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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上住着两个木匠。他们对自己的手艺都很勤快，从来不懈怠每一个细节，也从来不满足既有的水平。但是，因为两个人做的事情很不一样，结果就相差十万八千里。

甲木匠从学徒做起，勾三股四，按部就班，先是做农具、家具，后来就帮人家造房子、建亭台楼阁，渐渐方圆几百里的人都知道他，成为大师傅。

乙木匠该学的都学过，该做的也从来不放弃。但乙木匠不按照生意经走，他常常会被邻居家的小孩子的哭啼声吸引。他发现左邻的珂塞特没有娃娃，就给她做了个木娃娃；他又听说右邻的张嘎子喜欢手枪，就替他削了把木头手枪。或者小二家的篱笆散架了，他又去打桩子；王寡妇的桌腿断了，他又去补一块。渐渐的，他似乎已经忘记自己是干什么的，只是跟着镇上人的日子进进出出。不过，所有和他打过交道的人都说，乙木匠的活件做得真好，越用越顺手。

多年后，皇城来了造办处的人，想给皇帝修宫殿。听说甲木匠是大师傅，就去拜请他。甲师傅却说，比起乙师傅，自己只是小指甲盖那么一丁点，他只配给乙师傅提鞋打酒做下手。造办处的人于是又去找乙师傅。乙师傅说，当然，他自己是个好木匠，皇宫的事情也可以办好，只是他离不开小镇的生活，小镇的日子比木匠的手艺对他更重要。

后来，甲师傅去了皇城，他设计的梁柱的特别结构，名垂青史。而乙师傅便渐渐走失了，以至于人们最后忘记了他，不知道他究竟是木匠还是农人还是小贩。只是他给珂塞特做的那个布娃娃很好，珂塞特长大后又给了她的女儿。珂塞特说：“小时候我想哭的时候，她就来了，她让我觉得那些苦日子有点寄托。”可是，她究竟是怎么来的呢？珂塞特想不起来了。说着，她把布娃娃扔进了火炉，说明天到集市去给孩子买个芭比娃娃，那个要更漂亮更时尚一些。

2006年10月20日，一位北京朋友来电话，希望我能与鄢烈山和解。我想，无论此意是受鄢所托，还是其自我主张，都是可以接受的——我心仪“共生主义”，“共生论”认为世间没有敌人只有病人，吾愿与一切人包括病人共生。当然，与病人共生，往往包涵帮助患病者识病治病之义务，只有最大可能地减轻反对共生只许“独生”之“伪现代化”病态，人类才有真正的“和为贵”。

吾辈非政客，不能像某些政党，一遇难关，便回到“统一战线”，“国共和谈”，“相逢一笑泯恩仇”，互致谎言吹捧；危机一过，又“坚信马列”，“唯我独革”，“军阀重开战”。此次若进行“朱鄢和谈”，有几点大是大非须先明确，责任者须有所忏悔，不可如政客般含糊其辞，学“秋雨调”谎言到底。

其一，近年是否为中国取得“人权巨大进步”的“人权历史最佳时期”？（鄢烈山表达此意的原话是：“现在，中国不再讳言人权，不再拒绝‘人权对话’，尊重和保障人权终于成了光明正大的词语。这种时代的巨大进步，是我的这本集子能获奖的重要前提之一。”见《杂文选刊》2005年1月号鄢烈山《一个公民的杂文写作》），若鄢烈山此论与现实严重不符（如丁东家2006年10月17日抄家案），是否该认个错：因一念之差，被一奖收买，便坐视文网日紧，献谀“新核心”，涉嫌犬儒？

其二，今日中国人是否必须以“公民写作”积极维护“一党专政”？“鲁迅风”杂文为何不许生存？（鄢烈山表达此意的原话是：“将‘公民写作’的新概念引入杂文创作。不仅是杂文，别的写作，只要是个人的而非职务性的，应该都是‘公民写作’。”——出处同上。

其三，鲁迅何以是“公民”的对立面？（鄢烈山表达此意的原话是：“与‘公民’相对立的有四种人：一是奴才与驯服工具，在古代为奉旨骂人的阉奴与为帝王解闷的优伶，在当代为‘梁效’、‘罗思鼎’之流；二是蛊惑人心的阴谋家和只图发泄仇恨的暴民；三是自以为高明的‘王者师’与‘传教士’，以教诲人为职掌；四是不甘心做奴隶的反抗者。鲁迅就是第四种人”——出处同上）。

其四，两人署名合著的《中国第一思想犯——李贽传》怎么变成“我鄢烈山一人所著”？鄢烈山近年以“电话私下传达”方式口头通知所有熟人：署名“鄢烈山、朱健国”合著的《中国第一思想犯——李贽传》（工人出版社1993年8月北京第一版）实为鄢一人所著。鄢烈山何能如此撒谎？

前三项我已写过专文质疑，此处不赘；独这第四项因只听朋友转述，未得鄢烈山的录音或文本，故一直未予公开斥谎。今日一再有朋友询问此事，可见此谎流毒甚广，不能不在“朱鄢皆在世”时略加澄清揭露。

总括起来，鄢所谓“一人所著《中国第一思想犯——李贽传》”之说，既非事实，又违法律。

事实是，《中国第一思想犯——李贽传》乃我定思想座标：将此次李贽研究定位于“中国第一思想犯”；鄢烈山写第一稿，为主要执笔者；我写二稿，乃当仁不让的合著者。具体过程为——

大约1992年初，时为长江日报评论员的鄢烈山，有一天来我家（我时在湖北电台主持“广播漫谈”），提议撰写“李贽评传”，因为离武汉不远的麻城，是李贽晚年辞官讲学的主要基地，有采集史料的方便，希望我与他合著。我因早已钦佩李贽“不如遂为异端”的自由生存方式，便同意此事，但强调，关于李贽的研究著作已有不少，文革时多有谬论，如果思想上不出新，只罗列史料，就没什么意思；我们两个弄杂文的来写，当在李贽的思想心路历程中发现独特的思想轨迹才有意义，如能借鉴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文风增加可读性方好。鄢烈山赞成此议，我便到他家共议了写作思路与纲要。其时分工是：鄢烈山负责搜集李贽研究的传统史料，还原历史，写第一稿，我着重研究李贽的现代影响与未来指向，写第二稿。

大约四个月后，鄢烈山写出了初稿，题为《凤歌——李贽传》。我觉得初稿因时间极仓促，只是将已有的李贽生平材料进行了大致梳理平铺，剪裁不精，背景不全，新视角亦少，对李贽的时代局限和个性局限的史料研究基本上没有，文字也有些泥古倾向，便根据自己远赴福建泉州李贽故居访问所思和专程到上海复旦大学请教蔡尚思、朱维铮的心得，提议书名定为《中国第一思想犯——李贽传》，以突出李贽是中国第一个因纯粹的思想自由探索（毫无反对现政权之意）而被迫害致死的思想家、哲学家——中国历代皆有文字狱，但大多数诏狱与推翻现政权的“现行反革命活动”相关，而卓吾先生，只是不愿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一个纯粹的思想异端。鄢烈山在迟疑一番后勉强同意，我于是一面联系蔡尚思先生题写书名，一面开始改写二稿。

