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扭亏为盈迎来第二春

有这样一本杂志,常常刊登长达万字以上的超长调查报告,内容严肃,几乎没有照片,黑白印刷。这样一本杂志,每周的发行量达到一百万,并传今年已经扭亏为盈,这不得不说是新闻出版行业的一个奇迹。

这本杂志就是在美国知识界非常有影响力的《纽约客》。有报道说,《纽约客》已经悄悄地,不动身色地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2005年,其发行量增长了4%,达到了105万份,而其高达86%的续订率差不多是其他杂志的两倍。由于拥有杂志的公司是一个私营公司,所以确切的经营数据是不对外公布的。但是,根据业内人士的推测,《纽约客》今年的盈利估计应该是在1000万美元以上。

这个转变,《纽约客》现任主编大卫。雷姆尼克功不可没。他1992年以记者身份加盟该杂志,很快成为杂志内最出色的记者。之前,他是《华盛顿邮报》驻莫斯科的特派记者。他根据这段经历写成的非虚构作品《列宁的坟墓》还获得过普利策奖。

雷姆尼克是个低调、不温不火的人。最近在接受英国《卫报》记者采访的时候,雷姆尼克很谦逊的把《纽约客》的东山再起归结于时代的改变。“在我的主编任期内,世界充满了危机——9.11、伊拉克、阿富汗……”他认为这个时代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人们对严肃、睿智、深度的报道兴趣重燃。

从这一点而言,雷姆尼克是颇有远见的。他上任之初就强调《纽约客》应该恪守并发展其吸引读者的基本要素——真实的、深度的、有争议性的报道。在快速阅读的时代,这一方针已经被许多出版人摒弃,认为现时读者是没有兴趣坐下来,静心读上一篇上万字的,和他们日常生活或许并不密切相关的文章的。但是,“或许他们拿到杂志,在自家的客厅里坐下来翻阅的时候,只会有耐心读一些短小的城市文化新闻。而在第二天早上,坐在上班的火车、地铁里的时候,他们或许就会发现原来伊拉克的战场上发生过了这样的事情……”雷姆尼克这样解释道。

这一策略确实奏效。事实说明,还是有许多高素质的读者对《纽约客》文风独特、调查深入的文章充满了阅读兴趣。

雷姆尼克还是一位政治目光敏锐的编辑。2004年,从不参与美国政界选举的《纽约客》破天荒地表示支持共和党人约翰。克利竞选美国总统。雷姆尼克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认识和关注该杂志。在评价伊拉克战争的时候,他认为美国大部分媒体都在说谎,他不希望《纽约客》也成为掩盖战争事实的一员。在《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越来越缺乏国内和国际报道的时候,《纽约客》的地位变得日益重要。

《纽约客》还宣布,到今年年底将再次更新它的网站,加入更多的视频、音频、Flash与其他和读者互动的功能。《纽约客》将在网站上开辟博客空间,主编亲自坐镇,以此为论坛,与《纽约客》的供稿作家、编辑记者和读者开展讨论。

最近,《纽约客》还推出了两套纪念版的DVD,一版名为《完全的纽约客》,其中共包含了《纽约客》创刊八十年以来所有的文章,共4109篇。

邹洪复:只有对文化敬畏的民族才是最有希望的

现实里常常发现不少重理轻文的人,他们一般重视实用,忽视艺术和理论。记得杨振宁说:"科学和艺术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这说明科学和艺术相融相依,厚此薄彼肯定无益于一个国家或个人全面和谐的发展。其实一个作家或诗人存在的意义在很多时候比一个皇帝还要大,李白所说"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就是这个意思。

人可分物质的人和精神的人,在现实里皇帝要比文人们耀武扬威的多,但从长远看,皇帝的身份是黯然的,也就是活在他们统治下的人们才惦记他巴结他,口是心非地敬仰他。可以说一个国家的成立都比不上《红楼梦》《聊斋志异》等这样的作品深远久长和意义重大。我们为什么不能对这些创造和正在创造着文学的人要有些钦敬呢?他们大多不可能是物质世界里的佼佼者,却是历史长河里滋润一个民族心魂的精神贵族。作为物质的人他们是属于自己的,作为精神的人他们是属于大家和一个民族的。

有句话说:"一个中国人在一起是龙,三个中国人一起是虫。"这话是说中国人喜欢窝里闹,为什么闹?我以为就是统治者所宣扬的”孔孟文化”在作祟,因为孔子讲究"名正言顺",喜欢"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排座次,大家不就是为了位子才煞有介事地闹吗。说山东是儒家文化的重灾区一点也不过分,儒家文化被一些别有用心的御用文人扭曲后来维护封建独裁,成了独裁的文化,中庸的文化,成了泯灭老百姓个性的文化,毫无自由可言。可以看出儒家文化适合人治社会,是以德治国,不适合法制社会,它已经阻碍了社会向现代文明发展。

道德可分公德和私德,而自由是每个人最起码的人权,自由的前提是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是有权利的人,比如孔子学说只强调个人的责任而不是个人的权利,所以有利于专制的统治者进行管理,而信奉孔子学说的国家是独裁者的国家,根本就不是每个人的国家。

在独裁国家,它的百姓还不能叫公民,而大多是奴才的,尤其是精神方面的奴才。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那些独裁者们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给它的人民洗脑。我记得孔庙里面有个清朝皇帝题词,表扬孔子是"生民未有",意思就是把几千年前的孔子也当成他的子民,这皇帝趾高气扬的自恋很无耻很可悲又很可笑,你能看出这话里面有平等存在吗?而有好多人是把这题词当荣耀的,亦是很可悲。

职业本没有贵贱之分,无论是谁,无论在哪个行业做出了成就,我们都应该敬佩他,在国外像巩莉这样的演员是会受到大众比总统还要隆重的欢迎的,而诗人向来就是一个城市最好的名片,是一个时代的精神高度,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届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他们大多首先是一个诗人。记得一个朋友告诉我,在苏联刚解体的时候,他去苏联,那时候苏联人民生活很艰难,他到一个小镇子看到人民都在那里集会,并有不少人轮流上台像演讲似的群情激昂,翻译告诉他说,是他们正在朗诵普希金的诗歌。比如前几年美国诗人桑德堡去世的时候,美国还把他的像印在美金上面。

确实,只有心拥文化精神的民族才是最有生命力的,只有对文化敬畏的民族才是最有希望的。

余世存:谁在同民主作对

很多年前,自由主义跟新左共聚一堂时,经常会指责对方忘了重大的中国和世界问题、命题。辩护当然也是以我们并没有忘为主调,我们早在哪一年在哪一篇文章里谈过这一问题,如此。有一次,林毓生主讲的讨论会上——那是我唯一的一次见林先生,大家又为立场认知吵起来了。有人“检举”或“揭发”新左们不反专制,我看到殷海光的高足,一位慊慊君子样的老人,他本来口才一般,似乎思胜于言,口讷讷若不能言,这时忽然声调刚硬起来,“这成什么话?怎么能这样?专制不反还做什么学问……”大概如此。然后是沉静。

汪晖发言了。汪晖很会说话,他的声音不高,但非常或相当地逻辑有力。汪一说话,大家就仔细地听。这让人印象深刻。汪晖说的是,他没见到谁不反专制,没有人跟民主作对,今天的世界就是暴君、独裁者都不敢公开地说反对民主了。民主专制并不是什么问题了。重要的是,在今天,有更多细碎的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比如淮河的污染,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问题,今天的社会发展带来的问题是多么严重。我们开过几次研讨会,专门研究这些问题……

