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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世界扩张驱动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高度整合能力，它使处于现代化整合过程的各国发展在目标上趋向一致，而作为政治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就是普世民主化。因而，在现代化大潮流的推动下，民主化已成为世界上有关国家政治发展的基本取向。 20世纪后期随着全斗焕、皮诺切特的受审，米洛舍维奇的倒台，萨达姆政权覆灭，民主现代化已经召唤起世界性的热情，连非洲博茨瓦纳，也已成为不同文化中移植民主成功的典范。世界民主化在百年来发生的变化与抗拒，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题。然而民主现代化的整合过程在落后国家还没有完成，特别是在中国，最近 30年来的震荡尤为突出。

中国在世界现代化盘整过程的近 30年来，真正可以称得上”民主化运动”最初来自于民间力量的自发冲动。早在1976 年的”四五运动”就已透露出人民开始厌倦了政治压制和经济管制的生存状态，自发地发出了变革的愿望。1978 年，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曾以按手印方式签”生死状”自主分地壮举，打响了中国”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战役，被称之为文革后农民冒险进行的”第一次自发土地革命”。这是在经济领域表现出现代化变革自主性冲动。恰在这时，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不约而同地展开了轰轰烈烈的 “民主墙 “运动，进一步展现了政治领域内的现代化变革冲动。可以说，从经济” 大包干”运动和政治 “民主墙” 运动都是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在中国的盘整与震荡。这两场运动典型地代表了中国民众争取财产权利与民主权利的强烈愿望，它为迎接世界的现代化进程整合提供了内在动力，也为中国变革奠定下坚实的民意和道义基础。

在 20世纪80 年代末，世界的现代化进程整合又导致了中国的”六四事件”与苏东变革，和21世纪起始的 “颜色革命 “。 ” 颜色革命”被称之为世界近现代史上的”第四次民主化浪潮”。从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的颜色革命，巴勒斯坦、伊拉克、阿富汗等中东国家的民主转型，到缅甸、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等东南亚和南亚国家乃至中国的民众维权运动，其矛头均指向了制度本身。所谓前三次民主浪潮是指 18 － 19 世纪欧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20 世纪中叶对德国、意大利、日本的”民主改造 “和亚洲、拉美独裁国家的” 民主化”进程以及 20 世纪90 年代初的苏联东欧剧变，眼下的”颜色革命 “已经波及了东南亚和南亚。不久前，缅甸”藏红色革命”，再次反映出”非暴力政权更迭”模式，包括闪电式抗议，互联网上的博客，抗议组织用于联络的手机短信，组织良好的、时散时聚的抗议小队等等行为，与以往由普通工人、学生发起的抗议不同，僧侣的行动禁绝一切政治性口号，不与当局派出的军警发生正面冲突，还自动在日落之前解散。这些都致使缅甸军政府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此次运动尽管遭遇挫折，但这种利用新技术手段为实现现代化民主目标，提供了更成熟的”非暴力政权更迭”模式，充分体现了资本扩张全球化发展条件下，反映人类共同和平要求和人权价值观现代化的发展与整合。

也正是在这种世界现代化进程高度整合的今天，中国网络时代”我的地盘我做主”的”网络民主墙”运动，有效承接了 “78年民主墙 “运动的接力棒，再次发起了对一切政治控制的冲击与结构；而无独有偶的是， 2007 年12 月8日，在中国辽阔的东北大地上，竟又发出了”我的土地我做主！”的农民宣言，他们同样承接了 29年前”农民自发土地革命”的接力棒——中国黑龙江富锦东南岗村等 72个村4 万多农民，面对半个多世纪的土地权被惨烈剥夺的现实，终于庄严宣誓了中国农民对土地拥有的天赋权利，并借助于互联网络迅速在全世界得以传播；接着陕西省原黄河三门峡库区约7 万农民，也发出《向全国告诉收回土地所有权》公告；继而，江苏省宜兴市省庄村250户农民又贴出《坚持宅基地所有权要求实现 “居者有其屋 “》通告全国。由此一场 “我的土地我做主”的文革后”第二次农民自发土地革命”运动，已是风起云涌，席卷全国。这难道是历史的偶然？不！这是世界现代化进程整合中国的必然性螺旋上升。这种作为具有相当自觉性和自主性发展的民主运动，再次印证了中国民众回应世界现代化进程整合，实现财产权利与和民主权利为核心内容的内在冲动。这种冲动还表现在中国知识界对北京未能履行申办奥运人权承诺的抗议；右派群体纷纷上书要求平反与赔偿和国内外反右五十周年的高调纪念。特别是中共十七大前后，面对当前国内纷繁复杂的局势，党内左右两派不满现行政策的思想路线斗争狼烟四起，从《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到《极左万言书》的交锋，可谓 一浪未平一浪又起；年前更有汪兆钧先生、郑存柱先生及郭泉先生等体制内外知识分子先后致胡、温政府要求政治变革公开信；孙文广先生以独立参选人身份竞选地方人大代表事件；最新又出现 14070位中国公民署真名联名上书，敦请中国人大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北京资深媒体人凌沧洲先生不畏严寒发出 ：推进新闻出版自由，开放报禁刊禁网禁公开信，被称之为 2008年伊始，呼吁启动新闻自由破冰解冻之旅。不言而喻，这是如知识分子群体在以”不结社”形式大胆冲击言禁，充分行使表达权利。这些现象充分显示出与 “民主墙 “运动与”六四事件”一脉相承，渴望变革的中国内在冲动。

