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  铮:看澳媒对悉尼留学生坠楼案报导


图:《悉尼晨锋报》网站报道《悲痛的母亲访问死亡之地》(Grieving mother visits death site),左下图即为10台电视台摄影师Kate Geraghty拍到的魏了母亲从女儿 坠楼的阳台俯身往下看的一瞬间。

10月26号,从四川江油到悉尼来留学的18岁的女学生魏了在自己租住的公寓内遭歹徒性侵犯后,为躲避攻击坠楼身亡。中国大陆很多媒体已经广泛报导了这件事。那么澳洲媒体和公众对此事的反应又如何呢?

首先可以说,反应是非常激烈的。从10月26号,有人发现大白天有两个人赤身裸体从阳台下掉下来,摔成一死一伤之后,各大媒体几乎是“滚动式”的在跟踪事件的发展。先是从警察局搞清了这两个人的身份,一个是来自中国的女学生魏了,一个是她19岁的韩国籍男朋友。

之后很快开始报导事件过程:一名持刀歹徒尾随一名去找魏了的朋友,强行闯进,当时屋内还有另一名20岁的中国女留学生,加上来访的朋友,一共四人。歹徒对四人都进行了性侵犯,甚至强迫受害人进行性表演,据说歹徒在此之前吸过毒,大概是在毒品的作用下实施这种耸人听闻的罪行的。

歹徒在劫持、侵害四个人一个多小时之后跑掉,还顺手抢走了200多澳元的现金。警方很快从公寓大楼的管理处拿到监视录像,按受害人的描述锁定一个嫌犯,并在媒体上公布疑犯录像,号召知情人举报。与此同时,警方出动20名侦探进行拉网式搜查,终于在事发后三天,10月29号晚8点20分左右在大街上抓住了嫌犯——26岁的居无定所的迪尼森 (Brendan David Dennison)。在连夜审问他六小时之后,警方对他提出21项指控,包括强奸、谋杀、伤害、唆使他人做猥亵之事、性袭击罪、以特别的方式强行入室, 抢劫,等等。

第二天,也即10月30日,法庭第一次开庭审理此案。法官命令在十四天之内取出嫌犯DNA样本进行取证,并把下次开庭时间定在12月11号。因为澳洲没有死刑,可以想像出的最重的处罚当然是终身监禁。法院开庭的同一天,死者魏了的母亲和继父从中国赶到了悉尼。他们表示要因女儿的死亡向她生前就读的泰勒学院( Taylor College )和澳洲政府索赔,并用赔偿金建立一项基金,专门对海外留学生进行安全方面的教育。

从笔者在澳洲七年多的经验来看,如此恶性的案件在澳洲非常少见,所以公众的反应非常激烈。包括一向以冷静著称的警察,在面对媒体时也动了感情。公众则自发在事发地点放置鲜花、在死者生前的学校举行烛光守夜等。能够感到,对于生命的尊重,是已经根植在很多澳洲人的“下意识”之中的一项价值观。

西方媒体报导的整体感觉,跟中国大陆那种以“宣传”为主的报导很不一样,它很少用形容词,很少去故意煽情,而是以报导事实为主。但你可以从它报导的密集程度、报什么不报什么,以及报导中的一些细节等等,感觉到记者的“倾向性”和他们对于某件事情的看法。

比如魏了之坠楼身亡,连续十几天都占据了很多媒体的主要版面——同一事件连续这么多天占据主要版面的现象,并不多见的。记者们几乎在第一时间就挖掘或报导出相关的种种细节。

比如,魏了的母亲人还没到,媒体就已报出她来自今年的地震灾区,四川江油,也报导了她在当地是位成功的商人,开有多家超市。

她到达之后,摄影记者拍到她从女儿坠楼的阳台俯身往下看的一瞬间,让人看后无不动容;文字记者则用文字记述了她在女儿生前住处中的种种细节, 比如她用左手轻轻的摸了一下阳台的栏杆;她走到女儿坠楼的地方——那里摆放着不知其名的民众摆放的鲜花——又从那里抬头望了望女儿掉下来的阳台、以及她刚刚摸过的栏杆,然后被丈夫扶着走进了大楼。

记者没有用一个形容词,但从这样的细节描写中,你能深深的感觉到记者对这位刚刚在地震中失去房屋和家园、现在又失去独生爱女的母亲的深深同情。

当然,此一事件后面,隐藏着另外许多更加复杂的社会问题。据说凶手迪尼森是个土著,澳洲土著人吸毒、酗酒、不务正业、家庭暴力等现象,一直让政府很头疼。

对于那些把十几岁的孩子送出国留学的中国家长们来说,当然也会由于这起事件增加一层担忧,特别是现在许多独生子女,突然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和文化中,确实有一个是否已经具备独立生活、独立应对各种突然情况的能力的问题。

据说此次四名受害者之中有人拨打过“000”紧急求救电话,可惜没有留下具体的单元号,以致以及时赶到的警察无法在众多的楼群中找到电话到底是从哪套单元房中打出的,结果功亏一篑,留下无尽遗憾。

丘岳首:和解与革命:抉择的关键时刻正在逼近

王光泽:革命伦理昌兴与政治和解的困境

*答谢词:

非常感谢齐氏文化基金会把这个奖项颁给中国和解智库。前几天听说诺贝尔和平奖可能会颁发给国内维权人士,我为之激动了好半天。虽然中国人再次与诺贝尔和平奖失之交臂,但是诺贝尔和平奖的精神仍被我们传承,齐氏文化基金会的这个奖项隐含的价值与诺奖完全一致,所以获得这个奖项,我感到非常荣幸。

齐家贞大姐先父是国民党的技术官员,在毛泽东时代遭受过残酷的政治迫害,齐家贞大姐在中共的大牢中受刑10年,专制制度摧毁了她的青春。上次在香港见到齐家贞青春靓丽的女儿,我就想齐大姐年轻时也肯定是这般美丽清纯,但是这段美丽却被阴霾和血泪所笼罩,该是何等残忍的事情。

齐氏是中国大陆万万千千遭受过政治迫害的家庭中的一个,但无论是家贞先父还是家贞本人,却不计前嫌,为政治和解鼓与呼,为终结绵绵不绝的争斗和仇恨鼓与呼,在此,本人感佩不已。

再次感谢齐氏文化基金会颁奖给中国和解智库,同时祈愿齐家先父的在天之灵,能够保佑和解、博爱的血脉能够在中华民族发扬光大!

*演讲正文

我们中华民族的上古先贤曾经渴望,将神州大地塑造成充满王道精神的自由乐土,没有仇恨没有征战,然而从秦皇汉武、陈胜吴广开始,这种精神就在中华大地上根绝。看看今天中国大陆的教科书,已经将“光荣的革命传统”颂扬了60年。革命这个词如此昌盛,在毛泽东时代,结婚也要结个“革命婚”;在当今时代,连黄菊这样上海滩起家的权贵人物去世也被盖棺定论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

革命是什么,革命的字面意思就是革除他人性命,就是“杀人”。我们中华民族不是礼仪之邦吗?我们不是文明古国吗?为什么沦落到把“杀人”这个词奉为圭臬?我们这个民族不是主张“中庸之道”吗?不是主张“和为贵”吗?为何把仇恨与争斗奉为不二法门?

让我们回到一些历史的常识里,或许更能明白一些政治上的常识。

从杨开慧之死说起

毛泽东身前公开的有4个妻子,第一个妻子是父母之命,没有正式成亲,第二个妻子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也是毛泽东自由恋爱而结合的杨开慧。杨开慧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教授。

从后来的历史材料来看,杨开慧的确是位美丽大方、贤淑温婉的江南女子,这一点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也不否认。毛泽东试图用暴力颠覆国民政府,湖南地方军政要员对其恨之入骨。为了阻止毛泽东继续闹革命,逮捕了杨开慧,并勒令她与毛泽东断绝关系。杨开慧不从,被湖南省军政首长何健下令将其处决。她被枪决之后连身上的旗袍都被刽子手扒掉,这位美丽贤淑的江南女子就这样没有任何尊严地香消玉殒。

不难知道,杨开慧没有任何犯罪行为,这完全是政治报复。

张戎在书中认为毛泽东对杨的死无动于衷,把毛描述为一个生下来就老谋深算、心狠手辣的“坏蛋”。这一点很难让人认同,杨开慧毕竟为毛泽东生了3个孩子,含辛茹苦抚养他们长大。毛泽东后来成为中国的“新皇帝”之后,甚至不顾及第一夫人江青的感受1958年公开发表了《蝶恋花。答李淑一》,他在这首诗中写道“我失骄杨君失柳”,其中的“骄”就是“娇”的同义字,即“娇美娇艳”的意思,意指杨开慧美丽可爱,可见毛泽东对杨开慧还是很有感情的。

无独有偶,刘少奇和毛泽东一样第一个妻子是父母之命,第二个妻子也是自由恋爱,也是因为丈夫是持不同政见人士,而被国民党地方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处决。朱德的第三任妻子伍若兰是游击队的直接参战人员,她被蒋介石下令处死,并被砍下她的头颅悬挂在长沙街头示众。这三个人后来都成了国民政府时代反对党中的头号人物,在成功颠覆国民政府之后,这三个人也是新政权中的三巨头,这三个人也出现在大陆的人民币当中,我们不得不天天和他们打交道。

国民党对共产党的镇压,手段之残忍通过杨开慧之死可见一斑。在宁汉合流之后,蒋介石发动清党,此间国民党甚至提出过“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被枪决的共产党人不计其数,甚至殃及到一些被怀疑为赤化分子的人。

不难理解,毛泽东及其领导的共产党获得政权之后,通过各种名目的运动对国民党进行同样残酷的政治报复,死亡的人数、殃及的家庭已经无法统计,普遍相信在数百万之巨。仅镇反运动之后,中共中央的报告中称处死的人数为71万人,监禁者129万人,管制者120万人。

杀人的刀一旦举了起来,就有杀下去的惯性,很难落得下来。中共夺取政权之后仍在贯彻“将阶级斗争进行到底”的革命逻辑,国民党杀完了,开始了反右、大跃进、文革一系列的政治运动,进行旷日持久的自相残杀。死于共产党政权之下的有多少人,恐怕谁也给不出一个确切的数字。海外的研究更是让人毛骨悚然,旅美华人政治评论家曹长青在《中共建党80年杀人记录》中宣称中共杀人总计可达8000万,已经超过中共发展了80年的党员总数。

没有约束的权力必然就是一头怪兽,即使中共中央高层提出了和谐社会的施政理念,但是专制的惯性已经深入公权力的骨髓,脑袋已经指挥不了身体,蛮横的违法行为随处可见。如果官方对民众的怨怼处理不当,必然会酿造出大小不等的群体性事件。

当重庆万州事件、贵州瓮安事件等特别是县市级群体性事件爆发时,借助网络、手机短信等现代科技,民间的不满被迅速放大,悲情被迅速传递,并跃出网络,演化成一场又一场实际的暴力,地方政府遭到攻击,甚至地方治安当局也被攻陷,不得不大量调入外地警力来维持社会治安。

中国社科院发表的《2005年社会蓝皮书报告》透露,从1993年到2003年间,大陆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经由1万起增长为6万起,参与人数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靠革命起家的中共在民间埋下的革命火种正在延烧,并在不断地寻找火山的喷发口。

群体性事件是一个中性的词语,如果套用中共惯用的革命话语,实际上就是民间的起义。群体性的民变四起,似乎“革命”之火已经成燎原之势。

革命伦理经久不衰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毛泽东的至理名言。毛泽东在接见古巴代表团的时候,代表团的成员请他谈谈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他说自己本来是一介书生,后来被“逼上梁山”。他最初也想走非暴力路线、议会路线,但是幻想相继破灭,最后落草为寇,上山打游击。

当北京的杨佳扬刀出鞘、砍杀上海10名警察时,他沿袭的也是毛泽东那样的革命逻辑。他说,当上海警方侵犯他的权益而不作出相应的补偿时,“他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他一个说法”,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革命伦理具有同构性。杨佳的暴力行动被有些网友高调颂扬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他已经被网民塑造成新偶像“北京刀客”,可见暴力崇拜在网络中何其蔓延。我们都是喝“狼奶”长大的,革命教育之下的人很容易用革命的思维来度量和处理问题,中共的革命逻辑在下一代身上延续着不灭的香火。

把杨佳说成是革命者,如果说这是网友的搞笑,那么法轮功和中共之间的确是一场货真价实的政治对抗。

例如,众所周知但又讳莫如深的法轮功问题,法轮功本来是民间自我修炼的团体,而且在各地合法注册公开活动,没有任何政治上的诉求。起因是法轮功发起了人数众多的上访活动。例如1999年的4月25日的法轮功信徒突然大量出现在中南海附近,后来被官方媒体描绘为“围攻中南海”,实际上法轮功信徒在中南海周围的聚集,安静有序,没有任何暴力活动,哪里称得上“围攻”?他们不过是在践行宪法上明文规定的“公民有集会自由”这一政治性权利,信访也是国家相关法规规定公民可以采取表达民意的手段,法轮功的上访活动除了无法履行程序上的批准之外,并不违背大陆现行宪法和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

“4.25”事件之后,法轮功被全面取缔,不得公开传授功法也不得公开练习,很多法轮功学员被送进各种法制教育班,甚至被劳教判刑。全国人大常委会也遵照党的旨意颁布了“反邪教”单行性刑法条款,中共名下的媒体展开一波又一波对法轮功的言论围剿,其中看不到对法轮功的半点肯定。让人难以相信,这个风靡大江南北、甚至不少中共官员也参与的健身运动怎么一夜之间成了“邪教”?

