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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晚年和胡颂平谈话时，常常流露一个看法，就是坏学校也出好学生。他特别提到过当时中国大学一个名叫黄晖的学生，常来北大听他讲课，这个学生后来写过一本很有学术价值的书，胡适晚年还记得这个学生。学校总有好坏之分，一般说来，学校不论好坏，凡在学校中就有名的学生一般都有出息，特别是赶上学运时候，凡学生领袖总是有才能的人。我虽然没有上过好大学，但我观察，坏学校里出名的学生，总是比好学校里平庸的学生有出息，不论学校好坏，凡在学校中没有显示才华的学生，以后大概也是平庸之辈。现在大公司找人，选人的成本比较高，其实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不论学校好坏，你以他在学校的出名程度来选择，大概不错。我听说韩国早年公司里选人，有一个不成文的习惯，就是凡没有参加过学运的人，他们一般不要，我以为他们这个判断很有一些道理。

中国早年凡作过大学校长的人，其实都知道这个规律。西南联大学潮的时候，政府派傅斯年去处理，当时冯友兰就说，这叫请看剃头者，人也剃其头。因为傅斯年是“五四”运动中最著名的学生领袖。我前些年写过一则短文，说中国早期学生运动的的领袖，后来以做大学校长的人为多。因为政治活动最能见出一个人的激情、人格和才华。西方制度下领袖人物的来源，基本是校园中最活跃的学生。

我这些感想是因为最近看一本《方显廷回忆录》（商务印书馆出版，2006年）时想到的。方显廷这本书为我解答了多年前的一个疑问。方是中国著名的工业经济研究专家，今天南开大学在这方面还非常有名，它的基础就是靠了三个人，一个是何廉、一个方显延，还有一个是李锐。

1933年，蒋梦麟在北大当校长时做过这样一件事：那年一开学，蒋梦麟就以“不交学费”为理由开除了一批左倾学生，共计九位。这些北大学生被开除后不久，每位学生收到一封匿名信，内附支票三百元。信中说：他对同学被开除非常同情，谨送致大洋三百元为川资云云。

这是我看千家驹《七十年的经历》（香港镜报企业文化公司出版，1986年）时记住的一个细节。 千家驹在回忆录中说“我至今不明白这钱是谁送的。三九二十七，这二千七百元大洋（尚未实行法币）绝不是一个小数目。当时地下党很穷，绝不可能、也无必要送此巨款。社会上也不会有此急功好义的人士，况且他们也不可能知道每一被开除同学的姓名住址，这真是一个谜。经我们多方分析研究，我判断这是蒋梦麟校长耍的两面派手法。蒋一面开除学生，一面又怕他们留在北京，铤而走险，对他发生不利行动，干脆花一笔钱叫他们早早离开。果然，九位同学得了钱后，有的东渡日本，有的去了德国，各奔前程去了。”（58页）千家驹对蒋梦麟的这个看法，其实不准确。因为在蒋梦麟一生中，这样的作法绝对应当受到后人的尊敬。

方显廷早年在穆藕初办的厚生纱厂学徒，后来就是得到穆藕初的资助到美国留学，最后成就自己人生的，所以他对穆先生帮助学生的事就特别在意。他在回忆录中多次提到过穆先生在这方面的远见卓识。他说穆先生常常和他提到这样一件事：“国立北京大学有五位学生运动领袖，他们参加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抗议中国在凡尔赛和会上受到的不平等待遇。……时任国立北京大学的执行校长蒋梦麟先生，请求穆先生资助这五位学运领袖出国留学。穆先生立即慨然应允，以五万银园作为资助。不过，作为一位传统的中国多神论者，他在应允此事之前，相邀蒋梦麟校长，一起到北京一座著名的庙宇去求了一次签。签语告诉他说，他的捐助行为将会得到极大的成功。后来，这些被资助的学子们，分别成为政府的内阁部长、外交使节、大学校长、知名学者和诗人。”（21页）

方显廷回忆说，穆先生资助的这五位学生是罗家伦，后来做过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的校长；段锡朋，一位资深的国民党员和内阁大臣；康白清，著名的诗人；汪敬熙，中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做过中研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孟寿春，四川大学校长。

方显廷的回忆大体不错，只是孟寿春，我查了一下四川大学的校史，没有记载。可能是方显廷记忆不准确。但不管怎么说，只要五人里有一个上面提到的人，这笔资助都可说得到了巨大的回报。

如果蒋梦麟五四时期作过这样的事，那么千家驹的回忆大体也是可信的，虽然时间上可能会有一些出入。蒋梦麟的回忆录《西潮》中没有提到这些事，胡适也说过，蒋的这本回忆录有些不准确的地方。但这样的故事，就是传闻，人们都愿意相信，因为其中保存了前辈对学生的关心和爱护。

 

【导语：新华社的孙振军对香港导游黄小姐说：他的一条底裤就值二千多元！我想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库扣去烂账和内外债务后，还可以买几条这样的底裤？在还有近三亿人挣扎在温饱线上、还有许多青年或其父母为学费而自杀、还有千千万万少年儿童被拒于校门外、还有名为希望工程实为叫花子工程到处伸手的时候，有人在香港女同胞面前炫燿他的二千多元底裤，还有比这更无耻、更下流、更狂妄、更霸道的东西吗？所以我不得不谥之为“忘八蛋”——忘了八荣八耻的臭蛋、软蛋、昏蛋加混蛋！】

一、一个新华社的工作人员的底裤就值二千多元！

孙振军者，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通讯社——新华通讯社即“新华社”的雇员也，自称是“内地的党的新闻工作者”（孙振军：《我是怎样教育香港导游的》，〈杂文月刊〉2007年一月号〔上〕，河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以下引文除另註外，均来自此文）；男性，去年三十岁或以下。

