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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钟（访问）

问：您十二年前畅销的《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是一部文学性的家族故事，现在的毛传却是一本政治历史着作，您的写作方向是否有了转变？

张戎：是一个转变。但这两本书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真实性。《鸿》是家族故事，每一个细节都是真实的，出版十四年来没有任何人对此提出质疑。毛传就更重视真实性，言必有据。英文版八百页其中一百五十多页小字排的，全是说明出处的註释，详尽中英文徵引书目，几百个採访者名单。海外与毛交往过的重要人物都访问了，还包括许多国内知情人。追求真实的写作原则，我没有改变。

写毛传完全是出於兴趣

问：年关於毛的书已很多，最近还有人送我北京去年出版的英国人写的毛传，毛的许多也事逐渐暴露，您为甚么还有兴趣写毛？

张戎：看过毛传的人，就知道，我是完全重写毛泽东，重写现代中国历史。不仅是全新的角度，而且大部分事实是闻所未闻的。我可以自豪地这样说.全中国全世界对毛的了解都非常少。生活在毛统治下的中国人只知道经历的痛苦与灾难，不知道这些经历怎么来的，尤其是毛决策的细节。年轻一代就更不必说了。

问：写毛传和您及家族的背景是否有关？

张戎：我相信我对毛的兴趣和大部份中国人的兴趣一样。我们都在毛的阴影下生活过，毛给我们都带来巨大的灾难，这是共同的经验，我没有与众不同的感受。我父亲和外祖母虽然都死於毛的迫害，但如果我以此书为他们报仇，那就太低估了我的写作。当然，毛统治下的受难者完全有资格向他报仇，但这是简单和消极的情绪，我没有这种情绪.我写毛，完全是对他的兴趣。虽然已有那么多写毛的书，但它们都不能回答我对毛的许多问题.例如，他是怎样当上共产党领袖，怎样成为中国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的？他一生追求的是甚么？

问：国外对毛的研究是否好些？

张戎：我认为，毛泽东应与斯大林、希特勒相提并论。对那两个二十世纪的极权统治者已有很多书写他们，人们对他们已有相当的了解，可是对毛的了解，知之甚少，包括外国可以自由研究与出版的地方。我在中国长期生活过，又在英国接受西方文化教育，有条件做一些他们做不到的事。

问：您提到曾在许多档案馆搜集资料，例如前苏联的档案解禁后的情况，我们很感兴趣，具体情况如何？

张戎：我先生外文很好，他花了十年时间在俄罗斯档案馆收集资料。俄罗斯档案馆简直是一个宝库，还有东德、阿尔巴尼亚档案馆，以及英美的档案馆，与中国有关的，我们都去查了。我去过俄国共产国际档案馆，规模很大，资料浩如烟海。没有足够的时间和专业能力，是很难利用那些档案的。

蒋介石为让苏联放儿子而纵容中共

问：你们在档案中最重要的发现是甚么？

张戎：例如红军长征。一个最重要的发现是蒋介石放走了中共。为甚么？最重要原因是他儿子蒋经国被苏联当人质，扣在斯大林手里.蒋介石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中国人，他把「绝后」看得很重，在他日记中有记载.俄罗斯档案的材料发现，蒋希望用红军和中共的生存换回他的儿子。长征时他完全可以把红军消灭掉，但他没有那样做。长征前夕，他就向苏联正式提出要求放回儿子，书中详细叙述，他用放走红军的一系列步骤，和斯大林作交易。长征每一个关键时刻如所谓湘江之战，等红军主力全部渡过后，蒋才封锁湘江。又如一四方面军会师、毛到吴起镇当天，蒋都透过各种渠道，向苏联要求放儿子，包括愿意国共合作抗日。又如西安事变就是因斯大林同意放蒋经国而结束的，蒋被扣后坚决不同意会晤周恩来，周能进蒋卧室，是带着斯大林的一句话「你的儿子现在可以回国」才与蒋见面的，中共大吹周恩来在西安怎么斡旋？#123；解事件，完全是神话。

中共打入国民党的四大间谍

问：我们选载了张治中引发上海战争一章，也令人十分吃惊，材料来源如何？

张戎：我们发现中共在国民党中有四大间谍，第一是邵力子，他把蒋经国带到苏联作人质，俄罗斯档案馆有邵力子给斯大林的亲笔信，完全表明他是共产党间谍。第二个就是张治中，他与苏大使馆武官有亲密关系，全面抗战的打响，不是芦沟桥事变，七七后蒋没有开始全面抗战，日本人也没有南进佔领全中国的计划。斯大林最怕日本巩固华北后，向北进攻苏联，所以利用张治中搞了八一三沪淞之战，把日本人拖进中国广大腹地而不再进攻苏联，这是斯大林外交上绝大的成功。另两名间谍是胡宗南与卫立煌，他们对中共功劳很大。

问：历史档案一定很多，你们怎样选择？

张戎：这十多年，我和先生像玩七巧板一样，要把各方面的资料，一块一块拼起来，发现问题、组成图案。档案馆的资料不是轻易掉在我们手上便可写在书上，要很多积累和研究。长征，中国也公佈了大量档案，八十年代开始许多史料，有一套几十本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史料选编，全是国民党的来往电报，我们从中发现，在红军到达的地方，国军都让出大道让红军通过，要花很大功夫才能琢磨出来。如泸定桥，在光溜溜的铁索上，冒机枪火力「二十二勇士飞夺泸定桥」。我们查到中央红军办的「红星报」，上面根本没有打仗的记载，勇士过桥后还举行了仪式，个个活蹦乱跳的。我们查那些电报，国民党守军余松在红军到达前夕，被命令去康定，弃守泸定桥，等於给红军让路。再说长征的目的，中共说是「战略转移」不错，但不是为了打日本，而是为了打通苏联，便於接受苏联军火，这在俄国档案中有详尽反映。中共南昌起义，档案用斯大林的话说是「我们的主意和我们指挥的」。南昌起义就是拉出军队去接收苏联武器。那时打通苏联，接受苏联援助是中共的「核心任务」。这是中共胜利的原因。毛在一九二三年说过共产主义只能由苏联输入，自己不可能成功。

师哲提供不少中苏共关系见证

问：您访问很多人，他们都合作吗？比如师哲，我看过他的回忆录，有不少精采资料。

张戎：我访问师哲多次，直到去世前。他是非常好的见证人，跟毛时间很长，对毛与斯大林关系很了解，又很能说.比如说毛在延安的枣园后沟有一个秘密住宅，我们到延安去看过，几乎没有外人知道。师哲当年就是把守在路口的人，那是一个非常隐蔽的地方，连中央领导人都不得进入，师哲告诉我，我去找到的。他为甚么搞这个住址？延案整风很恐怖，毛说整的百分之之百是共产党员，他很担心自己的安全，他从来是狡兔三窟。不只是枣园，在杨家岭后面也有一个，绝对保密。在一九四二年搞的。毛实行整人路线，也使自己一生生活在恐惧之中，非常怕人报复行刺。

