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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当局为迎接2008年北京奥运，从今年1月1日起放宽外国记者采访限制。

去年12月1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举行记者会，宣布了《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刘建超说，最受关注的是规定的第6条，外国记者在华采访，\x{7947}需征得被采访单位和个人的同意，不再必须由中国国内的接待单位接待并且陪同，外国记者赴中国地方省份采访以前也无须再向有关省市的外办申请并经批准。新规定明确规定\x{7947}有21个月的时效，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2008年10月17日自行废止。

连日来，外国记者分别采访了若干敏感人物，如前中共总书记的政治秘书鲍彤，内蒙古政治犯哈达的妻子新娜以及被软禁一百多天的维权人士胡佳等。不过，当一位外国记者申请采访上海维权律师郑恩宠时却被当局拒绝，理由是郑恩宠虽然已经出狱，但目前仍被剥夺政治权利。（注）另外，据《华盛顿邮报》早先的报道，在一份公安部专门提供北京警察在奥运期间和外国记者打交道的英文教材中，有一段关于外国记者采访法轮功抗议者的英语练习对话，其中要求警察在遇到外国记者采访法轮功时，警察要以”采访超出奥运采访范围”为由制止，并将记者带走。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听说有哪个外国记者去采访法轮功。

赤裸裸的国家机会主义

考察中共的这套新规定，我们很容易发现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新规定既然放宽了对外国记者的采访限制，这就不打自招，等于承认了此前外国记者在中国的采访是很不自由的，这就等于承认了此前中共当局所说的外国记者在中国享有充分的采访自由是欺人之谈。第二，新规定虽然放宽了对外国记者的限制，但仍然说不上给予外国记者充分的自由。第三，新规定\x{7947}有21个月的时效，过期作废。这就怪了，如果新规定是符合原则的，它就应该继续实行下去；如果新规定是不符合原则的，它就压根不应该实行。一个堂堂大国的政府，如此不讲原则，如此翻云覆雨，成何体统？民间早有顺口溜：”共产党政策象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如今这个新规定，干脆有言在先，明码实价。这是赤裸裸的国家机会主义。

考虑到外界对新规定的时效性的批评，中共方面放出风来，外交部暗示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新闻开放的程度将会更大。有的高级官员甚至透露，中央已经拟定了今后5年将逐步开放媒体。这些说法实在不符合逻辑：因为新规定在21个月后自行废止的意思主要是说21个月后将会恢复到原来的有较多限制的旧规定，而不是说要进一步发展到更少限制的更新的规定。如果中共真的决心在21个月后进一步开放媒体，那就意味着它将在现在这个规定的基础上再增加新的开放性条款，这和现有的规定并不矛盾，未来的规定是把现有的规定包括在内的，这不是要否定现有的规定，因此不存在废止现有规定的问题。不错，说新规定在21个月后自行废止，并不意味着以后必定要恢复旧规定，它并不排除继续实行新规定这种可能性，也不排除在新规定基础上进一步开放的可能性。但是它首先地、主要地是保留了退回旧规定的可能性。

不消说，中共颁布新规定是迫于外界压力。当初为了申办奥运，中共不得不向国际社会作出改善人权状况的承诺，所以它不得不颁布这样一个新规定有所表示，但是中共又不具有真正改善人权状况的诚意，所以它明确宣布新规定\x{7947}对外国记者有效，\x{7947}在奥运期间有效，过期作废。这就让国际社会很为难：既然中共颁布了新规定，你不能说它在改善人权方面毫无进步，所以不好再抵制；但是你要指望通过让北京办奥运去促进中国人权的改善那又毫无把握了，因为中共明确宣布它的新规定\x{7947}是为了奥运而定做的，奥运一结束就不算数了。问题是，等到奥运会曲终人散，中共故态复萌，又回到老样子，国际社会将发现它已经很难再聚集起足够的力量，也找不到新的合适的着力点，那就拿着中共没办法了。

那么，中共有无可能在奥运之后继续实行新规定甚至还有所发展呢？这并非绝无可能。在今后21个月里，中共将仔细评估实施新规定的效果，以决定它未来的存废。你可以说中共也是在摸索，在试探。但问题是，中共摸索试探和评估的标准是什么呢？很明显，中共的标准决不是新闻自由的原则，决不是法治的精神，也不是这种主义或那种主义，而\x{7947}是它自己的政治需要和政治利益。说到底，中共关心的\x{7947}是它的专制权力是否会受到威胁。这就是说，中共并不一概拒绝政治方面的改革，但其前提是它认为这种改革不会威胁到它的一党专制，它要能够把改革控制在它限定的范围之内。

建立对中共的准确认知

这当然不是什么秘密。大多数人都知道，中共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是在维持一党专制的前提下进行的。但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对改革寄予厚望，那不仅因为改革总比不改革好，更重要的是，很多人都相信，你说了一就得说二，由于改革自身的内在逻辑，会引出一系列超出中共意图的后果。中共\x{7947}想进行经济改革，但经济改革的深入必将引出政治改革。中共既然要对外开放，那么它就不得不接受国际社会通行的规则，而那些国际社会通行的规则势必也会引入到国内来，于是就会对政府的权力形成某种制约。中共为了适应后极权时代经济生活与市民生活的需要，不得不制定相应的法律，而这些法律反过来也就限制了政府的权力。如此等等。再说，改革会释放出新的政治力量，而这新的政治力量必然会要求把改革推进到新的方向。