孙振军炫燿他有“一百平米以上的住室，且是一次将钱付清；外面的军裤虽然不值钱，但里面的裤头是阿迪达斯的，一条就值二千多元。”孙振军没说是人民币还是美金，就算人民币吧，一条底裤就值二千多元，也够牛屄了！我想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库扣去烂账和内外债务后，还可以为这些老少爷们买几条这样的底裤呢？香港第一才子陶傑说，“生痔疮、穿丝内裤”；但我以为，生痔疮如穿丝内裤都不是什么罪过，但把丝内裤拿出来显摆，特别是对一个香港女同胞抖擞，就有点TMDe发疯了。

据权威方面对北京十八个区、县所有在售项目的销售统计表明，2005年北京销售每平方米均价为七千五百三十四元，2006年则为八千七百九十二元。（《2006年北京房地产销售状况及市场分析报告》）而香港富商李嘉诚旗下和记黄埔地产集团在北京开发的逸翠园，售价更在每平方米八千元到一万五千元之间。

可见孙振军的房价至少是一百万元，加上装修、买家俱和电器以及手绩费、律师费、苛捐杂税，非超过二百万元不可。一次过抛出二百万元，可见此子身家之丰厚。最重要的是他穿的内裤，一条竟值二千多元，没有几千万元甚至几亿元的家底，敢如此牛屄？一个新华社的工作人员，拥有如此巨额财产，中纪委、监察部驻新华社的特派员为什么不查查他的财产来源？需知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者流，目前包括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基础工资和工龄工资在内的月薪，也只有三千一百四十六元呀。（《联合报》）

二、新华社以培训、调研名义搞公款旅游

“2006年夏，新华社组织了一次培训、调研活动。结束的时候，有参访港、澳实地……的安排”。孙振军等“二十多名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七月一日清晨六时许”，“就起床往机场赶了。八点多起飞，十点多到港”，一玩就是“几天”。

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款旅游的费用每年在九千亿人民币以上（老戚：《十一黄金周公车私用氾滥成灾》，〈自由圣火〉网）；官方数据显示，至2006年3月底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达23，500多亿元，三大国有政策性银行不良贷款760多亿元，115个地方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达15，470多亿元。在香港出版的《动向》月刊去年十二月号也透露，仅2006年上半年，中国三十一个省区、直辖市党政国家机关的行政开支，超预算达5，087.7亿元；包括新华社在内的所有机关单位全象疯了一般地挥霍百姓的血汗钱。这相当于近两亿中国农村人口一年的纯收入，也超过了一亿多农民工一年能够带回家的全部现金！对此，胡锦涛束手无策：“怎么办？怎么解决？怎么总结？这种状况不允再发生。请政治局、国务院和有关部门提出处理、规范意见。”（《动向》）

怎么办？为什么不查查这些忘八蛋——忘了八荣八耻的臭蛋，看他们在自己公款旅游之外，又假公济私地带上了多少亲朋好友到处吃、喝、玩、乐，肆意挥霍民脂民膏？“二十多名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中，男女之间是什么关系？老又老到什么程度、少又少到什么年龄？

三、新华社恶霸为什么要“教育”香港导游？

第一，对香港方面的接待不满意。

1），孙振军抱怨“这次参访香港方面的接待单位，却交给了一家商业性质的旅游公司来安排”，按孙振军们的意思，新华社这样的官方、党方、京方机构，那怕给科长拎包、拉皮条的，到了香港也是钦差大臣，应该由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司令部、新华社香港分社，至少也要香港特区政府礼宾司出面恭迎，结果却由“商业性质的旅游公司来安排”；

2），没有劳斯莱斯、奔驰可坐，却直接被“迎上了一辆大巴车”；

3），没有漂亮的妞儿投怀送抱，只有“一名看上去像四十多岁、实际上也就是三十多岁的黄姓女导游”，残花败柳败了孙大少爷的雅兴、大煞风景。能不火冒三丈而“因此閙出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尽显新华社恶霸的威风？

4），中午“在一条偏僻背街的地下室吃了一顿所谓的’团餐’”，请注意这个新华社恶霸所使用的字眼：“偏僻”、“背街”、“地下室”、“吃了”、“一顿”、“所谓”、“团餐”，恼怒之情溢於半通不通的方块字中。这真是太委屈了住千多平方英呎豪宅、穿二千多元内裤的党京官老爷；照老爷的意思，他们的午餐应该在热闹的、通衢大道的、摩天大厦顶层的旋转皇宫大酒楼里享用真正的、流水的满汉全席。

第二，欺软怕硬，欺善怕恶的瘪三。

恶霸孙振军埋怨“将近夜里十一点的时候”——即十点多，“车子总算将我们拉到宾舘门口……像参加强化军事训练般连续拉练十六个小时了”，而把怒火发泄在香港导游“弱女子”兼“小女子”“黄小姐”身上。

但是这“十六个小时”是怎么算出来的呢？原来是从当天“清晨六时许”“起床”算起。假如孙振军昨晚没上床，而是通宵狂赌、狂嫖或者狂吃、狂喝，难道也要把连续“拉练”四十八小时的账赖在“弱女子”兼“小女子”“黄小姐”身上？实际上是“十点多到港”至“将近夜里十一点”到宾舘，也就是十二个钟头；其间除上午“走马观花似的看了几个地方”、下午“徃各个景区点卯”，而且“这天恰好是香港回归纪念日，既有庆祝活动，又是游行示威；要么交通管制，要么绕道远行”，大部份都是坐在舒适的“大巴车”上，很少走路。这岂可与“强化军事训练般连续拉练”相提并论？

斧头帮爱吹牛，新华社更是假大空大本营。继了党的不光荣传统的新华社新贵孙振军，除骄奢淫逸、吹牛撒谎之外，连坐“大巴车”走马观花也叫苦连天。这就是今天身娇肉贵的“内地的党的新闻工作者的风采”！

就算“十六个小时”“连续拉练”吧，不是有“香港接待方代表、新华社领队”在“大巴车”里吗？为什么不通过他们和旅游公司协商，更改当天和日后的活动内容呢？

孙振军们在港一切活动都是事先经双方甚至多方商定的，黄小姐不过按照公司指示办事而已。孙振军始终不敢向“香港接待方代表、新华社领队”这两个大男人那怕吱一声，却英勇地向一个“弱女子”兼“小女子”发难，一副欺软怕硬，欺善怕恶的瘪三模样。孙振军居然还说要“让她见识一下内地的党的新闻工作者的风釆、韬略”，真是厚颜无耻得可以，一副不折不扣的贱骨头！