根据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后发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必然面临政治参与的扩大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的矛盾。眼下，中国传统社会的管理方式与社会渴望变革的内在冲动矛盾激化，这导致了整个社会的政治发展危机，即管治危机、 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参与危机、整合危机和分配危机。然而，当世界现代化进程整合浪潮濒临城下时，以”辩证唯物主义”自诩的政府，却忙于应付合法性危机而无暇承担民主现代化的使命，凭借手中的公权力，违背时代潮流与民意，继续强化对社会的政治控制，打压民间社会发展，致使政治系统过于膨胀，因而必然造成世界现代化进程整合性的冲突爆发。这就是当今中国政治事件不断，而且会越来越激烈的原因。中国政治发展虽具有很强的时代盘整受动性，但同时又是具有相当自觉性和自主性的冲动。因为，世界性的现代化发展所形成的强大政治动员，必然要找到社会运载主体，通过内在的变革诉求表现出来。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毛式 “共同贫穷的新中国” 变革最终彻底失败了；而邓式”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改革”也因两极分化，社会腐败基本破产。这个定论是邓小平下的，他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上邪路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已导致大量城镇居民失业，农民失地，社会分配的” 两极化”趋势愈来愈明显，且涉及社会所不能接受的”原罪”问题。对于社会收入严重不公问题，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吴忠民认为，”收入差距已经到了不解决不行的地步，现在到了强调公平公正的时候了。”对此有学者撰文称：”号称社会主义的中国在两极分化方面超过了资本主义的美国
。”这就是说，当下中国的社会不公，连维护中共体制的学者都看不下眼了。在 21世纪世界政治、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和国内市场化改革在价值观和利益格局多元化发展的今天，中共意识形态已丧失了主导性地位，既无法解释现实，更不能包容由社会利益多元化所导致的价值多元化现实，由此也就导致了其执政价值观的紊乱与发展方向的模糊，其精神资源、政治组织、执政地位均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这说明毛邓两次”改革”均不成功的根源，正在于没有积极回应中国变革的内在民主冲动和世界政治现代化的整合。而今胡温所主导的”科学发展观改革”依然具有两大内在规定性，即社会主义原则与渐进改良策略。中共” 17大”确定的政治路线，同样没有表现出回应世界政治现代化整合的眼光与气魄和顺应中国变革内在冲动的智慧和勇气，其”政治改革”方向根本不具有宪政意义上的制度安排思考，因而无法解决民众和官僚集团在利益、权利和权力分配上的严重不对称状态，这就注定了随着世界政治现代化整合进程的发展，执政者的政治正当性资源将不可避免地进一步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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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336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我要说的是，千万别期待在现有改革格局内解决问题，能够阻挡住，不进一步恶化就成。改革已经挽救不了改革。把改革三十年区分成前后十五年，肯定前十五年，批判后十五年，回到改革原初方案，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种改革原教旨主义还是有其内在的致命的病灶：原有的办法，只会加重病情。垂危之身，手术也可能引起并发症。

不仅仅是实际上用改革名字展开的行动，会伤害改革理想，而且改革步骤本身，也会伤害。改革步骤本身，对于改革理想来说，本来权宜之计就有毒素，就有危险性。

改革本来就是高度危险作业，可以在邓小平的身上看到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知道改革是一种权宜之计，走钢丝绳。与当时现实而言，它确实是华山一条路，可也是被逼，形势严峻。这种形势严峻，始终没有消失，也就是尽管获得不小的成就，还是在走钢丝绳。他知道并不能带来一个永久的安全感，只能缓解一时，或许成功，或许失败。

在改革进程中危险性，不仅仅改革步骤本身的失败本身，而且改革步骤本身也能带来。今天我没有从任何一位改革派的心中看到这种如履薄冰的紧张，而只有看到改革各位如同盲人算命，江湖郎中。

一线天的狭缝中，不得不前行，其中紧张感会产生高度的精神：越加感激改革。对越加绝望，对一线天的安全感，越加感激。所以在险境中为了安慰而大声歌唱，唱得很大声，以安慰自己，也安慰别人。随着改革的路，越来越宽，人们就忘记了危险根本是存在的，就像在大风大浪找到一个小舢板，于是抱在一起欢呼。把这种欢呼当作了真实，忘记了真正的危险，随时都可能卷入大海。

改革是一种权宜之计，并不是一首伟大的英雄史诗，别学青蛙井底观天。如果把超出改革小舢板之外的政治风险算计进来，就可以看到，摸石头过河随时可能被河水冲走，在狭缝中艰难前进，随时可能山崩葬身乱石之下。

为了安慰自己的歌唱，因为一些成就，而被信仰。正如邓小平看到的，经济改革的成就并不一定带来安全，他提醒过于贫富分化，而重新陷入革命的危险。而改革派已经有耳朵听不到，有眼睛看不见。改革派听不见别人的提醒，陷入封闭型信仰，基本上可以诊断为老年痴呆症。他们还要继续推进，直到万丈深渊，浑身碎骨。

一种歌唱并不等于现实可能性。改革原教旨主义仅仅是一种信仰，一种想让改革获得成功的权力意志，这是一种意图伦理，而不是责任伦理。这是一种政治浪漫，而不是政治成熟。因为信仰本身和强大意志本身，并不一定带来成果。即使是非常理性审慎的筹划，还有非意图结果。更何况改革是一种权宜之计，是一种乱摸，至今还没有章法和时间表。

改革原教旨主义仅仅是一种信仰，是对政治拯救的信仰，相信政治能够解决一切根本性问题。它把改革和文革搞成两个断代，改革对文革进行变天，从此以后是晴朗的天空，而背后文革是茫茫黑夜。这里就是古代改朝换代中的“变天”意识，换一个皇帝搞一个新纪元，一切就会好起来。这是一种意愿，却被当作真是可能性，来支撑改革的正当性。“我想让世界好起来”，不知不觉中转变为“我能让世界好起来”。

改革原教旨主义与底层人民一样，也和老左派一样共享一套思维方式。底层人民认为中央政策是好的，地方执行坏的了，所以对中央政府政策原教旨，重来一次。要把真正的东西实施了，就好了。老左派认为左的意识形态是好的，在执行的过程坏了，重来一次。要把真正的东西实施了，就好了。改革原教旨主义说改革方案原来是好的，只是执行坏了，重来一次。要把真正的东西实施了，就好了。

从后极权出发，改革原教旨主义向前，老左派向后，都是一根筋。这些都是把灵魂卖给魔鬼的的事业，依赖于一个“圣人王”的道德/文化结构，依赖于开明专制或专制。老左派认为现在的共产党变质了，要回到理想中的，理想中的是掌握专政主权，然后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这种理想从古到今，都是乌托邦空想。依赖于乌托邦理想，是狗进厕所找死。

改革原教旨主义可以抗辩说，我是要宪政，要终结后极权体制，依赖开明专制终结专制。达到这种目的，依赖于执政党的自觉。通过新圣人王（开明专制）带领的革命来终结旧圣人王（专制），形成现在的专制，与通过诉诸于新圣人王的自觉，要求新圣人王的自杀，是一样的道理和逻辑。

这确实体现为进步，可也同时体现为延续。如果没有致力于这种延续的终结，这种延续将是永恒的。那就是说从极权到宪政的那个跳跃，将是永恒的。永远也跳不过去，跳出来的都是新的后极权主义者。这么说，极权也将是永恒的。

而改革原教旨主义如此就把跳跃留在此岸，并且沾沾自喜，大声的自我赞美，而把宪政留在彼岸，虚无缥缈。自以为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其实下辈子也摸不到，倒是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总是高出大量建设性意见，搭了大量台阶，空闻楼上响，不见下来人。

改革原教旨主义的目的依赖于陈旧的手段，如施特劳斯在《德国虚无主义》中所说，是一种道德对道德的革命。其目的能否实现，会被会被手段否定，改革会不会吃掉儿女，这处于巨大的悬浮中。当时老左派发动革命，同样是这种问题。无产阶级专政的彼岸是自由民主，这是毫无疑问呢。也就是说，通过把专政放在此岸全部地盘上，而把自由民主挤到来世和彼岸，手段便谋杀了目的。

