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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以来的俄国文坛，可能还包括20世纪以来的整个俄国知识界，索尔仁尼琴都可以列入影响最大的人物之列。索尔仁尼琴终生耗力最大、最为震撼人心并奠定了其文化界、思想界地位的两部多卷本的巨著，即流亡前写的三卷本《古拉格群岛》和流亡期间几十年写作而直到临终都并未出齐的《红轮》，都很难说是“文学创作”的作品，至少索尔仁尼琴自己从不把这两部大书叫做“长篇小说”，乃至“报告文学”。他把《古拉格群岛》称为“文学性调查初探”，而《红轮》则被称做关于俄国战争与革命时代的“全景历史”。

尽管从文学角度讲，这两部书展示了杰出的语言技巧，却未塑造什么“文学形象”，既无“主人公”也无离奇情节，它们都使用真实的人名、地名、时间、空间与事件，直截了当地对实际发生的历史过程展开讲述和评论，并在其中融会贯通了他对俄国与西方、过去与现在种种思想文化传统的褒贬与取舍。

如果《古拉格群岛》是对斯大林极权现实的深刻揭露，那么《红轮》则是对这样一种体制何以能在俄罗斯土地上产生的历史反思。就前者而言，索尔仁尼琴的作用是举世公认的。尽管所谓“一个人用笔战胜了一个超级大国的极权制度”的说法太过夸张，但是仅从当年苏联当局可以容忍萨哈罗夫等人留在国内、却要把索尔仁尼琴驱逐出境来看，极权制度显然认为他更危险。但就后者而言，评论就有更多分歧。无论是传统的“苏联派”史学，还是自由主义史学，都很难认同索尔仁尼琴的历史解读。

了解索尔仁尼琴心路的人都知道，他当年是从斯拉夫－东正教传统的角度反抗苏联体制的。索尔仁尼琴一如既往地坚持文化保守立场，抱怨俄国的“西化”。如果他在极权体制崩溃十几年后发出一些“今不如昔”的批评可以被理解为对斯大林时代有某种新评价，这个“右派斯大林”体现的也不是列宁、更不是马克思的传统而是沙皇的传统。

索尔仁尼琴既不是个胡思乱想的狂人，也并非独修得道的先知，他实际上是俄罗斯知识之树上的一颗硕果，他的思想与价值观其来有自，他的伟大与他的缺陷也都与这棵大树有关。

从文化传承的意义上，我们可以将索尔仁尼琴和我国的“新儒家”（我这里主要指的是梁漱溟先生那类人，不是借儒家经典谋取权势和利益者）相比较。索尔仁尼琴的精神家园是尼康以前的“旧教”，尼康乃至彼得大帝以后俄国似乎就不断在堕落；儒家的精神家园则是“三代盛世”，三代以下就已经礼崩乐坏。尽管实际上正是尼康以后俄国才在不断强化专制集权的条件下出现了霸权意义上的“大国崛起”，但索尔仁尼琴并不喜欢这种妨碍“精神自由”的极权帝国。

俄罗斯在尼康以前、中国在秦以前是个什么时代？何以后来的“知识分子”那么怀念它并视之为自己的精神家园？

那时当然没有近代的自由民主文明，但是那时也还没有中国的“暴秦”、俄国的伊凡“雷帝”那样的大一统集权专制。那是个众多贵族各自“保护”着各自的附庸、犹如“家长”各自保护着“子弟”的时代。

贵族社会与皇权专制社会都没有自由平等，但是贵族与附庸构成的通常是个稳定的熟人社会乃至亲缘社会，温情脉脉的伦理和“信息对称”“重复博弈”的行为规则使“父父子子”式的和谐相对容易维持。而大帝国是个陌生人群体，“君臣”难以产生“父子”式的温情。

所以尽管功利主义的历史进步论通常认为皇权官僚制帝国要比贵族社会“进步”，但是生活在皇权官僚制下的人们怀念贵族时代的温情（如古儒所谓的“三代盛世”），其实并不难理解。

这还是从日常伦理的角度，如果从“精神自由”的角度看就更是如此。中国先秦、古代希腊与印度列国时代这些从“百家争鸣”中产生的“轴心文明”都是贵族时代的事，到了皇权帝国就要“罢黜百家”了。因此索尔仁尼琴指斥尼康的官方东正教枯燥无味与古儒谴责焚书坑儒一样，是很自然的。

《红轮》，（俄）亚·索尔仁尼琴著，何茂正等译，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6月，本文选自该书序言，有删节

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23岁的华君武与同辈的胡考、蔡若虹、张仃、张谔等人先后来到延安，他们是被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早期共运吸引来的。1910年出生的蔡若虹身份是左翼艺术家联盟里坚定的一分子，而他的小兄弟华君武，此时也对抗战初期表现无能的国民党失去了信任。

出生于杭州，后定居上海，当时年轻的华君武在漫画界已是一位初露峥嵘的新秀。他出道时的两位艺术偶像，其一是英资《北国每日新闻》的漫画主笔、俄国人萨帕尤，其二就是《父与子》的作者、德国漫画家埃？奥？卜劳恩。华君武的早期作品以上海城市生活为题材，描写现代社会弥漫的享乐主义之风，反映物化的城市对个体的疏离，但是，与蔡若虹的辛辣尖刻相比，华君武的风格却比较温和、轻松。

华君武从未亲炙卜劳恩之面，但他对大师的作品和技艺烂熟于心。《父与子》是一部苦中作乐的系列漫画，画家心怀对犹太人命运的巨大忧虑，在一个个小故事里勾勒了魏玛后期德国社会的冷漠与荒诞。他的笔法被华君武吸收了过去，例如那种抓单一特征而忽略其他细节的极简主义，例如那种毛笔效果的粗黑线条。早期习作时，华君武的漫画如同卜劳恩的一样是不著一词的“默片”，他那标志性的在画面周围写字的特点是后来才形成的。

华君武到延安，是一位进步人士追随内心感觉的结果。他很快被工人阶级热烈的抗战氛围所折服，于1940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和同侪们都接受了鲁迅艺术学院的教职，去那里授课。1941年，他开设了一间艺术工作室，推广中国漫画和其他艺术设计，还给工作室设计了一面被他称作“壁纸”的漫画旗帜。在他的推动下，延安的《抗敌画报》、晋冀一带的《晋察冀画报》上都出现了漫画专栏。华君武、张谔、蔡若虹组成了中共核心报纸《解放日报》漫画栏目的主力阵容，国民党的《新中国日报》上也有他们的作品。迫于时局，华君武的作品急转入政治取向的轨道，大力宣传抗战，鞭挞国民党内部的官僚主义，成为他的主攻方向。

