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敏如:瑞士记者眼中的台北

和去年(2006)一样,是在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情况下接到他的电话–David Signer,苏黎世Weltwoche周报国际版的编辑。不同的是,这次不再需要我提供採访名单及有关台湾的讯息,而是传来一份中文译稿,希望我能代发。

Signer去春在台北採访后,写了篇报导刊登在瑞士德语区,有67年历史,政治立场倾右的高品质读物「世界周刊」上。约一个月后,该文即被译为荷兰文。我曾写了篇文字对这份报导做重点介绍。半年后的现在,终於有了中译文的出现,而中译的原委,请看下面译者自己的说明。

David Signer给我德文原稿的篇名是「Taiwan」,发表时,「Leben im roten Bereich生活於警戒之境」是周刊主编所下的标题,到了荷兰则成了「Love and Loneliness in Taiwan台湾的爱与寂寞」。有趣的是,瑞、荷两地不同的标题,显示这两份媒体对同一篇文章的不同阅读角度,却对於报导内容有了提纲挈领、画龙点睛之效。

我以德语原稿对照,订正中译文时,发现有些部份并未译出。后来才知道,译者所参照的,未发表的英译并不完全。我除了把中译文的句子、标点做了更动之外,经过和Signer商量,还将未译出的部份一并补足。现在读者看到的将是完整的报导。

Signer赴台之前,看了台湾导演的电影、读了台湾作者的翻译小说、搜集有关资料、向我提出问题。这种种事前的周详准备工作,就是要把自己「沈浸」其中,就是要尽量提供瑞士读者,台北较真实的一面。我们不但可以从他的报导读出一位敬业新闻工作者的用心,更应自问,台湾的媒体何时能资助优良写手对其他国家做深入报导。而他所提出的,台湾如何使自己无可取代,则是值得朝野深思的议题。

 

台湾的爱与寂寞

此篇文章原刊登於2006年七月一日荷兰的报纸,网址如下:http://www.trouw.nl/deverdieping/letter-geest/article375747.ece/Liefde_en_eenzaamheid_in_Taiwan),

写在翻译前 :

这篇原文Love and Loneliness in Taiwan的作者David Signer是曾在台湾待过两个星期的一位瑞士人,在欧洲所发表为荷文、德文的文章。笔者知道此文章是一位欧洲友人口述给我听的。当时我听到此文章时,对欧洲人以自己文化来看台湾的观感时震慑住了。但思之再三却又时感惊讶又时感戚戚。我请友人为我翻译为英文,我们也去函询问TROUW该报转译中文发表在网上的可能性等等,接着去函给原作者,原作者应允中文翻译公开发表后,笔者开始着手,但因为私人因素所以延迟了工作。

作者David Signer ,1964年生,是一位欧洲的人类学家,专研人类学与社会学。走访过中东、非洲各国,对文化有深入的研究。其以欧洲人的文化背景与观点来看台湾,读者可以得见作者着实下了番工夫去瞭解台湾的历史背景、政治经济与教育现况,尤其是其以不偏不倚的人文立场客观地看台湾的现象。在翻译过程中,笔者与原作者通过mail。他告诉笔者无意为文使任何人不悦,但是以一个外国文化来看台湾,在某些特定事情上确实让他吃惊。笔者不是专业翻译者,且转译了两次不同语言,字字计较地去深入瞭解作者的写作感情与文化背景是我努力的。

在您读过这篇文章后,是否也正思索着作者所述的某些点正巧也碰触到深爱台湾的你我的寂寞与爱呢?

T.Y. (Jade) Lee於 Jan. 5, 2007

台湾有什么样的脉动?世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像台湾一样,工作时数每年高达2,282小时,30%的人每周工作超过62小时。台湾人口密度高居世界第二,只低於孟加拉。虽然台湾面积小於瑞士,却是20个最成功的工业国家之一。台湾是笔记型电脑制造的领导先驱,有世界第三大外汇存款,也是手机密度最高的地区(平均每人拥有1,14支手机)。然而,只有三个国家的性生活是少於台湾,且根据「Elle」杂志研究指出,台湾女性是世界上最不快乐的。台湾同时也是最多戴近视眼镜的国家。

这些现象之间彼此有何关联呢?

20年前台湾从独裁转型为民主,现代化与自由化同时快速进行。也因此,严谨的儒家工作伦理与同志酒吧、刺青商店同时存在。多彩的道家庙宇,就在电子产业的玻璃维幕高楼及24小时营业的超市旁边。自从毛泽东的对手蒋介石1948年退守到台湾,中国就一直把台湾视为叛逆的一省。如果自由化继续进行,二十年后的中国可能就像现在的台湾。而连同附近城乡合计约有800万人口的台北,就是北京现代化后的愿景。

家庭是台湾社会变迁中特别引起注意的生活范畴。在许多家庭中,夫妻两人不只是长时间工作,甚至在不同城市工作,且保有各自的住处,只在周末见面。由祖父母带大的小孩,其价值观也因此来自几乎是与现实脱节的世界。

对台湾人来说,没有任何事比给孩子更好的教育来得重要,因此孩子们常常在晚间也必须承受许多额外的课程。

我在台北时拜访了一位外科医生,他六岁的女儿已经在学校学英文,但是在晚间,她除了必须再学英文之外,还有画画、舞蹈和钢琴。她很骄傲地不用乐谱就弹得出古典曲子。八月,他们全家会到美国去,让女儿参加两周的暑期营队,以增进英文能力。我问这个父亲,难道他不怕给孩子太多压力?不是常听说,日本孩子因考试失败感到羞耻而自杀吗?

