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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2003年底动笔创作《如焉@sars.come》（下称《如焉》）的时候，胡发云或许不曾想到这部他用3个月完成的长篇小说会有如此戏剧化的命运。它最初被贴到网上，经由网络世界征服了第一批读者，然后以电子文本的方式在读者中传递，进而竟然被打印成册在京城传播。直到2006年初，《江南》全文刊登了这篇小说，一时间令这本期发行量仅2000余册的纯文学杂志销量增至11000册。前不久，《如焉》的单行本终于出版，成为即将过去的2006年文学图书出版中不可忽略的一抹亮色。

作者自述：胡发云，1949年生。少年爱诗，爱音乐，也爱玩。当过知青，工人，企业干部，后来成为一个职业作家。20世纪80年代后以散文，随笔，中短篇为主。散淡，怠惰，任由性情，写得不多。近年的主要作品是《处决》、《老海失踪》、《死于合唱》、《葛麻的1976－1978》、《射日》等。《如焉@sars.come》是我的第一个长篇，写于一个非常时期。写完以后，一直放下了。如今能出来，我希望将它献给先我而去的妻子。

当记者今年4月在武汉东湖畔采访胡发云的时候，《如焉》已在相当一部分读者中产生不小反响，但单行本的出版还没着落。一提到这部作品，提到书中人物茹嫣、达摩、毛子，胡发云就有些激动，用他颇具磁性的嗓音侃侃而谈。他的表达既富于理性思考又至情至性，那一刻他同书中人物完全没有文字阻隔，仿佛就坐在一起。书中的茹嫣是位独居的中年女子，她在儿子出国之后初涉网络，借此结识了民间思想者达摩及其导师卫老师等人，被他们的思想所震撼。同时在同事江晓力撮合下，副市长梁晋生走入茹嫣的生活。突如其来的非典使得茹嫣的平静生活被打破，与达摩们的思想交流同与梁晋生的情感纠缠让她面临着抉择和矛盾，梁晋生同样面临着情感和仕途的两难……从文学意义上看，也许《如焉》不够完美，但这一看似并无太多特别之处的“言情”故事背后，凝聚了作者胡发云对于两代中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深邃思考，这使得《如焉》的思想深度超越其文本本身，触动了众多读者的内心。

读书报：一开始计划写作《如焉》源于什么？是网络带给你的触动吗？

胡发云：这篇小说算是我的率性之作。网络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情感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几年，非典、海湾战争，还有很多天灾人祸，这些在和平年代几乎要一百年才会发生的事情，竟然在一年中就发生了。在这些事情发生过程中，有个最主要的人物，看不见的人物，就是网络。它像是传统戏曲中的说书人，串起所有人的角色，所有人在和网络对话的时候，其角色身份才得到确认。如果没有网络，就不会有中国相当一部分人在今天的真实生活。网络是虚拟的，但在中国，网络同时也是真实的。我们在一个大背景下其实都在演绎着被虚构的生活。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下，网络扮演着截然不同的角色。

读书报：在《如焉》中，令我印象最深的人物是达摩。他生活在当下，骨子里有理想主义色彩但又与现实和平共处，你如何评价这个人物？

胡发云：达摩身上包含着一种情怀。现实生活中情怀往往比思想更重要，思想有时会过于晦涩，很多时候，一个人最高的思想境界会源于最普通的情怀。所以我会强调我笔下人物所拥有情怀的重要性。

中国现在缺少很美好、很和善、很高贵的情怀，这是一种悲哀。知识分子有时会用比较清醒的理性视角来审视自己的情怀，而很多百姓在整个社会大背景下时时处于蒙昧状态，失去了应有的情怀。当然这错不在百姓，而在于整个社会进程中缺乏生长这些情怀的土壤。

书中的达摩也好茹嫣也好，我都对他们倾注了自己的爱与倾慕，也许是我在生活中邂逅了类似的人。很多读者觉得《如焉》中有理想主义色彩，实际上如果了解我，了解我身边的朋友，就会发现书中的人物就在我的生活中存在着。这些看似理想主义的色彩其实是具体的存在。我们已经习惯于对那些善良的美好的人冠以理想主义的帽子，如果把很多年来我们已经失去的这些常态的东西冠以理想主义的帽子，那些市侩主义就是常态了。

读书报：茹嫣这个人物身上有女性感性的一面，但是对身边的一些社会话题又不乏理性关注，这个人物似乎很复杂？

胡发云：在很多话题面前，茹嫣并不具备系统的深奥的理论基础，也缺乏理性判断。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很多事情其实很单纯，就是天地良心黑白善恶的问题，靠人们的直觉完全就能得出结论。而茹嫣无疑保持着这种朴素的判断力，内心有着对一些事物天然的怜悯和同情，有本能的痛感。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是茹嫣的反应出了问题还是我们的现实世界出了问题？且让读者去思考吧。我想，茹嫣既不是一个自觉的理想主义者，也不是一个对社会有清晰明确认识的知识分子，她只是个靠内心感受来判断是非的女人。

读书报：茹嫣的这种并无理论基础的是非判断能力和达摩的思考是非常有对照意义的。

胡发云：达摩是比较清醒的人，他从小就有系统的理论训练，他的理性思维和对于理论资源的把握都决定了他的清醒，但是达摩和茹嫣在某一个思想层面能够达到默契，这在某个层面上是统一的。或者说茹嫣具备了接受这种思想的素质，而达摩的思想是基于他情怀深处的肯定和追求。

读书报：书中的梁晋生也是个耐人寻味的角色，他有着官员中不多见的思考方式和情怀，但是他最后依然选择能够辅助他仕途的江晓力，没有选择跟他更有精神默契的茹嫣，你觉得他这种选择是必然的吗？

胡发云：这种选择有很多偶然性。开始的时候他几乎不接受江晓力，如果那天晚上他跨出门的一刻江晓力没有进来，没有对他说那番话，如果非典的结局是悲剧性的，他显然会解甲归田回复到本真状态。但生活中永远存在偶然性，那天晚上江晓力那番话既有威慑又有诱惑，既有冷酷的批评又有很温柔的期待，是他人生的偶然转折点，很多人生活中都会出现这些偶然。但是梁晋生的偶然却存在着巨大必然，他无法摆脱中国官场文化带给他的价值判断能力，他这么做几乎是无可挽回的。

读书报：书中卫老师那一代人的生活中同样有着必然选择，他们的精神世界是否足以支撑他们一生的坎坷？

胡发云：我确实认识一批卫老师那样的老人。他们用普罗米修斯般的姿态为自己赎回前半生的蒙昧、怯懦、游移，他们宁愿付出惨重的代价，他们知道自己的某些痛苦会带来灵魂的安宁。卫老师是从他们当中派生出来的人物，他的选择带有某种宗教意义上的皈依和觉醒，况且卫老师最终还得到了一段美满的爱情。

读书报：在《如焉》的读者中，既有你的同龄人，也有年轻人，甚至也不乏中学生。书中有何超越时间的东西能令年轻人有所触动？

胡发云：书中人物的情怀并不一定要年轻读者熟悉那些波澜起伏的历史事件才能感受，这些精神层面的情怀是可以穿越历史去打动每一位对这种情怀有感受力的读者的。读者有这样的反映，作家用文学创作来表现这些复杂历史与深刻情怀的时候，就不会有太大的障碍。我们可以找到一种人类普世的方式来接近历史，可以多写写身处历史中的人，而不是非要阐释历史真相本身。

 

人类享有一种共同语言互相沟通的愿望至少可以追溯到《圣经》。《旧约.创世纪.十一章》记载，其时整个地球的人类使用同种语言，在巴比伦城建造一座通天塔，藉此要上达天堂。上帝恐慌地说，如果人类使用一种语言，就没有不能做到的事情了。为了阻止人类的企图，上帝开始让人类使用不同语言，造成交流障碍，互相困惑，通天塔因此也没有建成。此后，巴比伦塔在西语中常表示语言不通的意义（英文BABELISM、瑞典文BABBEL都表示让人听不懂的话）。

假如巴比伦塔之毁灭属实，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虽由於各民族语言不同而互异其趣，丰富多彩，上帝还是为人类共享文学财富制造了障碍.不同民族要互相分享文学成果必须通过文学翻译，似乎可比登天之难.诗人弗罗斯特就认为诗歌几乎是无法翻译的。中国作家汪增祺、阿城，中文都至上乘境界，但至今的翻译都无法尽传其美其神其趣。

翻译因此成为向上帝的挑战。有翻译优秀者，可以传神，还原地球上所有人类的同类性，实现人类互相沟通的渴望。荷马但丁因此可以行吟各国，莎士比亚易卜生因此可以登上各国舞台。特别是在当今经济与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用图书做砖建起的书城书塔在全世界比比皆是，而文学翻译也已成为目前世界出版业最活跃的领域，在许多国家的图书市场上，翻译图书甚至压倒本国文学创作的数量。

2005年，世界性作家组织国际笔会完成了一份“全球化与文学翻译”的报告，对各国文学翻译和出版情况进行全面调查，本人负责撰写报告的中文文学翻译部分。此报告在2006年国际笔会柏林年会上通过，并报备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今年十一月底，在欧盟支持下，由西班牙巴塞罗纳拉蒙。吕尔研究院（INSTITUT RAMON LLULL）主办了题为“让文学旅行”的研讨会，探索如何促进世界文学翻译的问题.文学翻译比喻为发放旅行签证，借以通行各国。会议特别邀请国际笔会报告的数位执笔人出席发言，本人也有幸侪列其中，并在会议上做了题目为“让什么样的文学旅行”的发言，强调文学作品也多有不同价值，而翻译应该注重文学美学价值而非商业和政治价值，应该注重高质量的美文文学翻译.

