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

比较起胡适和陈独秀以及其他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来，鲁迅是完全不同的人物。和陈独秀一样，鲁迅参加过辛亥革命；和胡适一样，鲁迅搞过专门的学术研究，但是他仍然迥然不同于他们。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只有他才是真正深刻的。他在发掘古典传统和现代心灵的惊人深度上，几乎前无古人，后少来者。

鲁迅尽管自１９１８年起在《新青年》发表了《狂人日记》等一系列小说、随感，猛烈地抨击着旧道德旧文学，但他所呐喊的所鼓吹的所反对的，如果从思想角度说，尽管深度远超众人，但在基本思想、主张上，却与当时他的朋友和战友们大体相同，并没有什么独特之处。……他的力扛九鼎叱咤千军的著名杂文，尽管在狠揭烂疮的思想深度和喜笑怒骂的文学风采上，始终是鹤立鸡群、无与伦比，但在思想实质和根本理论上，与当时瞿秋白、冯雪峰等人也基本相同，也并无特殊。

然而，鲁迅却始终是那样独特地闪烁着光辉，至今仍然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原因在哪里呢？除了他对旧中国和传统文化的鞭挞入里沁人心脾外，值得注意的是，鲁迅一贯具有的孤独和悲凉所展示的现代内涵和人生意义……胡适说过：“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个最孤立的人”，但自称“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的肤浅的胡适并不理解这句话。只有鲁迅，才真正身体力行地窥见了、探求了、呈现了这种强有力的孤独。

这当然与他早期接受尼采哲学作为人生观有观。贬视庸俗，抨击传统，勇猛入世，呼唤超人，不但是鲁迅一生不断揭露和痛斥国民性麻木的思想武器（从《示众》到《铲共大观》《太平歌诀》），而且也是他的孤独和悲凉的生活依据（从《孤独者》到《铸剑》到晚年的一些心境）。鲁迅那种背负因袭重担，肩住黑暗闸门所具有的极其深刻沉重的社会历史内容的孤独悲凉，已经有好些论著反复讲过了。本文觉得重要的是，这种孤独悲凉感由于与他对整个人生荒谬的形上感受中的孤独、悲凉纠缠溶合在一起，才更使它具有了那强有力的深刻度和生命力的。鲁迅也因此而成为中国近现代真正最先获有现代意识的思想家和文学家。

之二

鲁迅对世界的荒谬、怪诞、阴冷感，对死和生的强烈感受是那样的锐敏和深刻，不仅使鲁迅在创作和欣赏的文艺特色和审美兴味（例如对绘画）上，有着明显的现代特征，既不同于郭沫若那种肤浅叫喊自我扩张的浪漫主义，也不同于茅盾那种刻意描绘却同样肤浅的写实主义，而且也使鲁迅终其一生的孤独和悲凉具有形而上学的哲理意味。

鲁迅虽悲观却仍愤激，虽无所希冀却仍奋立前行。但正因为有这种深刻的形上人生感受，使鲁迅的爱爱憎憎，使鲁迅的现实战斗便具有格外的深沉力量。鲁迅的悲观主义比陈独秀、胡适的乐观主义更有韧性的生命强力。

事实上，这里有两种不同的因素或方面的融合，构成了鲁迅特有的孤独和悲怆（悲凉）。一个方面是形上的人生意义的感受和寻求，鲁迅认真钻研过佛经，鲁迅从尼采到安特也夫的现代西方文艺中感受到现代意识，可能还包括日本文学所表达的人生悲哀无托的影响，都使鲁迅的孤独与悲凉具有某种超越的哲理风味。另方面，由于日益卷入实际的战斗历程，与旧文化战，与旧势力战，与章士钊、杨荫榆、陈西滢战，与创造社、太阳社、新月派战，与“革命阵营里的蛀虫”战，与“四条汉子”战……，他所感受、承担和认识的现实的黑暗、苦难的深重、战斗的艰难、前景的渺茫、道路的漫长、人民大众的不觉醒、恶势力的虚伪凶残以及他屡次被革命者和一些青年所误解、反对和攻击，受着来自同一阵营的冷枪暗箭……，都使他感到孤独和悲怆。这是一种具有非常具体的社会历史内容的孤独与悲怆。

然而，正是这两者结合交融才构成了鲁迅的个性特色。因为有后一方面，鲁迅才不会走向纯粹个人主义的超人幻想，才不是那种纯粹个人的失落感、荒谬感、无聊厌倦和脱离现实。因为有前一方面，鲁迅才没有陷入肤浅的“人道主义”、“集体主义”以及科学主义、理性主义中，而忘却对个体“此在”的深沉把握。鲁迅后期的政治色彩异常确定鲜明，几乎压倒其他一切，但他却并没有完全政治化。鲁迅是伟大的启蒙者，他不停地向各种封建主义作韧性的长期的尖锐斗争；但同时却又超越了启蒙，他有着对人生意义的超越寻求。他早年所说“向上之民，欲离是有限相对之现世，以超无限绝对之至上”的精神、观念并未完全消失，尽管他不再认为“迷信可存”，宗教当兴。鲁迅是启蒙者又超越了启蒙，这就使他的启蒙比陈、胡具有更深沉的力量、激情和智慧。

之三

但鲁迅即使在激烈的战斗中也仍时时抚摸着生和死，惊心目睹着生命的逝去和灭亡的总将来临。鲁迅不象周作人，用麻醉和麻木来抵挡和掩盖深刻的悲观，用苦茶和隐士的自我解嘲来解脱人生。鲁迅恰恰相反，以愈战愈强的勇士情怀来纪念着这生和死，赞颂着这生和死。

正因为“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正因为死亡之后会希望有“坟”，即使不久它也将被踏平；也正因为“问题是从此到那的道路”；所以，生命和死亡于鲁迅便不完全同于现代派。鲁迅把温暖和爱恋仍然留给了人间，即使写于“颓唐”中的＜野草＞诸篇，仍然洒泻着生命的力量。《希望》、《死火》、《墓碣铭》、《过客》、《影的告别》，在惨痛和死灭中仍有奋起；而《秋夜》、《风筝》、《雪》、《腊叶》、《淡淡的血痕中》，在冷峻中便更藏着极大的和暖、情爱和温柔。鲁迅在这里显然不同于卡夫卡，沙特以及陀斯妥也夫斯基，他更温暖，他的人情味更强。他不是那永远折磨着人的残酷的上帝。鲁迅把他的情感化为本体，放在他的创作中，留给了人间。

也许，这是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惟其义尽，所以仁至”的传统？也许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民族魂”？它毕竟不同于加缪的西西福斯的无谓劳动。但鲁迅已经把传统精神置放在现代意识的洗礼下深化了，升华了，具有了超越的形上光彩。

所以，鲁迅的孤独和悲凉才有这强大的力量。

把体验着生和死、背负着一切苦难和黑暗、面对着历史的废墟和荒坟的情感心理，化为形上本体，它将哺育着人间。他也就是人的主体性，他也就是那“使造物者也羞惭”的人间的猛士。

