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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韩合并100周年前夕，8月10日，日本首相菅直人在内阁会议上发表谈话：“正如‘3.1独立运动’等激烈抵抗所显示的那样，在政治、军事的背景下，当时的韩国人民被违背其意志的殖民统治夺走了国家和文化，民族的尊严被深深伤害。”对于“殖民统治所造成的莫大损害和痛苦”，再次表达“痛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并表示在直面历史、真诚反省的基础上，构筑“未来志向”型的日韩关系。作为行动，承诺近期将殖民时代“流入”日本、现保存于日政府宫内厅的《朝鲜王室仪轨》等朝鲜王朝的珍贵历史文物等“移交”韩国。对此，韩国总统李明博在热线电话中表态说：“（韩日）两国能够构筑更加强有力的合作关系”，对日首相的道歉谈话表示欢迎。

战后日本政府表达对过去殖民统治正面道歉的“公式发言”始自1993年的细川护熙表态，其后有战后50周年之际的村山富市的“村山谈话”及60周年时小泉纯一郎的谈话。此番谈话，基本上是承袭了上述“法统”的“公式表态”，且道歉的规格略有提高：首次论及在日本历史上一向作为“反日独立运动”象征的“3.1独立运动”，并坦言殖民统治违背了韩国人民的意志，确令人耳目一新，应该说不失为一个高调的表态，值得评价。

菅直人谈话系民主党政权上台一年来首次在历史问题上公开表态。就左派出身的菅首相个人来说，此番表态应该说是真诚的。民主党本来就主张要“直面历史”问题，而菅又属于党内的左翼领袖，如此程度的表态按说是题中应有之义。但作为现任日本首相代表政府对第三国的“公式表态”，本来就不是首相一人之事，甚至关涉首相个人的政治理念、价值取向的程度也有限，事实上，是国内政治平衡的结果，所谓“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据日本媒体透露，照菅直人本人当初的想法，他甚至打算在赔偿问题上打出更加向前看的“政治方针”，结果被党内反对派“摁”了回去。即使是目前程度的表态，也遭遇了包括在野自民党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内的反对势力的阻击，保守派议员组织甚至发表声明，谴责菅直人为首的内阁“对国民和历史的重大背信”。这从侧面折射出围绕对韩、对亚外交，日本政坛的角力有多么炽烈。

客观地看，菅直人谈话虽然态度诚恳，话语高调，姿态很低，但并未逾越日方所掌握的“底线”。而这个“底线”，简单说就是道歉仅限于道义承担，不留法律余地，谨防旧话重提、“死灰复燃”的“后患”及相关连锁反应。譬如，因道歉而引发对《日韩基本条约》的舆论批判，质疑其合法性，乃至遭日军胁迫的前从军慰安妇等个人或集团诉讼“卷土重来”的事态是日本政府务必要加以规避的风险。

笔者注意到，关于此番首相谈话的中国国内报道，多有误读。譬如，中新社在8月10日援引韩联社消息的题为《日本首相发表讲话就殖民统治向韩国道歉》的报道中如此写道：“……对于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通过朝鲜总督府运到日本，并由日本政府保存的《朝鲜王室仪轨》等来自朝鲜半岛的书籍，将遵从韩国国民的意愿，尽快‘返还’给韩国。”而检索日媒关于此事的所有报道、社论、评论会发现，无一家媒体使用“返还”的措辞，清一色是“移交”，应对高度一致。那么，这二者在语境上究竟有何区别呢？法律上，“返还”指A拥有所有权之物，由持有者B还给了A；而“移交”则无关所有权，单纯指物从B之手被转移至A之手。这不仅仅关系到此番准备“移交”的被称为《朝鲜王室仪轨》的历史文书的归属问题，以日本今天之国力，断不会在乎几件原本就不属于自己的“国宝”，日本较真的，是“理”——法律问题。按日方理解，包括上述历史文书在内的，因这样那样的原因现存于日本境内的原朝鲜王朝的历史文物（据粗略统计有6万余件），日方本无“移交”的义务，但基于韩方的愿望，为促进两国和解，权且“让渡”而已。

日方所固守的法理依据不是别的，而是1965年6月日韩双方签署的《日韩基本条约》。据此条约，日方“出血”5亿美元（其中无偿赔偿3亿，有偿经援2亿），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关于殖民时代的历史问题，无论国家还是个人，（韩方）所谓“赔偿请求权”（即索赔的权利）问题已得到“完全、最终的解决”。必须承认，问题的解决是“依法（国际公法）办事”。但如此法律解决的背后，实际上是优先两国眼前的现实利益，忽视（甚至是无视）历史正义和道义原则的暧昧政治交易。

日韩邦交正常化交涉，历时14年，其间历经波折。六十年代中期，靠政变上台的朴正熙政权亟待发展经济，以显示对北方的制度优越性，重建自身的合法性；日本则处于东西方冷战的前沿，从“贸易立国”的国策出发，需要政治上的盟友和良好的国际环境；同时，美国正面临古巴导弹危机等吃紧课题，迫切希望日韩和解，成为其麾下一对和谐的“棋子”。于是，美方牵头，打出“合理”标的（最初的标的设定是韩方要求金额加日方承诺金额除以2），强力推动。其结果，被认为正常化交涉的三个实质性法律要件中，只有殖民统治期的受害赔偿问题达成优先妥协，日韩合并的合法（非法）性问题和竹岛（韩国称“独岛”）主权问题要么被“暧昧化”处理，要么被搁置。

以区区5亿美元的价码清算长达36年的血腥殖民历史，是可忍，孰不可忍？签约前后，韩国爆发了激烈的反政府示威。但对朴正熙政权来说，没有这笔屈辱的“赔偿金”，便不会有后来的“汉江奇迹”：此后十年，韩国经济翻了13番，从全球最贫困国家之一一跃成为新兴工业国。

但毋庸讳言，在一种高度现实的政治解决程序的操作下，“程序错误”多多。其中，历史清算问题成了彻头彻尾的牺牲，加上竹岛主权纷争，成了制约日韩关系发展的隐患。回过头来看，日本虽然在美国的庇护下，深谙政治解决历史问题之三味，处处占尽先机，但同时也难买邻国的真正信任，从而坐下了东亚社会互不信任构造的主因。得焉失焉，其实难说。极而言之，即使退十二万步，有一天日本全面、妥善解决了日韩间全部的历史纠葛，问题也仅仅是解决了一半，离真正“摆平”还远。因为百年前的殖民统治，对象是彼时整个朝鲜半岛的政权（李氏王朝）。所以，日本的麻烦还在后头。

(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抗争政治》，(美)查尔斯·蒂利、西德尼·塔罗著，李义中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6月版，28.00元。

    ◎延伸阅读    《集体暴力的政治》，(美)查尔斯·蒂利著，谢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版，24.00元。

查尔斯·蒂利是当代中国人应该特别留意的学者。尽管这位历史社会学的巨擘已于两年前去世，可是他的集体行动研究将在我们这个时代持续发挥效用。

蒂利一生作品繁多，有人计算过，共有51部著作，600多篇论文。但是他的主旨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集体行动。当然，宽泛而言，参加合唱团或一起看球赛都算是集体行动，那虽然有趣，但不值得历史社会学深究。因而更准确一些，用蒂利自己的话讲，他的研究主题是那些以“抗争”（conten-tion）为主轴的集体行动。

一直以来，蒂利从两方面去接近集体行动。他关注“人们共同行动所追求共享利益的路径”，也关注社会结构变化所引起的集体行动在手段和目标上的改变。因此，他既考察叛乱、抗税、反对征召等传统的集体行动，也重视诸如城市化进程、经济衰退以及社会转型等引发的示威、游行、罢工等较为现代的集体行动。有意思的是，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抗争案例，当代中国应有尽有———蒂利的学问大有用处。

在刚出版的《抗争政治》里，蒂利和他的合作者西德尼·塔罗讨论的是集体行动中最重要的那一部分，即“抗争政治”（contentions politics）。这部著作提供了一条明晰的主线，足以将蒂利的其他作品串成珠链。

