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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被曝抄袭网友江湖夜雨的文章后，才女安意如又被曝抄袭多部名家著作。1月22日，网友提供了令人震惊的新抄袭名单。而安意如昨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求你就别再管这事儿了。”

网友：

安意如抄袭将破纪录

1月22日，网友ｖａｓａｒｏ在天涯社区“八卦江湖”版块发表帖子《80后美女作家安意如：将抄袭推向世界纪录》。在文中附录的“安意如抄袭不完全小结”中，列举的抄袭之处多达12处，并且每处都有详细的原文与安意如的文章对照，ｖａｓａｒｏ还特地注明“本帖是整合了许多网友的揭发帖子而成，抄袭统计还在不停更新中”。

ｖａｓａｒｏ此次揭发的矛头主要对准安意如最新出的《思无邪》一书，他讽刺这本书“凝结”了中国当代很多“名家”的心血结晶，只不过，这些人的观点感悟都变成了“安意如原创”。

根据他揭发的抄袭详细名单，ｖａｓａｒｏ称“安意如的书抄袭的名家之多，范围之广，内容之巨，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讽刺说，安意如新锐“女作家”的实质不过是“女抄家”。

安意如：

“求你别再管这事了”

就此让人震惊的结果，记者昨日联系到安意如本人。初接到电话的她声音本来很温柔，但是一听又是抄袭的事情，语气马上就变了，情绪有些失控。

“我求你了，你就别再管这事儿了，我现在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新书上了，我希望大家都来关注我的新书，而不是过去的事情，你放过我一马吧，这仅仅是态度问题。”安意如显然不愿直接对此事进行回应，她最后告诉记者：“如果你真的想知道什么，就去问贝塔斯曼的人！”

追因：

不承认抄袭引发众怒

安意如之所以说请记者问贝塔斯曼的人，是因为她的下一步新书将由这家图书公司策划推出。因为是下班时间，记者未能在第一时间了解到贝塔斯曼对此事的直接态度。但就在几天前，贝塔斯曼刚刚给本报发来《致媒体信》，信中安意如“对自己的不恰当行为表示公开的道歉”。

但公开信中没有直接承认自己是抄袭。她表示，虽然这次她个人的不恰当行为引来很多评议，但她希望大家能够“认可我的创作理念”。据了解，正因为安意如的这种模糊态度，引发了网友此次更大的“揭抄”行为。而ｖａｓａｒｏ在此次的帖子中明确提到：“安意如坚决不承认抄袭的态度激怒了天涯众多反抄袭的网友。”

【链接】新曝出抄袭情节

（部分）

《思无邪——离得开了你，让我坚强》抄袭扬之水《诗经别裁》

《思无邪——一夜征人尽望乡》抄袭《伯夷列传的翻译》 （13句抄了12句）

《思无邪—— 辛苦，还是心苦》抄袭《百家姓起源（姓氏起源——百里）》——百里奚的人生经历，几百字从头抄到尾，连标点符号都一模一样

《思无邪—— 一夜征人尽望乡》抄袭余冠英《诗经选译》几百字的翻译，只改动了几个字。

 

 

由部分诗人、作家及学者投票产生的“2006年中国诗歌排行榜”日前公布，成都女诗人翟永明凭《五十年代的语言》名列“好诗”榜第一，男诗人孙文波因《与沁园春无关》名列十大“庸诗”之首。诗人李伟的《章子怡漂不漂亮》庸诗榜榜上有名。消息一出，诗界再次愕然，而去年因废话诗闻名的赵丽华却没有上“庸诗”榜。孙文波认为这是在恶搞诗歌，翟永明认为评不评对诗歌不重要。

发布者 我们说的是真话

榜单发起人之一作家黄梵昨日向记者表示，这个诗歌排行榜出自11位学者、作家之手，评委分别来自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广西大学等高校。 　　

榜单的排名都是按照评委投票和评议结果定的顺序，至于成都两个作家分别登上“好诗”和“庸诗”榜首，黄梵表示这绝对是偶然，“你们不说，我都没有留意这样的巧合”。

黄梵还向记者大倒苦水：“我们这个榜和以前的诗歌评选不一样，主要就是评选了‘庸诗’，而且还点了刊登‘庸诗’的刊物，这不但得罪人，还得罪给我们刊发稿子的杂志。但我认为这很必要，现在的文学评价，大家都说好话，似乎一切都是好作品，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做这个榜，我们就像扭转文坛这种不正常的风气。”

对于孙文波的诗坏在那里，黄梵说，其实也有评委不认为《与沁园春无关》是“庸诗”，但从投票和评议结果来看，大多数评委认为这是“庸诗”，因为这首诗歌弱化了诗歌的节奏，过分散文化了，这种写作容易导致诗歌与散文的边界模糊。而翟永明的《五十年代的语言》，黄梵认为，“这首诗既保持了现场感，又能把现场生活提升到心灵的高度”。

“最庸” 孙文波很生气

孙文波前日得到这个消息就显得很愤怒，他认为自己诗虽然写得不好，但也算不上庸诗，并且他认为评委是借名人来炒作，他进一步质疑：“谁有这个资格评这个榜呢？他们是在恶搞诗歌。”记者昨日再次致电孙文波，他仍怒气未消：“我不想谈这个问题了，这个绝对不会影响我诗歌写作，要是别人说一两句我就不写了，那我早就封笔了。”

而翟永明昨日才得知自己的诗被评为好诗，她认为孙文波没必要生气，因为有人认为不好的诗，可能另一部分人反而觉得好。翟永明认为，诗歌的好坏，写诗的人其实是最清楚的，“我觉得好诗就是能够把汉语的语言美感、韵律感表达充分，同时又完整传达自己的思想。我写完诗后其实就知道写得好不好了，因为写得好的能把我的想法用诗歌的语言充分表达出来了，而语言也是我想达到的干净。反过来说，我很想表达的东西但是我没有用一个很好的诗歌语言表达出来，或者不尽人意，我就觉得自己没写好。”对于诗歌排的这个榜，翟永明认为，她的态度是无所谓，“排一个榜呢，也就让更多人了解一下某些人的诗歌标准，不排也不会怎么样，就算把我的诗排成坏诗，我也一样要去写”。

旁观者 诗歌没有评价标准

《星星》诗刊主编、省作协副主席梁平对诗歌榜的看法是，“诗歌只有底线，没有一个准确的评价标准，这个评选也属于民间性质，它体现的也只是少部分人的看法。”

梁平并不排斥这样的榜单，因为只要评委能对自己的评选结果说出理由，榜单又能吸引大家的关注，这对诗歌来说就是好事情，至于评得准不准，诗人倒不用太在意。“惟一客观的方式就是通过时间和历史的磨洗，留下来的诗歌就是好的诗歌。”

章子怡漂不漂亮

□李伟

章子怡漂亮不漂亮

有人说她漂亮 有人说她不漂亮

我们单位办公室的刘婷就说她不漂亮

可是

李安说她漂亮

成龙说她漂亮

斯皮尔伯格说她漂亮

霍英东的孙子说她漂亮

甚至冯小刚也说她漂亮

于是我弄明白了

章子怡比李安漂亮

比成龙漂亮

比斯皮尔伯格漂亮

比霍英东的孙子漂亮

甚至比冯小刚漂亮

但是

没有我们单位办公室的刘婷漂亮

《与沁园春无关》

□孙文波

醒来，窗外雪密密地下，

院子里已铺上厚厚一层。 　

“银装素裹”。我想到这个词;

同时想到烧暖气的煤已快用完，

还在下雪，当煤用完我不是要挨冻?