这就是现代人的“参天地，赞化育”。这是一种尼采和中国传统精神的奇异的融合。这是人的主体性的超人式的昂扬，这也就是艺术所呈现的巨大的心理本体。

鲁迅思想和文学的潜在力量就在这里。

鲁迅与陈、胡迥然不同。鲁迅是深沉锐敏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他的思想充满了爱憎强烈的情感色彩和活生生的现实气息，他的情感充满了思想的力量和哲理的深意。他的作品比起陈、胡来，显然具有远为强大长久的生命力。陈、胡的思想和作品（包括思想的、政治的、文艺的和学术的），在今天已基本过时而不需重读了，但鲁迅却至今仍可以激动着人们。“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着”，鲁迅的孤独、悲凉的人生境界也是超越和伟大的。

中国高速之痛

中国不仅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而且还在继续加速。势不可挡的中国经济，第二季度年增长率达11.3%，这是自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远超出官方普遍预期。上半年中国经济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0.9％，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9个百分点，比今年一季度加快0.6个百分点。这是18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郑京平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数据。而在2005、2004、2003过去三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0.0％、10.1％和9.9％。

显然，中国实施的各种紧缩措施依然收效甚微。中国各地、特别是省市资金投入依然廉价、充足，并得到庞大贸易顺差的支撑，因此大量投资支出继续快速增长——当然并非所有支出都是有成效的。2006年6月份,中国城市固定资产投资的年增长率达到33.7%，其中房地产、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月度投资增长尤为强劲。

高速埋下世纪隐患

之后的2007年，中国政府面临着两种可能：要么加大加快收紧货币的力度，要么再次迎接经济过热的风险。中国主导型“权力经济”依然发挥顶天立地的支柱作用，而且缺乏市场的共识，缺少温和、采取比较明智的做法，而是倾向于采取一些“不到位”的政制“权力”措施，2005年7月将人民币一次性升值2%，到2006年4月升息区区27个基点。到7月17日公布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为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提供了更多理由，但实际的紧缩步伐，很可能继续难以用市场来控制，因为中国政府上下都一直坚定的认为：“要保持适当的速度”。人民币升值，自2005年7月第一次升值到2007年1月中旬，大约总体升值为6%，若按美国政府或国会有关数据指标人民币升值为20%或40%，那么则需要10数年或25年更长以上的时间。

经济过热，已经在中国演绎了近30个年头，但最热的却是在最近的2003年至2004年及2006年度，其间有所起伏、甚至被“软着陆”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可缓解了绝大多数人们的忧虑。中国某些数据更富“戏剧性”，此外中国地方的统计数据出名地不可靠，也许至今仍不能反映真实的情况。但是，随着信贷规模的继续扩大，资产价格正在明显飙升，2006年末、大幅上扬的股市就是例证。尽管公司利润率出现下滑，但今年中国股市已经上涨45%。根数据显示，由于投入成本上涨，按2006年率计，中国A股上市公司净利润总额第一季度下滑了13.5%。中国资本股票市场依然是稀泥一摊——糊不上墙。但政府投资却再创历史之最，如经济相对薄弱的安徽省，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418.8亿元，同比增长48.9%，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20个百分点，增幅居全国第二位，并连续21个月实现了30%以上的投资增幅。内蒙古自治区、山东省，经济速度依然是中国各省市的领头羊，这不过是中国经济“大跃进”的冰山一角。地方政府投资热，随着2007年中国地方党政换届的到位，“高速”中国经济正一浪高过一浪的难以阻挡、难有穷期。

人民币与“民富国强”

2006年10月末，中国当局公布了外汇储备超过10000万亿美元的数据。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人士披露：2005年中国外汇储备同期增速34%（见中国新华网2007年1月7日电《新闻分析：中国“藏汇于民”坎坷上路》一文、作者李文川），而2006全年度又有新的、更大的增长。按此速度计算，中国外汇储备每各三年就可翻一倍多。

按此高速继续走下去，到2010年前中国外汇储备将突破20000亿；到2025年中国外汇储备将达到80000亿美元。届时，中国总体外汇储备将超过12万亿美元（其中包括欧元、日元、卢布等10数种主要大国货币）。未来中国若真正要取得与国际社会同步的“民富国强”之路，那就必须“工资”与“物价”同期涨起来（中国58年以来起商品物价水平与“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一直处于明显偏低位置。但有一个大前题：遵循这一“民富国强”的必然规则，“物价”涨幅必须小于“工资”幅度），真是这样，那中国社会及社会体制将还有很长远与国际社会同步之路要走。

2006年，“美国政府每一年收入与债务之间有高达60万亿美元的巨大差距”（见2006年7月23日，美国主流媒体《纽约时报》《美国政府面临‘破产’危机》一文）。2006年底，中国外汇储备超过日本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债务国；中国外汇增持美元继续以每个月200多亿美元的水平在增长；中国货币“中元”走向
国际，依然找不到与美元平衡、共生的出路，甚至根本无法取得升值与自由兑换的实质性进展，缓解中国“中元”双顺差在继续无法阻挡的堆积、扩大、增长……

有著名学者建议：中国商品走向世界已经是不争的实施，但用交易国家的货币进行“结算、交割”，这可能是“把鸡蛋放在很多篮子里”、解决中国过分依赖美元最行之有效的国策，也是保证让中国外汇储备继续增加、取得国际能源突破的更有效国略。

货币国策的新猜想

美国正无声无息的实施着长中期的“战略性贬值”美元方略，中国外汇储备美元在超过10000亿美元之后、继续每个月以200亿左右在堆积如山，这就为中国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造成越来越大的逆向困难,特别为中国中元爬上历史一个接着又一个、永无止尽的逼上新高峰的、又一个新高峰……美国国策美元未来的“战略性贬值”与中国经济近30年高速发展及未来对接国际货币及国际市场，都是直接相向、各奔另一端，那么中国含辛茹苦、几十年堆积起的美元外汇储备则必然会大举缩水，刚刚外汇储备超10000亿美元的中国，正在给美国政府每一年提供上1000亿美元的滚滚嗟来财富……2006年7月23日，美国主流媒体《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政府面临“破产”危机》，世界第一强国尚存“危机”，那何尝又不是中国的更大“危机”……

2007年伊始，中国邻里大国俄罗斯采取了“先提工资收入，再整体提高物价”水平的强国举错，保持了“收入增加大于物价增长”的必然趋势，也是与国际“富民强国”接轨最有效、可行的路途。这是一个国家增加国力最可行、重要举措国策，但不适用中国现时国情。因为，在今日中国拿“工资”的国民人数比率太有限（据估计，中国全部拿 “工资”国民总数，占全国劳动力总数人口的25%不到），增加“工资”不足以影响中国整体国民的收入水平，可能造成没有“工资”收入、9亿农民的生活基本质量大幅下降。但是，“提高工资水平，提高商品价格”是所有要走向富裕国家、工业化国家的必由之路（但这一策略的基准大前提是：提高物价水平，不能超越提高工资水平,工资水平要大于商品水平至少1/3以上）。一个商品与物资低廉的国家，永远无法进入富裕的国际大家庭，更不可能成为一个富裕强大的国家。

金融环境与高速难测

随着2006年新“中行”“工行”已经分别在香港和上海挂牌上市，无疑又培育出了中国、乃至全球性的企业、金融巨无霸的“航空母舰”、成为今日天下无双的“独家寡头”（“独家寡头”的出现是非常可怕的。接下来，中国市场必须尽快培育出能与“独家寡头”并行、可以制衡的金融双恐龙来才行），否则“独家金融寡头”天意昭昭，谁知道、能干出什么莫须有的惊天动地的大事来？原“中行”辖下的刘金宝率领的“中银国际”（在香港上市的中国企业，不照样演绎出世界金融界绝无仅有的天方夜谭——“中银国际”法人代表刘金宝案，随着上海陈良宇案的继续深入，其漏洞依然在无可估量的成10亿、20亿、30亿……继续增加），在素有被称之有当然法律管制、独立运行、具有有效资本市场监管与制衡的香港，不照样把“中国金融”的天捅了一个天洞大窟窿？