其时正以“胡风冤案三十年”专著畅销海内外的李辉来我家，翻读了鄢烈山初稿，私下对我说了些不以为然的意见。我择要转达给鄢烈山，暗示我拟大改。鄢烈山愤愤地说：“李辉他不懂这种体裁，不要理他！我姨妹在打印这初稿时，说读得非常有味道！普通读者的感觉往往最准。”我想，你姨妹的感受怎么会比知名作家李辉的观感更可靠？这让我第一次感受了鄢烈山的极端自尊和不可批评。心想，如果对鄢烈山初稿伤筋动骨地大改，他势必承受不了。此书既为他提议所写，从维持朋友情义出发，自然以他为主。还是取“少革命，多改良”之法，在保持其基本结构的前提下，将新史料新观念新话语悄悄掺砂子。

依此观念，我重点改写了前三章（全书共十章），以20世纪一百年来吴虞、容肇祖、蔡尚思、黄仁宇等多人的“李卓吾新论”为借鉴，力图突出“中国第一思想犯”悲剧的历史根源、人性基因、文化源流和现代指向。但不久因病住院一个多月。出院后因身体虚弱，写作速度下降，加之其时因一篇批评本省“巡抚”的杂文引来文祸，麻烦不断，“改写工程”难以加速。而此时鄢烈山却不断直接或间接地催问书稿进展，说已联系了出版社，须尽快交稿。我意会到他对前三章的改写有所不快，如此我不乐他不悦地“吃亏不讨好”，不如就此打住，先将此不理想之初稿付梓，反正他署名在前，读者自会将主要责任归究于他，今后有机会我设法再提升。于是他即将书稿寄给云南等地出版社的朋友。不料，半年后，书稿皆退回，他沮丧地让我再想办法。其时我刚在北京工人出版社出版一本报告文学，上下关系正浓，便将书稿交去。复旦高材生梁光玉先生作责编，对“中国第一思想犯”这一书名和前几章的新观念颇为认同，说该书仅凭这一犯忌的书名就有学术价值，几经努力，当蔡尚思先生的书名题字题辞到位后，终于出版。其间我数次赴京到沪，忙了几个月，自掏了几千元旅差费。

《中国第一思想犯——李贽传》曾两次出版——2003年3月北京时事出版社再版（鄢烈山联系）时，鄢迫于文网紧缩的恐惧或其它考虑，一人作主将书名改为《李贽传》，去掉了“中国第一思想犯”这一鲜明的学术思想特色，但内容改动不多——皆是我与鄢烈山共同和出版社签订出版合同。鄢烈山明知有法定合同在案，却依然信口雌黄，学习“红太阳”以私下“打招呼”整人的方式，仗着有随意“公话私用”的方便，每天下班后用办公电话向一些熟人“诉苦抒懑”，一说一两个小时（据说已有几百名熟人聆听了其“衷肠”），以此尽情发泄自己独著《中国第一思想犯——李贽传》的臆想，贬损对他进行了学术批评的合著者，其如此背信弃义之“行为艺术”，可有李贽的一丝“童心”？如此“假人”，还有一丝公民意识么？算得“公民写作”？

有人建议，完全可以据此将鄢烈山告上法庭，不用多说话，只需出示有两人签名的《中国第一思想犯——李贽传》的出版合同就足够了。如此这般，鄢烈山除了输官司公开道歉，还有何去路？但我想，毕竟友情过一段，至少是多年熟人，“衣不如新，人不如故”，何必以毒攻毒？既然我写过李贽，敬仰卓吾，就该言行一致，不仅仅敢于像李贽那样为了充分自由思想，“辞官入寺”，从“体制内”逃到“体制外”，而且要像李贽那样，真正以童心对友待人。切不可学“红太阳”，一旦要打倒谁，就诬友从来就是“历史反革命”，“早已看穿其丑陋嘴脸”。

我想，对于如此“鄢谎”，只须写篇文章公布真相，事非自有公论。当年李斯在诬陷老同学韩非之后，尚且有悔意，难道鄢烈山永远不能从“只准自己批评他人，不准别人批评自己”的伪现代化病态中康复？先邀人合著一书，后谎称该书为自己一人独著，如此奇病者会永远不醒？

莎翁说“无数人事的变化孕育在时间的胚胎里”。但愿时间会给人们带来奇迹。

以上为我与鄢烈山和谈的“四项基本原则”，谨望各位“劝和者”注意。

2006年 10 月24 日于深圳“早叫庐”

首发新世纪

最近，海内外媒体都报道了一个匪夷所思的荒唐事件：重庆市彭水县公务员秦中飞8月15日用手机编发了一首有关当地时事的打油诗。公安机关认为，《沁园春.彭水》一词中的首三句话“马儿跑远，伟哥滋阴，华仔脓胞”，隐喻了彭水县委县政府三个领导前任彭水县委书记马平，现任县长周伟，县委书记蓝庆华。因为那条短信，彭水县公安局以涉嫌“诽谤罪”把秦中飞送进看守所关押了一个月。有别于其他因言治罪案例的是，秦中飞的事情并不象其他异议人士批评当局那样敏感，所以得到了海内外媒体的一致关注，如果不是因为他的事情能够在国内媒体曝光，他的获释也许会遥遥无期。

8月18日，检察院认定秦中飞诽谤了县委书记和县长，8月31日，警察找到正在单位上班的秦中飞，对他进行了一番严厉盘问，虽然秦中非一再表明自己的词仅仅是一首“涂鸦之作”，并无任何政治目的，但警察仍然毫不相信他所说的话。9月1日晚上，秦中飞被警方以涉嫌“诽谤罪”带到彭水看守所刑事拘留，经过数次提审，公安局于9月11日对其正式下发逮捕令。秦中飞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失去了自由，他在被关押期间，始终相信自己的清白，因为他一直不知道自己诽谤了谁，也没有任何人明确告知。

在被关押了近30天后，秦中飞由其远房堂兄“取保候审”，10月24日，彭水县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30条之规定，决定撤销此案，并承认是一起错案，对秦中飞赔礼道歉。彭水县检察院还主动提出申请国家赔偿问题，按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错羁押一天赔偿上年度全国职工日平均工资（2005年度为73.3元/天），秦中飞被关押了29天，10月25日下午，他拿到2，125.7元的国家赔偿金。

文学作品不但承载着陶冶情操的使命，更有着针砭时弊的功能，秦中飞向来喜欢吟诗作词，作为极权社会的一员，他不可能感受不到官场的黑暗，更不用说他还是一名公职人员了。他在险些致罪的那首打油诗词中，虽然有几句话分别嵌入了当地几位官员名字中的一字，但究竟是故意还是巧合，一时间都很难确定。不过，此作能够在当地引起很多人的兴趣，导致大范围地争相转发，似乎可以说明当地老百姓对那几位官员的极度不满。如果秦中飞是无意中的自然创作，那么，警方对此事的敏感便可以看作是一些官员的做贼心虚、对号入座，就算秦中飞的作品是在故意暗示那几位官员，警方的做法也显得极不明智，因为这样的行为远远够不上“诽谤”。如果严格按照法律对此事进行处理，秦中飞的无罪释放完全是可以预料的，然而，在官权凌驾于法律的今天，如果不是因为舆论的压力，秦中飞恐怕很难逃脱牢狱之苦。