人们为什么抗争？在《斗争的动力》（查尔斯·蒂利等著，译林出版社）已有交代。社会结构的张力、个人利益的理性追求、集体认同感以及文化心理，诸多原因交织。这一次，蒂利把主要精力放在抗争政治的多种形式、主要特点以及历史变迁上。

什么叫抗争政治呢？蒂利指出，这是一种结合了以下三个主要特征的社会互动。第一，它是抗争的；第二，它是集体行动；第三，在这些互动中，有政府介入。很显然，抗争政治是一个宏大的概念，足以包括革命、宗教和伦理冲突、民主化运动、集体维权、民族主义浪潮、反全球化等等各种社会互动。在这些社会互动中，行动者们为了共同的利益或者一致的目标协同努力，提出一些影响他人利益或导向的要求。而在其中，政府或是提出要求的行动者，或是被行动者要求的对象，抑或是作为第三方介入———这就叫“抗争政治”。

事实上，由于政府掌控着大量的强制手段，拥有军队、警察、法院和监狱，所以抗争性质的集体行动极少出现在政府划定的边界之外。政府制定支配集体抗争的法规，确定集体行动的范围，决定谁可以提出集体要求，提出什么样的要求，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并总是对集体行动会否建立一个与它竞争的权力中心保持高度的警惕，因而它在抗争政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政府未必是抗争政治的主角。关于这个角色的进一步讨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蒂利的《集体暴力的政治》一书。在《抗争政治》中，蒂利更多讨论的，是抗争政治中的“非政府的行动者”，或者说“抗争者”。他们不但与政府抗争，还与宗教的、伦理的、经济的或其他非政府的权力拥有者抗争，当然，彼此之间还会相互竞争，他们才是抗争政治的第一主角。

抗争政治是一个宏大的概念，难免有模糊与误解之处。因此，尽管蒂利在书中用了一定的篇幅来澄清概念，辨识机制，但他没有对事实进行削足适履的加工，而是时时强调抗争政治的历史维度。他告诉读者，概念是理解事实的工具，而不是指导人们行动的准则。他注重事实的归纳，而非理论的演绎。在这点上，蒂利更偏重于历史学家，而非社会学家的立场。

历史意识促使蒂利在对待“社会运动”这一抗争政治的特殊形式时显得尤为谨慎。他承认，他向来避免使用“社会运动”这一术语。因为他认为，社会运动只是种类繁多的抗争政治的一种特殊形式，不能将所有的集体抗争都放进这个罐子里。不过，他也承认，随着历史的变迁，社会运动不但产生了，而且越来越重要，所以他在《抗争政治》中仍专辟一章来讨论。至于更加翔实的社会运动，蒂利另有一书值得学习，那就是《社会运动，1768—2004》。

在书中的第五章，蒂利描述了发生在法国的一次失败的社会行动。那是1972年的里昂，警察卷入卖淫业的腐败活动遭到曝光，后果却由妓女们承担———她们的营业场所被警方查禁了。一小群妓女组织了游行，准备到省长官邸前示威。没想到，这帮天真的女人却被一小队主动示好的警察带进了警察局。结果她们不单遭到警察的斥责，还被报纸电视曝光羞辱。遭遇失败的妓女们组成了一个非正式的团体，在一个宗教团体的支持下开始新一轮抗争。她们给省长写信提出请求，被断然拒绝，其间还有人被捕入狱。于是妓女们只好放弃平和的抗争方式，转而采用较为激烈的手段。她们决定占领一座教堂以示抗议，但行动也失败了。警察不经主教的同意就冲进教堂，将妓女们驱赶出去。在更加严酷的政府压力下，抗争四分五裂。同盟撤销了对她们的支持，曾经对她们表示声援的女权运动者们发生了分裂，除了几个借助新近获得的名声脱离这个古老行当的运动带头人，大多数妓女只得重新恢复流落街头的状态。

像这样的具体例子，蒂利在《抗争政治》中举了不少。他提醒人们，抗争政治这个概念不仅具有历史的厚度，更具有现实的意义。实际上，抗争政治的技艺一直在持续不断的发展中，在挫败与成功的反复教育下，抗争者的集体行动也越来越成熟和有效。就像蒂利所说，里昂妓女们的行动并未全然失败，她们的行动在全国传播，并得以仿效。自此，她们的抗议行动也成为劳动者维权运动的一部分———这是蒂利时刻不忘为我们提供的历史激励。

抗争也是一门技艺。这是我读《抗争政治》的一个体会。在一定程度上，当代中国人的抗争未必达到了里昂妓女的水准，这让我对某些抗争者的命运唏嘘不已。希望更多的人来阅读蒂利，学会如何抗争。

●《咬文嚼字》杂志8月刊的被挑错人物锁定作家莫言，莫言被指出在长篇小说《檀香刑》第十八章中曾有高密知县钱丁回忆初识孙眉娘的情景，“见是知县，孙眉娘慌忙地施礼打躬道歉”，但是这不合当时妇女礼节习俗，打躬是旧时男子使用，挑错者认为，孙眉娘是清末光绪年间的民女，她见了知县要敬礼，可以跪拜，也可以道个万福，但不该打躬。

●第二届咖啡馆短篇小说奖日前被迟子建摘得，该奖项奖金两万元，通过评委推荐选出10篇候选小说，以无记名投票方式确定获奖作品。主办方称，该奖项专门针对短篇设立，关注文学的核心地带，是人类精神活动长河的上游区域。迟子建的获奖小说是《解冻》，发表于《作家》杂志2009年第一期。

●继确定在苏州开店后，台湾诚品书店于本月初与南京市投资促进委员会签约，将在南京投资兴建大型连锁书店。台湾诚品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经理吴昊洁说，诚品在南京的投资项目目前还在选址阶段，项目建成后，将融书店、文化创意商店和餐饮旅游服务为一体，打造南京的“文化创意城中城”。

●长篇小说《日不落的逃亡》日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本书通过讲述两个“富二代”女孩与一个身世不明的男孩的爱情故事，以文学的形式探讨了一个引人关注的社会问题———在一个物化的时代，人的感情被物化对年轻一代人所造成的后果。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称，本书文字非常干净，故事也很动人。

●河南省文联本周称，台湾作家柏杨遗骨已于本周抵达河南郑州，择日安葬。1920年3月出生于开封市的柏杨于2008年4月在台北病逝，其遗孀张香华曾向大陆方面表达了柏杨生前想要落叶归根的遗愿。如今柏杨骨灰暂时存放在河南新郑市龙湖镇福寿园的灵堂里，将于9月上旬举行正式的移棺安放仪式。

●悉尼·哈曼，现年91岁的音响大亨以一美元购得77岁的《新闻周刊》，当然哈曼还要同时承担《新闻周刊》大部分债务。在新闻发布会上，哈曼说很高兴从华盛顿邮报公司手中接管这份杂志，面对这一巨大新闻、商业和技术挑战。据悉，这笔交易预计8月底、9月初完成。哈曼1953年创建哈曼国际工业集团，2008年退休，哈曼国际工业集团以制造音响和车载音频设备著称，去年销售额29亿美元。

●包括谢泳、张鸣等学者作品在内，一套五种的“学人随笔丛书”近日由知识出版社出版，该丛书包括张鸣的《一年之痒》、谢泳的《厦门集》、何况的《把名字写在水上》、南宋的《随遇而安———一个作家的城市体验》以及李村的《前人后事》，书中收录了这5位作者最新结集的散文和杂文。

●一年一度向德国音乐剧大师瓦格纳致敬的拜罗伊特歌剧节近日热演中，开幕大戏《罗恩格林》以前卫新版本出现：演员们扮成科学实验室里的一群老鼠，它们会喊战争口号，会用剑杀人。

●一年一度的萨尔茨堡音乐节正在举行，索福克勒斯作品《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的新版舞台剧享誉批评界，名演员克劳斯·马利亚·布兰道尔饰演的“俄狄浦斯”被誉为“当代最佳演绎”。

●美国年度言情小说奖揭晓，女作家芭芭拉·奥妮尔凭借作品《失落的配方》获奖。

●克罗地亚一名知识分子Predrag Matvejevitch因在一篇文章中，称一位有狂热民粹主义倾向的诗人为“天主教徒中的塔利班”，而面临牢狱之灾。艾柯、马格里斯和拉什迪等著名作家已做联名抗议。

●美国最大的书业连锁品牌“巴诺”（Barnes & Noble）将出售。全美共有720家“巴诺”连锁书店，但去年公司的股价暴跌了45%，因而投资银行建议出此策略。事实上，与大多数的零售书商一样，巴诺这几年都在为迎合读者的消费习惯而做调整和改变。当电子书逐渐成为趋势时，相对于传统图书，亚马逊电子书阅读器Kindle就快速地流行了起来。虽然巴诺也尝试了推出电子书阅读器Nook，但由于四分之三的营业额依然来自实体书店，而到今年5月为止，实体书店的经营下滑了4.8%.