改革原教旨主义，很容易把人民带回对80年代的凝固记忆，脑海中仅是文革之后的社会经济状态。可是改革到了今天，已经形成新的三座大山，而这些问题，正是改革对原来的文革遗产风化侵蚀和改造，形成的。所以今天面对的情形，和八十年代很不一样，脚下的大地已经变形，可是脑袋中的记忆如昔。

如此开出的方案制定出来的政策，真是刻舟求剑。不知今夕何夕，错把杭州当汴梁。不再是1978年而是2008年。改革生出来的歪脖病孩子，如今也长大成人，并且以蛮力财力，成为一方人物，老爹不能视而不见。改革建出来的违章建筑，如今已是高楼大厦，虽然是烂尾楼，但是已经楼高不见章台路。

对于改革派来说，1978年之后，改革是必经之路，改革不改革，可能是存亡问题。可是我要问，这是亡什么？改革所保存的专政主权，难道是我们所欲？顾炎武说，亡国不等于亡天下，更何况亡一姓而已。

把走完一小段阑尾盲肠的改革，写成英雄诗歌，这是高度近视的看法。从长远来看，改革是一种灾难，从历史大尺度来看，代价太大了。文革和改革，对于中国来说，都是歧路。我们可以采用卢梭的说啊，1949年之后，是共和的根本堕落和彻底败死。1978年之后的自我拯救之路，却不是中国的路。中国之路决不是歧路，从歧路回头改邪归正，也不是中国的路。一个在错误罪恶中自我拯救的措施，岂是值得赞美和荣耀的？岂能自我成义？

从1949年以后都是错的。改革和1978年以前比较，得不出改革的自然正确，用1978年前后比较，是五十步笑百步。改邪归正的路是好的，但还是在错误罪恶中。要树立这样一种历史的绝对维度：1949是一种堕落。

有人要回到新民主主义时期，认为1956年前共产党提倡的自由、民主等，还是有回头的意义。即使有，我们也没有必要回头新民主主义。大家都知道是骗局了，还有必要？，骗了第一次还不死心？首先要问这个问题：有必要么？

删除1949，恢复1911，要从一种根本尺度上抹掉。1949年之后，只有材料，没有意义。就像决战之后的战场，只有残骸断臂。或者一次强奸之后，只有满目狼藉。在政治正当性上，必须抹掉。必须做出裁决：1949年之后，是不正当的，不自然正确的，是荒唐的。

去计较历史的承诺，例如1921的，例如1945的，1949年的，1966年的，1978年的，只能基于讨债才行。也就是说使债权人向债务人的，是主动的，积极的。而不是儿子对老子的，奴隶对奴隶主的。

这里的区分，就在于后者相信或者信仰主子，相信主子。后者认为你说过，你是先锋队，你是人，你说话要算话。认为会兑现，或者或许经过奴隶的斗争，会兑现。可是先锋队认为自己不是人，是神。亚理士多德说，超出人的，不是神，就是禽兽。

而前者根本不把自己的政治立场建立在对方可能与否之上，划分了敌我。以我为主。对方偿还很好，不给强迫偿还，决不发出哀怨的请求，只会发出大铁锤般的怒吼。

把一种政治立场建立在虚无缥缈的，若有若无的希望之上，是极为危险的。而且即使成功，还是延续了主奴伦理。当对政治总体性没感觉之后，才会有这种误解。经过几十年的打战，阴谋诡计，互相残杀出来的政党，是最自私的。即使有这种可能，但是政治立场也不能建立在微小的可能性上去赌。应该在这个立场上：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作为幻想可以，不能作为政治解决方案。

不能把民间的政治立场，建立在一种改良的迷信和一厢情愿之上。如果对方刻意拒绝，那几十年不是白过了，一点准备都没有？应该划分敌我和最坏的可能靠考虑问题，从最坏的层面考虑问题时，是法治宪政的框架。相信可能的改革，是人治的思考方式，是一种专制的残余与补充。

改革派都不愿意面对一个事实：出路已经不可能。连文革和几十年的政治压迫，都无法打掉这种幻想。没有了幻想，他们没办法活。应该说，这种水平，与农民最后都不愿意抛弃对中央的希望差不多。都是人，有希望、怯懦都是一样。没有了联想，这个世界咋办。没有了改革，对于这些人来说，这个世界咋办。

按照目前的改革走下去，即使强有力的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也只有利于权贵，而没有人民参与改革，分享改革成果的可能，这完全是废棋。改革是棋盘的死期，无法作出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两口眼。不要舍不得弃子，否则全盘都输。

已经发生重大的情势变更。改革派想的，拿到今天不能用了。还是希望一点一滴的进步，是一腔情愿的瞎说。专政主权作为关键问题，这里一点进步都不会。鲁迅教诲我们说，不要看到美女，就想到裸体，看到裸体，就想到上床。不要幻觉前十五年的进步，那是非关键问题。以前是非禁区，现在禁区。专政主权，就像公主沦落风尘作三陪女郎，卖艺不卖身，前十五年随便路乱摸，渐渐的看到你要动真格，脸色就下来了，开始限制。到了实质性问题，那种白日梦就别参与作了。

改革派倾向于缩小已有社会政治问题的危害性，认为可以消化掉，只要有政改，并不构成本质问题。可是问题恰好相反。这些在改革派看起来无关紧要，暂时的例外状态，或者病态，已经成为决定性因素。这些决定因素已经判决改革必然失败，而且必须重造乾坤。这些决定性因素的能量和重量，放在整个大气候中，改革连修复的可能性，都小得比火星撞地球的概率都小。

结改革意识形态，给改革送终。改革的方案，我们要从思想层面，把他送进焚尸炉。认为革命是很难避免的，并不是提倡革命，认为人民有革命的权利，并不是把革命当作中国问题的出路。对于革命带来的危害，革命吃掉儿女，种下龙种收获跳蚤，这种反思，后改革和维权首先面对，并且加以继承。维权是改良的延续，维权是改良的延续。维权的提出，正是为了继承对二十世纪革命的反思。它与人民参与改革的“人民改革”时期交叉，有改革之实，无改革之名。

反对革命或者告别革命，这意图是好的。但是只有意图，而没有有效的行动，是达不到效果，相反会造成激发怒火。这种意图，按照改革的原初设想，完全依赖于政治体制改革。可是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无法信任等待。而且政治体制改革，即使能够展开，能达到当初意料的意图么？能给出理性的分析和可靠的担保么？我们相信，即使有，也是非驴非马的。

如果不是诉诸于理性的方案，那么就是要把自己的信仰，自己的梦想，用老人大人的权威，不能被质疑地，强迫给年轻人。我甚至可以说，老人大人自己也未必相信这种可能，或者半信半疑，或者将信将疑。但是老人大人必须板起脸，不泄漏一丝自己的内心秘密来训导年轻人。这里无法用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或者用老人的权威来担保。没有任何一人，甚至包括中国最有政治权威的人，对此都摇头叹息。