秦中飞并非此次事件的唯一受害者，在他周围的将近50位朋友也都受到牵连，“秦中飞短信事件”在当地可谓是搞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足可见得有关领导和有关部门对此事的严重关注。想必当地警察也不会无聊到因为一条短信而对发信者穷追猛打的程度，他们之所以这样做，肯定是因为有关领导的指示。既然有关领导能够对这样的短信大动干戈，正说明他们平时的行迹之不轨。连中共前党魁毛泽东都要求党员干部要勇于接收批评和自我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他们不是显得太小肚鸡肠了吗？如此心胸狭隘的人能够大摇大摆地走上政治舞台，可见中国政治制度的莫大缺陷。

秦中飞短信事件只是中国社会因言治罪的一个个案，国内媒体的关注和网民的声援成就着秦中飞重获自由的幸运。随着互联网的高度发展，因为自由写作而锒铛入狱的人也越来越多，不计其数的网络作家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观念而不得不付出自由的代价，他们虽然被冠以各种罪名关进监狱，但在中国国内媒体上却几乎看不到这样的案例曝光，任凭海外媒体的声援力度多大，很多人仍然无法结束自己被迫害的悲惨命运。当局对因言治罪案例的讳莫如深尤其能够说明他们对民意的畏惧，对异议人士的判决缺乏法律和道义基础。“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专制制度的本质不变，文字狱时代就不可能彻底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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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秦中飞的《沁园春.彭水》

马儿跑远，伟哥滋阴，华仔脓包。

看今日彭水，满眼瘴气，官民冲突，不可开交。

城建打人，公安辱尸，更那堪白云中学，空中楼阁，生源痛失，老师外跑。

虎口宾馆，尽落虎口，留得沙坨彩虹桥。

俱往也，当痛思痛，不要骚搞！

（2006年10月26日）
民主论坛

李清《三垣笔记》载：“予入刑垣，见一切廷杖拿送并处决，并锦衣卫送驾帖至科，俟押签持去。予初谓故套，及署印，以赴廷推归，见校尉森列，持杖不下，一应杖官已解衣置地。予问何待，答曰：”非科签驾帖，则不得杖耳。‘然后知此为封驳设也。今仅作承行耶！予召数老书手问封驳云何，皆云不知。“

这位驻刑部监察局官员，刚进刑部时，看到行使所有廷杖、缉拿和处决等刑罚，都有锦衣卫拿着文书来刑科——即刑部监察局，等画押后才走，开始李清以为只是一种备案性质的惯例。等到正式署印上任后，有一次去参加干部部门的考察谈话回来，看到一帮校尉森然环列，拿着棍杖迟迟不动手，一个准备挨打的官员已经解开衣裤，在地上露出屁股。李清问在等什么呢？行刑的说：不拿着刑科批准的文书，就不能廷杖。至此李清才知道这道手续是为刑科审查厂卫用刑并可以否决的一种权力，现在变成只能画押签字表示同意的摆设了。他回去问刑部办事的老书役什么是封驳权，竟然没人知道。

从李清的描述可知，作为最高司法兼刑罚机关，刑部对厂卫惩处犯人，还是有一种监督机制，可以最后审查并行使否决权，这是一种权力制约的设计，可是到后来沦为摆设了，谁也不敢行使否决权，害怕报复，久而久之连老科员都不知道自己部门还有这种权力了，只能机械地盖印表示同意。而行刑的厂卫也觉得刑部理所当然要同意，没有否决的可能。所以他们把受刑的官员抓起来，扯掉衣裤后，等着去刑部办手续的警察拿批准的公文回来。——也就是说，他们从没想到如果刑部不批准，岂不是个笑话？

这让我想起前两年一则真实的司法笑话，法院还没有开庭审理，审判书已经出来了，并有记者提前知道审判结果做了报道，搞得审判机关非常被动。

李清还记载了看守所索取钱财之公开大胆：“傅司马宗龙以复疏拂上意下狱，入门即索钱，及行至‘天下太平’一门，钱尽，监门者闭不使入。宗龙彷徨门外，俟续取钱至方入。又原任谢少司马器光，下狱，为牢头索诈不成，被击数掌。”

大司马和少司马是兵部尚书、兵部侍郎的古称。这么高级别的官员被抓到监狱里，照样被狱吏索贿。这做尚书的比做侍郎的精明，更懂得规矩，钱没带够让人回去取，而侍郎脾气倔，不理睬牢头，人家毫不客气大巴掌伺候。——监狱里“天下太平”这个标语，真是莫大的讽刺。

文学是现实的反映，《水浒传》和《西游记》都成书于明代。《水浒传》中的人一进监狱，向狱吏交“常例钱”是第一道手续。林冲一进去主动交，立马免了皮肉之苦；戴宗在不知道宋江的黑老大身份前，“贼配犯”没有主动孝敬他，他勃然大怒准备给这个不识相的犯人一点颜色看看。《西游记》说玄奘西去取经，是受唐太宗委托，报答佛天让他延续十年阳寿。李世民第一次“假死亡”，灵魂到了阴曹地府，因为事出突然，身旁没带钱——好像这样高级别的领导人没有自己带钱的习惯，被小鬼纠缠。到了那个地方，人家才不管你是大唐天子呢。不得已有人告诉他大唐阳世间有一个老头，经常烧纸钱存在地府某处，陛下可以去拆借一部分应付小鬼，还阳后再酬谢那老头。唐太宗照此办理，才打发了那帮要钱的小鬼。吴承恩分明是以对人世间的印象来写地府。

四九年后的大学校长，除了像马寅初这样极个别人，可以为坚持自己的观点，拿出“虽千万人，无往矣”的勇气，拿出“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的精神外，再也无什么有骨气，有思想，有道行的大学校长了。四九年后的大学校长都是共产党任命的官员，都是执政党的儡傀，是党化教育、奴化教育的忠实执行者和实施者，哪里还有一星半点的独立人格，以及作为校长雍容大度的风范。昨晚我应邀到成都33频道所做的一档叫“面对面”的电视节目，再次非常典型地了证明这一点。