有一年，一个美国小伙子考上了哈佛大学念工程。他很高兴。哈佛大学第一年的课程跟美国许多大学一样，有一个核心课程。所谓核心课程，就是新学生进校不是上专业课，而是上全体学生都必须要上的公共课。于是这学生就选了一门课，但之后他非常后悔。选了什么课？是《中古英文文学》。你想想看，一个想学工程的学生，跑去念中古英文文学，所以非常痛苦。更要命的是，这个教授年纪大，说话语速缓慢，上课很闷，一点趣味都没有。

这个学生很痛苦，觉得这个课不能上，太难受了，所以常常翘课。好不容易上完了一学期的课，放暑假了，他很高兴。他要打散工挣钱，就在学校附近的一家旧书店找了一份兼职。

他干什么呢？这种书店常常收到电话，被叫去别人家里收一旧书回来，然后出售，他就干这个。也不是去估价，而是上门去看那些书得用多少箱子和多少人去搬，就帮忙干这个。

有一天，他接到一个电话，老板派他去哈佛所在的美国波士顿剑桥镇旁边的一个花园洋房去搬书。他于是就去了，一个老太太开的门，引他进来。老太太的脸色有一点忧伤，经过介绍他才发现，这个老太太竟然就是教他那门很沉闷的中古英文文学课程教授的夫人，原来这个教授上完这学期的课后没多久就死了。死了之后留下一屋的书，这些书怎么办呢？这老太太觉得这一屋的书令她睹物思人，她没有办法每天面对着这些书，所以她决定要把它们全部卖掉，于是就卖给了这个旧书店，恰好是这个小伙子被派来上门收书。这时，小伙子才意识到，原来他上学期刚刚上完的那门课是这位教授一生当中的最后一门课，他是这位教授一生当中最后的一批学生之一。虽然他不喜欢这位教授，但是这个时候他也觉得心情很沉重。当他去看这些书该怎么搬时，他发现在教授书房的一边，一整面墙的书柜上全是侦探小说，而且都是廉价的侦探小说（英语书籍里面有很多很廉价、很滥、印得很粗糙）。这个学生就笑了。这个老家伙平时上课很严肃，原来最爱看的是侦探小说，竟然有这种兴趣？他觉得很可笑。

这个书房很雅致，书房后面是一扇落地的大玻璃门、出去就是一个小花园，不是很豪华，但是很干净、雅致，也很舒服、漂亮。他在看这个花园的时候，听到这个老太太说：“我丈夫生前最大的嗜好就是种种花、剪剪草，他喜欢研究这个。”在花园玻璃门旁边又有一两个书柜，里面放的全是一些园艺方面的书籍。包括植物图鉴，各种各样介绍植物、养花种草必备的书。看了半天，这个学生就作出了决定：今天我不搬这些书了！他本来是来看有多少书，然后叫人过来搬的，现在他却开车回去，和旧书店老板说：“老板，我自己想把这个教授全部的书都买下来——买下来放哪呢？我不知道。我住的宿舍肯定放不下，我会再想一个办法，反正我要把它们全部买下来。”老板说：“这些书你全要！价钱你能付得起吗？”这个学生说：“我这个暑假在这打工挣的钱全部都归你了，薪水也不用发给我了。”老板说：“那还不够。”学生说：“那么这样吧，我接下来三个暑假都来你这打工，工钱全部给你，行吗？”老板问他：“你为什么买这些书？”这个学生说，原来平常上课的时候，他只觉得这个教授很沉闷、很学术，原来这只反映了教授的一面。

当他去了教授的家、看了他的书房、看了他的藏书之后，他发现了这个教授完整的立体人格。这个教授喜欢廉价版本的侦探小说，侦探小说里面还画线做笔记，笔记里面还写粗话：这一段写得真他妈的好！这个教授还喜欢种花草，草坪上洒水器刚刚洒过，叶子上面还有水珠，这些都是教授生前最爱的东西。一个人的爱好、兴趣，甚至癖好（也许癖好在某些人的眼中是缺点），都彻底地浮现在教授的书房里面。当时这个学生有很强的感觉，我如果把这些书搬回旧书店，就得把它们分散，分门别类地放在旧书店的书架上，然后再去卖。这样一来，教授所有的藏书就崩溃了、解体了。而现在当这些书在它们主人书房里面的时候，它们是完整的。完整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些书完整地表达了它们主人的人格、灵魂。所以这个学生觉得，只要教授的藏书还在，只要这些书仍然是完整地在一起，这个教授就还没有死，他的灵魂还在这些书里面。这些书里面夹了一些纸条、或者插了一张音乐会的门票、某场电影的门票，这些都是一个人生命的轨迹，都反映在这些书里了。当时这个学生觉得很难过、很悲痛，他觉得他应该让这个教授的灵魂完整地保留下来，要把它买下来，不要拆散它们！这个店长听了他的话之后就说：“算了，这些书我六折卖给你，你在我这里打三年工就够了。”于是他在这里打了三年的工。这个故事是真的。

这本书所描述的思潮和人物，从魏晋玄学、禅宗、心学，到欧阳修、李贽、顾炎武，或多或少，都有些异端色彩。

所谓异端，总是相对正统而言。秦汉以来，什么是中国意识形态的正统？一般都认为是孔孟之道。但这本书提到一个故事：万历七年，皇帝下诏禁止士人聚徒讲学及私设书院——这种政策我们早就熟悉到麻木不仁的程度了，偏偏有一个叫何心隐的不服，以孔孟聚徒讲学为例，反对这个规定。经此提醒，我们才意识到，帝国政府竟然禁止儒生模仿孔孟。那么，孔孟之道真是正统吗？

我想在更加深广的背景上讨论这个问题。

我认为，自秦汉以来，在中国当家作主的社会集团，始终是官家集团。所谓官家，在古汉语里有三个涵义，一是指皇帝，二是指衙门，三是对官员个人的尊称。这三个主体在各自的地盘上立法定规：皇帝设立王法，衙门设立地方或部门法规，官员个人设立潜规则。无论官家内部如何争夺地盘，作为一个整体，官家集团主宰了法规和道义。这样的社会，主宰者不是封建贵族，不好叫封建主义，又不是地主和资本家，也不好叫地主主义或资本主义，我姑妄称之为官家主义。

官家与儒家的合作最为密切长久。儒家的主张，既尊重了统治集团的地位，又适当照顾了被统治集团的利益，实行起来不像法家那样动辄走偏，而且论证周详，各方容易认账。孔孟之道近似一套官民协议和君臣协议，尽管协议明显有利于官大的一方。

不过，官家并非无条件接受儒家主张。最醒目的证据，就是朱元璋删掉孟子主张臣民反抗权的段落。再往前追，汉儒各家对经典的解释不同，皇帝多次出面“称制临决”，统一认识，强调三纲六纪。如此一统的儒家，已经不是原教旨的儒家，而是修正主义儒家了。

总而言之，儒家教义是一个大套子，但这个套子是官家选择并修正的。官家主义是一个更大的套子，里边搀杂了儒、道、法各家的东西，还有一些流氓无赖和强盗的独门秘籍。儒家法家道家兵家佛家等等，或者匍匐在官家脚下，或者趋附于官家左右，构成官家大套子里边的大大小小的套子，至少获得了官家的支持或认可。这些次级套子里又有更次一级的套子。例如儒家里边有程朱理学，又有陆王心学。相对理学的小套子，心学也算异端。

