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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在文明史视角下看问题

在我看来，对政治罪恶予以控诉固然重要，但是最理性的方向仍然是“总结教训”。这不是套化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大批判语言，而是对古希腊理性哲学和古罗马史学传统的继承。前者，可用波利比奥斯的观点表明，他说：“或者说惟一的，学会在命运中保持尊严的方法，就是回忆起他人的灾难”；后者，则是李维的说法，他要人们从历史中找到教训：“把好的事情当作典范而防止卑腐败堕落事件的产生。”递进而言，我仍寄希望于解放神学的历史哲学观能得到知识精英的认同，即：“通过历史观的解放对自己的命运自觉地负责任，通过自己整个生活和历史来造就自己，造成新人，造成本质上不同的社会。”

涉及到“反右”50周年的学术考量，我坚持“希腊——罗马——解放神学”这样一个架构下的视角，通俗地说，用价值性分析代替“血泪控诉”，尽管我们需要代替受冤者进行控诉，以践行学术良知。

一、 作为“文革”预演的政治运动

梳理毛泽东关于“反右”的言论即正式发表的文章，不难看出，他“反右”之初的核心目标是那些与他的权力系统（或曰意识形态控制机制）“剖符分功”的非共产党知识分子。毛在1957年7月1日以《人民日报》社论形式发表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明确地批判了民盟与农工民主党两个共产党的政治盟友：“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外自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别的党派也在造，有些人也很恶劣。”［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P435，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提出了他臭名昭著的“阳谋论”，也就是说大鸣大放本身是政治策略：“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是阳谋。”

就传统影响而言，中共统治集团比国民党统治集团更欠缺对民主政治的理解，因此也就是更习惯于“翻版”传统政治治术。如果将所谓的民主党派比为“历史上的异姓王”的话，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就应该“杀马以为盟”了即“非共氏而王者，天下共诛之。”在毛看来，昔日反蒋的政治盟友今日反状已现：“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同上，P436］即便可称为资产阶级的昔日盟友群体中有“少数人”在反对中共的政治路线，也尽管在批评与监督的意义上讲，这种“反对”是合法权力，但“少数人”还是被定为“资产阶级中的右派”，进而简称“右派”。“右派”不惟是资产阶级中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派”，而且他们的影响已经扩散到社会各个层面，让毛矛盾的是：“共产党、青年团里也有，在这次大风浪中表现出来了。”［同上438］这个矛盾也使毛对“异姓王”的削藩变得困难起来，于是，在发表了《人民日报》社论后的8天即1957年7月9日又专程赶往上海，发表重要讲话，题目是《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P440－455］。

此文是“反右”作为一场运动开始的正式标志。此中，毛明确表示：（一）三、五年要搞一次运动［P442］；（二）为了彻底改造“右派”，这个运动可以持续一百年［455］。

明确表示作为运动来大搞、长搞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发现的“右派”在共产党与共青团中的“也有”之状，比他起初（7月1日）的判断似乎要严重。在7月9日上海讲话之前的7月7日就小范围内发表过谈话，即在山东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印发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P456－465，版本同前］。此文直到8月份才进一步地扩大了阅读范围。在该文中，毛说：“这里所说的资产阶级右派，包括混入共产党内和共青团内的一些同党外团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人，他们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向党猖狂进攻，因此必须充分揭发，并把他们开除出去，借以纯洁党组织。”

“反右”运动由最初以防止所谓的民主党派夺取政权为核心，转而形成了两条作战：一是，仍对所谓的民主党派；二是，提高对中共党团内“右倾”分子的惩处力度。后一种倾向在逻辑发展上，甚至超过了前一种。因为中共意识形态纯洁化偏好在苏共那里有立即可学的样本，在其本身，延安整风已经小试牛刀；另外，基于中国封建统治的无赖政治遗风，内部整肃如曹魏的“煮豆传说”、又如唐宋的“文人党争”，也是不可避免的继承因素。

“文革”的发生，在“反右”那里也就有了先期基础。 

二、 在“反右”中为文革储备人才：以姚文元为例

以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标准来衡量“反右”，其预备信号则是毛泽东于1957年5月15日写给党内高级干部的一封信，名曰“事情正在起变化”。虽然这封信的内容不为当时上海的职位比较低的宣传干部姚文元所知悉，但是，作为较为出色的青年知识分子，他还是从10天以后毛泽东接见共青团三大代表的消息中捕捉到了变化的信息，因为毛说“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都是错误的”。作为趁时之士，姚文元及时调整了自己以往的“鸣放”论调，抢先在上海的《文汇报》发表文章《录以备考》，批判《文汇报》的办报方向。毛泽东本来就对姚文元有所耳闻并表扬其文章少有片面性，于此，再借姚的文章来反击“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也就是说，借着姚文元貌似公平的短文，毛正式打响了“反右”第一枪。

姚文元也随后进入上海市委，任新创办的理论刊物《解放》杂志的文教组长。由此，作为毛泽东的亲信柯庆施着力栽培的对象，他具有了与张春桥并驾齐驱的政治资本。无论当时毛是否清楚地设计了“文革”方案，但可以肯定姚文元已经成了毛的储备人才。至于后来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真正地名声雀起，乃至于成为“四人帮”的成员之一，就不足为怪了。

在姚文元完全被激情充满而几无正义可言的“反右”大量文章中，有一篇不太被人注意，此文发表于1957年9月11日的《文汇报》，名曰“摄影是阶级斗争的武器”。此文很快被新华社摄影部主办的《新闻摄影》杂志1957年第9期全文转刊，从而在摄影新闻这个“相对中性”的领域里挑起了“反右”高潮。因为作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他明确地表示要批判自然主义观点，在文章中，他写道：“有人说，摄影就是自然主义；有人说，摄影艺术只是生活真实的映像，是没有阶级性的，这些看法都是从为艺术而艺术的资产阶级观点出发的。”

