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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可报》了。也难怪，它只存在了短短24天，而且那是在1911年，风云变幻的革命年代。就算《可报》的停版震惊一时，而今它也只能侧身冯自由《革命逸史》中那一长串“与革命党人有关”的报名行列，连一张报样也未留下。除了同时代报人只言片语的转引，反而是在广东巡警道下令停版的“特谕”里，我们才知道这张报纸的言辞与遭遇。

停版这事的来由是这样的：1911年4月8日，同盟会员温生才乘着华人飞行家冯如在广州试飞的热闹机缘，刺杀署理广州将军孚琦。此案审结极快，就在我写此文的99年前，4月14日，温生才被斩首于他持枪行刺的广州东门外。

《可报》的经理邹鲁以记者身份到现场观刑——后来人们才知道，他和《可报》同事朱执信、凌子云等人，都是同盟会员。温生才的死，让邹鲁悲愤莫名，从第二日起，连续刊发多篇报道与评论。这些文字，成为广东巡警道王秉恩勒令《可报》停版的主要理由。

巡警道的特谕写得很有意思，一反官府封报馆含糊其辞的惯例，逐条批驳《可报》的论述。比如《可报》评论《东门外之今昔观》一文用反语批评温生才“愚不可及”：“曾、左、胡、李何尝不是英雄？乃必步趋史、徐后尘，溅血东门，始为英雄乎？”史是史坚如，徐是徐锡麟，都是赫赫有名的革命志士。对此警道的批驳是：“温生才不过卑贱之役夫耳……暗杀之扰害治安，不得侪于国事犯之列。与史、徐尚不可同日而语……生前既无足称，身死亦不足惜，尚何英雄之可言？”

另一篇评论《温生才之短枪》写道：“嗟夫！天地荒晦，怨毒充盈，短枪之声，劈空而起……呜呼！大陆沈沈，戾气遍于六合，不图白云之陬，珠江之湄，竟有温生才之人，与其人之短枪出，于是温生才之名以存，而短枪亦偕其人以共垂不朽。”警道责问道：“似此凶人凶器，该报长言之不足，而咏叹之，表章揄扬，不遗余力，是何居心？”

《行刺将军之凶犯正法》这篇报道，尤触警道之怒，里面写道“记者游东门，见各新军过者，无不向之聚观，观此大有凭吊唏嘘之慨，甚至有流涕者。记者伫立而观此情形，亦为之恻然”。警道质问说，该凶犯身伏国法，死有余辜，怎么会有过客“凭吊唏嘘”？更何况是职在卫国的军人？而且，你们报的记者，居然对此情形，“为之悯恻”，“岂伤心人别有怀抱耶”？这已是在怀疑《可报》的政治立场了。

有记载的《可报》四篇报道评论中，唯有《咄！行政官竟敢蹂躏司法权》一文，警道未予任何评议。温生才之死刑命令，是由两广总督张鸣岐发出。20世纪之前，这种做法毫无问题，但在清末立宪风潮的背景下，这一点却成了此案的软肋，广东警道完全不提此文，或许是这个原因。

警道特谕转而清算《可报》的另一篇短评《论卖国贼》，该文将“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神圣尊严，不可侵犯之大清皇帝”称为最大的“卖国贼”，按说已是“大不敬”，尤胜章太炎的“载湉小丑，未辨菽麦”。奇怪的是，广东警道并不满足于这一从前属于“十恶不赦”的罪名，进而苦苦追究《论卖国贼》提及的“宁赠朋友，不与家奴”这句据说出自西太后的名言：“赠友不赠奴之语，出自何人，而敢据为典要？该报口不择言，一至于此。律以诋毁宫廷之罪，其将何辞？”特谕就此下了结论：“即是无心失检，偶触忌讳，而该报提倡不自爱国之说，足以耸人民愤激思乱之心，而直资乱党之口实，其贻祸不可胜言！”因此，以“诋毁宫廷，扰害公安”之名，命令《可报》“永远停版”。

警道特谕，给《可报》扣的帽子很大。但是，它对报馆设在广州的《可报》，仅限于封报，并没有抓人，这种处理方法，与八年前官厅对待《苏报》案已大相径庭。而且，接到这份特谕后，广州报界公会递送集议公呈，称《论卖国贼》“不外责难于君之意，似与诋毁宫廷有别”，而温生才案报道，也是“就事论事”，“亦不得谓为鼓吹暗杀，扰害公安”，“何至以此等文字，过事深求，使一般人民，或以官吏办理此事，过于操切，致生惶惑”。

公议如此，加之《可报》有广东省咨议局的背景，广东警道态度不免又软了几分。他们同意让《可报》复刊，条件是经理邹鲁需要递交一份“悔过书”。这已经是很宽大的条件了。不妨认为，在全国立宪自强的呼唤声中，广东当局也不得不表现出相对开明的姿态，声称“于言论机关，极力维持，藉以开通民智”，滥封报馆、戕害报人等手段的合法性已经丧失了。

不过，《可报》谢绝了报界公会的美意，拒绝悔过，宁愿让这份刚发行24天的报纸终结。我们这些后人知道为什么邹鲁如此强硬：《可报》4月23日停刊，四天之后，黄花岗起义爆发，七十二烈士喋血羊城。

梁启超后来论及辛亥革命时说：推翻清廷，看上去是“红血革命”的功劳，而起事之前，报章鼓动人心，暴露黑暗，是所谓“黑血革命”（油墨色黑之喻），同样居功至伟。仿佛为他的话做注脚，就在《可报》停刊半年多之后，武昌起义、南北交兵的消息传到岭南。不知是哪家报纸，率先发出了一条上海来电“京陷帝崩”。这条不折不扣的谣言，被粤、港两地报纸争相转载，全城欢声雷动，两广总督张鸣岐被逼出逃，广州就这样不流血地进入了中华民国——血早已流过，不单是温生才与黄花岗的红血，也有《可报》为此流下的“黑血”。