未来中国经济高速的能源需求，将年复一年、一年更甚一年的再创谁都无法想象的新高峰。中国去国际市场竞争主要、大多数能源（如石油、气、铁矿石、黄金、钻石等工业能源和一些重要的财富资源等等），“中国制造”更普及的进入国际市场，成为中国经济不可缺失的重要途径。

 

香港《开放杂志》，原名《解放月报》，创刊於一九八七年，於今已经二十岁了。庆倖的是，屈指一算，我与《开放》的缘分，也有十九年了。原因无他，价值观相通而已。

我看重这本政论杂志坚守言论自由和独立办刊的执着，即便在一九九七年后香港的言论环境大不如前的情况下，也在政论杂志的生存空间日益局促的困境中，《开放》仍然不改初衷，坚持自己的初衷。

作为大陆的独立知识人，也作为这本政论杂志的老作者和老读者，我受惠於这本政论杂志颇丰；我相信，大陆的许多独立知识人的感受，也会像我一样。所以，时逢她的二十岁生日。自然要为之写点甚么。

我在这本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批判毛泽东的，题目叫《混世魔王毛泽东》，发在一九八八年十月号上。从此，我与这本政论杂志便结下了文字缘。期间，除了三次失去自由期间我没有为《开放》写稿之外，其他的时间一直没有停止过为她供稿。六四后，我进了秦城监狱，《开放》不仅为我呼籲，而且还转发了我的多篇文章。

等我从秦城监狱出来，再次执笔为她供稿时，《解放月报》更名为《开放杂志》，我的名字也被添列为“特约撰稿人”。特别是我学会电脑后，几乎每个月都要在《开放》上发文。我发表在《开放》上的文章，还先后两次获得由香港记者协会、香港外国记者会和国际特赦香港分会联合颁发的“人权新闻奖”，一次是“优异奖”，一次是“大奖”。

外界更多地知道我和《开放》的渊源，大概源於那篇名为《文坛“黑马”刘晓波》的访谈录，发表在该刊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号上。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我结束了挪威奥斯陆大学三个月的访学，前往美国夏威夷大学，我特意坐了途径香港的航班。第一次踏上殖民统治造就的自由港，感觉真好！我接受金钟先生的採访，感觉更好！

採访中，金钟先生的提问很直率，我的回答可谓放言无羁，说出了一段犯众怒的话。

金钟问：“那甚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呢？”

我回答：“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

尽管，六四后，这句“三百年殖民化”的即兴回答，变成了中共对我进行政治迫害的典型证据；时至今日，这句话仍然不时地被爱国愤青提起，以此来批判我的“卖国主义”。然而，我不会用接受採访时的不假思索来为自己犯众怒的言论作辩解，特别是在民族主义佔据话语制高点的今日中国，我更不想收回这句话。

这句话，不过是我至今无改的信念的极端表达而已，即，中国的现代化需要经过长期的西化过程方能实现。因此，官方的批判也罢，爱国愤青的口水也好，每每想起，我都怀着感激，让我有机会即兴发挥。

今天，历史的进步结束了殖民时代，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的进步，大都於和平交往中的西化高度相关。今日中国的现实证明，凡是可以公开西化的领域，无疑是进步最快的领域。比如，进步最快的经济也是西化最为明显的领域。如果没有官民对源於西方的市场经济、私有制权和自由贸易的逐步接受，中国经济决不会有如此巨大的进步，民众的私人财富也决不会达到今天的水平。而中共对民主宪政等政治西化的顽固拒绝，恰恰是弊端产生的跛足改革的主要根源，也让政治改革停滞不前，让中国政治仍然处在僵化而野蛮的独裁阶段，也让世界看到的是一个政经分裂的中国形象。

如果有一天，大陆中国人也可以像香港同胞一样，有免於恐惧的尊严，有免於禁言的自由，也就是过上一种真正的开放生活，《开放》杂志在香港的使命也许就结束了。

如果真有这一天，我希望，《开放》能够进入大陆，依然保持其独立办刊、关怀社会、时政敏感和精益求精，我也依然愿意继续作她的作者和读者。

二○○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金钟按】谢谢晓波。他让我回忆起一九八八年对他的那次访问。那时，晓波“文坛黑马”之名盛传。访问中，他锋芒毕露，雄辩滔滔。最后“中国需要三百年殖民地”一语，脱口而出。虽然出格，我却完全理解和尊重他的表达。我在香港做了记者二十多年，访问做了几百个吧。基本上都是录音而亲自整理成文，没有一个被访者提过异议。犹记得一九八六年访问港大学者薛凤璇那次，他针对港反核潮，提出一些很好的意见，但局势很僵。我问他如果市民不接受你的意见怎么办？他脱口而出：就让他们跳海去吧！访问发表后，他因这句话遭到传媒和市民的激烈围攻，而且任人大代表事也搁置了。可是他事后致信给我，说访问写得很好。无悔。

今天，晓波事过十八年，也是一样的无悔。我感谢他们对新闻工作专业的尊重，也深感他们是有理智、敢於负责的人。晓波为了这句“三百年殖民地”的话，吃了苦，受了罪，我同情他的遭遇。他被捕，我们为他做了特别报导。当然，我不认为他说错了，或我报导错了，因为言论自由本身是没有价值判断的，没有是非限定的。

首发开放杂志

 

路透社的消息说，曾庆红向胡锦涛要国家主席。这个消息我信。换我是曾庆红，我也会这么要。为什么？他老曾家，自始祖曾子算起，两千五百年，一百多代，无人登此高位，人生不重来，再有一步就到顶峰，当然不能让它缺这一筐土。曾国藩也比不上曾庆红的高位。

所以胡锦涛应该首先对曾此举表示理解。关键是理解以后怎么办？给还是不给？如果我是胡锦涛，我的做法是：No！不给。

不给怎么不给？总得有个说辞。说辞是：“在我胡锦涛手中，决不会再像过去那样把国家高位私相授予。要给，也给人民，还给人民，让全体中国人民大选自己的国家元首。”

这说辞怎么样？响当当的吧？足以把曾庆红震个趔趄。

说辞不能说说就完了，得当真。如果说说就完了，不当真，威胁和灾祸只会加增，不会减少。古人说，口惠而实不至，怨害及其身。

当真怎么当？如果我是胡锦涛，我会这么当：

第一，放弃党主席，暂且抓牢国主席和军主席。为什么要放弃党主席？因为党主席实际上是一个很烂的角色，连出国都不好出。除了在眼下的中国还算点事儿，出国就是臭大粪。国家主席不能让出，因为他是一国的正经主儿。将来历史学家写本纪，也只写国家主席本纪，不可能写党主席本纪。

