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December 2008

● 编者按：一九七九年一月的中共「理论工作务虚会」，对后来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具有重大影响。资深理论工作者张显扬出席会议并了解相关的党内高层斗争内幕。本文详实记述务虚会的始末及会内会外背景，揭露邓小平如何对该会出尔反尔终予封杀。分上下篇连载.

● 邓小平和陈云在1978年12月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现在五十岁以下的人，知道理论工作务虚会的恐怕很少。五十岁以上的人，即使当年有所耳闻，大多也已经淡忘了。一九七九年一月，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的这个会议，曾经在国内外轰动一时，产生过重大影响。但是，近三十年来，除了与会者而外，几乎无人提起：这个会议被中共当局彻底封杀了。

回顾这个会议，最耐人寻味的，莫过於「解放思想」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两件南辕北辙的事情，前后相连，集於一会：会议开始的时候，号召「解放思想」；会议行将结束的时候，下令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个要反左，一个要反右。而且，两件事情都是号称反对「两个凡是」的「实践派」领军人物邓小平一人所为。这是怎么回事呢？邓小平为什么要在这个会上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对於此后中国的思想政治进程有什么影响？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三十周年前夕，把这些尘封的历史揭开，向社会公众告以真相，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务虚会前邓胡和凡是派的较量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八日，理论工作务虚会开幕当天，会议主持人胡耀邦的《引言》报告话音刚落，周扬就从邓小平家里匆匆赶来，传达邓小平的指示：「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邓小平深怕大家思想僵化、半僵化，不敢讲话。这个「十字」方针，就是要鼓励大家解放思想，畅所欲言。谁会想到，三月三十日，会议结束前夕，他会来做这样一个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明摆着是指责理论工作务虚会「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据说还是「从右面」来怀疑或反对的。「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言犹在耳，转眼之间，风云突变，令与会者目瞪口呆。

理论工作务虚会究竟出了什么问题，邓小平的态度会发生如此变化？

理论工作务虚会是根据叶剑英副主席的提议，经中央政治局同意召开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思想政治领域里的继续.目的要把从一九七八年五月开始的「实践标准」大讨论引向深入，要和「凡是派」的代表人物，吴冷西、熊复、王殊、李鑫、吴绳、张平化等人，面对面地讨论和辩论，以便进一步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的方针。所谓「凡是派」，是指主张「两个凡是」、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理论界的上述头面人物，以及他们背后的那几个大人物吴德、汪东兴、华国锋等。

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也就是把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抓起来四个月之后，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发表一篇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把华国锋主席早些时候讲过的「两个凡是」的意思，用非常工整的语言向全党全国宣告：「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提出「两个凡是」，等於继续推行没有毛泽东和「四人帮」的毛泽东极左路线，等於宣佈文化大革命没有结束。「两个凡是」，成为揭批「四人帮」，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严重障碍，引起了人民群众极大的不满，老干部尤为不满.四月十日，邓小平在致华国锋、叶剑英、党中央的信中提出，要以「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其潜台词是不能以孤零零的这「决策」、那「指示」为准则.胡耀邦（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党校工作）在中央党校积极筹画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重编教学大纲，组织人马办刊物，写文章，准备与「两个凡是」开战。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日，胡耀邦亲自主持的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十一日，又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当天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十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转载.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也陆续转载.文章深得人心，激起了巨大反响。不料当天晚上，毛着办副主任的吴冷西，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打电话，口气极为严厉，说这篇文章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很坏很坏，是砍旗、丢刀子、非毛化，扣了三顶大帽子。所谓砍旗，是指砍毛泽东这面旗；丢刀子，是毛泽东批判赫鲁晓夫的用语，说他把斯大林这把刀子丢了，列宁这把刀子也丢得差不多了，吴冷西用这个词，是说文章把毛泽东这把刀子丢了；非毛化，是说文章否定毛泽东思想，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吴冷西这位「凡是派」眼里，这篇文章简直犯了弥天大罪。

二十多天以后，即一九七八年六月二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讲话一共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就讲「实事求是」。邓小平居高临下、语气坚定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并且反复引证毛泽东关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论述，严厉地批评了反对这个基本原则，否定实践标准的错误.他就差没有点名地批评说：「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

邓小平讲话以后，「实践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实际上胜负已成定局。但是，「凡是派」并不甘心。他们手中还有相当的权力，特别是因为抓捕「四人帮」有功而一下子坐上中央副主席宝座的汪东兴，还掌握着舆论宣传大权，背后还有「英明领袖华主席」。华国锋是「两个凡是」的始作俑者，但他没有阻止「实践标准」讨论，这是他的明智之举.但是，那时候，他并没有表示要收回「两个凡是」，更没有对此进行检讨，这就给「凡是派」的那些台前人物留下很大的想像空间.

一九七九年九月，《红旗》杂志在总编辑熊复授意下，副总编辑方克亲自动手，写了一篇反驳文章。这篇文章，名为〈重温《实践论》〉，实际是「反对「实践标准论」」。文章把吴冷西给胡绩伟电话中的全套武器都搬了上去，大批不可知论、怀疑论、「海外奇谈」。所谓海外奇谈，就是香港那边有人说，内地现在非毛化了。〈重温《实践论》〉以此为靶子，指桑骂槐，旁敲侧击：海外帝修反说我们非毛化，挑拨中央常委之间的关系.

会议开了一个月 最后草草收场

文章送到中央常委。叶剑英认为，既然有不同意见，建议中央召开个理论务虚会，让大家把意见充分摆出来，经过讨论，统一思想，解决问题.中央政治局同意叶剑英的建议，决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召开这样一个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闭幕，理论工作务虚会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八日开幕，前后相隔不到一个月。可见，中央对这个会议的期待多么殷切，意图多么鲜明。这一点，从会议主持人胡耀邦的「引言」报告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通常识，但多年来被遗忘了，被搞颠倒了。「有些同志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以及参加讨论的其他文章和发言扣了很大的帽子，甚至说那是「丢刀子」，是「非毛化」，是「砍旗」。」邓小平的「十字」方针，胡耀邦的报告，极大地鼓舞了与会者和「凡是」们较量的斗志。那时候，正处在「历史的转捩点」上，人们在所谓「大是大非」面前，都充满激情。

中央决定，会议分两个阶段开.第一阶段，以中宣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名义召开，会议名称「理论工作务虚会」，邀请中央和在京的理论宣传单位的人参加，各省、市、自治区派联络员，总共一百六十多人。会期一个月，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八日开幕，至二十六日，然后过春节，休息五天。二月一日接着开，开到二月十二日左右。休息几天，进入第二阶段，改以中央的名义召开，邀请各省、市、自治区的人参加，规模扩大到四五百人，改名为「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再开十天左右。这是胡耀邦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中宣佈的计画。实际上会议进程与此有很大出入，尤其是第二阶段会议，变化更大。主要变化有这样三点：

第一，原来计划，第二阶段扩大进来的各省、市、自治区的人，和第一阶段的人一起开会，现在改主意了。地方的人，军队的人，第一阶段的人，各开各的，连面都见不着。第一阶段的人，搬到友谊宾馆，把原来住的京西宾馆腾给地方和军队。

第二，第一阶段休会时佈置搞几个材料，准备在第二阶段的大会上作报告，以扩大第一阶段会议的影响。我自告奋勇报了一个题目：《华主席在湖南》，想在第二阶段的大会上，揭露湖南方面对华国锋搞的新的个人崇拜。但是，第二阶段一个大会也没有开，准备的材料都没有用上。

第三，原计划第二阶段会议开十天，实际只开了七天。三月二十八开始，新来的人到会三天，还没有进入角色，三十日就听邓小平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听就知道，风向变了，根本无法和第一阶段会议接轨。四月三日，会议便草草收场。

因此，所谓理论务虚会，严格说来，就是第一阶段那一个来月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第二阶段，「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只走了一下过场，是不能算数的。会议一结束，连简报都收走了。

台上台下都有需要的畅所欲言

理论工作务虚会开得非常成功。尽管在日程安排上与原来的计画相比，有一些变化，但无关宏旨。会议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令人鼓舞的气氛中进行的。与会者本着「实践标准」的精神，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凡是和伟大领袖毛主席（那时都这样称呼毛泽东）的思想、理论、指示、决策有关的事情，凡是和中共建国以来的历史、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有关的事情，只要你想到而又想说的，都可以说.没有人给你定调调，划框框。而且，说什么简报上登什么，无需审查，也不作删改。

与会者都是在党文化薰陶下成长起来的，从未见过、更没有参加过这样自由的会议.有些人不免心里打鼓。年轻一些的，像严家祺、郭罗基、王贵秀、牛欣芳我们这些人，都只有四十岁上下，既无政治经验，又心无城府，只觉得从未有过的痛快，说话口无遮拦，根本没有想过会不会有什么后果。结果，我们都为此付出了代价.这是后话。

一个月的会议，出了两百八十多份简报，数百万言文字。会议内容丰富多彩，涉及的问题很多。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五个方面：（一）、批判「两个凡是」，为反对「凡是派」的斗争提供舆论支持；（二）、批判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华国锋的新的个人崇拜，对领袖和群众的关系作了探讨；（三）、批判毛泽东极左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包括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全面专政的理论等等，以及在这些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指导下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其中包括反右派斗争、反右倾斗争、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四）、从制度上反思党和国家一再遭受灾难的根源，主张对现行政治体制进行改革；（五）、对民主、自由、人权、法制、人道主义等普世价值，小心翼翼地作了肯定的评价.这一切，在当时都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全国各地争相传播。

这是一个特殊年代的特殊会议：上面有需要，下面有话说，是一次难得的台上台下的大合唱。既然如此，「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为什么不按原来的计画进行，而要作那么大的改变？原因在於，台上的指挥认为，台下的人越唱越「离谱」，必须叫停。

邓力群回忆录泄露天机

邓力群二○○六年三月在香港出版的回忆录《十二个春秋》里泄露了天机.他说，他们，即他本人、胡乔木和邓小平，对理论工作务虚会非常不满.邓力群说，「会开的时间愈长，发言的人愈多，离谱的东西也就愈来愈多。最突出的是王若水，他否定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本人，从毛泽东的个人品质上，要连根拔掉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胡乔木说，「这个会越开越不像样，这个也否定，那个也否定，归纳起来是五个否定，即否定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邓小平说，「看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简报，越看越看不下去。」

邓力群转述的胡乔木、邓小平的话是否准确，无从查考，但是，他们有这样的看法，我并不认为是他事后编造出来的。如果不是他们二位在邓小平耳边鼓捣，如果不是邓小平本人有同样的看法，因而出手干预，好端端的理论务虚会，怎么会转向？如果邓小平没有这样的看法，他为什么要委託胡乔木，而不是委託别的什么人，例如于光远为他起草这个讲话？他不久前在中共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就是废弃了胡乔木的稿子，请于光远帮他重新起草的。而且，又为什么不讲别的题目，而偏偏要讲「四项基本原则」？

事情很清楚：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转向，决定性的原因，是他对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看法很坏。至於他究竟说过什么，採取过哪些步骤，这只能等将来有关档案解密以后，才能真相大白。 （待续）

● 中国经济早两年就出现由盛转衰现象，美国金融危机让中国可以将本身的政策失误与经济结构不良等痼疾全推给美国。而中美经济关系日益密切，已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中国工商银行纽约分行10月在全球金融海啸中正式开业。9月16日纽约州银行厅厅长理查奈曼向中国工商银行驻纽约首席代表吴斌颁发执照。

最近两个月以来，有关中美经济关系的文章大量见诸报端，由于立场不同且兼雾里看花，诸多见解完全相反。中国媒体及大部分论者谈中国经济，开篇必是“受美国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经济……”，仿佛是美国的金融危机将中国拖入了黑暗深渊。由于中国公众信息来源受控，且缺少相关专业知识，受上述宣传影响甚深。与中国国内所论相反，国外旁观者也有一些不经之论，最荒谬的看法是认为美国金融危机缘于“中国阴谋”。

其实，这两种看法都忽视了一点：中美经济关系由于目前已经在贸易、金融方面合作日深，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这并非出自两国政府意愿，当然更非“阴谋”，而是近30年来中国对外开放与外资大量进入中国后日渐形成的现实。

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早就出了问题

其实，中国经济由于“体质”过于虚弱，无论是实体经济还是虚拟经济，早就隐含种种危机隐患，拉动中国经济前行的“三驾马车”──进出口、内需与投资，在过去一、两年内均出现不祥征兆，笔者在今年3月亦以“‘奥运信念’掩盖不住的经济败相”为题，指出2008年将是中国经济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只是美国金融危机给了中国政府一个最好的藉口，将多年来中国产业政策失误与经济结构不良等痼疾全推在美国次贷危机身上。

其实从时序上来说，中国的房地产与股市危机早就先于美国金融危机而发生。中国股市的问题根源在于中国政府不断通过股市转嫁国有企业与金融业危机，而房地产早就沦为炒家市场：2006年初，中国房市购买者当中就有60%是炒家而非买家。“中国制造”由于安全及质量问题从2005年开始就陆续受到美国、欧盟及日本的抵制，即使这些国家未出现金融危机，也未见得继续选择中国制造的玩具、鞋类与食品作为消费品。至于中国金融业受美国及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甚小已是定论，真正受影响的其实主要是外汇储备严重缩水。