1959年，胡适和殷海光之间发生了一场小小的争论。

先是胡适在《自由中国》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容忍与自由》，阐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的道理。

殷海光看到该文后，很快就做出了回应，写了一篇《胡适论〈容忍与自由〉读后》，发表在下一期的《自由中国》上。

根据殷海光后来的说法，他怕给人留下《自由中国》内讧的印象，勉强恭维了胡适几句，说胡文是“一个伟大的文献”，“是中国人应走的大方向的指南针”，实际上他很不以胡适的文章为然，认为胡话关于“容忍与自由”的说法是胡说。

胡、殷二人的一个重要分歧是：殷海光认为，“同样是容忍，无权无势的人易，有权有势的人难”，因此容忍是（或者说主要是）有权势的人的事。而胡适则认为容忍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事，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克己功夫，因此他着重的是社会中每一个人的态度问题、心理问题。

在我看来，胡适和殷海光二人其实谈的不是一个问题。殷海光着重考虑的是对有权势的人进行限制的问题；胡适侧重谈的是作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修养功夫的容忍问题。

在《自由中国》杂志10周年纪念会上，胡适作了一次演讲，对殷海光的批评进行了回应。不过，他的回应多少有点文不对题，大谈拿笔杆子的人、主持言论的人也是有权势的人，而没有解释清楚：为什么容忍不仅仅是有权有势的人的事，还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事。

在这里，我不妨结合胡适在别的地方的论述，对这个问题进行一番阐发。

在我看来，权力、权势这种东西，是特定环境下、各种因素互相作用所形成的特定的人支配人、人控制人的状态。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时都会发生变化的。今天是东风压倒西风，也许明天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今天你在野，也许明天你就在朝。今天是少数派，也许明天就是多数派。今天是芥子，也许明天就比各种菜蔬都要高（此意出自《新约·马太福音14章》，胡适曾引过这段话）。今天你无权无势，也许明天你就是有权势的人。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有权势的人，所以容忍是每一个人的事。

胡适在《容忍与自由》一文中举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加尔文等人起来进行宗教改革，本来是因为他们不满意于罗马旧教的种种不容忍、种种不自由。但新教在中欧北欧胜利后，加尔文在日内瓦掌握了宗教大权，他却把具有独立思想、批评加尔文教条的塞维图斯定了“异端邪说”的罪名，把他用铁链锁在木桩上，堆起柴来，慢慢地烧死。

中国历史也能提供类似的例证。一般认为农民阶级是弱势群体，可在动荡时期，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军手中也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我们一般也不会想到中学生是有权势的人，可在一个时期，中学生们手拿皮带，看谁不顺眼就可以把他打死，即便他以前是权倾一时的省军级。

这些事例足以说明：不是有权势的人容忍难，而是我们每一个人容忍都很难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其实都有一个“不容忍”的魔鬼。这个魔鬼一旦和权力结合在一起，我们就成了不折不扣的野兽。

尤其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即便是无权无势的人，即便是弱者，也有一个容忍的问题；对于还没有掌握权势的人来说，容忍的修炼也很重要。除了前述原因外，胡适还从别的角度进行了论证。胡适有一个意思很值得注意：容忍是当权的人和在野的人、多数派和少数派双方的事。如果还没有掌握权势的人、少数派时时处处都摆出一种“打倒谁”、“推翻谁”、“深恶痛绝谁”、“仇视谁”这样不容忍的架势，老是想着“有朝一日权在手，杀尽异教方罢休”，那就很难希望当权的人、多数派会采取容忍的态度了。相反，当权的人、多数派要考虑的就是如何斩草除根了。

对于容忍问题，胡、殷二人不仅在认识上有分歧，在实践上也有差异。在《容忍与自由》一文中，胡适以自己为例子，反省了自己早年不容忍的言行，并且处处表露出对社会能够容忍他的感恩。而这些在殷海光文章中是很难见到的。殷海光早年也有一些很不容忍的言行，他似乎不认为自己有反省的必要，他总觉得自己是受害者，是弱者，不必讲什么容忍；容忍是强者的事，不是我的事。

很多人都认为殷海光是自由主义者。不过，他的气质、他的性情和自由主义不是很协调。他太自信，太自以为是，他不太会想到自己也有可能出错。他在台岛屡受打压，这是事实（这是否和他过于表露的“深恶痛绝谁”、“仇视谁”这样不容忍的态度有关？），但有时候我会想到：假设“有朝一日权在手”，殷海光能否摆脱“我不会错”的心理，能否稍减他那“正义的火气”，克制住自己“杀尽异教方罢休”的冲动？这倒是一个很有趣的假设。这个问题其实可以用来考问我们每一个人。

1904年在美国圣路易斯举行的这届万国博览会，是为了纪念美国杰弗逊总统力排众议，以150万金圆，从饷源匮乏的拿破仑手中购得路易斯安那州100年而专设的。

这是晚清参与世博会以来，政治上最为重视的一届世博会。天潢贵胄贝子溥伦亲自挂帅，被朝廷委任为赛会正监督，首批留美幼童、耶鲁学生黄开甲，担任中方副监督。当时报纸这样称溥伦踏入美国的盛况。“伦贝子偕其随员于上礼拜内安抵美京华盛顿，先与其首相兼外部大臣海君相见，现已觐见其总统。伦为中国皇帝之懿亲，足履美洲者，以贝子为第一人，故士女欢迎皆以一见为荣。”（《赴美各员抵美》，《大公报》1904年4月29日）

