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清:中国没有明天!(连载之四)

第七章 懦怯大行刚勇无

 
元灭宋、清灭明,都是游牧取代农耕、落后文化打败先进文化,从人
性的角度来说,则是刚勇战胜懦弱!

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懦弱与刚勇并存是正常现象,但是,当懦弱占
据了主导地位时,这个社会,这个民族离分崩离析也就不远了,恰如
南宋末年和明朝末年的光景相似。

现在的中国大陆,正是这种懦弱卑怯的人性沉渣泛起,弥漫全民身
心、笼罩神州大地的时刻。

  女友在宿舍遭轮奸,男友徘徊门外不敢报案

  〔《燕赵都市报》报道〕男友自忖弱小,不是对手,竟任由歹徒
  对女友轮番施暴,在门外徘徊,甚至没有想过报案。受害者独吞
  苦果,竟也忍气吞声。而同宿舍的工友则事不关已,高高挂起。
  如此这般,施暴者得以实施暴行。这起发生在河北三河市某书刊
  装订厂恶性轮奸案中,怯懦者的怯懦和冷漠者的冷漠让人久久不
  能释怀。

  女孩公厕内被拾荒男子强奸40余人围观无人制止

  〔《燕赵都市报》本报衡水电:记者李海菊、孟宪峰;通讯员付
  忠礼〕4月18日下午4时许,位于衡水闹市街头的一公共厕所内,
  一女孩在如厕时被尾随而来的拾荒男子强奸。更令人痛心的是,
  女孩受害时间长达20余分钟,现场围观市民40余人,却没有一人
  出手制止。

  强奸卢母、妻、女祖孙三代

  最近,甘肃省定西市纪委、政法委等部门组成调查组,彻查该市
  岷县堡子乡一起强奸案中执法机构违规违纪的情况。案件的过程
  令人吃惊:村民侯某,仗着酒劲闯入卢某家,对其妻、女进行强
  奸。因当地警方处置不当,未得到及时控制的侯某,在卢某报警
  的当天晚上,再次报复性当众强奸卢母、妻、女祖孙三代。就在
  侯某实施这种令人发指的暴行时,卢某的儿子向200多户村民求
  救,然而村民大多关门谢绝,少数来到现场的村民也仅仅充当了
  看客的角色,致使卢家三代人惨遭强暴的惨剧在众目睽睽之下发
  生。(原载:《博讯》)

类此报道打开互联网,触目皆是,不忍卒读。如果说“可杀不可
辱”,是大陆历来政治运动中含冤被杀的、自杀的或可最后聊以自欺
自慰的“忍”,那么,发展到眼睁睁地看着母亲、妻子、姐妹、女友
被当众调戏、污辱、轮暴而还能“忍”下去,则是任怎么也无法自欺
下去的了。可是,我们的社会就是还能泰然自若地安然无事、安然无
恙。

批评斥责国民冷漠的文章义愤填膺、连篇累牍,没有任何作用。全社
会在堕落,从上到下,从里到外。

见惯不惊,见怪不怪,可以是天象、人祸、恶习、贪墨、无耻、不
义、残酷、惨苦、腐化、淫荡、乱伦……任何事都可以,就是不能对
此类事见惯不惊、见怪不怪。不是母亲、妻子、姐妹、女友的贞操受
到了蹂躏不能容忍,而是作为丈夫、兄弟、男儿对人类的另一半遭到
欺凌时不能挺身而出保护她们不能容忍。这人类的另一半生育男儿、
哺养男儿,也天生地仰仗男儿、在男儿的臂弯里胸脯上受呵护体贴温
柔性爱;男儿则无论从生理、人性、道义以至人类的繁衍延续这一最
根本的问题上天然地负有保护女性的责任。这是天则!无论历史发展
到那一阶段,无论女性如何解放、如何撑起了半边天,只要还有人
类,只要还分男女,这一天则就无可更移。

送郎上战场,古今中外历朝历代都毫无例外地上演着数不清的可歌可
泣的故事。孟姜女万里送寒衣哭倒长城的故事之所以千古流传,潜在
的一大原因是男性社会对此的感动与感激。从古至今,无论古罗马大
帝恺撒、暴君尼禄,无论希腊神话中的诸神,无论中国始皇帝嬴政、
无法无天毛泽东,对女性在占有之余,也有爱护、保护、怜惜的一面
的。天则使然,君王其能外乎!

雄鸡打鸣,找母鸡交配,若遇另一只雄鸡插脚,也会斗上一斗;猴王
集三千后宫于一身,若有另猴挑战,要打得遍体鳞伤不落荒而逃,许
多是至死方休;蜜蜂交尾即死,以身殉性。自然万物万事,本寓至理
至性,皆应敬畏。我的同胞们啊,有些事是死也不能做的,有些事是
死也要做的!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一个民族更是要有精神的。这些
古训不能嘲笑,不能嗤之以鼻。否则,我们这个民族与狗彘无异!

春秋战国时期聂政保护姐姐聂_而自残的故事感天动地。聂政刺杀韩
国首相侠累后用剑挖掉自己的眼睛和面皮,为的是不让人认出来而连
累已经出嫁的姐姐聂_。聂_闻讯后赶到暴尸现场,认了弟弟,自杀
于弟弟身旁。

我们民族不是历来懦弱卑怯的,聂政聂_就是明证。在妇女最没地位
的汉朝,聂_是司马迁几乎唯一写进列传的市井妇女,这也是我们这
个民族曾崇尚刚烈刚勇尊重女性的明证。

现代时髦的中国人对此会嗤之以鼻,会以现代的价值观念衡量和嘲笑
这对姐弟。这就是现代中国大陆懦弱卑怯人性沉渣泛起弥漫全民身
心、笼罩神州大地的根本表征。最无可救药最无可奈何最令人伤悲者
在此!

懦弱、卑怯的根在人性,任何民族都有,只不过我们特别地源远流长
罢了。

1933年,中共红军在井冈山地区与国民党军队张辉瓒部交战获胜,活
捉了师长张辉瓒。红军将张辉瓒砍头、挖眼,在挖掉的眼窝里点上油
灯,谓之“点天灯”,然后把点上天灯的张辉瓒放在竹排上顺流而下
以示众以儆效尤。这种打死老虎的酷毒残忍与刚勇尚武完全风马牛不
相及。我们凶残的懦弱与卑怯早就闻名于世了。毛泽东却将这种恶劣
的卑怯用生花妙笔记录为:“《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万木霜天
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
瓒。

20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
下红旗乱。”至少三代青年受其蛊惑至今。当今的境况只是苍天的一
种报应罢了。

见死不救、围观、起哄,已是大陆的常态,无论大报小报,无论网刊
论坛,这些报道比比皆是。国家主席杨尚昆80年代在广州看到医院见
死不救的现象还能动一下恻隐之心,作个批示,如果他见到现在医院
门外层出不穷无钱交付保证金的穷人患者病疼至死,医生熟视无睹、
无动于衷且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景象;如果他看到各级“信访办”门口
含冤负屈呼唤青天的访民被抓捕毒打至死的景象……又能如何?这种
表层的报应还不够,老天的惩罚更深入腠里膏肓。

前不久大陆报载一名女中学生因遭到老师过分责备,愤而投河自杀。
其家长状告老师。公开审判时法官宣判该被告教师没有刑事罪责。在
旁听席上的几十名教师竟同时起立鼓掌欢呼。他们那人类最原始的悲
悯之心荡然无存,遑论有一丝职业道德、丁点责任心、半毫羞耻了。
他们欢呼什么呢?同伴的胜诉?兔不死狐不悲的欣喜?为人师表的道
德良心呢?自己的学生呢?学生的感情呢?学生的生命呢?学生的家
人呢?还有尚未被逼死的几十几百几千的学生呢?全都到酱缸里去
了,全都让狗吃了!他们那雀跃之心该有多么强势!这个时刻,他们
一点也不懦弱,多么勇敢啊!可怕的是全体教师欢呼,更可怕的是同
时欢呼,最可怕的是起立欢呼,无可救药的是鼓掌欢呼!!得有多深
重多罪孽多一致的无耻之心才能做到如此不约而同,步步紧随
啊!!!这样的教师,这样的校长,这样的学校,这样的法院,这样
的社会,中国还有明天吗?

57年的“整”,57年的“骗”,57年的“吓”,57 年的“杀”,所
导致的57年的“忍”,57年的无耻堕落,已如蛆附骨、如蝇逐臭、如
影随形,挥之不去,不召即来。这才是根本之所在。

自打耳光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习惯。这个令人恶心的习惯正是懦弱卑怯
最普遍最表皮也最深刻的表现。小品演员赵本山经常自打耳光的演技
与他所饰演的小人物的性格丝丝入扣,相声演员冯巩可以在他心仪的
闺秀倪萍面前自打耳光,优秀的电影演员葛优竟然也打起自己的耳光
来了。当我在影片里看到葛优那么自然那么随便那么纯熟地煽了自己
一记耳光后,我彻底地丧气了。葛优虽然是轻轻地打在自己的脸上,
我的脸上却无异挨了一记重重的耳光──我们这个民族确实自打耳光
上了瘾,成了习惯。文学作品反映生活。我们的生活习惯专注于在烦
恼时、困顿时、沮丧时、受辱时自打耳光怨天尤人,而不是反躬自省
奋起反抗争取自己的权益。这些现象在农村家居、在市井民间,随处
随时可见。

许多年前大陆的电视新闻上,有这么个镜头:大名鼎鼎的电影导演陈
凯歌在回答一位年青的小报女记者提问时,竟然用手指戳着她:你去
看看史记刺客列传荆轲部分,才几百字!那种傲慢的居高临下责斥不
屑的神态把那小女孩都吓哆嗦了,比打她一记耳光还厉害。多少年
后,那镜头还时时浮现在眼前。所以,当看到陈凯歌在云南滇池拍外
景糟蹋环境遭到批评置之不理行若无事的报道时,我一点也不奇怪。
陈凯歌虽然是当众煽了别人一记耳光,却比赵本山、冯巩、葛优的自
打耳光更能说明我们这个民族自打耳光的恶习存在。懦弱卑怯的人性
丑陋藏在深处。鲁迅嘲讽国民性的懦弱卑怯:对手是羊时,他就是虎
狼;对手是狮虎时,他成了绵羊。有报道陈凯歌欲跻身高干子弟社交
圈内遭到冷遇与不屑。无论真假,从逻辑上来看是成立的:懦弱卑怯
者需要寻找更强大的倚靠。