第二，党主席怎么放弃？开放党内民主，大选。大选要做些限制，比如五十岁，不染发。凡染发者，有装嫩泡妞包二奶养情妇欺骗人民之嫌。如比以来，老曾连党主席也甭想。

第三，那国主席和军主席之位最后呢？军主席之位我不懂，不装懂。国主席之位，最后，即在自己（胡锦涛）任满以前，把国主席也还给人民，让全民大选。

这样做的好处是：

第一，避免了与老曾进一步对决加剧。于双方，于国家，于人民，都好。如果对决加剧，我担心两位至少有一位，或者两位双双，将死无葬身之地。国家动荡，人民也受苦。

第二，如此，则中国真正的国父将不再是孙中山，而是胡锦涛，中国的华盛顿。

第三，曾庆红为老曾家在最后冲刺，胡锦涛也必为老胡家最后冲刺。胡锦涛若如此冲刺，等于掐了今后中国全部历史的尖儿，莫说这辈子曾庆红再也冲不过你，就是今后万世任谁也冲不过你了。老胡家必将成为中国历史上永远显赫的神圣家族。

王文怡当初在白宫朝胡锦涛喊话时，我曾写文章说：这是缘分，一棵树不会挨两次雷劈，王文怡这辈子也就朝你喊这一次话了，别恨她。

今天我还拿这句话鼓励锦涛大叔：老胡家再出一个你这样的，比一棵树挨两次雷劈概率还小，因而别忘了你该为老胡家万世的荣耀做什么。那种为儿女们谋大笔生意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我看来，其智商比狗还低级一个白垩纪。

2007-1-12科隆

──《观察》首发

大权在握的总统从来没有这么孤单寂寞过 —— 布什伊战新战略毫无新意 廖天琪

在伊拉克战争进行四年、美军阵亡三千多人，执政的共和党中期选举大败，伊拉克人死伤数万，甚至数十万（确切数字有极大争议），萨达姆被处死，伊国的民主化并未实现，教派和恐怖暴力活动不减反增等等情况下，布什总统面对了一个中东局势的历史转折点。总统于1月10日晚间发表电视讲话，宣布他对伊拉克的新战略。然而这个讲话却是令人失望的，其中不仅没有新的思维，连对以往所犯下的错误的检讨也没有切中要害。可以说，在历史关键时刻，布什总统交了白卷。 数周前，由前外长贝克和前议员李汉密尔顿研制出来的解决伊拉克问题方案，其中提出的中心思想是：撤军和让伊拉克邻国伊朗和叙利亚也参与和谈协商；布什的爱将——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下台前，所留下的锦囊妙计中，也建议撤军，他相信这样可以给马利基政府较大的压力，促使其自己挑起本国的社会安全的担子。但是布什总统一概不听，他违背专家和民意，一意孤行要增兵，宣布将立即向伊增派二万一千多士兵，并且威胁伊朗和叙利亚两个邻国。 布什总统坦率表示，以往的伊拉克政策有错误，他愿意承担责任。（到底他个人能承担如何的责任，他根本没提！）他指出错误有两方面，一：美国和伊拉克军队人数不够，不足以保障社区的安全。二，对军队限制太多，束手束脚。因此以前肃清了某个地区的动乱之后，军队一撤离，恐怖捣乱分子又重新盘踞进来。另外受到地区的教派族裔的政治和宗教干预，美伊军队无法进入特定的地区执行任务。从他上面的所谓总结经验、检讨错误来看，布什总统没有真正抓住问题的核心，因此他也无从指出理性平实的一条通往和平的可行之道。 笔者认为布什总统在伊拉克问题的认识上，有两个误区：首先，他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个曾经被美国扶持的暴君萨达姆，统治和奴役了四分之一世纪本国的人民。现在美国发动战争，暴君虽然铲除，却摧毁了人们的家园，他们并不会因此对美国感恩，相反地，萨达姆乡里的逊尼人还把他视为民族英雄；每天依然生活在骚乱和暴力之中，人们不会觉得自由选举的珍贵。其次，低估了宗教族裔裂隙和仇恨的杀伤力。伊拉克有两千多年的古老文明，宗教、传统、习俗和民情都极复杂，硬碰硬的军事行动，根本无法解决问题。伊拉克是个泥潭，进去容易出来难。正如资深记者Bob Woodword所说：你走进去，这家店就是你的了。是的，美国现在有的，不只是这栈店丰富的石油的支配权，它捎带上的也是那每天吞噬美国军人性命的暴力和仇恨。 美国在在长达四年的伊战中，犯的最大错误是“拉一派（什叶派），打一派（逊尼派）”。占人口比例60%的什叶族以前受到占35% 的萨达姆所属的逊尼族的欺负。美军进来之后，没有进行二者之间的旋斡调解，反而为了追捕窝藏的萨达姆势力，而对逊尼打压，扶持什叶派，仇恨和暴力的恶性循环加速加深。另外一个严重的错误是，没有好好训练共同的军队，却迅速建立了表面维持秩序的民兵，这也造成了今后伊军依然有点扶不起的阿斗之架势，不能承担大任。还有曾被萨达姆虐杀的库尔登族，他们在边区，占20%左右，分散于上面两个族裔和周边的国家之中。中东的诸多国家，从宗教和种族以及文化传统来说，真是纵横交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跟隔邻的伊朗、叙利亚、土耳其和沙地阿拉伯从血缘文化上共同构成伊斯兰文化的大家庭。 许多人认识到，美国要解决伊拉克的问题应当走的大方向是：柔性、多元、国际化，即以对话代替对抗，换句话说，应当逐步撤军，让伊拉克人自己担负维和的责任；投入的经费资源除了用在当急的基建之外，应当投入教育和文化领域，促进社会各阶层的交流沟通；让国际社会和民间组织介入参与，稀释伊斯兰文化中极端保守的基本教义派的色彩。布什总统原来采用“牛康派”——新保守主义的强硬路线，现在他的所谓新策略依然一脉相承地死硬到底，想用军事行为来解决问题，并取得成功胜利。其实“胜利”的定义是什么？美国难道需要打败这样一个沙漠国家，来证明自己是超级大国吗？要歼灭恐怖分子么？他们分散在世界各个角落，很多都在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和美国盟友的沙地阿拉伯等国家，如何能一网打尽？要铲除暴君萨达姆，这个目的达到了，这只落网三年的死老虎，临了吊死枪毙也都算不了美国的辉煌胜利。 美国伊战的胜利应当是让美军和伊军的伤亡降到最低，并且在引导伊拉克步入民主的和谐社会后，身全而退地撤兵。说实在的，要维持六百万人口的巴格达市的和平治安，再派出二十万军队也许才能略见成效。现在在原有的13万美军之上，把这二万人加上去，只能是平添阵亡官兵的数字。美国打仗以来已经花费了四千亿美元，现在还要再拨款数亿，那些油田都成金矿了也补不回来，何况油田、油管需要大量驻军来守护，不然会落入恐怖分子手里。单单守着这些黑金，也就够折腾了。 不出所料，布什的讲话一公布，立即遭到民主党的强烈反对，连自己的共和党阵营也都沸腾起来。参议员Hagel说，伊拉克战争是越战以来，美国面临的最危险的危机。作为世界第一大国的总统，布什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在法律上似乎没有什么可约束他的，但是美国这个民主国家，还有国会可以发挥制约作用、有媒体的舆论监督和来自民间的庞大信任危机所造成的压力。大权在握的布什总统可能从来没有这么孤单寂寞过。我不知道什么是比一位民选的总统被他的失望的选民遗弃时更为悲凉了。 ──《观察》首发

 