华君武到延安，是一位进步人士追随内心感觉的结果。他很快被工人阶级热烈的抗战氛围所折服，于1940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和同侪们都接受了鲁迅艺术学院的教职，去那里授课。1941年，他开设了一间艺术工作室，推广中国漫画和其他艺术设计，还给工作室设计了一面被他称作“壁纸”的漫画旗帜。在他的推动下，延安的《抗敌画报》、晋冀一带的《晋察冀画报》上都出现了漫画专栏。华君武、张谔、蔡若虹组成了中共核心报纸《解放日报》漫画栏目的主力阵容，国民党的《新中国日报》上也有他们的作品。迫于时局，华君武的作品急转入政治取向的轨道，大力宣传抗战，鞭挞国民党内部的官僚主义，成为他的主攻方向。

 

然而，华君武等人反映延安现状的漫画，并未完全如毛泽东所愿的那样“选择性失明”，他们针对的是不分政党、不分派系的中国人共有的弊病，例如势利、嫉妒、好逸恶劳、飞短流长。1942年2月，华张蔡三人在延安举办的“三人讽刺漫画展”，华君武在序言中宣布：我们看到了新社会的美与光辉，但我们也目睹了丑陋和黑暗的种种，尽管这些阴暗面“来自过去”，但它们黏附在新社会的肌体之上并逐渐腐蚀其中的人。华君武在漫画《现代装饰》中讽刺了共产党骨干们学习马列主义不过是做表面文章，而张谔的《我是世界第六号》则表现了某些党员干部的官僚作风，以马恩列斯毛之后的“第六号”自居。

毛泽东就三人画展召集漫画家的谈话，日后被证明为中国漫画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在那次会议上，毛泽东要求三人分清敌我，明辨大局，把锋芒对准“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不要一意孤行地盯着自己人的毛病，做那些亲痛仇快的事。毛版的“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是不能被讽刺艺术批评的，推而广之，衡量所有艺术形式的标准不是美学，而是其动机；只有在艺术得到根本性重组之后，社会主义宏伟的大厦才能完满建成。

那年5月整风运动开始，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日后主导了新中国的文艺路线。漫画家们表示响应，更多地把注意力投注于“侵略者、剥削者和受压迫者”身上，并且通过与普罗大众的生活走得更近来取得更广泛的影响。在意识形态的系统性调教下，蔡若虹自断其臂，公开表态与身上的封建主义病根诀别，最后几乎完全放弃了漫画创作；华君武则不同，他是以积极的姿态去调整自己的创作的，如同戏剧界的曹禺等人放弃对西方戏剧大师的模仿一样，华君武也放弃了早期对卜劳恩的学习，转而研究如何使他的作品中国化。打油诗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进入他的画作的，以文字来填画面，削减漫画中“言外之意”的含量，在他看来，是让文化最瘠弱的劳苦大众也能读懂的有效途径。

这是华君武漫画生涯中决定性的转变，他从一位社会风俗画家转变成“无产阶级画家”，明确了立场、出发点和目的。在这一阶段里，华君武讽刺国民党的画作数量大增。《丰收》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幅：画面中，蒋介石的孔祥熙身边坐着一只巨大的蝗虫，三“人”欣然接受面前一名饿殍般的农民献上的“丰收粮”，昂首与屈膝、饱食与饥瘦之间的尖锐对比直指社会矛盾的核心；而在另一幅题为“近似”的作品中，华君武把国民党的秘密警察比作盖世太保，把国民党的劳动营比作纳粹的集中营，并在文字中直言国民党的统治与法西斯一样不会长久。通过这些政治意图明确的画作，华君武的风格逐渐定型：那是一种糅合了埃？奥？卜劳恩特有的线条感和传统中国画的写意取向的风格，抓住主要人物的一二特征（如蒋介石的光头和小胡子）勾勒之，以浅白直接的比喻（如蝗虫）入画，表达作者的爱憎和批判意味。他使用的粗黑线条使得画面看起来往往凝重，时有苍凉之感，与当时盛行的木刻画有异曲同工的味道；而木刻画的艺术家群体，绝大多数也都是左翼分子。

 

这一事实足以说明许多问题。精研欧洲漫画的文化史家爱德华？福克斯认为，无产阶级是没有漫画的，因为他们的日子过得太苦，内心有太多的恨；在生计依然成问题的情况下，高明的、收放自如的幽默是难以实现的，像杜米埃这样的大漫画家只能产生于有闲暇的中产阶级圈子。然而，华君武和他的同代人却成功地创造了一套给“中国人民”定制的时政讽刺艺术：黑白纯色让图画显得特别简练，成本低廉到让无产者感到亲切的地步（相比而言，杜米埃笔法繁复的素描漫画即便挞伐梅特涅和俾斯麦，也明显是出自有闲阶级之手），同时又激发了无产者对于“色彩”的向往，从而尤其适宜充当战斗宣传的武器；画家尽量采用可一目了然的比喻，并不惜在画面里添加汉字，明示读者这鸟兽虫鱼指的是当今庙堂和江湖上的哪些神圣。画面里的幽默之处不需多加反思，例如《榜样》里，两个人在绞架上墨索里尼尸身前觳觫不安，前景的日本人挡住了后面的另一人的侧脸，华君武只画出了一个光溜溜的后脑勺，这夸张一笔的精彩程度，恐让那些即使认定其“丑化”蒋介石的人都会忍俊不禁。

现代中国的时政漫画就是在这种强烈的阶级意识中孕育成熟的。正因为特定政治任务的存在，第一代创始人们的艺术价值总是免不了要被质疑。从某种意义上说，华君武酷似相声界的马季，同为一门讽刺艺术的主将，他们都在领受了确切的指令之后，自觉而投入地服务于一种口径单一的宣传。1949年以后，民族和党派矛盾渐消，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的宣传需要把漫画创作日益逼向绝路。这以后的历史，成为讽刺家的艺术灵感被意识形态耗竭的铁证。华君武在此间的创作，也同丰子恺、张乐平等人一样，多少增加了一些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正面描写。