在文章中，姚文元还以傅雷翻译的《美苏关系检讨》一书上的插图为例，批判摄影家美化杜鲁门、马歇、贝尔纳斯等西方政治领袖而丑化苏联领导人，因为摄影家的阶级立场是力图表明“莫洛托夫的粗暴，维辛斯基的冷言冷语，葛罗米柯的缺少幽默”。维护苏联形象是政治上正确的要求。不幸的是，之于毛的权力阳谋，姚文元是个永远的“不知情者”，他只能靠揣摩而得。很快，28天后，毛新公开了同苏联的矛盾。

由此细节观之，姚文元也即“四人帮”不过是毛泽东政治棋局中的一个棋子而已。

三、 中苏交恶遏止了“反右”的进一步扩大化

毛泽东能够施用“阳谋”这种赤裸裸的无赖政治手法，对付提倡民主的由党内外政治力量，至少有两大因素：一是，一直为他所忌恨的美国力量实际上不能影响中国，换言之，司徒雷登所寄希望的那种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们［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P1380－1387（之P1382），“别了，司徒雷登！”，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必然要遭到清算。二是，在东西方的对抗中，苏联作为东方阵营领袖暂时取得了优势，即如毛在正式发动“反右”运动之前的1957年6月8日的内部指示所云：“国际形势很好，美国处在困能地位。”［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P431－433（之P433），“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版本同上］

毛对美国地位的判断是少见的语焉不详的一句话。对于他所讲的重点问题，他多数情况下是不厌其烦地使用重复修辞法，乃至于引用一些数字分析。“国际形势很好，美国处在困难地位”的说法是上指文章的结尾处的一句话，其文是党内的一个指示文件，所以要说右派分子是发动“猖狂进攻”；但是，在一个月后，即在上海讲话时，语调变得稍微平缓了一些，只留“进攻”二字而去掉了“猖狂”。可以估计：由于中苏关系的紧张已用端倪，毛所依赖的国际力量正对其发生不利的变化，他才改为低调表达。

美国在核武器（原子弹）方面的优势确实是当时东方阵营的巨大压力，因此作为东方阵营领袖的苏联要奋起直追，军备竞赛也由此而始。苏联将赢得未来优势，不仅是东方阵营成员互相鼓励的宣传方法，而且更是可以预见的事实。1957年8月26日，苏联使用洲际导弹发射了斯普特尼克（意为“地球的同路人”）卫星人类第一颗卫星这意味着苏联实际上可以用导弹瞄准任何地方。［见布尔斯廷《美国人：民主的历程》，中译本，P826，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然而，由毛在东方阵营的领袖欲以及对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不满，“美国处于困难地位”的短期事实已经不可能再为他所利用了。1957年10月9日，毛在八届三中全会上似乎“轻松”地向与会者透露：“这里顺便说一点我们同苏联的不同意见。首先在斯大林问题上，我们同赫鲁晓夫有矛盾。他把斯大林搞得那么不像样子，我们不赞成。”更深层的分歧则是：“还有和平过渡问题，我们同赫鲁晓夫他们有矛盾。…你一定说是和平过渡问题，那跟社会党没差别。”［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P466－479（之P477－478），“做革命的促进派”，版本同前］

赫鲁晓夫断定毛泽东是个麦淇淋（假黄油之谓）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赫鲁晓夫回忆录》［汉译本，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中赫氏作了明确的表述：“毛泽东简直就是隐藏自己思想和意图的大师。我记得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曾说：‘赫鲁晓夫同志打开了我们的眼界，擦亮了我们眼睛，增强了我们的视力。他终于把事实真相告诉了我们。我们也要进行改革。’但我对他始终保持着警惕，我知道他什么时候在哄骗我们。”［P659］

中苏关系的实质恶化已不可避免，毛泽东剪除“异姓王”的计划也暂缓执行。不过，作为暂时搁置这一计划的代价，他把攻击力量投放到了党内，欣赏赫鲁晓夫改革的彭德怀就成了被攻击的“麦淇淋式”政治靶子。

结语：文化批毛，远不能终止

在毛的权力阳谋中，没人逃出被玩弄的圈套：刘少奇被关押了，他精神失常，还被毛讥为装疯；林彪赤裸裸地造神，最后身家性命不保，毛为林的死，高兴地喝了一杯茅台（此前他几乎滴酒不沾）；“四人帮”中有他的政治伙伴即老婆，但最后毛也秘密安排了这四个人的囚禁之路。

当权力和魔性结合在一起时，结果是多么地可怕！“反右”，只不过是权力癌的最初一个细胞而已。所以说，以文化反思方式批判毛泽东的重任远不能终止，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应当是关于“反右”批判的最重要证据。

 

2006年5月21日，与北京社会学者朱红讨论，初稿；2006年9月，重新研究《毛选》五卷；2007年1月10日改稿，14日正式定稿。1957年《新闻摄影》杂志由朱红提供。

首发民主中国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毛泽东称之为”阳谋”，将原先的党内整风转变为全民反右，不但清洗了大批政治界、文教界、工商界等各领域的上层头面人物，而且矛头对准了社会上最有生气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甚至还波及了不问政治的其他平民，戴”右派分子帽子”的人数官方统计超过五十五万，而据学者丁抒（著有《阳谋》一书）研究， 所谓戴了「帽子」、有「份子」头衔的约 有一百五十至二百万人， 这些人或撤职降级，或监督劳动，或收容” 劳动教养” ，以至在嗣后判刑加刑。