「是的,有时所有努力会化为乌有。」医生说,「比如有些钢琴神童, 十四岁就能将琴弹得很完美,但到了25岁时,他们弹琴的技巧则无异於从十岁才学起的水平。」

这父亲也提到在他的周遭环境中,父母与父母之间无法避免的竞争,他甚至用了「全副武装」这样的字眼。一胎化在中国是政策,在台湾则成了可以自由选择的目标,和大家庭比起来,当然就会把更多时间和金钱花在提昇唯一的孩子身上。

强调教育与成就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国家的特质,例如中国、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台湾不仅也是如此,更由於历史背景因素,台湾人希望展现给世界的是一个更好的中国。

从1895年到1945年台湾被日本佔据,接着被中国接收。二次大战后毛泽东战胜国民党的蒋介石,蒋介石带着150万人民众(大多数是有高教育水准的上层阶级)、50万军人和国家宝藏来到台湾。毛泽东和蒋介石都自视为中国的唯一代表。至今台湾的正式官方名称为「Republic of China」。

美国高度武装台湾以对抗共产主义的中国大陆,蒋介石直到1975年过世为止,不曾改变他收复中国的目标。

台湾有2,400万人口,大陆13亿,这个海岛有世界超强的经济,但是在政治上却是孤立的,台湾甚至没有联合国观察者的身份,只被27个国家所承认,像是帛流、吉里巴斯共和国和史瓦济兰等。这是因为大陆拒绝和承认台湾的国家有外交关系,特别是今天,谁承认了台湾就无异与大陆为敌。

在台湾可以感受到中国以一种矛盾的方式存在。中国就像一个大哥,台湾想要和他保持距离,可是这位大哥却又权威性地不肯离开。台湾尊重人权、没人苦於饥饿、有言论与媒体自由;台湾进步、民主、自由、国际化、后工业化、后现代化;总之,是一个更好的中国。在台湾可以察觉到一种清醒、一种警觉,这情形让人想起以色列。这个中东国家除了强调它的合法性之外,也要表现得比敌对的邻邦更好。可是台湾人民则更像是一架使劲飞翔的喷射客机,只要把速度减慢到某个程度,就会坠落。

Sheena Chang是中国时报的编辑,女儿四岁时已经上英文的课外补习。她希望女儿能读国立大学。国立比私立大学更好而且更便宜。这导致一个弔诡的现象:特别是受高等教育且较有钱的父母,他们能提供孩子额外的课程学习,让孩子能进入收费少的「好」大学;而低社会阶层的孩子则只好去「坏」的大学。久而久之,自然会加深贫富悬殊与城乡差距。

Sheena Chang还展示了另一个台湾纪录:根据她的统计,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孩子睡眠像台湾孩子那么少。她把自己和与她同样的人称为「pm people」。「我从下午两点开始工作,在晚上十点回家。」大部份资讯科技产业的人在晚间工作,因为这刚好是欧美客户的白天时间。「pm people」的孩子和他们一起熬到午夜,一起吃东西、看电视、玩电玩。但是和大人们相反地,孩子又必须在早上七点起床。

她这种不带情感的客观陈述,让我小心地问,这样不会损害孩子的健康吗? 「也许是。」她说,「但这让孩子有更强的抵抗能力,也能学会处理将来的压力。最大的问题是,祖母宠坏孩子,她们只喂给食物但不教任何事。」

作家Yen Minju告诉我,她在读书时,因为家里还没有洗衣机,所以必须在洗衣板上搓衣服。为了利用时间,她把写上英文生字的纸片贴在一旁,可以一边洗,一边背。

某晚我和一位精神科医生一起泡温泉(就在卡拉ok旁边。卡拉ok是台湾人喜欢的娱乐活动之一)。晚上十点时,他说他必须回家去帮女儿複习功课。「在这个时间?」我很惊讶。「当然,明早九点她有化学考试,我得帮她再複习一次。」

一个长时间住在台湾和中国的瑞士女人告诉我:「对这些人来说,重要的是钱和吃,爱与性不重要。如果有人说我爱你,那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如果他给你一块盘子里的肉,你就知道,你对他来说很重要。」

台湾人的情欲是不容易瞭解的,人们不善於表现情感。除了台北市中心之外,很难看得到成双成对的人手牵手或是交换温柔情感。但另一方面,却可以看到槟榔西施穿着比基尼泳装坐在玻璃橱窗里。由於有个绿色心形霓虹灯,所以远远就可以认得出来。你停下车,她走出来,弯下身躯面对你打开了的车窗,你可以从她深裁的前襟看到里面。她踩着高跟鞋,扭动臀部,走回去拿你订的东西,然后带着诱惑的微笑递给你槟榔。嚼槟榔后出汗与晕眩的快感则是完全的快乐。

这些槟榔西施以双倍的价钱卖出槟榔,计程车和卡车司机则视为当然。槟榔西施通常散佈在看不到温柔的乡间,自由台北的市长则试着阻止她们在市中心营业。

还有,卖传统中药的人把情欲当成促销的工具,同时提供神奇的中药及「轻装」的女孩。最让人惊奇的是,这些「性感女孩」也在婚礼甚至葬礼上出现!那通常是由汽车和卡车组成的车阵,其中一部车上是亡者的棺木,另一部是哭号的女人,在第三部车上,则可以看到跳艳舞的性感女郎。包括孩子们在内的观众群,显然不认为,一场「桌上热舞」的气氛与对死者的哀伤有任何冲突。「家属付许多钱给这样的表演,才能让许多人来参加葬礼并怀念亡者。」这是当地人所告诉我的。

因着窄小的空间,情侣或甚至是夫妻要有个独处的地方,并不容易。直到上学年龄,孩子都还和父母亲睡在一起。长久以来,MTV是个深受喜爱的,可以私密约会的地方。在包厢中依自己的喜好选择要看的电影。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检查制度,包厢不再可以关门,检查人员随时可以进入,所以情侣改到公园或KTV。KTV是有许多房间的建筑,情侣或是亲朋好友可在里面唱卡拉OK,也可以点饮食,但是服务人员依然可以随时进来。不过每个包厢中又有一个引人注意的,很大,且可以上锁的洗手间。人们对Motel的需求已有好一段时间,可以相当便宜地在那里筑起爱之巢,三小时约三十欧元。缺点是离市中心较远,需要自己有车。

相较之下,要找个好的餐厅就容易得多了。在饮食方面,台北有着地理上的优势。日本、中国、韩国、泰国、美国、欧洲及台湾原住民的菜餚错综交织。台北有无数个餐馆,甚至於焚化炉烟囱顶端都还有旋转餐厅,叫做『摘星楼』。