除了自打耳光,我们还有一个下跪的习俗和习惯。古代的不必多说,
现当代的也屡见。

周恩来文革期间在人民大会堂跪地指地图向毛泽东作解说一事被炒的
沸沸扬扬,或是对周鄙夷者一种故意的渲染和发泄;人大副委员长成
克杰被枪毙后,所曝光的广西省交通厅党委书记褚之田每到成克杰家
总跪拜磕头,则是当局承认的滑稽的无耻。请看千千万万下跪的实例
中所遴选的四桩之最,以为见证。

最具君臣气象的是南京军区司令上将军许世友跪毛泽东;最无耻的是
山东省济宁市副市长李信跪举报人;最惊天动地的是1989年4月22日
三位青年学子在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下跪上书;最具忠孝古风的
是黄金秋在南京法庭上跪父母。这四跪,很说明问题,说明懦弱与卑
怯的象征之一下跪,在我们这个民族已经成了一种文化,它与制度、
人性结合在一起,影响着全民族。

毛泽东视许世友为周勃、许褚,要他清君侧、作卫士。许世友穿草
鞋、行大礼,正是封建君臣跪文化在新时代的再现。这一跪,至今为
民间津津乐道、广为流传,吾乡贤老作家林斤澜有文记其事,惟妙惟
肖。

李信副市长之跪,除了也展现了人性的自私导致的懦弱卑怯外,更是
中共官员无耻与堕落的写照。

  山东济宁副市长李信向举报人下跪的新闻引起人们广泛关注。李
  信一跪再跪,无非是想保住乌纱,其行为的卑下令人齿冷。不
  过,围绕他下跪前前后后发生的一些事情却让人不解、不懂。试
  发三问。举报人去年1月发现李信涉嫌犯罪并开始举报,2月就遭
  李信绑架。此后一年多,举报人先后向检察院、反贪局、公安
  厅、纪委反映情况,其间又发生了李信几次下跪、写保证书和送
  钱封口的情节。(摘自:《工人在线》)  

三学子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之跪,是下跪文化的精华之举之聚。
三学子下跪伊始,恰大会堂内大小父母官数千人济济一堂共商国是之
时。烈日当头,岩地咯膝,长跪不起,达45分钟,数十万聚集在天安
门广场上的热血学子齐盼齐求老爷接见。三学子跪地,数十万学子援
后,一溜铺开,站满坐满百万见方的广场,一望无际,既热血沸腾又
哀切凄婉,其忠良之心,天地可鉴,日月可表。三学子头顶状纸,长
跪不起,数十万学子呐喊声震,要求接见。岂是三学子之跪,直是数
十万学子之跪!老爷们铁石心肠,视而不见,安之若素。此情此景,
古今中外,空前绝后。最绝最惨最不忍卒见者乃学子所跪苦主胡耀邦
遗孀李昭从三学子面前走过,竟亦视而不见双手上举顶天的冤状告
纸,不去道一声乏,不去扶一下臂。谁不予理睬不接状纸都可理解,
唯独李昭不行!学子下跪,就是为了你的夫君!三学子就是广场上数
十万学子,就是全中国数百万数千万学子,就是13亿民众!一眼可以
看得见的三学子数十万学子用下跪的尊严去呼唤换取你夫君的尊严,
你怎么可以视而不见,弃若敝屣?可历史就这样记录了李昭掉头不顾
的场景。这就是中华下跪文化精粹的集结和绝妙的下场!

可惜,这不是跪文化的终结。事后,多少文字述说、议论这一场景,
无一人所见所论及此,似乎这是当然应然。可怕的不是邓小平李鹏诸
老爷们铁石心肠,不见学子;可怕的是李昭不理会学子且学子们都视
此为当然应然。这种麻木,这种深入骨髓的懦弱卑怯弥漫在青年学子
身上,笼罩在李昭们身上。他们是我们这个民族最优秀的代表!我不
相信李昭的人性就如此沉沦。李昭肯定痛苦不堪,大可怜悯,但她也
毅然决然坚定不移,十分可耻。不必讳此!李昭是沐浴在党文化的阳
光下、受着党文化严格的教育培养训练成长的。她良善的人性敌不过
党文化邪恶的力量,人性善被吞噬,服从党的决定战胜了人性,懦弱
卑怯主宰了一切!制度、文化、人性三者的关系就这样相互虬结交错
制约。积淀之深,在根在髓,人心难变,无力回天了。这才是最根本
的,最可悲的,无法挽救的。

唯一还可聊以自慰的是黄金秋之跪。黄金秋,江苏南京人,海外民主
运动人士。返国从事唤醒民众之举,被当局抓捕判刑十年。在南京市
的法庭上,黄金秋自辩陈述完毕,向前来旁听的父母亲双膝下跪,声
泪俱下:恕孩儿忠孝不能两全!黄金秋跪天跪地跪父母,乃亘古男儿
之跪。古时多有,今或仅见。在讲述了众多的丧气事例之后,我愿黄
金秋之跪万古流传。

与人民大会堂三学子下跪文化和人性相对应的,是天安门三君子涂污
毛泽东画像的事件。懦弱卑怯的学子们这一次勇敢地把这三君子扭送
到公安局,交给了警察。无论如何处置三君子,赞同、宣扬、仿效,
且不论;疑若特务、恨如仇敌、视为帮倒忙,也在情理中;可以骂、
也可打、不妨示众……甚至乱殴至死,都比送交警察好。就是不能把
他们送交警察!这是人性的底线问题。至今17年过去了,未见学生认
真忏悔。学生以至我们整个民族,头钻到裤裆里去,脸还要红上三百
年!这不仅是没有担当、懦弱、卑怯、出卖的问题,是没了人性还不
自知的问题。没了人性还不自知,正是我们这个民族当今的特点。

我们这个民族的明天,确实渺茫啊!

天安门三君子的大名是:喻东岳、余志坚、鲁德成。三人分别被判处
20年、无期、15年。喻东岳被折磨至神经失常,生不如死。如果中国
能有明天,我们要记住这些名字。

不要打别人耳光,更不要打自己耳光,不要随便下跪,凡人两膝有黄
金,懦弱与卑怯就可以一点点祛除。无论明天有无,当下活着的人
们,应该有这一点尊严、自信和自爱。

一个民族即便失败,刚勇刚烈之气不失,则复兴之日可期。德国、日
本即其显例。

日本大和民族素有武士道精神,战败剖腹自杀者比比皆是。他们对勇
武的敌手礼敬有加。抗日英烈张自忠将军与日军战死阵前,日军厚殓
葬之,列队鸣枪致敬。

一本《日本的贞操》的书记录了战败后日本妇女遭受美军强奸的个
案,其中有八个美国大兵轮奸一个日本女人的描述。日本人牢牢地、
死死地记住了这一切。

日本的女人是最温顺的,因为日本的固有观念妇女没有地位。但是日
本这个民族却尽自己所能爱护、保卫自己的女人

日本在二战大败之后,在废墟上,在妇女遭受美军蹂躏强暴的耻辱
上,忍辱负重,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硬生生地站立了起来。

中国被侵华日军掳去做随军妓女的“慰安妇”,至今犹有幸存者,她
们受尽日军的污辱糟蹋。她们在大陆自诩强大的当下欲倚仗祖国的声
威洗刷以往的耻辱,大陆当局却千方百计阻止打压她们揭示真相讨回
公道。

1998年,印尼排华,烧杀华人,奸杀华人妇女,实况之惨,世所罕
有,照片录像在世界媒体披露,全球震惊谴责。唯中共政府装聋作
哑,视而不见。

两相对照,日本的崛起,中国的堕落,正是事理之必然啊!

德国战败,柏林沦陷,320名纳粹女军官自杀。苏联军官记录了这
一悲惨壮烈的场景。

苏军飞行员目睹320名纳粹女军官醉酒自尽

  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最著名的王牌飞行员阿尔谢尼。沃罗热伊金,
  创造了击落六架日军飞机46架德军飞机自己未被击落一次的纪
  录,两次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参加了朱可夫元帅指挥的攻
  克柏林的战役,并在解放柏林后有幸第一时间来到帝国大厦希特
  勒的地下掩体察看,现场目睹了一些令人吃惊的惨状:大量纳粹
  男女军官在得知失败命运及希特勒自杀身亡的消息后,酗酒狂
  欢,随后服毒自尽。……

  不过,他们不知道,仅仅一个多小时前,朱可夫元帅和刚刚被任
  命的柏林警备部队司令别尔扎林上将、陆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博科
  夫上将一行刚离开这里,他们来确认希特勒是否真的自杀。不
  过,元帅和将军们都没到地下室去,只是听取了汇报,而且,在
  他们到来之前,在戈贝斯所在的地下掩体内,刚刚发现了根据父
  母的命令毒死的六个孩子的尸体。朱可夫元帅后来说:“我承
  认,我没有勇气下去看那些被父母毒死的孩子们。”……
  
  他们从走廊尽头,顺着另外一个楼梯,小心谨慎地下到地下二
  层,微弱的马灯光线最多只能照亮十米,不过,他们还是发现了
  第一个掩体稍微开启的门,打开门,一行六人走了进去。迎面而
  来的是一股浑浊、呛人的气味,混合着酒精和其他物体的味道,
  马灯光线随即照亮了室内恐怖的场景:几个盖世太保军官,基本
  上全是上校和将军衣衫不整,制服扣子全部解开,一些军官只穿
  着裤头、背心,喝得烂醉如泥,有的坐在背靠桌子的椅子上,有
  的坐在沙发上,几名年轻的姑娘穿着党卫军制服,同样地衣衫不
  整,一动不动地躺在他们中间,他们全死了。经过仔细察看,沃
  罗热伊金少校发现,大部分纳粹军官是开枪自杀的,其他的人则
  是喝了大量的白兰地,许多瓶子就胡乱地放在身边,烂醉后服氰
  化钾而死。地下二层其他所有掩体内,都是这种场景,几百名纳
  粹德国高级官员在酗酒狂欢之后,或开枪或服毒,自愿身亡,仅
  穿黑色制服的党卫军女军官就有300多人(最后统计是320人)。

  沃罗热伊金少校一行六人见到这种惨状,没有兴趣继续察看,随
  后默默地离开。此时,柏林市内到处弥漫着汽油味、火药味,不
  时听见冲锋枪和步枪声,什么地方偶尔有一枚火箭炮升空,苏军
  官兵们正用欢乐的胜利迎接新的一天。(原载:《博讯》)

德国战后迅速崛起,也正是因为民族的刚勇刚烈精神不灭。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可以被打倒,可以失败,但不可以没有了精神。中华
民族的当下却是没有了精神,懦弱卑怯沉渣泛起导致刚勇刚烈荡然;
更主要的精神──国家与民族的理想、追求也没有了,这是多么可怕
的事啊! 

