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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瑜：李鹏与邓小平交情匪浅（1）

《李鹏六四日记》记录了八九天安门民主运动和六四镇压事件中共最高权力层的激烈交锋，其中包括密集的常委扩大会议，一线领导人、邓小平、元老、人大、民主党派、军方、省部委领导人的态度，学运人物的所作所为，还有中外媒体当时的报导与评价。《李鹏六四日记》究竟透露了什么？日记将如何影响外人对邓小平、赵紫阳、杨尚昆、李鹏这些中共高层人物的评价？外参记者就这些议题採访了中国资深媒体人高瑜。

据悉，早在2004年“六四”15周年时，当时已退休的李鹏便已将这本日记交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最后收到胡锦涛答覆，以不方便公开出版为由而拒绝，只容许印刷小量在中共高层内部传阅。如今，《李鹏六四日记》已公开曝光。

“李鹏与邓小平交情匪浅”

1989年时担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的高瑜，也在《李鹏六四日记》中被点名记录。《日记》记载，“人民日报前总编级胡绩伟曾经发动一场50多名人大常委签名，要立即召开紧急人大常委会，对抗中央在首都戒严的决定，而若干人大常委签名都是通过体改所杂志副总编辑高瑜联系的。这位神通广大的高瑜还与严家其、王丹、刘瑞绍（香港文汇报驻京记者，支持动乱者）、张洁凤（香港反动杂志《百姓》记者）等保持经常的联系。5月20日高瑜在给张洁凤的电话中称：’今天鲍彤他们被点名了，被控制了，想让鲍彤转移。’”

1944年出生的高瑜，原服务於中新社，1988年10月担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1989年6月3日与1993年10月2日因报导“敏感”议题而遭中共两次逮捕，先后在狱中度过近七年，但其报导精神受国际肯定，多次获得国际奖项，包括世界报业协会暨主编论坛自由金笔奖、国际妇女传媒基金会新闻勇气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首届新闻自由奖、全球20世纪新闻自由英雄奖等奖项。

外参记者就《李鹏六四日记》的内容採访了高瑜，高瑜认为，从这部日记中看出李鹏与邓小平对镇压八九民主运动立场、观点完全一致，而且热线联系非常密切，从书中对多次重大的常委会议的描述，可以看出邓小平是镇压学生运动的最高决策人，这是毫无疑问的。而李鹏乃是“四。二六社论”和六四镇压的最重要的推手和执行人。此外，也显现出赵紫阳在八九年要在民主与法制的道路上解决学潮问题，要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是多么的艰辛。

《李鹏六四日记》透露了官方已公布的文件和海外众多有关六四书籍并未记载的内容，如李鹏与赵紫阳之间的分歧、邓小平5月17日和19日连续在家里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的详情，参与镇压的军队数量与部属详情，都为揭开六四真相，提供六四史料有重要的价值。

高瑜：李鹏不可能藉日记把责任推乾净（2）

《李鹏六四日记》记载道，4月23日李鹏亲自送赵紫阳上火车赴朝鲜后，不知如何应对形势，杨尚昆鼓励李鹏找邓小平谈，李鹏要求杨尚昆同去，杨尚昆同意。24日晚上，李鹏召开常委碰头会，确定学潮“这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旨在打倒共产党的政治斗争”并且决定发表社论。25日上午，李鹏和杨尚昆向邓小平做汇报，由李鹏记录了邓小平将学运定性为动乱的“四。二五”的讲话，向中央、国务院、北京市及时传达，当晚《人民日报》“四o二六”社论就播出。

5月17日下午邓小平在家里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杨尚昆列席，王瑞林担任记录。邓小平提出北京市必须实施戒严的任务。只有赵紫阳不同意，邓小平要李鹏、乔石、尚昆主持戒严，指示卫戍区、公安、武警参加外，还有调一些部队进北京。邓表示：“错了写在我账上。”19日上午邓小平在家里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一手颠覆了十三大一中全会选举出的政治局和常委会。指示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赵的问题，人数40人左右，由李鹏、乔石、宋平筹备。把鲍彤先隔离起来，切断他的对外联系。同时定下新班子：李鹏继续当总理，江泽民当总书记，常委还应该补充一两名在地方工作、搞改革、有成效的人。江泽民、李鹏就这样成为镇压学运最大的受益者。中共党内正常秩序被邓小平破坏殆尽。会上，邓小平还亲自部署了戒严，实际上是镇压，他提出“准备流点血”，“如果我们提出’绝对不用杀伤性武器’，那是不行的，那等于捆住了自己的手足。”开“尽量全一点的”抓捕名单。会上无人反对。六月三日天安门「清场」方案的最后经邓小平批准。

“这部日记是真实的”

外参：《李鹏六四日记》，并未实际获得李鹏的确认，因此日记的真实性一直是外界讨论的焦点之一，您在读过后，是否认为此日记确实出自李鹏之手？

高瑜：我基本认可这部日记可以署李鹏的名字，虽然追述、补充的分量显而易见。因为其中揭示的很多材料，都是过去包括《中国六四真相》等在海外很有影响力的书籍所没有的，内容也符合中共的实际情况。中共到现在都没将“六四”档案公布，其他历史时期的档案也都在保密之中，甚至遭到销毁，而这部日记揭示的，比如对学潮的定性、“四o二六”社论出炉的经过、在邓小平家开中的几次常委会，都是很翔实的、应该捏造不出来的，日记展现出的李鹏性格，也符合外界对他的评论，不管是语气、立场、态度，做派。

高瑜：李鹏不可能藉日记把责任推乾净（3）

外参：书中提到您的那段也符合实情吗？

高瑜：不完全符合事实，比如我工作单位的主管部门就是错误的。89年六四之后，《人民日报》和全国报纸也发表过批判我的文章，中央电视台也采用了，就把我定为“鲍彤所控的国家体改所成员”，和李鹏日记中的错误一致，《经济学周报》的主管单位是中国社科院，主办单位是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也直属社科院。这一致的错误反而使我认定这本日记是真实的，因为李鹏不认识我，他当年掌控形势的信息和六四之后中宣部和北京市组织的大批判的材料提供应该都是一致的，另外帮助胡绩伟先生征求人大常委联名召开紧急会议的，是曹思源。我做的事是代表胡绩伟去和学生联系，帮助学生起草了给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要求最高权力机关直接和学生对话，解决军队不进城，学生退出天安门广场。关于我和刘锐绍、张结凤的关系，说明八九民运中，我和他们的人身自由都被监控，电话被窃听。整好说明李鹏八九学运中，密切依靠情治部门和中央办公厅的内参，掌控国内国外形势变化。我和曹思源6月3日上午就被抓捕，也就不奇怪了。有一点需要说明，李鹏故意将我和鲍彤挂钩，（参见5月27日一节。）李鹏写道当晚常委碰头会“决定对赵紫阳的秘书、有重大泄密嫌疑的鲍彤进行审查。”下边他则叙述“当党中央加紧筹划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从政治上统一全党对动乱的认识，并对赵紫阳等支持动乱的人进行组织处理的时候，那些制造动乱的人也在作垂死挣扎。”李鹏搜集了“动乱的指挥系统”的“多条线索”，骇人听闻的把索罗斯也和赵紫阳、鲍彤挂钩。其中还有一个非常显然的目的，就是要想方设法把《经济学周报》，把报社的两个灵魂人物陈子明、王军涛和和鲍彤也要挂上钩。

李鹏“没有推卸责任”

外参：媒体对《李鹏六四日记》的评论大多是李鹏欲将“屠城的责任都推到邓小平头上”，指邓小平决定镇压学生，企图撇清自己在六四事件中的历史责任、洗刷“北京屠夫”的污名。您认为这部日记确实能为李鹏洗刷污名吗？

