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文人们开一服清醒剂

  《文人遭遇皇帝》作者:李国文 版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12月 定价:32.00元

以小说名世的李国文,近来主要撰写散文和杂文。

继《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中国文人的活法》之后,今年推出了《文人遭遇皇帝》。

心存天阙的文人们,这时有机会遭遇到了皇帝,那一幕幕丑剧就开场了。

其实在封建王朝,别说遇到皇帝,就是遇到诸侯、宰相、将军,甚至太后、皇后、嫔妃什么的,也不得了,其命运也不见得就会好到哪儿去。屈原遇到南后,不也遭流放;上官仪遇到武则天(起初还是才人,此时也还只是皇后),一样掉脑袋;谭嗣同遇到慈禧太后,虽是英勇就义但也壮志未酬。这样的事例在中国封建史上绝不少见。

再生发开去想,就是文人遇到了文人又如何?孙膑遇到了庞涓,韩非遇到了李斯,苏轼遇到了王安石,都没得什么好,反而经常惨遭迫害。文人之间倾轧起来更狠,更歹毒,更要命。皇帝最多从生理上消灭你,邪恶文人不仅肉体上折磨(当然常常要假人之手),精神上更变着法子摧残你。成“千古绝唱”的曹氏兄弟———曹植与曹丕,真的是“相煎何太急”!有人或许不认为曹丕是文人,但他的《典论》是何等的文采,其中的《论文》则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史上绕不过去的存在。

可是又怎么样呢?才高八斗的曹植,还是让虽深谙文事但却掌了权的哥哥给PK了!

那文人们自身还能有什么积极的作为呢?在封建时代,要文人们不忠君恐怕是苛求。当然,我们可以要求他们忠于明君,而不是昏君、暴君;更进一步,我们还可说,忠于社稷比忠于君王为重,历史上也确有这样的文人,以及武将,甚至像李香君这样的奇女子。但现在的我们既然用不着这么做了,我们为何还不如这些在明君以及昏君、暴君统治下的文人更有成就呢?这真是一个大问题。我们是文明的传承者、文化的传播者、文艺的创造者,这才是我们的正业。只有恪守我们的职责,我们才能有所作为。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去入“仕”做“官”,如果知识分子都独守书斋,却让一群没文化、无素质、缺修养的家伙把持各个重要部门,包括文化艺术部门,那就不是个别文人之祸了。

从书里出来,我忽发奇想,如果李国文老先生生于封建王朝,遇到了皇帝,遇到了皇后,遇到了将相,或者就是遇到了不对付的文人,其境遇将会怎样?说实话,我都不敢设想。

[一周网事]沉默是金

 

关键词:余秋雨辞作家、侯耀华下跪颁奖

酒桌上有一种人挺让人无奈:他会因为一言不合马上翻脸,又会因一句顺耳的话马上跟你道歉。王朔就是这样一个让人感到无奈的人,在狂砸了一番人等之后,他对那些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人道歉了。这样的人可爱之处甚多,懂理明事,见好就收,这种既凸显性格又给自己留有余地的处世哲学甚得我心。

李敖也是让人颇感无奈的一个人,这哥们,坐了那么多年牢,吃了那么多年苦,一颗敏感的小心肝儿被女人伤得那么多,开口骂骂人也是情理之中值得同情和理解的。李敖混到这份上,也就季老先生这个级别的人能入他的法眼了。好在,大家不会因为李敖的骂而对他产生多大的反感,也不会因为李敖的骂,改变对季羡林先生的尊重,用文化的眼光看,听王朔、李敖开口骂人,总比看那些什么张艺谋曾被打断腿之类的娱乐新闻有点意思。

这是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网络时代,无所不用其极是博得眼球的唯一方式。余秋雨不过是把一篇杂志采访的文章贴到了博客上,网络编辑推荐出来标题已经成了“余秋雨坚辞作家称号”,这不是一个明显找啐、挑逗网友的标题吗?余秋雨苦旅也走了、书也出了、版税也拿了,说不当作家就不当,这和某个在地球上生活了几十年突然说自己不想当地球人了一样不可思议。所以说,“余秋雨坚辞作家称号”和他屡次声称“封笔”一样不可信。季羡林先生辞谢“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顶桂冠那是一种态度,但换余秋雨这儿,怎么看都像姿态。

本周侯耀华下跪为山村残疾教师颁奖的事儿网上还在激烈地争论着,反对者把侯耀华骂得狗血喷头,好在侯耀华没再出来解释,这样不了了之是最好的结果了。

我很喜欢那些把事挑起来之后便缩着脖子再也不露面的名人,比如张艺谋,这么多年一直被骂也不容易,但人家任凭窗外雷雨交加,独自室内闭耳不闻。这是不是大师范儿且另说,单是这份看破尘世的容忍之心就值得敬佩。看看诸如阿忆等人,越是想在口头上占个上风,结果越搞得自己灰头土脸———一个人给大伙掌嘴阵势哪儿比得上大伙儿集体给一个人掌嘴?况且,还有李敖、王朔、韩寒等憋着一口气要给别人上课的棍子手伺候着。

名人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冤的主儿,手里掌握的那点可怜的话语权压根不好使。

余秋雨一直耿耿于怀同行对他的不宽容,抱怨不能带来同情,相反会激起更强烈的批评。易中天以为自己成了腕儿,结果在电视上不还是被一个后生抢白得满肚子气。

在文化界,做人就得学张艺谋,哪怕自己被气得吐血,也得惜字如金,多年前张国荣的那首《沉默是金》居然成了进大师门的必修课。沉默的未必是大师,但是大师首先要学会沉默,在这个嘈杂的世界上,哪怕您大音希声,也找不到几个耐心的听众。

书情--07.02.02

  [文学]

  《眼睛游戏》(卡内蒂自传三部曲)

  作者:埃理亚斯·卡内蒂

  版本:新星出版社2007年1月

  定价:32.00元

  卡内蒂是198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这部三卷本的自传三部曲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分别记述了他少年、青年和中年的生活。除了记述少年生活的《获救之舌》外,其他两部均首次在内地出版。

  《猎物》

  作者:内米洛夫斯基

  版本:作家出版社2007年1月

  定价:25.00元

  《法兰西组曲》作者的又一作品。讲述了一个出身卑微的年轻人,在经济大萧条时期于社会上苦苦挣扎,以及因为爱情的幻想破灭而自我毁灭的故事。塑造了一个在摇摇欲坠的世界里疯狂地向深渊奔跑的人物形象。

  《千古名门》

  作者:杨力

  版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1月

  定价:22.00元

  杨力的“千古系列”历史小说共分十部,本书是这组系列中的第九部。这是一部以家庭为背景,以母亲为核心,以女性为主体的历史小说。书中刻画了岳母、大辽萧太后、西夏梁太后等历史上非凡的女性。

  [艺术]

  《“无名”:一个悲剧前卫的历史》

  编者:高名潞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

  定价:120.00元

  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上,“无名画会”是第一个民间美术团体,比星星画会更早。本书呈现了一批活跃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无名画会”的艺术家的作品和艺术观,试图重新还原中国当代艺术的早期历史。

  《恋物与好奇》

  作者:劳拉·穆尔维

  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

  定价:26.00元

  劳拉·穆尔维是著名的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家,在本书中,研究对象从《夏娜》、《公民凯恩》和《蓝丝绒》等,到女性主义摄影师辛迪·舍曼的摄影作品,重点探讨了电影中的恋物概念,及其与艺术文本的关联方式。

