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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是该在元旦即写完的一篇文章，但由于庶务杂沓，至今才得以完成。当然，在或放或写的过程中，又充实了不少想法乃至修正了一些东西。以下的看想法，提出来，供笔会诸同仁及关心笔会的人士讨论。

第一个问题：应当做成中国有影响的NGO.

就NGO的本意而论，它虽为非政府的，但毕竟又是做政府力所不及的公共事务。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中即言论自由并没完全达到宪法法条状态，乃至于宪法需要改进的状况下，国际笔会的”apolitical”要件是无法实现的。即：独立中文笔会必然要有政治性表达，政治性表达甚至是不可或缺。

如此，就有必要在国内以NGO的形式登记；如此，既有了相应的合法地位，又能防止一些执法谋利的利益集团借非法之名打击笔会。

第二个问题：不作道德角斗士，但有道德评价功能。

道德角斗是中国文化传统中非常不好的倾向，从孟轲批判杨朱墨翟之为”禽兽”到告子被指斥为”率兽食人”，至于两宋文人集团的互讦，乃至于”文革”，都是这种不良倾向的表现。

之于笔会，既要有道德批判功能又要防止陷入”逢共必否”的状态。因为，不惟布什可以对那些非民主的国家说”只要你们实行民主改革，美国会搀扶你们”，同样，笔会作为一个文化精英集团也有这种道德评价功能。在不提倡”过度政治化”的前提下，应当：（一）对中共一些好的改进方面予以肯定和鼓励，过来的如取消农业税问题；（二）支持中共党内的开明派向民主方向趋进。

第三个问题：纯文学含量的提升

一段时间以来，不少反对笔会的文化（或政治）力量，认为笔会的纯文学性不足，政治化太浓。

后一项，中国没有全面开放言论自由之现实使之然；前一项，有待于会员创造方向及结构的变化。实际上，想专心创作纯文学作品如小说的作家，在中国的生活风险远高于政治风险：其一，如果一个作家完放弃写评论来挣得收入的方式又没有相应的经济资助，肯定连基本生存都维持不了；其二，对那些尚有国内出版空间的作家（如我本人），写小说——尽管这个冲动强烈且持久，但国内出版商绝大多数（几为99％）的不愿出版小说。也就是说，小说的创作的经济风险太高。

中国正处于一个纯文学丧亡的过程，小说之类的纯文学读者市场极小，而且这个市场已被传统势力所分割，新进入者没有生存空间。

这就要求独立笔会建立一个基金，有计划地支持成员的纯文学（如小说）的写作。可以说：这不仅是为笔会的存续与发展之故，也是拯救中国文学的一大善举。

第四个问题：与中国作协的关系

不管怎么说，中国作协确实是一个”思想过滤器”，并且它要靠国家财政开资支持。但这并不成其为我们一定要全面批判它的理由，无论为文学的发展还是为民间社会的政治表达，我们应当选择：（一）互补大于排斥、合作大于竞争的存在模式；（二）建立对话平台，不定期地交流文学观点；（三）交叉会员，双方互相承认。

以上四方面问题多是提纲式的要点，是为一家之言；并且，事前并未与任何成员沟通。如有巨大错误，当由我一个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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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月15日写于绵逸书房。

 

贺卫方按：这是邵建先生发表在今天《南方都市报》上关于死刑问题的文章，他表达了我所不同意的一种死刑观，或者说，一种我不赞成的正义观。我记得作者曾在《社会科学论坛》杂志上发表过有关胡适与鲁迅以及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想方面的很精彩的文章，读者可以从其中看到作者本人所秉承的自由主义理念。惟其如此，他关于死刑以及正义问题的见解就格外值得注意。

萨达姆终于死去，而且是绞刑。这是2006年最值得关注的国际事件之一。然而我所注意的是，还是在萨达姆生命进入倒计时状态，围绕他的死而引发了有关死刑的讨论。以我浏览过的“真名网”为例，《新京报》留美专栏作家沈睿女士发表文章，对死刑表示坚决反对。萨达姆死后，沈女士又及时贴出了她的“我愤怒”，用以“抗议对萨达姆的死刑”。联想到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2006年春在云南做过一次很有影响的反死刑讲演，以九问的方式考[拷]问死刑制度。于是，我很想就萨达姆之死及死刑问题发表一下意见。

我是赞成判处萨达姆死刑的，扩而言之，我赞成今天的世界上有一个死刑制度。萨达姆手上沾满了血，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刑事犯，而是一个犯有屠杀性质的“反人类罪”的前国家统治者。对于众多亡灵而言，死刑于萨达姆是一件恰如其分的事。类似的，像希特勒、波尔布特等，如果他们活着，都应该付诸死刑。死刑是对死者的公平，是对人类社会的正义。

以刑求的方式取消一个人的生的权利，是谓死刑。支持这个死刑存在的，是法哲学意义上的“死亡伦理”。死亡伦理至少牵涉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便是人与人生命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的尺度是公正。我知道国际人权组织每年都要发布公告，对死刑过多的国家进行谴责，认为死刑涉及人权。甚至在欧洲，死刑已经普遍取消，而加入欧盟的前提之一就是废除死刑。但我对死刑的坚持，却也是出于人权的考量。在人的权利菜单中，最基本也最重要的权利就是生命权。生命权是一个人之所以被当做人类伙伴所必须享有的权利。当一个人无辜剥夺另一个人的生的权利时，是他率先在人权上犯了罪。根据人类社会“等利害交换”的原则，他的生的权利也应当以法律的名义被取消。这不是什么复仇，而是显示公正。落实到萨达姆，他残害了多少人的生命，在法庭宣判他之前，他其实已经自我放逐了作为人类伙伴的权利，死刑不过是一次候补。相反，让他活着，不仅于死者无以交代，而且还要让生者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奉养这个披着人皮的（非）人，保护着他并让他继续消费本已紧缺的自然资源。我想，天下不该有如此的不公。