岁末年初，中共当局发布《2006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透露：今年，即2007年，国防预算高达2838.29亿元，比去年又跳涨了14.68%。涨幅巨大。而外界从来都认为，中共实际军费开销，比它公布的数字，还要高出几倍。结合到人民币汇率一直被北京方面人为拉低，如果以人民币的真实价值估计，中共军费开销，极为惊人。

中国军费再度大幅增长，将肯定引发新一轮的世界不安。因为，从1990到2005年，中国军费每年都以两位数的幅度，快速增长，年平均增幅达15.36%。

从台湾的角度来看，中共狂支军费，就是针对台湾。在中共的“白皮书”中，也有这方面的论述。然而，近两年台湾岛内情势演变，蓝绿内斗，互相牵扯，“台独”声势有所减弱。加之，在台湾内部，有像李敖那样的亲共政客作祟，台湾连“军购案”都无法通过。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军费开销并没有随着台海局势的缓和而减少，反而再度狂涨，如果说是为了对付“台独”，理由已经显得勉强。

从美国、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角度看，中共再涨军费，是为了实现其地区乃至全球霸权野心。然而，中国军费开销，已经名列世界第三或者第二，“中国威胁论”（应为“中共威胁论”）在国际上不绝于耳，中共再度大涨军费，岂不是自招是非？

中共自己的解释是：“增加军费，主要用于改善军人工资待遇和部队生活条件，加大武器装备和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支持军事人才建设，平抑物价上涨因素，增加非传统安全领域国际合作的费用。”

中共的这段话，有两个要点：提高军人待遇，添购军事装备。的确，中共对外、主要从俄罗斯大量采购军备，从未间断，至今没有停止的迹象。与此同时，不断提高军人待遇，频繁为官兵加薪，幅度动辄高达50%，为中国社会各阶层所仅见。

几度“改善”后，部队官兵的生活水准，已经达到“奢侈”的程度。北海舰队甚至报告：由于官兵“吃得太好”，体重超重者，从3.7%骤增至34.6%，为此“严重影响了战斗力”。加上军官普遍堕落，骄奢淫逸，人们有理由怀疑：中共的“北海舰队”，是不是已经变成满清的“北洋水师”？表面上“船坚炮利”，内部却腐败透顶，可能在另一场“甲午海战”中，全军覆没？

不管是江泽民还是胡锦涛，都与军队没有渊源，不约而同地，他们都以“提高工资”和“改善条件”为诱饵，讨好部队官兵，进而控制军队，把为己用。江、胡等人深知，中共内部，虽说是“党指挥枪”，实际是“枪指挥党”，谁掌握了军队，谁就掌握了实权。

在这方面，毛泽东是始作俑者。而毛死后，华国锋、叶剑英等人，也是利用手中的军权，推翻了以毛夫人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到了1989年，半退休的邓小平，更是利用残存于他手中的军权，血洗了请愿学生，软禁了党的总书记赵紫阳。

如今的胡锦涛等人，再度狂涨军费，与其说是为了对付外部，不是说是为了对付内部：为了在高层权力斗争中取胜，他们需要进一步拉拢军队；为了弹压一浪高过一浪的民众抗争（几乎每月都发生，规模动辄高达万人），他们需要仰仗军人。

因此，对中国军费再度跳涨的合理解释，只能是：它反映了中共领导人的极度不安全感。

首发自由亚洲电台

 

周二，是个晴朗的天，我在杭州市中心的博库书城三楼埋头找书，意外看到同样埋头找书的傅国涌老兄，只是他在抬头的同时，我也在抬头，于是打招呼闲聊了一阵。

国涌老兄曾经当过中学老师，想起前不久他编的《过去的中学》一书，摆在博库、枫林晚、晓风几家书店的招眼处，很为他的勤奋耕耘，当园丁一丝不苟，而感到自豪，也备受鼓舞。前几天，我熟悉的杭州高中语文老师郭初阳添了件喜事，成稿已久的《言说抵抗沉默》终于由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了，我们十多位朋友在枫林晚书店二楼的咖啡空间畅所欲言，不仅仅是为指点这本新书，同样也是为了一种实现”演说抵抗沉默”的自由，傅老师从郭老师的书中看到了”语文的价值”，又看到了中学语文教育的希望，而我觉得语文课堂上要更多体现”为真理得自由而服务”的精神。

语文课堂教育的空间，其实就在老师启发式教育而由学生自由表达的空间，郭老师在书中谈的是”个性差异、直觉在先、文本细读”这三点，正是语文课堂解读的基本原则，也是老师和学生展示多元思维、表达自由的准则。傅老师很热情地称赞了这本应该在当今中学语文教育界具有创新意义的《言说抵抗沉默》，值得在全国中学推广，甚至语文教师人手一本。

在书店里闲谈，漫无目的，别有情趣，一会扯到最近一份文化局的文件谈到某本禁书，一会又谈到无处不在的警察。突然我想起来了，此前一天我约请一位《圣经》研究学者前往本地一所中学谈一个小时的话题，内容即”《圣经》是怎样一本书，基督教又有哪些精神”.没想到当天我来自上海的朋友魏梅小姐也在杭州，很凑巧。我们在西湖边的湖畔居喝茶吃饭，与她谈了不短时间的基督教话题，旁边还有一些朋友似乎也在倾听这样有趣的话题，一边喝茶，一边看西湖，看起来非常和谐。

西湖之上，轻舟漂移，阳光灿烂，这在上海简直不可想象，只有杭州才难得有那么好的有山有水的景致。眼看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匆匆把她送到西湖边附近的凯悦宾馆，赶紧到不太远的那所中学去。再次没想到，原本元旦前就已约好的为高中同学讲《圣经》的课程突然取消了，约请我们的老师也已经及时把最新情况通过手机短信告诉了我，只是我当天手机短信堵塞，没有看到新信息，等赶到学校的时候方才明白，原来是有警察来过了，他们要求校长取消了这次讲课。本来，那学校老师并不仅仅想约请《圣经》专家来讲基督教，还打算约请有关专家讲佛教，讲道教什么的，只是选择在第一堂课讲《圣经》是怎么一本书，却没有意料到校长怕警察，不问什么原因，就匆忙关上了这扇本应传播文明之光的大门。

今天的校长怕警察，使我想起昨天北大的著名校长蔡元培来，蔡校长却不怕警察，而是怕学生，学生有爱国热情，要游行示威，他虽然阻挡不住，但他会保护，他最怕学生被警察打，因为他是校长，有保护学生的责任和义务——尽管学生不理解，尽管他还挨过学生的打。可今天的校长，为什么要怕警察呢？警察又不会冒着摘掉警徽的风险而去打人，真想不通？