然而，迄今为止的事实证明上述推断未必靠得住。近几年来，一些西方学者也逐渐意识到这一点。前年秋天，美国《外交》杂志（Foreign Affairs）发表了纽约大学两位政治学教授布鲁斯。布尔诺。德。米斯基达（Bruce Bueno de Mesquita）和乔治。当斯（George W. Downs）的文章”发展与民主”.文章说：”自二十五年多以前邓小平开放中国经济，从而开创了一段蓬勃的发展时期以来，在西方很多人都以为政治改革会随之而来。当时预言，经济解放会导致政治解放并最终迎来民主。””这种预言不仅是对中国而发的。直到最近，传统智慧都以为，不管在哪儿，经济发展都会无可避免（而且相当快地）迎来民主。”但两位作者发现，”近些年来的历史把事情弄复杂了。现在的事件表明，经济发展同一般所称的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之间的联系实际上相当弱，而且可能得越来越弱。””全球各地的独裁政权的情况都显示，它们能在一面取得经济发展成果的同时，避开迫使其放松政治控制的压力。”两位学者注意到了”一个不祥而往往被阐释得很差的事实”，那就是：”在暴力国家中，经济发展不仅不是推动民主变革的力量，它反而有时会被用来加强暴政。””也有独裁者有时不得不引进温和的政治改变，却限制了变化的范围，从而保住大权不失。”

在奥维尔的《一九八四》一书里，权力精英奥布来恩讲过一段话。奥布来恩踌躇满志地宣称：”过去所有的寡头政体所以丧失权力，或者是由于自己僵化，或者是由于软化。所谓僵化，就是它们变得愚蠢和狂妄起来，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变化，因而被推翻掉。所谓软化，就是它们变得开明和胆怯起来，在应该使用武力的时候却作了让步，因此也被推翻掉了”.”我们”之所以巍然屹立，就因为”我们”不僵化，能”与时俱进”，勇于改革；但与此同时，”我们”又决不让我们的改革反过来束缚住我们自己的手脚，譬如说，”我们”定立了种种法规，但是”我们”却可以有选择地实行或不实行，”我们”决不作法自毙。更重要的是，”我们”决不因改革而变得”开明”和”胆怯”，在”应该使用武力的时候”绝不手软，绝不犹豫。

还需看到的是，如今中国要进行的一些改革（例如这次对外国记者放宽限制）是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而它之所以不得不在国际压力下让步则是因为它自己的实力还有限。伴随着综合国力的上升，中共很可能越来越不把国际压力放在眼里；到后来，它甚至可能让国际社会屈服于它自己的意志——现在已经有这种苗头了。

以上种种都说明，我们切不可对中共的改革抱幻想，切莫以为这种改革最终必定会把中国带到我们希望的地方。我们一定要对坏的可能性有清醒的认识。当今世界，追求自由的力量远远胜过维护专制的力量。中共自己也清楚历史不在它那一边，他们连一次也输不起。但除非我们坚决地抗争，否则，自由不可能自动赢得胜利。回顾过去十几二十年的历史，追求自由的力量有很多可检讨之处。老话说”知难行易”，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在珍视自由的人们中间，建立起对中共政权的准确认知。

首发北京之春

卢雪松手持“林昭奖”奖牌 (卢雪松女士提供)

卢雪松系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会员。1973年9月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1992年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就读，1996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同年进入吉林省艺术学院戏剧系任教，主讲中国电影史与传播学。1999年，就读于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职研究生班，2001年毕业。个人研究兴趣还包括中国上古文献《诗经》及中国近现代史。

2005年5月，卢雪松无故被所在学院剥夺授课权。其申辩文章被网友热烈讨论，中国知识界许多著名人士纷纷声援，成为2005年文化热点之一。同年9月，卢雪松被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劳动教养（所外执行）一年。2006年9月，被学院调至图书馆工作至今。

以下是访谈内容：

有明确政治宣传目的的“视觉刺激”

记者：最近很多论坛上对央视“春晚”的评论很多，不知您怎么看“春晚”？

卢雪松：很高兴有机会谈一下我对央视“春晚”的看法。我在2006年9月被学校正式剥夺教职、另行分配工作，此前，我的专业就是大众传播的研究与教学。虽然我已经有两、三年没有看过“春晚”了，但有时其中的各种节目，电视上有一些回放，我看到过。作为普通观众，央视“春晚”是一场盛大的庆典，是一些人在欢庆他们的胜利。以我自己的遭遇和经历，我的真实感受，我觉得自己是在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群里，欢庆胜利的那些人里没有我。所以我选择不收看它，我宁肯自己静一静。作为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我觉得自己应该思考像央视“春晚”这样的文化现象，并作出客观理性的评价。

从大陆总体的民声反应来看，对“春晚”的评价越来越差。“春晚”的失败不光是一个艺术上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整个在春晚运作的机制、体制方面，也和大陆整个文化心理的低糜有关，文化的底蕴在流失。

包括一些大牌明星的表演，跟他们早期的作品相比，档次相差得非常悬殊。假如我们暂且同意“春晚”节目组对“春晚”的定位──一种不以高雅取胜，而靠迎合大众欣赏水准来获得收视率的策略的话。即使同意这一点，我们也仍然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它的艺术档次在不断的降低，它越来越脱离真实的大众生活，越来越缺少平民关怀，以“涂脂抹粉”为目的的节目比例越来越高。粉饰的东西太多了，歌颂的东西已经变成了一种“为歌颂而歌颂”的东西。我非常忧虑：其实这样的“春晚”只能带观众走一个艺术上的、欣赏水平上的下坡路。

早些年的“春晚”，我们多多少少能看到些亮点。比如对假冒伪劣问题、对官僚作风等问题，多多少少会对一些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有所涉及，有时候还偶尔有一些讽刺性较强的相声作品。但现在这类作品已经绝迹。相声的比例越来越少，小品的比例在加大，这本身就说明问题。因为“相声”这种艺术有一个特点，它是以讽刺见长的，不让他讽刺，相声就只好下场了。

总之，我对“春晚”的总体感觉是：一场虚张声势、浮躁轻佻、淡而无味、却有着明确的政治宣传目的的“视觉刺激”。

有些人对真实怀有一种恐惧

记者：您觉得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卢雪松：体制问题是一个很主要的问题。比如审查制。大陆向来对文化传播的审查就非常严格。“春晚”要受到中宣部的严格审查，这是公开的事实，大陆人对此都习以为常。但是很多人都没有仔细想过，政府带着政治眼光来审查艺术，而且是这么严格的审查，对于导演、演员和任何一个作品来说，要想出精品，这几乎就是不可能的。