我当时听了汪晖的讲话,非常或相当地佩服,以至于秦晖发言时反而记不住秦晖的要点了,印象中似乎秦晖是笑着回应了汪晖。当然,今天想到汪晖致力于发展主义的问题解决,涉及治理的革命,似乎他还是没料到有人确实公开地反对民主,像蒋子、康晓子(应该区别于康子康有为那样的儒者)等人那时还没像今天这样亮相。

我有时候想到我的知识界朋友,不免叹息。他们做学问很有些做得“往而不返”的意思,不知道他们是真傻还是假傻?林毓生是对的,再高深的学问都建基于平易健康的人性之上;否则,所谓的学问无非是自欺欺人,而欺人,在任何国度都不可能永远欺下去。

我读北岛《时间的玫瑰》,里面谈到洛尔加,这个诗人似乎不喜欢民主社会,他对美国人的总体印象是:友好开放,像孩子。“他们难以置信的幼稚,非常乐于助人。”而美国政治系统让他失望。他告诉父母说:民主意味着“只有非常富的人才能雇女佣”。北岛写道:他生来头一回自己缝扣子。

我觉得洛尔加至少是诚实的。他敏感到在民主社会,很多事需要自己动手,亲身参与,需要DIY。这也是现代文明中公民之为公民的要义。但我们的知识人却似乎心安理得地享用着女佣、保姆,有的知识精英甚至带着太太孩子度假时,也会带上保姆同行,以方便提供服务。如此对同胞的“贱民”状态熟视无睹,也算是汉语人的一大奇观。劳动力价格之便宜,甚至成了精英们得意的理由,他们所谓的繁荣崛起和“清洁的精神”。

云南的尹杰说起搬家,搬家工人如何辛苦,他后来如何请工人吃一顿饭以求心安。我说,这里仍缺乏正义的精神,因为这种雇佣参与了对他们的剥削,除非我们付出并告知他们真实的劳动价值。这可能是部分东方社会的丑陋之处,也是知识人应该揭发、检举的真学问。

我们的发展,最重要者在于尊崇个体,使每一生命的至上意义得以体现。如果人力人命并不值钱,这样的社会就是可诅咒的。为这样的社会服务的知识人也是可笑可审判的。这也难怪,其中的知识人参与不了世界知识的演进——尽管他们梦寐以求,也参与不了本国人民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尽管他们杯羹有份,他们在五年十年变一变的大革命世纪里被后来者否定了。

颜敏如:瑞士记者看台北

约是傍晚时分,高架公路下的汽车、机车阵静止着等红灯转绿。路旁的住宅公寓前有个两块方形木板并排架高的槟榔摊。摊子本身是个可移动的小空间,四个生锈的小轮子由四块红砖顶着,摊子周围排列着霓虹灯管,电源当然由某个住家牵延出来披披挂挂的电线所提供。小空间里坐着一个染红长发、半露酥胸、正在制作槟榔的妙龄女郎。摊子下半部贴着「持续旺盛精神」的蛮牛饮料海报、白底黑字的「双子星、菁仔、叶仔」,以及红底黑字「徵小姐,意者请内洽」的老旧纸张。

上述种种是一张照片的大概内容,照片下有一行字:「对计程车司机与卡车司机而言,只要有开深口的上衣,价钱高些也值得:台北销售槟榔的女子」。照片由苏黎世一家新闻性周刊在今年(2006)六月初刊出,是配合题目「在危险地域生活」文章的全页照片。周刊国际版主编摊开刚到手的杂志,指着槟榔西施的玉照,说:「这真是艺术!」这话响在耳中,笔者却必须先移除自己的背景情绪,才能坦荡地听进他中立的诚意。

文章的作者David Signer五月份在台北及其近郊停留了两周。赴台之前,他看了台湾导演的电影、读了台湾作者的翻译小说、搜集有关资料,并请笔者提供採访名单及相关讯息。这位在採访前做过周全准备的文字记者,在文章一开头写道:「台湾有世界最长每年2282小时的工作时间,是人口密度第二大地区,有第三大外汇存底,平均每人拥有1.14支手机,笔记型电脑的生产居领导地位,是世界20个工业先进国之一,有着倒数第四名的性生活、最不快乐的女人,以及最多近视眼。这些现象彼此之间是否有任何关联?」

Signer的台北行让他感受到台湾人生活的压力,以及从压力衍生的矛盾与反逻辑。他将严谨的儒家工作态度、同性恋俱乐部、piercing流行趋势齐头并行,IT产业高楼、寺庙、24小时商店平行存在的现象,归因於解严后,从独裁过渡到民主,整个社会只以20年时间迅速现代化、自由化的结果,并认为,经济上有着雄厚实力,政治上却遭到严重隔离的台湾,是个急欲向世界展现自己是较好中国的巨大侏儒;台湾的清醒与严阵以待一如以色列,深怕只要一放松,便要往下坠落。

除了在大城里可以看到「肢体语言」之外,Signer观察到,台湾人的两性关系古板而害羞,所以槟榔少女以及穿极少衣服女孩卖壮阳药的现象,应该对某些人是某种满足程度的替代。而葬礼电子花车上的清凉秀,吸引识与不识的人(包括孩子)前来「告慰」死者,以及饮食上强调某些食品「对男人很好」,均是遭到扭曲抑郁两性关系的「出口」或另种形态的呈现。

后来Signer在以电邮传送初稿给笔者并再次约见时曾提到:「很奇怪,台北的媒体人似乎都不快乐。」他在文章中也叙述,某位女记者晚上下班后还和孩子玩电脑、吃宵夜。她可以第二天晚起,孩子却必须一早赶上学。这种剥夺孩子睡眠时间以满足自己认可标准的亲子关系,对孩子的情绪与脑力只有负面影响,记者却以「培养孩子坚忍的性格」为此一情况正名。

Signer以探讨台北为何是个不夜城为主轴出发,他看到计程车里有电视、餐厅饭店桌上有电视,手机可装置GPS、搭乘捷运也可收发电子邮件等等,台湾人佈下了无处不忙、无时不为自己制造紧张的天罗地网;也由於企图独立生存的压力,以及体制迅速变迁所带来的社会失衡现象,使得台北人「风水好,铁窗更好」地,既敬畏自然与未知,却也为了保存已有而不惜与丑陋为伍,为生活拼抟。

与Signer同行的摄影记者Andri Pol除了拍摄前述的「槟榔艺术照」之外,在广场上跳晨舞的妇女也成了他的工作对象。一个穿着紧身翠绿超短迷你裙、头戴加长前沿空心帽的中年太太,或许应Pol之邀,提手扭臀,理所当然地展示着她不舍得失去的青春。另张照片里是个头戴绣有红色X宫鲜黄棒球帽的矮小中年男子正腮涨脖粗地吹着唢呐,旁边站着上下堆叠的旧木床,床上床边随意堵放着说不出所以然的杂物。此外,利用地下捷运一角摆设座椅,让退休市民透过卡拉OK重温往日情怀;画黑眼眶、留着妹妹头的少女在髒乱的小店里,正由与她年龄相彷的年轻男孩在她腰背处刺青等等,全成了摄影师狩猎的对象。这些及其他几张照片不仅未拍出台北人对整个环境的期许与想像,反而是与诚品总店气势及凯达格兰大道景观背道而驰,令人沮丧消沈后街巷弄的颓败与粗鄙。

笔者自忖,Signer如果以IT产业高楼、寺庙、24小时商店并存的现象做为判断台湾社会失衡的标准之一,除了建筑物外观所透露的不对称讯息之外(正面气派堂皇,屋后电线、油污交杂的现象…),在这些地方移动人员的行为举止(自信沈稳与穿着拖鞋叭啦走、目中无人大声说话的对比…)必定也将教养与素质差异表现得一览无遗。

当曾任政党主席者提议过要带现任的民选总统夫人去看猛男秀,而第一夫人也欣然答应,并玩笑地责怪对方为何尚未兑现承诺;当一个知识份子把带有「给你祖妈做…」辞句的网路游戏看成是「年轻人玩玩嘛」那般的无伤大雅;当另一个知识份子把新闻讯息夹杂在繁複的重色彩区块间,使得颜色图片胜过内容,让日报成为画报,并认为是好看时,我们如何要求外国人拍摄我们对台北的「梦想」?