人有时是理性的,但是当压力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变形,中国有句俗话“兔子急了也会咬人”就是这个意思。由于长期得不到合法化,法轮功会不会哪一天就忍不住了呢?

法轮功的抗争模式一直贯彻了非暴力原则,践行了“忍字”为上的精神。但是这种对抗性的意识形态,一旦和民间暴力结合,会不会演化成一场革命伦理和革命行动的再次完美结合?

中共专制统治了60年,要想不激进是很难的。鉴于中国历史上的革命传统,谁也不敢担保革命不再发生。中共的扩展与壮大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真实写照,在1949年之前,大部分国人对中共还维持着“共产共妻”的不良印象,南京的高官显贵、大上海的白领富商谁能想到中共这群躲在延安窑洞里的“土八路”能够攻城略地,夺取国家政权?

中国民间社会的每一个群体性事件处理稍有不慎均会使得民众激发政治性诉求,因为每一个群体性事件发生的背后都隐含着制度的漏洞。法轮功事件就是由普通的上访事件演变成一起大规模的政治事件。中共高层多次强调对于处理群体性事件要小心谨慎,要有政治高度,其中的隐忧也在这里:担心群体性事件政治化,或上升为大规模的暴力行动。

当群体性事件之间缺乏足够的关联性和互动性,也缺乏意识形态的支持时,顶多只是一场又一场无意识的骚乱。但是这些群体性事件上升为政治诉求,甚至寻求新的意识形态的支撑,很可能会演变成一场实质意义的革命活动。

政治和解的尴尬与困境

在一个有着暴力革命传统的国家,在一个专制统治了60年还不知道改旗易帜的国家,谈和解显得极为可笑,因为此刻要求人们理性、温和是很难的。如果有人跑到杨佳和闸北警方面前大喊:“你们和解吧!”其结果很可能是警察先揍你一顿,杨佳再给你一刀子。强者说你是疯子,弱者说你是傻子,政治和解的呼声就陷入了“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的尴尬境地。

鉴于对中国朝野对抗程度加剧的担忧,中国和解智库曾经公开发表呼吁,建议中共本着是制造法轮功问题当权者的角色,应立即着手展开同法轮功和解的议题,避免重蹈国共两党冲突的覆辙。此种呼吁连同其他的呼吁,全都石沉大海,没有得到任何回音。由此可见,政治和解在当下的政治境遇多么艰难。

此种情形,就类似于当年在国共两党之间斡旋调停的中间派,也就是代表第三力量的民主党派。当时国民党号称自己正统,是国家政权的合法占据者;共产党认为自己是中国底层民众的代表,是将中国引入共产主义天国的带路人,是纯洁无暇至善至美的。国民党称共产党是匪类,是“共匪”,要“杀猪(朱德)拔毛(毛泽东)”,共产党称国民党是“反动派”。两者之间不共戴天,自然无法妥协与调和。此时第三力量呼吁和谈的呼声得不到国共两党的响应,反而被国共两党作为拖延谈判、积极备战的筹码,互相打太极。等到毛泽东三大战役打下江山之后,第三力量就被用来装点民主联合政府的门面。继而等到资产阶级被肃清其财产被充公之后,毛泽东觉得第三力量也碍手碍脚,在反右运动中一并清除,右派人士也被当作敌人打得鼻青脸肿。

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上海,是亚洲最耀眼的东方明珠,证券、期货交易所一应俱全,上海文化辐射了整个东亚,东京、香港等地均望其项背。即使是日本侵华,战时管制也没有改变中华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共取得内战胜利之后,中共全面绞杀国民党残余力量,并废除了本来在中国存在的市场经济,实行专制的计划经济,然后根据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实行当然的专制统治。这一段历史大家都能看得到,革命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是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比过去皇权统治还要残酷的专制统治;专制统治给中国带来的是什么?计划经济给中国带来的又是什么?是杀戮、贫穷与野蛮,是倒退、荒诞与疯狂。

人类发展的历史中一直伴随着血腥与暴力,东亚文化中也潜藏着这种“暴力情结”。在中国传统的“王霸之学”,依承老子的“圣人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演化成为为了某种所谓的神圣目的可将天下百姓皆作我用才是大英大勇的王者风范。经过后世革命主义者的发挥,暴力革命成了社会矛盾得以解决的必要方式、甚至还是人类历史的发展动力。

从实然层面来看,在极权社会暴力有其必然;若从价值层面来看,统治者以暴治民和民众的滥杀复仇都是非正义的。历史上通过暴力革命建立民主政体倒不多见,多数是对本民族文化与经济的摧毁和新的极权体制的再度建立。也只有对极权统治和暴民行为从价值上进行否定,才可能跳出历史怪圈,向民主政治转型。

和谐社会政治伦理的重构

时空的转换总让人出其不意、眼花缭乱。

革命伦理让中国人吃尽了苦头,1976年毛泽东驾崩邓小平执政之后,中国才逐步走出走出蛮荒的历史峡谷。时至今朝,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得到确立,胡温政府还提出了和谐社会的施政理念。最近,中共新王储习近平在出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之后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从大的格局上,中共似乎在逐步放弃革命伦理,向法治伦理转向。

然而没有经过政治和解这个步骤,社会的和谐就不可能真正实现。正因为没有达成政治和解,在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如中宣部、政法委,在实际的政治操作中敌我观念、斗争观念仍然非常浓厚,仍保持相当高压的策略。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市场经济必然要求民主政治,这是不变的政治逻辑,中国的政治转型必然会到来。

经济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已经陷入制度性的发展瓶颈。2004年爆发的改革争论,正宣告了这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改革是一场不正义的改革,是让中共权贵先富起来的改革。正如中国老百姓对“共产主义”的幻灭一样,所谓的共产主义,不是全民均富,而是全民均穷,是谁掌握了实权,谁就可以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实现自己的共产主义。

由于改革本身的非正义性,导致贫富悬殊加大,社会分层加大,而且民间积累的财富很难得到足够的保障,社会的矛盾在加剧。如果中共继续拖延政治改革,从根本上解决权力垄断问题,中国很容易滑向动乱或革命的边缘。这就像一个跷跷板,中共启动政改越早,民间和执政党之间的博弈就会进入互动的良性循环。正如国民党在台湾主动放弃“戒严”体制,回归宪政体制一样,台湾的转型显得轻松与自如,除了国民党有过象征性的道歉之外,民间对国民党并没有穷追猛打,国民党通过和平转让权力,象征性地完成自己的专制赎罪。台湾不仅没有出现东欧等国那样的政治动荡,甚至连韩国等国家民主转型之后的大审判都没有出现。

作为同宗同祖的中国大陆,台湾具有不可替代的示范意义。可见我们中华文化的元素中还是存在着一些和解的元素。如儒家伦理的“中庸”、“和为贵”还是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只是被中共的革命伦理拦腰砍断,导致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被扭曲或埋没。

在中共内部也不断有温和理性的声音发出。如前中宣部部长朱厚泽曾经在主政中宣部时期,提出了“三宽”政策,即提出了“宽松宽厚宽容”的宣传方针;今年3月份,前中共中央党校的退休教授、前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理事会的理事长杜光先生曾经发出《以宽容和解促进社会和谐》;在政治斗争中失势的胡耀邦、赵紫阳更是中共党内开明派的标志性人物。

民间社会中,主张宽容与和解的声音也逐步有所放大。澳大利亚华人学界的代表性人物如冯崇义教授、丘岳首博士很早就开始了相关的研究和著述,并公开出版了《和解的智慧》一书。甚至以丁子霖为代表的“天安门母亲”在冤屈尚未消弭,伤口还在作痛的时候,也非常宽容和大度地提出了“和解与宽恕”,前提是真相要得到揭示。

最近10年,大陆基督教家庭教会蓬勃发展,并在新兴的中产阶层中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力。基督教的原罪伦理,直接推导出每个人自身的有限性不完全性,进而推导出平等博爱的教义,这种文化元素和倡导中庸伦理的儒家传统相结合,形成了和解文化的重要构成。

和解文化的根基在中国还很弱小,稍有不慎有再次夭折的危险,这一点取决于执政党自身的觉悟。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成熟的政府可以推动公民社会的成熟,反之亦然。如果中共不积极遏制革命伦理的昌兴,清除革命文化的恶劣影响,继续打压民间合法的政治性诉求,必然会导致民间的激进主义和革命思潮抬头,最终会葬送几十年的改革成果,将社会拖入动乱的边缘。

等我们回过头来,理性地审视中国近现代历史,不难发现,恰恰是当年胡适、张君劢等人主张的中间道路、宪政治理最具有合理性。历史已经错过了多次机会,希望在21世纪的今天不再错过,让和解成为通向民主社会、和谐社会的必由K?

2008t112??¨,

王力雄:西藏独立路线图(一)

  

 

一、西藏事件是分水岭

1. 官僚集团成为主导

这个路线图从分水岭出发。在2008年的西藏事件之前,我从未认真地对待过西藏独立。这个事件是一个分水岭,让我第一次正视西藏有了实现独立的可能。如果说此前西藏独立只是梦想的话,此后西藏独立却浮出现实的水面,进入了目力所及的视野。之所以发生这种变化,主要推动者不是别人,正是中国权力体系中担负“反分裂”职能的官僚集团。

十九世纪中到二十世纪中的中国,一直是身受帝国主义之害的形象。近代中国人牢牢记住了那段屈辱,却很少有人去想中国也曾是一个帝国,在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进行过巨大的疆土扩张,虽有过被其他帝国打败和瓜分的屈辱,但至今仍然继承着相当一部分帝国遗产,包括西藏在内。

今天,西藏领土占帝国版图的四分之一,西藏问题在帝国政治中有重要地位,中国的党政权力体系中有诸多部门与西藏有关,其中省部级以上的部门有如下十三个:

1、 西藏自治区
2、 青海省
3、 甘肃省
4、 四川省
5、 云南省
6、 中共中央西藏工作协调小组
7、 中共统战部
8、 公安部
9、 国家安全部
10、 军队
11、 武装警察部队
1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13、 国务院宗教事务局

这些部门都设有专门处理西藏问题的机构,有一批长期甚至终生行使这种职能的官僚。除了这十三个部门,还有以下十一个虽不直接涉及西藏,同样担负“反分裂”职能、设有反分裂机构与人员的(省部级以上)部门:

1、 中央政法委
2、 中共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
3、 新疆自治区
4、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5、 内蒙古自治区
6、 外交部
7、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8、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9、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
10、 香港中联办
11、 澳门中联办

加在一起,中国的官僚体系中具有“反分裂”职能的部门共计有二十四个,乃是一个相当大的集团,拥有的权力、人力和资源非同小可。在处理这次西藏事件中,他们是一个联盟,主导了整个处理过程。这一点与毛时代和邓时代不同。当年无论是对西藏实行“统战”或“平叛”,还是“拨乱反正”或“戒严”,都是权力高端决策,官僚集团执行。而这次西藏事件,权力高端基本无所作为,完全由官僚集团自行处理。

这不能简单认为只是高端下放权力。实际上,拉萨事件发生的当月,中国总理温家宝曾在老挝出席大湄公河次区域领导人会议时呼吁,希望达赖喇嘛能够施加他的影响平息西藏事件。这种前所未见的说法引起了国际广泛关注,被认为是中国领导人的新思路。然而此后不再有任何下文,“反分裂”官僚集团对事件的处理方式没有任何变化。由此可以看出,今日中共政权处理西藏问题,不仅不需要权力高端进行决策,甚至即使高端进行了决策,若不符合官僚集团的意图,也不会生效。这种局面很可能会成为今后的定规。至于为什么发生这种变化,容后再述。

在权力高端能够独裁时,一方面会有专横、粗暴乃至荒谬,另一方面也存在高瞻远瞩、拨乱反正、突破和变局的可能。二者只是一步之遥,有时就在于当权者的一转念。而当官僚集团成为主导时,就不会再出现那种戏剧性,而是落进明确的规则框架。官僚集团是一种互相牵制、按部就班、墨守陈规的结构。更重要的是,官僚集团是一个利益主体,如果由它控制决策,所有决策都必须符合其自身利益。当其自身利益与社会利益发生矛盾时,官僚集团就成为破坏者,不仅破坏民众利益,也会破坏它本当为之服务的统治目标。“反分裂”官僚集团正是这样,在它按照自身利益去驱动“反分裂”的行动时,结果是把中国推向更危险的分裂。我们不妨从这个角度,看一下这次西藏事件的脉络。

类似拉萨的“3.14”街头抗议和暴力事件,其实在中国内地屡见不鲜。内地处理事件的方式已经很糟,但如果对“3.14”事件采用与内地同样的方式——新闻封锁、大事化小、不激化矛盾、镇压加安抚、在下级官僚中抓替罪羊以平民愤等——很可能就不会发生随后波及整个藏区的连锁反应。然而对西藏问题,官僚们却不会有这种平常心。因为首先西藏被世界关注,事件会引发国际舆论;其次西藏动乱会使当过西藏主管的中共领导人胡锦涛难堪,层层官吏都怕被怪罪;其三,既然官方多次宣布“西藏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出了这种自打耳光的事必须自圆其说。在中国官场,如果是由少数个人或单一部门承担责任的事,可以通过找替罪羊的方式处理,官僚之间的竞争也容易导致落井下石。然而西藏事件不是西藏一地之责,在花了那么多钱、用了那么长时间、下了那么大功夫之后,仍然出现如此规模的民众抗议,仅凭常识也会知道是治藏路线的失败。然而治藏路线是由众多部门共同推动和执行的,承认路线失败,十三个涉藏部门都脱不了干系,其他的“反分裂”部门也会受连带影响。这种责任是整体性的,面临的问责也无法靠官僚之间的推卸化解得了,诸多官员的仕途前景都会受影响。因此,“反分裂”官僚们必须团结起来,结成联盟,共同行动,帮助西藏的官僚推掉责任,才能让他们一块得到解脱。