真是漫长冬天。让我的情绪

一下变坏，重新躺到床上–

起床后，我决定写诗记述心情

(四季变更中人有多少不适?

夏天太热冬天太冷，一年中一半时间

受到折磨。虽然现在我们能改变

室内温度，但却无法改变自然)

可是我没有写完。我想到没必要

在抱怨中谈论自然–来到这个世界，

应该接受自然给予的一切，

应该带着欣赏的心情观赏雪的降临，

应该说“山舞银蛇、原驰蜡象”

–窗外几只喜鹊在雪地里蹦跳，

我家的狗正面对着喜鹊狂吠。

 

诗坛这下热闹了？

女诗人赵丽华的“梨花体”引起的争论还未偃旗息鼓，“2006年度十大庸诗榜”又来了。

同“十大庸诗”一起评出的，还有“十大好诗”，组成了“2006年度中国诗歌排行榜”。排榜者称，这是“中国第一份诗歌排行榜”。

对于普通的读者而言，“2006年度中国诗歌排行榜”的绝大部分诗歌都没有听说过，但这并不妨碍这份诗歌排行榜近日热热闹闹地占据各大网站的显著位置。

诗歌，还真是好久没有这么热闹了。

排榜者

有一点点天真 这是诗吗？

“章子怡漂亮不漂亮\有人说她漂亮\有人说她不漂亮\我们办公室的刘萍\就说她不漂亮\但张艺谋说她漂亮\李安说她漂亮……”这首诗最后结尾直白是这样的：“我的意见是\章子怡比张艺谋漂亮……但没有\我们办公室的刘萍漂亮”

当之无愧，这是诗，排位“十大庸诗”第二。

“这事是有点傻，但我们崇尚人要有一点点天真。”

说起“2006年度庸诗榜”，记者一个电话打给此次评选活动发起人之一的诗人、小说家黄梵时，他正被如潮的质疑搞得焦头烂额：骂他无聊者有之，说他炒作者有之，怪他不公平者更多。在他眼里，这“中国第一份诗歌榜”的动机其实很单纯，只是“把藏在桌下的话摆上了台面”，因为“如今的文学评论界好话日益廉价，动不动就是‘里程碑’、‘史诗式’……给大众造成了错误引导。总要有人稍微勇敢些，站出来说真话，改变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局面。”

对诗歌现状不满的，还有评委之一的邓程。他对记者说，“现在是诗歌最糟的时候”。这位北京大学的博士、文艺批评家，甚至都未参与排行榜的评选，就在榜单出来后挂了名。“朋友打电话告诉我，说南京一些学者、诗人推出了一份‘好诗榜’和‘庸诗榜’。我听了具体是些什么诗后，就同意将名字列入评委会。”

“庸诗”或“好诗”，标准是什么？作为评委的广西大学副教授、文艺批评家李心释回答：“见仁见智，我承认肯定有个人喜好成分，但只要是真诚的。”实际上，候选诗歌是10位评委从全国二十多份诗刊及文学核心期刊中挑出来的。评委皆为诗人和评论家，7个人都在南京生活。

至于赵丽华的“梨花诗”未入选榜单，黄梵表示：“纯粹是因为初选结果中并无她的作品。”

这事得罪人，黄梵早知道。“作者、编者都不可避免。就像《诗林》，这次‘庸诗榜’中占半数，而我刚刚还在那发表了几首诗。”黄梵还透露，北方也有诗人在弄排行榜，说不定他的诗会被列入差诗榜。

“但不管压力多大，我们仍要将排行榜继续下去，并且力求更全面更客观。”

上榜者

就怕不闻不问

“你对自己的作品入选‘2006年十大庸诗’怎么看？”近日，记者打电话给一位进榜的诗人。

“庸诗？”电话那头传来长久的沉默。原来，这位诗人还不知道这么一份榜单的存在。当记者正在担心是否太过冒昧，他却从容大度道：“尽管批评的是我，但我认为这是好现象。已经足够边缘化了的诗坛就怕不闻不问，就怕没声音。至少，诗歌开始进入公众的视野。”

“2006年度庸诗榜”中最末一首的作者陈永昌也很坦诚。他告诉记者，那首发表在《扬子江》诗刊去年第6期的《读朱元璋一笔“寿”》，是去一个风景区游玩应邀写的命题诗。“意象过于明朗，较直白。”

但这位写诗五十载的诗人显然对“庸诗榜”的评价标准不以为然。“有些话，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也许，我们这些老同志长期受文艺理论的指导，存在过于重主题、重思想的痼疾，但这总比那更多不知所云的诗强。”他举个例子，有位《新华日报》的编辑做过一个小试验，从不同题材的十首诗里各抽出一句，拼成一首“新诗”，随后问一位新锐“诗人”这诗如何，答复是：“好诗，好诗！”再问好在哪，答复竟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一堆互不相干的语句随意组合，居然就成为‘好诗’，多么荒唐。”陈永昌说，“至少《读朱元璋一笔“寿”》还有些思考。我认为，正常的文艺批评是需要的，关键是现在的诗坛，不应再是这样故弄玄虚，这样无主题、无标准的混乱局面。”

圈内人

凭什么说人家庸俗

“每年中国要写几万首诗，你凭什么说孙兴波的那首诗就是写得最差的？”

上海市一位诗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他看来，庸俗并不是一个审美标准，庸俗到底是好还是坏，也不是简单能说清的。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金理则认为，“2006年度中国诗歌排行榜”只能说代表了一部分人的审美标准。从上榜的庸诗看，“评选人认同比较前卫的东西。”

诗歌的好坏到底有没有标准？

说有标准的，认为“诗歌中总有一些纯粹的、恒定的东西，不论这个时代多么喧嚣，好的诗中总是有那些宁静的内核让人沉淀，思想要经得起锤炼，文字要经过提纯。”

说没标准的，认为“诗歌高度抽象化、纯粹化、精致化，本质上诗歌是抒发个人感情的，所以每个人也都可以有自己的评价标准。”

文学评论家、上海政法学院社科系教授李有亮则说，诗的好坏只能交由时间判定，当代人评当代的诗不恰当。

在上海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主任季振邦看来，这是一个没有权威的时代，也是文化日益多元化的时代，很多旧的东西被颠覆了，评价诗歌的好坏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对于这份新出炉的好诗庸诗榜单，他不作太多评价。但慎言好或者庸，不在于诗就可以乱写，“诗应该是有底线的，至少要让人看懂，还要有点意境，不管高低，得让读者受到感染。”

沉思者

诗的未来在哪里

“这个榜单媒体再关注，也无法改变当代诗歌没落的命运。”

说这话的人叫刘原，职业编剧，2005年备受好评的音乐舞台剧《周璇》就出自他手。他还有一个被遗忘很久的身份：“诗人”。他是复旦诗社第六任社长，1987年毕业，进入《人民文学》担任诗歌编辑。在他看来，相比那个黄金年代，今天诗歌圈子的内耗、诗人的自我封闭、现代人的多元选择……无不令诗歌渐渐没落。

离开《人民文学》后，刘原开过饭店、贩过服装、做过销售，他当年的同道也大多改行了：许德民，复旦诗社第一任社长，现在是画廊老板；江南春，华东师范大学夏雨诗社的社长，现在是分众传媒CEO；丁当，陕西财经学院77级学生，校园诗人，现在是合众保险公司总裁……刘原偶尔还写诗，但是已经不想发表，“就当是一种爱好吧，自己藏着，最多和诗社社友交流一下。”

