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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濬笔记《花随人圣盦摭忆》引近人王闿运诗《圆明园词》自注云：“夷人入京，遂至宫闱，见陈设钜丽，相戒勿入，云恐以失物索价也。及夷人出，而贵族穷者，倡率奸民，假夷为名，遂先纵火，夷人还而大掠矣。”据此，黄氏以为：“是焚圆明园之祸首，非英法联军，乃为海淀一带之穷旗人。此说大致不谬……”又，黄氏引徐叔鸿《圆明园词序》也记述说：“……夷人至圆明园宫门，管园大臣文丰，当门说止之，夷兵已去，文都统知奸民当起，环问守卫禁兵，一无在者，索马还内，投福海死，奸人乘时纵火，入宫劫掠，夷人从之，各园皆火，三昼不息，非独我无官守诘问，夷帅亦不能知也。”这样的话，烧毁、洗劫圆明园者，最初倒是中国的“奸民”。

　　圆明园的烧毁是如此，敦煌遗书的散佚也是如此。众所周知，敦煌遗书中的精粹，大多已被斯坦因、伯希和以廉价骗购而去，而残余部分，落入国内私人手中者亦复不少。且不论在斯坦因之前，敦煌当地官绅已开始私相授受；即使后来在遗书押解至京的过程中，鼠窃狗偷者也大有人在。罗继祖《庭闻忆略：回忆祖父罗振玉的一生》则有清楚的说明：“……有人从中间插手，插手人是新疆巡抚江阴何秋辇(彦升)。不知学部、大学堂官与何有什么特殊关系，做成圈套，托何担任接受和押解，押解差官又是江西人傅某，大车装运到京师打磨巷时，就被何的儿子何鬯威(震彝)截留，约了他的岳父德化李木斋(盛铎)和刘幼云、江都方地山(尔谦)遴选其中精品……于是他们就尽力盗窃其中的精华，为了凑足八千之数销差，他们竟然把盗窃之余的长卷破坏截割为二、三，甚至五、六段。”

　　按：运到北京的这批敦煌遗书，以后归北京图书馆，所编目录，陈垣定名作《敦煌劫余录》；所谓“劫余”，意指斯坦因、伯希和劫掠的剩余。但实际上，那不仅是洋鬼子的“劫余”，也是国人自己的“劫余”啊！

　　相似的例子还有龙门石窟。余绍宋日记1918年8月29日记游览石窟云：“……崖上凿石龛无数，大小不一，每龛中皆有石佛，大者十余丈，小者寸余。雕刻均甚精妙，悉六朝遗物，其数无虑数十万尊，极塊(瑰)丽奇伟之致……所可惜者，此数十万尊石佛，竟无一完好者，其面部殆皆毁去。闻寺僧云：三四年前，外人来游者酷爱此佛，不能全部划取，恒凿其一头一足以去。于是土痞遂盗凿相售，闻一佛头稍完整者，可得数十金，价值如此，故不一年间，遂使此数十万石佛尽罹惨劫。而千余年之雕刻悉数毁去，地方官吏竟毫无闻知，亦不讲所以保存之法，真可痛哭流涕者矣。”可知龙门佛像的损毁，虽由于外国人强取豪夺在先，但更多是中国人为虎作伥的结果。

　　以往，我常慨叹，外国人太不了解中国人了，看看他们的小说里、电影里、歌剧里刻画的那些人，哪里有一丝像是中国人呢？可等我读完日本人门间贵志写的《亚洲电影中的日本·中国编》(社会评论社1995年4月第一版)，我变得很沮丧。我猛然发觉，他们固然不了解我们，我们又何尝了解他们呢？甚至，我们又何尝试着去了解过他们呢？

