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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刘晓波先生，您好！

感谢贵会给予杨川这么高的评价，他在九泉之下也会高兴的。十余年来，我都在他身边看他熬夜写作，并作为他的第一读者替他修改错别字，清楚他的思想、行为，明白他的作品在现今体制下不可能有发表之日。他离开我们时一直没有闭上双眼，我知道他有遗愿未了：出书。我已接到贵会张裕（不知是否这个字？）来电安慰，一并感谢贵会的所有会员。

杨川家属：火日立

2006年12月28日

新颁布的《公务员考核规定（试行）》说，“考核不称职，公务员降职”。此话当真？降职一时，升职他日；免职一地，升官易地，早已蔚然成风，洋洋大观，君没看见？

因此，这种场面上的官话以为塞人耳目。而在私下场合，在饭局上，公务员津津乐道的“官场段子”就是最好的注释。“中央机关出上联：上级压下级，一级压一级级级加码马到成功；地方政府对下联：下层蒙上层，一层蒙一层层层掺水水到渠成。横批：和谐社会。”“办公室守则：苦干实干，做给天看；东混西混，一帆风顺；任劳任怨，永难如愿；会捧会献，杰出贡献；尽职尽责，必遭指责；推托栽赃，邀功领赏！”进入机关不到一年的大学生习惯了“认认真真说假话，正经正经走过场”。机关“老油子”言传身教：“不怕上错床，只怕跟错人，跟对人是第一条。人跟对了，领导说你行你就行啊。”怪不得“贪官年轻化”。

前年“忽悠”，去年“恶搞”，今年又流行什么花样？写在纸上，钉在墙上，挂在嘴上的好东西为什么就落实不了呢？说的是明规则，行的是潜规则。即使人算过天，辞去了职务，但是级别没变，工资没变，更别说狡兔三窟的“藏品”有多丰富了。

腐败总是要反的。为了吓猴，先杀鸡，后杀狗，再杀人，杀了几个贪官还是不能扬汤止沸。为什么呢？“问题出在前三排，根子就在主席台。” “地方保护主义”呀，“政令出不了中南海”。

进入新年没几天，网上最大的新闻说杀萨达姆杀的是个替身。如果真的这样那伊拉克人民还会相信伊拉克政府吗？如果政府一次次不说真话而说假话，或者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那人民还会听政府的话，照政府的指令行事吗？这样的政府还能坚持多久？

“狼来了”，那个“恶搞”的小孩因为年幼而无知，公务员不年幼也不无知，那为什么还要出台那实践证明靠不住的“花样”呢？譬如异地审判，为什么要异地审判？这对法律是个很大的破坏。尽管可以收效于一时，而危害长远。所有的案子上都能这样做吗？那堂堂正正的一部宪法，畅行中国大地，不以地域为限，不能淮橘北枳，更不能说的是一套，行的是另一套。

在一个自给自足、自成体系、不容外部力量监督而封闭的系统里。老子杀儿子下得了手么？儿子监督老子抹得开情面么？为什么不能采用外部的监督力量？譬如媒体的监督。什么时候，媒体可以大胆地暴露腐败的公务员？什么时候，内地法院有这香港廉政公署那样的公信力？那“考核不称职，公务员降职”就不再是“忽悠”百姓的新闻，而是铁打的事实了。

因此，真正落实宪法赋予公民的每项权利，公民才会真正相信政府，相信法律，而不是冷眼相看，道路以目。

我主张对日本军国主义要持批判态度，但是我不赞成抵制日货。进而提出更一般的原则，就是政治远离市场，保证市场能够不偏不倚地按照自己的规则运作。拿钱就能够买到东西， 不会碰到因为不喜欢我们而拒绝交易，尤其是像石油，粮食等关系重大的商品，政治必须远离市场，保障市场的安全。

我们对于市场的重要性往往认识不足，对于天天要依靠的买卖，视若无睹。以为市场交换的作业可以随便变更，用别的规则来替代。这是很危险的想法。抵制日货如果这是个人的选择，当然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变成国家的政策，这就非常危险。因为把市场的基本规则破坏了。