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学翻译问题很多，其中之一是商业化影响，市场考虑主导了翻译趣向，翻译质量也反而减退。在中国，上世纪五十年代文学创作环境很差，但有文学兴趣素养的学者转而从事翻译，因此产生不少优秀译着译者，如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译者傅雷，据法国汉学家评价其译笔实在超过原着文笔.而现在中国市场上的翻译，除京沪老牌出版社还有较好译着外，其余多粗制滥造，错误百出，也难有傅雷级的翻译再以译笔着名。

另一大问题是英语正成为统一世界的“巴比伦”语言，英语文学翻译为压倒多数，在很多国家图书市场都达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相对来说，非主流的少数族群语言文学的翻译处於边缘状态，而其主要翻译对象也是英语.保护与促进少数族群语言的文学翻译因此成为国际社会和文学界关心的问题.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已建立相关网页和数据库（www.unesco.org/culture/xtrans/），记录1979年以来各国翻译160多万件。欧盟从2000年起投入资金资助文学翻译，特别是少数族群语言，2005年达到140万欧元。此次会议因此也有英国文化艺术委员会、欧盟翻译基金会的代表出席。

这次国际会议在西班牙东部都市巴塞罗纳举行并非偶然。一般人可能不知道这里的本地语言是卡塔兰语（CATALANIA）而非西班牙语.在佛朗哥独裁政权当政的时代，卡塔兰语被全面禁止，直到75年佛朗哥倒台西班牙民主化后才得以恢复，拉蒙。吕尔为着名卡塔兰语诗人，以其命名的研究院即是致力恢复维护卡塔兰民族语言的机构，其院长也是国际笔会下属卡塔兰笔会负责人。因深感强势语言的压迫，卡塔兰文化界大力促进少数族群语言的文学翻译，其自身的文学出版也成绩卓着。2007年的法兰克福书展就将以“卡塔兰”为主题.

就中文文学翻译成各国文字而言，每年翻译出版包括各种语言在内不超过百种，仍很有限。相对而言，外国文学翻译成中文则为数十倍。大陆统计的比例目前为10﹕1左右，即仅大陆地区外国文学翻译出版就千种以上。不过，由於各国对中文文化包括当代文学的兴趣有增无减，中文着作出口数量肯定会日益增加，法兰克福书展去年中文与外文图书成交比例已接近4﹕6.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文学院一向有邀请专家介绍不同语言文学的传统，近闻再度邀请中国文学专家撰写有关报告，可见对中文文学继续关注。独立中文笔会最近也加入了国际笔会“翻译与语言权利委员会”，该委员会原为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下属机构，主旨是促进国际间介绍翻译介绍文学，最近已经在其网站特别推荐十名中国作家的翻译作品，促进中文文学翻译（http://www.diversity.org.mk/）。

作为用中英文从事文学翻译的实践者与热心推动者，笔者希望，至少从象征意义上，湮灭与历史尘埃下的巴比伦塔可以通过文学翻译得以重建。

 

《往事并不如烟》的作者章诒和推荐胡发云：“六朝无文，唯陶渊明《归去来辞》而已；当代亦无文，唯胡发云《如焉》而已。”

杭州的知名学术书店枫林晚在推荐时更是夸张得和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相提并论：你可以不读《我的名字叫红》，但不可以不读《如焉》！

在四月份举行的“《如焉》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邓晓芒、艾晓明、崔卫平、丁东、傅国涌等都给予了《如焉》相当高的评价。南方一家周刊甚至以“思想界炮轰文学界”的耸人听闻的标题报道了这次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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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世界末日的光景/大陆，陆沉了吗！——郭沫若《吴淞堤上》

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这些带有终极色彩的问题不知已经、正在或将要困扰多少人。尤其是在当下的中国，在据说是太平盛世、歌舞升平、祥瑞频出、万方来朝的历史上最好的时期的当下，从庙堂冢宰到贩夫走卒，从学舌鹦鹉到草野潜夫，从耄耋老者到黄口学童，无不欣忭踊跃、拜舞谢恩。我们是谁？我们是唱着春天的故事的奔小康的幸福的人们，或者是小康道路上的带头人，或者是保持先进性的精英一族，或者是具有巨大智力优势的设计者。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从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改革开放的设计师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新中国那里而来。我们到哪里去？我们当然是朝着幸福的地方迈进，走在社会主义的幸福大道上。

然而，这套连真理部内部的人都感到底气不足的说辞，并不能欺骗所有的人。仍然有真诚的观察者和思考者以及表达者。湖北小说家胡发云以他的长篇小说《如焉》表明：他是一个有血性、有智慧的思考者和表达者。

一、如焉

如焉是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茹嫣的网名。

虽然胡发云并没有在这个名字上多作说明和暗示，但从他把这个名字作为书名来看，我愿意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来理解这个名字。在文言文里，“如”可以作“往、到”理解，而“焉”则可以作“哪里”理解。从全书的意蕴来看，这部小说在提醒我们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到哪里去？这个问题既具有形而上的终极色彩，也具有形而下的意义。如果纯粹从字面上做这种拆字游戏，毫无疑问，这是牵强附会的可笑的咬文嚼字的游戏。小说中的人物以他们的行为和思考告诉我们：他们的确在思考这个严肃而无可回避的问题。

由于如焉这个名字来源于网络，我不妨把网络作为思考的起点。虽然我们有伟大的金盾工程以及独步宇内的屏蔽技术，虽然我们输入某个网站的域名更多的时候看到的是“该页无法显示”并因此无法掩饰自己的沮丧和愤怒，虽然我们得到的东西可能半真半假或者鱼目混珠，但我们还是要感谢上帝的选民为我们带来了如此便捷快速的交流工具，让我们享受到人类文明的顶级智慧和最高成果，让我们从柏拉图所说的幽暗的洞穴中沐浴到智慧的阳光，让我们的心智不再永远被锢蔽，让我们不再做罐头中陶然自得的沙丁鱼。

据说在结绳记事的年代，部落中最具权威的是那些有着超常记忆力的长者——他们垄断着信息和记忆实际上就是垄断着智慧。在与时俱进的今天，完全垄断既是办不到的也是愚不可及的。于是张春桥式的真假参半的宣传效果，远胜过戈培尔式的百分百的重复一千遍。尽管如此，那些像渴求阳光一样渴求真知的人仍能从愚民大网的罅隙中穿网而出，在狼奶中过滤出些许维持良知正义信仰所需要的养分。