　　日本人著书，资料功夫是下足了的，250多页的书讲了将近400部中国电影。有的影片年久罕僻，作者或许没看过，也就一笔带过，不过我猜他为写这本书，一定看了远超过400部中国电影。为什么这样说呢？举个例子，书中讲吴宇森导演的《纵横四海》，说三位香港来的“雅贼”准备进巴黎画廊盗画，张国荣见一个日本人胸前有入场证，趁他凝神观赏安迪·沃霍尔的作品之际，故意撞了他一下，转眼就把入场证弄到了手里。张国荣还面带微笑，用日语讲了一句：“对不起，请原谅。”老实说，《纵横四海》我只在电视上看过两回，现在完全不记得片子中有这么一段，我想，也没有什么书报文字会对这段微不足道的情节加以描述吧。即是说，门间贵志一定是自己看了影片，发现有这么一段，才记下来的。想想看，他得看过多少部从片名或故事梗概中找不出一丝与日本关联的电影，才能挖掘出像《纵横四海》这样的一点材料？

　　当然，此书的最大毛病就在于材料过剩，分析不足，作者往往只把影片的相关情节一介绍，就赶着奔向下一部了。另外，畸轻畸重也是缺陷。也许由于在日本更容易观看到港片，书中超过40％的篇幅是讲香港电影的，关于内地影片的次之，台湾电影的部分不到20％。不过，作者的分类方式倒令我注意到不少以前忽略了的东西，比如香港篇，将与日本有关的电影分成了倭寇、忍者、日式黑社会、日本赤军、侵华战争、七三一部队和慰安妇等不同类别。并不是说这些题材不应该反映——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深刻反思，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可香港主流商业影片的处理方式，在拙劣的丑化之外，几乎找不到哪怕些微的诚意。最令我难以忍受的，是蓝乃才导演的《俾鬼捉》、刘镇伟导演的《猛鬼差馆》等鬼片中那些身着戎装的日本侵略军兵士化作厉鬼的模样。把罪人幻想成鬼魅，非但不能让人们对罪行的本质有所省察，反倒把罪恶虚无化、游戏化了。像这种形象，居然固化成香港鬼片的一个类型、一个cliché，实在可悲极了。这种幻想，就像是被人抢了一次包，接下来的每个夜晚，都在噩梦中恣意夸大抢劫者凶神恶煞的效果，却从来不花心思去回忆一下歹徒的真实样貌，似乎心里清楚报警也是白费。

　　我看过一些以侵华战争为背景的日本电影，他们的习惯好像是将头别过去；在那些电影中，中国人要么是虚像，要么就干脆不露脸，好像他们打的是一场只跟自己有关的战争，好像一切悲欢怨忿都是日本人的事，与旁人无涉。鸵鸟主义的病灶自然也很深，不过，当我回顾咱们这边，总是不能肯定，像《小兵张嘎》里葛存壮扮演的龟田小队长，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像一个日本人；假若我们的敌人真是这样的，那么战胜他又能令我们兴奋多久呢？

　　在与日本有关的华语电影中，两部最能体现出“了解之同情”的影片——《客途秋恨》、《戏梦人生》——竟然出自同一编剧——吴念真——之手，是值得我们深思的。的确，吴念真受父亲的影响，对日本有着特殊感情，而《客途秋恨》的导演许鞍华，她母亲就是日本人。然而，在看这两部影片时，打动观众的，倒毋宁说是一种超越了国族之分的广大情愫，在这情感的充沛光辉中，历史不曾淡化，反而变得分明；是非并未模糊，反而分外清楚。在天地间，毕竟有此洒然，这就是我当初刚看完《戏梦人生》时的感想。

　　如今我们很多关于法国革命的负面看法，都是从柏克和阿克顿勋爵们那里来的。克鲁泡特金来自俄国，对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倒是基本一视同仁。他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在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短短的一百年间(从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英法两场革命是两块奠基石：两国人各斩国王一名，各经历了一次恐怖高潮和高潮后的反动(“光荣革命”和波旁王朝1815年的复辟是等价的吗？英国人肯定不这么认为)，历史就像乌龟爬井，进两步退一步，卷着人民的血肉艰难前行。同时，两国在革命后都进入工业飞速增长阶段，促使劳工队伍成熟壮大，所以社会主义运动在经济和阶级方面的准备工作，都得归功于英国人和法国人。