“至少在上海，诗歌的遭遇没到‘生死存亡’的境地。”季振邦对诗歌的现状没有那么悲观。证据呢？一是诗歌民刊、团体的兴盛，二是诗歌朗诵会的热闹，“一年举办6场诗歌朗诵会，场场爆满。”季振邦认为，那个人人都写诗的年代也有不正常的地方，“如果说文学是一座宝塔，诗歌就是宝塔的塔尖，真正能写出好诗的天才，很少。”

“诗歌与大众的审美趣味天生有距离。”中年的李有亮并不热衷于让“诗歌复兴”。26岁的金理也认为，如果用上世纪80年代的眼光来看现在，可能比较失
望，但为什么不允许诗歌发生变化呢？为什么一定要拿着20多年前的放大镜来搜索、考量今天的诗歌现实呢？在今天，保护诗歌的纯粹性才是至关重要的，而不是让诗歌通过媒体进入公众视野，变成泡沫般的“事件”。

读者

诗歌离我们已遥远

记者在上海书城采访了10多位读者，没有一人知道“2006年度诗歌排行榜”的存在。

倒是有好几人不约而同地联想到了以“梨花体”名噪一时的诗人赵丽华，“我看两个差不多，炒作的成分居多吧。”在书城门口，正买单的程小姐对记者说道。

对于普通的读者，诗歌，尤其是现代诗歌是比较遥远的。

在上海书城偌大的二楼文学读物区，诗歌被单独地放在了一个大书架上，书架分四格，“中国古代诗歌”占三格，“中国当代诗歌”占一格。昨天下午，记者在那儿站了一个多小时，没有一个人哪怕抽下一本诗集看看。

是什么原因让大家都不读诗了？

“不实惠啊，现在的新诗选，一本薄薄不到200页，作者恨不能每页中间只写一行字，就卖20多块，那还不如看小说呢。”程小姐是个经济决定论者。

“看不懂。”一名正翻着五代十国史的敬业初中男生很直白。“诗？太深奥了吧。尤其是现在的新诗，‘天涯’（著名网络论坛）上就有不少。我看过，基本上就那么几个人写，写得没什么好，评论更是装深刻。嘿嘿，我不看。”

“当代诗太浅白了。”刘师傅是采访中唯一一个爱诗的，但也不爱当代诗：“唐诗宋词，那个漂亮！年轻的时候，也读艾青、余光中、卞之琳、徐志摩写的现代诗，多美的享受。现在的诗可看不下去咯，我上次看到一首诗，好像说的是‘坚决不能容忍在卫生间不冲厕所的人’，就一句话，分了几行，就算诗了。你们媒体把这叫做‘梨花体’吧？不知道现在的人怎么了，搞不懂！”

找回诗意世界

刚出台的“十大庸诗榜”，加上去年的“梨花体”、“诗人裸诵”事件……沉寂了多年的诗歌正在回归公众的视野。但，上世纪80年代的“诗歌热”中，诗人被置于社会职业声望列表的顶端，与科学家、文学家同享荣耀，“不懂诗都不招女孩爱”。今天的热闹却消解了诗歌的神圣性，诗人招致的更多是冷嘲热讽：“本身就有点神经质，再玩下去就要变成神经病了”（80后作家韩寒语）。

但即使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今天的诗歌，大多数人也不得不承认，他们仍然存有诗歌的情怀——去年新浪网做过一个“今天我们离诗歌有多远”的调查，半数以上受调查者承认自己“曾写过诗”。某份以“新锐”、“精英”闻名的时尚周刊，甚至伤感地出了一期封面文章：《中国，我的诗歌丢了》，仿造的是朦胧诗代表人物梁小斌26年前的诗题《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诗歌不兴，有关诗歌的炒作事件却层出不穷，一位诗人把这些归结为“集体的混乱和迷茫”。但大部分人提起诗又爱又恨而不是淡漠的神色，令人相信，混乱与迷茫背后，是这个日渐娱乐化的时代体内，一颗依然澎湃的、追索优美灵魂与诗意世界的心，尽管，它带有些杂音。

 

作品以“青春”“奇幻”为主要内容，有不俗的市场销售业绩，有固定的颇为庞大的读者群。近年来，其影响力逐渐扩大，正在演化为一个文化现象

韩寒

张悦然

青年女作家步非烟宣称要“革掉金庸武侠的命”；１８岁的桂石被冠以“作家”头衔后说，“‘８０后’的我们并不是离经叛道者”；作家王朔接受杂志采访，对“８０后作家”提出严厉批评……

日前，有关“８０后作家”的话题再次泛起。

出生于上世纪８０年代的青年作家，吸引力一度主要集中在他们的固定读者群——中学生中间，但近年来，他们的影响力逐渐扩大，不管是被批评，还是被追捧，都在引起更多的关注。他们的写作，也已超出了单纯的文学事件，而形成了一个文化现象。

商业嗅觉敏锐 传播机制革新 “８０后”作品依托中学生群体

“８０后作家”生活在网络信息时代，他们作品的传播机制与“７０后作家”不同。“７０后作家”的发表主要还是通过文学期刊，得到一定认可后，再出版成书，进入市场。而“８０后作家”作品很少通过文学期刊与读者见面，他们要么通过网络发表作品，要么直接出书面对市场。他们与市场的关系更加直接，互动良好。

相对于“７０后”以及此前的作家，“８０后作家”拥有较为固定的读者群——中学生。中学生是目前文化市场独特的消费群体，他们人数众多，“８０后作家”的作品自然而然拥有了较高的市场占有率。从一开始就直接面对读者、面对市场，使“８０后作家”对商业有着天然的敏锐嗅觉。

“８０后作家”普遍重视读者和市场对他们作品的反应。他们中的不少人认为，读者的回应和市场的成绩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持续下去的动力和保障。但在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转而为市场写作的同时，另一部分人也在努力强调自己在文学上的坚持。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认为，“８０后作家”是伴随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而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人，受消费文化影响很深，对当代社会有着特殊的感情与思考。而这种年轻人写作，年轻人消费的现实，形成了商业社会独特的文化现象。

实际上，这样一种写作、传播、消费的现象，在日本、韩国也大量地存在，有人称之为消费时代的文化镜像。

青春奇幻为主 没有历史负担 “８０后”更重表达情感体验

享有不俗的市场影响力，使“８０后作家”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但他们在文学上的成绩，则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不少批评家认为，消费时代的市场影响力，不等同于文学成就。“８０后作家”的创作并未走出“成长”和“青春”的文学书写谱系。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的创作，是建立在一定的阅读和社会经历基础上的，而在这两点上的欠缺，恰恰会对这些年轻作家的创作形成制约。

但不可否认，“８０后作家”也确实为中国文学带来了一些新因素。

“８０后作家”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叙说青春期焦虑；另一类就是奇幻小说。张颐武认为，“奇幻小说中所表现的自由和想象是非常可贵的。奇幻文学的存在和发展，恰恰是既往的中国文学中最欠缺的，因此这也可以看作是‘８０后’写作为中国文学带来的一股新风。”在他看来，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和文化都是滞重的，而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的思想开始变得轻灵，这为奇幻文学提供了空间。