这让我想起了最近的禁书事件，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一些主政的官员，他们已经达到了一种“过敏”的程度。那些被禁的书，有几本我读过，我完全找不出这些书会被查禁的理由。而且，事实上这些书在实体书店和网络书店都还在继续出售，有的地方甚至会出现“热卖”的现象。当然，让“春晚”节目组对中宣部有这么大的周旋空间就不太可能了。

从我个人来说，我很看重“自由”，也很珍惜“自由”。无论如何，“自由”都应该是一个艺术品的灵魂。而“真实”又是自由的最重要因素。背弃真实的艺术，就不可能是创作者的自由的表达。那么，这个艺术创作就失去了灵魂，没有了根基，也就很难打动人。现在当局的审查制度如此严密苛刻，说明了有些人对真实怀有一种恐惧。

谈到体制问题，也就涉及到了艺术之外的更重要的、更大的问题。我真心希望，当权者，尤其是高层，能不能把自己的私利放在“天下”之下、“百姓”之后，以对中华民族负责任的态度，秉持社会关怀，扭转腐败沉苛。如果掌握权力的人真能这样去做，那他才真是不愧于他的职位他的权力的贤明之人。大陆的艺术也必然会因此呈现一派新面貌。不过从现实情况来看，前景并不容乐观。但我不放弃希望。

艺术品是有生命的 真实才能打动人心

记者：人们常说，“文如其人”，那么一台晚会、一个作品也应该是反映人的心理状态、反映人心。您觉得，春晚的质量差是否跟参与者的道德素质有关？

卢雪松：肯定是有关系的。前几年“春晚”导演赵安由央视大腕一损成了阶下囚，就暴露出春晚的整个制作过程中存在的严重的腐败问题。还有些明星，尤其是以“主旋律”为其招牌的明星，街头巷尾却都在流传着他（她）的绯闻和丑闻。这种种现象必然会使观众对“春晚”的认可大打折扣。

奢迷、腐败和“伪真实”的风气的盛行，不仅是在文艺界，而是整个大陆的精神现实。缺少责任感、缺少良知、缺少真诚、缺少关爱，缺少对公正的寻求，没有程序意识、人权观念淡泊，由此又造成了种种严重的道德和体制问题。很多造假的现象、侵犯人权的现象，以及违反基本道德底线的事情，已经被人们见怪不怪，看成是常态了。这也就形成了人们价值观念的扭曲，文学艺术的创作也难免受此影响。

记者：您认为一个好的艺术作品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点呢？

卢雪松：肯定少不了技法上的要求，这是一个比较基本的条件，但它并不是艺术的实质和灵魂。我相信一件艺术品是有生命的。我所说的“生命”就是指它有表面的光鲜以外，更有其实质的内容。艺术品的生命不能用科技手段去印证，却可能被欣赏者的审美眼光所发掘。艺术作品就好比人一样，风格各异，情趣不同，但好的作品必有“真实”这一点才可能打动别人。这就好比人们都喜欢交真诚的朋友，没人喜欢和虚伪者交朋友一样。人们都喜欢小孩，喜欢小孩子写的文字、跳的舞蹈、画的画。虽然在技法上，也许孩子的东西不够成熟，但是我们还是因为能感受到它的纯洁、善良和真实而喜欢它们。所以我觉得，一个艺术家只有真实地面对自己、面对世界，才能创造出有内涵的艺术珍品。当然就像我上面谈到的，“真实”这种品德在大陆已经是很缺乏的了。

还有，我想创作者还应该具有很好的人文素质，有良知，有品格，我想这些恐怕是大陆大多数的艺术从业们缺少的。而“春晚”在整体上看，也正是缺乏这些才走的下坡路。

卢雪松女士 (卢雪松提供)

春晚和赵本山互为利用

记者：很多网友对赵本山及其小品颇有诟病，也有人把赵本山和春晚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认为其小品是春晚的“拳头产品”，甚至提出“离开赵本山，春晚行不行？”这样的命题。不知您对此怎么看？

卢雪松：我认为，春晚剧组和赵本山存在着一种互为利用的关系。这种关系已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赵本山这个人的创作心态在变化。他正在和他早些年的草根情结相脱节。我觉得，人有的时候真是非常难以摆脱名和利的诱惑。当他觉得他是一张大牌时，当他觉得他是既得利益者的一员时，这种互为利用的心态左右了他以及他的艺术创作。他创作中本来就有的比较消极的那一部分：一种比较庸俗的取乐心理，迎合了剧组的目标。那么他就专门夸大这一点，他的作品也就因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如果按照这样一种趋势走的话，这个艺术之路不会走很长。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赵本山和节目组的关系既是一种互为利用，又是一种互为限制。如果审查不像现在这样畸形的紧张的话，情形也许会有所改变。我想他也是被强迫的丧失艺术水准，弄出那些变得像白开水一样的东西。所以这种利用其实是一个恶性循环。其实我看，赵本山和“春晚”就是在互相拆台，在不得已的被权力限制和束缚之下为权力服务而已。

有品格的人与春晚保持距离

记者：据报导，陈配斯、朱时茂拒绝再上春晚，朱时茂更直指该节目独揽，扼杀个性。陈佩斯说：春晚笑声都是“托儿”，他回忆起上春晚的那几年，一到过年就像过关一样，现在都不想提，“一提就发冷，让我浑身紧张”。这是否说明艺人对春晚的态度也有改变呢？

卢雪松：是的，态度有所变化。如果“春晚”的牌子不那么亮了，不那么被观众认可了，那么它的身价自然就会降低。再加上文艺市场的放开，很人艺人已经不再把春晚作为衡量他们身价的唯一的尺度。再加之还要把自己的珍爱的艺术作品摆在不懂行的审查者面前任其宰割，有品格的人自然会有意识的与春晚保持距离，失去参与的热情了。

春晚作假心态深入骨髓

记者：很多网友批驳说，春晚里很多假唱。崔健的真唱运动进行了好长时间了，但也未对春晚的假唱现象有所改变。

卢雪松：这就说明，它有一种到骨子里的作假心态。已经习惯了，这是和大陆的整体文化有关。我印象中，像样的港台歌手是从来不假唱的。

因为他没有一种在正常的市场环境、公平环境下的表演。表演在一个自由社会是要论价值的，但大陆不是这样，确定了一个人的地位和身份之后，就要把他树立起来，如果他的嗓子不行，那么就要通过其它方式、各种方式让他行。“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