对台湾人而言,食物与性之间显然有某种紧密的关系。每上两道菜就可以听到,「这是特别对男人重要的食物」。这些地方上的珍馐,包括牛眼、幼蜂、燕窝、炸蟋蟀、鹿鞭、鱼翅、海参、香菇、胎盘、未孵化的生鸡蛋、人蔘、熊掌、鸭舌、海马、尤其是蛇。周末在华西街夜市可以大开眼界:一条挂在绳子上面活生生的蛇,被人完整地将皮剥下来,滴在杯中的蛇血则提供观众品嚐。然后杀蛇人也取出蛇胆,把胆汁挤入杯中,黏黏软软的胶状物据说很健康,能提高性欲;宰蛇的人还用筷子在他两腿间清楚地示范。在他后面是些老饕就着露营的小桌子,正在喝蛇汤、龟汤。

不过女人并不因此而快乐。

Chang Mei-Ling,三十多岁,单身,读罗马语言学系并在法商公司工作。她说,高教育、好职业、高所得等等在男人身上加分的条件,在她却成了减分;此外她也长得相当高。但是台湾男人要教育程度比太太高,收入比太太高,而且也要比太太高过一个头。她自己或许也同样这么希望。而能够符合这些条件的少数人往往有许多工作,所以没时间去找另一半。

Chang Mei-Ling曾有过一次婚姻,她要小孩,但他不想要。他说要先赚到一百万美金。他们很难得见到面,当她发现,他和女同事有暧昧的关系时,她便离婚了。「这里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事业。」她说,「大部份的台湾男人都如此,一些人为了女人试图改变他们自己,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便放弃了,因为他们觉得,女人从他们身上带走了一些东西。」

当她还在孩提时,她的父母总是力图打拼事业,家里通常是长女负责照顾弟弟妹妹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伶俐和独立。」她说,「因为我们是在没有父母照应下长大的。」

下周Chang Mei-Ling会参加一个「驱动旅行」。她的公司请最好的十二个员工去夏威夷。她还和家人住在一起,外出的活动就只是和客户吃饭或去卡拉OK。她不像大部份坐办公室的女人去逛街或买高价的名牌衣服,而是把薪水花在小猪毛绒玩具的收集及旅行上。去年她和母亲到一个太平洋上的小岛去渡假,住在五星饭店里。

有一次她说:「你以为我们的社会是如此多彩多姿与自由?其实它只是看似如此,因为我们没有根。我们的父母移民来台湾,却没有家的感觉,今天他们不再试图去瞭解来由。我们都是孤儿,我们的孩子也会一样。」她也说:「许多人工作到晚上十点,他们必须如此,是因为内心空虚,他们梦想在五十岁时存够钱以便退休,然后死於无聊。」

台湾社会的差距与不同时代面貌并存的情形令人感到困惑。一种超现代,而让欧洲显得老态龙锺的情形是,台北一半面积都已是无线区域网路的范围,甚至在捷运里也能收发电子邮件。台北市长要建造世界上第一个无线网路城市。许多人的手机有GPS系统,即使迷路了也可以从手机中找到方位。过马路时,绿灯里一开始有个小小的人闲适地走着,在他上面是倒数计时器,然后那小小人越走越快,直到最后像发疯似地狂奔。

在许多计程车里,你还可以在前座椅的头靠上看电视,所以才不会浪费时间,就是讲求效率。一个台湾人告诉我,她曾在德国参加婚礼。「你觉得怎么样呢?」「真可怕。好像永远不会完!」对她来说,甚至连婚礼都要讲求快速。

有些餐厅中的桌子有电视萤幕,可以边吃边看百种节目。许多饭店房间里的卧房和浴室用玻璃分隔。是要让人从床上就可以看到美女入浴?不,正相反,你甚至可以从浴室或厕所里看电视!

另一个惊奇科技是508公尺高的台北101,它拥有每小时60公里,世界上最快的电梯,在几秒内就可以抵达80层楼高,你却没什么感觉。电梯内有压力平衡的装置。

「我们必须一直是最好的」,Chang Ming-Lei简单明瞭地做评论。

台北101是依照风水理论建筑而成的,那是以传统原理避免无形沖煞的知识。根据这样的知识,入口和出口处不可相对,否则就会有访客进入大楼后又立刻出门的风险。根据风水理论,居住在路沖的大楼中是很不好的,可是对一楼的商店却有好处。转化负面的影响是把八卦镜挂在窗上。台湾人很小心,尽量避免生活上不好的事情发生。街上到处是监视器和紧急纽,大部份的阳台装设铁栏杆,不过有个居民对我说,发生火灾时,这些铁栏杆却让人无法逃走。这人还说,八卦镜的作用就像光线,可以转移不好的东西或反射回去。

台北101由每节八层楼的节段所构成。八是中国人的吉祥数字,四是不吉祥的,所以没有四楼。台北101看起来像是一节节垂直重叠内插的竹子,中空而有弹性,却仍然坚固,象徵坚毅与进步。内部有个660吨重的钢球,地震时会晃动却不断裂。就像在风中伫立的竹子。

我不断听人说:「只有懒惰和孩子多的是穷人。」这个超资本主义社会里,在店前烧钱的那些人也是个惊奇点。这种钱不是真正的钞票,而是看起来像钱的纸钞。他们在商店前的铁桶里烧纸钱,祈求好财运。不久之前出现所谓的「环保纸钱」,烟较少,但卖价也就更贵。

在资讯科技产业大本营的台北,有许多孔庙、道宫和庙宇,这些往往也是取得神谕的地方。和瑞士教堂不同的是,年轻人也来庙宇。例如周六中午,许多带着Gucci或LV皮包的年轻女人在购物前到庙里来,供上鲜花和订婚饼。这里也有管姻缘的神,女人就在那里求籤求问她们的未来。

有一晚我到一个庙里,在庙前有一种可以行驶的神龛。「神过生日的时候,把神放进车里,到处开着走。」有人这么告诉我,「现在神在大陆,明天回来,到时候会有游行。」

第二天的游行是个盛大的热闹场面,有鞭炮、红色孟加拉火把、可行驶的、装饰灯光的电子琴、闪烁不停的强光、烟火、钹、鼓、吵杂的扩音器。神是彩色的木雕,坐在左右晃动的长轿子里,被抬着到处走。轿子有刺眼的霓虹灯管,电源是由一个在后面推着的,发出难以忍受哒哒声的发电机所提供。范、谢两人通常是庙里的守护神,在游行队伍里却成了主角。