“８０后作家”张悦然认为，“对于前辈作家来讲，现实是沉重的山”，而“８０后”眼前没有山了，于是他们更喜欢“往远处看，往玄处看。”同时她认为，奇幻小说的创作还有一个原因，“也许我们的物质生活比较充裕，现实对我们的刺激不那么激烈，远方让我们更敏感，更向往。”

读者相对单一 满足自我循环　“８０后”需在磨砺中成长

不少批评家都指出，以往的作家都能拥有较为广泛的读者群，而“８０后作家”的读者却只集中在中学生中，这反映出一些创作上的问题。张颐武认为，年轻人写作，年轻人消费，是一种不健全的自我消化和自我循环，这样的创作很难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而这一群体自身，如被视为代表的韩寒、李傻傻、张悦然等，或表示对“８０后”这一概念的不认同，或希望超越这一概念，在文学创作的路上走得更远。

李傻傻说，“８０后作家”现在是一个被市场化和商业化的文学概念，它所隐含的文学意义之外的商业性是值得警惕的。张悦然表示，文学作品应该是作者内心体验的外化，而“８０后作家”这一笼统的称谓是不足以涵盖作家之间的个体差异的。

张悦然在采访中说，一部作品真正吸引读者的是其内在的精神魅力，只有作品在读者的内心唤起了精神和情感上的共鸣，才能得到读者和市场的肯定。她强调，一味迎合市场的写作并不是聪明的选择，因为，读者和市场的趣味不是一成不变的，而这种变化也是无法预期的。

批评家们指出，“８０后作家”应该从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从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经典的文学作品中汲取丰厚的养料，同时不断丰富自己的人生阅历，敏感地捕捉点滴的珍贵体验，在生活和创作中不断磨砺自己。另一方面，文学批评也应该对“８０后作家”的写作给予更多的关注，批评者、批评对象和批评标准要有充分的沟通，从而形成健康的交流互动机制，推动文学创作的进一步发展。

 

代表美国童书界最高荣誉的纽伯瑞奖（Newbery Medals）1月22日在西雅图揭晓，女作家苏珊。帕特隆（Susan Patron）以《好运更高力》（The Higher Power of Lucky）一书折桂。此书讲一个10岁女孩寻找“更高力量”的冒险生活。

同时颁发的还有为最佳童书插画作者所设的卡德寇特奖（Caldecott Medals），50岁的大卫。魏斯纳（David Wiesner）因《漂萍》（Flotsam）第三次捧得此奖。此书通篇无字，纯以图画讲述一个水下照相机在海边的所见所闻。

值得注意的是，旧金山的华裔作家兼画家吉恩。杨伦（Gene Luen Yang）以所著《美国华人》（American Born Chinese）一书，赢得了同时颁出的普林茨奖（Michael L.Printz Award）。这是该奖创办以来首次表彰一本绘本小说。

《美国华人》有三条故事线：一个想掩盖自己卑微出身的猴王；一个缺乏自信的亚裔中学生王金拼命想讨得白人同学的欢心；还有一个金发碧眼的中学生丹尼，则遇到了自己讨厌的华裔表亲琴琦。

 

刘晓波：《单刃毒剑》

第二部分：极端反美的民族主义–大陆媒体如何抹黑美国

四 华尔街黑幕为中国遮丑

美国经济乃世界第一，其市场以自由、公平、透明、充满活力而著称于世，华尔街作为公认的世界金融中心也举世瞩目。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如此举足轻重的国家、市场和金融中心，居然接二连三地爆出大公司财务巨额作假丑闻，不仅令全美国目瞪口呆，也牵动着整个世界的神经，无疑给所有国家敲响了警钟。特别是象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市场经济刚刚起步且畸形化严重，金融系统漏洞百出且黑幕重重，更应该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减少行政权力对金融体系的控制，加快政企分离和法治化的改革，制定公正透明的市场规则，加大市场监管和整顿秩序的力度。

自然地，美国的安然、环球电讯、世界通信等大公司的财务作假丑闻所导致的金融市场的信誉危机，在中国媒体上也成为热点之一。极具中国特色的是，虽然也有人以此来反思中国经济制度的弊端，但有关评论的主流倾向则是一致对外，更有甚者就是一种无赖式的下流态度。国人几乎是本能地抓住这一丑闻并将其上纲上线，一面借此全力抹黑美国及发源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面把华尔街丑闻当作自我弊端的遮羞布，其说辞还充满爱国激情，真可谓理由充足且底气充沛。但，只要耐心浏览一下国人的说辞，透过表面的义正词严而深入到内里，那些先入为主的偏见、幸灾乐祸的下流、故步自封的傲慢、顽暝不化的蒙昧、自欺欺人的掩盖，便一目了然。

综合起来，大致有四种相互关联的反应。

一、延续9.11之后的幸灾乐祸。仿佛老天有眼，继9.11灾难之后又赐予国人一次得以幸灾乐祸的良机，理由之充足远远超过恐怖袭击，因为这是美国人自己造成的金融危机，所以我们的幸灾乐祸就可以理直气壮：呵呵！美国佬再不能把灾难全部推给恐怖主义了吧！原来美国佬也如此不讲诚信，号称世界金融中心的华尔街竟也如此流氓，美国经济也如此脆弱。世贸双子星座的瞬间坍塌还是外力的攻击，而财务作假大丑闻则是华尔街的内在腐烂。外在的恐怖攻击防不胜防，内在信誉腐烂更难以根除，真可谓内外交困。美国人所谓9.11后的经济复苏象其国家安全一样，不过也是泡沫。安全泡沫和经济泡沫一起破碎，证明了美国第一的强大只是外强中干，超强帝国在骨子里的衰落已经不可避免。还有人写出了颇得辩证法精髓的警句：“谁唱衰中国谁就必定先于中国而衰败！”

二、西方人总是指责中国商场无信誉无法治，这回让他们看看自己的欺诈丑闻！所谓成熟健全的资本主义不过尔尔，其商业信誉也大都是自我吹嘘，其法治经济也是漏洞百出，华尔街黑幕肯定不止这几家大公司，只不过还没有爆光而已。因为资本主义的第一原则是以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的赢利，资本家为了赢利最大化就会不择手段，在赢利和诚信之间的抉择中，全世界的资本家、政客都一样，皆是见利忘义之徒，所谓天下乌鸦一般黑是也。丑闻爆光后，小布什出来唱高调：没有良知就没有资本主义，没有信誉就没有市场经济，纯属政客的马后炮或扯淡，道德高调掩盖的实质恰恰经济以及政治利益优先。此次丑闻，又一次验证了马克思对肮脏的资本主义的道义批判：每个毛孔都浸满了血腥和罪恶。

三、我们可以理直气壮的反问：既然是天下乌鸦一般黑，中国的一系列市场弊端就不值得大惊小怪，美国人再也没有资格指责中国的腐败横行、商业无信誉、统计数字作假、金融黑幕（银行坏账、股市欺诈和贪污受贿）深不可测、隐形债务黑洞大得惊人……至多是“乌鸦落在猪身上”，半斤八两，彼此彼此。美国佬连自己的商业诚信问题都没有解决，所以首先应该放下动不动就对其他国家说三道四的霸主姿态，老老实实地检讨和解决自己的问题。所谓正人先正己，才是美国佬本份。