Signer的报导叫人沈重,Pol的照片令人沮丧。在一个不将美学训练(而把摩登当成高品味…)、不将哲学推论(而分不清就事论事与人身攻击的差别…)、不将法律常识(而拒绝接受法令先行,道德殿后的道理…)、不将人文素养(以致语言文字暴力充斥媒体…)纳入义务教育体制所呈现出来的社会面貌,正是瑞士记者并未错看台北的那一切。

欧阳小戎:严正学老师--异乡人笔记

我和严老师只有一面之缘,但当他被捕之后,却一天胜似一天地感到,我们早已相识,而且相交非常深。也许是因为严老师是位艺术家,而我自幼酷爱各种艺术的缘故吧。或许是因为觉得他们抓了高智晟和郭飞熊,又抓了力虹和陈庆树,应该停下抓人的黑手。而如今严老师也被捕了,有些出乎意料,我不知他们还要继续再抓谁?无论他们再抓谁,都抓不去追求自由的心脏。

今年7月初,我无法忍受留在故乡受羁禁的日子,便前往北京访友,虽然知道自己涉入维权运动,便一生都不会有安宁日子。但当时还天真地以为,他们至少会暂时放过我一阵子,我可以利用这一阵写点我想要写的东西。那时严老师恰好也到北京来,和我在赵昕处相遇。

我看见他推门走进屋子,形象装束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只是身材瘦长,面容稍带憔悴,象个下岗工人。赵昕向他介绍我,他便与我握手,握得非常有力,于是我更加坚信他是位工人。他只是一面用力握着我的手,一边微笑着一字一顿地说:“严正学。”那一瞬间他的眼神注视着我的脸,我觉得他已经将我当成了至交。

这时我才醒悟,原来眼前这位略显疲倦,举手投足中却流露出对事物专心致志的人,不是一位下岗工人,而是著名画家严正学。但我还是看不到他脸上有丝毫所谓“艺术家”气质。我想也许是因为常年与工人农民们在一起,颠沛流离,骨头硬而遭罪多的缘故。

他此次来京,是受福建维权农民所托,为农民们寻求一些法律方面援助。维权运动自一开始就在遭受各式各样的打压,直至今天陷入面临被全面镇压的境地。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法律是全社会公民共同的契约,所以法律具备不断自我完善的能力。而在极权社会,法律由统治者制定,不允许公众参与其中,所以法律不具备自我完善的能力。

维权运动完全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进行,但是他们说你是非法,那么你就是非法,哪怕你能用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他们的法律里规定了村级行政长官直选产生,但如果你真准备去直选一位村长,那就是非法(太石村)。他们的法律里每一位“公民”都有参与人大代表选举的权力,但如果你真去参选人大代表,支持他们的人大选举,他们就说你破坏选举(孙不二)。古代专制者定下法律之后,尚能对臣民遵守自己所制定的法律,履行承诺。而当今的专制者,自己定的法律说撕毁就撕毁,这叫人们如何敢于相信他们?这令人感到悲哀,他们自己将国民试图与之进行对话的所有途径都一一堵死,我不知道他们究竟想要干什么?

我坚信作为一个人,无论他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都不会彻底泯灭掉人性,除非他已经疯狂。譬如一个人,将一个孩子交给你,孩子在你的手上生了病,你应该对这个孩子有某种负罪感,这是作为一个人应有的最起码的人性。而那些掌握着中国这样偌大国家一切权力的人,我却丝毫也没有从他们的行为中看出他们对这个国家有过一丝一毫负罪感。难道这还能被称为一个人吗?

严老师坐着,在座的的人中以他的年纪最大,而他却选择了最靠近房门的位子。他话不多,只是小声说起一件事:某次被国保带走后,国保说:“你一个搞艺术的,来掺合什么政治?”他反驳:“我本想好好搞我的艺术,但你们不让我搞艺术,那我只好来掺合政治。”我明白严老师所说的政治,和国保所说的政治是完完全全的两回事。国保所说的,乃是安禄山、魏忠贤、叶赫娜拉氏之流的政治;而严老师所说的,乃是拜伦、德拉克洛瓦、威尔第等人的政治。

严老师是位行为艺术家,深得行为艺术的精髓。人们不懂什么叫行为艺术,用这个词来形容某些低劣行径。行为艺术不是做秀,而是把行动上升到审美高度。中国鲜有艺术家,只是到处充斥着艺术的骗子和贩子。因为真正的艺术,乃是陶冶人性情操守的灵性创造。一个真性情、真操守的人,必然知行合一,决不会去稳坐奴才之位,更不会去求那求之而不可得的奴才之位。所以真正的艺术,必定是专制天生的敌人,必定为专制所不容。没有真正的性情操守,哪怕满嘴自由民主,行事却总是与自由精神背道而驰。

但他言语中又流露出隐隐黯然,他热爱他的艺术。艺术我所欲也,民权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艺术而取民权者也。当然,舍了民权,照样得不到真正的艺术;而投身民权运动,本身就是最好的行为艺术。这二者不是简单鱼与熊掌的关系。

夜深,严老师说他还要上网去收发些邮件,我也想上网去,给我的爱人发封信,于是便和严老师同去。赵昕为我们订了两台机器后回家了,我问:“严老师,今晚您住哪?”他说:“我先上一会网。”我又问:“你不会在网吧里通宵吧?”他支吾其词,说什么夏天天亮得早。我说:“还是去找个住的地方,通宵很伤身体。”象我这样的年轻人,熬上一夜也浑身疲倦,严老师年纪比我父亲还大,又是长途跋涉来到北京,还没来得及休整便又熬夜,只怕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我想他大概是还没找到过夜的地方,想在网吧里打发这一夜。便说:“严老师,一会我们一起去招待所,我住的那地方很便宜,才30块一夜……”他只是摇头,不再言语。

他打开机器,网吧的机器很花哨,我帮他弄好帐号口令登录后,跳出很多韩国式卡通画,他看着那些韩国式小人儿直摇头,不明白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会喜欢这个。我在一旁默默看着他的侧影:黝黑,典型的南方人,并且已经有了皱纹。他没有马上去动鼠标键盘,只是盯着那些韩国卡通画,脸上闪过一丝忧伤。他谈论维权运动的时候,没有流露出过忧伤,因为维权运动在苦再难,他也可以为之贡献一点力量。而面对这些平庸毫无美感的垃圾绘画,他却忧伤起来,似乎是觉得以自己才华,本该去阻止这文化上的堕落,却无能为力。

我发了信,有点恍然,过去的36个小时,只睡了两个钟头左右,有些扛不住。便向他告辞,仍旧希望他能跟我一起走,但是他没有走,留在网吧里,可以省那么二、三十块钱。

10月底,我结束羁禁放回老家后不久,得知严老师已经步高律师、郭飞熊等人后尘,到看守所里去了,心中甚是酸楚。不知道那判决要判他多久,但无论怎么判他,那一纸判决只在宣告一件事:严正学是中国最好的行为艺术家。

你听说过严正学吗?他当过盲流,做过圆明园画家村的村长,蹲过大牢,服过劳教,告过官府,争过民权。他还收到过一封信,信封里有或分或毛的零钱共15块9毛,信上说:“严伯伯,听说你和坏蛋斗争钱都花光了,我们凑了些钱支持你……”

