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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曾经求学的那座城市，既有池莉那样畅销的通俗作家，也有方方那样我更偏爱的以思想取胜的作家。胡发云和方方都属于我在乡土本位情结下炫耀展示时愿意列举的“武汉作家”，在我的大学阶段，我所在学校的中文系主任就不遗余力地向我推荐胡发云的《老海失踪》和《死于合唱》等作品，大意是说这是一位被遮蔽的武汉籍“非著名作家”。

“她一直没有离开我，静静躺在卧室那个高贵典雅的黑陶瓶中”

胡发云就住在我所在的大学的对面，近在咫尺，但机缘却并没有让我去拜访一下他。几年后的这个秋天，在去一座海滨城市的航班上，我开始捧读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推出的胡发云新作《如焉@sars.come》。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就读了50多页，在我的蜗牛速度阅读史上还是比较罕见的。书的扉页是一帧胡发云双手托着下颌的照片，左边大约是一瓶兰花，右边是一个黑陶瓶。看了书的后记，才知道那个黑陶瓶存着他已逝的妻子李虹的骨灰，“2006年12月2日，是李虹两周年忌日。她一直没有离开我，静静躺在卧室那个高贵典雅的黑陶瓶中。”我害怕自己读着这样伤感的回忆会忍不住流泪，那样会让周围的乘客感到莫名其妙。

在2001年春查出妻子患了胃癌后，胡发云觉得“从此，这世上的一切，对我来说都不重要。”这样深沉的爱恋，足以让我对胡发云心生敬意，我产生了迅速电话他的冲动。后来，发现他的电子邮箱的用户名也是他自己和妻子两个人名字首字母的合写。至此，就可以顺理成章地理解作者的题首语了，“献给先我而去的李虹”，平静中蕴含着生死相依的眷恋。

《往事并不如烟》的作者章诒和最近推荐胡发云：“六朝无文，唯陶渊明《归去来辞》而已；当代亦无文，唯胡发云《如焉》而已。”胡发云的长篇小说《如焉》引起学界和读者的热烈讨论。

一个执着的丈夫，就足以让我手不释卷地捧读《如焉@sars.come》。它讲述了寡居的中年女性茹嫣在儿子杨延平去法国留学后，开始接触网络（取网名“如焉”），并由此结识了民间思想者达摩，走近原“青马”(成立于“文革”期间的一个思想团体)的一些成员和他们的精神导师卫立文。茹嫣在同事江晓力介绍下与副市长梁晋生相识相爱，可是SARS爆发后，各方矛盾凸现，茹嫣的网络文章给梁晋生的仕途带来威胁，最后梁晋生与茹嫣分手，选择了也是干部家庭出身的江晓力。

有论者认为，《如焉@sars.come》以传统现实主义文学手法，对当代中国的社会、思想状况进行了深刻的描写，对于当代知名的“网络事件”以及非典期间的社会状况都有极为精到的描摹。书中还形象地刻画了经历动荡岁月后有清醒反思的卫老师、坚持民间立场的思想者达摩、在时代变化面前放弃自己立场的毛子等经典人物形象。

任何理论阐述在小说扉页的黑陶瓶前都显得无足轻重。熟悉胡发云的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工真等人都认为茹嫣是以李虹为原型的。胡发云说：“小说里的故事虽然与她无关，但是茹嫣身上的精气神，许多来源于她。我许多小说中的人物，都有她的影子，如《老海失踪》里的何必，《驼子要当红军》里的中欣，《思想最后的飞跃》里的袁源……”

回忆总是免不了伤感。2003年的年底，在一些文学杂志和出版社的邀约下，胡发云开始写《如焉@sars.come》。到2004年3月16日完稿，胡发云用了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写完自己这第一部长篇小说，“我写的时候，李虹插空一节一节看着，像吃萝卜，我剥一截，她吃一截。完稿后她又连读数遍，改错，定标点”，“妻子是一个文字感觉很好的人，能一直得到她的喜爱，我总是很自得。“这是妻子见到的我最后一件作品”，胡发云对亡妻念念不忘，“似乎是命运的暗示，里面的两个男女主人公都是丧偶，都是中年”。