责任如何推卸得最彻底?可想莫过于推给“达赖集团”。因为不管什么理由,只要是出自西藏本土,就免不了官僚自身的责任。只有把责任推到境外,才能让自己完全无关。西藏自治区当局在拉萨事件发生当天就对新华社宣称,“有足够证据证明这是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的”。这种宣称立刻被所有涉藏部门和反分裂部门当作统一口径。虽然他们至今也不能把“足够证据”展示于世,可见只是推卸责任的谎言。然而官僚们并不在意能否拿出证据,他们的目的是在第一时间主导舆论。这一点的确是被成功地做到——他们的谎言立刻变为中国舆论的众口一词,成了一种不容置辩的话语模式,起到了诱导和迫使社会(包括权力高端)遵循同样口径的效果。

起点决定走向。起点失之毫厘,结果差之千里。这种出于推卸责任的官僚口径,决定了后续行动的框架,也决定了事态发展的走向。譬如3月14日拉萨发生闹事的区域曾出现数小时放任状态,外围已经集合的军警不进入,不行动,任凭暴力行为升级。很多人对这个奇怪现象困惑不解。在不同版本的解释中,我比较倾向于这种做法是为镇压“培育”理由,以及为了拿到“宣传攻势”所需的电视画面。一方面把摄制组部署进闹事地点完成拍摄需要时间;一方面暴力不受抑制时会不断升级,可以给镇压提供更充分的合法性,也容易拍到更有烈度的暴力画面作为证据。如果从闹事初起就动用警力控制,事件规模会小很多,有利全局,却不利相关官僚。因为事件既已发生,在较低烈度时镇压会引起非议指责,包括北京也可能不满,既不能让官僚有效地转移事件责任,还可能增加处置不当的罪名。因此他们宁可按兵不动,让事态扩大,等待事件达到充分严重的程度,可以被认为是“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的”之时,再进行镇压。那时外界无法指责,北京也难以怪罪。

这就是专制制度的特点——权力体系中每个角色都把自身利益置于核心位置,以个人得失决定行动。官僚为了个人算盘,宁可把事情推向恶性发展的方向,不管会造成什么恶果。回顾此次西藏事件的脉络,从拉萨僧侣的和平请愿,一步步发展成遍及藏区的动荡与镇压,以及扩大到全球的抗议和反抗议,很多环节都有这个因素在起作用。

2. 民族矛盾变成种族对立

3.14事件发生后,官僚们首先要向政权高端、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证明镇压的必要与合法。他们采取的方式是先发制人,利用一切舆论手段进行频繁的信息轰炸;同时封锁现场,阻断信息,不让对手掌握不利自己的证据,由此达到垄断舆论的目的。与中国其他地方发生类似事件时媒体几乎不报道,更少见诸电视画面相比,这次对拉萨出现的暴力却一反常态,十几个小时之后就通过电视新闻把画面送到全国乃至全世界,密集播放藏人对汉人的施暴,不谈事件起因,单一地表现成藏人攻击汉人(尽管存在这种攻击),归咎于境外操纵的分裂,由此煽动汉人针对藏人的民族主义情绪。

民族对立是一个国家发生分裂的根本原因,本是首先应该避免的分裂,然而担负“反分裂”职能的官僚集团却在此次西藏事件中一手制造这种分裂。他们不是不知道后果,而是十分明白地就是要利用这种对立,需要的就是这种后果。只要煽动起中国主体族群——汉人的民族情绪,形成同仇敌忾的社会氛围,就可以让他们躲在后面,不但可以避免来自民意的质询和追究,还能借助汹涌的民意把权力高端纳入他们的轨道。任何对阴谋论的怀疑,对己方的检视,力图温和的处理方式,缓和矛盾的用意,都会在激愤的民意威慑下无法伸张,只剩“反分裂”官僚的谎言成为不容怀疑的定论,不断放大,裹挟所有声音和行动。

这种宣传不会平息事件,反而是火上浇油。一九八零年代的藏人抗议局限在拉萨,这次却遍及整个藏区,其中电视是重要原因。当年少有的电视现在普及到各个角落。虽然藏人攻击汉人的画面可以让汉人认同对藏人的镇压,但是对藏人的效果却相反。各地藏人在日常生活中积淀的不满,很容易被直观的电视画面引发出来。可以说,电视在相当程度上成了引发藏区抗议的动员令。作为藏人,不但理解和同情拉萨街头发生的行为,有些人还会被电视内容误导,认为应该用同样行为表达不满。藏区个别地方发生针对异族的暴力事件,正是在看到拉萨街头的电视画面后。当局把藏区各地同时发生抗议作为是“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的证明。其实哪里需要组织、预谋和策划,让各地藏人同时看到拉萨人已经起来的活生生画面,就足以让他们同时走上街头了。而这个动员令,正是当局自己发出的。

另一方面,单方面取舍材料、不探讨理由只渲染现象的舆论煽动,把事件片面表现为藏人对汉人的无端仇杀,造成的结果是汉人与藏人的种族切割。近年汉人对藏文化表现出的向往和亲近,发生一百八十度转弯,变成了对藏人整体的畏惧和仇视,把藏人视为恩将仇报的民族。互联网上充斥中国愤青对藏人的狂热辱骂。对藏人的排斥成为中国社会弥漫的风气。到处发生对藏人的歧视与不公。机场、旅馆、各种检查站,只要见到藏人,即使是位居高官者也免不了侮辱性对待。甚至藏族儿童在学校也受汉族同学欺侮。这种出自汉人的整体敌对,把藏人整体推到了汉人的对立面。出于对官方宣传的反感,藏人对官方言辞一概抵制,同时也对汉人的仇藏还以相反的仇汉。可以说,从这次事件后,汉藏之间已经形成了以血缘划分的种族对立。最典型的例子是在随后举行的北京奥运会期间,本无民族区分的藏族孩子从以往为中国加油变成每见中国失掉金牌就欢呼。孩子的变化,正是预示西藏问题的长远走向。

在这次西藏事件前,西藏独立的其他条件一直相当充分——单一民族、单一宗教和文化,地域界限分明,历史地位清楚,国际社会高度认可,有众望所归的领袖和运转多年的政府……然而不具备的是最重要的条件,即作为藏人主体的境内藏人缺乏追求独立的足够动力。虽然西藏问题长期存在,但是集中于政治、历史或文化层面。双方被卷进纠葛的主要是官方、民族上层、知识界或国际社会。即使是一九五零年代的藏人武装反抗和达赖喇嘛出走,也被毛泽东化解为阶级斗争,并未变成种族对立。一九八零年代的拉萨抗议因为没有扩散到其他藏地,也未影响到整体的藏汉关系。两个民族的普通民众之间,可以说此前关系一直比较和睦,甚至比较亲近,在境内藏人多数不追求独立时,有利于西藏独立的其他条件再多,也不会发生作用。我过去之所以没有正视西藏独立前景,原因正是在这里。

但是这次西藏事件却在藏汉民族之间整体地切开了鸿沟。民族关系变成了种族对立,情况就发生了本质变化。上层和精英之间的民族矛盾相对容易化解,政策变化、体制改革、翻案平反等都可能成为出路,然而以血缘划分的种族矛盾涉及每个人,遍布在两个民族日常交往的所有细节。双方任何成员、任何接触都可能成为冲突之源。而所有冲突都会起到继续动员的作用,使得种族之间仇恨增长,冤冤相报,冲突升级,两个民族只能越走越远,从此踏上不归路。这时受到压迫与歧视弱势民族一方,产生要求独立的诉求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一旦境内藏人普遍把西藏独立当作愿景,西藏原本具备的独立条件就立刻变得有效。正是这个重大变化,使得西藏独立进入了现实层面。虽然最终能否实现独立还要取决于历史时机和外部环境,但至少从藏人自身而言,条件已经齐备。这是此次西藏事件完成的转折。如果“藏独”方面要论功行赏的话,头功理所应当该授予的就是把藏汉民族变成了对立种族的中国“反分裂”官僚集团。

3. 预期的自我实现

既然从一开始就把事件定性为“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的分裂活动”,对于把统一奉为最高原则的政权,处理方式就只能是坚决镇压,没有缓和余地。这是藏区各地政府和官员不敢有违的立场,也是军警执行镇压的指导思想。拉萨事件发生后,藏区各地政府及军警的过度反应与草木皆兵——大规模逮捕、暴力镇压、刑讯逼供、封锁寺庙、迫害僧人,人人过关等,引起藏人广泛不满,促使更多普通百姓卷入其中,致使反抗扩散到整个藏民族,应该是这次西藏事件规模如此扩大的另一主要原因。

在官方宣传灌输下,从外地调进藏区执行镇压的汉人士兵把藏人一概视为分裂国家的敌人,因此以仇恨心态对藏人施暴,引发了很多本来不该发生的冲突。比如汉人士兵见到藏人家里供奉“分裂集团头目达赖”的照片,会粗暴地进行损毁,甚至逼迫藏人自己动手损毁。这对把达赖喇嘛视为至尊的藏人是不可接受的。如果藏族老人为保护达赖喇嘛像而遭士兵殴打,老人的子女当然愤怒,亲属和乡亲也会不平,于是卷进更多的人。冲突就这样发生和扩大,演变成事件,甚至导致军警开枪,造成伤亡,再被归于“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的分裂活动”进行镇压。类似之事这次各地多有发生,其实往往并无政治内涵,完全属于“激起民变”。

1989年六四事件后,中共总结的“要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至今已化为官僚集团的基本思维,是所有官僚奉行的准则。按照他们的权力崇拜心态,只要有权力,一切都可以恣意妄为。他们在民族地区实行的政策是“主动出击、露头就打、先发制敌”,后来发挥成“不露头也要打,要追着打”。这种穷凶极恶在这次西藏事件得到充分体现。本来许多和政治无关的活动,如过节、赛马、宗教法会等,只是传统风俗,自古已有,但是在把“非我族类”视为“其心必异”的官僚眼中,尤其是外地调来、全然不了解民俗的军警来看,只要聚众就可能出事。既然要“先发制敌”,“不露头也要打”,最稳妥的就是禁止任何形式的聚众,封杀所有民间活动。或者即使没有禁止,也要重兵防范,军警包围,架设武器威慑等。可想藏人对此的反应——“凭什么你们能开奥运会,我们不能开赛马会?!”血气方刚的藏人面对如临大敌且态度蛮横的军人,一言不合就可能引发冲突,酿成事件。对当局来讲,那正好验证了聚众就会出事的判断,于是更加禁止民众活动。孰不知之所以出事,恰恰就在于他们的这种判断。

其实,即使从统治者角度,把全部矛盾“消灭在萌芽”也非好方法,因为“萌芽”不能真实地显露事物性质。有些“萌芽”本来并非“不稳定因素”,让其生长只能有利于稳定,而粗暴的“消灭”却将其推到了敌对,等于制造了新的敌人。即使这种镇压一时造成稳定的表面,但是从长久看,不稳定的因素不会被消灭,只是压抑和积累,等待时机形成更大的爆发。

僧侣在藏地本是理性与和平的群体。当他们以和平请愿的方式表达不满,如果当局能够虚心聆听,正面互动,对藏地的长远稳定肯定只有好处。然而当局内心深处把僧侣视为不劳而获的寄生虫、达赖扎根西藏的基础、西藏独立的土壤、闹事者和煽动者,总之都是负面的,因此一遇到僧侣挑战,就会条件反射式地做出粗暴举动。3.14拉萨街头出现的暴力事件,与此前连续几天军警殴打和平抗议的僧侣有直接关系。那几乎是一模一样重复1987年拉萨事件发生的起因,让人惊讶当局不汲取教训的颟顸。对藏人稍有了解就会知道,与官僚对僧侣的蔑视与厌恶相反,僧侣在藏人心目中地位极高,既是藏传佛教的三宝之一,又是藏文化的传统知识分子,作为藏人精神世界的引导者和护佑者,受到藏人极大尊崇。因此藏人最不能容忍僧侣遭受虐待和羞辱。军警对僧侣的暴力行为会引发藏人骚乱几乎是必然的,只有被权力傲慢遮蔽了双眼的帝国官员才会看不到这种后果。

而当局并未反思,反而变本加厉。各地僧侣被当成主要打击对象;众多具有崇高地位的寺庙遭到军警侮辱性搜查;除了参与抗议的僧侣大批被抓,还有很多僧侣被限制行动自由;一些寺庙长期被关闭;外地户口的僧侣被驱赶;强令所有寺庙开展所谓“爱国主义教育”,逼迫僧侣们公开谴责达赖喇嘛。很多僧侣为了躲避这种人人过关离寺出走,有些寺庙竟走得几乎无人。如果说在这次西藏事件发生前,僧侣中还有不少是不问政治、一心修行的,不满只停留在政策层面,并未导致整体否定中国的统治,这次事件却使西藏僧侣集体地转向对西藏前途的政治思考,赞成西藏独立的比例大幅度增加。