你听说过严正学吗?他画画,他用身体画自己的灵魂,他现在在看守所里。

民主论坛

李 强:天安门事件我见我闻和我思

1989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凡是从那年走过的成年人在内心深处都会有段刻骨铭心的记忆。如同多数身在北京外的中国百姓一样,我当时只是个远离风暴中心的“局外人”,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经历,但这年的遭遇,以及所见所闻和所思也许永远都不会从我的脑海里消失。

自83年从医学院毕业后,我一直在故乡武汉一家医院从事临床工作,应该说还是挺顺利的。1989年,在我酬躇满志地完成住院医五年训练之时,一个意外灾难降临到了身上。4月初,我突然出现全身软弱无力、恶心呕吐、不能进食。到内科检查,医生疑为“重症肝炎”,要求立即住院隔离治疗。因呕吐剧烈,入院便告病危。那段时间我躺在病床上,不停地接受输全血、血浆、白蛋白、液体、电解质和抗病毒药物,以及专科检查,真正体会到了身体的脆弱。好在采取各项措施以后,情况开始得到控制。

然而一条新闻震惊了我:中共前领导人胡耀邦因病逝世!胡因在文革后拨乱反正的政绩在人民心中建立了很高的威望。有句俗语叫“功高震主”,其实很早就有人对他的未来“捏着一把汗”。果然在87年一次非例行性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胡因学生游行,以“支持和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被迫辞职。不过他的下台更增添了百姓的同情。

听到胡逝世的消息,我为国家失去这位杰出的开明领导人而痛惜。胡那年73岁,在领导人中年龄不大。追悼会后,北京学生要求与国家领导人对话,主题涉及敏感的政治问题,如胡离职程序是否合法等,但未得到回应,于是开始游行。我在病房关注着形势的发展,从收音机中聆听了几乎所有有关的新闻。

4月26日,《人民日报》综合邓小平指示发表社论,用了“动乱”、“反党、反社会主义”等措辞,按照学生说法“第二次文革又来了”。次日,北京上街人数过百万,游行愈演愈烈。很多社会名流呼吁领导人出面,反响不大,我感到了困惑;5月初,赵紫阳从朝鲜访问归来,主张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运用“民主和法治”来解决学潮问题。对于他在5月4日的讲话,我是有所共鸣的。不过我仍不理解为什么领导人不能出面与学生对话。后来方知因最高领导人邓反对对话,主张“不要怕流血”的强硬手段,达到稳定。

我仍在住院治疗,在能进食以后,父母每餐送来了可口的饭菜和汤,帮助我的身体恢复,直到情况稳定、检查各项指标接近正常,医生才同意我回家休息。这时恰逢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北京学生没有离开天安门广场,而是进行绝食。赵与戈氏会谈中“透露”了一个事实,即中央重大决定由邓拍板,以致出现“垂帘听政”之说。

按照后来中共文件所说,赵把矛头转向邓,激化矛盾。

回家以后,家人把电视机放到了我的卧房,极大方便了我对当时新闻的观看。这时的学运早已波及到家乡。哥哥在学校工作,从他那里我得知了最新一些情况。因配合北京学生,故乡大专院校的学生们也举行了请愿活动,与省市领导对话。同学们的游行完全自愿,很多时候大家都是忍饥挨饿,口干舌燥,但毫无怨言。他们的爱国举措,受到地方各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以及老百姓的高度赞赏。当然首都北京始终还是全国关注的中心。

国家领导人终于出现在了学生面前,但正如李鹏所说“不是来对话的”。那天电视转播的确让人看不到任何对话的迹象;不过赵去广场含泪对学生停止绝食的感性劝说,还是挺感人。遗憾的是,赵的个人政治生涯已经从此结束,他未出席电视转播的北京党政军大会说明了一切。在这次大会上中央宣布了新的决定,即在首都出动军队实施戒严!第二天站在家里阳台上,我看到一组镜头,在解放大道的游行队伍中,出现了一群用管弦乐奏着哀乐的大学学生。新闻报道则称连接两岸的武汉长江大桥已被学生所阻断……

在北京,军队戒严似乎并未奏效,他们遭到学生和市民拼命拦截,当时新闻渠道很多,象美国之音、BBC等提供了许多信息。最后的摊牌不可避免地来到了,6月4日凌晨,30万野战军在坦克车掩护下冲进天安门“平息暴乱”,将学生驱赶出广场,一些学生、平民和解放军战士失去了生命。“6.4”当日,政府对运动组织者开始进行通辑、判刑。这天白天,我看到一群群情激愤的学生在展览馆外广告牌上刷写标语,其中一幅写着“小平,你好恨!”(不禁让人想起84年天安门游行时,学生自发打出的“小平,您好”横幅)过激处甚至对时任领导用了“绞死”;新闻报道则称,家乡铁路线被学生堵截。还有一些领导人的小道传言,如XXX死亡、XXX重伤等。当天晚上,央视广播员杜宪和薛飞身着黑装、语速缓慢报道新闻。当播到广东发生灾害时,杜声音哽咽,掉下泪来。此后不久,两人便从主播台消失。

6月9日,中央召开会议,许多传言中的当事人出席了会议。在这次大会上,赵因“分裂”自己领导的党,被撤销一切职务,隔离审查,并受到批判。原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接替其工作。邓总结时则指出:这场风波迟早要来……现在来比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们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们是支持对暴乱采取坚决行动的。同时强调今后对类似事件“要消灭在萌芽中”。

这时我在家人精心调养下,身体完全恢复,经检查各项指标完全正常,医生同意复职上班。回到科室,主任安排我担任了总住院医师,不管床,不值夜班,直接协助他做管理工作。同时我也赶上了全国性的中央文件政治学习,统一认识,并由我记录同事们的发言。大家公开讲话大都支持中央决定,私下则有不同议论。有位同事始终不发言,但规定每人必须谈,他最后说道:“我想提个问题,‘平暴(当时舆论用词’平息反革命暴乱‘的简称)’是先有‘暴’再有‘平’,还是先有‘平’而有‘暴’?”

在医院,我也得知了其它一些相关信息。有位同事小孩刚好那时出生,孩子被取名为“紫阳”;在我科实习的同济医大学生中,有位班长去过天安门广场声援;另一位才华横溢的党员学生,擅长写诗。事件发生后,他在大学校园贴出声明,宣布退出共产党。据说全国医学大专院校有两名学生退党,他是其中之一。不过后来学校保了他,未将其开除学籍;我院妇产科一位医生是我大学同学,6月5日她去美国使馆办理签证,见证了首都的历史镜头。她看到许多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平举武器,守卫着交通要道。当天使馆关闭,她未签成;6月9日使馆开放后,她再去时得到签证……

“6.4”以后,按照邓的指示,中央确立新的领导核心。文革流行语“紧密团结在XXX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回到了舆论宣传中,唯一的变化是“首”字被“核心”所替代。歌曲《社会主义好》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成为了所有活动的主旋律。

我非政客,但天安门事件使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中国发展的重中之重?其实中央号召所唱的两支歌并非新作:前一首最初流行于反右尾声,歌词是:“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江山人民保。人民江山坐得劳,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其语调和表达方式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极为相似,只是内容不同罢了;后首歌由一位19岁作者1943年创作,歌中“新”字是原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后来加上的。观察不难发现,歌词除颂词之外,“实行了民主好处多”这句显然包含了共产党自身的获益。