网络让如焉与生俱来的求知欲和知情权得到彰显，也让如焉的表达权得到某种程度的满足，更让如焉得以抒发自己对这个时代这个民族的感受。网络使如焉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一个丰富的人，一个将潜藏的才智和灵性充分表达出来的人。在网络的世界里，如焉得以诠释母性的光辉，得以葆有坚持言说真相的部分权利，得以体会才情与灵性得到认可的骄傲和自豪，得以体会坚持独立思考、坚持出自本心表达所带来的尊严。在网络延伸的现实世界里，如焉更加体会到中国民众从来匮乏的聚会所带来的巨大震撼，这种震撼决不是像小孩子认识几个新朋友那么简单，而是基于思想的尊严和观点的认同所带来的那份默契。网络聚会——网聚，这个聚集着人类天性中社会化本性的结社的渴望与现实中只能道路以目的无奈和辛酸的词汇，不知道多久之后将像laogai一样进入英语词库，从而让世界其它文明认识到作为类人孩的我们的尴尬和逼仄？处于单子化状态的空心人是那样的苦弱无助，也是那样的便于宰割凌辱，因而任何有利于民众体会人的尊严和智慧的聚集，都会被毫不留情的拆散；任何基于思考和尊严而组合的社团都在禁止和打压之列。我们没有交友权，没有走动权（余世存语），没有思考权，没有自己的话语和思维方式，我们开口就是《春天的故事》《东方红》《我们的生活比蜜甜》。卫立文说到这一点的沉痛让人无比辛酸的认识到，我们和《阿Q正传》中的吴妈没有什么两样：吴妈处于那样卑微和屈辱的境地，然而她在和阿Q说话时，开口就是我们老爷要娶小、太太是多么的生气，闭口就是我们少奶奶马上就要生了。吴妈这套话语的现代版大概会让吴妈自愧弗如：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你的名字比我的生命更重要。我们在躺到砧板上之前，还要尽忠竭虑的进言“肥的蒸着吃瘦的煮着吃”，还要帮着把刀磨得快快的，最后引颈就戮时还要提醒主子小心别让刺卡着。奴才做到这个份上，难怪会让代表们满含深情地赞叹：多好的人民啊！几千年精神奴役的创伤（胡风语）结成一层又一层的硬壳和疮痂，在蒋庆、季羡林、李敖、连战这类有着嗜痂之癖的怪胎们的眼里，却是艳若桃花的美景和营养丰富的美食。

如焉具有现代色彩的人道情怀和古典意味的仕女情结，这种融合在鄙俗化的自我作践的当下显得那样格格不入。像如焉那样做一个不谄媚不媚俗的人是那样的困难，尤其是在有着小市民传统的武汉（胡发云是武汉人，我又特别喜欢坐实，于是就把小说的地点认定为武汉），时兴的是“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的苟活哲学以及“有了快感你就喊”的感官主义。自身的卑贱欲望和现实的凌辱剥夺折磨得人只是一种简单的蛋白质的存在方式，精神的灵性舒展成为遥不可及的梦想。从这个意义上说，回归灵魂、关注内心实际上意味着把我们从欲望和剥夺里解放出来，让我们成为一个有尊严的人，一个不向现实世界里的权势者胁肩谄笑的人，一个不向自己动物性本能妥协的人。解放自己的权利其实掌握在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手里，如焉就做到了这一点。女性的解放尤其具有紧迫感和现实感，因为女性解放自己既意味着解放人类的另一半，也意味着整个人类的第一老师和引路人在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和智力上的充分发育将惠及喜欢以强者自称的男性而不仅仅是女性自己。正因为此，欧洲中世纪骑士尊重女性的风尚也就成为欧洲在人类文明中成为领跑者的肇端。法国启蒙运动诸巨擘如卢梭伏尔泰等人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在法国贵妇的沙龙里产生的，法国名画《自由引导人民》里的自由女神就是一个美丽的女性（法国为祝贺美国独立而赠送的自由女神至今矗立在纽约，更是名闻遐迩）；美国国父富兰克林在担任驻法大使期间，也是深深迷醉于法国沙龙的那种睿智；而可歌可泣的十二月党人从容远徙的身影背后，更是有着他们灵魂高贵的妻子。

与如焉形成比照的是江晓力。这个女人看上去俨然一幅精明强干的女能人的形象，但她骨子里那种与民为敌、视民众为仇雠的戾气和市侩使她的精神世界被萎缩局促拘谨所占领。诸如梁晋生之类的先进性的体现者们可以把头发染得黑油油的，然后衣冠楚楚的说着那些严肃认真的假话。他们唯权是图、唯上级马首是瞻的非精神的状态表明他们不过是沐猴而冠而已。他们把民众视为牲口，把权力视为从他们父辈那里传过来的私有财产；纵使是轻裘肥马，终究脱不掉他们继承而来的那种无赖习气。即使这帮人再精明强干，掌握着再多的资源，防控手段再科学，也没有办法逆料究竟是哪根稻草会压死骆驼。

古典的雅致细腻和现代的网络技术让如焉找回自己丢失已久的另一半，同时也让如焉成为现实世界的失败者。这种失败所酿就的苦涩具有共时性和历时性。然而如焉却并不表现为香草美人式的哀婉欲绝。如焉以一种耸身一摇的姿态践行着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可贵。这似乎意味着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依附性人格的告别（李慎之、李锐、卫立文、达摩都可以归入到这个谱系中）。她将在自己灵性的空间拓展自己生命的广度和深度，她将探索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这个族类的取向。意味深长的是，如焉的儿子杨延平在法国留学期间找到一位俄罗斯姑娘做女朋友。这是不是作者对民族新生的一种设计？

显而易见，在杨延平的身上，寄托着如焉的全部希望。这份希望决不是世俗的母子之爱所能涵盖，更应该有作者对民族新生的一份期待。小说毫不掩饰对俄罗斯思想家和艺术家的崇敬和赞美之情，这种感情在1950年代以前的人的内心深处打下了烙印。俄罗斯文明因自己处于地理上的东西交汇处并进而升腾为融合东西方文明的弥赛亚情怀，成为末日来临前的救世主。然而，俄罗斯文明的发育状况并没有与他们的弥赛亚情结成正比例。文明发育时间的短暂，东正教对暴政专制的逢迎，多余人的彷徨无地，伏尔加河上纤夫的苦难，顿河哥萨克的沉郁剽悍，三套车的悲悯无奈，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面对大清洗的惶恐不安，古拉各群岛的惨无人道，斯大林的阴毒险刻嗜杀成性，勃列日涅夫的颟顸老迈恋栈保位……举不胜举的悲剧让我对俄罗斯文明与中华文明结合会结出新的果实绝对不敢有任何乐观。虽然我也可以举出有关俄罗斯文明中光明战胜黑暗的成分，但俄罗斯不仅仅是在与中国相处的过程中绝少拥有道义资源而更多的表现为疯狂成性无可理喻的扩张霸权，给我们带来的更多的是国土沦丧的耻辱，出尔反尔的绑架敲诈，集权专制的红色恐怖，掏空灵性的僵化思想。从俄罗斯的现实来看，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都处在专制集权向民主宪政过渡的艰难时期，独裁霸权的阴影并没有完全被民主自由的阳光驱散。正因为此，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不认为俄罗斯文明具备融合东西方文明的超拔气魄。

在无可选择的时候，作为异质文明的俄罗斯文明无可置疑的给我们以滋养，并向我们昭示着一种有起码尊严有起码人性的生活方式——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曾经是那样的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然而，当我们明了在这个虚幻的乌托邦国度里“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北岛诗句），当我们明了还可以有其他选择的时候，我们就再没有理由在很坏与较坏之间去做无奈的选择。

二、卫立文

蝇营狗苟的现实让我们的内心变得冷硬荒寒，粗粝糙鲁——我们把油滑无状当作是机智幽默，把遗忘过去当作是豁达豪爽，把轻佻儇薄当作是潇洒帅气，把无信无靠当作是洒脱豪迈。我们成了皇帝新衣的叫好者；我们被真理部欺骗N次后，还甘愿被欺骗N+1次；我们把受虐的快感美化为热泪盈眶的感恩戴德；一切的苦难都是在老大哥的带领下才得以化解，并让我们更加崇敬老大哥的伟大光荣正确；我们除了匍匐在地磕头如捣蒜外，剩下的就是纵声高唱“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本来，铁屋子里的幸福足以让我陶醉。然而，如卫立文、达摩这类艺术世界里的人物，以及顾准、林昭、遇罗克、顾九莲、张志新、王申酉、李慎之、李锐、蒋彦永这类现实世界里的先知先觉者却把天火带给我们。他们以其洞幽烛昧的观察力、去伪存真的判断力、臻善向真的道德力、勇毅果决的行动力，为我们袪魅解惑，引领我们走出暗黑的泥沼，启发我们思考我们所受的苦难是否有望到达边际、如何到达边际。尽管先知先觉者的牺牲几乎是宿命的悲剧，然而有着起码理性、文明不断得到滋养并因此不断得以发育的族类，却能在牺牲者的预言的启发下，逐渐摆脱蒙昧、走向开化、日趋成熟 ，先知的碧血成为浇灌文明之树的养料。而蒙昧野蛮的族类如同用四条腿走路的多数猴子仇视并必欲消灭用两条腿走路的少数猴子一样拒绝先知先觉的引领，先知先觉往往成为染红顶带的得力帮手，或者成为制作人血馒头的必要材料，或者成为茶楼酒肆的最好谈资。衰亡民族就是这样炼成的！