校长怕警察，我是已经经历一次了，不奇怪了。记得去年8月份，杭州的中小学临开学前，我去帮助两个户口在外地的孩子报名上学，按照杭州市长孙忠焕在本市”两会”期间的承诺，外地孩子都可以在本地接受义务教育，可这两个孩子由于其父母都在这里打工，为了接送孩子方便，就到附近的江干区南肖埠小学报名。刚开始，那学校的老师很是喜欢其中一个聪明可爱的男孩，就让他的父母填表，可另外一个是女孩就没有那么容易了，老师怀疑她父母的暂住证有问题，态度不好，有刁难之嫌。当时我知道其中有个老师就是校长本人，就提示说”老师您别难为人家”，没想到那老师不依不饶，我在场也觉得很生气，为什么本市市长承诺的事情到了下面就那么艰难呢？于是我打一个电话就把杭州的”110″警察叫来了，这里我表扬一句”110″，确实在很短时间内就赶来了，当天还是礼拜六。警察一来，学校老师似乎有点殷勤了，不过不是对我殷勤，而是对那两位警察，一男教师拍马屁似地连忙拿出瓶装饮料热情地递上去，我心里很生气，人民警察是来处理事情的，既然你们怀疑这孩子家长的暂住证有问题，让警察来评判是真是假，为什么玩花样呢？明明我们是报名者，又是人民教育的支持者，可公办教育的老师态度如此世态炎凉，大热点怎么不感到气愤呢？可这位校长似乎不管这些，我把警察叫来了，警察也处理了这个问题，暂住证没有问题，并批评了这个学校如此怀疑暂住证，他们说的另外一句话我就不转述了，因为总有人”拎不清”，亵渎了师道尊严。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校长名字叫鲁聪，女（电话13605819936，0571- 86980195）。就是她因为这次我把警察叫到学校来而恼羞成怒，原本我所帮助的那两个孩子至少就一个可以就近在南肖埠小学读书，可后来一个也读不成了，他们的家长很是辛酸，好事没办好，还在心里堵了一肚子气。幸好，有家报纸看不过去，去采访鲁聪本人，并在报纸上批评了这个学校甚至整个杭州市的做法。同时，新华社记者也就杭州有大约八千外来人员子女不能在杭读书而进行了报道，网络上也大量进行了转载。

如此鲁聪，鲁是粗鲁的鲁，不是卤莽的卤，却是因为她怕警察让我觉得她确实不够聪明，而有点鲁智深的”鲁”.《圣经。罗马书》这样说，”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因为”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你若作恶，却当惧怕”（罗十三3-4）。按照北大博士李柏光的话说，警察这样的官，本是我们民众的仆人，岂有让民众怕的道理？

一个本质善良的人，守法公民，心中无愧，何必怕警察呢？人民教师鲁聪却利用手中所有承担义务教育的公立小学资源的分配特权，歧视外地孩子，哪有人民教师的样子？为此我将我的投诉信提交给杭州市的中共党委书记王国平，杭州市教育局长徐一超，杭州江干区时任区委书记暨军民（现由原中共宁波市鄞州区委副书记、区长徐立毅接任，暨军民改任中共宁波市江东区委书记，无论他到哪里工作也都逃不脱网络的追查和谴责）和区长蔡仲光（原为杭州上城区副区长，该领导有一经常挂在嘴边的名言：”统筹发展，教育为先；人才强区，教育为本””学校的建设，可拖不得），尤其是通过浙江省教育部门的朋友关系联系到杭州市江干区教育局这样的”老爷衙门”（局长为陈秋芳），找到副局长施德明，去告状，去试图解决问题，结果找市、区主要领导却都是杳无音信，副局长施德明倒是直接说不行，简直是”旧社会衙门的老爷作风”，霸道而不作为。此后，我觉得每次走在人民政府大门前都有点看不起这个所谓人民政府的滋味。先前，我曾经感谢过王国平书记和孙忠焕市长曾经因我的自行车被别的电动车撞坏而被杭州的某交通警察”随意乱判”作过批示，使我避免了损失，又批评了那交警察，可现在这两位”大人”异口同声地装聋作哑了，不过我不感到奇怪。曾经我和一个特别的朋友交流过，希望就杭州市江干区教育局和南肖埠歧视外来居民的孩子就近接受教育权之事，设想进行和平而非暴力的公开抗议，比如能否到杭州市公安局申请游行要求教育公平等，没想到那位朋友连连摇头说”不”.我说这可是公民的宪法权利啊，可他还是摇头，看来我理解他的意思，但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宪法权利可以被这样轻易落空？

校长怕警察，难道校长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担心被查？我知道教育产业化以后，基础教育就一块最大的”肥肉”就是”借读费”.我们知道，一个城市，有师资强的学校，也是师资弱的学校，人人都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好的学校读书，但是好的学校总是人满为患，怎么办？于是就衍生出来了”借读费”、”赞助费”等名目繁多的理由，凡是孩子户口不在这个学区而是到学区之外的学区读书的，统统收借读费，几万元不等，这可苦了那些家庭经济状况不好的孩子，只能去读师资弱的学校，而有钱人可以”赢家通吃”.这就是基础教育的现实无奈。可今天，我看到的那些校长怕警察的例子倒不是因为学校有什么问题，而是警察权力大，学校要给警察面子，却不给提出正当理由的普通人面子。不知他们有没有想过，作为一个公民，一名纳税人，在法律地位上我和警察是平等的，在一个正常的公民社会更是这样，可是现在却出现了校长怕警察的事情，我倒怀疑我所经历的这个社会是否正常？是否和谐了？

一个国家能否复兴，教育是基础，谁轻视教育，那被轻视的结果就会报复谁。我想，教育问题是中国的主要问题，一个国家有没有未来，要通过教育的结果可以看出来。没有公平的教育，就没有国家的未来、民族的未来。所以，我一直为杭州的八千甚至更多的外来人员子女不能在父母所在的杭州读书担忧，更为那在杭州读书却不能得到公平对待的外来人员子女担忧——比如他们只能上条件很差的民工小学，希望上帝眷顾他们，希望他们能够通过努力而成材，成为未来我们这个社会的栋梁，成为人们中间不可缺少的重要一员。

不过，通过网络这样的和平非暴力方式谴责一番就够了，共产党内不是一向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嘛，他们不自我批评，我就去响应他党的号召去批评一下他党的干部。《圣经。罗马书》上还说，”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作”，”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是的，我们作为个人，要忍耐这个政府，自己”不要志气高大”，要处处做到虚怀若谷，心胸宽广，要时刻追求和睦，”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这正是不为恶所胜，反而以善胜恶的意思。能够做到的人，就能够得到来自天上的祝福。这祝福，就是最好的。

Siege of ‘Little Green Men’
The 1955 Kelly, Kentucky, Incident

Joe Nickell

On the night of August 21, 1955, during the heyday of flying-saucer reports, a western Kentucky family encountered—well, that is the question: what were the humanoid-like creatures that terrified a family at their farmhouse? What actually happened at Kelly, Kentucky, that evening?

For the fif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incident, I was invited to give a talk at a Little Green Men Festival in Hopkinsville, Kentucky, staged by its Chamber of Commerce. I determined to investigate the story that had caught the attention of the U.S. Air Force’s “Project Blue Book” (which investigated 12,000 UFO reports from 1952 to 1969) and that also inspired a novel (Karyl 2004), a video documentary (“Monsters” 2005), and even an X-Files comic book (“Crop” 1997).

My investigation included visiting the site in the company of UFOlogist and fellow invited speaker Peter Davenport. (We were each given a key to the city by Hopkinsville mayor Richard G. Liebe and chauffeured in his car on research jaunts by Rob Dollar.) I also obtained copies of original newspaper clippings at the Hopkinsville Public Library, conducted further research at the local museum, talked with witnesses to the events, studied detailed reports on the case, and much more. I even attended a Holiness Church tent revival, just down the road from the site of the Kelly incident, held in response to the Little Green Men Festival. Many of the congregation wore green T-shirts with the slogan “Son of Man Is Coming Back.” Pastor Wendell “Birdie” McCord (2005) told me, “I don’t know whether the green men is [sic] coming back, but I know the Son of Man is coming back.”

