徒，余先生能师从钱穆，真是人生之大福。细心观察他与钱穆先生的区别，我又发现，余的考据之缜密有钱穆之风，但他洞察的敏锐、学理的深刻，更是具有了世界文明的宏阔体系，因而比纯粹国学的钱穆似乎看得更远。这就是余先生人生又一大幸，先生如果一直呆在汉语体系中，不接受西方学术的熏陶，怕的是很难超越他的老师的。

余先生对钱先生的这种发展，就是他的学术价值之所在。在这里，有一些偶然的因素在主导着学术的发展。所谓偶然，第一层面的含义当指余英时恰好遇到了钱穆这样的大师。有一种观点，传统国学经过王国维，到钱穆这一代人手上，发展到顶点，也正式这个时候，非学术的政治气氛开始弥漫，学术独立研究开始从大陆消退。余英时在这个时候来到钱穆身边，应该说是赶上了最后一趟班车。第二层面的含义则是说，如果余仅仅在汉语体系框架内接受钱先生的耳濡目染，没有世界范围内的学术游历，一方面可能会被国内浮躁的救亡风气摧毁，同时也被浅显的启蒙思潮所遮蔽。

余英时的幸运就在这里，很有可能，他代表着汉语文化里的一个阶段性成果。我曾经在另一个小随笔里谈到，30年代以后的中国，一直到今天，几乎没有产生体系性的文化大师，强权政治和国家危机彻底淹没了几代中国人。但余英时是个例外。反向的联想是，如果余英时没有偶然走到钱先生的身边，或者偶然走到了钱先生的身边，却没有以后的他国留学生涯，今天我们就读不到如此视野的余英时了。

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总结余英时现象，了解余先生的人生之后，我的观点是，上个世纪30年代以后，汉语思想的学术性建设，主要由那些继承了传统国学，同时又有欧美留学经历的华人来承担，比如余英时、夏志清、黄仁宇等。而所谓的大陆历史学界，则是一片荒漠，只留下了一片简单的喧嚣，供后人耻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