问：在延安下毒害王明的事，我二十年前在香港就看过王明的书中提到，可信吗？

张戎：我也曾怀疑：毛是否要毒死他？但我们拿到了一九四三年由延安主要医生给王明的会诊报告，白纸黑字地写明王明确实被人下了毒，汞中毒，毛泽东当然有责任，王明的书、王明的儿子（在莫斯科，懂中文）都有证实。

刘少奇在批斗会上被打翻在地

问：您访问过王光美，她能说点真话吗？

张戎：我访问人，不会问他，你对毛泽东怎么看法，我关心的是事实，请他们对事实作出证明或解释，王光美也讲了一些事实，毛整刘少奇已是公认的事实，不必她来作证.但我们书中有一张照片你们可以登出来，那是没人见过的，是从中共内部纪录片上摘下来的，这张照片是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中南海批斗刘少奇，从殴打到打翻在地的镜头（群众围住，见不到人，如图），斗争会是戚本禹的秘书主持的，而当时毛去南方前任命戚本禹代理中办主任。这张毛吻马可仕夫人手的照片是电视拍下来的，摄影师杜修贤在场，他不敢拍（见图）。

问：访问中不合作的情况有吗？

张戎：当然有。不过，我找人都会说明是访问，而不是私人聊天，然后写下来。他们都知道我在写书，他们谈的，我都可以写出来。

问：您见过林豆豆，她也在写书，据说对林彪事件还很有看法。

林彪和毛不讲原则的关系

张戎：我见过林豆豆、张宁和林彪家有关的不少人。毛和林的关系不一般，是一种完全不讲共产党原则的关系.他们最早的关系，是一九二九年联手整朱德。以后毛给林彪一个非常特殊的地位，林说话可以很直率，俄罗斯档案中有林给苏联人的报告，讲毛不打日本人，打平型关还是他违背毛的意旨打的。他还告诉苏联人，周恩来干了些甚么事……毛给了他很大的自由。林彪自尊心极强，毛从不逼他做自我批评，而中共党内外谁都要自我检讨，周恩来就是最会作检讨的。作为交换，林彪在毛需要时，出来助毛一臂之力，七千人大会就是一例。大家以为经过大飢荒，毛会改变经济政策，实际上飢荒根源是毛出口粮食到苏联东欧，以便买军事设备。毛的工业化完全是军事工业化，他一心想的是要把全国资源集中起来发展军事工业，以便他有生之年可以成就超级大国称霸世界。买苏联的原子弹、导弹、核潜艇，完全靠出口粮食，我们在俄国档案馆看到中国对苏出口粮食的记录，明白如果不出口这么多粮食，中国一个人也不会饿死。饿死几千万人，刘少奇都看不过去，但毛就不愿改变政策，七千人大会期间，毛还在高层说，不是没有粮食，就是收不起来，开完会，大家下去收粮食。他仍然要横徵暴歛，导致更多人死亡。刘少奇便在七千人大会上来了一个突然袭击，脱稿讲话，改变了大会气氛，对毛形成压力。毛批赫鲁晓夫突然袭击，实际是针对刘少奇，这也是毛发动文革的原因。到文革前夕，毛又和林彪交易，用军队干部取代地方干部，换马.林彪便和毛讨价还价.代价就是整罗瑞卿。罗是毛的爱将，不忍抛弃，所以，文革发动推迟了几个月。

问：林彪之死，你们找到新资料吗？

张戎：毛林翻脸，源於庐山会议上，林想当国家副主席，毛当主席，他可成为国家二号人物。令毛震惊的是，政治局常委都支持林彪，因为他们看到没有林的保护便会自身难保。汪东兴率先支持林彪设国家主席，毛看到连掌管他的安全的汪都支持林，林的权力太大，一定要削减，但当时林彪系统的人势力很大，毛无法动，只有破例叫林做自我检讨。於是，二人便翻脸，这是关键.但林不会认错，只有逃跑，林掌握空军，准备逃香港，先到广州。林立果已做好准备。后来改逃苏联，是临时的决定，堕机确是飞机没有油了，不是周恩来下令打下来的，我先生在苏联也作过这方面很多？#123；查。

毛爱女色是不容置疑的事

问：李志绥医生写的毛的私生活问题，你们是否有所涉及？

张戎：我们当然写了他在女色方面的事。李志绥的书，除个人记忆可能一些细节有误外，基本上是可靠的。因为他不可能查证文献，还要保护消息提供人。但那些事实，我们採访毛身边一些人可以证实是真实的。

问：您访问过孟锦云、张玉凤等人，她们会不会透露一点毛的私生活情况？

张戎：毛喜欢女人，这已根本不是秘密。毛从杨开慧起就是如此。我们一个重要发现，就是杨开慧遗稿。她死前，将其诗、信、笔记藏入砖缝与屋檐下，各一包。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维修房子被发掘出来，毛本人不知道（毛七六年死）。内容在大陆是绝对保密的，毛亲属也不准看。从那些文件可以看到毛虽然爱杨，但已有很多女友，最后遗弃杨开慧，杨表示对毛遗弃她和三个儿子的怨恨和对共产主义的失望（编按：此事本刊曾有报导）。所以，毛有很多女人，是完全没有疑义的。我与被访者已商定，我会在书后列出他们的姓名，但除非是已死的或绝不会受伤害的，我们不会写出谁说了甚么.

问：毛在大陆的行宫，你们有採访吗？

张戎：有。起码有五十多处，我们去了十多个。有的非常特别，有铁路线专门连通军用机场，另一端有的直通山里面去，非常隐密。到站下来，就是行宫的前花园，走几步就进入他的房间……毛在安全保密方面，那真是非常非常地不同一般。

问：那些地方现在开放吗？还是封闭的？

张戎：我们去的地方不是供参观，往往都是驻军地方或省委的甚么单位，有的改成招待所，如广州的「小岛」。有的改成宾馆，有的很大，那走廊里可以建一排房子。韶山滴水洞是可供参观的，杭州的刘庄，我去住过，还有汪庄、谢家花园、游泳池……

问：您在书中提出死於毛统治下的人数是七千万，你们是怎样推算的？

张戎：是的，起码七千万人。三千八百万是死於大飢荒（大跃进）。是从官方人口统计的死亡率推算出来的，书中有详细说明。另有二千多万是死於劳改监禁，土改和镇反死了三百万.文革算了三百万，根据丁抒的数字，文革其实不止此数。阿尔巴尼亚档案中有毛对阿共领袖讲中国阶级敌人有三千多万，叶剑英在文革后说，文革死了一千万，我们没有引用这些数字。我们的数字是比较保守的，避免夸张。