　　但两国进入19世纪后半叶，走向又是如此不同。光荣革命定下了英吉利的调子，在那里，克鲁泡特金不得不苦苦等待，竭力捕捉社会主义春天的气息。1881年后他又来到英国，足足呆了一载，感叹道“对于一个抱有进步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人，这里是没有自由空气可以呼吸的”：彭斯、钱皮翁、威廉·莫里斯都不知道在干吗，费边主义也还八字没一撇。英国人起个大早赶个晚集，法国就不一样了，几十年来却大开大合，着手进行一次次隆重的政治试验。当时已经有著名作家指出，经历了巴黎公社的血腥之后，法国业已迎来了“无产阶级的第三次觉醒”。

　　选择路径不同自然生出交流障碍。埃德蒙·柏克曾颇为傲慢地问法国人：“你们想要匡正你们政府的弊端，但何必创新呢？你们何不因循你们古老的传统？你们何不恢复你们古老的特权？”实在恢复不了，可以求助于英国，“……在英国，你们将会找到欧洲共同的古老法律。”亲英的托克维尔对这话不屑一顾：“柏克对近在眼前的事竟全然不察，革命恰恰是要废除欧洲的旧法律；他没有看到问题的要害正在于此。”——你的座上宾是我的眼中钉，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与谋也。克鲁泡特金的认识与他相似，他在《法国大革命史》中甚至这样说，只有“怯懦保守的人”，才会一味以“国民仍然处在独裁统治下”为由来质疑和否定大革命。

　　但是此书不同于《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地方在于，克鲁泡特金研究历史有明确的目的，那就是为自己的政治行动开路。在他看来，且不说大革命后的法兰西民族群情激昂，供拿破仑随后打了15年战争(这论据恐更难服英国人心，第一帝国的出现，在他们看来可能正是革命失败的突出体现)，更重要的是，那场革命生出了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就足够令后世对那个民族感恩戴德。所以，他的历史记录贴上了鲜明的个人标记：第一，不把资产阶级提到一个什么高度——他有言在先，自己写的是人民的大革命——反而把对法国革命本身的一种主要指责归咎于这个当时的进步阶级：是他们反对分权，主张集权于一个中央执行机关之手，尤以吉伦特党人为甚，他们试图解散各个公社的举动，乃是打着联邦制的幌子行鼓动集权之实；第二，雅各宾派恐怖统治并不是法国革命的原罪，而恰恰是背离革命正途的表现，罗伯斯庇尔不是革命的反面教材，克氏指责他是一个既得利益者，口中吐出的都是“一个政府中人站在政府立场所说的话”。

　　克鲁泡特金这个史学家并非一意治学，读他的这部书，不会察觉不到其中的先入之见，作者多少有给反人民分子扣帽子的习惯，同时又坚决把光荣的所有权归于人民，归于无套裤汉，认为是民众的一次次武装胜利推动着革命前进。且看克鲁泡特金从理论的高度归纳的1793年至1794年间出现的社会主义的先兆：首先，法国有了高度累进的所得税和遗产税，土地被征收来以重新分配，富裕阶层被征收高额战争税来促进财产平等；其次，有了一种地方自治的共产主义，一些基本生活必需品由地方政府购入，再按进价销售给当地人民；第三，引入了一种给一切消费品合理定价的全国体系，重视产品和适度交易费用的真正价格。进而，他把邦纳罗蒂、巴贝夫以及其后的傅立叶、圣西门、罗伯特·欧文乃至鼓吹无国籍社会主义的古德温都列入伟大先驱的行列。他还说，法国国民会议只是功亏一篑，若非雅各宾派专政的物极必反，这个社会主义体系几乎就能完成了。它因新生而无畏，因没有先例而可能彻底，它比80年后的巴黎公社更坚决，更强悍，后者的致命错误就在于对有产者的态度摇摆不定，“还没有确定理想就掀起了革命”。