历史告诉我们,中共当年正是通过争民主受到百姓拥戴,从而夺取了政权。在后来的岁月里,也是在拥有它时才使得事业得以推进。而每当背离该原则时,就会遭受挫折、失败,甚至付出血的代价!反胡风(1955年,中央发动批判文人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反右(1957年,中央发起运动,给大批人确定“右派”身分)、三面红旗(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加上“大跃进”和把合作社合并“人民公社”,统称“三面红旗”。均为脱离经济规律的建设方针)、批彭德怀(1959年,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批判彭德怀等人“右倾”错误)、批三自一包(1962年,为扭转经济恶化局势,刘少奇主张实施“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被指责为资本主义,并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受到批判)、四清(1963年,中央制定“前十条”和“后十条”,开始阶级斗争为纲的“清工分,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及后期“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批彭罗陆杨(1966年,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被定为“反党集团”)、批二月逆流(1967年,中央部分领导人在碰头会及军委会上,批评文革。随后中央开会,定其为“二月逆流”,进行批判)、打倒刘少奇(1968年,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刘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批林批孔批周公(1974年,央发文批判林彪和孔子,暗批周恩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976年,中央印发《毛主席指示》,批判对文革“翻案”和批邓)、抓纲治国(1977年,中央十一大提出高举毛旗帜,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批胡耀邦(1987年,胡因所谓支持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受到中央批判)……莫不如此。

邓这位“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在76岁时有番话语,十分耐人回味。那时他刚经历文革打击不久,应该也属肺腑之言:“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象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这段话表明,他当时已认识到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然而制度比人强,即使是伟人也难免步入历史的怪圈。“6.4”事件清楚地表明,有着数千年封建专制历史的中国最需要解决的是民主的政体!

如果这一问题真能得到解决,那将是中华民族之大幸也!

穆正新:雷锋是“正搞”出来的英模

   胡戈反击《解放军报》等“大嗓门”媒体。使用了绝妙的一词:正搞。雷锋就是被严重“正搞”出来的英模。

    雷锋“助人为乐做好事”,无论从件数还是频率上讲,都低于一般中国人。我以前举过例。当年我们那一疙瘩的中小学生每月干下的好事,都可能超过雷锋一年的好事量。一般民风淳朴的中国地方,自打雷锋他祖爷爷出世前很早就形成了助人为乐的习惯。天天助人不止,有时一天助好几回。我们那一疙瘩正好有这风气。N倍雷锋不少,甚至敢有雷锋平方。并不是说雷锋不积极。他主要是缺乏“作案时间”。当兵要坚守岗位,离开营区一步也必须得到批准。雷锋最多用星期天出来助人为乐。但当年战备任务紧,很多星期天都不能休假。所以雷锋干不下几件好事。

    雷锋在中国民众心中的好形象,除了中央领导大力题词外,主要还得益于他那些光彩夺目的照片。而这些照片大部分是“正搞”出来的东西。

    胡戈说:“正搞,就是一本正经地搞,认认真真地搞,搞完了让人看不出痕迹,让人不知道这东西已经被搞过。”

    雷锋的许多“助人为乐”的事迹,都是由沈阳军区某部机关作出决议,由该部宣传摄影人员张峻、季增等干部设计场景、调配人员、指定服饰然后指挥雷锋和其他“群众演员”站位扮姿势做笑容等等后拍摄下来的。他们自己声称这是“摆拍”或“补拍”雷锋事迹。这种“摆拍”或“补拍”制作过程总是一丝不苟,一遍遍地试做改进、直到产生最佳成果。完全符合胡戈所说的“一本正经地搞,认认真真地搞”。试问天下还有谁能带着记者和照明设备,并请来“群众演员”配合着“助人为乐”的?祇有解放军能够正正经经认认真真地这样搞。

    象雷锋搀扶大娘、“精心”保养汽车、关心小学生、给公社积肥等光彩夺目的照片,都不是新闻照片,而是正正经经认认真真搞出来的“剧照”。

    著名的雷锋精心保养汽车照片上,雷锋不穿工作服。他整整齐齐地穿戴着出席正式仪式的外套,扎着腰带、胸前还佩戴着奖章。世界上恐怕再也没有比这更加“正经”的保养汽车了。

    在“雷锋送老大娘回家”中扮演老大娘的“群众演员”,是大连《新商报》副总编辑王盛波的奶奶。据王盛波的说明,他奶奶当时人就在家里,并不需要别人送她回家。是雷锋和新闻干事季增找上门来攀谈。

    “雷锋也没闲着,帮着给我奶奶家挑水、扫院子。临走时,那位新闻干事拿出相机问我奶奶:”老人家,你跟雷锋照张相好吗?“奶奶高兴地答应了。这时,那位新闻干事看到邻居苏姓家中的小姑娘正在院子里玩耍,就忙喊:”小妹妹,过来,一块儿照个相。“摆好姿式正要按快门,那位新闻干事好像又想起了什么,跟我奶奶说:”老人家,你家里有没有包袱,拿来用一下。“

    据张峻等回忆,他们多次带雷锋到处做这种“好事”。有一回在列车上排演时遭乘警干预。乘警说一个正在接受雷锋“助人为乐”的老太太的出身成份不清楚,一旦是地富反坏的话,谁为拍下来登报的照片负责?张峻知道阶级斗争的厉害,祇好罢手。雷锋是汽车兵,本没有多少乘火车出差的机会。显然是部队领导机关特意派他们去“拍外景”的。把“摆拍”或者“补拍”剧照当作部队的任务分配给雷锋等去完成。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更“正”的“正搞”了。

    按理说生活是生活,演戏归演戏。两者本不应当混同。“补拍”的东西在发表时应当注明它们是剧照而不是新闻照。可是中共当局在发表雷锋“剧照”的时候从不加以注明。他们铁心要让人民把演戏当真情。大量“摆拍”、“补拍”的剧照果然成功地塑造了雷锋的光辉形象,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搞完了让人看不出痕迹,让人不知道这东西已经被搞过”。这是胡戈“正搞”定义中的另一部分。试问千千万万敬仰雷锋的中国人:你们可曾看出痕迹,看出“这东西已经被搞过”?

    其实,“正搞”雷锋,归根结底是为了“正搞”人民。搞到几亿人傻头傻脑地把作秀当真。

笑  蜀:何家栋的悲情与壮烈

最近离世的何家栋,早年革命,晚年反思,一生清贫,是中国思想解放运动骁将。

十月十六日,我在中山大学跟一批朋友聊天,突然接到一条手机短信:“何家栋去世。”心里不禁一惊:这么快﹗上次听说何老病重住院,就已经料定他来日无多。我当即要求短期驻京,以便工作之余访问何老,做些口述实录。可惜一时未能如愿。

这段时间里,我一直盘算再找个机会赴京,但也不是很着急,据说何老上次出院后病情比较稳定,就一厢情愿地认为“局面再坏,何老也能拖些时日,晚个十天半月去看他,总来得及吧”。谁知,终究还是来不及了。就这样,一直与他天南海北,以致天人永隔。

与何老的交往,最早都是笔墨交往。多年前我编的《历史的先声》要出香港版,该书收入的文章,全部出自半个多世纪前像何老这样的中共党内高级知识分子之手,代表中共宣示了对民主制度的承诺。我与何老素昧平生,只是仰慕于他在思想界的盛名,就从武汉打电话给何老,请他写序。

何老早已看过那本书的内地版,所以无须我多费口舌,就爽快答应了,序很快寄了过来,洋洋数千言,沉痛而又深刻。后来我才发现,原来何老实际上只剩下一只眼,而且也只有零点几的视力。

何老写文章,根本不可能像我们那样轻松地抬头挺胸写出来,而是把头侧靠在桌子上,眼睛几乎就贴在纸上,一笔一划慢慢地描出来的。给我的那篇洋洋数千言的序,何老得描好几天吧﹖何老晚年,脍炙人口的重头文章不少,又有多少人知道,这些文章都是怎样写出来的?年复一年,何老的晚年都在艰难写作中度过的。他的居室极为简陋,不仅窄小,而且没有一件象样的家具,跟他的“三八式”老干部身份完全不相称,他的一位亲戚私下竟说,“他这一生是失败的”。