四、新华社恶霸孙振军的流氓“韬略”

第一，串联：在宾舘大厅的“数分钟内，我马上串联了五六名同仁并达成共识”，抄了毛泽东遵义会议前串联张闻天、王稼祥的旧谱，为了对付一个“弱女子”兼“小女子”；鲁迅说：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热风》三十八）孙振军就是这么一个合群自大的阿Q，一个以奴隶总管自居的奴才。

第二，恐吓：“我礼貌地走到黄导游面前，很客气地说：’黄小姐，我郑重地通知你，你被解雇了！……如果明天上车时我们几个人发现导游还是你，将立即退团并到香港旅游局和相关媒体投诉你。’”

第三，折磨：

1）、令“她答应首先登门诚恳道歉并在明天出发前当着全体团员的面正式道歉”；

2）、“要求她必须到房间当面接受批评教育”；

3）、“在黄导游忐忑不安地在门口垂手伫立十多分钟后，在我们一行数人正襟危坐之后，我们终於同意她进屋了。”

第四，丑化和侮辱：

1）、孙振军对黄小姐的第一印象是：“一名看上去像四十多岁、实际上也就是三十多岁的黄姓女导游”；

2）、“黄导游的嘴惊骇得变成一个’ O’型”；

3）、“黄导游的五官顿时变形了”；

4）、“看似弱女子的黄女士竟像一头被惹怒的母狮子，声嘶力竭、声色俱厉地吼道”；

5）、“决定由我做代表对你进行如下严肃批评教育”；

6）、“你仅仅是个年龄比较大点的服务人员”；

7）、“你的居室仅有五十多平米，上衣、裤子、鞋子加起来也不过一千五百多港元……我吧，一百平米以上的住室，且是一次将钱付清；外面的军裤虽然不值钱，但里面的裤头是阿迪达斯的，一条就值二千多元。”但是孙振军或者不知道：香港人、特别是黄小姐这样的普罗大众，花的可都是自己挣来的血汗钱，而你们却是把国库当党库、把党库当私库的窃贼。再说在还有近三亿人挣扎在温饱线上、还有许多青年或其父母为学费而自杀、还有千千万万少年儿童被拒于校门外、还有名为希望工程实为叫花子工程到处伸手的时候，你的二千多元底裤不是更让你的党、你的政府、你的新华社蒙羞吗？

8）、“你这人目前尚存有港英子民意识，且地域岐视心理太重，而职业道德风度太差……”原文如此，看来底裤虽然价钱很贵，而肚子里挤出来的货色也不过尔尔；一个以“阿迪达斯”adidas为荣的亡国奴，居然还有脸嘲笑香港人有“港英子民意识”；这叫“阿迪达斯”其内，败絮其外了。

第五，意淫：“在以后几天的相处中，黄小姐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说话轻声细语，笑容灿若桃花……我差一点想爱上她。”恶霸在作恶之后，露出的是流氓嘴脸。一个男人想爱一个女人，本无可厚非；但孙振军文章的从头到尾，无不是对黄小姐的羞辱、作践和“刻薄”。

五，新华社恶霸怎么样教育香港导游黄小姐

新华社恶霸孙振军让曾被他“惹怒的母狮子……忐忑不安地在门口垂手伫立十多分钟后”，才让她进房间实行新一轮的精神折磨。於是孙振军打着官腔、扬扬得意地开始教训她：

“鉴於你今天一天来尤其是刚才的不良表现，经研究，决定由我做代表对你进行如下严肃批评教育：第一，香港已经回归啦，也就是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已是名副其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这一点你必须要明白。第二，从国家的根本大法也就是《宪法》、母法到子法、下位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区基本法》，没有一处可显示香港公民高人一等或香港公民是内地公民的上级领导。因此，我们是完全平等的。”

孙振军在合群自大的心态下的的流氓口吻，把他恶霸的嘴脸表露无遗了。“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现在成了孙振军的领土：党国钦差孙振军才是香港人的主人翁，他“高人一等”是香港公民理所当然的“上级领导”，他有权在香港作威作福。

现在还没有一个“香港公民”想当“内地公民的上级领导”，倒是有非常多的孙振军、萧蔚云、夏勇、李刚之流以奴隶总管的权势对香港、香港事务和香港人颐指气使、说长道短、指手划脚，恨不得一口把香港吞了下去。

指挥一切、横行霸道的陋习和心态，不但孙振军有，还有很多人也有；不但在香港如此，在台湾甚至其他国家也是如此。以下是我的大陆朋友最近告诉我的故事：

我们到台湾旅游，是绕道第三国、持泰国签证进入的。我们首先从中国去东南亚，再乘泰航从曼谷飞往台北。与我们同机的有五位江苏省公务员，他们与我们行程几乎一样，可费用高许多，因为是公务员用公款，要单独安排许多特殊享受。这五人都是酒鬼，在飞机上就拼命地要红酒、白酒、啤酒，甚至趁空姐不注意把整瓶红酒偷拿走，弄得空姐很无奈。在台北，我和他们湾同住一个酒店，第二天在大堂看到台湾警察在向他们录口供，因为带他们的台湾女导游向警察报案：昨晚他们五个人在台北市一家卡拉舞厅对她有性骚扰行为，还指其中一个姓徐的向她强硬索要护照，说要离团两天探亲戚，因此纠纷不断。随后他们的旅途全程都有台湾警察护驾，先后十八——白天在旅游景点、中午在饭舘、晚上在宾馆——直接点名查他们护照、行踪。弄得他们狼狈不堪、火冒三丈；一路上发牢骚说：出了钱到台湾不是来旅游，而是来买罪受，变成文革中的“四类管制分子”。最后一天，也是台湾警察一直护送他们到机场。在候机厅，这五位同胞又与当地警察再次发生冲突，警察交回护照给徐某时，对他说：“我们作了记录，你在台湾不受欢迎。”他们五人齐声回答：“以后请我们来也不会来，要来就跟解放军一起来。”喝狼奶长大的党国精英大抵都是如此下作、无聊、狂妄如神台猫屎，让人噁心。