死於毛统治下的人数不下七千万

问：海外现在常用「八千万」的总数，有人觉得夸大了一点……

张戎：不，我认为没有夸大。完全可能达到八千万.我们的书不是「罪行陈列表」，只是描述毛一生的经历、起落、斗争、权谋等充满戏剧性的故事。

问：一九九四年BBC拍过一个毛的政论片，前驻华大使柯利达最后说，毛从一个革命家变成暴君和一头怪兽.那么，您的结论呢？您认为甚么时候中国可以开放评毛？

张戎：我们没有结论，读者看过书后，自己会有自己的结论。中国评毛，我希望不会是太久的未来。我只想说，通过这本书，让大家看到毛这样一个人，竟被奉为神明，挂在天安门上，这是不能容忍的。也希望中国领导人，了解毛泽东之后，和毛及毛遗留的东西一刀两断，中国才会有希望。

首发２００５年开放杂志

 

对张戎来说，国际笔会不是什么陌生的组织，因为她早已是英国笔会的会员。但一个“英”字，一个“中”字，两字之间，竟有着迥然的不同，还渗透着辛酸：在英国生活、写作，你的骨头里都能感受着自由。而用中文写作的作家们，面临的不仅仅是自由被限制，被剥夺，还有可能被投入黑牢。

作为独立中文笔会的一员，我从切身体验中感到这个组织的重要性。眼下的中国大陆，尽管人们所拥有的自由度越来越大，但最重要的自由——言论自由，仍处在中共当局的层层压制中，尤其是在新闻媒体、出版以及信息流通方面，控制的严厉程度远远超过了蒋介石、北洋军阀的统治时期。

把海内外中文作家联合在一起的独立中文笔会，已经成为作家们张扬自由、捍卫自由的后盾。张戎的入会，犹如锦上添花。

记得2005年夏季，国际笔会在伦敦开会，邀请张戎到会演讲。当时英文版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正好上市。在去会场的半道上，张戎对我谈起了她的中文版计划：她要自己把《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翻译成中文。这时我提出了希望她加入中文笔会的要求。张戎沉吟了一下说：我的“资格”还不够。

不够“资格”？我百思不得其解。直到去年下半年《毛》书中文版在香港出版，我才豁然明白：在此之前，张戎还没有用中文写作或翻译过任何书。要加入中文笔会，当然需要中文作品。

在国际笔会的演讲中，张戎谈到了她有生以来的第一个中文作品：一九六八年十六岁生日那天写在纸上的一首诗。不料造反派这时突然闯进来抄家，慌忙中她不得不把作品撕碎了冲下马桶。直到1978年出国，张戎再也没有提笔。“可是一支无形的笔，仍然不停地在脑子里划来划去。”张戎是这样描写当时的情形的。“在下乡进厂的日子里，它伴随我在稻田里撒粪，在电杆上接线，默默地刻着长文和短诗。”

张戎二十一岁开始学英文，当时中国还处在完全封闭的文革中，老师们大多没见过外国人。但张戎的语言天赋使她能熟练掌握英语。到英国之后，她重新提笔，但无论是写文章，还是写书，她都用英语。

《毛》书是张戎第一次应用中文进行翻译和写作。一位书评家是这样评论她的能力的：既有鸿篇巨制的历史画面，也有涓涓细流的生动故事。穿插的叙述，精彩的笔墨，恢宏的气势，精细的刻画，张戎独树一帜。篇章布局更是一流。

张戎加入独立中文笔会的“资格”，就这样具备了。

张戎曾不止一次说过：在《毛》书的所有文本中，最重要的是中文版。这本被《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纪思道称为“系统地摧毁了毛泽东的神话赖以存在的全部支柱”的宏伟传记，自然会让中共当局紧张和害怕。中共的中宣部两次向各省市发禁令，要求各级官员不得传阅张戎的《毛》书，不得从境外携带入境。有关部门要严查盗版。

但铁幕时代毕竟已作古，谁要想阻挡，也难。《毛》书中文版自上市以来，已经连续三个多月高居香港畅销书榜。这说明了什么？渴望了解真相的人们，正源源不断把这本书带进大陆。

 

费孝通先生晚年写文章回忆他的老师，喜欢用“老派知识分子”这个词。现在也有人用“老派共产党员”来称那些模范共产党员。

我喜欢“老派”这个词。旧比新好，这是我过去判断许多学术问题的一个基本看法，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无论左右，我也这样看。

我岳父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参加共产党，我从他身上看到了一些老派共产党员的特征，有两点印象特别深刻，一是无神论思想，一是公私分得很清。他遗嘱死后连烧香叩头这样的事都不让做，他是真不信鬼神。他从不占公家的便宜，但该自己得到的，再小他也计较，他文化不高，但我很佩服他的表里如一和从一而终。

人的一生无论新旧，也无论左右，最后都要落在道德上。当制度落后的时候，我们曾经迷信制度，以为好制度一来一切都好，其实不是这么回事。无论从政、经商还是治学，最后还得过道德这一关。虽然道德高尚的人最后总是吃亏，但我们还是不能没有道德，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就讲过这个意思，特别是移代之际，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品质高下。

在我读书的印象中，潘光旦先生就是一个品质非常高尚的人。上个月，我收到中国近代史所吕文浩兄寄来的《潘光旦图传》，读过之后，想到了这个老派知识分子的许多事。

这几年为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写传记的不少，但很奇怪，为潘光旦写一本传记，我印象中，吕文浩这本还是第一部。前些年，老朋友孙珉早就做了很多准备，但后来可能他公务缠身，就放下这个工作了，我感觉我们应该有多部潘光旦传，有专业性的传记，也要有通俗性的传记。文浩兄本这本书，为潘光旦的研究工作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很多年前，在昆明纪念西南联大的一次会议上，我认识了潘光旦先生的女儿潘乃穆，从她身上，我能感觉到“家风优美”是什么含义。他编过一本书：《中和位育——潘光旦百年诞辰纪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这本书我看过很久了，但有一个细节不能忘记。

这本书里选载了潘光旦先生1949年的几则日记，从这些片断的日记中，我多少能理解为什么潘光旦先生在当年“三反五反”时候，面临自己那么多朋友和学生对自己的批判，而在心理上很难认同当时的一些做法。我想当时许多做人做事的方式，在潘光旦先生的道德里是过不去的。

潘光旦先生在1949年的一则日记中说：

“与沈衡老谈其文孙来清华旁听事；此事衡老徇其孙之请，转托高教会对清华指令办理，于法绝对不妥，清华自二十年前起不收旁听生，余在教务长任内曾以词折服军阀刘镇华之秘书长不遣刘子二人来校旁听，今衡老以人民最高法院院长之地位，作此强人违例之举，不第对清华不利，对已亦有损令名，而高教会肯以指令行之，亦属太不检点；余旨在劝衡老收回此种请求，渠似不甚领悟，甚矣权位之移人也。（十二月二十八日）午后沈衡老嘱其孙XX携书来，仍商来校旁听事，余就此举对各方面之不利剀切言之。高教会徇私人之托，随意指令其附属机关，终将受人评议，不利一也；清华奉指令行事，破其二十年来良好之规则，不利二也；衡老为法界前辈，向以法治领导群伦，今又膺最高人民法院之重寄，今乃视一校之章则与尤良习惯为无足轻重，必招物议，不利三也；沈君而入校旁听，同学必将指摘曰，此某之文孙始获此特殊待遇，何外此无它例也？此不利四也。余以此语沈君，请其孰权利害，自动撤回申请，并归于老人陈之。青年人有理想有热情，以词折服，宜若容易，此事看来可以了结，至余或因此开罪衡老，开罪于当今之大理，则不暇计及矣。（十一月九日）”（第三五五页）