何老的亲戚其实不懂,在一定意义上说,何老已经超凡脱俗了。何老曾是革命最忠诚的儿子,为这场革命出生入死。在这场革命终于胜利后,他又马上为这场革命编织颂歌。《把一切献给党》、《赵一曼》、《方志敏战斗的一生》、《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记毛主席在陕北战争中》,无一不出自他的手笔。这些成为“革命经典”的作品,真实记录了他当年对革命的思考,曾是那样忘情而虔诚。但极左狂飙并没有因此而放过他,因为编辑小说《刘志丹》,他被冷酷无情地送进监狱,被打入人间地狱,一生中最富活力的十四年全部在铁窗中度过,母亲和两个爱子也成了那场狂飙的祭品。但苦难没能摧毁何老,而是成就了他。

何老完全超脱了个人的苦难,在笔者与何老的全部交往中,何老从来不曾对自己的际遇有过任何抱怨。他思考的是整个民族的苦难,再从苦难中反思着整个民族,也反思自己。反思得那样痛苦,反思得那样彻底。在反思之中,凤凰涅盘,浴火重生,成就了一个新的何家栋,决绝的何家栋,勇敢的何家栋。

新的何家栋,是当今中国思想界的标杆人物之一。要了解中国思想界的最新的动向,没办法绕过何家栋。他屹立在那里,千年万年地,无论你喜欢不喜欢,都无法否认他在中国当代思想史上的位置。

在最后的岁月里,何老关心的仍然只有我们民族的命运。就在两年前,他还试图抢救一份以探讨中国国家发展战略为主题的期刊,行动不便仍四处奔走,并对我寄以厚望,与我多次筹划,可惜我资源有限,未能让何老如愿,不免扼腕。前几月,何老病重入院,家属以为他需要休息,没有带给他最爱看的《中国改革》杂志。他发现后很生气,马上要他女儿赶到杂志社取样刊,直到实在看不成,才忍痛放弃。

早年真诚投身革命,晚年真诚反思。在中国,这样的老人为数不少。他们的反思具有特殊意义。何老是最有力量反思者之一:从苦难中腾飞,在烈火中永生。何老的人生就是这样,悲情而又壮烈。

何家栋小档案:一九二三年出生,十四岁参加革命,四九年后参与创办中国工人出版社;六十年代初任长篇《刘志丹》责任编辑,被毛泽东定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的右派,受政治迫害三十年;平反后,出任工人出版社常务副总编、《经济学周报》总编等职,大量撰文呼吁言论出版自由和建立公民社会,深受学人敬重,是思想界的标杆人物之一。

夏榆专访亚当·米奇尼克:追求真理、准确性和诚实

夏榆:看到你在说,一切都在转型,人们在尝试寻找自己的声音,报纸也不例外。在波兰,媒体的生存容易吗?

米奇尼克:我认为,并不容易。因为,这是一场每天都在发生的战斗,争夺读者的战斗。在这场斗争中胜负的取得取决于两个条件:第一,你的报纸内容的可读性、吸引力,报纸必须有意思,才能吸引读者去买;第二,我们给出的信息的可靠性、准确性,揭露事件真相的勇敢,不管是涉及政府、公众、教会还是某个社会团体的内容。从这一层面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民主制国家每四年政治家们面临一次选举,而我们的报纸则每天都要面临“选举”,因为,每天读者都会在众多的相竞争的报纸中选择,是选择我们的报纸还是其他报纸。

夏榆:作为主编,你为《选举报》赋予的使命是:寻找一种新的语言,来讨论和评估我们周围的世界。你说的新的语言是什么样的语言?你怎么寻找?

米奇尼克:我认为,很多年以来对一种语言我们已经习惯了,这就是虚假的、宣传性的语言,口号式的语言,但这种语言并不描写真实,而是创造虚假现实、禁锢真实。简单说,寻找新语言,就是寻找能够对读者真诚、真实的语言,读者能够理解、适应新的社会现实的语言。我们要找的语言是能够反映当今的矛盾冲突、信仰、争论等。

夏榆:你试图通过你主办的报纸影响国家的公共生活吗?

米奇尼克:当然,这是我为何要写作、出版报纸的根源。我们想以这种方式告诉公众和读者,追求真实是我们这份报纸的唯一目标,让读者们在读完我们的报纸之后,变得更聪明、更优秀,而不是更愚蠢、更恶劣。

夏榆:《选举报》能够承载你的社会理想而不受经营的影响吗?

米奇尼克:当然。如果不能这样做就违反了我们的原则。但是,我们的报纸是民主的,我们也经常出版与我们观点相左的文章。但是,那些签了我名字的文章和第一版、第二版的文章,我们的记者、编辑、出版者做的评论文章,都是反映了我们出版者的立场。

夏榆:读者的需求和趣味与您的社会理想和思想见解,您认为哪个更为重要?

米奇尼克:这的确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必须找到一个中间点,又要让读者感兴趣,又同时能承载我们渴望向读者传达的思想。但是我反对那种本着完全迎合读者的哲学理念办报纸的做法,也就是读者想听什么,他们就说什么。不,我们不这样。我们必须说,我们看重、追求的是真理、准确性和诚实,而并不是取悦读者。比如说,如果波兰队输了足球赛,我们不会写他们输了是由于黑哨,而是写:因为他们踢得不好。

夏榆:一份以思想力见长的报纸有生存的问题吗?你怎么能保证你的报纸不会因为生存的问题而改变自己的价值标准和思想立场?

米奇尼克:当然有,每天都有这种危险。面临着小报、电视、电台等的竞争,所以我们的报纸里必须有区别于其他新闻来源的内容,才能使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仍能让读者每天花2或1.5兹罗提买我们的报纸。这依赖于那种妥协,我每天都在做出妥协。我很不愿意接受。因为,这是在破坏我们的产品。作为主编,我必须有两个原则:第一,报纸是一种商品,我给读者提供了一种交易,读者付我1.5兹罗提,我给他们最高质量的商品。如果采取降低标准的妥协,我就降低了商品的质量,破坏了产品。这就像往牛奶里兑水一样。

说实话与保护自由

夏榆:你辞去议会工作,与政治保持距离,是因为你对知识分子使命的理解,还是你有不能适应政治生活的障碍?

米奇尼克:我从来都不想成为政治家。我致力于政治,是在专政时期,因为我无法接受这种现实:我活在一个将我视为垃圾一样的国家里,因此我涉足政治,然而我从来都不曾想过当一位政治家。

夏榆:在你看来,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的责任是什么?

米奇尼克:说实话和保护自由。

夏榆:一位英国学者弗兰克-富里迪写了一本充满疑问的书,他的书名是《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质疑知识分子在当代生活中的无力感。

米奇尼克:有点道理,但也不全对。这里没有规则可言。知识分子阶层在和平时期要比动荡时期的力量相对小很多,因为,知识分子是那些阐述思想的人群。

夏榆:平庸崇拜好像是现代社会的一种风尚,你认为独立思想以及对独立思想的捍卫现在还是重要的吗?