《如焉@sars.come》写好后搁置了一段时间，没有找到出版社。2005年夏天，胡发云的同学肖远将它贴到网上，此后便以电子版的形势迅速传播。杭州学者傅国涌便有一份打印本的《如焉@sars.come》，定价40元，因为借的人多了磨挲得厉害，傅国涌珍藏起这个打印本不大愿意借阅外人了。2005年的秋冬之际，作家出版社的资深编辑袁敏调到浙江的《江南》杂志任主编。她从学者丁东那里收到这部小说的电子版就喜欢得不得了，当即决定拿来发表。

最后，《如焉@sars.come》只删节了3000字，就以23万字的篇幅尽可能全貌地呈现在2006年第一期的《江南》上，而一期《江南》的总篇幅也就40万字，如此破例全文发表一部长篇在《江南》的历史上也属罕见。《如焉@sars.come》让销量不足2000册的《江南》今年第一期发行量增至11000册。杭州一个广东籍的商人偶然看到这部长篇后激动不已，一举买了500份《江南》分发给自己的员工。

近年以回忆京剧名伶的写作知名的作家章诒和略显夸张地推荐胡发云和他的小说：“六朝无文，唯陶渊明《归去来辞》而已；当代亦无文，唯胡发云《如焉》而已。”在《如焉@sars.come》的单行本于2006年岁末终于出版时，杭州的知名学术书店枫林晚在推荐时更是夸张得和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相提并论：你可以不读《我的名字叫红》，但不可以不读《如焉》！

书店和作家的推荐或许有些夸张，但来自书业记者众口一词的褒奖却是事实。搜狐网读书频道的一位编辑在MSN的签名档上赋诗一首：“年来好书何处说？如焉往事叹消磨。丁庄梦碎浑闲事，太平风物已无多。”一家读书报的记者干脆在MSN上写下：“2006年还剩下2个月，你读《如焉》了么？”《如焉@sars.come》的策划人张万文于是很骄傲地在MSN上宣称：“《如焉》，洗刷当代中国小说的耻辱”。

《如焉》，洗刷当代中国小说的耻辱

说“当代亦无文，唯胡发云《如焉》而已”，说“《如焉》，洗刷当代中国小说的耻辱”，未免都有些过，但极富思想性却是《如焉@sars.come》的最大特色。我甚至怀疑胡发云是迫不得已才用小说的形式来曲折地全貌呈现他那些洞见。

在对比海内外中国人的爱国差异时，胡发云在小说中写道：“有意思的是，两位去国多年，早已是美籍华人的何兄和刘兄，倒成了反美爱国人士。而在大陆继续受党教育的几位，却对眼下国事微言多多，其中最激烈的，当属达摩。”这样的差异，几乎是读者有目共睹的，区别在于胡发云把这些常人所见写入了自己的小说，诸如此类的常识发现让这部小说具备了强烈关怀现实的品格。

还是借着达摩的口，胡发云继续感慨：“思乡与爱党爱国两码子事嘛。近些年，许多老知青也思乡，思得柔肠寸断。当年指天发誓，以后撒尿也不朝那个方向撒的人，终于熬不过，呼朋唤友结伴回乡，去看望当年的土屋当年的乡亲。这只是一种对逝去生命的眷恋，不是热爱上山下乡吧”，“你们在海外，有许多乡愁，就想要爱国”。

在小说的前五分之一的章节里，最出彩的部分莫过于达摩、毛子、何其业、刘苏等前“青马”成员集体看望他们共同的精神领袖、早年一路坎坷晚年才重获幸福的卫老师。本来是提前给卫老师祝贺八十大寿，但最后的交流却变得异常沉重。卫老师在老伴儿的钢琴伴凑下唱起了《在贝加尔湖草原上》等俄苏歌曲和《夜半歌声》、《梅娘曲》、《黄河颂》等西方民歌和中国早期左翼歌曲。此时，达摩却“不合时宜”地追问卫老师：“许多年来，一直听到您对极左文艺、意识形态文艺的批评，可是您一唱起歌来，就是这些东西啊。”

卫老师对这个好问题表示了肯定，“又戳到痛处了”。卫老师回忆说，他在苏联解体后又去过一次俄罗斯，离第一次去相隔四十年，“心情非常复杂”，他熟悉他们很多的作家艺术家、随口就可以说出一大串名字来，有的他还见过，“如今，他们中的许多人被历史遗忘了，唾弃了，有的在痛苦与自责中自杀或死去了。这种悲怆，一个局外人很难体会到。我们和他们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可以说同病相怜。特别是我们这一代，就是他们的思想文化喂大的。”

