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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总理：

我以一名普通公民的身份给你写这封公开信。如果你会使用翻墙技术阅读海外中文网站的信息，你一定可以在网上看到这封信；如果你不上那些墙外的网站，我不知道你属下的国保以及为你搜集情报的智囊会不会将它打印出来放在你的案头。我希望你有机会读到，有机会思考，有机会回应。

我在媒体上看到了这样的一则报道：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三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推行依法行政工作。温家宝强调，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中国依法行政体制机制尚不健全。今后一个时期，必须加大《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实施力度，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不断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这次会议还指出，依法行政包括“要严格、公正、文明执法。依法查处各种违法行为，维护良好的经济社会秩序。加强行政执法程序建设，落实和完善行政执法责任制，坚决纠正不执法、乱执法现象”。

温家宝先生，你知道吗，就在你主持“依法行政”的国务院会议的同一天，我家门口又有一群国保前来“服务”了。这一天并非“敏感日子”，又没有什么外国元首来访，为什么你的“服务型政府”又来为我提供特殊服务呢？北京市朝阳区的国保王某打来电话，约我到小区的会所里聊聊。我断然拒绝之，我的时间很宝贵，我通常只跟我所欣赏的朋友聊天，而没有义务与那些无事生非的国保聊天。我转而一想，也许是前一天一直致力于为右派维权的铁流先生打电话邀我参加一个饭局，并发电邮告知，有茅于轼、张博树、滕彪等师友参加。我因早有计划要完成一篇文章，便回信说不能赴约。一定是国保偷看了我的电邮，看到我虽然表示不出席次日的活动，他们仍然担心我前去赴约，所以赶紧前来阻拦我出门，监视我的动向。温家宝先生，我想邀请你到我家中做客，你可以亲身感受一下贵政府是如何为一个只是努力说了一点真话的公民“服务”的。温家宝先生，你愿不愿意“现场办公”，“坚决纠正”这种“乱执法现象”呢？

也是在同一天，推特上的一位朋友告知：“六月二十一日，派出所查到了我和余老师你的通信记录，连我的网易邮箱都报出来的，两个公安直接跑到我公司，质问我买你的书没。还要我谈谈对刘晓波观点的认识。不过到目前还算安全，没被请去喝茶。”最近几年来，我的作品不能在中国大陆公开出版，只能在香港和台湾出版。推特上有许多朋友想看我的新书，我便请这些朋友给我发电邮联系购买，然后将手中的少许书籍邮寄给他们。没有想到，先后有五位买书的推友，遭到国保各种不同形式的骚扰，其中有两人在国保的威逼之下将买到的我的书上缴给国保。这种肆无忌惮地侵犯公民隐私和私有财产的、如同强盗剪径般的行为，不是“非法行政”和“乱执法”又是什么呢？温家宝先生，你愿意亲自制止国保的此类恶劣作为吗？或者你是否可以拿出一个好办法来，将“行政执法责任制”落到实处？我不知那些被国保非法侵占的书籍去向如何，如果你渴望阅读我的著述，可以像普通推友那样直接跟我联系，我愿意卖给你甚至送给你。请你这位自称爱读书的人，不要剥夺其他公民读书的权利，好吗？

温家宝先生，你自己一定心知肚明，在你和胡锦涛先生执政以来，“维稳”成为这个时代的“关键词”。你们将“维稳”这个词语像紧箍咒一样挂在嘴边，正表明中国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已经如同洪水滔天。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七日的《社会科学报》披露，二零零九年维稳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令人震惊：全国内保费用达到五千一百四十亿元，已接近军费的数额，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达百分之四十七点五。温家宝先生，你刚刚当上总理的时候，曾经承诺将教育经费从百分之二提升到百分之四，但如今你的两届任期将满，这个数字几乎原地不动。这是什么原因呢？中国政府不是没有钱，中国政府是今天全世界最有钱的政府，但中国政府的钱都被用到哪里去了呢？有人说，公布的和秘密的各种维稳经费已经占国家财政收入的两成以上。“天价维稳”成为“胡温新政”的最大特征，“国保治国”成为一项至高无上的国策。从奥运会到世博会，国保的非法行政活动越来越猖獗，他们在奥运会和世博会期间查禁商店里的菜刀和老鼠药，他们不分昼夜地蹲守在每一个异议人士的家门口。互联网上的“敏感”词汇越来越多，日历上的“敏感”日子越来越多。所以，国保的经费越来越多、编制越来越大。