此事后来的结果我不清楚，但从中可以看出一个老派知识分子做人做事的思路。潘光旦先生服务清华多年，始终维护清华制度，不顾虑因此开罪于人。他在清华和西南联大做过教务长，是他那一代知识分子当中既能治学还能治事的人，他们不光有能力，还有道德。时代在变，但总有一些东西是恒久的，不能变来变去。道德上的多变其实就谈不上道德了。在中国，做人做事，比较看重从一而终，有时感觉这很落后，但至少对成年人来说，我以为这是一个基本的道德。

 

去年夏天，因日本前首相小泉靖国参拜和隶属于靖国神社的战争博物馆“遊就馆”的历史记述问题，引发了美一些政治家和舆论的批判声浪：“遊就馆”有关太平洋战争的展示内容，明显粉饰、美化军国日本，诋毁美国参战的动机，靖国神社被要求对部分“可能引起误解”的陈列内容及其解说词做相应的“手术”。

新年伊始，“遊就馆”首次向社会公开了调整、变更后的展示内容。除了关于太平洋战争的起因，所谓罗斯福总统为实现美国经济复兴而蓄意把日本逼上梁山的“历史”描述被改写外，对某些与中国有关的记述也做了局部性修正。

原题为《罗斯福的大战略》的展板题目改为《罗斯福外交与美国的参战》，虽然弱化了以前的那种对于苦于经济萧条的美国通过逼迫日本开战而达成“胜利的计划”的阴谋指责，但仍保留了罗斯福总统曾诱导“对日非难”的国际舆论的“事实”，并指美确有挑拨日本策动战争的意图。

对“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问题，原先的“关东军图谋对满洲全域进行军事占领”的记述，被改为“（满洲事变）乃关东军所引起”：“关东军建立了满洲国”被修改为“扶持满洲国建国”。关于“芦沟桥事件”（七七事变）的起因，记述修改为系因“中国方面对日军的枪击”：“上海事变”（淞沪会战）则系出于“中国方面的挑衅”。同时，对战端何以发展至中日全面战争的原因问题，原先的“拒绝日中和平的中国方面的意图”被弱化为“中国方面的反日机运”，而“中国正规军对日本军的非法进攻”的措辞被删除。对“南京事件”（南京大屠杀）的记述，也作了部分调整，但仍未触及中方历来主张的“屠杀”措辞。

就此次“遊就馆”展示内容的调整问题，韩国宋旻淳外交通商相曾明确向日本外相麻生太郎表示“关注”，但“日韩合并”等有关朝鲜半岛的记述却未做任何变更。

这充分说明，旨在应付美国、以求蒙混过关的权宜性应对，“惠及”中国是附带性的，基本上属于类似“搂草打兔子”式的行动，而韩国、朝鲜则根本没入靖国神社当局的“法眼”。所以，一向力挺靖国神社和“参拜派”的日《产经新闻》不无欣慰地报道说：“尽管有关中国的记述也被修改，但‘主张日本立场’的展示方针却得以维持。”就是说，对靖国神社来说，这场来自美国的修改动议是虚惊一场，在不得已做了一个元气无伤的“手术”之后，已平安无事。但即便是这种形式上的小儿科妥协，还是令日本极右翼势力感到愤懑，他们骂靖国神社和一些虽持保守立场，但却亲美的学者“媚美”。这深刻地折射出日本社会在历史观问题上的断裂，也暗喻了表面坚不可摧的日美关系深层的不和谐矛盾。

近年来，随着日本“普通国家”化转型的深入，“总保守化”日益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而其中走得最远的，就是所谓“右翼”：他们既反中，又反美，从根本上否定战后美国主导的、建立在东京审判基础上的民主主义价值体系。他们自称“历史修正主义”，主张“南京屠杀不存在”论、“慰安妇问题阴谋论”。一个可悲的事实是，在今天的日本，制约这种势力的力量越来越弱。

从某种意义上说，此番“手术”，未尝不是“历史修正主义”借此试探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反应之举。这也给正在紧锣密鼓展开的中日两国历史共同研究平添了一重不确定性。

首发南方都市报

 

每逢中共领导人出访，中共驻外使领馆都奉命组织当地华人，前往迎接，制造“热烈欢迎”的场面。为了达到动员目的和效果，中共使领馆甚至当街发放报酬，奖赏那些前往者。据称，这种场面，“充分展示”了中国人的 “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

制造“华侨欢迎”的场面，在中共方面，其一，出于对国内宣传的需要，意指其政权受到海外华侨“拥护”，国内民众则更没有理由“反对”；其二，抵消海外华人抗议的声音。这种抗议，如影随形，令中共领导人尴尬而惊惧，如果没有“欢迎”，他们岂能安枕？其三，最主要的，要通过“热烈欢迎”的人造场面，来撑起中共领导人的“自信心”，藉以掩饰其深重的自卑感。

在欢迎群众方面，除了因功利心驱使而被动前往的，还有部分出于天真的“爱国心”，而主动前往的。前者贪图蝇头小利，自不待言；后者以此举“让外国人看得起咱们中国人”，以为表现了“民族自信心”，实际上，却泄露了根深蒂固的“民族自卑感”：竟然要以外国人的眼光，来证明自己民族的存在。

反观文明国家，这样的“欢迎场面”根本不存在。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出访，不仅不会组织其侨民前往迎接（通常也不会有侨民前往迎接），还可能因某种国内政策原因，受到其侨民的零星抗议。在那里，体现了两方面的自信心：政府经选举上台，获得民众授权，无需担心自己的“合法性”；侨民具有独立人格，无需阿谀当权者；国家富有，人民自由，整体形象光明，无需通过自己人“欢迎”自己人的方式，来显示其民族的存在。

大纪元

 

在中国有近2000家报社，还有更多的期刊杂志、广播电台、电视台和新闻网站，很多从业人员都有采访权，他们并不一定就能获得需要新闻出版总署层层审批的记者证，但是其所在单位承认他，难道他就不是真记者，而是假记者吗？

在中国要想弄清楚真记者、假记者，应该有一个明确的通用标准，即新闻从业人员，谁采写的报道是真实的，是符合民众利益的，就可以获得新闻撰稿人资格。按照这个标准，那些即使有真实的记者证，有合法的新闻单位，但他所写的新闻报道基本上都是歌功颂德，而对坏人坏事或失误只字不提，那么，他就是真的假记者。