加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提出“共通感”“判断力”“教化”等概念。他认为，教化的过程就是对共通感的培养，即对于某种普遍的和共有的感觉的培养：“健全的人类理智”或“共同的理智”的特征，实际上是由判断力所规定的。我们这个族类似乎对苦难有一种讳莫如深的禁忌，这种畸形的共通感阻碍理智的健康发育，并进而对外界形成一种错误的判断。记忆中关于苦难的部分本来是一个有着健全心智的人规避不幸和灾祸的宝贵财富，这笔财富不断流传，并让人们相互鉴戒，逐渐远离罪性。但早熟文明在自然条件足以提供基本的保障下，在还未走完文明进程的必经之路、发育很不充分时，就已进入高度迷信自身力量、远离神性导引的迷狂。偶像崇拜成为走马灯似的政权更迭的合法性依据。那些越是存留更多的动物性本能的人就越有可能进入权力的巅峰。在这些高踞金字塔顶端的人直接或间接的授意下，文人们把他们打扮成半人半神或者神人同体。而民众的苦难则仅仅是印证其神性的一个又一个论据而已。在王权主义的改造和教化下，所有关于苦难的记忆都被格式化，我们不再把苦难当作苦难，而是当作大救星出场的必要准备。我们的记忆力高度萎缩：以至于阿Q刚刚因为要和吴妈困觉而被大竹杠敲打后，再去看吴妈寻死觅活却对这小孤孀为什么哭哭啼啼很纳闷。没有必要把视线向远古漫溯，只说1960年代的天灾和人祸，如今不但被很多义不正词却严的青年和老年驳斥为是别有用心的污蔑，反而被说成是充满革命豪情的战斗岁月或者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太平盛世。更近的2003的s-ars在第n+1次完成了证明伟光正的任务后，被成功地从人脑和媒体中删除的不留一丝痕迹，这实在是让人叹为观止的奇迹。当年读鲁迅小说，总认为迅翁这样描写阿Q过于漫画化。如今看来，这样的细节是具有怎样令人佩服又怎样令人绝望的真实啊！

与卫立文信守道义良知并坚持独立思考形成比照的是，那些道义缺失、资质平平之辈却占据着本来稀缺的社会资源，成为装点太平盛世的祥瑞。当连战和他的妻子一人抱着一个小熊猫，并且肉麻的说小熊猫是一对我们也是一对时，不得不让人感叹：这真是绝好的太平一景。这一场景也充分显露出季羡林、李敖、巴金（尽管我对他相当长时期的精神状态有着足够的敬意，在很大程度上巴金先生是被迫充当点缀太平盛世的人瑞）、宋楚瑜、郁慕明一干人等，与眼下增添执政合法性的大熊猫以及从前史不绝书的摆脱执政危机的灵芝、麒麟、天书是一样的道具。在一个个死难矿工赔偿身价原来只值30000元现在涨到20万元（其实每一个草民的身价差不多也是这个价码，吴思先生对此有精彩的考证和换算）、草民的衣食住行和生老病死缺乏最起码的体面和尊严的状况下，我听到熊猫的身价超过100万美元，看到熊猫们偶染小恙就坐着飞机到处找最好的医生求医，不由得生发出巨大的嫉妒和失落，也难怪我的朋友还在读小学的小孩说：托人生没什么意思，来生还可以托生的话就做一条深海鱼。在人格尊严得不到保障、人的灵性没有任何意义的情况下，人降到连动物都不如的水准，这些骨子里实则是淫践泼才的祥瑞们你方唱罢我登场，挥霍着纳税人大把大把的钞票表演着和平之秀或者名目不清的秀，出乖露丑的向强权者献媚讨好，真让被茅草堵塞胸臆的大陆人目不暇接。而恩主们的治理手段由2000多年前的“不问苍生问鬼神”与时俱进的发展到现在的“不问苍生问祥瑞”，足可以让蒋庆之流把儒家的仁政和德治的文章万世不易的作下去。

三、达摩

达摩让我想起我们湖北的平民政治家姚立法：他们的世俗身份不值当下的成功人士一哂，他们的精神世界则足可睥睨王侯。

达摩以达摩克里斯之剑自相期许，秉持苏格拉底“牛虻使得牛保持活力”的精神，为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这个族类书写和保存病历，尽自己的可能发挥着警世钟的作用。虽然他的声音被屏蔽因而不能传得稍微远点，但绝不因此而气馁灰心。他的强大的精神力量让承接五四余绪的卫立文也佩服不已，称赞他是一个真正的超越世俗的精神强者。

回顾一下达摩以及1950年代人的现实境遇和精神发育是颇有意思的。从现实的层面上看，这批人中的翘楚将要或已经成为政治上的第五代领导人（李、薄、习等人）、经济上的老董（刘永行、任正非）、学术上的执牛耳者（朱学勤、张维迎）。从精神发育的角度看，达摩、毛子的心灵状况是具有典型性的。如果我们关在家里自说自话，这批人的感受可能就是类似“青春无悔”之类的表白；如果放在整个人类心灵成长和智慧发育的大背景下来观照他们以及我们的成长和发育，那么我原来看过的一篇文章——《我与盖茨比成长》，则道尽我们饱受愚民宣传的辛酸和痛苦。刚刚学会说话，就喊“毛-主席万岁”；刚刚开始写字，就把“毛-主席万岁”这五个字写100遍。在谎言和盲从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我们，很少有人能够具备足够的分辨力和抗拒力，摆脱这套谎言和骗局所形成的巨大黑洞的锢蔽和欺骗。当人类文明的领跑者竭尽所能的向真善美进发的时候，我们却在竭尽所能的阻止、延缓心智的发育，以便让我们这帮处于白痴化、弱智化状态的刍狗更加温顺，因为类人孩的状态更便于哄骗。虽然有“青马”（青年马克思之意）这样的思想叛逆者能够摆脱“吸星大法”的强大引力，虽然有朱学勤所说的曾经存在现已失踪的思想者一代能够不被狼奶喂成狼孩，但像达摩这样真正能够一以贯之的坚守道义良知，享受智力充分发育的乐趣，以追求真善美为自己的最高旨趣，以“内在存在”（加达默尔语）为生命的最高准则，需要拥有丰富的道义资源和有力的道义担当。这就是说，一个人的心智如果得到发育，不仅是一件艰难的事情，而且成为一件危险的事情。像毛子那样自我作践、挥刀自宫，倒成为走向成功的不二法门。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吊诡的呢？无信无靠的我们就是这样在自我摧残、自我绞杀，并洋洋得意的宣称这是至高无上的东方智慧。

四、我们到哪里去

在充满东方典雅情调的“陶陶居”茶叶店里，达摩有幸读到1949年前的刊有叶圣陶、冰心文章的《中学生》，而这样的杂志在革故鼎新之后却只配享有做茶叶包装纸的资格；更为凑巧的是，在《中学生》上发表过文章的卫立文（笔名斯卫）到茶叶店买茶叶刚好看到达摩在读一本《中学生》，于是这对忘年交开始了心灵上的交流，开始共同思考“我们到哪里去”这样的问题；古典情怀与现代网络的结合成就完整的如焉，使得如焉成为一个丰富的人、一个心智得到正常发育的人；蕴含着传统情韵的茶叶成为卫立文摆脱死亡的精神依托，茶叶店也在无形中充当了传承文明的《中学生》杂志的避难所——综上所述，我不妨把胡发云隐藏在这些情节背后的设想解读为：传统文明与现代思想的融合是我们要走的道路。从五四开始，先贤们就在思考、探索，这一历程虽然中间经历断裂，但文明的火把终究没有完全熄灭，从陈独秀、鲁迅、胡适的手里传到李慎之、李锐直到秦晖、林贤治、刘晓波、王力雄、刘军宁、余世存……非主流状态下的思考和探索尽管显得异常艰难，但却以顽强的生命力显示出不可遏阻的力量。

我对这条道路能让我们走出泥沼持悲观态度——传统文明从来没有使中国民众获得人的尊严，因为这套所谓文明体系是以统治者的价值观为核心建立起来的，我们不妨把这套文明命名为王权主义文明。尽管我所敬重的刘军宁、余世存等人对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文明都抱有很高的期望值，但我却以为，要想在反动腐朽的儒家政治理论之树上嫁接民主宪政的枝条，并进而长出自由平等博爱的果实，无异于缘木求鱼。好在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已经走出一条可资我们借鉴的东方式道路，我们应该从成功走上民主宪政道路的日本韩国以及台湾身上吸取智慧的力量。这不应该只是草根阶层的愿望，也应该是高视阔步、顾盼自雄的成功人士的愿望，因为“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我们到哪里去——这个急迫的问题考验着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智慧和血性。胡发云以他的杰作唤醒我们残存的血性和良知，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还拥有自我纠错、自我更新的能力？