死亡伦理的另一维度是人的生命与自然的关系。人的生命来自自然，是自然的衍化与派生。自然予人以生命，因此生命的权利是一种自然权利。在这个权利面前，生生平等，谁也不能伤害谁，便成为人类社会之上的自然法则。谁触犯这个法则必要受其惩罚，自然的惩罚。而惩罚于利益冲突中的人类社会，也许永远是必要的。当然，生命并非悬空，它总是附着在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生命无辜，人却可以有罪。这里需要把人与生命作必要的区分。当一个人犯下侵害他人生命的罪恶时，比如萨达姆，他同时就伤害了自然，并触犯自然法。在自然法的意义上，天赋人权，自然也可以天不赋人权（比如生命权），这当然是针对在自然法上犯罪的人而言。人间法的根据是自然法，因此伊拉克法庭判处萨达姆死刑，其实是“替天行道”，是上天让生命离开这个有罪的人。

至于贺卫方教授认为“死刑本身就是一部野蛮的刑罚”，这种看法未必妥当。其实，死刑无关野蛮或文明，死刑的执行方式才涉及文明或野蛮。正像我支持判处萨达姆死刑一样，我反对以绞刑的方式行刑。我们可能都看过当年意大利抵抗组织对墨索里尼及其情人施以绞刑的照片，他和她的尸体被倒悬在绞架上，这是极其野蛮的行刑方式，它不仅增加死者的生命痛苦，而且是对生命的侮辱。在人与生命的分际上，犯罪的既然是人而不是生命；那么，只要让生命离开这个人即可。为什么要折磨和羞辱生命呢？因此，对萨达姆之死，我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没有让他无痛苦而又体面地死去，至少我不想听到颈骨被绞断的声音，如同我不想看到绞死后被悬挂的身影。

（邵建　南京晓庄学院教师）

 

1月10日，中国贸易报山西站一“不明身份”的记者兰成长，在大同市浑源县一煤矿被“不明身份”的暴徒打成重伤，送院第二天不治身亡。

事发几天来，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当地警方迟迟未向社会公布案件的侦破情况，倒是当地的宣传部门在“确定死者身份”上下足了工夫。

山西省委宣传部新闻处向记者提供了有关此事的最新调查结果：“经核实，死者兰成长为中国贸易报山西记者站聘用的临时工作人员，到该单位还不到3个月时间。兰成长不是正式记者，没有采访资格，他到浑源县采访是个人行为，组织上没有委派他前去。死者不是记者，这案子是一般刑事案件。”

好了。兰成长不是真记者，是假记者，一块石头落了地。咋呼了半天，“死者不是记者”、而“这案子”，也就相应成了“一般刑事案件”。

记者是无冕之王，是得罪不得的，更不能打死、尤其不能在开展新闻监督时打死、千千万万不能在监督社会普遍关注的黑心煤矿开采问题时被打死！——对于这一点，山西有关宣传部门当然心知肚明。现在，他们应该把心放肚子里了。

使用“该死的假记者”这个概念，并不是对山西有关宣传部门的妄加猜测。在大众语境中，“该死的”，是让人深恶痛绝的意思。从大同市在这起打死假记者案后，贯彻全省关于打击假记者文件精神、立即出台的《打击假报假刊假记者专项行动通告》中，人们不难看出他们这种深恶痛绝的情绪：“凡不持有新闻出版总署核发的《新闻记者证》，从事采访活动的人员均为假记者。假记者的新闻采访系非法活动，被采访对象有权拒绝，并有责任向专项工作领导组办公室、公安机关和新闻出版部门举报。”

大同市新闻中心主任谷盛明说：“如果没有记者证的假记者可以采访，那有记者证的真记者的合法权益岂非要受到侵害？记者要具备好多专业素质，不经过新闻业务培训、打着记者旗号出来采访，不是亵渎记者这一神圣职业么？”

山西相关宣传部门在兰成长案中扮演的角色另人匪夷所思。

长期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各家传统媒体尤其是平面媒体，普遍实行“通讯员”制度，他们采用的稿子，除了自己记者采访外，大都来自基层通讯员。而这些通讯员，是没有记者证的。按照山西的说法，“从事采访活动的人员均为假记者”？他们的采访都不受法律保护？被殴致死就算一般刑事案件？最应该保护通讯员合法权益的宣传部，如此对待兰成长案，令全国为党的喉舌服务的撰稿人寒心。

“如果没有记者证的假记者可以采访，那有记者证的真记者的合法权益岂非要受到侵害？”更是混帐话！大同市新闻出版局相关人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山西煤矿多，大同也有假记者。我们只是听说，但举报和举证来告的很少。很多被敲诈的单位都有‘破财免灾’的想法，这就使假记者气焰嚣张，甚至成为一种公害。”就连指使暴徒打死兰成长的矿主都表示，近来国家对安全设施不达标的私人煤矿打击很严，“但煤价这么高，矿主们都偷偷隔三岔五出煤。可老是有记者来采访，我们没有办法，一般出价八千元到一万元私了。不过近来我们发现这些记者许多都是冒牌货，根本拿不出记者证。可是，私下出煤又是违规的，我们一般不敢报警，吓唬吓唬他们就算了。”面对山西煤矿这些年来屡屡出现的问题，山西“有记者证”的记者做什么去了？他们的新闻监督职能是如何行使的？是宣传部门控制了媒体的新闻监督，还是新闻媒体接受了煤矿的好处变成了矿主的喉舌？还奢谈什么“亵渎神圣职业”，收起你们的“神圣”吧！

记者兰成长采访中被暴打致死的案子还在侦破之中，现在说他是在通过采访进行敲诈为时尚早。即使从事了敲诈活动，他也罪不至死。退一万步说，即使是犯了死罪，也不该由矿主执行。在这一点上，我想各方不会有争议。但是，令人不解的是，本来应该保护新闻采访自由的山西相关宣传部门，何以借机急喇喇的跳出来反对不具备记者身份的所谓假记者？