前边说了，官家集团并非铁板一块。除了官家集团的整体利益，皇帝、衙门、官员，各自还有特殊利益，这些未必明说的东西，在特定的圈子和时段之内，也形成了一套传统，谁不懂事，不尊重这套传统，很可能要碰个头破血流。

如此说来，到底什么是异端呢？第一，只要触犯了官家主义这个三头六臂的家伙，便是官家眼里的异端。第二，大大小小各级各路套子的出格者，便是各种套中人眼里的异端。

按照这个标准，中国历史上到处都有异端。重新解释经典的自不必说，就连那些倡导新文风的，不肯拍马屁的，弃官当和尚的，也有几分异端色彩。不过，从根本上说，真正的异端，反对并顶替官家主义的异端，在西学传入之前，真可谓踪影难觅。最卓越者，如顾炎武、黄宗羲等人，贬低君主，赞美工商，重新界说匹夫百姓的名分和责任，但这些调整的幅度，不过十之二三，远未到另起炉灶的水平，更谈不上破旧立新了。改编本书所引黄仁宇的话说：“社会环境把个人理智的自由压缩在极小的限度之内，”我国历史上的异端，“只能长成灌木，不能形成丛林。”

在西方现代主流观点看来，正当的套子只有一种，就是禁止以暴力欺诈的手段伤害他人。只要不损害他人的自由，一个人的自由就是不受限制的。这种自由体现为平等的公民权利，政府则是自由的保护者。这套说法，是否依然属于异端？

本书作者施亮是我的老朋友。受朋友之托，为本书读者提供一种背景参照。是为序。

（《异端思想的背后》，施亮著，中国致公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

人口流动带来的社会问题

如果我们暂时超脱一些，想象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了地球、脱离了现实环境。不妨设想自己当了最高统治者，此时你认为处在什么样状态的老百姓最容易统治管理？我会想：第一，人都是单个的，而非抱团的，作为单个人比抱团儿的人好治理。人们把这概括为分而治之。第二，静止的而非流动的，静止不动的人比四处流动的人好管理。如果老百姓都像一棵棵树一样种在地上，平常站在高处检阅一下，良莠自在目下，砍伐莠树，培植良木，十分惬意。仿佛辛稼轩词中写的“老合投闲，天教多事，管领长身十万松”一样，省心省力，又赏心悦目。可惜的是到了十八世纪，这两项都很难实现了。特别是在东南沿海地区，生存压力与环境的变迁，使得一批又一批的老百姓“抱团儿”（用当时的法律术语说是“结会树党”）向未开发地区、人少地多地区和海外流动，这样才能生存或者说生存得好一点。这种正常的流动是清统治者不愿意看到的，于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便发生了无穷的争斗。

满清统治者看到“结会树党”就不分青红皂白地予以打压，形诸律例，而且都是重刑，动辄“斩立决”、“绞立决”。皇帝亲自督催（乾隆特别积极，多次惩办打压不力的官员），最终把“兄弟结拜”“打压成”活跃的、播散性强大的秘密会党，从而波及南半个中国，并成了清代乾嘉和乾嘉以后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甚至是清朝灭亡重要的推力。

加拿大学者王大为的《兄弟结拜与秘密会党——一种传统的形成》（刘平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6月版）就用中国东南福建的兄弟结拜组织和1780年代的林爽文起义，说明推动这些武装反抗、并真正能够威胁到清王朝安全的最根本的原因，不是社会流动和结会树党以及由此产生的信仰，而是他们的现实生活处境。清统治者认为给他们带来无穷麻烦，因而要竭力打压的“结拜”、“创社树党”，并非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可怕，真正可怕的是统治者自己“与风车作战”式的打压。

清统治者恐惧不全是心理变态

作为西方学者的王大为，对于兄弟结拜这种充满东方人情味的人际结合方式是心存好感的。他认为这种结合只是一种互助方式，如果在一个合理的制度下不会产生暴力，不会危害社会。他在书的最后一章里指出，在中国本土以外的东南亚国家的结拜组织，所发挥社会政治作用大体是正面的。天地会在海外或称“义兴公司”，其宗旨、规则、信仰以及入会仪式完全同于天地会，但它成了凝聚华人的组织。“通过建立寺庙、供奉特定的地方神祇（不确，主要供奉关帝——泰按）、庆祝农历规定的节日，满足了同一地方移居而来的人们的宗教需要。公司还可以为新来者提供食宿，帮助寻医疗病，有时还免费安葬身故者，传统互助组织的活动，在公司行事中都能找到。”为什么在国内许多“结拜组织”就沦落为“寄生性盗匪”与政治上的异端了呢？王大为认为这都是“晚期中华帝国特殊政策的产物”。应该说这是本书论述的精彩之处。

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大多秘密会党能把“反清复明”的宗旨坚持一二百年而不变（这个宗旨已经与其会众没多大的利害关系了），这就是清政府持续不断地严厉打压的结果。这种打压，等于告诉天地会等秘密组织必须“与我为敌”。是清政府本身为自己制造了一个“永久的”的反对组织，直至清王朝灭亡。

然而“兄弟结拜”也确有令统治者恐惧的因素，清统治者的打压不全是过度敏感。

结拜异姓兄弟始见于北朝的《颜氏家训》，但其深入人心乃源于北宋以来“说三分”（《三国志演义》前身）中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故事。江湖艺人创作的这个故事反映了在游民日增的情况下，他们对结合的向往与需求。这个故事为游民和底层民众“干大事”（造反活动）提供了范本。故事中所强调的义气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成了冒险团体联结的纽带，歃血盟誓就是结拜的仪式。后来的底层武装造反活动和带有冒险性的违法犯罪活动都有结拜义兄义弟的问题。梁启超形容清末的形势是“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说唐》中“贾家楼结拜”的四十六友又给群体结拜提供了范式。他们的誓言是：“我等四十六人，只因义气相投，于山东济南府贾家楼，歃血为盟，誓结金兰。今后，祸福相共，患难相扶，如有异心，天神共鉴。”这些通俗文学在民间极为流行。闽南一带《说唐》尤为畅行，天地会入门的“三把半香”中的“半把”就是从《说唐》来的。要会众记取秦琼等人结拜不终的教训（老五单雄信不降唐而被杀，在唐的义兄义弟没有竭力救助，或与之同归于尽）。被天地会视为人间乐土的“木杨城”也取之于《说唐》。可见“兄弟结拜”本是游民互相结合闯荡江湖，图谋生存和发展的手段，至于会不会形成一股强大的反社会、乃至反政府的力量，则要看当时形势。不像王大为想象的“兄弟结拜”只是反映了底层民众对互助需求那样简单。

当然桃园三结义故事出现后，也影响到其他阶层的人们，法效刘关张。但在明清两代主流社会、特别是上层人士基本上没有用“桃园三结义”互相标榜的，主要还是流行于下层社会和江湖之间。辛亥革命之后，桃园之风再起，连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也要换帖结拜为异姓兄弟，以桃园三结义相标榜，这正是他们身上有江湖气的缘故。明白了这一点，对于清统治者对于歃血为盟、结拜兄弟的敏感就不奇怪了。《大清律》中对于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兄弟比照“谋叛未行”进行“严打”。这些律条根本模糊了事实与动机的界限，把“图谋犯罪”当作犯罪来打击。从中可以感受到清统治者对于老百姓抱团行为的恐惧：

凡异姓人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弟兄。不分人数多寡。照谋叛未行律、为首者拟绞监候。其无歃血盟誓焚表事情。止结拜弟兄。为首者杖一百。为从者各减一等。（谨案此条雍正三年定）。一、凡异姓人、但有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兄弟者。照谋叛未行律、为首者拟绞监候。为从减一等。若聚众至二十人以上。为首者拟绞立决。为从者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其无歃血盟誓焚表事情。止序齿结拜弟兄。聚众至四十人以上。为首者拟绞监候。为从减一等。若年少居首。并非依齿序列。即属匪党渠魁。首犯拟绞立决。为从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如序齿结拜。数在四十人以下。二十人以上。为首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不及二十人者。杖一百枷号两月。为从各减一等。（谨案此条乾隆三十九年改定。以上引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七七九·刑部》。）