中国对外投资哪一部分严重缩水？

中国政府所拥有的18,000亿外汇储备当中，有1万亿用于购买美国国债与其它机构债券。其中，投资在机构债券的额度应该在4,800亿～5,000亿美元左右。中国投资于美国“两房”债券的到期情况没有确切的数据，标准普尔估计中国持有的“两房”债券为3,400亿美元左右，这部分债券目前已经缩水90%。而购买美国国债的外汇储备至今无虞。

两个常见的疑问是：中国政府为什么要买这么多的美国债券？美国现在发生金融危机了，为何中国还要承诺再买美国国债？

答案也很简单：

中国政府作为投资者，首要的考虑是如何将投资风险降至最低。任何政府手持巨大的外汇储备，都会考虑到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会有风险。早在外汇储备只有7,000亿左右时，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就开始考虑外汇储备多元化的问题，试图分散风险。但结果并不如意，最后只好仍旧将鸡蛋继续放在美元这只“篮子”里。

何故？原因说穿了很简单，其它的篮子更加脆弱。衡量一个国家的资产风险的标准之一是国债占GDP比例，目前美国国债占GDP的比重已超过70%，日本则更高达140%。欧元区国债占GDP比例与美国相若，尽管根据《马斯特里赫条约》规定，欧盟国家加入欧元区的标准是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不超过60%，但这一标准并未严格执行，比如意大利的政府债务占GDP高达90%，德国、法国情况未必比美国好多少。事实上，这次金融危机将欧盟各国虚拟经济掀开一只角，暴露的不堪远比美国严重。从实体经济来看，欧盟各国远不如美国强盛。即使在人心惶惶的2008年9月，美国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月比持平，能源价格的回落和经济减速更是对美国通胀产生了快速的缓和作用，美国家庭收略大于支。即使是目前危机阶段，失业率也远比欧洲各国正常时期要低得多。

基于以上考虑，中国将大量外汇储备用于投资美国国债。10月20日之前的4个星期内，美国国债共卖出1,000亿元，这些买家当中估计就有中国。

恐惧中国主权财富基金控制美国

从去年以来，有关警惕中国政府握有过多美国主权财富基金的话题在美国一度流行。今年2月7日，美国国会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曾举行一场关于警惕并抵抗中国政府投资基金的听证会。美国国会的几位参议员呼吁布什政府应该审核外国政府建立的基金对美国企业的投资，他们对外国政府建立并运营的这类主权财富基金表示担忧，担心这类基金的投资目的除了经济考量之外，还可能有政治及战略考量，可能会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由美国财政部及国防、国土安全等部门共同掌管的外国投资委员会，被参议员贝赫指责为是一条把商业利益置于国家安全之上的“没有牙齿的看门狗”。

这场讨论当然是见仁见智，美国方面由于种种实际的经济利益考量，并未对这一状况加以改变。这一疑虑延续到现阶段，导致今年美国股市跳水时期一场没来由的担心：如果中国想击垮美国，只要在某一时将美国国债全部抛向市场，将会导致美国经济崩溃。CNN记者札卡里亚在9月23日采访中国总理温家宝时，还专门向温就此提问：“中国是美国短期国库债券的最大持有者，据估计，价值接近1万亿美元。这让一些美国人感到不安。您能否打消他们的顾虑，保证中国永远不会利用这种地位作为某种形式的武器？”问题中的“某种形式的武器”就包含在某一时刻将美国国债抛向市场这种可能。温的回答是“我们也希望看到美国能够持续发展，因为这将有利于中国。当然，我们担心中国在美资本的安全。不过，我们相信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国家。……我相信现在合作是头等大事。”──这段话，包括所有与中美经济关系有关的话，在中国的媒体上只字不见报导。

温家宝的这次表达倒是真心话。一个简单的道理注定中国不会大量将美国国债抛向市场，这个简单的道理就是：中国目前不想自杀。试想，中国如果在此时此刻将大量美国国债抛向市场，有谁有如此多的财力接盘？只有大量卖盘而无买盘的市场，只意味着卖盘的价格将出现自杀性下跌。中国政府虽然时时恨不得接替美国成为世界老大，但目前根本就不是发动这种自杀性攻击的时机。

为了已有的投资不亏损，中国政府最明智的选择是继续合作，中国政府这次也确实是这样做的。从10月中下旬以来，美元地位显著增强，美国国债行情看涨，总帐算下来，中国在美国国债上的投资是个不错的选择。

事实上，由于中美两国经济关系日益密切，以及中美经贸的重心由贸易（纺织品、玩具业、制衣业等）转为美中金融界之间的投资合作，美国政治中所加入的“中国因素”越来越多。对两国来说，这种既非敌对亦非战略伙伴、完全由经济利益决定的关系是种新型关系，远比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复杂、密切。

顾彬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范劲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 点击图片可阅读连载

为顾彬说了句“中国当代文学是“二锅头” ，中国现代文学是“五粮液”。媒体、专家吵翻了天。

□陈福康 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员

在没读到顾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之前，我先在《博览群书》杂志上读到了出版该书的出版社披载的三段“专家评论”。

一位专家说，此书十分严谨，书中有相当多的注释和引文，通过这些注释，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对中国文学的了解程度。让该专家相当惊讶的是，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在欧洲的译介和研究非常深入，甚至超过了我们对欧洲文学的了解程度。———我基本赞同这位专家的前一句话，对后一句话则颇有保留。此书作者是德国著名的汉学家，这样的人在西方是凤毛麟角。他的书，只能说是代表了西方极少数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的了解程度。而这位专家说的“我们”，大概只是指中国的中国文学研究者，这些人大多不通晓欧洲诸国语文，并不能代表中国的“欧学家”（我杜撰的词）的水平。我不知道，中国的“欧学家”对欧洲文学的“了解程度”，这位专家了解不了解？反正我是不大了解的。我们中国对欧洲文学的译介工作，是不是大大落后于欧洲对中国文学的译介工作？我也有点儿怀疑。

再一位专家说，他觉得此书更像是中国人写的，体例、标题都很像。———我体味这句话，可不算是一句“好话”。说一个外国人写的书“更像是中国人写的”，无异于讲此书没有什么中国人想看的“洋意”（我杜撰的词），或者等于讲，此书对中国人来说没有什么新意。我认为，有一点不可忘记，“文学史”这个玩意儿本来就是从西方传入我们中国的。因此，如果要从“体例”之类来说谁像谁，就不能说倒了。至于说此书中的“标题”以及看法、议论之类，我认为确实有像中国人写的地方，但也有不像中国人写的地方。而且，像与不像并不重要，关键还是在于写的史实准确不准确，观点对头不对头。

又一位专家说，此书是值得推荐给大学生作为教材的。现在中国的大学生的中国文学史的知识水平，我作为也是在大学里从事中国文学史教学的老师，心知肚明，实在不敢恭维。因此，这位专家的评语，实际也算不上是一句恭维话。而且我认为，任何一本文学史类的书，不管它写得好不好，只要老师在上课时不是照本宣科，都是无妨于用作教材（或所谓“反面教材”）的。

我看顾彬

下面就谈谈我粗读此书的一些想法。首先，我认为此书是值得中国文学研究者一读的。作者《中文版序》的第一句话，就使我很感动:“四十年来，我将自己所有的爱都倾注到了中国文学之中！但遗憾的是，目前人们在讨论我有关中国当代文学价值的几个论点时，往往忽略了这一点。从《诗经》到鲁迅，中国文学传统无疑属于世界文学，是世界文学遗产坚实的组成部分。”我想说，顾彬先生不用太感到遗憾，因为你有关中国当代文学价值的几个论点，在中国研究者里面并非都是反对者。我就是非常赞成你的。而仅仅看这里作者用“从《诗经》到鲁迅”来概括“中国文学传统”，我认为就比某些洋人和国人的有类梦呓的“从《红楼梦》到张爱玲”的概括，要正确得多。

专家说的“此书更像是中国人写的”，当然也不无道理。书中确实有不少写法与一些中国人写的一样。但此一问题很值得分析研究。其中有作者受了当代中国一些学者的影响的一面，同时，可能还有更特殊的原因。

例如，此书《前言》中就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这样的中国人的说法，甚至还有“中国以外的现当代文学”的提法。但我想，这可能是此书汉译者的“创译”吧？因为，“现当代”“近现代”这样妙不可言（有人说是愚不可及）的词，只是在当代中国一部分学者和学生中独用的，是大学里中文系一些人生造出来的，连历史系的人都不怎么用。它们的产生，也不过二十多年，还没有来得及收入汉语词典。我请教了我校精通德语的卫茂平兄，他说在德语里是肯定没有这样的词的。与我们中文最接近的日文，“近代”和“现代”就是同义词。再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著名的《复印报刊资料》，它是把中国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编成一册，又把中国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编成一册的。但在封面的英文翻译上，“近代”和“现代”就是一个单词。（这让老外怎么搞得明白？）

又有一些中国论者说，所谓“现代文学史”的“现代”，不只是一个时间方面的概念，更重要的是表明了它的“现代性”。我想，那只是为了神化或玄化所谓的“现代文学”，那只是企图为那三十来年永远霸占“现代”一词而寻找“高深”的理论根据。然而这种“理论”其实经不起一问。请问，为什么把梁启超放在“近代文学”里，难道梁的思想、作品就没有“现代性”？请问，民国时期曾经公开发表的毛泽东的一些诗词，为什么“现代文学”里不讲，毛没有“现代性”？再请问，后来又有“当代文学”，那么，“当代文学”还有没有“现代性”呢？

我上面为了这样的名词花费了如许笔墨，似乎和评论此书不相干，其实并没有跑题。因为我想指出，此书题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就是抛弃了所谓的“现代文学”“现当代文学”的写法，书中的章节也用了“民国时期”“1949年后”这样的表述，而摒弃所谓“现代”“当代”的称谓。这些正是深得我心的。专家说“此书更像是中国人写的”，但就这一点来说，便是不同于中国人写的书。书中偶然也用了“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这样的中国人的说法，甚至还有“中国以外的现当代文学”的提法，可能是有其他原因吧。

作者在书中还谈了一些与中国目前某些“主流”学者很不相同的观点，体现了他的独立思考的精神。例如，书中第一页就对中国近年来某种“时髦起来的做法现在更演变成了普遍行为”表示不满。即不赞成压低鲁迅这样的公认的文学代表，同时抬高那些不太重要或干脆属于“通俗文学”的像金庸那样的人物。又如，书中指出冰心在中国享有盛誉但在国外罕有读者这种“不对称现象”，并分析了原因。书中还指出，民国时期名作家“在技能和声誉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不相称。人们对他们可以有自己的态度，见仁见智，可是像茅盾、丁玲或老舍这样的叙事者都是真正的文体家，清楚地了解自己所做的事情。然而，巴金却不一样，他经久不衰的声誉和他作为作家的实际语言能力毫不成比例（这方面简直无缘由可讲）。”这些话，在中国人写的书里不是很难看到的吗？

作者承认自己的写法，“就好像是借文学这个模型去写一部二十世纪思想史”。这种写法，应该说是有利也有弊的。而这种写法，现在在我们这里却显然是最不时髦的。但此书作者偏偏又是一位时髦的外国人。这也许也是有人说它“更像是中国人写的”的原因吧。但作者指出的“只有具备一定的思想史深度才能真正理解中国文学”的论述，无疑是深刻的。“具备一定的思想史深度”，也可以说正是此书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德国汉学家顾彬，因严厉批评中国当代文学，称“中国当代文学是廉价的二锅头，中国现代文学是五粮液”等，引起不少中国当代作家、评论家“不太高兴”，成为近三年来的热门话题，顾彬也成为最有争议的汉学家。最近由华东师大出版社推出的10卷本“中国文学史”，顾彬撰写了“差不多有三卷半”。中国读者从这套顾彬主编的丛书，也许更能了解一位汉学家与批评家，了解“炮轰”、“二锅头”以及“五粮液”的由来。

■指瑕

下面就举一些我读后不敢接受的地方。

我认为，此书不少地方仍未跳出一些西方的中国文学研究者的框框，也仍未跳出中国一些“精英”论者的框框。从书中提到的西方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和中国一些“精英”论者的人名书名来看，说来说去也就是那么几位。眼界还是太狭小。许多中国新发现的史料，新论定的史实，作者都似乎不知道。因此，此书仍然不能完整地准确地反映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全貌。其主要内容仅仅是作家、作品的历史。尽管作者强调“思想史深度”，但却连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争鸣也很少写到。至于文学社团的发起和活动、文学报刊和书籍的编辑出版等等文学史上的鲜活内容，更几乎毫无涉及。即使是作品，也仅仅写到部分“新文学”作品，并不包括所谓“旧文人”的作品，也不包括新文人的“旧体作品”，例如鲁迅、郭沫若等人的诗词（旧体）。难道可以否认那些“旧文人”也是活跃在二十世纪的作家？难道可以否认旧体诗词、文言散文也是文学作品？难道可以否认旧体诗词里面也有优秀作品，甚至伟大的作品？而且，即使是作者高度肯定的鲁迅，书中也没有写到他的杂文，他的历史小说。不仅是这本书，好像在作者主编的其他尚未在中国出版的九本书里，也没有这样的内容。

另外，我还发现了书中的一些史实性的差错（有些也许是翻译者造成的）。例如，书中说郁达夫的小说《血泪》是批判当时对西方思想的盲目崇拜，事实上该小说是攻击郑振铎提倡的“血和泪的文学”主张。书中说，在北伐战争中蒋介石的政府到1927年3月已基本制服了军阀势力，事实上到1927年3月蒋介石还没有成立政府。书中说，“左联”倡导一种“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事实上倡导所谓“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是国民党当局。书中说，茅盾的小说《虹》其实出自他当时的女友笔下，事实完全不是如此。书中写到老舍的小说“《老张的哲学》（1928）、《赵子曰》（1926）和《二马》（1929）”，这三个括号中的年份，如果是指完成的时间，则应当是1926、1926、1929，如果是指出书的时间，则应当是1928、1928、1931.这类差错还有一些，就不一一列举了。□陈福康

■“中国文学史”书目

包括:《中国诗歌史———从起始到皇朝的终结》、《中国皇朝末期的长篇小说》、《中国中短篇叙事文学史———从古代到近代》、《中国古典散文———从中世纪到近代的散文、游记、笔记和书信》、《中国的美学和文学理论———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传统戏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作品德译目录》、《中国文学家传记手册》、《索引》。

翻旧报的时候，偶然翻出一条2006年的新闻：1998年3月2日，10岁的奥地利女孩娜塔莎·卡姆普什在上学途中被人绑架，从此失踪。事隔8年，也就是2006年的8月23日，娜塔莎趁绑匪，44岁的通讯师沃尔夫冈·普里克洛皮尔离开汽车打手机的空挡，冲到附近一所住房的花园里。直到警察来到她的面前，她才知道她已成功逃离了囚禁她8年的绑匪。从此她成了众多媒体关注的焦点，人们非常关心她在被囚8年的时间里，过着怎样的生活？和绑匪沃尔夫冈是一种什么关系?