越往下讲，卫老师越悲怆：“红场还是那个红场，冬宫还是那个冬宫，涅瓦河也还是那条涅瓦河，甚至那艘世界闻名的阿芙乐尔战舰都还停泊在那里……但是一个庞然大物的苏联不见了，那些狂热地献身于它的人们也不见了”，“客观地说，他们当中许多人是极有才华的，在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哪怕在沙俄时代，他们都会成为俄罗斯民族的骄傲。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沙俄时代那一串串灿若星辰的名字，他们的小说，他们的绘画，他们的交响乐和他们的戏剧，依然是俄罗斯甚至是全人类的文化瑰宝。但是苏联时期那些天才们不见了，很少人再记起他们。”

还是在小说中，作者借主人公之口一再抛出如下论断：“年轻人，特别是年轻的知识分子，理想主义热情烧完了，紧接着而来的，就是市侩主义犬儒主义。利益的诱惑，对于年轻人来说，更加不可抵挡。当精神的满足、道德的满足已不可得的时候，物质的满足、权力的满足，就是最好的代用品。”

“卫老师说，不要太轻易相信大街上的景象，不要太轻易相信大众的情绪，中苏友好的时候，他们游行过；反对苏修了，他们也游行；文化大革命了，他们更是天天游行；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也一样游行……”

诸如此类的真知灼见，借着小说人物之口一一道来，可胡发云还谦虚：“这不是我的思想。是小说中人物的思想，也是他们的行为，他们的故事，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就像军人打仗，小贩卖菜，官员开会一样。这样的生活在酒桌上，客厅里，旅途中，处处可见。”胡发云还特别强调：“卫老师的那些话，是写到那儿的时候才出来的。当然，对于卫老师那些人，我了解，观察了数十年。”据说，卫老师的原型是前几年去世的武汉籍著名诗人曾卓。

可能正是因为这个以小说名义刊行于世的文本极富思想含量，所以在今年四月份举行的“《如焉》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邓晓芒、艾晓明、崔卫平、丁东、傅国涌等都给予了《如焉》相当高的评价。南方一家周刊甚至以“思想界炮轰文学界”的耸人听闻的标题报道了这次研讨。但在秋天的江城武汉，胡发云回忆起那场热闹的研讨却格外冷峻：“‘炮轰’只是一次媒体用语。所谓思想界，也只是十来个学人个体，其中许多在体制外，自食其力，没有上得正席的。这不算是一次真正的交锋。暗夜里一阵乱枪，子弹变成漫天烟花。实际上双方关心的问题，面临的困局，很多都是一样的，如果真正开始一次理性的探讨，我想是有益的。”

巧合的是，就在我要结束这篇文章的时候，一位武汉来的朋友突然登门拜访，他补充起了关于4月份那场研讨会的“八卦”。据说，研讨会是武汉市一位喜欢胡发云作品的副市长赞助的，有人提议在胡发云身边留个座位给准备来敬酒的副市长，但执拗的胡发云硬是让先到的朋友们坐满了自己所在的那个桌子，因为这个研讨会的参与者都不是以官员身份参加的。知识分子胡发云的个性可见一斑。

武汉的朋友还盼望着胡发云的电话，他想探究当年高干子女李虹在胡发云深陷牢狱时是如何义无反顾地住到门不当户不对的胡家，如何顽强而决绝地以“儿媳”的名义照顾起胡发云的父母。朋友想搞清楚《如焉@sars.come》文本之外的胡发云。也许，《如焉@sars.come》的一路飘红红，是最可以告慰亡妻李虹的在天之灵的。胡发云记得，“2006年12月2日，是李虹两周年忌日。”

 

2006年年底，杂志界大鳄EMAP黯然宣告关闭知名男性杂志《男人帮》（FHM）的美国版，与此同时，另一家集团IPCMedia则放言将与《玛丽·嘉儿》联手以1800万英镑重金打造全新的女性生活周刊《Project Honey》。也就是在这时，一本名为“最后的杂志”的书上市，作者DavidRenard在书中预言：“未来25年内，纸质杂志工业将萎缩到10％。”