不过，华君武的漫画终究是接了民族传统的地气，他的独特风格适宜观照民族的每一分子。18—19世纪西方漫画家霍加斯、吉尔雷、杜米埃的风格中都有写实的人物肖像画的根源，在人体比例关系精确的基础上夸大局部，着力于视觉效果的逼真和谐，而华君武、丰子恺、廖冰兄、张乐平等大师的笔下从未出现过对西方前辈的机械模仿，他们不仅有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恒念，更有培育一种属于民族的漫画的意识。部分漫画家，如潘达微，也留下过许多以西方明暗素描为特点的作品，但是华君武，他的每一幅画都是最中国的。

华君武也不像蔡若虹那样，把自己埋葬在意识形态愚忠之中而武功尽废；他作为漫画家的洞察力始终没有被政治任务泯灭。世易时移，他的创作目的从政治批判又逐渐转回了早年的社会批判，风格依然故我：图画简约，只抓单一特征，以对话和打油诗解释讽刺的用意。在一幅画于改革开放关键时期的作品中，华君武描绘了一对连体胖子的形象，他们自称“损公”与“肥私”，自从出生就连在一起。这只是对一双概念的讽刺性图解，谈不上有很高的创意，然而，在这个从来顾及面子人情的社会里，华君武的图解可称我手画我心，不处理复杂的问题，只求道出一个被民心臧否的常见现象。同期的另一幅画讽刺循环式的糕饼送礼，亦无深刻的道理，仅仅再现民间风气，配一首打油诗。画面照例生动，每一个咪咪笑的送礼者脚下都蹲着一只小耗子，而打油诗的味道亦越发近于儿歌一般的天然：“糕点变砖头，实在倒胃口，老鼠暗中笑：”最后我全收‘“。

华君武的童心在他晚年日渐显现，因为这个时代再不像当年那样，有一桩“任务”、一种从无到有创造一点什么的使命需要他去完成。华夏也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可以尽取世界各国的文化产品填补己需，而本民族的艺术忽然之间变得太轻了。于是，他与程十发、启功这些同辈书画老人一样，进入一种完全洒脱、从心所欲的境界，即使针砭时弊，也竭力不让读者觉得此老过于严肃，过于忧心忡忡。他多次应邀画自画像，却恶作剧似的把自己画成一个“没脸见人”的人；在一幅著名的漫画里，他讽刺一些成年人不关心世事，全无职业责任感，年纪一把了还把自己裹在襁褓之中——“永不走路，永不摔跤，永处襁褓”。然而，画面中那张从襁褓里露出来，戴着圆眼镜、留着髭须的老头脸，分明就是华老本人。

华老跨越了整个世纪，跨进一个意见太多而做事的人太少、报纸在争相扩版后纷纷走了下坡路的年头，时政漫画这种附着于纸媒的“意见艺术”免不了唇亡齿寒，怪不了年轻人只知娱乐化的动漫，而不晓得大师级的老艺术家。我们会觉得他的画风太谦卑了，他受千万读者拥戴的时候，似乎不知这是一笔可观的个人资本，不敢把自己置于读者之上，左右他们的爱憎好恶；他的打油诗配画再怎样独特，终究带有些传统文人式的孤芳自赏，不能杀伤人的视觉和心灵。中国的时政漫画借赴国难的机会兴起，而今天的我们，呆在一条四面漏水的豪华破船上，还会有闲心听一个老人童心未泯的弹唱吗？

作家和批评家的关系，就像男人和女人一样，自古以来就有着道不尽的恩怨情仇。两者关系和谐的时候不是没有，――比如某位诗人或小说家顺便写些批评文章的时候，自然在这些作家心中是不太看重自己另外的批评家身份的――，可是通常来讲两者（尤其是专业批评家和作家）的关系势成水火。批评家似乎从不吝惜挥舞手中的大棒，而作家们的反击往往也是不遗余力的，连一向给人睿智平和印象的歌德都在震怒中说过“打死他，这个狗东西！他是评论家”这样的名言（也许他是在想着那个讨厌的施莱尔马赫吧）。

最新的例子是美国作家诺曼·梅勒对《纽约时报》头牌书评人角谷美智子的攻击。梅勒作品翻译成中文的不少，中国读者对他不会陌生，可那位角谷美智子也非等闲之辈。她是日裔美国人，《纽约时报》在编的首席书评人，她棱角分明，文章火药味十足，经常对西方的一些著名作家痛下“杀手”。她最新的攻击对象正是梅勒的新著《鬼魅艺术》，“通读此书的印象，就像乘坐一辆超长途的大巴车，在颠簸不平的路上行进，身边坐着个跟你不停拉呱儿的长舌汉子，他一刻也不合眼，一刻也不停嘴，仿佛他脑袋里就没个把门儿的”。梅勒的反击也不含糊，他在接受最新一期《滚石》杂志采访时说：“角谷是个独女神风敢死队。她就爱糟践白种男作家，我就是她最爱的头号目标。······但是《时报》的编辑们没法把她炒掉。他们怕她。”不过梅勒的反击在讲究“政治正确”的美国文坛立刻招致更多的批评，甚至触怒了不少亚裔团体。梅勒受到女权分子攻击也不是头一回了，早在上世纪70年代，梅勒就因为小说中隐含的男性至上倾向，成为凯特·米利特名著《性政治》集中分析和批判的对象，只不过米利特的文笔比较学究气，偏重于分析而非批判。

无独有偶，三年前（2002）德国文坛最轰动的事件也涉及到作家和批评家的恩怨。2002年德国著名作家马丁·瓦尔泽出版长篇小说《批评家之死》，以文学的方式讽刺和挖苦当今德国的“文学教皇”赖希－拉尼茨基。和角谷美智子一样，此君也是一位把“颁发死亡证书”给作家视为己任的“酷评家”。赖希－拉尼茨基毕竟比角谷年长不少，他的反击策略也更为老辣，他借助和他关系非同一般的《法兰克福汇报》向瓦尔泽发难，指责瓦氏小说有明显的反犹倾向，以此将作家置于非常被动的局面。

上述两次事件不无相似之处――两位批评家都喜欢棒杀作家，而且始终占据舆论的优势地位。老实说，我对以棒杀为主要任务的批评家向来没有好感，也许我一直欣赏奥登式的老式的风度吧，他在《论阅读》一文中说过：“攻击一本劣书不但浪费时间，而且对一个人的品格来说也有危害。如果我发现一本书真的很低劣，那么诱发我写篇文章抨击它的那种冲动只能源于我自身，源于那种挖空心思的卖弄，卖弄学识、卖弄才智、卖弄邪念。一个人不能评论劣书而不炫耀。”以此标准，就算两位作家的新书是劣书，赖希－拉尼茨基和角谷美智子也实在算不上上乘的批评家，可是如今奥登式的风度谁还在意呢，如果棒杀比细致的批评更能出名更能获得利益的话。另外，两位作家的守势也说明如今的时代确实是大众传媒的时代了，角谷把持《纽约时报书评》，而赖希－拉尼茨基则是德国一家电视台读书节目的主持人，其实他们的风格也正符合媒体的要求（或者说正是媒体塑造了这样的批评家）：简明（好让心不在焉的读者和观众迅速领会）、煽情、富有戏剧性。他们享有“政治正确”的法宝而立于不败之地，可是真正需要敏锐和细腻地把握的文学呢？只能被牺牲掉。