不会是兰成长们侵犯了“有记者证的真记者的合法权益”、动了你们的奶酪吧？

 

上海某电子公司青年徐方(报道化名)，因女友提出分手迁怒于南京某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左凡(报道化名)，请厨师王某约请南京某学院在校学生五名及厨师若干名“撑场子”，邀左凡见面，见面时予以群殴，左凡奋起反击，用工艺刀当即捅伤数人，致两人重伤，徐方逃跑，左凡追击捅上一刀，致其肺部受伤。最近，南京玄武区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左凡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以聚众斗殴罪判处徐方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6个月；分别判处参与斗殴者王某、孙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

斗殴事件发生后，南京某大学226名博士、硕士研究生以及本科生签名呼吁法官轻判左凡，在一些网络论坛上，赞扬左凡是“大英雄”、“有血性”的人占了大多数。《中国青年报》相关报道出来以后，一些言论家对这种群众倾向予以了全面的否定性批评，甚至提升到了所谓“大学生‘左派’”的高度。对这些批评，我并不以为然。

在《中国青年报》相关报道中，南京玄武区法院少年庭庭长王萍认为：“构成正当防卫的条件之一是‘防卫不得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危害，亦即要求防卫措施与不法侵害在强度上基本相当’，在本案中，左凡主观上虽有防卫意图，但其面对徐方等人的拳打脚踢，持刀挥舞，且造成两人重伤的严重后果，应属于防卫过当。而追捅徐方的做法已不属防卫范畴，涉嫌故意伤人。”王萍的这一解释并不是没有可商榷之处。

法院对左凡予以判决的事实基础只能是他追捅徐方一刀，而不应该是之前处于围殴中的反击情节。王萍将左凡处于围殴中的反击情节断定为防卫过当，并没有充分的法理基础。正当防卫是在应由法律保护而法力不能及的紧急情况下，公民奋起自卫的正当权利，它不限制公民进行防卫的手段。徐方纠集的一群人对单独的一个人左凡进行拳打脚踢围殴，左凡有进行正当防卫的权利，他的防卫并不等于也只能使用拳脚，事实上，仅仅使用拳脚并不能够达到防卫目的和效果。如果因为左凡使用了工艺刀，就认为他防卫过当，这就是不存在任何商榷余地的错误断定。

正当防卫有无限度防卫，这一法理在《刑法》第二十条中得到了体现：“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一群人围殴一个人，而且是设计好的“场子”，虽然没有使用明显会致人于死命的凶器，但仅仅拳脚也足以导致被围殴人轻伤、重伤乃至死亡的后果，足以构成《刑法》第二十条中的“行凶”规定，因此，进行防卫的左凡属于无限度防卫，不管他在防卫中导致“行凶”者何种后果，都“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如果因为他导致两人重伤而断定他防卫过当，便是没有准确理解无限度防卫。

总之，左凡受刑的唯一事实基础是他追捅徐方一刀——如果这一刀的后果足以达到承担刑事责任的话，而不是什么防卫过当。在这一前提之下，再来看大学生们及网络论坛网友们对左凡的赞扬，就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批评。也就是说，即使人们并不一定懂得有关法理，但经验也足以使大家倾向于判断左凡进行正当防卫的权利。事实上，即使判决机构的庭长也并不是能够准确理解关于正当防卫的法理的，所给出的判决结果也许并没有错，但解释却是非常可以商榷的。

大学生与网友对左凡进行赞扬的倾向性在于对“血性”的期盼。当批评家们在否定性地批评他们时，是否同时也应该反思：今天我们的民族是否少了“血性”？正因为少了“血性”，所以，“血性”才成为了人们的理想。一方面，当代中国充斥着暴力倾向；一方面，则越来越缺乏“血性”。暴力倾向总是呈现为集体主义形式，在这种集体主义形式中压抑住了个体的刚勇之气，呈现为“血性”的缺失。当人们追求个性，作为阳刚一面的“血性”自然也就成为了理想。因此，即使从这个角度说，对人们赞扬左凡进行批评，也不能予以简单的否定，而更应该多点反思。中国不需要暴力，但为什么不可以多点“血性”呢？

 

 

一九九八年十月五日，中国政府正式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十月二十一日，中国首次举办多边国际人权会议“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人权”研讨会。在此期间新华社的报道与专论仍然强调中西国情不同，首要的人权问题是生存权和发展权。足见中共仍然罔顾人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仍然坚持其一贯的人权观念，即认为只要坚持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就能够得到保证。

其然，岂其然乎？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人是印度学者阿马迪亚•森教授（Prof Amartya Sen），瑞典皇家科学院在赞词中说，阿马迪亚•森教授因为“对福利经济学基本问题的研究贡献卓着”而获奖，“在实验研究中，森运用他的理论方法，让我们更了解引发饥饿的经济机制。”阿马迪亚•森对饥饿、贫困与独裁政权之间的关系的研究经过实践的证明而得到公认。他从七十年代中期就一再认定独裁统治可能导致大饥荒的发生，而言论自由和公民政治权利的存在和实行，能有效地避免饥荒一类的经济灾难。

他指出，有关饥荒的一个瞩目的事实是，在拥有民主政府和新闻相对自由的国家里，从来没有发生过严重的饥荒。饥荒只出现在原始部落、古代帝国、现代极权社会的独裁政权，以及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和专制领袖与一党统治下的新独立国家。然而，饥荒从来不曾困扰定期举行选举、允许反对党存在、容许媒体对政府政策提出质询的独立国家。

阿马迪亚•森为了说明他的论点，特别举了中国的例子。他说，中国在五十年代末实行的所谓“大跃进”一败涂地，但是中国政府在以后三年里继续推行这个灾难性的政策。据估计，中国在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一年期间有将近三千万人被饿死。这种情况在一个定期举行选举、拥有新闻自由的国家是很难想像的。缺乏新闻自由往往会导致政府本身、政府对自己的宣传机构和地区官员描绘的图景深信不疑。事实上，当饥荒最严重的时候，中国当局还把自己的粮食储备高估了一亿吨。