我与媒体的关系，采取的是法国学者布尔迪厄式的方法，既斗争与配合。我不会一味拒绝发表言论，但绝不会见什么都去发表看法。我知道知识分子与电视等新型的传媒联姻是不可避免的事，但这个度怎么把握，却是一件颇费心机的事。那种什么都说，曝光率高的人，固然可以混个脸熟，但在这个越来越倡导个性化的时代，老是那几张老脸在那里晃来晃去，观众不厌烦你才怪。所以我对自己规定的是，只对文化和教育发表看法。33频道曾约我几次，凡是不是这两件事的，我都拒绝。但他们说最近有一档关于高等教育的事，让我支持他们的节目，我答应了。我说你们把当官的请来与观众对话，本是很好的，但让当官的坐在台上，也应该请有水平的观众坐在上面与他们对质，才有窦文涛他们那样的效果。我说上次在你们那里说教育，结果你们给教育官员的机会太多，而让质疑者的话语机会太少，我不想来。他们这说回不一样，让你说个够。 这档所谓关于高等教育的节目，去了我才知道是说关于一个叫阿忆的北大副教授4786元的高低问题的。说实在的，这个阿忆就是典型的错位。出了点名，就到学校去混，这和学而优则仕没有什么两样。我不想说他工资的高低问题，我只想说以下几点：一：大学何为。大学首要任务是教学、育人，是给学生以良好的方法和自由发展的空间，但当今大学做到了吗？扪心自问，许多大学老师做到了吗？阿忆教书如何？育人成果怎么样？我没听说过。阿忆有何精良之著述问世？我没听说过。我只晓得他是个主持人。这样的教师是否合格？我想不用太高深的思考就可以得出自己的看法。

二：公开为自己叫穷，为自己的权利呼吁，勇气固然可嘉，但仅止于此，似乎离一个大学老师，知识分子的要求太远。为自己权利呼吁，为自己的利益呐喊，甚好。怎么呐喊和呼吁亦是需要技巧，但呐喊和呼吁是任何人都会的，不需要什么高深的知识和学问。小商小贩都会，阿忆却说他的同事不敢说，他才来说。北大的老师胆子小到连自己的权益都不敢呼吁了吗？这算哪门子的大学老师？再进一步说，就是你阿忆敢呼吁了，就算是一个好的大学老师了吗？如果你这样说，我只能说，你真是勇敢。北大现在不出敢于批评社会，关心底层，关注他人命运的人，倒能出开着别克叫穷的阿忆，北大真是了不起。现在许多大学的老师都拿了各种各样的封口费，没有人替他人呼吁，关心社会的贫富不均，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幸好北大还有曾经的焦国标和现在的贺卫方，不然北大算什么呢？北大尚且如此，遑论中国其它大学。你或许会说，允许贺卫方这样的人，也应该允许阿忆这样的人嘛，这叫兼容并包。我告知你，这不叫兼容并包，兼容并包是每个人的学问也许不一样，观点或许会不同，但每个人在他各自的领域，都是靠谱的，都是拿得出手的。贺卫方当然是靠谱的，阿忆靠谱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不是兼容并包，这叫鱼龙混杂。

三：阿忆工资事件，只不过是社会贫富差距过大的情况下，各阶层利益分配不均所造成的撕裂在整个社会的反应罢了。阿忆的工资就本质来说不高，但为什么反响如此之巨？那是因为比阿忆工资差远的人大有人在，可谓成千上万，而像阿忆这样的高校人员没有多少人反思当今高教质量之不堪，进一步引起各方人士对高校人员的不满。高校教师究竟不是卖菜的，不是卖谷子的，只会说谷贱伤农。他还应该能说出谷为什么贱，怎样伤农的？为什么阿忆不反思一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阿忆应该有这个反省力吧，你不是说你有敢于说你的同事不敢说的话吗？那么为什么没有更深一层的说辞呢？那就是因为你在其间的利益左右了你的说话能力罢了。像焦国标、贺卫方、陈丹青这样的人，如果他出来说我是多么穷（事实他们也许不富有，但陈丹青可能除外），恐怕比阿忆更有震撼力。因为他们是在自己领域里，从学问到道德勇气都靠谱的人。但他们为什么不出来说呢？你以为他们惧怕吗？更强硬的对手他们都敢出来挑战，他还惧怕说出自己的穷？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除了自身益外，恐怕还保留一点真正知识分子的普世情怀吧。

四：高校许多老师的工资看似低，其实收入并不低，工资及收入都较低的是讲师以下的青年教师。高校收入差距拉大，实在是当今收入悬殊的一个缩影。阿忆的利益使他不敢揭露出他工资低，或许收入并不低的真实原因。如果你阿忆是博导的话，那么你工资就是4786元，恐怕你也不会叫了，因为拿各种封口费的机会大增，每年国家大量花纳税人的钱在各种所谓的文理工科的科研项目中，其产生的价值有许多可以忽略不计。我听说过南京一个马列主义研究项目要拿上千万的经费，我亲耳听一个院长兼博导给一位教授说，替他申请了一个项目，告知这个集体撰写的项目经费是一百万，由七个学校的七位撰写者组成。这位教授还是比较有品的，说我目前的研究没弄完，搞不赢。这位教授要拒绝，你猜那博导咋说，要是你能猜出来，我想你会得“另类诺贝尔奖”。他说，你在这方面是专家，又出过这方面的专著，到时你就把你的旧著拿来改写一章，不就得了。乖乖，这位“养猪博导”（一年招几十个）真有品啊。这样的人他也可以公开他工资的，他工资也许不高，但他的收入低吗？你别蒙我的智商吧。这样做歪科研藉以分肥的大学老师不算少吧。你说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还安心去教本科生吗？像陈寅恪这样真正的大师都要教本科，今天这些二三流甚至下九流的老师，还要崩大师的样子，不给本科生上课，这样的大学是什么狗屁大学？天理何在？八九年六/四后，中共深谙此道，把高校的学生管得没有思想，拿各种狗屁研究经费，封住高校老师的口，让他们在自身利益中丧失独立批评的勇气和能力。中共在这方面，可谓精矣，各位高校拿封口费的老师，你们也可谓精矣。

四：今天除了我以外，来的基本上是高校自身利益群体中的人，我要批评33频道在人员安排时，不注意不同观点的均衡性，不注意话语权之间存在的力量悬殊。我说那我只多说一点来批评他们。令人吃惊的是，但几乎不令我感到意外的是，所有大学老师几乎都只为自己的利益辩护，说他们工资是如何的低，课时是如何的多，科研是如何的重，他们没有时间兼职（贬意谓走穴），没有一个人就自己所知的内幕，有一点稍微像样一点超越性观念。我这说这正是当今中国大学教育的弊病之所在。作为一个大学老师维护自己的利益并不可耻，可耻的是，只知自己的利益而不知其中之不足，只知自己利益而不及丝毫之社会关怀。倘如此，你和卖菜者维护卖菜者的利益、骟牛人维护骟牛人的利益，有何本质的区别，有何高下之分？果如此，我们要称你们为高校教师、知识分子做什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称你们为牛贩子、猪贩子呢？

最后我要单独点出昨天来的两个台上嘉宾。一位是省教育厅高教处的周处长，他的发言虽然也在劝大家理解高教的许多不是，但他说无论怎样都要慢慢改，还比较得体，而且不疾不徐，有一定风度。倒是西南财大副校长丁任重，则是官气十足，没有风度，态度生硬，不说高教一星半点的不是，拿他的西南财大来说，仿佛更是完美无缺，他带来的老师也是极尽说高等教育好话之能势。我想教育部长周济都没有他勇敢，不会说高教好得不得了。这样没有是非，只知厉害的勇敢，是一种无耻。我当着他的面说，我说四九年前没有哪一位大学校长像你这样官气十足，也没有哪一位校长把自己当官来看的，也没有哪一位像你一样没有风度。最后他总结陈词的时候，竟然像电影里行刑前，共产党呼口号一样，说什么高教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一切以事实为依据”，真是勇敢之至。前有清华顾秉林、人大纪宝成之无知，今有西南财大丁任重之无礼无耻，之睁眼说瞎话。这样的校长滥竽各高校，你想高等教育能好起来吗？