四、基于以上理由，中国下一步的经济改革决不能盲从所谓的西方国家的成熟经验（特别是美国经验），而是必须郑重呼吁入世后的中国及其执政者，应该极为慎重地对待所谓国际大公司的“先进经验”，重新考虑在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如何对待发达国家的“先进制度和管理经验”，重新确定中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的位置。事实证明，西方式的市场化之于后发国家，并非振兴经济的灵丹妙药，惨痛的教训举不胜举：前有俄罗斯采取的西方式“休克疗法”的失败，后有南美和亚洲的金融危机，最近又接连出现阿根廷金融危机和美国大公司作假丑闻……这一系列教训，更应该坚定我们搞“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信念，甚至应该重新考虑是不是非走市场化的改革之路。

在我看来，正在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和走向市场化的中国，从美国大公司财务作假丑闻中汲取教训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但是，这决不意味着用个别公司的作假来全盘否定成熟的市场经济，进而为阻碍或延缓中国走向健全市场经济的步伐而寻找借口。更不能在根本上怀疑商业信誉乃市场经济的主要品质之一，从而为不讲信誉的商业欺诈大开后门——特别在诚信近于全面崩溃的当下中国

平心而论，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信誉经济且对商业信誉的严格要求已经法治化，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制度安排，对商业欺诈等违规行为既有事前防范也有事后严惩，信誉的丧失就意味着生意的受损甚至破产。同时，西方人从来没有否定过市场经济的不完善，正如从来没有否定过民主制度的缺陷一样。在西方，对市场弊端的揭露和批判，伴随着从资本主义诞生到现在的全过程，通过不断的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来弥补市场失灵。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之所以日益成为世界文明的主流，绝非因为其完美无缺，乃是因迄今的历史经验告诉人类：在试验过的各类制度的对比中——无论是从效益的角度还是从价值的角度——自由市场和宪政民主的结合是所有制度中最不坏的制度，可以把制度之恶减到最小，也能把人性弱点的发作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尽最大的可能为人的善良和创造力的发挥提供制度性激励。它在防止弊端、监督机制、发现后及时纠正、弥补制度失灵和自我调节完善等方面，的确是人类到现在所能创制的最善待人性且最有效制度。

事实上，市场制度正是在不断地纠正弊端和自我完善中走到了二十一世纪。正如《纽约时报》在评论这次丑闻时所说：“问题是：这些短视近利的资本家能否摧毁资本主义？答案是：资本主义制度似有一套内建的自我导正系统，而这套系统在违规过度时会自行启动——投资人信心受损，市场也跟着受损，连带影响企业成长及获利所需的资金募集。最终，是资本家那股想唤回投资人信心的欲望让资本主义屹立不摇。”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此次美国大公司财务作假丑闻，又一次为人类积累了严肃教训，正好说明建立完善的监管制度和改造人性劣根的艰巨性长期性，资本主义将利用这一反面资源，进行更有效的制度改革和制度创新。

反观国人对华尔街丑闻的反应，尽管荒谬且下流，但也同样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中共媒体的颠倒黑白、歪曲造谣、隐瞒真相等无赖行为，乃为中共政权的制度性毒瘤，不仅应用于国内的意识形态灌输，更应用于抹黑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制度，应用于借资本主义阴暗面来凸现自己的所谓“制度优势”。平时的无中生有和指鹿为马已经是中共媒体的一贯做法，也是被不断洗脑的国人的习惯性思维方式，何况美国最近爆出的作假丑闻乃不可否认的事实！这种下流反应最典型的例证，在官方有中共针对美国的《国别人权报告》发布的“人权白皮书”，在民间有对4.1撞机事件的愤怒和对9.11事件的幸灾乐祸。

更为典型的表演，无疑是朱鎔基那种自以为高明的反问逻辑。全世界的媒体都不会忘记，中共两会压轴戏是总理记者会，除了朱鎔基就任的那界记者会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外，接下来的三届记者会实在是一届不如一届。记忆尤深的不再是当年的豪言壮语，而是蛮横的反问。当外国记者提到中国的腐败、金融坏账、中国银行腐败案等问题时，一向被誉为实话实说的朱鎔基，此刻的看家本领不是谦逊和自省，而是霸道地反问提问的老外：你们德国不是照样也有腐败吗？你们美国不是也有安然丑闻吗？言外之意就是：既然腐败全世界都有，既然你们西方也有总理黑金也有安然丑闻，我们的腐败丑闻也是不可避免的，何必大惊小怪！大家都是黑乌鸦，你们甚至比我们还要黑，所以你们没有资格向我提这样的问题，更没有资格对中国说三道四。 类似的反问，也频频出现在江泽民、李鹏及中共新闻发言人的答记者问中。特别是涉及到敏感的人权问题时，李鹏等人都理直气壮地反问：你们美国的种族歧视难道不是践踏人权？！洛杉矶暴乱难道不是比我们更糟的人权灾难？！

朱鎔基式的反问，为国人的蛮横逻辑提供了来自执政者的示范，使之泛滥于一切对西方批评的应对中。此次国人对美国华尔街丑闻的民间反应与朱鎔基对外国记者的反问之间，其内在逻辑完全一致。这样的质问实际上是无赖式的自我狡辩，表征着目前国人对美国的仇视乃为官民共识，经济高增长和综合国力提高使国人产生的盲目自傲，以及文化遗传和制度癌症等因素的合力，是怎样毒化着国人的基本人性，鲁迅笔下的“阿Q精神”这种国人劣根性，非但没有任何改变，反而越发普遍化——上至总书记总理下至百姓。从道德上讲，这也是小人对付君子的一贯策略。

同时，国人既然已经认定俄罗斯经济改革的失败、亚洲和南美的金融危机，其罪魁祸首皆是西方式资本主义，那么国人当然就要摆出一副真理在握的傲慢，只谈中国式改革的成功和俄罗斯改革的失败，只谈中国如何成功地避免了席卷东亚和南美的金融危机，而根本不提70年独裁遗产对俄罗斯经济改革所起到的巨大负面作用，也无法客观评价“休克疗法”在俄罗斯以及东欧诸国的功与过；国人无视亚洲及南美的金融危机，恰恰来自这些国家本身的劣根性对健全市场规则的践踏，来自难以根除的权贵腐败以及家族裙带关系。而在中国，这些导致危机的制度缺陷及文化弊端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东亚诸国和苏东等转型国家。

对中国而言，即便抛开中国特色的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所造成的普遍腐败和诚信匮乏，仅仅是由于起步晚、经验不足和产权模糊，中国的市场经济和金融改革也是极为肤浅的稚嫩的，甚至还没有走上正确的轨道，其制度建设的严重滞后和人文环境的急遽恶化，与有着几百年经验的发达国家根本不具有真正的可比性，二者的商业诚信之水平更不可同日而语。尽管国人被剥夺了知情权和监督权，无法了解经济及金融黑幕，也不可能真正行使民间监督的权力，但是每个中国人仅凭有限的日常经验就能确定：作假遍布全中国的所有领域，每一项工程招标都有内幕交易，政府羽翼下的上市公司几乎没有不做假帐的，中国的银行更是金融腐败重灾区，就连被视为净土的高校和学术机构也未能幸免，被权力和知识的私下交易所腐蚀……只不过由于中共政权的压制和权钱勾结所形成的关系网，使足以引起经济危机的丑闻无法爆光而已。