这样过度的打击对于结拜组织正是起了相反相成的作用。

结拜需求与过度敏感

此书主要是以福建省、特别是闽南地区及从这些地方迁台民众的结拜为研究对象的。这些地区的人口流动不单纯是因为小农破产或宗法解体导致的，也包括许多求发展而离开故土的移民。这些应该称作经济移民，他们有的挟有家资，与两手空空、四顾茫然的游民不同。

福建是“八山一水一分田”，中唐以来，人口南移，土地日益紧张。宋朝时，福建的溺婴就成为被关注的社会问题（见葛剑雄主编的《中国人口史》第三卷）。到了十八世纪，福建人口密度就达到每平方公里108.43人，漳州、泉州分别达到327.13、317.52人，远远超过鱼米之乡的湖广的90.795人（见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当时的台湾尚未开发，这里的人们本来就有出洋漂海谋生的传统。台湾自康熙二十二年（1683）归入清版图以后，大批漳州、泉州的农民渡海到地广人稀的台湾谋发展。

那时人们长期生活在宗法网络之中，有家长、族长代表自己，很少有独立面对社会的机会，因此，宗法人缺少像美国西部牛仔那样单人匹马闯天下的勇气。“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人们结伴而行，希图路上有个照应。为了使同行的关系更为牢固，往往就要结拜为义兄义弟。当然这种结拜不仅仅是两三个人，一出海起码是二三十人，一条船上上百人的也不罕见。到了目的地台湾，还要互相依靠，与原住民和先来者争一席之地。他们还把不同族姓的械斗之风也带到台湾。所谓“福建内地以及台湾，械斗之风尤炽”，而且往往酿成巨案。当然，这些都不是针对清政府的。可是求平稳的官员对此惊慌失措，大多采取严厉态度。乾隆年间，皇帝刻意求治，特别是乾隆中叶，政尚严苛，往往苛责地方官员镇压不力。于是下面的地方官只得老尺加一，凡有创会树党，无不以“纠众结会、蛊惑乡愚”视之，比照“谋叛未行”治罪。最典型的是父母会，这本来是为年迈父母筹集葬资的组织，乾隆年间被定为“纠众结会”，要“从重究惩”。嘉庆年间发现欧狼创立父母会，就被“斩立决”。实际上，对台湾民情稍有了解的都不如此看。清政府的学官刘家谋在《观海集》中有诗云：“争将寸草报春晖，海上啼乌作队飞。慷慨更无人赠麦，翻凭百衲共成衣！”自注云：“家贫亲老者，或十人或数十人为一会。遇有大故，同会者醵金为丧葬之资；竞赴其家，助奔走焉：谓之‘父母会’。”官修的《澎湖厅志》云：“澎人有所谓父母会者，或数人、或数十人，各从其类立约。何人丁忧，则会中人助理丧事，各赙以资，视所约多寡，不得短少；犹睦姻任恤之遗意焉。”后来连横的《雅堂文集》“父母会”条亦云：“家贫亲老，集友十数人为一会。遇有大故，则醵金为丧葬之资，竞赴其家，以助奔走，谓之父母会。亦厚俗也。”从这些资料来看，乾嘉时对“父母会”的处理岂不是典型的冤案！这就是过度敏感所致。

《兄弟结拜与秘密会党》一书根据当时官方档案所做，言必有据，是其所长；然而关于“兄弟结拜”、天地会的建立，以及当地底层民众与清政府的关系等问题，闽南还有一些遗留文物和口耳相传的信息，作者如能到闽南做田野调查，便会产生一些不同的想法。

在很大程度上，桑兰与国家体操队的纠纷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去时代的一个倒影，更像是一个家庭内的争吵，而对于广大普通运动员来说，他们需要的是一套有效的制度，不仅在平时能维护自己的权益，也能够应对运动生涯中可能蕴涵的危险。

挑战人类运动极限乃是体育运动的宗旨，从而运动也就始终与危险共生。在体育运动项目中，体操相对属于非危险性项目，不过，体操运动还是存在着一定的风险，除众人熟知的桑兰之外，2007年6月10日全国体操锦标赛女子资格赛上，浙江队队员王燕在做高低杠下法时出现失误，掉落杠下，脊柱受伤。近日，桑兰与国家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发生纠纷，旧事重提，其实，在这次桑兰与国家体操队的纠纷中，更多的还是人际交往中的隔阂与误会，由于桑兰的关系在浙江体操队，所谓的12年不闻不问，更多的是人情上而非制度上的责任。但是，如果我们将事情再放大一点，也会发现，伤害一旦发生，给予当事人及其周边带来的痛苦和负担可能是长期的。如果危险和伤害总归不可避免，当伤害一旦发生，就需要一种有效的机制去处理。不仅是最大可能地降低当事人的生理和心理痛苦，尚包括一系列的安排，涉及到持续的治疗康复、学习、长期的生活费，等等，进而，更重要的是，对于运动员来说，尚需要一套可以让自己的权益得到表达，获得维护的机制。

在举国体制下，当伤害发生后，运动员依旧保留体制内身份乃至运动员编制，拿工资、分住房、免费医疗，与之相应的，则是体制与运动员之间犹如家长和孩子的拟家庭式关系；而在市场体制中，应对这样的风险往往采取投商业保险的方式，一旦出事，都由商业保险解决，运动员的权益主要依靠法律和契约来保障。桑兰是不幸的，但桑兰也是幸运的，桑兰的不幸在于那一次“意外”或者“事故”给她造成的伤害，而桑兰的幸运则在于“意外”发生在友好运动会举办期间：

首先，由于友好运动会为运动员投了高额医疗保险，受伤后的桑兰既享受了举国体制大包大揽的好处，又获得了高额的商业保险。具体而言，在举国模式这边，桑兰仍保有浙江省体操队运动员的编制，有固定的工资收入和一应福利保障；而在商业保险这边，事后有关方面启动医疗和意外的合并险，除当时给予的5万美元现金的意外险之外，尚有高达近千万美圆的医疗险——不发放到个人，用于支付医药等费用。不难看出，相比其他受伤运动员，桑兰确实有其幸运但不可复制的一面。以致有人称这尽管是个悲剧，但就算是摔，桑兰也“摔对了地方。”

其次，由于友好运动会的主办方是媒体巨头，也由于桑兰本人的坚强表现，桑兰一下子成为了焦点人物，一举一动都牵动着许多人的心，这不仅给她带来了一定数量的捐款，更让她成为了公众人物，从“保姆门”到这次与体操队的纠纷，桑兰都是媒体的焦点；媒体和公众的关注固然也会给她带来生活上的困绕，与此同时也给桑兰带来了维护自己权益的相对优势。尤其是桑兰沿用拟家庭式的关系，动用人情这样的武器要求国家体操队的时候，舆论很容易地就站到了她这一边。

可是，对于其他运动员来说，情况却大不相同。一是大包大揽的举国体制逐渐退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体育上的举国体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像桑兰这样长期保持运动员编制的情况越来越罕见。一是现有的商业保险尚不完备，没有了大包大揽的举国体制的庇护，普通运动员只能越来越依赖于保险。而由于各种原因，目前有关运动员的保险普遍存在品种少、额度低的问题。以王燕为例，她一共有有三项保险，一项是浙江省为运动员投保的工伤保险，一项是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运作的伤残互助保险，还有一项就是临时性意外伤害商业险。相比其连以上三项都不完备的其他运动员来说，王燕已经足够幸运，但要与桑兰高达千万美圆的医疗险相比，不啻是天壤之别。