反右运动无论对中共还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点。中共公开背叛了自己的革命纲领，并无可救药的异化为反人民、反文明的反动派；代表社会良知、向来有心忧天下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被彻底打断了脊梁骨！以反右运动为标志，全党全国已经形成一套对知识分子进行集体迫害的理论体系和实施机制，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整个民族自此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这场运动的直接后果，是毛泽东将动员全社会进行反右的群众运动方式，推广到各个领域，发动破坏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 ” 大跃进” 包括所谓大炼钢铁，发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及公共食堂化，造成生产资料的严重浪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并酿成全国普遍的大饥荒和生活资料严重匮乏，导致四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而一路不停的政治运动，直到文革登峰造极，把整个国家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对此，中共党内以胡耀邦为代表的开明人士，的确曾想要拨乱反正，全面平反冤假错案，但是邓小平等中共主流派却坚持不肯让步，甚至以保持少数几个右派不让平反的卑劣手段，坚称反右是正确的，错在扩大化。也就是说，面对半个世纪前的异化，中共已经无法自救，只要他认为有政治上的需要，再发动一场反右运动也是完全可能的。

果不其然，从反精神污染到反自由化，从六四血腥屠杀倒全面镇压法轮功，即便胡锦涛代表第四代接掌最高权力之后，对包括维权运动在内的各种民间活动的控制力度，一直是有增无减。概言之，中共的集权专制本质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还是那个发动反右运动的政治集团；更可悲的是，中国知识分子五十年前被打断的脊梁骨，非但无法痊愈，反而与既得利益者沆瀣一气，和中共的政治体制一起腐败。

一九八七许良英、刘宾雁、方励之等人筹组纪念反右运动 30 周年活动，结果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状而遭到打压。现在，无论是贫富悬殊导致的社会对立，还是政治寡头权威衰落社会控制的专政却仍需加强；既要市场经济的厚利中饱权贵的私囊，又要死命防堵全球化带来的”颜色革命”……这种社会环境远比20 年前要严峻，更可悲的是，人们甚至不再有公开举行纪念反右50 周年活动的幻想。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胡锦涛和他的御用笔杆子抛出了”民主不是坏东西”的气球，”胡温政改”的唱和，莫非是在炮制半个世纪前那个”阳谋”的现代版？然而，胡某生不逢时，虽然有毛泽东之志，却已无毛泽东之能之威，更没有毛施展身手的时代环境，只不过是听凭中共政治机制惯性摆布，至多只是国际统战的公关宣传。正因为如此，包括反右运动在内的中共种种罪孽，都是未来中国变革的巨大政治资源，端视谁来挖掘了。

首发自由亚洲电台

－－读糊涂博士生平致熊若磐女士信

熊若磐女士：您好！

大作《撰写弹词向国民党要求民主，行使权利遭共产党迫害终身》，再一次激起我对斧头帮无赖、野蛮作风的气愤。

中共自成立以来，杀人如麻、害人无数，从在上海残杀顾顺章一家起，到今天杀害、压迫维权人士、宗教人士、思想异见者，杀人、害人事业从未间断；尤其是窃取中国政权之后，通过国家机器实行群体绝灭，杀、关、管、斗、控（内控使用），使几千万人痛苦地死去，制造了无数的寃假错案、无数人间惨剧；共产党欠下了中国人民多少血债？恐怕只有“擢发难数”、“罄竹难书”可以形容了。

可恨的是中共当局至今仍毫无反思之意，拒不认错，一些案子虽然给了一张一文不值的“纠正函”或“平反通知单”或“撤销刑事判决书”，但既不检讨，也不赔偿。而更多的还是冤沉海底！正是因为冤案制造者、责任者可以不负责任，可以不受惩罚；所以，直到今天，中国仍然是杀人大国、冤狱大国、冤案大国，而且是世界上唯一的上访国。

请您赶快利用“撤销刑事判决书”和一切证据，委托可靠律师，入禀法院，控告有关组织和个人，追讨赔偿，惩罚责任者，为令尊讨还公道。现在有山东省李昌玉先生等一千多右派分子、右派分子家属及同情者，发表了签名上书，要求国家赔偿。我希望其他运动，如土地改革、三反五反、肃反、镇反、反胡风、反右倾、四清、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镇压六四、镇压宗教信仰、镇压群体事件……的受难者、受害者，都勇敢地站出来，要赔偿、讨公道！用法律手段争取权益、维护权利，在争取权益、维护权利中推动中国走向民主、宪政。

最后，大作中“天涯若比邻”并非毛泽东诗句，而是唐朝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中一句，原诗是“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由於互联网无远弗届，王勃“天涯若比邻”的梦想，却在今天成真了。

祝您在官司中胜诉！

2007年1月31日

－－新世纪新闻网

 

题记：非常遗憾！我被中国大陆警方以“危害国家安全”理由，拒绝办理香港通行证，不能参加“国际笔会2007年亚太地区会议”，同时失去与亚太地区作家交流的宝贵机会，现在只能以文会友。请海外诸位会友了解大陆异议作家残酷的生存境遇，和极为艰难的写作状态。我们依然坚守良知和批判立场，不会放弃自由写作。我在遥远的、冰封雪飘的中国西北部预祝此次盛会成功！

这是我为此次会议准备提交的论文梗概。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刘水

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有一句名言：“是懦夫把自己变成懦夫，是英雄把自己变成英雄；而且这种可能性是永远存在的，即懦夫可以振作起来，不再成为懦夫，而英雄也可以不再成为英雄。要紧的是整个承担责任……。”