有了国保的保驾护航，你们和你们的御用文人说，平安了，但这样的平安真的可以持续下去吗？熟读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温家宝先生，你不会不知道，靠暴力和谎言是无法让一个国家和民族获得长治久安的。秘密警察不是维稳的柱石，而是和谐社会的最大的破坏者。执法犯法、肆意玩弄法律的国保们，败坏了这个社会的法治、信任与道德，他们污染的不仅是国土，而且是人心。他们不是致力于缓解矛盾，而是故意激化矛盾。他们表面上忠心耿耿，其实将你们推到火堆上烧烤。比如，长期搜集我的材料的北京市公安局国保大队的一名姓朱的国保，长年累月恐吓我身边的朋友、制造关于我的各种谣言、发匿名信和恐吓信，究竟是谁授权他这样做的呢？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在犯罪，就是在败坏政府的公信力。温家宝先生，最近几年来编制和经费大幅增长的国保部门，与那些力量微弱的政治反对派相比，才是你们真正的掘墓人。温家宝先生，如果你拥有政治家的智慧与勇气，拥有敏锐的时代感与深厚的历史感，拥有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以及人类的未来负责的精神，那么，取消国保、停止对人民的恐吓，是你需要立即迈出的第一步。

温家宝先生，如果你不从今天起便取消国保，国保未来的命运以及你的党未来的命运将不堪设想。东德的斯塔西和共产党的下场，便是中国的国保和共产党的前车之鉴。昂纳克等东德领导人曾经坚信，在无法挽回民心的情况下，让一个失去公信力的政权维系下去的杀手锏，就是秘密警察，即斯塔西。如果说在美学和道德上均丑陋不堪的柏林墙是公然向自由世界示威，并阻止本国居民“逃出疯人院”的企图；那么，斯塔西的作用就是让所有民众都不敢乱说乱动，至少“假装”对目前的生活表示满意，正如其负责人所宣称的那样，“国家安全部被赋予使用任何必要手段或方式阻止或扼杀所有阻碍或延滞社会主义成功的企图”。在此意义上，斯塔西堪称一堵用人肉来砌成的“柏林墙”。英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泰勒在《柏林墙》一书中指出，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存在的四十年内，至少有六十万人为斯塔西工作过。一些专家更是宣称这个数字高达一两百万。即便只算编制内的人员，即拿薪水的人的数量，那么每三百二十个东德人中就有一个斯塔西。相比之下，在希特勒德国，盖世太保的人数只有两万，即三千五百名德国人中有一个盖世太保。

但是，斯塔西有没有挽救东德政权的崩溃和它自己的覆灭呢？历史的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就不必我来多说了吧。但我还是想向温家宝先生讲述一个有趣的细节：在东德政权存在的最后的时日里，斯塔西的末代局长、八十一岁高龄的米尔克，出现在新组建的最后一届东德议会。这个昔日让人仰视的人物，第一次遭到议员们的质疑和鄙视。这个白发苍苍的老人看上去很沮丧。“但是我很爱你们！”米尔克宣称，他几乎要哭出来了，“我热爱整个人类”。弗雷德里克•泰勒用讽刺的笔调写道，如果说米尔克怪异的情感宣泄中存在某种真实的成分的话，那就是对人类危险的爱，正如一支名为“警察”的摇滚乐队在他们的歌曲中唱到的如着魔般的爱恋：“你每一次呼吸，每一次行动，我一直都在关注你。”温家宝先生，米尔克的眼泪跟你的眼泪相比，哪一种更加真实呢？我相信，米尔克备受羞辱的这一幕，将来有一天必定会在中国重演。人类最愚蠢的品行便在于，经常重复演出同一出戏剧，而剧中人茫然不知。当年昂纳克跌倒的原因，难道会成为你们今天“雄起”的秘诀吗？

温家宝先生，你不会不知道这段历史吧：东德政权瓦解之后，从昂纳克、克伦茨等前东德最高领导人到若干在柏林墙前枪杀逃亡者的普通士兵，都被送上法庭审判。一九九二年，统一之后的联邦德国成立了真相委员会，包括人权活动家、牧师雷纳•埃佩尔曼在内的二十七名委员，对东德政权下属的所有机构举行听证会，查阅所有能够找到的档案，共同撰写权威性的历史文件，形成了一份长达七百五十页的“总报告”，执笔者之一指出：“真正的任务不是审判，而是弄清发生了什么。这样，每一个人就能够在这部机器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齿口。”温家宝先生，你希望自己在未来的一份类似的报告中充当何种角色呢？你多次强调说自己很看重历史，那么你的内心深处是否真的害怕来自历史的惩罚呢？