高瑜：我觉得李鹏在日记里不完全将自己的责任推得乾乾净净。虽然李鹏披露邓小平5月17日在自己家中决定戒严。19日，邓小平作为大家长再一次在自己家里召开常委扩大会，请来连陈云这种和邓小平在十二大常委会从来不碰头的大佬，还有早就和邓小平密谋拿下赵紫阳的李先念，还有杨尚昆和军中实力派将领，唯独排除了总书记和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紫阳，就是要另立新的中央。在一般国家这属于政变，就是组织政变的迹象。而李鹏精神为之振奋，还领命第一重任，不仅是负责戒严的第一人，还是筹备解决赵紫阳问题的第一人。承担“六四”镇压前的军事和政治部属，非常骇人听闻，这是在李鹏之前从来没有披露过的。李鹏这样写，当然非常真实地写出邓小平一言九鼎、说一不二的专制地位，但是李鹏怎么能洗脱镇压学生的污名呢，他可是要舍掉身家命性，与学生运动决一死战的，可以说他并没有推卸责任，反而非常详尽地表达了他做为中国第四任总理，如何坚决维护一党专政，坚决镇压学运的立场和作为。他是邓小平一人之下，镇压学生，负有血债的最重要人物，邓小平排第一，他就排第二。

外参：当时的北京市长陈希同在六四事件中算重要人物，多年来中共对“六四”事件的评论，多半以陈希同当年向全国人大呈交的报告来下定论，许多评论注意到陈希同的名字在《李鹏六四日记》只字未提，仅少数几处以“北京市长”的名义带过，您怎么看？

高瑜：很明确，李鹏在书里极力表现自己的政治正确，就是要站在邓小平镇压学生的路线上。他不提陈希同，因为陈希同虽然在镇压学生与他一致，但是镇压之后，95年已经是被江泽民打倒的人、是中共舍弃的人，如果以犯错误而论，与赵紫阳没有什么不同。李鹏是非常机会主义的，比如他一开始谈学生运动时，就强调赵紫阳判断错误，并且一直用这种立场来描述赵紫阳的错误。

（未完待续）

掌握不到足够的讯息而妄断是危险的，不经思考而盲从他人的意见是愚蠢的，可是社会的运转与生活的恒常有时却不得不依靠这种盲从和妄断。你要是生病去看大 夫，找一个别人介绍的外科圣手，你怎能知道他就是外科中的圣手呢？你有机会去先检验一下他的本事吗？你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去评价他过往的表现吗？世界如此複 杂，每个部件彼此依赖，我们所有人都不能不倚靠别人的专业意见。这种信赖固然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但它更是对一套系统的信任。

我们都说季羨林先生是大师，那是因为我们相信传媒。传媒都把季先生尊为大师，因为那是学界的共识。学界之所以有这种共识，是因为专研东方学的那个小圈子都 很佩服季先生立下的榜样与他留下来的学术遗产。并不是东方学圈子里的人都很高尚诚实，而是整个学术界自有一套规则体制，自有一套评价彼此成就的原则。大家 信的不是个人，是这一套系统。我们相信一个人取得博士学位，就证明了他有独立研究的能力；做了教授，就有指导学生的资格；在一级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就表 示他的水准达到最高标准。

如果他的论着广受引述，行内人不能不读不能不重视，那一定是他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於是一般人都会觉得一个哈佛回来的博士就算不是太厉害，也不可能太 差；一位海德堡大学的教授就算不是名家，也不至於太过滥竽充数；一本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论着不一定是佳着，但也绝不会是左抄右抄的三流杂烩。

然而，我们今天有谁能够保证一个中国重点大学博士的资格，一部大学出版社出品的水准呢？国家最高学术机构的成员可以涉嫌抄袭，重点大学的教授可以错把英文 里的“蒋介石”译作“常凯申”，一级学刊可以收款刊登投稿论文；博士生更可以从不上课，连论文都由他人代笔。当这一切都可以发生，中国学术领域的信任链条 也就完了。前一阵子，学术打假专家方舟子先生揭发全国最年轻市长周森峰在清华上学时有抄袭论文之嫌，周先生对此仍无响应，却有网友先替他着急了，叫大家 “想想清华的学生压力有多重？不抄袭根本就应付不过来。何必拿这点事小题大作”！我不敢相信抄袭是清华学生的普遍行为，但这位网友的意见却让人忧虑，假如 每个人都像他这么想，那么清华的招牌还有甚么意义呢？

为甚么季羨林先生被称作最后的大师？因为他是上个时代的产物，一个学界仍有信誉可言的时代，因为他的成就被国际学界承认，而不只是我们今天这个混沌昏暗的 江湖自娱自乐的结果。

所以，我担心的问题还不是中国出不出得了大师，而是就算真有，我们也不知道他的存在。说一个人是大师，谁说了算呢？我们谁都信不过。

在加拿大，胡锦涛听到了欢迎的锣鼓和抗议的呐喊，看到了喜悦的笑脸和悲愤的表情，这些互相交织充满矛盾的社会现象，是一个民主政治国家转赠给他的最好的礼物，然而肯定的是，胡锦涛喜欢前者，而厌烦后者，更相信武力镇压能使锣鼓更响，笑脸更甜，所以他的下级才能做出如此荒唐而无理的举动：我今天在博讯网上读到这样一篇报道，据民生观察工作室6月25日消息，近日，湖北省公安县当局统一行动，对二个月前数百名民办教师的下跪行动进行报复，抓捕并拘留了多位所谓下跪的“组织者”。正沉浸在喜庆氛围中的胡锦涛，是否听到了这件下级官员枉法追诉的丑闻？

据报道，当地民师周老师等人介绍，2010年6月23日晚八点左右，公安县警方统一行动，对分布在多个乡镇的五名民师代表进行抓捕。这五人是杨焕青、胡卜昆、马朝阳 、万圣刚、裴知荣。当晚，杨焕青、胡卜昆、万圣刚三人被以传唤的名义抓走。当警方到达马朝阳的家里欲对其抓捕时，遭到马朝阳家人及周围群众的抵制和反抗。村民们指称民师有冤在身，上访维权何错之有？马朝阳因此没被抓走。当晚，由于裴知荣带着孙子外出，警方扑了个空。第二天，杨焕青、胡卜昆、万圣刚即被行政拘留，杨焕青被拘留十天，胡卜昆、万圣刚各被拘留五天。三人的家人现已收到拘留通知书，三人被拘留的理由是2010年4月27日组织民师在政府门前下跪扰乱社会秩序。

依照我多年在国内媒体工作的经验，类似这样的新闻，对国家领导人来讲，既便是在国外出访期间，也应当由新华社内参{国内动态清样}送达胡锦涛的案头，我想，他想必看过4月27日挂于网上的两张照片，排得很整齐的上百名民办教师屈膝跪在地下，最前排的几位展开了红底白字的标语，其中最右边的一位教师年级较大，身体孱弱，已力不从心，把腰弯得很低，像虾米一样。。。。。。胡锦涛是否还记得这催人泪下的一幕！不用讲大道理，只要湖北省长李鸿忠缩回抢记者话筒的手，去安抚一下这些人民教师的肩膀，只要曾庆红的儿子少买一间房，一辆房车，只要这次胡锦涛出访加拿大，中国领事馆把“欢迎费”节约下来，就能解决这些可怜的人们教师的薪酬诉求！然而，官员们都是铁石心肠，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

据悉，目前在外的裴知荣老师，已主动与公安县县长和公安局治安大队队长取得了联系，表示等孙子考完试后即“投案自首”。可见，中国的老百姓是多麽卑微，多麽忍耐，现在连向官员下跪的权力都没有了！下跪求情也变成了犯罪行为！这些拉家带口的饥寒交迫的人们，将面临坐牢的威胁！但他们还是如此温顺！有这麽好的百姓，胡锦涛领导的中国官员为什麽不忏悔，不惭愧，不流泪！

据报道，公安县当局的行动引起了民办教师的强烈不满，他们说“老子向儿子下跪求情还不行吗？”下跪不是老百姓的权利吗？下跪怎么扰乱了社会秩序？下跪犯法吗？有民办教师表示，政府这样搞，公安县早晚要出大事！是啊！这种黑白颠倒的暴行只能逼迫老百姓都变成扬佳和朱军！等更多的公民成了以暴抑暴的实践者，一切都晚了！胡锦涛为什麽悟不出“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呢？而且，胡锦涛正在感受民主国家的和谐和安定，看看加拿大官员对老百姓的态度，看看他们对教师的尊重和爱戴吧。胡锦涛为什麽不脸红？可能，他已沉迷于经济繁荣的赞美声中而昏昏然，他不知道，中国的强大和富有，正是建立在少数暴发户对多数劳动人民，包括上述这些下跪教师在内的人们血腥剥削之上的，所谓的“血泪工厂”的大规模抗议和罢工也没有唤醒沉睡的统治者！

