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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谁是“少数人”和“一小撮”？

玩弄文字游戏，行使语言暴力，是中共统治的一大法宝。但凡有人批评、谴责、抵制中共，就被中共斥为“少数人”和“一小撮”。中共发动了无数次残酷的政治运动。每次运动，中共都打倒、迫害、饿死、监禁、屠杀一批人或者一大批人。

“反右”，至少50多万人被划成“右派”，受尽迫害：“大跃进”导致大饥荒，4000多万人被活活饿死；文革，一亿人遭到迫害，至少数百万人被迫害致死：“六四”屠城，中共自己承认：仅在首都市中心，就至少屠杀了300多人；迫害法轮功，中共又制造冤魂数千……

饥饿、迫害、监禁、屠杀，不管受难人数多少，中共都一律称之为“少数人”和“一小撮”。这种睁眼说瞎话，恰恰就是中共统治的厚黑学：每次运动，都孤立和针对一个群体，而牢牢拉住或吓住另一些群体，所谓“杀鸡儆猴”。针对不同群体，中共轮流施展这种“杀鸡儆猴”的伎俩。一批杀完，又轮到另一批。每一批都被孤立地称为“少数人”和“一小撮”。中共独裁统治由此得以维持和苟延。

然而，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共本身：中共党员7000万，占中国人口不过百分之五；中共军队（加武警）400万，占中国人口不过千分之三。不折不扣的“少数人”和“一小撮”！恰恰是这狡诈和歹毒的“少数人”和“一小撮”，玩弄、愚弄、侮辱、迫害了中国民众的大多数！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所师从和效法的俄国共产党，即列宁创立的“布尔什维克”，在俄语里，就是“少数派”或“少数人”的意思。这等于从一开始，共产党就承认，他们自己本身，就是“少数人”和“一小撮”。

27.究竟谁反对谁？

至今，中国民运人士、宗教信徒、法轮功学员、维权人士等，常遭中共迫害，轻则下狱，重则致死。有天真的民众道：“你干吗要反对共产党，你不反对它，不就没事了嘛！”

事实上，在报纸、电台、电视、公开场合，共产党自由地说话、自由地活动，并没有人妨碍他们，更没有人反对他们的这种自由。但是，共产党却反对别人自由地说话，反对别人自由地活动，甚至反对别人思想。

民运人士主张民主，共产党反对他们，故而实施抓捕；宗教信徒供奉上帝，共产党反对他们，故而予以关押；法轮功学员虔诚修炼，共产党反对他们，故而施以迫害；维权人士捍卫自身权益，或为民众辩护，运用的，不过是共产党自己颁布的“法律”，共产党依然反对他们，故而予以镇压。一句话，任何个人或者团体，祇要未经共产党指使或同意，而说了什么或者做了什么，就将遭到共产党的监控、打击、直至残酷迫害。

显然，并非民运人士、宗教信徒、法轮功学员、维权人士等反对中共，而是中共反对民运人士、宗教信徒、法轮功学员、维权人士等。“祇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中共信奉的，就是这套恶霸哲学。于是，当民众起而抗争、捍卫自己的天赋人权时，中共就大呼别人“反对”他们了，甚至于，别人“推翻”他们了。如此地缺乏信心，如此地心虚，祇能证明，中共的统治，不仅非法，而且脆弱。

28.谁是“敌对势力”？

毛泽东时代的中共，热衷于“阶级斗争”，目的之一，是将自己的种种错失及其后果，都归结于“阶级敌人的破坏”。鉴于此法有效，毛总结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毛泽东之后的中共，不再提“阶级斗争”，却换上一个新名词：“敌对势力”。目的依然是，将所有矛盾、冲突、及其负面后果，都归结为“敌对势力的破坏”。比如，动辄将一些国内矛盾，硬说成是“外国势力插手”。

鉴于中共执政，并非经由选举，即并非来自民众授权，于是，中共上下，心怀忐忑，坐卧不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在他们眼里，处处都是“敌对势力”。反对他们的，是“敌对势力”；批评他们的，是“敌对势力”；甚至，向他们建言的，也是“敌对势力”。一句话，凡是危及或触及他们既得利益的，就是“敌对势力”。哪怕有时候，这种“危及或触及”，仅仅出自某些中共当权者的想像。

无处不在的“敌对势力”，可能是外国人，也可能是中国同胞，中共通称为“国内外敌对势力”。中共划定“敌对势力”，范围越来越广，民运人士、法轮功、家庭教会，以及西藏、台湾、新疆、内蒙古等具有自治或独立倾向的部分，都被划为“敌对势力”。甚至于，用中共自订的“法律”维护自身或民众权益的“维权人士”，也被划为“敌对势力”。

可见，正是中共自己，与越来越多的民众为敌，与世界潮流为敌。实际上，靠暴力起家、以独裁为本、开历史倒车的中共，从来就是文明的天敌。中共本身，是全人类的“敌对势力”。

29.谁欺负了中国人？

毛泽东大搞核武器，声称“为的是不让中国人受欺负”。为此，不惜从老百姓口中夺粮，把他们活活饿死。至今，中共穷兵黩武，藉口都是：落后就要挨打。的确，近代史上，俄国人、日本人、西方列强等，先后入侵中国。就像所有其他被入侵过的民族一样，被入侵的中华民族，遭到欺凌和欺负。

这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当这几页耻辱的历史翻过去之后，中国人理当获得自由，扬眉吐气。但1949年之后，被称为“解放”了的中国民众，却面临骤然暴增的饥饿、迫害、凌虐、屠杀、和死亡。加在中国人头上的灾难，写在中国人脸上的耻辱，有增无减，而且无数倍地扩大。

华人遍布世界。在欧美等国，旅居当地的华人，以勤奋和成就，赢得尊严，成为当地的社会中流。在亚洲的台湾、香港、澳门、和新加坡，华人创下的经济和文化奇迹，傲于全球。其中，香港曾长期是殖民地，但香港人的富足与自由，竟为全中国人所羡慕。相比之下，最没有安全感和地位最低下的华人，竟身在中国本土！“文革”、“大饥荒”、“六四”屠城，种种人间惨祸，祇有本土的中国人，才能“领受”。