全面对照中美之间的市场制度之优劣和商业诚信之高低，实在非我力所能及，留待感兴趣的专业人士全面开掘。但是，仅从对待经济丑闻的不同态度上，中美两国制度的根本差异和优劣高下便昭然若揭：在美国，财务作假丑闻发生后，从政府到国会，从媒体到学界，从法律界到商界，从平民到社会名流再到总统……几乎是全国性的批评声浪和对制度改革的呼吁，司法已经介入丑闻的调查，，布什总统发表公开讲话，强调商业的良知和诚信并提出改革措施，立法机构也已经通过了相关法案。美国三大电视网以及《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等主流媒体皆指出：资本家的不守诚信和审计及监管制度的失职，直接导致经济复苏乏力和恶性循环，而长远的负面影响——如果得不到及时矫正——则是致命的，使美国金融市场信誉扫地，投资者对美国金融制度进而对整个美国式资本主义失去信心。

反观中国，银行和上市公司的作假比比皆是，却很难得到充分的揭露和爆光，集资欺诈的李鹏之子李小鹏在众怒之下仍然逍遥国外，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的自杀至今一片混沌，赖昌兴走私案涉及到的高官仍然安然无恙，揭露希望工程腐败案的《南方周末》被迫开天窗。最近，由行长王雪冰参与的中国银行的巨大腐败丑闻，还是由于在美国率先爆光之后，国内才不得不就此做简单的通报和表态，但是媒体只能按新华社通稿和有关部门的口径发布消息，至今也没有见到有效整改措施的出台，实际上就是为了敷衍民众。国家主席和政府总理，何时就中国银行的腐败丑闻向全国民众公开呼吁过良知和诚信，并拿出有效的改革措施！有关司法部门何时定期向社会公布案件调查进程！《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何时公开揭露过客观报道过严厉谴责过这一涉及到几十亿的金融丑闻。

再如，海尔是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楷模，甚至被媒体制造成“海尔神话”。近年来，社会上对“海尔神话”、特别是对其年营业额连续以50％的速度增长的表示置疑，但是大都语焉不详。最近，终于有《南风窗》杂志发表长篇报道，用详尽的资料置疑“海尔神话”：置疑海尔公布的2001年全球营业额从2000年的300多亿增长到602亿，置疑代码为600690的青岛海尔股票的利润增长始终保持20％至30％的高速度。以海尔在中国企业中的地位和声誉，如果这种置疑属实，那无疑就是中国的“安然事件”。虽然此报道引起了民间的强烈关注，但是主流媒体和政府有关部门却一致沉默，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深层弊端在权贵们的层层封锁之下，无法得到及时的揭露，也就谈不上及时的遏制和改革，而只能造成弊端的持续积累，越积累越难以有效地消化，也就等于无限期地把防止经济灾难的责任推卸给未来。而这种推卸责任之所以能够通行无阻，主要在于执政党的自私和短视，其次在于没有独立的舆论空间，其三在于国人的普遍麻木，无法形成足以令政权动真格的民间压力。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共政权是幸运的，因为中国百姓忍辱负重的能力和对权力的驯顺实在举世罕见，所以才使作恶无数的独裁制度得以长寿，甚至就是世界上最长寿的独裁制度。然而，即便中国人的忍耐力远远超出其他民族，可以一再延缓危机的爆发，社会承受弊端的能力也不可能是无限的。总有一天，国人的当下承受力达到极限，在忍无可忍之中的爆发必将引发中国经济的大地震。中国社会数千年的恶性治乱循环，早已无数次地提供了这样的教训。

换言之，只要承认人不是神，人性也并不完美无缺，那么就必须承认人肯定会犯错误，人所创造的制度也会有漏洞也会失灵。关键在于：是正视弱点及其错误并致力于改善，还是采取鸵鸟政策来掩盖弱点、迁就错误和逃避责任。人类的自我完善是一个无限的渐进过程，而不是一劳永逸的重铸新人式的乌托邦计划。所以，将伴随着人类发展始终的自我完善，是致力于将人性劣根和制度弊端减少到最小程度。

因而，不能得意于别人的丑陋可以凸现自己的俊美，也不能用别人的丑陋来为自己的丑陋开脱，并以此作为故步自封的理由，进而否认发达国家的制度及管理经验是先进的值得我们学习的，更不能借此为自己的一系列更为严重的制度弊端和人性堕落寻找免责的借口。

只有被堕落的制度所操控和被堕落的人性所腐蚀的社会，才会乐此不疲地玩弄这样下流的游戏：把别人的丑闻作为自己的遮羞布。特别是把天使的局部污点当作魔鬼的一团漆黑，进而昧于自身的魔鬼，就尤其下流。

一句话：借他人之丑遮掩自己之丑的人，尤其丑陋。

2002年7月13日于北京家中

 

看到昝爱宗写的呼吁文章， 知道热心为洞头渔民维权的林炳长先生被当地公安给抓起来快一个月了，当地检察院也正式批准逮捕他。 看来当地的共产党机构终于整齐好材料， 排除了政治顾忌， 对老林这个老共产党员下手了。 一个热心维护渔民生存权益的并且拥有一定人脉资源的老共产党员最后还是无法避免这种命运， 这是对中共所谓”和谐社会”的嘲讽， 却也是今日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

我是通过昝爱宗的介绍得以认识林炳长的。 那一天， 我们几个朋友正陪北京来的一个朋友在西湖苏堤上散步， 聊些闲天。 昝爱宗接到电话， 说有个朋友要来找他， 当时我就建议让那朋友来到苏堤， 一起见见面。

来的就是林炳长先生，老林60多岁， 但是看上去要年轻一些， 尤其开始讲述他的维权经历的时候， 那种兴奋劲头，那种热情让我们根本让我们无法跟一个60多岁的老先生联系起来。 老林就跟我们讲渔民生活所依赖的滩涂如何遭受地方政府算计， 地方政府如何规避现有政策， 违规占用滩涂， 同时给予补偿又如何不合理等等。 老林边说边拿出一大摞资料， 都是政府文件， 法律文本， 他们的抗议信， 律师意见， 以及一些新闻报导——昝爱宗也曾经多次为他们在原来供职的海洋报报道。 老林又讲到这些年来如何凝聚渔民， 如何跟地方政府斗志斗勇， 甚至为此他都有家不能回， 只能在杭州和宁波等地”打游击”， 以躲避当地公安势力。

这次聊天中， 老林有几句精彩的话语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他说， 说到底我是40年的老共产党员， 我不反对共产党， 但是我要反对共产党内的反动派。 当年， 国民党也是不错的，但是国民党内有反动派， 所以没有把国家治理好。 而现在共产党内的反动派比当年国民党内的反动派还不如， 如果任由这些反动派搞下去，那么共产党怎么能维持统治？ 这么下去， 我这个老共产党员将来的退休金都成问题， 因此我是一定要和这些反动派做斗争的。 那么谁是反动派呢？ 那些不为人民利益说话， 那些剥夺人们权利的就是反动派！

他说到激动处， 顺手指着路边的杨柳树， 他说现在的某些政权， 太脆弱了， 甚至一片柳树叶子掉下来， 也可能被压死！

老林随口说出的这句话后来我也经常在和别人交往时使用， 当一个政权， 没有了道德合法性，又不受自己制定出来的法律约束，而又压制人们通过这些法律维护权益的努力， 那么体现出来的就是一个陈旧的却没有一点灵活性的僵硬体制， 这种体制的脆弱性，倒真是再怎么说都不过分。 其实说实话， 放在中国畸形制度造成的权利等级化的大背景下， 放在畸形政绩观和特殊利益胶结的现实政治生态中， 洞头地方政府的所作所为并不新鲜， 只是再次突出展示一个地方政府行为如何异化， 地方权力机构如何黑社会化的鲜活标本而已。