 

第八章 地狱煎熬也幽默


幽默一词来自西方,林语堂的翻译,准确、传神,信、达、雅都做到
了。虽然鲁迅还是要讥刺林语堂,但事实的力量强胜雄辩。幽默一
词,历80余年,越来越响亮,已从学界、学院、学子的阳春白雪阶层
进入到市井乡村千门万户的下里巴人中了。犹如“可口可乐”的翻
译、“万宝路”的翻译、“奔驰”的翻译,都是典范,可垂式后昆
的。将香港人译的“平治”,与大陆人译的“奔驰”相比,实在是高
下立判。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

本章谈幽默,本意在一片混沌的悲观绝望中插一点苦涩的笑声。正如
天塌下来,该活的还是活了再死。无论过往还是现在抑或将来,再惨
再黑再无奈再绝望,人性还是顽强地表现自己的一切,其中就有幽
默。金圣叹临砍头,让刽子手附耳过来告诉他独家之秘:花生米与豆
腐同吃有火腿味。头被砍下来在地下滚,还不忘赞美刽子手活儿做的
利落:“快哉,快哉!”再厚重的黑暗,再残忍的死亡,一碰到幽
默,也会轻松轻快一时的。

也许这就是绝望中的希望、黑暗中的微熹。光明在人心中!

有孙绍振者,道50年代北大生活之“最”曰:

最难幽默的

1958年春,反右运动过去,乃有“向党交心”之运动,主题是“搞
臭个人主义”。凡是见不得人的追求个人名利等龌龊思想,如能公
开交心,当众坦白,脱了裤子割尾巴,最为光荣。然而,北大小资
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多爱面子,运动迟迟不见进展。

某日某党员同学毅然于全年级大会带头交心,沉痛检讨进入北大以后
忘记党和国家的培养,个人幸福至上,思想腐化,蜕化变质,陷入个
人主义泥坑不能自拔。有意于某女同学,屡屡不得逞。乃于一日,持
信至女生楼,请意中人一阅。曰:答应则好,不答应,则立即从楼上
跳下。偶一回头——该女同学满面通红。

暴露自我,如此坦诚,众同学莫不自惭形秽。一男同学受此鼓舞,乃
于小组坦言,读《史记》,从怀疑刘邦人品,联系到毛主席,此等思
想实在危险,当改过自新,等等,等等。

数周后,此同学为公安局以污蔑罪逮捕。至20余年后方得平反,数年
前已经退归林下,侍弄几亩薄地,信中时而流露陶渊明“采菊东篱”
之乐。

最可同情的

一东德女留学生与一南斯拉夫男生陷入热恋。东德属于苏联阵营,而
南斯拉夫为修正主义国家。爱情与政治冲突,乃以柔克刚,转入地
下。政治则以刚克柔,令女生退学归国。两年后复学,补考
《现代文学史》,考题为:《阿Q正传》的典型意义。该女生,于爱
情则大无畏,于阿Q似颇畏缩,语无伦次。适主考教师严家炎先生外
出,嘱余主持,出于对其爱情之忠贞之敬意,乃打85分以示奖励。

最莫名其妙的外交事故

1958年,学生轮流下乡劳动,一漂亮女同学与一匈牙利男留学生
恋爱;劳动期间躲入匈牙利留学生宿舍。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
梨花开,大字报直贴至留学生宿舍。该女同学以留学生宿舍为城堡,
坚守不出。多日后,匈牙利大使馆通知中国外交部,该女士与匈牙利
公民结婚,按匈国国籍法,已成为匈牙利公民,现派该女公民至中国
北京大学留学。

最不可思议的惩罚

宿舍走廊上有女工摆摊,为学生洗衣。衬衣一件四分,裤子一条七
分,袜子二分。本班某同学,对其中之一女工,虽未对谈,颇有好
感,乃于衣物中留一条曰:请于某时至未名湖一谈。当吾同学欣然到
达湖边之时,不意于土坡背后跳出一彪形大汉,乃女工之丈夫也。将
吾同学扭送至校卫队,后为公安局内“传讯”七日。团支部开会,批
判其道德堕落。全体女同学义愤填膺,莫不面红耳赤。支部一致决
议,开除团籍。嗣后,学校方面做出勒令退学之决定。

最耐人寻味的

一位从福建师大至北大的进修生告诉我,北大课堂有三怪:其一曰:
《中国文学史》课程从未上完,常常到隋唐就不了了之。其二曰:讲
义,最多也就发到宋朝。时为1958年春天,正是火烧知识分子个人
主义运动如火如荼之时,若在地方高校,则大字报上烈火熊熊,声
讨之声四起。北大大字报一日多达千余张,无一张涉及此事。其怪之
三:教学如此无系统,然而考试却极有系统,北大学生安之若素,处
之坦然。

最好笑的

1958年火烧个人主义运动,有一教授在课堂上作自我批评曰:很少
和同学接触,失去向同学学习之机会。至今所有同学均不认识,只
叫得出贵班班长:张XX同学。全场轰笑。教授问所笑为何,答曰:
班长姓吴。

最悲惨的选择

一同学被划为右派,情节属于最为轻微者,留于班级照常学习。昔日
之朋友与之交谈日疏。乃密告其挚友:如此精神歧视之苦,孤立之
痛,不若于小偷群中之平等、自由也。吾等闻之,皆以为戏言。数日
后,该同学于东安市场,从一中年妇女手中,抢得毛线一束。女狂
呼,然而追之不及,盖该同学乃长跑运动员也。乃缓步等之,后为公
安局拘捕,送劳动教养。至今音信杳然。

最无法弥补的

反右时期向一同学借得罗曼.罗兰之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乃
豪华精装本,系一波兰留学生之馈赠。草草阅读一过,遂乃归还,时
该同学已经成右派,未惶交谈,不久即被发往北京郊区劳动,2年后
复学,吾已为助教,适往该班辅导,四目不敢相对。

至2000年,毕业40年聚会,方得畅谈。该同学揪吾胸衣曰:赔吾《约
翰.克利斯朵夫》来。问其故,曰:当年君于书上胡乱批注甚多:
“枯燥不通放屁胡说”彼虽心甚恨之,然而限于右派身分,
不敢索赔也。言讫开怀大笑:曰:待先生百年之后,此乃无价文物
也。

兹仿孙绍振先生例,录所闻所见之“最”若干,以证地狱中也有苦涩
的笑声。有笑声,无论如何苦涩,应该是还有希望的表征。但愿如
此!

最美丽的监狱名字

“幸福城监狱”!天下有这样的监狱。真的,位于美丽的新疆,铁丝
网满布的高墙上涂刷着血红的“幸福城监狱”五个大字。有作家廖亦
武者,前往新疆采访,发现了这天下独一无二的最美丽的监狱名字,
幸福得差一点晕过去。婚礼时被警察带走没尝过幸福滋味、坐牢时被
电棍插屁眼的廖亦武说:以后坐牢一定要争取到这座监狱“幸福”
去。

最逃不脱的异议人士

鲁智深杀人后出家为僧,埃斯米拉达杀了贵族军官躲到巴黎圣母院,
都受到了庇护。古今中外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不管犯了多大的罪,
你忏悔、你出家,就可以获得赦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可是这铁
律在当今的中国大陆,不行了。

大陆湖北省宜春市化成寺的监院圣观法师,发现前任监院帐目不清,
予以清查调整,被宜春市政府及宗教局的人员著令立即离开寺院,却
并不解释原因,只表示圣观法师本人应心里有数。同日下午,几名宜
春市公安局的警察到寺院,把一女信徒带走,强迫她承认与圣观法师
有染。

圣观法师,俗名徐志强,1984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1989 年尘心
未绝,参与游行,入了地狱。2002年出家为僧,却终未能逃脱俗世的
纠缠。

最不守戒律的和尚群体

大陆九成和尚娶妻生子。现象之普遍已经到了“法不责众”的地步。
大陆和尚发明了“新年敲钟权”。上海的玉佛寺元旦的第一钟卖了人
民币88,000元。上海龙华寺一般钟声3,000元,逢把等特殊钟声涨
价。苏州寒山寺是出卖“新年敲钟权”的首座,1998年就开始了,
2002年,寒山寺首钟卖到二万元。“新年敲钟权”风行全中国大江南
北的名山大寺,南京栖霞寺、镇江金山寺、无锡灵山大佛景区、天津
荐福观音寺、烟台号称“太平晨钟”的太平庵、北京戒台寺,或是明
码标价,或是拍卖竞标。除了卖钟声,一些寺庙道观也盛行卖“第一
炷香”。湖南南岳衡山一些宗教场所,每年春节前后或一些神灵的诞
辰,前往烧香的中共领导干部的专车络绎不绝,新年的“第一炷香”
已被炒至十多万元。

最政治化的高考题答案

文化革命后,大陆恢复高考,文科历史有试题“试论巴黎公社失败的
原因”。有考生答曰:因为没有学习大寨经验。

最神奇的想象力

大陆某地农村耕牛交易市场。一初中毕业的学生王某初来任开票工
作。王某将奶牛在发票上变为“女牛”,将种牛在发票上写成“男
牛”。领导检查工作时发现了,批评责问王某。王某不服,振振有辞
曰:你填入党申请书表格时,性别一栏怎么填?领导说:男啊!那你
老婆怎么填?女啊!那不结了。

最神的横语

梁羽生、金庸、古龙、温瑞安的武侠小说里再凶的强盗,再横的豪
客,再牛的流氓,再不讲理的无赖,再多钱的公子哥儿,再狐假虎威
装腔作势的帮凶帮闲去饭馆吃饭时,对店小二说达到的蛮不讲理的横
语,全比不上中国中国某体育记者的神来横语。

2002年足球世界杯韩国汉城赛场。这位中国体育记者在汉城某旅馆餐
厅用饭,他要吃米饭,餐馆只有面条,侍者婉言说明并道歉。记者不
依,说:“你种也得给我种出来!”旁边的中国记者看不过眼,劝说
几句,竟演变成口角和扭打,脑袋都开了瓢。韩国电视台自然猛拍一
通,加以解说,播放出来,满城皆学“种出来!”这句经典横话。

最狗尾续貂的口号

文化革命中,凡集会、演说、宴请……之前、中间、最后,都要高呼
“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
手、伟大导师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愿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
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这两个三呼已经是规范
定式了,全国皆然。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那一天,举行盛大的庆
祝活动,集会上领头的循例三呼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后,竟别出心
裁,再接着高呼“敬祝文化革命的英勇旗手江青同志比较健康,比较
健康!”一时传为有创造性发展的美谈。未料,传到江青耳朵,勃然
大怒:怎么比较健康呢?我比他们都健康!(这是与会者告诉笔者的
真事!除最后一句系笔者按情理逻辑推理杜撰外。)

最大胆的意淫

周扬儿子文革期间曾入狱,同狱难友有一30年代时为共产党跑路送信
的农村老革命交通员,犯花案来的。老淫棍问小周为什么进来,答以
“思想罪”。老淫棍不解,小周略加解释:脑子里想错了事,犯了
法。老淫棍曰:屁话!想什么也犯罪?我他妈的想同江青睡觉,想了
一百次了,犯屁罪!