这也是晚清参与世博会以来，经济上花费最为巨大的一届世博会，费银70万（此数可见张元济：《中国出洋赛会预备办法议》，亦见《咨调医官赴会》，《大公报》1904年1月20日），这可是在国库空虚、无力担负的情况下，政府强行向各省摊派筹集的一笔费用。“直隶、江苏、广东、四川省各10万两，湖北、浙江各8万两，安徽、江西、山东、湖南各4万两，福建3万两，江海关45万两，九江关2万两，金陵关1万两。由于有的省、关未能解足，故清廷实际为此次赛会共调拨库平银75万两，这已是当时拨款最多的赛会经费了。”（董增刚：《晚清赴美赛会述略》，《北京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这次世博会上中国的意气和风光常常令今天的我们陶醉不已。

其实，对我们来说，这也是满清参与世博会以来，最为“丢人现眼”的一届世博会。且看我们的赛品：

上海装小脚妇人一、宁波装小脚病妇一、北京装小脚妇人一、广东装小脚妇人一、和尚一、老爷一（面墨黄，有问者，巴士伯辄以吸鸦片烟答之，并云中国官大半吸鸦片烟）、兵丁一（绿营式）、苗蛮一、小城隍庙一座（内贮城隍十殿鬼判）、小县衙门一座（内具各种酷刑为文明国人所未见者）、小木人数百个（皆泥工，苦作、肩挑、贸易、娼妓、囚犯、乞丐、洋烟鬼等类）、小草舍十余间（皆民间旱涝疫病困苦颠连之现象）、枷号一方（会场初开置于中国地段门外，伦贝子言于巴士伯，始收检）、杀人刀数柄、洋烟枪十余支、洋烟灯数具、杀人小照数方。以上列中国段内（泥人皆过四尺高）。（张继业：《记散鲁伊斯博览会中国入赛情况》）。

有幸的是，今天，我们可以从美国百年摄影公司（Centennial Photographic Company）拍摄的中国场馆照片上，看到当年这些达四尺高的木偶泥人。画面右前方站着一个身穿宽大戏袍，双目圆睁，面膛漆黑，满嘴黑髯，手持纸扇的偶像，这大约是京剧中的人物造型，很是唬人。而照片的左后方，是一个拖着辫发，全裸上身的男子与一个头戴斗笠，脚踩烂鞋的妇人正在劳作的场景，低眉顺眼，神情呆滞，也许这就是张继业所说的“苦作”。

这次世博会上，上海茶店陈新礼带缠足少女侍茶，亦惹起旅美华人的反感和谴责。留学美国的勋阳人张继业看到这种情形，深以为耻，著文《记散鲁伊斯博览会中国入赛情况》以志此奇耻大辱，这是一篇并不多见的充满耻辱、愤恨和无奈的游记，他说，我国“赛品之丑，奚啻天壤”，“此次不特虚糜巨款，又使我四万万人之奇辱，永永印入全球之脑中。嗟彼洋员，章吾国耻，言之痛心”。并呼吁“凡有血气之人闻之，当如何兴起奋发，及时改良，以湔洗无穷之奇耻深恨。”

除过此类丑陋展示之外，晚清赛会官员借办世博大发其财的行为就不敢令人恭维了。

某全家在此，其宗旨则在大发财，而不返中国，于赛会商人不加体恤，视同赘疣。中国会场地段狭隘，一无布置，此地介乎英德墨西哥会场之间，令人羞愧难堪之至，中国会场在美术院之间，至所造中国房屋俗呼为王宫，更属敷衍之事，矮小粗恶，莫名其丑，丢尽中国人颜面矣。闻某于此项工程大发其财，并将带来陈赛物品私运至纽约售卖，捏造应酬送人，闻此二项，渠净得美金三十万元（外间谣传五十万元，美国人人皆知），茶磁公司及工艺局之地段，闻至今尚未指定，因渠所索者仅有容拳之地，尚不敷国家赛会之用也，此项劣迹辱国害商关系不浅，渠此次毫无顾忌，因渠志在不回中国也。（《节录某氏函述美国会场情形》，《大公报》1904年4月29日）

如果说美国人办世博旨在赚钱是有情可原的话，那么，中国人借办世博大发其财却就是“无耻混蛋”了。因为，人家是光明正大地发“阳光财”，而我们是偷偷摸摸地发“昧心财”。建筑场馆而大发其财，私运赛物到纽约售卖而大发其财，甚至把握公权以此为难要挟商人而大发其财等，某氏的信函让我们看到了那些远在美洲大陆，借世博以发财的官吏的种种丑态。

在1904年圣路易斯世博会上，粤人欧阳祺、欧阳庚兄弟分别是黄开甲的随员、清廷驻旧金山副领事，此二人“狼狈为奸，鱼肉同胞，克扣赴美华商钱财货物，中饱私囊”，而法人帮办“更是胆大妄为，不仅恃权虐待、刁难华商、华工，而且把中国所租的杂艺院变成贿赂场，勒令华商向其纳贿，否则不给在会场内安排参展位置。”（董增刚：《晚清赴美赛会述略》）领事洋员，丧心病狂，他乡异域，敲诈勒索，弄得一派乌烟瘴气。

今天，我们常以早期世博盛会中能有中国身影为荣幸，在1904的圣路易斯万国博览会更是如此，我们常常自豪于溥伦贝子那富丽堂皇的卧榻和客厅复制品让那洋人大开眼界，我们津津乐道于中国演员在博览会上大唱“与西方任何演出完全不同”的京戏以致“没有人愿意错过它”（《艺术馆内的中国展品》）。但同时，要看到这届世博会恰恰是侮辱和伤害国家民族、暴露官员贪婪和腐败的一次世博。

美国立国之初受到英国的普通法传统，以及资产阶级革命思潮的影响，强调契约自由、私人财产神圣，严格禁止罢工。在19世纪早期，为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而采取的罢工，都被当做普通法里的“共谋”犯罪来打击。1792年成立的费城制鞋工人协会，是美国第一个劳工组织，但在1806年因为罢工被法院判定为犯罪。当年的法官称：工人联合要求涨工资，一是自利行为，二是对没有参加他们组织的人的伤害，法律谴责这两种行为。