中国当局把西藏僧侣整体地推到敌对位置,等于是给自己制造了最难摆平的对手。西藏传统民歌这样形容僧侣:“立起是一支香,倒下还是一支香,抓我的脑袋只有头发,摸我的屁股只有破布。”说的就是僧侣无家庭牵累,无后顾之忧,因此无所畏惧,敢于反抗和挑战。之所以西藏历次事件总是僧侣打头,这是重要原因。同时,以僧侣在西藏民众心目中的地位,以僧侣在西藏民间的广泛渗透,他们对中国统治的不满和西藏独立的诉求绝不会仅限于自身,而是一定会对藏人百姓产生广泛影响。

官僚集团的另一种行为——急于拿出事件是“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的证据,为此大量抓捕藏人,使用刑讯逼供,制造冤假错案等,在这次西藏事件中也波及众多藏人及其家属,造成广泛的离心离德。在实施了众多迫害后,最终也没有拿出自圆其说的证据。媒体对达赖喇嘛的指控在藏人听来全是谎言,即使对未发生抗议的藏区,也使民众心生反感,造成扩大矛盾和制造仇恨的效果,反而会让更多的藏人考虑“分裂”是不是更好。当局进行的“反分裂”宣传等于在给分裂意识提供素材。藏语中的“西藏独立”——“博让赞”原本是多数藏族百姓不知道的词汇,也没有这个概念,但是经过长期的“反分裂教育”,这个词现在变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在这次西藏事件中,“博让赞”成了从僧侣到普通市民到农牧民甚至小学生都要喊的口号。

这就是所谓“预期的自我实现”——把藏人当成敌人,藏人最终会真成为敌人,处处防范藏人“分裂”,藏人最后就会真要分裂。对这次波及整个藏地的抗议运动的性质,观察者有不同解读。其中主要分歧在于,这究竟是要求西藏独立的政治运动,还是仅仅在表达对经济地位或官方政策的不满。让我来看,这次事件的过程不见得有明确的西藏独立诉求,而是诸多因素综合所致,包括发展造成的落差,经济层面的不满,移民问题,境外影响和“羊群效应”等,官方宣传的反向动员和镇压反弹更是起了推波助澜之效。然而这次事件的结果,却是让藏人普遍有了西藏独立的意识,形成广泛认同。因此,等到下一次再发生类似事件,西藏独立将会成为众多藏人的共同诉求,成为自觉的运动,并会在发展过程中作为主要的驱动力和思想指导。

4. 中西民间的交恶

中国民间与西方民间过去没有多少矛盾,中国人对西方人好感居多,对西方媒体也相对信任,即使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时,也只是针对西方政府。而西方人对中国人也无恶感,虽然西方社会与媒体经常批评中国政府,却是把中国民众当作专制政权的受害者。然而在这次西藏事件中,双方民间却直接交锋并且对立起来。中国民众对西方媒体大加讨伐,对西方民众也恶言相向。这种态度转变,是中国官僚集团舆论战的成功。不过舆论战所依赖的条件——官方垄断信息,对于成功煽动中国人是必要条件,同时却是必然受到国际社会质疑的原因。

为了封锁信息,当局于3.14事件发生当天就在拉萨限制外国人行动自由,随之将所有外国人驱离西藏。此后各地藏区长期不许外国人进入,到处设卡检查。图像被视为最敏感资料,执行命令的军警大量侵犯人权,除了防止境外人得到图像,有的藏人仅因为用手机拍摄了照片就遭酷刑和长期关押;即使是汉人被发现在藏区拍摄了“敏感”图像也会受审问、没收设备或删除图像。严密的信息封锁使得西方媒体几乎拿不到第一手材料,只能利用间接消息进行报道。而间接消息容易出错,授人以柄,使得西方媒体在中国人心目中被普遍抹黑。中共宣传部门与西方媒体的多年斗争中第一次占据这种上风,十分得意。

然而这并不能让西方媒体服气。中国民众一面倒的谩骂、恫吓,加上中国政府对西方媒体的制裁与施压,只能把被称作“第四权力”的西方媒体整体地推到与中国长远为敌的位置。虽然中国人的敌意会使西方媒体报道时更加仔细,更多考证和平衡,然而也会使他们对中国的厌恶增加,不仅厌恶专制政权,也厌恶中国人表现出的狂热和暴戾。可以相信,今后只要有机会,类似这次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联合围剿还会发生。而西方民众的态度很大程度上被媒体主导。得罪了西方媒体,将其推到对立面的结果,最终势必转化成西方民众眼中的中国更加妖魔化。

事实上,正因为中国的新闻封锁,西方公众即使无法从本国媒体得到第一手消息,也决不相信中国媒体,并且质疑中国官方在西藏问题上的所有言词。因为这对他们是简单常识——只有谎言才需要封锁信息。即使封锁能做到让人不知道谎言的具体内容,但是彻底的方法就是对封锁信息者所说的一切全部当作谎言。之所以西方民众对北京奥运火炬进行激烈抵制,也是因为缺乏其他渠道进行有效表达,借此发泄对中国当局封锁真相的愤怒。

中国官僚集团并不在意西方民间的看法。他们需要中国民众与西方社会的对立来证明自己得到民意支持,此后又利用奥运火炬在西方的遭遇进一步刺激中国民众对西方的敌意。群众运动和运动群众是极权主义的擅长。在面对宏大问题时,民众没有足够信息与知识进行独立思考,容易被煽动与操纵。中国民众虽然在多数问题上对政府并不认同,却接受了把国家统一当作基本价值观。对远离自身日常生活的西藏,多数中国人只能以简单的“分裂”与否进行判断。当官方媒体以一个声音指责西方敌视中国、偏袒“藏独”时,激发起中国人的敌意不难做到。此次西藏事件除了把汉藏关系变成种族对立,同时由把中国民间与西方民间变成了两个对立阵营。

的确,中国民众这次对政府的支持前所未有。在互联网上,或是在国外街头,中国爱国者和西方人短兵相接。然而中国人不被允许看CNN,却狂热地反CNN;在自己国家没有示威自由,却在其他国家聚集起来再现文革场面(这些行动不乏中国官方支持和大使馆幕后组织),一方面会让西方人更强烈地在价值观上否定中国,另一方面也会刺激西方民众把中国视为具有强烈敌意、终有一天会威胁自己的整体,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把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分开,区别对待。

阵营敌对最无理性存身之地,双方都会采取简化的认同,如足球流氓那样聚在一起羞辱对方,不问理由,没有是非。一旦当西方民众和媒体认定中国人对西藏普遍存有殖民主义心态时,会使他们认定西藏必须从中国统治下解放,而不管中国政权性质将来发生什么变化。中国民主人士坚称中国民主后西藏就会自由的许诺不会得到信任,因为制度变化不等于民众心态会变化。这将大大增加未来中国处理西藏问题的难度。

今日中共不再是意识形态至上的革命党,而成了善于投机的实用主义利益集团。照理说从自身利益出发,它也应该避免与西方形成阵营对立。然而事情朝什么方向发展,往往取决于内在逻辑。专制体制的特点正是即使每个局部都以自我理性行动,全局结果却可能远离理性,而且也不符合全局的整体利益。这种局部理性合成全局非理性的“纳什均衡”,对事物走向往往更有决定性。下面我们会看到,正是“反分裂”官僚集团对自身而言的理性算计与趋利避害,合成了中国官方在此次西藏事件中的整体谬错。

刘文忠:俄罗斯—-一个萧条待兴的新国家

对我们这些六十岁左右,曾经学过俄语的人来说,或多或少都有一点苏联情结。我们小学时实行的五分制,就是苏联的教学模式;少年时代,我们都会唱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山楂树”和”卡秋莎”,是苏联歌曲;政治上,每个人都要敬仰苏联”老大哥”,那时谁说”老大哥”一句坏话,就是”反苏”、”反革命”.1959年,中苏反目,我们又称苏联为”修正主义”.那时,《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从机关、工厂、学校都要学习讨论,谁要为昔日 “老大哥”讲一句好话,又变成了”亲苏”、”反革命”.世事变迁,几度春秋,如今苏联早已不复存在,解体为现在的俄罗斯及十几个小国。有关前苏联各国的现状,国内的报导几乎千篇一律,不外乎是”可惜”、”经济倒退”、”车臣叛乱”等等。可那里的人们到底过得怎样呢?苏联这座强大的社会主义大厦为何昼夜之间就倾倒了呢?它的解体又带给我们这些世人什么可贵的教训呢?这些都是我希望走访俄罗斯能找到的答案。

克里姆林宫和阿尔巴特街

“莫斯科”在古俄语中,是”密林”或”沼泽”的意思,因为过去这里是一片原始森林和沼泽地带。现在的莫斯科市内有100多个公园,绿化面积达47%,这在全世界所有国家的首都中,绿化环境都是首屈一指的。但这几年莫斯科的生态环境也在恶化,由于经济不景气,车辆多数老化,堵车时你能看到车尾排出的黑烟和闻到剌鼻的臭味,严重污染了城市的空气。1000万人口的莫斯科有300万辆汽车,平均三人就有一辆。严寒的冬天,为了融化积雪,方便车辆通行,大量撒在地上的盐给树木带来了严重灾难,道路两旁大批树木枯萎、死亡,这是摆在莫斯科人面前又一严酷的现实。导游说原先的莫斯科是一个风景如画的中世纪名城,现在正变成一座不断扩展的现代化大都市。当年苏联的决策者们推倒了城里的旧房舍,建起大量的饭店和多车道公路。卫国战争的胜利极大地激发了苏联人的雄心和豪气,为了赶超美国”帝国大厦”式的摩天大楼,苏联人造了许多斯大林式”高层塔楼”.这类大楼,不论是校舍、机关,还是旅社、住宅,外墙都贴白大理石,明快大方,门厅内挂枝形吊灯,富丽堂皇;外观大同小异,两侧或四角的配楼较矮,中央的主楼高耸,顶部是细细的塔尖,这种建筑风格充分体现出当时中央集权和振兴强国的思想,被今人戏称为”斯大林楼”.最典型的就是莫斯科大学、外交部、交通部、乌克兰饭店、列宁格勒饭店、起义广场上的”高知楼”和锅炉广场上的”艺术家楼”这七栋。但是莫斯科毕竟保留住了许多以往的特色,街道上仍然排满旧贵族们的新古典派宅邸。我们经过莫斯科河左岸时,那里有古老的城堡,修道院棕红色的围墙里古木参天,绿荫中露出斯摩梭斯教堂的五座金色园顶,漫步在远离主干道的僻静小巷,犹如回到了中世纪。

素有”世界第八奇景”美誉的克里姆林宫,是俄罗斯永恒的象征,也一直是权力的中心。1156年建成,共四座城门和二十个尖耸的塔楼,在其中五座最高的塔楼上镶嵌了红宝石五角星,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都显得光彩夺目。克里姆林宫雄伟、壮观,不论其局部建筑或是建筑物群体间的配合,都很精美和谐,堪称俄罗斯文化艺术的瑰宝。据说克里姆林宫算得上是全世界戒备最森严的地方之一,大门都是双层的——由木头和金属组成,门前有三个紧密相连的汽车拦截器,其牢固程度别说普通汽车,即使是装甲车也无法将其撞穿。旁边的”无名烈士墓”显得庄严肃穆,修建于1967年胜利节前,以纪念二战中牺牲的人们,墓碑上的长明火,自点燃到今天一直燃烧着。这里长眠着二战时牺牲的二千万苏联军民,他们用自己宝贵的生命撼卫了祖国的尊严,墓碑上刻着:”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绩永世长存”.莫斯科是一座英雄城市,1812年拿破仑进入克林姆林宫,俄罗斯民众拼命抗争,战火点燃了整个城市;1941年希特勒曾夸下海口:”在几周之内,拿下莫斯科,铲平这座城市”,但结果他们都大败而归。外国元首访问莫斯科时都会到这里来献花,即使是意识形态对立的西方领袖们,每当来莫斯科或参加反法西斯胜利纪念日,也都会来这里表达他们对牺牲者的崇敬之情。我们看到许多美丽漂亮的俄罗斯新娘与伴侣在献花,据说这已成为年青人举行婚礼时的一种传统。

拥有500多年历史的阿尔巴特大街,是莫斯科市中心的一条著名步行街,紧邻莫河,是莫斯科的象征之一。阿尔巴特大街原是名门望族聚集之地,留下了许多古香古色的建筑,使这条街充满了欧陆风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里住过许多名人,如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果戈里等。街角屹立着著名诗人普希金和夫人的铜雕像,站前面的夫人穿着宫廷式的长裙,稍后站着穿燕尾服的俊俏的诗人,吸引了不少游人。

阿尔巴特街上,商铺一家挨着一家,卖小商品的亭子把街面分成两半,摊贩们把照相机、望远镜、传统工艺品等商品摆得琳琅满目。有年代久远的苏维埃革命宣传画,假古董、雕塑品,还有俄罗斯历届元首的玩偶套娃——八字胡的斯大林、大鼻子的叶利钦、脱顶的普金。种类繁多的商品吸引着大群外国游客,有观赏的、有讨价还价的、语言不通的人用手中的小计算器比划价钱。有一段街上,艺术家们荟萃云集,只要你出钱他们马上就把你维妙维肖地画出来,露天的油画长廊上放满大大小小的油画,都是些非常不错的贴近生活的写实作品,不少游客止步欣赏。另一段街头是音乐人场所,一些人在这里用吉他、小提琴、手风琴、萨克斯、单簧管等乐器,演奏着古老俄罗斯乐曲,围观了一圈圈人,不时掏钱给他们。特别是一堵摇滚墙吸引了不少年轻人,男的光着头,女的染成七彩头发,都穿着奇装异服,以西方嬉皮士反叛的形象在表演。阿尔巴特街,正是莫斯科一道不灭的风景线,每天吸引着成百上千的游客驻足观望不愿离开。