最糟的改名

文化革命中,时髦改名,人名、街道、学校、器物……都要革命化。
1966年底年,一对夫妇去乌鲁木齐一个菜市场买番茄,看见菜市场里
的大字报呼吁革命群众不要把番茄称为番茄或西红柿,说那都是封资
修的,要把番茄和西红柿改名为最最响亮的“东方红”。老婆读过小
学五年级,看懂了这张大字报,对夫说:“这可不行,我要吃番茄,
说我要吃东方红?番茄要烂了,怎么办呢?说东方红烂了?”

最荒唐的犯罪——放个屁判刑四年

1976年,毛泽东去世,全国各地的大小单位皆设置灵堂,悼念毛主
席。广东中山县某单位一位妇女在全体默哀的三分钟里,忽然觉得自
己要放屁。可是她知道,这是在为伟大领袖默哀,就是天大的屁也得
忍住不放,于是就尽比天还大的努力憋住不放。可是五谷之气,发乎
自然,出乎自然,任由你天大的本事也难以控制,终于还是被逐渐放
出。放与憋之间的激荡正如毛主席的教导: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
为转移的。激荡斗争的结果,那一缕气不情不愿、别别扭扭、歪歪斜
斜,缓慢中急促,急促中停顿地回响在庄严肃穆沉重悲哀的悼念大
厅。严肃的哀悼场合间杂进这一声特殊滑稽的声响,无疑比爆炸了一
颗原子弹还厉害。领导干部、年长者,知道这个时刻,即便泰山崩于
前也应色不变、核弹落于侧也须步不移。他们修为到家,憋住了,没
有任何不当动静;可几个年轻人,千忍万忍,在又长又怪的屁声中终
于憋不住笑出声来。党政领导当场十分恼火,严厉地制止了笑声。这
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追查肇事者,背靠背地检举揭发,不费吹灰
之力就查出来了。放屁的当事人供认不讳、真心忏悔、当场求饶:我
尽力忍了,实在忍不住。我对不起毛主席,我罪该万死!请领导宽大
处理。最后,该妇女被逮捕坐牢,因放屁对毛主席不敬罪判刑四年。 
 

 

Ryszard Kapuscinski Dies at 74

Ryszard Kapuscinski,

Polish Writer of Shimmering Allegories and News, Dies at 74

By MICHAEL T. KAUFMAN
Published: January 24, 2007

Ryszard Kapuscinski, a globe-trotting journalist from Poland whose writing, often tinged with magical realism, brought him critical acclaim and a wide international readership, died yesterday in Warsaw. He was 74.

His death, at a hospital, was reported by PAP, the Polish news agency for which he had worked. No cause was given, but he was known to have had cancer.

Mr. Kapuscinski (pronounced ka-poos-CHIN-ski) spent some four decades observing and writing about conflict throughout the developing world. He witnessed 27 coups and revolutions. He spent his working days gathering information for the terse dispatches he sent to PAP, often from places like Ougadougou or Zanzibar.

At night, he worked on longer, descriptive essays with phantasmagoric touches that went far beyond the details of the day’s events, using allegory and metaphors to convey what was happening.

“It’s not that the story is not getting expressed” in ordinary news reports, he said in an interview. “It’s what surrounds the story. The climate, the atmosphere of the street, the feeling of the people, the gossip of the town; the smell; the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elements that are part of the events you read about in 600 words of your morning paper.”

From the 1970s on, these articles appeared in a series of books that quickly made Mr. Kapuscinski Poland’s best-known foreign correspondent. They later drew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in translation. The books included “The Soccer War,” which dealt with Latin American conflicts; “Another Day of Life,” about Angola’s civil war; “Shah of Shahs,” about the rise and fall of Iran’s last monarch; and “Imperium,” an account of his travels through Russia and its neighbors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book that introduced Mr. Kapuscinski to readers and critics beyond Poland was a slim one, ostensibly about Ethiopia, which he wrote in 1978 and which appeared in English five years later under the title “The Emperor.”

Subtitled “Downfall of an Autocrat”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the book on one level portrayed the lapsed life of Haile Selassie’s imperial court by citing the recollections of palace servants, like the man responsible for cleaning the shoes of visiting dignitaries.

A number of critics noted that despite the book’s documentary form, it provided an allegory of absolutist power everywhere. Writing in The New Yorker, John Updike said the book emphasized “the inevitable tendency of a despot, be he king, ward boss, or dictator, to prefer loyalty to ability in his subordinates, and to seek safety in stagnation.”

His fame growing, Mr. Kapuscinski began writing for The New Yorker,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and the British journal Granta.

Though each of Mr. Kapuscinski’s books was distinct, they all shared a sense of shimmering reality. There was, for instance, his account of the departure of Portuguese settlers from Angola as independence and civil war settled on the country. He described how everything of value, from cars to refrigerators, was leaping into boxes and floating off to Europe.

In preparing these articles he never took notes and used memory to stimulate his poetic imagination. In “Imperium,” he evoked the wintry cold of the old Soviet penal colonies by quoting a schoolgirl who said she could tell who had passed by her house by the shape of the tunnels they had left in the crystallized air.

Mr. Kapuscinski, the son of schoolteachers, was born March 4, 1932, in Pinsk, a city now in Belarus. In an interview in Granta in 1987, he remembered Pinsk as a polyglot city of Jews, Poles, Russians, Belarussians, Ukrainians and Armenians, all of whom were called Poleshuks.

They were a people without a nation and without, therefore, a national identity, he said. That quality, along with the poverty of Pinsk, inspired his empathy for the third world.

I have always rediscovered my home, rediscovered Pinsk, in Africa, in Asia, in Latin America, he said.

Mr. Kapuscinski was in elementary school when the Nazis marched into western Poland and the Soviets took the eastern part in 1939 at the outset of World War II. His family eventually made its way to Warsaw, where Mr. Kapuscinskis father fought with resistance groups.
Mr. Kapuscinski received a masters degree in history from the University of Warsaw. On graduation he joined the journal Sztandar Mlodych, The Flag of Youth, a Communist publication, and quickly became embroiled in the upheavals of 1956, when hard-line Stalinists were being challenged within the party.

Mr. Kapuscinski wrote an article describing the misery and despair of steel workers at a new steel plant outside of Krakow that the party bosses had extolled as a showpiece of proletarian culture.

The article provoked such an attack from the hard-liners that Mr. Kapuscinski was fired and forced into hiding. After party reformers later prevailed, however, the young journalists findings were confirmed by a blue-ribbon task force, and he was awarded Polands Golden Cross of Merit for the same article that had gotten him into trouble.

In 1962, PAP, the news agency, appointed him its only correspondent in the third world. He came to know Patrice Lumumba in the Congo, Ben Bella in Algeria, Che Guevara in Cuba and Idi Amin in Uganda. He covered the bloody uprising on Zanzibar in 1964 and the war between El Salvador and Honduras in 1970. He was in southern Angola in 1975 when South African forces invaded.

He would travel for months at a time and then return to the two-room apartment in Warsaw that he shared with his wife, Alicja Mielczarek, a pediatrician. His daughter, Zofia, emigrated to Vancouver, British Columbia, in the 1970s. There was no immediate information on his survivors.

In 1981, after he had committed himself to the Solidarity trade union movement, the government of Gen. Wojciech Jaruzelski stripped him of his journalistic credentials. He then began working with underground publishers, contributing poems and supporting the dissident culture.

Eventually, as his reputation abroad grew, foreign royalties and commissions enabled him to move to his own house in central Warsaw.

With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he traveled to Moscow, Siberia, Georgia and Armenia, observing life there and recording the ravages of the Soviet era. Those travels yielded Imperium,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Knopf in 1994.

There is, I admit, a certain egoism, in what I write, he once said, always complaining about the heat or the hunger or the pain I feel. But it is terribly important to have what I write authenticated by its being lived. You could call it, I suppose, personal reportage, because the author is always present. I sometimes call it literature by foot.