写作，源自自己内心与现实的剧烈冲突和撕裂，并且不愿意保持沉默，这是我个人写作的精神动力。这个制度将我们拒斥在体制之外，对此我没有任何留恋，我们被这个可耻的政治戴上“异议作家”的帽子，我非常自豪！为中国这个暗黑时代发言，是我们存在的价值和承载的道义责任。中国异议作家是以个人身份边缘化为标志的，先是身份边缘化然后才是写作的边缘化，而不似西方自由作家的写作姿态和立场的边缘化，他们并没有身份的不同，这有本质不同。异议作家意味着不能在中国大陆发表、出版任何作品，并且随时面临被政府戴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遭受监禁、隔离、驱赶、封杀的残酷现实。

而任何真实的、有勇气的写作，都起源于作家对此时此地的存在境遇的热烈关怀，并坚持用自己的心灵说出对这个世界的正义判词。东方是一个拥有巨大的痛苦消解机制的民族，任何痛苦的、沉重的经验一进入到这个机制里，都可能迅速地被消解，轻化，从而进到空无的境界里。这种消解机制所带来的麻木性，使得体制内作家和那些逃避言论禁锢的作家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往往是轻松的，闲适的，游戏的，缺乏紧张的冲突，作家一进入写作，就采取人格虚化的办法，回避心灵与现实的正面相遇，从而把心灵的压力减轻到最低限度。于是，颓废的经验，生存的残酷性，欲望的袭击，使一些人的写作充满了精神软弱带来的屈服性。作家不再是现实的抗争者，而是成了被现实奴役的人。他们会在一些毫无意义的日常生活场景面前忍气吞声。

这种被奴役的原因在于：作家对现在的境遇失去了愤怒。如同一个作家对过去失去了记忆，对未来失去了想象，会将存在带进暗昧之中一样，作家对现在若失去了愤怒，则会将存在带进软弱之中，从而使写作被无关痛痒的生活事象所困，或者被浅薄的过日子精神所左右。愤怒，就是对现在的存在境遇表示不满，是一种拒绝与现实和解的姿态。我个人的愤怒，是源于我的家庭背景、我个人的四次政治犯监禁和精神的困境。我们经历着现实的独裁、苦难和危险，由此，心灵就更加渴望向终极攀援，渴望自我价值实现以平息这种怒气，而平息个人怒气的最好方式，就是个人性的书写。

我希望个人化的写作能承担作为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而这个时代和国度的写作和出版自由仍被严厉禁锢，文学的艺术性这对异议作家太奢侈。反抗政治迫害，反抗言论禁锢成为我们书写文字的迫切主题。为反独裁政治发言、为警察特务迫害发言，为丑陋社会发言，在被中国政治屏蔽的公共领域发言。呐喊，我们的喉管被割断，被政府的种种非法行为剥夺说话权利、生存权利；愤怒，我们的血流进了沙漠，无声无息，遭受庸俗哲学和世俗观念的嘲弄。这一切使得我们既作为卑微者而存在，又作为残暴制度的见证者和记录者而存在。肉体和精神遭受双重碾压，只因我们不甘于沉默。

我们也不无遗憾地看到这样的景象：轻蔑写作而注重荣誉，淡漠作品而倾心于作秀，规避文学而企求权力，以此获得名利，这同样的可耻。

如鲁迅所言：“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狭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我们的肉体和精神在自己的祖国流亡，以至生命消失。

2006年10月23日

2007年1月6日修订
首发民主中国

 

随着江泽民在中国政坛的日益淡出，“和谐社会”的口号在取代“三个代表”以后被中国媒体喊得越来越响亮。虽然胡温在上任以后解决了一些诸如“三农”之类的棘手社会问题，但中国民众的处境并未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圈地的巨大利益使得不少地方政府敢于无视党纪国法而铤而走险，土地被剥夺的农民和遭强制拆迁的城市居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不得不打破昔日的沉默，向强权发出愤怒的呼吼。然而，即使老百姓的抗争理直气壮，但在地方政府的眼中，他们就是威胁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动乱之源。据有关媒体报道，中国民众的上访数量正在逐年攀升，发生在中国的各种警民冲突事件也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由此可见，在“和谐社会”的表象之下，中国的社会矛盾已经十分激烈，长此以往，大规模的民众抗争事件将必然出现。

警察原本应该以维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为天职，中国的警察更是有着“人民警察”的美丽称号。然而，现实生活中的中国警察和美其名曰“人民子弟兵”的中国军人一样，所扮演的是为维护专制制度和维护利益集团利益的角色。民主社会的警察能给人一种安全感，但中国的警察却让人退避三舍，遭受过他们迫害的人更是感到一种无形的恐惧。中国的街头巷尾以及很多种场合都能见到警察的身影，在利益集团的纵容下，警察已经成为了中国社会最具特权的群体之一。

虽然中国各地的警察都可以在普通民众面前耀武扬威、为虎作伥，但每个地方的警察在残暴程度上仍然有所区别。在很多民众的眼中，那些为所欲为的警察和流氓并无二致，因此，有人将警察戏称为“有执照的流氓”。早在民国时期，上海滩就是个流氓云集的地方，虽然因为中共的建政，流氓在上海曾经消失过一段时间，但在今天，上海滩的流氓又是死灰复燃，这些流氓不是别人，正是上海的警察。纵观近年来的网络资讯，上海警察的流氓程度堪称中国之最，无与匹敌。