谈到东德的社会转型以及暴力之后的真相与和解，就不得不提及高克牧师（Joachim Gauck）。最近，高克得到了德国社民党和绿党的总统提名，尽管最终未能出任总统，但这足以说明他在德国受到的广泛的尊重。高克不仅是一位牧师，还是联邦政府首位调查前东德国家安全部档案的专员。德国之声报道说，这位一九四零年出生于罗斯托克的新教牧师，自一九九零年十月起担任这一被称为“高克局”的局长长达十年。所谓的“高克局”，实际上就是一个保存六百万份斯塔西秘密档案的图书馆，所有的德国公民都有权查阅本人的档案。高克说，他还是九岁的孩童时，就已了解到，社会主义是一个非法治制度。他的父亲被前苏联秘密警察逮捕，并在不给出任何理由的情况下被判处遣送西伯利亚强制劳动。年轻的高克希望进入大学就读德语文学专业，但当局不允许他入学。后来他学习了神学，并成为一名牧师，一九七零年在罗斯托克建立了一个教会。很快，高克就成为秘密警察的关注对象。对他们来说，高克过于积极地参与人权和和平事务，传道内容具有批评性。他们搜集了大量与高克有关的黑材料，却做梦也想不到，高克本人日后居然成为这些材料的管理者。在合并后的联邦德国，高克以沉着而坚定的方式管理前东德秘密警察留下的档案。他告诫人们不要忘记东德的历史，不要以怀旧的情绪回顾过去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卸任档案馆的工作之后，高克担任了名为“反对遗忘，支持民主”的民间组织的主席。

温家宝先生，你知道吗，我的梦想之一就是，未来的中国也能建立一所“高克档案馆”，我愿意成为其中的一名馆员。我相信，在我的有生之年会有这么一天。在那里，关于我的资料会有一麻袋，如果我要撰写自传的话，那里将是我最丰富的资料库。而与你有关的资料更是汗牛充栋，因为这些搜集资料的人都声称是为你的政府服务的。我想，那不是你的荣耀，而是你的耻辱。所以，为了让你的子孙和未来的公众在这些档案中尽可能少地发现与你有关的黑暗的内容，你是否愿意从此时此刻起就制止国保的为非作歹呢？

温家宝先生，你理应认识到，那些肆意炮制冤案、打压弱势群体、制造人权丑闻的国保才是今日中国最不稳定的因素。你纵容甚至重用的这些国保，其实是一群屠戮人心的刽子手，是一群以国家的名义犯罪和作恶的凶手。当年，晚清诗人、思想家龚自珍在盛世的喧嚣中，喊出了末世的哀叹。龚自珍在《乙丙之际箸议第九》一文中写道：“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其法亦不及于要领，徒戮其心，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这不也正是今天中国的写照吗？“避席但畏文字狱，著述都为稻粱谋”，一个剥夺民众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讳疾忌医就是自寻死路，连一个多世纪以前的龚自珍都明白这一点，一个多世纪以后的温家宝难道不明白这一点吗？

孙志刚事件之后，上书人大呼吁废除收容遣送制度的北大三博士之一的滕彪，两年前曾经遭到北京国保绑架，此后他写了一篇题为《我无法放弃——记一次“绑架”》的文章。温家宝先生，不知你是否读过这篇文章？我诚心推荐给你好好看一看。在那次以国家的名义实行的绑架中，一个国保的小头目对滕彪说：“除了你的妻子和直系亲属，最了解你的，就是我。”为了达成这种“了解”，这些国保耗费了多少民脂民膏呢？最有意思的是这个头目另外的一段话：“你现在多好，有车有房，你开的是福克斯，我开的是奇瑞，你房子一百四十多平米，我九十平米。你的工作多好，家庭和睦，多想想自己对家庭的责任。孩子那么小，将来孩子问爸爸去哪了，让妈妈怎么回答？”是的，我们这些“被服务”的异类，居然可以生活得比国保们更好！难怪国保要愤愤不平了。但是，如果不想被扔进监狱，维持目前的小康生活，就乖乖听话吧。这样的循循善诱能够说服我们吗？我对这些即便出卖了人性，却也没有能卖出个好价钱的国保们充满了鄙夷与悲悯。温家宝先生，当你看到这段文字的时候，是激起了你取消国保的良知，还是反倒提醒你去增加国保的经费、提高国保的待遇？

温家宝先生，请你切记，盖世太保、克格勃、斯塔西……那个秘密警察组织最终不是臭名昭著？中国的脊梁不是那些蔑视法律的国保，而是像滕彪那样依法维权的斗士。一个好心的朋友对滕彪说：“你被绑架的时候，在楼下挣扎狂喊了三分钟，都没有一个人敢出来看看。派出所来调查，也没有人愿意作证。这样的国民——值得你为他们去争取自由和人权吗？”我也遇到过好心人类似的劝说。滕彪的回答是：“值得。造成他们恐惧和冷漠的制度，正是我和千千万万个像我一样的普通维权人士所试图改变的。就算仅仅为了我的女儿不再生活在恐惧之中，我也无法放弃我的梦想，我的写作，我的行动，我的爱。我不会放弃。哪怕有一天我失踪以后，再也无法回来。”我也愿意将这段话作为我的回答。温家宝先生，这段话比你所有关于爱国、公正与良心的言论加起来都更有力量。我相信，克服恐惧之后作出此回答的中国公民将越来越多，终究会超过你麾下的十万名国保。中国的长治久安，必须迈出取消国保、解除报禁和党禁等步骤。瞒和骗、拖和等，只能病入膏肓、自取灭亡。温家宝先生，荣辱正反、生死存亡，你和你的同僚们还有最后的选择机会。