桑兰与国家体操队之间的关系更像是家庭式的，所以桑兰更多地是诉诸于人情，用“12年不闻不问”之类的诉求来打动公众，而对于普通运动员来说，他们与队伍的关系更像是商业合同式的，从而其维护维护自身权益的手段也应该是制度化和法律化的，然而，对于普通运动员来说，这样的手段其实相对缺乏。前些年，NBA因为工资谈判而差点停摆，最终给球迷带来的是缩水赛季，在这一过程中，球员工会的强势表达得淋漓尽致，依靠球员工会，普通的运动员也得到了实在的利益。与之相比的是，中国运动员却要忍气吞声得多，中国足球界的欠薪、合同一年一签等等，早就为人所诟病，而一旦足球运动员主张自己的权利，就有可能被挂牌，甚至会因此丢掉饭碗甚至断送运动生涯。当然，类似的现象并不仅仅发生在足球界，这表明，中国运动员的权益保障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普通人只看到运动员们成功时候的荣耀，而事实上，绝大多数运动员也不过是普通的劳动者，从事着一份职业而已，他们的权益保障需要相应的制度建设。

与作为公众人物的桑兰相比，普通运动员很难受到公众和媒体的关注，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也更需要有一套机制来保障自己的权益。在很大程度上，桑兰与国家体操队的纠纷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去时代的一个倒影，更像是一个家庭内的争吵，而对于广大普通运动员来说，他们需要的是一套有效的制度，不仅在平时能维护自己的权益，也能够应对运动生涯中可能蕴涵的危险。

日前，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央行副行长易纲在接受《中国改革》杂志采访时称，中国经济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对此，官方媒体和御用学者高声欢呼中国实现了“大国崛起”，下一步就是在未来几年内赶超美国了。然而，普通民众的反应却与之截然相反。山东一名网友评论说：“卖光祖上遗留的家业，掏空子孙未来的口粮，青山不在，污水横流，千疮百孔，臭气满天空，换来冥冥纸币GDP，何乐之有？”北京一名网友评论说：“要技术没技术，要管理没管理；国库是丰满了，老百姓的口袋清空了；房价、物价天天都有涨，老百姓挣钱却越来越困难了，还非叫着嚷着争着抢着去做‘老二’。”辽宁一名网友说：“典型的国富民穷！百姓的人均收入何时能排第二？”经过最近二十年来当局持之以恒的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民众为什么依然如此不爱国呢？中央电视台曾经拍摄过一部大型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并出版了三卷本的《大国崛起》丛书，纪录片和丛书都深受舆论好评。有人甚至认为，这是长期垄断信息资源、腐败且低能的央视，近年来少有的一部能够拿得出手的作品。而央视方面声称，这是遵照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以“深远的历史眼光”和“宽广的世界眼光”，来“为中国的发展寻找世界性坐标”。那么，在这个坐标中，中国的位置究竟在哪里呢？类似的问题还可以继续追问下去：中国究竟有没有“崛起”？中国在国际上是否被承认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的发展模式带给国人和世界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结果？中国人是否活得很幸福和有尊严？中国的崛起与民众生活状况的改善之间是什么关系？
从《河殇》到《大国崛起》是一条后退的道路

从二十年前的《河殇》到二十年后的《大国崛起》，这两部电视片堪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难于上青天”的鲜活见证。对比之下，电视技术方面突飞猛进，思想的敏锐度却大幅退步，前世今生，沧海桑田，让人唏嘘不已。今天中国言论自由的尺度远远比不上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那时，《河殇》关注的焦点是政治体制改革，首先从文化模式的转换上入手，批判以黄河和长城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倾性和保守性，呼唤以“蔚蓝色”为表征的西方文明。当时思想开明的总书记赵紫阳，亲自向官员们推荐《河殇》。而今天的《大国崛起》关注的重点却是国家力量的消长，是对近年来日渐升温的民族主义思潮的被动呼应，它不敢涉及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更不敢指出“改革已死”的事实。在言及“制度文明”的时候，也只能“犹遮琵琶半遮面”。

当然，《大国崛起》并非全无价值。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杀之后，在官方制作的大型电视记录片中，它第一次肯定了“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正面价值”。八十年代著名报告文学作家麦天枢是前期策划和撰稿之一，尽管麦天枢早已失去了八十年代的思想锋芒，但毕竟带有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烙印，让这部电视片和这套丛书至少倾向于认同普世价值。而曾到中南海给政治局常委上历史课的“南书房行走”、北大历史系教授钱乘旦，出任该片的学术顾问。作为世界历史方面的学术权威，钱乘旦在论及英国崛起的时候，指出英国强大的秘密是自由经济和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制度，并阐明英国是最早建立多党制、议会制和选举制度这些“政治文明”的国家，他称赞说：“英国在议会制度的框架之内，进行和平渐进的制度的改革，光荣革命之后，英国出现了一个相对宽松、相对自由的社会环境。”英国创建的若干制度至今仍然深刻地影响全世界超过一半以上的国家和地区——也包括曾经是英国殖民地的香港。香港与大陆名为“一国”，实则“两制”——两种制度孰优孰劣，一目了然。可惜的是，这样的真话，钱乘旦却不敢在中南海的课堂上放胆言之。

在长达十二集的《大国崛起》中，先后介绍了晚近五百年来九个大国渐次崛起的历程，它们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日本和美国。在这些大国中，有的昙花一现，甚至一夜之间便从顶峰跌落低谷，有的却将繁荣与稳定维系一两百年之久。近代以来的中国，被西方列强嘲讽为“东亚病夫”，徘徊在“半殖民地”的边缘，一直与“大国”无缘。如今，在奋力成为大国的道路上，中国应当学习哪一种崛起呢？在曾经显赫一时的大国当中，有像纳粹德国和苏联那样的国家，以邪恶的意识形态如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等，动员民众，振兴经济，蛊惑人心。这些国家迅速实现了让旁人侧目的强大，对内横征暴敛、防民之口，对外穷兵黩武、输出革命。但是，它们就像吸毒的病人一样，虽然一时飘飘欲仙，但最终必定走向崩溃与瓦解。可惜的是，今天中国崛起的方式，俨然是希特勒的德国和斯大林的苏联的翻版，是没有公平正义和民主自由的崛起。

大国崛起，国富民穷

据《福布斯》杂志报道，“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在二零零五至二零零九年间，访问来自一百五十五个国家及地区数千名受访者，让他们将的生活满意程度，以一至十评分。结果显示，以丹麦为首的四个北欧国家在“全球最幸福的国家和地区”中名列前茅，原因是这些国家的人民生活安定富足。中国大陆位列第一百二十五名。对于倒数第三十名的排名，《中国不高兴》、《中国站起来》的作者们大概又要反驳说，这是帝国主义妖魔化中国的阴谋，我们生活得可幸福了！但是，在网络上却到处是民众冷嘲热讽的评论：有人说：“明明是朝鲜第一，我们第二”；有人说：“我是八零后，找不到工作，买不起房子，娶不起老婆，生不起孩子，养不起孩子，得不到尊敬！我们这一代有何幸福可言！”；还有人说：“可以再搞一个世界官员幸福感调查，我国肯定能拔得头筹！”

《大国崛起》讨论的主体是“国”，其实，今天更当关注的是“民”。人民不富裕，人民不幸福，人民不自由，国家再大、再强，也如沙滩上的城堡，经不起风浪。所以，央视最该拍摄的，不是《大国崛起》这样的、以国家主义为旨归的纪录片，而是探究如北欧诸国、瑞士、荷兰等小国的民众如何过上富裕、自由而有尊严的生活的纪录片。我想，即便是网上最爱国的愤青，如果让他们说真心话，他们也宁愿生活在丹麦等北欧国家，而不愿生活在“不高兴”的和“站起来”的中国。因为今天中国的“大国崛起”，建立在国富民穷的基础上。换言之，国家的富强和中央政府权力的膨胀，是以伤害民众的基本权益为代价达致的。从一组数据的对比中就可以发现真相所在：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日本，但中国的人均收入不到日本的二十三分之一。中国人口是日本的十倍，既然两国的GDP基本相等，中国人均收入应该是日本的十分之一左右才对，为什么相差那么多呢？这是因为中国的社会利益分配极为不合理，劳动者创造的财富大部分没有分配给劳动者，而是变成资本积累和外汇储备收进了老板和政府的腰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有这样不将人当人的惨剧接连发生：富士康公司连续有十四个农民工跳楼自杀，济南一地因高温天气一天便热死八名劳工。