大肆搜捕和暴力镇压访民

偌大一个上海看似灯红酒绿，实际上充满了黑暗，这里的访民可谓是最为悲惨的群体。2006年6月15日，上海合作组织年会在上海召开，上海当局不惜出动6万警力，在整个城区实行日夜巡逻，以至民众怨声载道。据报道，早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举行前夕，上海当局就开始拘留和软禁被强迫迁离居所的上访村民，上海警察为了对付访民，当时还出动了警犬。上访人士毛恒凤去年曾因为准备参与高智晟律师的接力绝食活动，被警方关押了1个多月，受到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上访人士马亚莲因为坚持上访而遭上海警察嫉恨，她的双脚被上海警察打残，祇能拄双拐行走，警察为了限制她的人身自由，曾将她屡次劳教。马亚莲在最近一次被释放后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在被关押的时间里，她几乎过着非人的生活，本来她的脊椎骨发生病变已经疼得无法入眠，再加上4名男女警察同睡在她的房间里，不仅没有隐私，而且呼噜声搞得她更加无法入睡。每逢“两会”或者其它敏感时期，上海便有大批的访民被送进劳教所。

陈良宇的落马曾让很多上海市民欢欣鼓舞，以为陈良宇之后的上海当局能够人性一点，但是从最近的情况看，韩政主政下的上海并无丝毫的进步，在迫害访民方面较以前有过之而无不及。就在刚刚告别2006年之后的几天，上海又传出访民被警察暴打致死的惊人消息。据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方媛报道，上海访民段惠民在2006年11月4日进京上访，被截访人员及警察毒打，内脏严重受伤，于2007年1月2日死亡。虽然他在被警察毒打后就一直七窍出血，要求看医生，但是警方不仅在拘留他的58天里没有给他治疗，还在他死前的两天给他开出劳教一年的通知。上海访民群情激愤，要求当局惩治凶手。在段惠民死后，警方还严密监控到他家吊唁的访民，多人被打被关押，此外，为了防止其它所谓不良信息的传播，死者段惠民家500米之内的网上线路及海外电话线均被掐断。上海访民的上访多因房屋被强迫拆迁，本意祇是想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并无扰乱社会秩序和推翻现政权之想法和举动，但上海警方却是如临大敌，为了维护在圈地过程中所获得的既得利益，毫无人性地使出各种流氓手段打击访民。这些非法和暴力行为给外界留下了极为不好的印象，舆论对上海警方的谴责不可避免。

驱赶和监禁维权律师

律师是维护正义不可缺少的群体，在物欲横流的中国社会，绝大多数律师都成了金钱的奴隶，为了获得经济利益，他们可以背信弃义和漠视老百姓的基本权利。中国的律师虽然成千上万，但敢于代理人权案件的却为数极少。郭国汀律师原为上海市天易律师事务所主任。他除了帮人打海事官司之外，更立志成为一名人权律师。从2003年1月开始，他就分别出任过郑恩宠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案、清水君颠覆国家政权案、师涛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案、杨天水煸动颠覆国家政权案、马翔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案、张林煸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瞿延来、陈光辉、雷江涛、吴爱中等法轮功讲真相案及王水珍、马亚莲、周大烨及苏州历史文化街区、烟台历史文化街区、苏州依丽人制服厂强制拆迁案的辩护律师和代理律师。虽然郭国汀律师的办案能力和职业道德在律师界首屈一指，但大上海终究容不下他这样一位义薄云天的人，他于2005年5月20日被上海警方驱逐出境，至今流亡海外。

维权律师郑恩宠原是上海市敏鉴律师事务所的工作人员，在良知的驱使下，他屡屡为上海遭强制拆迁的居民充当诉讼代理人，并大胆揭发上海东八块的违法拆迁内幕。因为触犯上海地方利益集团的利益，他一直被上海警方视为挡财路的障碍物，时刻欲除之而后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上海警方于2003年6月6日将他刑事拘留，郑恩宠最终被上海法院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2006年6月5日早上5点多，郑恩宠律师由上海提篮桥监狱直接送回家中。出狱之后，他仍然遭到上海警方的非法监视居住和不定期骚扰。

剥夺异议人士应有权利

在一个文明法治的社会，警察会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利，一切执法行为都必须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之内。上海不仅人口众多，而且在经济的发达程度上也是名列前茅。然而可悲的是，上海的异议人士数量却少得可怜，究其原因，不是因为上海人没有正气，而是上海警方高压的结果。上海的网络警察早已无孔不入，就连在QQ上聊天谈到敏感话题的网民也要遭传讯，以图将所谓的“不稳定因素”扼杀在萌芽状态。至于异议人士，上海警察更是对其严密监视。

独立中文笔会的女作家李剑虹（笔名小乔）在她走上自由写作的道路以后，可谓饱受上海警方的骚扰。李剑虹于2002年8月与朋友共同创办了独立中文网站“启蒙论坛”，先后担任“启蒙论坛”、“自由中国论坛”等网站的站长，矢志为在中国大陆突破言禁争取言论自由而不懈努力。近年来，李剑虹积极关注各类维权事件，不断撰文发出声援，表现出了中国女性作家少有的善良和英勇，她身体力行地加入到为上访村民义务捐赠活动中，并冒险探视因太石事件而被非法关押的郭飞雄、探望被上海当局严厉控制的郑恩宠夫妇以及被当局迫害的郭国汀律师等，她因此遭到了上海当局的持续无理打压。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李剑虹曾于2005年夏天只身来到广东深圳，在赵达功等朋友的帮助之下，她得以在友人的公司寄身，不料上班不久，如影随形的上海警方又尾随而至，于是，她的谋生之路被彻底堵死。2006年8月份，李剑虹迫于骚扰跑到了山东青岛，没想到上海警察又找到了她，对她进行了一顿毒打。上海警方给予李剑虹的“关心”和“照顾”可谓是“无微不至”，她的单位领导、私企老板、以及租房的房东，都会多次被警方找去谈话，直至要求他们不得不放弃对她的聘用或者收回已经租出的住房。