2007年1月16日《南方都市报》报道，《中国贸易报》山西记者站记者兰成长在曾发生过山西警察打死北京警察和高勤荣被陷冤狱八年等丑闻的山西省被打死，报纸已经公开证实。兰成长记者具体是在大同市浑源县一煤矿因下煤矿遭不明身份暴徒暴打致死的，但兰被不幸打死后，当地官方却首先否认称”兰不是记者”.北京的《中国贸易报》已公开证实其为聘用记者身份，并要为其维权。此事在网上记者圈内广为流传，还有人称兰是因敲诈不成才被打死，真相到底如何目前还不全面。

此前的1月12日，山西大同市发布了《大同市打击假报假刊假记者专项行动通告》，通告称，”凡未经国家批准的出版单位在社会上公开发行的报纸、期刊均为假报假刊；凡不持有新闻出版总署核发的《新闻记者证》，从事采访活动的人员均为假记者。”

2006年12月7日《中国青年报》消息：自2006年8月开始，在山西省新闻出版局、吕梁市委的支持下，吕梁市作为全省打击假报、假刊、假记者的试点市，开展了一场新闻打假风暴。

由此可见，在山西这个地方由于真记者不作为，假记者开始泛滥了，有的敲诈，但并不排除有的没有记者证的记者是想通过采访说点真话，被不幸打死的兰成长就是记者，虽然他还没有新闻出版总署制发的记者证。

一般来说，一旦有记者被打，第一个应该站出来援助并呼吁的应该是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即中国记者协会），第二个站出来的应该是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第三个站出来的应该是公安部门及时公布调查的初步事实并破案情况，第四个站出来的应该是山西省大同市宣传部，向不幸遇难的兰成长家属问候，并给予安慰和无偿举办追悼仪式。可惜，我们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现任新华社社长田聪明和名誉主席、原人民日报社长邵华泽公开表示对兰成长遇难事件公开表示关注；我们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原北京市委副书记、宣传部长龙新民对此表示谴责和对死者家属表示问候；我们到现在还没有看到公安部门和宣传部门公开表示如何处理兰成长遇难这一不幸事件。

无论兰成长有没有新闻出版总署强制统一印发的记者证，只要他所在的报社承认他，他就是一个真实的记者，就有采访权，他的不幸遇难就值得公众舆论关注。山西是个连警察和记者都无法保证安全的地方，有个北京警察在山西无端被打死，最后主犯元凶却没有获得死刑，而是由元凶所指使者当了替死鬼。2006年底，被山西公检法无端构陷冤屈的记者高勤荣坐了八年牢后才获得减刑释放，现在在百度上连”高勤荣”三个字都无法检索。现在，我又看到一个记者倒下，当地居然说他不是记者。难道，不是记者就可以被打死吗？看看这些没有新闻出版总署所谓记者证的真记者，难道他们不应该是真正的优秀记者吗？

《中国青年报》报道这样揭露，湖南郴州所谓的假记者因勒索未遂获刑11年，而被敲诈的市委书记却不意外地落马。且不说这个假记者如何触犯刑律，有怎样的出发点，但他揭露的市委书记李大伦和市纪委书记曾锦春却是中国最坏的大贪官之一。这位名叫唐基石的”假记者”，原为该地区某县统计局干部，曾经发表了不少舆论监督的稿件，也因此维护了一些曾遭受不公平待遇群体的利益。他在当地小有名气，一些普通百姓跟他打招呼都叫他”××记者”.在了解到一些官场传闻后，遂收集材料敲诈勒索，以致获刑。

这里就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假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那些”真记者”大胆行使舆论监督的权力，类似唐基石这样的”假记者”就没有必要去当假记者，而是早就有可能被类似”焦点访谈”聘为真记者而发挥重要作用了。当然对于记者遇难，我毫不指望新闻出版总署站出来说什么话，虽然像原《光明日报》驻南联盟记者许杏虎两夫妇记者不幸死于北约的导弹，新闻出版总署想表示哀悼还轮不到，但这个总署却历来只是对上负责，对下毫不负责的。新闻出版总署官员公然撒谎的例子，就是2003年12月9日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报纸处处长林江作客新浪聊天实录中，有网友问他”记者证是不是真的统一到一种样式。我听同事说电视台是红色的，其他是蓝色的”，林江是这样回答的：”应该说以前是这样的。现在这次换证是无一例外的蓝色，就是一种样式。”其实就是这句是最假的谎言，所谓”无一例外的蓝色”就是欺骗大众，因为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事实就是，新华社的记者证一直都是红色的，其他新闻单位的记者证被统一为深蓝色的，可是新闻出版总署的官员公然撒谎，面不改色心不跳。

 

【中国时报彭志平报导】“我不能放弃对公民权利的维护，我要用生命维护我的文字！”大陆名作家章诒和着作《伶人往事》在大陆被禁，这是她连续第三本书被有关单位禁掉，她发出绝不退让的怒吼。

大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日前公布“二○○六出版违规书选”，共禁掉八部文学作品。章诒和昨晚发出声明指出，前一段时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还要求作家、艺术家都要讲真话。新闻出版总署是国务院的下属行政机构，章诒和直接点名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的动作，“岂不是和温总理对着干？”

点名痛批出版总署

章诒和父亲章伯钧是民盟的创始者之一，中共建政之后历任过政务院委员、交通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要职。但是，他最被世人所熟知的头衔是“中国头号大右派”。

章诒和一九六○年起就读于中国戏曲研究院戏曲文学系，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以“现行反革命罪”遭判刑二十年，直到一九七九年才获得平反离开监狱。由于章伯钧的关系，章诒和自小就接触了许多高干及知识份子，《往事并不如烟》即是章贻和将她印象中的史良、罗隆基、张伯驹、翦伯赞等知识份子、高干的故事，写成回忆录，在台湾风靡一时，这本书同样遭到大陆禁书令伺候。

《伶人往事》去年夏天就出版，却在一月十一日北京举行全国图书订货会开幕式举行之际，与其它八本书同时遭禁。至于为何被禁？章诒和直言，完全就是“因人废书”，在邬书林眼中，章诒和就是右派，不管书中写什么都要禁。

章诒和愤慨地说，她觉得，她的话语权遭到剥夺，她的公民权遭到侵犯。“就算我是右派，那右派是不是公民？”邬书林的动作根本就是直接讲，“章诒和，你闭嘴。”

章诒和说，她的写作没有政治动机，就只是写出从地狱里出来的人对天堂的向往。他们把她想得太高了，也看得太重了。

坚决维护公民权利

出书三度被禁，章诒和表示，过去《往事并不如烟》和《一阵风，留下千古绝唱》两本书被禁时，她不在乎，也拒绝媒体采访。但这一次，她要很郑重地讲，“我很在乎！我现在认为我不能放弃对公民权利的维护。邬先生这样做违反人权良知，违反宪法。”

她强调，建立和谐社会靠的不是禁止，而是要靠松动。面对领导人，老百姓可以做到聆听教诲；但是，领导人是不是也应该要为老百姓腾出一些空间，让老百姓的嘴可以讲一点儿，笔可以写一点儿？“这次，我要用我的生命去对抗邬书林！就像杜丽娘用生命维护她的爱情一样。”

“请给草民留下一张嘴一支笔”