中国公民 余杰
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
北京家中

附记：这篇文章完成之后尚未发表，正在修订的时候，七月五日下午四点，北京市国保大队的朱姓警官，率队上门来宣布对我进行传唤。此后持续四个半小时的审问，主要目的是确认我在海外中文网站上发表的一些文章，并阻止我在香港出版新作《中国影帝温家宝》。此一事件的详细过程我将另外撰文描述。此事件是温家宝先生执迷不悟、纵容国保的又一铁证。

记得刚开始写博文的时候，常常有网友质疑我：你为什么总是抓住国家的阴暗面不放？难道你看不到政府做的好事和中国这些年取得的进步？

虽然很少正面回答这些问题，但却从来没有停止和读者沟通，只不过我采用的方式是写出更多的博文。好在这些年下来，读过我几篇博文的网友基本上都有了自己的答案。现在去查看一下我博文后面的留言，除了极个别有可能是迫于生计的“专业读者”之外，已经没有人这样质疑了。但今天，我却想正面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是的，我不但看到了国家的“光明面”，而且特别留意政府的每一个“善举”。我把两年来政府颁布的法令和规定、下达的行政命令甚至对国民行为的道德要求，一一列举出来，然后做了两个很简单的资料搜寻：一个是请网友在网络上帮我搜索政府推出某项政策法规之前大陆网民的相关呼吁、建议与抗争；二是利用呆在西方国家的时候，到图书馆（很多历史资料没有上网）去查询所在国家（主要是美国与澳洲）是在什么时候、以及什么情况下推出这项类似的政策与法规的。

这种简单易行的方法可能让我比那些质疑我的人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进步”与政府的“从善如流”，以及看到一些很有趣的现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如下三点：第一，中国政府推出“善策”的频率是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望尘莫及的。这不是夸大，更不是阿谀奉承，而是很容易证实的：只要打开任何一个门户网站的新闻页面，连续观察两个月，你会发现，平均两到三天，政府就会推出一个政策与法规，一般都是与改善民生、限制官员权力、促进法治建设有关的。

第二，让我们暂时离开主流网站的新闻页面，进入博客、论坛与微博，搜索一下政府的某项“善策”，你会惊讶地发现，几乎在任何一项“善策”出笼之前，网民们一定一早就以各种方式方法提出建议与抗议，并伴随着某种程度的抗争，有些还付出了多多少少牺牲的代价，例如医疗改革、增加工资，改善农民工待遇，拆迁补偿规定，严刑逼供不能作为呈堂证供等等。

第三，中国目前推出的各项有利民生的政策与法令，几乎没有一项不是西方国家在以前（从几年前、几十年前到上百年前）早就推出过的。也就是说，经过网民推动，政府从善如流而推出的各项政策法令，都不是中国特有的，而是中国与世界接轨的一部分。例如，中国政府刚刚宣布明年一月一日开始，禁止在任何室内公共场合吸烟，而这个法令在西方国家也只不过严格实行了十年左右。这对于一个设有烟草专卖局，而且把提高销售香烟当成了政府政绩的国家来说（参见烟草局局长情色日记的网络事件），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凡是政府（主要是各级地方政府）突然推出了某项中国特色（或地方特色）的不得人心的规章制度，一般都会遭到网民强烈反对（有些不了了之）。这时，你去网上、图书馆查阅一下西方国家是否有过类似的政策法规，一般都找不到。

只要不是“逢中必反”的人，都不会否认我们从网络上看到的如上三个现象，可是，我们却更不能否认现实中的另外一个事实：政府推出的这些在世界其他国家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政策与法规，在中国推出后所起的作用有限，有些甚至在颁布之日起就变成了一张废纸，有些一推出就变味、变质，另外一些甚至被利益集团劫持，为他们捞钱保驾护航了。这，到底是咋回事呢？

或者我们这样问一下：是否有可能在保住唯一一点不与世界接轨，在其他领域大搞“全盘西化”的情况下，实现中国真正崛起，实现和谐社会呢？大家都知道我在说什么，我说的那“唯一一点”就是这些年我一直在推动的事业：启动政治体制改革，逐步实行政治民主化，限制并制衡绝对权力，获得政权的合法化。