著名文学刊物《禁书目录》征求自由表达奖提名

 

英国伦敦出版的著名国际文学刊物《禁书目录》(INDEX ON CENSORSHIP)征求2007年“自由表达奖”( Freedom of Expression Award)提名。此奖发给那些对自由表达和信息权力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组织。《禁书目录》共设有五个奖项:

1, 禁书目录/雨果青年记者奖(The Index / Hugo Young Journalism Award

2, 宾德曼法律与突击项目奖(The Bindmans’ Law and Campaigns Award

3, 禁书目录维斯勒布罗尔奖(The Index Whistleblower Award

4, 禁书目录电影奖(The Index Film Award

5, 禁书目录图书奖(The Index Book Award

对于后两项电影与图书奖,作品必须是20061月之后在英国出版或发行的作品才能有提名资格。

提名可用电子邮件发给:[email protected]

 

该奖2006年获奖者名单可查看网页:http://tinyurl.com/35lrny

江棋生:为邬书林一辩

 

章诒和女士六十岁时写出的《往事并不如烟》,以汉语世界中已臻化境的上好文字,使许多似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境界生生地跃出了纸面。记得2003年仲秋时节,丁东曾满怀激赏之情地对我说:章诒和是当代中国第一散文大家。足以传世的精品佳作《往事并不如烟》很快被当局以“内容越线”为名而查禁,尽管比起该书的香港版(书名另定为《最后的贵族》)来,其大陆版要“干净”得多。章女士的第二本书《一阵风 留下千古绝唱》也同样以“内容越线”为名被查禁,15万册新书至今被堵在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库房里,难见天日。这一次,她的第三本书《伶人往事》遭查禁,当局连“理由”也不给了,干脆就是“因人废书”。也就是说,她的名字上了中宣部的黑名单,“这个人”从此成了被一劳永逸地违宪剥夺出版自由权利的“公民”。

江棋生的新书《看守所杂记》一书的封面

事不过三,章女士拍案而起。所谓“事不过三”,就是说欺人太甚。这一次,出头当恶人的是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由于揽了这件脏活,此人所面临的,已不再仅是别人背后戳着他的脊梁骨唾骂,而是人们当面怒质他意欲何为,痛斥他“焚书坑儒”,乃一“精神刽子手”。我认为,不管这档差使是他屁颠屁颠讨要来的,还是被署长龙新民硬性指派的,或是经抓阄天定的,身为四位副署长之一的邬书林都是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

不过,我对人们怒责他与国务院对着干、与胡锦涛对着干却不敢苟同。因此接下去,我要像张思之先生当年为李作鹏辩护那样,试着给我的江苏老乡邬先生当一回辩护律师。我的全部辩护要点是:邬先生的所作所为,不仅不是与总理温家宝对着干,与胡锦涛的“和谐社会”对着干,而是恰恰相反,他正是顺服胡温的意思而出手的。

人们指控邬书林“抗上”的依据,是温家宝2006年11月13日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这份“谈心”式的讲话由新华社发出电讯通稿后,我也看到了。我注意到,温家宝当众赞扬了巴金的《随想录》,说“我读了受到极大的震撼,感到那是一部写真话的著作”。温家宝还明确地宣示:“在文艺界要提倡讲真话,反映真实的社会情况,鼓励人们去追求真理”。

事不过三,章女士拍案而起。所谓“事不过三”,就是说欺人太甚。这一次,出头当恶人的是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由于揽了这件脏活,此人所面临的,已不再仅是别人背后戳着他的脊梁骨唾骂,而是人们当面怒质他意欲何为,痛斥他“焚书坑儒”,乃一“精神刽子手”。

关于温的讲话,我首先想说的是,不能认为温家宝是在虚情假意地说瞎话蒙人。我认为那样说有违公道,也与大多数与会代表的亲身感受相悖。2006年八本禁书的作者之一、大会代表袁鹰事后专门写文章说,温“同文学艺术工作者谈心,使到会的几千名代表意外地惊喜,顿时缩短了台上台下、领导人与普通文学艺术工作者之间的距离,因而会场气氛自始至终温馨和煦,掌声不断。”我相信袁先生对大会实况的描述是发自内心的,不是客套话。其次我想说的是,更不能认为温家宝的话中有开书禁的意思。谁都知道,实行书禁乃至搞黑名单因人废书,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定下的已然历练多年的既定方针。如果温家宝等中共高层确有开书禁之心,确想把穿在人们嘴上的铁丝解下来,那么温家宝在会上就完全用不着说一大堆隔靴搔痒的废话,他只需一句大实话就够了-这句话是:我们将《中国农民调查》等作品列为禁书是错误的。从今以后,那样的“禁书”可以公开合法地再版,而且,我们决不再以任何违宪方式查禁文学艺术家的任何作品。我敢说,这句将会使全体地球人“受到极大的震撼”和“意外地惊喜”的大实话,在温家宝的头脑中,是压根儿没影的事。

我之所以特别提到《中国农民调查》,第一是因为她确是一本讲真话的好书。第二是因为作者陈桂棣和春桃为了让这本书不致被查禁,甚至不惜背上“拍马屁”的恶名,刻意地在书中恭维了毛泽东、江泽民和胡锦涛。第三是因为这本书的知名度极高,对文学家、艺术家很“有感情”的温家宝不可能不知道她被查禁了。我想,说温家宝“精彩的讲话”中丝毫没有开书禁之意,是不会冤枉他的。

那么,温家宝一边维持书禁,一边又提倡讲真话,他的真实本意到底是什么呢?换句话说,要使恳请几千名嘴上被穿着铁丝的作家、艺术家们“讲真话”的画面不致显得荒诞的话,那该如何去解读温家宝给出的信息呢?对此,我的解读是,温家宝以真诚的语调所提倡的讲真话,其实只是提倡讲内容不能越线的真话,也就是讲官方听得进去的真话。他的“希望我们的文学艺术界多出精品、多出人才”,指的也就是内容不能越线的“精品”,说话多有遮拦的“人才”。这就如同人民代表大会上实行的民主,是“确保”官方想通过的法律得以“通过”的民主一样。内容没有越线,但说真话无妨-这是总理温家宝用来给文艺工作者撑腰打气的。内容一旦越线,则将请君入瓮-这是人人心中皆有、不言自明的。事隔不到两个月,2007年1月11日出面作“请”的人,就是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先生。

邬书林宣布2006年有七本书因“内容越线”、一本书因章诒和“这个人”而被查禁,这正是依例行事、与温总理保持一致,而不是什么与国务院对着干。同样道理,他也没有与胡锦涛的“和谐社会”理念对着干。因为胡的“和谐社会”,乃是国人的行为举止不能越线的和谐社会,而不是人权得到切实保障的和谐社会。你越线,就是不和谐;邬先生出面制止你,就是创建和谐,就是与胡总书记保持一致。据我看,邬先生这回被民间骂痛快了,但十有八九,官运是会更亨通些的。

李作鹏刑满出狱后,曾在2001年与张思之先生见了一面。张老告诉我,对律师的辩护心存感激的李作鹏不仅与他握了手,还动容地拥抱了他。写到这里,我真想请精通《易经》的朋友给我算上一卦,三、五年之内,我是否有缘与邬先生见上一面?

2007.1.21于 北京家中

首发自由亚洲电台

昝爱宗:就禁书事件致龙新民署长公开信

 

新闻出版总署  龙新民署长:

最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动静挺大,先是有《中国贸易报》山西记者站聘用新闻工作人员兰成长被山西的非法矿主毒打致死,再是自称”一个65岁孤寡老太婆”章诒和的新书《伶人往事》和其他7册书被副署长邬书林点名查禁。对于禁书事件,尽管国内外舆论挺大,有反对,有谴责,但新闻总署却是”我自岿然不动”,难道诸位大员恰好中了孙悟空的”定身术”不成?

眼下这个转型时期,能够把”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的,可谓”勇士者”,邬书林副署长敢于承担责任,想必现在龙署长也知道了,但这个”勇敢者的游戏”确实不好玩,就连北京的市民秦全跃都知道,邬书林这样的点名,恰恰是中了”敌人你们的计”,因为你们宣布禁书,简直就等于给盗版商打开绿灯,越禁就越火。原本盗版商在侥幸盗版了《哈理波特》、《中国农民调查》和《往事并不如烟》之后,总是在图书市场上寻找下一本可以盗版的新书,可就是难以找到。这些盗版商违法乱来,多半是盗版商务印书馆《新华字典》和《论美国的民主》,甚至《圣经》,多半还有职能部门的人”暗中撑腰”,但进入2006年以来值得盗版的新书总是难找,可现在邬书林这一吆喝,就”坏事变好事”了,你们对这八本书的盗版有个基本的预计吗?能够把新一轮的盗版打压下去吗?

虽然我看到2007年1月24日还有一些书店在醒目位置大卖这次被禁的《伶人往事》、《新闻界》和《如焉》,但相信不久就会有盗版出来,就像当初在北京街头地摊上随处可以看到《中国农民调查》、《往事并不如烟》被禁后的大量盗版,因为正版被禁止必然导致盗版,就好像一个合法的政府不作为,必然导致一个社会陷入乱局,无法收拾。

或许是2007年下半年中央要举行十七大的缘故,新闻出版总署觉得立功的机会到了,想收拾一些”不听话”的出版社,比如给予出版《伶人往事》的湖南文艺出版社处罚,此前人们对这样的处理结果并不觉得新鲜,改革出版社因为出版《官场秘籍》被吊销出版社牌子,著名的三联书店杭州分销店2006年因为盗版邓力群《在中南海十二个春秋》被吊销书店经营证。十七大之前,难道还有新闻出版总署不敢干的吗?

不过,作为读者,忍不住在这里有对新闻出版总署的龙新民署长有个建议,提出能否由新闻出版总署发文公开回收《伶人往事》等8部禁书?这8部书大约合300元人民币,由你们回收,成千上万的读者把自己八折甚至七折优惠买来的书交给总署,总署按书的码洋(定价)全额返还给读者,读者才有兴趣和积极性帮助总署把这些禁书”消灭干净”,然后读者就可以把优惠出来的金额购买盗版,因为当这个时代正常的出版自由不复存在时,必然导致地下出版。假如地下出版很艰难,现在还可以转为网络电子出版,有需求就有市场。网络上电子出版、个人印刷少量出版等等,已经很流行了,200页的小册子印量10本,公开报价是每册39元左右,很实惠的。只不过,面对这样的情况,新闻出版总署又该如何在没有法律支持下下手为立功而查处呢?

中国目前只有一个国务院的《出版管理条例》,还没有《新闻法》和《出版法》,这个《出版管理条例》目前还不能对电子出版、电子图书出版有效。在网络上,资讯浩如烟海,电子图书比比皆是,电子论坛上言论集子更多,作为国务院的办事机构,新闻出版总署目前并没有得到授权主管网络,网络新闻发布等职权的管理属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络技术方面由信息产业部主管,网络公司又是民营企业,国务院新闻办和信息产业部都属于和新闻出版总署同级别的部级单位,相对独立,新闻出版总署总不能越俎代庖,对国务院新闻办和信息产业部颐指气使吧,更不能对企业合法经营行为和成千上万的个人少量印刷自己的文章合集进行行政干涉吧。

再说,网络就是汪洋大海,只有疏通和疏导,而不能堵塞,否则任何管理都会成为一句空话。最近,我还看到龙署长公开发表讲话称,要查处非法出版物。1月18日,龙新民在部署今年”扫黄打非”任务时特别指出”坚决遏制违犯宪法,破坏社会安定,危害国家安全,煽动民族分裂的非法出版物和各类非法出版活动,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早发现、早查处、早控制……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李东生报道”龙新民:坚决整治内勾外联非法出版”),依我看现在出版物几乎都电子化了,网络上比比皆是,就像大海里的水一样,龙署长如何开展这项工作,把好的出版物还给民众,进而取信于民呢?