如今改革派也太多了，要多一些后改革维权派，对于改革派也来，也多一条出路。改革派要诬蔑后改革维权派，给戴上民粹主义的帽子，是要集中兵力，是要打一场根本打不起来的战争。而后改革派，不反对改革派，而希望别把全部兵力放在无用功之上，要分兵。要有正兵和奇兵。改革派看起来是正兵，实际上是奇兵，虚晃一枪。明修栈道，暗道陈仓。而后改革派看起来是奇兵，实际上是正兵，是潮水般冲决的主力。实而虚之，虚而实之。

改革给文革送终，并继承内在的使命的东西，用新的方式来完成。例如用经济启蒙的方式来完成灵魂深处的革命，例如用不惜一切代价，几代人的方式来替代毛泽东的大破大立。改革实际上一种经济文革。从红色革命到蓝色革命，骨子里透的东西是一样，发动机是一个，就是燃料不同，一个汽油，一个是柴油。

后改革维权给改革送终，并继承文革改革好的东西。从文革到改革再到维权时代，体现推进立宪的进程，这是从错误向正确的改进（与人的内心修养一致，避恶趋善，因此获得外在大气候与内心小气候的一致性，内圣与外王一致结构，才有整个共同体的一致性和共识，否则就是撕裂和冲突）。后改革维权并不是敌占区的特务，并不是与改革单线联系，也就是说，这种进步并不是线性前进的，而是多源头的。文革被改革道德化妖魔化抛所弃的一些美好价值，一样支持起后改革维权。如果说改革是通过妖魔化文革作为火箭推动力，而后改革维权的火箭推动力，就太多了，甚至回归民国也是动力。得道多助嘛。

2008年1月11日

“和谐社会”这一官方理论概念，应该是诞生于2004年9月召开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此前的十六大报告中，“和谐”与“社会”开始出现于同一个句子，但还没有形成正式的词语组合。也就是说，自2004年9月以后，新一届领导者的执政理念才走进民众的日常生活。

三年过去了，从理论的诞生到“和谐社会”概念深入社会角角落落，依靠的主要是官方文件、会议、口号、标语。借助官方的宣传，“和谐社会”理念迅速普及，如今，就连小学生对此也不感到陌生，可是，中国具有几十年的口号、标语治国历史，简单化的口号、标语形式往往会冲淡理论概念的本义，使其流于空泛。

应该说，“科学发展观”也好，“和谐社会”也好，都基本符合中国当代社会的需要，甚至可以说，“和谐社会”的理论有助于“民主社会”的最终确立，胡锦涛有关“和谐社会”的论述中，列举了和谐社会的六大特征：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六条当中，任何一条都不与民主政治冲突，任何一条我都找不出反对的理由。也就是说，按照词语的本义和有关特征的解释，我愿意做“和谐社会”的坚决拥护者，我甚至愿以最大的善意相信胡锦涛提出“和谐社会”概念的动机。

可我们又必须看到词语、理论与现实悖离的危险。尤其是形式主义的口号和标语，往往使词语的含义走向反面。有趣的是，作为褒义词存在的“和谐”二字，由于社会现实的不和谐性，在网络上已成为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贬义词，比如说，当“红钻帝国”网友被抓，人们会说她“被和谐了”，而如果一个帖子被网络管理员删除，人们也会说帖子“被和谐了”。

看来，如果要恢复“和谐”二字的本义，使之符合胡锦涛“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阐述，就要以严肃的态度审视“和谐社会”的现实基础，而不是廉价地滥用这一概念，使其彻底贬值到可以让网民戏仿出“建设和谐黑社会”这样的可笑句式。

当最高领导人突出地提出“建设和谐社会”这一目标时，他实际上承认了当下社会的不和谐性，也就是说，和谐社会不是一个静态概念，而是一种朝向未来的动态生成。腐败、上访、官民冲突等事件的大量存在，为当下社会的不和谐状态作出了充分注解，由于网络传媒的发育，我们可以看清所处社会的不和谐程度有多深，并由此看到“建设和谐社会”这一目标的艰巨性。

问题是，自2004年9月以来，我们是否可以说中国社会正逐渐走向和谐呢？

没有足够的信息支撑这样的判断。至少，象山西黑窑工案、高唐网帖案以及众多无法出现在中国境内媒体上的负面事件的存在，仍然显示和谐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

在种种不和谐现象面前，不能简单地强调文化传统和中国国情，更应该看到，和谐社会既是无所不包的容器，也不是事无巨细的管家婆，事实上，它只是有关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运行的基本规则，无论社会如何和谐，都不可能消除社会中的全部冲突，甚至，有些冲突恰恰是和谐社会所需要的。

比如说，权力内部各组成部分如果失去了相互制衡的作用，而呈现一团和气式的“和谐”，那么，官场的和谐就会成为社会不和谐的根源。

在一般公认为和谐的社会，如北欧社会民主主义国家中，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都没有问题，其唯一缺陷是活力稍显不足，这一不足，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盛行的国家如美国、英国得以克服，与北欧国家相比，这些国家的缺陷是社会福利政策稍显薄弱一些，社会活力与社会保障在多数情况下是矛盾的，重要的是找到一个平衡点。但无论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还是在英美的新自由主义，都主张政府内部的权力分割和制衡，也就是说，权力在很多时候会形成尖锐的对立，比如议员在议会中毫不客气地当众问责行政官员，比如说，在美国，独立检察官斯塔尔则将总统克林顿和莱温斯基小姐的那点事弄得路人皆知，这样的权力冲突看似不和谐，实际上正是社会和谐的制度保障。

在转型社会中，甚至会发生议员在议会中的肢体冲突事件，每当有这样的画面传来，都会成为国内媒体嘲笑的对象，可我们慢慢地发现，在发生议员公开肢体冲突的社会中，冲突并不会由议会蔓延到社会上去，恰恰相反，代表不同利益诉求的议员间的冲突，避免了民众直接冲突引发的社会危机。

民主社会中，民众对权力持一种本能的警觉和不信任态度，在某种意义上说，官场的冲突与不和谐，恰恰是民众防止官员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的必要手段。相反，当权力和官员一团和气地通过黑箱协调来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谐官场的恶果就会由社会来承担，这时候，当然也就没有和谐社会可言。

比如说，在陕西纸老虎案中，陕西镇坪地方政府、陕西林业厅、陕西省政府、国家林业局这些权力机构，就表现得十分君子，十分文雅，既没有相互间的公开指责，也没有对同僚们落井下石的冷漠。

同样，当山东高唐网帖案被公开报道后，宣传当局的指令迅速下达到各媒体，一夜之间，有关此事的所有报道都不见了，宣传当局这种做法的后果之一，正象某些网友所言：新闻报道被“和谐”了。在这里，“和谐”很显然成了掩盖真相的同义词，说穿了就是保护下级官员的非法行为，说穿了仍不过是官官相护的传统。