这种态度在1842年有所转变。在马萨诸塞州诉亨特案判决中，州最高法院法官肖强调：罢工要么有非法的意图，要么是用了非法的手段，否则就不是刑事犯罪。

从此，罢工本身不再是刑事犯罪，但雇主们发现通过向民事法官申请“禁令”制止罢工更便捷。禁令是英美法特有的制度，法官可对“明显的侵权行为”发禁令，因为禁令是不经过陪审团的，也不需要经过诉讼，所以很容易被滥用。1890年反垄断的《谢尔曼法》，居然被雇主用来禁止工人罢工。该法本意是限制大型托拉斯跨州搞价格合谋，操纵市场，其中明确宣布“每一个限制州际贸易或者商业的合同、企业联合……或共谋”为非法。法院居然会把罢工看定为垄断“共谋”，这是基于如下的价值判断：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维持社会活力，比雇员提高工资水平更有利于整个社会。即所谓“效率优先”，这背后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斯宾塞的自由主义，这就是那个镀金时代的神学，它还可以叫“帝国主义”。

当时劳联抨击：法官成了不负责任的暴君，为公司的利益而大行专制统治。司法权坚守过时的“契约自由”，昧于时代，倒行逆施，甚至行政机构也很光火，老罗斯福总统在1907年国情咨文中称：法院滥用禁令干涉罢工，对我们的社会安全来说将是最不幸的事情。

这一时期美国社会矛盾尖锐，劳资暴力冲突不断。因此，片面的契约自由观，已经开始逐渐被社会所抛弃，劳资合作逐渐成为社会共识。当时威尔逊总统提出“劳资合作”的观点。著名经济学家康芒斯和李尔森，创建了制度经济学，强调集体谈判是一种宪政制度，试图让“制度”推动社会进化。著名法学家庞德提出“现实主义法学”：法律的目的不仅是保护个人权利，更重要的是保护社会利益。所谓契约自由，是在双方平等情况下形成的；如果劳资双方本身不平等，那么就需要政府的干涉。“伟大的异议者”霍姆斯法官也指出：法律不是一系列观念的机械罗列，法律要传承历史，更要反映时代的变化，反映当下人的生命体验，他讲出了那句“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在于经验”的名言。

到了1914年，水到渠成，美国国会通过了《克莱顿法》，其中明文禁止法官在劳资纠纷中发禁令，“除非为防止财产或者财产权遭受不可弥补的损害”。这就等于说一切不直接破坏财产的罢工都是合法的，这被称为“劳工的自由宪章”。1932年国会颁布了《诺里斯-拉瓜迪亚法案》宣布禁令和黄狗条约（禁止工人自由参加工会）无效；相反规定，一切妨碍集体谈判实施的行为才是违法；并且明确宣布保护劳工自由组织工会，并与资方进行集体谈判是美国公共政策的目标。最终1935年《瓦格纳法》（《国家劳资关系法》）出台，政府在劳资谈判中保持中立，但工人可以自由组织工会、集体谈判、设置纠察，雇主则可通过解雇等手段，双方展开博弈。

自此包括罢工权在内的“集体谈判”权成为法定权利，而传统的契约自由理论——劳资关系是“平等”的，不需要国家干涉，彻底寿终正寝。

再举一个例子如果消费者因为汽车质量受到伤害，就可向汽车厂商索赔。这在我们现在看来是天经地义。然而，仔细分析一下，商品质量责任与传统的法理严重冲突：合同具有相关性，只约束合同当事人，不能约束合同之外的人；买车子是你跟经销商的事，与厂家无关，出了问题，你只能找经销商，不能找厂家。这样的传统理论，在大工业化时代里，就显得不适合了。1916年麦克弗森诉别克汽车公司案中，别克汽车质量有问题致原告伤害。著名的卡多佐法官做出判决：制造商给予注意的责任不受合同关系的限制，受害人无须与制造商有合同关系即可获得赔偿。从此明确了厂商的产品质量责任，无疑卡多佐法官的这个判决是对传统的突破。

可见，理论的目的是让人活得更好，人的生活不是为了让理论更加严谨。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当既有理论——无论在历史上曾经多么先进、多么值得敬畏——无法适应时代的发展，要么就被变革，要么被抛弃。理论的正确性，不在于理论自身，而在于实践。

别人说“我是刘贤斌”，其实是在说，“我可能成为刘贤斌”。我说“我是刘贤斌”，则有双重含义。第一，我曾经是中共文字狱受害者，我曾经就是刘贤斌。中共强加给刘贤斌的罪名与我的相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事实”也与我的相同：在网上发出批评中共或声援人权受到迫害的弱势群体的声音。刘贤斌案件还与我相同的是：我们的妻儿，都受到中共公检法的威胁、欺骗等等。第二，我出狱以来，如刘贤斌那样，并没有停止使用宪法里公民“言论自由”和“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而刘贤斌，这个四川遂宁人权捍卫人士，就是因为使用这一中共宪法里白纸黑字的权利，被中共遂宁国保拘捕入狱的。

“起初他们迫害共产党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马克思的信徒；后来他们迫害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日耳曼人；再后来他们迫害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牧师；最后他们迫害到我头上，我环顾四周，却再也没有人能为我说话。”作为过来的“刘贤斌”，我最清楚，如果不是有网络，如果不是有众多素不相识的良心人士的声援，中共对我的迫害，只有更加凶残，而不是相反——中共国安曾经如此威胁我：叛逆两年刑是很轻的，知道吗，毕节海子街那个李志美，文革期间只是收听敌台，就被枪毙了。所以，我要声援刘贤斌，我要义无反顾地加入到绝食接力声援刘贤斌活动中来。