 

这个书评，去年就该写。当时，为了写这个书评，我还专门看了两遍网络版的电影《窃听风暴》。不过，为了写另外一篇比较长的纪念「六?四」的文章，而放弃了书评的写作。

现在回过头来写作，算是一种补课吧。

那本书名叫《89年的秋天》，是东德共产党最后掌权的那任总书记埃贡?克伦茨1999年写成的回忆录。中译本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年出版，译者孙劲松（女）。我买到中译本的大约时间是2008年的秋天，地点是北京海淀成府路西端的万圣书店（常客称它为“蓝旗营店”，我有该店的会员卡），该店再往西就是北京大学的东门（现在又有了地铁标志，我一般是从北京南站坐地铁直达此处，而后去蓝旗营店买书）。

选定这本书，是政治学术研究的一个逻辑结果。在此之前的十五年，我买过另一本关于东德政治的书，是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孙瑞英等译）的《政治局：一个神话的结束》。原书是对东德前政治局委员京特?沙博夫斯基的采访录。该书是我发表于中央编译局主办的《比较》学术双月刊1994年第二期的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之一，在那之后，我打算继续研究前东德政治。

沙博夫斯基曾与克伦茨一起，“颠覆”了昂纳克的党内统治。他是一位远比克伦茨更值得尊重的政治家。

话休絮烦。现在来说《89年的秋天》。

这本书很长，约32万字，靠一个简单书评无法全面介绍内容。我最感兴趣的是前东德的特务统治，并一直想进行这方面的解析，两看《窃听风暴》电影亦与之有关。

从政治学学术上分析，特务统治是一种技术性措施，本质上是与意识形态负相关的东西。因为意识形态没有说服力了，遭人民厌恶，就必须从暗处来对付对意识形态的不满。简单地说：意识形态死亡了，政权还得维续。然而，特务统治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特务人员在社会上的道德地位越来越低，由此也涉及到了普通的警察。

1989年10月8日，东德出了“一件小事儿”：警察逮捕了一个嫌疑人（书中未交待案由），该人声称警察在抓人时将他推下了楼梯；警察坚称无此行为，但目击的群众有很多人出面作证证明警察动粗，接下来，对警察的控告与审判就开始了。

也许警察真地没动手，他们觉得冤枉，以至于派代表去见总书记克伦茨。现在想来，即便是被抓的人及目击证人在“诬陷”警察，但背后的问题是：警察多么地遭人恨！大家看出这个国家要完了，体制要完了，警察当然也要完了，借机对他们发泄。克伦茨作为精明的政治家，知道警察推没推人本身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件小事儿”背后的公众情绪。因为，被抓的人和目击者不只是死死证着警察动粗了，而且在现场他们骂出在文明程度最高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难以接受的脏话：“臭警察”、“共产主义的猪”、“猪粪”等等。

警察代表很恐惧，他们（无一例外是共产党员）对自己的总书记大吐苦水：“现在所有的火气都朝警察身上发。”总书记对警察代表好话安慰，并答应还原真相。但是，他也明白真相真地不重要，人民的情绪已经无法再受刺激。

也就是警察代表找总书记请愿（11月26日）的三天前，他“无意”间被拍到一张照片：11月23日，《新德意志报》刊登了克伦茨到一家企业视察消息，消息所配发的图片背景上有一句标语，标语写为“给人民以信任好于秘密警察”。

可以肯定地说，克伦茨没有直接授意这样拍照片，更不会指示刊发该“问题照片”。但是，深知内幕的记者了解公众情绪，也借机玩了一把。也可以肯定地说，这张“问题照片”是引发三天后群众“诬陷”警察的最大动因——国家要完了，体制要完了，警察当然也要完了，现在是报复他们的时候了。

对于这幅“问题照片”，国家安全部（史塔西）的高官极为不满，他们质问克伦茨：“总书记为什么在一幅这样的标语前拍照？”这等于给人造成“人民与国家安全部门对立的印象”。这个质问没有任何结果，于是，就出现了警察代表到总书记办公室请愿的场面。也可以肯定地说，请愿者绝不是普通的警察，而是史塔西人员，否则不用说进总书记办公室，就是进中央办公大楼也不可能。

当时，克伦茨并没意识到史塔西的人员来请愿，而是以为儿子按的门铃。当他亲自开开办公室大门时，跟他儿子一起进门的还有那几个请愿者。

现在，东德已不存在，它的秘密警察体制也烟消云散，“问题照片”背后的秘密也许将永远无法揭开。但有一点可资镜鉴：利用特务统治对付人民，那样的政治秋天一定长不了！

电影《窃听风暴》的价值性结局是好的，秘密警察良心发现，转而帮助监控对象。也许真实的历史从来不存在这样的细节，但是另一个被人们忽略的细节却颇值玩味：在史塔西的极为秘密的会议上（几个人讨论监控对象的情况），有一个年轻的特务在正题开始前讲了一个社会上流传的讽刺总书记昂纳克的“段子”。讲“段子”的年轻特务受到上司的训斥，但由此可见可视为谣言的“段子”，如同群众对警察的“诬陷”一样，是社会情绪的指标。

“一件小事儿”也好，“段子”也罢，它们都逻辑地证明了左翼极权主义政治是多么地害怕政治透明化！由此，人们也不难看出那种政治的受益者们，在技术上是多么努力地对付言论自由，什么“打非”，什么“茶叙”，乃至于罗织“非法经营”罪名，不一而足。

一九八九年的秋天远去了，克伦茨的书为我们凝固了那个不平常的季节。有些历史迷点，我们也可以完全忽略。但是，理论总结又是什么呢？

沙博夫斯基早克伦茨回忆录成书的七年前，就有了总结：

“最使我感到沉痛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我是这个制度的负责的代表之一。在这个制度下，人们备受痛苦，一些人由于持反对派态度而遭受迫害和报复。这些人的观点原则上是正确的，而我的态度是错误的。我们没有实行民主的能力，由于缺乏更好的论据而企图借助直截了当的武力手段摆脱不同意见。”