  《艺术史的历史》

  作者:温尼·海德·米奈

  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

  定价:25.00元

  什么是艺术史?它的背景是由怎样的思想、制度和实践所形成的?它如何成为今天的面貌?它运用怎样的研究方法?本书围绕着艺术史学科作了系统的阐述。在欧美艺术史界被誉为“艺术史圣经”。

  [纪实]

  《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

  作者:江勇振

  版本:新星出版社2007年1月

  定价:32.00元

  这是第一本对胡适的情感世界做全面梳理的书,由于胡适从不轻易在书信、日记上留下任何感情上的鸿爪。所以,想要了解胡适的情感世界,我们必须依赖从那些环绕着他的她们的信中找。

  《“调查”十年》

  作者:胡劲草等

  版本:三联书店2007年1月

  定价:36.00元

  这是《新闻调查》十周年的纪念集,书中既有今日从业人员从个人视角进行的往事追述和感怀,也有往昔大家探讨业务心得、争鸣创作疑惑的历程。通过此书,我们能感受到该团队对新闻理念的执着,也可以开阔我们的新闻视野。

  《沉重的母爱》

  作者:党宪宗

  版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1月

  定价:16.80元

  书的副标题是———对四十户农民家庭供养大学生的调查报告。这个标题就让人感觉很沉重,的确,我们现在有太多的贫困大学生上不起学,中国有太多这样的农民家庭,他们如何供养大学生的确会给我们很多感触。

  [人文]

  《社会科学是什么》

  作者:沙依仁等

  版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年1月

  定价:24.00元

  社会科学涵盖什么知识?这些知识有什么用?本书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些问题,书中融合了十一位不同学术背景的专家的独到见解,通过简明阐述,为我们了解社会科学提供了合适的捷径。

  《民国居住文化通史》

  作者:林永匡

  版本:重庆出版社2007年1月

  定价:45.00元

  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体系中,居住文化既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是最具特点个性、最具实践操作性、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的文明子系统。本书对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居住文化的演化发展规律和特定的文化内涵做了详细的介绍。

  《草根才是主流》

  作者:薛涌

  版本: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

  定价:28.00元

  薛涌是个勤快的专栏作家,他这些年在国内媒体发文数量很大,话题很杂。这本书提出了一个理念:中国的未来决定于充分的市场竞争。这一竞争的基础,就在于最小经济体(个人和家庭)的基本福利和素质。

  [儿童]

  《佛兰德斯的狗》

  作者:奥维达

  版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

  定价:19.00元

  这是一本让人感动的书,一本被誉为“关于人与狗的第一故事”。尼洛是一个孤儿,和年迈的姥爷一起生活,他们过着穷苦的生活,靠卖牛奶为生。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收养了一只被虐待的大狗帕奇,尼洛与大狗的感人故事从此展开。

  《爱德华的奇妙之旅》

  作者:凯特·迪卡米洛

  版本:新蕾出版社2007年1月

  定价:15.00元

  这是一本全球号角奖金奖作品。讲述了一只叫爱德华的瓷兔子,被它的主人所关怀。一天,它被丢失了,于是,开始了一段奇妙的旅行。从海底到垃圾堆,从营地到街道……一路上的经历让它学会了爱和被爱。

  《毛毛》

  作者:(德)恩德

  版本: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7年1月

  定价:21.80元

  这是现代人诠释时间的最佳底本,是一本对现代物质社会进行尖锐批判的奇书,书中表达了对人类的无限挚爱,对人性回归的强烈渴望,是一本能同时感动大人和孩子的作品。

  [生活]

  《格调:穿出来的品位》

  作者:(英)妮奥奇

  版本: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

  定价:25.00元

  女人如何根据自己的身材情况有选择地搭配穿着衣服?并不是越时尚的衣服就越有品位,只有那些适合自己的衣服才是最有格调的,最能够体现一个人的素质、品位与个性。本书是一本实用的穿衣手册。

  《爱的小珠珠》

  作者:任家萱

  版本:接力出版社2007年1月

  定价:28.00元

  明星书的热度依然没减,S·H·E的Selina任家萱也按捺不住了。本书讲述了她如何迷上串珠、做饰品,出国一定带两个行李箱,一个装衣物,一个就是她DIY的工具和各种材料,连扭蛋附送的小玩具,都可以被她运用在饰品上。

  《不失礼:送礼的学问》

  作者:(日)岩下宣子

  版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年1月

  定价:20.00元

  现代人重视社交,尤其是很多场合必须送礼,因此,了解送礼礼仪对提升自我形象及促进人际关系有很大的帮助。本书以有趣的卡通漫画表述说明送礼的场景,并穿插了许多送礼高手的真实经验。

雨果后人欲禁“《悲惨世界》续集”

--知识产权法遇上道德拉锯战

由于雨果曾孙皮埃尔“告状”,法国最高法院这两天将决定是否要禁掉由当今作家推出的《悲惨世界》“续集”。

2001年,作家弗朗索瓦。塞拉萨(FrancoisCeresa)推出了以《悲惨世界》中的柯赛特为主角的小说:《柯赛特,抑或幻像时光》。雨果的曾孙皮埃尔。雨果认为,该书“完全背叛了那本19世纪经典文学作品的精神内涵。”现年59岁的皮埃尔是位铁匠,同时也爱好写作。他告诉英国的媒体,把“续集”推上法庭,是希望为所有的“名人之后”树立榜样:“名人之后”们都有责任保护他们先辈的精神不被误读与扭曲。

法国和英国的知识产权律师界表示,“道德法”有这一条:“作家子嗣对作家的文学作品拥有永久监护权。”知识产权法则规定“作家去世后满70年,其作品即被视为公有财产”。而此官司是首个“道德法”挑战“知识产权法”的案例。

事实上皮埃尔。雨果早在塞拉萨新书刚出版时就提出过诉讼,并向Plon出版社索赔450万“名誉损失费”。最后,因没有证据证明自己是“雨果之后”败诉。2004年,法院在证实了皮埃尔的身份后,裁决Plon出版社象征式地交付一欧元罚款。不过允许“续集”第二卷发行。2006年,皮埃尔再次上诉。

文学界的律师顾问担心,此案一成功,难免会有真假不明的“名人之后”要“讨公道”,索赔偿。

胡星斗:宪政与可控民主才是好东西——在“大国崛起和文艺复兴研讨会”上的发言

 

宪政与可控民主才是好东西

——在“大国崛起和文艺复兴研讨会”上的发言

 胡星斗

 

大国崛起靠制度,靠宪政,靠民主。中国是一个既寻常又非同寻常的特殊的大国,中国崛起一靠宪政,二靠可控民主。

俞可平的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但我认为民主固然是个好东西,宪政与可控民主更是好东西。民主有时不是好东西,但宪政与可控民主一定是好东西。所以,要宣传宪政与可控民主,解除人们对民主的疑虑和恐惧。而且,中国应当优先考虑实行宪政,然后是可控民主。