以我个人访问日本的观察，日本民众的生活质量让中国人望尘莫及。日本政府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民众享有切实的劳动保障、医疗和养老保险，以及良好的法治基础和强烈的环保意识，独立的舆论监督和强烈的公民意识，这些方面中国再有半个世纪也赶不上。日本是一个典型的藏富于民的国家，仅以国民收入而论，日本在战后花了二十年的时间便实现了经济腾飞，国民收入同步增长甚至超过了美国。一般来说，随着经济体的扩张和成熟，国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也逐步增加，而中国在追赶美日GDP总量的同时，人均收入停滞不前，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官方财政收入和外汇储备却疯狂增长，亿万富翁的人数连创记录，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公众占有的财富比例越来越小。所以，公众的怨气越来越大，社会的稳定性越来越差。社科院在一份报告中哀叹，新一轮的精英移民的浪潮已经出现。为什么中国的国际地位上升了，中国人扬眉吐气了，却有那么多的精英选择移居国外呢？原因很简单，早在十九世纪末，美国学者莱文斯坦便指出：“举凡峻法酷律、苛捐杂税、恶劣的气候、糟糕的社会以及强制性行为的存在等，都会造成而且仍在引发人们背井离乡。”

大国寡民，危机重重

深受胡温尊重的学者季羡林，以“东风压倒西风”之说，预测中国在二十一世纪上半叶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霸主。这几句出自一名梵文翻译家的外行话，却被许多国人当作金科玉律。二零零八年西方经济危机以来，中国以自己的经济数据一枝独秀而自豪。而这一次当局宣布中国的GDP超过日本，更是如同一剂强心针，让不少“爱国贼”们闻鸡起舞、击楫中流。然而，我却想起了十多年之前，著名记者卢跃刚出版的一本名为《大国寡民》的报告文学，讲述民女武芳被地方恶霸毁容的恶性事件，以此揭示地方政权劣质化的趋势。也许连卢跃刚自己都没有想到，“大国寡民”这四个字，恰恰是对当代中国最精辟的概括。十多年之后，“大国”继续崛起，“寡民”继续沉沦，“国”越来越“大”，“民”越来越“寡”。

《大国崛起》的总编导任学安以充满诗意的语言追溯了这部电视片和这套丛书诞生的那一刻：他在上班途中听到收音机里的一条新闻，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十五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展历史。”他说：“九大国，五百年，在北京嘈杂拥堵的三环路上，突然之间听到来自遥远浩瀚的历史的声音，一个念头让我激动不已。我想，这是历史的召唤。”然而，就是在段煽情的文字当中，我却发现了内在的矛盾与反讽：连首都也淹没在道路拥堵、噪音污染之中，中国政府的管理水平有多差、中国民众的公民素质有多低，就可想而知了。表面上中国的大城市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实际上中国的政治因专制而腐败，社会因分配不公而贫富悬殊，文化因禁锢而凋敝，民众因权利被剥夺而冷漠。曾经担任克林顿政府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的美国学者谢淑丽，以“脆弱的强权”形容正在崛起的中国，她说“中国领导人把自己逼到墙角，他们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她还引用一名中国政策幕僚的话说：“假如中国崛起一定会带来挑战的话，那这挑战第一个就是来自中国自身。”

不久前，龙应台在北大发表演讲谈及中国崛起的话题，她说：“我倒是很愿意看到中国的崛起，可是我希望它是以文明的力量来崛起的……谁在乎‘大国崛起’？至少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刚才我所说的文明刻度——你这大国怎么对待你的弱势与少数，你怎么包容意见不同的异议分子，这才是我在乎的。如果说，所谓的大国崛起，它的人民所引以自豪的，是军事的耀武扬威，经济的财大气粗，政治势力的唯我独尊，那我宁可它不崛起，因为这种性质的崛起，很可能最终为它自己的人民以及人类社区带来灾难和危险。”是的，“大国”不是以疆域之广、人口之多和军队之强来衡量，大国的标准乃是其文化思想的创造力及对世界的辐射力、经济的活力、科技的创新能力、制度的稳定性，还有其公民是否能享有幸福感和尊严感。在此意义上，我们不得不承认：共产党是中国实现大国崛起的最大障碍。一个将像刘晓波这样说真话的作家关进监狱的国家，是多么虚弱和不自信啊。所以，只要中共一党独裁的制度不变革，中国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便无法自由发挥，中国的大国之梦便无法真正实现。

二零一零年八月七日

近日，有网友在论坛发帖爆料，称安徽省灵璧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司为群违规提拔儿子为团县委副书记。帖文称其子1982年出生，2002年本科毕业后直接分配至县政府办公室工作，工作短短几年便提拔为团县委副书记，其女儿在毕业后直接分配至县民政局当公务员。（8月11日《三湘都市报》）

近些年，各地都在通过公务员考试选拔公务员，考试似乎成了通往公务员职务的必经之路。因为公务员的收入比一般工作要高得多，所以，每一年的公务员考试都呈现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景象。虽然公务员的录用率低得可怜，但是，很多人依然不惜花费巨大的精力去备考。

从隋朝开始，便开始施行科举考试，到唐朝贞观时期，科举制度已经相当完善，不再像之前那样重视门第，只要你够水平，即使是出身寒门，也一定能够鲤鱼跳龙门。当然，在一个重视人才的社会，绝不会把科举取士当作选拔人才的唯一途径，不经过科考的优秀人才照样可以身居要职。

自宋朝开始，科举考试便开始变质，流行写迎合统治者的文章，到了明代，科举考试就彻底堕落了，当时的统治者干脆规定考生只能写八股文，这样的文体，形式比内容更重要，正因为这种考试弊端重重，今人才会对古代的科举考试制度嗤之以鼻。不过，即使如此，但这个机制仍然是最公平的，不会因为你是寒门子弟，就拒绝你通过科考登堂入室。

上世纪初的武昌起义让中华民族告别的几千年的封建王朝，虽然君临天下的历史已经不复存在，但是，考试这种古老的选拨人才方式却仍然延续了下来。民国时期的政治虽然腐败，但在教育体制上却还是可圈可点的。前段时间去世的著名物理学家钱伟长，在高考的时候，物理只考了5分，数学、化学共考了20分，英文因没学过，因而得了0分。正是这样一位成绩不能见人的偏科生，却被当时的清华大学录用。倘若是在今天，估计钱伟长这样的人才是不会有出头之日了。

回首上个世纪的80年代，应该说是中共建政后吏治最清明的时期，也是学校、考场风气最纯正的时期。和那个年代相比较，现在的制度按说应该是更完善了，但是，让人遗憾的是，似乎总有一些有权有势者在挑战社会公平公正的底线，罗彩霞被冒名顶替、官员子女在高考中加分、公务员考试内定录取人员等等，都显示出教育和考试领域的大倒退。

我国之所以确立公务员考试制度，其初衷毫无疑问是希望能在选拔公务员时实现“三公”（公开、公平、公正），但是，从这些年的实际运作情况看，在各地的公务员考试过程中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暗箱操作。如果你是官员子弟，只要想当公务员，即使考试成绩差，往往也能进入公务员队伍，但是，如果你既没有权力背景，也不舍得花钱，即使考试成绩出类拔萃，也可能与公务员无缘。

公务员制度仅仅只是实现了程序上的“三公”，在具体环节上可谓是黑幕重重，只要有些官员稍微发力，自己的子女、亲戚、朋友就能在考试中脱颖而出。在很多地方，很明显已经实现了官位的集体世袭，虽然儿子不一定要在当官后和父亲在一个单位任职，也不一定要在父亲退休后接替他的职务，但是，在官场上总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现在看来，平民子女要想咸鱼翻身实在是太难了，即使是考上了清华北大，也不一定能在官场上混个一官半职。不过，对于很多官员子女而言，即使是上三类大学，也足够当公务员和当官的资本。当下，很多官员子女为何在高考名落孙山的情况下仍然要上大学，为的就是获得文凭这块敲门砖，高校风气的败坏和官员子弟不学无术、醉生梦死有很大关系。

