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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6年4月开始，中共高层将全国县官分批召到京城，展开“大规模培训”。培训的目的，据说是为了让县官们理解“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到本月底，培训将结束，前后5，300名县官受到培训。这些县官包括：全国各地的县委书记、县长、以及新疆建设兵团政委等。

在民主国家，官员通过公开竞选，并经民众投票表决，上任前就已经过百般挑剔，被民众认定为德才兼备，上任后，就紧锣密鼓干实事，不存在还要经过“培训”才能履职一说。

中共高层组织对县官的集中培训，本身证明：全国县官都不合格。果然，培训中发现，许多县官并不能理解“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概念和相关战略意图。连理解都有问题，又如何谈得上实施？

于是，“培训”的意思，就仿佛是“陪太子读书”，既然这些官员不是选举的，而是钦定的，不行也得行，没用也得用。没有理解力，要用；没有执行力，也要用。哪怕是通过诸如“培训”这种强行栽培方式。中国民众的“父母官”，就是这等货色，“摸着石头过河”，哪怕他们是盲人。

培训县官，再度体现中共高层的人治思维。培训中，处处显露人治痕迹。在五所“国家级”党校里，对县官们的培训是这样开始的：在党旗前重新“宣誓”，表明对党的“忠诚”。这不免使人联想到汉末或者明末，王朝处于风雨飘摇的尾声，皇帝召见臣子，先引到祖庙或功德殿，令臣子发誓，保持对王朝效忠。

中共高层的雷同做法，只能证明：中南海自感末世，惟千方百计，以图苟延。据了解，县官们的培训课程，由中共中央党校、中农办、和农业部等单位联合制定，并由胡锦涛和温家宝等人亲自审批。足见中共高层的直接意图和关注。

培训中，县官们也忐忑不安，生怕其管辖地有人上京告状，如果因此出事，岂不是由来无回？县官们中流行一句话：“不是被上面吓死，就是被下面折腾死。”

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所谓“培训纪律”：县官们不得带家属或秘书，不得互用公款请吃请喝，每晚11点钟前必须回到宿舍。这表明，中共高层自知，这是一帮“花花公子”，或者，“扶不起的阿斗”。

因而不得不用最低的行为底线，稍加约束。即便有这些“纪律”，县官们依然状态百出：有人请假；有人迟到；有人溜出课室，抽烟或者打私人电话。习惯了花天酒地的县官们，接受短短十天的培训，就难受得如同坐牢一般。

知不可为而为之。胡温等中共高层，究竟用意何在？据说，利用这波分批培训，胡温等人也希望下情上达，将县官们的问题汇总起来，进而获得对基层情况的全面了解。看似合符清理的表述之下，其实，又掩盖了难以启齿的权力斗争。如此兴师动众，将全国县官们召到京城，胡温的用意，少不了为自己树威，所谓“统一思想”，就是要将县官们拉为“自己的人”。

类似的做法，刘少奇干过。早在1962年，刘少奇与毛泽东之间权力斗争白热化时，主政一线的刘少奇就曾利用“七千人大会”，向中基层干部大吐苦水，表露心迹，寻求支持。那一回合的权力斗争，以刘败毛胜而告终。今日的权力斗争，胡温能否如愿？答案的揭晓，当在今年的“十七大”。

首发自由亚洲电台

 

我看书看到笑起来的时候，好像还没有过。秦耕的《中国第一罪——我在监狱的快乐生活纪实》（黑色文库，劳改基金会出版），妙语如珠、谐趣叠出，让我创造了一个读书大笑的记录。这个被刘晓波称为中国“良心犯或政治犯回归常识的范本”（《序：自由人面对铁窗的微笑》）中，几乎每一句、每一段，都让人发笑，都有微言大义，都可以让人发一通感慨。

秦耕开宗明义告诉人们：“监狱并不可怕，我是面带微笑进去，又面带微笑出来的。”然则，共产党的监狱是酒店和度假村吗？当然不是。秦耕爱之如家的监仓只有十二平方米，比伏契克“走过去是七步，走回来也是七步”（伏契克：《绞刑架下的报告》）的那间盖世太保牢房还小得多；而且要十三个人挤在一起。四面的四米高墙只有仓门上方靠屋檐处有一个一张“打开的《人民日报》那么大”的小孔，以及仓门下一条五公分宽的缝隙，可以透一点光和空气进来；牢门上虽有五寸见方的“风门”，但经常被锁上；所以这是一间黑牢，连国民党关押江竹筠的“渣滓洞”都不如，因为那里还有一个“铁窗”（罗广斌、杨益言：《红岩》）。

五十年前的盖世太保监狱中就以抽水马桶代替粪桶了。但共产党的监仓至今仍使用在天亮之前常常会溢出屎尿的马桶；据说中国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了，其实叫“前法西斯时代”也许更合适。几十立方米的空气，供十几对肺叶反反复复循环使用二十四小时，“已经像一块旧抹布了”；阴暗、潮湿、污浊空气无法流动、各种细菌都很丰富，毛巾一个月左右就烂；“那么人怎么办？”恶劣的伙食把犯人“反向进化”而“还原为草食动物”，以至几月一次的吃肉都会引起全体犯人的腹泻。此外，犯人还常遭牢霸、狱卒、武警的折磨和虐打；被拷上手镣、脚镣等刑具，脚镣竟有十八公斤之重；被罚跪、做苦役，身体、人格、尊严备受侮辱和摧残。然而唐家璇却称中国是全世界人权状况最好的国家。

新中国的监狱不但不让犯人读书，许多时候连只配作擦屁股纸的官方的报纸也不让看。一九四九年前共产党人可以在“渣滓洞”中出《挺进报》狱中版，可是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连监狱之外也没有了办报自由、阅读自由。因为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本身就是一个大监狱。秦耕出狱那天的监狱告别词，便深刻地揭露了所谓中国，只不过是在“解放”、“共和”、“和谐”的谎言掩盖下的杀人和吃人的屠场。

秦耕在女儿追问下讲了他坐牢的原因，这个五岁的小姑娘喊了起来：我知道了，那你是反对江泽民了——对啦，你原来是反对邓小平！哎呀，这事你再也不许对任何人讲了，即使我妈妈你也不要讲。如果你实在想讲，就讲给我听，因为我即使想去公安局告你，也不知道公安局在哪里。说完，女儿对惊呆了的我说：“怎么样？就这你刚才还说我听不懂？”

　　　　　　　　　　　秦耕与胡佳夫人曾金燕

秦耕后来把这事告诉一位朋友，这位朋友表示不相信。然而我却相信，说“覆窠之下安有完卵”的两个小男孩不也就八岁、九岁么？这大约政治越黑暗，越容易产生政治神童吧。至于对“我妈妈你也不要讲”，更是言之有据。在毛泽东思想武装下的中国人民，家庭也是阶级斗争的战场。当年《人民日报》副刊主编陈笑雨之所以要自杀，就是由于在外面被批斗后，回家又挨了家人的批斗，感到无路可走了。诗人郭小川的妻子也揭发郭小川，所以郭小川就躲到河南去了。郭小川的小女儿梅梅在外面听到一些说法，回家说了说，她妈妈马上记下来；梅梅吓坏了，不敢再回家，跑到沈容家吃了晚饭后，马上乘火车到河南找她爸爸去了。“这一场革命真是史无前例，妻子出卖丈夫，妈妈出卖女儿，难道人们真是疯了？”（沈容：《热闹的月坛北街》，《温故？之二》）“疯”，从此成了中华民族的遗传基因，代代相承。

新中国的监狱中没有一个是真正的罪犯，秦耕的许多难友都是有义气、豪爽的好人；即使小偷，也懂得“盗亦有道”：不偷老人、穷人，偷窃时一定要给被害人留下必要的路费，在割开别人皮包时决不伤及他的身体。对比起共产党的竭泽而渔、不顾人民死活来，这些小偷要可爱得多了。新中国的监狱只不过把激情犯变成理智犯，把偶犯变成惯犯——变成一个职业罪犯。共产党的监狱正在大量地制造共产党的掘墓人。

首发议报第285期

 

第一次见到陈明心先生，是在朋友家里。几位朋友在楼下的小饭馆里吃过晚饭，相约第二天一起出门办事，这位朋友便留我在他家住下。刚走进客厅，一位身材高大的老者微笑着起身迎接，朋友对老者说了我的名字，又对我介绍说：“这是我父亲。”

于是，礼貌地和老人说了几句家常，都是一般客套话。老人对我很热情，不停地问这问那，朋友说：“睡吧，明天一早还要出门。”老人连忙起身去浴室为我调试水温，并找出从未用过的香皂和毛巾给我。看着六十多岁的老人为我忙前忙后，很过意不去，就说大伯你别管了，我自己来吧。

第二天一早出门，老人又过来热情地和我握手道别。

在路上，和这位朋友闲聊起来，话题很自然地就转到他的案子上去，作为胡石根的同案犯，从1992年到1996年，他把四年的青春时光留在监狱中。我曾参与对该案部分入狱者的救助，情况比较熟悉，彼此间当然有说不完的话。突然想起刚刚告别的老者：“我们之间的交往，会不会让你父亲感到担心呢？”

朋友笑了，“你不知道吧，父亲是我的同案犯，也给弄进去关了一年。他胆子比我还大，能有什么担心！”

我一愣，“怎么不早说？”听说过受家人牵连系狱的事，比如王丹的母亲、包遵信的妻子，但这种父子同案的情况，还是初次听闻。

“父亲知道你的情况，昨晚想和你聊一下的，可时间太晚了，他今天要赶回内蒙。以后还有机会见面。”