　　　　　　　　　　　　　　　　　　　　　　　　2006-10-26

       《夜宴》中鞭笞老臣裴洪的那段戏，并不是“乱棒”，而是有计划、有章法的。那些没有面孔的士兵，每一棍打过去，必击中要害，但并不是即刻要了这个人的命，而是从不同角度增添和延长这个人的痛苦。将人支在半空中真是一个绝妙的主意，这样他就失去了可以支撑他痛苦的一小块地面或者一堵墙，也可以让他带着痛苦像一种飞行器似的飘来飘去，在翻飞的棍棒指挥之下翩然起舞。

 

这已经远远超出了上下文剧情的需要，事后没有一个人因为这种罕见的暴行受责罚。作为“奇观”，它设想观众在观看虐杀一个白发长者时，会感到由衷的视觉快感。它设想观众对于一般的残暴做法已经感到不过瘾，只有这种理性的、技术精良的残暴，才能够充分得到满足。

 

即使这样仍然不罢休。影片进一步提供这场暴行的合理解释——正是这位裴洪本人当年发明了这种超常的刑罚，如此这般他便是自作自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如果观众此时恰恰产生对于这位老者的同情，那只是可笑的、不值一哂的。事实上这位老臣之所以受罪致死是因为他公开向篡权者挑战，他是整个影片中唯一身上有正气有勇气的人，因此这场戏所释放的信息十分混乱。它可能引起观众的情感反应除了恐惧，还有报复、冷漠等。

 

应该说，如此展示虐杀一个老者，不仅挑战了电影院里的观众心理承受极限，而且冒犯了我们社会最低限度的伦理共识，逾越了日常人们生活中的伦理底线，损伤了一个社会共同体起码具备的基本礼仪。在这个意义上，人们的确可以问一声：电影审查制度怎么担当其角色？

 

如今我们的电影已经基本进入商业制作体系，一度被视为遥远目标的东西终于成为现实。运用成规的商业元素来制作影片，将更多的人吸引到电影院里去，这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推进国产商业片的繁荣发展，甚至成了政府影视部门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包括一些普通观众，也会十分娴熟地掌握正在放映的某部影片的票房进展，并进而论证这部电影的成功与否。某种情况很像处于竞争的运动赛中——某部电影票房上的成功，就像是一支得了冠军的队伍，其成就不仅属于这部电影，而且属于所有的人，属于中国电影，也属于政府工作的功劳。

 

但这恰恰是天大的误会。商家赚得钵满盆盈，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商家的利益并不是你的利益，他发财并不等于你发财。如果考虑到他的钱恰恰是想法设法从你的口袋里挖出来的，就更不值得为他欢呼了，不值得将自己的头脑替换成他的头脑，想他所想、急他所急。

 

我们难道为某个房地产商人的成就欢呼过么？即使是整个中国房地产事业都搞上去了，也不代表我们其中的每个人都赢了。在这个意义上，过去那种“大一统”的思维方式仍然在起作用，什么都混在一起，谁都站在一条线上说话，而不考虑自己所处立场的不同而带来的利益分殊或者不同要求。

 

商业电影当然以赚钱为目标。为了这个目标，有商人绞尽脑汁，揣测观众，想法设法让人们留在电影院的椅子上，这没有什么稀奇。但是作为一个成熟的社会，就是不能仅仅让一种力量发挥作用，需要有制衡和制约的力量同时出现。否则，一个倾斜的社会，是十分危险的。

 

电影审查应该正是这种制衡的力量。它不应该站到与商家同样的立场上去，不能认为只要目标是赚钱，就是无害的，就是值得扶持的。尤其是像我们国家这样作为政府力量的审查机构，它所代表的应该是社会，而不是其中某一方面的力量。审查的目的在于保卫社会，捍卫文明社会的基本原则，使得它们免遭攻击和伤害。

 

当然，说这些的前提是——存在着这么一个审查制度；因为它存在便需要对它进行问责，令它负起应负的责任。如果采用其他许多国家实行的分级制，情况另当别论。

 

除了保卫社会之外，还要特别保护未成年人。所谓电影分级审查制度，就是从未成年人的权益着眼的。除了暴力，《夜宴》中的一些情色镜头，显然不适合无遮无拦地出现在未成年人面前，让他们处于毫无保护的易受攻击的状态。这对于他们已经构成一种伤害。

⊙中国人不一样

　　中国人究竟有多么不一样？加州学者张隆溪曾经用了一个例子：小说家波赫士为了彰显中国人的“不一样”，说他在一部中国百科全书里读到中国人对“动物”是这样进行分类的：

　　一、属于天子的动物，二、经过防腐处理的动物，三、已经驯服的，四、乳猪，五、会尖叫的，六、寓言动物，七、无主的狗，八、属于此类的……，十一、用骆驼细毛可画出的，十二、以此类推，十三、打翻了水瓶的，十四、远观貌似苍蝇的。

　　波赫士当然是天花乱坠，旨在嘲弄，但傅科却正经八百地去解读波赫士的玩笑。他说，中国人这样“不一样”的思维方式显示出“在地球的另一端有一个文化，这个文化专注于空间秩序；对于事物的复杂性的理解，以我们的归类思维方式，与他们是完全无法进行命名、讨论、思考的。”

　　中国人的“非逻辑”思维在中国哲学家圈内也是一个争论已久的题目；梁漱冥就曾经强调过中国人重玄学的直观思维。但是波赫士的“百科全书”如此荒谬而竟有人上当，表示“中国人不一样”这个认定在欧洲是如何的根深蒂固。这种认定在的通俗文化里也非常普遍。

　　德国南部有个旅游景点，叫“欧州乐园”，有“小意大利”、“小瑞士”、“小法国”等。每个小国里都有鲜花怒放的庭园、雅致的小桥流水。带着民族风味的房子漆着明亮的彩色，童话中的公主和小矮人随着甜美的音乐向游客微笑、点头。

　　乐园中唯一不属于欧州的国度叫做“巴塔维亚之屋”（巴塔维亚是雅加达旧称）。这个亚州小国嘛，就在一个乌七八黑的水流通道里，阴森森的。游客坐在小船上，看见的是头戴斗笠、蓄山羊胡的蜡制中国人。怪模怪样的亭台楼阁；鳄鱼埋伏水中，长蛇盘身树干对游人丝丝吐信。失火的房子里，一个黄种人强盗高举着尖刀正追杀一个嘶喊的妇女。