单说发源于中国的法轮功，成员遍布世界，其学员未曾在世界各地遭受迫害，唯独在自己的祖国——中国，却受尽驱赶、凌辱、酷刑、和虐杀。华人苦恋的祖国，竟如人间炼狱。谁欺负了中国人？答案不言而喻：那个自称“人民政府”的中共，对同胞的蹂躏和欺负，超过了历史上所有外侮内患的总和。

30.谁羞辱了中国？

每当国际媒体报导中国阴暗面，中共就责之为“说三道四”；每当外国领导人奉劝中共当局善待自己的同胞，中共就责之为“好管闲事”；每当持不同政见者批评共产党，中共就责之为“家丑外扬”……非但如此，中共声言，所有这些，都是“羞辱了中国”。

且不说中共本身不代表中国，祇说在漫长的历史上，但凡中国的荣耀与辉煌，何曾与中共相干？人类记载，代表东方文明的，是孔孟之道；人类记得，影响和照亮世界的，是汉唐文明；人类知道，中华民族的鼎盛时期，是“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之治”、“康干之治”等。至于近代，能给世界留下印象的，也祇有中国人民浴血坚韧的抗日战争（国民党领导、共产党阻扰）。

而中共篡政之后，带给中国的，大多是血腥与屠杀，谎言与欺骗，破坏与毁灭；留给世界的，是黑暗和野蛮，丑闻和闹剧，悲剧和惨剧：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六四”屠城，镇压法轮功。大饥荒，大动乱，大屠杀，大恐怖……

即便今日，在其津津乐道的“经济建设”中，中共给外界塑造的“中国形象”，不过是：经济膨胀下，狂妄自大的暴发户嘴脸；兼污染大国、贪污大国、娼妓大国；而疯狂的穷兵黩武，发指的政治迫害，恶劣的人权记录，更引起全世界的不安。所有负面指标，在中共主政下，无不排名世界第一。一句话，半个多世纪以来，唯一和最大程度羞辱中国的，恰恰就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

首发北京之春

 

不管经历多少苦难，伤痕累累的人们追求幸福与美好的信念从来不会断灭；不管极权统治的铁壁令人多么绝望，被羞辱的人们对自由与尊严的渴望仍然深埋心底……每当新年到来，人们心中压抑的希望，总是和钟声一同敲响，人们被禁锢的期盼，像种子一样又开始暗中生长。21世纪的第七个新年到了，在新年到来时，我最想做的，就是把这第七个新年和我新年的第一个祝福，献给身体被囚禁在监狱的良心犯们的母亲、姐妹、儿女和妻子。

我本来是一个不屑礼俗、甚至连中国人的农历春节也会遗忘的人，但手机接受到的每一条短信，反反复复提醒正在忙碌的我：新年到了，人们在互相传递着希望。来自朋友们的祝福，一次又一次使我想到，此刻在中国还有一群人，他们不是因为有罪而是有良心，竟然被囚禁在监狱，隔绝在新年之外，隔绝在远离亲人的黑暗中。他们的亲人，也因此连带受罚，沦为幸福时光的边缘人——在他们的身边，邻居、同事、乡亲们喜气洋洋追踪着时间的脚步，向新的一年匆匆走去，寻找新的希望，而他们的母亲、姐妹、儿女和妻子却被迫停下脚步，把目光投向无边的黑暗，企图寻找自己亲人的身影。是的，她们不会一同追踪邻人快乐的步伐而去，她们不忍把自己的亲人单独遗弃于绝望的囚室。

我自己曾经庆幸，当我被抓进监狱时，我的母亲已经在100天前离开人世，总算逃过了因儿子坐牢而遭受的折磨，在不久之前，也经历过当警察深夜破门而入时给睡梦中的年幼女儿带来的恐惧。也许是这些经历，使我由己度人，总想到此刻还在监狱的良心囚徒们的母亲、姐妹、儿女和妻子。

我始终认为，对一个追求自由的人来说，专制监狱不是惩罚而是奖赏，不是痛苦而是享受，监狱所能囚禁的也仅仅是他们的肉体而不是灵魂。一个追求自由、捍卫尊严的人，监狱是无法惩罚他们的。监狱唯一能够惩罚的，就是他们的亲人，尤其是他们的母亲、姐妹、儿女和妻子。

时间是公正的，它要把希望带给地球上的每一个人，就连加勒比海的那个独裁者，也要远隔大洋向亚洲东部的另一个独裁者拜年。一个独裁者在新年前刚被送上绞刑架，地球上剩下的独裁者也知道惺惺相惜。独裁者没有未来、没有希望，他们也知道互相祝福，何况本身就代表着未来的良心囚徒！是的，在新年，我要把第一个祝福也是唯一的祝福，献给所有良心囚徒们的母亲、姐妹、儿女和妻子！

她们是师涛的母亲高琴声、许万平的妻子陈贤英、陈光诚的母亲、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和儿子、张林的妻子方草、郭飞雄的姐姐杨茂平和妻子儿女、杨天水的姐姐杨桂香、严正学的妻子朱春柳、力虹的妻子、郑贻春的母亲和妻子、何德普的妻子查建英、黄金秋的母亲和姐姐、陈树庆的妻子、李建平的妻子续辉、李元龙的妻子杨秀敏、杨子立的妻子路坤、高智晟的妻子耿和及子女……

作为人类种群中相对脆弱的一半，她们被迫以强者的姿态面对生活；作为无罪者的亲人，她们被迫背负罪人家属的恶名；她们的亲人因为捍卫人的尊严，反而使她们作为人的尊严首先受到极端不公的伤害；她们本来应该为自己的儿子和丈夫自豪，反而丧失普通人的幸福，付出比一个普通母亲和妻子更加沉重的代价；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很多强者也有意逃避担当责任的时代，她们以女性单薄的肩膀，为男人担当起社会正义和希望。

赞美应该属于她们，祝福也应该属于她们！但愿所有良知未泯的人们，包括亲手抓捕、审判、关押她们的亲人的那些执行公务的人们，也能在新年与我一起为她们祈祷，把自己的敬意奉献给她们，也把自己的愧疚和不安向她们公开表达。

（2007-1-1 写于海口）
首发北京之春

 

这是一本真正用血泪写成的书。它激起我的万千感慨，决非一篇短短的序言可以说尽。这里我祇说一点。

历史上罕见的血腥暴行

一位中学女校长被自己的学生——而且是女学生——用棍棒和皮带活活打死。这是一桩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极其罕见——如果不是闻所未闻的话——的血腥暴行。