米奇尼克:我不能对全世界范围的事发表看法,但对我是重要的。

夏榆:在您看来欧洲和亚洲的知识分子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米奇尼克:我不是关于中国的专家。中国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片大陆,所以我在阐述对她的影响、评价时是非常小心的。但我认为,世界上的所有人都热爱自由。如果有人说自由对于英国人是很好的,而对中国人是不好的,那我不相信。很久以来就有个说法:在整个中国文化中没有民主的传统,而只有皇帝、等级、官僚的传统。的确是这样的——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过去都没有民主。而现在呢?在台湾已经有了民主,香港有着某种民主,而在中国大陆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渴望民主。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我既不相信文化冲突、也不信新加坡总理曾提出的“亚洲的价值观”与欧洲的不同。在欧洲的价值观里有自由的位置,而亚洲的就没有,这我不相信。我认为,那里都可以有自由。独裁不会是永久的,它总会结束。我也曾经认为在有的国家,像波兰不会有自由,但是现在我们有了,不管这自由是好、是坏,但是我们有了。

夏榆:1989年巨变之后的波兰在社会经济、政治上发生了什么变化,知识分子是否对这种改变感到满意?

米奇尼克:有的人满意,有的人不满意。波兰是个多元的国家,人们的想法各不相同。我认为好,可有许多人认为是灾难。

夏榆:波兰有了民主和自由之后是不是又有其他问题?

米奇尼克:某些事情的确向它不该有的方向发展了。我想这里主要是关于那些被排挤的部分人群,尤其是国家农业经济瓦解之后的农村地区的农民。他们无法在新的现实中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而国家并没有帮助他们。我认为,这一点走的不好。第二件事,就是涉及老人、退休者们的事情,对于他们巨变带来的是沉重的打击,他们也无法适应这一变化。并没有人为他们做一种提前的考虑。

夏榆:最后想问一下您私人的问题,您能告诉我您的家庭情况吗?

米奇尼克:我一个人住。有个儿子,19岁。

夏榆:说句玩笑话,你的这种生活方式是您能彻底独立的原因吗?

米奇尼克:我只是没有成功的婚姻。

夏榆:你说你去过中国,去过哪些地方,对中国有什么印象。

米奇尼克:我去过北京,到过长城,广州、上海、西安、深圳。非常有意思、迷人的国家,我非常喜欢。

(本文采访由波兰外交部安娜-多米尼克承担翻译,由北京外国语学院欧语系茅银辉博士订正)

丁  弘:两位先知——普列汉诺夫和陈独秀

古代的所谓“先知”,有点神秘的色彩,如搞什么占卜。二十多年前,读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对他的“未来学”觉得有科学的历史观的意思,有点“先知”味儿。世事的发展,按照规律推论,的确是可以预知的。不一定能看得很远,但近期可以明确指出,如同雪莱的诗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人类社会在20世纪进行的一次伟大的“科学实验”。自己投身其中。及至晚年,难免要反思,这一场实验怎么说呢?付出了一生的大部分时间,艰苦备尝,这还是小事,因为毕竟幸存至今。多少人在对敌斗争中,倒下去了,又有多少人在内部斗争中(恩格斯说其中有路线斗争、思想斗争和权力斗争)倒下去了。生命付出了太多。

对这一场运动,我看到了“两个先知”,那就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启蒙大师普列汉诺夫,和中国“五四运动”的主帅,党的创始人,中国的智慧之星陈独秀。

他们两位见过面吗?共同探讨过“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吗,如同马恩那样?好像没有。但他们对这场运动,在启动时似已清楚地看到前景,历史事实证明了他们的预见。

普列汉诺夫,不仅是一个理论家,而且是革命运动的组织者,一个杰出的“播火者” 。有人说他是“布尔塞维克之父”。 鲁迅翻译他的一本书《论文艺(没有地址的信)》,在序言中,说他是无产阶级之父。普说自己一生最大的错误是“犯在列宁身上”、“帮助他站了起来”,但“没看清他真实的目标和能量” 。显然,他认为第三国际这条路错了。他反对武装起义。他说:“我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无论现在还是未来,永远不能实现。”这是石破天惊之言,因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国际共产主义理论的基石。这话分量太重,他不惜篇幅作详细的论述。

【 鉴于问题的极端重要性,这儿尽量引用他原来的词汇和语句,加上引号 】

他说,“随着高效能的,复杂的电动新机器的使用,以及随之而来的其他科学成就,社会阶级结构将变得对无产阶级不利”,“知识分子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的提高,必然导致阶级矛盾的缓和”,“合乎知识分子心意的哲学范畴是:道德、公正、人道、文化、法。这些范畴包括两个方面:既有普世的一面,又有阶级的一面”。知识分子体现普世的一面,这一面是全人类的。“物质进步的主要后果,是阶级范畴一面的作用的下降,全人类一面作用的增长。例如‘人道’在今天被看作是人的价值观及其幸福和权力的体系,在未来,其范围必然扩大为爱护一切生物及周围自然界必要性的认识……” “工人就其教育程度、文化程度、世界观,会提高到知识分子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专政’将是荒谬的,这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吗?绝对不是,马克思本人也会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

普列汉诺夫真是位预言家,还有惊人之语,他说:“资本主义不需要掘墓人!”因为“资本主义是一个灵活的社会结构,它对社会斗争作出反应,不断变化,人道化,向着接受社会主义个别思想的方向运动。” “资本主义的未来令人羡慕。有野蛮的民族资本主义,野蛮的国家资本主义、野蛮的国际资本主义,有民主因素的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有发达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人道的资本主义,这是资本主义演进可能出现的几个阶段。” “其最后阶段中,资本主义因素和社会主义因素可能长期并存,互为补充,在此后资本主义可能自己缓慢地、毫无痛苦地死亡。” 普氏说列宁不是他的好学生。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是我们最熟悉的,他论证帝国主义是腐朽的,没落的,垂死的。这样,把我们的时代定性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认为“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普氏亡故于1918年 。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诞生。在80多年前作出了这样的论断,今日视之,仍感惊世骇俗,这也是因为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听不到他的声音。

于是学生说老师是修正主义者,“滚进灰心丧气者之列。” “他出卖了无产阶级!转到资产阶级阵营中去了!” 在暴力革命中,是谈不到“尊师”的,大是大非不含糊,坚持革命的“原则”。

普的《政治遗嘱》长达三万字,亦称《最后的想法》。老师也是不客气的,畅抒胸臆,把话说透,让历史来检验。

他说:“正如血腥的革命是不发达资本主义伴生物那样,布尔塞维主义的思想,过去和将来始终是无产阶级不成熟、劳动者贫困、文化落后,觉悟低下的伴生物。” “布尔塞维主义是以流氓无产阶级为取向的意识形态和特殊策略,却侈谈马克思主义。” “流氓”一词,是不是译错了。普氏未及看到十月革命后苏联国内政治生活的情况呀。其实他对以暴易暴,预见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的规律性。到1957年,赫鲁晓夫开始揭开铁幕内的冰山一角,已使世界为之震惊。他说:“经查明,在17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中,被逮捕、处决的是98人,即占70%。” “党代表的大多数也被控为反革命,多么荒谬!1966名代表,被害达1108人。” “不经法庭审讯和正规调查,就处以死刑。” 苏联的大清洗,又连年不断,涉及许多领域。情况不幸被普列汉诺夫言中。

中山先生,备受“十月革命”的鼓舞,挥毫大书“以俄为师”,但不久即说:“社会主义不应是恐怖的。” 普列汉诺夫不同于中山先生,他是事先否定了“十月”的路。

普列汉诺夫说:“在列宁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从资本家的雇工,变成国家——封建主义的雇工,将得到土地的农民,必将承担振兴工业的全部重担,农民将变成国家——封建主义的农奴。”

他预言,党员会激增,“绝大多数入党的,不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成为领袖意志的盲目的执行者,另一些入党者,是为了在‘革命的馅饼’上得到一块大一点的。他们只会投‘赞成票’。此后,变成官僚,他们比沙皇的官僚还可怕,因为他们干预一切。”