出乎人们的意外，娜塔莎虽然被关在一间不足6平方米的地下室里，而且经常挨饿，身上到处是伤痕，甚至警方提供的证据显示，她曾长时间地沦为绑匪的“性奴”。但在听到沃尔夫冈畏罪自杀的消息后，她竟失声痛哭。她认为，“他完全没有必要自杀”，“我在某种程度上为他的死感到悲伤”。在谈到她的过去时，她认为，“遭绑架并不全是一件坏事”，“我并不觉得自己错过了什么”，甚至庆幸自己“没有学会吸烟和酗酒，也没有交上坏朋友”。

专家称，娜塔莎患上了一种叫“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心理疾病。具体症状就是，当患者长期与绑架者共同生活后，便开始对绑架者产生某种程度的认同感。因此，“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又称为人质情结，指的是被绑架的人质对绑架者产生某种好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绑架者的一种反常情结。病名始于1973年8月23日，两名劫匪闯进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扣押了6名银行职员当人质。一星期后，绑匪被制服，人质获救。出乎人们的意料，人质在被救以后，反而闷闷不乐，对警察表现出明显的敌意。更令人惊奇的是，其中一位人质竟然爱上了绑匪，跑到监狱里要与他私订终身；另一位则搞了一个救援基金会，四处筹钱请律师为绑匪脱罪。

报道至此，人们当然有理由为娜塔莎的异常表现感到惊奇，但真正使我心头一怔的，是一个报纸上没有出现的问题：假如一个人被绑架，可以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那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被绑架会不会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按说，国家、民族都是个人的集合体，作为整体最基本单元的个人如果出了毛病，那么，整体就不能说是健康的。比如，一个人脚上得了脚气，我们就不能说这个人只是脚上有脚气，但这个人本身没有脚气，一般的说法就是这个人有脚气。换句话说，整体与整体有机组成部分是不能分割开来看的，局部的问题就是整体的问题。列宁的晚年得了梅毒，我们就说列宁得了梅毒，而不能说列宁没有得梅毒，只是列宁的某一器官得了梅毒。

依照词典对“绑架”的一般解释——用强力把人劫走——来解释中国历史，我们发现，中国历史简直就是一部被强梁者绑架的历史，那些所谓的“中兴盛世”只是被允许放风的次数多一点而已。证据之一就是几乎每一个王朝的兴废更替都伴随着阴谋和暴力。即使是被后世儒家所津津乐道的上古“禅让”，看起来也不像传说中的那般“天真无邪”。尧把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舜，即使真存在所谓“禅让”，“禅让”给女婿和“禅让”给嫡长子，这里面有本质的区别吗？舜倒没听说把女儿嫁给禹，但晚年莫名其妙跑到南方巡察，还没等发表重要讲话，就死在了那里。舜一死，禹即天子位，南面天下。娥皇和女英觉得事出蹊跷，痛哭流涕，结果把竹子都哭成了斑竹还是没人理。这就是后世儒家所艳称的两次“禅让”，他们坚持说，每一次都是出于自愿，都是非常愉快地把权力交给了下一届领导人。其实，不用看史学家为评职称编写的“史纲”“通览”一类，甚至不必看“二十四史”，我们就知道这不是历史的普遍规律。通常的情况是，一个强力领导人运用各种手段，包括偷、骗、瞒、哄、吓、诱、胁、拐、煽、拉，裹挟了大量的无辜百姓，积聚了足够的武装力量，推翻了前政权。出于人类好同恶异的心理，这些前政权下的子民开始当然并不能适应新的主子，主要是不能适应新的“奴隶规则”，否则，就不可能有“扬州三日”、“嘉定屠城”一类的史话了。但用不了几年，这些最初的人质以及人质的子孙就认同了绑架者的价值。因为时间是迄今为止地上最好的药，它可以医治世上任何创伤和不幸。当一切仇恨在时间的长河里化为笑烟之后，绑架者的价值就成了人质的价值，绑架者的目标就成了人质的目标。就像一首流行歌里唱的，“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

 但绑匪毕竟是绑匪，有时弄到人质连饭也吃不饱的程度，二代、三代抑或N代绑匪要“撕票”了，人质终于揭竿而起，破栅毁柙，要绑绑匪的票了，劫持与被劫持的“超稳定结构”才告打破。但仍有一部分，甚至是大部分的人质因为做人质的历史久了，已被体制完全同化，反而不能适应自由的日子或新的绑匪，忠臣就这样产生了。什么君臣礼义，什么夷夏之辨，不过是在如何磕头，如何颂圣的动作方面有些微不同，劫持与被劫持的关系不管是什么绑匪坐镇龙庭都不会改变。不过是因为旧绑匪的“奴隶规则”使起来已经顺手了，不想轻易改变罢了。就像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的老布，在肖申克大牢里含冤服刑50年，这几乎耗尽了他一生的光阴。然而，当他得知自己即将假释出狱时，反而忧心忡忡，因为他已经离不开这座已完全体制化了的监狱。为此，老布不惜操刀杀人，以求假释被拒。这时，他已经爱上了这座监狱，监狱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因此，出狱后他毅然选择了自杀。

中国历史上无数殉难的忠臣，宁死不做“贰臣”的遗老遗少所忠于的都是体制化了的“肖申克”。等到新的绑匪制定了新的”奴隶规则”,如何纳粮，如何服役，天下又都太平起来的时候，新的人质就渐渐忘记了他们的祖上是如何被劫持的，无数鲜血、眼泪、妇幼的呼喊、老弱的白骨渐渐被岁月的风沙掩埋。历史又在静静地等待着下一轮的循环。其实，新的绑匪和旧的绑匪有什么不同呢？姓朱的绑匪和姓爱新觉罗的绑匪有本质的区别吗？被赵匡胤的子孙强暴与被铁木真的子孙强暴，这里面有颠扑不破的真理吗？换成俗语说，无非是图个脸熟罢了。然而，在“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作用下，一厢情愿的子民们总是幻想旧绑匪要好些。而正是这种幻想性满足构成了历史上忠臣、烈士、义仆、贞奴代不乏人的原因。

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一个有理智，有是非的少女爱上了自己的绑匪？又是什么使得一方居民对劫持自己国家和土地的绑匪产生幻想性满足？专家总结“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形成原因有多种，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以下几条：

1，人质的身体被完全控制，生命处于某种无处可逃的绝望之中。在关于娜塔莎的报道中，人质被证实：关在一间没有窗户，面积不足6平方米的地下车库里。食物、阳光都依赖绑架者的赐予，以致奥地利警方事后抱怨说，他们无法查证，她是自愿还是被迫与沃尔夫冈发生性关系。实际上，对一个身体都无法自己支配的人来说，自愿与非自愿有什么区别呢？就像生活在一个从财产到言论，从肉体到精神都被全面控制的极权社会的人一样，娜塔莎的所有行为都是别无选择的。因而，她庆幸自己“没有学会吸烟和酗酒，也没有交上坏朋友”，就和一个太监庆幸自己不会犯“生活作风” 问题一样荒唐。一切没有选择的行为，在道德上都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嫁不出去的老处女标榜自己是独身主义，众叛亲离的瘾君子标榜自己“宁静以致远”，就像在“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社会里，一个人标榜自己爱国一样没有意义。娜塔莎被救以后，在一份声明中称自己的关押地为“我的房间”，人们对此很有意见，可在一个没有迁徙自由的国度里，人们称自己的国家为“我的祖国”，舆论却视之为天经地义。关键的问题不是娜塔莎“错过了什么”，而是她想“错”的时候，有没有“错”的机会。报道显示，在1998年被绑架的最初半年里，她与外面的世界完全隔绝。她被迫呆在“自己的祖国”，“向墙壁扔瓶子，用拳头捶墙壁，希望有人能够听到，但是所有的挣扎不过只是徒劳。”这时候无处可逃的娜塔莎，就像“片板不许下海”的“天朝子民”一样，除了热爱皇帝与他的亲贵，还能热爱什么？

2，人质获得的信息是经过绑匪遴选的。除了肉身被严格控制以外，“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形成还源于绑匪和人质获得信息的严重不对称。娜塔莎在地下室里，是被允许看电视的，但所有节目都是由绑匪挑选后录制下来，再放给娜塔莎看的。绑匪甚至教她“读书写字”，就像独裁政府也实行义务教育一样，但绑匪在娜塔莎看过报纸后，会严格检查，看她在报纸上写下了什么。“他非常多疑”，获救以后的娜塔莎长出了一口气说。这时候的沃尔夫冈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肉身绑匪，而是一个兼书报检查官与广电部门领导于一体的意识形态总指挥。除了控制肉身，他还要改造灵魂。因为绑匪与极权主义领袖一样，仅仅强迫人质为一个他所设定的目标工作是远远不够的；关键是，人们应当把它当成是自己的目标。为了这个伟大目标的顺利实现，古代君主制下的皇帝所用的方法至为简陋，那就是隔断一切可以使民智开启的信息渠道，用一套自编自说的谎话混淆视听，诸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类。现代的极权主义宣传家则比古代的皇帝聪明得多。他们不再斩断人民与知识资讯的一切联系，而是把所有的信息按自己的需要重新编排、过滤，加工成一张带有明确意图的信息指南网，然后按“谎言重复一千遍就变成真理”的原则批量灌输给人民。这样,权力的中心就成了真理的中心。说的时候当然义气冲天，仿佛全人类的安危都系于一身；实际上，对领袖和制度是否忠诚是决定某条信息是否发表或删削多少的唯一标准。在这样的体制过滤下，谎言变成了家常便饭，无处不在。在由中央当局控制的电视新闻中，除了“动物世界”这种纯粹讲野兽的栏目外，有关人事的没有一样不是假的，甚至连天气预报也不例外。

“关起门来，民主就死了。……当政府开始关起门来的时候，它就有选择地控制了本来属于民众的信息。有选择的信息就是错误的信息。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创立者不信任任何政府来替我们区分好坏，他们要我们反对秘密的政府。”这是美国第六巡回上诉法庭在一份裁决书里的话。崔健则说得更直接：“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你问我还要去何方？我说要上你的路。”

3，人质会不时地得到绑匪的恩惠和眷顾。如果说在君主专制国家，百姓所感到的压迫远不像自由国家的公民所想象的那么严重的话，那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意识形态部门，在按照自己的要求塑造百姓的大脑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在峨眉山雇了几个抬滑竿的轿夫过山。到了山腰，看到他们汗流浃背，好心的哲学家以为他们一定很痛苦，就让坐下休息。正待言语宽慰，突然见他们并排坐在一起，抽着烟斗，又说又笑，还给哲学家出了一道“脑筋急转弯”的题：你能用11划写出两个中国人的名字吗？哲学家说，不能。他们就说，“是王一王二呀!”随后又大笑不止。这使哲学家得出一个结论：用自以为是的幸福观看待别人是错误的。其实，只要是人，求乐避苦，贪生惧死，都差不多。两千年前的西塞罗就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会像人那样，彼此之间如此相像。这话是从人的自然本性上讲的，比如，不管是那里人，也不管是什么颜色，什么时代，就绝对没有人愿意自己被无缘无故地抓捕、殴打，也绝对没有人愿意自己被强暴、恐吓。只要有机会选择，他们都会选择温饱，而不是冻饿；尊严，而不是欺辱；公平交易，而不是随意抢夺；公开审判，而不是秘密警察。区别只在人们对这些事情的态度。