实事求是地说，除了政治体制与社会制度接轨与政治民主化之外，中国在其他方面与西方接轨得又快又狠。有时从西方回到中国大陆，我会有一种滑稽的感觉：我从一个相对公平公正的理想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回到了课本上读到的那个“万恶的资本主义世界”；如果不看电视新闻的话，就物质和文化层面的中国来说，甚至已经比一些西方国家更“西化”了。

关于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值得大家思考。第一个是：当今这种保住那“唯一一点”不变，却在其他各个方面不遗余力地改善民生、与世界接轨甚至“全盘西化”的做法，是否最终会促进和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政治民主化呢？

第二个方面是反其道而问之：是否有人正是在使用这种“改善民生”，以及除了政治制度领域之外的“全盘西化”去刻意阻止最后那“唯一一点”不被西化？希望继续保持绝对的不受限制的权力？

这些年，我观察到一个现象，那就是中国有些人不遗余力引进其他先进国家的“普世做法”，却坚决拒绝这些“普世做法”背后的“普世价值”理念。

我认为这一现象正是造成当今中国不稳定的主要原因。一些年轻的网民和一些左派们看到了这种混乱的现状，却看不清本质。他们不明白本来为了民众利益的改革措施为什么最终损害的却也是民众的利益，于是他们中出现了反对改革的声音，反对“普世价值”的声音，主张倒回到毛时代，甚至回到唐宋那种盛世中国。

殊不知，当今中国的乱象，正是因为引进了“普世做法”却没有吸收“普世价值”造成的。这种做法还潜藏着巨大的危机。我举个最近的例子，经过这两年多来不断被网民曝光的中国看守所里无奇不有的死法（躲猫猫、喝水与睡觉死亡法等等）以及屡见不鲜的屈打成招事件，中国政府“从善如流”地与西方接轨了：宣布行刑逼供获得的“证据”不得用于判刑之用的规定。咋一看这个消息，小民们感激得内牛满面。这不是“洋奴”们朝思暮想的向美国和澳洲看齐吗？你不赶快感激咱们政府从善如流，还在那里嫉恶如仇？

可稍微一想，不觉惊出一身冷汗：这种规定的宣布竟然是党和国家机构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发布到公安、法院等政法系统的。大家不妨翻阅一下中国的宪法与刑法，宪法里不但有不允许行刑逼供的理念，刑罚里还有具体规定啊，早就白纸黑字在那里沉睡了好多年了。如果我们有独立的司法，如果我们政府的绝对权力得到监督与制衡，如果所有民众包括嫌疑犯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行刑逼供就是一种犯罪，还用得着你政府部门如此重视，去用发文件与通知的形式来“规定”？

再说，难道你不知道，几乎所有的行刑逼供都是因为没有司法独立，都有行政权力介入的阴影？（赵作海事件就是当地政法委指示公安尽快破案造成的）单单就这件“善策”来说，我们又成功地用违反“普世价值”的办法完成了一件“普世做法”，你说，我们能够走多远呢？

与世界接轨，引进世界各国行之有效的做法，更要吸取别人的经验与价值理念。中国悠久的历史上，在某一个相对的时间里出现了一个以民为本的皇帝或者与时俱进的朝代，并不鲜见，他们采取的休养生息、关注民生的措施，一点也不比现在差多少，可后来又如何呢？

我更怀疑那些期望靠在各个领域小打小闹的“改革”来拖延甚至阻止政治体制改革的体制内的“有识之士们”。他们只能抱怨自己生活在一个错误的时代：这是一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已经觉醒，而中国人也正在觉醒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民众对自己天生的人权与民主权利，是一定会“得寸进尺”的。如果这些忙着为民做主引进“普世做法”的“有识之士们”生活在唐朝、明朝或者清朝，他们很可能会因为自己的“从善如流”而名垂青史。而不幸生活在这个时代，他们的做法，很可能会让他们成为阻挡历史进程的罪人。

当然，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总是把怨气和希望都集中在执政者身上，那对他们不公平，对我们更不公平。我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答案也并不完全掌握在统治者手里。在我看来，真正最终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的是中国的臣民和公民们：当民众的素质决定他们只愿意当臣民，对于任何一点施舍给他们的“民生改善”都感激涕零的时候，他们其实不配享受更多的权利。纵观历史与当今世界，几乎没有统治者会主动把“自由”和“民主”恩赐给根本不知道这些东西为何物的臣民们。

只有当越来越多的臣民变成公民，逐步认识到中国的问题不仅仅在于你的房子被拆而得不到更多的补偿，不只在于血汗工厂，也不完全是因为农民工没有城市户口，甚至也不在于人民的公仆不肯公布财产，而在于民众没有民主权利，官员不是选举产生的，绝对的权力没有受到监督与制衡的时候，中国才会走出真正的困境，迎来崛起与和谐并存的时代。