我还想对遂宁公检法说，拘捕、判处刘贤斌，是愚顽的，与现代法治社会背道而驰的。当年，中共毕节地区法院判决书载明，半年来，我四篇文章点击率为1532人次，回复率为25人次，而欲加之罪的判决书竟称这叫做“被多人次点击”。我被抓起来，被判刑之后，我四篇文章的点击率和回复率，只怕是在后面加上两个零，也远远不止。刘贤斌亦如此，过去，我对刘贤斌几乎一无所知，但6月28日，中共遂宁国保抓捕曾经坐牢12年，出狱才一年零七个月的刘贤斌之后，关注刘贤斌的人和阅读刘贤斌文章的人，都呈几何级数地增加。假如我和刘贤斌的文章真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强大能量的话，那么，中共毕节和遂宁公检法，无疑是最大推手和颠覆中共政权的罪魁祸首。所以，不管是从法治的角度，人道角度，还是从中共利益的角度来看，都应该无条件释放刘贤斌。损人而不利己，除了实质上连给自己吃香喝辣的党的利益也置之不顾的，不可理喻的愚顽之徒，谁也不会干这样的亏本买卖的。

蝼蚁尚且趋利避害，以绝食的方式来声援现代文字狱受害者的刘贤斌，人权受到严重践踏的刘贤斌，是良心人士在无法可想的情况之下的下下策。然而，我们要看到，绝食，不仅仅是引起世人对刘贤斌遭遇的关注，可以说，也是为了唤起、唤醒遂宁公检法的司法良知。我们都知道，当年，印度甘地一次次的绝食和平请愿、抗议能够成功，这是与当时的英国殖民当局相对的“文明”执政理念分不开的。我在服刑期间，不止一次听到同监室人犯转述中共公检法如此对待“胆敢”以绝食、自杀等“威胁”政府的人：“你不吃饭，又不是老子挨饿。看守所死的人还少了？这吓不倒老子们。死了，半张信笺纸，几百块钱就打发了。”甘地最长时间的绝食是21天，共有三次，有两次还是在监狱里进行的。要是甘地面临的是一个比法西斯还要惨无人道的政府，要是甘地面临的是一个“又不是老子挨饿”的监狱，那么，甘地1918年第一次绝食的时候，很可能早被半张纸和几百元钱“打发”了，何来以后的非暴力不合作先驱甘地，何来以后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甘地。一个将无辜受害者逼迫到绝食、自杀的悲惨境地还如此麻木不仁的政府，绝对是一个远离文明，与人类普世价值为敌的野蛮政府。

因此，我们的绝食，不仅考量着我们声援刘贤斌的诚挚，考量着我们抗议遂宁公安拘捕刘贤斌暴行的义无反顾，还考量着遂宁公检法的职业良知和个人品质，考量着中共遂宁政府的文明程度。也即说，绝食，是我们以君子之心假设中共遂宁政权会以我们期望的，文明方式回应我们的前提下进行的。否则，绝食就成了自虐，毫无意义可言。

7月30日，湖南长沙市芙蓉区一税务分局大楼发生爆炸。事件造成4人死亡，19人受伤。在我们生活的国土上发生这样的暴力事件，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是个悲剧。我们不需要暴力，我们谴责暴力，哪怕，你认为你收到了你的暴力对象天大的不公正对待。毕竟，现在不是水泊梁山的时代了，而是任何人和政府也不会公开否认和平、理性的时代，是好歹保护人权写进了宪法的时代。

让我感到宽慰的是，截止今天，2010年8月1日止，已有大江南北的北京、陕西、四川、安徽、贵州，以及香港等成立了“我是刘贤斌关注团”。维权改变我们的命运，围观改变社会的进程，让生活在特色制度下随时可能受到强权欺凌的我们将捍卫自己和他人人权的薪火，以绝食，以围观，以发出自己声音等和平理性的方式传递下去，永不停歇。

2010年8月2日二十四小时绝食声援刘贤斌当日

凤凰卫视7月23日《开卷八分钟》，以下为文字实录：

梁文道：在世界杯期间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什么现象？这个现象其实以前就存在，只不过这个时候我特别留意。因为这段期间，我试过跟一些朋友，其实我不太认识，但是在互联网挺有名的朋友，有些是著名的微博作家，微博写手。我们坐下来聊天，我们可能要做一个对话节目，或者一个论坛，我们要谈一个事。事先我跟他们沟通，我说你今天想谈什么，他说我大概有这几个观点，我说好，我们来谈。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这些朋友们，他们常常就他们要说的观点，那个句子，比如说我今天要讲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就是西班牙必胜。然后我做节目，我说你来，我预期他会解释一下西班牙为什么必胜，胜在什么地方。谁知道他坐下来就说西班牙必胜，这是我举一个例子，西班牙必胜。我说然后呢，没然后，西班牙必胜。我说你说完了吗，说完了。这就您观点吗？是，这是我观点。这叫观点吗？这就叫观点。

我用这个例子想说明什么，我发现不知道从何时开始，由于互联网上的资讯太多太多，我们所有的网站，所有的投入网站工作的人，所有在网上发表帖子，写东西的人，都想吸引别人的眼球，然后我们就想尽办法，把自己的帖子，这个文章，这个博客的题目写得越耸动越好，人人都成了标题党。而现在流行的微博是什么呢？微博在中国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奇怪的演变，本来微博这种事情是朋友之间交流的，但是在我们这儿，它变成了一个名人要来让自己更出名，而不有名的人，想成名人的工具，也都想吸引越来越的人关注自己，所以我们就终于把微博变成了终极标题，每一句话本身写的就像一个标题一样。