为了核实这个论点，美国之音的记者打电话给中国驻美使馆，希望知道中国官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但中国使馆没有给予回答。

中国官方始则不承认有大饥荒，后来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中共一向以“伟大、光荣、正确”自居，毛泽东声称“从不下罪己诏”，讳疾忌医，不会去探索大饥荒的根源。中国驻美使馆不予回答，自不足怪。但是，中国人民，特别是经历过这场灾难的人，无不可为阿马迪亚•森的论点作背书。

先说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究竟死了多少人？海内外均有不同的估计。我认为根据官方的资料测算比较可靠。中国人口总数一九五九年是六亿七千二百万人，一九六○年是六亿六千二百万人，即减少了一千万人，一九六一年比一九五九年减少一千三百万人。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的千分之二十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一九六一年应比一九五九年增加二千七百万人。两者相加，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在三年内，四千万人被剥夺了生存权，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对于“大跃进”，不仅群众间，在党内高层也有不同意见。一九五六年周恩来、陈云等提出反冒进，次年竟被毛泽东批判为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毛并称永远不许反冒进。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发动反右派斗争，把五十多万敢于提意见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彭德怀等人因指出“大跃进”中的失误而被打成反党集团，接着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把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提出意见的人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全国戴帽子的共达三百几十万人。

从此，毛泽东被认为一贯正确，对毛泽东批评不得，形成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并树立了毛的绝对权威。以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为标志，毛泽东成为中国的不折不扣的独裁者。

我们不能说毛泽东主观上要制造大饥荒，但是他狂妄自大，自以为是，不容许不同意见，也听不到不同意见，又没有监督制衡的民主机制，人民又没有个人政治权利，没有言论自由，因此毛泽东的个人独裁，使领袖的错误导致全局性的错误而不能纠正。正如阿马迪亚。森所说中国政府在以后的三年里继续推行毛泽东的灾难性的政策，导致剥夺了四千万人生存权的大饥荒。

不但如此，因为中国人民没有政治权利，毛泽东的独裁继续犯更大的错误。他错误地领导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文革的错误和灾难长达十年不得纠正，直到他逝世才告结束。文革中又有上千万人被剥夺了生存权。

中国的例子，不但说明阿马迪亚•森关于独裁和饥荒的关系的论点，而且说明人民没有人权、民主、自由，连生存权也不能保证，更不要说发展权了。

一九九八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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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二十一世纪中国丛书》

 

近日，读到北大教授商从文《五权宪法与今日中国宪法之比较》和杨光先生《辛亥革命与中共僭政》两篇文章，其赞美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热情，与海峡两岸国共两党前些日子纪念孙中山诞辰140周年的态度，不相上下。尤其是商教授称赞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如同共产党称赞马列毛的共产主义一样，顶礼膜拜。

五权宪法和共产主义，同样是在当年社会基础上不现实的、理想化的东西，两位作者却能够奋笔疾书赞扬前者、痛斥后者，难道他们都整不明白：他们所痛斥的后者，为什么跟他们一样在隆重纪念那个前者？难道他们都不曾想过：正是孙中山不切实际的理论和暴力革命，异变出了后来中共建政的怪胎？

近百年来，诅咒着满清帝制，高喊着这主义、那理论，挥舞着枪杆子冲到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政客们，把中国折腾的比满清还糟糕：战争频繁，死人更多。难道，就因为他催生了夺得了天下的两个执政党，就因为两个党宣传部粉饰历史、愚弄后人、避讳领袖，那个满嘴挂着各种舶来的、前后矛盾的理论口号的孙中山，就成了伟大的先行者？

中国的政治人物真是太容易伟大了：只要把世界上最动听的理论包装拼凑，挂在自己的嘴巴上，譬如“天下为公”“三民主义”“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五权宪法”“民主”“军政、训政、宪政”等等，不管自己做的多么卑鄙、无赖，只要最后夺得天下，自有执政党和愚民学者精炼、升华、包装、粉饰这些言行不符的所谓伟大理论。

这就是中国的政治家传统：成者王侯败者寇！说的伟大，做的卑鄙！

英文中有一个单词“integrity”，常常被用来评价政治人物，中文里没有一个对应的词组来翻译，它包含了“正直、诚实、完整、始终如一、言行一致”等多个含义，在评论政客方面，尤其强调“言行一致、前后如一”，不说谎，不“说一套、做一套”，政治理念与政治行动相一致。西方政界认为，integrity是对一个政治人物基本的要求，丧失了这点，政客们在政界就没有了前途；另一方面，integrity也是称赞政治人物最好的字眼。

而回头看中国的政治人物评价，无论孙中山还是蒋介石、毛泽东，好像不能离开“伟大的”这个修饰词，无论革命者、先行者、思想家、统帅，可就没有人用一个“言行一致、正直诚实”这样的词汇：不是他们不屑，而是他们不配。

辛亥前，高喊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孙中山，在与温和立宪派梁启超笔战“革命还是改良”的同时，为了获得外国的财经支持以便于开展暴力革命，私下多次许诺，出卖清后中国的国家利益，为自己夺取政权服务，他首先违背了自己“三民主义”理论的第一大主义：民族主义。

辛亥后，因宋教仁遇刺，被商从文教授赞美的“五权宪法”创立者孙中山，首先践踏五权宪法，越过司法体系，以“二次革命”的暴力方式，打开了20世纪中国暴力革命政治的潘多拉盒子。30多年不间断的战争苦难，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留给中国的礼物：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

1924年，获得苏俄财政支持的孙中山，摹仿布尔什维克建党原理，背叛共和与民主，提出了“以党建国”的一党专制理论，并利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完成了其个人党内独裁过程。孙中山去世之后，北伐战争夺取天下的蒋介石胜利的实现了国家一党独裁，而解放战争赢得天下的毛泽东则不仅胜利完成了国家一党独裁，而且超额实现了国家个人独裁。当善良是用来欺骗的，当人民是用来愚弄的，民主先行者“天下为公”的实质含义就变成了：天下为党，天下为己。