谢,有张黑脸。范,有长长外吐的舌头,而且身体高得让打扮成他的人只能从衣服上的洞向外看,并且要挺胸,以头来保持平衡。这两人的外表可由民间传说来解释:范、谢曾约好在桥上相见,谢早到了,在等候时,因看桥下的水身体失去平衡而跌入水中。当范抵达时,发现他的朋友早已死去。痛苦之余,范用双手勒死自己。这是为何他的舌头吐出这么长来,而谢的脸在水中成了黑色。台北人说,这两人夜里带着铁炼在艋舺附近巡逻,看到了小偷就把他们吞掉。艋舺一带的犯罪率的确比其他地区低。

台北有好些纪念国家英雄的地方,中正纪念堂和国父纪念馆也在其中。这两个建筑物内有巨大的厅堂和大於常人的塑像,塑像前面站有卫兵,塑像四周空旷,彷彿让不朽者和平常人的生活有了适当的距离。令人惊讶的是,居民如何对待这种强烈要求展现崇敬的地方!

只要在整个城市还相当安静的清晨五点去到纪念馆,会突然看到某种型态的嘉年华会。从许多不同的扩音器传出进行曲、嘻哈、国乐、乡村、探戈等等不和谐的刺耳声音。有的团体练太极拳,有的练剑,有的就在晨曦中跳社交舞。一对银发夫妇互丢粉红色飞盘。这里有几百个人。有人穿和服,有人穿得像啦啦队,也有人穿像唱饶舌歌的人,有特大的裤子和鸭舌帽,背后还印着「Gung Fu New Fashion very good」。好多人都已经上了年纪,他们对我说:「你猜猜我几岁?」大多数人的年龄看起来比实际年轻一半。也有年轻人练习目前最流行的萨尔萨舞。这些热闹场面都发生在台北101底下。上班族穿西装打领带,急行穿梭在练习功夫和太极拳的人群中。没有人去组织这些活动,有的人虽规律地来参加,团体却也常有异动。

七点,卫兵踢着正步出现。他们在国歌声中升旗。霎那间每个人都停下来,做敬礼姿势。几分钟后,纸伞舞、有氧舞蹈、摇滚、气功等又再度开始。石雕的、青铜的孙逸仙(也就是「国父」)正坐在公园四处,恬淡地看着这一切。

在忠烈祠每天都有十五分钟守卫换岗的精彩节目。结尾部份,他们像机器人一样僵直而机械化地把枪支互抛好几次,每一个接手都是精准而完美,是种穿制服的水上花式表演。然后他们站在平台上一个小时,像雕像一样完全不动,连眼也不许眨。有时助手帮他们擦汗或拉正肩饰。

这些守卫都是军人。有个士兵告诉我,台湾有两年的兵役期,只有成绩好的会被选出来,训练半年,每天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然后在这里站四个月,换另外一个地方,再站四个月。练习的时候常常出事,特别是抛枪的动作。不久前有人伤了前额。最危险的是刺刀,两个月前有个新手甚至削掉了一只耳朵!有了疤痕,就不可以站在台上了。做错了,怎么办?「如果是小错误,必须面壁一小时。如果没接到枪,假期就会被取消。」必须在太阳下一动也不动地站好几个钟头的时候,都想些什么呢?「尽量想些美好的事情。」

在一个下雨的午后,我去拜访了Peng Wu Chih,他是台湾着名的太极和中国功夫教炼之一。Andy Hug也曾经是他的学生。

他原本是医生,后来改学中医,最后专注於亚洲各种武术。他是功夫大师Liu Yun-Qiao(蒋介石的首席护卫)的最后一个学生,在Liu Yun-Qiao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月照顾他,而Liu Yun-Qiao在最虚弱时也只能用筷子教他。

快速太极是Peng Wu Chih的一个专长,他强调,原始太极并不像现在的龟速慢移,而是快速的。在餐厅中主菜和点心之间的空档,他在桌子旁边示范给我看。整套拳只花了几秒钟就完成。Dr.Peng喜欢速度,也因此而成名。在我们上车之前,他说:「扣紧安全带,我开车像007」。这当然是有那么点夸张。他谈到「气」– 生命的力量,说:「冥想不是从世界撤回,而是留在那里。对手需要两秒,你必须在半秒内便完成。再忙,也不可失去中心点。」有次他握住我的手腕,不紧实,但我感到那无穷的力量,就像是踩下法拉利的油门:只要愿意,他可以在瞬间杀了我。

一个他的学生说:「在第一堂课他告诉我说:我要杀了你!他也做到了!在这堂课里,我的内在死了,他毁了我的价值观。武术最重要的是谨慎专注,所以你必须摆脱你的过去。」

Peng Wu Chih 以一个小故事结束谈话:「两个人死了,上帝问他们,希望来世有什么?第一个说:我要有许多钱!第二个说:我要给许多钱!第一位转世成为一个乞丐,第二个成了百万富翁。」

我在五月一日寻找示威的群众,却徒劳无功,这里没有工人示威这回事。台湾是新自由主义者的梦想,不久前都还没有失业保险(因为几乎没有失业人口–至少官方是这么说)、没有健康保险、没有退休保险、没有社会福利。每件事都由家人自己安排。有些人甚至把一部份休假「送」给公司。建筑法规似乎也不太明确。对於建筑师而言,台北既是梦想也是恶梦,因为什么都可能(女人手提包形态的建筑。业界的高潮!)。

虽没有工人示威,却恰巧是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华盛顿期间,所以台北法轮功有个游行活动。这个亚洲最大的精神性组织,在中国是被禁止的。

最近有个医生公开说,他曾在中国的一个集中营里工作,数万名法轮功成员不但必须做苦役,有些还被活生生地把器官取出来卖掉。

是反中国的宣传吗?无论如何,这样的新闻吓坏台湾人,也让他们记得,自己的富裕生活不时遭受威胁,就像是站立在悬岩上的小花园。直到十年前台湾仍有比中国还高的国防费用,但今天中国却有台湾三倍之多。600枚飞弹指向台湾,每年还要再加上75枚。只要台北在「正式独立」的禁忌议题上有一个政治上错误的用字,或许在北京就会有人按下红色按钮。

最近中国付给太平洋的小岛诺鲁一亿五千万美元,让他们放弃台北而和北京建交。台湾很难跟得上,只能试着在正式关系之外,让自己(特别在经济上)无可取代。这就要花更多的精力并且也是寂寞的工作。

最后一天我们开车去「儿童育乐中心」,那是种亚洲华德迪士奈乐园,是一个美丽的、花了相当多钱建造的地方,却看不到游玩的儿童。一个都没有!「现在的小孩喜欢在家玩电脑」,一个管理员告诉我们。另一个则说:「大部份的孩子晚上都还有课。」门口守卫说:「父母没时间带孩子来。」

在回程的路上我捕捉到一个景象:无人的游乐场中,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坐在鞦韆上打着手机,而雨滴也开始落下。

浦志强:解铃还须系铃人:邬书林还有机会!