列宁墓和邓小平街

接着,导游带我们去红场瞻仰列宁遗容。红场位于克林姆林宫的东墙外,占地9万多平方米,它是俄罗斯最著名的广场,是举行盛大庆祝活动和阅兵典礼的地方。广场的周围是古老俄罗斯风格的建筑群,庄严而古朴。红场的南面是著名的圣瓦西里教堂,北面是国家历史博物馆,为19世纪红砖建筑物。列宁墓用红、黑大理石砌成,据说斯大林的水晶棺柩早被苏联人民清出红场。墓室内庄严肃穆,这位无产阶级的领袖躺在水晶棺里,遗容十分安详。但他不会知道,由他创建的苏共早已成了在野党,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彻底解体。当然他更不知道,自己能否在这块宝座上长久”居住”让人瞻仰,因为来的人越来越少,今天的俄罗斯人甚至反对他躺在红场。我们接下去参观革命展览馆,这里展示列宁时期的史料,发现整个大厅几乎无人。管理人员是一位退休的原苏共老妈妈,她告诉我们,这里已经很少有人来参观了,我们团内几位党员要求在留言簿签字,老妈妈一脸笑容连连称”斯爸西爸(谢谢)!”,她感谢还有中国友人来看望列宁他老人家。

在克里姆林宫卫城附近的拉弗鲁申斯基胡同里,特列季亚夫画廊与革命展览馆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是一座大贵族宅第的俄式楼阁,门前有特列季亚夫雕像,他是一个卓越的美术收藏家和思想解放的开明绅士。家族兄弟把几千幅珍贵画像捐赠给革命政府,当时列宁签署改莫斯科特列委亚夫画廊为国家博物馆。它有150年历史,收藏了13万件从11世纪到20世纪的俄罗斯作品。俄罗斯所有著名大师列宾、苏里科夫、彼罗夫等作品都收藏在此。来自世界各地热爱艺术的人们,每天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候进入这座世界闻名的博物馆。

坐落在莫斯科郊外六十公里的斯拉维诺镇,是一个新建的小镇,镇上有一条以邓小平名字命名的街,全长750米,建有27幢红色别墅,这也是世界上惟一一条以邓小平名字命名的街。邓小平街一号居民,斯维耶托斯拉夫先生接受了我们的拜访,他说:”邓小平理论使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我们俄罗斯人也需要有邓小平这样政治家,他的改革开放确是明智之举”.他还说:”苏中原是亲兄弟,过去几十年少搞一些阶级斗争、互相争斗,多搞一些经济建设、多团结一致那就好了”.在一幢幢别墅的红色墙壁上,用俄文书写的一块块用兰底白字组成的邓小平街的街牌,使我们十分激动,说明邓小平的理论给俄罗斯提供了榜样。但苏联解体后的十多年间,俄罗斯依然挣扎着为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以及实现较强的经济增长而努力。

遭遇”梁上君子”

这次我们兴冲冲地去造访列宁、斯大林的故乡,却发生了团队集体被盗的事件,真是大刹风景。

事情要由从莫斯科乘火车去圣彼得堡的那个晚上说起。那天,送我们进站的地陪、莫斯科大学的导游一再告诫我们,进站一定要随身看牢自己的行李,一个紧跟一个,千万不要掉队,不要理睬车站上那些要帮你搬运行李的人。上车后,导游又含糊其词地提醒我们,列车上免费的矿泉水最好不要喝。说心里话,乱哄哄的莫斯科车站有点像广州火车站,让人很不放心。上车以后,大家松了一口气,我们四十多人的大团体占了一节车厢,每个包厢四个人,左右上下铺,全是自己人,总算有了安全感。于是一伙浙江商人一上车就摆开了牌局,我隔壁的四个商人从下午五点钟上车一直赌到半夜熄灯,人民币美金就放在桌面上。胖胖的女服务员几次到隔壁包厢送矿泉水、询问还需要什么服务。

夜里二点半,我被吵醒,我从睡梦中起来开门,只见我的朋友沮丧地说,他的行李被人翻得一地,2000元美金和一些人民币不翼而飞,连手机也被偷走,幸亏护照和一些证件扔在地上没有拿走。我赶紧穿好衣服走出包厢,整节车厢乱哄哄的,到处有人在打听,谁的东西被盗了,损失了多少。我隔壁四个浙江商人更惨,满屋子行李被打开,散落一地,他们被老乡从床上拉起来时,还迷迷糊糊的,像吃饱了老酒,同乡喷了他们一盆冷水才清醒过来。眼前情景顿时让他们傻了眼,最多的被偷走8000美金,少的也有1000多美金,还有人民币、手机、高级照相机。其中一位姓张的回忆说,半夜里他迷迷糊糊看见有个陌生男子进来,问他干什么,对方说是查夜的,还喷了什么消毒剂,他就又昏沉沉睡下了。他枕头下压着的衣服被拉出来,口袋里的钱全被掏乾净。经过清点,发现11节包厢中有5节被盗,全部是浙江商人的包厢,总共损失了三万多美金、四万人民币,还有手机、名牌手表、金戒指等贵重物品。车厢里有一股喷雾剂味道,再问下来,他们都喝过矿泉水,到现在还觉得头脑昏沉沉的。大家分析,显然是一起内外勾结的盗窃案。

语言不通的我们要领队去找车上的列车员和负责人。那胖胖的女列车员也不知躲到哪里去了,花了半个小时才找到,可是她一口咬定,下半夜她睡觉去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责问她,过道车厢的门是锁着的,只有你打得开。她叽里咕噜说了一大通,意思是这类事情车上经常发生,半夜里列车曾停过一个小站,可能盗贼是在那里爬上火车进来的,结果确实发现车厢两头车窗被打开过。究竟是谁干的?成了一个迷。列车长、服务员在我们的责问下哑口无言,那个胖胖的列车员这时也躲在里面不出来。列车到了圣彼得堡,我们团拒绝下车,要讨个说法,结果来了几个警察,向我们承认当地治安不好,说我们可以派人到警察局报案,作笔录,甚至可以找中国大使馆让他们来协调。在这种倒霉地方,还有三天旅游日程,谁会愿意留在圣彼得堡打官司呢?警员看我们没有跟他们去警察局的意思,就扬长而去。被盗的人看护照机票证件都还在,只好自认晦气。

来接我们的圣彼得艺术学院的留学生导游告诉我们,这种事情在莫斯科去圣彼得堡的列车上经常发生。上星期有个七人的东北政府代表团一只公文包被盗,其中公款就有三万美金,大使馆也派人来协助调查,了解情况后,这些官员也只说:”不多,不多。”就不了了之。

冬宫和夏宫

导游接我们这批扫兴的游客出了车站,带我们参观了圣彼得堡这座风光美丽的英雄城市。

圣彼得堡又被称为”漂浮的城市”,整个城市由42座岛屿组成,因而各式各样的桥就成了一大景观。据说共有363座,故又有”北方威尼斯”之誉。坐游艇观赏涅瓦河两岸的建筑和形形色色的桥,是一种难得的享受。我记得中学读历史课,1917年11月7日”阿芙乐尔”巡洋舰上,响起了列宁领导的无产阶级起义的炮声,在列宁格勒保卫战中,英雄的苏联人坚守九百个日日夜夜,终于阻击了希特勒法西斯的侵入,捍卫了苏联的独立和领土完整。

圣彼得堡的郊外布满了皇家行宫,留下无数古迹,整个城市成了一座博物馆,在这些古迹中最著名的当然要数冬宫、夏宫。夏宫位于芬兰湾南岸的森林中,始建于1714年,距圣彼得堡约三十公里,占地近千公顷、是历代俄国沙皇的郊外行宫。今天的夏宫的建筑群包括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宫殿花园,由于它的建筑豪华壮丽,夏宫被人们誉为”俄罗斯的凡尔赛”.夏宫最引人入胜处是它举世无双的喷泉艺术,大宫殿前面是一个大的平台,平台下面的大瀑布由六十四个喷泉组成。平台两端各连着一个阶梯状的瀑布,瀑布逐级而下汇水为池。池中二十二米高的水柱,从”大力士参孙勇斗雄狮”塑像中的狮子口中冲天而起,蔚为壮观。花园里还有一百四十多个构思巧妙的喷泉,上百个造型各异的雕塑,散落在其间。每当喷泉全部开放,如同银河溅落、光怪陆离、情趣无穷。夏宫的喷泉艺术,不论其近乎完美的艺术观赏性,还是高超绝妙的技术工艺,均为世界所罕见。

冬宫,现在已成为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它坐落在圣彼得堡宫殿广场上,是城内现存最大的巴洛克式宫殿,是一座蔚蓝色与白色相间的建筑、高三层、面积四点六万平方米,原为俄沙皇的皇宫,十月革命和二战时冬宫都遭受严重破坏,以后又修复。冬宫面向涅瓦河、中央稍为突出、有三道拱形铁门,入口处有阿特拉斯巨神群像。宫殿四周有两排柱廊、气势雄伟。宫内以各色大理石、孔雀石、石青石、斑石、碧玉镶嵌,以包金或镀铜装潢,以各种质地的雕塑、壁画、绣帷装饰,色彩缤纷、气派堂皇。崇尚艺术的历代沙皇高价收购和巧取豪夺并举,搜罗了大量艺术珍品,达二百五十万件。

六月的圣彼得堡,称得上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之一,黑夜,似乎是畏惧它的华丽而悄悄地消失了。彼得堡罗要塞群建于1703年,建筑群用花岗石镶墙面,塞内的彼得堡罗大教堂内葬有始自彼得一世的许多俄罗斯沙皇及皇室家族成员。夜晚要塞的金色尖顶,威风凛凛的青铜骑士,蔚蓝的涅瓦河水,淡绿色的恢弘冬宫依然明晰可见。这里的深夜两点多,还亮得跟傍晚一样,这使我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白夜》。

二次遇窃,还被警员宰了

走访俄罗斯虽然大家很愉快,可是我们一想起被盗案就禁不住怒气难平,欣赏这些美丽风光的心情也大受影响。

回来的路上,我们自行组织了纠察值班,每个包厢用皮带、尼龙绳把门锁牢牢加固起来。导游告诉我们:俄罗斯的社会治安问题十分严重,他本人就碰到过飞机上的”能工巧匠”.更不可理解的是乘飞机托运行李也不安全。上月他带团从莫斯科到叶卡捷林堡,到达旅馆后一游客打开皮箱,发现所带美金不翼而飞,而且锁还是紧扣着,丝毫也看不出有任何撬砸的痕迹。听俄罗斯朋友介绍,在一些航空公司的飞机上有一伙不法之徒,他们与托运行李时操作计算机监控的人相互勾结,发现内有金钱或其它贵重物品,即做上记号,然后由会开锁的”能工巧匠”们偷偷打开取走贵重物品,再恢复原状。

在返回国时,导游一再叮嘱,宁愿出些费用,也要让机场服务员用牛皮纸把托运的行李包扎得严严实实,可见受害者不在少数。因为离上飞机时间还很长,大家要求再去一次阿尔巴特街,许多人再想去买点价格便宜、质量又好的民族工艺品。导游提醒大家市场人杂,当心钱包,一个半小时后一定要准时赶到停车场,否则就来不及赶到机场了。一小时半后,当大家集合登车时发现少了二位团员,导游又去寻找,回来时已是满头大汗,连连说出事了:原来这二位浙商在购物时露了财,被偷去了2000美金,在抓贼时与当地人打起来了,市场保安要带他们到警察局去解决。导游回来吩咐司机先带我们赶机场,他留下处理这事,否则时间来不及。在赴机场途中我们一直为自己的团员担心,因为路上车子堵塞得厉害,他们是否能赶得上飞机?真想不到俄罗斯社会治安这么差。

然而当我们刚刚到机场候机厅卸完行李后,看到一辆警车带着他们也赶到了,这时大家才松了一口气,心想俄罗斯小偷虽多,但警员素质倒还不错,急人所急、救人所难。等导游告诉我们真相后,差点昏倒。原来导游估计不会有结果,就劝说浙商放弃追讨被偷和遭打的事,因为如果时间再一耽搁,就回不了国。当导游处理完事,因时间太紧迫,于是急中生智干脆拦截警车。想不到的是,经过讨价还价,被警员狠狠地砍了一刀,花费100美金,才答应送机场,一路上警笛鸣响,猛赶才赶上。

导游告诉我们,这就是解体后俄罗斯腐败现象的表现,上级大贪,小警员以公谋私捞外快小贪,这种风气凡在俄罗斯生活的华侨经常遭遇到。导游还说,中国旅游团被盗事件屡屡发生,每次都只能自认倒霉。俄罗斯警员部门官僚腐败,就连旅游主管部门也无可奈何,中国大使馆经常接到这方面报案,但也没有解决的良策,这种事情给俄罗斯带来了极坏的负面影响。设想一下:我们团四十多人,回国后传给自己的亲友听,今后谁还敢到俄罗斯旅游呢?