我再三抱怨朋友不早给我讲明情况，并期盼着什么时候能和老人长谈一次。终于，2006年冬季，一个初黑的夜晚，在内蒙的小镇上，再次见到他了。

一见面，顾不得寒暄：“上次见面时不清楚您是儿子的‘同党’，没和您聊，真是遗憾。”

“呵呵，这不是又见面了吗，是朋友，总会见的。”老人温和地笑着。

寒冷的冬夜里，有暖暖的火炕，在老人家里住下来。当他硬要帮我收拾床铺的时候，我体会到一种父爱般的温暖，一种家的感觉。

对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人们来说，胡石根的名字并不陌生，但知道这位老人名字的，可能寥寥无几。陈明心，蒙古族（蒙文名字：索要勒图），出生于1942年，毕业于包头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长期在赤峰地区从事教育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为支援边疆建设，自愿报名到内蒙最西北的额济那旗（著名的红杨之乡）工作，任职于教育系统，因为人正派，工作勤恳，在旗内享有很高威望，只要稍微努力一下，教育局长的位子就能到手。但1989年4月，胡耀邦去世后，就读于北京气象学院的次子来信表明了反腐败和推动民主的决心，老人回信说：“（这次运动）总体目标正确，我支持。行为上要小心，做最坏的打算。我愿陪你坐牢。”

和许多普普通通的中国人一样，六•四成了陈明心思想上的分水岭，在这之后，他一扫过去谨言慎行的性格，在各种工作和生活场合表明自己反对镇压的态度，并与北京的一些知识分子建立了联系，

“五七年反右之后，就觉得这个党有问题；到了文革，才想明白，但是不说话，尽量在生活上关心照顾那些受迫害者；六四之后，无法再忍了，就跟这个党撕破脸了。”老人很平静地回顾自己的心路历程。

六四之后，次子仍在参与一些危险活动，1990年，北京公安局一位处长专程赴遥远的内蒙额济那旗找陈明心谈话：几十万学生都参加了运动，现在咱们不谈对与错，我们长途跋涉专程来找你谈话，希望你与我们合作，劝你儿子不要活动了。陈明心明确回答说：“我儿子从小受我教育，爱国、爱人民，我没往坏道上指示他。”

1992年6月，胡石根、康玉春案案发，大批民运人士入狱，其中也有陈明心的次子，同年8月，北京市公安局顺藤摸瓜找到额济那旗，陈明心被收容审查。关押期间，陈明心心态平静地苦读医学书籍、散步，打拳。因祖上就有些医学知识传授给他，加上他平时就用心，很多业余时间都用来研究医术，到了晚年，他的中医造诣已经很深。在收容所里，他给在押人员、警察及警察家属看病，并给在押人员讲法律课。

经审查，除一篇《倡导自由、民主、法治；反对专制、人治、腐败》的文章之外，陈明心并无其它确切“罪证”，但仍然被判“管制二年”。1993年，关押一年之后，陈明心重获自由，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应予开除公职，但当时的额济那旗主要领导开会决定：“继续留用，工资降两级。”会后找到陈明心说：“政治观点可以长期自由争论，好同志嘛，继续工作好了，工资降了两级，以后找机会再提上去。”

老人的理解是：“中国官场也不乏良心之士，对敢讲真话的人，大家总是会同情的；另一方面，民主、自由、反腐败从根本上是得人心的，体制内开明人士也会支持。”

经过这样一次波折，陈明心更加坚信：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不是西方社会的专利品，而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必然。

由于一门父子同时卷入政治案件，陈明心的小儿子被株连，清除出武警部队，转入地方工作。小儿子与陈明心政治观点不同，家庭内时有争议，但是，陈明心坚持一条：你可以端共产党的饭碗，但不能忘了我从小给你们的教育，不能昧良心，要给老百姓办事。在普遍的官场腐败环境中，陈明心的小儿子还是让父亲感到满意的，他记住了父亲的教诲：勤可补拙，俭可养廉。当陈明心听到人们由衷赞叹他的小儿子为“额济那旗的孔繁森”时，他很自豪，“政治观点可以不同，但做人必须清白。”

退休后，陈明心回到老家内蒙赤峰，先是在北京中医药大学进修两年，而后被当地医药公司聘为咨询医师。他生性宽厚、待人热情，以良好的医德和医术赢得了当地病人的认可，但陈明心焦虑的是，由于药费高、收入低，很多人看不起病，这时时折磨着他的心。1998年，黑龙江遭水灾，一对从大庆来赤峰的老夫妻逃荒到赤峰女儿家，没想到女儿家也一贫如洗，伤心之下，岳父和女婿双双中风。陈明心每天骑车十多里地，给病人开药、扎针，他找到当地政府说：“我不收治疗费、针灸费、按摩费，药费资助一半，并且帮病人在我家附近找房子住，天天登门治疗，可以省下住院费。只求镇政府给一半的药费救济，总不能看着他们病死吧！”镇政府干部被感动，设法解决了一半的药费。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病人康复，陈明心又和镇长一起给病人买好票，送上回大庆的汽车。

不想在这里罗列他的诸多善举，否则，会把文章弄成一篇人民日报体的廉价表扬稿。让陈明心感到无奈的是，他的力量太有限。为了帮病人寻找治疗方案，他自费大城市找专家求教，年过六十的老人，为了省一点钱，不惜住地下室。可是，就算把自己的积蓄都花进去，又能帮助几人？更何况，他还挂念着1996年出狱的次子，对这个作为同案犯的“战友”儿子，他从不吝于资助，儿子出狱之后被开除公职，生计艰难。老人的偏心是很明显的，其它孩子有事要钱，老人胡乱拿一点就打发了，惟独对于次子，“不要也给，一给就上千。”

“没办法，父亲对我太偏心，弄得我都不好意思。”除了父子加战友的关系，他们还是无话不谈的朋友，这种融洽到极点的父子关系，在人们看来简直就是奇迹。“过去父亲教育我如何做人做事，现在父亲老了，觉得我在外面见识多了，反而主动听我的。我说的话，他都快当圣旨了。”

——“不仅是我，你说一句他也会当圣旨。”朋友又补充说。我知道，这里面有一种朴实而强大的信念力量。以前读朱自清的《背影》，曾泪流满面，可面对陈明心父子这样一种关系，对于父爱，对于亲情乃至于友情，却有了另外一种理解和感动。

老人晚年的心愿是办一家慈善医院，当地因贫困看不起病的人太多，总要设法帮一下，他的设想是微利经营兼免费治疗，另外，他也不讳言另外一种打算：全国范围内，那么多良心犯出狱后被开除公职，生计困难，一旦生病，谁管他们呢？我办这个慈善医院也可以给他们一个治疗的机会啊，我们这里空气好，物价低，适合休养，谁来都欢迎。吃住都在我家，我包了，他们为社会吃了这么多苦，我出于人道主义精神提供一点帮助，政府也不能怎么样。要搞和谐社会了，人有病总要治的。这些年来，有几进几出监狱的朋友在他的小院里治好了身体的疾病和内心的痛楚。  •••

作为医生，陈明心还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他们那里有些抗美援朝的老兵，当年伏冰卧雪，落下一身毛病，晚年却只有每月一百元的津贴，不够到医院看一次病的门诊检查费，面对这些为共产党流过血的老兵，陈明心满怀同情，他自己出了部分钱，又写信让在北京工作的次子为老兵们寻求资助，但儿子的社会活动能量有限，想来想去，只能在原民运圈子里化缘，当这些前“民运人士”的钱寄到内蒙后，陈明心立即为抗美援朝的老兵赠送药品，并免费治疗，此一义举被当地电视台作了报道（当然，前“民运人士”们的身份是不会被提及的）。

但是，办一家非赢利性慈善诊所的想法实施起来困难重重，按照陈明心的打算，除了微利经营兼免费治疗的模式之外，他还打算以诊所的名义免费办个盲人按摩培训班，让没有劳动能力的盲人低价为病人服务，为此，他动用私人关系找当地领导，领导十分为难：“我们还没听说过办个体非赢利诊所，若是办赢利性的，可以考虑。”副县长的答复倒是干脆，“凭我副县长的面子，你出个两三万块钱人情费，保证办下证来，如果是别人，没有五至八万是不行的。”

陈明心对我说：“坐牢我都不怕，我还不舍得钱吗？”可是，一算帐，实在不够，“至今，这个目标还是可望不可及，年纪大了，可能要成为终生憾事。”写给我的信里，他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但我知道，他还不甘心，他试图用自己坐诊的收入支撑起一家非赢利性诊所。对于无钱看病的贫困农民，尤其是有过坐牢经历的朋友，他在心里有一种亲人般的感情，“老了，没什么好怕的，人生病总要治疗，”他说，“我们家的人都是二百五，不怕事。”

对政治迫害，他的态度是：“如此而已，有何可惧？”没错，他似乎不知道什么叫害怕，因为他体内流着蒙古族人的血。年轻时，母亲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被村里一个痞子借故殴斗，他背着母亲趟过老哈河，把母亲藏在亲戚家，然后拎了长刀在自家门前坐等，打算“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幸运的是，打人者没有再来。

但在65岁的陈明心身上，我看到的却是一种淡然、宁静、安详的神情，将无所畏惧的勇气与悬壶济世的悲悯融为一体，实在令人叹服。或许，经历了太多的政治运动，人世间的风雨见得多了，也就涵养了一派真正的医者风范吧。