春晚冲击下观众的分化

记者：有网友指春晚一直是中共造谣欺骗的有力工具，借娱乐进行精神洗脑。您怎么看呢？

卢雪松：大陆是不这样使用“洗脑”这个词的。我们这边官方的词汇是“教育”。依靠文艺进行“党”的文化的教育，这是1949年以来官方从未间断过的手段。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这方面又进入了一个新的亢奋阶段。

这种所谓“教育”，对于人的意识，深层的也好，浅层的也好，都有很大的、很密集的冲击力，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你刚才说到“造谣欺骗”，其实我觉得，假如有“造谣欺骗”，那也不是最可怕的。真正可怕的是这种“教育”本身，哪怕它在一些问题上没“造谣”、没“欺骗”，也很可怕。我很怀疑，在一个健康的社会，国家是否有这种权力去“教育”老百姓，而且是以控制文艺的手段，它是否有权力控制文艺应当去做什么？这很可怕。这样还能有真正的艺术吗？有也不会是在晚会里、镜头下，而是在民间，在市井当中。

但是现实的种种冲突和矛盾也越来越尖锐，因此可能在底层老百姓中也会出现一种分化。有的人可能会越来越麻木，他会在“春晚”节目里找到乐子，哈哈大笑几场，通过这种办法暂时忘掉痛苦。然后感到国家形势很好，一派和谐繁荣景象。这样来安慰自己。显然，这是一种懒惰和脆弱的臣民心理在做怪的结果。这种惰性和自欺欺人的社会心理其实非常值得忧虑。

当然在现实的苦难面前，也必然会有一些人会越来越拒绝、反感“春晚”这样的虚假艺术，会有这样一种分化。

我当然希望人们能够在现实面前，这种比较尖锐、甚至是很尖锐的、很明朗的现实面前，能够承担自己的命运，能够清醒。

中共彻底颠覆中国传统文化

记者：春晚中有的节目可能打着传统文化的招牌。您认为党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系吗？

卢雪松：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关系。中国文化在1949年后历经多次运动。所谓“去其糟粕”，“批判继承”，完全是对中国文化的一次彻底改造，有强烈的颠覆性。

我最近看一些书，也在思考这方面问题。我觉得，1949年以后的主流思维方式和文化，是在中华文明走到了一个最低谷的时候，“以俄为师”，横移过来的。自己的东西不行了，外来的东西才能够借此机会在这儿站稳。

从明末开始，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已经走了下坡路，他的负面意义逐渐显露。到了晚清，在西洋文明船坚炮利的威胁下，人们已经不知道怎么从传统文化中去找到解救之路。在这种巨大的冲击下，斗争精神越来越强，革命情绪肆意弥漫，这其实是很多人没有了传统文化支撑之后的一个被动的选择。

我看章诒和先生的《伶人往事》，才知道民国时的那些戏曲大家，那都是有非常深厚的国学领悟，有非常深邃的精神境界的。唱功也是现在的表演者无法相比的。现在有人论“文革”时的样板戏，试图找到其在艺术上的可取之处。我却觉得，样板戏无论是舞台表演，还是唱腔、唱词，充溢着一种革命伦理和近乎歇斯底里的神经质状态，都是真正的艺术所拒斥的那种表现手法。而且也是对传统京剧艺术的一次严重破坏。中国传统艺术经由“文革”，以及其它的各种政治运动，其实也已是神韵不再了。

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内省、内修、内证的精神

记者：您刚才提到“神韵”，那么您如何理解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神韵呢？

卢雪松：人们把不同类型的文明进行区分，我想每一种文明，或说文化，在其创生的源头都是非常好的，有终极的追求，有维系社会的道德规范，从上到下，面面俱到，形成严密的体系。中国传统文化维系中华民族近万年的历史，相当深刻。我对中华文明非常崇敬，里面的很多哲学范畴都非常智慧，包容性极强。中国元典博大精深。我今后愿意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做一些较深入的研究，希望能有一点收获。

我现在有点粗浅的理解：每一种文化都追求完美，而中国传统的道路应该是一条更通达的道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内省、内修、内证的精神，儒家也好，佛家也好，道家也好，都是通过自我德行的修养，来追求一种完美的境界的实现，中国人相信自己能够见识到宇宙和人生的更广阔的真相。因为他们认为，在更深的层面，自我和宇宙是贯通的。

神追广宇长旷远 身共苍松自挺直

以我个人来说，这两年身处逆境，能够坚持一种比较平和的、开放的、建设性的心态，能够不以仇恨来面对那些伤害过我（其实是在自我伤害）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和我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期学习和研究有关的。春节将至，我将自撰的一副对联与你共勉：“神追广宇长旷远；身共苍松自挺直。”对联写的不好，但表达了我的心愿。我真心希望，所有中国人能够早日回到真实中来，能够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春节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不妨把电视关上，做一点更有意义的事情，比方说，读读好书，或者读读古书，或者干脆安静一下，回忆一下，自己和整个中国这一年的经历，有所反省。在春节的时候，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未来，也可以有一个真诚的祈祷。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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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所以被称之为万物之灵，除了因为人有区别于一般动物的智商以外，更因为人懂得对精神财富的追求。政治的产生源于人们对良好社会秩序的渴望，而文学的产生则饱含着人们对超然物外的向往。在遥远的原始社会，虽然生产力极为落后，生产关系也极为简单，但当时的人们却已经懂得自觉地去维护社会公正，自觉地遵守社会规则。随着各个部落的频繁通婚和经济交往，在人口增长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新的社会形态开始出现。人们的社会活动也不再仅仅限于农业，文字的初具雏形让文学逐渐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着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文学和文人的出现标志着人们生活质的转变，更奠定了人类主宰世界的文化基础。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随着物质文明的逐步实现，精神领域的需求亦日益增大。作为具有调剂生活、美化生活、感受生活等功能的文学，在21世纪的今天，更是无可争议地成为了不可或缺的社会生活内容，并同时成为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然而，自从宋代科举考试沦为迎合统治阶级的社会活动开始，文人的角色便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加上乾隆时期的文字狱兴起以及毛泽东时期的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中国文人的脊梁几乎已经彻底地被权力所摧折。