正是：

窃国分赃成阔佬，

穷凶极恶和谐经；

爱国原是真卖国，

底裤一条二千金。

二OO七年一月十一日於流浮山寨

 

身处不同社会阶层，持不同观点的人们，都不会否认我们当下的中国正处于一个转型时代，是一个“前途光明还看不见，道路曲折不知几时走得完”的时代，很多人想为这个时代找到一个恰当的命名，什么“后极权主义时代”、“新极权主义时代”、“次法西斯主义时代”，等等，我自己也曾为这个时代找到一个词，那就是“本能时代”。其实，龚自珍在190年前提出的说法仍然能精辟地解读这个时代，他把“三世”重新分为“治世”、“乱世”和“衰世”，在他看来，所谓“衰世”就是——

“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宫羽淆而五色可铄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鲜君子也，抑小人甚鲜。”

也就是说放眼望去，举世都是平庸窝囊之辈，浑浑噩噩，只知道吃喝玩乐、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表面上看起来典章制度俨然，等级秩序严密，礼仪规范分明，一切都像摸像样，十字街头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官方的统计数字处处让人感到繁荣昌盛，似乎前程一片大好。看上去一切都像是“盛世”，然而人的廉耻心、上进心、作为心都被束缚、被剥夺殆尽，整个社会在骨子里失去了生机和活力，只剩下按本能行事，一片“万马齐喑”的局面。不要说朝廷没有象样的宰相，军队没有象样的将军，学校没有象样的读书人，田野没有象样的种田人，工场没有象样的工匠，街市没有象样的商人，就连象样的小偷、强盗也都没有。不要说找不到真君子，连真小人也变得稀罕。这就是他概括的

“衰世”现象，即使今天读来依然惊心动魄，毕竟，这个社会已到了连象样的小偷、强盗都没有的“衰世”。所有的强大都是表皮的，内囊已被蛀空，“盛世”只是虚幻的画面，是官方通过电视、报纸排演出来的，一句话，这是一个变化了的时代，变化是潜移默化进行的，但变化之大，恐怕超过了以往许多锣鼓喧天、大张旗鼓的变化，除了权力结构、权力授受的制度没有什么变化，其他的几乎都变了。想想以下三个层面的变化足以令我们触目惊心，这些变化日复一日，正在我们的身边、悄无声息地发生着：

一是意识形态几乎失效。没有一个成年人会把那些玩意儿当真，哪怕是弱智，也知道那是哄小孩的小把戏。以至权势集团轻易不敢挥舞意识形态的大棒，批判他们的思想异端，因为被批者一夜之间可能就会成为道德英雄、时代骄子，受到万众的拥戴。也就是说官方已失去道义的合法性，不再掌握意识形态的主导权，而只能模模糊糊、得过且过混日子，在精神上已拿不出一套有效的说辞，除非转换意识形态，重新给自己定位。

二是社会结构重新洗牌。以往作为立国基础的所谓“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早就成了黄花菜，现在新兴的暴富阶层掌握了大量的财富，与凌驾在整个社会之上的权贵阶层暂时分享最大多数的利益。依附于权贵阶层的知识阶层分得一杯羹，其中不少人也已是脑满肠肥，成了食利阶层。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工人、农民、农民工完全被边缘化，在不公正的市场化改革中急速被抛弃，所有政策几乎都是按强势阶层的意志出台的。中产白领、自由职业阶层在新的社会经济背景下的出现，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他们带有更大的独立性，有追求自由、幸福的内在动力，是不容易约束的力量。这些新的社会阶层很可能会在新时代前夜扮演日趋重要的角色，这也是权势集团先前没有想到的。

三是道德信仰全线崩塌。现在，这个社会赖以正常运转的就是利益，不同的人追逐大大小小的利益，按趋利的本能而活着，并且死去。道德的沦丧有目共睹，不需要任何例证。信仰的真空，也是众所周知，现在家庭教会大兴，官方教会也是信众云集，各种寺院、庙宇、道观、庵堂无不香火旺盛。据说不少权贵也是不信苍生信鬼神，求神问道，祈求自己官运亨通、财源广进，这当然是一种畸形的、扭曲的贪婪、愚昧和迷信，实在算不得信仰。然而，上上下下都在寻求信仰寄托这一点则是无可争议的。在这样的时代，无论官方提出的口号有多么美妙，构想的理论说教有多么漂亮，再也不可能成为全民的一种信仰。

我们今天面临的最大问题，不仅是腐败的大肆蔓延，制度的根本缺陷，而且是道德的衰亡，信仰的崩溃，人心的离散，整个社会在人的意义上不断下滑。以往我们总是习惯于把一切责任都归咎于极权专制了事。这样做当然是最简单的，也是最容易自我安慰的。专制强权诚然是导致社会大面积糜烂、人心溃败的重要乃至是最重要的根源之一，但并不是全部根源，所有人、包括打着动人旗号的人在内都负有或多或少的责任。换言之，这个社会之所以进入“衰世”，不光是强者、富豪、小人、恶徒要为此负责，弱者、穷人、好人、善良之辈也同样要为此负责。长期以来，正是不同的人们以种种借口、理由为自己卸责，才导致我们的社会沦陷在小人、恶人、无耻者手中，不能自拔。要想在人心的废墟上重建社会，确实步履艰难。如果，因为艰难而止步不前，那么我们注定了走不出“衰世”的迷局，将继续在虚假的瞒和骗中苟且下去。这个社会也完全可能在灰色专制强权的手中拖下去，至于拖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没有人能预知，《推背图》也好，唐德刚的“二百年峡谷说”也罢，都不能为我们指点迷津。如果我们不能自我拯救，自己为自己找到道路，这一天将不断推迟。归根结底，重建社会的前提乃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也就是从每个人自己开始，世上本无救世主，我们也不能期待毛泽东式的救世主来拯救我们。变化时刻在我们的身边发生着，如果要加快变化的进程，只有靠我们自己，变化始于每个人心中，也终将在每个人心中完成。