为什么宪政与可控民主一定是好东西?宪政就是“限政”,即限制政府,制约权力,建立“有限政府”,保证宪法的最高权威性和政府的有效性、权威性。

我强调宪法和政府的两个“权威性”。这是我的一贯的思想,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或者说是现实的理想主义。如果没有理想主义,就会囿于“中国国情”、“中国特色”而不能自拔,不能进步,永远保持落后的丑陋的腐败的东西;相反,如果没有现实主义,一味地好高鹜远,讲些理想化、空中楼阁的东西,对于中国现实的改进将无所益处。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我经常强调政府的权威性、渐进改革、人大制度的改革、监督部门的垂直管理等等,而不是主张推倒重来。

宪政的特点是政府的“合法性”来自于“人民的同意”,宪法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得到尊重,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划定公权与私权的边界,实现公权力的分权与制衡,保护公民权利。可控民主强调民主过程的透明、有序、程序性、可控性,注重过程的可控和结果的部分可控,尊重政府的必要的权威性。提倡室内民主(通过电视、礼堂、教室等发表竞选演说)、协商民主(鼓励不同党派不同利益集团的平等协商,加强和改革政协的作用)、法治民主(而不是文革式的无法无天的民主)、间接民主,反对街头政治,鼓励政治协商,主张法治优先了民主,建立代议制度,公民只选举产生权力机构或立法机构,然后由权力机构或立法机构通过选举及协商产生行政官员。

只有宪政才能实现中国的崛起,才能保证政府和人民的利益。宪政因其法治和程序性,避免了暴民政治,所以,对于统治者是安全的;又因其驯服了权力,把政府关在了笼子里,所以,对于公民也是安全的。

只有宪政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没有宪政和权力制衡的市场经济,必然是特权市场经济;特权市场经济必然导致严重的腐败、不公正和两极分化。

只有宪政才能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宪政就是塑造分权自治的现代国家制度和现代社会制度,因为它解构刚性而脆弱的金字塔型官僚体系,改变两千多年一直延续至今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秦始皇郡县制、多层次控制系统,建立联邦制度和地方自治制度,建立程序性政治和公民社会,所以,它能够改变谎言与暴力的传统政治,实现社会和谐,避免社会动乱。秦始皇的层级控制制度必然造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上瞒骗对下欺压、政府越来越失灵、宏观调控一刀切等问题。建立联邦宪政分权制度,对于未来中国的国家统一、经济社会发展,都是生死攸关的。

只有宪政才能保证道德文明的建立。人治社会包括秦始皇制度的特点是不循规则,不择手段;只有仁义礼智信的私德,没有限制公权、维护公益、保护公民的公德。所以在现实的中国,人治的办法越多,脱离宪政的政治教育运动越频繁,道德文明就会越衰落,因为缺乏制约监督的缘故,官员们台上作秀、台下做假,每一次运动只能不断地强化全社会的虚假意识。而只有建立讲规则讲法治的宪政制度,社会才能树立坚如磐石的道德。

同时,也只有可控民主,政治有序,社会才能稳定和谐,国家才能不分裂,中国才能不混乱。

只有可控民主,才能保证中国这样一个特大型国家的领导人的必要的尊严和威信。

只有可控民主,才能建立起公平合理的经济秩序,保证国家的经济安全。

只有可控民主,才能避免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泛滥。如果民主不可控,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压抑太久的民族,必然是非理性的爆发,必然是打砸抢。

所以,宪政与可控民主才是好东西。也只有宪政与可控民主,才能实现中国真正的崛起——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安全的崛起。

冷眼看外汇储备和外贸

胡星斗

2006年底传来好消息,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过一万亿美元,早已超越日本的八千多亿,稳居世界第一。近几天又有报道,2007年中国的外贸可能超过美国、德国,又将是世界第一。

世界第一当然值得骄傲,说明中国在崛起,中国已经是世界经济大国,我们有足够的能力支付外债,购买战略资源,进口先进技术设备,进行国际投资。但中国还不是世界经济强国,“中国制造”往往意味着低廉的价格,甚至只及世界市场同类商品价格的十分之一;利润也非常低,大头的利润被外方拿走了;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也很低,大多数属于低端的劳动密集型、资源消耗型商品,而我们的成套设备大部分依赖于进口;在中国的出口额中,60%以上是外资企业的贡献,中资企业略逊一筹。

出口多了,外汇储备多了,是好事,但太多了,就未必是好事,它说明中国有太多的资金在体外循环,无法更有效地参与经济建设,只能购买美国国债,支援了美国。而且,外汇储备高是以资源的过度消耗、环境生态的恶化换来的,是国内的资源税过低造成的。可见,对于外汇储备和外贸第一,我们还不能沾沾自喜。

何况,真实的外汇储备和外贸,中国远不及日本和美国。日本的国家外汇储备虽然不及中国,但其藏富于民,民间尚有两万多亿美元外汇;美国、日本在世界各国建立了工厂,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甚至销售到第三国,或者返销本国,所以,他们从本土的出口并不多,特别是日本由于其资源匮乏,所以本土的出口尚不及德国,也就很快被中国超越了。而中国在海外的投资很少,外贸基本局限于从本土海关的进出口。

无论外国人宣扬“中国崩溃论”抑或“中国威胁论”,或者是现在的“中国世纪论”,中国人都应当保持平常心,低调应对。尽管中国荣获了世界第一的桂冠,但我们还是要冷眼看待,冷静反思。

和谐龙文化研讨会上的发言

胡星斗

让我发言,我是来了以后才知道的,所以没有准备。我是研究中国问题学的,我就讲一点与众不同的话吧。

“五四”运动产生了两个效果,第一个是正面的效果,宣传了民主与科学,为中国请进了“德先生”和“赛先生”;第二个方面是负面的,激进主义带来了破坏性的后果,那时一些人主张废除汉字,最后引进了西方最极端的一种理论。

后来,又经过“文化大革命”,中国传统文化被完全摧残。到当代,中国就面临了信仰缺失、道德濒于崩溃、价值系统解体的困境。现在,中国经济崛起了,民族意识觉醒了,我们认识到: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中国人从近代以来一直受欺负、自暴自弃、焚毁传统,到现在则走向了另一极端——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愤青大行其道,激进,独尊,封闭,排外,夜郎自大,义和团情结,都大受欢迎,中华民族可谓经历了大悲大喜。

我要说的是,民族意识觉醒、恢复民族自信很可贵,宣传龙文化也是必要的,但要警惕民族主义,极端的民族主义会给文化专制主义借尸还魂提供了凭据。

李泽厚说:中国近代以来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救亡总是压倒启蒙。我说:中国近现代是启蒙与民族主义的双重变奏,民族主义总是压倒启蒙。民族主义煽动起狂热情绪,凝聚人心,化解治理危机,转移社会矛盾,巩固个人统治,一次次地断送了宪政、自由、民主的启蒙运动。但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统治者可以利用它,也会被它刺伤,现代化也会因为民族主义而夭折。

中国人必须学会心胸博大、包容、理性、平和,就像日本人既很好地保留了传统,又学习了现代文明的制度。

我主张建立“现代中华文明”或者叫“文明中国”,一方面弘扬传统文化的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尊师重教、以及刚才大家所说的“飞龙在天”、“亢龙有悔”的辨证思想等,另一方面要吸收现代文明的宪政、民主等因素,形成“儒家宪政主义”或者“儒墨宪政主义”,将儒家、墨家的仁义、民本、关爱融入宪政、法治国家之中。

我关注的是中国现实的道德重建、制度重建,而不是复古;既要关注龙文化、文化复兴,又要致力于现代型文明、道德的重建。我提出:2008年,作为“文明中国年”。“文明中国年”主要提倡“三公”——公民、公益、公德。

公民而非臣民,中国古代只有臣民,没有公民。

中国古代也没有公益,有像张鲁那样的“量腹而食”的原始共产主义,但他的目的是夺取政权而非公益。还有武训做慈善,但他被掘坟刨尸。现代市场经济是与公益事业相互补充的,像美国、欧洲、中国台湾,公益事业都极其发达。市场经济社会并不是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完全是惟利是图的,而是有公益精神作支撑的。

中国古代也没有公德,只有仁义礼智信的私德。因为没有公民力量强大的公民社会,当然就没有公德。

所以,建设“文明中国”,不能一味地依靠复古。不能回到是“中学为体”还是“西学为体”的争论。

总之,宣传龙文化,表明了在中国经济崛起的同时中国文化也在崛起,我十分支持这个活动。但我强调的是:恢复民族自信而不要搞民族主义,关注道德重建而不要迷信古代,不要给封建主义借尸还魂提供了机会。谢谢大家!