离开内蒙的前一天夜里，在他的宽敞院落里，老人陪我散步，内蒙的天空纯净透明到极致，银河若带。我童年记忆中的星星，连同古老的传说，通过他的指示，重新变得清晰起来。城市的浑浊空气早已让我忘记了这些星座的位置，就象那些古朴的信念一样，已被逐渐忽略，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如今，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还占有什么位置呢？

那夜，一颗颗流星划过天空，我以为这是内蒙的独特天象，看第二天的报纸才知道是一场罕见的大范围流星雨。不喜欢杨朔散文的拔高式结尾，却终究不能免俗——想起坐在对面的陈明心对我说的话：“老了，也许看不到民主的到来，但还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一直以来，多与同龄人谈论民主的前景，十八年中，王若望、刘宾雁、吴祖光都走了，连年轻的蒲勇也走了。与这样一位长辈谈论社会的未来时，心头是一份沉重的压力，却也有一种释然——内蒙天空划过的这些流星，或许给我们启示和慰籍：虽然不能长留天空，虽然只有短短的划痕，但有限的生命若能象流星般晶莹地划过，事实上的确很美。

首发民主中国

 

冉按：告密是人类最下流的不耻行径之一，我对这个领域的研究已断续进行了十年。告密是任何专制社会非常热衷使用的统治术，简单说来，它有几大副作用：一是统治成本非常低廉，藉此维持庞大的社会运转；二是人人自危，每个人头上时常悬一把达摩克利之剑；三是，可以降低一个民族的人格，人格一低，就会听主子的话，就会有把柄被主子拿着，便于统治；四：可以公然不更新制度建设，反对互相制衡、谁都没有免受监督豁免权的民主自由制度，而维持专制统治不放。

网络上相对自由言论的兴起，中共还是像周厉王用巫谤监一样，花纳税人的钱，将我们的骨头熬我们的油，培养一大批网监，来做许多令人不齿的事。而许多网监并不知道吃网监这碗饭，虽然可能拿着高薪，但却是让人格卑劣的工作，许多人吃着这肮脏的饭而不自知。更有无耻的门户网站新浪，居然在博客文章下面设一个“有奖举报”的点击键，这是一种令人愤慨的无耻行径。是对言论自由的公然蔑视和侵犯。

今传一篇与告密有关的旧文出来，以自我督促加紧我手中的《中国告密史》的写作。《中国告密史》的写作之所进展不快，除了资料搜集烦难外，更主要的是，我这不是什么拿基金的研究项目，这是纯粹的个人研究。我得考虑用其它写作来养我的这种研究，因为这里面会花大量的精力和财力，所以进展比较慢。请诸位期待已久的朋友谅解。

朋友张国功知我在研究中国告密的历史，遂将1997年第5期《天涯》上转载的摩罗的文章《巨人何以成为巨人——读赫尔岑（往事与随想）第一册》复印寄我，拜读之下，与摩罗极有同感，怆然何似！摩罗在文章中将俄罗斯的民族与社会、人文思想成长的环境与中国作了极有功力之比较，这正是我从社会制度、历史、心理、民族、哲学、法律（法律条文、监狱、监察包括检举箱的设置等）、道德伦理诸方面来研究中国人的喜欢告密，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的人文品质的伤害，以致今日不堪收拾之局面的一个微缩。我服膺于摩罗一个总结性的观点：“中国的优秀人物却不曾得到赫尔岑式的条件和幸运，无论是谭嗣同、陈天华、秋瑾、徐锡麟，还是李九莲、遇罗克、王申酉、顾准，他们无不在缺乏精神滋养和力量源泉的绝境中绝望地死去。中国要诞生真正的精神巨人，遥矣远矣。”

自然，“缺乏精神滋养和力量源泉的绝境”所指甚多，但其中一条，无疑与我们历来主张告密的传统有关。而且告密之发展与手段层出不穷，以至于登峰造极地告自己的密（即所谓的“交心”）和亲人之间互相攻讦、发人隐私。秋瑾的遇害是由于其叔父的告密，李九莲的惨遭杀戮，是源于男朋友的出卖。而此等事件在反右运动和文革中可谓如火如荼，几成燎原之势。这种出卖亲友、告密攻讦的事，口头流传者甚多，而有案可稽者相对较少，但也不是绝无仅有，近日所读葛剑雄著《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里便有记载。起因如次：由于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与古文字学家胡厚宣、少数民族史专家马长寿是近邻，因此常在一起探讨一些学术问题。且当时谭其骧被借到北京参加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的工作，在多事的1955年，满以为在北京能轻松过关，哪知在“上海却祸起萧墙，一封匿名检举信寄到了党委，揭发他与胡厚宣、马长寿三人结成小集团，经常在一起说反动话。” （P233）在全国上下批胡风反党集团时，这一告发所具有的重要的暗示性是不言而喻的，“根据大胆揭发和批判从严的原则，历史系对所谓‘三人小集团’进行了揭发批判。” （P234）由于各种原因，后来不了了之。“不过，谭其骧至死也不会想到，写匿名信揭发‘三人小集团’的竟是自己的妻子李永藩。” （P236）生前谭先生还曾说：“不知谁干出这样的事来，真是笑话。”他哪里知道，当时所谓的“大胆揭发和批判从严”的风气，已经把他自己亲人的告密潜能都激发起来了，说彼时人们的生活险象环生，并不是什么夸大之辞。

按葛剑雄先生书中所示，李永藩告发“三人小集团”，主要是因为“李永藩说话随便，马长寿一天对谭其骧说：”老谭，你要管管你老婆，别让她在外面胡说八道。‘恰巧李在隔壁听到，由此怀恨在心，等运动一来就写了一封匿名信。“另外，彼时李永藩一度欲与谭其骧离婚<并不是真的想离，只是谭经常忙于工作，无暇顾家，李想让谭陪着她，便采取如此急切之策），因而干这种告密之事不止一次，后来单位得知系她所为，便对她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葛剑雄在谈到李永藩告发谭先生时说，”李永藩的行为只能用精神不正常来解释“，但他最后还是认为”这不能不说是这个时代的悲剧“。（P236—237）对于李永藩这种告发自己丈夫的事，我不敢说”只能用精神不正常来解释“，但有一 点是肯定的，的确是时代悲剧和制度给予的某种暗示和号召。

而流沙河先生在《锯齿啮痕录》里也记录了几起他的大弟为表积极，与其划清界线，对其进行子虚乌有的告发的事。文革开始前一个月，流沙河以“戴罪”之身被遣送回家乡劳动监督改造，大弟余勋鉴觉得他这个“大右派”哥哥影响了他的前程，使他抬不起头，并且为了洗刷作为地主家庭的罪过，不惜采取一些非常手段。幺弟对流沙河很好，常从他识别北天的星座，以及希腊神话中这些星座的故事，余勋鉴便骂幺弟“中了右派分子的毒”，而且出手打幺弟，后余勋鉴被居委会臭骂一顿并写了检讨，但他扬言：“我要斗争到底！”“两天后他去木器家具社投诉于我的监督小组组长，一个绰号白脸鸡的木匠。白脸鸡的革命觉悟很高，鼓励大弟今后多多向他告密。”（见《流沙河随笔》P62）做告密这种事自然是不容易收手的，而且有时还颇能上瘾。有一次，流沙河看《高尔基论文集》，被他大弟看到后告发为在看“苏修的书”，流沙河辩解说高尔基是革命作家，不是修正主义，而那个监督他的白脸鸡却说：“你说他是革命的，那苏联为什么又出了修正主义呢？”（P73）弄得流沙河瞠目结舌，百口莫辩。

还有一次，流沙河戴高帽子游街后，造反派让他把高帽子保管好，以便下次批斗时再用，于是他将其悬系壁上，“我的大弟喜见我又倒霉，引乡下他妻子家中的妇孺来我家瞻仰这一顶罕见的高帽子，乐得嘻嘻哈哈，气得母亲发昏。”（P111）不特如此，余勋鉴觉得告密并未把流沙河完全整垮，于是就动手打他，兼骂他的妻子为“滥货”，总之是百般刁难。他哪里知道，由于余家被定为地主，有天然的不能脱干系之处，即便你把右派哥哥整垮弄死，你也摆脱不了挨整的厄运。随着余勋鉴可利用价值的丧失，他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批斗，此所谓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最妙的是我的大弟，两年来他不断密告我，到头来他也被小李木匠举臂一呼：”把地主家庭的孝子贤孙！余勋鉴！揪出来！“‘（P140）我要说，除了个人的品质外（当然我们没必要为其恶劣的个人品质袒护），那个时代的大部分亲友之间的告密行为均是与某种号召与环境的暗示密不可分的，也是”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必然后果，更是法治不健全或有法不依的铁定结局。大规模的告密行为在一个时期内全国出现，乃至影响到父母兄弟，人人自危，互相攻讦，其波及面之广，实古今中外之未有，这不能不说是文革专制集权下的必然产物。就像顾准的女儿顾淑林在回顾对其父不理解造成的悲剧时所说的一样， ”究竟哪一部分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今后对亲人以至社会，再做蠢事？对于一个愿意严肃生活的人，必须有勇气正视、解答这些问题，并且承受代价“（《顾准日记》P422）。

1998年2月21-22日晨于成都

 

“中国崛起”，是一个被过度解释的概念，蕴涵了过多的期望与联想，急需软着陆。

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一书中开篇即写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句话套在大国兴衰上，也可以说，大国崛起的模式是有章可循的，正如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所揭示的；而大国衰落，却各有各的模式，无法捉摸。因为前者蕴涵了诸多必然，而后者更多是一种偶然，至少没有前者那么容易把握。这说明，相比探究大国崛起的原因而言，我们更应关注大国衰落的变数。