这些年来，人们有一个共识：一个地区或一个部门，只要其主要领导团结、“和谐”，治下就很少有腐败案件发生——不是腐败不存在，而是被处置的几率大大降低；相反，当领导者之间产生了尖锐矛盾，官场黑幕便不好掩盖了，比如说，河南平顶山市发生了新华区区委书记杜欣短信辱骂市委书记邓永俭的事件后，一下就揪出贪污受贿上千万的贪官和几十个曾向杜欣买官的官员。

当然，法治社会中，政府和公民都有责任维护法律尊严、在法律范围内提升社会文明程度，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建立“和谐社会”的责任推给政府，但是，必须看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些和谐要素的主要潜在威胁不是民众，而是政府，也就是说，建设和谐社会的挑战主要是针对政府的，尤其是在权力过度垄断社会资源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所以，要建设和谐社会，应当有一个基本共识：必须通过构建权力整体的不和谐关系，形成权力相互制约的作用，进而避免官权一体侵害社会，只有这样，社会才会有自我发育的良性环境，在这种自我发育中逐步达到和谐。

我们还要懂得，对违法官员的宽容更不意味着和谐，如果现实总象我们屡屡看到的那样，官员违法之后，通过一个轻描淡写的道歉（甚至连道歉都没有），就可以换一个位置继续做官，那么，类似的违法现象将不可能被克服。和谐必须是法治之下的和谐，该下台的下台，该进监狱的进监狱，对违法官员的纵容是对整个社会的不负责任。

总体而言，我们这个社会对民众管理失之严厉，而对官员的约束
失之过于宽松。为了达到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一方面，需要权力内部的必要冲突和对立，以形成权力的相互约束与制衡，另一方面，对于违法官员，必须根据法律规定，毫无例外地予以处置，不能以任何借口为官员开脱，无论如何，建设和谐社会不等于建设和谐官场。

概言之，只有在一种不和谐的官场氛围中，和谐社会的目标才会走近我们；如果官场仍显得十分和谐，那么，和谐社会对我们来说就只能是一个遥远的梦想。这是一个再清楚不过的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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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336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2008年1月9日  紧急行动网络2008年第1号 中国：异议作家兼活动家胡佳被拘留，健康堪忧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严重关注异议作家兼活动家胡佳，他于2007年12月27日以涉嫌“煽动颠国家政权”被拘捕。一般认为，胡佳被拘留是因为在互联网上对各种社会问题发表的报道和评论。胡佳健康状况不佳，国际笔会紧急寻求确保其平安。国际笔会担忧，关押胡佳或已违反中国已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呼吁如属实应立即无条件释放他。  北京著名人权活动家兼自由记者胡佳，于2007年12月27日在家中被北京市公安局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拘捕。尽管还没有正式给出拘捕理由，但一般认为可能是因他在网上发表有关人权问题的报道而加罪。2007年5月18日，胡佳及其妻曾金燕在行将启程赴欧洲推广他们制作的记录片《自由城的囚徒》时，被置于监视居住。胡佳因其在环保和爱滋等方面的活动而知名，并于2006年2月曾被短暂拘留。 胡佳被关押在北京市拘留所，消息断绝，健康堪忧。胡佳患有肝硬化等慢性疾病，令人担忧其健康在狱中会严重恶化。胡佳的家庭也一直受骚扰，并在他被捕后遭到多种行动限制。其妻曾金燕有一个刚满月的婴儿，现在完全被软禁，也令人严重关注。 请发出呼吁： ——表达对关押异议作家兼活动家胡佳的严重关注，如对其关押违反了中国于1998年已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他；  ——表达对胡佳健康状况的关注，并寻求确保其平安； ——抗议所报道的对胡家的骚扰。 请注意：没有中国当局的传真号码，狱中作家委员会建议将呼吁书复制给所在国的中国大使馆，请他们转交，并欢迎任何答复。 政府地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邮政编码 100032  国务院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阁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邮政编码 100726  北河沿大街147号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先生  ＊＊如果晚于2008年1月31日寄出呼吁书，请与伦敦的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办公室联系。  欲索取进一步信息，请联系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的Cathy McCann，  地址： Brownlow House, 50/51 High Holborn, London WC1V 6ER,  电话：+ 44 (0) 20 7405 0338,  传真：+44 (0) 20 7405 0339  电邮：[email protected]  （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翻译）

　

在一个到处是“奖”的时代，许多奖受到社会的普遍质疑，甚至在公众心目中无足轻重，但这个“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属于少有的受到各方肯定的一个奖项。今年获奖的是植物学家吴征镒院士和石油化工催化剂专家闵恩泽院士，从简历我们可以看到，吴先生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生物系，闵先生1946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化工系。这些年来，获得过这个奖的科学家，大多数都和他俩有着相似的教育背景，气象学家叶笃正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大，数学家吴文俊1940年毕业于交通大学，固体物理学家黄昆1941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并于1944年获西南联大硕士学位，地球环境学家刘东生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地质系，肝脏外科学家吴孟超1949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即使另外几个比他们年轻的获奖者，多数也在上世纪40年代受过中学教育。他们拥有如此接近的本土教育背景，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其中有许多值得我们今天深思的地方，比如我们的整个教育，我们的学术研究环境是否有利于养成一种以求真理、真知为唯一目标的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及科学习惯？姑且不说其他领域，就是在争议性最少的自然科学领域，为什么专业上有创造力、有大作为的科学家，多数却不是我们这个时代培养出来的？

在这个问号的背后，我们不能不追问我们的基础教育、大学教育、科学教育是不是出了问题？是不是不利于人才特别是具有创造性人才的成长？我关注吴征镒先生有好几年了，在编《过去的中学》一书时，曾收入他回忆中学生活的一篇文章，他说自己从初中起就对植物学发生了兴趣，1931年他考入有名的扬州中学读高中，在这所偏重数理化的名校，他数学学得不错，但他喜欢的是生物学，三位生物老师的名字都留在了他少年的记忆里，学植物学的志向就在此时确立。地理学家施雅风院士也回忆说，自己从初中到高中就已确立专业方向，他们之后都如愿进入一流的大学，选择了喜欢的专业，施先生读的是浙江大学地理系。

那个时代，不同的学校，无论中小学还是大学，都各有自己的特色与个性，但有一点大致上是相通的，几乎都是教育家在办校，学校除了是一个传承知识的场所，也教会学生求知的方法和途径，更重要的是培养他们独立思考的习惯，为他们打开认识自然、了解世界、观察社会的窗口，给他们一个个眺望世界的平台，启迪他们自由的心智，点亮各自心中的那盏灯，鼓励和激发他们的创造欲，肯定每个人不同的梦想，尊重而不是抹杀他们的个性。在过去的教育谱系里，不光是名校，就是许许多多普通学校也在相当程度上做到了这些。上述这些科学家在本国完成大学或硕士教育后，多数还有在国外攻读博士学位或从事科研的经历，他们的成就与这些教育背景密切相关，不可分割。