2007-1-28

(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100081)

自囚、请辞与文学圈的犯贱心理学

 

2006年的文坛很热闹,所发生的一些事件和争论之新奇之有趣,可谓前无古人。本以为该年度将是近一时期的波峰,然而2007年才刚刚开始不到一个月,文坛就已经发生了几件更有趣的事情,展现出“不让06”的汹涌势头。照此,也许今年的文坛将会比去年更“好看”。

其一是诗人“自囚”事件。到笔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非非主义第一诗人”、“废话诗教主”杨黎已经自囚了一周的时间了。以尝试“极限写作”以及获取20万元赞助的名义,他准备在一间斗室中自囚1年,其间将不读书不看报、不与人接触、不打电话、不上网……且一举一动将通过视频全天候直播。之所以如此,其曾直言是“要炒作”。其二则是著名作家余秋雨的“请辞作家”事件。著述丰厚畅销、稿酬盆满钵满乃至有“中国作家首富”称号的著名作家余秋雨,近日却公开声明要辞去“文化散文作家”的称号。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笔者之所以称其“好看”,热闹程度要超过去年的几桩事,是因为这两起事件远远超出了“文学常识”的范围。譬如说诗人杨黎的“自囚”行为吧。即便“自囚”一段时间对诗人确实是必要的,即便“自囚”上一段时间或许真是有利于这位“废话诗教主”写出更略微像诗一些、或只是更多的“废话”,然而这种不遗余力地炒作又是为何?“诗人”若要闻名于世,究竟应该以“诗”还是以“人”?看杨黎,他显然是想求诸于后者,试图以行为的出位博得诗名的远扬。显然,这已经是严重悖离了文学规律的旁门左道。

所谓“请辞作家”亦是如此。不知道余秋雨先生之“请辞作家”,是不是受了季羡林先生“请辞桂冠”的启发。然而二者的“请辞”,形同而实殊,因为季羡林请辞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和“国宝”三项桂冠,毕竟有着一定高度,寻常人终其一生也不会获得这样的称号;但“作家”又能算什么呢?在当前,所谓“作家”只不过是对一种职业的定义罢了,但凡写过几篇东西、特别是被批准加入某级作协后,便都已经可以被称为“作家”了。既然你余秋雨的书仍然在书店热卖着,你仍然在靠版税滋润地活着,你是一名作家便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请辞作家称号”岂不滑稽吗?话说回来,如果真是要“请辞作家”,那么首先要做的应该是先收回自己的书吧?

有人对此解读道:余秋雨此举“浅层原因是对附着在‘文化散文作家’称号上的造谣、诽谤、围攻、谩骂感到烦恼不堪,希望借此得到某种程度上的避让;深层原因是对文化身份和概念所固有的约束自由感触很深,希望能借此解脱‘套中人’的尴尬。”(《深圳商报》1月29日)然而,正如韩少功最近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所言:“任何时代都有一个读解定势,(作品出版后)作者并没有太多自我解释的自由。”确实,既然书已经写好印出推上了市场,既然你已经享受了由书带来的名气和稿酬,作品被挑刺、作者本人为此承担批评便都是无可避免的,如韩少功所言,你并没有太多解释或辩解的权利。

因此,类似季羡林先生的“请辞桂冠”可以理解,然而余秋雨先生这样的“请辞作家”却已经近乎滑稽了。这也正是多数网友都将此举称为“做秀”“哗众取宠”的原因所在。

以上所谈,其实都是基本的文学常识。杨黎也好、余秋雨也罢,他们不会不懂得这些道理。那么,为什么他们还要冒着承受口水的风险,偏要这么做呢?

笔者认为,类似现象其实与近年来在文学圈开始泛滥的一种“犯贱心理学”有关,这种“心理学”肇始于娱乐圈。君不见,近年来娱乐圈中非常时兴的一种炒作手法,就是“犯贱”——越来越多的娱乐明星们在人气下降的时候,最惯常用的手法就是结婚离婚、制造绯闻、舞台走光、自曝隐私等,为了“荧屏有影、广播有声、报上有名”,不惜“犯贱”并自毁道德形象。要命的是,许多擅长此道的红星,近年来还纷纷当起了文学票友,将自己的鸡毛蒜皮都写了出来印成“书”的样子出版;更要命的是,这竟然也能卖得出去。

这种做法,对一些原本的文学圈中人士形成了严重诱惑和误导,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借鉴娱乐圈的手法,炒作自己的文学。然而炒来炒去,有的竟然把文学本身都给炒丢了。正因如此,近年来文学圈与娱乐圈的界限越发模糊了,在一拨又一拨不甘寂寞的文学工作者不懈努力下,诸多作家、诗人等文学圈中人已成功晋身或下堕至娱乐圈。他们的秘诀和招式都很相似:将创作化为表演,披着文学的马甲在娱乐圈走台,以四不像的丑角形象吸引到八方关注。可以说,无论体制内的“国家级作家”,还是体制外的各色江湖流派,许多得名者均是由此。

这种“犯贱心理学”,是有些所谓的作家、诗人不惜尊严,做出裸奔、傍富婆、挂牌乞讨等丢尽文学颜面事情的深层原因。

秋 风:违反"普遍正当性"才是私企真正的罪

 

按照《海德堡教理问答》的说法,人其实有两种罪,一种就是“原罪”,就是全人类在亚当里所犯的那罪,这是天生的。另一种则是“实际的罪行”,这是后天的。我们上一篇(编按:<民企“原罪”是一个误导性概念>)已经辨明,私人企业无“原罪”,但是,不得不承认,某些私人企业确实有后天之“罪”:说“罪”的意思是说,这些私人企业家中的一部分人不仅违反了当时的法律——这其实是可以原谅的,并且更进一步,也违反了人们的基本正义观念——这才是不可原谅的真正的罪。

合法与正当

不少人为渐进模式自豪。变革过程不仅没有出现明显的混乱,反而维持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世间似乎没有免费的午餐,这种渐进变革模式有若干严重后果,其中之一是,人们普遍地在规则之外行事,在习以为常之后,人们对规则——而不仅仅是坏规则——完全丧失了尊重之心。

渐进的变革模式意味着,法律总是滞后于人们的实际行为。通常情况下,私人企业家必须在那种存在不合理的制度环境下生存,这些“不合理”总是赋予一些政府官员以巨大且不受任何约束的权力。私人企业家必须拿出很多精力和资源用来应付这些。寻租似乎不可避免。