Figure 1. Site of the 1955 Kelly, Kentucky, incident can still be seen (although the farmhouse has been replaced by a trailer). Photos by Joe Nickell

Background

On the evening of Sunday, August 21, 1955, present at the Sutton farmhouse at Kelly were eleven people: widowed family matriarch Glennie Lankford (50); her children, Lonnie (12), Charlton (10), and Mary (7); two sons from her previous marriage, Elmer “Lucky” Sutton (25) and John Charley “J.C.” Sutton (21), and their respective wives, Vera (29) and Alene (27); Alene’s brother, O.P. Baker (30 or 35); and a Pennsylvania couple, Billy Ray Taylor (21) and June Taylor (18). The Taylors, along with “Lucky” and Vera Sutton, had been visiting for a while, being occasional carnival workers.

Not all of the eleven were eyewitnesses to the most significant events. One of the women, apparently June Taylor, had been “too frightened to look” (Davis and Bloecher 1978, 14), and Lonnie Lankford (2005), speaking to me at age 62, said that, during the fracas, his mother had hidden him and his brother and sister under a bed.

About seven o’clock, Billy Ray Taylor was drawing water from the well when he saw a bright light streak across the sky and disappear beyond a tree line some distance from the house. According to researcher Isabel Davis, who investigated the case in 1956 (Davis and Bloecher 1978, 15), Billy Ray Taylor was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 eyewitnesses:

He had looked at the creatures with extravagant success. He was the only member of the group who appeared to arouse immediate doubt in everyone who talked to him. . . . Even among the family he had a low standing; when he first came into the house and reported a “spaceship,” they paid him no attention. Later, during the investigations, he basked in the limelight of publicity. He elaborated and embroidered his description of the creatures (though not his description of the “spaceship”) and eventually produced the most imaginative and least credible of the little-men sketches. Several skeptics who labeled the story a hoax referred to him as the probable originator. His behavior was in sharp contrast to that of the other witnesses, none of whom aroused such prompt suspicion in the investigators.

About an hour after Taylor reported his “flying saucer” sighting, a barking dog attracted him and “Lucky” Sutton outside. Spotting a creature, they darted into the house for a .22 rifle and shotgun, thus beginning a series of encounters that spanned the next three hours. Sometimes, the men fired at a scary face that appeared at a window; sometimes, they went outside, whereupon, on one occasion, Taylor’s hair was grabbed by a huge, clawlike hand. Once, the pair shot at a little creature that was on the roof and at another “in a nearby tree” that then “floated” to the ground. Either the creatures were impervious to gun blasts or the men’s aim was poor, since no creature was killed.

After a lull in the “battle,” everyone piled into their cars and drove eight miles south to Hopkinsville’s police headquarters. Soon, more than a dozen officers—from city, county, and state law-enforcement agencies—had converged on the site. Their search yielded nothing, apart from a hole in a window screen. There were “no tracks of ‘little men,’ nor was there any mark indicating anything had landed at the described spot behind the house.” By the following day, reportedly, the U.S. Air Force was involved ([Dorris] 1955) but ultimately listed the case as “unidentified” (Clark 1998).

Figure 2. Lonnie Lankford was only twelve when the “Little Green Men” incident occurred.

Aliens?

The earliest articles on the incident did not refer to “Little green men.” That color was apparently later injected by the national media, although “Lucky” Sutton’s son now says his father described them as “silver” with “a greenish silver glow” (“It Came” 2005, 8, 10).

Other details are also somewhat fuzzy. The beings were described in the first newspaper story as “about four feet tall,” having “big heads” with “huge eyes,” and “long arms” ([Dorris] 1955). However, they were downsized by Glennie Lankford (1955) to “two and a half feet tall” and were said to have large pointed ears, clawlike hands (with talons at the fingers’ ends), and eyes that glowed (or shone) yellow. They also had “spindly,” inflexible legs (Clark 1998; Davis and Bloecher 1978, 1, 28).

Although the earliest published story claims there were twelve to fifteen creatures, the fact is that in only one instance did the eyewitnesses see more than one creature, and that was the time (mentioned earlier) when a pair was spotted (one on the roof, one in a tree) (Clark 1998; Davis and Bloecher 1978, 18, 27).

From the outset, people offered their proposed solutions to the mystery. In addition to those who thought it was a hoax, some attributed the affair to alcohol intoxication. I talked with one of the original investigators, former Kentucky state trooper R.N. Ferguson (2005), who thought people there had been drinking, although he conceded he saw no evidence of that at the site. He told me he believed the monsters “came in a container” (i.e., a can or bottle of alcohol). A visitor to the farm the next day did notice “a few beer cans in a rubbish basket” (Davis and Bloecher 1978, 35). Whether or not drinking was involved, it was not responsible for the “saucer” sighting; other UFOs were witnessed in the area that evening (Davis and Bloecher 1978, 33). (More on this later.)

Monkeys represented another “theory.” Supposedly, one or more monkeys had escaped either from a zoo or a traveling circus. However, there was never any credible evidence of such an escape (Clark 1998; Carlton 2005). The search for a terrestrial explanation of the incident would have to continue.

Solution

I long ago recognized the Kelly flap as being very similar to two alleged alien-encounter incidents that occurred in West Virginia, the 1952 appearance of the “Flatwoods Monster” and the 1966 “Mothman” sightings—the first convincingly identified as a barn owl (Nickell 2000), the second as a barred owl (Nickell 2002).

A year after my Flatwoods Monster article appeared in Skeptical Inquirer, a young French UFOlogist, Renaud Leclet, wrote articles on the Flatwoods and Kelly cases. He concurred with my determination in the former case, and now I can return the favor in the latter. I had suspected owls in the Kelly case, but—since I prefer to investigate on site—I was awaiting an opportunity to visit the area; that came with my invitation to speak at the fiftieth-anniversary celebration of the event. By then, Leclet had ventured to identify the Kelly entities from afar.

Although he and I have reached the same conclusion, he refers to the creature as an “eagle owl” (Leclet 2001), a designation for the genus Bubo that is not generally used by most authorities when specifically referring to the species Great Horned Owl (Bubo virginianus)—popularly called a “hoot owl.” (See, for example, National Audubon Society Field Guide to North American Birds: Eastern Region [Bull and Ferrand 1994].) Confusion can thus occur. [1]

Echoing descriptions of the Kelly “little men,” the Great Horned Owl has a height of some 25 inches; very large, staring, yellow eyes; long ear tufts; a large head, set (without apparent neck) on its shoulders; a light-grey underside; long wings that, seen on edge, could be mistaken for arms; spindly legs; claws with talons; and so on (“Great” 2006; Bull and Ferrand 1994). An owl could be on a roof or in a tree and be perceived to “float” to the ground. As to their behavior, Great Horned Owls are “extremely aggressive when defending the nest,” and their activity typically “begins at dusk” (“Great” 2006).

Although some accounts claim the little beings “glowed,” Glennie Lankford, in her statement (1955), actually used the word shining. That might have been simply an effect caused by the farm lights.

As to the “flying saucer” sighting that preceded the encounter, there were area sightings of “meteors” at the time (Davis and Bloecher 1978, 33–34, 61–62). Most likely what was witnessed was a very bright meteor (or “fireball”).