相反，国家公安部还以严打为借口开始拘捕工运领袖和异议人士，胡锦涛坚信，只有靠暴力，谎言，军队，警察，监狱，才能有效维护共产党的统治，但我认为，邓小平过世之后，中国进入了强人政治渐次消失的时代，江泽民是最后的背影，他靠专制统治的惯性，如同下坡的火车，已滑行足了最后的里程，胡锦涛不要再沉醉于1989年3月5日拉萨事件暴力镇压的旧梦之中，今后谁要企图用警察和军队再次血染天安门广场，绝对不可能得逞！镇压之后，必将是国土分裂，军阀混战！只有从现在开始，防微杜渐，政治改革，才是未雨绸缪，而眼下，类似湖北下跪犯法的官员劣性，必将是在如同干柴烈火的危局上浇油加碳，最终烧成灰烬的，不仅是这个一党执政的社会，而且还有黑心肠贪官们的不义之财！试问胡锦涛，我的声音被共产党窒息在高墙电网之中，已是长达五年，只有今天，你才离我近在咫尺，但又远在天涯！你读懂了吗？

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下午，北京时间26号凌晨，胡锦涛乘专机从渥太华抵达多伦多，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四次峰会将于26号到27号在此举行。与会各国领导人将讨论世界经济形势、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框架”、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国际贸易和金融监管等问题。我看，正处于表面鼎盛，实则内忧外患的胡锦涛，联系加拿大安详，平和，环保，非暴力的社会，真应当居安思危，慎重决策，积极进取，在他任期最后的几年里，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为国民创造一个站起身来，绝不下跪的新中国！胡锦涛，我的用心良苦，你是否听到了国民下跪犯法的世界奇闻？！

2010年6月25日午夜于多伦多

( 提示词：质朴  抒情性  开放式  “硬转弯”

     同步性  梦的预示  超现实主义

一

王一梁先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和作家。早在八十年代，他就是上海十分活跃的非官方文学刊物《木偶》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可以说他是当时上海自由派青年作家的领军人物之一。然而对于今日中国的一般读者，王一梁几乎不为人所知。个中缘由，用作家陈行之的话作为解释，是最恰当不过的了。陈这样说：“如果你希图走红，你就必须向强力妥协，强力会给你所需要一切，否则，你就将‘不在’。”然而，强力尽管能够封杀它不喜欢的的作家的名字，但却不能阻遏作家的作品不胫而走。因为这是互联网时代。

一梁先生最近正在自己的博客地址上发表一部非常独特，或者说相当奇特，甚至可以说颇为怪异的作品：《天兰兰》。作者自称，这是一部“关于自己的书”——，“它在某一点上像尼采的《瞧，这个人！》，在另一点上又像：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对此应该做何种解读，笔者尚没有把握。不过笔者认为，这反映了作者最初的构思和“策划”；至于在写作过程中是否完全遵从了预设的效果图，笔者不敢说已经看出端倪。

在此笔者必须坦白地承认，拜读《天兰兰》时，由于书中提及的几位作家以及他们的作品不为笔者所熟悉，尤其是书中涉及的某些理论问题令笔者感到困扰，因而在此情况下，对《天兰兰》——一部作家正在写作中的作品，发表意见，至少是不明智的轻举妄动。但是笔者又觉得，《天兰兰》的文本特点和其内容涉及的一些问题实在很是有趣，令笔者含玩之下，有将心中疑惑一吐为快的冲动，以至于产生了不妨铤而走险的勇气。当然话说回来，这其实也不过就是利用互联网博客的一大特点——它有作者和读者可以直接互动的平台，有读者可以即兴评论的功能，笔者可以借此自由表达，自说自话；瞻前顾后，则未免小题大做了。

二

一梁先生对自己的新作冠名“天兰兰”，其中究竟隐含着什么？笔者甚感茫然。《天兰兰》开篇劈头就是一句极富抒情色彩的话：“除了雨季，加州永远天兰兰，而天空的颜色就是大海的颜色。”但是若要用这一别致的题名去概括作品的内容，却又不能不令读者有一头雾水的感觉。笔者由此大胆揣测：作者在此之前，已经有相当的素材积累，创作处于蓄势待发状态，一旦外界某个因素介入，各种写作因素构成的密码刹时全部对准，创作激情就如火山爆发，喷涌而出。这个外界的某个因素，读者或许从“当幸福和灵感像哗啦啦的雨滴一样，挡也挡不住地掉落下来的时候，我决定写一本关于自己的书。这本书也许会很厚，也许。”所透露的蛛丝马迹中去；领悟。因此笔者敢断言，《天兰兰》既是水到渠成之作，更是感情冲动之作。而作品还完全没有成形时作者的题名，往往是作家潜意识里的一个意象，要明白地解释它是很困难的。恐怕这也就是随着作品内容的次第展开，读者依旧难以找到作品的题名和内容之间有机联系的原因吧？

《天兰兰》最初的若干章，作者写自己的成长，回忆自己在青少年时代的写作。他甚至用专章讨论写作理论问题。他谈“无意识写作”：“一次无意识写作，就是一次拜访我们的生而知之。只要把我们自己天生知道的东西，在机缘巧合之时，借着恰当的语言，一五一十地写出，便是一部十全十美的杰作了。《阿修罗家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写作之前，我什么都不懂，待写完后，我就什么都知道了。”（《阿修罗家族》是一梁先生发表在《木偶》上的小说，被认为是一个青年亚文化的反抗文献）。作者联系到自己要写的《天兰兰》，若有所思地说：“写作是驱魔？是招魂？是心理治疗？是心灵自我成长？通通都是，但我害怕的是写作中的预言。”如此颇为费解的话既在表述自己的文学观念，其实也似乎在传达一个信息：作者在《天兰兰》里可能会写到一些奇怪的蹊跷的事情。

因为作者在这里所说的“预言”，是指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高潮：感到一切都庸俗无聊的奥涅金故意向好朋友连斯基的妻子奥尔伽献殷勤，导致连斯基与他决斗，结果弄假成真，连斯基被奥涅金打死。而普希金本人，后来竟然也是法国流亡者丹特士放肆地追逐他的妻子，引起决斗，普希金身负重伤，两天后去世。两次决斗的起因和结局惊人的相似。

《天兰兰》在回顾作者自己的创作时又有一章谈“写作技巧”，关于“硬转弯”，这绝对是真知灼见。笔者暂且按下不表。在一系列开场白之后，《天兰兰》似乎进入新的单元：回忆人物。这里有作者的初恋情人，有作者的启蒙老师，有作者的亲属、同学好友，等等。

在这些回忆故人的篇章里，我们能轻易地感受到一梁先生作品的一些特色：他的质朴、明快而犀利的语言。作者运用语言叙事状物、表情达意时，喜欢或者擅长于以简捷准确的词语一步到位，力透纸背；他很少用许多定语状语去反复修饰主语和宾语那种常规手法，他不喜欢花里胡哨的词藻。这与作者出身理工科、讲求科学性不无关系。诚如作者自己所说，“我也在用最质朴的语言在写作”。此外，一梁先生的作品极富感情，语言很抒情。他很少借助于修辞手段抒情；他的作品的抒情性，得自于他平日里一直不停地写作，“给朋友们写，给初恋情人写”。他说，“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的写作是写信风格”。正是由于给关系密切的人写信，能进入状态，可以毫无心理防线地直抒胸臆，倾心相谈，让回忆和现实自然地交替，不知不觉中遣词造句无不为情所驱，由此作者文笔的抒情性油然而练就。

一梁先生是理工科出身的诗人和作家；他的语言，既富于情感色彩，又朴实无华，讲究科学性，二者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没有相当的学识、才气与悟性，这是万难达到的。同时读者们也能看到，一梁先生的作品受优秀外国文学的影响很深；这也反映在他的语言风格方面。他极少使用汉语典故、熟语、文言词，他同国内许多作家偏爱使用繁琐而模糊性很强的汉语词语、刻意让读者去意会、遐想作品情节和细节的那种语言风格，可谓大相径庭，格格不入。