鉴往知今。通过这段话，我们不难推论：在中国，反对普世价值的政治势力并非真地就认为普世价值不好，而是他们真地没有“实行民主的能力”。还有，当“直截了当的武力”成为一种对施暴者本身的辱耻时，特务统治就会更加技术化，比方不让一位异见作家出书，哪怕是在境外出书也不行。

空气越来越差，我必须上路了。我开着一台1988年出厂的旅行车，在说不清是迷雾还是毒气的夜色里拐上了318国道。这台旅行车是米色的，但是所有的女人都说，哇，奶色。1988早就应该报废了，我以买废铁的价格将他买来，但是我有一个朋友，他是1988的恩人，他居然修复了1988.我和朋友在路边看见了1988，那时候它只有一个壳子和车架，朋友说，他以前呆的厂里有一台一样的撞报废的车，很多零件可以用，再买一些就能拼成一台能开的车，只需要这个数目。他伸出了手掌。我问他，那这个车的手续怎么办，朋友说，可以用那辆撞报废的车的手续。我说，车主会答应么？朋友说，死了。我说，车主的亲戚也不会答应的。朋友说，都在那车里死光了。我说，那不是不道德。

朋友说，本来是都死光的，现在你延续了这台旅行车的生命。所以你要给这个旅行车取一个名字。

我问他，这是什么时候时候出厂的车。

我的朋友在车的大梁处俯身看了许久，说，1988年。

1988就是这么来的。

而我的这个朋友，我此刻就要去迎接他从监狱里出来，并且对他说，好手艺，1988从来没有把我撂在路上。

我和1988在国道上开了三个多小时，空气终于变的清新。我路过一个小镇，此时天光微醒。小镇就在国道的两边，黑色的汽修店和彩色的洗浴城夹道而来。看来这个镇子所有的商业都是围绕这这条国道上过往的卡车司机。我看中了一家金三角洗浴城，因为这是唯一一个霓虹灯管都健在的洗浴城，不光如此，它下面的“桑拿”“休闲”“棋牌”“客房”“芬兰”这五个标签也都还亮着。

我将1988停在霓虹最亮的地方，推门进去。保安裹着军大衣背对着睡在迎客松的招牌下的沙发上，前台的服务员不知去向。我叫了一声服务员，保安缓缓伸出手，把军大衣往空中一撩，放下的时候那里已经半坐着一个女服务员。服务员边整理头发梦游一样到了前台后面。我微感抱歉，问道：姑娘，看你们上面亮的灯，什么是芬兰啊？

女服务员面无表情道：身份证。

我说：身份证我没带。

她终于有了一点表情，看了我一眼，说：驾照带没带？

我说：驾照我也没带。我就住一天。

她说：不行，我们这里都是公安局联网的，你一定要出示一个证件。你身边有什么证件？

我掏了全身的口袋，只掏出来一张行驶证。我很没有底气的问道：行驶证行么。

不想姑娘非常爽快的答应了。

我生怕她反悔，连忙将1988的行驶证塞到她手里。她居然将1988的发动机号天衣无缝的填在了证件号一栏里，然后在抽屉里掏了半天，给了我一把带着木牌的钥匙。她向右手边一指，冷冷说道：楼梯在那里。

我顺着她的方向望去，又看见了迎客松下睡着的保安。整个过程里他丝毫未动。服务员关上了抽屉，突然间他又拉开了自己的大衣。妈的这也太自动化了，我暗自想到。女服务员突然对我说道：芬兰就是芬兰浴。

我强笑了一声，玩笑说：这样我就懂了，干嘛没加一个浴字呢？

服务员藐视着说道：这两个字两个字都是两个字，这是排比，这不好看嘛。

我正要继续提问，只见躺在沙发上的那一位挥了挥翅膀，女服务员马上识趣道：不跟你说了。你自己上去吧。

我打开房间门，环顾这房间，发现也许是我的期许太低，我觉得这个地方还算不错，缺点就是窗户很小，而且因为在二楼的缘故，它被六根铁栏杆包围着。此时天光要开，外面是一颗巨大的树木。我躺到床上，正要睡去，突然间有人敲门。我下意识的摸了口袋，以为是有东西遗落在登记台上，除了1988的钥匙在桌子上以外，其他一切安在。我对门口说，谁。

门口传来女声，说先生请开门，让我进来详谈。

我想这个时间，这是什么妖精，于是伏在门边，问道，你是哪位，什么事情。

女声说道，先生，我是珊珊，让我进来你就知道了。

我顿时明了，这是特殊服务。我决定透过猫眼先一窥姿色。但是我发现这个酒店的门上并没有猫眼。这下只能开门见珊了。我是一个正直的人，我去过很多城市，遇见酒店色情服务一般在猫眼里看一眼我都回绝了，当然，我也放进来过两个，那是因为她们漂亮。我认为只要我开了门，哪怕进来一头猪我也必须挺身而出，因为我们已经瞧见彼此的模样，我怎能看见我要将她撵走时她脸上的失望。在这个旅程的开始，我就赌一次天意，门外的姑娘是我喜欢的类型。于是我打开了门。

珊珊长的非常普通，但我已经不好意思驱逐她。处于礼节，我也必须上了她。我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刚问完我就发现了自己的心不在焉。马上补了一句，我说的是真名，不是艺名，你叫什么真名。

珊珊说，我姓田，叫田芳。

我说，恩，那我还是叫你珊珊吧。

珊珊在房间里走了一圈，观上窗帘，坐在床沿，说道，先生，你知道我们这里服务的项目么？

我说，你说。

珊珊玩弄着自己新做的指甲，说，我们这里半套一百，全套两百。

我没有什么兴致，问道，你这里有四分之一套么？

她回过头来，怔怔的望着我，说，先生，您不是开玩笑吧。

在全套之后，她利索的穿上了衣服。我问她，你怎么能这么快的知道我入住了。

珊珊说，因为我一直没有睡觉，你知道，我们这里大概有三十多个技师，但是这里都是卡车司机住的，大家全部都是路过，谁也没有固定的客人，要等妈咪排钟的话，也许要等到两天以后了，所以我特别认真，姐妹们都睡觉了我还伏在门口，我听到有人回房间了我就上来敲门。大半夜的，一般客人也不会换来换去的。我的点钟特别少，因为有些人，特别是广东人，他们特别选号码，8号和18号就点的很多，我的号码不好，要靠自己。你以后要是过来，直接点我的号码就行了。