它不是发生在野蛮的国度，而是发生在有两千年尊师传统的文明古国；不是发生在战争时期或灾害时期，而是发生在和平时期和正常时期；不是发生在偏远蛮荒之地，而是发生在首善之区。不是发生在黑暗角落人迹罕至之处，而是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广众之中。

打人凶手是清一色的女中学生，不是据说天生具有暴力倾向的男性。这些女学生不是出自贫困的或破碎的家庭，而是出自相对富裕的和有教养的正常的家庭。她们就读于名校，并非缺少教育；她们大多出身高干家庭，从小就被视为当然的革命接班人而备受宠信，绝不存在长期受压抑和受挫折的问题；她们身心健康，更不是精神病患者，也不曾有犯罪前科。也就是说，通常用来解释青少年犯罪或暴力行为的理论统统都不适用于她们。

再有，她们行凶的对象不是陌生的因而抽象的敌人，而是朝夕相处的最熟悉的人；不是往日就轻蔑就敌视的人，而是过去一直尊敬、亲近乃至爱戴的人。我们知道，一般来说，如果被贴上某一类”敌人”标签者是陌生人，整起来就比较容易。因为仇恨与成见常常源于无知源于隔膜。你越是对某人不熟悉，你就越是容易对某人形成刻板化的印象，越是容易产生仇恨与敌意，或者说越是容易对之冷酷无情。另外，德国人迫害犹太人，那和欧洲漫长的反犹主义有关。红卫兵迫害黑五类（地富反坏右），那当然和黑五类早就被打入另册定为敌人有关。可是卞仲耘的情况却明显地和上面讲的都不一样。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们怎么能对她们的校长下得了手？她们哪来那么大的仇恨？

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文里，阿伦特（Hannah Arendt）提出了”恶的平庸”（Banality of Evil）这一概念。艾希曼是纳粹军官，在二战期间曾负责把大批犹太人送往集中营处死，战后逃至阿根廷；1960年被犹太人抓住押回以色列受审。当时以色列的媒体都说艾希曼是恶魔，是怪物，是虐待狂；但阿伦特却认为艾希曼不过是个心智薄弱的小丑而已。阿伦特不是说纳粹的罪恶是平庸无奇的，而是说犯下那些罪行的人是平庸无奇的人。人们对艾希曼本人算不算平常人颇有争议，姑置不论。不过我们确实很难说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们不是平常人。那么，这些（起码是大多数）平平常常的女学生怎么会做出如此不平常的暴行呢？艾希曼为自己辩护说他祇是执行命令。这种说法当然不能构成开脱罪责的理由，也不能构成其行为动机的有说服力的解释。但红卫兵的暴行比艾希曼更难辩解，因为她们的行动是自发的，她们把卞仲耘活活打死并非来自任何人的指示或命令。

她们为什么打死卞仲耘

毋庸赘言，红卫兵的暴行是中共长期以来教育与宣传的产物。在文革期间，中共当局，首先是毛泽东本人，更以多种方式对暴力迫害行为给予暗示、默许、纵容，乃至鼓励。但尽管如此，我们又不能不指出，在当时，党中央、毛泽东毕竟没有直接号召打人杀人，而且，在公开的讲话和文件文章中，他们还一再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作为毛主席的红卫兵，如果你真是对伟大领袖怀抱天真而虔诚的信仰，按理说你本来是不应该去打人的；不但你自己不应该去打人，而且你还应该劝阻你的同学去打人，因为打人不符合最高指示，不符合党的政策。因此无论如何，施暴者本人难辞其咎。但问题是，为什么竟会有那么多人去动手打人呢？为什么许多厌恶打人反对打人的人——他们分明是在坚决执行最高指示——反而会感到巨大的压力，不但不好出面表示反对和制止，还常常要违心地表示支持甚至被迫参与呢？为什么这种明显违背最高指示（不是”一句顶一万句”吗？）的行为常常不是偷偷摸摸地进行（事实上，在无人观看处，此种暴力行为还要少一些），而总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具有刺眼的公开表演的性质呢？

在我看来有以下几条原因：首先，不少人身上潜伏着许多恶念，平时祇是苦于师出无名，同时也是害怕受到惩罚而不敢造次。一旦有了一个堂皇的藉口并且有了不受惩罚的环境，那就什么恶事都干得出来了。

我们知道，伴随着红卫兵登上舞台，”他妈的”、”混蛋”一类粗话脏话满天飞。红卫兵不祇是简单地打人，他们还想出种种方式践蹋、侮辱、虐待和折磨受害者，花样百出，令人叹为观止。这一套到底是从哪里学来的呢？应该说它们并非直接来自官方的宣传教育。在官方的宣传教育（包括文学作品和电影戏剧）里，好人都是不骂粗话的，坏人才骂粗话。好人惩罚坏人也就是一刀一枪了事，好人不会去折磨虐待坏人，坏人才会去折磨虐待好人。在当年中国的文学作品和电影戏剧里，即使出现暴力情景，通常也避免鲜血淋漓与恐怖凄厉的场面。红卫兵的这一套，或许有一部分是来自家教，但更多的是自学成才，无师自通。做坏事往往不需要老师，祇要在冠冕堂皇的旗帜下大大敞开恶念的闸门，各种坏主意鬼点子自然就会蜂拥而至，再加上迅速的互相启发互相模仿，很快就会发展到十分恶劣十分残忍的地步。

其次，打人足以显示特权。特权之为特权，就在于特权者可以不受常规的约束；因此，特权者一定要通过打破常规去显示自己的高人一等。由高干子女为主体的红卫兵倚仗自己的特殊背景，有恃无恐，肆无忌惮（用清华附中红卫兵《无产阶级阶级路线万岁》里的话”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所以，是他们而不是别的群体，率先出手打人，甚至打人致死。他们正是要通过此种行为树立起红卫兵的令人恐怖的赫赫威势，用他们自己的话就叫”打出红卫兵的威风”.