66岁的约瑟夫·扬切克作为沃尔夫冈的邻居，一年来常常见到娜塔莎，但他并没有意识到这就是被绑架的娜塔莎。因为这个女孩看上去很友善，而且经常看到她在花园里出现，有时还看见她和沃尔夫冈开着车一起出去兜风。可他哪里知道，这个被囚的女孩曾利用绑匪带她上街的机会，疯狂地向路人和商店营业员示意，但没有人注意到她的眼神。当所有的努力都指向绝望时，她终于开始放弃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承认了她和绑匪之间的主奴关系。这种泯灭自我和个性的主奴关系一旦在一个人的内心确立，那么，他就会把来自身外的一切所得看成是主人的恩赐。比如，在娜塔莎被捕的最初半年里，她经常没有东西吃，后来不但吃饱了肚子，而且有了床、衣柜和收音机，她就觉得“主人”真是宽宏大量，慈悲心肠，潜在的逻辑是，人家本来是有权继续让我吃不饱肚子的；两年之后，她不但被允许读报纸，而且有了书和影碟机，甚至警察在地牢里还发现了英国喜剧片《憨豆先生》的录像带，这就更使她觉得绑匪不仅是她的朋友，而且是她的父亲，潜在的逻辑是，人家本来是有权继续让我看不到书报的；再后来，她不仅每天被允许和主人一起吃早餐，而且还一起上街，甚至有时还一起开着车出去兜风，这就更使她觉得绑匪不仅是自己的父亲，而且是自己的恋人，潜在的逻辑是，我本来是不配享有阳光和自由的，现在他竟给我了，我怎能不以身相许……

透过上述诊断，我们不难发现，“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成因复杂，但归结起来就是因为有绑匪在。只要有绑匪在，就会有人质情结，“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就不会一日根治。治疗的方法也不是消肿止痛，活血化淤，吃些清热解毒的药，而是要从根本上废除绑架制度，改变被劫持的历史。一个有志于服务公众的政治家不再是通过绑架，而只能通过投票来征得被统治者的同意。这样绑匪就不再是绑匪，而只是服务于公众的一个职位；人质也不再是人质，而只是宪法框架内一个通过纳税来换取生命和财产保障的公民。这样，绑匪没有了，人质就失去了仰望的对象。人质情结自然冰消雪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随之痊愈，永不复发。

                   2007年3月15日～4月1日写于长安饮马窟

沙叶新（右）与朱健国合影（2008年10月14日下午于上海沙寓）

  

沙叶新在讲述“二月故事”（2008年10月14日下午，朱健国摄）

幸遇沙先生

沙叶新先生是感天动地的思想勇士，我以为他理当是二○○八年度“感动中国的人”。“男儿自有真”。从师从恩师黄佐临启蒙，到青出於蓝别树一帜，从话剧创作走向思想冲刺，从体制内党文化走向体制外自由共生，从回民传统走向普世价值，沙叶新不断刷新其真话真情真知真理的“挖祖坟”感召力。上世纪八十年代，他逆鳞“太祖”的代表作是钦禁话剧《假如我是真的》；新世纪，其血热中华的“命运交响曲”是疗治中国伪现代化后极权时代的“四化”雄文：《“表态”文化》、《“检讨”文化》、《“宣传”文化》、《“腐败”文化》；新近，更有“天谴论”、“毒奶问”让天下风走而响应……

沙叶新打破将艺术、学术与思想探索对立的二元论，既不排斥“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也没有“为昭示后世计，自藏其锋芒”，对李慎之、王元化皆心仪不已，一面以《风雨苍黄五十年》为旗帜，跳出壕堑大写抨击时弊“四化”雄文，一面继续创作《江青和她的丈夫们》、《幸遇先生蔡》等新话剧，以《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四辑戏剧卷主编主持三十年话剧改革研究，沙先生可谓融作家、学者与战士於一身，文武双全。

即便有了这样强烈的感动背景，近日与沙叶新先生相见，仍然又有刻骨铭心的新感动，油然“喜此时幸遇先生沙”。沙叶新有话剧名为《幸遇先生蔡》，说的是蔡元培创立北大精神的故事，剧名借用老“北大校歌”之歌词。

此时，读过余秋雨的“含泪”说，看过其食言“拒绝一切官方荣誉”而伏谢钦赐“大师”称号，自我宣佈“余秋雨故居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上海文化界的三千年未有之犬儒让人何等悲哀！但二○○八年十月十四日下午，这一悲观得到改变，其时到上海探望病中的沙叶新先生，两小时开怀放谈，一次次深深敬歎.我想，沙叶新先生对上海文化界犬儒化的力挽狂澜，也足以让上海人“喜此时幸遇先生沙”。

民谚：“一娘养九子，九子九个样”，大上海岂能任由“含泪的余秋雨”邀宠摇尾？在“自由朱学勤”之外，还有“独立沙叶新”！二人联袂冒险发表“天谴论”，狙击“余含泪”御用新潮，朱、沙二人似乎决意构建上海新的“自由精神双子座”。

与历史照片比，年近七十的沙叶新瘦了不少，但与动手术和化疗前相比，只是面色略有疲乏，好在双目仍炯，壮志依然。依旧幽默，依旧俏皮，依旧勇於“图穷匕见”，真知灼见，“大珠小珠落玉盘”。好汉不提当年勇。三十年锐气不减，三十年自由不羁，这才是“我心永远”！一个人一时智勇不难，难的是三十年始终锐不可当！这才是路遥知马力，这才是百炼成钢。回顾起来，沙叶新先生让我感动的新细节，历历在目。

江泽民时代败坏整个中华民族

沙叶新先生自以话剧《假如我是真的》轰动海内外起，就以说真话而闻名於世。连名片上都是别具一格的真话：“沙叶新──上海人民艺术院院长──暂时的；剧作家──长久的；某某理事，某某委员，某某教授，某某主席──都是挂名的。”

只有相逢说真话者，才会有强烈的“读书不如访谈”之感慨。当说到前中共江总书记时，沙叶新竟然毫不留情地说：“江泽民时代败坏了整个一个（中华）民族！”──一个新感动顿时流遍我的全身：沙叶新还是一个体制内的中共党员啊！以他在体制内六十年的体验，以他的大智慧，不可能不知，江虽然退下来了，其实还有太上皇之威啊！纵然沙叶新的儿子在美国，可他和夫人还生活在“上海帮”严密控制的上海滩啊！如此逆鳞太上皇，要准备担当多大风险！难怪有人怀疑，发病之前还能在冬天洗冷水澡的沙叶新，是否因为“过激言论”而“病从口入”呢？

他明知这不是闲聊，而是接受正式採访，面对着摄像机、录音机和照相机，如此清晰地“犯上”，且不断重複，这可是“文死谏”者也要犹豫的。沙叶新如此“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不啻是对天下犬儒焦大的当头棒喝！除了“余含泪”之流，谁能不感动？

在震撼人心的《“腐败”文化》中，沙叶新曾手捧赤心：“上海是一个虎穴，还有一个更大的虎穴是政治局。有人吓一跳，说我胆敢怀疑政治局？我说，为何不能怀疑政治局？他说，这种话你怎么能说？我说，为什么不能说？闻一多有首诗：「有一句话说出来就是祸，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如果一句话能点起反腐的正义之火，即便我身陷火海，祸及自身，也在所不惜。中国总要有人说话，哪怕五千年都没有说破，如今也要说；如果不说，谁能猜得透火山的缄默？如果火山一旦爆发，那就不是我一人之祸，而是国家之祸，是民族之祸，是苍生之祸！”现在他说“江泽民时代败坏了整个一个（中华）民族”，再次证明他英雄到老不入佛！英雄虽病刀不老！“一个不允许别人对他说「不」的人，绝不可交；一个不允许别人对他说「不」的民族，也难以为友。”沙叶新有此名言，自然批评无禁区，对任何人都敢於说不。哪怕是昔日同学好友！哪怕是今日太上皇！哪怕是“六四”时坦克隆隆，他也为死去的无辜者公开带了三天黑纱！

沙叶新志愿“天下无敌”，从不将任何人视为仇敌，他充满医治一切“精神病人”的“悬壶”情怀。

上海盛产“二丑艺术”

为何“上海是一个虎穴”？其时我们谈到上海文化和上海文化人，对话是这样的──朱：你对上海文化界改革开放三十年怎么看？为何“上海是一个虎穴”？

沙：上海不是领时代之潮流的，至少这三十年，它是起了个坏作用的。上海是一个商业城市，他们都说我有一句非常精彩的话，包括上海文人，上海人他只做无本的生意，只敢於做无本的生意。

朱：上海文化人首先选择保险、安全、有大利益的事情？

沙：上海人不愿意做无利的买卖，他明哲保身，他要将本求利，他要精打细算。他只能是什么呢？他只能是这样做，包括上海文人也是这样的：他可以在文人面前讲讲官府怎么样，在官府面前他可以骂骂文人，哎呀！这人怎么怎么！

朱：就是鲁迅说的“二花脸”那种人？上海盛产“二丑艺术”？

沙：叫“二丑”嘛！鲁迅先生就是在上海写的《二丑艺术》嘛！这个现在也是这样的啊，（上海文人）他假如说要敢说话的时候，他有两个条件：一个条件就是我是安全的，其次是一定要有利益，利益第一。你要妨碍我的利益，那就不行了。这是很典型的上海人，这就是上海这个城市。现在这种体制之下，上海同是一个太阳照着，同是一个党领导，在这样的后极权时代，你说它怎么可能领时代之风骚呢？！不可能的。就是像我这样的人，也根本不值得一提的，大家都说我了不起什么的，是因为上海整个的文化土壤、空气一塌糊涂，才显得我像芝麻里面的一颗绿豆。不，不合适，我不过是绿豆里的芝麻一样。

朱：你这样谦虚！你既不是生在上海的上海人，也与你所说的许多上海文人完全不一样。鲁迅说皮日休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你是上海这个“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

沙：我认为上海它总体上是这样（一塌糊涂的泥塘）。

朱：虽然你遵从“连眼珠也不转过去”的轻蔑法，不愿公开提及“余含泪”，但你关於上海文人做事一求安全二图大利的两点概括，可能真正抓住了余秋雨之类上海文人的本质了。

沙：当然这和整个国家都有关系。九十年代之后，由於共产党为了使自己的合法性能站住脚，小平就讲“停止争论”，他就是想要把经济搞上去，来取得它的合法地位。但是，后极权时代一个最最明显的特徵，就是政治上（的专制）它绝对不会放弃，尽管它已松动很多了。

朱：就是说，中共已从以信仰、理想、民主、公平为立国之本，衰落为以经济建设的成效作为它的政权合法性，即使这种“经济建设”以牺牲当代百姓的自由与健康，牺牲未来子孙的立足之地为代价，也在所不惜。

沙：那么这就会影响整个社会，影响整个臣民吧，它这个目的是明确的。於是对知识分子的笼络、拉拢、腐蚀，在九十年代是最为严重的，高校的腐败都是骇人听闻的。

朱：当年以反右、文革残害知识分子，是政治腐败；现在以高薪奖金博导教授等等名利腐蚀知识分子，是经济腐败，六十年来的新中国，知识分子始终在遭受腐败专制的摧残。现在的高校腐败其实是执政党毒害知识分子的标志。

沙：是啊，今天的知识分子，包括高校的知识分子，本是文化的传承者，但这些人都腐败了，还有什么文化可言哪？！

朱：上海的高校腐败与外地相比，有什么特点呢？

沙：我没做过比较，但是我非常关注这个事，前不久跟邓正来先生在一起吃饭，他专门跟我讲了这个高校腐败，所以我也很关注。今年我在香港做了两次演讲，一次是给香港教会大学，一次是给尖沙嘴的文化中心，其中都涉及到教育腐败，但是我这还是只能叫“隔靴搔痒”，因为我毕竟很久没有去过大学，但是他们是个中人啊，都是在什么吉林大学啊、什么北京大学工作过的，他们讲起来是有根有据的，那真是骇人听闻。邓正来先生讲，在高校，首先（研究课题）项目权是掌握在领导手里，你是政治上可靠、听话的人，就把项目给你，这些项目有些几百万，有些几十万的。

朱：项目的承担者就可从项目经费中得到出国等等好处，就像官僚一样可以公款报销“吃喝嫖赌”。现在高校通过这种项目腐败来笼络和牢牢控制一些知识分子。许多犬儒和“焦大”，就是这样产生的。

沙：还有很多手段，项目是其中之一，还有职称。

朱：对，还有职称，一个博导，就可让好多人变节投降。

沙：这个我不是专业的，你在网上可以搜一搜。职称它是这样有牵制力，子女也那个样，你的子女能不能读大学，是每个教授、每个知识分子都切身关心的。

朱：是啊，像赵紫阳那样甘愿牺牲家人的确实少，连胡耀邦也因考虑到儿子的仕途，而不得不违心做检查。

沙：哎，你子女读哪个学校都是有关系的。评职称也是这样的，你说，现在怎么博导那么多？！

朱：今天的整体腐败可说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三个代表”带来了三聚氰胺

沙：我的好朋友董健先生，南京大学副校长，（上个月）二十三号到“岭南大讲堂”，主要是讲教育腐败。

朱：董健先生在总结三十年改革和大学教育现状的基础上，对大学官僚化、学术腐败进行有力鞭挞。

沙：学校应该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连学校都腐败，你说中国还有什么希望，培养什么学生啊！

朱：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今日连根都腐败了！

沙：而且他们（大学教授）又是文化的承担者和延续者，将来的知识分子都是从他们那里出来的，他们是在社会上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你说还有什么希望？九十年代，我一直认为，江泽民那个时候是败坏了整个一个民族。