我说，当局机构有你这么敬业就好了。你是几号。

她说，我是38号。

我说，恩，那我还是叫你珊珊吧。珊珊，你为什么不换一个号码呢？

珊珊把自己胸前的号码扶了扶，说，我们这里从1号到40号是上门的，40号以后都是正规捏脚的，我和妈咪的关系没有搞好，我就没轮上好号码。

我有些困意，打算聊最后几句。我早就不是劝妓女从良的纯洁少男，但我必须得劝她注意身体，不要变成工作狂，我说，珊珊，我要睡了，你工作也不要这么拼命，你看现在……

我拉开了外面的窗帘，阳光抹在了墙壁上，我这才发现这个酒店如此斑驳。随即我关上了窗帘，说道，你看现在，大早上的，你太勤奋了。

她说，我知道了，先生，你要包夜么？

我迟疑了一下，一看从窗帘外面透出来的阳光，心想这还算什么包夜，这都是包日了。我礼貌的问道，包夜都能干什么啊。

珊珊回答到：包日。

我笑了笑，说，算了珊珊，下次我再点你吧，你快回去吧。

珊珊说，包夜只要再加五十，你醒了以后随便你做什么都可以。

我有些不耐烦，因为我害怕困意消失，而此刻的阳光正开始刺眼，它从树缝中穿出正好投射我的脸上，我站起身，企图将窗帘拉上，但是这个窗帘不管怎么拉都有一个缺口，我想如果这个缺口一直存在，我将心中难受，一夜无眠。我用了很多方式，发现始终没有办法将窗帘拉严实。我搬来一个椅子，打算站上去从最上面开始拉起。

珊珊此时又问一句，先生，你包夜么。

我有点心烦，说，我给你五十，你就给我站在这个缝前面给我遮光。

珊珊二话不说，站到了椅子上，顿时房间里暗了下来。我心中虽有感动，但更多鄙视，想这婊子真是为了钱什么都做的出来。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躺在床上拉上被子就打算睡觉。虽然我背对着窗，但我始终觉得奇怪，有个女的上吊似的站在椅子上，还不如让阳光进来。我未看珊珊一眼，说道，珊珊，钱是赚不完的，你早点回你自己那里休息吧，你年纪还小，不能满脑子只想着多赚一点是一点，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呢，你……

窗户那边说道，因为我有了不知道谁的孩子，我要生下来。

我缓缓的转过头去，珊珊依然高高的站在原地，伸出手拉着窗帘，最顶上无法严合的那个部分透出最后一丝光芒，正好勾勒了她一个金边。随着窗帘微微的颤动，她的光芒忽暗忽亮。我看了半晌，说道，来，圣母玛利亚，你赶紧下来吧，睡床上。

当80岁的农谢被送上联合国特别法庭，面对战争最和反人类罪的指控时，转眼30年过去了，“红色高棉”已成为一个弥漫着血腥气的历史名词，在它恐怖统治之下的全能社会发生的大规模杀戮，曾经造成柬埔寨700万人口当中约五分之一的非正常死亡，包括处死、饿死、累死、病死的，仅埋人坑就有2万多个。我在网上看到一幅照片，一位金发少女独自站在一堆骷髅面前，那是柬埔寨当年的“杀人场”，如今已变成旅游资源，累累白骨化为风景，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人，不知道那位少女那一刻会有怎样的感想？

农谢曾是“红色高棉”仅次于波尔布特的二号领导人，在他们治下之所以发生针对本国同胞的大屠杀，不是因为种族冲突，或者宗教争端，而是一群自以为掌握了世上绝对真理的人，要按他们的理想模式一夜之间造出一个完美社会，为了达到这个崇高目标，他们不择手段，包括诉诸暴力、有组织地消灭一部分人口。从1975年到1979年，在三年零八个月中，货币被取消了，正常的商业、贸易被废除，邮政、电信甚至医院都被关闭，人员不能自由流动，不许有私人财产，连正常的家庭生活也不允许，婚姻要由组织上安排，夫妻不能住在一起，正规学校也停办了，书籍乃至一切印刷品都成了违禁品，知识越多越反动，所有宗教活动被禁止，除了革命歌、革命舞，其他歌舞戏剧都被取缔，男女老幼集体参加劳动，集体到公共食堂就餐，实行按需分配，全体人口被分为“旧人”和“新人”，占领金边前以农民为主体的解放区人口作为“旧人”，监管知识分子、僧侣、工人、商人、市民等“新人”……这就是他们要建立的完美社会。其结果就是，一个盛产大米的国度，大多数人民只能勉强喝上稀饭，整个社会陷入恐惧与颤栗之中。为了防止任何不满的声音，他们开动高效的暴力机器，不仅随意处死政治上被他们贴上标签的人，而且不断地进行党内清洗，以保持政治纯洁性，最多的一次处决了近10万人。

他们点燃宏大的乌托邦之火，试图在地上建立天堂，带来的却是不折不扣的人间地狱。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思想变态，一次理性的扭曲，它在根本上无视人的根本天性，产权，家庭，基本的伦理价值等，而且完全蔑视人类文明，反知识，反文化。他们用暴力为乌托邦开路，将乌托邦制度强加在一个社会头上，为了保证这一制度的运转，又动用大规模的暴力。这是人类的一个大噩梦，强制的乌托邦曾给世界许多国家带来过深重灾难，柬埔寨只是其中一个微缩样板。尽管从非正常死亡的人口比例来看，那块土地上发生的“自我灭绝的屠杀”，已经足够骇人听闻。

波尔布特死了，风烛残年的农谢终于被送上审判席，他否认自己对于一百多万到二百万柬埔寨人的死亡负有任何责任，认为这是有人把罪名强加在红色高棉政权的头上。我们可以说他至死不悟，实际上他也是一个悲剧，他被20世纪红色思潮所裹胁，陷入激烈、嗜血的乌托邦神话迷雾中不能自拔，那些惨绝人寰的指令未必是他下达的，尤其是在波尔布特的绝对权威之下，他该负的责任很可能不是直接的，但无疑他有着一份推卸不了的责任，正是包括他在内许多同谋的支持，波尔布特才有可能为所欲为，农谢今天站在法庭上，本质上乃是为那段噩梦般的历史承担责任，真正的被告决不只是他一个人，也不只是波尔布特和“红色高棉”的其他帮凶。最大的悲哀在于农谢几十年后仍没有反省，没有忏悔，没有从噩梦中走出。