久而久之我发现很多人，它已经不会写长一段的东西了，只是取一个很吓人，很害人，或者很让人发惧的这么一个标题出来。然后在这个人人都成为标题党的年代，这些有名的微博作家们，你跟他聊天，你就发现，他所谓的观点其实就是一句话，这句话在微博里面可能刚刚好，但是你要他发展成一个文章，或者一个可以持续的对话，一个论坛，他根本就说不下去。这就让我想起来我今天介绍这本书的作者，我今天介绍这本书叫做《The Shallows》，“浅薄”，这个“浅薄”书名已经说明一切了，它副标题就指得更清楚，“互联网对我们大脑到底做了什么事”，答案就是浅薄。互联网使我们的脑子变得浅了，使我们人变得肤浅了，使我们不懂得深刻思考，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他的作者Nicholas Carr，Nicholas Carr是一个最近几年很受关注的作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自从互联网出现以来，文化界、学术界、传媒界就有不同的辩论，不同的讨论，关于它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对人类文明是有贡献，还是也许会有副作用，很多不同的意见，而Nicholas Carr这个讨论大反派，他认为互联网跟电脑对人类绝对有益，但是也绝对有害。那么前年的时候，他写了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在网上引起轰动，好像也译成中文，很多网友们也关注过，这篇文章叫做“谷歌是不是使得我们变笨了”，有这么一个问题出来，然后他写了一篇文章，在美国有名的杂志上面发表，后来很多人觉得他的论据站不住脚，于是他现在卷土出来，写了一本书，来回应这个问题。

这本书虽然也有两百多页，但是要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怎么简单呢？我这么分析，首先它要提出人类史上所有的媒体都不只是一些传播内容的外壳，或者载具，这个媒体的形式，它的物料本身其实就已经在影响着我们人类了。他这个观点，其实他也说了，是来著名的媒体学家迈克鲁恒，迈克鲁恒就提出最有名的说法媒介就是讯息，什么叫媒介就是讯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媒介这个介质本身，比如说电视。我们电视里面给你说什么，给你看什么，这是讯息。但同时，电视本身我们播放的方法，你看我们的方法，也就是一个讯息，它也会影响你。影响你什么呢，影响你看世界的方法，影响你的思考方式，那么这个影响，到底怎么样来影响，过去社会学家、人类学家都做过很多研究调查了。

比如说我们大家都很熟悉，最后回到互联网来讲，看惯了互联网的人，也许就像Nicholas Carr里面自我描述一样，他会慢慢的失去注意力，他发现自己再没办法硬下心肠，耐住性子去读一本厚厚的书，他习惯了看网页。而网页上面，我们这边长一点的文章都看不完，为什么？我们习惯做超链接，只要看到一片文章有几个字，可以点出去，我们点出去，点出去到另外一些网页，出现一些画面，又出现一些跳动的视频，一些音频等等。所以我们已经失去了耐性，失去了注意力，这就是这个媒介本身在影响我们思考方式。但是我们人类现在变得，我们的大脑，Nicholas Carr认为反而像以前我们的祖先了，我们人类原来的大脑该是怎么样运作，对外在世界的刺激，很敏感。

比如说想像我们的祖先在旷野之上，在森林之中，任何风吹草动，树上掉了什么东西，它都要非常敏感的注意它，因为这是它的求生之道。但是人类文明已经离开那个阶段，很远很远，现在又有点返祖了，为什么？因为互联网就是个不断给你刺激，不断让你分心，不断让你的意志、精神跟着外界走的东西，他这么看。然后这本书最特别的地方，它试图引入现代神经科学，或者是认知科学来解释互联网对我们的变化。这里面我就觉得它可能有点问题了，首先我们都同意人类的大脑并不是成年之后就不会变的，我们知道大脑里面神经元的各种连接会不断变化，你有一种技能你很久没有用，学到没有用，这个神经连接这个区域就会减弱，甚至是中断。

他想暗示给我们，原来互联网也在影响我们的大脑构造，使得人类不能够再像以前那样子作为一种很深度的，很内在的，专注的一种思考，而通通变得非常的浅薄。这个浅薄到什么程度呢，Nicholas Carr就引用了一些别的学者做的研究就告诉我们，现在很多的学者本身都出问题了。这些学者他们在做学问的时候，往往引述的工具越来越少，明明上网材料那么多，但是他们的学术论文做论文的时候，引述的越来越少，为什么？他们越来越没有时间跟兴趣去看去找一些冷门的东西。大家看的就是谷歌出来的头十项搜索项那就够了，于是大家想的东西都一样，看的东西就一样，再也没有深度了，你同意这种说法吗？如果你不同意的话，看来我们要想办法让互联网给我们大脑带来更好的改变。

1865年，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读到卡罗尔的童话《 爱丽丝梦游仙境》。她对侍从说，今后，凡卡罗尔写的东西，都赶紧给我买来。

她不知道，其实，卡罗尔是牛津大学基督学院的数学讲师。他有三个女儿，其中一个叫爱丽丝。当有一天，你孩子眼巴巴地说，给我讲个故事吧。你想了一圈，从孙悟空到花仙子，肚子里已没有存货。如果你够爱自己孩子的话，虽然狗嘴吐不出象牙，但你嘴里一定能吐出童话。

但我很羞愧，迄今为止，给孩子胡诌的故事，都缺乏诚意。说出来，叫人难以相信他爸爸是个作家。我想，如果我的读者听过我给孩子讲的故事，他们一定怀疑我的文章都是抄袭的。

不然，我对孩子的爱就是抄袭的。

是这样的逻辑，如果一个人对自己孩子都这么敷衍，他对我们说的话，难道还值得听吗？

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警告。刚好昨晚，我妻子说了一句很智慧的话。她说，如果一个妻子无法顺服自己的丈夫，她对其他人的爱，就是虚假的。

我接着说，是啊，如果一个丈夫不能为妻子舍己，他对其他人的爱，就是虚假的。

如果杀猪的，把最好的肉卖给客户，剩下的骨头带回家给妻儿炖汤喝。这可能是一个温存的画面。但如果我把最好的文字拿去换稿费，把删掉的内容拿来应付家人。这是多么寒冷的一出啊。所以你对妻子还有什么好话呢，好话都拿去发表了。只说给妻子听，实在有些划不来。