 

   去年8月，我在上海回北京的列车上读了《如焉@sars.come》这部小说的书稿，那一夜我是在列车走廊里度过的，因为朋友还要在房间里睡觉。当东方发白的时候我读完了全部书稿的最后一页，我真的希望这本书能由我们来出版。现在看来是缘分未到，眼睁睁地看着它从手里溜走，只有望而兴叹。

 

有些柔弱得不堪一击的东西，比那些不可一世的权势要强大得多。

这里，就出现了一种双重的悲剧，我们连自己个人的情绪记忆，都附着在一种无处不在水银泻地般的意识形态文化上了。我们竟然没有我们自己的纯正的洁净的文化载体，来记录下我们的生命，没有，真是一点都没有，干干净净啊。

数十年来，我们失去了表达苦难和忧伤的能力，失去了表达爱的能力，我们只有一些代用品，有些甚至是荒唐的代用品——有一次，我无意间哼起一段旋律，似乎和我当时阴郁的心情有关，我突然发现，这是革命史诗《东方红》中的一首歌：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对于一个世界上人数最多，历史最悠久的民族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件可怕的事。这样一种现象，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今天还无法完全看清楚。

今天，当我们不得不一再从旧有文化中寻找资源的时候，我们无意间也在强化某种旧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也就强化了今天权力的合法性，这正是一些人非常愿意看到的。

恐惧常常比灭杀更有力量。灭杀只能消灭异端的肉体。恐惧可以改换他的灵魂，让一个最不羁的反叛者，成为驯良的奴隶，并以此作为其他同类的标本。尤其可怕的是，恐惧是长在自己内心的，别人无法帮你将它割除。

对这个小说几点描述：

第一，这是一部直面现实的作品，是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品。

第二，这是我看到过的第一部讲述民间思想者群落的小说，讲述知识者不同的道路选择。

第三，这是一部思想者撰写的小说，而不是一个小说家撰写的小说。

关于第一点，我想到的参照物是最近余华就要出版的小说《兄弟》。我读了开头两章，失望透顶。因为余华只会描写屁股了。而余华自己认为他在国内很“自由”，当然，余华有描写屁股的自由。而这篇《如焉》不一样，这篇小说呈现了反右、文革、89、萨斯、孙志刚事件、李思怡事件等等，可以说我是第一次在国内读到这样的能够对当前社会作出快速反应的小说。我以前迷恋过现代小说，尤其是写作的技术流派，比如卡尔维诺。现在我认为最伟大的小说只能是现实主义的，伟大的程度取决于小说表现社会现实的深度和广度。这个《如焉》能不能称得上伟大我不敢说，但是他无疑是充满了现实关怀和思想的力度的。

第二，描写知识分子的小说不少，但是真实描写民间思想群落的小说的似乎还没有。我喜欢一个叫潘婧的女作家写的《抒情年华》，讲当年北岛、芒克他们“白洋淀诗人群落”，这也是一个民间的思想群落。但是那里面有太多的诗化，诗化了，苦难就看不到了。诗化就是不敢面对现实。这个小说还有一点可贵，就是他呈现了这些知识者的不同的道路分野。

有三处对话很叫人震动。这三处对话分别是一个时代不同的知识者分道扬镳，选择自己路径的思想斗争。一处是卫教授在80岁寿诞时的思想历史自述，这个卫教授老是叫我想到李慎之先生，我想他的原型恐怕就是李慎之先生，他们有几个相似点，比如都是从共产党内部出来，抉心自食，比如都是思想界的领袖，比如他们都在萨斯期间去世，媒体报道死因含糊其词。这段自述很见作者功力。

第二处对话是达摩和毛子的对话，这是89那一代知识分子在面对流血死亡之后的一场思想交锋，是继续前进和选择犬儒的两条道路的辩论。犬儒者们自然也有理由，这些理由恐怕还是比较有欺骗性的，比如，他们会说，谁比谁更流氓？这是见出作者功力的又一个地方。

第三处就是江晓力这个高干的后代对梁师长的摊开底牌的谈话。我觉得这确实是一部分高干子弟的真实心态，政治投机加上末日心态。

其实我认为在这里有三代知识者，每一代知识者都有其不同的道路选择，我看到，坚持道义的底线的，在每个时代都是少数，但是他们都是这个时代的脊梁和骨骼。看到茹嫣最后把梁市长的衣服和鞋子扔出窗外，我有一些心酸，但是更多的是如释重负和重燃信心。我们面对一切专制的、强权的势力，我们面对这一切的力量只能来自我们内部，我们内部对真理的信仰，对道义底线的坚持。基于此，我从来就认为，启蒙，首先只能是自启蒙。茹嫣就是一个启蒙了自己，从而自己内心开始发光的知识者。

所以，因为这个小说包含的深刻的思想性，我认为这是一个思想者的小说，而不是一个小说家的小说。

 

除旧布新，向拜物教开战

刘军宁先生以“文艺复兴”之名，重申人的尊严，强调作为人类我们的生活不应该维持在摄取食物的水平之上，不应该满足于靠食物充实自己的肚皮和身躯。对于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这是一个非常中肯和有力的眼光。也许“文艺复兴”这种表述令人感到突然，但我们远远不必拘泥于某个字词，而要通过这个字词，看看作者已经发展出怎样的表述，这个表述还具有那些空间，还可以怎样继续发展。

在这个意义上，秋风先生所做的批评，则比较停留于表面上的提法，尤其是忽视了刘军宁先生是如何怎样阐述“个人”的。刘先生并没有停留在生物学水平的“个人”的状态上，更没有止步于秋风先生所指出的“近乎放纵的个性解放”，而是进一步呼吁有尊严、有思想、清醒而严肃的那样一种“个人”。笔者同意秋风先生所说的“需要社会复兴运动与道德重建运动”，并且在这两方面都试图做过相关表述，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在做一件事情同时，又做另外一件同样是有意义的事情？并且，有关个人尊严和自由的任何一种理论，实际上都是一种社会理论而不仅仅关乎个人，都是考虑在社会生活里如何保持个人的自由。在今天，有谁能够得出结论，说我们已经拥有了太多的个人自由即在社会中的自由？

联系我们所处的现实，不能不发现刘军宁先生这个表述的重要意义所在。从批判性方面来说，“文艺复兴”的主要矛头是指向教会，指向这个管辖人的灵魂、本身却没有灵魂的庞大存在。在教会享尽一切人间和天上的荣耀财富之后，仅仅将贫困和虚空丢给了教堂门口的人们。我们今天有着一种新的宗教崇拜，那就是“拜物教”：一切以“物”的尺度来衡量，只有在物质的层面上才是被允许和被鼓励的，任何东西只有变为物质，变为可见的“物”的存在与统治，才是具有说服力和令人认可的，所有那些属于人的价值，人的精神生活和感受，包括刘军宁先生所说的“有关人自己的知识”，都被弃之如敝屣。马克思曾经运用费尔巴哈宗教批判语言进行资本主义劳动批判，将这两人当年的句法加以变换一下即是：“要使物质变富，人就必须贫穷；因而物质若是一切，人就应当乌有。”其中的“人”，是指富有人性的存在。

我们已经见得太多在“物”的力量面前，表现出那样一种贪婪得近乎无耻的冲动。另外有一个与“物”完全匹配东西便是“权力”，它同样也是一种“物性”力量，因此权力崇拜也是一种物质崇拜。在今天对于权力的无限崇拜也同样俯拾皆是，严重危害了我们民族的机体，侵蚀了民族的道德和尊严。在人们痛恨的种种乌烟瘴气的表现面前，难道不需要一场除旧布新的运动，来荡涤这些污泥浊水，扫除陈规陋习，重申人的价值和尊严吗？至于这个运动叫什么，或者它是否叫“运动”还是别的什么，这些都不重要。用莎士比亚的话来说，“那个我们称为玫瑰花的，叫做任何其他的名字，也是一样的芬芳”。其实在当年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也只是一个“伪称”。

文化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

如果允许我来尝试，我宁愿选择“文化现代性”这个现成的字眼，来传达刘军宁先生想要表达的东西，并希望能够在一个更加宽阔的范围之内，进一步生发他所提出的问题。

从哈贝马斯那里，我们得知“社会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这样一组区分的概念。哈贝马斯用“社会现代性”来指称韦伯所理解的“现代性”，它主要体现为资本主义经济与官僚国家，即所谓“现代化”的方案上面。在很大程度上，八十年代官方与民间一致追求“现代”的热情，很大程度上是指向“社会现代化”的。