 

    章诒和先生就邬书林“因人废书”言论的抗议声明发表后,各界对她的关切正以不同方式传递过来。上海作家沙叶新、北京学者陈小雅分别撰文对其表示支持和声援,北京学者余世存来信表达了他的敬意。继南华早报率先报道“禁书”事件后,香港明报、中国时报、美国之音和世界日报等港台其他媒体和海外媒体也纷纷做出了跟踪报道。对于各界的关注,章先生深表谢意。

    大陆传统媒体对这一热点话题,仍在习惯性地保持沉默。事实上,国内媒体不乏一流采访人才,而且同样具备敏锐的新闻触觉,集体失语道出了整齐划一开“天窗”的真相,只能说明目前的舆论环境极其恶劣。我甚至认为,不少国内媒体的总编辑,日常工作几乎只剩下以“毙稿儿”来把握舆论导向了,他们并不需要布置选题安排采访和抢发真正的新闻,他们只需要告诉记者哪些是不能采访的,以及就算采访了也不能发表就足够了。应当说,在沙叶新先生的声明发表之后,国内媒体任何争取报道空间的努力,都弥足珍贵令人敬仰,因为堪称严酷的媒体管制,并不是你们自身过错所导致的。

    在声明发表的当天,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为外国驻华记者和驻华使馆新闻官举行的新年招待会上,表示中国政府“非常欢迎外国记者来华采访”的立场,这是因为外国记者对中国的报道“使世界更加了解中国”。他请大家放心,“中国开放在逐渐扩大,改革在逐渐深入,外国记者在中国采访的渠道肯定会越来越宽,越来越多,大家的采访会有更多的便利。”他承诺政府为海外媒体提供的采访便利,不会随着奥运会的结束而再度收回。我认为,刘建超的表态与温家宝勉励作家“讲真话”是一脉相承的。虽说温总理心软邬署长手硬,但在反右五十年后的2007年,我还没发现领导人广开言路的呼吁,有任何“引蛇出洞”的迹象。

    我还注意到,此前湖南郴州当局新官上任,为省级以上媒体报道当地负面新闻的记者设立了“舆论监督奖”,此举招致了广泛的批评。概因最方便反映本地政情社情的,是本地媒体而非“省级以上媒体”,排除了本地记者获奖资格的“德政”,不小心露出当地政府叶公好龙的马脚。我们相信,“郴州经验”不应在新闻出版总署身上复制,包括邬书林在内领导人理应具备与时俱进的天分,应当有能力摒弃钳制言论掩耳盗铃的惯有思路,用服务于新闻出版事业蓬勃发展的理念,将该署的立场统一到刘建超代表国家表述的开放立场上来。

    因此,当务之急是赋予国内媒体与国外同行同等的“国民待遇”,政府应当以其对新闻自由、创作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切实尊重,兑现毛泽东五十年前开出的那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支票。就新闻出版总署和邬书林而言,应当立即收回成命,首先解除对《伶人往事》等八本出版物的封杀令,进而清理已有侵犯新闻出版自由的违宪陋规。

    假如真的能在言论开放的征程上迈出第一步,邬书林先生同样有机会把自己的名字载入史册,而且不是以有“污”书林的名义。

    浦志强 2007年1月21日

艾未未:规范与恶搞

 

什么都想规范,最终是什么都规范不了。真正应该规范的是政府的权力,政府对自己的认识,对权力的认识和对政府职责和权限的认识,而这些简单的问题对一些人来说却永远、永远、永远也整不明白。文化部门希望规范艺术形态,这是狗拿耗子天大的笑话。

同样那些建立“中国的百老汇”、“2008年前建成10个露天剧场”、“2008建立300块荧幕”也一样是拿老百姓的钱不当回事的陋习。你就是建立1万个中国百脑汇,10万个露天剧场,30万块荧幕,最终还是一个文化贫国,为什么呢?因为政府想搞文化是天地不容的事。文化局是最不懂文化之局,无法与文化搭上关系,这是宇宙间的一条公理,这是中国文化的悲哀。

看来这个文化部门绝对不是一个可管文化的部门,而只是一个需要补习文化的部门。

奥运会徽只是一个标识,如果他人没有用其牟利,就谈不上侵权。奥运是全民的奥运,谁爱咋改就咋改,这个有人恶搞就不错了。

章诒和的书被禁 每个中国人的尊严也被侵犯了——新闻背后的真实

文章提交者:浦志强

章诒和先生的第三本书《伶人往事》被禁之后,一向从容冷静的她不得不发出了严正声明,表示要用生命维护她的文字。

 我没见过章诒和,只是从她的那本《往事并不如烟》中,看到了一个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惨痛的内心世界,还有一个女人独有的忧伤情怀。《伶人往事》还没来得及读,就被禁了。

 五千年了,中国还是没有逃脱思想专制的巢窠。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始,到康乾盛世的文字狱,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在思想压制中苦苦挣扎。五千年了都没有培育出自由的土壤,直到晚清,西学东渐,中国的知识分子才明白了作为人还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权利。为此理想,中国人经过了百年的抗争,然而无数人流血、奋斗的结果,权利还仅仅是宪法纸面上的意义。

写出过著名诗篇《失乐园》的英国文学家约翰•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里说:“杀人只是杀死了一个理性的动物,破化了一个上帝的像,而禁止好书则是扼杀了理性本身,破化了瞳仁中的上帝圣像。许多人的生命可能只是土地上的一个负担;但一本好书则等于把杰出人物的宝贵心血熏制珍藏起来,目的是为着未来的生命……”在他看来,一个人的生命是可贵的,然而禁书比杀死一个人还可怕,等于保存在书中的生命糟蹋了,等于是一场大屠杀。禁书,屠杀的不是个体生命,屠杀的是一个民族的心性、智慧和未来。