大国衰落有三大定律

不少历史学家认为，大国衰落是有定律可循的，并且可以归结为三大类：

第一类，衰落原因蕴涵于崛起之中。典型的例子是俄罗斯。农奴制度对俄罗斯而言，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农奴制度难道成了俄罗斯兴衰的咒语？荷兰成为“海上马车夫”，在于其掌握了新的游戏规则——国际海洋贸易的信用体制，而其人口与地理局限终究玩不转日益增长的海上贸易，最终不敌其竞争者。

第二类，衰落原因是偶然因素导致。比如，拿破仑帝国衰落于兵败滑铁卢，而滑铁卢战役只是入侵俄罗斯战略错误的结局，或者滑铁卢兵败还与拿破仑没有把握好天气因素导致的战术失误有关。美国如今深陷伊拉克泥潭，应该也是未来衰落的战略迷失吧。除了战略因素外，引领潮流的强势领导人、变革者的突然去世或其他天灾人祸也常常改变一国崛起的方向，乃至走向衰落。比如，大久保利通的遇刺就调整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方向、影响了日本崛起的节奏；俾斯麦的解职是与后来德国的衰落分不开的。

第三类，衰落原因是生命力使然。大国崛起于引领时代潮流，及时把握全球生产力转移机遇，产生重大技术和制度创新，就能在大国角逐中脱颖而出；反之，不能引领未来，或者过度扩张内耗实力，面临积累的内外矛盾而力所不及，不能做到始终代表世界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时，衰落就是迟早的事。大英帝国霸权向美国转移，充分揭示了这一规则，其海外庞大的殖民地耗尽了大英帝国的元气，致使其不能再引领全球产业革命与制度创新，而让位于没有历史和殖民地负担、代表新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新兴强国——美国。

大国兴衰律反命题不成立

其实，仔细思考起来，以上三大定律也好，更多的历史经验总结也罢，似乎不能穷尽大国衰落的定势，至少不能回答大国的气数和兴衰之周期，只能笼统给个说法。更重要的是，大国兴衰律逆反命题并不成立，亦即大国衰落原因并非崛起原因的反面。换言之，竭尽全力避免崛起失误、小心翼翼避免重蹈衰落覆辙，并不能确保实力永世。

日本崛起于向西方学习，而其衰落却并非不向西方学习，而恰恰是向西方学习在亚洲推行殖民掠夺政策。俾斯麦的德国更是典型的例证，他在欧洲列强间玩弄势力均衡实现德国统一和振兴，但晚年尽管小心翼翼不冲撞列强容忍的极限，还是不能确保其继任者破坏其势力均衡的艺术，引导德国走向扩张和战争道路，最终走向衰落，导致国家分裂。

俗话说，打天下容易守天下难。但是，打天下的时候明白守天下的难处是否可以避免大国兴衰律？不见得。常常是天算不如人算。大国崛起的神话难以诠释大国衰落的悲剧。这就是国际政治的魅力之所在，也是世界历史的诡谲之处。

大国兴衰史是当代史

大国崛起原因可以总结，但脱离一定条件却很难效仿；衰落原因无法捉摸，因而也无法拷贝或避免，研究、探讨大国兴衰岂不愚蠢？的确，当我们思考大国兴衰时，只是在偶然中追求必然——而且并非历史的必然，而是必然被我们神话的悲剧。

远的不说，苏联的解体，原因众说纷纭，是偶然还是必然，恐怕盖棺定论仍为时尚早。大国兴衰，五花八门，尽管有些看起来类似的方面，但绝非本质原因。正如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鲁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样，大国兴衰史也是当代史。对于已总结出来的大国崛起经验，我们不能迷信，更不能指望照搬模仿就能实现崛起梦想。

中国崛起的两种解释

破除了大国兴衰律的神话，让我们来看看中国崛起。有关中国崛起，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是中国崛起意味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就是恢复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应有的世界地位；二是中国崛起是全球化的杰作，得益于以庞大的市场、人口和正确的改革开放战略全面参与国际分工。前者更多从历史观出发，内在地看中国的发展；后者更多从时代观和比较优势观出发，注重中国崛起的外部因素。

葡萄牙崛起于第一个民族国家诞生，大英帝国崛起于第一个现代国家的诞生，美国崛起于第一个全球性国家的诞生，总之都是国家兴亡律起作用，这些国家不过是演员。但是，中国崛起是民族复兴还是全球化使然？如果是前者，难以逃脱国家兴衰的定式，即便复兴了也很难保证不会再次衰落；如果是后者，崛起只是一种幻觉——是全球性产业转移借助中国的躯壳承载而已！

更一般地说，中国的崛起，是亚洲崛起或发展中国家整体崛起的体现，是后西方全球化时代诞生的第一声啼哭。

“中国崛起”并未定性、定型

历史上，美国崛起超越了西欧民族国家崛起的任何一种模式，是全球财富和创造力向美国的集中；今天，中国崛起也不同于历史上任何大国崛起（中国甚至不是民族国家），而是全球产业向中国转移的结果。

中国崛起是全球化的阶段性产物，并未定性、定型。中国崛起，是一个被过度解释的概念，蕴涵了过多的期望与联想，急需软着陆。要对中国崛起作超越历史法则和全球化神话的全新解释。否则，我们是难以看清中国的未来，也难以逃脱大国兴衰律咒语。

崛起和衰落，不过是一枚大国神话钱币的两面。中国崛起，如果不是中国例外论的演绎，也是时代例外论的佐证。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助理、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

 

据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在《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中披露，1971年12月，正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集会议的周恩来，突然接到电话说毛快要见阎王了，周赶紧到毛出事的游泳池。一进游泳池，只见毛卧室的门窗大开，平躺在床上的毛脸色发青，嘴唇发紫，仿佛已经没了呼吸。周进去后立即向紧张焦急的医生询问情况，判定病情，紧急调来了吸痰器。经过吸痰，毛的脸色渐渐恢复了血色，大口喘着气；又过了一段时间，毛的眼睛慢慢睁开了。周此时如释重负，他激动地扑到主席床边，双手紧握着主席的手，泪水夺眶、语音哽咽地冲口而出：“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的手里！”

周秉德在书中当然尽力美化周恩来，但是这一段描写仍然将周的奴才嘴脸和毛至死不放权的暴君形象刻划得维妙维肖。特别是那句“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的手里”，一语道破毛的阴暗内心。对暴君来说，丧失权力也就丧失了一切，因此即使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他最关心的仍然是大权是否还在手里。

江胡相争是中国人最热衷的一个话题。表面上，胡锦涛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江泽民则彻底退出政坛，不再过问政事。但是北京市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表明江泽民仍然大权在握。

自去年六月间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因“生活腐化”问题下台之后，北京官场波澜不断。去年底，北京市委书记刘淇亲自批准对《北京日报》广告处长吴向忠进行调查，外界即怀疑此案可能向上发展。据《多维新闻网》报导，吴向忠的靠山，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蔡赴朝近日已经被中共中纪委调查，并已多次接受约谈。但是这个报导刚出台，北京的官方媒体即高调报道蔡赴朝参加北京市宣传部长会议的消息。据北京官方媒体报道，1月8日上午，北京市宣传部长会议召开，传达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精神，全面总结2006年全市宣传思想工作，并对2007年工作进行部署。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蔡赴朝出席会议并讲话。

消息人士指出，蔡赴朝是北京众所周知，现任中共政协主席贾庆林的人马，正是贾庆林主政北京时，蔡赴朝官运亨通。据传，贾庆林还曾经把蔡列入北京市委副书记候选人名单。在蔡赴朝之前落马的吴向忠，则是在蔡一手提拔下迅速窜升。

熟悉中共官场游戏规则的人都明白，胡锦涛拿北京市几个级别较低的官员开刀，并不是最终目的，胡锦涛剑锋指向的是目前高居中共政协主席的贾庆林。但贾是江泽民的亲信，胡要动贾，江一定会动用手中权力力保贾。蔡赴朝咸鱼翻身，表明胡锦涛在同江泽民这一回合的争斗中已落于下风。

江泽民是权力斗争的老手，胡锦涛搬倒上海帮的陈良宇，江泽民暂时忍下一口恶气，立即坐镇北京，力保北京这块权力版块不再出现任何闪失。果然，胡锦涛虽然拿下刘志华，又抓了级别更低的吴向忠，但是在北京的“反腐风暴”却再也没有任何进展。蔡赴朝被中纪委约谈后，外界都在猜测贾庆林将以何种方式“体面”下台。但是蔡被约谈的消息刚被海外媒体披露出来，马上就高调出现在官方媒体上，显见贾庆林对北京官场的影响仍然不下。如果更深一层看，此举也表明已经退休的江泽民仍然大权在握。毛泽东至死关心的是大权是否仍然在手，老奸巨滑的江泽民又怎么可能自动放弃手中的权力呢？

江胡还将继续争斗下去，中国人民也将在这场斗争中继续受到伤害。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一篇《民主是个好东西》文章，引发了海内外对中国政改的热烈讨论，批评、讽刺、责其不足和赞扬兼而有之。毫无疑问，俞先生这篇启蒙式的浅显文字，不过是灿若星河的各式民主理论其中之一，对与错，深刻还是浅薄，并不值得探讨，毕竟这个世界上还没有绝对的真理。

不过，联想到两个月前《大国崛起》系列电视片在央视的播出，以及俞先生敏感的身份，和这篇文章在言论桎梏环境中由强势媒体发表，倒非常值得我们对中国政改和“党内民运”有所期待。