而英国《卫报》的专栏作家DavidHepworth在传媒年度盘点中虽然对这种悲观论调持观望态度，却也不得不承认主打青少年市场的杂志已然走到了尽头。

平面媒体势衰论不断高涨，2006年似乎尤其冷酷，几本月发行量仍有上百万份的杂志都决然退出了印刷品市场。报纸寻求杂志化作为最后的缓冲，杂志又将如何应对？那些立足大众市场的杂志极力变身为网络媒体，一般性读物如《新闻周刊》、《Vogue》、《连线》的网站几乎可独立于杂志；甚至连一些小众杂志也大搞网站建设，视频、播客齐齐上阵。康泰纳仕集团今年打算用来与《财富》、《福布斯》一较高下的商业新刊《CondeNast Portfolio》虽然要到4月才上市，但早在去年就开通了网站以造势。网络杂志固然未成气候，但平面期刊完全依赖数字化生存的时代并不遥远。

也许，那些面向青少年的杂志在2006年最深刻地体验到了回天乏力的严峻现实。

Myspace这样的网络青少年亚文化社区让千万年轻人如痴如醉地沉溺其中挥洒过剩的荷尔蒙，青少年期刊几乎完全无法挽留迅速流失的读者，也必然要率先踏上穷途末路。

《CosmoGIRL！》竟然也要把在Myspace设立站点当作吸引年轻人的救命稻草，而《ElleGirl》、《TeenPeople》则干脆关门大吉，2006年堪称青少年杂志相当崩溃的一年。虽然成年人读物并没有受到如此强烈的冲击，但作为未来社会的趋势引领者，青少年趣味的变化俨然预警着平面杂志的空前隐忧。

不过，《Wallpaper》的创办人TylerBrule却说：“我实在厌倦了不断听到各地都在传言印刷媒体已死。其实不是。对于杂志而言，现在正是时候摆脱束缚，制造出更惊人、更自信、更有生命力的产品。”一笔500万英镑的投资将支持他重出江湖，于今年2月推出一本新杂志，面向那些常年在世界各地出差旅行的职场精英。即使在杂志末日说甚嚣尘上的今天，几乎每天都有新杂志诞生，而且仍然有不少新生代杂志在2006年行情看涨。比如台湾的《PPAPER》以平民化身段普及创意文化，巧妙地用艺术手法包装商业、以商业形式推广艺术；英国版《Grazia》女性周刊则被誉为像多年前的《TheFace》一样击中了这个时代杂志工业的想象力，内容介于时尚、名流与生活杂志之间，独特的装帧设计让它摆脱了小报的廉价气质但又轻松时髦，开辟了高消费女性周刊的新类型；而更小众的《Fantastic Man》、《城市中国》则证明了它们超越性的收藏价值，每期阅读都是一趟华丽的冒险。内容细化和创意化将成为新兴杂志成活的关键。那些无所不包、大而无当的杂志会更快变成电子刊物，未来的杂志将越做越“小”、愈发针对单一的阅读需求和特定的群体，甚至可以个性化为私人趣味读本，变成“博客杂志”。而那些形式极端风格化、富有创意、强调视觉感的精美小众杂志或许将成为“最后的纸质杂志”，越来越多剑走偏锋的杂志以季刊、半年刊甚至不定期的形式出版，向“Mook”转变，模糊了杂志与书的界线，它们介乎于咖啡桌摆设、艺术画册、主题期刊和书籍之间，坚决地站在了厕所读物的对立面，乃至被当作彰显所谓品位格调的社群标志。

对于国内杂志来说，现实或许还不至于那么残酷。在尚未成熟分化的今天，国内的杂志业仍有一定发展空间，尤其是借助与国外刊物版权合作往往能起死回生，而且不少杂志正在绞尽脑汁地以各种方式进入内地市场，不过《时尚·娇点》的停刊会不会也是一个预警呢？

 

　　《ElleGirl》：

　　和很多停刊杂志完全不同的是，《Elle》少女版在广告和发行量方面呈增长态势，但它还是毅然撤出平媒，投入更多资金在网站以及无线平台。

　　《TeenPeople》：

　　《People》还能凭借独家的布莱德·彼特一家照片留住读者，它的青少年版已经无法对抗网络对名流生活海量而迅速的报道。偶像崇拜、时尚模仿、潮流追逐是如此即时性的消费，年轻人谁还有耐心等到一本月刊去了解很可能过时的信息呢？发行量虽然仍有100万以上，但广告额却在下降。它的网站将保持更新。