历史的粉饰虽然能够遮掩伟人的丑陋，言论的钳制尽管可以抹煞领袖的卑鄙，但无尽的苦难和亿万的冤魂，却时时刻刻的在警醒着后人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一个世纪之后，还在为中国寻觅着宪政未来的后人，可曾意识到：孙先生，正是百年前颠覆中国宪政努力的先行者？

以暴力革命割裂保守与进步的平衡，以美妙却不现实的理论或运动颠覆社会现实，是二十世纪中国苦难的重要原因和深刻教训；而言行不一、谎言骗国的政治家们，在其中扮演了最不光彩的角色。

对中国的政治人物，有必要保持足够的警惕：别光看他怎么说的，更要看他怎么做的。

 

2006年的中国，如若列举引人注目的公共话题，当然少不了央视播出的专题片《大国崛起》。该片毕竟打破国内主流媒体对重大公共话题的长期沉默，为公共参与极度饥渴的民间提供了发言的借口。所以，该片引发海内外的热评，也就不足为怪了。

至于该片是否说清了世界大国的兴衰历史，外界评论是见仁见智。无论是网民的看法还是学者的评价，也无论是国内媒体还是境外媒体，可用毁誉参半来概括。

值得注意的是外界舆论对该片的背景和意图的猜测。有评论认为，该片所宣扬的是独裁崛起之路，透露出胡温当局加强中央集权的意向；而更多的评论则得出相反的结论，认为该片是胡温当局为准备启动政治改革而放出的试探气球。

首先，该片是2003年11月24日中共政治局进行了第九次集体学习的产物，中共高层还为此下发文件，要求各级党政部门都要学习这段历史，并通过央视把大国崛起的议题由党内推向社会。更何况，胡温的权力已经巩固，可以排除干扰、走自己的路了。

其次，该片主要策划群体大都来自体制内持有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开明学者，主要倾向与赵紫阳时代的《河殇》相似，代表着自由派知识精英的观点：中国崛起的正路，只能是融入世界主流文明。所以，该片才能多少跳出了以往的宣传模式，极力淡化意识形态色彩，转而采取一种相对客观、中立的叙述，介绍了世界九大国的崛起，提供了比较丰富的历史知识。特别是对英国和美国进行了重点介绍，这可是两个对世界历史进程发生过主导性影响的民主国家；也对源于西方的自由贸易、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等现代化制度有所肯定。

也正因为如此，新左派才会对《大国崛起》发出集体声讨，最激烈的指控是：“《河觞》煽动动乱，‘崛起’煽动政变”。（ 黎阳《岂有此理的“大国崛起”》；见“乌有之乡”网站）

然而，在舆论关注《大国崛起》并猜测背后的微言大义之时，人们似乎忘记了此前中共高层授意拍出的另一部8集电视专题片《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该片为胡锦涛的“保先运动”而拍，意在告诫全党汲取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提高党员的警惕性和危机意识，以确保中共统治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居安思危》从八个方面探讨的苏联解体的原因：一、苏共兴衰的历史轨迹；二、苏共的基本理论及指导方针；三、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四、苏共的党风；五、苏共的特权阶层；六、苏共的组织路线；七、苏共的领导集团；八、苏共对西方世界西化、分化战略的应对；所有解释都是为了凸现一个结论——胡锦涛同志指出：“苏联解体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从赫鲁晓夫丢掉斯大林这把刀子，到戈尔巴乔夫公开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

“赫鲁晓夫丢掉斯大林这把刀子”这句话是毛泽东说的，主要针对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所作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以及二十大之后苏联的清算斯大林运动。该片对斯大林的评价也是毛泽东钦定的三七开——七分功绩、三分错误，与1980年代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评价一样。所以，从头至尾，该片充满了对斯大林的崇敬和对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的仇恨。该片解说词还特别强调：“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享年74岁。毛泽东亲自到苏联驻华使馆吊唁，并失声痛哭。”

中共中央专门发文让各级党委组织党员观看此片。文件说：观看本片对于坚定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一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增强党员干部居安思危的意识有着重要意义。

比较《大国崛起》和《居安思危》这两部大片，其主创人员、思想取向、拍摄方法以及解说词都完全不同，甚至可以说是水火不容。

《大国崛起》由一批具有自由主义理念的学者和电视人操作，走的是八十年代赵紫阳智囊的路子，尽量淡化正统的意识形态色彩，以借鉴、学习的开放态度看世界。最后也没有得出定于一尊的结论，而是采取多角度的开放式结尾。

《居安思危》由一批坚守中共正统教条的人操作，走的是胡锦涛“保先”路子，很符合在政治上学习朝鲜、古巴，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指向，得出定于一尊的霸道结论：绝不能丢掉斯大林这把刀子，决不让中共党内出现赫鲁晓夫式和戈尔巴乔夫式的叛徒！

按照中共的意识形态正统，《大国崛起》很有点离经叛道的意味，属于严重的“政治不正确”，正如激烈攻击该片的新左派所言：“《河觞》煽动动乱，‘崛起’煽动政变”；而《居安思危》完全是共产党正统一脉单传，每个字都符合“政治正确”。

然而，更有意味的对比在于，“政治很不正确”的《大国崛起》却在中共头号电视喉舌央视公开播映，意在诉诸大众，足够光明正大；而“政治很正确”的《居安思危》却只能制作成光盘，在党内播放，好像见不得阳光。正如胡锦涛敢于大张旗鼓地宣传“和谐社会”，却不敢在媒体上公开提倡学朝鲜古巴一样。

两部截然相反的大片的同时出现，既反映了中国社会日趋多元化的现状，也反映了中共高层执政思路的混乱——一种根本找不到未来方向的迷惑。这种迷惑，源于现政权的政治理念与中国现实、世界大势的冲突。