　　这本不大受史学界重视的《法国大革命史》，理所当然地得到列宁推崇。毕竟，克鲁泡特金首先是社会活动家，当初到欧洲闯荡，没想到一走就是20多年，根本无暇回到水深火热的祖国。他发现，欧洲的无政府主义方兴未艾，与其在国内与秘密警察无休止周旋，倒不如把“建立一个新的公正的社会组织”的思想传播到更多国家。他此著的成熟构思，是在这一活动的过程中逐渐完成的：他试图藉此为自己的事业补上“正本清源”的功课。

　　但是这项工作注定不可能遵循历史学家的进路了，因为着手之人早已芳心暗许；更重要的是，克鲁泡特金徜徉于大英博物馆的时候，还忍受着现实与理想之间巨大落差的煎熬：眼前的社会主义运动，远不像傅立叶的“法朗吉”和欧文的新和谐公社那样带着田园诗般的纯真了，冈城大会上，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放出话来，全欧社会主义力量都应总揽于其一党之手，这恰是克鲁泡特金这一票真诚的无政府主义者要以死抗拒的行为，于是，他们反而成了“社会主义事业”最大的绊脚石之一。面对险恶的集权倾向，执着的俄国人依然嘶声宣说着一百年前大革命布下的种种恩泽，但他莫非没有意识到，“人民的”大革命的遗产，对疗救正走向集体化、党派化的社会主义运动而言，只是杯水车薪而已？因为他从大革命中梳理出的几个线头，并不足以校正社会主义运动的现实操作，更不能为一个即至的未来削弱独裁化的隐患；他莫非没有意识到，他以大量宣传式话语所正之“本”，所清之“源”，更有可能被一些政治势力用作自身合法性的现成注脚吗？

　　克鲁泡特金只有在伦敦才能安安心心研究法国革命，言及此，英国人又可以得意了：你既是在我日不落帝国的庇佑下搞你的事业，则你的成果也应是在英国革命的卵翼之下产生的。但克氏会执拗地回答，眼下能通往社会主义的，只有从法国开始的这条路更清晰，更有直接的指示意义。说到底，我是仁人志士，不是正式意义上的史家——我怕什么？

　　《旧制度与大革命》，(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9月版，12.80元。

　　《法国革命论》，(英)柏克著，何兆武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4月版，17.00元。

　　金天羽是德辉的“忘年交”，称赞叶氏学宗汉宋，奄有扬雄、贾逵、辕固、杨伦(俱汉儒)及王应麟、刘敞、杨慎、焦竑(俱宋、明学者)之美，推崇备至(《叶奂彬先生六十寿言》)；德辉为金氏《天放楼诗集》作序，则谓其诗“格调近高(适)、岑(参)，骨气兼李(白)、杜(甫)，卑者不失为遗山(元好问)、道园(虞集)”，揄扬以极。此固不免“米汤大全”之讥，然二人惺惺相知，可见一斑。但是，金撰《叶奂彬先生传》，却说当时共产党的“党魁郭某”(疑指郭亮)，在稠人广众中令德辉下跪服罪，其实“无意杀之”，而德辉“奋然曰”：“头可断，膝不可得而屈”；遂“慷慨就死”。金氏不在现场，乃道听途说，加以想像，可笑复可叹也。

　　实则德辉受刑之经过，业经其子叶尚农披露于《辽东诗坛》杂志第二十四号。据云：四月八日黄昏，德辉被捕，押送长沙县署。四月十一日，由县署转送特别法庭，于下午三点“提讯一次”；四时，即押往浏阳门外识字岭枪决，“身受两枪，一中头部，一中心部”(转引自王雨霖《〈辽东诗坛〉所载叶德辉死事》)。此案审理与执行或嫌仓促，但绝无金氏臆想的“慷慨”，则无疑义。