这是一个写作者最大的噩梦和罪过。所以看了这部电影，我要悔改，我要立志写童话。我要做一流的丈夫，二流的父亲，三流的作家。

就像伟大的丹麦电影《巴贝特的盛宴》，音乐家在乡村的小教堂，发现一个唱诗班女孩，有着惊人的天赋。他想带她去巴黎，说，在那里，你会让全世界的男人都排着队，来听你的歌声。相信我，那些正享誉世界的歌唱家，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你。但女孩拒绝了，她说，也请你相信，当我在这个小渔村，在二三十人的小教堂，开口赞美上帝时，宇宙中所有的天使都在倾听。

她说，我不需要其他的满足。或者，其他的满足并不是满足。

其实，这个丹麦渔村的女孩，就是一个掉进了兔子洞的爱丽丝。她知道自己活在哪一个世界，也知道什么是人生最大的可能。

在纽约，我有幸见到英国宣教士戴德生的第五代孙，戴继宗牧师。1853年，21岁的戴德生来中国，从此，一家五代在华宣教，埋骨异乡。有人这样介绍戴继宗，说，这家伙除了硬件是英国的，软件都是中国的。我们就笑了，当他是山寨版的中国人。

后来听他分享，原来1989年以前，他一直逃避成为宣教士的呼唤。他说，我们家族四代人的奇遇记，到我已经够了。中国如何，我对此不想再有强烈的关怀。但那个夏天，许多伤痛与催促，却令他割舍不了。150年前，他祖先曾听见的那个呼唤，他竟然再次听见了；他祖先曾掉进去的那个兔子洞，他竟然又掉进去了。

我不能不对戴牧师这样说，其实在你面前，我更像一个山寨版的中国人。

就像爱丽丝，当那个矜持体弱的贵族，众目睽睽之下向她求婚。她四顾茫然，看见一只兔子，就跟它跑去，掉进了一个奇异的无底洞。所以，这迷人的童话，触及的还是那个永恒的提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有两个答案，第一，爱丽丝掉进去的，是一个山寨版的人生。换言之，奇遇是对现实的逃避或美化。第二，如果爱丽丝没有掉进那个洞，她的人生，才会是一个山寨版的人生。一时一地的处境把她绑架，就像天空装上栅栏，为每只小鸟配上了房间号。

电影好看，是因为作者、导演和观众，都倾向于第二种答案。

我在大概十几年时间中，常有一种魂游象外的经历。很难说是心理性的，因为有画面的质感。譬如和某位领导谈话时，我的思维几乎脱离这种关系，仿佛灵魂离开身体，慢慢飘在半空，然后俯瞰这个画面。偶尔，视野还会拓展到整栋建筑或城市上空，有点像“Google地球”的3D视图。一种惊人的荒谬感、疏离感和虚无感，就涌上心间，弥漫在意念中。有时强烈得令人怀疑，其实正和领导谈话的这幅场景，才是一个掉进去的兔子洞。我是谁，我在哪里呢？

身临其境时，最常见的冲动，就是假如忽然站起来，煽他一耳光，对这世界会有什么真实影响？

这是一种昆德拉式的玩笑，或爱丽丝式的童真。但我很少和朋友谈论这种经历，因为有一种恐惧感，怕人说我是疯子，或严肃地建议我拜访心理医生。后来，读了威廉·詹姆斯的名著《宗教经验种种》，我称为“超验背景下的经验主义”。30岁以后，这曾是我自由主义思想的一个基本学术立场。詹姆斯从心理学和现象学的进路，论证了诸多宗教经验的实在性。他以一种实用主义的口吻说，是的，人不但是理性动物，也是宗教动物。

一度，詹姆斯的哲学，为我那些见不得光的经历壮了胆。难怪《骇客帝国》里，也引用了《爱丽丝奇遇记》。在“母体”世界，先知对里奥说，你来到这个赛博空间，就像爱丽丝掉进兔子洞。当你意识到自己的真实性，大过这世界的真实性时，你就能飞越高楼，阻挡子弹。

某个意义上说，信仰是一个童话。或者，真正的童话都指向信仰。这是托尔金对童话的阐释。他颠覆了童话等于虚构这一预设。信仰是童话的基础。换言之，一切童话都指向一个原型。像神话学中，学者们努力辨认其中的原型或母题。尽管在方法论上，对原型的研究来自于归纳；但原型或母题的存在，其实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预设。

换言之，如果信仰不存在，童话就毫无意义。如果我们心里的渴慕是徒然的，爱丽丝的故事，就不会当真打动我们。

面对巨龙时，爱丽丝默念了六件不可能的事，第一，有种药水可以将我变小；第二，有种蛋糕可以让我变大；第三，这里的动物会说话；第四，我来到一个叫仙境的地方；第五，有一只猫会在空中消失。既然这五件不可能的事都发生了，爱丽丝说，那么第六，照着预言所说的，我也一定能够杀死巨龙。

最后，爱丽丝从兔子洞出来，拒绝了求婚者，登上了去中国的商船。这可能是“带着爱来中国”（戴德生传记的书名）、也可能不怀好意。如果爱丽丝可以屠龙，她当然可以（应该？）来中国。只是从英国来到中国来的，也有两样。一是鸦片，一是福音。

爱丽丝到底象征谁呢，是东印度公司，还是马礼逊和戴德生。这取决于对你而言，到底什么，被称为山寨版的人生。

2010-7-12

胡温对“打错门”事件沉默

创二○一○年大陆丑闻新高的“打错门”──六月二十三日发生於湖北省委大门前“厅官夫人上访”被警察误作普通访民暴打致残事件，在七月二十二日有了爆炸性揭秘：胡温早在三年前就鼓励“打错门”！《南方都市报》当日图文并茂地披露，据《湖北日报》报道，二○○七年十月七日，湖北省委副书记等领导亲临负责省委机关治安的水果湖派出所视察，表扬水果湖派出所成立“信访专班”，以便衣警察出面打击到省委省政府的上访者，为省委创造良好办公秩序，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新探索。