国际笔会亚太地区会议召开在即，李剑虹是国际笔会邀请的作家之一，作为对中共当局严控言论有着切身感受的她，参加此次会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按照法律，虽然她并不属于禁止出境的对象，但是，她在申请港澳通行证时却被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无理拒绝，在深感愤怒的情况下，李剑虹在网络媒体上表示了强烈的抗议。

上海警方除了积极打压访民、迫害人权律师以及骚扰异议人士之外，在其它方面也是无人能出其右。按照中国的法律，公民有通信的自由，但在上海警方的眼中，这些法律规定无疑是一纸空文，他们随时都可以剥夺公民的这种权利，而且不必承担法律责任。前不久，上海的郑恩宠、马亚莲、陈小明、许正清几人全部获得了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的“全球居住权与反迫迁中心”颁发的“住房权利卫士奖”，他们的奖金由深圳作家赵达功先生代为转发，出乎意料的是，快递信件竟被上海警方拦截。看来，上海警方仍然在违反人权和执法犯法的道路上一意孤行，他们的流氓行径已经广为人知，在不久的将来，等待他们的也许是法律的清算。

（2007年1月14日）

首发北京之春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场恶梦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毛泽东逝世三十年了，要是有什么医学奇迹可以让他明天醒过来看看中国，他还会认得出这个资本主义大中国吗？他还会认可中国共产党人如今对他的评价吗？中国共产党的元老们要求重新评价毛泽东历史地位的声音响过之后，随着老人们一个接一个的过世，这事似乎在不了了之。中国还是打算沿用老方式来处理这一问题：让历史自己去评价历史人物。

在中国，绝大多数人们都坚信毛泽东在世时那一官方信条：毛主席是拯救中国的那个伟人，是一个英雄领导人，他在自己一生当中做过错事，但这丝毫不能掩盖他拯救中国人民与水火的光辉。

然而，我们发现，真正的毛泽东，做的坏事还真骇人听闻。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的作者张戎说，毛泽东让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中国人无辜死去几千万，他是与希特勒和斯大林一样的独裁者，他对人类造成的损失，可以与希特勒和斯大林一争高下。 该书的作者采访了150多位与毛泽东有密切关系的人，其中包括毛泽东的家人、亲友，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开口说毛泽东的故事。

张戎的丈夫说，他真没有意识到，毛泽东为了维护自己的个人利益，竟给这么多人造成如此惨痛的痛苦和折磨。

长征改变了整个中国历史。为了赢得对国民党的内战，中国共产党需要赢得苏联人的支持。在1934年到1935年间，八万红军和平民步行六千英里，横穿中国十多个省，到达一个安全的地方，可以在那里得到苏联的武器和物资补给。被中国人奉为长征英雄的毛泽东，并没有与士兵同甘共苦，而是一路被抬出来的。

他甚至自己设计了长征的交通工具，一把竹椅子，毛泽东自己也说过，在他后来的生活中，他一直就躺在那个竹椅上，没事做的时候便拿看书来打发时间，他读的书很多。

毛泽东非常清楚，自己的政治生涯全仰仗来自俄国人的支持，所以在整个长征过程中，他策划了大量运动，即便这可能意味着对几千红军战士生命的蓄意谋杀，他也在所不惜。因为与莫斯科联系紧密的人就会与莫斯科有通讯联系，就会被莫斯科扶植成为党的领导人，就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

不是《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的作者获得大量秘密的苏联档案，大家都一直认为中国共产党是自己白手起家并发展壮大的。其实并非这样，在建党初期，有大约90%的经费都来自苏联，不仅仅如此，斯大林还策划了毛泽东扶摇直上的阴谋，虽然当时毛泽东并还受到大量其他共产党员的排挤和憎恨。

斯大林也许认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人当中最像他的人，当然，毛泽东跟斯大林一样具有远见卓识，他能够从战略角度出发思考问题，聪明异常。最终，毛泽东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国共内战中打败了得到美国支持的蒋介石。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自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当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城楼下的群众开始欢呼“毛主席万岁”，他们并没有想到，他们所敬爱的毛主席会用他的政治抱负给他的人民到来如此重大的痛苦。毛泽东所谓的中国现代化第一步——大跃进—让三千八百万人死于饥饿和过劳。

虽然中国人民正在饿肚子，但毛泽东还是将自己国家生产的粮食卖给俄罗斯和东欧各国。那些对有关农业和工业大丰收的报告都是用来忽悠国外媒体的宣传。当他看到有关食物短缺、农民挨饿的报告时，他说，让那些农民吃少点嘛。

最终还是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站出来反对毛泽东，并于其他国家领导人一道终止了中国饥荒。但是刘少奇和其他领导人很快就遭到了迫害，臭名昭著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的报复。

我们大家都听过“文革”这个名字，但是谁真的了解这其中的含义呢？其实毛泽东不仅仅要迫害任何国家领导精英们，还要剥去中国所有的文化，他的红卫兵、暴力义务警员、学生组织到处抢夺、焚烧书籍、对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肉体和精神迫害。

当几百万人都受到文革的迫害时，毛泽东却以游泳的姿态见诸报端，他要告诉他的敌人们，毛泽东身体好的很，仍然掌握着国家政权。毛泽东很喜欢游泳，但是他也并不是特别注意自己的个人卫生。

那个时候，中国人都被所谓“社会主义中国是地球上的天堂”等谎言所蒙蔽，如果当时的中国也是天堂，那地狱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1976年毛泽东逝世以后，留在身后的中国是一片狼藉。毛泽东的去世，给中国经济奇迹带来了可能，为何会这样，那是因为人们受够了毛泽东统治下的生活，他们急切地希望一种全新的生活。