　　死状如此，死因如何？周作人于1950年撰《叶德辉案》，谓袁世凯称帝时，德辉在民间征发少女，拟送入宫中，旋即帝制取消，无所用其“女官”。孰料德辉先将这些少女“用过了”，方令遣送回家。十年后，某女参加革命，做了“干部”，乃将叶氏“劣迹”报告党部，由组织出面行了公道。朱健撰《叶德辉之死》(1997年)，则谓德辉写对联讽刺当时的湖南农民协会为“六畜满堂”、“一班杂种”，触彼之怒，“自己找死”。二说流传甚广，然毫无根据，俱不可信。

　　吾友任继甫关心乡邦掌故，遍检群书，终于发见了真相。是年四月十四日，汉口《民国日报》刊载特别法庭审判书，谓德辉一贯“仇视革新派”，是戊戌政变时“惨杀革命人物”的幕后黑手；洪宪帝制期间，则赞成帝制，“促成袁世称帝”；此后勾结北洋军阀，阻挠“北伐”；同时，又是“省城著名反动派领袖”及“著名土豪劣绅”。依照《湖南省审判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凡“反抗革命或阻挠革命”及“反抗本党或阻挠本党及本党所领导之民众运动者”，俱“处死刑”(载《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于是，德辉被认定“情节重大，罪无可绾”，立即“绑赴刑场，执行死刑”。

　　孙未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版，22.80元。

　　“人膜拜的神高高在上，人们或焚香，或祷告，如果因此找到了自己的神，即便是四肢纤弱的蚂蚁，也能够为世人衔起一块补天的石。”

　　寻找的过程，也是失去的过程：为了一顿午餐的邀请，她曾经跋涉1643公里去赴约，但过了相约的那天之后，他竟然像“夏天的雨滴”，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种消失也许只是一种比喻，故事从一开始就必定走向虚无，相爱的人偶然相遇，分开的时候也许不需要说再见，科学无法解释世间的所有事物，爱的得失与多少谁也无法操控。寻找的终极目的地在哪里？也许就在人们的内心。作者认为，那些被世人称作神的东西，善良、希望、乐观、坚忍与勇敢，“就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美)托尼·杰瑞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版，22.00元。

　　“口才决定人生”这句话即使没有90％的道理，起码也有65％的道理，掌握口才技巧的人，距离成功更近，在生活中也更占便宜，身处社会，避免不了人与人的交流与勾通。《口才决定人生》的作者介绍了完善表述技能的八大要素：准备你的听众；调查你的“表述军械库”；在计划“如何做”前，向听众解释“为什么”；达到适当的情感状态；消除“未知”，转其为“已知”；了解你的听众；调整表述方式，保持听众关注度。

　　虽然人生并不是一定要为各种虚幻而诱人的“成功”终日忙碌，但善于表达可以帮助自己过上自己想要过的生活，适时提高一下自己的表达能力，也可以考虑。天赋无法改变，但技能可以培训。

　　淳子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1月版，29.90元。

　　以地图进入人文与历史的书写及研究，是近年来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在这里》一书通过对上海与张爱玲之关系的勾勒，既找出了一个城市的特殊历史文化符号，也再现了张爱玲在上海留下的足迹。上海是现代中国最为丰富的城市，它的文化表情体现了现代中国最痛苦最分裂的内在变迁。“张爱玲在这个景观里面是一棵树，清贞冷艳。”

　　有关地图的文化书写，一不小心就可能落入刻板的陷阱，好在淳子不是科班出身，其文不受清规戒律之束缚，读来有散文的清淡平直，读者因而可以免受升华严肃之苦，《在这里》一书由“张学”专家陈子善先生作序，陈子善认为，此书“应视为一部别开生面的张爱玲前传”。