我们都很担心中国的石油安全。这份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我国的石油消费中有40%依靠进口。万一进口中断后果不堪设想，不出半个月汽车就会开不动，飞机就得停飞。而石油这种商品在世界市场上竞争是很不充分的，因为并不是随便哪个国家都能够出口石油的，它跟粮食不同。粮食到处都能生产，竞争很充分。特别是多数石油输出国国内政治不稳定，容易发生动乱，很可能会影响石油生产。这正是为什么美国那么关心中东局势，常年派航空母舰在中东的缘故。中东的秩序稳定不仅仅是美国的利益所在，也是一切石油进口国的利益所在。其中包括中国，日本，和欧洲许多国家。所以维护中东的秩序是世界各国的共同任务，是世界和平的必要条件。万一石油市场被破坏，各国获得石油的最可能的办法就是打仗。到那时候我们才会明白市场规则的不容动摇。

各国政府都在关心石油市场的可靠性。但是采用的方法未必正确。采用交朋友的办法是一条歧路。且不说做买卖要分敌友，把敌人排斥在外，谁也不会甘心被排斥的地位，这本身就是走向不稳定的道路，更何况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交朋友未必是可靠的。正真可靠的是市场本身。石油进口国固然须臾离不开石油，石油出口国也一样。他们的市场供应和政府支出全要靠石油出口。他们的粮食靠用卖石油的钱从国外进口，政府官员的工资靠卖石油的钱来支付。如果石油出口中断，马上天下大乱。所以建立在供需双方互相需要基础上的市场是很可靠的。问题恰恰出在政治介入市场，搞得市场不稳定。所以说要政治远离市场。

有人说这个主意太理想主义，事实上政治和市场是分不开的。的确，政治常常介入市场，二者不大可分。问题在于怎样介入。是分离市场，还是保护市场。全世界的政治家都应该明白，介入市场的目的是保护市场，而不是交朋友，树敌人，破坏市场。要把市场规则视为至高无上，谁也不容破坏它。政治家不是无事可做，而是任务繁重。为什么把市场规则看得这么高？因为舍此之外别无他法。世界资源在市场上分配，用不着打仗。有了全球经济一体化，争夺资源的战争一去不复返了。试看中国，美国，日本等等都在争夺有限的世界石油资源，但是因为有了市场，谁出的价高就卖给谁，这就是市场规则。有了市场规则根本不可能打起仗来。相反，石油市场促进了资源的开发利用，促进了科技的发展，优化了资源配置的效率，避免了浪费。市场功莫大焉。

这里讲的是石油市场，其实所有的市场都一样。最近国内对外资并购国企的争议很大。除了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性质不同不在此讨论外，光讲企业并购，如果没有政治因素掺杂进来，外资并购和内资并购都能够提高企业的赢利能力，对企业是有好处的。以我之见，市场是永存的，政治天天都在变。过去的五十年中，世界政治经历了冷战结束，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反恐战争升级，亚洲经济崛起等大的变化，但是市场不但没变，而且更渗透到各个角落，覆盖得更广了。再往前看，这个趋势不大会改变。希望我们的政治家和老百姓都能思考市场和政治的关系，正确地对待它们。

记得小时候常常读到，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聪明智慧的民族。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大批的学子出国留学，中国人聪明的结论不断得到新的证明。许多人认为，中国人和犹太人是世界上两个最聪明的民族，此话绝非空口无凭。中国人有举世羡慕的商业才能，尤其是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发挥得更为淋漓尽致。海外的华人科学家也取得了一项项骄人的科学成就。更让中国人骄傲的是，中华文明有五千年的历史，绵延不绝，举世无双。中国人没有非凡的智慧绝对不可能取得这些巨大的成就。