二战之后，世界民主潮流已经浩浩荡荡，尚处在极权统治之下的国家，其当政者除了大力推行暴政外，更是把新闻舆论封锁作为不肯放松的项目，以达到愚民和维护专制制度的目的，媒体被垄断、异见被封杀、自由作家被抓捕或杀害已经成为专制国家的共同特点。民主国家的发展现实证明，只有民主的制度才能保证社会的良性发展、才能保证民众的应有权利不受剥夺、才能保证文人有畅所欲言的舆论空间。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社会制度不容乐观甚至于令人时刻产生恐惧的情况下，文学创作便不得不徘徊于良知与世故的之间，一些文人为了明哲保身而违心写作，甚至将文学作品作为助纣为虐的工具，对文学和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抑制作用，这是很多专制国家的悲哀。面对极权统治者的无形威胁，进行自由创作便需要一种无所畏惧的勇气和坚定的社会信念。

很多文人的社会责任感缺失与奴性的根深蒂固纵容着专制统治的延续，在文化界几乎万马齐喑的大环境中，文学创作考验着一个文人的做人良心和职业道德，以及他（她）的社会责任感和创作勇气，因此，从事自由写作在现阶段具有尤其重要的历史意义。要想争取到一劳永逸的言论自由、创作自由、出版自由，生活在极权社会下的文人在弘扬文学的同时，更应该坦然地面对一切阻力和厄运，让自由写作去推动社会的民主与发展！

（2007年2月3日）

民主论坛

 

我始终以学术的眼光读《水浒》，其中高级妓女李师师为皇帝与反贼的谈判出了力，也成了一桩可考之事，其趣有二：一曰，师师是否史有其人？二曰，《水浒》（含成传前之话本）诸作者何以赋予这个配角以如此重任？

考究宋史，师师其人确有，亦为宋徽宗赵佶的情人。

师师为开封本地人即首都居民，本姓王，其父为染局匠即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某处的工人──或许以工代干吧。师师四岁时，其父王某死掉，师师遂被送进一户姓李的人家开的妓院。（有关史料未涉及其母。）

四岁入李氏娼妓之家至日后成熟，可谓经历之深，所以一出道就成了名妓。师师不但“色艺双绝”，而且不爱财，常周济穷人及落魄文人，又屡代受欺（冤）者去出气。如此行节，便得了一个雅号，曰“飞将军”，至于该叫王师师或李师师已经不太重要。赵佶好色亦好微服出行（──消遣而不是私访），大为师师吸引，多次到李氏妓院爽身。

总的来说，师师确有其人亦确与皇帝赵佶先生“有染”。其实，宋代文人嫖妓成风，皇帝除了是“老天爷的儿子”外，也是俗人，嫖一下也未尝不可。那么从《水浒》话本到《水浒》成传，为什么都给了师师一席之地呢？那就是师师坚持政治上正确的路线，有爱国主义之壮举。时值靖康难发，老赵逊位而其子赵桓乱中被立。师师马上拿出自己的大部分积蓄，献给国家（──当然不是买飞机啦，那时没有斯物）。同时，师师向新皇帝小赵表态：要组织女士抗战游击队，报效国家。但是呢，这个小赵不买她的帐，甚至认为她有什么企图。也就是说，在小赵眼里，师师不是什么侠义妓女，而是个地道的政治婊子，善于政治投机。

别看“妓女”与“婊子”基本含义一样，可是一旦与权力接近或有权的女人成了“政治婊子”，那问题就大了。于是乎，小赵下令：没收那个政治婊子的全部财产。

小赵做得是过火了。让师师继续卖淫与卖唱就是了，或聪明地把她合法化地贴给老赵，也就行了。那时人们思想不开放，小赵的妈妈本来是个复数体，她担心再来个妓女给自己当妈；再说，国家一片混乱，快刀斩乱麻，根本也顾不上为老爹娶小老婆呀！

还好，小赵没要师师的命。至于师师何以终了人生，史料无载，倒是小说有涉，《李师师外传》曰：开封沦陷，师师于宴席上怒骂伪皇帝张邦昌，以金簪刺喉自杀，以示爱国。所幸，自杀未遂，邦昌亦未治其罪，而后，师师流落浙江与湖南一带，人老身衰，终委尘烟。

师师的爱国主义确实感动了不少人，南宋时的文化名人刘病翁写过一首诗《汴京纪事》纪念师师，诗曰：

辇毂繁华事堪伤，师师垂死过湖湘。

缕衣檀板无人识，一曲当时动帝王。

这位刘先生之所以怀念师师，并非他也与师师有旧而是刘父为朝廷高官，死于靖康之难。念及父殁，自然会物伤其类，或曰兔死狐悲，云云。还有一点，刘先生是朱熹的业师之一，专教《易》学。这样的先生交出来的学生肯定没什么好鸟，所以，名人朱熹后来就卷进了私招妙龄尼姑为妾以及寡居儿媳怀了孕的丑闻，扯远了，止住。

调侃地说，如果师师身处今日，肯定是春节联欢晚会的明星。可惜呀，师师生不逢时，没能在全国人民面前一展歌喉。正如那个年代没有飞机一样，也当然地没有电视。假如存在时空隧道，我们当请师师回来，一见“飞将军”之风采。还有一个大问题：师师应当首先学驾驶本儿，若不然，有人给辆奔驰还真不会开。

扯淡啦！我亦有诗“因步其（病翁）韵”，诗曰：

临邛道士今无踪，谁挟师师跨时空？

即来无识今世界，梨园惊诧现鬼影。

又，衍生一词曰《点绛唇。送飞将军》：

梦年九百，沾渍罗带何人问？有影无痕。春晚鬼魅吟。

开封北京，水球西湖韵。更传神。商女朱唇。休说亡国恨！

 