针对新书《伶人往事》被禁，作家章诒和昨天发表了措辞严正的声明，强调出版权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她不会放弃对公民基本权利的维护，因为它维系着一个人的尊严和良知。“祝英台能以生命维护她的爱情，我就能以生命维护我的文字。”

越线章诒和《伶人往事》等八本书被禁

据传，中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以“内容越线”为由，在一月十日左右宣布八本书的禁书令，其中包括章诒和的《伶人往事》、纪录姚立法参政经验的纪录文学《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等。章诒和证实了她的《伶人往事》已经遭禁。传闻被禁的《如焉》作者胡发云则对该书被禁认为是“荒唐幼稚”。

据了解，在一月十一日北京全国图书订货会开幕之前，中共国家新闻 出版总署由副署长邬书林在一次宣传和出版工作会议上宣布了这项禁书令。

八本禁书除了《伶人往事》、《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如焉》之外，还有从个人经历角度讲述辛亥革命到大跃进期间中国历史的《沧桑》、讲述国共内战以来一个普通中国家庭经历的《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人民日报》退休编辑袁鹰的回忆录《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回顾五十至八十年代中国大事的历史丛书《年代怀旧丛书》，以及中国新闻界幕后人情世故的《新闻界》。

据指出，部分遭禁的书系因“泄漏国家机密”，如《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部分遭禁原因则是针对作者个人，如《伶人往事》；部分遭禁原因迄今不明。总体而言，遭禁原因脱不了中共“中央宣传部认为这八本书内容越线”，而出版这些遭禁书籍的出版社都受到处罚，未来选书也会受到限制。

 

 

听说能与章怡和见面，我特地翻出了她的《往事并不如烟》（打字版）。才看了两章，已经两次落泪，并惊叹她的优雅文笔，观察人物及自身感情的细腻，对事物评价的精辟，以及那种哀而不怨的情调……我深知，不是经年久炼到一定程度，是出不来这种炉火纯青的作品的。仅凭这一本书，我就断言，怡和没有白活。对于当代人的各类作品，我有很多喜欢的，但此时我要说，章怡和是我第一钦佩的女作家。

我甚至拟出了几个题目，想借机对怡和来一个采访：

1、当年章、罗为什么会选择共产党？

2、作为一个在新中国活了大半生的人，你认为自己受父辈的自由民主理念的影响更深，还是“党文化”的影响更深？它们的比例是怎样的？或者说，自57年以来，你一直生活在一个“异己的社会”当中，你怎样使自己能够保持身心健全？

3、浦熙修是不是周恩来派给罗隆基的？

4、你认为，民主党派为什么硬不起来？它们现在有没有自己的经济？

5、你有没有参加民主党派？对政治有没有兴趣？或者说，有没有某种责任感？

……

但事到临头，我把什么都忘记了。一则因为我自己的脑伤后遗症；一则因为当时的怡和，似乎有自己的“兴奋点”。

至于她说的是什么事情，我，一个“废人”加“历反”（人们对“历史反革命”的戏称），感到了心有余而力不足，也就没有多问。丁东出事时，我还真有一点说话的欲望，但很快遭到了朋友的反对，说：你帮他，说不定是害了他。这话让我想起了少年时代的一种情景：文革中，所有“历反”都遵守不与“现反”（“现行反革命”的戏称）来往的原则。大抵因为，“现反”这个名称虽然更可怕，但在“历反”自己的心目中，自己给人带来的危险更大！

直到今天，看到朋友传来的怡和关于《伶人往事》被禁发表的声明，我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想起那天，我的确看到了一份最新“禁书名单”，人们也间或提到一个姓“邬”的什么人，但我也没有去问一个“为什么”。我只以为，又是海外出的新书，被禁止入境而已。我还乐呵呵地说：

“以后大家就按照官方开的名单去买书，也省得自己花筛选的工夫了。”

禁书——这种违反宪法、侵害公民权利的事情，在中国大陆其实已经是一件很稀松平常的事情。从这次邬某人那种语气就可以看出，它早已失去了应有的“严肃性”。这类禁止，侵害过无数人的权利，有的因书，有的因人，也是早已存在的惯例。但能像邬某人这样轻飘飘地说出口的，还很少见。记得当年社科院解聘我时，院党委还订立过一个“攻守同盟”：任何人不能透露是某个人的意见，也不要说是为什么。能说出口的，只说是某个“老同志”。当时，我连生气的对象都找不着，只有以“心知肚明”自我安慰算了……所以，温家宝总理和作家谈“说真话”时，我就说，他的话，意思是好的，只是进错了门，他应该去找中宣部长“谈心”。而且，说白了，这也不是中宣部长的事，他应该和政治局常委们“谈心”，应该和这个党“谈心”。时至今日，这个执政党仍然依靠一种原始的规则——给人的嘴上穿铁丝——治理国家，这难道是一个两个人的事情吗？说实话，在今天的时代，没有什么道理是什么人不能明白的。关起门来说话，放下各人的利益和处境，哪里有什么左中右的差别？问题仅仅在于，在利益和利益边界相撞时，有没有公道！是“强权”说了算？还是“公理”说了算？

读了怡和的“声明”，我钦佩她的血性，也感到振奋。以怡和的作品，她的身分，放在今日的世道里，她的行为是会有影响力的。我虽已愚钝，也知道，“寡妇拼命”会是什么结果。

2007年1月20日晨

 

 

最近一些中文网站刊登了一份有关苏联早期历史的研究结果，通过对最近解密的政府文件和档案的研究，发现早在列宁时期苏俄党和政府内部就已经很腐败了。

在20年代初期，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俄国经济被严重破坏，几乎倒退到中世纪的程度时，被迫实行新经济政策，放弃了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所谓“战时共产主义”，开放自由市场，鼓励私人企业，吸引外国投资。这是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利用资本主义机制来挽救反资本主义的政权。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共产党国家所谓“改革”的历史证明，这个听上去自相矛盾的政策在实践中不但已经被证明能够挽救共产党政权，而且是唯一能够挽救共产党政权的途径。

列宁时期的腐败表现在很多方面。挥霍公款是其中之一。1923年10月，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发布《关于同浪费做斗争》的通告信，列举了“带赛马私人出行，玩赛马”、“负责人住的住宅装修得过于奢华”、“去餐馆花费了过大的开支”、“玩赌博(赛马赌、罗托赌、纸牌赌，等等)”。苏维埃官员还“特别普遍地是去国外治病，去德国治病，甚至派自己的亲戚陪同”。有些领导干部的家属长期住在疗养院里，化国家的钱，图自己的享受。

一个更普遍的现象是利用职权谋私利。新经济政策给了苏维埃高级官员分配和操控物资的机会，于是贿赂就成为了风气。纺织工业托拉斯主席勃拉戈夫不断地收受钱和物，包括钻石项链、金表、金烟盒、名贵皮毛等等。也有的利用职权“曲线谋私”，为家人创造谋利的条件。1924年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察院主席古比雪夫列举了一系列舞弊的行为。其中之一是“工业银行事件”。即银行系统的领导人克拉斯诺谢科夫用国家的资金创造条件，让自己的兄弟发财，而自己过著奢侈放荡的生活。此外贪污和盗用公款更是很多中下级官员满足私利的途径。