依我看,我作为公民就最近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的在领导干部中改善八个方面的良好作风(即:要勤奋好学、学以致用;要心系群众、服务人民;要真抓实干、务求实效;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要顾全大局、令行禁止;要发扬民主、团结共事;要秉公用权、廉洁从政;要生活正派、情趣健康),依据《宪法》第35条和第41条提出正式建议如下:

1、 尽快收回对《伶人往事》8部书的禁令,责令邬书林副署长向章诒和先生等相关作者公开道歉;

2、 建议把打击《伶人往事》这样好书的劲头改为打击色情图书、伪劣青少年读物和封建迷信图书等真正的文化垃圾,确保2007年图书市场的纯洁;

3、 建议解禁《往事并不如烟》、《中国农民调查》和章诒和所著的全部三部书;

4、 建议新闻出版总署不再控制全国全部记者的记者证的管理、制作和颁发,而是把颁发记者证的权力下发到各个独立法人的报社和杂志社;

5、 建议新闻出版总署不再对出版社下达书号限制指标和选题内容报批限制,允许出版社自由出版法律范围内允许出版的任何选题的图书,并随时供应书号和出版刊号;

6、 建议龙新民署长出面慰问和抚恤《中国贸易报》聘任新闻工作人员兰成长家属,督促《中国贸易报》补发兰成长的工资福利和奖金等,虽然兰成长在采访过程中有索要1000元费用的事实,但出于人道主义关怀,新闻出版总署总应该上门慰问这位从事舆论监督而遇难的新闻工作者,而且这个案子也经过了胡锦涛总书记、李长春政治局常委和公安周永康部长等国家级领导人的批示,新闻出版总署和龙新民署长总不至于无动于衷吧。

7、 建议尽快废止有关由作者个人出版的文章合集为非法出版物的规定,重点支持和保护作者个人出版文章合集,尽快取消个人出版文章合集因印刷出版而制定的准印证审批登记制度。
                                                          2007年1月25日

贺卫方:用民主的方式追求民主

 

《南风窗》:你对反右应该没有记忆?

贺卫方:没有记忆,但我一个舅舅是右/派,他是中学教师,发了几句牢骚就成右派了,然后一气之下带着全家人离开山东跑到新疆去了。真正的记忆是1978年之后逐渐为右/派昭雪、平反,又看了一些描写那个时代的书,包括写储安平的,一些回忆录,还有资料集,比如说我们法学界有一本《政法界右/派言论批判》。

《南风窗》:这本书中都有哪些观点?

贺卫方:钱端升、王造时以及上海地区几个受老的法学教育的法官和学者,他们提出的观点比较偏向政治的角度去作论述,但可能从来没有达到今天的这个程度。政法界的右派多数情况下一个是主张司法独立,另外一个就是对律师职业的独立性进行倡导。中国没有一个职业所有的人都是右派,可能律师是一个。

另外,有一些人对1952年法律教育改革进行批评,当时是要成立专门的政法学院,而不是在综合性大学设法律系,有人对此进行了质疑。还有就是对司法界党的领导无孔不入提出了一些平和委婉的批评。还有一个观点,很多人因为它被打为右/派,就是强调法的继承性,而不是法的阶级性。

《南风窗》:你现在主要的工作也是推动司法独立,你怎么看这种工作的延续和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

贺卫方:我们不妨回归到今天这个时代和1957年那个时代某种背景性上的差异来谈知识分子的角色,以及知识分子如何去发挥他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影响。

一个背景是,1950年代是社会主义的梦幻期,人们都沉浸在对未来的美好想象之中,那些最主要的大右派中有人能够看出问题的严重性,比如储安平,我觉得他一直是比较清醒的,清醒的还有沈从文这样的文学家,1949年后不久他就挂笔去做历史研究,用一个古老的说法,可谓“散木效应”——赶快做一个没用的人,不写东西就能保全自己,但这是极少数的情况。

大多数人则对于新型的体制,对于社会主义理想本身抱有期望,所以1957年当知识分子发出自己不同的声音,哪怕是非常有建设性的批评时,很多人感到特别惊愕,难以容忍。1957年的反/右绝对不是一两个领导人想发动就能发动的起来,而有着非常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社会背景。

1989年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也可以说今天不大有梦想存在了,也不再想象有一个伟大的领导人带领我们,消灭私有财产、消灭犯罪、社会变成真空一样净化的状态。所以今天的知识分子发出自己政治见解时所面临的政治背景已经很不一样,即使是非常直率的对政府的批评,仍然会得到大家的理解,甚至领导人本身恐怕也觉得这种批评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再走以前那种道路,改变的是所有人的思维模式。像去年我在所谓的“新西山会议”上的那种言论,可以想象如果是在1957年会是怎样一种结果。

《南风窗》:你那次会上的言论可以说是1957年某些右/派言论的现实版。

贺卫方:对,严重程度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1957年许多北大的老师只不过是给基层的书记提了些建议就给整的很可怕,而今天走向了更加宽松的状况,这是第一个背景。

第二个背景是社会越来越分化。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利益在分化,像有产阶级肯定会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和雇员、打工者是不一样的,利益多元化的格局正在形成。而这种分化会给知识分子发出自己不同的声音提供空间,代表不同方面的知识分子针对同一个问题时,往往能听到各种各样不同的声音。过去的那个时代则只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无产阶级的,一种是资产阶级的。今天不一样了,今天有太多中间状态的东西,甚至什么叫香花什么叫毒草几乎都没办法分辨。整个政治的运行过程也在慢慢的祛神圣化,大家不再以1950年代学习毛泽东文章时那种虔诚的不容置疑的态度去学习领导人的论述,不再以神圣化的态度去对待政治人物的言论,相反,那些政治话语一出来,往往就被解构掉了。1957年是不会这样的,今天的恶搞有时候让人觉得这个社会很堕落,但从另外方面看,它给言论自由提供了一个更大的空间。

三是我们对西方价值的态度不一样了。1950年代,人民共和国刚建立就向西方关闭了大门,虽然打开了北方的大门,但那是引入专制的大门。民主和宪政的价值等等都被视为西方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我们全然不知道。除了老一辈知识分子头脑中还有一些记忆以外,已经没有途径去理解和学习西方的政治法律学说。严重的信息封闭导致了国民观念的不宽容、激烈的反西方。而1957年之后,再也看不到谁公开谈或者间接委婉地谈西方的价值,官方意识形态铁板一块,越来越坚硬。现在的情况就太不一样了。西方最新的最重要著作不断的被翻译过来,被人研究,被人汲取,这是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思想资源更加丰富、活跃和多样化的状态,很令人欣慰的状态。

《南风窗》:知识分子的环境更好了,那么今天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与1950年代的知识分子相比是增加了吗?

贺卫方:现在的情况是,大学绝对不是一个孤岛,它也在社会中。一个消费主义的社会也会影响到学者们的责任感,但我想我们还是比1950年代的知识分子好一些。1950年代人们处在一个谨小慎微的环境中,譬如被打右派前“大鸣大放”,鸣放出来的很多观点在今天看来还是比较谨慎的,会先去说一段政治正确的话,然后再稍微讲讲自己不同的看法。像法的继承性的问题,只是说继承一点过去时代法律中有价值的东西就需要很大的勇气,可现在已经没有人还觉得这个问题需要讨论了。

某种程度上,现在是一个过渡期,过渡期会出现混乱,一些知识界的人拥有的角色上的多重性会给他们带来主张上的混乱。但慢慢的会形成一个跟主流保持某种独立性的知识分子的群体和小社会。大家越来越不用政治的话语去论述自己的主张,而回归到知识本身,人们越来越想去追求学术自由的价值。

另外,随着社会整个道德状况的恶化,人们也在呼唤着某种在道德方面有良好影响的群体出现。从中国的历史传统看,一直延续到1970年代,人们都既把最高领袖当作最高的权力行使者,也把他当作最高的道德化身。随着神像的倒塌,人们在呼唤一种具有道德感召力的符号,在宗教缺失的情况下,至少我自己感觉到,可能有些人在期待学者或者知识分子扮演这样的角色。

《南风窗》:目前公众对知识分子和学者的批评与置疑非常多,如果知识分子要成为一个有道德感召力的群体,这种矛盾性如何解决?

贺卫方:这是挺难的。没有办法想象知识分子群体会变成一群圣徒,真正的圣徒是宗教界的事情。学者们也会有生计上的需求,也有自己特定利益的偏向,不能想象知识分子会是一群不食人间烟火的人。我其实有点担心知识分子如果把自己变成道德和正义的化身会导致伪善的盛行,就像皇帝以及高官作为道德化身也会导致伪善发生一样。

我想最根本性的解决还是“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但这并不是说知识分子不应该具有某种道德和社会责任的担当,社会责任的担当就是一定要知识分子超越特别狭隘的利益窠臼,能够以天下为己任,能够有一种真正的批判精神,这种批判精神不仅仅是朝向强权,朝向利益集团,同时也朝向自己所属的利益群体,能够树立一种在我们这个道德的有限性特别明显的时代里比较好一点的道德风范和标竿。

《南风窗》:你前年在“新西山会议”上的发言强调了“第三种人”,说道“第三种力量,他们不是执政者的敌人,是朋友,我们热爱这个国家,忧虑社会中的一些弊病,才有话直说,不爱才不说呢。”在那次发言之后你并没有受到压力和伤害?

贺卫方:没有。也许不只是“第三种人”,除了左和右,还有非常多样化的中间过渡层,甚至在体制内也存在着某种多样化,在那次发言中我也谈到了体制内那些忍辱负重的人。要特别理解那些在制度内部进行直接的但经常是缓慢的推动工作的人们,他们不像体制之外的人能够进行相对放言无忌,他们有时候甚至要说一些受到很大误解的话,受到别人的愤恨。我们国家思想界的情况,从南宋以后就倡导一种特别激烈的话语,激进主义的思潮特别严重,我们不会妥协,我们不认为妥协是一种很伟大的事情,我们往往把必要的妥协当作投降主义,所以愿意去划派,你的和我的,泾渭分明,黑白分明。大家都认为自己真理在握,于是和提出质疑的人不共戴天,任何试图在内部搞出多样化的人则往往被除恶务尽,要锻造一个纯而又纯的真理的拥有者群体。这个时代应该倡导对相互的理解和尊重。

《南风窗》:对你来说,这种妥协体现在哪儿?