三

但是上述方面并不是《天兰兰》的主要特点。笔者认为，就文本形态而言，《天兰兰》已经在博客上刊出的五十余章，写得很随意，海阔天空，笔走龙蛇。篇幅长短不一，反差甚大。有的篇章是万言书，占多数的篇章从数百字、千余字到数千字不等，最短的一章仅有一百三十余字。真所谓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但是若依照老学究们的眼光，则一定会大摇其头，以为结构不匀称，乃是作品的硬伤。从内容方面看，《天兰兰》如前所言，忆往事，写人物，谈理论，述梦境，引旧作，作翻译……，可谓天马行空，无所不谈；而这些篇章相互之间，却很少逻辑关联。可以这样说，作者执笔之初，虽然成竹在胸，然而随着写作的次第展开，作者的自主意识似乎越来越退居其次，似乎潜意识（即无意识）越来越在左右着他的笔锋。概而言之，作品结构形式的大开大合和作品内容的逞奇眩异，使《天兰兰》当得起称之为一部以完全开放式的方式写作的作品。

又如前述所谓“硬转弯”问题，即篇章、段落之间缺乏必要衔接。几乎每一章都独立成篇，相互较少关联；或者说，前一篇和后一篇之间应该有的过渡、交代、关联，被作者悄然抹煞，而代之以“硬转弯”，——即作者所说的：“当段落与段落间，转不过弯来时，就硬转。这样的文字，反显得有古风。”可以想见，对奉“起承转合”为作文之道之圭臬的大师们，一定会被惊得目瞪口呆。

在《天兰兰》里，“硬转弯”随处可见。笔者以为，“硬转弯”作为写作技巧，说它是一招可以出奇制胜的奇妙的写作技巧，固然不错；笔者要借题发挥的是，它其实也符合人的大脑意识活动的特点。照美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的理论：人的思维、或曰意识活动，不是以各部分互不相关的零散方法进行的，而是持续流动的，是不间断的，即没有空白；同时，人的意识是由理性的自觉的意识和无逻辑、非理性的潜意识所构成，具有超时间性和超空间性，即不受时间和空间的束缚的特点，它自由驰骋。正因为如此，人的过去的意识会浮现出来与现在的意识交织在一起，这就会重新组织人的时间感，形成一种在主观感觉中具有直接现实性的时间感。笔者并不是说《天兰兰》是一部意识流作品，而是说在《天兰兰》里比比皆是的作者所推崇的“硬转弯”，其实是对意识的重组，是把意识流理论化腐朽为神奇罢了。正由于此，硬转弯才是作者屡试不爽的很有效果的写作技巧。

四

然而若以为开放式写作和硬转弯技巧乃是《天兰兰》的主要特别之处，则又有类似于买椟还珠之嫌了。《天兰兰》最吸引读者眼球的是，作者写同步性；而且作者是在并不情愿的情况下写的。请看《天兰兰》里写到的一些饶有趣味的事情：

一宗往事：作者在安徽上大学，他的初恋情人老菲芘在上海。某日，作者忽然预感到“远隔千里的老菲苾就要来看我了，而且，还知道她将于下午四点出现在这里”。果不其然，奇迹出现：“……就在我快要走到校门时，透过校园漂亮的绿色栅栏，我看见一辆班车刚好停了下来。……四十分钟后，她真的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实在太兴奋了，不断地向她大声叫道：”我知道你要来的！我完全知道你要来的！“”（《天兰兰13.幸福的闪电》）

不久前的事：“傍晚，他（赌王）要去见孙伯豪。临走时，带上了我（指作者）的信用卡准备去加油，可结果却又忘记了去加油。当他们买完东西、刷卡的时候，突然发现，孙伯豪手上的信用卡不再工作了。这可是一张顶级的VIP卡，令人难以置信。‘你有没有王一梁的信用卡？’孙伯豪随口问道。赌王想也没想，似乎一直等待着的就是这句话，掏出了我的信用卡。从概率上说，这几乎是一个无限趋于零的概率。因为这是我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当我不在的时候，把自己的信用卡交给赌王使用。这也是这么多年来，唯一的一次，孙伯豪这样问赌王。”（《天兰兰14.数学家的幸福闪电》）

最近的事：“我手上是一大叠某某的小说，和赌王一起坐在后座位上。大海的对面，就是隐约的高楼林立的旧金山，旧金山永远都是美丽的，无论是在朝霞还是在晚霞之中。‘梁梁，你在干什么？’姑妈凝视着前方，听我一声不吭，大声地问道。我说：”我在工作，工作。‘这时候，我正在埋头看某某的《火车开往C城》：“夜色慢慢降临了。我看着窗外一掠而过的田野，村庄，树木，河流……’”（《天兰兰。19.旧金山的晚霞》）。

又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一天，我从工厂的浴室里走出，迎面遇到一个满脸雀斑的人。接着，在拐弯处，又遇到了一个脸上长满了雀斑的人。这是我从浴室里后走出来后，唯一遇到的两个人。这是一家普通的工厂，在这种场合，接连遇到两个脸上有雀斑的人，似乎有些不同寻常。我想：该不会马上就要遇到一个麻子吧。正在这么想着的时候，一个麻子就真的微笑着向我走来了”（《天兰兰。32.相似事物以一群方式涌现。》）。

还有：作者引述了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里的一个故事，那是完全真实的，乃是同步性的绝妙例证，此处略。详见《天兰兰35.米哈伊尔皇帝的故事——36.关于奇迹的文本》。此外，作者还介绍了自己的朋友英国人大卫的故事，大卫的生活里有几次令人惊讶的同步性现象。详见《天兰兰47.48……49.50.51》。

顺便一说，一梁先生的《天兰兰52.面向窗外》竟与笔者大有关系。笔者的一篇介绍兰州风情的散文被刊物采用，一梁先生对其中所写兰州牛肉拉面的一段文字颇为欣赏，在给笔者的一次电话中说起此事。当时他说写作就是踏踏实实地写作品，热衷于写时评很难有好作品。而写地方民俗的作品就有长久的生命力。比如对兰州牛肉拉面，详细地、不厌其烦地介绍它的做法，吃法，不但有趣，而且传达多方面信息。写得好甚至可以传世呢！就在这次越洋电话过后不久，一梁先生去他所在的城市阿拉米达的图书馆，“从图书馆里拐出街角，走了没多久，一张广告吸引了我，上面赫然演绎着的就是一系列的‘兰州拉面’制作过程。‘啊，幸福的同步性！’想也不用想，我走了进去”。须知，“如果说我还怀念上海的话，最怀念的其中也就有、特别是我在西渡所吃到过的‘兰州拉面’了。但在旧金山的日子里，我就是没有，想尽一切办法也不曾吃到过一次。纽约的唐人街不曾给过我这种机会，台湾更没有。”偏偏在和笔者——兰州的“资深人士”谈论过牛肉面后不久，奇迹出现了。他特意在博客里放上该牛肉面馆和一碗牛肉面的照片，以示绝非杜撰。

从以上这些事例，读者就对“同步性”一目了然了。用作者的话讲，“同步性”就是“有意味的巧合”。

五

“同步性”是瑞士著名心理学家、精神科医生、分析心理学的创始者荣格提出的概念。网上资料说：荣格把一个人梦见某人，不久就看到了这个人，或者一个人幻想着某件事，这件事就发生了等等这种有意义的偶合性称为同步性。同步性的例子在每个人的生活中屡见不鲜。但是荣格是唯一探讨这种现象的理论家。荣格晚年对同步性的研究如痴如醉。他认为同步性对个人的生活是极其重要的，同步性概念能以更复杂的形式运用到集体潜意识和人们所获得的各种经验间的联系上。但是，荣格关于同步性的观点受到科学界普遍的质疑。

《天兰兰27.命运与意味》里有如下颇为费解的一段话：“作为一种观念，命运是回顾性思维的产物，其中，所有已经发生了的事情都是确定的。而悔恨，正代表了人类心智的黑暗深渊。与命运这个观念不同，意味则产生于一种前瞻性的思维。在这里，所有的事情都是不确定的。一个西方人，出门前遇到了一只黑猫，结果便彻底放弃了原定的行动计划。因为，这个人将所遇到的这只黑猫，视为一种不祥之兆。你可以说，这个人迷信！但从思维方式上看，这个人正是看到了事物的‘意味’。”这大概是作者对荣格的同步性的阐释吧。