 为什么要禁书?统治者可以找出一千个理由,但没有一个理由站得住脚。禁书是为了防止谬误的流传。认定何为谬误,何为真理,并不是某个个人、某个集团、某个政党能够决定的,上帝也没有这个能力。上帝让人类在思想的交流、撞击中自行决定自己的信仰,自主找到真理的方向。以为自己是绝对真理的化身,禁止任何自认为是错误思想的传播,禁掉的不仅仅是错误,还有真理本身。

 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是除生命权利以外人最后重要的基本权利。生而为人,而不没有生而为蝼蚁、牛马,就应该有说话的权利,应该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中国的统治者历朝历代从没有将治下的人民当作人看待,而只是看作蝼蚁和牛马,因为统治者从来不准人民自由地说话。从“道路以目”、“腹诽”开始,到全世界都以民主自由为潮流的二十世纪,我们中国,仍然坚持古训,坚持逆潮流而动,严禁人民乱说乱动。从新闻界的禁止报道拆迁、腐败以及一切群众维权事件,到出版界越拉越长的得禁书名单,现代中国奉行的绝对知识、绝对真理权威和古代秦始皇时期没有任何两样。

 其实,这些“严禁”的本质,归根结底是严禁每个人把自己、把他人当作人来看待。人的基本权利是可以被忽视的,如果是为了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的话。想新闻出版署副署长邬书林先生的“禁书令”的背后,无非是这个含义,否则不会如此轻率地视宪法为无物,做出如此严重违法之举。这个含义,我在意大利著名法西斯主义者艾尔弗雷多•罗科的论述“法西斯主义的自由观”的文字中找到了注解:“个人可以为社会的利益发展自己的个性,因为这些稍纵即逝和微不足道的因素只是复杂而永恒的社会色和能够活的一个方面,其正常的发展是由国家的发展决定的。……对自由主义者而言,自由是为了公民利益;而法西斯主义者只是为了社会的利益才赋予个人的自由。换言之,法西斯主义者是将个人作为社会进步的一种经济工具……”如果人,不能被看成“人”,那么不可准他说话、禁他的书、没收他的财产,甚至剥夺他的生命,就不需要任何正当理由,只需要掌握绝对权力者的意志,而其掌握权力者内心不会有任何负疚。

表面上实行民主法治,掩盖不了实际上的专制,禁书,无非是想维护自身统治的安全,避免更多人的人被异端学说侵袭,动摇对其政权的忠诚。然而稍有点常识的人都会明白,企图通过禁止人民说话来维护国家安全,实在是短视且愚蠢。人民忠诚于他的国家,不会是因为恐惧,是因为他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他的权利包括他说话的权利能够得到保护,不被人无理干涉,是因为统治者能够提供满足他基本需要的环境。靠这样的手段去维护统治安全,可能会得到短暂的平安,但积压的是长久的怨恨。

章诒和的书被禁的命运,有一天也会降临到其他任何人的头上,只要你还坚持做一个人。支持章诒和,不仅仅是出于道义上的原因,也是为了我们每个人还能有尊严地活着。

敦促新闻出版署邬书林副署长辟谣自解书

 

亲爱的邬副局长:

    从网上得知著名作家章诒和对于阁下在贵署的“通风会”(这个会名真奇怪,似乎说明贵署在此会闭会期间通常处于窒息状态之下)宣布禁书令的抗议。贵署自成立以来,使用种种借口,在祖国大陆封报禁书,本来不是新闻;只是以小小一个副署长,居然不用任何掩饰,大言不惭地“通风”发表蔑视宪法反抗领导并且配合“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我出版自由现状的攻击,依我的观察,实不可能,借给你十个胆你也不敢。所以我宁肯相信网上实为误传,网上那个邬书林乃是伪邬,而与阁下这个真邬无干。理由如下:

    新闻出版署全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须知共和国是有宪法的,宪法是管得住新闻出版署和它的署长的,更无论副职了。以宪法政府的一介小吏,怎么可以公然在于法无据的通风通气通什么的会议上,宣布剥夺一个作家的公民权利,并且不经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自立“因人废书”的伪法呢?如果真邬不敢,必是伪邬所为。此其一。

    新闻出版署隶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必须执行国务院的指令。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去年年末的文联和作协全国代表大会上,对作家们说“必须让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在更为自由、民主的学术气氛中,探索自然界的奥秘、社会的法则和人生的真谛。在文艺界要提倡讲真话,反映真实的社会情况。”总理提倡讲真话于上,不是为了让下属禁止印真话于下吧?总理言犹在耳,下属就反其道而行,这样的下属,不说“为人民服务”了,只说为老板服务,敢这样做吗?难道你不怕炒你的鱿鱼吗?或者难道你还另有老板吗?如果不是,必是伪邬所为。此其二。

    我们的西文出版管理部门,对于“国内外敌对势力”(至今尚未公布其名单)讲什么话,从来是十分敏感的。我们确实不时听见所谓中国的宪法是假的中国的出版自由是没有的之类的攻击,但是以一个政府官员公开出面证实这些指责,是何居心?如果真邬居心善良,必是伪邬所为。此其三。

    所以为邬副署长(真)的前程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誉计,为党和国家致力于建设法治国家构建和谐社会的形象计,我强烈建议邬副署长(真)发表严正声明,厘清传闻真相,与该伪邬划清界限,以正视听,而舒民愤为要。

                                                          黄一龙

                                                                 2007年1月21日

党国英:谁剥夺了老百姓的文化?