朱：江泽民时代败坏了整个中华民族？！你认为文化腐败、教育腐败、知识分子腐败的主要责任，是在於执政党的腐败，主要起源於江泽民时代？

沙：哎，我认为他（江泽民）是民族的罪人，我是这样认为，他败坏了一个民族！

朱：按说，他还有一点西方文化的底子和民国文化的底子啊！这个人还是见过一些世面的呀？

沙：他（江泽民）浅薄！

朱：他喜欢卖弄作秀？弹弹钢琴、拼凑七律……

沙：我跟他有几面之交，那个虚伪的表情，唯恐在洋人面前……

朱：江在上海主政的时候，可能想过请教你？想以对你“不耻下问”表示“尊重人才”，“亲近知识分子”？

沙：他那时候说，在上海只认识两个作家：一个白桦，一个沙叶新，这是他亲口讲的。

朱：他似乎知道你的分量与影响，但后来真心喜欢信任的却是“余含泪”之流。如若他真心敬重你这样敢於说真话的“童心小孩”，中国今天可能不至於全国食品一片毒，毒奶毒蛋遍地了，“三个代表”带来了三聚氰胺！

胡温时期，党倒成弱势了

沙：政治上的江泽民，文化上的某某某（余秋雨）是一丘之貉。

朱：你这话太精闢了！如果客观地比较，胡温时代和江时代，到底哪个要强一点呢？有人说，可能江时代还稍微强一点，你看呢？

沙：还是胡（耀邦）、赵（紫阳）时期要好些。你说的是胡、温吧？

朱：对，我说胡、温时期和江时期比。那个胡、赵时期肯定是三十年来最好的时期。

沙：胡、温时期，现在是党倒（成为）了弱势了。

朱：执政党中共已经到了弱势时期？！你这话新奇！

沙：它（中共）已经是强弩之末，它已经是四处灭火，尽量想修正自己形象，然后在党内採取折中主义，综合各方面利益。

朱：处於招架守势了？今天像一九四六年的蒋介石政权一样，想专制无实力，说民主无真诚。

沙：哎，只能招架，难以招架了！强弩之末，招架不住了！

朱：你这个诊断也很精闢！

沙：他们越来越感到自己的危机。

朱：所以他们就对舆论控制得更加紧了？黎明前的黑暗！

沙：这是后集权时代的一个典型特徵，都在胡、温的身上反映出来了。矛盾四起，虽然控制越来越严，但裂缝越来越多。你说，像（我们）现在自由主义（的表达），应该来说超过以往了，包括我的文章，自由主义的言论大胆。

朱：对，你的《“表态”文化》《“检讨”文化》《“宣传”文化》《“腐败”文化》，你发表《支持章诒和！正告邬书林们！》，这都是以往不可能写，更不可能发表的“自由化”。从二○○四年焦国标的《讨伐中宣部》开始，一个体制内人向体制外思维大转移的大转折，一年强一年。尽管许多自由思想还不能在大陆纸媒上发表。

沙：但是网络上（的自由）不得了！你看我写的文章在网络上，它很少封闭，这也说明空间扩大了。

朱：新浪好像对一般人的博客管制严格一点。毕竟它有商业追求，担心你这样的名人离开新浪会损失眼球。你估计像你的信件（包括电子邮件）、电话，是否有监控？

沙：监听电话，这是公开的秘密啊！

朱：白桦曾告诉我，他的电话也是在监控之列。贺卫方就说，今日中国仍然是“警察治国”思维当道。

沙：（个人隐私）现在根本就没法保密了！因为没有法律来支持。从技术来讲，现在监听是太方便了。

朱：虽然当局的表面专制控制加强了，实际上只是一种无可奈何地招架？

沙：招架之势。强弩之末！

部长亲自来说项

朱：你用电脑上网，海外的网能上吗？

沙：可以上，什么“动态”啊、“无界”啊、“自由门”啊，都可以上。

朱：海外的信息你可以收到？

沙：可以，像这些他们（有关部门）都知道了，他消灭不了的，我一切都是公开的啊，电脑都可以给他们看的，他们最怕你参加任何组织嘛。哈哈哈……（大笑）

朱：但你好像也参加了一个“组织”，我听说你在去年加入了那个“独立中文笔会”，你没有顾忌？你是中共党员，是中国作协会员，怎么敢又参加一个中共反对的“独立中文笔会”？“独立中文笔会”是自由主义的，有人说它有“民运嫌疑”啊。

沙：因为它（“独立中文笔会”）的宗旨我赞成啊，因为中国也没有拒绝“国际笔会”啊，这（前几年）新成立的“独立中文笔会”，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吧。

朱：“独立中文笔会”是“国际笔会”的支部，它应该是合法组织。

沙：当然是合法组织，因为它的宗旨我同意啊，不分民族、不分政治、不分什么党派啊，你只要主张自由创作的人都可以参加。当然我支持这个。

朱：你参加“独立中文笔会”，对它的支持和促进是太大了。就好像一九二七年，许多人因白色恐怖而退出共产党时，徐特立却顶风加入中共，对当时的共产党的支持真是让人感动。你加入“独立中文笔会”时，也正是许多自由思想者纷纷向“博导”、“教授”投降当犬儒焦大之际，正是你曾经的同学、好朋友“含泪劝告”冤民不要追究贪官污吏之时。如今连“八○后”、“九○后”也知道加入“中国作协”可得现钱现利……

叶：我要跟你讲，这个中国作家协会是个御用组织，虽然我也是会员，从来都没有……而且这是我的权利嘛，我要参加就参加，我不参加就不参加，你管我什么！

朱：你参加“独立中文笔会”之后，有没有人来找你谈过什么话？

沙：（当然）。我正要再跟你讲跟他们的谈话。（当时）去了一个小时，很精彩很精彩！我叫它《二月故事》。我呢，现在是因为没有力气讲了，很精彩……以后你可能看到这篇文章，题目就是《二月故事》。《二月故事》里面有这细节，他们叫我不要参加。以后会写出来我发给你好了。

朱：谢谢！你何不用口述，找一个助手打字，你这么大年纪打电脑很累啊！

沙：不用的，电脑我可以盲打啦，不累。

朱：你近七十的人，电脑比我还打得熟啊！

沙：我用电脑比你时间长啊，肯定比你时间长，我最早一个电脑是用AST的，你知道AST电脑嘛？我一直盲打，习惯了。

朱：什么级别的人来找你谈呢？

沙：（上海市委的）部长级。

朱：部长亲自来说项？那说明当局高度重视你的这一“叛逆行为”！

沙：中央有文件的。

朱：不过，你并没有退出中共，也没有退出“中国作协”。你实际上是以共生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既希望中共有可能改革得民主宪政，也积极加入自由主义思想研究，以防中共不可救药。这样“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脚踏两只船”，实际上是一种共生主义，对姓资姓社兼收并蓄，取长补短，提高自己的共生度和共生质。这是大可供人参考的新实验。

作为一个共生主义研究者，我非常谢谢你抱病给我讲了这样多共生实践与感悟！

愿你提高警惕，注意防病，早日康复！

二○○八年十一月一─三日

於深圳早叫庐

中国改革使经济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可以让我们对过去三十年中国走过的道路有一个深刻的反省，只有如此，才能对未来应当走的道路有更加清醒的认识。

总的来看，我建议用”国家－社会关系”的模式来看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也就是说，总体来看，中国要改变，必须调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在过去的六十年中，国家制度的设计，其目的是用来改造社会，改造人，而不是用于自我调整以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在国家-社会的关系中，双方是不平等的，国家的力量远远大于社会的力量，国家的触角深入到了社会的每个层面，并最终直接触及到个人。

这种关系，使得个人面对国家的力量无法保护自己，社会失去了应有的屏障作用，这是中国人权状况极为恶劣的制度原因之一。 遗憾的是，这样的态势至今没有决定性的改变。而大量的社会矛盾，实际上就是国家-社会关系失衡的表现。

因此，未来的十年，观察中国的重要指标之一，就是看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之间的此消彼长。当有一天，公民社会的充分发展，使得社会力量开始接近国家力量的时候，就是”黄金交叉点”的出现，那时就是中国真正实现政治转型的起点。

这样的”黄金交叉点”会不会出现呢？我是比较乐观的。我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一个成果—这个成果既不是政府有意引导产生的，也不是政府乐于看到的—就是公民社会的逐渐成长。

随着计划体制的不断萎缩和国家权力从若干社会领域内有限地撤出，由国家垄断几乎所有社会资源的局面逐渐改变了。首先在农村，然后在城市，人们开始有了更多的选择，更大的空间。

社会流动性增加了，生活的多样性也日益明显。在此过程中，国家开始失去对意识形态的垄断。过去数十年里行之有效的思想控制难以为继，正统意识形态不但面临各种新思潮的挑战，而且为旧事物的复苏所困扰。目睹宗族、寺庙、教堂和传统礼俗在全国范围内的重现，人们不无惊异地发现，旧的风俗、习惯、信仰和行为方式竟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能在长期严酷的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又在一夜之间复苏。

自然，这一时期随着社会空间扩展而出现的并不只是旧的社会组织和行为方式，而且有许多更具现代意味的社会组织形式：各种中介性社会组织，包括各种学会、协会、研究会、职业团体以及与日常生活有更密切联系的大大小小的结社。

这些社会组织既不同于旧式的的社会组织如宗族，也不同于1950年代以后建立的各种所谓”人民团体”或”群众组织”，后者虽被冠以”人民”、”群众”之名，实际只是官方组织的延伸。在一些研究者看来，正是这类中介性社会组织的出现和发展，构成中国当代公民社会的核心 。

前景乐观

公民社会的力量体现之一，就是打破中共舆论垄断的前景，已经显得清晰和乐观起来。目前，比较有效的信息传播方式，除电子信箱外，还可借助于动网通、自由之门、无界浏览等软件直接登陆境外中文时政网站，借助这些软件，网民可随意浏览大量境外电子媒体的信息，并与这些媒体的相关栏目形成互动，因此，这些软件将成为中国社会信息自由传播的中转站和加速器。

我们相信，随着能够登陆境外时政网站的中国网民的增加，网络异议社区的壮大将以几何级数迅速增长，那时候，中共所面对的政治压力将大大加重，这将迫使他们在政治镇压上有所顾忌，而民主变革的步伐，也将因自由资讯的传播而加快。

中国社会多年累计的政治难题，已经不允许这种变革无限拖延下去。而这种网络异议社区的壮大，也使得全中国的异议人士更容易沟通和交流，使异议者的行动更加成熟，并且形成协作与配合，勾画未来民主社会的雏形。

可以预期，随着这些公民社会成分的进一步增长，国家权力掌控社会的程度和程度都会进一步受到削弱。中国未来的改革应当朝着发展公民社会，壮大公民社会的方向前进。我们期待着国家与社会的力量对比出现黄金交叉点的那一天的到来。

毛泽东死了三十多年了，他留下的巨大阴影依然覆盖着广袤的中国大地，他无情的梦魇依然萦绕在十几亿中国人心头，他的神话在权力的刺刀和谎言精心编织的花环重重守护下，依然挥之不去。解构毛泽东神话也因此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大的问题之一，21世纪中国人要走出专制的胡同，重新找回做人的尊严，确立人的价值和生活的自信，这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如何对待毛神话和毛留下的遗产也是对每个中国人常识和人格的考验。从本质的意义上说，毛神话就是57年来一切中国大灾难的根源。57年前站毛在天安门城楼上郑重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实际上站起来的只是他一个人，因为他是“人民”的化身，他与“人民”合二为一，他是一尊古往今来、前所未有的“人民神”。1949年的历史变动被毛和他的追随者们称为“解放”，实际上，解放的只是毛一个人，他赢得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自由，超过历代君王的自由，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和尚打伞”，他玩尽天下美女，占尽天下风景，骄奢淫逸，却以爱吃辣椒和红烧肉和打补丁的睡袍、毯子之类的特殊癖好，编造了朴素的神话。他把天下玩弄于股掌之上，让一切党国功臣、元勋策士拜倒在他的胯下，以炉火纯青的古老帝王术，穿上“人民”的外衣，将那些自始至终对他诚惶诚恐、附首贴耳的驯服工具一个个击倒在地，再踩上一脚，甚至置之死地。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人的下场众所周知，即使侥幸活到1976年的周恩来、朱德，他们的命运遭遇也一样好不了多少。在漫长的中国历史当中，也许毛泽东才是最有资格称“孤”道“寡”的人物，他是没有帝王头衔的帝王，与他无所不用其极的残忍相比，与他红色油彩涂抹、金粉装饰的愚民骗术相比，与他现代包装的权谋、诡计和统治方法相比，历朝历代的暴君都注定了望尘莫及、相形失色，包括无道著称的那个纣王，也包括焚书坑儒的千古一帝秦始皇在内。