民主论坛

 

首先必须承认我是一个胆小鬼。当2000年初，我的两本书，即《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和《刘文彩真相》相继被非法查禁后，我虽然极其愤怒，但一直不敢吭声。所以这里我要特别感谢章诒和大姐，她不仅是为自己出头，也是为大家出头，其中就包括了我。该我们所有人做的事，结果是章诒和大姐一个人去做。这是章诒和大姐的光荣，但却是大家的耻辱，也是我个人的耻辱。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正是我们的这种集体耻辱，纵容了非法禁书这种21世纪的野蛮，很大程度上我们是自作自受。

章诒和大姐一再强调她没有政治企图，作为作家，她只是写自己想写的东西。我跟她这点上是完全一样的。我们都不是造反派，都没有推翻谁，取代谁的企图。纯粹就个人立场而言，我当然是一个热爱自由的人，天性注定了我厌恶任何形式的专横统治，不管是显形的还是隐形的。但我手无缚鸡之力，并因为无力而无奈，我不可能改变现实，我也厌倦了暴风骤雨。所以我愿意有条件的妥协，有规则的专横统治，在接受的前提下一点一滴地改进规则，使统治者有机会跟着我们的时代一起进步，从野蛮进步到文明。

给统治者以退路，给统治者以前途，给统治者以希望，以此避免统治者破罐子破摔，避免玉石俱焚，这是我现在的理念。我现在把统治者看做看家狗，我要做的并不是杀掉这条看家狗，作为一个研究政治史的人我深知，人们总需要看家狗，杀了这条狗还得重新找狗看家，但谁都不能保证重新找来的狗不跟原来的狗一样乱咬人。所以与其杀狗，不如驯狗。这么做不仅务实，而且能省去血腥。狗咬人固然不对，人杀狗也未必都对。毕竟在文明社会，即便野狗也属于保护动物，也有生存权。

我是一个不愿手上沾血的人。不愿自己沾，也见不得别人沾。而统治者跟着时代一起进步，则是避免任何人手上沾血的前提条件。统治者尝试从不懂规矩到懂规矩，从不守规矩到守规矩，是我个人接受专横统治的前提条件。

从不懂规矩到懂规矩，这个过程，在我看来是大致完成了。中国现在的统治者，不是不聪明，不是不明白。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实在太聪明太明白了。他们知道世界潮流什么样，他们知道中国的问题在哪里，不要以为这些方面他们比我们蠢，他们知道的不比我们少甚至比我们知道的还多。但懂规矩不等于守规矩，从懂规矩到守规矩，这个过程在中国更艰难，现在根本就还没有起步。

统治者绝不蠢，但他们的过度的自卑和过度的自大、他们过度的心虚和过度的狂妄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神经极度衰弱的人，有一点亮光有一点声响就睡不着觉。统治者现在正是如此，极度的自卑和心虚使他们经不起一点风吹草动。本来很小的事情，他们总要无限放大，实际上是自己吓自己。极度的自大和狂妄又使他们对自己估计过高，以为有权就能摆平一切，肆无忌惮。这两种变态心理叠加的结果，就是反应过度，不该出手也出手。他们以为他们踢的永远是豆腐，却不成想往往一脚踢到铁板上，只好呲牙咧嘴地退回去。

具体到新闻出版领域，他们明明知道在真正的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尚不可期的情况下，对新闻、出版的管制应该有规矩，应该遵循法制的轨道。我个人也不完全排斥现实条件下的禁报、禁书，假设我个人的作品被查禁，但都是依据公开的，具体的，可操作的法律去查禁，并且给了我充分抗辩的机会，亦即在查禁程序上完全经得追问，那么我即使不服，也会心平气和地接受。因为这种查禁，多少有形式上的文明可言，因此多少有一些尊严可言。但他们偏偏不那么去做，偏偏要废弃一切可以给他们带来尊严的文明形式，而采用吹风会，电话通知等他们自以为踏雪无痕的招数，不讲任何道理任何规矩的蛮横招数，想查禁什么作品就查禁什么作品，想怎么查禁就怎么查禁。他们追求无限的权力，却不想履行任何义务。他们想束缚所有人，自己却不想受任何制约。他们既要在现世作威作福，又要避免在历史上留骂名。他们的算计真精明啊，恐怕全世界的奸商都要望尘莫及。但他们忘记了，最精明的算计，恰恰是最愚蠢的算计。上帝给你某些东西的同时，必然要从你手上拿走某些东西。不可能便宜都自己占完。想便宜都自己占完，一点代价不付，根本就行不通。连这点做人的常识都没有，既是一种无知，更是基于无知而生的一种无耻。

盗亦有道。只要有道，即或为盗，我仍然抵触的同时，多多少少会尊重他一些。但如果不仅为盗，而且连古往今来强盗最起码的规矩都丢的干干净净，这种人就不只是可恨。这种人无论多么强势，都不可能在我眼里建立起半点人格。

“我知道不该流氓。但今天我就流氓了，你能怎么着？”这是某些部门和某些官员通常的心态。他们不仅迷信自己手中的强力，而且迷信自以为具备的所谓高智商，得意洋洋地公开嘲笑被统治者“智商不够”、不配在中国做事。的确，人们现在真的是拿他们没多少办法，他们还可以继续耀武扬威下去。但无道之盗，哪里有什么尊严可言呢？有权力但无尊严，这就是他们的现实写照。而一个没有尊严的统治者，实际上是自断退路，自己葬送和解的可能，自己葬送得到人们宽恕的可能，实际上等于自取灭亡。这简直是愚不可及。