人们完全可以不相信同步性，但是它在生活中普遍存在，却是不争之事实。笔者看到《天兰兰》所写的同步性事例后，立刻想起自己亲身经历的许多次同步性现象。其中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十数年前笔者搜集某方面的资料，写了一本书，已经完稿，付梓在即。就在付印进入倒计时的日子里，可以使书稿锦上添花的资料居然纷至沓来：一，打开电视，正有一个节目所讨论的问题，对书稿极有裨益，笔者情不自禁地抚掌而叹！二，笔者受人所托去替人救场讲课，课文中竟有我求之不得的有用资料。三，笔者随单位职工郊游，漫步中，见一家农户门上赫然有一副对联，倘用在笔者书中，恰到好处。四，笔者平常几乎不看小报，那时却阴差阳错随手翻了一份晚报，打开就被一个题目吸引，竟可以为我所用。五，笔者进一家小餐馆吃饭，一眼瞥见墙壁上挂着一幅书法作品，是一段名言，太绝了！就像是专门为拙作准备的一样……。这些信息，简直就像是大坝合拢的最后一分钟，它们跑步前来报到，各就各位。笔者当时的惊喜，就如彩票中大奖，心里直暗叫：真是上帝送来的礼物啊！

笔者与内人谈起同步性，内人脱口说出前几天的一次事情。原来那天该她去幼儿园接小孩，幼儿园比较远，她出门又晚了点，于是就想坐两站公交车；可是一摸口袋，一分钱也没有。这时她就胡思乱想：要是八零一路的那辆车来就好了。这么想着，就来了一辆公交车，不是六一零或者六零九，恰恰就是八零一路；再一看，连她也吃惊了：司机正是那个人——我们小区的某住户，一位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熟人。我们这里，只要认识司机，坐车就可以不买票，真正的人情大于王法。那天她接小孩回到家，就对笔者讲了这一件奇事。

笔者和内人以上所言，也不是我和她绝无仅有的同步性事例。人们常说，“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福不双降，祸不单行”等等，相信拥有这些格言警句的知识产权的人，他肯定有许多次同步性的经验，才福至心灵地出口成章。而这些诗句之所以能流传于世，说明人人都遇到过同步性奇迹，因而这些话才被公认为至理名言。总而言之，同步性就是奇迹，就是那种有意味的巧合的奇迹。

六

但是《天兰兰》并不是一部刻意讲述同步性的书，其中涉及的理论问题多多。笔者注意到，作者对解析梦似乎极有兴趣，他也谈佛论禅，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哲学、文学、心理学领域里的问题也是作者关注的对象。看得出来，同步性绝不是作者想要写的主题。事实上，当作者发现自己的《天兰兰》几乎陷于同步性的沼泽时，他认为这是一场灾难，他为此感到沮丧。

如前所说，《天兰兰》是一梁先生的激情之作、即兴之作；或者可以说，它是无意识之作。作者下笔之前，并没有制定写作大纲，没有设计图纸；他是率性而作。因此他几乎是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天兰兰》有正在向同步性专著转化的倾向。于是，他犹豫了，甚至恐惧了。他采取的措施之一是断然打消了把更多很精彩的同步性实例——比如他和诗人阿钟之间发生的足有一打的“有意味的巧合”——形诸笔墨的冲动。他甚至怀疑缕述自己亲历的同步性可能是《天兰兰》的一大败笔。他原本要写的是“关于自己的书”，写到后来，他又有新的想法：“我该写写我舅舅了，其实，他才是这本书的真正主角。”预设的目标被偏离，对一般作家而言其实也是稀松寻常的事情；但是《天兰兰》变成同步性著作，一梁先生是不能接受的。一本罗列同步性事例的书有什么意义呢？搞不好会被视为低级趣味。真的，当作者自己对过多的写同步性感到懊悔不已的时候，笔者却由于拜读《天兰兰》，而对同步性的兴趣不断升温。

此外，作者最担心的是，在许多人看来，同步性就是神秘主义的同义词。作者绝不希望自己被人们当做神秘主义者，对此他极其反感。事实上，一梁先生从不掩饰自己对神秘主义的深恶痛绝。要知道，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一梁先生就在报刊上发表质疑所谓特异功能等等伪科学的文章；这些文章后来甚至很受官方欢迎，被作为宣传武器，用于一梁先生始料未及的地方。

笔者完全理解一梁先生的苦恼。他要写一部关于自己的书，但是他自己遭遇的同步性实在太多了，以至于他无法回避。但是当他面对这些蹊跷的“有意味的巧合”时，却不能允许同步性转移读者的注意力。

是的，同步性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以今日人类的认知水平而言，对同步性持审慎的姑妄言之和姑妄听之的态度，是适宜的。或许我们可以开玩笑地对同步性做如此解释——世界真是太小了。

至于同步性背后是否存在超自然的“鬼使神差”，暗藏着某种玄机，笔者斗胆以为，今天做肯定或者否定，都为时过早。因为，人类对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的认识，是永无止境的，科学没有极限。前面所提到的威廉，詹姆斯说：“有形的物质世界仅仅是更宏大的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只有在精神世界中，有形的物质世界才能显示出它的重要意义。”这句话很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仔细玩味。

七

总之笔者认为，《天兰兰》是一部很值得人们注意的文学作品，可以说它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奇特的系列散文集：他写作者自己的人生，写高深莫测的命运；有往事回忆，有人物特写，有写作的经验之谈，有对于哲学、佛学、心理学诸领域里一些问题的探索；而对同步性的讨论，尤其引人瞩目。《天兰兰》的文学形式也很奇特。开放式，“硬转弯”，等等。

在此笔者要还有一说。一梁先生说他自己非常重视梦，他在《天兰兰》里多次叙述自己做的梦，并试图联系自己生活中发生的事件，对这些梦进行解析，证明二者之间存在同步性关系。笔者认为，作者的这些描述，以及由于同步性的描述而无意之间营造出的神秘氛围，使《天兰兰》成为一部超现实主义的作品。超现实主义的主要特征，是以所谓“超现实”、“超理智”的梦境、幻觉等作为艺术创作的源泉，认为只有这种超越现实的“无意识”世界才能摆脱一切束缚，最真实地显示客观事实的真面目。

笔者相信作者一定会对此提出异议。因为一梁先生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一向是敬而远之的，这在《天兰兰》里作者有过声明。他比较推崇现实主义。因此他虽然没有提及超现实主义，估计他不会承认自己的《天兰兰》与超现实主义有什么瓜葛。但是笔者却要固执地认为那正是《天兰兰》的特色之一。笔者在此并非一定要给《天兰兰》贴上什么时髦标签，那是次要的。须知在最大限度地反映人生和人的心灵方面，超现实主义比现实主义有更大的容量。因为，一个作家当他越是努力地细致入微地给读者呈现自己的心灵时，他也就越是逼近了自己的潜意识；当他把自己头脑里那些稍纵即逝的感觉和意象捕捉到手并使它们定格时，实际上他已经进入了自己的潜意识区；如果他能够复制他在夜里所做的梦境，并顺藤摸瓜赋予其中一些细节以意义，那他就看到了“自我”。在这一点上，《天兰兰》的艺术形式给生活在信息完全封闭的环境里的作家和网络写手会产生很大冲击，对戴着镣铐跳舞的他们有振聋发聩的启示作用。《天兰兰》同时也能启发人们，好的作家，必须是坚守独立、正直人格的人，他要摆脱功利的樊篱，自由表达。他接受民族优秀传统的熏陶，但更要站在世界文化思想潮流的前沿。

优秀的文学作品，反映作者的时代，表现生活的真实，表明作者对这个特定时代和社会生活的认识、体验和感悟；展示作者的被这个特定时代所塑造的的心灵；描摹他自己的心灵王国的面貌，将它和盘托出；并且尽可能地把笔锋触进自己的潜意识里，尝试把那深不可测的混沌世界里的未成形的东西释放出来，使读者的精神世界受到震撼，产生共鸣，进而不由自主地去重新思考和审视自己的人生，接受真善美的洗礼。惟其如此，作品才有可能具备作者所渴望的艺术魅力。

正如读者看到的那样，一梁先生似乎在博客上暂时搁置了《天兰兰》，或许这是他为了摆脱同步性的困扰而采取的又一措施。估计这只是中场休息。笔者深信不疑，《天兰兰》不会变成一只断尾巴的蜻蜓。一梁先生会继续勤勤恳恳地耕耘《天兰兰》，给读者奉献一篇又一篇的华章，使读者一次又一次地惊喜不已。