但是在文化现代性面前，却不容出现这样混淆。“文化现代性”的前提是所谓“除魅”，即不再存在一种社会整合力量，它高高在上、不由分说，贯穿支配人们的生活及知识的各个领域。“魅”是就它不容置疑的“力量”和“影响”而言。在文化现代性视野之中，如此不容商量便十足“魅力”的力量不复存在，从此人们各忙各的，每种力量、每个领域都要为自己的合法性进行论证，每个人也都需要自我引导，自行营造生活的价值和意义，而不能等待任何权威来加以发放。这并不是说每个人自己必须另搞一套，出现像秋风先生所担心的“放纵的个人主义”，而是说——事关个人，就要由个人出面同意；作为共同体内部的价值和规范，也必须借助当事人之间的沟通协商，而不能由一部分人强加于另外一部分人。

在强制性力量衰落之后，有必要在现代情境之下，提供一套社会生活所需要的价值理想，而这套理想同时亦能够符合“自行营造”这个要求。在这个意义上，正如台湾学者钱永祥先生指出，正是启蒙的理想，响应了这套价值表述的要求。在个人的阅读经验中，我觉得没有比钱先生所列举的这样几点，更为清晰集中地表述了这套价值的核心：

（1）启蒙肯定理性，是因为认定一己以及共同生活的安排，需要由自我引导而非外在（传统、教会、成见、社会）强加；至于理性这个概念是否适当的表述了人的自主与反思，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要看我们如何发展出一套后形上时代的理性概念。

（2）启蒙肯定个人，是因为认定个人不仅是道德选择与道德责任的终极单位，更是承受痛苦与追求幸福的最基本单位；至于这种个人是否一定沦为抽象、原子、普遍式的个人，从而忽略了社会脉络与集体身分的主张，也是另外的问题，要看我们关于个人之构成的理论是否层次丰富。

（3）启蒙肯定平等，是因为认定每个人自主性的选择，所得到的结果，具有一样的道德地位；至于这种道德地位的平等，涵蕴着什么样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的平等，又是另外一个问题，要看我们对于「待人为平等的主体」发展出了甚么样的政治理论和资源分配原则。

（4）最后，启蒙肯定多元，因为所谓自主的选择，预设了能够在其间选择、调整的众多选项、也涵蕴着不同的选择与修正结果；至于选择有没有限制的必要与可能、多元是否涵蕴着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又是另外的问题，要看我们准备给多元主义甚么样的道德限制。

这套逻辑严谨的表述其实并不复杂，在课堂上我曾经要求我的学生将这几句话背诵下来，因为它们实在说得太好了。于其中，处于起点和中心的都是刘军宁先生所表达的“个人”，但又有所超出，更为完备。实际上，我们喊了多少年的现代社会，但是一套适应现代社会的价值理想，对于我们来说，并不能说是人人耳熟能详，对于另一些人来说，甚至是比较陌生的。近年来人们十分不满于“大片”电影中表述的那些钩心斗角、曲里拐弯的东西，部分原因是因为构成“大片”的社会正面价值，在我们的环境中，还没有得到充分和清晰的表述。而将此进一步转换为有迹可寻的一套叙事伦理，更是遥远得很。

审美现代性

在“文化现代性”中，包含和发展着另外一个维度，即审美现代性。在很多人们看来，它被认为是对于“启蒙”理论的反拨。但是，从我们这个远离现代性的遥远立场上看过去，它们之间的相同要比不同还要更加突出一些。当“文化现代性”强调各个领域必须自主、自我立法，同时也必然包含肯定审美自主性在内。审美自主性意味着决定艺术作品成就的，不在于任何外部力量，不在于是否表达了既定的社会道德观念，甚至不在于是否表现了某种现实。那种认为只有直接反映当下社会现实的作品才是有意义的，与艺术作品的自主要求是相冲突的。但是，如果脱离了当下现实的语境，不与当下现实进行有效对话，便缺少一种开放的精神，这样的作品也是没有生命力的。

在开启文化现代性的道路上，审美现代性始终承担着冲锋陷阵的角色，发挥着用鲜活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的作用。很难想象，没有文艺家笔下恣肆汪洋、饱满丰富的人物角色，在这些人物身上体现出来的或深邃或宏大、或微妙或辽阔、或阴郁或明亮、或微弱或有力量的思想感情，我们凭什么能够了解更加宽阔的人性空间，来关照自己所处的现实和内心？若没有但丁、薄伽丘、拉伯雷、莎士比亚、歌德、拜伦、雪莱、、波德莱尔、陀思托也夫斯基、卡夫卡、里尔克、乔伊斯、普鲁斯特等人，没有所有那些在这个星空上闪烁的巨星和较小的星星，我们怎么取得一种自我认识的现代文化？可以断言，没有这些感性的、形象的表述，现代文化便不成为现代文化，说得重一些，缺少它们现代文化便不复存在。

而且在当代，文艺作品仍然保存并继续追求现代价值理想，在一种看似边缘或者“迷狂”的状态之下，保持对于当代社会的清醒、距离和批判的力量，使人们免于在不知不觉当中沦为市侩或者埋头于计算的单面人，机械人，成为各种各样失掉了血色的经济动物、政治动物及学术动物。阿尔多诺将此表达得十分清楚：自律的艺术便有可能站到社会的对立面。那些表面上纯粹的和精心构筑的艺术，是对于人遭到贬低境况的无声抗议。艺术作品看起来偏离社会，但却是对于特定社会的坚决批判。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来自苏联的诗人布罗茨基在一种特殊的道德匮乏的情况下，曾经表达过“美学是伦理学之母”的看法。

这就是我对于秋风先生所说的“我们大可不必有太多文艺的情怀”感到震惊的缘故，对于他进一步所说的“政府也曾经大规模地组织民众观赏这类文艺作品”（指“反抗旧家庭、旧婚姻、旧道德、旧习俗的作品”）感到十分愤慨的缘故。我认为在这个表述中，一向追求严肃的秋风先生是不够严肃的，不够中肯的。像柏拉图似的如此敌视文艺，对于一个今天的自由主义者来说，显得十分古怪。

终于有一位刘军宁先生意识到文艺作品在打造现代文化、塑造现代人格当中发挥的作用了。但我希望他并不是拿文艺当作实现其他目的的途径，不是将文艺祭奠于宪政框架之前，而是将文艺当作文艺自身，是具有自主性的一种人类活动。它不比宪政学的学问高，也不比宪政学的学问低。

人性的锻造与刷新

在我们今天“社会现代化”已经初具规模之后，在我们已经解除了极度的物质匮乏之后，还能做什么？还需要什么？这些话题渐渐浮现出来。不久前北京一家刊物“SOHO小报”便适时组织了一期讨论。应该说这个问题来得有些迟了。只有在起点上具备的东西，在终点上才能够出现。如果在我们发展“社会现代化”之初就拥有一个能够超出它的视野，今天的情况恐怕不至于如此简陋与粗鄙。当然，任何时候“亡羊补牢”都不会太晚。

问题是否可以这样提出：在我们进行了一番如此浩瀚的改造世界活动的同时，我们作为人，是否也有可能重新被创造出来？在我们重新安排世界之际，是否也有可能产生一番不同的人性面貌？或者在我们人性小小的范围之内，是否也有一片需要打造的天空？一段需要用双脚才能走完的道路——从这头到那头、从东边日出到西山日落？

打个比方来说吧。我们每个人都有谈恋爱的经历。我们都有过谈恋爱的经验。在恋爱的过程中，看山山有情，看水水有意，我们另一份不同人性就在其中不知不觉地生长出来，感到自己更加轻盈纯净，更加敏感灵动，或更加开阔深沉。总之，是我们创造了恋爱，同时恋爱又反过来创造了我们，将我们的人性加以重新刷新。

黑格尔讲过一个小男孩往水里扔石子的故事。闲逛无事的男孩往水里扔了一个小石子，这个小石子激起了一圈圈涟漪，这令小男孩惊诧不已，当他看着不停扩大的水圈，他感到自己力量延伸、体现和证明，水圈是他的一个力量杰作。而同时，当他看着眼前奇异的景象，他眼睛的能力也在生长，他心灵的感受力也在生长，他体内的活力、弹性和韵律也在悄悄生长。也就是说，扔石子这么一个动作，其结果不仅是看得见的一个水圈，而且还有小男孩从中创造出来的新的他自己。这个内在人性的收获是虽然肉眼看不见，但却是实实在在可以感觉到的，并在以后的实践中得到渗透浮现。