中国人的聪明似乎不容质疑。但是我们至少可以问一问，中国人是否在任何一方面都聪明，还是只是在一些领域聪明，在另一些领域不那么聪明。或者在一些领域有无数的小聪明，而不具大智慧。如果中国人在每一方面都聪明绝顶，大智大觉的话，为什么中国人在近代长期被动、挨打，为什么长期跳不出充满暴力和血腥的治乱循环的怪圈？为什么经过漫长的五千年，中国至今仍是个发展中国家？而被只有几百年历史的国家，甚至几十年历史的国家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上远远地甩在后面？从上述问题看，中国人在聪明的同时一定还在另一些地方不够聪明，缺乏大智慧，甚至是十分糊涂。如果把这些领域找出来，至少对中国人重新认识自己的聪明是十分有益的。

我个人认为，中国人的聪明更多的是体现在私生活中：在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中，在饮食制作中，在应付考试中，在奸诈黑厚中，在圆滑世故中。即便在这些领域，有些时候与其说聪明，不如说犬儒；与其说聪明，不如说没有远见，缺乏大智慧。另一方面，在公共领域，中国人的聪明和智慧却有严重的欠缺。有时作践到不把自己当人的程度。即使是知识分子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中也更愿意把自己当作受他人所用的“才”，而没想到把自己当作自己的主人，自己支配自己的命运、自己是自己的目的、自己为自己而活着的个人。

20年前，中国恢复了高考，其理由是“人才青黄不接，国家需要人才”，我也深为自己有机会能站出来让国家挑选感到骄傲，因被国家当成人才而感恩不尽。对“人才”的观念从没有任何质疑。20年后，当我从电视片中再次看到、听到恢复高考的这一理由时，我突然间产生了一种疑惑：如果国家不需要人才，那么，就可以不恢复高考吗？就不需要青年去学习、去受教育吗？或者说，如果这一理由成立，如果受教育不是每个青年独立于国家的权利，如果国家感到人才充足或是过剩，或是培养的人才有问题，那么，就像曾经发生过的那样，高考就可以随时被堂堂正正地终止了吗？当时最流行的比喻是——“伯乐与千里马”。难道每个青年活着的目的就是去充当国家马厩中的“好马”吗？如果国家不需要“马”了，青年成为“马”的机会也就丧失了。如果自己把自己当马的话，别人根本就没有必要把你当人。这里国家被看成了至高无上的人格神，而作为人才的个人不过是供其骑乘的好马。然而，如果个人仅仅是“国家”（其实是统治者）的工具，那么个人的自由、尊严和人格怎能得到保障？这种以国家的需要为最高的需要，以国家的理由为最高的理由的国家主义观念早在数世纪前就已被驳得体无完肤，而在今天的中国仍在大行其道。如果20年前这一观念无可厚非的话，那么，我们今天还能如此坦然地重述、坚持这一观念吗？如果个人仅仅是抽象“国家”的工具，有限的政府还有可能吗？还有必要吗？

也许中国人真的聪明、智慧。但是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很少有人把这种聪明和智慧大规模地集中用于去探索建立有限政府的途径。也许在另外一些地方，人们远不如中国人精明。但是，他们把最稀缺的智慧用在了最宝贵的地方。早在公元前的世纪，古希腊智慧就发现，享有绝对权力的政府是变态的政体，靠政府的力量消灭私人财产来实现正义的想法是愚蠢的念头。早在13世纪，就找到了用法律来限制王权；在17、18世纪的旧大陆和新大陆的一些国家实现了市场经济及与之相配套的有限政府。由于中国人在一些最重要的领域没有表现出大智慧，落后的中国与聪明的中国人之间的尴尬就毫不令人惊讶了。