贺卫方:大致上还不是特别严重。比如我对考试制度不满意,停止招生,有些人说:“你为什么不辞职?”我说:“你怎么不问我为什么不自杀?”我们还是可以跟它共存,来想方设法推进制度的改变。我现在越来越愿意去说,不要假定某些部门的人都是坏人,特定的行为总有制度性的原因加以解释。我愿意强调在知识分子独立的前提下沟通的价值,要用民主的方式去追求民主,用法治的手段建设法治。

《南风窗》:包括停招研究生事件,“新西山会议事件”,在经过媒体和网络的放大之后,似乎具有了一种道德上的荣誉感,你怎么看这种情况?现在发生这样的情况不只是你一个人。

贺卫方:对,还有陈丹青,以及其他所谓挑战现有的政策和体制的人。

这种时候保持自己的清醒最重要,公众和网络会怎样回应没有办法控制,但自己总是可以控制自己,不要人为的推动某种对立性。底线应该是不能为专制唱赞歌,但另外一方面也绝对不要人为的把自己塑造成斗士。我们这个国家,近代以来烈士太多了,一个国家在非战争状态下烈士多不是好事,不要去追求烈士的境界。任何时候都要保持一种清醒,发表东西的时候要去想方设法的把这个事情本身的原委、制度的肌理展现出来,一种理性的探讨的态度非常重要。

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当时我有机会到强国论坛作嘉宾,据说有8万网友在线,有人提了非常激烈的问题,不是对我激烈,而是对政府激烈,管理网络的人就在不断的删帖子,希望我能够挑选那种没有任何风险的去回答,但最后我还是觉得必须回答一些网友的问题,我逐渐发现,如果你用温和而坚定的态度去表达自己观点,即使这个观点可能跟某些情绪化的观点很对立,但你的态度还是会有一种力量逐渐使得大家知道,哦,原来并不是个别警察的问题,而是体制的问题。当你把这些问题以这样的方式展现出来,就是一个知识分子能够作出贡献的地方。

《南风窗》:与储安平那代知识分子相比,今天的知识分子应该特别注意些什么?

贺卫方:像我这代人受的教育是文革教育,也属于吃狼奶长大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1950年代活跃的那批,包括更早的一批知识分子,他们的教育背景以及对于中西文化的领悟都是我们这一代所不可企及的。

从1950年代整肃知识分子开始到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教育的发展和知识分子的人格、话语行为模式、伦理观念都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而今天中国的知识界,主要的在社会上发出自己声音的人正是这批1950年代中期到1960年代出生的人。在成为这个社会主流声音的同时,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还都还处在需要非常认真地学习的阶段,不够的地方太多,谦逊的心态特别特别重要,不要以为自己提出的观点一定是一个正确的观点。

比起1950年代,整个社会宽松了,可以发出的声音多样化了,这样的情况下,知识分子的自律和说话的限度感更有必要,不要因为自由而去滥用这种自由,不应过分地图一时口舌之快。可能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更要审慎的对待自己使用话语的权力,要审慎地估计相关主张的影响和后果,而不要又变成一种真理在握的状态。这是这个时代知识人特别需要去注意的问题。

未 普:胡曾“二人转”正式登场

 

一月中旬,路透社和《泰晤士报》分别报道,曾庆红的人马要求胡锦涛让出国家主席,让曾庆红担任。对此,人们众说纷纭。有的说这是上海帮故意放出的谣言,想要离间胡曾。有的说这是胡曾两派人马放出的政治气球,为的是探探风向。笔者以为,不管什么原因,这个消息显示,胡曾“二人转”现在正式登场,而胡曾二人的关系,已经成为“十七大”甚至中国未来走向的重要观察指标。

胡锦涛和曾庆红之间有一种另类的“瑜亮情结”。胡锦涛虽是邓小平钦点的第一号领导人,头戴党、政、军三个桂冠,政治发育却先天不足。而曾庆红的魄力、能力和实力,当然还有谋略,世人皆知是第一流的,但他却在党内排名第五。胡锦涛在巩固权力的过程中,无法忽略曾的政治人脉和政治实力。而曾以自己的人脉和实力为资本,坚持超过68岁的年龄限制之后,继续留在权力核心,为此,他必须借助于胡锦涛的权力。这样的政治错位,使得胡曾二人既互相需要,又互相排斥。

在过去的几年里,胡锦涛和曾庆红合作过,也竞争过。最密切的合作应当莫过于扳倒陈良宇。没有曾的合作,胡锦涛与江泽民和上海帮单打独斗,很难成功。曾在帮江泽民巩固权力的政治斗争中,为江泽民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在江退隐,曾的政治生命决不甘于为此终结,为了使自己在官场上更上一层楼,曾“弃暗投明”与胡锦涛合作,搞掉陈良宇,乃是顺理成章之事。

胡曾二人的竞争,很多时候不显山不露水,却有点吊诡。在胡锦涛丧失人心的地方,曾庆红捡起了人心。两年前,赵紫阳逝世,胡锦涛没有片言只语表示哀悼,曾庆红却在赵紫阳弥留之际,出现在赵紫阳的病榻前。一年前,胡锦涛坚持为胡耀邦90岁诞辰幵纪念会,临了他借故缺席,而曾庆红却主持了纪念会。虽然胡锦涛大谈“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但他加紧钳制舆论打压记者,因此而饱受国际舆论的批评。而接近曾的人说,曾庆红已经明确发出倾向政治改革的信号。

胡锦涛和曾庆红这种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终于到了该摊牌的时候了。几个月之内,十七大之前,必定会有个正式的说法出台。在这个说法中,国家主席席位之争恐怕只是一个幌子。胡曾二人竞争的醉翁之意,恐怕也不在国家主席。以曾庆红的实力、谋略和胃口来看,国家主席算什么?既不能指挥“枪”,又不能指挥“党”。

不管胡锦涛是否让出国家主席,为那个既能指挥“枪”、又能指挥“党”的头号龙椅,胡曾二人有可能会持续斗争下去。因为中共的斗争基因,注定任何名义上的一把手,都可能终结于掌握实权的太上皇。毛泽东时代的刘少奇、周恩来、林彪和邓小平时代的胡耀邦、赵紫阳,都不得善终,就是例子。

为了那把头号龙椅,胡曾“二人转”将会转的空前激烈。胡锦涛因为先天不足,必须仰赖满天下的团派为他撑腰,与曾氏人马抗衡。而曾要从胡的执政中寻找错误,制造失误,火中取栗,为更上一层楼而创造机会。他现在是不是就在等胡锦涛失误的一发不可收拾时,再出来收拾残局呢?相信不久就会见分晓。

胡曾“二人转”,结局会怎样?老实说,中共黑箱操作,前景混沌,难以预言。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胡曾二人的竞争为一党专制的破局可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会:幵放党内民主,选举最高领袖。但是如果要胡锦涛超越自己的“毛式”思维,要曾庆红超越子继父业的红色使命,那就实在让胡曾二人为难了。

楚一杵:贾庆林为何要说民主不好?

 

被认为是胡温前沿智囊人物的俞可平教授于二00六年底在《北京日报》发表了《民主是个好东西》的文章,一石击起千层浪,这篇文章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特别是在中共体制内,普遍认为,此篇文章是中共内部要求民主的迫切呼声,是胡温主导下的政治改革破题在即。

贾庆林大有来头的“檄文”

然而,就在“民主是个好东西”逐渐唤起中共党员干部觉悟之际,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抛出了抵制民主的檄文,他在二00七年元月号《求是》杂志发表了《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一文。

贾庆林的文章认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立足中国国情,总结实践经验,借鉴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决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衡量中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最根本的是要从中国国情出发,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效果着眼。”“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决不能照搬西方的两党制、多党制、两院制和三权鼎立的政治制度模式。”

贾庆林传达一个什么信息?

贾庆林的文章是冲着“民主是个好东西”来的。俞可平是胡温前沿智囊,他所说的“民主是个好东西,”可能是为胡温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做注脚,帮助胡锦涛说出了一直无法启齿的话语,代表了中共体制内改革派的声音,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但是,改革派的声音刚落,贾庆林之流就急不可耐地跳了出来,并且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指出:“决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 决不能照搬西方的两党制、多党制、两院制和三权鼎立的政治制度模式。”那无疑是说:“民主不是个好东西!”

贾庆林代表了谁的声音?

最近,一个与中共高层有关系的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曾庆红的政治帮派(江家帮)要求二OO八年人代会提拔曾庆红为国家主席。曾庆红的“支持者”呼吁:“党内要恢复到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时候。”也就是毛泽东担任中共、军委主席、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的格局。一位(江家帮)消息人士指出,中共内部有人认为,现在不需要一个人把着三个大权。指党政军集一人身上,也就是指胡锦涛不能一人独揽大权。

就在曾庆红争权斗争刚刚拉开序幕之际,贾庆林向曾庆红抛出了橄榄枝,第一个拥抱曾庆红的大腿。他指出“决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是明显地与胡锦涛“民主是个好东西”唱对台戏,帮助曾庆红与胡锦涛对着干,并且,发表文章公开地为曾庆红争权斗争摇旗呐喊,从而起到孤立、分化瓦解胡锦涛的目的。

贾庆林为何说民主不好?