这一消息显示，对上访者实施暴力酷刑狙击，绝非警察个别行动和个人行为，而是得到省级高层领导直接支持鼓励的整体攻略部署。而湖北省委作为积极践行胡温新政的“中部崛起先锋”，其设立“信访专班”专打访民，一定有紫禁城密旨而师出有名。今日大陆高官，没有谁敢在敏感问题上自作主张，皆知“与核心保持高度一致”重於生命。所以，事发湖北的“打错门”，实为全国之缩影，乃胡温新政运用黑社会手段严惩访民以实现“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细节”！也是大陆何以近年访民漫山遍野前仆后继的最好注解！

比“打错门”事件更令人奇怪的是，虽然“打错门”对全国百姓造成的心理伤害，大於特大矿难等安全事故，但胡温却熟视无睹置若罔闻，没有像在闻讯矿难等安全事故时立即作出“重要批示”，而是一直沉默无言；连演唱“以民为本”、“给老百姓以尊严”嗓门最高的温家宝，也对“打错门”一言不发！

胡温对“打错门”的沉默意味什么？是对民众抗议“信访专班”专打访民的反感，是对“打错门”的默认和放纵；至少也暗示，“打错门”值不得大惊小怪。如若胡温有严办暴打访民的警察的指示，湖北官方断然不敢对暴打访民的六名警察高抬贵手，而只对其中三人处以轻微的“记过”。

胡温新政八年，对於“中国特色”最大的贡献，就是将百姓自由上访定为非法，彻底剥夺百姓的上访权。

“打错门”的五大看点

《南方都市报》七月二十日将网络上的“打错门”深度报道后，人们在媒体上纷纷争议“打错门”的看点何在。

综合网上意见，“打错门”有五大看点。

看点一，“刑不上大夫”特权已在“上访战线”取消，警察殴打上访者已从主要打平民百姓升级为“暴殴厅局级夫人”。“打错门”本是网民的反讽语，其实并没有打错。陈玉莲虽为厅官夫人，但她因追究女儿死於一医疗事故已成为有六年上访史的“缠访户”。在以专打访民的“信访专班”看来，“王子上访与庶民同罪”，所以虽然这位厅官夫人曾反复强调自己是有身份的，但是便衣却对其“身份”极其蔑视。事后虽然诡辩“打错了”，其弦外之音却在说：我们“信访专班”打访民是正常的工作任务。因为你不是一般上访群众，而是省委大院领导家属，所以说一声“误会”以示优待。须知“访民面前拳脚平等”，天下哪有不挨打的访民？

看点二，警察暴打访民已从基层暗地升级到在省委大门口对着摄像机公然进行，理直气壮肆无忌惮。以往虽然有很多访民被殴的新闻，但多发生在穷乡僻壤和基层机关，此次“打错门”却发生在湖北省委机关大门前。如此疯狂和无耻，历史上只有一些行将垮台的统治者及爪牙才有。

看点三，“大水沖了龙王庙，公安便衣暴打省政法委领导夫人”。虽然陈玉莲丈夫黄仕明身为湖北省政法委综治办副主任（副厅级），但受其管辖的“信访专班”，却“内打不避亲”，敢於向顶头上司开刀，算得作法自毙。

看点四，黄仕明身为湖北省政法委综治办副主任，事后始终没有谴责和批评“信访专班”打访民，更没有对妻子被打表示悲愤，湖北省政法委综治办也没有一人出面谈论此事。按说，湖北省政法委综治办正好抓住这一典型违法事件向全省官员和警察进行法治教育，但偏偏不置一词。

看点五，大陆警察刻意模仿黑社会残酷至极。报道描述五十多岁的陈玉莲虽然瘦弱得只有四十一公斤，却遭遇“突然从省委大院冲出六名男子”暴打：“一个身着黑色圆领衫、红色短裤衩、戴着粗项链的光头男人照着陈玉莲头部就是一拳，又照其腿猛踢一脚。……六人围住她左一脚，右一脚，像踢足球一样在她身上猛踢，数次把她打倒在地，上身和头部磕碰在岗亭铁栏杆上。六名男子围殴她十六分钟。……经医院诊断，陈被打成脑震荡，软组织挫伤几十处，左脚功能障碍，植物神经紊乱……呕吐腹泻不止，连续发烧，身心受到重创。”

按敌对势力对付上京上访者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上访者见到“厅官夫人上访在省委大门被警察暴打致残”消息后，极其恐惧，纷纷表示今后再也不上访了。连厅官夫人上访都难逃酷刑，草根上访岂不是只有找死？这一动态让观察家发现，虽然“打错门”让政府形象跌到最低谷，但其实政府仍然是赢家──“打错门”吓退全国许多访民，各地贪官可以高枕无忧了。这就让人怀疑，“打错门”很可能是“周瑜打黄盖”的苦肉计，让全国访民闻风丧胆，望访却步。这里的“周瑜”当然是警察，而“黄盖”则不是陈玉莲，而可能是其丈夫黄仕明。黄身为湖北省政法委综治办副主任，虽然会因妻子遭到暴打而受到不少损失，却以此换来恐吓全省全国上访者的巨大政绩，岂不升官有望？

当然，也许“黄盖”不是黄仕明，而是湖北省政法委综治办。陈玉莲六年来仗着“厅官夫人”之身份，多次约访省政法委领导，早让省政法委烦不胜烦，也就不得不来一个牺牲湖北警方形象，通过狠毒死打“上访厅官夫人”的奇闻，来震慑全国访民。中央早有内部精神：老访民与阶级敌人无异。前几天，《南都周刊》就披露了长沙市一位房产局副局长的工作日记，其中记载了一位区长在工作大会上的发言：“对待上京上访人员，『请公安按敌对势力办』！”

从湖北到湖南，皆有视访民为“敌对势力”之铁证；且其时主政湖南的张春贤还被称为“以柔治民”楷模而升官新疆，这说明什么呢？

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

於深圳早叫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