岁月的烟云卷不走历史的伤痛，这个噩梦不仅是属于柬埔寨民族，也是属于人类的，因此这次审判包含着更深刻的意义，它不仅是一次法律的审判，更是一次文明的审判、历史的审判。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一场迟到的审判，只具有象征性，而不能给施暴者、犯有滔滔罪行的人以真正有效的惩罚，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解，第一，审判是对人类价值、文明底线的一次庄严重申，是对全世界的一次正告，告诉世人，任何人为的灾祸、杀戮总有一天要受到追究，肇事者一定要送上审判席，接受全体人类的审判，最大可能地肯定和张扬人性本身的尊严，人的生命价值，任何人都不能用哪怕是极为堂皇的理由，任意剥夺其他人的生命，对于那些灭绝人性、践踏了文明底线的人，必须给予历史的制裁，审判本身只是恢复人类正义的一种形式。第二，审判是一次直面历史真相的机会，至少给了人类又一次警醒和反省的机会，人只有在过去的教训中才能找到方向，保持自我清醒。清理历史，就是为了预防人类重蹈覆辙，审判唤醒的是历史的记忆，指向的却是今天和未来。第三，迟到的审判，提醒我们再次深入地思考人类的命运和道路，我又一次想起哈耶克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说过的那句话，文明不是人的大脑设计出来的，而是从千百万个人的自由努力中生长起来的。
生长起来的。

 

                                              

 

黄翔（1941年1月23日－），工人、著名诗人，因组织到北京数所高等院校的“诗歌大爆炸”活动被关押8个多月后，1988年以“扰乱社会秩序”被判刑三年。

 

黄翔1941年1月23日（农历12月26日）出生于湖南省武冈县，自幼在故乡湖南省桂东县随祖父母和养母生活，土改时家庭被划为“官僚地主”成份。1952年，小学毕业后失学，跟随养母劳动，开始自学。1956年，由叔叔接到贵阳生活，进入贵阳矿山机器厂当学徒。1958年，调到贵阳五金厂，同年8月开始在贵州文联主办的文学期刊《山花》上发表民歌体诗歌。1959年，出走到青海湖、柴达木盆地一带游荡数月，被抓捕押回贵阳，以“试图偷越国境叛国投敌”等罪嫌“劳动教养”近四年。释放后到处流浪，打临工为生。1963年，进入贵州省湄潭茶场当农工。1964年，因恋爱开始写诗。1968年，由贵阳市标准件二厂（原贵阳五金厂）“平反”恢复工作，后调贵阳针织厂当工人。1969年8月，创作真正处女诗《火炬之歌》（后收入组诗《火神交响诗》，为其中第一首）。1970年， “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送“管训班”重点严管。

 

1978年10月，黄翔将9年来写成的《火炬之歌》、《火神》、《长城的自白》、《我看见一场战争》、《不　你没有死去》、《世界在大风大雨中出浴》合成《火神交响诗》，与李家华、方家华、莫建刚一起抄写成大字报带到北京，于当月11日在王府井大街原《人民日报》社大门外围墙上贴出并吼诵，同时散发了油印的第一份民刊《启蒙》，轰动整个北京城，成为很快就席卷全国的“民主墙运动”的开端。同年11月24日，“民主墙运动”第一个社团组织“中国启蒙社”在天安门广场宣布成立，黄翔任社长兼主编，并刷出两条大标语：“毛泽东必须三七开”和“文化大革命必须重新评价”。1979年上半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和“西单民主墙”先后三次张贴《启蒙》大字报民刊并散发《启蒙》油印民刊，包括《致卡特总统》、《论历史人物对历史的作用和反作用》及诗歌《爱情的形象》、《田园交响诗》、《民主墙颂》等作品。1980年，参与创办贵阳民刊《崛起的一代》为主要撰稿人。

 

1986年11月，黄翔因应邀参加北京大学计划在12月举行的首届文学艺术节，写作《当代诗坛俯瞰——中国诗歌天体星团说》、《致北京大学首届文学节——1986年在北京大学首届文学节上一封未得以宣读的信”》、诗传单《中国“星作诗人”大爆炸》和专题讲座稿《大爆炸！大爆炸！大爆炸！直面中国当代文化》，月底与张玲、莫建刚、黄相荣等近十人组成“中国诗歌天体星团”，带了为此专门印刷的数百份诗报到北京，会合当时已在北京的薛德云等人，一起到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鲁迅文学院、《诗刊》编辑部等处进行“诗歌大爆炸”行为主义吼诵活动。为此，被当局视为起到“引爆”12月中旬兴起的“八六学潮”的作用。薛德云因直接参与学潮而于当月底在北京被捕，次年以“扰乱社会秩序”被判刑三年；黄翔则于10月14日在贵阳家中被捕和抄家，于1988年5月20日以同样的罪名判刑三年。

 

1990年10月，黄翔刑满出狱后继续写作。1993年，首次应邀访美。1996年秋，由贵阳市郊迁居江西九江庐山，却不断受到骚扰、驱逐，出版作品也屡遭封杀，自感“偌大中国，竟没有立锥之地”，于1997年夏与妻子张玲出国，从此长期旅居美国。2004年10月至2006年10月，为北美避难城市网络 （The North American Network of Cities of Asylum ）的匹兹堡驻市作家，后为荣誉驻市作家。黄翔原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2006年因故退会；同年11月参与创建“中国自由文化运动”，任协调委员会委员。2008年4月，自定居美国后首次回国探亲，受到有关当局礼遇，遂发表长篇散文《中华民族的体魄与心跳》。

 

黄翔的著作包括：诗文选《黄翔――狂饮不醉的兽形》（1998）、《总是寂寞》（2002），《黄翔禁毁诗选》（1999），散文《梦巢随笔》（2001），诗歌系列《我在黑暗中摇滚喧哗》（2002）、《非纪念碑――一个弱者的自画像》（2002）、《独自寂寞中悄声细语》（2003）、《活着的墓碑――魇》（2003）、《裸隐体和大动脉》（2003）、《诗――没有围墙的居室》（2003），诗论《沉思的雷暴》（2002），文论《锋芒毕露的伤口》（2002），自传体长篇小说《自由之血》（2003）、《刀尖上的天空》（2008），自传《喧嚣与寂寞》（2003）等；部分作品翻译成英、日等外文出版。

 