当然这个标本还有些奇特之处。 表现在老林拥有的那些政治资源竟然无法帮助他完成一个小小的正当诉求。 老林精通相关法律， 能大段背诵法律条文， 本人曾经是当地县委常委， 属于老干部，对官场规则有一定的熟悉，可以用正规官方语言对抗官方语言， 而他的同学也是主管浙江公共安全的高级官员， 他背后又有几百渔民维护生存权益的决心， 但是所有这些资源整合起来，就是无法跟当地权力机构的具体政策行为相对抗。 这似乎也印证了我自己在另外一篇文章<<分解共产党>>里提到的， 不能简单的认定共产党是一个利益集团， 事实上， 这个所谓的利益集团同样因为利益诉求而逐渐各自为政， 逐步分解。 在这个过程中， 大多数普通的党员并没有从这个制度中捞到多少好处， 很多党员也成了弱势群体的一员， 一个极权体制，越来越缺乏包容性， 越来越极化（Polarization）发展， 它的利益辐射范围越来越萎缩， 到最后变成一小撮的时候， 一片柳树叶子就可能割出一个伤口来。

后来我还陆续见过几次老林， 听到的消息， 有时候是坏消息， 比如当地政府如何离间他们的团队， 并且追查他以前业务经营上的问题， 有时候听到的消息让人乐观， 比如通过法律来维护权利的通道似乎正在展开， 地方政府也显示了一些妥协的意愿等等。

在我看来， 公民的财产权利本身是神圣的，但是权利的恢复过程， 也就是维权本身是需要时间， 需要妥协的， 也因此， 对于这种通过适度互动来推动个案良性发展的通道， 我觉得是值得肯定的。 为了避免不当介入而使这个过程”政治化”， 引发非意图后果， 我也一直没有写任何文字来表示我对老林他们的支持。

现在老林被抓起来了，这真是让人既愤怒的事情。把老林这样一个有正义感的老人，这样一个倡导理性维护权益的老共产党员抓起来，　在情感和道德上是不能接受的，在此，我希望提醒当地主导这个过程的相关官员，不要因为眼前的利益驱动，就可以利欲熏心，　更不要因为拥有一点权力，就傲慢到不知今夕是何年了。在公民意识觉醒的今天，　在大转型的前夜，秉持基本人性，　积点为官之德是不可缺乏的必修课。

老林被抓，也意味着我期望当中的互动通道被正式关闭了。反过来想想，这其实也最＂合理＂不过，因为共产党内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跟反动派对立的开明派，可以呼应民间的诉求。一些有正义感的，开明共产党员的存在并不改变这个体制的运作逻辑。老林的那些所谓的政治资源并没有能力保护他，提供渔民们渴望的正义。权利和正义是抗争得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老林走向监狱只是意味着这个通道的继续，在这个过程中，老林并不会孤单，正象柳树叶子从来不会孤单一样。

－－博闻社

 

2006年8月，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写了这样一篇文章——《中国真要经受这么多的危机吗？》茅老的文章对很多专家忧虑的“粮食危机，能源危机，水危机，土地危机”，都等闲视之，认为“统统都不存在”。但他却承认：“更现实的危机是金融危机。现在看来已经很难避免，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现在最需要研究的是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用什么方法减轻损失，尽快恢复正常秩序。”

 

1月9日，《中国贸易报》山西记者站聘用人员兰成长在大同市浑源县一无证煤矿采访时，被一群暴徒打成重伤，于次日不治身亡。而随着事件真相被陆续披露，新闻媒体的“创收”体制公开见光，媒体业的公信力再度遭受重创。

也因媒体“创收”体制难见阳光，大同市政府使出充满中国式“政治智慧”的一招。兰成长殒命之日，地方当局发布了《大同市打击假刊假报假记者专项行动通告》，称“凡不持有新闻出版总署核发的《新闻记者证》，从事采访活动的人员均为假记者。假记者的新闻采访系非法活动，被采访物件有权拒绝”――这一招可谓“高明”，除了将公众目光转移到新闻媒体自身的疮疤上之外，还让《中国贸易报》就此闭嘴，并降低了其他媒体介入的热情。如此一来，当地煤矿的无证经营、安全生产隐患、发放证照与煤矿管理当中的贪污腐败问题等，全都消失在公众话题之外。

追根溯源，所谓“假记者”与“创收”制度，实际上源于中国当局对新闻业的制度性羞辱。中国的媒体是“党的喉舌”，是财政差额拨款单位，在编人员属于人事局管辖的“国家干部”。由于编制内人员往往不够用，尤其是各报驻各地记者站还有所谓“创收”任务，各报社派出的记者人数极有限，因此必须根据业务需要招聘人手（包括报社本部）。否则任何记者站依赖站长一人之力，根本无法完成“创收”任务――如果是自由媒体，且享有充分的新闻自由，在市场上胜出者生，被淘汰者出局，又何需政府用财政半死不活地供养大量过剩的媒体？

据统计，受中国官方注册认可的记者有17万5千人，但真正从事记者工作的人数远远大于这一数字。而这一点恰好是有关制度造成的。

记者职业资格准入制度自2003年开始实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规定，将既有的数十万新闻采编人员进行培训考试后发证。至2005年3月颁行《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时，新办法改变了原来只给编内人员发记者证的做法，规定经新闻机构正式聘用的非在编新闻采编人员从事新闻采编工作且连续聘用时间已达一年以上者，也可申领记者证。根据这两个规定，目前中国存在数量庞大但没有领到记者证的合法记者。所以，认定记者身份，并不应以记者是否持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核发的记者证为依据，而应以记者本人是否在媒体中从事新闻采访工作为依据。

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对有偿新闻和创收在规则上是禁止的，但实际态度却是睁只眼闭只眼，远不如对政治打压来得认真，因此众多媒体的“创收”活动从未停止。许多报社的记者站接受了“创收”任务后，还得将“创收”任务分摊至聘用人头上。这种“创收”制使得新闻业形成了一条食物链：报社―记者站―聘用记者（即山西省政府称之为“假记者”的群体）。

以山西为例，煤炭业是个销势很旺的“卖方市场”，矿主们根本不用广告宣传。而诸多媒体为了完成“创收”任务，只好盯上当地生产经营中存在问题且害怕曝光的企业老板。于是，无证、证照不全或出了安全事故的煤矿成了不良记者盯上的“采访”（敲诈）对象。

其实，在媒体业这条食物链上，最脆弱的环节还是记者。这种以抓对方把柄作为交换达成的“创收”行为，矿主必然不胜其扰，自然会联合其利益共同体――地方政府予以反制。山西省政府的“新闻打假行动”就是一例。而且每当事态恶化之后，媒体因自身违规担心受到管理部门的处罚，总是丢弃这些招聘来的记者，比如对外声明“某某并非本报正式员工，其采访报社并不知情，纯属个人行为”等等，将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这次《中国贸易报》就是这样做的。而兰成长事件之所以会引起如此多的非议，一是因为兰成长是《中国贸易报》山西记者站招聘人员，二是兰曾有在某家报社当过“安全文化调查员”（假记者）的经历。

追根溯源，报社“创收”体制与“假记者”的出现，是中国政府对媒体业的制度性羞辱的产物。部分记者的不良行为不应该成为企业与政府拒绝媒体监督的理由。中国记者近年在采访中已频频遭受暴力袭击，如果中国新闻界姑息了这次“兰成长事件”，各地政府与不良企业都可以效法山西，以打击“假记者”之名，威胁采访者的人身安全――换言之，新闻界装聋作哑，不仅不能免除中国媒体业受到的制度性羞辱，反而会让那些不想受到社会监督的机构与人气焰更加嚣张。