有关锻造和刷新人自己的故事，在自文艺复兴以来的许多作品中得到丰富精彩的体现。最著名的要算歌德的《浮士德》。在魔鬼的带领和帮助下，老眼昏花的博士博士返老还童，在大世界中沉浮游荡，先后经历了五个重要的人生阶段：爱情、政治、美的活动、科学试验以及劳动创造世界。他的行动不仅改变了世界，造成了某些看得见的业绩，同时另外一个结果也随之产生出来，这就是他本人、他的人性、他的眼光、他的感受。，在经历过政治活动之后与之前，他的眼光和处事能力是不一样的；在经历过移山填海之前与之后，他的力量和人性收获也大不相同。

这就是说，我们的人性并不是死水一潭，而是随着周围世界的风景和我们的行动，发生相应的变动和变化，它如同流动的活水一般的东西——不仅在于我们过去及今天是什么，而且还在于我们将可能成为什么。而可能性总是高于现实性。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提出诸如此类的命题——建设我们自身，如同建设这个世界；关照我们的精神，如同关照我们的物质。

清点我们人性的财富

事到如今，当我们清点在这个世界上所获得的财富时，是否也可以同时清点我们人性的财富如何？——我们的理性是否变得更加坚实和精粹？我们的感受是否变得更加敏锐和灵动？我们的心灵是否变得更加正直、勇敢和良善？我们在道德上是否变得更加清晰和富有力量？我们在语言和行为两个方面是否变得更加中肯和忠直？当清晨或者夜晚我们在镜子前打量自己时，是否对自己的容貌还算满意？它没有被消耗、摧毁得全然失掉光彩和内涵？以及我们的身材，它看起来是否没有被各种负担完全压跨、彻底失掉了形状？

我们如今拥有一个对于自己的更高评价还是更低评价？我们对自己是更加满意了还是更加不满意了？在满足这个世界对我们的种种要求之后，我们是否考虑为自己做一些事情？在接受这个世界对我们的种种指令之后，停下来听一听自己的内心在诉说着什么？是否考虑也许从此之后，按照自己的内心去生活，而不是让内心像一只壁虎似的不声不响地趴在墙上？按照自己地内心去说话，而不是漫天不着边际？按照自己的内心去行动，而不是像陀螺一样被他人抽着转动？

并按照自己的内心，去表达对于他人的善意和敬意？倾听他人意见如同希望他人倾听自己的意见？尊重他人如同希望他人尊重自己？珍爱他人如同希望他人珍爱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变得仅仅适合表达愤怒和怨恨，而不善于表达理解与爱意？变得擅长与他人之间的进攻与反击、怀疑与猜忌，而不是接纳与包容、信任与支持？我们背后有着怎样的力量，使得我们变得恐惧、暴躁、匆忙仓卒，而不是勇敢、宁静、从容镇定？

如前面所说，事关自己，要征得自己的同意。假如不愿意继续下去，可以考虑想点办法，做出一些改变了。

 

不知什么时候，中国又诞生了一批新的世界纪录——建筑物大爆破：先是最高的烟囱，最大的什么楼，最坚固的什么建筑，一个接一个的“第一爆”，近来是最环保的爆破和西湖最高楼。除了偶尔有个别爆破出了洋相，并且被媒体曝了光外，其他都是圆满成功的。

面对这一连串的世界新纪录，我一直感到有点不可思议：难道中国有那么多需要一次性爆破的建筑物吗？被爆破的建筑物中，除了一些是明显老旧的外，其余大多是盖了没有多少年的半新楼，有的还曾是当地改革开放后的标志性建筑，但都在一次次成功的爆破后化为废墟。当然我只是凭感觉，又没有专门进行调查，不能贸然批评。但这次，在杭州的“西湖最高楼”被炸掉后，有关报道中明确写着，这曾是浙江大学一座主教学楼，设计寿命是100年，但只用了十几年。此楼按每平方米承受400公斤的标准(一般住宅是150公斤，教室是200公斤)设计，符合图书馆的要求，特别牢固，所以能够将它一次性炸倒实在难为了爆破专家。这样的建筑也要炸掉，引发争议是很自然的。

从节约社会财富和资源，可持续发展，保护环境等方面看，将一座完全可以继续使用80多年的建筑炸掉，是完全错误的。但肯定的理由似乎也不少：

一是这座楼本来就不该建，因为它离西湖只有500米，破坏了西湖景观。我注意到，一些被当局或某位高官下令“坚决炸掉”的建筑往往都有这样的罪名。要真是这样，为什么当初建了，并且容许它存在那么多年呢？要知道，楼本身是无辜的，要追究的是建它或批准它建起来的人！可是现在却相反，对楼可以说炸就炸，对人和事却不了了之，没有什么人需要为上千万甚至成亿元的损失承担责任。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一些达不到质量标准或者先天不足的建筑物上，往往也是一炸了事，但该负的责任甚至幕后的犯罪活动也一了百了。

一是楼虽然炸了，单位却有利可图。据报道，此楼造价是2000多万元，而所在的地块已经以20多亿元的身价拍卖。但谁都明白，当初的造价与今天的币值不可同日而语，而国有土地拍卖价的高低以及对使用权的限制，政府是可以左右的。如果政府规定此楼不能拆，这块地照样能拍卖，照样可以进行开发。以社会财富的损失为代价，无论有多大的利益也是不可取的，何况是对大学这样的单位，相信这并非浙江大学的本意。

一是要服从新的规划。这也是一些建筑物被炸掉的主要原因，例如原来的标准太低，广场要扩大，马路要拓宽，绿化要更新，或者有更多理由。但不要忘记，当初的规划也是一本正经由政府提出，人大通过，上级政府甚至国务院批准的。为什么这么快就需要改变了呢？这样的规划真的已经不适应当地的发展要求了吗？难道当地已经富到可以不惜代价将规划推倒重来的地步吗？更堂皇的理由则是本地要举办什么重大活动，要大兴土木，这是原来预料不到的，所以只能炸楼。其实，举办重大活动未必要以炸楼为代价。再说，如果本地不具备条件，为什么非要举办呢？

当然，我并不认为今后就不许炸楼，但在炸以前至少得听听当地民众的意见，或者明确谁该负责，如何负责。至于“第一爆”的世界纪录，还是尽量少些，不要更好。

(作者系复旦大学教授)

 

2006年岁末，中共推出两大人权秀：11月17日，举办了掌权五十七年来的第一个人权展，意在向世界展示其改善人权的成就；12月1日，中共发布了《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国务院令第477号），给了外国媒体以”新闻自由”。

从短期行为的角度看，两大人权秀是”一切为奥运”的组成部分，为了把国际社会对中国恶劣人权状况的批评声降至最低，借此显示胡温政权的开明；从中国社会转型的角度看，全球民主化大潮的示范、西方大国的人权外交和国内民间政治改革呼声不断高涨的双重压力，迫使中共政权不得不承认人权的普世性。自从2004年人权被写进中国宪法后，人权概念已经变成中国公共话语的关键词之一，甚至在深圳警方肆意践踏妓女嫖客的人权之时，民间能够发动声势浩大的舆论救济。

尽管，这项破例开恩的”新闻自由秀”的时限仅仅为21个月，而且具有明显的歧视性，新闻自由的大门可以对外国媒体开缝，却对本国媒体和香港媒体紧闭，有违平等对待的人权原则和法律原则，不能不让人想起中国传统中最为恶劣的奴才外交–“宁与外人而不与家奴”。但是，相对于一向实行新闻封锁的中共执政史而言，无论如何，这项行政令也是一种进步。它起码说明：胡温政权还有点儿羞耻之心，还在乎国内外的人权压力及自身形象。特别是，2004年以来中国人权状况的持续恶化，让胡温上台之初的”新政”迅速泡沫化，进而变成备受谴责的”恶政”，如果再不做出某些政策调整，就将为北京奥运蒙上越来越厚的阴影，中共现政权显然不愿看到北京奥运在国际舆论的谴责声中开幕。

2007年1月1日，国务院令正式生效的第一天，在中国最受瞩目的两大中心城市北京和上海，却出现了完全相反的政府行为。在北京，路透社等外国驻京媒体率先行动，专门采访长期被封杀的政治敏感人士。路透社驻京记者成功地采访了六四政治犯之首的鲍彤先生（另一路透社记者白宾前往内蒙呼和浩特采访了一名被控以”分裂国家罪”的蒙族囚犯的妻子），这是鲍彤先生自1996年出狱后首次在家中接受西方记者的采访，似乎具有某种象征意义。与此同时，芬兰《赫尔辛基时报》的记者也成功地进入胡佳先生的家中进行了采访，此前，胡佳已经被北京当局软禁了近170天。