国际笔会是世界上最悠久的人权组织和国际性文学组织，致力推进世界各地作家间的友谊和理性合作，为言论自由奋斗，代表世界文学的良知。独立中文笔会是国际笔会的145个分会之一，抗议中国当局对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的监禁、骚扰、监控，致力于结束中国对互联网的监控和对自由写作的种种限制。关于笔会致力于保护作家和维护言论自由以及“因作家畅所欲言”活动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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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December 8, 2008October 30, 2018

杨恒均：揭秘西方国家比间谍更神秘的人

我先讲一下不久前美国一下子抓了十几位俄国间谍的事。我早就说过，只要国家还存在，就会有情报间谍斗争。正如只要有男人和女人存在，又一时半刻没有实现消灭家庭，以及什么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之前，很难消灭嫖娼卖淫一样。

从公开的新闻看，这次间谍案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点，与以往美苏、美俄之间你抓我的间谍，我就立即驱散你的外交官有所不同，俄国这一次几乎毫无还手之力；第二点，俄国的间谍很山寨，而且和冷战时期间谍截然不同的是，他们不再是为了理想而战的意识形态战士，更不是我书中描述的“为了光明而潜伏在黑暗中”的爱国者。他们中有的为钱而战，有的纯属追求惊险刺激，有的则是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好沦落为“间谍”……

我在《致命弱点》里提到过一个现象：美国有两样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先进的民主制度与理念，以及更加先进的世界第一流的科学技术。美国一边向全世界推销民主制度，要全世界都学习仿效他；另一方面却竭力阻止世界各国获得美国已经拥有的先进技术。

我当年在美国当愤青的时候，就常常质疑美国佬：你们也知道中国现在挺穷的，搞不好民主，但你们为啥不解除对华高科技禁运，让中国富裕起来？富裕起来的中国不是更容易走上民主与自由的道路？这观点当然很幼稚，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所有先进的东西发明出来，大家都可以无条件的共享（或者都可以靠钱买得到），那么，这个世界很可能会停止发展，因为，每一个人或者每一个民族都将等着其他的人和民族为自己去发明创造。

这种情况显然没有出现，于是就有了间谍。我当然不是肯定间谍这种东西，这东西毕竟是违反文明与法治的玩意，再说，间谍并不都是用来窃取对方的科学技术为民造福的。有些国家甚至用间谍特务来对付自己的人民。

大家也都注意到，凡是涉及到情报与间谍的故事，总是弄得神秘兮兮的。神秘到当有人把这个的机构的情况都泄漏出来了，却依然没有一个人相信。因为，这个神秘的机构已经让正常的人无法相信：任何一个人能够全面了解情报间谍机构，更不用说掌控了。你想，这样的机构若是掌握在邪恶政权之手，那就有得民众们受苦受难了。

所以，就在情报间谍机构让一般人觉得神秘与恐惧的同时，一些人——例如我自己——就感觉到揭露情报间谍机构的所作所为不但有必要，而且有意义。这就难怪，当我无意中了解到不少西方国家里竟然还隐藏着一群比间谍特务更神秘的人时，我忍不住有了揭秘的冲动。下面我要讲的这个故事，就是关于他们的：他们（应该绝大多数是女性）是西方政府供养的一批专业人士，从事极其秘密的工作，其神秘程度，比西方的间谍特务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以前就知道有这么一批在隐蔽战线工作的人，听说不但他们的亲戚朋友，甚至连自己的配偶都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工作，他们的工资却很优厚，纳税人的钱养活着他们。

这批人更神秘的地方还表现在，迄今为止，连无孔不入、没事找事甚至造谣生事的西方媒体中的狗仔队都没有揭露过这批人的真实身份，以及他们工作的具体细节。真让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要知道，西方媒体可从来不会放过揭露他们政府的隐秘机构与神秘人士，以及总统的私人生活。

这到底是一批什么样的人？他们到底从事的是什么样的工作？最近，一位澳洲的作家在演讲中又提到这么一群神秘的“地下工作者”对她写作的启发与鼓励，也再次勾起了我的好奇心。

回国之前，我给一位澳洲朋友打电话，问他是否可以找熟人介绍我去探索一下这个神秘的政府组织，我想了解一下这批政府工作人员的情况。这位澳洲人听到我对那批人的描述后，马上警觉起来，他问，你要写出来吗？

我犹豫了一下说，我不会写出来的。我加了一句，我只是好奇，因为，我很难相信，在非常注重隐私的国家，竟然有这样一种职业人，干的是这种工作……

那位澳洲朋友听后停了一下说，我也不知道具体情况，不愿意打听就是为了尊重和保护他们，不过，我可以告诉你，确实有这样一群人，应该是从福利署拿工资的……

写到这里，你一定以为我在装设弄鬼、故作神秘吧，其实，我一边写一边在思考，是不是应该告诉你他们是干什么的？最后我想，还是告诉你吧，因为，每一次想起这样一群工作在隐蔽战线的人，我都挺感动的，有一次连眼睛都湿润了——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你我一样生下来就四肢发达、健康完整，加上另外一些人因为后天的疾病与不幸的事故造成的，于是，在这同一个世界里就有了很多肢体残缺的“不方便人士”，有的坐轮椅，有的身体根本无法动弹，有的只能完成简单的动作……可是，他们中大部分人却和我们一样拥有健康的大脑，拥有对生活的热情与欲望……

这些人也会在政府与社会的帮助下找到人生的另一半（大多也是“不方便人士”），也会结婚组成家庭，也会享受天伦之乐——然而，有一些身体极度残障的人士，却不知道如何去做爱，或者根本没有能力去完成他们想要享受的性爱行为。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人帮助，他们这一辈子也可能无法享受我们每一个人都习以为常的天伦之乐……

现在你知道我说的最神秘的地下工作者、无名英雄干的是什么工作了吧？是的，他们（她们）就是被政府福利部门培训后秘密分派到向政府提出要求的残障人士家庭，指引这些“不方便人士”如何做爱，在必要的时候，还会亲自扶着他们、抱着他们，协助他们完成……

这就是我今天想讲的比西方国家里间谍更神秘的一群人的故事，也许你会抱怨写惊险间谍小说的杨恒均怎么会用这个故事来糊弄你呢，但我想告诉你的是，我可是下了很大决心才写出来的。对于我这个喜欢揭秘的间谍小说作家，上面这种“国家机密”不是用来揭露，而是需要去捍卫的。

我认为，这是一个比情报间谍故事更神秘也更神圣的故事。而且我坚信，当一个国家开始高薪养活这样一批“秘密工作者”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当权者依靠情报间谍机构的需求会大大减少，尤其不再需要那么多间谍特务去对付自己的国民……

 

2010-7-7 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