作者:党国英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想起文化这个词语一方面被人滥用,另一方面又被一些文化名人所专享,有些焦虑。这几个月借助媒体的力量,和文化沾边的东西就更热闹了。但我总感到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一些文化名人张嘴就是文化,而且笃定会把本国所独有、不见于他国的东西称为文化。按照这样的逻辑,天下百姓就没有了文化,因为我发现天下百姓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即使有一些习俗差异,也不那么重要。

曾经看过一篇文章,说一个英国传统农民几百个词汇就够用一生了。如果实际接触一下西方农民,的确看不出他们和我们的农民有什么重要差异,即使他们的农业技术水平已经很高了。一位拥有数万亩耕地的美国农民曾领我到他邻居那里串门,进门没说几句话,我就感到那邻居有点不自然。他意思是:有关方面为什么安排国际友人到你家里,而不到我家里呢?那表情和言辞与我在中国乡村看到的那种失落感没有什么差异。还记得一位美国乡村阿米什人(保留简朴生活方式的一类欧洲移民后裔)曾十分认真地问我:中国有农业么?那憨态与一个不识几个字的中国偏僻地方农民的表情也没有什么差异。这两年还访问过其他国家的一些农户,强烈地感受天下老百姓无差异;如果他们行为方式有所不同,那也是体制不同的后果。如果眼睛看到的现象还不足以说明天下百姓的共性,那就读读近代反映基层社会生活的文艺作品吧!读读《飘》、《人间喜剧》、《农民》,比照一下我们自己的基础社会众生相,你究竟能发现多少国家间的“文化差异”?

被一些人当做文化的常常是上流社会的东西。上流社会远离普通百姓,他们过着远比普通百姓更加复杂的生活,他们的语言也复杂了起来。据说莎士比亚和丘吉尔使用的词汇达数十万个。上流社会生活的基本特性是高度专业化,市场网络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一旦有了市场,有了货币,人们的能力差异就被放大了。如果发明了好的交易规则,人的能力差异还会进一步放大。在没有专业化的条件下,不论哪个国家的农民也只能耕种差不多的土地,有了专业化就不同了。上流社会凭借自己被放大了的能力,便拥有了巨大财富,这种财富需要保护,而且需要结成共同体来保护,共同体的领袖们便要夸大自己和别人的差异,以识别自己的敌人。这样,差异的确立就十分必要了。如果有学者做了共同体政治家的附庸,想从他们那里分到一块利益,也就跟着吵吵嚷嚷,竭力去夸大文化的差异性。记得希特勒就和一些学者有过合作,一唱一和地论证日耳曼人要优于其他民族。文化差异一旦被放大,并被学者“学术化”,成了一种典籍文化,性质就又不一样了。这个时候,一切关于文化的差异性的描述就成了“学问”,成了学者吃饭的资本,学者们也就要勉力捍卫这种文化了。因为我的这种认识根深蒂固,只要听见谁在那里叫嚷文化差异,就不免想到他是在为自己的生意做广告。

就这样,文化差异被共同体的政治家和学者们打造成了一种人类思想交流的壁垒。一个中国农民可以用一个星期融入西方的乡村社会,但一个大学生可能终身也不能融入西方的上流社会,反过来也是一样。文化的力量何其大也。其实,那是利益的威力。利益能诱惑人,再经文化寡头的炒作,一个国家的年轻人很可能接受荒唐的文化观念,乃至变成极端民族主义者。一个大学生朋友曾告诉我,他的大学里有“四大才子”,其中一位面对学生讲演时高喊“灭掉××”,学生们听了掌声雷动。听了这话让人手心发凉。

百姓的文化被上流社会的一些人偷窃了,文化共性被共同体的合谋湮灭了。文化(Culture)古含义本来是农耕。农耕发达就是文化发达。中国的“文化”一词和文字联系在了一起,但中国象形文字本来是百姓创造出来的,其中许多文字就是农民劳作图画。可见,文化一开始就和百姓的基本经济活动联系在了一起。后来出现了专业文人,且文人又和利益共同体联系在一起,于是他们便把自己提炼过的东西看做文化,各自强调自己的文化价值,文化从此就有了门派,有了“特色”,具有高度一致性的百姓文化就得不到专业文化寡头的青睐了。

上面我的说法自然会有人批评,但这种批评不外乎说不同的人类族群的确有差异。对这种差异难道不应该研究么?一种有特性的、优秀的文化难道不应该加以颂扬么?在我看来,提出这种问题的人还是被所谓“差异”蒙住了双眼。最能反映所谓文化差异的首先是“典籍文化”,而一个民族的典籍常常会把自己的一些民族特性颂扬得过了头,把自己的缺点夸大成优点。不同族群的习俗也会有差异,但如果这种习俗与人的基本行为规范关系不大,就没有重要意义了。陕西农民的头巾在前面扎,山西农民的头巾则在后面扎,这种差异对解释历史有什么重要意义?文化的真正意义在于其包涵的人的行为规范。但你能说人的基本行为规范的差异都只有不同的文化意义,而没有优劣之分么?不能。例如,我看一些民族对妇女的清规戒律就不值得恭维,还是男女社会权利平等要更好一些。再如,市场经济条件下还是民主制度要好一些。按我理解,人类不同族群的基本行为规范的确有差异,但这种差异终究是要消失的。

重要的文化差异会消失,不重要的文化差异会保留。懂得这个道理蛮有现实意义。如果把自己本来需要革除的东西也看做一种文化价值类型而舍不得动,那就会迷失改革方向,延误改革时机。忽视了老百姓基本行为文化的共同性,就会牺牲老百姓的利益,也搞不了和谐社会。而如果学者过分夸大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就会滋长全社会的浪漫主义,甚至会被极端民族主义所利用。

陈子明:给邬书林记一个黑点

 

从章诒和先生1月19日的声明中得知,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在1月11日宣布了对八本图书的出版发行禁令,他还专门针对章诒和说:“这个人已经反复打过招呼,她的书不能出,……对这本书是因人废书。”基于以上事实,完全有理由给邬书林记一个黑点。

给中宣部系统的官员记红黑点,是不久前去世的何家栋先生的主张。在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游击队常常到汉奸所在的炮楼外面喊话。汉奸做一件好事,记一个红点;做一件坏事,记一个黑点;红点可以抵消黑点;黑点积攒多了,抗战胜利后是要清算的。当年记红黑点的办法,不仅对于汉奸本人有威慑力,还对其亲属的言行产生影响。

在过去的十七年中,我打过交道的公检法司人员不计其数。在和每一个新人见面的时候,我都要重复一遍:请在和我谈话时把“你们”的话和“你”的话分清楚。“你们”是你所在的官僚机器,“你”是我面前一个鲜活的个人。传达“你们”的话“你”可以不负个人责任,“你”的话如果得罪了我,对不起,我就要得罪“你”了。经过这种划分,几乎所有的“你”都用一种与“你们”迥然不同的话语来说话。

邬书林本来也有机会把上述二者分开。如果他说,奉部长或署长之命宣读禁令,也不作任何个人发挥,这个黑点就可以不记在他的头上。但是,他或许是藐视当今中国知识界和国际舆论的道义压力,或许是把这种压力当成晋升的动力,硬是把这个黑点抢到了自己头上。

现在给中宣部系统的官员记红黑点,可能没有抗日战争后期给汉奸记红黑点的威力大。但是邬书林们应当记住:天心不可测,民心不可违。即使受你迫害的人现在拿你没什么办法,但是老天绕不了你,只要你内心的良知还没有泯灭。如果邬书林们对正义还有一丝敬畏,赶快做一些好事,用红点抵消黑点吧。

刘军宁:王朝之船为什么会沉?