此行俄罗斯,还有个印象是这里物价太高,我们买一瓶普通的水竟然要60卢布(人民币20元),可乐也一样,吓了一跳,后来发现俄罗斯吃的用的都很贵。莫斯科目前是世界上消费最贵的城市之一,最贵的是房子,和他们的月平均收入(大约300多美金)比起来简直是天价。而且这里的消费,即使付出了很多钱,也还是享受不到高质量的服务,让人感觉很不平衡。物价的飞涨让俄罗斯老百姓痛苦不堪,连外国人都能体会出来。

导游大学生说,俄罗斯人有严重的种族歧视,特别对中国大陆人,他们不欢迎中国来的新移民,那些长期在俄罗斯生活的中国人也经常受到歧视,遭到敲诈,更不用说短期的游客。俄罗斯妒忌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繁荣和经济快速发展,过去的”老大哥”比不上现在富起来的小兄弟。当然部分中国商人的不良行径也给自己带来了很坏的影响。有的商人为了发财,制假、卖假,自毁信誉;有的商人摆阔气,成迭的美金数进数出,像个暴发户,怎么不让俄罗斯穷人眼红,起贼心呢?导游告诉我们:现在俄罗斯人对中国人还算好些,早几年俄罗斯有一批”光头党”专门对付中国人,抢劫甚至杀害中国商人……

一路上,亲眼目睹俄罗斯的治安混乱现状,不由得使我联想起苏联的垮台与社会主义的弊病。大家惊叹:俄罗斯有着全世界最大的国土,最丰富的资源,又曾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天堂,人口只有中国六分之一,怎么今天还会有人吃不饱、因贫困去偷东西呢?

依旧萧条的俄罗斯

导游带我们去了叶卡捷林堡市,它属于欧洲地区,秋色非常美丽,它的工业总产值仅次于莫斯科居第二位。这个城市很少有现代化的高层建筑,我们住宿的饭店室内装饰和家俱都比较陈旧,电视也是老式的。城市道路和公共设施年久失修,坑坑洼洼,修补的马路到处都是,城市的衰老景象也令人惋惜。在这样一个机器制造业、采矿业、冶金业比较集中的工业城市,城市面貌如此落后,从中可领略到俄罗斯经济的不景气。

我不明白,俄罗斯既然已经实现了向民主社会的转化,为什么他们现在的经济还是如此萧条?听留学生小冯介绍,解体时叶利钦曾把国有资产大部分,公开分给了前苏联每个公民:现金一万卢布和住居、耕地。解体后俄罗斯的经济跌落至低谷但慢慢开始复苏,2000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2598亿美金,职工月收入仅100美元,2005年增加到7500亿,职工月收入上升为370美元;5%的人成为百万美元的富翁。不过,十五个加盟共和国发展水平千差万别,最高的爱沙尼亚居民平均月收入为593美元,而塔吉克斯坦仅为28美。这15年对老百姓来说生活经历种种磨难,但也充满期待与希望。俄罗斯人不愿意谈15年前的日子,他们心痛一个庞然帝国的轰然倒塌。普京有句名言:”谁不为苏联解体而惋惜,谁就没有良心;谁想恢复过去的苏联,谁就没有头脑”.这句话精辟地道出俄罗斯人对前苏联的”复杂感情”.但俄罗斯人也知道要重建昔日强大的联盟帝国苏维埃,仿佛白日做梦,因为曾经有的共产主义理想已经烟消云散。

因一党官僚体制没有进行整个制度的全面改革,苏联解体前的”双轨制”给手握政权的党政干部们的贪污腐败带来了历史性制度上的良机,监督形同虚设,贪饱捞足的党政官员想保住自己手中已被掠取到的国有财富,使它能合法为私有的企图,唯一的路就是支持”变天”——解体。事后既得利益集团理所当然得到新政权的回报,整个俄罗斯转型过程就是一个掠夺平民、堆积财富、大批制造富翁的过程。俄罗斯的首富尤科斯石油总裁霍多科夫斯基就是从一个共青团干部发迹成为俄首富、转而又变成一名阶下囚。五十多万新俄罗斯主义派(绝大多数是原共产党员)疯狂掠夺、变卖、像蛀虫一样啃光了留下的全部国有资产。这还不算,新贵们掀起的国内通货膨胀、卢布贬值,让许多老百姓几乎丧失了全部的存款。俄联邦政府在推行货币改革过程中,曾进行了三次换币。第一次发生于1993年6月24日,俄罗斯中央银行宣布,1992年前发行的货币全部停止流通,俄罗斯公民或持有俄罗斯居留证者在8月7日之前到银行兑换新币。俄罗斯司机谢尔盖告诉我们:他父亲原是工程师,在苏联解体前夕,家中存在苏联国家银行的钱有56万卢布。如果按照1988年外汇汇率1卢布=2.7美元计算,其存款高达151万美元。在政府推行的第一次换币改革中,每人兑换的数额不得超过35000卢布,约合35美元,当时物价飞涨,许多老百姓马上一贫如洗,他家几乎丧失了全部存款。第二次换币发生于1996年1月1日,这次将外汇汇率定于1美元=6卢布。第三次换币发生于1998年,将所有原卢布的面额都变成原来的千分之一。贪污腐败使得前苏联人民手中分到的钱、房产、土地又渐渐流失到少数新贵手中。与此同时,曾经全俄罗斯的股东人数达到4000万,马上变成了4000万月收入不足30美元的贫民。

苏联虽然”变天”了,但却基本没有”换人”,原共产党员在现政府高层中他们占75%,在地方政权中占80%,而在国内企业家或老板们中占85%.今天坐上新政权权力宝座的统治者,大多也是原来的共产党员,只是他们早在解体前后,就已抛弃了自己原有的共产主义信念。所以西方说:苏联解体最大赢家是原苏共党员干部,西方称是一场”文明与宽容的革命”.叶利钦通过政治手段和权力机制来改革和彻底结束苏共,却无意中培育了”寡头阶层”.90年代俄罗斯的私有化过程以瓜分国有财产的形式造就了一批与国家政权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金融工业集团,自1992年实行全面私有化到1996年间,别列佐夫斯基、波塔宁、古辛斯基、霍多尔科夫斯基、阿文和弗里德曼、斯摩棱斯基等”七寡头”巧取豪夺,逐步控制和影响了50%左右的俄罗斯经济和传媒。叶利钦没有让俄罗斯陷入一盘散沙,造成类似南斯拉夫解体时发生的战争悲剧,他也不愿意把俄罗斯带回以前的独裁状态,他更没有彻底摆脱过去的意识形态枷锁。俄罗斯民族中根深蒂固的盲目个人崇拜心理,这种集体守旧的心态,使俄罗斯的民主化大打折扣。旧体制留下的官僚、腐败还在困扰俄罗斯联邦,社会两极分化严重、治安混乱,如吸毒、艾滋病、色情服务、离婚率、各种犯罪率居高不下,我们在俄罗斯经历到的一些事多少都反映了这些问题。

红旗落地的教训

回顾苏联、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冷战了几十年,社会主义阵营拼命援助亚非拉穷朋友搞世界革命,企图推翻资本主义;而西方资本主义也拼命用基督的普世价值,来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希望共产主义理想彻底瓦解在第三代接班人身上。里根时代东西方愈演愈烈的军备竞争,最终彻底拖垮了苏联的经济,使苏联成了一个外强中干的军事强国和经济弱国。冷战后期克里姆林宫连续死了三个主人——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党内外再也无法忍受接二连三的葬礼了,而戈尔巴乔夫凭借着年龄的优势脱颖而出,他是这个体制由于偶尔疏漏而被推上顶峰的人当中优秀的一员。戈访问过美国几次,看清了那里的真相,发现民主和自由带给美国社会的蓬勃生机,他希望死气沉沉的苏联也能像美国一样,这比捍卫一党专制和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更加重要。戈说过一句名言:”我希望苏联人民是正常的百姓”.戈的历史贡献在于他了解苏联人民跟美国人民相比是不”正常的”,所以他干脆彻底解体了苏共,还给苏联人民一个民主与自由的”正常生活”.当时苏共的垮台真可谓石破天惊,立即震撼了全球。”819事件”是苏共高层保守派的一次全力反扑,但因为军队拒绝向群众开枪,两天后宣告失败,随后乌克兰宣告独立,加速了苏共垮台,接着白俄罗斯也在《别洛韦日协议》签署,三国正式退出苏联,成立独联体,这正式标志着苏联的解体。

总统叶利钦的停止俄共产党活动的”废置命令”一发布,老百姓弹冠相庆。苏共二千万党员异常平静,没有任何人采取集会、游行、罢工罢课及武装斗争方式,表现出要保卫苏共的决心,相反成千上万的党员表示欢呼。坐上新的政权权力宝座的统治者,大多也是原来的共产党员,只是他们早在解体前,就已抛弃了自己原有的共产主义信念。所以西方说:既得利益集团是推动与加快苏共垮台的关键性因素。对全世界来说,这确实是一场完全出乎意料的世纪性变化。”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对苏联的解体众说纷纭。首先斯大林体制推行的是封锁消息的”真空化政策”,不仅靠暴力维持,也是靠欺骗和伪造维持的,建在”铁幕”后面的苏联社会既没有民主制度和传统,也不具备进行意识形态和经济竞争的机制。光借助镇压手段来保护政治上的无菌状态,结果社会丧失了对各种疾病的免疫力,而这些疾病在别的社会很容易对付。有的说关键是苏联制度失去活力和凝聚力,使社会进入停滞尚态;又有人说民族问题是毁灭联盟的火药桶,在苏联解体中起关键作用的是美国战略家们对乌克兰的影响;也有人说长期卷入军备竞赛和争夺世界霸权(输出世界革命)给国家建设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冷战造成苏联八十至九十年代”日暮西山”的征兆。还有人说高福利政策拖垮了苏联,政府是”花钱买稳定”,从勃列日涅夫开始政府就是在吃老本,到戈尔巴乔夫时既吃掉祖宗饭又吃了子孙的饭。

叶利钦寄希望于挑选的接班人走得更彻底完善,在交班时叮嘱普金”保护好俄罗斯”,而普金在保证不重新审理私有化结果的同时,也终结了”不听招呼”的”寡头政治”,对贪污腐败行为使用了铁腕手段。苏联解体后,新成立的俄罗斯失去51%的领土及其全部战略资料和近二千万人口,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地位从此消失。普京说:”首先应当承认苏联解体是20世纪地缘政治上最大的灾难,对俄罗斯人民来说这是一个悲剧,我们数以千万计的同胞流落在俄罗斯土地之外。苏联解体就像流行病一样也波及到俄罗斯自身。人们的积蓄化为乌有,曾经的信仰不复存在,许多部门机构或被解散或是匆忙地进行了改革,而国家的完整因恐怖主义的影响和随后的妥协遭受损害。寡头集团完全掌控着大众传媒,它们只为自己的小集团谋取利益,而普遍的贫困开始被视为正常的现象。但要知道,所有这些都是在经济急剧下滑、金融动荡和社会瘫痪的背景下发生的。”2005年5月,普京接受德国电视记者采访,谈到苏联解体时还形象地说,这确实是千千万万人的悲剧,”我们在泼水的时候,连同孩子一起倒掉了”.普金的民族主义思想和部份俄罗斯人的民族主义情结是联结在一起的。

苏联解体也受宗教和地域的影响,苏联横跨欧亚大陆,西边毗邻富裕的欧洲国家,西方的发达经济、文化、民主自由的思想在意识形态不断地渗透,造成了苏联人意识形态的不断演变。很多苏联人信奉的东正教,与天主教、基督新教同属基督教世界,教义大同小异。”虔敬上帝、热爱和平、对人博爱、宽容与随和”是东正教的基本理念。今天曾经被迫逃往国外的”白色东正教”与被改造艰难留在国内的”红色东正教”随苏联解体又重新走上分合之路。现在俄罗斯人宗教信仰成为时尚,他们有理由激动,对人民来说旧时代信仰宗教遭劫的一页被彻底翻过去了。总统普京就是一个虔诚的东正教徒,他说”没有东正教就没有俄罗斯,俄罗斯复兴的伟大事业中,东正教将起着特殊的精神作用。”他把东正教列为国教,来取代74年来前苏联公民唯一的信仰——共产主义。西方价值观更是不断地渗透和冲击苏联的共产主义价值观,1991年,苏联人民用鸡蛋与石头迎接从克里姆林宫滚蛋的贪污、腐败官员们,人民随后的追查、清算运动,更使不少贪官闻风丧胆,逃到了外国。”贫困、二极分化、严重分配不公、政权的腐败”正是前苏联及东欧共产主义”颜色革命”的内部共同根源。对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俄罗斯的历史,有人这样评价:戈尔巴乔夫治死了那个病入膏肓的病人(苏共),叶利钦签署了死亡证书;戈埋葬那个神话般强盛的帝国,叶为其举行了葬礼。一个是旧世界的终结者,另一个是新时代开拓者。

苏联从”乱”中求”治”得到教训,一直以来,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错就错在把资本主义合理、好的东西都”割掉”.为什么市场经济不可用?为什么忽视民主?为什么始终要维持一党专制?事实上当代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相互衔接、难以割裂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社会主义因素,而要搞社会主义亦必须借鉴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可惜苏联认识到这点花的时间太长、直到垮台才醒悟过来。