当然，即使有了最好的教育背景，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也很难在专业上做出重大贡献。20多年前，1939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外语系的王佐良教授就在《光明日报》发表过一篇《关于学术发展之我见》，提出五点看法：一是要有一个适宜学术发展的环境，一个公平、合理、有活力、有创造性的社会，知识分子才能安身立命其中。有自由探讨的学术空气，人才才能脱颖而出。二是要提倡严谨的学风，要扎扎实实做学问。三是要在重视自然科学的同时，重视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四是要继续开放、继续交流。五是要有世界眼光，又要回顾中国学术传统。王先生提出的这五条，即使在今天，我们也一点不会感到过时。我们只要稍微了解一下，就不难发现，许多旧时代过来的自然科学家有很高的文学素养，有些对人文科学兴趣浓厚，像竺可桢先生平时读书就不限于专业书。开放、交流当然是学术发展的重要一环。世界眼光，中国传统，这正是当年西南联大的精神追求。

(作者系知名历史学者)

 

最近在网上连续读到几篇遣责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的文章，由不得为他们叫屈呼冤。因为给不给刊号、书号，或什么书可出版、什么书不可出版，他们只是执行机关，而非决策机构，有时真叫爱莫能助。比如，封杀一本书、取消一个刊号，多为奉命行事，绝非己愿。我在新闻界混迹了几十年，最知个中事由。早在1986年中囯第一家民办报纸《中国广告信息报》问世，我就是它成都办事处主任，后又是它西南办事处主任，并编辑出版《中国广告信息报》（西南版）。那时，新闻出版行业还未条理化、制度化，有许多空隙可钻，我就是个“钻空隙”的行家。实际中国《中国广告信息报》也不是完全的民办报纸，它的主管单位是光明日报社，第一任总编辑冯迈就是该报总编室的编辑，只是他不再拿报社的工资，不再享受国家的福利劳保，但人事编制仍隶属光明日报社，但《中国广告信息报》的经营决策和总偏辑以下的编采人员，全向社会招聘。报社实行“四自方针”，即自筹资金、自组人员、自负盈亏、自担责任。当时在全国，这种报刊的组合形式有许多家，称为一种新的报刊模式，也是报刊走向自由的前奏曲，大大活跃了一阵子，很多超越现实意识形态的书刊得到了相继出版。

但好景不长，由于民族好斗的劣根性和中共一统舆论不变的政策，活跃仅是昙花一现。《中国广告信息报》是第一家不吃“皇粮”，按市场机制运作，故发展得很快，不足一年半时间盈利数百万元，远远超过《光明日报》的效益。我们成都办事处也小有规模，每周一期“西南版”的《中国广告信息报》遍及城乡，人员从几个人发展到五十多人。俗话说“树大招风”，“有钱遭忌”，再加上中国人“只可共患难，不可共富贵”的劣根性，从1987年起“中国广告信息报”内訌连绵，两个正副总编打架打得不可开交，你告我作风不正，我告你生活腐化，主管单位光明日报社趁机派员整顿，冯迈免职，报纸收回来。但这是张市场机制下运作的报纸，不是靠“党性”活，而靠经营生，找不到广告挣不回钱，很快关门大吉。这就是中国第一家民办报纸的来来去去，它应写入中国的新闻发展史，可有谁承认呢？

《中国广告信息报》变味后，西南办事处相继关闭，为了生存吃饭，1987年春，我带领一支川军北上帝京，挂靠在中国经济记者协会下，办起了每周一期、四个印张，彩版的《中国市场信息》，但它是个只有“准印证”的内部刊物，不能公开售卖。我们便走依托网络成员的新路，刊物不售卖，采取赠送企业的办法发展。一家企业每年只需交800元人民币入网，即可每周获取一本刊物，每月还可在上面发布一次供求信息；在内部采取基本工资加经济效益的管理模式，不到一年网络成员突破七千家，一时名誉全国，从者众多，至今还有人走此生财之路。利润激人眼红，名声招惹是非，有人告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新闻出版总署立即定性为“非法刊物”，要强抄封闭。由因那时是胡赵主政，出版事业的政策较为宽松，又由于我们不断呐喊呼吁，抗争长达两年时间，直到“六.四”后的半年政治空气转向，才遭强制查处关闭。在这段时间里，我数度到新闻出版总署报刊管理司进行交涉沟通，才知在中国办理报刊的难度。纵是你请客送礼吃饭，也得所谓的按程序办事？什么是“程序”？不成文的内部文件规定：除省市一级国家党委政府外，其它部委一级的部门只能有一报一刊；国家级的团体（诸如大学、协会、研究机构），可以办刊，但必须有上一级党委机关的主管，民间机构想办报刊，没门！

据我所知，报刊刊号数量早以成形固定，原则是只减不增，任何单位和个人休想闯此“雄关”。要想办报办刊，只能找合作单位（即只有经营权而无主管权），但无终审资格。说得直白一点，就是你只有上交利润的权利，没有自由自在地在上面说话与展示思想的权利。故大陆报刊是两个面目：被称之为主流媒体的党报、党刊，是党的喉舌；非主流媒体的报刋，是商品的广告。纵你想做“商品广告”的宣传员，一年不上交一百万元到两百万元的管理费用，是“合作”不了的。也就是说，你花一百万至二百万元，买的是有效时间内的经营权，而不是报刊的所有权，所有权是永远是别人的，就是中共的。现今纵是一个是书号，也得花一至三万不等，卖书号的批发商就是各地出版社。书号每年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按地区、计划、行业、关系分到各个出版社，一个书号就是一笔銭。出版社便靠它赚銭、盈利、生存，养活一大批犬儒主义的文官文人。为此，中国何有新闻出版自由？新闻出版自由需要三个前题：一，社会是民主的法制社会，不是一党专制的独裁政体；二，国家要有新闻出版法，一切按法律办事，不是长官意志，报刊才可能有不要主管单位的登记制；三，报刊不应是党的喉舌，更不是某一党派或集团利益的宣传工具。报刊就是报刊，它是监督政府的第三力量，是社会的眼睛。为此，我认为，不是中国新闻出版总署霸道，是中共体制霸道！中共是靠舆论起家，是用舆论打败它的对手国民党而得到政权，舆论于它是命根子。据说，邓老爷子去逝前留下的遗言是：经济上可以彻底放开，舆论上要彻底收紧。尽管这样我们仍要不断去争取推动自由。