　　(美)李昌钰等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20.00元。

　　一个优秀的侦探，他心目中的信念应该是“让证据说话”，侦探的过程，也就是证据不断反串或正串的过程。李昌钰认为，胜者与败者的区别在于：胜者看到的是问题的答案，败者看到的是答案的问题。

　　《美国世纪大审判》一书，由华裔侦探李昌钰等人主笔，为读者“解密悬案第一线鉴识知识，披露破案手法”，行文细致，值得一读。书中涉及美国历史上五大要案，人们可能非常熟悉它们的名称，但未必熟悉其侦探与审判的过程：世纪审判辛普森、迷你选美皇后陨落雪夜、警察杀人案、百慕大美少女命案、克林顿白宫顾问自杀疑案。“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其实说得也有道理，再怎么高明的作案者，都会留下漏洞。

　　许纪霖、宋宏编，新星出版社2006年11月版，52.00元。

在该书研讨会上，有评论家钦佩于他的创新，也有人认为这种创新是失败的。黄国荣表示，成熟的作家应该尝试各种题材。

纯文学作家写青春小说

《恋爱不等式》是部青春网恋小说。故事围绕菲菲和DD两个女孩子展开。两个人在外地打工，合租一套房。上网、写信、打电话、想事、做事，互不干扰，在爱情、婚姻上相互帮助。菲菲爱思考，生活经历比较丰富，是位阳光女孩；DD浪漫、阴柔、安静，阅历简单，不喜张扬。两个人通过网络聊天结识了不少男朋友，以及这些男友的其他女友。两位年轻女子以网络为媒，开始了追梦的过程。

该书作者黄国荣此前从事纯文学创作，已出版文学作品300余万字，长篇小说《兵谣》、《乡谣》、《街谣》在文学界受到广泛关注。他本人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任过编辑、副社长等职。

评论家：褒贬不一

在该书研讨会上，文学评论家贺绍俊首先对黄国荣表示佩服，“读了他的小说觉得很惭愧，他比我大几岁，但心理比我年轻得多。起码我不会网聊，那个东西让我感到很恐惧。”同时，他认为黄国荣以纯文学作家的身份写这个作品是一种冒险，“这种转换当然是难得的，但你必须考虑到自己能否真正进入到年青一代的内心，如果很难进入那么只能说是仿真。”

但评论家孟繁华认为，这是本失败的小说。“年轻人怎么生活，他们什么样的心态，他们如何谈恋爱，其实与我们隔着一道墙。”他认为，书中虽然使用了一些时尚符号，但作者并没真正走进时尚的精神世界，这是最大的失败。他认为这样的创新是失败的创新。

作者：不是为赶时髦

对于评论家的看法，黄国荣表示，自己写这篇小说不是要赶时髦，不是为了显示自己还能写青春小说。“我觉得作家不能局限于一种模式创作，不能说你写了纯文学作品，就不能写通俗的，不能写青春小说。我觉得成熟的作家应该尝试各种题材。”

他说，这部作品他下了很大的工夫。“我上网跟年轻人聊天，了解他们的语言特点，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但他认为，完全地了解年轻人是不可能的。“毕竟年龄差距太大，有代沟。”

王朔期待每天赚1万

是什么让名人扎堆投身电子杂志呢？蛰伏许久的王朔直言不讳地说出了自己的商业目的。“商业模式以付费点击为主，未来也许还有广告；如果一天能有10万人每人花一毛钱看我一次，一天能挣一万。”

去年，徐静蕾的博客点击率让她名利双收，吃到甜头的她还成功游说王朔将他的小说放到自己的“鲜花村”（徐静蕾公司官网）付费阅读。徐静蕾说：“现在盗版这么厉害，想赚钱，都跑盗版商腰包里了，想传播，网络更有优势。我其实压力比他（王朔）大，人家那么大一作家，我不能给人家弄砸了。包括韩寒、阿城老师，他们都有兴趣，搞得我压力特大。”

徐静蕾鲁豫想当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