一些坚持自由市场信念的经济学家正是据此为私人企业家的一些败德行为辩护的:罪魁是不合理的法规与规制,在那种环境下,一些私人企业家不得不贿赂官员。这种说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不过,这种说法却失之简单。

对于一个行为,除了判断其合法性之外,还需要判断其正当性。合法性就是合乎法律条文之明文规定。不过,法律并不是人世间唯一的规范体系。历史上绝大多数法律理论与普通人的常识皆相信,法律之上还有某种规范,它高于法律,并作为法律的衡量标准,惟有合乎这些规范的法律才对人的良心具有约束力。它们曾被称为自然法(natural law)、“自然的正当”(natural right)或“天理”、“道法”。这些规范体系可见之于休谟、斯密所说的“公正的旁观者”(impartial spectator)或者普通法法律理论中所说的“明理的人”(reasonable man)的常识中,它们可以具体地表现为具有正常理智与情感的人们的普遍共识。一个行为或一件法律是否正当,就可以去询问他们。

准此可以说,旧管制体系中的一些法规尽管具有合法性,但却缺乏正当性,因为它们剥夺和限制了人们从事那些具有自然的正当性的事业的权利。假定人们从事一种活动,这种活动乃是个人实现其正当目的所需要,且不会给他人遭到显著损害,则此时,尽管该行为是违法的(不合乎彼时的法律),却是正当的。比如,温州农民在计划经济时代偷偷地从事传统的鸡毛换掸子的生意,或者小岗村农民以民主方式私分田地。

因此,可以说,仅仅违法,并不构成私人企业的罪。相反,如果说真有“原罪”的话,那其实正是因为那些不合理的法律。这些法律本身依某些特殊环境产生,但却显著地有悖于“普遍的正当与理性”(common right and reason)——这是英国17世纪初大法官爱德华·库克所用的一个词,因而,这些法律是应当予以废除或遭到谴责的,相反,那些依循良心自由地追求自己幸福的人们是无罪的。

不同选择,不同后果

依据上述对合法性与正当性的界定,我们可以把私人企业家面对不合理的规则而采取的对策粗略地区分为三类。

第一类,私人企业家坚守原则,绕开明文规定的不合理规则,未获得必要的执照,在其夹逢中艰难生存。或者从事不合理的规则所禁止的活动,但并未为了让自己豁免于这些规则而去贿买官员。这类行为不合法,但却是正当的。

私人企业家面对不合理规则可能采取的第二类行为是,为了维持企业的正常生存而被动地贿赂一些官员,以换取这些官员暂停干预或禁止,或者换取官员暂停滥用其权力。也就是说,私人企业家用金钱来赎买自己做正当之事的权利,这包括进入某些被禁止的行业。这样的行为就其性质而言是不合法的,贿买行为本身也是不合乎道德原则的,制度环境某种必然性并不能让一件败德行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在那种情况下,那样做或许是必要的,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说那种做法就是正确的。不过,在“公平的旁观者”或“明理之人”看来是可给予宽宥的,因为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大体上是正当的,其行为也不会给他人造成显著的损害,相反倒很有可能增进公众的福利。

私人企业家可能采取的第三类行为,旨在积极地谋求某种特权。私人企业家不再仅仅以金钱换取相关官员的不管制,而是以金钱收买这些官员为自己设立垄断,或者打压交易对手,或者像在国有企业产权交易中那样压低交易价格。这种金钱贿买行为是不合法的,也是不正当的,因为他们的行为对他人或公共利益或市场秩序构成了显著损害,因而,在“公平的旁观者”或“明理之人”眼里也是难以宽宥的。

上述三类行为当然只是最粗略的划分,大体上可以说,大量私人企业属于前两类。但有少数私人企业,却积极地利用贿赂谋取特权,由此所生成的乃是权贵企业或攀附权贵的企业。经济学家为私人企业家作的辩护之所以引起巨大争议,根本原因就是他们没有看出这两者间的重大差异。

今日人们谈论最多的那些知名的私人企业家,大概就属于这一类。他们与相关官员的关系,已经成为一种合谋关系,一种制度性的权钱交易关系。作为私人企业,他们本身同样并无原罪。他们进入政府所禁止的行业,或许违法,却并无不当。他们最初或许也只是以金钱贿买换取相关官员暂停其滥权行为,但在尝到甜头之后,他们就系统地利用金钱从事广泛的贿买活动,一旦越过这个界限,他们就不再是迫不得已。此时,规则已不再限制他们,相反,他们倒在利用权力来建立某种垄断特权。当然,此时,“罪”最大的仍然是那些滥用权力的官员本身,但这些私人企业家的后天之罪也是同样大的。

贾悲文:“物权法”将成为革命的导火索

 

从上海打工到北京,从欧洲流浪到北美,十几年来,我有机会经历了中国社会从富到穷、从上到下、从国内到国外的剖切面,目睹了经济增长、财富崛起的欢欣和老来无依、病死街头的绝望,见证了国有资产的分赃过程和弱势阶层的上访游行。仅仅不过十年,一个充满希望的改革转型,却变成了”让一部分人先强盗起来”的圈地丛林。

元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盛华仁在全国人大专题工作座谈会指出: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物权法草案和企业所得税法草案,就是要把党的主张依照法定程序转变为国家意志,成为全国人民一体遵循的行为规范。他还就此提出了三点要求:高度重视,精心组织,使全体代表都参加两部法律草案的讨论;深入讨论,统一思想,争取两部法律草案顺利通过;认真整理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把提请大会审议的这两部法律草案进一步修改完善好。(引自新华社通稿)

这其中有两点非常可悲和可叹:其一”就是要把党的主张依照法定程序转变为国家意志,成为全国人民一体遵循的行为规范”,一个国家立法机构连最起码的”遮羞布”都不要了,甘做党的奴才,真替党丢人!其二”深入讨论,统一思想,争取两部法律草案顺利通过”,这就是中国立法机构通过法律的程序?

近几年来,物权法草案引发了中国社会的巨大争论,浮在表面的是“先强盗起来”的权贵和自由经济学家贬斥的“新社资争论”,而深层次的本质则是国有资产利益被剥夺群体的强烈反抗。那些从中共教科书上以为西方国家“跑马圈地”能够促进资本主义和国家经济发展的天真经济学家,和那些圈地到手的财富掠夺者,有意忽略西方国家的私有制传统与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公有制传统的不同,否认改革转型国有资本被窃为己有的非法过程,颠倒私有财产来源公正性与促进经济的相互关系,却一味的借用西方社会经济现状,用政权暴力和专制法律为自己的赃物背书,其结果,只能点燃下一场革命的导火索。

58年前,革命创造了强盗;今天,强盗正在制造革命。

身在海外,我们非常欢迎中国开展公正兼顾平等的私有化 进程,而且清楚私有制市场经济能够为社会发展带来强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这个作用是牢牢地奠基于西方社会的私有制传统和法治背景,一个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对全民资产剥夺而形成的国家经济,只经过十数年经济改革,完成了强盗坐地分赃的客观现状,在既没有法治制约,又没有全体国有资产拥有人的民意背书之下,就要匆匆的以举手机器确认、用法律定格,”鲁能”丑闻引爆的权贵分赃者的黑暗与无耻,足以”粪土当年窃国侯”。

况且,自1929年华尔街股崩开始的西方世界经济大萧条,从反面帮助了纳粹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引发了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经宣告了自由(原始)资本主义经济的破产,从罗斯福新政到战后各国经济的复苏与振兴,都来源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混合经济”的推动,它既兼顾了资本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也抑制了资本的贪婪性和破坏性。这已经是西方诸国惨痛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难道中国却非要重蹈覆辙不可?