 

互联网的兴起，给人类带来许多生活上的便利，其影响世界未来的发展，远超印刷术和电话等方面的发明。若说以前那些发明，还只是一项单一技术的进步的话，那么网络的兴起，使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完成了一次巨大的联合，从传播、交流、交往、行动等方面，改变了此前人类的生活习惯。并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还将进一步地影响人类行为的各个方面，从而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全方位的改变。

不幸的是，互联网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会有非常不同的表现，这自然不是互联网本身的过错。美国等西方民主自由国家，他们在发明互联网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拓展民众的好奇性和创造力，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发展的需要，因此在法无禁治的所有领域，都大胆地鼓励人们进行不羁的创造。正因为如此，美国等国家在互联网领域，总是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创造，从SKYPE即时通到推特等社交网站的兴起，从google无所不包的信息搜索到它海量的图书馆，无一不显示出通过科技创新所带来的巨大精神价值和物质需求，让人们永不停步地追求更加有趣便捷的生活。正是因为互联网的自由及其不停地创造，成就了人类日新月异的未来，让我们生活在重压之下的人也有永不放弃的期待。

令人遗憾的是，人类世界虽然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但还有许多地方充满着非人的生活，人们没真正的自由，而中国就是不自由的典型。当美国等民主自由国家不停地通过互联网技术展示给人们带来的诸多自由和幸福时候，中国总是在想方设法地抑制互联网的发展，阻止中国民众追求自由民主的步伐。中国政府利用手中所掌握的纳税人的巨额钱款，花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阻止互联网的自由发展，可算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头号网管墙国。为什么别的国家及政府，都大力鼓励互联网的创新和自由发展，而中国政府却反起倒而行之呢？其原因在于阻止互联网的自由发展才符合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因为互联网的自由发展能够最大限度地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使那些一直巧取豪夺的利益逐渐化为乌有，这便是官方一直重视限制互联网发展的原因。

从设置人为审查机制到敏感字符的自动生成，从文章的定点清楚再到对网站的普遍封锁，从对一般网站的封锁再到对涉及到民主自由网站的全面屏蔽，从防火墙的单一封锁再到双向阻扰，官方可谓花尽一切力气，使中国互联网成为自绝于世界互联网汪洋中的一座信息孤岛。使中国互联网成为信息孤岛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使国内外的人都成为“不明真相的群众”：他们向外展示其所谓开放的假相，向内紧缩民众的自由生存空间，然后又用两套宣传体系来外欺内愚。在如此双重管制的情形下，他们宣传和包装出来的中国完全是不切实际的“世外桃源”和“人间天堂”。不特如此，中国官方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实行非常严苛的白名单等备案制度；再者，在新疆七五事件后长时期断网，开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先例。有论者认为，他们正是通过对新疆七五事件的断网来研判断网对一个地方经济政治和民众生活诸方面的影响，以便在其它地区出现类似情况时，及时效仿。

这远不是中国互联网管制招数的结束，各种限制措施正可谓方兴未艾。最近成都市上网吧必须用第二代身份证才能上网，其实这就是快速地逼迫民众必须去办第二代身份证，使得尚可使用的第一代身份证变相作废，其间民众办第一代证件的损失以及公安机关逼迫民众办二代证件费用之和，绝不是个可以忽视的小数目。当然，更为重要的目的是，控制所在地的网友上网吧去播发一些真实的消息，利于变态维稳，当然许多外国人上网吧不便就更在意料之中。如果重庆通过人大来讨论网吧是否零点断网，尚待付诸实施中，那么威海网吧从七月份开始即于零点断网，则是开了网吧零点断网的先河。各地政府干起不利民众生活的坏事来，其效率之高，真是令人惊叹。这些地方政府断网的理由就是保护未成年人，好像他们真为未成年人着想似的。倘使果真如此，那么克拉玛依大火、黑砖窑、结石宝宝、血铅超标儿童、豆腐渣校舍死难学生等灾难，为何在中国层出不穷？其实他们断网包括限制人肉搜索，都只不过是为了自己不受限制的权力张目，使自己不当利益继续维持其最大化而已。

更富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对整个互联网进步的破坏作用，不仅在国内大展拳脚，而且将其舞台延伸到了许多国家。伊朗等国、非洲等地正在进一步地接受中国的互联网管制技术，中国正是靠输出这样的“价值观”，加上经济上的援助，正在世界上逐步扩大和巩固专制独裁的“版图”，成为逆世界文明之潮流而动的奇观。与此同时，像华为这样的中国公司，正在成为与那些独裁国家合作，进一步管制互联网的具体实施者。这样的公司通过输出管制互联网的技术，保证了该国独裁者的利益，侵害了该国民众的利益而从中获利，从而也实现中国官方的外交目的，这和毛时代输出革命有异曲同工之妙。一个正努力一统江湖的网络管制“墙国”，就是如此为人类做“贡献”的。

2010年6月30日凌晨于成都

自从亚当.斯密在二百多年前出版《国富论》后，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就在世界范围内风靡。直到今天，中国的一些经济学者，还在照本宣科的想复制大英帝国曾经的辉煌。在他们看来，在经济活动中，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必然会造福于社会整体，这是一个误读。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不是必然的造福社会而是在一定条件下才可能实现的结果。条件一，严格的遵循市场规则，市场秩序，条件二，过多占有资源的人要补偿过少占有，或不占有资源的人，条件三，也是最重要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必须与自由经济模式相适应。专制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是产生不出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对以上三点还要做一个特别的说明，所谓造福社会，在经济学中主要是指：物质财富的总量增长。对此，哈耶克的一句话或许更加令人玩味。在他看来，判断一个社会好坏的标准不是经济利益而是个人的自由程度。
 
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在之后的工业革命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英国的财富总量通过自由贸易在短时间内迅猛增长，一跃成为傲视群雄的工业帝国。美国也在这之后复制英国模式，在十九世纪后期一举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与德国一起被称之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潮流）。但是，随着经济的高歌猛进，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缺陷也日益显现，社会矛盾加剧，劳动者劳动时间长，劳动环境恶劣，劳动工资低，使用童工及环境污染，无序竞争，市场垄断，欺诈，腐败都使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考验。各种质疑声来自于各个阶层，“效率与公平”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人们从新审视：社会财富的总体增长是否必然会提高社会成员的幸福指数？
 
正当美英工业帝国在反思利弊得失之时，在皇权统治下的中国知识精英却要不加思考的照单全收，严复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原富》，郑观应则大办民族工业一心想通过复制英美奇迹振兴中华民族。然而，他们的失败远比英美的教训更为深刻，英美好赖实现了社会财富的总量增长，而他们，所谓的中华精英，不过是南柯一梦。
 
历史翻过了一百多年，一百年后的现实又在重复着以往的错误。在英美，凯恩斯与哈耶克的世纪之争并没有随着他们的逝去而终结，在中国，复活了的严复与郑观应还要独领风骚。“改革开放”继续着工业革命初期的暴虐，而社会财富总量的增长也没有换来社会成员的幸福指数提高。人类似乎总在“智慧”的犯着相同的错误，丝毫不去理睬教训揭示了什么。
 
稀缺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至少有两个显著的特征：其一，它的有用性，且这种有用必须具有可交换的价值。其二，稀缺是相对人的欲望的无限性而言的，欲望有限的话，很多物品就不再稀缺。表面上看，这个概念没有向我们传达任何经济学以外的信息。实际上，仔细考量，我们就会从有限物品与无限欲望中寻觅到一个有兴趣的真相。
 
在经济学中，稀缺的程度决定着交换的价格，就是我们常说的供求关系。对此不做过多论述。我看到的是，稀缺的相对性：，地球面积与地球资源是有限的，相对于几十亿人的无限欲望是多么的恐怖一个现实。更为恐怖的是：在少数人已经完全拥有了几辈子的消费积蓄后，还在大规模的掠夺有限的地球资源，而使更多本来无心占有过多地球资源的人，由于基本生存的需要，也被迫参与到对地球资源的毁灭性掠夺之中，从中分得一杯羹。通俗的讲：钱就是地球资源，每一分钱意味着你占有地球资源的份额。有人讲：服务业不占有地球资源，可服务业的收入莫非用来打水漂？不管你是用于服务业消费还是从服务业中获取收入其最终还是要购车，购房，吃饭，穿衣。各位不妨在自己居住的房间内好好的检索一番（包括自己身体的遮挡物，或装饰物。）有几件物品不来自于地球资源？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可再生资源的利用规模日益加大，在可预知的未来对地球资源的占有会加速减少。我对此的答复是：可再生资源的利用来自不可再生资源，而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摄取速度，数量再慢，再少，也会在无限的时间面前消失殆尽，这是其一，其二，以汽车为例，用电或用太阳能都不能解决发动机，轮胎，车体，内装修对地球资源的摄取。甚至于连太阳能装置，电池本身也是在占有不可再生资源。
 