　　《FHM》（美国版）：

　　苦苦支撑了7年，在严重亏损之后，只能以关闭告终，网站同样继续运营。

　　《Relax》：早期是日本90年代涉谷系音乐和时尚潮流的推动者，后改版成一本反消费主义的休闲生活杂志，成为日式“乐活族”杂志的代表。然而，这样一种转向却无法充当起欲望挑逗者的角色。

　　《Karen》：

　　这本由英国一位妇女一手操办、以她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刊物是一本反名流、反时尚的杂志，内容全部是朋友与家人日常生活的随意片段，可谓个人化到了极点。虽然前年出第一期，但等到去年第二期出来才可算作为一本杂志正式诞生。获得EMAP年度出版奖最佳生活风格杂志。

　　《Yummy》：

　　来自法国的一本专门解剖垃圾食品文化和平面设计的杂志，也是去年出第二期。提供和吃相关的各种设计、文化议题，比如从曼谷搜罗的各种食品包装等等，探讨吃的文化以及其社会角色。由一名平面设计师和一位社会学教授包办，堪称独立杂志典范：有趣、聪明、独一无二。

　　《Varoom》：

　　作为一本插画季刊，它的报道对象和自身设计都有十足的艺术效果，更提供了一个从视觉文化的角度观察社会的窗口。每期有各地艺术家作品以及对插画界潮流动向的审视。在视野上，它的全球性值得称道，最新一期甚至关注了伊朗的插画家。它被《Grafik》评为年度杂志之一。

　　《AANGEL》：

　　台湾包氏集团继《PPAPER》后推出的一本女性月刊。在女性杂志泛时尚化、沦为消费囚徒的今天，它以带点文艺腔的方式每期关注一个女性情感和心理的议题。它在某种程度上有一点反时尚的气质，连服装图片也摒弃职业模特，找来普通人演绎。

　　《Xmilk》、《流行色》：

　　《Xmilk》是《Milk》的高端消费版，主打奢侈品市场，但却缺乏“牛奶”的态度，完全变成了顶级名牌购物指南，相当空洞；而号称《Milk》内地版的《流行色》则又是一本水土不服的杂志，拼贴了《Milk》和改版前《Cream》某些元素的《流行色》也失去了灵魂，几乎就是一本广告集。

　　《滚石·音乐时空》：

　　几经折腾后，《滚石》总算在中国“滚”了起来。

　　但它和中国摇滚一样尴尬。

　　借助原版的资源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品质，但是本土化程度不够始终令它难以发挥原版的社会文化介入作用。

　　《新知客》：

　　来自于贝塔斯曼媒体集团下属的古纳亚尔出版公司，相当部分内容来自欧洲原版。作为一本科普类杂志，话题选择注重趣味性、人文性。

　　《明日风尚》：

　　香港知名报业集团进军内地的月刊，又是一本定位模糊的杂志，一式三本各自内容划分却不清晰，似乎想把娱乐休闲生活消费的各个层面一网打尽，反倒显得杂乱无章。也许香港的资源还是最大的本钱，可是张叔平、夏永康上阵似乎也未见精彩。

　　《domus》中文版：

　　基本上是整体拷贝原版，内容上增加了少量本土报道。在设计创意领域，眼下确实比较需要第一手的海外资讯，在未来能否成为中国的《domus》而不仅仅是中文版将决定它在建筑、艺术和创意产业中的影响。

 

南方几家媒体最近对高耀洁医生的报道，凸显了高耀洁医生晚年的绝望。如果说某些职业政客是她当初揭示艾滋真相的最大阻力，让她付出了高昂的精神成本；那么到她晚年，到她已经功成名就时，她的生存状态非但没有多少好转，反倒更为恶化了。当初打压她的职业政客固然有所忌惮，有所隐退，但令她绝望的别的力量，这时却从四面八方，像蛆一样的蜂拥而来，包围着她，寄生于她，令她难以招架，令她身心交悴。被利用、被捉弄、被欺骗竟成了她晚年最大的噩梦，以致她要这样愤怒地对记者说：“写我没有意思，要写，就把这些骗子都写出来！”

我一直痛心于中国没有自己的摩西，没有自己的曼德拉，自己的甘地，引领我们民族走出苦难。但是原因在哪？我一直想不明白。高耀洁的遭际令我突然有所醒悟。木秀于林，岂止风必摧之。纵然没有风的摧折，那么多的寄生虫，咬也要把大树活活咬死呀。那些“吃艾滋饭、发艾滋财”的江湖骗子，不就是形形色色的寄生虫吗？把高耀洁晚年的心，咬得千疮百孔。