俞可平在《民主是个好东西》这篇文章中尖锐地指出:“对于那些以自我利益为重的官员而言,民主不但不是一个好东西,还是一个麻烦东西,甚至是一个坏东西。试想,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官员要通过公民的选举产生,要得到多数人的拥护与支持;其权力要受到公民的制约,他不能为所欲为,还要与老百姓平起平坐、讨价还价。单这两点,很多人就不会喜欢。”

现在,贾庆林是第一个公开蔑视民主是个“好东西”的那种人。不言而喻,有了民主,他的“麻烦”就来了,他在福建省与远华案牵涉的丑闻早就曝光下台了,不仅进不了党委、当不上国家政协主席,甚至比陈希同还要可悲的命运。

政绩平平、呆若木鸡的贾庆林,自然是跟对了江泽民才有今天的地位,不仅是江泽民的追随者,而且是江泽民时代的既得利益者。现在,他的命运与上海邦共存亡,正所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只要步入了政治改革的轨道,类似贾庆林这种人的日子也就不好过了。现在,他才会站出来拼命地抵制与反对。

所以说,贾庆林在文章中所指出的“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立足中国国情”的说词是假,抵制中国民主化进程是真;认为中国不适于“照搬西方的两党制、多党制、两院制和三权鼎立的政治制度模式”是假,担心引进民主与多党制后自己的末日到来是真。

2007-1-24

余 杰:公审邬书林为期不远

 

日前,中共“新闻出版警署”副署长邬书林,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图书交易会上,悍然宣布查禁包括章诒和女士所著之《伶人往事》在内的八本图书。此次邬书林公然在大会上凶神恶煞地宣布该禁令,并声称查禁章诒和的著作乃是“因人废言”,不管书的内容是什么,只要是章诒和所著的,就必须查禁。

这是典型的法盲的语言和思维方式。不过,中共的大小官僚当中,又有几个不是法盲呢?从制造“彭州诗案”的县委书记蓝庆华、县长周伟,到制造“冰点事件”的前共青团书记周强、赵勇,虽然他们当中不少人都戴上了来路不明的“博士帽”,却实实在在是彻头彻尾的法盲。以邬书林为例,他完全漠视中国宪法所保护的公民的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自以为是一名口含天宪、指鹿为马的大人物,说禁书就禁书,说谁在黑名单上谁就在黑名单上,甚至将黑名单直接放到了台面上招摇过市。与以往当局秘密查禁图书、关闭媒体、在内部传达黑名单的做法有所不同,这次邬书林为何要如此高调地宣布禁书计划呢?他为何执意要在中国三千年禁书史上留下自己“璀璨”的名字呢?

大概是因为中共十七大召开在即,邬书林还想再上层楼,故而细细揣摩上意,以此种夸张而凶狠的方式来执行上级所下达的严密控制言论的命令,表达自己的忠心耿耿。此时此刻,奴才往往比主子还要心狠手辣。当然,邬书林不过是一个工具而已,一张中共用来给自己擦屁股的手纸而已。盘踞在邬书林头上的,还有这样一大群人物:“新闻出版警署”署长龙新民、中宣部部长刘云山、主管宣传事务的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以及最高决策者、中共党魁胡锦涛等人。他们都是新闻自由的敌人,他们都是扼杀中国人想像力和创造力的凶手,他们都是阻挡历史前进的螳螂,他们都是犯下了滔天罪行的罪犯。公审他们的那一天并不遥远,他们的下场并不会比希特勒、希姆莱和戈培尔们更好。

此次邬书林高调禁书,也表明胡锦涛在牢牢掌控了权力之后,不再像萨斯事件中那样需要民意支持,也不想继续扮演“披着羊皮的狼”的角色,而彻底暴露出其毛派法西斯主义者的狰狞面目来。当然,以胡锦涛唯唯诺诺、左右逢源的性格,即便干坏事也无法干得像希特勒和毛泽东那样彻底、那样疯狂。另一方面,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中无法孤立的一部分,公民社会也正在蓬勃成长,胡锦涛即便梦想充当“大独裁者”,也缺乏昔日的社会土壤。此次禁书行为便是一典型个案:尽管邬书林磨刀霍霍、言辞凌厉,此禁令却难以像毛泽东时代那样畅通无阻、雷厉风行。禁书命令发布数日之后,许多书店中仍然在热卖禁令名单上的大部分书籍。而且有了邬书林这一免费的广告代言人,各种盗版更是如潮水般地席卷神州大地。在互联网时代,中共已经无法全面达成对信息的封锁和控制,邬书林狂妄和背谬的言论迅速被曝光于网络之上。一时间,这名高级官员成为中共统治阶层中最为臭名昭著的人物,说“千夫所指”亦不过分。

古往今来,若干禁书者留下的都是千古骂名,若干被禁者留下的却都是千古美名。陈正宏、谈蓓芳在《中国禁书史》一书中,论及满清一朝不惜以血腥的文字狱作为依靠来强化禁书工作的历史,举例指出:“像清高宗那样对禁书工作如此费心费力的皇帝,在历史上似乎也只有他一位。”虽然清王朝的禁书工作取得了重大的成绩,却付出了惨重代价:不仅导致许多文人和百姓家破人亡,而且成为中华民族深重的灾难。“明清两个王朝的统治集团所采取的思想禁锢政策,是导致社会发展缓慢的重要因素之一;而禁书又是这种政策的重要一翼。”中共政权则将中国的禁书传统推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半个多世纪以来,文化艺术浩劫重重,文学艺术家断头流血,中共摧毁各种文明成果的罪行可谓罄竹难书。

我没有见过邬书林,不知道他长得一副什么模样。根据“新闻出版警署”官方网站上发布的简历,邬氏年仅五十二岁,是文革后七八级的大学生,毕业于南京大学经济系。由此可见,他也经历过暗无天日的毛时代,也有过一段“通过知识和教育改变命运”的人生历程。但是,当他在仕途上青云直上、掌握一定的权柄之后,却忘记了自己当年寒窗苦读的那段岁月,而以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来充当官家的文化刽子手。

这一身份和心理的转化,究竟是如何完成的呢?根据心理学大师弗洛姆在《论侵犯行为的起源》一书中的分析,邬书林是一名具有代表性的“施虐狂官僚”。这类官僚一般都有如下几个重要的特征:首先,作为施虐狂官僚的品性之一是,“他们像对待东西一样对待人,人已成为物品,他不像对待人一样与他们友好相处”。邬书林认为自己掌握了“新闻出版警署”的巨大权力,便可以扼住所有新闻出版机构的喉咙,也扼住所有写作者的喉咙,每一个作者和读者都是他可以控制和愚弄的对象,他命令他们往西走,他们便绝对不能往东走。他是傀儡戏背后那个牵线的人,知识分子和大众都是前台的木偶。

其次,这类官僚通常对秩序有着过分的关注。在他们看来,“秩序就是一切,秩序是生活中惟一确定的东西,惟一能在这上面建立绝对控制的东西”。弗洛姆在此指出,对于秩序有着过分需求的人往往是那些害怕生活的人。因为生活是无秩序的,它带来惊奇。虐待狂不能与别人友好相处,他把生活中的一切人和事仅仅看作是东西。这种人仇恨一切生物,因为他们对他形成威胁。但是他热爱秩序。对于邬书林来说,没有上级的命令,没有当局禁书的“潜规则”,他本人也就像没有人可咬的狗一样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第三,他们都有着根深蒂固的奴性。“虐待狂想控制弱者,但是他往往无力使自己得以不去屈从某些比他更强的人而活着。”例如,希姆莱非常崇拜希特勒。如果虐待狂不附属于别人,那么他就可能会选择历史、过去、自然力,一切比他强的东西,但有一条总是真实不变的定律是:他必须服从,他必须使自己从属一个更高的权力,不管这个权力可能是什么。但对那些比他弱的人,他必须统治。这就是官僚虐待狂和一般冷虐待狂赖以生活的系统。换言之,他们都是扭曲的、变态的双重人格,他们忽而是奴隶,忽而是奴隶主。

曾近距离观察希姆莱的卡尔•丁伯克哈德写道:“他以他的典型的顺从,他的思路狭隘的认真,他的无人性的有条不紊,以及他的行动的机械特性,造成了一个怪异的印象。”我相信,邬书林身边的人也会有类似的印象。这名高官已经异化成为专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当然,他在偶尔也会流露出一丝的温情,但是“我们不能让自己被一个人非常热爱孩子和动物,做了这样或那样的好事的这一事实所欺骗”。例如,刚刚死去的中共元老薄一波,其人阴险毒辣、奢侈好色,但在薄熙来眼里却是一个好父亲呢。

像邬书林之流的心理变态者,本该被送进精神病院,在专制体制下,他却被提拔为高级官员。西人有“病夫治国”一说,中国则是一群精神病人治国。邬书林此次的“过度表演”,中共未必会赏识之。昔日,赵勇企图快刀
斩乱麻地处理“冰点事件”,结果却导致海内外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反弹,使得胡锦涛在龙应台的直接追问下陷入尴尬境地。于是,赵勇被外调河北,其政治生命也基本终结。如今,在中文互联网世界里,“邬书林”这个名字已经如同过街老鼠一般,人人喊打。中共对于这样一个自暴其丑的奴才,也同样会感到无比恼怒。照我推测,邬书林此次拍马屁拍到马腿上,为“和谐社会”制造了极端不和谐的声音,这一片忠心赤胆大概会换来“党妈妈”的一记耳光。邬书林败坏了党苦心经营的“开明秀”,其政治生命估计也走到了尽头。

这就是舆论的力量。谁说舆论没有力量呢?当然,目前民间舆论的压力,还不足以让邬书林这个厚脸皮黑心肠的人物晚上睡不着觉。我们必须作出更大的努力,直到让此类积极主动为当局干脏活的家伙晚上害怕得晚上睡不着觉为止。那么,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呢?我想,除了积极声援包括章诒和、胡发云等人在内的禁书的作者和撰文谴责邬书林的倒行逆施之外,还可以尝试着搜集和发布更多关于邬书林的个人资料,比如:邬书林的家人有没有什么贪渎行为,邬书林的子女有没有利用不义之财到欧美国家留学或定居?如果有类似情形,海内外华人可以团结起来,持之以恒地向西方国家的外交和移民机构传达信息,促使其驱逐此类贪官污吏、独裁帮凶的亲属。这一种釜底抽薪的做法,必然会让邬书林之流的人物感到心惊胆战。

一个政权到了末世,往往便最缺乏自信心,一点风吹草动便视为杯弓蛇影、风声鹤唳。邬书林这一席外强中干的言语,已经说明中共当局怕得要命。但是,他们严控新闻和信息传播的努力只是螳臂当车而已。我相信,公审邬书林的那一天离现在并不遥远。而在审判席上,大概也不会单单是邬书林一个人,他的同僚和亲属们,也会被当作他的同案犯。中共当局经常将异议人士的亲人当作人质,我们当然不会采取与之同样卑劣的做法。但是,如果这些贪官污吏们的亲属,果真参与了他们瓜分民脂民膏的恶行,也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在即将到来的审判中,邬书林之流大概不会是审判席上的孤家寡人。

——二零零七年一月二十二日

──《观察》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