北师大女附中是一所有名的红色贵族学校。在学生中，干部子女占很大比例。文革前，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女儿、侄女、孙女几乎全都进入这所学校就读。”可以这么说，谁家住中南海，就有谁家的孩子。当时开家长会，政治局委员能到三分之一”.由于共产党对权力的独占，也由于长期以来对老干部革命经历的的极力渲染乃至神化，干部子女，尤其是高干子女大都有极其强烈的优越感。特别是在63年64年以后，学校里强调执行所谓阶级路线，干部子女要比其他学生更容易上大学和上好大学，更容易入团和当干部乃至入党。在清华附中和北师大女附中这些高干子女集中的学校，校领导专门找高干子女谈话，向他们传达毛泽东对毛远新对王海容的讲话，并为他们专门组织和安排种种活动，这就进一步培养起高干子女的特权意识。

需要说明的是，在当年，干部子女的优越感或特权意识主要并不是体现在物质追求上，而是集中在权力欲望上。他们把自己视为天然的革命接班人，未来的国家掌权者。因此，他们迫不及待地渴望着在政治活动中出人头地，以显示和证明他们的无比优越。然而问题是，这些”自来红”们，不但在学习成绩和文艺体育活动等传统的衡量学生高下的项目中未见出色，就是在学雷锋做好事和下厂下乡劳动锻炼等活动以及在学毛选加强自我思想改造或写文章批判修正主义等政治表现上也不显得比其他家庭出身的同学更高明。毕竟，在当年，同学们都接受的是同样的教育，有相同的价值取向，大家都革命，显不出谁比谁更革命，所以这些”自来红”们就尤其渴望着在文化革命中作出非常的举动，所以就要有”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所以就要有比革命还革命的带头打老师打校长。

像卞仲耘这样的学校领导，昔日在一般学生心目中是党的化身，现在虽被当作”黑帮”揪出，但那种敬畏之感一下子恐怕还去不掉，至少是不敢对他们大打出手朝死里整。祇有那些高干子女，仗着自己父母的显赫权势，过去就不把区区中学校长放在眼里，尽管这些学校领导过去对他们恩宠有加，但是，当他们发现在这些学校领导身上滥施淫威最足以显示他们革命小将的的优越，他们就毫不留情地把这些学校领导当作了自己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批祭品。

第三，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打死卞仲耘，那并不是因为这些女中学生们对她们的校长怀有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她们表现出来的那种仇恨，在很大程度上是装出来的，而装的目的是为了表现自己更革命，是为了表现自己最革命。在当年，革命被赋予至高无上的价值。衡量一个人革命与否和革命性的高低，最简单的一个标准就是看你在对敌斗争中是否表现坚决，看你对敌人的仇恨深不深。既然我们平常都认为人在感情过于强烈的情况下往往会冲破理智的约束而做出过火的行为来；于是，有些人便故意做出过火的行为，以证明自己具有强烈的情感。打人固然不符合党的政策，但是它证明你阶级感情太深，深到了你的理智无法控制的程度。反之，则有立场不稳，阶级感情有问题的可怕嫌疑。就像作家老鬼在自传小说《血与铁》里写到的那样：学生们互相比，”看你打得狠，我要打得更狠，否则好像我的思想就有问题，阶级感情不及你的深。反正对阶级敌人越残酷越好”.这就是说，打人貌似非理性行为，其实却是十足的理性行为。它是经过理性精心算计之后故意装出来的非理性。文革中的狂热行为，十之八九是装出来的，是故意做出来给别人看的；所以它愈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才愈来劲。

不难想见，这会形成一种何等强大的群体压力。在这种故作失控状的氛围之下，你要想坚持不’失控’实在是很难很难。这不是说你在众人的狂热的感染下自己也会变得狂热，而是说你在众人的装腔作势之下自己也很难不跟着装腔作势。如果你是根红苗正的天生左派，你的阶级感情、阶级立场根本不容怀疑，你还比较容易顶住这种压力，因为你没有证明的必要。如果你的革命性本来就令人生疑而你又急欲显示自己革命或者生怕被别人指为不革命，那么你面临的压力就格外沉重。在那时，毛泽东在其早期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的一句话被反复引用，曰”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没有比这句话更恶劣的了。因为按照这句话，过火是必要的，因而也就是正确的，不过火反倒是不正确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当时，尽管大家都知道打人不符合政策，且大多数人本心未必想出手打人，但是打人现象还是一再发生，并且越来越狠，以及总是难以制止的原因。明乎此，我们也就对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发生的荒谬绝伦的种种”过火”现象有了清醒的认识。

不要无视良心的声音

就在打死卞仲耘的第二天，师大女附中校广播站播出了一篇广播稿。这也是因为是第一次学生打死老师，红卫兵们感到有必要作一个交代，作一番辩解。广播稿全文如下：

昨天发生了武斗，是为了杀杀卞仲耘的威风。因为她有心脏病，高血压，死了。

毛主席说过：好人打坏人，活该。大家不要因为发生了这件事，就缩手缩脚，不敢干了。

这件事，任何人都不许向外面讲。否则，就按破坏文化大革命处理。

这篇广播稿显然出自红卫兵之手，很短，还不到一百字，文字也很浅显，但是它包含的意思却很多很复杂，值得我们认真解读。在这篇广播稿里，作者玩弄概念游戏，避重就轻，推卸罪责，蛮不讲理；引用毛语录为自己壮胆，为同伙鼓气。最值得分析的是最后一句——”这件事，任何人都不许向外面讲。否则，就按破坏文化大革命处理。”

这太奇怪了！打死人不算破坏文化大革命，把打死人的事实真相向外面讲却要算”破坏文化大革命”.这是什么逻辑呢？如今，很多人在回顾文革往事时总是说，红卫兵虽然做了坏事，但是当时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坏事，他们还一心以为他们做的是好事呢。不对。红卫兵们也许不能十分自觉地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做的是坏事，或者说，他们力图让自己相信他们做的不是坏事而是好事。但是，他们的直觉告诉他们，他们做的事是见不得人的——而这正是恶的最确定不移的标志。难道不是吗？当我们说一件事”见不得人”、”见不得阳光”、”拿不上台面”（个人隐私属于不同领域故另当别论）时，我们不就是在说这件事是错误的是丑恶的吗？人的道德直觉是如此的敏锐，它能穿透任何邪说谬论的迷雾而顽强地发出自己的警示。