胡温政权在价值观上更认同毛式的中共正统，也曾想通过“保先”、“八荣八耻”、“学朝鲜古巴”来贯彻其正统理念，以确保中共政权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但当下中国的现实却不断地对胡锦涛说“不”。

当国门已经打开将近三十年之后，绝大多数中国人绝不允许回到毛泽东时代，先富起来的权贵们不允许，老百姓不允许，大多数党员不允许，前不久拿到官方大订单的胡锦涛之子胡海峰也不会情愿。即便是那些高举毛泽东旗帜的新老左派们，也就是靠喊口号来争取道义资源，在现实生活中，那些已经有了私车私房的著名新左派也决不会放弃现在的富裕生活。

面对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普世潮流，更面对国内经济的难以逆转的市场化和私有化，面对日益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和价值观念，面对主流民意对自由民主人权的认同，不甘心顺应大势所趋、民心所向的胡锦涛政权，也就只能在找不到方向的歧路口长期徘徊。

2007年1月16日于北京家中

──《观察》首发 

 

日前在网上看到一篇报道，说原打算送给台湾的一对大熊猫，团团和圆圆，一年多了也没能送出去，至今仍呆在卧龙自然保护区，不知道何时才能送到。

这的确是一件很败兴的事。中国拿大熊猫做国礼，从没有发生过送不出去的现象，偏偏送台湾的硬是搁浅了，高低送不出去，岂非咄咄怪事？

赠大熊猫一事似乎是连战大陆行时定下来的。说实话，当初我对此事就不看好。一是连战订的货，台湾执政者签不签收？连战访问大陆是联共制台去了，民进党本来就一肚子火，回来又订一对期货大熊猫，让民进党政府签收，恐怕不容易。二是这对货物的品名尤其成问题。

常言说“入国问禁”，台湾眼下执政者的理念就是台湾独立，而不是两岸“团圆”，你把大熊猫起名团团、圆圆，不是纯心犯人家的禁吗？纯心犯人家禁，不是纯心找不痛快吗？

如果台湾有人真想要团、圆，下次政党轮替时，你把民进党打败，自己组织政府，海关由你的政府把着，团团、圆圆不是就可以招招摇摇来台湾了吗？

北京方面不必对民进党政府拒绝大熊猫入台恨恨的。要想公道，打个颠倒。试想一下，如果台湾送给北京一对阿里山的本土野猪，一个起名叫独裁，一个起名叫专制，我敢说你北京肯定也不会接收。

再设想一下，如果你北京不把它们叫团团、圆圆，而是一个叫主权，一个叫对等，或者一个叫一边，一个叫一国，我想台湾民进党政府不仅不会推诿拒绝，反而可能高调欢迎哩。

北京向来做事特功利，特不照顾别人心理。台湾孩子喜欢大熊猫，你送就送呗，还让它们兼任统战大使，就很不适当。你们天真地认为，民进党政府不许陈云林去台湾，起码该允许团团、圆圆去吧？可是你们在团团、圆圆身上压的担子必陈云林的还重，人家能让去吗？再说它们能胜任吗？

团团、圆圆暂且不去的好。如果硬送去，我担心台湾个别极端人士，倘若一气之下泼了硫酸，烧了团、圆，岂不是害了它们这对小夫妻？

有人可能说，台湾当局真是心眼窄，即便叫团团、圆圆，左不过是俩只野兽，能统战到哪里去？还能变了台湾的天，把绿染成蓝天？话可以这么说，但人家也可以这样想：不是我们心眼窄，是北京纯粹假冒伪善黄鼠狼给鸡拜年，与其团团、圆圆，何不把瞄准台湾的700枚导弹拉走？

（2007-01-16科隆）

民主论坛

 

引言：世界文明史的视角

就广义而言，凡非现代民主政治都存在无赖的可能性，并且，在西方政治历史上，古希腊的民主政治也有这种倾向。苏格拉底因提倡非民主政治即知识贵族或曰哲学王的治国理想，被处以死刑，算是典型的无赖政治的政治行为。

拜占庭帝国作为世界文明史的一大奇观，其无赖政治风格同样也十分突出，如政治贵族间的深刻猜忌与暗算（杀）的盛行。

中国的传统政治文明以西周政治成熟为标志，同样存在无赖特质，比如周朝“世袭罔替”与“天命不予常”的内在冲突，还有秦汉乃至唐代的酷史政治，十分明显地或曰更加狭义地表现了中国政治文明中的无赖性格。

一、以曹魏政治为案例的定义

正式以意识形态方式提倡无赖政治的政权（或曰统治结构）是东汉神学经学崩溃后的事情。时代所需要的共时性政治特征与历时性完全脱节，所以统治精英就必须技术性地采取“瘸腿意识形态”。曹魏政治的“偏贤”及其后的司马氏“偏孝”，均说明了这一点。按民国期间著名历史学家夏曾佑的考证：曹魏政治的无赖性是源于士族与宦官政治的对立，即曹操实为宦官家系（出身）背景，以打击气节为政治方向，即“提唱无赖之风，而摧抑士气。”

“士气”，仍是基于神学经学未败的假想基础，并不完全具有政治道德的应然性，但是它毕竟表达了一种保持君权与民众利益尽可能平衡的愿望。不幸的是，曹魏政治的功利性远在道德性之上，所以才有了建安15年（公元210年）春天曹操的“唯才是举”令。

这个被后世误读为“政治改革”的经典，彻底排斥了神学经学尚可取的那点道德残值性，称为“若必廉士而后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

所以，曹操本意是说：“你即便有受贿行为或有与嫂子通奸的过犯，也无所谓，只要拥护我，就可以。”

也是在这一年，冬天，曹操又发布了著名的退还封地的文告。该文告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封地可减少，但军权绝不能交，称为“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