我想，我们应该持这样的态度：不因为政府迟迟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否定他所作的其他方面的改革，尤其是在网民影响下推出的各项有利民生的措施；但我们更不能因为这些措施而忘记了中国最大的问题：政治体制改革。我希望，一切改善民生的措施最终会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而不应该延缓甚至阻止政治体制改革。所以，即便在政府“从善如流”的时候，我依然嫉恶如仇，这个“恶”是体制之恶，是绝对权力之恶，是缺乏自由与民主之恶。

2010-7-5 广州

是真的还是假的？

6月22日，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将推出《李鹏“六四”日记》。书还没上市，其电子文本就已经在网上热传。我也从网上收到一份，其中有些错别字，但据朋友说应该就是那本书的电子文本。

对于这本《李鹏“六四”日记》，人们关心的第一个问题是，它是真的还是假的？据香港新世纪出版社负责人鲍朴说是他从一个秘密渠道获得的；经过他和其他专家的研究，相信这确实是李鹏所写，当然还未经本人出面证实。

我阅读全书后，也倾向于认为它是真的。因为，第一、李鹏有写日记和发表日记的习惯。此前他已经出版过6部日记：《三峡日记》、《核电日记》、《电力日记》、《人大日记》、《经济日记》和《外事日记》。六四这件事这么大，想来李鹏应该记有日记。第二、早在6年前，香港的《亚洲周刊》就发过一则消息，说李鹏写了本《“六四”日记》打算出版，但被中共现任领导人阻止。第三，到目前为止，已经读过这本书的人都还没发现书中有什么明显的“硬伤”。第四，比较李鹏的其他作品，文字风格很相似。第五、此书的出版人是鲍彤之子鲍朴，他们的特殊身份也增加了此书的可信性。第六、从情理上推断，李鹏应该有出版《“六四”日记》的意愿，因为六四这件事关系到对他的历史评价，市面上已经有了关于此一事件的多种版本，无论如何，拿出一份自己的版本对自己总不会有坏处。第七、李鹏年过80，健康不佳，自知来日无多，希望在自己生前看到这本书的出版，也是了却一桩心事，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当然，如果李鹏出面承认，那就可以肯定此书是真的。不过有趣的是，如果李鹏出面否认，或者是中共官方出面否认，那倒不一定证明书是假的。估计在现阶段，李鹏本人及其家属和中共官方都不会出来表态，而沉默很容易被理解为默认，但那毕竟不是确认。很可能在近期内，我们无法确认此书的真实性。

李鹏出版《“六四”日记》用意何在？

下面讲一讲李鹏为什么有出版这本书的意愿，也就是说，李鹏出版《“六四”日记》的意图是什么。

有评论说，李鹏想通过这本书把六四的罪责推到邓小平身上，为自己开脱，起码是减轻自己的罪责。我看不像。是的，早在一个多月前，有人告诉我，他读到了李鹏日记，其中最厉害的一句是，邓小平讲：“镇压就镇压，我负责。”不过我在《李鹏“六四”日记》的电子文本里面并没有发现这句话。倒是有下面一段话。5月17日邓家开常委会时，邓小平说：“措施不坚决不行，不迅速不行，我想的办法是戒严……戒严是我的主意，实行戒严如果是个错误，我首先负责，不用他们来打倒，我自己倒下来……将来写历史，错了写在我账上。”另外，《李鹏“六四”日记》还写道，6月3日晚的武力清场方案也是邓小平批准才实施的。

上述记叙无疑证实了邓小平是六四屠杀的罪魁祸首。但是这一结论毫不新鲜，我们从来就是这么认定的。那么，李鹏是否在他的书里给自己有所开脱呢？张良的《中国“六四”真相》就有给杨尚昆开脱罪责之嫌。但是李鹏的《“六四”日记》并没有替自己开脱的意思。从《李鹏“六四”日记》我们可以发现，从学运一开始，李鹏就采取敌视态度；另外，他对赵紫阳也是从一开始就充满猜忌。李鹏的强硬是贯穿始终的，而且至今仍毫无悔悟。事实上，我在读了这本《“六四”日记》后，李鹏作为六四屠杀的第二号主犯的印象非但没有弱化，反而更加强化了；相信很多读者都会和我有同感。

那么，李鹏出版这部日记的用意是什么呢？通读《“六四”日记》，我注意到，在写到各中央领导和封疆大吏们对学运、对戒严令的态度时，对于那些和李鹏立场接近的，李鹏都记载的比较详细比较清楚，并且常常是提名道姓；对于那些持异议的，他记载的就比较简略比较含糊（当然除了赵紫阳），并且常常隐去姓名。有的事很重要，例如5月21日，有张爱萍等8名上将表态反对军队进城。这事在当年就流传很广，张万舒在《历史的大爆炸》里也有记载，据张万舒说，这件事是新华社军分社与张爱萍将军秘书通电话核实过的。但李鹏在当天的日记里对此事却只字未提；他祗是在第二天的日记里含糊其词地写道：“邓小平担心军心不稳，这是大问题。”算是对不少高级将领持异议一事给了点暗示。