正如我在《分党共和，党主立宪》一文中所谈到的：政治改革过程中最值得关注的问题是，社会付出的转型成本是否最低。历史上看，由执政集团在外部压力之下主动开展的政治改革，因其强势主导地位和雄厚社会资源，往往会带来转型成本最低的社会进步。

因此，推动政改的执政集团内部的开明团体，实际上是社会渐进、改良和进步最重要的引导力量，而政治反对派、异议群体则是必要的施压力量。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到1912年2月12日清帝逊位，帝制退出中国历史舞台能够以较为温和的过程完成，与清廷内部袁世凯为代表的政治开明力量妥协和努力分不开的，我们不能因1915年底袁世凯重新称帝，而否认其辛亥期间的功绩。

政治民主化成为社会潮流的今天，民主运动逐渐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和改良最为关键的力量。毫无疑问，广义的民主运动，是包含了中国各阶层、各团体和个人的共同民主化努力，因此，它也当然是不可能被某个狭义的民运团体所垄断的。

基于对执政党主动开展政治改革的期待，我倒非常乐意把俞可平先生及其党内开明政治力量称为“党内民运”，毕竟，他们能够起到比政治反对派或异议团体的海外民运和国内民运更有效的作用。

其实，近二十年来，不断涌现的党内民运，刘宾雁，鲍彤、严家其、李慎之和李锐等，正是由于他们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力，为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和传承，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今天批评讽刺着俞可平的部分海外民运，或许就像20年前批评鲍彤严家其的海外民运，多年以后才会发现：原来大家都是同路人。

现在，这把火炬或许已经被传递到了俞可平这一代的党内民运手上，无论他的这篇文章是党内斗争的需要，还是执政党政改的先声，我们身在海外、期盼中国社会无痛转型的知识分子，都值得为他们喝声彩，加把油。

 

《单刃毒剑》

昂贵的金钱爱国主义

三 警惕金牌变成精神鸦片

奥运时期的中国媒体，看不见运动，看不见奥运精神，看不见人的价值，甚至看不到民族尊严，满眼是金牌，除了金牌，还是金牌！

回国的中国奥运代表团走下飞机时，似乎不是一个个活人，而是一块块金牌；先是中国媒体上满眼金牌以及金牌的昂贵价格：金牌兑换来“民族英雄”之名，金牌兑换成大把奖金，金牌兑换成政治荣誉——男的变成“五一奖章”，女的变成“三八红旗手”，还要获得胡、温等党政高官亲自接见，这可是救主施舍给臣民的政治金牌。

32枚金牌的历史性突破，与其说是中华民族赢得了民族荣誉的金牌，不如说是中共政权又赢得一枚政绩金牌。正是这种奥运金牌被塑造成政权金牌的感觉，使我多少了解了自己看奥运直播时的感觉。

110米栏的12秒91，刘翔跨出破奥运记录、平世界纪录的好成绩的瞬间，正看电视直播的我，从座椅上跳了起来。

万米金牌争夺战中，赛前不被看好的中国姑娘邢惠娜，在最后的冲刺时刻，她突然加速，力压埃塞俄比亚的集团战略而一举夺金，更令我激动不已，甚至眼睛有些湿润。

然而，央视直播员那近于失声的叫喊，刘翔在领奖时的举动，却让我感到恶心：一步跳上金牌领奖台，将准备好的国旗高举过头顶展开，那种夸张做作的表情，似乎他一个人带领着中国，把整个世界甩在身后：“亚洲有我，中国有我”。之后，央视的画面上几乎全是刘翔的面孔，而只有很少对邢惠娜的采访。

看中、俄女排决赛，中国队在2：0落后的困境中，连赢三局获得金牌，电视机前的我和妻子，再次被女排姑娘在逆境中的顽强所感动，也为俄罗斯主攻手、那个占据世界女排的第一高度的年轻姑娘的泪流满面而惋惜。比赛结束后，我和妻子还评点了一会儿这场扣人心弦的金牌争夺战。

这样的决赛，体现了“永不言败”的体育精神，为观众带来了紧张中的惊奇和愉悦。

然而，今晚央视的新闻联播以大篇幅宣传女排夺冠，紧接着《焦点访谈》又做了女排夺冠专辑，回顾女排的昔日辉煌，重提八十年代的“老女排”精神，高调赞美“新女排精神”。整个节目极尽煽情之能事，地域横跨中国的东西南北以及港澳，职业涉及方方面面，年龄纵跨白发老人、青年学子到红领巾少年，女排训练基地的人，女排队员的家人和家乡人，观看这场比赛的人，大街上面对央视记者的人……人们跟着记者和主持人的引导，大都表情夸张、声音颤抖，也有人面对镜头发誓学习女排精神的语调，透出一股恶狠狠的劲头。

央视报道女排金牌，自然不会放过北京大学的学生，因为正是他们在八十年代最早喊出“学习女排，振兴中华”口号。所以，央视特别突出了北大学生的激动反应。镜头中的北大人，显然是事前有所准备，一律穿着印有红色“北京大学”字样的白色体恤，个个激动地赞美和发誓。当年，北大学生提出敢于拼搏的“女排精神”，立刻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教材向全国推广，成为各行各业学习的典范。今天，中共宣传又在重演昔日的一幕。看来，老北大精神早已荡然无存，北大的诸多教授、研究生和本科生，越来越堕落为“帮闲工具”。

央视报道以高亢的语调煽动说：女排赢得的，不仅是一枚金牌，更是民族精神！这种不遗余力的民族主义煽动，让我顿感吃了一只苍蝇，扫尽了我昨天看比赛时的兴奋、紧张和愉悦。

中共体育，不但是挥霍民脂民膏的奢侈的金牌体育，而且金牌被用于洗刷“东亚病夫”耻辱和重振“天朝大国”霸权的民族主义目的。从上世纪90年代末到新世纪初，每一个受到世界著名的中国体育明星，无一不被作为中国崛起的象征：

“马家军”培养出的中长跑运动员王军霞，获得过世锦赛和奥运会的双料连续冠军，创造了万米的世界记录，还获得象征田径最高成就的“欧文斯奖”。国内媒体高呼：“东方神鹿的速度和耐力正在征服世界！”

篮球运动员姚明进入美国NBA且成为火箭队首发中锋，被大陆媒体誉为“中国高度征服了美国。”

此次百米栏选手刘祥在2004年雅典奥运上获得110米栏金牌，实现了中国田径在短跑项目上零突破，国内媒体一致惊叫：“中国速度征服了世界！”

毛泽东时代的“乒乓精神”、邓小平时代的“女排精神”，江泽民时代的“奥运精神”，如今统统变成金牌精神，如同“小康精神”统统变成“金钱拜物教”一样，中国的奥运金牌也是“金钱拜物教”的产物。官方对奥运的投入越来越多，体育腐败也就愈演愈烈，靠纳税人的钱堆出来金牌运动员中，大都能一夜暴富，象其他领域的两极分化一样，体育资源分配上的两级分化也日益拉大。

总之，体育是中共独裁统治的工具，而非国家文明水平的展示；当金牌变成国人的精神图腾之时，金牌也变成了国人的精神鸦片。

2004年8月29日于北京家中

四 神五升空后的虚拟和真实

“神五”升空，吸引了所有中国媒体，电视上的特别节目，报刊上的头版、通栏、专版、特刊，广播中的新闻专题，都在报道胡锦涛和温家宝对太空人的鼓励、关怀、感激，说宇航员的选拔和训练及其成长过程，说航天技术及载人进入太空的历史，说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飞天梦，说中共几代领导人如何关心航天事业，说中国航天界如何奋发图强，说此次飞行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重要意义，说世界舆论如何关注“神五”升空……加上新闻播音员和主持人的话剧腔调和激动表情，毛泽东时代的新闻大抒情传统全面复活，早已准备好的全国各地的欢庆，各阶层人士的表态化喜悦，以至于，此前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居然在大陆媒体上被完全边缘化。

媒体关注“神五”理所当然，但为了“政治正确”而关注到大幅度失真的程度，就会适得其反。虽说大多数国人会为“神五”成功高兴，但决不会兴奋到媒体渲染的狂热程度，因为中国早已远离了全民狂热的时代，甚至已经患上了“时事冷淡症”。人们大都不关心宏大的事物和主题，不关心国家利益和党中央号召，他们更在乎那些与切身利益相关的事物。然而，如果只看这两天的大陆媒体，会以为中国回到了毛泽东时代，原子弹爆炸和东方红卫星升天，那种全民欢腾和举国同庆的场面，对于我这个年龄的人记忆犹新。那种狂热，既有解放全人类的共产革命理想，又有中国人站起来的扩张型天下主义情结。

离开电视、放下报纸、关上广播，走进现实生活的人群中，那种亲历到的感觉与媒体上的报道就完全不同。我在15日和16日这两天，碰到过几十个人，除非我开口问及，几乎无一人向我主动谈起“神五”升空。坐在家中看电视新闻的，没有激动；街头报摊前的，没有惊叹；饭局上胡吹山侃的，讲的仍然是黄色笑话和生意经；开着出租车的，依然辛苦地挣钱。当我问司机对“神五”的感受，他回答：它升它的空，我开我的车，那都是当官的事儿，与我们平头百姓有啥好处？又不能少交‘份钱’。