归纳曹操作为标准的无赖政治始作俑者的操作手法，无赖政治的概念也就有了义特征：

1、以“政治上正确”代替道德上的正确，或曰当下权力完全与道德等量；2、军队国家化（或皇权统驭军队）被否定，或曰军队完全从属于特殊利益集团。

二、现代政治以来的状况

中国现代政治或以洋务运动（1860）为始，或以戊戌变法（1898）为始，乃至于以中华民国立号（1912）为始，但终未自觉地放弃无赖政治。

作为政治文化观察的一个特定视角，仍以以上“标准定义”看：

1、国民党的训政政治构架，导致了蒋介石时期“一个党派，一个领袖”的逻辑结果。这种恶劣的状况一直持续到蒋经国时代“解禁”即进入宪政轨道之前。

2、国民党高喊军队国家化之“道德”要求，并要割据的共产党完全归化于这一体制。但是，双方的实质选择都是“党军政治”，根本仍基于曹魏的军队从属特定利益集团的本质。

在国民党的统治在大陆崩溃后，共产党实际上没有发生“革命”，基本上是复制了国民党的统治要点，准确在说继承历史传统中的无赖政治习性。除了以上明确的二点即“一党、一领袖”与“党军”体制之外，共产党强化了对混合着中国古典化以西方现代政治文明为肤浅色彩的“士风”的摧抑。其社会学后果是：1957年反右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失去了最后的传统道德依托，必须坚定选择“政治上正确”代替“道德上正确”的现实模式。

此前，《共同纲领》的短命，实际上就是一个预警信号。此后，反右中的核心问题即打掉“民主党派”轮流坐庄的企盼，则也可以理解。

至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实在是无赖政治的一个高峰。稍后，在邓的解冻时代，“党军”问题仍然不允许触动，但“道德上正确”有所抬头，尽管邓的“猫论”与曹操的“唯才是举”有着惊人的一致。

对“右派”一概“宽容”（其实根本不能成其为“平反”），在一定意义上激励了传统士风的抬头。但，不幸的是，由于权力核心集团不想以现代民主政治框架为参考，结果发生了让世界震惊的“6.4”事件。

“6.4”事件不仅大大削弱了共产党政治的合法性，而且从根本上给关心中国政治逻辑导向的学者们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能否超越伤痕文学式的批判，从政治文化视角上看待中国无赖政治的习性。

递进而言，“控辩双方”若不共同性地放弃广义的无赖政治传统，这个国家（文化共同体）能摆古典崩亡的灾难吗？就稍微长轴即暂时搁置伤痕类批判的情况下，是否我们仍能发现一组密码：毛泽东从文化上“为曹操平反”（可以将1959年《文姬归汉》之民族主义表现为细节观察点），到江泽民无可奈何地代表一切，改革中“道德上正确”的复位本身就是一个必然的悲剧。

三、国际参考：无赖政治的外在奥援

中国无赖政治本身就有文化传统，恰在此际，国际上流行的一种思潮即列宁主义的“国家暴力论”（彻底摧毁契约论的诉求），更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传统的复苏。此中最大的危险（至今仍未消除的迹象）就是：（1）法律的生产权力完全控制在一个党派手中，而《宪法》往往成为被曲解的必然对象，比如宪法的批评政府（当然应含“党”）

权利被巧妙以“煽动颠覆”罪名来虚置；（2）中央权力在无法生产道德的制度工具（工具理性）之时，反而以生产道德（价值理性）为己任。

如此，导致了更进一步的矛盾：

1、宪法尊严被符号化为政治空头支票，政治上的“举手之劳”

如开放言论成了“势比登天”的政治假想。

当然，弹性的或策略的放松并不是没有，然而毕竟在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情结中“直言不讳”仍是一个古典道德要求。

2、“新社会”的公共知识分子陡然错位。

这是一个尚未受到全世界关注的特殊现象。就西方来看，公共知识分子大多是有“象牙之塔”可退的，或曰他们基本不带所谓的“民间色彩”──当然“更不官方”；就中国看来，象牙之塔不可能是公共知识分子的退身之地，大量的公共知识分子散落在民间。作为一个公共价值生产簇群，其中许多人（甚至是绝大部分）缺乏基本的哲学工具使用的自我训练。

如此，可以预见的未来，即便真地“共产党一夜垮台”，中国社会也并不能必然地防止无赖政治的复现。

3、社会本可自发生产“道德上正确”资源点（如宗教），还是纳入行政管理之下的政治控制。

回到本小节的主题上来论，推动中国无赖政治“现代化”的国际动力，在理论溯源之外，我们仍能看到“权力高于一切”的或明或暗的影响。东德的昂纳克政治最典型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党，作为“政治上正确”兼“道德上正确”的社会标准生产者，试图与一切可能道德资源点争夺权力。因此：

A、NGO的生产速度极其缓慢；B、把本可“合法化”的NGO压迫到潜在的对抗边缘；C、道德生产竟然需要许可证；D、政治选项的逼仄，使“国家统一”越来越呈现伪命题化状态。

结语：现代化，可能归为梦想

在许多人士看来，中国实际上应告别现代化，借助民族主义底蕴，回归到“新儒”时代，或者以“软印度”（佛教国教化）方式排斥现代化。这种思潮本质与回归毛主义，并无一致性，因为毛主义在文化底蕴上虽然紧紧地抓住了传统中的无赖政治，但在机会成本的压迫下，它还是认可了自己是现代化的一个波段的。简单地说，与西方世界最强大的力量即现代的代表（美国）的媾和，不是邓改革开放的结果，而毛政治晚期一个“投降”活动。

中国经济体积庞大后即与整个世界的依存被大大提高后，必然要面临对政治现代化的新一轮形而上的反思，其中，摆脱无赖政治传统，将是一个决定命运的指标值。

摆脱不了无赖政治，中国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2007年1月7～8日构思于北京访友过程中并交流部分观点，1月15日定稿）

民主论坛

 