中国人向来以精于商业计算著称。从历史上看，中国人的政治头脑也不简单，尤其擅长钻营与厚黑。但是，对不同政治制度的不同成本却从未用其商业头脑作过认真周密的核算，以致世世代代吃尽无穷的苦头、付出无尽的代价而不自知。20世纪30年代，《吾土与吾民》的作者林语堂先生就指出，中国人只期待仁慈的领袖而不关心建立捍卫其权利与自由的制度，以至于有千千万万这样的事例：“人民围着一位刚刚离任的、坐在轿子中的好官，跪在地上，眼里浸满了感激的泪水。这就是中国人感恩戴德最好的证明，是中国官吏所施恩惠的最好例子。人民只知道这是恩惠，不知道这是中国官吏们应该做的事。”他还发现中国人对无限政府与暴政的宽容与耐心就像中国的景泰蓝一样举世无双。不知道这种宽容与耐心是出自大度，还是出自无知。如果是出自大度，为什么一向斤斤计较的人在这一方面却反于常态；如果是无知的话，又怎么能说中国人聪明？如果中国人真的聪明的话，为什么不关心政治，不关心政治正义？为什么不在意自由与权利，只关心没有权利便朝夕不保的财产与权力？

在聪明与愚笨、人与制度之间有一些常被人们忽略的重要搭配。有愚笨的人与高明的制度相搭配，也有聪明的人与低劣的制度相搭配。当然，最好的搭配是聪明的人与高明的制度相搭配，最坏的搭配则是愚笨的人与低劣的制度相搭配。在中国，人与制度的搭配虽不是最坏的，但也绝不是最好的。如果最坏的搭配很容易避免，而最好的搭配又很难实现的话，那我个人认为，宁愿要愚笨的人与高明的制度之间的搭配。以对待聪明的态度来衡量，愚笨的制度是那些让个别人的聪明才智压过所有人的聪明才智的制度，中国有一句形象的说法用于形容这种制度最恰当不过：“武大郎开店”。高明的制度是那些让每一个似乎是不太高明的普通人把自己的才智都充分地发挥出来的制度。如此看来，人的聪明与愚笨远远不如制度的高明与低劣重要。再聪明的民族，这种聪明才智一旦被压制了，或者在最重要的方面没有表现出来，这种聪明如果不是形同虚设的话，那么，也只是聊胜于无。而在高明的制度下，不管人聪明与否，若能把仅有的才智充分调动起来，倒也蔚为可观，受益良多。如果中国人真的聪明必须拿出最重要的证据来。这就是演化出一套高明的制度。聪明的最重要的表现应当是善于把稀缺的智慧用在制度的刀刃上，让这样的制度来鼓励和保障中国每个自由发挥自己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潜能。

结论：人的聪明与愚笨，远远不如制度的高明与低劣重要。

写于1997年，恢复高考二十周年之际，重发于恢复高考三十周年。

前不久，达赖喇嘛特使 嘉日．洛珠坚赞先生公开谈了关于”西藏问题”，他强调说：

这里重申一次笔者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老话，大家通过沟通到汇集，提炼出来的智慧，才是打开解决各种问题的一把金钥匙。

《单刃毒剑》

昂贵的金钱爱国主义

二 金牌政治对文明的污染

大陆媒体的奥运报道，一向大肆宣传金牌爱国主义。对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报道也不例外，中国代表队连续几天金牌数第一，变成了歌功颂德和民族振兴的花腔高音，也变成了为2008年北京奥运的造势大会。

竞技体育具有古老的历史，向来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它不仅有助于人类的身体健康，更典型地体现了两种普世精神：1，它是和平的自由竞争，体现公平竞赛和优胜劣汰的普世精神，金牌就是对这一普世精神的最高奖赏；2，大型国际体育比赛，有助于人类之间的交流和友谊，特别是奥运会就是全球一家的最好象征。

同时，国际体育竞赛还具有正面的民族主义功能，它能够向世界展示一国的综合国力、文明水平，展示一国国民的精神面貌，也能够激发民族自豪感和增强民族凝聚力。所以，在大型国际比赛中，希望本国运动员多得金牌，为本国运动员夺金叫好、甚至在国旗升起的瞬间流泪、或在感情上出现某些狂热的瞬间，乃天经地义之事。