 

在中国古代,皇帝的权力是最大的,最不受约束的,因为皇帝没有上级。皇帝之下的各级官员只受上一级的约束,而不受其统治对象的约束。所以,皇帝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随心所欲地行使自己的权力。当天高皇帝远的时候,各级官僚就按自己的意志行使权力。当县官不在的时候,现管就按照自己的意志独立地行使权力。这样的政府在政治学被称作无限政府。

无限政府有不可遏制的扩张冲动:官员越来越多,税费越来越多且重。政府的膨胀必然给社会的经济发展造成沉重的负担,使正常的经济活动受到严重的妨碍。这时,只有干政府官员的行业才是社会中永不亏损且一本万利的行业。于是,人们为了谋生存,想尽办法从前门或后门挤入官员的队伍。而政府的规模越庞大,社会的负担越重。政府规模越大,就越要从社会中提取大量的钱财,以用民间有限的膏脂来养活无限膨胀的政府。而普通的官员则游行于利禄之中。

在政府的膨胀过程中,官僚的腐败起着重大的作用,这是政府从自我膨胀到自我覆灭的重要原因。官僚们通常所关心的不是公益,而是如何去保护他们的工作及其机构的重要性。任何预算的消减,对他们都是威胁,预算的不断增加才是权力的源泉。这是他们个人的荣耀和权力的基础。任何官僚都有潜在腐败的倾向,他们总是倾向于在执行公务中满足自己的私利。所有的政治领袖和官僚都是在对某种人负责。在许多情况下,只是对那些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他们个人利益的人负责。

若是官员人数太多,就无法做到高薪养廉,这样中央和各级政府机构实际上就是官员的俱乐部。他们工资微薄,又人浮于事,就不择手段地设法增加额外的收入。最常见的方法就是利用职权寻租设租,甚至卖官鬻爵;机构谋求预算外收入,个人谋求工资外收入;利用职权设立关卡,索贿受贿。这样,中央政府就陷入了下面的税收困境:税率低,则税款不足,税率高则无法负担,结果造成税率越高,收税效率越低的两难。中央征税的力度越大,地方社会税务负担越重,而中央的税收则无明显增加。在低税率与高税率的两难中,政府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只能义无反顾地选择后者。不仅如此,在开动脑筋之后,还发明了名目繁多的税外收费项目。由于存在着巨大的财政和税收的漏洞,中央政府为了不断加强自身的财政能力,不得不加大从民间提取的力度。这又为地方政府和官员搭车收费提供了良机。于是就形成以下的恶性循环:政府从民间提取资源的力度越来越大,而国库本身却越来越空。制度的漏洞却越来越大,而官员的私囊却越来越饱。最后,只好竭泽而渔。

无限政府的主要并发症之一,就是经费饥渴,食税胃口大增。因此,也每每有御用“学者”上述建议让财政收入向中央倾斜以帮助穷人的名义挽救将倾之船。这样做似不仅与事无补,反而是饮鸩止渴。财政紧张的真正原因,不是政府的提取能力太弱,而是政府的摊子太大,各级官员的胃口太大,政府的扩展趋势蔓无节制。历代王朝在行将崩溃前,总是表现出以下的症候:在财政上,民众不能监督政府,政府不能监督自己。虽然提取的手段多,力度大,但政府得财有限,却伤民无穷,导致下面的民众不堪重负。无限政府对民间的征敛必然趋向漫无节制,使财富向中央政府倾斜,但其后果政府也难以担负。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王朝的终结无不与政府无限膨胀、普遍的贪污腐败和严重的财政危机联系在一起。每一个王朝的政府就像气球一样不断膨胀,一直到炸掉才划上句号。这时,取而代之的新政权从其建立之初的小规模、小权力、小职能开始,不断地向大处膨胀,最后重蹈上一个王朝的覆辙。每一次爆炸都伴随着巨大的社会动荡,是所谓“乱”;新政府的重现由于其最初的小规模,给社会造成的负担和压力不大,从而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是所谓“治”。这种从小政府到因无限膨胀而崩溃、再到新的小政府出现的过程被视为治乱循环。有一些王朝的统治者比较明智,在政府膨胀到一定规模时,感到事情不妙,于是锐意改革,主动延缓或局部扭转政府膨胀的趋势,是谓“中兴”。当然,与每个王朝一样,在结局上并无二致。

无限的政府所导致的治乱的循环其受害者不仅是平民百姓,而且是统治者自身。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末代皇帝不尝尽无限政府给他们酿成的苦果。从秦二世,到明崇祯,到清溥仪,无有例外者。若用《贞观政要》里的比喻来分析:如果政权与民众是舟与水的关系,无限政府的做法是通过经年累月的努力把船制作得与水域面积一样大,并把船外的水都设法抽到船里面来,其后果可想而知。有限政府的做法是,在“水域”面积固定的情况下,尽可能把船制作得小些,这样船驰骋的余地就大些,尽量把水留在船外,这样船搁浅与倾覆的可能性就低一些。可见,有限政府于水无损,于舟有益。

一部中国的政权循环史,就是一部造船沉船循环史。船为什么会沉?因为的人和货太多。人就是用各种办法挤上船的官员,这个货就是以各种名义从民脂民膏抽取来的税和费和(罚)款。超载船沉,此乃千古不易之理。解决的办法就是用有限政府来替代无限政府,严格限制船上的人,严格限制船上的“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