尊敬的李克强老师： 您好！您自１９９３年３月起兼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院长，当时我也在该校任教；尽管南北异地，理论上也要算有校友情谊。今特写此信为郭飞雄先生陈情，希望您能过问，禁止刑讯虐待。 我在广东太石村事件中认识郭先生，他的思想和言论，很多人认为过于激进；至于是否构成政治犯罪或者商业犯罪，自有法学专家和律师予以辨析，兹不赘述。 郭飞雄先生被捕之前，已多次遭不明人士攻击，自入狱后，更有被残酷刑讯的记录。如今转往辽宁，且他的助手江伟前曾因此案在此地遭受多日毒打，郭飞雄先生的亲人朋友，无不万分焦虑。  作为学者和人权教育工作者，我对所有酷刑虐待深恶痛绝。我从2003年始投入公民维权活动，即始于对孙志刚先生遭受酷刑致死的愤怒。李克强老师您身处高位，必比我更了解中国政府签署的一系列人权公约。  禁止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是联合国创立后就开始确立的重要人权原则。１９４８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及１９６６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都规定，对任何人不得”施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 “。 　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１２日中国政府又签署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在这个公约中明确指出：”酷刑”是指为了向某人或第三者取得情报或供状，为了他或第三者所为或涉嫌的行为对他加以处罚，或为了恐吓或威胁他或第三者，或为了基于任何一种歧视的理由，蓄意使某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为，而这种疼痛或痛苦是由公职人员或以官方身分行使职权的其他人所造成或在其唆使、同意或默许下造成的。但 “纯因法律制裁而引起或法律制裁所固有或附带的疼痛或痛苦不包括在内”（第１条）。２、缔约国应采取有效的立法、行政、司法或其他措施，防止在其管辖的任何领土内出现酷刑的行为；任何特殊情况，不论是战争状态、战争威胁、国内政局动荡或其他社会紧急状态，均不得援引为施行酷刑的理由；上级官员或政府当局的命令不得援引为施行酷刑的理由（第２条）。  该公约要求各国，保证在参与拘留、审讯或处理被拘留者的执法人员，受过禁止酷刑的教育，并经常有系统地审查审讯规定、方法和实践，以免发生酷刑事件。因为酷刑不仅伤害被拘禁者，而且妨碍有效执法，它摧毁公众对法治、对执法人员的信任，加剧社会矛盾；它将”执法”概念割裂，取消了其中”法”的精神，并且它引起国际社会和新闻媒体对政府的批评，使政府在政治上遭受压力。  郭飞雄先生目前的身份只是”犯罪嫌疑人”，在被证实有罪之前应被推定无罪，在接受询问时应受到人道对待。我虽对郭飞雄先生了解有限，依然确信他罪不致死。假如刑讯逼供，他出狱后必会道出真相；假如执法人员充分地保证了郭飞雄先生在被剥夺自由的条件下，依然享有了所有囚犯都应该享有的人道和人格尊严，他就能成为中国法治进步的见证。  我在网络上没能查到您的电子邮件，为方便起见，特公开发出。相信您能看到此信，并妥善处理。 恭祝 新年顺利！ 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文化基础部副教授艾晓明 敬上  2007年1月31日 写于广州

　

 

在没有言论出版自由的中国，有专门负责言论管制的意识形态衙门，党有中宣部，政府有新闻出版总署和广电总局。它们对图书出版的例行管制措施，就是每逢岁末年初都要召开出版界的内部通风会。会议召集者是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参加者是全国各地的宣传部、出版署的官员，全国各大出版社和著名刊物的头头。会议要按照中共的“政治正确”来总结过去一年的出版工作，而每年的总结都少不了开出一份“禁书单”，由新闻出版总署分管出版发行的副署长来宣布。被点名的书籍，不得继续印刷发行；被点名的出版社，轻则检讨和罚款，重则撤职，再重关门。 
    
这几年，海内外知道的著名禁书就有：李佩甫的《羊的门》，王跃文的《国画》，岳建一编辑的丛书《中国知青备忘录》，卫慧的《上海宝贝》，吴思的《潜规则》，春桃夫妇的《中国农民调查》，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余世存的《非常道》，北岛的《失败之书》，徐晓的《半生为人》，等等。还有一些中共前高官的回忆录，根本无法在国内出版，只能拿到香港去出，如，《吴法宪回忆录》，老左派邓力群的《在中南海十二个春秋》等。三联书店杭州分销店2006年因盗版《在中南海十二个春秋》被吊销执照。
    
可以说，禁书是中国体制的必然，绝大多数国人已经见怪不怪；出版社和作者虽有不满，但出于生存的需要，也大都保持沉默，自然不会引起舆论风波。然而，年年有禁书，今年却不同，著名作家章诒和女士的公开抗议打破了以往的普遍沉默。
    
在今年的例行通风会上，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点了八本书，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章诒和女士的《伶人往事》也在其中。邬副署长还特别不点名地强调：“这个人已经反复打过招呼，她的书不能出，……你们还真敢出……对这本书是因人废书。”
    
章诒和女士得知自己的书再次被禁后，公开发表了《我的声明和态度》，对“因人废书”提出强烈的抗议：“这次，邬先生没有对《伶人往事》做出任何评价，却对我本人的个人权利进行了直接的侵害。我们的宪法有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他的‘因人废书’，直指我本人，直接剥夺我的出版权，而这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
    
与此同时，另一位禁书作者胡发云也起而维权。他给新闻出版总署写信，要求官权堂堂正正摆明禁书的理由，不要再搞偷偷摸摸的类似黑道打闷棍的禁书方式。遭禁作品《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的传主姚立法，已经将禁书寄给胡锦涛和温家宝并投书申诉。
    