电影《集结号》近日成为中国网民的攻击对象，不少人批评，导演冯小刚连基本的军事常识都没有，撤退只会悄悄进行，绝不会吹响”集结号」；而且，影片内很多情节污蔑解放军战士贪生怕死，相互之间竟称兄道弟，而非以”同志」互称。他们以这些”硬伤」来否定此片，甚至指摘冯小刚为了讨好荷里活而歪曲解放军战史！

老实说，看惯好莱坞战争片的人，一定会觉得此片不外如是，只算是一部中等水平的战争片，而片中描述的兄弟情、朋友义，也没甚么独到之处。这部片的色调很似韩国战争片《太极旗飘扬》，或许跟影片顾问团有不少韩国人有关；片里也有很多似曾见过的荷里活式镜头，开头的攻村战有点似《抢救雷恩大兵》(《雷霆救兵》)，中段在战壕及废窑内的场景，则十足奇连伊士活的《硫磺岛战书》。

不过，这些模仿都只是小小瑕疪，所谓瑕不掩瑜，诚如一些批评所说，相比以前的中国战争片，《集结号》实在太另类，甚至可以说，它颠覆了中国电影很多固有的思想，也打破了中国战争片的很多框框，开创了中国战争片的新形态。

在《集结号》内，中国人民解放军不再是战争机器和革命机械人，而是一批批有血有肉、同样会贪生怕死的人，面对死亡时，他们也会念记家中老少！片中那个奉命带着四十七个手下前往阻截国民党军队的连长，与手下情同手足，当有战友战死沙场，他也痛不欲生，甚至以枪杀战俘来泄愤！那个连的代理指导员，听到炮声会失禁，赴死前都写下绝笔家书。

在过去的战争片，这些情节绝不会出现，因为解放军将士都是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他们为了共产党的解放事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更不会有儿女私情。总之，他们都没了人性，只有党性，心里也只有崇高和理想！

但一个军人，他首先应该是一个人，是一个在父母关爱、兄弟关怀之下成长的人，然后才是军人或党员。试想想，在国共内战时期，解放军内真正的党员有几人？难道几百万将士全部都有党员般的觉悟水平吗？而很多事实都证明，党员之中有不少人投敌，而不少抗美援朝的解放军被俘后拒绝返回中国，这都说明，不少解放军将士并没党员干部那样的思想水平，他们是平凡的战士，平凡的儿子，平凡的丈夫。

当然，过去六十年的虚假宣传，把解放军的形象拔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在虚假宣传洗脑下，很多中国人接受不了一个凡人一般的解放军，在事实面前，中国人竟然虚怯得惊惶失措，希望藉着该片的”硬伤”来否定这部电影的真实性，从而证明解放军仍然是高大全的完人。看来，中共对近现代史的肆意歪曲、窜改，现在已经开花结果了！

当然，这样颠覆性的电影也能在国内上画，让我们同时也看到一点曙光，那就是还原历史真面目还是有希望的，只不过这可能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竟全功，才能让中国人清楚自己被愚弄多年的可怜！

汪洋欲重现广东的思想解放运动

汪洋担任广东省委书记一个月，不断强调全省要解放思想，声言要以当年改革开放初期「杀开一条血路」的气魄，为科学发展观闯出新路；广东传媒称之为南粤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是广东能否再创经济奇的关键。不过，今日的思想解放运动难度之大、风险之高，比当年犹有过之，汪洋如何功成身退呢?!

发表大胆超前言论

经过三十年高速发展，广东既是世界工厂，也成为中国经济火车头，实力更超越亚洲四小龙。与此同时，广东官员自视日高，骄逸自满越来越明显，再无当年虚怀苦学之心。

但三十年高速增长累积的问题也是堆积如山，环境污染、剥削工人、收地流血冲突、官员和司法腐败、贫富悬殊等。这些问题，是高速增长之下的高昂社会代价，绝非增长所能解决，而在高压政治之下，这些矛盾被掩盖，并无真正有效的解决。

因此，汪洋呼吁的思想解放，其核心就是以新思维来推动下一步的发展，而且在发展之馀，兼顾每个人的生存，也就是他所说的「要克服『见物不见人』的观念、坚持以人为本」；对於GDP增长，他表示，这只是改善人民生活的手段，绝不能成为发展的目的。如此大胆超前的言论，跟他早年在安徽铜陵市任市长、前两年任重庆市委书记时，在当地大力推动思想解放运动，是一脉相承的。

不过，今次汪洋面对的挑战，比八十年代初广东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严峻很多。当年广东省「一把手」是改革派大将任仲夷，虽然他受到保守派和极左派围攻，质疑广东已「变色」为「新租界」，并藉广东日益猖獗的走私向任仲夷发难。任被迫两次北上检讨，但凭一身凛然正气，坚持改革开放，回到广东后更拒绝传达各方对广东「走前一步」的责难，反而提出「排污不排外」，鼓励广东干部更大胆、更坚定的进行改革。

颠覆现有政治秩序

可幸，任仲夷在北京既有广东帮长老叶剑英、改革派的邓小平及胡耀邦等人撑腰，而广东省的干部求变求新之情甚殷，他们上下一心，全力支持任仲夷，令广东的思想解放运动并无夭折！相反，今日汪洋虽然得到胡锦涛及温家宝充份信任，但他的解放思想运动，意图建立一种弱势社群也能发声的制度，让那些为社会变革付出惨重代价的失地农民、下岗工人等，也能分享发展成果，而这样的改革，势必颠覆现有的政治秩序，令既得利益者，特别是官僚集团，利益损失，他们又怎会支持和配合汪洋呢？

在今次思想解放运动中，汪洋注定只是孤独的将军，擂起战鼓，舞动旌旗，身边既无并肩作战的将领，也没冲锋杀敌的士兵，以前大家视死如归的勇气，亦被三十年的经济发展成就，消磨殆尽，早就没了舍身成仁的豪气！在此情况下，汪洋还能为广东，甚至中国的改革开放，再杀出一条血路吗？

2007年，中共在反腐方面做了一件大事：中国国家预防腐败局经过四年的筹划，于9月13日正式挂牌成立。选择在十七大前夕挂牌，显示出胡温的用意。他们想要用这种方式告诉世人，他们的反腐决心很大。可是他们的决心有多大？他们的决心会使2008年的反腐有所突破吗？

让我们先看看中共口头上的决心。胡锦涛在十七大作的报告中，用了大量篇幅，表达了中共反腐的决心。他说，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腐败是水火不容的，中共对于贪腐是绝不会姑息的，中共今后的反腐任务就是要注重预防，拓展从源头反腐，等等。十七大过后，为了进一步向外界显示中共的反腐决心，胡锦涛又在12月18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中，专门谈反腐问题。他说，中共正在的制定“反腐五年规划”，将对反腐工作有具体部署。

胡锦涛反腐的决心不能说不大。预防腐败，从源头反腐，都是反腐的要害。在口头上，胡锦涛并不避讳谈这些要害。但是胡锦涛宏大的反腐决心，并不能为2008年及今后五年的中共反腐大业，带来任何突破。理由是，胡锦涛并不想也没有能力认真兑现他的反腐诺言。