然而，在商业化和民族主义并行的现代世界，金牌并不能完全等同于体育精神，金牌多也并不能完全代表某一国家的文明水平。首先，体育精神常受到政治的污染，在某些政治制度和民族精神都不健全的国家，普世的体育精神往往被阴暗而狭隘的政治民族主义所利用，金牌的耀眼闪光变成了独裁者们煽动自傲性、仇恨性的民族主义狂热的工具。比如，希特勒时代的德国和前苏联及东德，都曾经是世界体育强国，但其极权制度却远离人类文明，现在的中国亦如此。其次，在世界的范围内，体育精神不断受到过分商业化的污染，兴奋剂丑闻就是这种污染的典型。

毫无疑问，与商业化对体育文明的伤害相比，政治民族主义化对体育文明的伤害更大，特别是在世界性体育盛会变成独裁者进行自我宣传的工具之时。被希特勒利用的1936年柏林奥运会，是纳粹德国崛起的标志，三年之后，德国公然入侵波兰和捷克，接着是二战的血腥和种族大屠杀接连发生1980莫斯科奥运会。当时，正值前苏联入侵阿富汗，半个世界抵制了莫斯科奥运，使那次世界体坛盛会变成了另类冷战战场，也变成了共产帝国的自家竞赛，极大地损害了奥运精神。

（一）奢侈的金牌体育

中共执政后，体育就是中共政权的垄断行业，各级体委都是政府部门，所有的教练员和运动员都靠国家来包养，即便今天的大陆体育免不了金钱的诱惑和商业的侵蚀，但是执政党主导体育管理部门和重大体育活动的传统，并没有实质性改变。

中共政权为了在奥运上争金夺银而投入大量资金，出台了“奥运争光计划纲要”，建立一支人数高达17000名专职运动员、4900名专职教练员的庞大奥运兵团。之后，中共体委又推出“119工程”，为了在田径、游泳、水上等金牌弱项中尽快赶上。所谓“119工程”，即在奥运的亮点项目上争取119枚金牌。

由此，中国备战奥运的资金投入也不断翻番。1988年汉城奥运投入每年10亿元，四年共40亿元；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每年30亿元，四年120亿元；2000年悉尼奥运每年50亿元，四年200亿元；雅典奥运会资金投入也超过200亿元，以30块金牌计算，平均每块金牌的投资7亿元人民币。如此奢侈的金牌，无人统计过是不是世界之最，但作为对比，体育大国俄罗斯备战雅典奥运的投入，每年只有33亿卢布，相当于4亿人民币。中国比俄罗斯整整高出50倍。

中国将于2008年举办奥运会，据称预算高达350亿美元，肯定是奥运史上破纪录的投资。2000年悉尼奥运，澳洲政府仅投入3.2亿美元；今年的雅典奥运，希腊政府投入70亿美元，其中还包括欧盟给的补贴，但希腊百姓仍然抱怨政府花钱太多。

中国的“奢侈金牌奥运”，不仅在第三世界绝无仅有，即便与发达国家相比，也堪称“豪华体育”。然而，亿万普通国人根本享受不到这样奢侈的国家体育。因为，体育在中国是用高墙封起来的国家化贵族化的特权，而基本上与提升百姓身体健康无关。体育腐败的愈演愈烈和90％金牌运动员的一夜暴富，也使体育资源分配上的两级分化日益拉大。仅就国人人均占有体育资源的两极分化而论，国家对奥运的巨额投入超过当今世界上的任何国家，而目前中国的人均占有体育用地仅为0.006平方米，而且，数量超过60万个的各类体育场馆，67%归教育部门所有，25%归体委等系统所有，真正的公共体育场馆不足7%.城镇百姓大都只能在公园里和马路边锻炼身体，广大农民几乎就与公共体育设施无缘。