苏联从前和中国完全是同一体制,同样走过一场空前规模和空前惨烈的”左倾”社会主义模式,试验的结果都陷入困境泥潭。现在苏联走向灭亡解体,而我们走上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然而真正成功的新式社会主义制度却是在北欧并仍将继续磅礴于世界。中苏在整个体制改造变化中,存在和暴露出来的问题有非常相似的地方:例如高度计划经济造成的许多积重难返的局面大家都经历过,苏联被拖垮解体了,而我们通过改革开放在化解。中国改革开放”双轨制”转型的改造,从国有到私有,国家资源同样控制在权贵们手中,真正的监督管道同样没有建立起来。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两极分化严重、贪污腐败厉害、社会治安恶化(过去少见的吸毒、艾滋病、卖淫通通有了),富起来一小部,贫穷了大多数。这些都不得不使人感到疑惑: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通向民主化的道路上直接把西方的制度搬来是否合适?我们到底是为民主而民主,还是为人权和人民的生活幸福而民主呢?经济上的自由主义是否符合普通百姓的利益呢?经济的改革是否应该同时进行政治的改革?……苏联解体教训的重要一点,就是一党制造成的专制局面。它的立法、执法、监督存在很大问题,三权合一,都是一家子、一个姓,右手监督左手能不出问题?能不腐败吗?监督制度如同虚设,老百姓惟一寄托的希望是政府的”良心”.而中国改革开放已近三十年,还在立法、执法与监督三者关系上迟缓地探索徘徊。为什么我们年年叫廉政反腐,几十年来却越反越多越大?如果有一天人民提出要重新审理国有企业改制私有化的过程,那些蒸发掉的几千亿账目怎么办?谁能把这些吸血虫贪官从国外抓回来?谁又能把赃款追回来还给人民?事实告诉我们,中国今天国有资产的巨大流失和被侵吞,跟当时苏联解体前夕的情况非常相似。世界的经验与教训明摆着:多党制轮流执政的社会很容易建立民主法制,它的立法、执法、监督三条线分工明确而独立,监督体制完善,能代表全民利益,建立真正的和谐社会。

中、苏建国已有半个多世纪了。如果在过去的年代里,少一些阶级斗争为纲和极左思潮,多一些实事求是精神,少一些坐井观天、夜郎自大,多一些开放意识,襟怀宽广、海纳百川,我想我们的国家一定会比现在建设得更美好。苏联的红色年轮转了74圈,红旗落地的教训值得人们思索。人们有理由向历史发问:苏联发生的一切会不会成为现存四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面镜子呢?会是重蹈覆辙?还是会出现主动改革以避免”镜像”?所有这些教训对处于改革开放关键时期的中国,有着深刻的反思和借鉴意义。

本文载自《一个文革受难者的新海国图志》,澳门崇适文化出版拓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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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祚来:愚昧也是一种特色

一、

愚公移山,他奴役自己的孩子替子子孙孙做主,让孩子们永远挖山,他不觉得自己专制,不觉得自己对不起子孙,只一心想着用一种方式将山移走,别人劝他,他总有理,说是愚家的特色,其实是将愚昧当成特色了,将专制当成特色了,将无人性无智慧当成特色了。

愚公移山,是一种精神还是一种精神病?精神如果用来奴役别人,用来愚昧别人,就成了精神病了。因为他不替别人思考,用一已的想法笼罩别人生命与生活。他是爷,你得永远跟着他挖山不止,他才高兴满足幸福快乐。

二、

天天都在思考孔子说过的那些话,到底是个啥子意思,没有孔子之前,天天想着天上的那颗星星老眨眼睛,不知是个什么征兆?当了官或想当官,则想着,上级说的那些话,都底是个啥子思想?领导打的那个喷替,是不是冲着自己打的。捉摸,猜想,扑朔迷离,弄得失眠上火,白了中年头,空悲切。

想说真话反映真问题的人,一批批的被送回家或关到某个地方,但还是有大领导坐着专机,到偏远的地方去听真话,听得心花怒放的,并鼓励那些百姓,别怕,说真话。俺没真话,俺这儿没拆迁的事儿,也没矿难事儿,俺哪儿有什么真话呢,真话都被好些多的人送到京城去了,一火车一火车的,你咋就没见到他们人影儿呢?

主流中国倾听老人说话,听不懂,也装着听得懂

但没有人听孩子们说话,孩子们的权力与未来并没有人去考虑,只是让他们在苦难中竞技,在独木桥上表演。

更为有趣的是,这个民族的人,喜欢替古人打抱不平,但对现实中的问题与不公不义,视而不见,你要是批评了古人,他可以说你数典忘祖,而无论有多少现实中的人权力受到侵犯,他都觉得与自己无关。视古人为祖先,而对现实的生命却当成草茬。

还有就是,你可以为鬼造城,但不能为上帝造教堂,你可以花钱去看鬼城,但你不能在家里聚会,不能敬神但可拜鬼。因此这个民族鬼话连篇鬼魂乱舞魔鬼当道。

这是一个造鬼的民族而不是一个敬神的民族。

这是一个侍老尊古的民族而不是一个爱孩子与未来的民族。

因此这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

2008-10-31

朱大可:饕餮、胃神和民族的哀歌

对于美食的过度的消费欲望,乃是中国食品制造业的澎湃动力。

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和物资的相对匮乏,中国食品工业长期面临着“高产”的历史诉求。这种热切的诉求,早在“大跃进”年代就已被利用,成为谱写“亩产万斤”神话的逻辑前提。而强征农民粮食的灾难性后果,就是约3800万民众被活活饿死,由此形成“大饥荒年代”的悲惨记忆。

改革开放刺激了被压抑的中国胃口,令其在近30年里不断增大,形成畸形扩张的态势。各种餐馆不断涌现,新菜系如雨后春笋,新菜肴层出不穷,新菜谱铺天盖地。每年在餐桌上的花费,高达数千亿人民币之多。只要观察一下中国餐饮业的盛大格局就会发现,中国已经变成一只体积为900多万平方公里的超级大胃。在全球视野内,没有任何民族可以与之匹敌,也没有人能够算出,这只欲壑难填的巨胃,究竟要吞噬多少食物?

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在于,餐馆,这种服务业的寻常样式,业已成为中国人日常宗教的礼拜场所。在一个无神论主宰的社会,作为宗教的替代品,拜身主义的国教正在全面兴盛,而餐馆就是这拜身教的圣殿。每周乃至每天,人们都要前往礼拜,以口唇运动的方式,向自己的巨胃叩首致敬。这是中国身体的最高器官,也是所有偶像之上的偶像。我们已经发现,财神总是被店主小心翼翼地放在餐馆地上,以一种比较低微的姿态,守护着这尊隐形大神。数千年以来,在其它神明相继离去的同时,胃神巍然不倒,支配着种族进化的方向,从未被任何势力所击败。对它的崇拜正在变得日益炽烈,在乡村社会,只有春节(年三十)才是礼拜之日,而如今则扩展到了每一个走进餐馆的时刻。

对于中国胃神,孙隆基曾援引弗洛伊德的口唇期理论加以阐释,认为它是人格未能发育完整的标志。巨胃标志着民族人格还停滞于儿童期的快感。当然,口唇期快感是一种比肛门期略微高级的形态。按早期精神分析学说的逻辑,互联网上的口水暴力,应当就是肛门期人格的数码表达。我不认为这种心理学解读是无懈可击的。我还是更倾向于把这种分类当作性原理的过度扩张,而解释中国文化基因,还需要注入另一种历史比较的方式。

早在罗马帝国的殖民时代,英国人就接纳并发展出敏锐的味觉、强大的食欲、以及拥有大量奇异香料的烹饪体系。但这个系统遭到了近代宗教伦理的严酷修理。在以欲望节制教义的指导下,英国舌头被改造成感受力迟钝的器官,以致英国人从当年的饕餮之徒,退化为最缺乏食物智慧的民族。这个古怪的事实,向我们证实了灵魂宗教的力量。

中国人选择了一条截然相反的道路。无神论解放胃肠型感官的空间,赋予它享受美味佳肴的强大权能。但这其实是缺乏精神性宗教的征兆。食欲被无限扩张,进而成为民族性中最动人的部分。这种饕餮传统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也就是猎人文明的暮期和农业文明曙期。越过数千年乃至近万年的历史挣扎,它在受挫与满足之间摆动,形成剧烈涨落的曲线,并且支配了历史叙事的方向。贪婪的胃神索取着数额庞大的祭品,但农业文明始终未能解决祭品贫乏的难题,以致我们不得不以巨胃的满足感,作为衡量盛世的道德标准——凡是那些能够提供充足食物的王朝,就是历史上声誉最好的王朝。

在商周的青铜器上,大量涌现着饕餮的影像。这是至高无上的胃神,它以饥渴的面容,书写着旧王朝的本性。没有眼球的眼眶、阔大的口齿、狞厉的表情、以及坚硬的线条与轮廓,烙刻在用以烹饪肉食的鼎锅上,成为大胃神的沉重象征。饕餮是中国人的祖神,它从一开始就为这个民族下了最富于戏剧性的定义。这枚犀利的符号,永恒铭刻在青铜器的表面,守望着那些不断生长和腐烂的美食。

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强烈的食物欲望,这两者构成了中国胃神的基本特征,它向历史喊出了对食物的无限渴望。越过农业时代的紧张格局,现代社会的常规科技及其生产模式,仍然无法满足这种需要。食品制造和市场供应,跟巨胃的狂热需求之间,还是出现了难以弥补的裂缝。这是一种本质性的破裂。中国食物制造的脚步,根本无法追赶上欲望扩张的进程。而这就是食品业造假和投毒的文化根源。为了满足这种欲望,必须设计出一种最无耻的食品制造程序及其庇护制度,以满足高产和圈钱的需要,从而为食品业的集体犯罪,开辟了意义深远的道路。

尽管反思这种无限扩张的身体欲望,是文化研究者的使命,但任何欲望扩张的失度,都不能成为食品工业制度性犯罪的文化理由。高速运转的食品制造机器、以投毒为核心的食品科技、完全失效的监管制度、以及贪婪成性和沆瀣一气的行政官员,四者联手打造美食乌托邦,以反道德和反文明的方式,从产量、防病虫害能力、观赏形态(完整性和色泽等)和口感方面,彻底解决欲望和食品之间的供需矛盾,并联手瓜分了消费市场的巨额利润。

但这并不是美食盛世的标志,也无法缔造健康的感官享乐乌托邦,恰恰相反,它是文明走向末路的征兆,只能把30年来被解放了的感官和欲望,再次送入阴郁的地狱。历史上还从未发生过如此荒谬的叛乱——大跃进式的食品制度本身,对胃神实施了最严酷的绞杀。在这场狂热的自我毒害运动中,牛奶制造商率先仿效张艺谋,敲击缶器,唱出华夏民族的无尽哀歌。

本文题图:宋永红作品

杨恒均:谁能告诉我大陆民众是什么级别?

级别和深圳市长一样高的猥亵嫌疑人

深圳一位涉嫌猥亵女童的58岁官员在遭到家长质疑的时候,叫出惊天地、泣鬼神的一句:我是交通部派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

这个官员是否猥亵女童需要公安调查,但掐脖子的事好像是干过了,而且还当着好多人都面说出了这句话。后来有比他“级别”更高的官员出来道歉,说是这位深圳海事局的喝高了。这话我相信,因为对这种长期受到教育的官员,只有喝醉了的时候,才会说出真心话,否则,他们满嘴谎言,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这位官员酒后吐真言,让中国民众再次受到了刻骨铭心的教育。说实话,如果他不是在猥亵一个女童后,说出来这样一句关于自己“级别”的话,我们有理由有办法有能力愤怒吗?例如当他用这样的话压制民众,用这样的话耀武扬威,用这样的话以权谋私、营私舞弊的时候,中国的民众有几个有渠道、有办法、有能力、有胆量对抗一个——和你们市长一样级别的官员?

中国社会日益呈现官民分化和官民对立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虽然这是中国几千年的宿命,但不要忘记了,人类社会进入到21世纪了,我们周围的世界已经突飞猛进,中国也不能走回头路了。可是在一些官员心目中,不但官员高人一等,而且官大一级压死人。在一个深圳市,他喊出了“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就可以压住平民百姓了,这次之所以没有压住,弄得满城风雨,恰恰在于“酒后吐真言”。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他不说这句话,如果不是有很多不屈不饶的目击证人,如果他只是暗暗用自己那“和市长一样的级别”来对付普通百姓,会是什么结果?

如果你是生活在我们这块神奇土地上的民众,如果不是生活在某个利益集团的象牙塔里,你的经验绝对会让你对这样“级别”的官员的能力深信不疑。别说级别都和“市长一样高了”,就算一个小镇长、处长、科长、股长,也绝对可以摆平民众的。

写到这里,感到有些悲哀,禁不住想问一句,在这些官员眼里,中国民众到底是什么级别?

无论从我们的宪法还是每年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文件,中国民众的在他们口中都是“级别”最高的,他们就是为民众服务的,他们是民众的“公仆”,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代表民众的,最后干脆直接说,他们就代表民众的利益!

那么,谁能够告诉我中国民众是什么级别?

你知道我是什么级别吗?

问过这个问题后,我写小说的脑海中出现了这样一幕场景:一位道德败坏的官员突然对我吼道,我是和你们市长一样级别的,你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你算个屁呀!

我听后反问道,你知道我是什么级别吗?那家伙听后一愣,他还没有回过神来,我就很冷酷地从口袋里掏出手枪,瞄准他那颗腐败的心脏,在扣动扳机前,很酷地说,我的级别吗?在我们的国名中,我排在“共和国”三个字的前面,我的“级别”比共和国最高领导人还高。现在,我代表人民,判处你的死刑!