章诒和的声明一出，顿时引发知识界和网民的支持，上海剧作家沙叶新、北京作家邵燕祥﹑北京学者陈小雅、浙江记者昝爱宗、北京学者余世存、北京律师浦志强等一大批人士纷纷公开发言，网络上关于禁书事件的点击率超过十万，上万网民发出跟帖，支持被禁作家的抗议和起诉新闻出版总署及邬书林。
    
一禁就是八部，同一位作家连续三本书被禁，怪不得著名剧作家沙叶新先生在《支持章诒和，正告邬书林们》一文中，把邬书林等意识形态官员称为“精神刽子手”。然而，在我看来，这些意识形态官员，统统患上了合法性败血症，霸道是霸道，但因于法无据、与理相悖，只能霸道得浅薄而怯懦——理不直、气不壮。
    
说他们浅薄，乃因他们的权力狂妄。面对利益分化和价值多元的现实，面对道义在民间和民间评价标准日益独立的时代，他们仍然故步自封，总以为自己大权在握就可以为所欲为，他们践踏基本人权的恶行就可以通行无阻，而被整肃的无权者只能忍气吞声。然而，他们恰恰被权力傲慢蒙住了双眼，看不到民间社会的巨大变化，还以为中国仍然停留知识人任由摆布的毛时代。他们在严重地高估了权力的威慑力的同时，也低估了知识分子捍卫个人自由的决心和勇气；他们在严重地高估了封杀效力的同时，也低估了互联网时代民意表达的难以封杀。
    
说他们怯懦，源于禁书没有任何法律的道义的依据。所以，堂堂政府机构却不敢公开禁书，而只能玩弄幕后的黑箱操作，禁书令不敢拿到媒体上公开，只能以内部的通风会宣读、电话打招呼、口头传达的形式进行，还不许录音，不留文字，但必须牢记脑中；堂堂副署长邬书林训斥湖南文艺出版社时，居然不敢直呼“章诒和”的名字，而是用“这个人”来代替。多可怜的官僚，一面耍威风，一面说黑话，权再大，也是不敢见光的黑社会。所以，这个老大的执政党只能象地下党一样偷偷摸摸地干脏活。
    
更怯懦的是，当这种黑社会式官权遭遇无权者的公开反抗，官僚们大都是缩头乌龟，从来不敢公开回应那些公开挑战官权的良知。去年的“冰点事件”，中宣部和团中央的官员不敢回应李大同和卢跃刚的公开挑战；今年的“禁书事件”，新闻出版总署及邬书林们也不敢正面回应章诒和的挑战。
    
与官权的懦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章诒和女士却是无权者无畏，非要向邬书林讨个公开的说法。有权者的阴暗与无权者的阳光，可谓黑白分明。黑暗中的小官僚如同躲在阴影里的鬼魅，白昼中的个人如同阳光下的天使。1月24日，章诒和再次公开发言《我没有了退路——关于“声明”的说明》，要求邬书林公开回答：“一，您是否在会上点了我？二，您是否说了‘这个人的书不能出’这句话？三，无论是封杀我，还是封杀书，您能否启动法律程序通知我，我随时恭候。”
    
从禁书事件中，我看到两种恐惧和一种勇气。一是多年来的大多数被禁作者的沉默，说明政治恐怖仍然让人心有余悸；二是当权者不敢公开回应无权者的挑战，说明了官权对大势所趋民心所向的畏惧；三是章诒和的公开反抗与民意对章的公开支持，说明官权的整肃不再具有杀一儆百的威慑效应。
    
一句话，自六四以来，北京政权就患上了道义合法性败血症，穷的只剩下蛮横的权力，也只能喂养一群干脏活、怕见光的官僚，除了谎言，再无其它资本为自身辩护。若不是患上这种败血症，领导着一个正在崛起堂堂的大国的老大执政党，何以处处表现出草木皆兵的恐惧和虚弱，以至于，恐惧到禁书、封网、整肃冰点、把盲人维权者陈光诚投入监狱；虚弱到满口谎言、不敢正面回应一支笔的挑战。 
    
现在的中国，民间的饭碗来自市场而非官赐，知识分子的信誉来自民间而非册封。所以，官权在变，变得越来越越缺乏道义自信，虽然恐怖政治依旧，但残暴性和威慑力都在不断下降；民间在变，反抗官权的勇气在不断提升，虽然恐惧仍如魔影四处游荡，但敢于冲破魔影的反抗者也越来越多，他们愿意为捍卫自己的尊严和权利而付出代价，致使官权通吃的时代一去不返。
    
2007
年1月26日于北京家中

首发BBC

今天下午三点，我接受《光明日报》记者采访。当我在两点多赴约经过王府井步行街一家银行门口时，一辆运钞车停在我身边，从车上跳下几名荷枪实弹的押钞员，其中一人使用粗暴的语言让我改道。我一边改道一边说：“不用这么粗暴啊。”运钞员说：“你再说一遍！”我就又说了一遍。两名运钞员立即将手中的枪子弹上膛，两枝枪对准我的胸膛。我面无惧色抓住其中一枝枪口，顶到我的胸口，说：“请朝这里打。”我掏出手机，拨打110。我以为，一个公民，在王府井这种地方，是不可以随便被人用子弹上了膛的枪对准的。不知是他们怕110还是认出了我，他们退回到车里。由于我和记者有约，眼看到了约定见面的时间，我没有再理会他们。以前只是从报纸上看到押钞员杀害同事劫走整车钞票的作案经过，并未在意。今天亲身被押钞员用枪指，才领教一二。

活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被上了膛的枪瞄准。当时竟然一点儿不怕。

这是那辆用枪瞄准我的运钞车：

 

第十一章　毛主席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