In summary, allowing for the heightened expectation prompted by the earlier “flying-saucer” sighting, and for the effects of excitement and nighttime viewing, it seems likely that the famous 1955 Kelly incident is easily explained by a meteor and a pair of territorial owls.

What a hoot!

Figure 3. The author is “kidnapped” by “aliens” at the fiftieth-anniversary festival of the incident in Kelly, Kentucky.

Acknowledgments

In addition to those mentioned in the text, I am grateful to Betsy Bond and her colleagues at the Hopkinsville-Christian County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all the other area folk who assisted me in my work, notably Donna K. Stone of the Pennyroyal Area Museum in Hopkinsville and William Turner, county historian with the Christian County Historical Society. I am as usual grateful to CFI Libraries director Tim Binga, and also library assistant Lisa Nolan, for research assistance.

Note

1. For example, somehow Leclet (2001) reports “eagle owls” as having facial discs that are “white,” whereas those of Great Horned Owls are yellow (or “tawny-buff”: see “Great” 2006).

References

Bull, John, and John Ferrand, Jr. 1994. National Audubon Society Field Guide to North American Birds: Eastern Reg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Carlton, Michelle. 2002. Kelly green men: Children of witness to alleged alien invasion defend father’s 1955 claim. Kentucky New Era (Hopkinsville, Ky.), December 30.

———. 2005. Myriad of theories speculate on Kelly legend. (In “It Came” 2005, 3, 14).

Clark, Jerome. 1998. UFO Encyclopedia, 2nd ed., in two volumes. Detroit: Omnigraphics, volume II: 552–554.

Crop Duster. 1997. Issue 32 of X-Files comic book, New York: Topps Comics; cited in “It Came From Kelly” 2005: 5, 12.

Davis, Isabel, and Ted Bloecher. 1978. Close Encounter at Kelly and Others of 1955. Evanston, Illinois: Center for UFO Studies.

[Dorris, Joe]. 1955. Story of space ship, 12. Little men probed today. Kentucky New Era (Hopkinsville, Ky.: August 22. (Cf. “It came” 200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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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 Mothman revisited. Skeptical Briefs 12:4 (December), 8–9.

【2007年1月12日狱委讯】自由亚洲台粤语部记者姬励思报道：被扣留逾四个月的浙江自由撰稿人力虹，被当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案件将于周五以闭门方式开庭审理。 力虹的案件将在周五早上于宁波中级法院开审。力虹的妻子董敏表示，力虹的律师告诉她，当局以案件涉及国家机密为由，不会公开审理。但她说，无论如何她仍会前往法院，争取见丈夫一面。她又说，现时的心情很紧张，亦很担心。 董敏说，力虹的母亲年事已高，而他们的女儿正在外地念书，因此她不希望她们两人到法院。 记者致电力虹的律师李建强，但至截稿前仍未能联络上。董敏估计李建强可能还在赶往宁波的路上。 而力虹的好朋友，前人文思想网站《爱琴海》的负责人林辉表示，他原本打算到法院旁听，声援好友，但获悉案件闭门审讯后，只好取消有关的计划，他批评法院的做法不合法理。 据李建强较早前接受本台访问时透露，当局起诉力虹的根据是他写的63篇文章，这些文章的主要内容大部份是有关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声援高智晟律师发起的维权绝食等，当局指文章涉及污蔑、诋毁现行国家政权的言论。他认为，当局对力虹的指控理据不足，并不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力虹原名张建红，曾任中国人文思想网站《爱琴海》总编辑。他因参与89民运，被当局以“在六四期间犯有反革命煽动罪”判处劳动教养两年。近年经常发表尖锐批评中共政权的文章。他于去年10月12日被当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正式逮捕。

　

【2007年1月12日狱委讯】2007年1月11日下午14：40-15：40，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胡啸律师和广州当地一名律师一道，在广州市看守所会见了郭飞雄（本名：杨茂东）。按照规定，郭飞雄与两位律师应该用桌椅面对面的交谈，但这次却用玻璃把他们完全隔开，用话筒沟通。虽然表面没有警务人员在场，但郭飞雄相信广州警方会对他与律师的交流进行监听和录音。 据郭飞雄反映，广州市公安局预审处警察们比他被逮捕前侦查阶段的警察残酷得多，他们对郭飞雄用手铐、脚镣铐在床上40天。郭飞雄为表示抗议，继续绝食了25天，与他2006年9月14日到28日绝食绝水的15天相加，他至今一共绝食过40天。广州公安预审人员殴打郭飞雄，懂得相关法律的郭飞雄马上投诉，然而投诉后换来的是预审警察的暴力报复，郭飞雄再投诉，结果亦然。期间为了回应投诉，预审警察中甚至有人将自己皮肤掐出痕迹，然后称被郭飞雄打了。从被逮捕以来，郭飞雄共被提审讯问97次，平均每天都有。  广州公安预审人员还声称，郭飞雄”非法经营”案件的另两位”同案犯罪嫌疑人”，已经”指认”郭飞雄为”首犯”，他们都是”受指使”。并且把买家实际结算的8万元相关出版物，硬说成是按书价总额20万元。公安预审人员威胁说，就是要提高数额，好判郭飞雄10年、20年。公安预审人员着重向郭飞雄强调：”要跟着共产党走，要听政府的话。”郭飞雄今天对律师表示，不管是判处他10年还是20年，他都不会妥协，会温和的对抗。并且他也不会选择出国。本案涉及郭飞雄多年前所参与的书籍出版，他个人认为这或许就算为中国的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作的一些努力吧。  在2006年10月份时，广州市公安局把北京国保秘密警察提供的高智晟律师案件的案卷给郭飞雄看，意图说明高智晟律师”已经配合政府”，而郭飞雄就不要硬撑了。这些案卷有一尺厚。飞雄在阅读了部分案卷之后，他认为高智晟律师采取的是聪明磊落的妥协，高律师是一个善良的人，他并没有牵连别人。郭飞雄希望外界让高智晟律师能够好好的生活，不要给他过多的压力。 由于检察院只答应下周一、二才提供郭飞雄的案卷。所以胡啸律师暂时只拿到了起诉意见书。律师判断检察院推延的原因是证据不足而心虚。胡啸律师将起诉意见书念给郭飞雄，飞雄判断其中只有七八个人的证词，没有实际证据。根据起诉意见书，郭飞雄案件罪名为单一的涉嫌”非法经营”，与高智晟律师案件没有关联，也不牵涉其他维权因素。胡啸律师已经于本日返回北京。 郭飞雄的妻子张青非常气愤，也为丈夫的身体忧心，”骂人、打人、绑人在床上……共产党的监狱太可怕了。”电话背景中传来小孩子的声音，张青每天主要做的事情就是照顾孩子们。 两年前全世界曾关注美国在反恐战争中虐待恐怖分子囚犯的问题，但相关的问题也是美国人自己公开曝光出来的，美国人有勇气承认并给与虐囚者刑罚。现在已经进入北京奥运筹备期的关键一年，全世界都该关注中国的公安部门刑讯逼供和侵犯公民人权的问题，2007年这应该是全世界的焦点问题之一。尤其郭飞雄案件是和奥运会相关的人权侵害案件。更何况，2010年的亚运会就要在广州举行。请有关国际人权机构将2006年至今发生的几起奥运人权案件反映给国际奥委会和亚奥理事会，并敦促中国政府改正并严惩责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