举目望去，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占有随处可见。美丽，庄重的人类承诺在现实面前成为笑柄，天灾人祸不断地重创这岌岌可危的人类智慧。我们也许不必再去“世纪坛”向下一个世纪的人类传递什么，如果他们还幸存，一定会将这个奢华的宏伟建筑打进地狱。
 
一方面，无限的欲望在无限的彰显。信息化时代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助推着对地球的疯狂掠夺，所有人都在其中，欲罢不能。财富意味着成功，意味着荣誉，意味着摆脱奴役，甚至还可能意味着自由。另一方面，有限的资源更为有限，技术的突飞猛进，加速着对资源的掠夺速度，人类在摆脱了繁重的手工作业之后，却迎来了一个无工可做的尴尬局面。财富在聚集，聚集在极少数人那里，聚集在国家或权力者那里。而这一切聚集都成为永恒不变的理，根本不去思考：地球究竟有多少资源供其如此肆意的挥霍？更何况，地球也是生命，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生命才孕育出了万千生灵。对于一个生命，你占有的那么强暴，那么无耻，那么不计后果，那么堂而皇之，就不怕地球连同你一起被打入万劫不复之境地？也许，对你来讲，未来不重要，唯一重要的就是现实的享受金钱给你带来的纸醉金迷！
 
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背离了自由的初衷。个人利益最大化，自由贸易，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在加速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在使一些人的自由度扩大的同时，减少了更多人的自由。在贫富差距加大的现实背景下，多数贫困者不得不放弃真实的自由而选择苟活——除非你对这种苟活视而不见，否则，你就会从苟活者中寻觅到良知与“另类”的理。

中国的经济在“深化”改革中也高举起了不伦不类“自由主义经济”的大旗，个人利益最大化有助于不择手段的去瓜分公共财产，自由贸易，使他们进行的市场垄断披上了合法外衣。权力在无序的经济环境中趁火打劫，贪污，腐化，洗黑钱，无所不干，然后又用一部《物权法》把非法所得全部的，合法的归入囊中。与十九世纪后期的美国不同，垄断不是由资本的所有者来进行，而是由权力者在进行，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受益的也不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体参与者而是权力的持有人。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民众非但没有享受到社会财富总量增长所带来的物质利益，连基本的自由权也所剩无几。人家还一再温馨的告诫：这就是发展的代价。可我们始终没有搞明白，一切代价为何由我们独自承受？
 
我似乎又回到了马克思那里。的确有相同处，马克思看到了工业革命初期劳动者悲惨的境遇，我看到了与那段历史近乎完全相似的一幕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里重现。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结论私有制，资本是万恶之源，我却认为：不管什么经济理论只要他客观的压制了自由就会给人类带来无可挽回的巨大灾难。
 
2010年6月14日

6月29日，海峡两岸正式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英文简称ECFA）。（同时签署的，还有《两岸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协议》）。

协议开首，就提到“平等互惠”原则，但，纵观该协议，并无“平等互惠”可言。列入未来两年减免关税的“早收清单”中，大陆开放产业539项，台湾只开放267项；涉及800多项产品中，台湾部分占140亿美元，大陆部分占30亿美元。从纯经贸角度而言，该协议显然更“有利于”台湾。

北京公开宣称，这是对台湾“让利”。协议要害，就在于这两个字：“让利”。为什么要让利？北京为何不对美国、欧盟、日本让利？或者，北京为何不对“四小龙”中的韩国、新加坡让利？

在台湾，围绕ECFA，朝野对立，激烈攻防。国民党指责民进党“锁国”，民进党则指控国民党“卖台”。ECFA签署前夕，绿营发动游行，要求以“人民公投”方式，对ECFA予以表决，遭到国民党政府否决。拒绝公投，乃是畏惧民意。从中可见，台湾民众，并不欢迎ECFA。

私底下，中共官员假装对台湾官员诉苦，说：签署ECFA，大陆方面吃亏不少，却被台湾民众“冤枉”责骂是别有所图。还说，为了“图利台湾”，不仅让中国产业界不满，也令香港不满。中共官员的说法，恰恰证明，北京别有所图。不然，又何必厚此薄彼？牺牲大陆民众利益，也出卖香港民众利益，所为何事？

执政台湾的国民党方面，强调协议对台湾有利：有利于台湾“产业升级”，有助于提高台湾在中国大陆市场的竞争优势，甚至，可能为台湾与其他国家签订区域自由贸易协定（FTA）排除障碍。为此，马英九声称，要打造未来台湾的“黄金十年”。

难道台湾吃不起饭了，非要靠北京来施舍？历史上，台湾崛起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并非依靠中国大陆；而现实中，台资大量涌进中国大陆，才是大陆经济起飞的主要动力之一。大陆经济增长，有目共睹，但经济果实，大多落入中共贪官腰包，同时，中南海凭籍垄断全中国资源的一党独裁之力，猛增军力，除了用以威慑中国大陆民众，还布阵千枚导弹，瞄准和威胁台湾。

再说ECFA，凭此协议，短期看来，台湾固然可以捞到一些经济上的好处，但长远而言，变数莫测。

比如，针对台湾与他国签订FTA，中共方面明确表态：FTA，不是单纯经贸的东西。台湾跟大陆签ECFA，与台湾跟国际社会签FTA不能混为一谈。台湾如果不跟大陆签ECFA，肯定没办法跟国际社会签FTA，但签了ECFA以后，也不一定能够签FTA。

在这里，北京暗示，关于ECFA和FTA，主动权都握在我中共手上。我说“不一定”，意思是，那要看你的表现—-“政治表现”。北京的谋略呼之欲出：允不允许你与他国签订FTA，或者，要不要让你继续吃甜头，全在于我的喜恶，全在我一念之间。

可以想见，台湾经由ECFA，可能尝到甜头，那时候，便欲罢不能，退不得，进则要看中共脸色。到时，北京便可以慢悠悠地坐下来，与台北谈“一中”、谈“统一”（并非中华民族的统一，而是中共独裁的统一）。谈也得谈，不谈也得谈。这就好比，坏人拿糖引诱小孩，小孩尝了甜头，就为坏人所控制。ECFA，是经济协议，更是政治诱饵。

就在两岸签署ECFA的当天，北京表示：关于台湾与他国签订FTA的问题，前提是“九二共识”，即所谓“一中”原则，分明是步步紧逼，逼台湾就范，靠近“一中”（并非中华民族的“一中”，而是中共独裁的“一中”）。

台湾早在2002年便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但因中共阻扰，许多国家不敢与台湾签署FTA。北京扬言：“坚决反对台湾和外国签署任何官方协定”。中共摆明的，就是一副恶霸嘴脸。如今，这个恶霸，却要“让利”？这就好比，强盗要霸占民女，硬的行不通，也来点软的，利诱与威胁并重：你要是从了我，我给你一些小恩小惠；你要是跟别人来往，老子要你的命！

两岸签署ECFA，举行仪式，选在中国重庆，具有明显的政治象征涵义。65年前，国共两党首脑蒋介石与毛泽东，在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当面高呼“蒋委员长万岁”的毛泽东，一边谈判，一边暗中部署对国民党开战。就在毛蒋41天的谈判中，共军抢夺国军城池达两百多座。谈判结束，送别毛泽东之后的当晚，老蒋在日记中写道：“共党不仅无信义，且无人格，诚禽兽之不若矣！”

《双十协定》的命运，不仅沦为一张废纸，而且成为国共两党新一轮恶斗的发端。众所周知的结果是，四年后，共产党打败国民党，国民政府丧失整个中国大陆，退守台湾。

65年后，又一场重庆谈判，又一纸国共协定。故意“让利”的中共，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肚子里打的什么算盘？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中南海之心，昭然若揭。从字面上看，协议阐述的，都是经济与贸易，但协议的背后，却贯穿政治意图。那便是，要建立两岸“一中市场”。从市场上的“一中”，过渡到政治上的“一中”。