我承认你是统治者，但请你做一个有尊严的统治者，为大家好，也为了你自己好。我姑且承认你可以查禁我的书，但是，请你补给我一个法律上的完整程序，OK？

【2007年2月3日狱委快讯】2007年2月2日下午4点半，独立笔会会员，2006年“林昭纪念奖”得主昝爱宗在香港罗湖边防检查站排队准备出境进入香港时，被警察叫到附近一个的房间里，随后，警察拿走了昝爱宗的港澳通行证，让他等候通知。 约四十分钟后，昝爱宗接到警察口头通知说：“这次不能去，你可能有什么事情”，并把港澳通行证和身份证还给昝爱宗。 整个过程中，态度友好，但警方没有出示任何“不准进入香港”的书面说明。昝爱宗只好从边防检查站入口处返回深圳，无法参加将于本月2日至5日在香港举行的“国际笔会亚太地区会议”。

　

【2007年2月3日狱委讯】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姬励思报道/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浙江省行为艺术家严正学将被正式起诉。辩护律师表示由于案件涉及国家机密，相信会以闭门方式审理。他说严正学有可能面临10年以上的重刑。 严正学的辩护律师李建强收到通知，台州市检察院一周前已把案件移送至台州市中级法院。李建强表示，他会于下周一前往法院审阅有关案件的起诉资料，并要求会见严正学，商讨案情。 李建强说，因案件涉及国家机密，他相信会以闭门方式审理，任何人都不会获准入内旁听。李建强表示，他对案件的发展并不乐观，严正学一旦被判有罪，可能面临10年以上的重刑。 李建强又说，按规定，涉及国家机密的案件，律师不能透露案情。不过，据知请人士透露，案件可能与严正学参加民主组织的活动有关。 严正学的哥哥严端学表示，他于周五曾往法院查询案件开庭的日期，及家人能否旁听等，但工作人员以负责人不在及未能核实他身份为理由，拒绝回答。 严端学说，他不相信弟弟有任何颠覆国家政权的意图及行动，他认为这只是当局对其弟一直为弱势社群维权的打压借口。 严端学表示，家人现时十分担心严正学会被判刑，他呼吁外界继续关注。 现年63岁的严正学是中国资深的行为艺术家，1989年曾被北京圆明园画家村的画家推为村长；1993年因起诉北京公安局侵犯人权，同年十一月被捕及遭强制劳教，1996年三月获释。近年严正学一直在为农民和工人等弱势群体说话，声援维权人士等而触怒当局，曾多次被秘密拘留。去年10月，严正学被台州市公安局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刑事拘留。

　

 

读俞可平先生的《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有人得到鼓舞，有人感到受辱，也有人觉得糊涂。笔者愿在此与俞先生和上一阕，希望能给大家找一个共同出发点， 也许还能碰巧说出俞先生想说而不敢说的话， 即 “极–权–是–个–坏–东–西”。 

极权是个坏东西。 因为极权制度没有一个对最高权力的约束机制。最高掌权者可能以极不公平的形式掌握极端的权力为所欲为。“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古时不说，只看现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毛让刘死，刘不得不死；毛欲林亡， 林不得不亡；毛叫周病无所医，周不得不乖乖病死在毛之前。 

极权是个坏东西，因为在极权社会里，少数有权势的人不但会垄断物质资源，还要独霸精神资源。毛泽东当了政治领袖， 接下来就被捧为导师、诗人、书法家、哲学家等等。毛的共产党政治首领地位，当然是凭真本事取得，可以说是当之无愧。 但他一贯言而无信，陷害同志，淫人妻女， 能为人师表吗？他的诗词、书法、哲学理论等等，能经得起行家推敲鉴定吗？如果不是他当年一意孤行搞大跃进活生生饿死几千万平民，会不会还要自封为伟大的经济学家？ 

极权是个坏东西，因为极权制度只认强权，不求公义。法院大门八字开，有理无权莫进来。不管是上访难民还是封疆大臣，只要得罪了比他更有权势的人，就会大难临头，投诉无门。据说陈良宇下台前曽在上海市党委会上振振有词：“中央若要来调查上海的经济工作，我可以去打高尔夫球。中央若要来调查我的生活问题，我看政治局常委当中不说一半，至少有三分之一要先查查他们自己。”陈先生说得倒是痛快，却忘了自己是在给极权政府当差。你不 想想这政治局常委里人人都是硬生生比你官大一级，他们的“生活问题”岂容得你陈某人说三道四。不管自己是否已犯案在身，就凭你这一句话，一顶 “严重违反党纪”的老帽，你不戴谁戴？ 

极权是个坏东西，因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无孔不入的权力导致无孔不入的腐败。在极权社会里，往往政府没有公信，社会缺少公义，人民丧失公德。工农兵学商，从中央到地方，无论是官是民，只要手中有一丝一毫的权力 都会肆无忌惮地寻租。于是乎，警察勒索邻居，医生敲诈病人，教师调戏学生，男上司霸占女下属等等下流行径，竟大行其道，成为必不可少的社会润滑剂，不如此无法行事为人。至于贪官污吏，更是如过江之鲫，明火执仗地鲸吞公产，强夺民居。难怪几年前有一政治笑话说: 江总书记到民间访贫问苦，遇一乡村野夫。江总问他生活上缺少什么需要党中央关怀照顾。村夫答曰什么都不缺，只缺陈胜吴广！ 

极权是个坏东西，因为极权社会容不得真理。极权政府往往操纵舆论，扭曲事实，编造历史，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国家头号大报，多次头版报道某地粮食亩产若干万斤，至今没有声明更正。六四弹压，“未死一人”。林彪得势，他就成了多年前带部队上井冈山与毛会师之人。刘少奇失势，就硬说他早在几十年以前便是“叛徒、内奸、工贼”，弄得妇孺皆知。至于其它家喻户晓的人物故事，如雷锋、董存瑞、金训华、刘文彩等等，不是凭空捏造张冠李戴，就是捏头去尾添油加醋，没有一个忠于事实原貌。事到如今，经过几十年的与时俱进，官场里假话成套，市场上假货泛滥，生活中假戏连台。假烟假酒假药，假夫假妻，假富翁假乞丐，假书假报，假文凭假钞票等等，时有所遇。要在这样的世道谋生，上级得强迫下级作假，老师得教导学生说谎，父母得带领子女编话。 