早期苏俄政权中的腐败甚至使得列宁在1921年提出贪污受贿是三大敌人之一。俄共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职责之一就是和腐败作斗争。列宁所提出的和腐败作斗争的最大措施就是在党内成立独立的监察委员会。

揭露列宁时期的腐败对我们认识专制政权的演变有重大意义。很多人认为，腐败是一个专制政权晚期的现象，腐败使政权丧失民心，丧失民心导致专制政权的垮台。但苏俄不但没有在列宁时期的腐败之后垮台，在今天看来离斯大林的极权制度的建立也还远得很。列宁统治下的腐败当然会引起民心的不满，但这种不满并不能动摇列宁所建立的铁腕统治。而且苏联极权制度的巩固和完善恰恰发生在列宁时期的腐败之后。这就是说腐败、民心和政权的垮台之间不是没有联系，但并没有那种必然的连锁反应式的联系。苏联晚期确实有腐败，但那种腐败和列宁时期社会普遍贫穷、人民忍饥挨饿时代的腐败相比，在道义的严重性，也就是所谓“民心”上来说要轻微得多。苏联政权的垮台并不是由腐败导致的民心丧尽所引起的，而是统治集团作为整体丧失了用暴力维持政权的信念，就是说这个集团中的很多人放弃了列宁的铁腕统治。

因此，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一个政权越腐败，离它垮台的日子就越近。何况腐败会造就一个高度认同一致利益的腐败共同体，同心协力维持腐败带来的利益，置民族和全体人民的长远利益于不顾。在这个意义上，苏联之所以垮台，可能也是因为那个政权还没有腐败到那个程度，在那个统治集团内部还有良知，还有道德底线。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冲破种种困难和阻力的过程中曲折前进的，每一步都伴随着思想上的对立和斗争。进入新世纪以来，“不争论”的闸门再也关不住社会思想的洪水，对改革的质疑和批评越发公开，声音越来越大，有人说，上世纪80年代那种全民一致具有改革共识的局面现在没有了。从80年代到今天，思想分化越来越厉害，后来又与利益的分化交织在一起，在改革走到十字路口，“反思改革”成为各派社会思想的共同口号的今天，梳理改革以来社会思想的分化、流变，重建改革的共识，很有必要。

“防‘左’反‘左’是长期任务”

在社会不公、腐败严重、国有资产流失日益严重，广大群众在就医、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发出怨言时，这种思潮把重点转到了“为群众利益代言”方面，更有甚者，一旦左倾气温上升，它又提出“姓社姓资”的问题，帽子和棍子也随之而来。事实证明，“防‘左’反‘左’是长期任务”这话一点不假。

“左”的思想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主要干扰和危害，在改革开放之前是这样，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也是这样。如果说，以前因为“左”的思想一直占主导地位，人们身在其中而没有自觉，那么在改革中，反“左”就是一种清醒的、自觉的努力，尽管这并没有保证防“左”反“左”一定能取得胜利。

很长一段时间，“左”派祭出的法宝都是追究“姓社姓资”，不论是自命为“砥柱中流”、“真理”的守护神，还是不断抛出“万言书”，他们都是以正统自居，以“和平演变”、“亡党亡国”危言耸听，他们视而不见、避而不谈的，是国家求强盛、人民求富裕的意愿，以及世界各国大发展、大竞争的百舸争流的局面。他们的有恃无恐源于“本本”和“天条”(偏偏不管“条条”中“发展生产力”这首要的一条)，他们像鸵鸟一样不愿面对实际，不愿面对历史的教训和现实的严峻。

老式的“左”的思想主要靠在体制内对上层产生影响而起作用，如果上层不予理睬(即“不争论”)，那它就无计可施，因为它的思维方式和腔调太陈旧，引不起人们的兴趣。不过，近年来它也表现出相当的适应能力，在社会不公、腐败严重、国有资产流失日益严重，广大群众在就医、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发出怨言时，这种思潮把重点转到了“为群众利益代言”方面，更有甚者，一旦“左”倾气温上升，它又提出“姓社姓资”的问题，帽子和棍子也随之而来。事实证明，“防‘左’反‘左’是长期任务”这话一点不假。

老左新左都要败下阵来

他们的“站在群众一边”、“维护弱势群体利益”只是空喊的口号，在维权和维护司法公正等活动中，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的身影，在揭露和批判行业垄断以及特殊利益集团的舆论中，从来没有听到过他们的声音。他们只是在观念和理论王国驰骋，对于扶助贫弱群众、有利国计民生的事业，他们实际上是袖手旁观。

如果说老左是土生土长的，那么新左则是舶来品，它的思想资源出自当代西方左派，它的鼓吹者都是在西方学过洋理论的学者，它的受众以大学生为主。它把西方左派对自己社会的诊断和药方照搬到中国，断言中国已然是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社会，因此中国的问题具有资本主义性质，比如社会不公、贪污腐化不是出自滥用权力，而是出于市场经济，出于跨国公司和国际资本；它认为中国要在现存的世界经济格局下求发展，要迎接和参与全球化就是屈服于霸权，甘当殖民地。

新左派以提倡“第二次思想解放”和“制度创新”为标榜，所谓 “第二次思想解放”，就是要对化解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型计划经济的第一次思想解放实行反拨；所谓“制度创新”，就是要抵制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另寻人类至今还没有的，具有“东方特色”或“中国特色”的新路。在这一点上，新左十分欣赏“大跃进”、“人民公社”，甚至“文化大革命”，把这些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大痛苦和灾难的极“左”思想的产物视为开创新型文明的伟大尝试。

和老左一样，新左也抢占“社会公正”、“反贪反腐”的道德制高点，在这方面，他们做得很高明，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以至于造成了一种印象，似乎他们要的是大众民主，而他们的对立面只要个人自由和权利，他们是为工农群众代言，而其对立面只为经济精英和知识分子说话。一般人容易产生这样的误解，是因为在西方社会，以“新左派”等等为名称的思想派别与其他派别的区别大致上是如此，但人们往往忽视了，此左派非彼左派，正如此社会非彼社会。

在实际行动这个试金石面前，不论是老左还是新左都要败下阵来。他们的“站在群众一边”、“维护弱势群体利益”只是空喊的口号，在维权和维护司法公正等活动中，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的身影，在揭露和批判行业垄断以及特殊利益集团的舆论中，从来没有听到过他们的声音。他们只是在观念和理论王国驰骋，对于扶助贫弱群众、有利国计民生的事业，他们实际上是袖手旁观。