文革后，我和不少文革的积极参与者——包括不同背景，不同派别——讨论文革。我们讨论了我们在文革中的种种表现，讨论了彼此在文革中做过的正确的事正义的事，也讨论了彼此做过的错误的事和愚蠢的事。尽管我们对不同的派别有不同的评价，但我们都认为，每一派中都有好人，每一派中也都有坏人。人品的好坏是可以脱离派别的好坏而存在的。这就是宽容与自由难于建立而又终于可以建立的原因。我们认为，有些事虽然是错误的恶劣的，但当事人的动机却可以是正确的善良的。由此我们对那句名言”通往地狱的道路是用善良的愿望铺成的”深有所悟；但是我们又都认为，有些错事坏事绝不能用善良的动机来解释，它祇能出自阴暗的心理和邪恶的动机。连行凶打人这种事都不能一概而论。然而，有的行凶打人，就像殴打卞仲耘致死这件事，那些带头打的人，那些把人朝死里打的人，无论如何也不能推卸罪责，他们绝不能用什么”理想主义”、什么”受蒙蔽”来为自己的暴行辩护。

正是通过文革，我们发现了人心中固有的道德直觉或曰良心或良知。人因其具有普遍而超越性的道德感而成其为人。人心中的这种道德感既是显明的，又是暧昧的。一事当前，我们心中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感觉，觉得这件事是好还是坏，是善还是恶。我们认为别人也应该和我们具有相同的感觉。这种感觉虽然是独立发生的，但倘若不和别人交流而获得他人的共鸣，它就祇能是模糊的、朦胧的，它就难以获得清晰，获得确认。当周遭的环境是极端的晦暗封闭，当任何自由而公开的理性交流都不可能的时候，我们的良知就好比黑暗中的一丝灯火，若有若无，若隐若现。它看上去是那样的不可靠，但又是我们在一无倚靠的时候的唯一倚靠。经验告诉我们，无论何时何地，一定要倾听良心的呼声，决不要做亏心的事。遵循良心，并不能使我们免于犯错，但即便错了也不会错得太远；违背良心则几乎注定会使我们犯错，而且可能错得很远很远。暴君暴政得逞的秘诀是，用冠冕堂皇的理论，大力诱发和释放出人性中潜藏的恶；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它首先就要求你无视良心的呼唤。

这应是我们从卞仲耘之死的悲剧中吸取到的最重要的教训。

首发北京之春

 

祝贺国际笔会2007年亚太地区香港会议隆重召开!

致笔会07年亚太香港会议

得知这次会议在香港召开，本人十分兴奋。自从04年加入笔会，一直梦想有机会与大家聚首，当面交流、切磋，这次因办理港澳通行证受阻，不能如愿。05年10月公安剥夺了我的出境权，06年5月正式下达了不准出境的”决定书”，理由是：涉嫌妨害社会治安，一个70多岁的人，还有多少体力去妨害治安呢？说穿了只是写了几篇引起当局不满的文章。

不能去香港与朋友相会，当然是一大憾事，希望有幸参会者珍惜机会，通过交流，增加了解，增强活力，促使写作更上一层楼。

在笔会内部，难免有分歧，对此我想应该多些宽容；胡适先生1958年说过”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说他自己也有”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要重要”的感想（注：《胡适先生晚年谈话录》P3）。胡适当时生活在比较自由的社会，我们笔会内是有自由的，彼此间应该多包容。

笔会成员来自四面八方，各人的处境、负担、偏好、长短、宗教信仰、风险承受力都会有差异；对待差异应该多包容，多尊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是古训，我们应该求同，存异。探讨和批评是允许的，但最好从善意出发，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相信会议将圆满成功，下次有会我还会争取参加，感谢香港的中文笔会和那些为这次会议提供各种支持的朋友们。

本人06年在香港出版的《呼唤自由》已请友人赠送给参会者，恳切盼望指正。

孙文广07.1.31

－－博讯

 

原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肯定会觉得窝火：本已经平安着陆，退休后挂一个中国药学会理事长的头衔，总可以悠然地度过晚年，并肆意享用此前大捞特捞的真金白银了，却不料阴沟里翻船，致使前功尽弃。

正如一位知情人所说：“本来以为他那一页就此揭过了，没想到药监系统大规模的整顿正在酝酿。”

已经失去人身自由的郑筱萸或许到现在也不清楚自己为什么翻船。从目前披露的信息看，郑筱萸担任国家药监局局长期间，由于体制弊端和腐败因素，整个医药系统管理混乱，致使假药横行、药品价格扭曲性上涨，对此，医药系统曾有人勇敢地挺身而出，其中有一个叫作高纯的举报人，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从未停止过对有关违法犯罪问题的实名举报，“我至少向国家药监局寄送挂号信100多封、特快专递42封、电子邮件400多封，发送电报二次，拔打电话500多次，去访21次，其中八次是在局长接待日。”对于高纯的举报，从李鹏到朱镕基再到温家宝均有批示，可是，举报材料到了郑筱萸那里，便石沉大海。不仅如此，由于举报企业的作假行为，高纯被打击报复，药政调查组的成员中有人将高纯举报的材料内容、证人及检举人姓名告诉了举报人直接领导，高纯所在单位先是勒令高纯停工、强制下岗、停发工资、威胁开除，后又被公司领导打成骨盆骨折、耻骨联合分离，移位约0.5厘米。最后，一纸文书将高纯踢出了厂门。目前高纯流落在外打工，一贫如洗，而负责造假的企业管理人员接受记者采访中却表示：“事情发生后，我只在企业作了检查，没有受到其他处分。”同年底，造假者升任企业副总经理。

高纯曾为此起诉国家药监局“行政不作为”，闻听此事，一向以“温文尔雅”著称的郑筱萸勃然大怒：“你是第一神经！”

我们虽然不能将中国药品行业暴露的一系列问题都推给郑筱萸，但这位本应负责药品检查监督的国家药监局局长对举报人的态度，却可以说明一切。因此，高纯针锋相对地对郑筱萸说：“你是第一贪官。”