“啪啪”,哈哈,过瘾,过瘾!——不过,太残酷了,而且,落于俗套,或者说是我没有逃脱当时被洗脑被灌输的那些鲜活的画面。要知道,以前我们看到说出“我代表人民——”这句话的人几乎都不是人民,而被他们代表人民判处了死刑的反而才是真正的民众。

那么,我们这些普通的民众在面对那些一层一层“级别”的官员们时,有什么办法呢?难道真要等着他们来一个一个“收拾”我们?要知道,部长下面有局长,局长下面有处长,处长下面还有科长和科员,最后才轮到平头百姓……

最近有一则新闻让我激动万分夜不能寐。这是一则假记者领取红包的新闻。话说某地发生矿难,一些消息灵通人士奔走相告,结果一些记者和更多的社会闲杂人员蜂拥而至,个个自称记者,来采访报道死伤人数。当地官员为了掩盖事实真相,不让消息外露,给那些真假记者共480人发了20万元(人民的币)的红包,作为封口费,点头哈腰送走了真假记者,皆大欢喜。据报道,真记者只有少数几个,绝大多数都是假的,事情曝光后,舆论哗然……

哗然的舆论自然是辱骂一片,有的骂真记者缺乏职业道德,有点骂假记者缺乏人格,更多的骂当地政府官员既没有人格也没有官德。不过,我认为,骂声一片都不得要领 ,要是我说的话,我们应该欢呼雀跃,何止欢呼?在看到深圳海事局那个新闻后,重温真假记者发财记的新闻,我是老泪纵横、喜不自禁呀。

各位,这条新闻不正说明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正在日新月异的进步、正在朝着光明的前途奋进?

我想弱弱地问一声,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什么时候有官员害怕民众揭露真相而给他们封红包打发他们离开的?几千年历史上,民众敢揭露真相,即便不被打死,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哪里有红包?

即便是今天,大家能够想到官员给你送红包吗?作为中国的普通民众——或者换一个说法:非官员的人民——除了你是在家务农或者属于城市“窝囊废”之外,我们哪一个没有给政府官员送过红包之类的??

可是,这则新闻却让我看到了希望——我分明看到了官员放下架子,给记者,特别是假记者——这些非官员的人民——送红包,哇塞,你真没有看出社会的进步?乱骂一通干啥?

我再弱弱地(最近学会的新词,连用几次)问一声,这些真假记者是什么“级别”呢?怎么让我们的地方官员如此害怕?如此礼贤下士?如此爱民如子到封红包?难道他们是北京派来的,难道“级别和你们的市长一样高”?要不然,我们真想不通呀,有级别的官员怎么会给没有级别的民众送红包?

各位,绕够圈子了,我自己都嫌我啰七八嗦的。让我告诉你那些官员害怕什么。他们不是害怕民众的“级别”,他们害怕的是真相,害怕的是言论自由,害怕的是民众的监督和互联网相对自由的舆论和民意!

有记者证的就叫记者?没有记者证的就不是记者?记者是揭露真相的,但有些拿记者证的只收红包,专门负责掩盖真相。而很多没有记者证的中国公民,却在生活中随时记录下真实,揭露真相。我没有记者证,我只是写博客的,我记录真实,我不掩盖真相,我是公民记者(容我稍后写文章介绍这个概念),我的“级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和与生俱来的天赋人权!

……

我脑海中出现这样一幕,一位挺牛逼的官员跳出来,喊道,我的级别……你算个屁呀。

我大吼一声,说,你才算个屁,我的级别是——

那官员大吃一惊,问道,你是什么级别?我不紧不慢地说,我是写博客的级别,专门揭露真相,写事实,你怕还是不怕?

大陆民众和台湾民众不在同一个“级别”

看起来,民众是有“级别”的。在人类社会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以人为本”已经成为普世价值。美国正在实行大选,我们看到,无论是共和党抑或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他们即将掌握的权力应该属于人类历史上“级别”最高的,但连他们自己心里都清楚,比他们“级别”更高的是民众——美国的普通民众。民众将用选票决定他们的“级别”,同样用“选票”评定他们的成绩,决定他们的去留和历史地位。

在一个现代的文明国家里,从上到下都应该有一个共识:这个国家“级别”最高的是民众。

在海外生活这么多年,我回想起来,几乎没有任何一次在文件和媒体新闻上看到过某个官员把自己的“级别”拿出来说事,更不用说拿用来威胁和欺压普通百姓。这些常识连大陆的朋友也了解 ,所以每次我回国遇到新的朋友,他们从来不问我在国外工作单位的“级别”。可是当他们知道我十年前在国内是公务员的时候,几乎都会在稍微熟识一点后悄悄问,你当时出国的时候是什么级别?哈哈,而我则非常喜欢回答这个问题,——不,其实是非常喜欢回答这个问题后观察提问者的表情。

于是我的答案每一次都不同,例如我会说,普通干部吧,或者说,也就副科级,有时会说,一个小处长,还有几次干脆说,大概是正局级吧,离开副部级还差几天,哈哈——你知道我看到了什么吗?我看到的是遗憾、惋惜、尊重甚至崇拜以及相见恨晚或者恨铁不成钢的七情六欲……

对于长期生活在有“级别”的官员统治下的民众,他们对“级别”那夹杂着鄙视、崇拜和无奈的复杂感情我完全可以理解。如果有机会,我也想表白一下,自从自愿脱离了那个“级别”的羁绊后,我认为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级别”值得我们去争取、去用自己毕生的经历提高。那就是普通老百姓的在这个国家的“级别”。

正如三岁的小孩都知道的,在当今官场,要想提高“级别”是一定要付出的,例如副厅到正厅,正厅到副省,都需要一定量的固定打点费用和人际关系。同样的道理,民众的地位和“级别”的提高也不会是免费的午餐。

然而,我真的很不想看到那种用冒充假记者的方法来提高我们面对官员时的“级别”。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办法?我认为在现阶段,最好的就是言论自由,媒体开放,允许民众说话,让那些有“级别” 的官员真正接受民众的监督。这样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社会!

说到这里,该澄清一下。因为我一直在使用“级别”这个词,我怕有人会误会我满脑子等级和级别观念。其实,级别还是很重要的,有了级别才有待遇。我想提高民众在国家的“级别”,也是有现实意义的。我举个例子,在说到级别的时候,最近又有一件新闻可以让我们这样理解,在中国,民众的级别是挺重要的。

怎么说呢?我的意思是,中国人——普通的中国民众也是有“级别”的,“级别”不同,待遇迥异。

我说的中国人是指大陆的中国人和台湾的中国人,我说的新闻是大陆海协会日前致函台湾,就毒奶粉事件给台湾造成的危害向台湾普通消费者和民众正式道歉,说对不起。

这件事其实是我一直主张并写博文促成的,按说,我应该为海协会的“从善如流”而欣喜若狂、老泪纵横(今天感觉到老了,所以连用两次这个词),可是现在看这篇新闻,我却和看假记者新闻的感觉正好相反,我不由得悲痛欲绝。

在毒奶粉事件中,台湾民众虽然受到了伤害,但比起大陆那么多民众,比起我们成千上万的苦命的孩子,他们那点伤害简直是微不足道的。可是,人家就得到了道歉,人家就有很有“级别”的海协会会长说声“对不起”……

我又忍不住弱弱地问一声,你们什么时候对我们这些大陆的民众道歉,说一声对不起?

难道大陆十几亿民众的“级别”还不能让那些比海协会“级别”高一点的人站出来说一声“对不起”?

对不起,我这个没有“级别”的人又说了这么多让有“级别”的人不高兴的话,对不起……

杨恒均 2008-11-1

李昌玉:惊闻中国的世界“最好”和世界“第一”

近年来,中国人被“崛起”梦搅得心花怒放。奥运获得世界金牌第一总算圆了一场“百年”大梦。假若随后没有讨厌的三聚氰胺奶粉以及近日的四川广元蛆橘(或橘蛆)出来捣乱,还真有一些世界“最好”和世界“第一”的好消息,值得中国人要继续高兴得舞之蹈之奔走相告喜出望外。

第一,中国又一个世界“最好”。

九月份,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与广东省人文学会在北京召开“市场化三十年”论坛。华人经济学家张五常以中国的GDP增长为依据,断言这三十年来的中国经过摸索,已经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甚至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

谢天谢地。我们中国人真是身在庐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我们看到想到的却是贵州的瓮安群体事件、上海的杨佳袭警事件,这些具体而微足以反映民心民情具有社会发展社会矛盾的标志性事件,连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也在呼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更不必说其他各色人等了。而且,就是胡温从来也没有敢奢言中国“已经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甚至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那么纸上谈兵的香港GDP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未免有点“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了。比如,笔者所在的山东济南,那些被“济正保健品公司”诓骗了几万几十万钱财的成千上万的下岗工人或在岗职员,该额手称庆,回家等待这个“中国历史上、甚至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给他们追讨损失了。

因此,张五常先生送了这么一个厚礼,起码是十三亿分之一的在下不领情。

第二, 中国又一个世界“第一”。

十月份,中国科学院国家健康研究课题组星期一在北京发布了他们制订的世界第一个《国家健康报告》。官方中新社的报道说,中科院的这个《国家健康报告》中的国家责任指数,对世界四十五个国家的负责任程度做出了计算和排行,结果,中国以零点七四名列第一,而美国以零点三二居倒数第一位。

对此排行,强国论坛上的一位网民忍俊不禁的评论说:“要学会欣赏幽默….哈哈!”

前不久我发表了一篇《奥运谢幕与尿毒症患者小何》。小何是一位患了尿毒症的山东鄄城县农妇。家庭唯一的现金收入就是依靠丈夫打工,一个月好能收入千把块钱,除了吃饭,所剩不多,哪能为她治这个“富贵病”。小何在医院里到处诉说要卖了5岁的儿子治病。现在有了这个好消息——但不知道她知道不知道,大概可以不卖儿子了。谢天谢地,阿弥陀福!小何你千万不要急急忙忙地卖儿子,你可要耐心地等着,幸运之神很快将要降临到你的身上。

但是我要说,2004年,我和老伴在美国探亲,她做了一个心脏支架植入手术,37000美元,人家可是全部“报销”了啊!
中国科学院健康研究课题组发布这样的报告,我们不妨看做市场上的王婆卖瓜,可是堂堂正正的中国科学院这样卖瓜就有点掉价了。

第三,中国再一个世界“第一”。

好消息!这个世界“第一”不是自卖自夸,是洋人说的,而且是联合国人居署的正式报告:“联合国人居署22日在伦敦发布《2008/2009年世界城市状况》年度报告指出,通过对衡量城市收入分配状况的基尼指数以及住房等指标的比较,中国一些城市在世界上不平等程度较低,其中北京在城市平等方面是世界上最好的城市。((国际在线10月23日)”(转引自中国青年报10月24日《北京,一座城市裸奔意义不大》)虽然《中国青年报》对此不以为然,并且力加辩说北京,乃至中国还存在诸多不平等之处,但是这毕竟是权威的排比,其含金量之高,对中国的愚夫愚妇鼓舞之大,就不必追究了。

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竟然有识得几句破英语的好事之徒竟然去查考了原文,原来上述译文玩弄了一点偷梁换柱的雕虫小技,把“北京是该地区(亚洲)最平等的城市之一”或“北京是该地区(中国)最平等的城市之一”,译成了“世界上最好的城市”,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虽然中国人有挟洋自重的小毛病,但是利用翻译偷梁换柱的把戏可能因为从前懂得英语的人少,人们也不会怀疑译者还会干这种骗人的勾当,在翻译中也会掺杂三聚氰胺,所以揭发比较少。现在知道,中国人不但在牛奶、鸡蛋中,会掺杂三聚氰胺,连翻译中也会掺杂三聚氰胺。呜呼!

此事请读我下载的凯迪网络的文字:

文章提交者:王刚123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原题:媒体不能明目张胆的骗人

心理很难受,媒体骗人到这个地步了,明目张胆的骗人,拿不懂英语的人当傻瓜么?

懂点英文的.大家进入联合国人居署网站自己看:

http://www.unhabitat.org

大家看原文:

Cities in China tend to be more equal than other Asian cities, with Beijing being among the most equal city in the region, although some Chinese cities, such as Shenzhen, are experiencing relatively high inequality levels similar to those of Bangkok and Manila.

大致意思是北京逐渐成为地区性的,注意是region 不是全球性的,是其他中国城市中最平等的,哪里扯到全球? 难道是欺骗习惯了,习惯以后成惯性了?

网民评论选:

年度又一大假新闻!!!
辗转反侧,彻夜难眠,三十年了,终于跻身全球最平等城市
愚民政策惯了
也不能肯定人家造假,说不定他们英文水平低,翻译错了呢,嘿嘿
见过无耻的,没见过这么无耻的.
沙叶新: 这个国家 (朝鲜) 烂到根子上了.
激动啊·~~~~~~~中国人民站起来鸟~~~~~~
也许是知道自己快不行了才这样胡扯的吧
不要脸惯了
上帝要它灭亡,必让她先疯狂。
该句应译为:“北京是该地区(亚洲)最平等的城市之一。”
该句应译为:“北京是该地区(中国)最平等的城市之一。”
靠,应该是全宇宙最平等的地方
标题很好,哈哈
这是一片神7的土地。
流氓+禽兽不如
方攵亻也女良的尸比!(放他娘的屁))

(2008/10/30于山东大学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