2219年前，也就是秦朝末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号召农民起义的时候，陈胜曾说出了一句千古传颂的名言，那便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在有权力背景的最年轻某某官职官员层出不穷的今天，我们不能不再度发出和陈胜一样的疑问。从周森锋成为最年轻的市长，到山东新泰“80后”官员集体上任，再到如今的灵璧组织部副部长司为群之子快速升迁，谁敢说这些人官场得意的背后没有权力在作怪？

司为群之子司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自己通过高考考上大学，毕业后在县政府办工作、2007年调至团委都是通过正规考试和考核的。灵璧县组织部副部长司为群解释说，女儿在民政局的工作只是事业编制，就职前经事业单位选拔，并不存在直接分配。这种辩驳看似有道理，实际上并无说服力，即使入职和升迁程序合法，但是，能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就在县团委担任要职，绝不是他的能力强所能解释的。

在我所认识的基层官员当中，很多人干了几十年都还是担任不起眼的职务。为什么，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朝中无人，而不是自己技不如人。司政倘若对自己的能力和水平有自信，何不晒晒自己的政绩？安徽省的有关部门不能因为司政的单反辩驳而对此事忽略而过，应该认真调查事实真相，一旦发现确实存在问题，应该对相关责任人严惩不贷，这样才能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和维护社会公平。

2010年8月11日

你幸福是上帝赋予的，你不幸福也是上帝赋予的。就是说，世间的一切存在都是上帝赋予的。这一点对于基督徒来说是勿容置疑的。可问题是，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人不是基督徒，不管基督教如何努力，这一事实是无法改变的。由此，非基督徒该如何解释上帝是否存在哪？结论是显而易见的。上帝只有相对于基督徒而言是存在的，对于非基督徒，上帝的存在就是谎言。这是唯一可以确定的。
 
我一直徘徊于基督教的门前。这源于我意识到：人是那样的渺小，总有解释不了的东西，总有能力所不及的地方，每当我感到无奈，感到心灰意懒时，总是在内心涌动着一种不太确定的渴望。这种渴望超越时空的限制，自在翱翔。可以把这种渴望解释为幻梦，也可以把她解释为完美，然而，我更愿意把她理解为是一种天赋的宗教情结。人一定是不完美的，可人一定追求完美，虽然追求完美的努力一定是徒劳的。这个过程是理性解释不了的，但宗教可以解释。宗教的本质在于“信”，有“信”就有了一切合理的存在，无“信”一切存在都是相对的。理性只在乎结果，所谓理性追求的是过程，那是理性的谨慎或清醒，早早的为自己准备了一条后退之路。宗教只追求过程，过程就是宗教的全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会有理性无论如何无法理解的“徒劳”。宗教一定是只存在于精神世界而不受外力干预的，这就是宗教的“虔诚”，做不到虔诚的人，不管他用多少时间耗费在宗教事务中，她一定是个伪信徒。据说，这个“伪”字的结论只能由上帝下，而不能由凡人下，如果真是如此的话，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就该把嘴的说话功能删除掉。否则，即便你是万能的，你也没理由那么霸道！
 
自从我意识到我身上的宗教情结，我就开始比较了一下我所能知道的不同的教，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等等。比较的结果，我更倾向于基督教。这是因为，在我看来基督教更少束缚，几乎没有什么僵硬的条条框框。这很适合我，我也更愿意相信，东西方差异的现实存在，基督教功不可没。可我在基督教门前徘徊了几年依旧徘徊，没有更接近反而渐行渐远，看来我与上帝无缘，注定是个下地狱的人。我与基督徒解释与争论了没能走进去的原因，一种观点曾经给我一点启迪，那就是，“你要信上帝，信基督教而非信基督徒。也正是因为人有恶的一面，所以上帝才去感染、教化他们。”我当时的确感到他说的是一个事实，我确实是在与基督徒的交往过程中对基督教失去了信心，感受到失望。这以后，我试着改变了一下，然而，状况依旧。我很茫然，开始怀疑以上说法，如果我不能通过基督徒感受到基督教的魅力，感受上帝的无所不能，我凭什么信那？就凭一本《圣经》？
 
一位基督徒，在我出狱后急火火的找到我开口就说：“我们有钱，有的是…..我一点危险都没有，冲锋陷阵有的是人，我就在背后出主意，警察抓不到我任何把柄……。”他知道我很穷，刚出来不久也不愿意冒风险，他真的很理解我，我不清高，我不纯洁，但是这样的小人从此以后再也不见。另一位这样对我讲：“来我们这里吧，我们这里的大多是知识分子，我们的牧师能合理的满意的解答你的所有疑虑，所有问题……。”我不理解他为什么与我说“知识分子”的构成，我不是知识分子，虽然我从小在中科院长大，可我只受过五年的系统教育，哪敢奢望知识分子称谓？况且，大的知识分子我见的多了，谦卑的很，从不见他们到处招摇自己是“知识分子”。说美国话的不干美国事，满脑子的贵族思维要什么民主自由？我也不理解，在你不清楚我的疑虑，问题是什么的时候，怎么就能结论我一定会满意？您也别老“知识”，“知识”的了，先搞懂什么是常识。还有一个人，面对施暴他这样说：“我爱所有人，包括爱我的敌人，你打我的左脸我伸出我的右脸…….。”当时，我认为他太伟大、太高尚了，比较自己，真该找个地缝钻进去。可是，正所谓“日久见人心”爱敌人我见识了，爱朋友倒是物有所需，对不感冒的人在背后做起了“家长里短”的游戏。满世界的人就他聪明，不是五毛，却干着比五毛更卑劣的勾当——没有他不敢说的，卖起“兄弟”来一点不含糊，还得把“卖”的罪责推给别人。再有一位，为了几千块钱，把人家送进监狱，还大言不惭的“我来给你传传教”，您真好意思说的出口，基督教由你传，就不怕玷污了耶稣的盛名？……..。都是凡人，别摇身一变就要凌驾于谁之上，有了信仰是件好事，可千万别把信仰当作一块“狗肉”。不奢求你更多（用法律，道德要求你都太苛刻），只求你有点自知之明。
 
现实的不完美使得人要到精神世界寻找完美，这无可厚非。但那毕竟是精神的，是只属于精神者自己。只属于自己的不属于所有人，也不能证明必然属于所有人。信教前与信教后你还是一个相同的人，没有丝毫的改变，对此你如何说服我信？又如何证明上帝的无所不能？上帝如果仅仅是为了惩罚，那真的没必要祈求上帝。一切善恶都由上帝来决断，一切现象都由上的来解释。我杀人了，上帝送我下地狱，我被杀了，上帝送我上天堂，我富裕了，是上帝的恩赐，我贫穷了，是上帝的惩罚。还有很多很多，总之，一切都是上帝安排的。俗语就是：命运的安排，天已注定，我不愿意听命命运的安排，可我还是无奈的再走。既然信与不信都不能改变我的命运，我还是不信的好，这样，我的思维还会是自己的，没有被别人夺走。
 
如果你承诺我信了之后我的命运会改变（这种承诺是基督徒在传教时最经常使用的话语），对你我来讲，基督教就是功利的，如果你说我信了以后会依然如故，那么我没有理由信。为了改变而依附不是我情愿的，为了不改变而依附，我是神经病。别说以上的话是病句，问我道：“你究竟想改变还是不改变那？怎么改变不改变都让你说了？”请注意，这里的关键词是“依附”，什么样的依附，我都不选择。我只相信自己，相信自由。我终于悟出：相信外在于自己的东西，总是那样的靠不住。你我之间永远是相互否定的，你不可能说服我，我也不可能说服你，这很正常。也只有这样，你我的存在才是有意义的。如果你我相同了，你我这个概念的存在也就没必要了。
 
我没有尼采的勇气挑战世俗化的时代潮流，没有勇气喊出“上帝死了”，我也不具备重新创造价值的能力和野心。我只不过是不再相信什么权威、价值、束缚与真理了。因为，这些谎言都是以此为借口来剥夺我的自由。有人会说：“自由民主的价值也是谎言吗？”拜托，毛泽东没有喊出自由民主的口号吗？你又怎么能证明你与毛泽东的不同？
 
2010年7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