一位大陆网民把胡锦涛的反腐决心称作“正确的废话”。这样说不是没有道理。胡锦涛搞了两年轰轰烈烈的反腐大动作，看起来就像是在玩一场热热闹闹的反腐游戏。这个游戏有两条明显的底线不能跨越，其一，反腐不得触及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共政治局常委在十七大过后，就像“流水的兵”，有的下了，有的上了。而涉嫌腐败，人们普遍看下的政治局常委贾庆林，却依然稳坐钓鱼台。贾庆林不下台，是因为政治局委员陈良宇下台为他作了担保。这说明，陈良宇的下台，是反腐的最后防线。那些比陈良宇更大更有权势更贪婪的权贵，在反贪风暴中全身而退，就证实了这一点。

其二，反腐不得触及一党专制。中共腐败是自上而下发展的，胡锦涛试图靠自上而下的自我监督清除腐败。胡想必明白，搞自我监督，不会有什么效果，不搞自我监督，无法向社会交待，而如果他放弃自我监督，邀请党外人士和媒体来监督，就等于把中共的党天下拱手相让。搞了几年的反腐大动作，胡锦涛心里清楚得很，“党天下”是真正的腐败源头。从源头反腐，从源头预防腐败，他只能喊喊罢了，绝对不能认真。

因此，胡锦涛玩反腐游戏时，绝不会冒然跨越这两条底线。否则，他无法向权贵集团交待。这个权贵集团不仅包括他的政敌，也包括他的友人和他的家人，还包括他的执政团队中任何一位大员的友人和家人。

这个因权而贵、无权不贵的利益集团，在十七大中共人事布局中，有了新的变动。一大批被认为还算清廉的团派干部，从原来的清水衙门转到了油水衙门。他们能不能抗得住腐败的诱惑，成为很多人心中的疑问。绝大多数民众并不看好他们。因为这除了要看他们个人的德行和操守，更重要的是，要看反腐制度能否赋予他们抵抗腐败的能力。有效的反腐制度，会使贪婪的人想贪而不敢贪。无效的反腐制度，会使清廉的人不想贪也要贪。这就是坏制度下好人变坏，好制度下坏人不能变坏的道理。

可是胡锦涛的预防腐败，从源头反腐的思路，并没有堵住好人可以变坏的腐败之路，也没有提供坏人可以变好的规则与制度。展望2008年的中共反腐大业，还是那句话，一党专制下，反腐没有解。

从中共取得政权六十年以来，改革三十年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化一直逗留在死胡同里。从2002年以来，有人开始讲“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最近这两个相关的概念再次流行起来了。其典型的论点是：“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是迄今为止所出现的各种中国问题解决方案中最具可行性、因而最有前景的政改之路，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是发展中国民主的现实道路。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命题，本身就意味着党内民主不是中国民主政治的根本目标，人民民主才是最终目标。如果说基层民主是由下至上推进民主的话，那么，党内民主则是由核心向外围推进民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是“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从根本上说，发展党内民主，是推进人民民主的途径和条件。

上面这些貌似新鲜的套话还是很有迷惑性的。因此很有必要加以澄清。在我看来，这两个概念，其实是一套谎言。党内民主无关中国人所要的宪政民主，人民民主则是中国人所要抛弃的东西。党内民主论成立的前提是先要有多党竞争。在真正的民主国家，选民根本不在乎一个政党是否有党内民主，你这个政党党内不民主，就不投你的票。党内民主的呼声太高，恰恰折射的是一党专政的现实。在一党专政的大背景下，“党内民主”本身就是子虚乌有，如何实现？

再者，党内民主不等于国家民主，执政党专政却等于国家专制。中国的宪政民主建设首先是全民的事，而不是执政党内部的组织管理方式的事。不论党内民主听起来多么美妙，都不能替代整个政治制度的变革，理由很简单，党内民主不是政体，而且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中国公民不是中共党员。党员享受党内民主不能代替非党员的公民享受自由的宪政民主。

如果党内民主就是民主集中制，中共一直是世界上最民主的政党。如果党内民主不是民主集中制，而是自由民主政体下的党内民主，这样的党内民主在中国执政党内是行不通的。而且中国的历任领导人都对此严辞拒绝。将中国政改与党内民主联系起来，把党内民主看成是一个改革方向，表面上看起来很容易，其实难度是最大的。因为，除非执政党核心的政治立场发生根本改变，任何政治变革都不会从权力控制最有效的地方开始。变革只会出现在权力控制薄弱的地方，不会出现在控制严密的地方。中国是共产党所控制的，共产党组织是共产党控制最严密的地方。很难想象真正的变革会从控制最有效、最严密的地方开始。我从未听说过任何一个专政国家有过公认意义上的党内民主，就像从未听说过虎穴里常年生活着一只鸡。

倡导者拿党内民主来对应人民民主，这的确是一个无比真实的谎言。因为倡导者知道党内民主是对应不了自由的宪政民主的。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出现过一个政体叫 “人民民主”。在现实世界中只有人民民主专政的政体（在一些教科书里面也叫国体）。毛泽东认为人民民主就是人民主专政。如果这样的话，中国已经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数十年了。怎么还需要拿党内民主来带动？如果不是指人民民主专政，那么，“人民民主”在逻辑上也是自相矛盾的。民主政治是对该国家的全体公民而言的。宪政民主是个包容性的，包容一切公民的政体。人民民主是个排他性的，排除一切不被视为人民的公民的体制。这样的人民民主，即使有了，也绝对是个坏东西。民主政治只能基于公民，不能基于人民。人民民主的概念剥夺一些被视为敌人的哪一部分公民的政治权利，它本身就是反民主的，怎能成为民主化的目标？

党内民主的倡导者常常拿党内选举来说事。党内民主不等于党内选举，甚至不等于差额选举。检验民主的尺度不是看是否有人投票，而是要看是否有反对派，要看反对派是否有言论自由。如果党内没有反对派和言论自由，党内就没有民主。如果国家内没有反对党和言论自由，这个国家就没有民主。主张党内民主的中共党内人士，如果是真心诚意，就应该推动中共党出现不同的声音，必要时自己充当表达不同的声音，推动执政党尊重异议者的言论自由；就应该推动修改党章，放弃民主集中制，放弃要求党员无条件服从；就应该取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把司法权还给国家。这才是党内民主的真途径。争取这些比空谈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有意义的多。

我的理解是，民主政治不是社会主义民主，不是党内民主，不是基层民主，不是全民民主，不是人民民主，不是人民民主专政，不是民主集中制，而是自由民主，是宪政民主，是代议民主。中国所需要的是在整个国家范围内实行的适用于全体公民的自由的宪政民主，而不是自欺欺人的“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