毛泽东神话最初是在陕北的土窑洞里完成的。最早略窥其中端倪的翻译家、作家王实味，在延安的报纸上一篇杂文《野百合花》呼唤人性，遭到灭顶之灾，成为刀下游魂。那个年代，包括美国红色记者斯诺、中国民间报纸《大公报》和《申报》的记者范长江、俞颂华等人都曾造访延安，但他们什么也没有发现，什么也没有察觉，只有五体投地的佩服，无论是对毛还是对他掌握的红色团队（也许他们到延安早了一些，毛的花花肠子还没露出）。1944年，一个耳朵有点聋的民间报纸《新民报》记者赵超构到延安采访，虽然也是走马观花，但他却洞见了毛泽东神话的奥秘，在他的传世之作《延安一月》中有准确、传神的记录。1949年，毛泽东平定天下、登上大位之后，举国上下曾经沉醉在改天换地的欢乐气氛中，对毛的膜拜开始遍及大江南北，每个角落、每一寸土地，连世世代代贴灶神的农民灶台都悄悄地换成了毛像。毛神话成了中国有文字以来最大的神话。神话的建构和普及当然伴随着血腥和杀人不见血的精神绞杀，从知识分子阶层开始，20世纪50年代以来，不同社会阶层的中国人先后都遭逢了旷古未闻的洗脑、剥夺和无情的管制、无所不在的桎梏，农民被钉死在故土家园的土地上至少有三十年，号称“领导阶级”的工人也没有一天真正当家作主，即使是追随毛集团打天下的人们上至国家主席、元帅将军、封疆大吏下至普通党员、基层干部，也很少有人幸免挨整、受冤的命运。一句话，毛泽东与所有中国人为敌，与整个世界为敌，与全人类为敌。他以为自己就是神，他以为自己的智商和性格足以主宰大地万物，所以他在最狂妄的时候不惜与自然为敌，比如大跃进之类。饿死几千万生灵，他不为所动，向来乖顺、参与制造了毛神话的刘少奇紧张了，怕在历史上留下骂名，刘的悲剧由此拉开序幕。

三十多年过去了，毛死骨早寒，但毛依然是一个强有力的不可批评、质疑的神话，他的画像、尸体都停留在中国的心脏，他像符咒一般为继承他遗产的强权看家护院。当然，以中国之大，57年来也并非没有人看透刺刀与谎言曾层层保护的毛神话。在50年前那场引“蛇”出洞的大“阳谋”中，洞若观火的储安平先生在给“老和尚”提意见中，虽然温和却一针见血地把矛头指向了“党天下”。另一位在西南联大深受学生喜爱的政治学教授张奚若提出了十六字批评：“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锋芒所向直指毛神话。在他们之后，北大才女林昭、会计学家出身的顾准先生、研究爱因斯坦的许良英先生等人，在长夜难明的沉沉黑暗中，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先后窥破了毛神话，开始探索一条新的道路。

毛驾崩以后，毛氏权力衣钵的继承者，虽然都是文革劫难的幸存者，受过毛的非人对待，吃了无数的苦头，但是一旦翻过身来，他们马上明白毛的神话不能破灭，要尽最大可能去维护虚幻的光环，反正中国人容易欺骗，中国人天生胆小，因此才有“三七开”的官方定评。当然，“三七开”的紧箍咒不可能约束所有国人，不可能约束先一步具备了独立思考能力的部分国人。因此，二十几年以来对毛神话的质疑从来没有中断过，解构毛神话的努力有了重大的进展，张戎夫妇的这本《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就是最新的一个大收获，从文本上说，可以说，以此书为标志对毛神话的解构已接近完成。所以，我们也可以将此看成是研究毛泽东的颠峰之作（尽管此书本身还是也有一些遗憾，我后面再讲）。

这本书面世之前，在毛神话覆盖不住的香港和异国土地上，解构毛神话的中文著作已出版了不少，其中至少有五种曾引起中文读者的广泛共鸣和称道，包括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受到李慎之生前激赏的那本王若水遗作《新发现的毛泽东》，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以及何方的《党史笔记》。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这些书的先后问世，毛神话已经是千疮百孔、支离破碎。前段时间，有朋友借给我沉甸甸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原本想关于毛的书读得太多了，早已腻烦，对此书也未寄予厚望。没想到一拿起来，就放不下了，书中确实提供了大量第一次公开的史料，不时给我带来新的阅读惊喜。

毛泽东神话留下的遗产可以说绝大部分都是负面的，他活生生地切断了中国的文脉，不光是切断了文化之脉，将绵延数千年甚至更久远的文化扯成了断线的风筝，蛮横地拒绝了中国文化中一切温暖的有人性底色的因子，更可怕的是他实际上切断了我们的文明之脉。中华民族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本来脉络是清晰的，哪怕是在战火不绝的军阀时代、日本入侵时代，泱泱民族也知道自己的位置，明白未来的方向，那就是最终要归入人类主流文明，与世界文明接轨，而毛以一己之私垄断政权、主宰山河，荒唐地把中国推向了一片无底的泥潭，还要美其名解放中国，将自己的天下称为“新中国”，将以往的中国看作“旧中国”，毫不留情地要斩断与过去的一切联系，从头开始在白纸上画画，整死多少人、饿死多少人、杀死多少人统统都不在乎。他空前地强化了现代时空下的专制帝统，本来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都因为遭到举国的唾弃而昙花一现，中国开始与绵延近两千年的“秦政”告别，而到了毛手里，他不仅要学习“秦政”，而且变本加厉，自称“秦始皇加马克思”，当然在他身上闻不到多少马克思的气味，更多的是斯大林的气味，说他是“秦始皇加斯大林”恐怕更为准确。他的肉身统治这个国度长达27年，他的神话至今没有被官方抛弃，他确立的统治思维和统治方式绵延至今。他强势扭转了晚清开创的现代化进程，把中国纳入他的阶级斗争战车上，这种扭转是全方位的，从政治、经济、文化到社会各个层面，政治现代化虽屡经挫折，但追求民主的线索始终没有断过，即便是在抗战期间的重庆，只有到了毛这里，通过一系列思想改造运动，然后到50年前发生的铺天盖地的反右运动，将此前接受过健康文明教育的知识分子，呼吸过欧风美雨，对法治、人权、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有着清晰认知的那一部分人，几乎全都打入了十八层地狱，这些人大多数未能熬过寒冬，活着走出“文革”，在身体上消失了。他们的离开，放在整个现代化史上，意味着上百年来本民族政治现代化的一点微弱积累归零。从顾准到许良英、方励之再到李慎之，到“文革”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是从零起步，通过痛苦的反思、追寻，最后才好不容易重新摸到现代文明的门槛，重新认识到人类普世价值。他对经济现代化的摧毁，至少将这一进程推迟、延缓了半个多世纪，通过没收、改造和公私合营等手段，晚清以来成长起来的整个实业家、金融家阶层，几乎被他连根铲除。就是在面对国有化、集体化的经济发展，他也要时不时地把经济大树拔起来检验一下是否符合他的意识形态标签。与上面这些相比，最可怕的还是他对人性的灭绝和对道德的践踏，他通过一系列的自上而下、人人过关的政治运动，将整个民族带入了一个不讲人道、不讲亲情的万劫不复的深渊，在他统治下，这个古老民族的整体道德水准降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其后遗症震荡至今，在可以预期的时间内还看不到好转的迹象。从这个意义上看，历史上的暴君没有一个可以与他相媲美。他嘴上念叨着什么“为人民服务”，“人民”其实就是他自己，他说谁不是“人民”，谁马上就会失去“人民”的身份，“人民”是他的护身符，是他得心应手的道具，也是他用来打人最方便的武器。他在本质上和太平天国的洪秀全一样，洪打着“上帝”的旗号，他打着“人民”的旗号、“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只是他在权谋、手段上要远高于洪，他更具有蛊惑人心的一面，他的说辞、表演欺骗性更强，他遇到了一个历史契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和日本侵华，所以他要“感谢皇军”。

三十多年了，尽管神话已渐渐残缺，太阳将要落山，但毛的神话仍然渗透、弥漫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中，无处不在，无时不能感到。这个时候，《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的出现虽然在现实中还不能给毛神话致命的最后一击，但它对于解构毛神话无疑将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如果说前面五本书对毛神话提供的都不是全景式的、系统全面的解构，那么，此书对毛一生的各个阶段都作了新的解剖、彻底的解构，历史的手术刀所到之处，骨肉皮筋无不逼现，原形毕露，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不光剥下了毛身上的最后一件亵衣，而且把他的身体、灵魂都剖开了。在这一系列史书面前，毛神话只剩下了一堆可怜的废墟。现在的问题只是大多数同胞还没有机会读到这些书，不过这只是时间早晚问题，要紧的是解构已接近完成。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与前面五本书，与其他的许多研究，包括对胡风案、对反右、对文革的研究一起完成了这个解构，其贡献是无须置疑的。我以为，如果将此书看作是政治读物几乎是完美的，但作为历史著作也不是没有任何遗憾，特冒昧提出一些个人看法，求教于作者和各位读者。比如作者先入为主，先将毛泽东定性为一个魔鬼，也就是观点先行，再收集资料证明这个观点，而不是先有历史事实，再在事实的基础上逐步地得出结论。这样做作为畅销书当然没有问题，作为严谨的历史著作就显得主观了一点、简单化了一点，少了一点对历史更丰富、更立体的理解和把握。比如说作者过分强调了毛个人的人品、性格等主观因素，如果把毛放在整个中国文化、20世纪动荡背景以及特殊的革命造反环境下进行考察，他个人之所以最后成了超级魔鬼，应该有更复杂的原因，其他人包括整个打天下、坐天下的集团，都要负各自的历史责任。这一点在书中并不突出。对毛的心路，他在走向革命以及掌握绝对权力过程中的内心轨迹缺乏较为贴切的理解。当然，这本书从写作到出版方式，完全都是按西方畅销书模式打造的，先有英文版，再有中译本，其用意就是要制造轰动效应，因此落笔之时处处考虑到西方人的口味。拿它与前面五本书比较，我觉得也可以看出各自的长处，比如要深入了解1949年以后的二十七年，我们还是要看《晚年周恩来》；要搞清楚毛泽东杀AB团这段历史，我们还要看《新发现的毛泽东》；要明白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运动也就是毛在党内成为神的来龙去脉，我们还要看《党史笔记》和《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从生活中近距离观察、理解毛泽东，我们还要看《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要明白1959年的庐山会议，我们还要看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然而，只有它才是一部集大成的毛传，即使有些不足和缺陷也掩盖不住它散发出的光芒。特别是在世界上已经有了那么多不同版本的毛传和研究毛的著作后，这本书还能挖掘出新材料，写出新意，确实难能可贵（当然也因为刻意求新，为了标新立异，有些史料并不太可靠，比如关于几个“红色代理人”的证据都嫌不足。）这部书在前面许多书的基础上最终完成了对毛神话的解构，我想说，此书中文版的意义远大于其他文字的版本，毕竟解构毛泽东神话首先是中国人的事。在这个意义上，这应该是一本全体中国人的必读书，张戎这个名字将因此而进入2006年的编年史。

2007年1月27日

旅美中国学者兼诗人周策纵（字幼琴）教授，二○○七年五月七日下午六时于加州伯克利市阿巴尼镇寓所去世，享年九十一岁。三月间我与内人曾去拜望，他已经处于弥留状态，周夫人吴南华博士告诉我，先生的脑部功能已经不可能恢复。六月去洛杉矶参加“反右五十年讨论会”的时候，听蒙特利公园常青书店主事的女士说，策纵先生已经于一个月前去世。我无幸是他的学生，但在他失忆前的最后岁月，有幸成为他的一个忘年的知心朋友，他的去世引起我极大的哀伤。

学者周策纵。

二○○二年六月一日，我去纽约参加司马璐先生召集，周策纵先生主讲的‘胡适讨论会’，那天我随手带了一册《胡适杂忆》，策纵先生会间休息时下席来坐在我的身边，见到这本《杂忆》就翻了起来，他侧身对我说：“序是我写的，这次出大陆版，唐德刚分了几十元稿费给我，今天还是第一次见到书。‘我平时读书是翻到哪里读到哪里，根本就不读序，于是觉得非常尴尬，会间赶紧读了这篇序文，竟是一篇绝妙的文章。就这样，我认识了周策纵先生。

策纵先生是德刚先生的挚友，第二天我随司马、策纵等先生往访唐府，唐先生四月间中风脑部受损，起头连老朋友也不认识了，开门时竟问策纵先生：“你找哪一位？‘然而入座后就记忆恢复，妙语风生了，唐夫人吴昭文女士很高兴，说交谈有助病人康复。策纵先生从进门始，就谦谦地坐在一旁，面带欣赏的微笑，不时还被德刚先生的连篇趣言逗得扑哧喷笑，两个老朋友就象一对濡沫的兄弟。

那年二月，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了拙著《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我准备在台湾出一个繁体本，本想请唐先生作一篇序，但见到唐先生的状况，就没有启口，回来的路上把书稿给了策纵先生，他在车上就读了起来……这一读，勾起了他的许多想法，耗去四个月时间把‘原族——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序’作就，发表在北京《读书》和台湾《历史月刊》上。我认识他以后的两年中，他寄给我许多诗作和论文，还经常与我通电话，但不久后他的记忆开始衰退，而且病情发展得很快。因此‘原族’就成了他最后一篇有影响的学术文字。

一九一六年一月七日，策纵先生出生于湖南祁阳竹山湾的一个士绅家庭，乃父周鹏翥早年留学日本，后参加辛亥革命，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时入幕讨袁军，失败后逃亡日本，后来回乡主持达孝中学（今祁东一中），诗文名重三湘。策纵先生说他的父亲对甲骨文很有研究，甲骨文是十九、二十世纪相交时代的考古新发现，只有那些旧学深厚，而思想新锐的人物才对其有关注、有建树。

陶铸也是祁阳人，少年时在家乡当过小学教员，策纵先生说陶铸与他父亲熟识。陶铸为人很坦白真诚，在中共党内地位很高，长期主持中南五省的工作，而且与毛泽东的关系特别好。可是他的父执辈朋友周鹏翥，却在一九五二年被祁阳地方从广西桂林抓回老家，由乡间的土改积极分子决定‘就地正法’，一个辛亥老人就这样被‘无绅不劣’的意识形态草菅了；而陶铸本人也因为得罪了江青，在不到二十年后的‘文革’年间，从政治的巅峰上坠落而死。中国的精英和志士，就这样一茬一茬地被剿灭或自噬了。