──这有些夸张，在当下中国，要选出第一贪官，确实不怎么容易──如果不贪，郑筱萸的屁股就不会坐到造假者一边。

但问题是，三届总理对于药品行业的混乱和作假问题既然均有了解并做了严查的批示，为什么不仅无法严查下去，反而让郑筱萸长期得势，让高纯这样的举报者长期受压呢？

同样我们要问，既然郑筱萸的官位长期“岿然不动”，为什么却又在平稳着陆后意外翻船呢？

齐二药、奥美定、欣弗、广州丙种球蛋白等重大医药事件的发生自然是一个因素，作为药品监督部门，郑筱萸局长等人对假药从源头上的放水，为中国大陆整个医药体系的安全性埋下了巨大隐患，正如国家药监局一位官员日前所说：“造了多少孽，郑筱萸自己心里最清楚。”不过，真正导致郑筱萸落马的导火索是一家外国制药公司举报了几家企业向中国国家药监局行贿20万欧元。“这件事在国外闹得沸沸扬扬，国家有关部门得知后果断采取了行动。”

看吧，高纯的举报材料最多从三届总理的办公桌转到郑筱萸的办公桌上，除此之外，高纯还能有什么办法？即使体制内有人同情并帮助他，在权力大于一切的封闭操作体系中，既然举报人自身的命运都成了问题，药品作假的问题又如何能得到解决？谁能指望作假分子的总后台对作假者痛下杀手呢？但“一家外国制药公司”就不同了，他们的举报材料不是从总理的办公桌旅行到药监局局长的办公桌就算完了，你郑筱萸不管，人家外国的制药公司还有别的渠道寻求公道，那就是新闻媒体，虽然只是国外的新闻媒体，却同样可以对中国的腐败起到一定监督作用（十分悲哀的是，对于揭露中国境内的药品腐败问题，中国媒体表现糟糕）。

一切黑暗的地方，只要有阳光照射，肮脏的东西就再难以存活，而这阳光，就是新闻自由和民众的知情权。有关反腐问题，这是郑筱萸给我们的又一次启示。借助权力反腐的幻想是可笑的，三届总理的批示又如何！在那个狭小的权力范围之内，有太多我们既不知晓也无从把握的错综复杂关系，而身居高位的官员们看待问题的角度和方式也与我们不同，贪官有很多办法糊弄他的上级。既然花瓶式的人大机构和难以独立的司法体系根本无法起到权力制衡的作用，没有外力的介入，一股独大的党权、行政权如何能够积极反对自身的腐败？这也就是三届总理的批示如此无力，而一家外国制药公司的举报却如此锐不可挡的实质。面对立法权、司法权的疲弱，包括互联网和境外媒体在内的第四权──舆论监督权在反腐中可以起到很大的补充作用。

在系统性的腐败面前，不应信任权力，而要相信公众的判断，正如米奇尼克所说：“没有什么比来自下面的压力更能够指导当权者。”只要有了公开的言论，公众的压力就能形成。对于无处不在的腐败问题，除了向上的举报，更要有公开揭露的勇气。

或许，对反腐败而言，一次曝光胜似三届总理。

民主论坛

【2007年2月1日狱委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燕明报导/维权人士郭飞雄被送到辽宁看守所关押，广州方面近日第三次拒绝他取保候审。海内外人士纷纷发表致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公开信呼吁保障郭飞雄的人身安全；与此同时，有二百四十多人联署要求立刻释放郭飞雄。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燕明的报导。 维权人士郭飞雄案涉嫌非法经营罪一案于一月十九日被退回广州市公安局补充侦查后，第二天他即被“移送转押”到辽宁省看守所。郭飞雄的妻子张青星期三对本台表示，广州市公安局星期二通知不批准其取保候审的申请： 张青：元月二十二号的这一次（申请）它（广州市公安局）是二十五号拒绝的。这期间就是从检察院打回到公安局，是证据不足退查的时候。退查的文书上写着，退查时间是一个月，在这个期间内有权要求变更强制措施，也就是说可以要求取保候审。我当时在家里写了一分取保候审申请书。然后我去到那里时就交给它（公安局），它（公安局）说，元月十九日退查，二十日就送到沈阳去了。但当时我还是把申请书交给它（公安局）了。 记者：它（公安局）为什么拒绝呢？ 张青：它（公安局）说郭飞雄没有身体上的疾病这些理由。 这是郭飞雄去年九月被抓以来第三次被拒绝取保候审。 北京的维权人士胡佳透露，郭飞雄被以“涉嫌非法经营罪”逮捕，涉案出版物是一本叫《沈阳政坛地震》的书，记录了沈阳官场腐败。郭飞雄的助手江伟曾因《沈阳政坛地震》一书被关押毒打。郭飞雄这次被逮捕前后，又被残酷刑讯。如今转往的辽宁省，越发使得海内外关注他的安危。 曾与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同在中国青年政学院任职的广东中山大学艾晓明教授星期三向李克强致送了公开信。 艾晓明称，郭飞雄的思想和言论是否构成政治犯罪或者商业犯罪，自有法学专家和律师加以辨析。他目前的身分只是“犯罪嫌疑人”，在被证实有罪之前应被推定无罪，在接受询问时应受到人道对待。艾晓明表示，虽然对郭飞雄了解有限，依然确信他罪不致死。假如刑讯逼供，郭飞雄出狱后必会道出真相；假如执法人员充分保证他所应享有的人道和人格尊严，郭飞雄就能成为中国法治进步的见证。对此，在太石村等事件与郭飞雄一起维权的广西的杨再新律师表示： 杨在新：本来刑讯逼供在（中国）国内法都是禁止的，但在中国国内司法机关刑讯逼供的行为监督不力，无法监督或是有意纵容的情况是非常普遍的。因此郭飞雄有没有被刑讯逼供，按照他在广东反映出来，是存在的。因此他到辽宁的时候，我们也担心会出现这种状况，我们希望中国政府遵守国际法和国内法，人道一点。 与此同时，四川的中国民主党成员邓永亮在一月二十五日发起联署，呼吁胡锦涛和温家宝责令广州警方立即无罪释放郭飞雄。至本星期三已经有二百四十七人签名，截至日期为四月二十五日。

　