不错，李鹏可以解释说，因为这本书是要公开发表的，他这一详一略，是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形象，也是为了保护“犯过错误”的同志。但显而易见的是，李鹏这样做，会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六四这件事是中共上层绝大多数人集体决定的，是得到党内政府内的广泛支持的，大家都有份，这就减轻了李鹏自己的个人责任。我以为这就是李鹏发表《“六四”日记》的主要意图。顺便一提，邓家人为邓辩护也采取了同样的策略。2007年香港回归10周年，邓小平长女邓林到香港，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六四事件是那时领导人的集体决定，不应该说是哪一个领导人具体负责。

李鹏出版《“六四”日记》，可能还有防范党内上层有人为六四平反的意图。以杨尚昆的情况为例。据蒋彦永医生说，杨尚昆曾经讲过，六四是我党历史上的最大错误。按照张良的《中国“六四”真相》和赵紫阳的《改革历程》，杨尚昆在八九期间的表现是摇摆的、暧昧的。可是依据《李鹏“六四”日记》，杨尚昆则是另一副模样。杨和邓的关系非常特殊，赵紫阳和李鹏要和邓见面都需通过杨；是杨尚昆最早在赵紫阳离开北京的时候向李鹏建议去请示邓小平，是他第一个提出戒严（借廖汉生的话），也是他直接部署戒严的军队。这就给人一种感觉，即，杨本是六四元凶之一，他后来对六四的批评祗不过是自己失势后的投机而已。

吴国光的一个重大推测

在加拿大任教的吴国光为这本书写了篇导言，其中，吴国光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推测。吴国光指出，在有关六四事件的事实叙述中，有“一个事关重大的空白”：既然在学潮兴起之初，赵紫阳和李鹏在如何对待学潮的问题上就呈现重大的路线分歧，而直到4月23日下午赵离京访朝时，中央都是在按照赵的温和路线发文件应对学潮，那么，何以到了4月24日晚上，李鹏召集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大家就“空前一致”地转而接受了李鹏的强硬路线，把学潮定性为“反对共产党的动乱”了呢？

吴国光发现，《李鹏“六四”日记》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李鹏在4月23日的日记里写道：“送走赵紫阳后，（处理学潮）这副担子就落在我身上……但我对如何处理当前的混乱，也苦于没有办法。尚昆同志建议我主动找小平同志请示，他也一同去。”那么，去没去呢？日记里没交待。按情理推测，应该是去了，或者是以别的什么方式和邓联系了；否则李鹏完全没必要写下这段话。吴国光推测说：“我们有理由怀疑，李鹏（以及所有官方叙述）在这里隐瞒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1989年4月23日晚上，邓小平有密令直接或间接地传递给李鹏；正是这个密令，认定学生运动为‘旨在推翻共产党的反革命动乱’，并确定了一系列的强硬应对方针。”

倘若这一推测为真，问题就很严重了。因为按照以前各种版本对这件事的记叙，先是政治局常委开会作出决策，然后征得邓小平赞同。这在程序上还勉强说得过去。但要是按照吴国光根据李鹏书中的暗示所作出的推测，实际上是邓小平决策在前，政治局常委在总书记缺席的情况下开会接受这一决策在后，那就全无正当程序可言，从而也就谈不上合法性了。

为了说明这一推测，吴国光还列举了很多旁证。这些说明都很有说服力。不过我这里还有一个疑问。如果邓小平在4月24日晚的政治局常委会之前下过密令，按说赵紫阳后来是该知情的，那么，赵为什么在他的录音回忆录里没有提到这件事呢？

由此还可以引出另一个有意思的话题。既然在学潮兴起之初，赵李之间就显示出重大的路线分歧，照理说双方就该为争夺主导权而较劲，为什么赵还要离开北京去朝鲜，自愿把大权交给李鹏？包括李锡铭在内的不少人都劝赵推迟对朝鲜的访问，赵却不听。李鹏那边的反应也很奇怪。按说，赵离京赴朝，让李鹏主持政治局工作，这岂不是正中李鹏下怀？为什么李鹏却感到很不高兴，还要抱怨赵给自己留下烂摊子，居心不良？