策纵先生和小他五岁的弟弟策横，都毕业于中央政治学校，那是一所为国民政府培养党务和行政人才的学府，课程设置与大学文科一样，教授阵营也非常杰出，因此也叫‘政大’。政大学生在校不愁衣食，毕业不愁失业，因此也为窘困而优秀的流亡学生趋鹜。马英九的父亲马鹤龄是低策纵先生一班的同学，又是湖南同乡，因此非常要好，马英九结婚时还给他发了请柬。要是策纵先生活到今年的话，马英九当选台湾中华民国总统一定会令他很高兴。

策纵先生一九四二年从政大行政系毕业后的几年，现在外间的说法是：“曾先后主编《新认识月刊》、《市政月刊》、《新批评》等刊物，并一度供职于重庆市政府。一九四五年始，任国民政府主席侍从室编审（秘书），与陈布雷、陶希圣、徐复观等闻人共事。蒋介石当时的一些重要文稿不少出自周策纵的手笔，如台湾”二？？二八“事变后的《告台湾同胞书》就是由周所执笔的。‘（见《百度》或《维基百科》）

然而，策纵先生告诉我，一次军委会上蒋介石点名林彪分析国际形势，他也在场，林彪的发言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查林彪是于一九四二年二月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是年十月至次年三月在重庆与周恩来合作从事统战，并蒙蒋介石多次召见（见丁凯文主编《百年林彪》，明镜出版社出版）。可见一九四五年前策纵先生名义上是在重庆市府供职，实际参与中枢工作。而《新认识》是政大校刊，《市政月刊》是重庆市府的门面，主编刊物只是他的兼职而已。

策纵先生曾经赠我一册《周姓史话》（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内中有古今中外周姓名人如周瑜、周恩来、鲁迅、韩素音（原姓周），及至周策纵的小传，在他‘一九四八年初赴美……’一段文字前面，他在页边插叙‘删去我于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八年为蒋介石工作的三年’。那就是陈果夫、陈布雷荐他任国民政府主席侍从室任编审的事情。他在蒋介石身边工作的正式名义，是从一九四五年开始的。

周策纵55万字的英文专著《五四运动》（一译《五四运动史》）一书，是研究“五四运动”的权威著作，在中国大陆有多种中文译本，这是其中一种。

策纵先生告诉我，那时他还是单身，就住在总统府里为蒋介石起草文稿，他说蒋介石生活很简朴严谨，但为人又比较固执，还说蒋的旧学功底也还不错，对王阳明的那套知行学说搞得很清楚。宋美龄的作风很美国派，对下属客气随和，没有专制的作风，但生活却很奢侈，胜利前后人民生活困苦，她还用牛奶喂狗，因此他非常看不惯。

德刚先生告诉我，蒋介石宋美龄都很喜欢周策纵，但周策纵却不喜欢他们，而且对自己在蒋介石身边工作的经历，不以为荣，反以为耻。有一次，策纵先生无意中与我谈到台湾的一家‘三民书店’，他说‘我原以为那是一家国民党办的出版社，因此什么书都不找它出，后来才知道它是专注学术的，实在是很大的误会’。从这个小小的‘误会’中，可以看出他后来与国民党已经很生疏隔膜了。

南华女士说策纵先生在侍从室工作期间，曾经写了若干关于实行土地改革的建言，而腐败和内战形势争相愈下，蒋介石也不可能对他的建议有积极反应，于是他对国民党的前途非常失望，乃至决心辞职到美国来留学，鹏翥先生在家乡变卖了田产，分予纵横兄弟各黄金四条，自是希望他们统统远走，策横先生将自己的一份让给了手足。临行前策纵先生去陈布雷处道别，陈对他说了一些很悲观的话，希望他能留下来做一些挽救工作，而陈布雷自己也于同年十一月以死了断了自己对党国和领袖的忠诚。

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八年是中国命运决战的时期，也是策纵先生最接近中国权力中心的时候，他对人说：“我跟蒋先生做秘书工作，有两年多的时间。那段时期，我有机会接触党、政、军、文化、学术各界的名人，还有各党各派的领导人物和外国人，如胡适、章士钊、毛泽东、周恩来、李宗仁、马歇尔等等。周恩来同蒋介石谈判，我就在场。有机会接触这些人物，能估量他们的本色、想法和能力，不能说对我日后的研究有直接帮助，但起码可以扩充我的观念。‘

他还说：“从抗战胜利起，到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到召开国民大会，通过宪法，改组政府，每次重要会议我都在场。于是，我逐渐认识到政治多么黑暗，派系如何纷争，党派何等瘫痪（我指的不只一个时代、一个政党），我如果继续工作下去，对国事决不会有太大的补救，自己的个性，也与官场不合。尤其重要的是，我认定当时中国的现代化和改革，只能从党和政府之外去推动，作为人类一分子和一个中国人，我必须争取独立思考，充实自我和完善自我。因此，”知迷途之未远“，我于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考取自费留学，就决意辞职出国。起初辞职不准，后来我再三坚持，并推荐初中、高中、大学都是同学的唐振楚学长接替，一年后始成行。‘（刘作忠’浮海著禁书——周策纵和《五四运动史》‘）

蒋介石身边聚集了一批德才兼备的君子，陈布雷等是一代，周策纵们又是一代，然而代代都于国事无补救，可见中国的问题不是人格和学识的欠缺。而国民党里发生过的事情，后来又在共产党里重演。周策纵的地位或许很象毛泽东身边的青年田家英，然而周策纵可以一走了事，田家英却被吓得‘畏罪自杀’，专制主义能在中国愈演愈惨烈，那就一定是制度或传统的问题了。

传统社会‘士’是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则是读书人贴附权力的道路，毛泽东说知识分子是一个‘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群体，即以为中国没有独立于权力之外的读书人。但策纵先生不然，得到了别人求之不得的地位，又无所顾惜地放弃它；而且出了一个营垒，不进另一个营垒，他是‘不仕的士’的范例。

策纵先生在美国进安娜堡的密西根大学。德刚先生进的是哥伦比亚大学，在重庆读的是中央大学，然而德刚先生的老叔唐生高是策纵先生政大的同班，因此两人在重庆时就认识了。德刚先生说‘湖南骡子’与‘安徽老母鸡’言音不甚通，所以相闻声而不多相往来，但在纽约的一次亚洲学会上重遇后，策纵先生每到纽约，两人‘时常在纽约十八层高楼高谈阔论，一谈就不知东方既白’，成了莫逆知交。（《胡适杂忆》序）

德刚先生在重庆就有文名，来美国后与林语堂之女林太乙在哥大同学，于是就为林家父女办的《天风月刊》写文章，后来林语堂举家去了南洋，《天风》息影，一群‘文渣诗孽’组织了一个‘白马文艺社’。白马社出了许多名人，当年却有许多趣事，德刚先生说他曾经主张社内不能谈恋爱，但是清规戒律约束不了少年争情，青春烈火终于焚毁了这座象牙纸塔。

要说白马社是泛文艺团体，还不如说是一个青年诗社，导师兼招牌则是主张白话新诗当时也流寓纽约的胡适之。胡适之虽然反对旧诗，对旧诗的品味却很高，他对这群文学青年的旧诗评语至多只是acceptable（可接受）而已，内容则大多贬如‘无病呻吟’或‘陈言未去’，惟策纵先生是他心目中的够格诗才。

唐著《杂忆》说：“密茨根大学里的一批男女诗人，他（她）们多半以诗代信，尤其是多产作家，新旧一脚踢的大诗翁周策纵……笔者也偶尔附庸风雅”狗尾续貂“一番。江郎才尽之时……就只好相应不理，但是策纵穷寇必追，又说我们：”覆信每如蜗步缓；论交略胜古人狂！“……我们把这些诗拿给胡先生看，胡公莞尔，说周策纵可以做，你们可以多做做新诗。‘

策纵先生生于一个湖南诗家，得益于诗韵和典故的庭训，在长沙高中读书时就有许多诗作在上海杂志上发表，诵有如‘易地吴歌成楚谚，入江湘水过秦淮’这样的少年绝句。去国之前他已闻名南京上海诗坛，一九四八年三月‘春鸟诗社’诗友云集上海瘦西湖酒家为他送行，席间他赋有‘春鸟’一诗，诗云：

春鸟危巢与共鸣，买琴一喻为弹筝。

言诗海上风骚激，羁旅江南草木惊。

偶挟疏狂寻饮者，蹇从忧患拾余生。

琼楼亦有伤怀事，况待鸾飘去国行。

诗人对国事败坏的无望和与友人离别的怀伤，于‘危巢共鸣，忧患余生’间表露一尽。

那一代青年是在流亡中度过青春，周策纵从重庆辗转来到了美国，田家英则绕延安进了北京。然而，时局的变化和西方的艰辛统统甚于他们的估计。策纵先生来到美国的第二年，国民党就从大陆出走了，他暑假要去芝加哥的一家‘好世界餐馆’当Bus Boy（无小费收入之搬盘碗工），这位忠厚的党国‘文胆’竟受尽欺凌，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三日他写下一首打油的‘留学歌’：

我来拜金国，金尽学无涯。

既拾老人履，又过屠夫胯。

苦工都做尽，灵药尚余‘渣’。

天将降大任，我岂真傻瓜！

这之于田家英未来的苦境，拾拾‘老人履，过过’屠夫胯‘实在是太大的幸运。然而左右两翼有识之士都无法在祖国生存，才是中华民族苦难的宿命。

朝鲜战争后，美国接受处置钱学森等人失误教训，开始挽留中国科技人才，但是文法科学者的处境依然艰难。此中固然有语言的障碍，种族的歧见，或文人的相轻，但‘供过于求’也是实际的问题，胡适之和自命‘脚踏中西文化’的林语堂都没有谋职的机会。蒋介石的亲信，周恩来的南开友人，普林斯顿的政治博士吴国桢，只能在一所南方地方学院里教教书。德刚先生有‘胡适将哥大当北大，哥大不把胡适当胡适’的不平之言，吴国桢或许还有‘天堂不把人才当人才’的郁结。客观地说，西方是把他们当作中国文化的代表，但这种文化本身落后了。

一九五四年，策纵先生在密西根获得博士学位后，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聘他到哈佛东亚问题研究中心从事研究，共事的还有洪煨莲、杨联陞等，年轻的余英时那时也在哈佛攻读博士，这些中西学者的‘内识’和‘外识’，将哈佛的汉学研究推上了颠峰。一九六○年，也就是策纵先生在美国耕耘十二年后，哈佛大学出版了他的巨著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五四运动史》），奠定了他的学术成就。

英文《五四运动史》前后发行了七版，罗素第二任夫人Dora Black女士写给策纵先生的亲笔信，最能说明该书在西方世界的影响，信说：“当我读你的书《五四运动史》时，我就立刻觉得必须写封信，并且设法寄达你，因为我要为你这书而感谢你。如你所知，我于一九二○年和罗素一同访问中国，事后就和他结了婚。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当时未能知道中国正在进行的活动的详情，这些详情你在你书里是那么美妙地叙说了。但我自己也确感觉到那个时代和当时中国青年的精神与气氛。这种精神和气氛似乎穿透了我的皮肤，而且从那时起我就说过，我已从中国的那一年里吸收到了我的生命哲学。现在读到这全部历史故事，和那些参与者的一生、时代与活动，而一部分参与者，如胡适、梁启超和周恩来等，我又曾亲身会见过，这样读了真使我感觉非常痛快……我只希望目前英国能像当年中国青年的年轻一代，希望能有像蔡元培校长等人一样的大学首长，愿意支持他们的学生。最后，我必须恭维你在你的书中所表现的学问和研究。‘

策纵先生在哈佛一共工作了九年，其间结识了在波士顿接受麻醉科专业训练的吴南华女士，南华女士生于一九一九年，原籍江西九江，毕业于成都华西大学医学院。南华女士与策纵先生结婚后继续行医，并育有两女聆兰和琴霓。一九六三年，策纵先生受聘担任Madison的威斯康星大学东方语言系和历史系教授，是年四十七岁。次年迁家至Madison，他将1101 Minton Road的寓所命名作‘陌地生市民遁路之弃园’，事实上那是他和南华女士不离不弃的美满家园。

物极而返，闭国终有开门时，中美竟也有复好日。一九七二年南华女士就曾经先期取道加拿大返国探望年迈的父亲，还在北京见了华西同学‘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而等到一九七八年策纵才与南华女士带着聆兰和琴霓返国，见到的是一片学术的空白和委屈经年的故旧。他们先到南宁探望弟弟策横先生一家，又去了长沙九江，上了庐山，在北京还见到当年手书《世说新语》一则为他送行的顾颉刚先生，颉刚先生附言‘策纵先生将渡重洋，譬如鹤之翔乎寥廓，广大之天地皆其轩翥之所及也。’三十一年远鹤终于归来，颉刚先生的欣喜可以想见，一九八○年策纵先生再去北京，是年底颉刚先生就仙逝了。