新一代国民党领导人，大概对共产党的厚黑学无所领教，才怀抱如此天真的幻想，以为，ECFA，只有经贸，没有政治。即便就事论事，只谈经贸，连国际条约都不遵守的中共，怎知它就会遵守两岸条约？

北京中南海政权猫哭老鼠的老到，台湾国民党政府见利忘义的短视，重庆谈判和国共协定的历史悲剧，大概注定又要重演。

在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中，有写日记的习惯，并留下了较为完整的日记，这样的人屈指可数，其中，胡适、吴宓、竺可桢、顾颉刚日记无疑是史料价值最高的几种。《吴宓日记》包括1910年到1948年的部分，其重要性读书界早有定评。《吴宓日记续编》的时间跨度从1949年到1974年，不仅是他后半生跌宕经历的真实记录，也是知识分子命运的一个完整个案。考虑到胡适1949年离开了大陆，竺可桢在1949年以后身居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高位，吴宓以一个普通大学教授的身份写下的日记，就拥有了独特而且更为珍贵的价值。在他同时代受过西方教育的第一流知识分子中，能始终坚守传统文化精神，并保持独立人格的人本来就很稀有，以“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相标榜的陈寅恪可以算一个，可惜他不写日记，其私人记录只有零星的书信和旧体诗。也因为如此，《吴宓日记续编》几乎就成了“绝唱”。

1949年开始的新时代是前所未有的，具有深厚文化根基和强烈个性的吴宓虽然没有预想到将会面临什么，但他还是选择了留下。对他和陈寅恪、梁漱溟这些人而言，离开这块土地是不可思议的。他当时的心态如何，是否有过彷徨、犹豫、挣扎，因为他在“惊心动魄、天翻地覆”之际所写的日记被毁，我们永远都不可能清晰地知道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对“保存、发扬中国文化”的感情始终如一，尽管他从哈佛留学归来，而且长期从事外国文学的教学和研究。

吴宓生前对自己日记的价值有着自觉而清醒的认知。1957年8月20日，他萌生写自传的念头时说，自传可以和诗集及历年日记相辅而行，“虽记私人生活事实，亦即此时代中国之野史。其作法亦即史法，虽以自己为线索，其书之内容实有可传之价值，而人之读之者，必亦觉其亲切有味也。”1954年12月中旬，他曾连日重读自己旧日的日记，在12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终日读宓日记直至深夜，如真如梦，亦喜亦悲。憬然回思，今者人间何世，此生人[宓犹存活]之日记，乃不异数千年前之古史矣。[以中国之文化、礼俗、社会，已全消亡也。]”“文革”早期，当他得知托同事陈新尼保存的两册日记（1949年和1950年），因陈怕惹祸而擅自焚毁的消息时，十分痛心，在1967年2月8日的日记中表示“至为可惜”、“悔之晚矣”！几年前，我在写作《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时，也曾为缺了吴宓那一年的日记而痛惜不已，以他的独特的个性、眼光和人生体验，他的视角一定与众不同。因为是不准备公开的私人日记，所以他更能无所忌讳，比如1954年12月24日下午政治学习时，68岁的化学系老教授冯志东，“引推背图，意在称颂毛主席为真命天子”，他在日记中直言其“语多不合时宜”。比如“九一三”事件后，1972年11月2日，单位组织学习毛泽东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要求他们谈学习体会，“发言者甚少。众多谈说近日生活杂事。”这样的细节可以使历史具有真正饱满的血肉感。

吴宓后半生留下的10本日记，部头浩繁，记录谨严，跨度有二十几年，其间发生的许多重大历史变故，几乎都在他笔下有忠实可信的呈现。与胡适日记不同的是，吴宓日记更重视记录种种内心的感受、生活的细节——

1952年5月5日晚上，当他得知，“思想改造运动”即将启幕，学生将督促教师的改造，“深为警惧”，连电影都没有心思看就去睡了。第二天，文教部派人进驻他所在的西南师范学院，专办教师思想改造的事。因为听说北京对梁漱溟、张东荪、赵紫宸等人“严行评判，加重其罪名”，他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岌岌可危，“心殊忧惧，恐将不免一死，恋爱结婚更不敢言矣。”

1954年11月19日，新一轮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为主题的运动波及重庆，他在日记中说这不过是文学界、教育界又一次的整风运动，又一次思想改造、自我检讨而已。他感叹自己生不逢时，不能像1949年前以前逝世的师友那样，可以“免受此精神之苦”。虽然，他暗自庆幸解放后绝口不谈《红楼梦》，所以运动降临，并未将他拉出来做摆子。但作为一个对《红楼梦》素有研究且有独到见解的学者，他很难置身批判浪潮之外保持沉默。11月24日，他从报纸上了解到这一运动甚嚣尘上，知道自己“在势不可逃，又须巧为词说，自责自涤，以此心极不乐”。到12月12日，他终于在一个座谈会上做了发言，主要内容之一即是自己的思想检讨。1955年1月14日，校方命他写发言稿，谈他对批评胡适、《红楼梦》两个运动的体会。1月16日，初稿交上去被驳回，要他重写。当天他回到宿所，“大伤悲，自视如囚之陪受死刑。”1月20日，他第二次写的稿子通不过，统战部的杨同志“多所指责”，要他另写，“不许述及胡适，亦不许自高自大”。他虽感“苦甚”，但还是当夜就在灯下写出了提纲。次日凌晨4点即起，点灯再写批判稿《我自己〈红楼梦〉研究的错误》。

“此次鸣放与整风，结果惟加强党团统治与思想改造，使言者悔惧，中国读书人之大多数失望与离心，而宓等亦更忧危谨慎与消极敷衍而已。”这是他在1957年6月24日的日记中写下的心声。此后他多次表达相似的意思，7月12日、22日，他感叹，“凡鸣放中略抒感愤不平者，悉为罪人矣。”“呜呼，经此一击，全国之士，稍有才气与节慨者，或疯或死，一网打尽矣！”7月13日，他曾写下一首旧体诗《鸣放及反击右派运动》，多少世事的感慨，尽在“飞蛾恋火焚身易，舞蝶嬉春觉梦香”等诗句中。

那段日子，他自己没有坠入天罗地网当中，但他内心的隐痛徘徊不去，日记中不时有“大痛悔”、“终日郁苦不乐”，乃至“自祈速死”、“惟祈速死”或“忧生而有乐死之心”等词句。他也想过退休，做研究、读书写作，以度余年，当然最终也没能做到。也许他不会想到，十来年后，厄运还要降到他身上，牛棚、批斗、“反动学术权威”和“反革命”的帽子，他的腿被弄残、眼睛几乎瞎了……在病残老迈之中，他在1974年春天竟然坚持拒绝批孔子，为历史留下了“批孔，把我杀了，我也不批”的壮语，完全可以与梁漱溟那句“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南北辉映，异曲同工，只是他们的命运大不一样了。

研究20世纪中国文化史、学术史、思想史，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命运史，吴宓日记提供的是第一手的材料，其中不光有事实，还有他作为独特的个体生命留下的心灵轨迹。1971年12月9日，在至友陈寅恪去世两年以后，当他得到迟来的消息时，在日记中回顾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相交、相知的经历，想起1961年的广州一别，竟成永诀。他为老友的死，也为自身的身世，“异恒悲痛！”接连几天，他挺着残躯写出《陈寅恪先生家谱》。他们是真正的相知，内心相通，魂魄相依，同样学贯中西，守护着同样的文化价值观。在他垂暮之年，恐怕没有比陈寅恪之死让他更为伤心的事了。经历动乱、浩劫，吴宓日记也有残缺（1974年的日记在“文革”中失去，此后他生命最后几年没有日记），有些日记是当年被刻意“灭迹”的，因为他的日记记下了每一次受辱、挨斗的过程，和他内心的感受。包括那次左腿致残、昏厥数日的批斗，当他醒来时，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写日记。他留下的日记，也因此可以看作是大时代里一部私人的信史。读《吴宓日记续编》，我想起了一个朋友特别喜欢的那句诗：“终信文章胜甲兵”，这也出自吴宓的笔下。

（引文均来自《吴宓日记续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