美国之音记者齐之丰报道/1957年，中国执政党共产党发动运动，  镇压响应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号召给共产党提意见的人。在中共发动  “反右”运动50周年到来之际，中国山东大学几名“右派”幸存者联  名提出请愿书，要求中共对当年迫害知识分子的做法表示明确的反省  和道歉，对受害者及其家属做出公平合理的赔偿。要求加害者不忘记  过去的历史，对受害者表示反省和道歉。要求对受害者的精神和物质  损失做出赔偿，是过去20年里中国民间对日本提出的要求。中共表示  原则上支持中国民众的这种要求。  非右派教授参加签名  中国山东大学几位“右派”幸存者发起签名，要求中共同样不忘记过  去的历史，对受害者表示反省和道歉，并对受害者的精神和物质损失  做出赔偿。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也参加了山东大学的签名。孙文  广本人在反右运动期间没有被打成“右派”但是他认为“右派”幸存  者的请愿合情合理，天经地义。  孙文广说：  　　“日本人侵略中国造成了一些损害，我们要求道歉、要求赔偿。  　　共产党也对中国人民造成了损害，按照它的说法，是错误，那  　　么，这种错误带来了损害，也应当赔礼道歉。应该是这样，这是  　　顺理成章的事情，不是吗？”  50多万人被打成右派  中共已故的领袖毛泽东在运动过后，不无得意地说，反右运动不是阴  谋，而是“阳谋”。那场由中共最高领袖毛泽东亲自导演、邓小平等  中共干部实际执行的“阳谋”中有成百万人受到迫害。中共自己承  认，50多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有的被判刑，有的家破人亡，绝  大多数人受了20多年的政治迫害。政治迫害还殃及数百万“右派”家  属。  “右派”幸存者要求中共当局对受害者表示反省和道歉，做出赔偿，  但是中共目前的正式立场是不予理睬。孙文广教授对此感到失望。他  说：  　　“共产党对这个事情采取了置之不理的做法，不但是不搭理你，  　　而且还找你谈话，对你进行要挟、批评，说你不该在海外的网站  　　上发表这样的签名信，影响不好。”  中国媒体被告回避敏感话题  孙文广表示，中共一直宣称自己伟大、光荣、正确，是为人民谋利益  的党，一贯宣传自己勇于承认错误，善于汲取历史教训。他表示希望  中共比当年的日本帝国主义政权以及现在的日本资本主义政权更关心  中国人民的利益，更善于汲取历史教训，承认自己的错误。孙文广表  示，希望中共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这就是对受害者作出道歉和赔  偿，有利于中共维护和宣传自己的伟大、光荣、正确，有利于中国的  和谐社会建设。  在另外一方面，来自中国的消息说，中共宣传部门日前发出通知，表  示2007年是一个敏感的年份，因此中国的新闻媒体应回避“反右”运  动之类的敏感话题。

　

2007年1月26日14时许，我在家中接到一位同事的电话，说（大  意）：邬书林同志是个好人，你们之间有误会……那个会上，他没点  你的名。其实，不用托人带话，我早就知道邬先生是什么样的人。  2006年，邬先生在出版社总编培训会上说：“我是黑白两道都有人。  我刚才接了一个电话，就是□□□打来的……”随后又说：“你们要  让我不舒服，我就先让你们不舒服。”当下我被侵害，是不舒服了，  但你也未必舒服。至于“黑白两道”的话，别忘了我是坐了十年大牢  的。您能吓唬总编们，对我可不灵。  “我没有点你的名”，这是邬先生私下带话的重点。看来，我需要再  重复一遍您的讲话（某些字句比我1月20日的《声明》有所补充）：  　　“这个人的思想有问题。我们已经反复打过招呼，她的书不能  　　出，稿子走了好几家出版社，都没敢出，你们（指湖南文艺出版  　　社）还真敢出，胆子也太大了（一说太猖狂）……对这本书是因  　　人废书。”  接着便是对该社的惩处（摘去优秀出版社称号，削减20%书号配额  等）。在那样一个场合，用那样的话语，又针对那样一个出版社，您  所说的“这个人”不是我是谁？那本书不是《伶人往事》又是哪一  本？用我从事的戏剧专业术语来解释，就叫“规定场合、规定情景中  的规定人物”。即锣鼓一响，胡琴一拉，梨园行的人就知道：这是一  出什么戏，角儿是谁了。您是政府高官，已经亮相，就别赖账。  邬先生若问这些话，我是怎么知道的？“朝廷小，江湖大”这是从前  的话；“政府小，社会大”乃是今日之现实。“进得衙门是官员，出  了衙门是百姓”──这是现在很多官员的行为特点，您该知道吧。衙  门里刚刚发生的事儿，他们能当信息、当聊天、当谈资都说了出来，  其中还隐含着自己的感受与判断。这是常识，也是人性。您要明白，  为了升官发财、胡作非为，却能密不透风、一手遮天的时代，已经一  去不复返了。  您还说：“这个人的思想有问题。”请问：您是不是要搞文字狱？我  的思想有问题与你何干？犯法，有国家的法律、法院管。犯错，有我  所在单位过问。您管得着我吗？宪法给你什么权力来管我的思想？这  是侵犯我的基本人权，所以您应当公开道歉，并承担法律责任。  最后，再来说“查禁”。根据我的切身经历，现在实施的查禁分速  禁、缓禁两种方法。我的第二本书（《一阵风》）刚印完，即封在库  房，这属于速禁。我的第一本书（《往事》）则是缓禁，即“卖完了  就别再印了”。其实，缓禁的同时也在速禁。我这里就有一张浙江某  市查缴《往事》的收据。这第三本（《伶人》），上边专门发了个通  知，说（大意）：网上流传的查禁八本书的说法严重失实。偏偏就在  刚才（1月28日下午6时30分），一位姓戴的先生从张家港市打来电  话，告诉我：他们那里的一家民营书店已接到通知，要收缴几本书，  其中就有《伶人》。香港一位资深记者1月17日给上海某大报写了篇  文章，里面提到我去年12月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演讲。很快，上海  某大报打来电话说（大意）：《伶人》刚刚被禁，“章诒和的名字不  能见报”。看来，我真个是书被禁、人被封。您的上级发通知说没查  禁书，您却要查禁。您这不是扇他们的耳光吗？  一切都很明了。您──是您个人将我看成思想犯，剥夺我作为一个公  民的言论出版权利，您在公然蔑视宪法。否则为什么不按照法律程  序，而是象现在这样干些鸡鸣狗盗之事，连自己说了的话都不敢承  认？还是《声明》里的那句老话：查禁我的书需要公开、公正、独立  的司法程序。我特聘请一个法律顾问团。首席顾问张思之先生，另有  浦志强律师、付可心律师，其他律师暂略其名。他们会依法尽力维护  我的权利。  邬先生，我讲了这么多，我与您之间有误会吗？基于我对您的了解，  事态还可能会起变化，但我的立场不会变化。  （2007年1月28日）