策纵先生还结识了有同好的北大教授周汝昌先生，两人合誉‘红学二周’，汝昌先生说：“策纵先生久居美国，为中外咸知的名教授，博学而多才，思深而文密，我曾称他是一位综合性学者，因为学兼中西，又通古今，比如他的代表论著是英文本的《五四运动》，而又覃研甲骨金文学，对中华古文化有独创的见解……他作七律诗极有精思新句，不落窠臼，然而也善于写”白话新体诗“，都有雅人深致而无时俗庸陋气。盖根柢厚，天赋高，又非常用功，精力充沛——我没见他在百端忙碌中有过一回露出倦容。所以学有成就，总非偶然之事。‘

汝昌先生说策纵先生有巧思，一九八○年夏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议在Madison市的Mondota湖边召开，策纵先生‘向大家介绍，说会议为何单单在此召开——湖名已经显示了：它叫“梦多榻”！可知在此必善梦，亦善《梦》也！这方面，似乎颇有古人所赞的“锦心绣口”了。’策纵先生的‘梦多榻’竟然是在异国的‘陌地生’，这巧思中有没有乡思，有没有惆怅？

策纵先生的才具远甚于巧思，对平庸人士美国常用clueless（无线索）一字相贬，策纵先生却有捕捉线索的过人天赋。‘原族’一文以甲骨文‘族’字是‘旗下集箭’开篇，他以为突厥部落的‘十箭’组织和女真民族以‘牛录’（满语‘箭’字）聚合‘八旗’的社会结构，是与中原古文字结构一致的，他从而为‘北方民族出自中原’找到了文字学的线索。

他提示我辨识甲骨族名的读音，他说郭沫若识别出甲骨‘帚’字就是‘妇’，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发现，但许多甲骨氏族名中都有‘帚’字，丁山对此很有研究，叫我也不妨想一想这个问题。当时他已经八十七岁了，后来我以u/hu/phu之音识别出一群含‘帚’字的甲骨族名（帚好、帚妻、帚妹、帚妊、帚白、帚婡）时，可惜他已经开始失忆了。

一九九三年，山东邹平出土了四千年前刻有十一字的一块陶片，《明报月刊》先请甲骨大师饶宗颐先生作释，而策纵先生对饶先生的辩字、读序都有不同见解，他读出的是‘齐子以夏长河左（南）悤（聪）龟易（赐）望’，《明报月刊》连月刊出他的‘四千年前中国的文史纪实’，宗颐先生有点不耐烦，忠厚的策纵先生竟然也以趣文调侃：“我竟违背时代潮流，以为”文化中国“的同胞，知识分子，怎好不普遍关心祖国发现了可能是最早的文字？……现在我真自觉大错了，连我的老朋友古文字学大家都读得厌烦，阻塞了他再做考证文字的兴致……。‘

两位大师之异说，孰砖孰玉？我不必武断。但策纵先生做学问的热情，却与德刚先生形容他索诗如追穷寇一样的逼真。而我也有一次类似的经历，一日近午夜的时分，我已上床，他来电话对我说：“罗马公主向阿梯拉求婚一事的注解，有一句话不通……‘过了几天，他就将对《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注解编列和若干修改意见寄来给我。是年我六十岁，已经有了一些得过且过的想法，然而八十六岁的他，依然求知不惰怠，汝昌先生说他’所以学有成就，总非偶然之事‘，实在不是虚妄恭维之言。

我常寄一些网上文章给他，其中一篇是陈独秀去世前在四川江津境况，他读后非常感触：“那时我还很年轻，只知道陈独秀也在四川，但不知道他是如此凄凉，这样一个大人物，竟要在乡下受这般的欺负，实在太可怜了！对有骨气的人，政府实在是可以再客气一点的。‘我也把自己写的一些时评和散文寄给他，他读后还把那篇’南疆纪行‘送去给了威大图书馆收存。我对他说写这些文字很浪费时间，他说：”不必这样想，不浪费在这里，也会浪费在别处，要完全离开政治是不可能的。’

策纵先生是个忠厚正直的正人君子，他的诗词好、文章好，学问更好，少年时连篮球也打得很好。才高者难免气盛，但他敏事訥言，谦虚谨慎。有这样的人品和学问，他一生受到过很多高人的器重，然而他不仅知遇感恩，还乐于施惠后进，知其人者皆誉之‘真君子’。

一九八二年秋，策纵先生作‘拾哀诗’吊念师友，有小序云：“平生所识近代学人作家，或为前修，或为同辈，遇我特厚，期勉尤殷。二十年间，纷纷凋谢。按年屈指可计者，张君劢（1887-1969）、胡适之（1891-1962）、洪煨莲（1893-1980）、顾颉刚（1893-1980）、袁同礼（1897-1981）、蒋彝（1903-1977）、徐复观（1903-1982）、罗香林（1906-1978），凡得十人。爰作此篇，以志哀悼。‘诗云：

问世人何少？秋花拾更哀。

移风铭翠柏，瘗笔润苍苔。

道丧薰蕕杂，忧离庠序摧，

大招徒一绝，天地满寒灰。

二十世纪怀继往开来大志的优秀人物，当远不止上述‘凡十人’。然而这人才济济的一百年，中国社会始于‘移风’，却止于‘道丧’，五十年沉渣泛起后的‘薰蕕’（香臭）不辩，和‘庠序’（教育）败坏，即是策纵先生去世前二十五年预觉的局面。策纵先生的离世，标志着出自传统而走出传统的拼搏一代行将凋零一尽。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不平庸的一代，他们在祖国无以施展，离乡背井后却大放异彩，这是他们的才具和苦难，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二○○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夜

（上海《东方早报》曾发表本文删节版，这里是原文全文）

延伸阅读：

●《胡适杂忆》，唐德刚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

●《五四运动史》，[美]周策纵著，陈永明等译，岳麓书社，2000年6月第一版

●《红楼梦案》，周策纵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2月第一版

●《弃园文粹》，周策纵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2月第一版

（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2008年11月16日讯）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于昨日发布新闻通报，表示国际笔会作为全世界作家的联合体，一如既往在每年11月15日纪念“狱中作家日”，选出五个典型案例以说明作家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旨在提起人们了解作家因从事其职业而遭骚扰、迫害和监禁的状况。
 
每年11月15日，国际笔会世界各地的成员都彰显那些挺身反抗打压、争取自由表达和知情权的作家们的勇气。今年狱中作家日，世界各地作家发出呼吁、举行活动以及怀念作家同仁。国际笔会每年聚焦五个案例——五大地区各一案，每个案例都通过其写作询问、挑战和说明日常生活以显示其日常所面对的打压类型。
 
自去年11月15日狱中作家日以来，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已跟踪了90个国家一千多打击作家、记者的案例，其中200多人长期入狱，其余受到威胁、骚扰和攻击。不幸的是，国际笔会一年来记录到31位作家和纸媒新闻从业人员被杀，起因多数是由于他们的作品，少数死因不明的发生在那些写作会导致死亡的地方。只在很少几案中，杀人者受到追究。墨西哥、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如近几年一样，依然是作家或新闻工作者是危险职业的国家。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项目主任萨拉·怀亚特（Sara Whyatt）说：“如果没有笔会，全世界那些正在遭受侮辱、攻击和监禁的作家就没有一个特定的团体可以求助了。他们知道，全世界的作家将会为他们积极行动起来，向各政府写抗议，向那些有影响力者游说和施压，最重要是提供生命航程的支持。今天我们不仅彰显那些挺身抗压者的勇气，而且也彰显他们的作家同仁发出支持呼声的承诺。”

以往的狱中作家日的案例包括：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昂山素姬、扎尔加纳、师涛、丽迪亚·卡乔·里贝罗、奥尔罕·帕慕克和肯·萨罗-维瓦。狱中作家日也正是国际笔会为今年尼日利亚著名作家肯·萨罗-维瓦在23年前被当局处死而设立。

今年狱中作家日聚焦的五个案例为：

阿塞拜疆：伊努拉‧法图拉耶夫（Eynullah Fatullayev）——一位正服8年徒刑的记者，因其政治评论和调查2005年另一位被谋杀的记者而入狱；
中国：唯色（Tsering Woeser）——一位作品在中国被禁的西藏女诗人，不但遭到骚扰和威胁。
伊朗：穆罕默德·萨迪丘·卡布端德（Mohammad Sadiq Kabudvand）——一位正服11年徒刑的记者，因倡导库尔德人权而入狱。
秘鲁：梅丽莎‧罗西奥‧帕蒂尼奧‧西诺斯特罗扎（Melissa Rocío Patiño Hinostroza）——一位正受审判的女青年诗人，因涉及一个左翼政治组织而被控以恐怖罪名，尽管她没有使用或提倡暴力。

津巴布韦：遭禁戏剧《津巴布韦的鳄鱼》剧作家、演员和剧组人员——演员和剧组人员遭到殴打，剧作家们受到威胁。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追踪这些年来打击作家、记者、诗人、出版人和编辑的一千案例。这些打击从持续骚扰和威胁到长期徒刑和杀害。在国际笔会自1921年创建87年后，自狱中作家委员会设立以挑战对写作权的压制以来48年，追踪、抗议和行动的需要仍一如既往地必要。目前，全世界有64个笔会设有狱中作家委员会。

独立中文笔会于2003年设立狱中作家委员会，5年来主要致力于关注和救助在中国因言获罪的的作家和新闻工作者，自2006年以来，每年在狱中作家日发布当年“狱中作家奖”获得者及荣誉会员名单的新闻公报，重申继续为恢复系狱写作者的自由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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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资料：

 

中国：西藏作家、诗人唯色（女）

西藏作家、诗人唯色是日益被禁的中国作家之一。尽管她实际上未曾被关押，但自2004年起，她一直持续不断地受到迫害，其中包括短时间的被拘留、周期性的被软禁、限制旅行、失去工作、通讯受阻、严重地受到监控以及剥夺出版自由。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因此呼吁各分会抗议唯色所遭受的限制，要求根据中国已签署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允许她获得生活、工作的自由。

获奖西藏作家、诗人唯色于1966年出于生西藏自治区，父亲是人民解放军军人。作为文革中的孩子，她完全在接受中文教育中长大，从来没有学会读写她的母语藏文。讽刺的是，正是这一点使得她发出了如此有力的声音，她被认为是第一个扮演了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藏人。她为汉人和藏人听众写作。她的作品被认为第一次公开表达了以前一直隐藏在主流中的人文情感与经历。

唯色在成都西南民族学院学习中国文学，在位于中国西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甘孜日报》作记者，开始了她的职业生涯。1990年3月，她在拉萨的中文文学杂志《西藏文学》任编辑。这是她政治觉醒的开端，开始写诗和阅读偷运进西藏的批评中国政府的外国书译本。唯色的第一本书出版于1999年，一本名为《西藏在上》的诗集。不久，她成了一个获得高度赞扬的、多产的中文作家。通过她的学识、记者训练以及文学技能，唯色成为了一个由用中文写作的藏人少数文学精英组成的“西藏中文作家”成员之一。

唯色的麻烦开始于她的第二本书《西藏笔记》，一本于2003年1月在广州出版的短篇小说和散文集。该书在中国成为了一本畅销书，因其显示出“有损于我们民族的统一和团结”的观点，在那年的9月遭到禁止。2004年6月，她被西藏自治区作协开除。为了“遵循作为一名作家的良心”，她离开拉萨来到北京，和丈夫、作家王力雄一起住在北京一间小公寓里，她继续从事写作、在互联网上张贴有关西藏文化的诗与散文，并在台湾出版她的书。在中国大陆她的书遭到禁止，她的两个博客被关闭，她找不到工作，有时候她的活动受到限制。但作为一名最受人尊敬的、关于西藏的中国作家之一，她一直被人广泛知晓。

您能做到：

请发出呼吁，根据中国于1998年已签署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抗议迫害异议作家唯色、强烈要求她获得不受限制的、免于恐惧袭击的生活、工作自由。

 

呼吁书寄往：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邮政编码 100032
国务院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
胡锦涛阁下

请注意，中国当局没有传真号码，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建议将呼吁书复制给驻贵国的中国大使馆，请他们转交，并欢迎任何答复。
如果可能，请复印呼吁书给驻贵国的中国外交代表。 

给新闻界写信

随着北京奥运会，目前新闻界对中国的兴趣使得中国妇女作家更有可能地赢得新闻界的关注。鼓励各分会在当地新闻界使用供发表的文章材料。

进一步消息，请联系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Cathy McCann，
地址： Brownlow House, 50/51 High Holborn, London WC1V 6ER
电话：+ 44 (0) 20 7405 0338
传真：+ 44 (0) 20 7405 0339
电邮：[email protected]

 

 

拉萨之夜   

 

—— 唯色

　　　　　　      　　

    噢拉萨！虚幻的夜晚

　　个别的莲花从未开放

　　个别的酒杯容易破碎

　　个别的人啊，谁赋予的

　　气质，将流动的盛宴

　　当作自我放逐的乐园

　　那看不见的汹涌的泪水

　　只为一个留不住的亲人

 

 

　　噢拉萨！伤怀的夜晚

　　个别的蓝鸟从未啼叫

　　个别的衣裳沾满尘土

　　个别的人啊，谁散布的

　　疾病，将飞逝的时光

　　当作自我表现沉沦的深渊

　　那数不清的妖艳的幻影

　　也难以唤回转世的亲人！

 

 

　　噢拉萨！稀有的夜晚

　　个别的爱情从未降临

　　个别的血统逐渐混杂

　　个别的人啊，一道怎样的

　　闪电，将弥漫的前定

　　当作彼此聚拢的契机

　　在那没完没了的轮回中

　　但愿你是我永远的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