所以，无论新闻播音员和主持人的声音多么激动，也无论报刊版面做的多么煽情，也无法使普通国人激动起来，或声音颤动或热泪盈眶。

再看网络，虽然民族主义情绪弥漫bbs，甚至偏激、极端、狂热的言词也不在少数，但是对“神五”升空有所保留、有所置疑、有所反思的网民，也绝非凤毛麟角。这类反省性言论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1，昂贵的载人航天技术与整体国力的弱小、普通民众的贫困、大量职工的失业、广大农村的凋敝、教育投资的不足……完全不相称。中国最需要的是雪中送炭，为什么专干这类花24亿美元的锦上添花，还不是为了当政者的面子！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就如此提问：“为什么象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可以资助20亿美元的航天项目的时候还需要国际援助？”

2，“神五”激发不出真正的爱国主义：一来前苏联和美国早就完成了载人航天，中国落后三、四十年，在技术上没有任何值得炫耀的；二来政府对真正来自民间的爱国运动，如对日索赔、保钓等行动，向来漠不关心甚至压制？说穿了，爱国主义只是中共统治的工具，即“为了政权而非为了国家和人民的爱国主义”。

3，在国力不足的情况下，中国投入与俄、美的航天竞赛，弄不好就要重蹈毛泽东时代的赶英超美大跃进的覆辙，重蹈前苏联被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拖垮的覆辙。

4，独裁体制为集中资源提供方便，可以在尖端技术的某些领域追赶发达国家，但在善待人性的制度文明上却毫无进步，这样下去，“原子弹升空”和“地上文革”的悖论悲剧还将重演。

一方面，这是极端分裂的当下中国：媒体在天上，是响彻主旋律的虚拟舞台；生活在脚下，是多元化利益的竞争和日益分化的个人趣味的真实舞台。

另一方面，这也是有希望的中国：虚拟舞台的表演，宏大华丽却艳俗空洞，基座在不堪重负中一点点下沉，很可能等不到谢幕就已经坍塌。而国人在脚下的大地上行走，从关心自己的正当权益起步，终将在跬步的不停顿积累中，踏出一条通向个人幸福的自由之路。

2003年10月17日于北京家中

第一部分 完毕

 

维权运动从2003年发轫，至今已经走过三个年头，期间有高潮、有成果，也有挫折、有争吵。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开会，其实就是要对维权运动进行总结，以期找到我们的方向。作为维权律师，我介入了大陆从2003年以来的一些维权活动，我想从个人亲历的角度谈一些自己的看法，跟诸位讨论。
 
一、维权运动的价值预设
 
最近维权运动遭受了挫折，很多案件失败，不少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被捕入狱，甚至有人认为国内依法维权的空间已经丧失，维权运动已经失败。

我本人不同意这样的观点，我认为维权运动只是暂时受到挫折，而且这种挫折与我们对维权运动错误的价值预设有关。

所谓维权运动的价值预设，说白了就是维权运动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鉴于所有的维权都是以个案形式进行的，这就存在两个层次的目的，其一，是维权主体的目的，就是要在个案中实现自己的具体要求；其二，是维权代理人的目的，就是要实现法治，推进民主法治建设的进程。这种价值预设在维权运动的早期是表述的非常充分的。如孙志刚案，既让孙志刚个人得到了迟到的救济，也废除了《收容遣送条例》这一恶法。这是维权运动所取得的最辉煌的成果之一。

在维权运动的后期，不少维权人士在价值预设上增添了强制政治性诉求，试图通过维权运动来为将来的政治博弈积蓄能量，增加筹码。有些人甚至直接以未来的政治领袖自诩，把维权运动渐渐演变成异议运动、政治运动。加上海外政治势力的高调介入，使维权运动被当局视为颠覆政权的预演。因此，在中国目前的政治环境中，即便是温和的维权也要遭受官权的打压，激进的政治性维权遭受严厉打压也就成为必然，这是中共现政权的本性所决定的。而严厉打压的后续效果就是维权运动陷入低谷，维权律师的处境更为艰难。

本人认为，在一个高度集权专制的国度，维权运动虽然不可能与政治完全分开，但是，维权作为一种初级的公民权利运动，意在用不断张扬公民权利的方式来扩展民间的自由空间，一点点地蚕食官权的空间。所以，维权仍然应当注意与政治异议活动保持适当的距离。即如滕彪博士所言：默认或者搁置政权合法性的前提。只有这样，维权运动才有可操作空间和回旋余地，否则，维权运动就会演变成夺权运动，在目前的政治生态中，不被彻底镇压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的维权律师不能不正视的现实是：在中国，无论你的价值观念和政治倾向如何，只要你还想做可以合法执业的律师，只要你还在乎那个律师开业执照，你就在客观上承认了现行法律体系。要么你作一个能够合法执业并以此身份介入维权的律师，要么你就失去合法身份并且不能再以律师身份参与维权。

因此，维权运动的价值预设仍然应该局限于运动前期的范围，即实现个案正义和制度推进。至于积蓄政治能量，积蓄在未来公民社会的力量资源，应该是一种附带的结果而不是令执政者触目惊心的目标。
 
二、大陆现行法律体制的基本评估
 
维权运动涉及的法律标准问题也是争议的焦点。某些政治力量认为大陆的法律体系已经完全丧失合法性，依法维权只能是死路一条，所以，维权运动应该通过法外的政治运动方式进行，其中的激进者甚至主张走革命甚至军事政变的道路。对这种观点，其实已经没有必要反驳。我在这里不再讨论。我想谈的是，大陆现行法律虽然不是我们维权的唯一准则，但仍是最主要的准则。这牵涉到对大陆法律体系的基本评估。

大陆法律体系分四个层面。宪法层面、民商法层面、行政法层面、刑事法律层面。

我认为，宪法层面我们不能同意、不能作为标准的是“四项基本原则”和“戒严法”等内容，因为这些内容仅仅是一党私货，包含了对公民自由、民主权利的严厉限制和剥夺，构成对公民基本人权的侵凌，根本不应该写入国家根本大法，但这是价值层面的问题，对维权个案操作的影响不大。宪法的其他内容，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虽然不尽人意，但是已经超出了维权运动所能包容的范围。
 
大陆的民商法都是九十年代以后从西方引进的法律规范，作为维权的标准问题最少。大陆对民权的侵犯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有法不依的问题，不是法律本身的问题。因此，它们基本可以作为维权的准则。

行政法是目前存在问题最多的领域。也是政府侵凌民权最厉害的领域。它最突出的表现是与宪法原则的冲突，对公民宪法权利的践踏。特别是在宗教管理、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方面，存在问题尤为突出。行政法的规定很大程度上是维权运动冲击的对象，但作为一个整体仍然不能完全漠视其地位。

刑事法律层面也是存在问题较多的领域。它的问题主要是与国际法和人权公约相背离的问题，也有与宪法冲突的问题。但是刑事法律的犯罪构成理论和程序性规定仍然是维权运动的重要依据之一。

当然，依法维权的一个重要标准是自然法的正义、公平理念，是国际法规定的普适价值观。这是一个更高的标准。当大陆的法律体系不能满足我们对正义的渴求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按照国际法的标准来维权。但这是特例，维权的基础标准仍然是大陆的现行法律。
 
三、维权运动的成果及其方向

维权运动的成果是巨大的，表现为：1、形成了民间主流共识。维权已经成为民间社会对抗官权最响亮的词汇。甚至连官方都不能否定维权的道义合法性。 2、为公民社会的诞生铺设了法律基石。公民社会，实质上是法治社会，维权运动高举法治的大旗，使民权对法治的诉求逐步圈起了对官权的藩篱，让官权每一次对民间社会的侵凌都遭受法治的责难和道义审判，都成为对它统治合法性的削弱。3、诞生了一个以政法系为主体的维权群体。这个群体的知识谱系以及他们维权实践中获得的政治智慧，必将在更深刻、更广泛的领域对未来中国的社会走向产生影响。

我认为，维权运动的方向应该是：

1、坚持依法维权，促使政府实践和贯彻“遵守法律”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针，尊重和维护国民全面享有《宪法》和法律所确认的权利和自由。

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要把大陆现行的宪法和法律作为维权的基础准则，针对政府和腐败官员违反宪法、践踏法律、破坏法制的恶行进行维权。实际上，绝大部分官权侵凌民权都是有法不依、违法操作导致的，运用法律武器既能致违法政府于窘迫之地，又能提升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营造法治气氛，减少社会资源的浪费。当然，在政府以恶法行恶事时，我们也要高举自然法正义、公平的旗帜，进行抗争。
 
2、培养多元共存、彼此宽容、妥协合作的民间维权生态。对维权的路径产生分歧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对某些问题产生不同认识，不但应该被允许，而且应该被鼓励。只有这样，才能产生一个彼此呼应、互相补充的多维的维权格局。但在维权内部要警惕那种非我即敌的思维方式，把不同意见的争论上纲为一种阴谋，以至于“软体动物”、“伪类”、“特务”的帽子满天飞。

而要整合维权力量，必须尽量争取不同路径、不同方式的维权可以互相配合，共同存在，而不是相互争夺资源，彼此攻击。所以，海内外、维权群体和媒体、各不同组织之间，应该求同存异，彼此宽容，加强沟通，减少内耗。积蓄民间力量，做强做大。

这就要求我们维权群体之间，建立如联席会议或者定期研讨会的模式，在出现观点分歧的时候，及时进行私下的沟通，避免上网开战。

3、建立联动机制，前线征战，后方支援。一方有难，多方支援。目前维权力量还很薄弱，很多维权人士被边缘化，生存困难。海外人士除了在舆论声援方面给国内以支持外，更应该在经济方面给以帮助。国外有数不清的基金会，这些基金会都有支援大陆维权的愿望和能力，但它们缺少与大陆维权人士的联系。海外的朋友应该帮助国内的维权人士建立他们与基金会的联系渠道，来保证维权运动的可持续发展。
 