　

 

2007年1月26日14时许，我在家中接到一位同事的电话，说（大意）：邬书林同志是个好人，你们之间有误会……那个会上，他没点你的名。其实，不用托人带话，我早就知道邬先生是什麽样的人。

2006年，邬先生在出版社总编培训会上说：“我是黑白两道都有人。我刚才接了一个电话，就是□□□打来的……”随后又说：“你们要让我不舒服，我就先让你们不舒服。”当下我被侵害，是不舒服了，但你也未必舒服。至於“黑白两道”的话，别忘了我是坐了十年大牢的。您能吓唬总编们，对我可不灵。

“我没有点你的名”，这是邬先生私下带话的重点。看来，我需要再重复一遍您的讲话（某些字句比我1月20日的「声明」有所补充）：“这个人的思想有问题。我们已经反复打过招呼，她的书不能出，稿子走了好几家出版社，都没敢出，你们（指湖南文艺出版社）还真敢出，胆子也太大了（一说太猖狂）……对这本书是因人废书。”接着便是对该社的惩处（摘去优秀出版社称号，削减20％书号配额等）。在那样一个场合，用那样的话语，又针对那样一个出版社，您所说的“这个人”不是我是谁？那本书不是《伶人往事》又是哪一本？用我从事的戏剧专业术语来解释，就叫“规定场合、规定情景中的规定人物”。即锣鼓一响，胡琴一拉，梨园行的人就知道：这是一出什麽戏，角儿是谁了。您是政府高官，已经亮相，就别赖账。

邬先生若问这些话，我是怎麽知道的？“朝廷小，江湖大”这是从前的话；“政府小，社会大”乃是今日之现实。“进得衙门是官员，出了衙门是百姓”——这是现在很多官员的行为特点，您该知道吧。衙门里刚刚发生的事儿，他们能当信息、当聊天、当谈资都说了出来，其中还隐含着自己的感受与判断。这是常识，也是人性。您要明白，为了升官发财、胡作非为，却能密不透风、一手遮天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您还说：“这个人的思想有问题。”请问：您是不是要搞文字狱？我的思想有问题与你何干？犯法，有国家的法律、法院管。犯错，有我所在单位过问。您管得着我吗？宪法给你什麽权力来管我的思想？这是侵犯我的基本人权，所以您应当公开道歉，并承担法律责任。

最后，再来说“查禁”。根据我的切身经历，现在实施的查禁分速禁、缓禁两种方法。我的第二本书（《一阵风》）刚印完，即封在库房，这属於速禁。我的第一本书（《往事》）则是缓禁，即“卖完了就别再印了”。其实，缓禁的同时也在速禁。我这里就有一张浙江某市查缴《往事》的收据。这第三本（《伶人》），上边专门发了个通知，说（大意）：网上流传的查禁八本书的说法严重失实。偏偏就在刚才（1月28日下午6时30分），一位姓戴的先生从张家港市打来电话，告诉我：他们那里的一家民营书店已接到通知，要收缴几本书，其中就有《伶人》。香港一位资深记者1月17日给上海某大报写了篇文章，里面提到我去年12月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演讲。很快，上海某大报打来电话说（大意）：《伶人》刚刚被禁，“章诒和的名字不能见报”。看来，我真个是书被禁、人被封。您的上级发通知说没查禁书，您却要查禁。您这不是扇他们的耳光吗？

一切都很明了。您——是您个人将我看成思想犯，剥夺我作为一个公民的言论出版权利，您在公然蔑视宪法。否则为什麽不按照法律程序，而是像现在这样干些鸡鸣狗盗之事，连自己说了的话都不敢承认？还是“声明”里的那句老话：查禁我的书需要公开、公正、独立的司法程序。我特聘请一个法律顾问团。首席顾问张思之先生，另有浦志强律师、付可心律师，其他律师暂略其名。他们会依法尽力维护我的权利。

邬先生，我讲了这麽多，我与您之间有误会吗？基於我对您的了解，事态还可能会起变化，但我的立场不会变化。

2007年1月28日

 

本书分成五辑：第一辑是美国的历史故事；第二辑是有关法制国家立法规则的故事；第三辑是就一些具体的案例来讲述有关司法过程的故事；第四辑主要通过修道士、苦修院和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故事诉说“不宽容”的恶果；第五辑是作者关于读书和见闻的随想。五辑文章的故事性都很强，不仅情节跌宕起伏，内涵亦复深厚，读者于轻松的阅读中不难感觉到思想的力量。

目录
第一辑
阿灵顿和罗伯特·李将军
林肯总统和李将军
一个从军事学院走出来的政治家
百年之痛——访维克斯堡之一
不要丢失的记忆——访维克斯堡之二
普利策：一百年前的故事
林奇堡：私刑的发源地
迟到四十年的道歉
早春的门罗
国会大厦里的游魂
第二辑
当黑杖被关在大门外的时候
阿米绪的故事
战争、和平、和平主义
一个历史学家和他的小镇
华盛顿总统就职典礼的制服和杰弗逊的手提电脑
各有一番风景
血无价，亡羊补牢时未晚
从反歧视走向争取平等
橘黄色的校车来了——为教育平等作的艰辛努力
九十老太的长征
九十老太的被捕
第三辑
两千年前那个叫西塞罗的老头儿
四两如何拨千斤
陪审团已经作出了判决
火中的星条旗
非法之法不是法
一百年的历史和燃烧的十字架
星期日早晨的谋杀案
泰利拦截：警察的权力
行使国家征用权的条件
泰丽之死提出的问题
第四辑
弗兰西斯和他的修道院
寻访杨家坪
汉娜的手提箱
哪怕在奥斯威辛，绘画依然是美丽的——犹太女画家弗利德的故事
克拉拉的故事
外婆的故事及其他
面对今日的奥斯威辛
第五辑
《公民读本》第一课
马克·吐温的真面目
一个春天的困惑
为一本回忆录写的序言
读《我们仨》
《野火集》的启示
听一次演讲后的随想
里根葬礼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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