──《观察》首发

 

核心提示：去年9月，36岁导演贾樟柯借《三峡好人》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年末，《三峡好人》与张艺谋执导的“大片”《满城尽带黄金甲》同期上映，随即贾樟柯与《满城尽带黄金甲》制片人张伟平爆发论战。贾樟柯接受独家专访，希望以更加严肃的讨论表达其立场。

一开始他们就跟行政资源完全结合在一起。如果没有行政资源的帮忙，他们不可能形成这样大的垄断，而使中国银幕单调到了我觉得跟“文革”差不多。“文革”还有8个样板戏，还有一些小文工团的演出，而现在一年只剩下两三部大片了

今天商业大片在中国的操作，是以破坏我们需要遵守的那些社会基本原则来达到的，比如说平等的原则，包括它对院线时空的垄断，它跟行政权力的结合，它对公共资源的占用。中央电视台从一套开始，新闻联播都在播出这样的新闻，说某某要上片了。随之而来，它的法西斯细菌就开始弥漫

我觉得需要谈到电影分级制度。《满城尽带黄金甲》在美国都被划为青少年不宜观看的影片，为什么跑到我们这儿就可以甚至是鼓励青少年去看呢？问题就在于，一个规定，它总是因人而异的

我感到痛心的是，许多比我有话语权的导演，从来不做这种事情。中国电影的分级制度为什么还出台不了？所谓技术审查的弊端，为什么就没人在更大的场合讲出来？那些大导演比我有发言权多了，也有影响力多了，他们有政协委员之类的头衔，有发言渠道，却从来不推动这些事情

我们作为导演，共同面对的中国电影环境变得千疮百孔，问题特别多。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中国真正有价值的电影，完全被所谓商业电影的神话所笼罩

《中国青年报•冰点》记者徐百柯

谁来捍卫电影

记者（以下简称“记”）：最近你的发言明显多了，而且时有尖锐之语。而你原来给大家的印象比较低调，比较温和。是这样吗？

贾樟柯（以下简称“贾”）：对，话越来越多了。我们作为导演，共同面对的中国电影环境变得千疮百孔，问题特别多。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中国真正有价值的电影，完全被所谓商业电影的神话所笼罩，完全没有机会被公众所认识。很多人说，贾樟柯的话现在这么多，不就是发行一部片子吗，至于这样吗？我觉得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实际上机会对我来说还是非常多的，包括商业上的机会，包括我们的销售，就是说不管票房好或坏，我的电影还是有机会在银幕上跟观众见面的。并不是说我自己的生存环境有多么恶劣，而是我看到一大批刚拍电影的年轻导演，他们的生存环境太恶劣了。这个恶劣，一是说银幕上没有任何一个空间接纳他们，再一个，有一部分电影甚至完全被排斥到了电影工业之外。

记：什么原因呢？

贾：有很多优秀电影，比如说它是用DV拍的，技术审查规定DV拍的不能够进影院，就连16毫米胶片拍的也不允许进影院，必须是35毫米胶片或者是很昂贵的高清拍摄的才能进入院线系统。

实际上这样的技术门槛完全没有必要。大家都明白，现在拍电影选择什么材料，导演应该是自由的，这种材料拍完以后，影院接受不接受，应该是一个正常的市场检验行为，而现在却是行政行为，很不公平。它把很多导演拦在了电影工业之外，他们没有机会进入中国电影的这个系统里面，只能永远被边缘化。

这种情况的存在，我们呼吁了很久，但得不到任何回应。而很多在电影行业里有影响力和发言权的名导演，却没人站出来说话，眼睁睁看着那么多年轻导演得不到任何空间，不得不走影展路线，然后反过来他们又骂年轻导演拍电影只是为走影展。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像我刚开始拍独立电影的时候，媒体还在文化上非常认同这种创作，也愿意用媒体的资源来为这些电影做一些文字上的介绍。但到了这一两年，特别是大片盛行之后，整个价值观完全被它们改造之后，我们要在媒体上寻找几行关于年轻导演、以及他们作品的文字介绍，已经难得一见了。

整个社会给刚拍电影或者想拍电影的年轻导演的机会越来越少。这种状况我观察了将近两年时间，到去年年底的时候，我觉得必须讲，必须说出来。

我感到痛心的是，许多比我有话语权的导演，从来不做这种事情。中国电影的分级制度为什么还出台不了？所谓技术审查的弊端，为什么就没人在更大的场合讲出来？那些大导演比我有发言权多了，也有影响力多了，他们有政协委员之类的头衔，有发言渠道，却从来不推动这些事情。我之前还一直幻想着，觉得应该有更有能力的人来担负起这个责任，但我很失望。我并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什么人物，或有多大影响力。所以，我的方法就是乱嚷嚷一气。

大片里弥漫的“细菌”

记：我本人很喜欢你的电影。但是坦率地讲，我没有去影院看《三峡好人》，而是买的碟。我倒是为《满城尽带黄金甲》贡献了几十块钱的票房。据我所知，很多人喜欢你的电影，但都是买了碟在家细细欣赏，而不是去影院。

贾：你想说为什么会这样，是吧？

记：是啊！这似乎成了一种普遍状况，出了影院就开骂大片，而内心真正喜欢的影片，却没去影院贡献票房。

贾：今天我们面临的情况是，所谓高投入高产出，电影惟利是图的观念，已经非常深入人心，它形成一种新的话语影响，一种大片神话的话语影响。

说到商业大片，首先我强调我并不是反对商业，也不是反对商业电影，相反我非常呼唤中国的商业电影。我批评商业大片，并不是说它大。电影作为一个生意，只要能融到资本，投入多少都没关系，收入多高都没问题。问题在于它的操作模式里面，具有一种法西斯性，它破坏了我们内心最神圣的价值。这个才是我要批评的东西。