可见在那时，赵李都把学潮看作烫手山芋，谁也不肯站在第一线。其中道理也很简单。赵紫阳担心的是，以温和方式处理学潮，如果学潮迅速蔓延，到头来会不会以“反自由化不力”的罪名被赶下台，成第二个胡耀邦？李鹏则担心自己以强硬姿态站在第一线，如果学生不怕，引起反弹，或者是导致流血，舆论哗然，又假如邓小平不支持，自己岂不会落得两头不待见，就像邓力群那样？毕竟，在学潮兴起之初，赵紫阳和李鹏都对用自己那套办法处理会造成何种后果没多大把握，所以都不肯站在第一线。可以想像的是，如果没有邓小平的表态，李鹏不可能有后来的嚣张。这再次表明吴国光的推测是很有道理的。

关于6月1日的国务院座谈会

《李鹏“六四”日记》确实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重要资讯。以6月1日的日记为例，这一天的日记至少披露了两件以前人们不知道的事。

一件事是，李鹏在6月1日的日记里写道：“戒严部队在夜间避开了动乱者的监视，已通过地下通道，陆续进入人民大会堂和天安门午门之间的场地。”张万舒的《历史的大爆炸》祗讲到6月1日有戒严部队化妆进入城区，没讲到通过地下通道进入广场。关于在6月3日之前就有戒严部队通过地下通道进入天安门广场一事，先前也有过传言，但缺少权威的来源。如今有《李鹏“六四”日记》出面证实了。

另一件事是6月1日的国务院座谈会。这件事，张良的《中国“六四”真相》，张万舒的《历史的大爆炸》和赵紫阳的录音回忆《改革历程》都不曾提及。这件事很重要，值得多讲两句。

6月1日，李鹏“在国务院召开北京高校校长、知识界代表、教授专家共37人参加的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还有李铁映、罗干、王忍之、杜润书、何东昌、曾建徽、汪家璆、吴文昌等同志”。会上，国务院工作人员宣读了《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处理学潮和动乱的十条政策》，请与会者发表意见。李鹏在书中有选择地引用了一部分与会者的发言，其中有人大副校长吴树青，北大教授赵光武，社科院学者何新、刘大年等。从这些发言者的名字我们可以推断，李鹏邀请与会的学者专家基本上都是他还比较信得过的人，其中绝对没有被认为是胡耀邦赵紫阳的智囊，也绝对没有那些积极支持学运、后来被打成“动乱精英”的知识份子，甚至把一般的比较自由化的人都排除在外。

十条政策的主要内容是，把参加学潮的广大学生和利用学潮制造动乱的极少数人相区分，对广大学生以及不明真相参加过支持学潮的各界民众宽大处理，不予追究，对极少数制造动乱的人要彻底揭露，严加制裁。

李鹏写道：“我主持召开这一座谈会的目的，是为了宣布对学生实行宽大处理的政策，想为‘以和平方式清理天安门广场’做最后一次努力。但是在座谈会中，有的发言主张对学生要宽大一点，有的发言主张更严一点，有的认为目前发表这样一个文件不是时机。还有人担心学生不接受，因为现在不是政府是否宽大学生的问题，而是学生能否宽大政府的问题。会议以无结果而散，党和政府所作的‘以和平方式清理天安门广场’的努力，又一次遭到失败。”

从这段记叙我们可以看出，尽管有李鹏亲自出马，有李铁映、罗干、何东昌等一批保守派高官坐镇，请来的还都是他们比较信得过的学者专家，到头来仍然无法让多数与会者赞同当局提出的所谓对学生宽大处理的十条政策。可见当局的立场和民心有多大的距离。

李鹏说党和政府所作的“以和平方式清理天安门广场”的“最后努力”遭到失败，那究竟是败在谁手里呢？十条政策还没来得及公布，所以你不能怪所谓“不明真相”的民众的抵制；座谈会根本没有自由化知识份子出席，所以你不能怪什么“动乱精英”的破坏；出席座谈会的官员都是李鹏一派，所以你也不能怪赵紫阳一派的阻挠。另外，这是一场关门会议，所以更怪不着“境外敌对势力”。按说当局要宣布十条政策，并不需要这些大学校长和学者专家批准。李鹏召开座谈会的目的本来就是想试探水温，伪造民意，殊不知他那套方案就连在他挑选出来的学者专家那里都通不过。李鹏写下这件事，本意是想说明他们原来还是想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动用武力实在是迫不得已。实际上那倒从反面告诉我们，他们已经人心丧尽，他们的立场甚至在他们自己挑选和邀请来的学者专家那里都得不到足够的支持。他们后来动用武力完全是图穷匕首见，他们知道他们已经不可能用任何正当的方法、和平的方法维持他们的专制统治，唯有镇压，唯有屠杀。

还须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六四屠杀绝不是出于维护社会基本秩序的需要，因为就连这次座谈会的多数与会者都不认为政府已经没有退让的余地，一退让就会天下大乱，否则他们就会全力支持李鹏的政策了。由此可见，六四屠杀是为了、也仅仅是为了维护一个人心丧尽的专制政权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