曾经为万民欢呼的公有制向私有制转型的经济改革,却最终迷失为政治寡头和利益集团“切蛋糕”的分赃Party,中国大众既失去了公正与平等的起点,又被剥夺了公正与平等的过程,面对着“物权法”确认分赃事实的后果,我们不得不警告:在国有资产完成全民产权合法清算之前,莫要点燃革命的导火索!

二十一世纪的革命,将不再是集团对抗的暴动和起义,而是利益受到损害、权力被剥夺的弱势群体的”个人恐怖主义”,忽视社会公正与平等而产生的心态失衡与道德沦丧,将为中国制造越来越多的绑架、谋杀、灭门、抢劫和报复社会等等刑事犯罪行为。

而那,将是我苦难轮回着的祖国,一个被再次点燃革命导火索的炸药包。

刘晓波:与其高调说民主 不如低调做民主——俞可平现象观感

 

看中共八十六年的历史,中共说民主的历史不可谓不长,特别是在与国民党争夺中国统治权的时期,更是高举争民主反专制的大旗,毛泽东还信誓旦旦地对黄炎培表示:我们已经找到跳出人亡政息周期率的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然而,无论是在野时期还是掌权之后,中共却从来没有真正地做过民主。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在毛泽东与黄炎培谈民主之前,他已经通过整肃异己的延安整风,把自己变成了说一不二的独裁者,也把中共变成了彻底的独裁党;1949年后,夺得政权的毛泽东把自己变成绝对的极权者,把中国变成彻底的独裁国。

由此可见,民主要说,更要做,而光说不做,就是欺骗;

一 对俞可平赞民主的过度解读

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被大陆媒体广泛转载后,引起海内外舆论广泛关注,其中,不乏对胡温启动政改的乐观预测,也不乏为现政权贴金的评论,甚至有境外媒体作出完全有悖事实的评论。比如,星岛环球网(www.singtaonet.com)1月15日以醒目的位置发表《大国崛起》政治背景:胡温比知识界更早谈民主》的评论。文章称:“……有学者提出,分析该片(《大国的崛起》)的政治背景看出,中共领导层比中国的知识界更早地谈民主。”

显然,此文的标题来自文中引用美国华裔学者李成先生的一段话:“非常有意思的是,实际上,是中国的中央领导人、地方领导人比中国知识界更早地谈民主,当然,他们谈的民主与西方的民主有区别。”

我不知道李成先生的判断依据何在?可以肯定的是,《星岛环球网》将李成的话作为文章标题是在向胡温献媚。

如果按照李成先生的推论,我们还可以找到中共领导人大谈民主的许多言论,特别是1949年前,中共为了打倒蒋介石而高喊自由民主,毛泽东曾大谈民主,甚至也曾呼吁美、英两国干涉中国内政;中共的《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也曾连篇累牍地赞美英美式民主。然而,在1949年后的中国现实里,登上天安门的毛泽东及其中共却大搞极权主义,致使中国人全部变成“党奴”,中国变成毛泽东个人实现政治野心的试验场。

改革开放以来,最早公开谈论民主的言论是西单民主墙运动,邓小平为了重新掌管最高权力而利用过民主墙,但是当他登上权力宝座后便无情地取缔了民主墙,并将魏京生等民主墙人士投入大牢。

上世纪八十年代,虽然中共容忍了高校竞选运动,也开启了基层农村的选举,但直到今天,无论是人大选举还是村民自治,仍然是官权操纵下的半吊子民主。更重要的事实是,中国民间自发争取民主的运动,无一不遭到中共政权的压制。伴随着民主墙、高校竞选、八六学潮和八九运动的官方行为,是压制和监狱,是清污和反自由化,甚至,伟大的八九运动喋血在中共坦克的履带之下。

六四之后的十七年来,六四亡灵至今没有得到公正的安慰,此起彼伏的民间争民主运动也一直遭到镇压。从江朱到胡温,中共领导人所谈的“民主”大都是假民主,是要“党主民主”而不要“主权在民”;而大陆自由知识界所谈“民主”才是“真民主”,是要破除“党主民主”而实现“主权在民”。

所以,用“中共领导层比中国的知识界更早地谈民主”作为文章标题,是不尊重基本事实。而不尊重事实,既是向官权献媚,也是对民间的轻蔑。

二 俞文引起关注的原因

作为中共官员的俞可平之所以引发关注,不在于他提出了独树一帜的民主理论,而在于他讲的都是民主的常识,且与其他中共高官的民主说辞完全不同。

1,俞文一扫“党主民主”的话语霸权,尽脱中共民主集中制的八股说辞,也不再重弹“中国特色民主”的老调,甚至不提胡温政权最爱谈论的党内民主和温饱权优先,而是直截了当地赞美论源于西方的普世民主,用通俗易懂、简洁明快的语言道出了民主的优势:虽然,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政治制度,也不会有万能的民主,但俞文理直气壮地说:“民主保证人们的基本人权,给人们提供平等的机会,它本身就是人类的基本价值。民主不仅是解决人们生计的手段,更是人类发展的目标;不仅是实现其他目标的工具,更契合人类自身固有的本性。即使有最好的衣食住行,如果没有民主的权利,人类的人格就是不完整的。”所以,“在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种。也就是说,相对而言,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

这不能不让人想起邱吉尔先生的名言:民主不是最好的制度,而是我们所能实行的最不坏的制度。

2,俞文不是泛泛地赞扬民主,而是开篇就针对中共官场的普遍腐败来谈民主,并驳斥了抵制民主的“特殊国情论”。俞文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对个别的人而言的,也不是对一些官员而言的;它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的,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的。坦率地说,对于那些以自我利益为重的官员而言,民主不但不是一个好东西,还是一个麻烦东西,甚至是一个坏东西。试想,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官员要通过公民的选举产生,要得到多数人的拥护与支持;其权力要受到公民的制约,他不能为所欲为,还要与老百姓平起平坐、讨价还价。单这两点,很多人就不会喜欢。当然,他不喜欢也不会明说,而会说,民主怎么不符合国情民情,民主的条件怎么不成熟,公民的素质怎么不行;或者说,民主的毛病是如何如何的多,民主会带来多少多少的危害,等等。因此,民主政治不会自发运转,它需要人民自己和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官员去 推动和实践。”

3,俞可平的身份和官方媒体的大规模转载。他是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又被外界称为“胡锦涛的文胆”,他的民主赞歌似乎就别具微言大义。同时,俞文在政治上一向保守的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首发,接着中央党校刊物《学习时报》和新华社等官方重要喉舌转载,加之此前中共官方频作“人权秀”、“新闻自由秀”,温家宝在中共文联和作协大会上的开明讲话,似乎更给以胡温政权启动政改的暗示。

否则的话,便无法解释,关于政治民主化的呼吁和论政,不仅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就早已成为中国自由知识界的共识,而且在新世纪的互联网时代也成为网络民意的多数共识。即便在中共党内,俞可平的观点也不新鲜,从八十年代赵紫阳的智囊们到九十年代的党内民主派,一直在讲政治民主化改革,比如,1999年,李慎之先生的《风雨苍黄五十年》的大声疾呼,2002年李锐先生给中共十六大的上书,2004年任仲夷先生公开批评邓小平不作政改的跛足改革、呼吁尽快启动政治改革,2006年周瑞金先生多次公开发言呼吁政治改革,……等等。