在依然贫困和两极分化日益拉大的中国，中共政权之所以巨额投入奥运金牌，显然是源于金牌政治的需要。“金牌崇拜”的背后是官方的政绩需要，也是煽动狂热的民族主义需要。

（二）金牌政治的龌龊

中共之所以巨额投入奥运金牌乃源于金牌政治的需要，1949年后的中国体育史，就是体育变成独裁政治工具的历史。无论是毛泽东时代还是改革开放以来，体育与狂热的民族主义结盟，从来都是中共政权实施统治的工具，而非国家文明水平的展示。体育被用于洗刷“东亚病夫”耻辱和重振“天朝大国”霸权的民族主义目的。

在毛泽东时代，体育的政治化象征是所谓的“乒乓外交”，60年代靠小小银球来扬国威、壮民气，70年代靠中美乒乓球友谊赛来恢复中美外交。在邓小平统治的80年代，靠中国女排的五连冠来“振兴中华”，主攻手郎平被国人誉为可以砸烂世界上任何对手的“铁榔头”，以擅于拦网著称的周晓兰被国人誉为能够抵御任何对手攻击的“网上长城。”北京大学学生走上街头，率先喊出“学习女排，振兴中华”的口号，“女排精神”立刻变成官方爱国主义意识形态向全国推广，成为各行各业学习的典范。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不但实现了金牌的零突破，且获得15枚金牌，位列第四，国人的民族主义狂热遽然高涨，兴奋地高呼：“许海峰捅破了一层叫做‘东亚病夫’的纸，……一个积弱百年的大国，经历生死涅槃之后，这个东方巨人在1984年的洛杉矶宣布克自己的醒来。” 当时还有国人高呼：“中国准星瞄准世界超强！”

奥运及其金牌在中国就变成了政治民族主义，以金牌为核心的爱国主义宣传，金牌的多寡象征着国力的强弱和民族精神的优劣。

历史如此，现实亦如此。

前不久结束的足球亚锦赛，再次凸现了政治民族主义对中国体育和民族精神的双重伤害。中共默许下的民族情绪不断强化，先是亚足联主席维拉潘批评开幕式上中国观众的不文明，引发中国球迷的强烈反弹，致使维拉潘不得不出面道歉；接着是在重庆赛区演出民族主义丑剧，引来日本政府的不满；再接着是中国队队员和亿万球迷的仇日狂热，把中日决赛引向了政治民族主义的歧途。在中日决赛前的公开采访中，中国国家队守门员毫不顾及地使用“小日本”的污蔑性言词，刺激着中国球迷本来已经狂热的仇日情绪，致使赛前气氛陷于剑拔弩张的紧张。所以，等到中日对决之时，官方出动大批警力以防骚乱，近五万名武警和公安戒备着七万个座位的北京工人体育场，远远超出任何国家在此类赛事中的警戒水准。然而，即便如此，中国队的失利仍然导致上万狂热球迷的骚乱，对日本球员大泼暴力语言，焚烧日本国旗，围堵日本球员所乘大巴，打碎日本使馆小轿车的后车窗……足球赛最后演变为政治化的外交风波。北京市公安局还不得不致电日本驻中国大使馆表示道歉，中国驻日本大使武大伟也向日本外相川口顺子表示“遗憾”。以至于，国际社会不断出现对中国举办奥运的前景表示质疑。政治民族主义这柄越来越寒光四溅的双刃剑，在不断对外闪亮的同时，也越来越回刺向中共自身。

如果中国的独裁体制不发生实质性变化，中国的民族主义不能逐步走向不卑不亢的民族自尊，不能以平等和宽容的心态面对世界，那么，那么，2008年的北京奥运不能不令人忧虑。政权借奥运提高声誉，权贵大发奥运横财（前不久公开的审计报告指出：国家体育总局将1.32亿奥运专项资金挪用于职工福利），病态民族主义被奥运泡沫鼓胀得愈加畸形，北京奥运就很可能变成政治民族主义奥运，既劳民伤财又扰民害民。

在高度政治化和奢侈化的奥运上，即便金牌数不断再创新高，但中国也只能止步于“金牌大国”，而不可能成为“文明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