然而，在中国经济中心的上海，外国记者却被挡在郑恩宠律师家的大门外，理由是”郑恩宠仍在被剥夺政治权利期间”。

北京绿灯和上海红灯的交相闪烁，让世人再次感到中国政治的诡秘。绿灯表达着中共政权的信守承诺，新华社在1月2日不失时机地发表文章进行自我表扬，中共国务院新闻办的官员蔡武在4日也对外表示，如果新的海外传媒在华采访规定能够为中国与海外传媒提供益处以及发展空间，并且帮助国际社会与中国的沟通，他相信届时也不需要改变新的采访规定。国务院新闻办的另一位官员王国庆在接受《中国日报》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和传媒的关系，要从管制传媒改成服务新闻媒体。另外，在此前的2006年12月28日，中共政权首次对外公开了中央和地方的党政机关新闻发言人名单和联络方式，包括中央级党务系统6个部委的7位发言人、政务系统62个部委的75位发言人，全国31个省市政府52位发言人。

这一切，似乎让世人看到胡温政权进行新闻体制改革的决心。然而，上海红灯却又让新闻改革之光遽然暗淡下来。即便胡锦涛以反腐之名搬倒上海帮大佬陈良宇，也无法改变”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荒诞现实。在全世界的众目睽睽之下，上海当局居然敢于无视中央权威、公然对抗国务院令，摆明了是给胡温中央添堵，让其信誉严重受损。或许，郑恩宠冤案本身就牵涉到上海高层的腐败，在陈良宇案的事实部分还未公之于众之前，胡温中央不想节外生枝，所以，才宁可信誉受损，也要默许上海当局对抗国务院令的行为。

21个月的时限和赤裸裸的歧视性，让人很难把它看作新闻改革的前奏，而更倾向于将之视为奥运的权宜之计。北京与上海在执行上的巨大反差，进一步加深国内外的疑虑。无论中共的主观动机如何，但就客观效果而言，21个月的对外新闻开放也是一个试验期，外国记者可以通过不断深入的采访，来测试中共对新闻自由的容忍底线，测试出中共是真开放还是只作秀；中共政权也可以通过外国记者的自由采访，来评估有限的新闻自由是否足以构成对现存秩序的巨大挑战。如果中共当局评估的结果是正面的，这项外国记者所拥有的新闻优惠政策也许会延续下去。

我相信，21月自由采访的客观效果，将告诉包括当权者在内的所有中国人，新闻及言论自由，作为文明社会必须加以尊重和保障的基本人权，非但不会威胁到社会稳定，反而具有达成良性社会稳定的巨大效用：通过释放社会不满来缓解社会危机，通过揭露阴暗面来达成舆论救济，通过免于恐惧的言论环境来培育说真话的社会公德；不同意见的自由表达，有助于形成丰富的多元生态；不同观点的自由讨论，有助于真理的发现和社会共识的自愿形成；特别是通过发挥独立的第四权力而对政府进行有效的舆论监督，让当权者不敢滥用权力；新闻自由的这些功效，必将为中国社会带来开放中的良性稳定。

近年来，中共现政权似乎爱上了”人权秀”，但明眼人大都看出，这类人权秀的最大特征是言行不一的”伪善”，一面是信誓旦旦的人权宣示，一面是严控舆论、敏感人士和打压民间维权。然而，独裁的伪善毕竟强于赤裸裸的暴政，独裁国家转型为自由国家的历史过程，大都要经历独裁伪善的阶段，它对人权的口头承诺和实际迫害，恰好说明了今日世界已经进步到这样的程度：普世人权的巨大道义力量，也让独裁者们有所畏惧，也要用作秀来显示自身的开明。

换言之，独裁的伪善预示着自由的可能。

2006年1月7日于北京家中（BBC2007年1月8日）

首发ＢＢＣ

 

开放杂志创刊二十年，我是中途加入的。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的发生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我和许多采访过六四事件的香港新闻工作者一样，从此有了挥之不去，深不能自拔的六四情结。六四学运让我们看到共产中国有了民主的希望，而后六四镇压又让我们为中国政治的倒退感到挫折和失落，觉得必须做些甚么事，于是在该年十月开始为开放杂志写稿，后来更将自己的事业生涯与这本以关注中国民主前途为宗旨的期刊结合在一起。

初写的稿都与中国民运有关，写过巴黎民阵成立大会，民主女神号广播船抵台湾、成都六四大起义、万润南专访等等。写了两年多，金钟邀请我加入开放杂志。一九九二年五月开放杂志被大地产商刘銮雄收购后，从大王东街一个老旧的住家公寓搬到告士打道三十八号的甲级写字楼海军大厦，我开始到开放杂志做兼职编辑，每天下午到海军大厦上班，晚上从海军大厦走到告士打道六十六号的华夏大厦香港时报上夜班。在这打两份工的时候，曾于一九九二年十月被香港时报派到北京采访中共十四大、亦顺便做开放杂志的特约记者。这是我最后一次到中国大陆正式采访，因为几个月后一九九三年二月国民党办的香港时报停刊，三月我在开放杂志由兼职转为全职编辑。

度过开放的艰难时刻

但不过数月，我面临人生一大抉择。当时开放的老板刘銮雄突然决定停刊，外界纷纷猜测是前两个月我为开放杂志写的一组专题文章「中国十大家族」惹的祸，因为文章中罗列的中共十大权贵家族其一是王震，而大老板又正在与王震家族合伙做生意，但是否如此，至今不知。

停刊后，金钟面临在无任何资金支持下是否独立继续办下去的艰难选择，而我内心也有很大挣扎。我是两个女儿的母亲，大女儿读中学，小女儿尚年幼，仅只五岁，养家的担子非常沉重。我曾犹豫是否需要去找另一份较有保障的工作？最后金钟决定咬着牙重新注册再办《开放》，我也留了下来帮手。一九九三年底杂志社从宽敞豪华的海军大厦搬到轩尼诗道德兴大厦一间狭小的办公室。那段日子大概是我经历过的开放杂志最困难的时候。

转眼之间，十四年过去。最近我路过告士打道六十六号，曾是国民党党产的华厦大厦几度易手，已改名为笔克大厦，听说还是中共资金的产业。岁月沧桑，香港和中国大陆都有了很大变化。

一九八○年我由四川老家移民到英国殖民地香港，是为了逃避共产党的统治。那时不知共产极权制度会持续多久，也从未想到它会短命夭折，想到的只是要离这种令人窒息的制度越远越好。

和大陆交流逐渐畅通

一九九七年香港主权回归中国，想逃避的又来到眼前，但是六四和苏东波已让我们知道，这个制度已走到尽头。我们与那个制度下仍在挣扎的同胞已命运相联，我们不想再逃避，现实也不允许我们再逃避。红朝来临，港人普遍悲观，开放杂志大概是最坦然面对者之一。不是我们比较勇敢，而是比较清醒而已，知道中共后极权政权已是强弩之末。而后的岁月也确乎如此，每年的六四之夜维园依然是万点烛光，五十万人回归日大游行迫使北京收回二十三条 …… 香港人顽强地防守着自己的法治和言论自由。

中共依然是专制的中共，但中国民间社会已不是过去的民间。我初到开放杂志时，愿与我们这样的所谓「反动杂志」打交道写稿的多是已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国内人顾虑很多，私下交往可以，公开很难，写稿例必是笔名。但后来许多作家和知识分子已无所顾虑，公开与我们来往，包括中共体制内的民主派人士。尤其是互联网的出现数码科技的日新月异，使得我们的杂志与国内朋友的交流已近畅通无阻，甚至不分彼此，很多朋友根本就将《开放》当作他们自己的杂志，有时一开口即是「咱们开放」，一点也不见外。

开放杂志坚持二十年，朋友们对我们有许多赞美之词，其实真是过誉了，我们是在很安全的环境中享受香港的言论自由，与国内的朋友相比绝非勇者。利用我们这个小小的窗口，为国内的同胞发一点声音，实在是我们的荣幸。走笔至此，传来陆建华因涉程翔案判二十年重刑的消息，内心震撼不已，觉得一国两制对大陆的同胞真是太残酷、太不公平了！变一国两制为一国一制，使大陆的朋友也和我们港人一样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有表达的自由，这应该就是开放杂志创办的初衷，及苦苦坚持下去的动力吧！希望这一天早日来到。

首发开放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