　　“欧州乐园”所推出的亚洲图像使我想起英国作家德昆西的名著“一个鸦片鬼的忏悔”。“忏悔”中当年最脍炙人口的段落是他对自己梦魇的描述。德昆西的梦魇有一个不断重复浮现的主题：“属于亚洲的种种最恐怖的酷刑和意象。”誓如“在中国和印度最常见的热带动物──飞禽猛兽、爬虫、奇花异木”，都以最可怕的形象出现。鳄鱼追咬不放，他逃进“一间中国房子里，里头藤制桌椅的脚突然活动起来；鳄鱼那令人恶心的头和邪恶的眼盯着我看。”但他的孩子将他吵醒，他看见孩子“天真”的、“属于人类”的脸庞时，不禁泪下。

　　“欧州乐园”所反映的不过是德昆西对欧亚文化差异成见的翻版──欧洲是光明的、理性的、愉悦无邪而安全的，亚洲则是阴森的、非理性的、神秘诧异而危险的。可叹的是，从德昆西到“欧州乐园”，人类已经走了一百五十年的时光！

　　欧洲人固执地继续相信“中国人不一样”当然有许多复杂的原因，其中之一可能是人们对异国风情有一种自然的向往；神秘而又危险的异国风情较之一般的异国风情又更有刺激性。没有了阴森恐怖的“巴塔维亚之屋”，“欧州乐园”岂不太无聊了？

⊙两极化的东西文化

　　中国人对西方人自然也有难以打破的成见。在义和团的年代，许许多多的中国农民深信传教士会拐骗小孩，然后在教堂地窖里挖出小孩的眼珠。到一百年后的今天，仍旧有不少人相信中国人和西方人从人性基本上就完全不同。一九九七年十一月的上海大报就刊了这么一篇文章：

　　“中国人深谙兵法，但崇尚和平；我们参战是出于自卫，洋人则爱挑衅、好杀戮及侵略。

　　中国人出口他们认为最好的东西；洋人出口最能获利的东西。

　　中国人的疆界由民族融合而定；洋人疆界倚靠刺刀和马靴。

　　中国人讲义，洋人讲利。

　　中国人教导子女知足，洋人教导子女要求更多。”

　　黑白二分、简化到这个程度的思考在这里是无须详论的，但是同样简约制式的思考方式却也同时是许多亚洲领袖津津乐道的所谓“亚洲价值”的基础。在“亚洲价值”的架构里，中国文化，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个群体文化，而西方文化，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个个人文化。人权观念与个人主义是分不开的，因此它是西方所特有的财产，不属中国传统。结论就是：不能将现代西方的人权标准求诸中国。对中国要求人权的，若是中国人，就是卖国叛徒；若是西方人，就是殖民主义者。这种推论法不仅只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爱用，西方许多自诩进步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所谓“文化相对论者”，也坚持这样的观点。

　　这样的观点有两个基本问题。首先，个人主义或者人权观念属不属于中国传统，和应不应该在中国推行人权丝毫没有逻辑上的必然关系。马克思主义显然不属于中国传统，却在中国运行了半个世纪之久。女人缠足显然属于中国传统，却被中国人摈弃了半个世纪以上。所谓传统，不是固定的既成事实，而是不断的突破发生。

　　第二个问题是，对文化的简化就是对文化的扭曲。中国文化在时间上绵延三千多年，在空间上横越高山大海，在组织上蕴涵数不清的民族，在思想上包容百家学说，还不去提种种巨大的外来影响，誓如佛教。“一言以蔽之”地断言中国传统中没有个人主义，就是完全无视与儒家并列的种种思想流派，誓如极重个人自由解放的道家，即便是儒家思想本身，又何尝不是一个充满辩证质疑、不断推翻重建的过程？

　　西方文化发展形成的复杂，同样抗拒着任何“一言以蔽之”的简化。你说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是西方文化的胎记？哪一个时期的西方文化？文艺复兴前夕或文艺复兴后？启蒙运动前或启蒙运动后？你说人权观念属于西方传统？法国大革命前或法国大革命后？个人、自由、人权，在西方文化里也是经过长期的辩证和实验才发展出来的东西，不是他们“固有”的财产。

　　文化，根本没有“固有”这回事。它绝不是一幅死的挂在墙上已完成的画──油墨已干，不容任何增添涂改。文化是一条活生生的、浩浩荡荡的大江大河，里头主流、支流、逆流、漩涡，甚至于决堤的暴涨，彼此不断地激荡冲撞，不断地形成新的河道景观。文化一“固有”，就死了。

　　当然，把文化简化、两极化，是挺有用的。它能够清楚地分出“非我族类”，而异我之分又满足了人类天性需要的自我定位与安全感。对于统治者而言，它又是一个可以巩固政权的便利工具。步骤一，他按照自己统治所需来定义什么是“民族传统”、“固有文化”。步骤二，将敌对的文化定义为相反的另一极。步骤三，将他所定义的“民族传统”、“固有文化”与“爱国”画上等号。这么一来，任何对他的统治有所贺疑的人都成了“叛国者”，他可以轻易地镇压消灭，往往还得到人民的支持，以“爱国”之名。

⊙代表谁的中国人？

　　文化多元主义的原则是很吸引人的∶不同文化之间确实存在差异，而且我们必须尊重别人保持文化差异的意愿。但是在我看来，问题症结不在“尊重”文化差异，而在“认识”真实的文化差异。好吧，“中国人说，人权观念属西方文化，不是中国传统，所以不适用于中国”。在辩论适用不适用之前，有些根本的问题得先搞清楚。

　　是什么“中国人”提出这种说辞？他们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是中国人的少数还是多数？如果是少数，他们有什么代表性？如果是多数，他们持这样的主张是基于什么样的历史事实、什么样的哲学思考、什么样的动机、什么样的权利？

　　这些问题不先追究，我们何从知道他们所宣称的“文化差异”是真是伪？如果所谓文化差异根本不能成立，就不必再讨论下去了；文化相对论者也无法置喙其中。假使文化差异是真实的，这个时侯，作为一个西方人，他可以考虑究竟该如何看待这个差异，而谨记伏尔泰的名言：“尊重不一定是接受。”作为一个中国人，尤且是一个认识到凡是传统就得面临变迁和挑战的中国人，他很可能决定：这个文化传统压根儿不值得尊重，只值得推翻。谁也不会否认，一整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个中国传统全盘重估的过程。

　　但是今天的中国现实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所面对的这个政权，它从来不曾允许过别人对历史有不同的解释；它摧毁中国传统引进苏联的马列主义；它为了政治需要数十年不断贬抑儒家思想，近数年来又为了政治需要而鼓吹儒家思想；这个政权把与党的意识形态有“差异”者监禁，又对想保持“差异”的台湾进行飞弹武力恫吓。这样一个政权企图在世界上代表所有中国人说话，企图向世界解释什么是中国文化传统，并且要求国际尊重它的文化“差异”，一种由武力定义的文化“差异”。奇不奇怪？

　　托玛斯·曼流亡美国时，记者问他是否怀念德国文化，他答道：“我在哪里，德国文化就在哪里。”他的意思够清楚了：假使硬要一个人来代表德语文化的话，那么那一个人就是他托玛斯·曼而不是希特勒。告诉我，哪一个文化相对论者要“尊重”希特勒所宣称的德国文化“差异”？当然，同一个德语文化培育了托玛斯·曼也培育了希特勒，但是全盘接受一个由统治者片面定义的文化差异而毫不批判置疑，在我看来不是盲目无知，就是对受压迫者冷酷漠视。