维权运动存在许多可以探讨的问题。我只能挂一漏万的讲这几点，供朋友们讨论。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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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影响社会变革的决定因素

1、 社会发展是由规律所决定的

尽管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还非常有限，很多曾经被认为是规律的东西已经被证明是虚幻的，但不可否认，社会的发展是存在一定规律的。只不过，这种规律比自然规律更复杂、更难认识、更具有或然性而已。社会规律通常体现为：在一定条件下，如果人们作出某种选择，则必然会有某种结果。然而这种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于人们的创造，因而是不确定的，而人们进行何种选择更是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因而最后的结果也是不确定的。但是，虽然每一具体事件的结果事先难以确定，人类社会的总的发展趋势却是可以预见的。这是因为虽然初始条件千差万别，但各个民族或迟或早都会达到一种相似的条件，而人类的需要与理性也基本上是一致的，人们虽然可能会在一定时期内作出偏离航向的选择，但最终他们会回到人类文明的主流大道上来。因此，所谓社会规律通常都凝结成人类的普世价值，即人类通过普世价值来反映规律。这并不意味着历史决定论。不可否认，人类社会的历史深刻地打上了政治人物的烙印。由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历史人物的个性、认识上的差别，影响着一个社会发展的快慢、正误。但是，英雄史观也是不科学的。一个社会的长远发展目标不会因任何政治人物而改变，不管一个社会因为什么原因，走过多少弯路，最后还是要为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所主宰，要回到人类社会的主轨上来，回到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上来。尤其是在文明发展到今天，信息传播日益使地球成为一个村落时，任何违背人类普适价值的做法都不会走得太远。

2、 中国社会的发展目标

人类发展到今天，自由、平等、尊严，民主、人权、宪政等普世价值已日益深入人心，如何更好落实这些价值已成为人类社会的共同目标。作为人类社会最庞大的一个分支的中国，在历经一个多世纪与人类主流文明交锋、融合后，今天对普世价值的认同已日益成为社会的主流。中国将要、或应该走向一个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社会，对此就连中国今天御用的喉舌也不敢再公然反对了。应该说近年来，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已经越来越不是个问题了，即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是清楚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当然我以为路径本来是个走的问题而不应该是个争的问题，讨论是必要的，但它永远不能代替实践本身，正如嘴不能代替脚一样。

3、 社会变革的力量

在一个社会发展目标确定后，实现目标的关键取决于将目标付诸实施的社会队伍，这个队伍的强大与否就直接关系到目标实现的快慢与否。一个社会如果没有目标那将会是无序的徘徊，而有了目标却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队伍去推动社会实现目标，社会也决不会自动达成目标。在某种程度而言，队伍凝聚就是路径自身。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可见路是因人多而走出来，人是成路的主体，走是成路的过程。一个社会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参与的人越多，社会变革的动力就越大。所以考察一个社会变革的关键就是看那个社会有多少人投入推动变革，是哪些人参与推动变革，这些参与变革的人结成的力量有多大，然后才可以进一步考察如何促进变革力量的壮大。

二、中国社会变革中的三种力量

1、 三种力量的划分

中国今天存在哪些影响变革的力量呢？在这个问题上因对社会采取不同的分析标准而有各种不同的分类方法。为了简化叙述，在此我以对现政体的认同程度及社会发展的目标趋向为参照将社会分成三种力量。

第一种，认同现政体并且以致力保持现政体为目标的力量。这支力量坚持现政体是最适合中国的政体，他们处心积虑去努力维持现政体。这部分人主要以现政体的既得利益者，即权贵阶层为主体，同时也还包括一些依附、卖身于这个政体，指望跻身既得利益阶层的人，当然还有许多在现政体宣传鼓动下而盲从的人。这部分人从数量上应该不是社会的多数，但由于这部分中的主体是掌握国家权力、支配国家资源的人，因此被他们诱惑及裹挟的人不在少数。从总体实力而言，这部分人是当今中国的主导力量，占据着社会的绝对优势。这支力量通常缺乏社会变革的欲望，并且它还会想尽一切办法来阻止社会的变革，因为任何变革肯定会对它的既得利益带来威胁，或者影响它进一步获取利益。因此这是社会的顽固保守力量。

第二种，为现政体发展所伤害的社会大众。他们深切感到自身利益受损，因而产生出对现政体的不满，他们一则通过现政体提供的途径来努力维护自身的利益，当这种要求落空后，他们也会自发采取一些抗争行动，但是他们一般并不明确问题的症结所在，因而也不明确社会的发展目标，即现政体改变以后应该往哪去的问题。这部分人在社会中占有相当的数量，应该说是目前广大民众的普遍状况，是社会的大多数。但是他们拥有的资源相当有限，并且他们都是分散的，各自利益诉求也不太一样，他们所要求的利益往往是眼前的、直接的，对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向并不明了，也不太关心，他们重于对现实的改变而轻于对未来的建设。

第三种，认识到现政体远离文明主流，违背历史发展规律，只有改变现政体，才符合中国社会的长远利益；而改变现政体的方向就是与世界文明接轨，让人类普世价值在中国实现，也就是结束极权政体，建立民主宪政。这部分人通常是社会中具有一定知识、对世界历史与人类文明有一定认识的人。这部分人以知识份子为主，但也有来自社会各个层次的独立思考者。

2、 中国三种力量有别于通常所说的左中右

在分析社会力量时人们往往好用左中右来划分，其实中国社会严格说来不存在西方所说的左派、右派与中派，至少是不对称的，因为西方的左中右主要是以对传统的态度而言，通常是在认识层面来讲，对传统较看重，不愿轻易改变的是右派，或叫保守派，而那种试图创新改变传统的则是左派，或叫激进派。这种左右之争是一种真诚的社会认识的争论，而中国社会从表面并不存在这种争论，就如前面所言，在面对中国的发展目标上，第一种力量也通常标榜出民主、法制、革新的旗帜，所以中国的争论并非是对传统的态度，而是对既得利益产生下的政体的态度，所以中国社会的力量划分还不能等同于西方的左中右。

3、 中国社会三种力量的路径与前途

中国社会的三种力量就预示着中国未来的三种走向。第一种力量以维护现政体为手段，事实是假借权力获取私利，实现权力资本化与资本权力化的轮替，形成人类历史上最坏的权贵资本主义。由于这种资本主义的不义与罪恶，它要想维持就只能以暴力高压对待本国人民反抗，以武力竞争来对抗国际社会的干涉，如此最终必将走向法西斯军国主义。这不仅给本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而且必将给世界文明带来极大威胁。显然这是一个黑暗的未来。第二条路径就是社会大众因自身利益受到严重侵害，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可能会采取自身力所能及的形式冲击影响政体。这种力量通常表现为自发性、随机性、无序性与不可控性，因此它易于导向各种暴力破坏性事件。这是近年来民间自发抗争与暴力事件增多的原因。它重在改变现状，而不会考虑建设未来。这种力量将社会引向玉石俱焚，以暴易暴的境地。这个前途显然也不乐观。第三种路径是社会有识之士以改造现政体为手段，以实现人类普世价值为目标，并且他们权衡社会变革带来的风险，选择和平渐进的变革路径，组织社会变革的资源，完成社会转型。显然这是中国社会变革代价最低而结果最好的路径。

三、第三种力量何以存在

正如这世界很多事物一样，美好的并不一定就是现实的。中国社会变革第三种力量及其所代表的前途是符合中华民族也符合世界人民长远利益的，然而这种力量何以产生呢？

1、 两极社会是极权统治的必然结果

中国极权政体导致的是社会两极分化，两极分化就必然产生两极对抗，两极中的双方就形成第一与第二种力量，应该说在这种对抗中是很难产生出第三种力量的。可以说两极对抗既是极权社会的必然结果，也是极权赖以延续的社会基础，这种只有敌我的社会，权力就成了绑架一切统治者的绳索，它使权力自身根本生长不出变革的力量，使统治者丧失了自我革新的能力。这样社会要么是权力的统治对象，要么是掌握权力的统治者。这种两极社会解决冲突的路径就是一方彻底压倒另一方，要么百姓臣服，要么统治者被推翻。人类有史以来的所有专制社会基本都走在这种循环中，今天的极权社会是历史上专制社会的极致，所以也陷身在这种泥淖中难以自拔。这种极权导致两极社会，而两极社会又成为极权存在的有力保障的悖谬，初看似乎很难理解，其实是一种必然。

在人类统治从家天下，到族天下，再到党天下的过程中，随着天然血缘的淡出，维系统治的纽带就只有集团利益了，而依靠权力获取的集团利益是不义、罪恶的利益，因而统治者与大众成了一种对抗的关系，由于统治者不愿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就只有用对抗来凝聚自我，以对抗来警示集团，统治集团在对抗中成为没有回头路可走的犯罪团伙，从而形成延续统治的原动力。所以他们非常害怕第三种力量的产生，这也是近半个多世纪来，中国一方面残酷打压体制中的改革势力，一方面无情剿杀体制外产生的民间自由势力的根源。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体制甚至自觉制造各种对抗，加深社会仇恨，加固社会两极，以消除中间势力的产生。这么多年来我们经常看到民间拥护的，统治集团就必扼杀，而民间反对的统治集团却重用提拔的怪象，从这里也可以寻找到一些解释。在极权发展到今天，对民间的犯罪与借此制造两极，已经是极权考量它的成员对集团忠诚与政治可靠的杠杆。