有种思潮始终支持改革开放

在80年代，它的主要表现是肃清“文化大革命”和各种“左”的流毒，张扬人的主体性、人性和人道主义；到了90年代，重点从安身立命的哲学、伦理、美学的观念革新转换到了对制度安排原理的探索。它既是与市场化改革、全球化潮流相伴随的思潮，也是中国思想界、学术界、舆论界在接受、消化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各种新知识而应用于中国现实的产物。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有一种社会思潮始终是坚定不移地支持改革、开放政策，批评 “左”倾思想。当然，思想阵线有分化，思想也会随形势变化、发展。实事求是地说，大部分新左在80年代是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的，他们的立场、观点在90年代初期或中期发生了变化，认为原来的问题——旧的体制问题，即斯大林模式引起的问题——已经过时，中国面临的新问题是市场经济带来的资本主义性质的问题，以前的问题根源在内部，是高度垄断、不受制约、常常被滥用的权力，而新问题则出自外部，是国际资本。最根本的分歧是对待市场经济的态度，一方将其视为恶的总根源，一方视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出路。后者当然正视伴随市场化改革出现的种种问题，但认为那不是市场本身引起的，而是市场不规范所致，是权力干涉、扭曲市场机制的结果。基于这种认识，法治成为同样重要的目标，而权力的监督、制衡，个人自由、权利、财产的保障等等，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这样的立场，较为合适的称呼应该是“宪政民主”。

这种立场是随时间而演化、深入形成的。在80年代，它的主要表现是肃清“文化大革命”和各种“左”的流毒，张扬人的主体性、人性和人道主义；到了90年代，重点从安身立命的哲学、伦理、美学的观念革新转换到了对制度安排原理的探索。它既是与市场化改革、全球化潮流相伴随的思潮，也是中国思想界、学术界、舆论界在接受、消化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各种新知识而应用于中国现实的产物。

呼唤“文革”倾向值得注意

我们有必要把“文革”的真相告诉人们，让大家知道所谓的“大民主”、所谓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到底是怎么回事。

近年来，还出现了一种美化“文革”、怀念“文革”，甚至呼唤“文革”的思想倾向。由于社会不公和搞特权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由于人们对于反腐败不力越来越失望，不少人认为，只有用“文革”的“四大”为武器，只有用“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方式才能真正解决问题。这种倾向值得注意，我们有必要把“文革”的真相告诉人们，让大家知道所谓的“大民主”、所谓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到底是怎么回事。

目前的社会不公正、腐败等等根源何在，是市场还是旧体制，解决的方向在哪里？听听具有实际经验、处在工作第一线的人的意见是有益的。《南方周末》2006年10月26日登了一篇湖南前纪委书记杨敏之的访谈，他在力陈反腐的艰辛后总结说:“我国目前严重存在的腐败现象是依附在旧的体制上的，如果说十年艰辛的话，苦就苦在旧体制的困扰。反腐败实质上就是和旧体制、旧机制的反复较量……总的来说，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存在的体制问题，还要靠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

提倡真诚理性健康的民族主义

我们要的是在理解和尊重别人基础上的大度与自信，在国际准则框架内力争国家利益。

从90年代初起，民族主义凸显为中国社会思想的主要话语。有人认为，它的出现首先是因为80年代末国内巨大事变和紧接着的苏联东欧巨变，使得意识形态有求助于民族主义的需要；还有人主张，中国当代的现代化应该启用以儒家主流文化为基础的民族主义作为社会凝聚力与整合的资源。在今天，当“大国崛起”成为一个重要话题时，民族主义成为主流思潮是不可避免的。

从理论上说，在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程中，民族主义可以起到凝聚人心、奋发向上的正面作用。但从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况看，它的负面作用恐怕大于正面作用。特别是当我们考察1996年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1999年出版的《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时，可以清楚地看到许多人怀抱的民族主义情感中狂热和非理性的一面，他们认为，韬光养晦绝非上策，现在已经到了中国可以以对抗方式在国际上显示实力的时候。

我们需要和提倡的，是真诚的、理性的、健康的民族主义，而不是虚假的、狭隘的、狂野的民族主义。有的人刚朝美国大使馆扔石头，过几天又挤到那里排签证，有的人为9·11恐怖主义袭击叫好，开瓶饮酒放鞭炮，半年后却在同胞面前炫耀自己移民成功。我们要的是在理解和尊重别人基础上的大度与自信，在国际准则框架内力争国家利益。

倡导“政治儒学”是异想天开

但除了这种“文化儒学”的取向，还有人倡导“政治儒学”，企图恢复传统思想的正统地位，使中国回到“独尊儒术”的时代，他们否认“人民授权”的现代政治原理，把“天道”、血统作为国家权力的来源，甚至要把孔教立为国教。这纯属异想天开，会极大地损害国学的补课与复兴。

在民族主义升温的同时出现了国学热。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用整整一版发表报道《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提出“国学的再次兴起……将成为我国文化主旋律的重要基础”；两天以后又在头版登出《久违了，“国学”！》。《光明日报》、《文汇报》等也发表了类似的报道和文章。因为有人扣意识形态帽子，第一次国学热无疾而终。从2004年起，以读经运动和人民大学建立国学院为标志，国学热再度兴起，并引起争论。

当前的“复兴国学”思潮有两种内容和指向。一是知识、教育方面的补课和基本建设，没有人对此持异议和反对，因为大家知道，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对于自己的传统文化学术欠债太多，不止一代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几乎一无所知，国学在教育中、在人们生活常识中所占的地位和它应有的地位相比存在很大差距。就此而言，建立国学院，编写和出版教材、读本，提倡少儿读经，都是必要而有益的举措，这方面活动再多一些，声势再浩大一些，都是正常的、应当的。但除了这种“文化儒学”的取向，还有人倡导“政治儒学”，企图恢复传统思想的正统地位，使中国回到“独尊儒术”的时代，他们否认“人民授权”的现代政治原理，把“天道”、血统作为国家权力的来源，甚至要把孔教立为国教。这纯属异想天开，会极大地损害国学的补课与复兴。

改革是在思想交锋中前进的

达成改革的共识不需要用行政力量推行或压制上述思想的某个流派，改革从来就是在思想交锋中前进和调整方向的。改革的本质是从一元发展为多元，思想文化的多元、对立、争鸣是正常的、有益的。

有人说，2006年是反思改革年，中国的改革走到了十字路口，至少在思想层面上，可以说局面确实如此。应该承认，改革在民众中的信誉度和支持度有大幅度下降，改革的共识已不复存在。现在，用支持还是反对改革来区分人们的立场和观点已经失去意义，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要什么样的改革”。我们当然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和经济建设成就举世瞩目，GDP每年增长的百分比，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等等数字令人欢欣鼓舞，但这还不足以重建改革的共识。

达成改革的共识不需要用行政力量推行或压制上述思想的某个流派，改革从来就是在思想交锋中前进和调整方向的。改革的本质是从一元发展为多元，思想文化的多元、对立、争鸣是正常的、有益的。

关键的问题是社会公正。确实，我们必须坚持改革，但那应该是有利于全民而非部分人的改革；我们要把中国建成现代化社会，但那应该是一个公正、和谐的社会。我们应该避免特殊利益集团支配或干预改革的决策，我们应该不断地自问，改革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改革到底是为谁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