今天商业大片在中国的操作，是以破坏我们需要遵守的那些社会基本原则来达到的，比如说平等的原则，包括它对院线时空的垄断，它跟行政权力的结合，它对公共资源的占用。中央电视台从一套开始，新闻联播都在播出这样的新闻，说某某要上片了。

这种调动公共资源的能力甚至到了，一出机场所有的广告牌都是它，一打开电视所有的频道都是它，一翻开报纸所有的版面都是它。当全社会都帮这部电影运作的时候，它已经不是一部电影，它已变成一个公共事件，随之而来，它的法西斯细菌就开始弥漫。这并不是耸人听闻，这是从社会学角度而言。

对于大多数受众来说，就像开会一样，明知道今天开会就是喝茶水、织毛衣、嗑瓜子，内容都猜到了，但还得去，因为不能不去。大片的操作模式就很像是开会，于是形成大家看了骂、骂了看，但明年还一样。

电影的运作，如果是以破坏平等和民主的原则去做的话，这是最叫我痛心的地方。此外，在大片运作过程中，它所散布的那种价值观，同样危害极大。这种价值观包括娱乐至上，包括诋毁电影承载思想的功能等等。

我记得当时大家在批评《十面埋伏》的剧本漏洞时，张艺谋导演就说，这就是娱乐嘛！大家进影院哈哈一笑就行了。包括批评《英雄》时，他也说：“啊，为什么要那么多哲学？”问题在于《英雄》，它不是没有哲学，而是处处有哲学，但它是我们非常厌恶、很想抵制的那种哲学。可当面对批评时，他说我没有要哲学啊！你处处在谈天下的概念，那不是哲学吗？你怎么能用娱乐来回应呢？这样的偷换概念，说明你已经没有心情来面对一个严肃的文化话题。这是很糟糕的。

大片的制造者们始终强调观众的选择、市场的选择。但问题是，市场的选择背后是行政权力。至于观众的选择，其实观众是非常容易被主流价值观所影响的。有多少观众真正具有独立判断？我觉得文化的作用就是带给大众一种思考的习惯，从而使这个国家人们的内心构成朝着一个健康的方向发展。

大片里面娱乐至上的观点、金钱至上的观点、否定和诋毁思想承载的观点，深刻地影响着大众。然后，他们会替大众说一句话：大众很累，非常痛苦，需要娱乐，你们这样做是不道德的，为什么还要让他们看贾樟柯这种电影，还要讲生活里面不幸福的事？

记：我可以告诉你我一个同事的表述：贾樟柯拍的电影太真实了，真实得就和生活一样。可生活本身已经够灰头土脸的了，为什么我们进影院还要看那些灰暗的生活呢？电影不就是梦吗？

贾：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有疑问的话，那基本上是取消了文化的作用、艺术的作用。为什么人类文化的主体、艺术的主体是悲剧？为什么人类需要悲剧？这些基本的问题，还需要我回答吗？我特别喜欢刘恒作品里的一句话，他在谈到鲁迅时说，鲁迅文章里面无边的黑暗，照亮了我们的黑暗。

艺术的功能就在于，它告诉我们，有些既成的事实是错的。我们之所以通过影片，继续面对那些我们不愉快的既成事实，是因为我们要改变，我们要变得更幸福、更自由。就像我在威尼斯所讲的，直到今天，电影都是我寻找自由的一种方法，也是中国人寻找自由的一种方法。而无限的娱乐背后是什么呢？说白了，娱乐是无害的，这个社会鼓励娱乐，我们的体制也鼓励娱乐。

记：你多次提到过，目前你手里不缺好的剧本。而国产大片最被人诟病的恰恰就是，投入那么多钱，竟连一个完整的故事都讲不好。编剧们贫乏到只能借助《雷雨》，甚至《哈姆雷特》的故事框架展开情节。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贾：现在中国的电影里面，编剧的工作基本上就是落实导演的品位和欲求。编剧除了编剧技巧之外，还要看导演想表达的东西。一个货真价实的观念也好，一种对生活的独特发现也好，或者寻找到一个观察生活的新角度也好。我觉得缺少这些的话，技巧再好也是贫乏的。

商业逻辑的俘虏

记：这种“大片”格局是怎么形成的呢？

贾：我翻了一下前几年的资料和记录，我觉得是从几位大导演尝试改变的时候出手不慎开始的。他们开始转型的时候，并没有以一种更开阔的艺术视野去面对自己的转型，几乎都是以否定自己原来坚持的价值、否定艺术电影的价值，以一种断裂的方式，进入到新的类型里面的。当时他们在创作上，在艺术电影的创作上，都处于瓶颈阶段，都处于需要自我超越和自我更新的阶段。但他们没有精力和意志力去超越自己的瓶颈，他们转型去做商业电影。而那个时候，恰恰是一帮年轻导演在国际舞台最活跃的时候。

记：为什么他们无一例外都被商业逻辑所俘虏？

贾：就我的研究和观察，我觉得他们几位始终是时代潮流的产物，他们没有更新为一种现代艺术家的心理结构。比如说从《黄土地》开始，到《红高粱》，这两部影片，这两位导演，他们的创作都是时代潮流的产物。

记：据我所知，你很推崇《黄土地》？

贾：对，我非常喜欢。但这里头我们不是谈具体个人或是评价具体的作品，而是把它放到社会史的角度去考察它背后的文化因缘。那么你会看到，实际上《黄土地》是融入到整个寻根文学，以及上世纪80年代那个大的思潮里面，它是那个大的思潮在电影上的实践。一路过来，到《红高粱》的时候，1987年前后，改革经过很多波折，那个时候，改革过程中的强者意识、英雄意识、精英意识非常强。《红高粱》中所展现出来的所谓酒神精神，跟整个社会思潮的要求非常符合。