2、 两极社会的困局需要第三种力量

两极社会就决定着社会只有以暴易暴的路径，然而历史的事实已一再昭示以暴易暴只能导致原地踏步，社会不可能因此突出困局，走向新生。同时随着人类科技的进步，冷兵器时代的终结，统治集团挟持国家资源、甚至核武，绑架整个国民，由于力量严重不对称，暴力反抗成功的可能性已越来越低。那么，极权统治下的人们怎么来突出困局、摆脱奴役呢？这实在是一个让人悲观以致绝望的命题。好在人类的智慧从来没有止步于现实的困境中，一批批人类的智者、先贤在面对这种残酷的现实时，从权力的来源上摸索到拆毁极权统治的利器：那就是超越暴力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就是撕破谎言与摆脱恐惧，回到真实的生活；以不承认现政权以及不与现政权合作，让政权在根子上被消解，最后将极权击溃。这种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是结束极权社会的有力路径，许多国家已经在这方面作出了表率。

然而形成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也需要社会的第三种力量来承担，所以极权社会的现实困局呼唤第三种力量来破题。这样，一方面极权统治不允许第三种力量的产生，另一方面时代又呼唤第三种力量的出现。诚如有人所言，只要社会的需要，就胜过十所大学。适应历史的需要，这个两极分化的社会必将艰难地生长出第三种力量，这是任何极权统治都阻挡不了的。

事实上近年来，中国思想界一批有强烈忧患意识与社会责任感的人士已经在这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讨。如王力雄先生的“超越者联盟”：“超越者的第一层含义是摆脱阶级或集团的利益，不是为部分人解决局部问题，而是为整个社会解决总体问题；第二层含义是进行新思维，开辟新路径，用变革而非固守应对形势挑战。前者是立场，后者是能力，二者缺一不可。”王力雄还指出“变革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不是民众的责任，也不是国际的义务，因此只应该由政权、资本和思想三要素中的超越者承担。愿意把权力用于结束专制统治的当政者是政权超越者；愿意把财富用于改造社会的企业家是资本超越者；而思想超越者一是要超越自己的谋生，二是要超越前人的教条。三种超越者都是对精英联盟的反叛。如同历史上针对特权阶级的革命多由出自特权阶级的反叛者领导一样，中国社会的超越也将由出自精英联盟的超越者推动。”

又如秦晖先生提出的“共同底线”：就是现代文明社会各合法党派的基本主张中相互重合的部分，也就是各党派和平共存、平等竞争、互相监督的基本条件，或者说是现代宪政体制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因为这些主张是各党派所共同的，因此无须任何一方做出什么让步就能达成一致意见。因为这些主张是各党派和平共存、平等竞争、相互监督的基本条件，所以对任何一方来说都已经退无可退，不能在这些原则上做出让步。

还有张祖桦先生提出的“新三民”主张：即公民社会的充分发育，公民意识的启蒙培育，民主实践的训练积累。若没有这几条形成的时和势，仅仅寄希望于领导人的开明是靠不住的。所以“台湾经验”说到底就是朝野双方的合力推动。缺少哪一方面，社会发生变化的契机都不能成立。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走的就是和平渐进的道路，能否成功有赖于与之相关的社会各个方面的努力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建立政治共识。这是二十一世纪对中华民族政治智慧的考验。

这些理论上的先觉者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就是超越个体局限，结成社会共识，形成消解极权政体的公民社会力量。而认同这种思想，并承担起将这种思想付诸行动的团体就是中国社会变革的第三种力量。

3、 中国何以存在第三种力量

极权统治的严酷现实下何以会产生出第三种力量呢？正如前面所言，极权是最忌恨、仇视第三种力量的，那么产生第三种力量的源泉在哪里呢？我们只能归结到人性中的天良，这是上帝根植在人心中的善。从人类的历史来看，这种善是永恒存在的，是超越于物质决定论的。当然从人类长远利益与人的尊严上也可以求得解释的依据。正因为如此，在对制度绝望时，我们对人性的天良要怀抱信心。相信上帝根植于我们人心的善、美、真，会把人从绝境中带出，一如摩西将犹太民族带出埃及之地。历史一再证明这种力量的存在，她就在我们每一个正义良善的心中。因此中国社会第三种力量是人类真善美的结晶，是克制极权的天敌。这种力量绝不是虚幻，人类历史中有着光辉的典范，如美国独立战争后，以华盛顿的威望、权力，他完全可以称王道寡，并且为此劝谏者也大有人在，但是他毅然选择了建立民主宪政体制，将自己装入了权力受监督的笼子中，并且只任两届，拒绝一切挽留，给美国乃至人类后世树立了永久的标杆。这种自觉是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所无法解释的，只有在上帝那里才能找到答案。同样中国历史也不乏其人，远者不说，就是当年胡耀邦、赵紫阳先生，以他们的才智难道不懂得低头保权的道理，但在人类大义面前，他们宁愿选择放弃权势，甚至沦为阶下之囚，以保全人间正义，捍卫人的大节。同样在我们今天也生活着以朱厚泽、张祖桦为代表的一批杰出人士，他们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毅然舍弃名利，以自身的无畏昭告出人间正道，从而给这个民族保全着尊严，预留下希望，他们不愧是时代的楷模！所以中国社会第三种力量深植在人性中，是从人性的天良中生发出来的，是任何严酷现实没法扼阻的。

4、 第三种力量的存在与局限

应该说中国社会中的第三种力量已经历史地存在着，尤其近十年来，随着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中国的前途命运令人担忧，一批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通过对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轨迹的考察，寻找到中国发展的目标，并探求中国实现目标的路径。这一批人既有极权政体内的有识之士，也有民间产生出来的思想者，当然还有大批被历次极权政体打压排挤或自动脱离出来的杰出人士。这批人广泛地存在于社会的各个层面，人数应该说已算不少。然而由于极权政体的严酷打压，这些积存的第三种力量目前尚处于分散、隔离的状态，他们多是独立为战，或局限在小圈子内的协同行动，因此目前还没有形成可跟极权相抗衡的力量。好在随着近年来互联网的普及，信息交流的方便，大大加强了第三种力量的联合，使这种力量上升到中国政治舞台日益成为可能。如何打破现有僵局，使分散的第三种力量尽快融合成一种足以担当社会使命的力量，这除了需要时间酝酿外，同时也需要这支力量的自觉。

四、第三种力量的政治自觉

中国社会变革的第三种力量应历史的需要与时代的召唤而产生，它必将承担起引领中国走出极权困局的使命。这第三种力量是融合社会广泛共识，凝聚社会变革力量，以结束中国极权政体，完成中国宪政民主转型，建立起永久保障个体自由、平等、尊严的社会制度，使中国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皈依人类普适价值的引领中国社会变革的健康力量。这是中国脱离野蛮走向文明的转变，是告别专制走向民主的转变，因而是几千年中国历史的根本性转变，其责任之重，路途之险是可以想见的。要完成这一使命，最广泛地团结社会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就是必不可少的前提。要想做到不负使命，第三种力量的政治自觉就是题中应有之义。

这种自觉就是要深刻认识到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是目前解决其他一切问题的前提与基础，而要想肩负起这个使命，最广泛的动员社会一切力量，团结一切认同变革的群体，以最大的包容协调人，以最大的诚意感化人，以最大的共识联合人，使中国最快汇聚起一股真正可以抗衡极权统治的洪流，以完成这个时代转型的使命。

这种自觉是从启蒙到结盟的自觉；是“不同意你的观点，但誓死捍卫你说话权利”的自觉；是互相默契与协同抗争的自觉；是交流、沟通、宽容、尊重，不内斗、不拆台的自觉；是求同存异、唇齿相依的自觉；是去小圈子，求大团结的自觉；是多欣赏、少猜忌，对任何创造性尝试都由衷欢迎的自觉；是对中国变革力量弱小与极权政体强大，来路艰难，任何一个参与变革社会者都弥足珍贵，倍加珍惜的自觉；是对任何一个勇于出来担当者都爱护的自觉；是体制外人士道德优越放低，体制内人士利益优越收敛的自觉——由于在现实极权严酷的环境下，没法形成稳固的团体，也没法形成一些约束的规则，这时以使命共同而生发的政治自觉就尤显重要。

自由主义固然是极权主义的天敌，但是在面临社会变革的政治使命时，尤其在面对撬动强大的极权统治时，自由主义又有其天然的局限。作为现实变革的政治需要，中国社会第三种力量既要吸收自由主义的精神，同时也应该超越自由主义在现实政治变革中的局限。一种整体、全局、长远的意识与协作精神是今天使中国第三种力量浮出水面的必要条件。

第三种力量在中国任重而道远！这种力量的成熟与壮大将决定着中国社会转型的快慢与优劣。如何结成这种力量？这无疑是中国时下变革的关键性因素，对此张祖桦先生在其《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中国大陆的宪政民主道路》一书中有过集中阐述：“要完成中国的宪政民主大业，同样需要千千万万各个方面的人才。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公民社会的发育，许多优秀人才在民间寻找到自己的位置；在体制内，由于观念更新和代际更替，也有越来越多持有民主理念的新型人才进入重要岗位。应该利用这一有利条件，进行广泛联系，沟通体制内外的有识之士，本着对人民与国家负责任的态度和建设性的立场，建立起基本的政治共识（追求宪政、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社会公正）。还可以通过举办培训班、讲习班、研讨会、讲座等各种形式，培养中青年人才，增强他们的宪政民主意识，为中国的宪政民主事业输送一批又一批的新生力量。”

目标已经明确，道路亦已清晰，那就让我们携手前行,力求早日告别极权政体，迎来宪政民主吧！

2007年1月于北京

首发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