　　人权观念属不属于中国传统？这个问题和中国人该不该享有现代人权毫不相干。但是在深入探究这个问题时，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就会较清晰地浮现出来，两者都不能以简化或两极化来理解和对比。尊重文化差异，是的，然而必得是真正的文化差异，而不是由统治者为了权力需要所设计出来的伪差异，或者是为了满足观光客而想像出来的“巴塔维亚之屋”一类的变形差异。

　　我个人并不担忧异国风情和神秘感的消失，真正的文化差异可以提供足够的空间让想像奔驰、好奇心深掘，而不冒扭曲的危险。扭曲一个文化固然可能点燃有趣的“创造性的误解”，却更可能导致毁灭性的仇恨。

《阅读日记:重温十二部文学经典》，(加拿大)阿尔维托·曼古埃尔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版，18.00元。

　　
　　2002年6月，曼古埃尔开始攒他的《阅读日记》的时候，他率先写的是比奥伊·卡萨雷斯的《莫雷尔的发明》。

　　以《莫雷尔的发明》的哲理性，曼古埃尔取得了一个足够高调的开头，也预示着这一趟“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旅程注定充满坎坷，尽管文字表现可以十分轻松。曼氏需要构架无数演绎的桥梁，粗粗一翻，就可以找到很多质量纰漏:比如，如何能把“9·11”事件中的恐怖主义者和夏多布里昂对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恐怖主义者”相提并论呢？18世纪的无套裤汉们可不想在谋杀别人的时候也送掉自己的性命；又如，如何能把肯尼思·格雷厄姆关于鼹鼠“按部就班进行冒险”的习性，和一批美国作家写文章为美国形象做政治宣传相联系起来呢？文人的折节，或者说知识分子缺乏独立性的爱国主义，能够与鼹鼠生活中的自强行为形成对比吗？

　　再如，曼古埃尔可以用很精辟的语言揭破迪诺·布扎蒂《鞑靼人的草原》中要塞的隐喻:“它成为一个锁住时间的神秘地方……这里的时间是以它自己的步履在行进，因而使得要塞和宇宙中的所有其他一切都隔绝了开来。”要塞内的主人公幻想着“征服的伟业”，最后却没能盼来一个敌人。但是，曼古埃尔由此联系的却是美英正在(以经济利益为动机)酝酿的第二次海湾战争。他先说布扎蒂的小说表明“那种英雄伟业都是毫无意义的”，紧接着又说“不管是人道主义的还是经济的理由都无法作为借口”——两句话之间的逻辑关系似是而非:战争是现实策略性的问题，人尽皆知战争的借口都是幌子，用普遍存在于文学中的、卡夫卡式的荒诞来否定战争的“意义”无异于隔山打牛。曼古埃尔这一番联系，文人秀才的思维局限尽显无遗。

　　作家希望用日记的方式缩小书本和现实的距离，结果适得其反，我看到了两者之间一道无法弥合的鸿沟。文学，尤其是文化精英们津津乐道的经典文学，提供的往往是一些终极的、通常也趋向消极的启示:和曼古埃尔一样，我读《堂吉诃德》也感到“没有得出什么结论”，我读《墓外回忆录》也感到一种“浸透全书的挽歌色彩”，而像《鞑靼人的草原》这类小说，除去技术上的高深造诣之外，除了给人以虚无荒诞、茫然不知所措感之外还有什么？曼氏的日记里就曾不止一次流露出类似“我总有一天也会归去”的叹惋，好像假释犯在给自己出狱后的经历作总结性陈词。他在一段不涉读书的日记中直白地流露过对现实的抵触:“我不得不中断日记的写作，因为我得给一家出版物写一篇用来糊口的文章……瞧瞧下面这一讨价还价的羞辱吧:我给一位杂志编辑打了电话，第六次索要已经欠了我长达三个月之久的稿费。在找出了更多的理由进行搪塞之后，她问道:‘你真的这么迫切地需要这一百英镑吗？’”(正因此，我才如此钟情于佩索阿那句话:“写下就是永恒”，它给多少无心功利的纯真文人解脱了心理负担，不用担心自己“百无一用”。)

　　在这一年里，曼古埃尔走了许多地方。在日记开始的时候，他的私人图书馆还没有完工；他还一次次罗列自己的收藏:不仅有书，还有各种精美的小摆设，甚至还有从博尔赫斯那里得到的礼品。他的情趣生动质朴，绝无造作，让人在赏鉴他“在故事和经验之间建立联系”的努力之余会心一笑。但当他开始引用科克托、伏尔泰、伍尔夫……这些名字的时候，刚刚产生的对情趣的审美又被促使你去思考的压力所打散。

　　阅读着是美丽的；多少人在这种世上最高级的消遣方式中获得沉重的充实感。我们可以说种种愤恨、失望、无奈的消极情绪也是扩展阅读体验的一部分，但事实必须正视:经典文学阅读无法解答眼前的问题，它的确能让人“看破”很多现实，却无力指导人对付这些现实；人们向它索要一张药方，却拿到一本生死簿。故而我才觉得，曼古埃尔不妨带去一本《迷惘》——那本曾在夏日拂晓的梦醒时分硬生生砸疼我的书，让我看到我身处一个怎样的囚笼，并且用痛感警告我，不必为了给每一句话旁征博引而磨灭掉常识与直觉。

　　1965年，纳博科夫出版了他译注的普希金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近1500页。威尔逊是纳博科夫的老友，但他看了纳博科夫的译本后，忍不住写了一篇严厉的批评文章，发表在《纽约书评》。威尔逊开门见山:

　　“这个译本虽然有某些价值，却颇令人失望。本文作者虽然是纳博科夫先生的朋友(他对纳博科夫先生怀着有时被恼火所泼冷的温暖感情)而且佩服他的大部分著作，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要遮掩他的失望……如果本文作者在尽量不去模仿他的粗劣文学态度的情况下仍毫不犹豫地指出他的弱点，纳博科夫先生也不应抱怨。

　　“纳博科夫先生在出版他自己的《奥涅金》译本前，先在本刊占了不少篇幅，谴责沃尔特·阿伦特教授早前的译本……阿伦特教授做了一项壮举，尝试译出《奥涅金》原文的抑扬格四音步和颇复杂的诗节形式。纳博科夫先生认为这样做绝对不能真正地忠实于原作的意义，于是采取‘逐字’直译。他的译本保留了抑扬格基础，却往往沦为散文，造成了比阿伦特的英雄式努力更灾难性的后果。它产生一种乏味而可怕的语言，与普希金毫无共同之处，也与纳博科夫平时的行文沾不上边。我们知道纳博科夫先生爱炫耀他玩弄英语的特技，也领教过他发明俏词丽语的绝艺。我们也深谙他的执拗，也即誓要用各种诡计震惊或刺痛读者，但我们怀疑他的执拗在这里反而有损他的才华，怀疑他——以他那种沙特敏锐地指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施虐受虐倾向:想折磨读者和他本人，其办法是一方面把普希金砍平，一方面拒绝全面施展他自己的才能。”