今天是赵紫阳先生二周年祭日，也是让人想起“6.4”冤魂的日子。

胡温能否善待这位前总书记，能否公正评价这位对中国改革作出巨大贡献的老共产党员，能否把这位杰出政治家那种“为义舍利”的高尚政治人格作为从政的楷模，也就是能否继承赵紫阳留下的政治遗产，不仅直接关系到赵紫阳本身和“6.4”问题的重新评价，更直接关系到中国改革的方向性问题──是继续固守“邓式畸形模式”还是尽快开启“赵式健康模式”；而能否解决中国改革的方向性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的未来──是在独裁崛起的道路一意孤行，还是通过政治民主化融入主流文明？

关于赵紫阳、“6.4”和政治改革，海内外都有所谓的“稳定派”。

表面上，他们的观点并不僵化或保守，起码不象新老左派那样坚持中共正统。他们也承认民主的价值，却把中国民主化推给无限遥远的未来，实际上是对民主的抽象肯定而具体否定；他们也主张进行政治改革，但把政治改革的范围圈定为“党内民主”，实质上仍然是“党主一切”。他们认为：“6.4”已过去17年，中国社会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赵紫阳的影响也日渐式微。现在的中国，经济高速、政治稳定和国际地位提高，大国崛起是当下现实，人心思定是民意主流。而为“6.4”和赵紫阳正名、启动政治改革，极可能导致经济倒退和社会失序，甚至引发大动荡。

事实上，当年的89运动也好，危机四伏的眼前现实也罢，主要是由于大陆政治改革的严重滞后造成的。遥忆当年，正是赵紫阳中止了“反自由化运动”，使当时的政治气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宽容，政治改革也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热点。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是讨论政治改革和新闻自由的主要阵地，其言论的大胆和尖锐，讨论的开放和热烈，达到中共掌权以来之最。民办《经济学周报》也成为活跃的思想园地，对知识精英极具凝聚力。中西文化的大辩论，由专业刊物走进了大众传媒，《河殇》在央视黄金时间播放，引起巨大反响，把政改的舆论造势推向高峰，形成了体制内外合力推动政治改革的有利局面。

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正是在此宽容的政治气氛中召开的。赵紫阳所作的政治报告，确定了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同步并进的改革模式。在十三大闭幕的记者会上，当有记者提出未来改革主要内容的问题时，赵紫阳直截了当地回答说：“改革，政治体制的改革。”在十三大政治报告中，政治改革被表述为“民主化”、“法制化”和“党政分开”。十三大之后，即便由于党内保守派的阻力过大，现实中的党政分开难以马上展开，赵紫阳仍然采取迂回策略，把反腐败作为政改的突破口，提出诸项反腐败的具体措施：

1、清理“官倒公司”；2、取消高官特供制度“；3、，制定公布高官收入的”阳光法案“；4、建立人大”廉政委员会“；5、开放群众举报和新闻监督，对被举报的高官及其家属进行独立调查；6、启动定期的官民对话机制。

更重要的是，这些反腐措施的提出，是为践行“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的中央承诺，把反腐败与公开性、透明度、民众参与和舆论监督等制度改革结合起来，让中国政治制度逐渐走上民主化的轨道。

正是“赵紫阳模式”对民意宽容，为“反腐败要民主”的89运动提供了政治前提。如果按照赵紫阳的思路应对民间诉求，“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官民冲突，对政改的强大民意支持就会转化为有效的政府决策，中国非但不会陷入邓小平害怕的“动乱”，反而会逐渐走上官民之间的良性互动。

再看“6.4”后的大陆现实，赵紫阳模式的中断，非但没有缓解政治体制的危机，反而使本来可以遏制的危机发展为全面危机。

首先，独裁官权主导的跛足改革造成的日益加深的危机，使开启渐进的政治改革变得刻不容缓。在稳定第一和效率优先的决策下，政治停滞和经济发展的跛足改革，导致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的恶劣后果：官场的腐败横行和权贵利益集团的形成，官员的职业道德崩溃和执政效率递减；社会的两极分化、公正奇缺、民怨沸腾、诚信荒芜、文化堕落和环境破坏……不要说政权合法性的危机难以缓解，改革在民意中的支持度也在递减。

其次，民主化已经成为民心所向和大势所趋，为政治改革提供广泛的民意的国际的支持。“6.4”造成政权合法性的急剧流失和民间人权意识的普遍觉醒，经济市场化带来私人财富的快速增加，民间力量的持续扩张和社会的日益多元化：利益分化和价值分化，个人生存空间拓展，民间权利意识的逐渐觉醒，知识界追求言论自由的努力，草根维权运动和知识界的网络维权的此起彼伏，加上国际主流国家的人权压力……所有者一切全部指向僵硬的政治体制。

再次，在经济还能维持高增长和政府还具有基本控制力之时，政改非但不会带来社会动乱，反而是凝聚民心和克服危机的不法二门。而继续无限期地拖延政治改革的结果，很可能由偶发事件引发出玉石俱焚的大动荡。近些年，自发的民间维权，即便屡遭官权的镇压和封锁，仍然此起彼伏、难以压服。大规模官民冲突事件的频繁发生，预示着遍地烈火干柴之蓄势待发。

政治改革的呼声贯穿了将近30年的中国改革，不仅是民间的迫切要求，也是党内开明派的一贯主张。早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上，赵紫阳先生就已经走出“政治体制的改革”的第一步：“6.4”十周年的1999年，李慎之先生指出：启动政治改革的条件已经“烂熟”；2002年中共十六大，李锐先生向中央提出平反“6.4”和启动政改的建议；就在前不久，中共喉舌竞相转发中央编译局局长俞可平的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引发海内外对胡温启动政治改革的期待。

由此可见，各类社会危机造成的反面压力也罢，体制内外呼唤民主的正面动力也好，全部聚焦于制约中国改革走上健康之路的瓶颈：政改的严重滞后。故而，中国改革的重归紫阳路，实乃刻不容缓。

套用鲁迅名言：拖得越久，欠债越多、罪孽越重，克服危机的希望越渺茫。

（2007年1月17日于北京家中）

首发民主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