普氏尽量把话说清楚,觉得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他说:“列宁所设计的社会实验必然要失败。”因为“按恩格斯的说法,必然会是专政,而任何专政,都与政治的自由权力不相容。”他指出,“布尔塞维克政权将演变如下: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变为一党专政,党的专政将变为党的领袖的专政。维持领袖权力的,起先是阶级恐怖,后来是全面的全国恐怖。布尔塞维克不能给人民以民主自由,因为他们一实行民主自由,马上就会损失权力。列宁很清楚这一点。”“如果列宁及其追随者,能长期维持其政权,那么俄国的未来将是悲惨的。”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能在单独一个像俄国那样落后的国家里取得胜利的论断,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态度,而是对它的背离。” “列宁需要这个结论,以鼓舞布尔塞维克。” 这一点是列宁主义的重要内容,是20世纪,国际共运“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历史作出了怎样的结论呢?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把列宁的这话视为经典,实践证明,劳动人民夺取政权,并不等于社会的进步,有时反而更糟,关键要看生产力的提高,这才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普列汉诺夫不愧是列宁的老师。但,学生不理老师这一套。他评论列宁:“他不可思议地朝着一个方向来‘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使他不满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条件尚未成熟时,应该等待!” “本性是冒险主义者” “勇敢、坚决、刚强、不讲道理、残酷无情”。“为了把一半人赶入社会主义,可以杀掉另一半俄国人,什么都干得出来。” 他为没有能“软化”自己的学生而深感痛惜。

普列汉诺夫1882年翻译《共产党宣言》,在《政治遗嘱》中,他对之这样评说:“主要思想至今是正确的,这个思想是这样的:物质生产的水平,决定社会阶级结构,人的思维方式,他们的世界观,意识形态,他们的智力活动等等。”这是他对该书的总评。但是,他也如实地指出,(成书)“50年之后,许多论点变得易受指责。《共产党宣言》所作的分析,在蒸汽机工业时代,是绝对正确的,但在使用电力后,开始失去意义。19世纪下半叶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共产党宣言》的结论,有某些偏离。这一点在宣言的作者在世时已显露出来,他们也是承认了的。”马克思晚年,是看到了自己的著作因工人阶级当年的悲惨处境,而激情有余。他谈到现在远未到消灭私有制的时候。恩格斯不欣赏暴力革命,从事议会斗争,争取“和平过渡”。这样说来,我们当年发表《陶里亚蒂和我们的分歧》,批评意大利共产党的和平过渡,不是在批恩格斯了吗?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与时俱进的、实事求是的,不断纠正自己的缺点,光明正大,而不是文过饰非,一贯正确,掩耳盗铃。马克思修正自己的观点,甚至强调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

普列汉诺夫预见到第三国际这条路必然给俄罗斯人民带来巨大灾难,这是由于他对历史发展规律有深刻认识。他不是“马后炮”,而是事先说清楚了。

人称陈独秀是中国的普列汉诺夫,他的历史地位和洞察力真是太像了。同样,他是中国启蒙运动的大师 ,毛泽东称之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他重建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毛泽东说:“是他集中了一些人。才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至于个人关系,毛说:“对我思想影响大的,莫过于陈独秀。”不知列宁对自己真正的老师,是否说过这样的良心话。

列宁所引导的这条路,以暴易暴,培养出特殊的政治品格和道德现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以革命的名义诬陷、迫害,甚至杀戮,习以为常。

必然形成的这种品格,普列汉诺夫清楚地预见到了。陈独秀更深切地感受到了。他去世前两个月,毛泽东还说:“将来修史要讲他的功劳。”而后由于“革命的需要”,历次运动,念念不忘,称之为“敌我矛盾”“反面教员”了。带上许多诬陷的帽子,构成20世纪第一大冤案。这都是对国际的传承。陈独秀执行国际的纪律,但不断对斯大林的右倾提出意见,最后以《告全党同志书》闹翻了。(注:《告全党同志书》,一开始即说:“我自1920年,随诸同志之后,创立本党以来,忠实地执行国际领导人史大林,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机会主义的政策,使中国革命遭了可耻的悲惨失败,虽夙夜勤劳,而功不补过……任何人,任何同志指责我过去的机会主义错误,我都诚恳地接受……” 国际据此定性为反党,以革命的需要为理由,决定责任由陈一人负担。)

国际的代表布置瞿秋白:批评陈独秀的右倾,这是革命的需要!直到今天还有人尽量把“右倾”之类加到陈的身上,这不是史学研究的不足,而是革命形成的一种道德现象了。

从史学研究的角度看,陈独秀被诬的帽子,一个个都已摘去。但是,有些人不欢喜他,这是自然的,因为专制主义和他的政治理念格格不入,他既反对“马上得天下” ,更是反对“马上治天下”。

和普列汉诺夫一样,他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历史的“阶段性”是不能超越的,他说:“欢喜社会主义是一种进步,但在科学的社会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无论是功是罪,它毕竟是人类社会进化的必经的过程。没有它,小生产者的社会便没有发展生产力和生产集中的可能。”

和普列汉诺夫一样,他对民主有科学的分析。他说:“人们对民主主义,自来有不少误解。最浅薄的,莫如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如果有人反对或鄙薄资产阶级的民主,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法西斯主义。”“民主不是一个阶级的概念,而是整个人类几百年斗争才实现的。”

和普列汉诺夫一样,经过深思,他认识到暴力革命不是办法,这只对一党有利,而对人民只会带来巨大的灾难。他说:“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朽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20世纪人类社会的伟大实践一再证明这一点。卡尔•波普尔被世人誉为思想大师。他说:“暴力革命造成的一个并非本意的后果,常常就是独裁。总是这样,法国革命带来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伦。17世纪时的英国革命带来克伦威尔的独裁。俄国革命带来了斯大林……因此看来,革命理想的拥护者,几乎总是成了革命的受害者。” “有暴力倾向的革命肯定不容批评的自由,和建立反对派的自由,我坚决认为,只有以民主的手段建立开放的社会,才能治好(社会的)伤痛。”——波普尔是对生活的总结,而普列汉诺夫则是事先作出的预言。

历史已经走出了列宁所设置的瓶颈。苏联降下了红旗。为纪念列宁而命名的“列宁格勒”,经全民公决恢复了“彼得格勒”(亦称圣彼得堡)。历经74年,留给这个城市人民的印象,列宁为什么不如彼得大帝?

聪明的中国人,也走出了列宁指引的路,把人类自残自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 ,改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说“不管姓资姓社,”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了。以惊人的气魄,给“万恶的”、用以剥削工人的“资本”平反了,定性为“生产要素”。让它和“劳动”平起平坐,参加分配。这样一来,“资本家”变成了“企业家”。不再有阶级的分野。国家当然成了“全民的国家”,列宁的国家学说过时了。党成了两个先锋队,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而工人阶级在中华民族之中(不是两个并列的概念呀),所以党成了全民的党。我们把“三个代表”作为建党之基,建国之本,所代表的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其中还有阶级概念和专政的概念吗?

两件小事,耐人寻味。

普列汉诺夫在《政治遗言》中谈到:恩格斯为1888年英文版《共产党宣言》所写的《序言》特别值得一读,他在序言中强调了“进化”过程在社会发展中的特殊作用。他在这一版的结尾的口号用“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这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含意大不一样了。

陈独秀在建党之初,并不同意用“共产党”这个名字,主张用“社会党”。李大钊说:“还是尊重国际的意见吧。” 现在又有人提出改名之议,认为应名实相符才好。党的政策是党的生命,关键是看党做些什么。

我们在致力建设一个民主、法制的国家,一个和谐的社会。改革即是“进化”的过程。这局面,当是普列汉诺夫、陈独秀希望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