4,与目前大陆知识界的民主论述相比,俞文具有少见的简洁性和通俗性。俞文用的是大众化语言而没有任何抽象的概念,全文不到二千字却基本说清了民主常识;特别是“民主是个好东西”这个标题,采取了最为通俗的口语化表达方式,具有直接打动大众的穿透力。我预测,“民主是个好东西”这句话,必将变成广为流行的公共话语。

在如何把民主理论变成大众常识这点上,俞文值得自由知识界的学习,学习其通俗化表达的技巧,学习其制造流行观念的能力。只有表达的通俗化大众化,自由知识界多年来积累的自由民主成果,才可能逐渐变成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变成从网民到学者、从主持人到官员都常用的公共话语。在这点上,吴思先生为自由知识界提供了很好的示范,他所创造的“潜规则”这一概念,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具有巨大解释力,现在已经成为公共话语领域的常用词之一。

2006年12月7日,《南方周末》发表了刘军宁先生的文章《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写在即将到来的新人文运动前夜》。他所呼唤的“中国文艺复兴”,意在宣扬“天地之间,个体为尊”的自由主义价值,使个体的价值与尊严变成民意的主流共识。所以,他大力提倡通过通俗文艺的形式来普及自由主义理念,其用心也在于自由主义理论的大众化,在于唤醒自由知识界创造通俗观念和普及自由的意识。

三 对俞文的过度解读是误导

尽管,那些从俞文中看出诸多微言大义的舆论,反映了外界对中共现政权的善意期待,意在用戴高帽方式激励中共启动政改。但就胡温上台以来的作为而言,不论这样的主观期待多么善意,最终也只能是一厢情愿,其客观效果必定是误导舆论和公众。

事实上,俞文没有那么多微言大义,更不是标志着胡温准备推出“政治改革的蓝图”。境外媒体对俞文的过度解读,如同前几年炒作的“胡温新政”一样,不过是舆论泡沫而已。所以,《民主是个好东西》的发表,与其说标志着胡温政改的征兆,不如说再次向世人凸现了中共本身不断蜕变的事实。

1,俞文反映了中共的蜕变。六四以来,鉴于必须应对民间权利意识的迅速觉醒和维权活动的此起彼伏,鉴于中共内部异见声音的不断出现,也鉴于必须应对主流国际社会人权外交的压力,处于道义弱势的中共政权也不得不进行调整,邓小平的实用主义“猫论”引导中共完成了从革命党到利益党的转变,利益至上的机会主义已经变成中共制定内外政策的基础,也已经变成中共官场的主要激励。与此同时,官权镇压的残暴性在逐步地下降,意识形态说辞不断蜕变,从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到胡锦涛的“和谐社会”,中共最高领导人在选择自己的核心口号时,也要尽量表现出开明的一面;中共政权也开始利用普世观念来作秀。所以,在九十年代中期不可能写进宪法、不可能见诸于中国公共舆论的观念,新世纪以来已经逐步写进了宪法,并逐渐变成公共话题。例如,私有化、司法独立、人权、有限政府等观念就是这样。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2006年妓女示众事件,激起网络和纸媒的强烈谴责之声,形成了备受关注的公共事件和公开捍卫人权的舆论救济。

2,俞文反映了中国社会在价值观念上的分化或多元化趋向,不仅在民间社会日趋明显,而且在中共内部也不断显现。那些已经去世或退休的党内民主派和毛派,二者的政治观点都不同于现任当权者;现任官员的价值观也不再是铁板一块,大多数官员奉行私下一套而表面另一套的犬儒策略。即便是官员们的公开发言,也不再是千人一腔了,有些官员甚至不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比如,谈到中国的司法改革,最高法院院长肖杨的言论显然比公安部长周永康开明得多;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喜欢谈“协商民主”, 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喜欢谈“和平崛起”,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一直是宪政民主的提倡者,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一直坚持经济改革的市场化方向,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曾提出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共军中将刘亚洲经常在网上发表出格的异见,前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公开说出“政令不出中南海”……等等。

近些年,民间签名信已经成为舆论维权的主要方式,党内持不同政见的群体也向民间学习,采取向中央上书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政见。特别是失势的党内左派们,更喜欢借助毛泽东亡灵的权威,通过上书来批判现行政策。

3,俞文反衬出中共高层的言行背离。中共统治的常态是言行背离,现政权也不例外。胡温一面频繁地作亲民秀和政治开明秀,一面又从不放松对民间的民主诉求的打压,2006年就是胡温政权对民间维权和民间网络大打出手的一年。这一年,多位维权人士和网络作家深陷领域,就连陈光城这位盲人维权者也要以莫名其妙的罪名判刑;这一年,多家开明报刊和民间网站遭到更严厉的整肃,就连《世纪之国》这样温和的民间网站也难逃被关闭的命运。

基于上述事实,俞文中的 “好东西”如何变成现实中的“好东西”,究竟能够实现多少以及多快地实现,起码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到官方进行政治改革的诚意,官方何时启动政治民主化的前景更是难以断定。

但从民间的角度讲,我们有理由对民主中国的前景抱有信心。因为,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越来越变成中国民众的主流诉求,改革以来中国人争取民主的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过,不但是谈民主,也在用实际行动争取民主,即便遭遇了六四大屠杀的血腥恐惧,民间也没有停止过。正是在国内的民意压力和国际主流文明的压力之下,中共才不得不作出局部的改变。

所以我要说,俞可平讲的民主常识早已成为民间自由主义者的共识。谈中国民主化的前景,不能老盯住官方如何如何,而要更多地关注民间努力和自由力量的培育。民间才是中国民主化的主要动力,未来的民主中国在民间。

民主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特别是当民主化已经成为普世政治常识的今天,由专制向民主的转型,已经不需要多少理论解释,而需要切切实实的行动。在这点上,改革以来的大陆,官民的表现完全不同。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早已在民间启动,民间为此前赴后继,作出了诸多努力,也付出了巨大代价;与此同时,官方说了太多的民主,却看不到切实的行动。所以,官方如要启动政治民主化进程,与其高调赞民主,不如低调做民主。哪怕是一点一滴地做,也比入云霄的高调令人信服。

2007年1月17日于北京家中

首发人与人权

刘 水:贪官挑战中共

 

  2006年中国官员贪渎记录跟经济高速增长比翼齐飞。这个东方国家巨大的两翼,一端膨胀着“大国崛起”对宪政民主、人权、私有财产保护视而不见的虚伪,一端呈现着麻木中国人视觉神经的官员贪渎记录、频率和普遍性的触目惊心。这一年,是大国崛起再次觉醒的一年,也是贪官最为猖狂的一年。中共忠实地在应验“黄宗羲定律”的预言,着实在“三个代表”的反面渐行渐近。制度腐败是中共永难根治的执政难题。