一、 展示“朝贡天国”的脸面

北京去年的外交活动车水马龙，排场风光，做足了一付“新兴大国”的国际秀。

2006年，中国举办了三个大型国际峰会并安排了中美经济战略对话会议以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华。

三个大型国际峰会是：2006年6月在上海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有9位外国国家元首与会；10月份在广西南宁举行的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纪念峰会，东盟10国的国家元首联袂访华；11月在北京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48位非洲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赴会。第一次中美经济战略对话会议在去年12月举行，美国的7名部长同访北京，这意味着布什政府内阁的三分之一成员一起访华，这是中美关系上前所未有的。而日本首相访华，则显示近年来一直陷于僵局的中日关系终于有了一丝解冻的征兆。

既然各国如此捧场，中南海自然飘飘然，于是顺着杆子向上爬，其喉舌中新社洋洋得意地说：“中国的大国地位突出表现在其举办大型国际会议的号召力上”了。

种种迹象，使人们意识到，在荷包鼓胀财大气粗之后，北京的外交业已抛弃了邓小平充满机心算计的“韬光养晦，绝不当头”的低姿态，开始招摇过市，亮胳膊露拳脚，要争当国际舞台的主角了。

二、 亮屏孔雀的后臀

然而，正当广宴宾客的中南海主人志得意满时，大煞风景的是，一声闷响，不买账的小兄弟痞子金正日年底一通核爆炸，核尘埃飘洒北京，中南海个个灰头土脸，左右不是人。该核爆等于是宣布：（中国作为东道主的）六方会谈失败，朝鲜半岛无核化已成泡影。它清晰证明，无核化与金正日政权水火不容。北京外交界企图二者兼得的美梦已彻底破产。

另外一项捅了“和谐外交”大窟窿的是，不久前，没有任何预兆，中国突然发射导弹击毁自己的一颗过时卫星，以显示自己的太空作战能力，其实更是显示对美太空挑战的姿态。正如泰晤士报所说，“中国不仅打破了一个没有形式的，然而强有力的禁令，它也背离了‘太空非军事化’的通行政策。这次的力量游戏让人想起冷战，它把国际通行的自由约束政策推到了一边去。这是发出一个没有细微感觉的信号：中国要追赶美国在太空的军事能力。”而曼海姆晨报则认为中国唤醒了里根(Ronald Reagan)的旧梦，“中国现在在为星际大战武装起来吗？不管怎么说，这个惊人的击毁卫星行动把美国人给摇醒了。毫不奇怪，北京以此令人吃惊的成就将使里根的星际大战旧梦复活。”它是指中国欲效法勃列日涅夫向里根挑衅的“星球大战”计划。明显是一个预谋的挑衅，中国要以此迫使加速禁止包括美国防导弹系统在内的一切空间武器的协定的签署。

这样，在北京灿烂地张开其孔雀之屏向全球示好之时，却不小心露出了屏后那并不灿烂的臀部。于是，笑容可掬信誓旦旦的“和平崛起”、“和平发展”云云，由于美丽背后的丑陋阴影，在各国人士心上，罩上了一层“中国威胁论”的厚厚疑云。

三、 外交喧哗的背景

不过应当说，北京去年外交与前几年相比，总的来说是较为顺畅的。其所以得意张扬，客观而言，在国内方面，首先是炫人眼目的经济增长：超过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沪深两股市强势走高，中国看来已顺利完成入世过渡期……中国的经济表现在世界上的抢眼表现，使北京增加了外交筹码和信心。

其次，是国际环境相对有利：美国深陷于伊拉克战争而无暇他顾，同时在北韩问题上尚需中国合作；美俄关系进一步冷淡，有利于北京打进橛子；日本经济尚无振衰起弊迹象，对华尚未构成足够压力；欧洲的德法两国虽然开始降低其反美姿态，但在市场上仍对中国多有所求；而世界上的反全球化倾向有上扬之势……。诸事诸情种种，给中国的外交腾出了缝隙，挪出了纵横捭阖的空间，使北京得以乘虚而入。

四、外交技巧与“合法性焦虑”

然而，这一景象只是一种特殊时期的暂时现象，而不是具有牢固根基的能垂之久远的国际态势。一旦上述的暂时性因素逐步化解，譬如，伊拉克战事得以大体解决，恐怖主义力量渐成强弩之末，届时，当国际主流社会腾出手来之后，国际关注焦点就会转移了，更根本的不协调因素就会凸现出来：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的制度形态与国际主流的冲突，中国内政与外交的冲突，在在撕裂着这个国家。因此，从长远看，北京实质上的外交形势是相当严峻的。

问题之源盖出于根深蒂固的北京政权的合法性焦虑。否则，以一个堂堂的“崛起大国”之尊，何以虚弱到对八本文艺性的书籍痛下杀手，对一位心怀爱心的盲人维权人士，对几位手无缚鸡之力的维权律师、异议作家，对“冰点”的几篇议论历史和介绍台湾的文章，如临大敌，封杀抓捕？除了“合法性焦虑”，还有什么理由可以解释上述政府行为？

而这种焦虑，依靠外交技巧是无法解决的。

其实，自从进入近代以来，中国各主政当局并非缺乏现代外交技巧和传统。在同各国打交道的过程中，以均势原则为核心的地缘政治原则实际上早就深刻影响了中国各政权的外交方针。早在19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官僚已懂得外交上的均势原则。当时曾纪泽就建议清政府对藩属安南(越南)采取对西方门户开放的均势政策，他形容此政策为“投一羊以斗众虎”，由于没有一只老虎有能力夺得该羊，因此该羊遂得幸存。这一均势策略的平衡技巧后来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已被运用得十分娴熟，得心应手了，北京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联美抗苏就是其著名范例。

我们看到，中国外交界近年来也出现了一批年轻的新人，他们教育背景完整，不少人还在海外获得学位，精明能干，专业熟悉，对世界了解，可堪造就，在外交技巧方面不输于任何国家的外交官。

然而关键问题是，这样一批经过训练的外交水手是服务于一条什么样的大船上？这条大船正在驶向何方？如果偏离了主流航道，水手技巧再高，也难免船毁人亡。

外交技巧面对政权“合法性”问题时是无济于事的。玩弄均势政策的清政府灰飞烟灭了，极具外交经验的前苏联解体了，中共就能靠外交技巧稳坐钓鱼台？

人们注意到，胡锦涛先生提出了“和谐社会”口号，以化解国内的紧张态势；后来，在2005年联合国讲话中又提出构建“和谐世界”，2006年6月又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提出建立“和谐地区“，以化解国际社会的“中国威胁论”。用心良苦，可予表扬。

人们还注意到，正是鉴于其“合法性焦虑”，胡锦涛曾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新三民主义”，企图解决这一焦虑。但是，他漏掉了最核心的一条：“权为民所授”，也就是漏掉了当今中国最根本的问题：国家定位问题。长期的国家走向问题。中国对国际主流秩序和普世价值是欢迎还是排拒的问题。

中国倘若不利用目前国际环境相对有利时痛下决心，解决国家定位问题，国家制度方向问题，待到将来国际压力骤然增大，就恐怕没有如此从容的时间和空间来解决上述转型问题了。届时，恐怕将如杜牧所哀叹的：

“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观察》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