极权是个坏东西，各个不同的极权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特点，情节会有轻重之分。举一个典型的例子：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 自始至今是一个极权国家，但它的前半期与后半期在形式与程度上有很大的不同。它的前二十七年在毛泽东的淫威之下，集古今中外所有极权制度之大全，倒行逆施，荼毒生灵，饿殍遍野，冤狱遍地，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在毛死后的三十年，经过邓胡赵、江朱胡温等的技术改良，官员任期得到限制，为数众多的公务员、商人、学者等“精英”分得一杯羹，政敌失势一般不至于丢命，文人因言获罪也基本只坐牢不杀头，等等。这三十年确实可以说是中国至今五千年的专制极权历史上最开明的一段时期。 

俞可平先生及其同事们正在建设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质上仍然是一个极权国家。从邓小平的“四个坚持”，到江泽民的“稳定压倒一切”，到胡锦涛的“保鲜”，都是与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一脉相承，换汤不换药，不惜代价维护极权制度。如此这般， 中国只能在“一放就乱，一收就死” 、“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 、“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等死胡同里兜圈子。只有大刀阔斧切除专制极权的肿瘤，才有可能构建一个和谐社会，才有可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极权是个坏东西。俞可平先生，你说对不对?

袁鹰是著名作家和报人。他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进入《解放日报》工作，1953年初调入《人民日报》文艺部从事副刊编辑工作，长期接近风口浪尖、漩涡中心，直到1986年底退休。

《风云侧记》记录了袁鹰在《人民日报》工作期间经历的人和事，收录了他近年来发表的回忆文章，这些文字真实披露了他耳闻目睹的事件真相。

在最近的禁书事件中袁鹰的《风云侧记》也被列入了八大禁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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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希·海涅

今年是德国伟大诗人亨利希。海涅（Heinrich Heine，1787-1856）逝世150周年，回顾一下海涅诗歌早年进入中国的前尘往事，倒也不失为纪念这位不朽诗人的一个较好的方式。

我们都知道，鲁迅早年在留学日本时（一般认为是在1906年左右）曾用骚体翻译了两首海涅诗歌，鲁迅的译诗最早由他的弟弟周作人收入到自己的一篇题名为《艺文杂话》的文章里，1914年2月刊发在上海的杂志《中华小说界》第二期上。鲁迅翻译的两首诗《余泪泛澜兮繁花》和《眸子青地丁》，均取自海涅1823年出版的《抒情插曲》（Lyrisches Intermezzo），是其中的第二首（即《从我的眼泪里》）和第三十二首（即《蓝色的紫罗兰》）。解放后，鲁迅的这两首译诗收入到《鲁迅译文集》第十卷《译丛补》中，从而为读者们熟知。长时间以来大陆研究海涅的学者认为这是中国最早的海涅译诗。

实际上，在鲁迅的海涅译诗在杂志上正式公布之前（不过当时人们尚不知道这两首翻译是出自鲁迅之手），中国翻译海涅诗歌的还有人在。当时在著述中提及海涅的就有辜鸿铭、王国维等人。而翻译海涅的则有两位：一位是吴兴应时（应溥泉），他在德汉对照本的《德诗汉译》（1914年1月浙江印刷公司印刷发行，该书1939年上海世界书局再印）中翻译了海涅（应时译为“哈英南”）的名诗《兵》（今译《近卫兵》，系海涅早年作品，约写于1820年，原诗见诗集《青春的烦恼》）。另一位则是留学美国、后因最早的白话诗集《尝试集》而蜚声新文学文坛的胡适。

青年胡适翻译的是海涅的另一首名诗——《松》。和鲁迅翻译的两首诗一样，《松》也是出自海涅的《抒情插曲》，是其中的第三十五首，后收入1827年问世的奠定海涅不朽诗名的《歌集》（Buchder Lieder）中。《松》这首诗为众多作曲家谱曲，早已蜚声世界。海涅是在歌德之外，胡适用一生加以关注的又一位德国重要诗人。胡适生前曾拟编诗集《天半集》，打算将他的这首海涅译诗收入第二卷。199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十二卷《胡适文集》将这首译诗收在第九卷《旧诗稿存》部分，编者将翻译时间定为1911（辛亥）年。《胡适文集》的编者欧阳哲生根据的是耿云志主编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十一册。海涅原诗八句，胡适译诗亦为八句。与鲁迅的骚体翻译不同，胡适采用的是七言律体。他的译文为：“高松岑寂羌无欢，独立塞北之寒山。冰雪蔽体光漫漫，相思无梦来无端。梦见东国之芭蕉，火云千里石欲焦。悄悄无言影寂寥，欲往从之道路遥。”不过根据英文翻译的胡适把亚洲的“棕榈”改作了东国的“芭蕉”。

值得指出的是，胡适的海涅译诗在大陆已引起研究晚清和民初文学翻译的学者的注意。在《胡适文集》出版之前，由上海著名学者施蛰存先生生前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卷》（1991年）就在收入鲁迅的海涅译诗、应时的《德诗汉译》的同时也收入了胡适的翻译，依据的是1913年胡适发表在上海《留美学生年报》第二期上的正式版本。比勘《胡适文集》和《翻译文学卷》的译文，仅有一处差异：“悄悄无言”《翻译文学卷》作“脉脉无言”。

但胡适在《留美学生年报》上发表译诗时，在译诗前还写有一则序引，简略介绍诗人海涅的生平和胡适本人对此诗的评析，弥足珍贵。胡适所写的这个译前小引是《胡适文集》的编者所漏收的，可能也是胡适在晚年编选《天半集》时所忘却的。兹转引如下：“德国诗人亥纳（Heine），生于1797年，卒于1856年。生平长于短章、小诗，其诗亦敦厚，亦悱恻，感人最深。即如此诗，相思之词也。高松苦寒，诗人自况；南国芭蕉，以喻所思；冰雪火云，以喻险阻，颇类吾国比兴之旨，而其一种温柔敦厚之情，自然流露纸上。信笔译之，以寄我友。译者。”（《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卷》，第166至167页）在民国时期，《松》的翻译，继胡适之后，还有邓均吾、朱湘（见《番石榴集》）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