　　接着，威尔逊开始从细节落手，挑出纳博科夫的各种毛病，包括使用威尔逊也不认识的生僻词和威尔逊认为错误的语法。这些细节的批评，占了大部分篇幅。我觉得威尔逊颇失策，没有从概括性、浅显的角度落手，也即从他已指出的纳博科夫“缺乏普通常识”落手。如果能够从这些层面落手，则不仅可让我们读到好评论，而且不会被纳博科夫抓住把柄。简言之，威尔逊文章观点，大局正确，但细节有对有错，另一些仍有争议余地。

　　纳博科夫在《纽约书评》和《文汇》杂志撰文反驳威尔逊。在《纽约书评》的文章中，纳博科夫同样不留情面:

　　“一如威尔逊先生在《普希金和纳博科夫的怪事》一文开头所恰当地宣称的，我们确是老朋友。我完全认同他所说的他对我‘怀着有时被恼火所泼冷的温暖感情’。在40年代我到美国的最初十年间，他在各类事情上对我都是最友善的，尽管不一定与他的职业有关。我一直都感激他在避免评论我任何一部小说时所显示的圆通。我们有过很多热烈的谈话，通了很多坦率的书信。作为他长期绝望地热恋俄语的耐心密友，我一直都竭尽所能向他解释他在发音、语法和理解等方面的错误。近至1957年，在我们最后几次会晤中，有一次我们彼此都带着几分惊讶和沮丧，明白到尽管我一再向他解释俄语诗的格律，可他依然不得其门而入。在接受大声朗读《奥涅金》的挑战时，他以极大的兴致迎战，每念到第二个字就口齿不清，把普希金的抑扬格诗行变成某种痉挛式的抑扬格，夹杂着众多扭曲上下巴的呃呃声和挺逗的低吠声，彻底把节奏给搞乱了，很快使我们彼此都笑不出声。”

　　接着纳博科夫充分发挥他的俄语以至英语优势，但并非逐一反驳威尔逊，而只是抽样而已。因为他还要更详尽地给予威尔逊的文章足够的“友善关注”。他又在《文汇》写了一篇长文《回答我的批评者们》。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纳博科夫的译本可谓劣评如潮。他的反驳主要是聚焦于细节，在反驳威尔逊的部分更是如此。这些细节尽管有说服力，但大局上往往是错的。纳博科夫援引拜伦和丁尼生诗歌中相似的用法来反驳威尔逊，这也是对的，但从翻译常识看，却是错的。例如我们在现代汉语中使用古语或成语，必是对普通读者不构成障碍的。但若在翻译中试图复制这种构词或造句，则肯定是别扭的。即使原文使用古语对普通读者构成问题，需要查大词典，你在译文中却不可使用要求读者也去查大词典的词语。

　　《纽约书评》的读者作出热烈反应。一位读者说，纳博科夫的英语(几近)完美，但不足以翻译普希金；威尔逊的俄语则只能算是过得去。另一位读者说，这是一个骗局，威尔逊的文章是纳博科夫假威尔逊之手写的，用来作纳博科夫小说《微暗的火》的附录，以回报威尔逊在文章开头所说的温暖友情。

　　至于两人的友情，不用说变成了微暗的火，很快就熄灭了。

　　说到木屐，日本也常提我们的谢灵运。这位一千五百多年前的南朝人物“常著木屐，上山则去其前齿，下山则去其后齿”，此法是否真可行，好像不曾有人用实践检验。白川静以研究汉字著名，他说谢公屐叫蜡屐，脚底的板与板下的齿用蜡连接。我漠然想，大概像卯与榫一般严丝合缝，涂蜡润滑，才容易把齿卸下或装上。至于日本的木屐，参观作坊，却是把一块木头从中曲折锯开，便初具一对形状，再精削细磨。底板凿三孔，系带作人字，据清末广东人黄遵宪的体验，“必两指间夹持用力乃能行”。这人字不能倒过来，所以上山下山都只有一个趿拉法。周作人“觉得比广东用皮条络住脚背的还要好，因为这似乎更着力可以走路”，于是他穿了和服木屐，拄根文明棍，很是自在。

　　谢灵运时代鞋类已颇多，木屐“以木为之，施两齿”，是专门用来践踏泥泞的，恐怕不适于登山，此公玩风流罢了。从出土文物来看，木屐很早随稻作从中国江南传入日本，但晋人陈寿在《三国志》中记载，日本“皆徒跣”，就是说木屐传入是传入了，日常却未必就用它来走路。或许踏地作响，用以驱鬼，用以敬神，踏起歌来又可以代替鼓声，且歌且舞。平日里人们不是打赤脚，就是穿“草鞋”或者“草履”。社会进步，草履不断地改良创新，你看见女人穿和服袅娜如随风飘去，倘若是正装，她内八字拖沓的就应该是这玩艺儿。木屐的齿有高有低，高齿木屐的一大功用是平地出恭，类似于吾乡早年的茅房用方砖两块，左右垫脚。

　　歌舞升平的江户时代也过了一半，已经是18世纪中叶，刨凿之类工具发达，这才出现了专门做木屐的作坊。于是，木屐在女人当中流行，二十年后男人也跟风。本来木屐和雨伞相配，对付有雨一街泥，后来却成为时尚，晴天也穿出来听响。还造出三个齿的，涂了黑漆，妓女之超女拖曳着游行。1901年，这一年警察开始练车，骑脚踏车巡街，当局颁布禁止跣足令，街头巷尾便响彻踢里踏拉声。也有了板与齿拼装而成的，例如晴日木屐。永井荷风写过随笔《晴日木屐》，他趿拉着这种木屐逛街，是东京天气全然没有信用的缘故。战败后物资匮乏，人们只有木屐可穿，1955年生产九千三百万双，创历史纪录。此后经济起飞，男女老少穿上了皮鞋。1964年举办奥运会，大街小巷都铺上柏油，木屐就成了长物，蔽与不蔽，统统被弃之，天下阒然。

　　前几天观看日本铁道摄影展，一张老照片吸引了眼球，但兴趣并不在火车，而是铁道边站成一排看火车风驰的孩子，木屐不良于跑，被他们别在腰里或拎在手上，此景题为木屐的记忆似更妙。在学校里身上制服，脚下木屐呱哒呱哒，属于粗野形象，有伤风纪，现今只有大学拉拉队的队长还弄成这副模样。不过，有一个人物却令我佩服，他叫岛正博，上学穿木屐被老师申斥，回家动脑筋，在底板上嵌入橡胶垫静音，从此走上发明之路，1965年开发全自动手套编织机。商店里卖的毛衣，款式繁多，袖子不是后缝上的，而是像木屐一样整体成型，这种编织机也是他发明。

　　二胡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成为中国的国粹，把木屐算作日本的国粹我们也应该无话可说，并且为弃之而惋惜。而今只有夏日里看烟火，女孩裹上轻薄的和服，光着白白的脚丫拖木屐，风情犹存，但她们偶一为之，娇呼脚趾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