回过头去看，他们的作品，无一例外，都是从当代文学作品中改编过来的。这也暗合了这样一种观察，就是说，他们通过文学的牵引，来形成他们的讲述，这种讲述背后，是时代潮流。他们几位导演所透露出来的独立思想力，独立判断力，都是有限的。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突然迎来一个思想多元、价值多元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我觉得，他们的创作开始迷失了。他们找不到一个外在的主流价值来依托，因为主流价值本身被分裂成许多矛盾的、悖论的东西。这时候，有一个主流价值出现了，就是商业。商业变成英雄。整个社会都在进行经济运动，经济生活成了中国人唯一的生活、最重要的生活，从国家到个人。经济的活动一统天下，而文化的活动、思想的活动完全被边缘化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制作商业电影，高投入高产出的电影，就变得师出有名。从出发点上它有了很好的借口，这个借口就是中国需要建立电影工业，它有一个工业的合理性，很理直气壮。

于是张艺谋、张伟平他们，摇身一变成为抵御好莱坞的英雄。他们说，如果我们不拍电影，不拍商业大片，好莱坞会长驱直入，中国电影就死掉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蛊惑人心的说法。难道你不拍电影中国电影就死掉了吗？

因为商业上的成功，于是他们的功名心也膨胀到了无限大。可问题在于，当他们进行商业操作的时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市场的成功，从一开始他们就跟行政资源完全结合在了一起。如果没有行政资源的帮忙，我相信，他们不可能形成这样大的垄断，而使中国银幕单调到了我觉得跟“文革”差不多。“文革”还有8个样板戏，还有一些小文工团的演出，而现在一年只剩下两三部大片了。

这种集中资源，集中地获得利益，给中国电影的生态造成了严重破坏，大量年轻导演的影片根本无法进入影院。(

万之（瑞典、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国际秘书）

 

十月十二日星期四，瑞典学院宣布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土耳其作家帕慕克。阅读新闻公报的常务秘书话音未落，聚集文学院大厅内的瑞典和国际新闻媒体人士已纷纷叫好，一片欢呼雀跃之状。消息随电波传遍世界，国际文学界也普遍赞同，皆大欢喜，几无争议。世界性作家组织国际笔会立即向帕慕克发出贺信。连起诉过帕慕克的土耳其当局，包括土耳其文化部长，也对此表示肯定，似乎与有荣焉。

 

帕慕克作为目前享誉国际的当红作家，作品好评如潮，已翻译成多种文字（几乎全部作品都翻译成了瑞典语），获得多项国际文学大奖，因此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本不出人意外。最可贵的是他以作家应有的良知良心追求历史的真实和公正，既不避讳政治，力倡言论自由，也不避讳家丑，敢说敢言，撰文公开揭示土耳其历史上屠杀库尔德族和亚美尼亚族人的真相，所以受到国际知识界的贺赞。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主席、德国作家卡琳．克拉克博士在贺电中说﹕“帕慕克创作都围绕少数民族特性与经验。对于很多土耳其作家来说，这样写会把他们带到法庭，有时还会被投入监牢。我们因此特别高兴，一位有如此品格和勇气的作家获得了崇高荣誉。”

 

此外，帕慕克的获奖也为诺贝尔文学奖增添许多新亮点﹕他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突厥语作家；他也是第一位1950后出生的作家，显示新生代作家从此将登上诺贝尔文学奖领奖台；作为伊斯坦布尔的儿子，他在这个壤接欧亚大陆连跨东西文明的城市成长居住，又是第一位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共同哺育的文学奖得主。

 

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突厥语作家

 

此次帕慕克获奖让我最欣赏的第一个亮点，是瑞典学院第一次褒奖一位突厥语作家，使诺贝尔文学奖的语言文化分布再次突破了欧美语言主导的局限，为改变失衡的颁奖历史跨出了重要的一步。

 

帕慕克用现代土耳其语写作，而现代土耳其语实际从突厥语家族西部分支演化而来，属于这个东达西伯利亚西至巴尔干绵延整个亚洲大陆的语言家族的最重要成员。实际上，土耳其语和中国西部新疆维吾尔族、中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高加索山国阿塞拜疆、巴尔干半岛上的摩尔达维亚等数十个民族的语言都相同相亲，都属于突厥语族。这一语言家族不仅分布地域宽广，而又历史悠久，可追溯记载千年以上，也为人类留下宝贵的口述叙事文学和诗歌遗产。但进入现代后，处在西方殖民主义文化的阴影之下，这一古老语言文学的发展也象中文文学一样，经历浴火重生的艰难过程，因此在帕慕克之前，突厥语作家在诺贝尔文学奖家族中从无一席之地。帕慕克用民族语言写作而能享誉国际，把属于古老突厥语的土耳其语文学首次提高到了世界文学的崇高地位，是他最重要的贡献。

 

现代土耳其语本身的发展，也是历史传统与现代文明沟通的结果。突厥语本身没有书面文字，长期使用的其它语言文字，例如阿拉伯文字或波斯语文字。土耳其语是从1928年开始才使用拉丁字母，也受到斯拉夫语言的影响。这一语言现代化过程和现代汉语的发展差不多同步，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也有学者提出汉语拉丁化的建议。有汉字财富的中文当然无须拉丁化，但向现代文明过渡却还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帕慕尔的成功也许并非典范，但也是值得中文作家借鉴的文学经验。

 

首位出生于1950后的获奖作家

 

帕慕克获奖的另一亮点，是他的年轻。诺贝尔文学奖发奖一百多年，得奖者平均年龄是六十岁以上。象帕慕克这样五十出头正当盛年就获奖，实为鲜见。在历史上，只有法国作家加缪得奖时比他更年轻。

 

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作家来说，几乎是达到了创作成就的巅峰，再无更高峰可攀。作家被光环罩住，忙于应付媒体，交际，就难于再求上进。美国获奖作家索尔．贝娄，哥伦比亚获奖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等，都曾经把诺贝尔文学奖形容为“死亡之吻”，因为不管是什么原因，得奖作家往往再也写不出好作品。因此，得奖虽然好，可以从此不朽，结果也成了给作家送终，成了“盖棺论定”。 所以，确实已有人担心，现在给帕慕克发奖是否太早。