一 贪官危及政权基础

  2006年,系列贪腐大案被有限度揭开,从地方诸侯到中央部委高官、军方要员,陈良宇的查处更提升到中共权力核心政治局的层面。这些重量级贪官包括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前北京市副市长陈志华,前国家统计局局长邱小华,前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检查长李金宝,前山东省委副书记兼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前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前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这仅是媒体曝光的高级别贪官,大量中小贪官,经过“党内处分”、调遣、降职等处理,仍然显山露水的不在少数。民间社会和单位人议论“父母官”和上司敛财之道的小道消息,一般都很真实。按照当局一贯的遮丑心态,不到不抓不足以平民愤的程度,当局断不会对自己的官员下重手制裁。这其实是当局糊弄百姓的表面做法,实际上害怕贪官坐大,在政权序列内部形成反面示范效应,危及中共的政权统治。

  贪腐官员的共同特征有三:一贪财;二贪女人;三贪权位;四渎职。前三者不需要赘述。贪腐本身就是渎职的一种表现。行政官员的权力来源于纳税人的间接委任,中国官员虽然是由上级“一把手”任命的,但在本质上都是由纳税人供养的。老百姓无权经由选票罢免中央、省、市、县各级首脑,唯有通过艰难地集体上访、举报、投诉等展开维权行为,他们间接实施权力归民这一朴素的真理。所以,依法追究官员贪腐罪责的同时,还应该以渎职罪名加重刑罚。

二 贪官为何量大面宽

  中共官员政治待遇涵盖了个人收入、职位福利、家族部下受惠的最大化,公家(实际上是纳税人)几乎包办了高级官员及其亲属衣食住行、旅行考察、度假休闲全部的支出。为什么这些贪官仍然疯狂贪婪成千万上亿元人民币,一波接一波突破贪污记录?为什么贪官一个接一个不怕杀头前赴后继?为什么当局各级纪委、反贪局、监察部都挂牌营业却奈何不了贪官?原因在于制度腐败为贪官扎稳了心理底线。一则一党独大,党派制衡和民间监督缺席,各级官员只要经营好地域和上级官场,中共权力序列的独大性、封闭性和不透明,为他们编制了密不透风的保护网;二则当局对政治、经济、资源、市场的寡头式全面垄断,这为“官商一体”造就了近乎完美的客观条件,进而为官员权力寻租提供了最便捷、最隐秘、最无风险的敛财途径;三则国门开放,贪官轻易可以洗掉黑钱,一旦嗅出危险到来,很容易外逃寻求庇护。因为贪污受贿的风险小、成本低,所以,各行各业出现腐败,大官小官齐贪污,一点都不奇怪。

  正所谓“成也专制,败也专制。”、“成也腐败,败也腐败。”

三 制度腐败造就大批贪官

  制度腐败还在于专制制度天然不能克服自身的制度弊端。专制制度靠政变或暴力夺得政权,其目的无非是实现某个政党或集团的利益最大化,其最终必然发展为对其领袖的个人崇拜和神化。不管它最初打着什么口号、信仰实施民众动员,一旦夺得国家政权,最早被抛弃、被清算、被屠杀的对象,绝对就是被它曾经愚弄和利用的民众阶层。只要稍微了解苏共、中共、越共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家史,都不难得出这个血淋淋的结论。专制制度本质上是反人性、反人道、反人权、反自由的,所以,威权恐怖统治必然成为其维持社会稳定的不二法宝,否则民间的正义诉求,会制造强烈的民意反弹和社会民主运动。

  专制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当然非常明白其中的玄机:没有一个领袖能够万岁,没有一个执政党能够万岁,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万岁。如前所分析的专制官员占据了各种优势资源,并且官职越靠近中央享受的权势越充分、全面,而与此配套的则是民间监督权利被剥夺,多党制衡被虚置。所以,制度为大小官员肆无忌惮贪财、滥情设计了最佳的温床,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专制为贪腐提供了制度庇护。因此,中国大陆贪渎官员集体将人类的贪利和情欲本能,一再刷新和维持在全球冠军水准;同时,贪官靠谎言织造个人“良好”的社会口碑、形象和地位,通吃国家主流舆论和宣传;并且,贪官在客观上忠诚地拥抱专制制度,在这个制度的机体上发挥了螺丝钉作用。

四 纪委反贪,标本不治

  去年年末以来,中共从北京陆续空降纪委书记在直辖市和主要省区任职,其他省区纪委书记实行轮换。纪委的权力得到了法律意义之外的强化。纪委,不能不说这是“符合中共国情”的一大制度创新。纪委全称为“纪律检查委员会”,最高级别是“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纪委名称尽管似是而非,但是权力愈来愈巨大。民间流传这样一个段子:“(贪官)不怕公(安)检(察院)法(院),就怕纪委上门来。”一旦官员被纪委客气、仁慈地“双规”,政治生命一定完结。或坐牢或被杀头,跟他(她)贪污受贿的金钱数量(跟包二奶、包二爷的数量没有关系)一般是成正比的。让小小的纪委监控数千万政府官员,无异于杯水车薪。新闻监督和民间监督才是唯一正途。

  在纪委惩处贪官的纪录上,中共似乎显得很公正。为什么呢?大小贪官危及到了中共的执政基础,不下重手,政权可能崩溃。有大陆学者评估,中共官员贪腐比例高达95%。也就是说,现在的“清官”比大熊猫还要珍贵。贪官层出不穷,无所不在,民众已现麻木。一方面人人痛恨贪官,而一旦自身利益需要经由行贿才能实现,没有人不趋之若鹜。在中国社会,贪腐具有极大的传染性、感染力和合理性。官场潜规则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民间文化,而官场汇集了中国人对于个人成功的最高诠释。中国人有贪腐和好色的历史基因。而当代经济起飞,潜在的恶欲得到毫无底线的释放。

五 新闻和民间监督根绝腐败

  如果不是危及到政权,顾忌民愤,贪官越多,惠及的亲属、朋友、部下就越多,构成一定数量的既得利益群体,既得利益群体组成中国特色的中上阶层,岂不有利于政权稳定。但是,由官员惠顾的中上阶层,与数量更为庞大的民间自由经济市场崛起的中上阶层,大有不同。前者占据政治话语权,而后者在政治上失语。所以说中国发展是由跛足改革推进的,财富流进了权贵和资本家腰包,人民只享有经济自由,而政治自由被剥夺,这不是一个健康社会赋予改革的全部命题。

  这样活生生的国家级试验,就发生在当代世界。1970年代,自由经济大师佛里德曼等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在智利皮诺切特军政权时期,尝试进行经济优先发展然后为政治自由提供条件的社会改革,最终,这一美妙的经济试验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但是,接下来的政治自由被独裁者无情的粉碎。同样在中国大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城市平民等弱势群体,不但没有因为社会的财富积累而享受到应有的政府福利和救助,相反,却因为教育、医疗、农村土地出卖、城市拆迁、户籍歧视,让他们陷入另外一种贫穷。

  其实,根绝腐败说难不难,只要把各级官员的个人收入、财产公开、透明,并对其直系亲属财产实施监控,同时赋予媒体和民间的监督权利,看哪个官员还敢、还能受贿、贪污。台湾百万“红衫军团”走上街头,理性、依法对陈水扁及其执政团体、亲属施压,呼吁公开执政首脑所有财务。在各派政治势力、司法机构合力之下,台湾政局并没有出现动荡,终于将陈的女婿和陈妻送上法庭,阿扁身为总统,靠司法豁免权才逃过被拉上法庭。对中共而言,台湾不仅仅只有“一个中国”的主权意义,更多的拥有民主制度的示范作用。

2007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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