 

在我看来，瑞典学院不忌讳“死亡之吻”而敢于给年轻作家发奖，是“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好手笔。此外，帕慕克出生于1952年，是首位出生于1950后的获奖作家，也几乎是首位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生的获奖作家（之前有1946年出生的奥地利剧作家耶利涅克，但其心理和创作基本还是在二战阴影之下）。给他颁奖，标志新一代作家开始登场，占领诺贝尔文学奖领奖台。可以预料，今后将会有更多1950后的作家获奖，自然也包括中国大陆的这一代作家。

 

应该说，获奖作家年轻化，和瑞典学院本身也被新一代年轻院士接过接力棒关。瑞典学院院士为终身制，不见棺材不换人。如今医疗保健发达，人多长寿，因此院士也很容易高龄化，如最年长院士斯坦．鲁德霍尔姆和贡纳尔．瓦尔奎斯特今年已八十八岁，汉学家马悦然已八十二岁。今年五月瑞典学院重丧，有两名高龄院士去世，所以一次补选两名院士，一名六十一岁，一名五十七岁，都是瑞典文坛后起之秀。加上前些年选入瑞典学院的一批年轻人，可以说瑞典学院现在是少壮派后来居上，已占据优势（参考笔者附录瑞典学院院士一览表）。比如瑞典著名女诗人弗罗斯腾松今年才53岁，1992年入选时年仅三十九岁，为最年轻院士，而她早进入院士中抵掌诺贝尔文学奖初选大权的五人评委。

 

惺惺相惜，同侪相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长的这一代院士，和同代作家容易呼应，声气相投，本不稀奇。而且这些年轻院士思想多比较开明，思路喜另辟蹊径，本人都有独特个性，不趋炎附势。前两年评选出的耶列涅克和品特，甚至今年的帕慕克本人，皆是敢说敢言，与权势针锋相对者，如果不是这些年轻院士为其叫好喝彩，我看得奖是不可设想的。

 

首位伊斯兰与基督教文明共同哺育的得奖作家

 

帕慕克这一代作家和院士的特点，是他们开始写作之时，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冷战文化背景逐渐淡化，左派右派意识形态和政治冲突逐渐被九一一标志的文明冲突背景取代。他们和发动六十年代波及世界的左派革命的那一代作家已经不同，他们经历的是后现代工业社会的第三次浪潮，承受的是经济与文化全球化以及电讯技术发展的冲击，也面对八九年苏联东欧巨变冷战结束后文明冲突的新变局，他们不得不打开新的视角﹕文明之间如何共处，传统向现代如何过渡。现代性（MODERNITY）和个人文化认同（IDENTITY）成为这代作家最关心最有迫切感的问题。帕慕克本人的创作也正是在这种文明冲突的背景下呈现出复杂面貌。

 

要了解帕慕尔的创作，必须了解他的故乡伊斯坦布尔。作为伊斯坦布尔的儿子，他总是情牵故土，笔触不离。他最早的著作都是以这个城市为背景，最新的著作也是《伊斯坦布尔﹕记忆与这个城市》。

 

今年四月初，我第一次去伊斯坦布尔参加一个国际会议。会中有位美国马里兰州立大学来的学者晓蓉到处找书店买帕慕尔的作品《雪》，说是她丈夫点名要的礼物，买来后她自己立刻读得如醉如痴，而我当时自然还对这位作家即将得奖毫无先见之明毫无知觉，也以为畅销小说未必都是好小说。但我实在喜欢伊斯坦布尔这个城市，这个东西文明的交汇之点，也是现代文明和传统文化融和之所。这里的市场上你可以听见各种语言，可以看见各种肤色的人群。这里的博物馆陈列着世界数大文明埃及文明亚述文明希腊文明罗马的文物，收藏之丰让人惊叹。这里，清真寺庙和天主教堂可以隔着一条街道相视而立。你可以问，这是文明的对峙，还是文明的共存？

 

帕慕尔在这样的城市成长，难免吸收多重文明的乳汁。虽然他出身世俗家庭，也接受了西方文明的教育，但他对土尔其民族的历史深有兴趣，用民族的语言写作，写的是关于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城市、自己的历史。瑞典学院给帕慕克的颁奖词其实对此表述非常清楚﹕“他在对故城忧郁灵魂的追踪中发现了文化冲突与交汇的新图象”。 这段话难道不是瑞典学院传达给世人的福音﹕不同文明未必注定发生冲突注定导致战火，也完全可以共存共荣交相辉映结出硕果？

 

帕慕尔是国际笔会下属土耳其笔会的重要成员。国际笔会主席、捷克作家伊利．格鲁沙在贺信中说﹕“我们祝贺奥罕．帕慕尔，因为他是身兼出色勇气和人文智能的作家。对笔会而言，他代表一种全球视野的开放，朝向创立一个多元性的和平世界。”国际笔会秘书长、美国作家乔安妮．利多姆–阿克曼在贺电中也称赞道﹕“帕慕克丰富而有条理的叙事，架起连接不同世界的桥梁，打开文学之门，而通向体现文明的十字路口。”

Posted on December 8, 2008October 30, 2018

［书籍下载］章诒和：伶人往事

 

这是一支凛然的史家的笔。章诒和既是坐在戏台下第一排的戏迷，也走进了历史的后台，写尽人心。笔下七位绝代伶人的粉墨人生，灿烂的记忆都被荒谬的政治蹂躏，章诒和就是不要让「几十年伤心惨目、摧人肝肺的日子白过」，她用说故事的笔记下历史的阴影，就是不要让记忆褪去，就是要呈现「一部份人借着阴影可以肆无忌惮，另一部份人则在阴影里累积着委屈，表现出世故和懦弱。」她就是要在一个又一个不忍卒读的故事后面，沉痛的告诉你，这些悲剧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合谋』的结果」。为什么「被吞没的是良心」，为什么「至今从许多中国人的脸上都很难看到怜悯之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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