“政府官员、基金会、NGO、专家、医院、制药厂、江湖游医……多少人说了多少假话呀。”这是高耀洁晚年的感慨。不止权力丧失了信用、企业丧失了信用，就连基金会，就连NGO，这些所谓民间新兴力量，竟也成了寄生虫附会之所，民间也不免沦为名利场，这才是最可怕、最令人震撼之处。如此，高耀洁晚年的绝望就不难理解了。

不能不承认，我们民族不是一个善待英雄的民族。在这个本来没有英雄的时代好不容易有一个高耀洁，是一个意外，是我们民族的一个奇迹，却不被珍重。有人说从她身上能依稀看到德兰修女的影子，这话没错。纯粹就个人境界而言，高耀洁与德兰修女确实很相近。但不幸的是，高耀洁并没有当年德兰修女所处的那种制度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以致她本来是要救人救世，结果非但无以普渡众生，自己反而深陷重围。

高耀洁是一个真正的平民英雄。抱定自己的理想，在自己的职业范围内，在日常生活中顽强地坚守。以自己的生命做基石，架起通向现代文明的桥梁，不张扬，不高标，也不故作狂狷。窃以为，这才是真正的社会良心，民族脊梁。而那些大言无行者，那些以救世自命的斗士和教主，我则本能地抱以怀疑，甚至是厌恶。因为在我看来，他们跟“吃艾滋饭、发艾滋财”的江湖骗子，其实是一类人，只不过他们吃的是不同的饭，发的是不同的财罢了。

高耀洁是伟岸的，但高耀洁是独一无二的。那些斗士，那些教主，一个都不可信，一个都靠不上。既然我们的民族注定不会有摩西，注定不会有曼德拉、有甘地。那么我们干脆就不抱幻想，我们就只靠我们自己，尽可能把我们的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像高耀洁那样，抱定自己的理想，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在自己的职业范围内顽强地坚守，百折不回。这样做去，每个人就都是一支军队，一寸一寸地扫荡我们身边的污浊；每个人就都是一个试管，一点一滴地净化我们身边的空气。那么我们就可以不待人救而自救。

这，或许正是高耀洁晚年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

 

环保总局原局长解振华在2005年11月底，因松花江污染事件引咎辞职。2007年1月5日，在国家发改委网站英文网页的最新领导名单中，解振华的名字已然在列，引起了国内媒体关注，称之为重返政坛。

官员也是人，每一个人都可能犯下错误，甚至是很严重的错误。但这并不是说，犯了错误就要一棍子打死，再也不能获得继续工作和生活的机会，再也不能得到谅解。一个人的错误甚至罪行进入公众领域，他应依法、依职务规范受到处罚，但是以后他当然应该有重新站起来的可能。

问题在于，在一个民主社会，民选官员是公众推举出来为大家服务的人。如何推举，法律事先有所规定，例如宪法就是这样的约定。什么职位的官员为民众的选票推选，什么职位的官员由上级领导机构任命，然后得到民选立法机构的认可，都有一定的既定程序。只要符合程序，就没有什么可争议的。

所以，民主社会官员的“官运”是民意在主导。有些官员并没有什么错误，只是民众觉得他“不合适”了，不需要任何理由，只是不再给他投票，他的“官运”就到头了。对于有了过错的行政官员，引咎辞职之后，也可能重新获得上级的任命，这样的提名一般都有议会听证会审核。议员们是民众的代表，也就是在代表民众审核和判定。在提名之后，假如民众不愿意，可以通过自己的议员表达。这在逻辑上反映了政府的合法性来源，反映了官员只是民众公仆的道理。

当然，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官员的个人政治抱负，甚至服务民众的理想都会受到影响。例如，以前克林顿的副总统戈尔，在克林顿八年任满之后，踌躇满志，准备竞选“升级”成总统。美国的总统是一个“干事”的实权岗位，副总统却只是个闲差，年富力强的戈尔“闲”了八年，当然想自己试试当家。在2000年著名的那次竞选中，几乎和当时的竞选对手小布什势均力敌，票数接近到了这样的地步，引出的争议必须由最高法院判定。记得最后戈尔宣布败选，显得有些“悲壮”，支持他的民众都祝福他“下次再来”。在当时的情况下，看上去戈尔“下次再来”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可是，四年以后，几乎没有人认为他还有希望。

七年后的今天，戈尔早早宣布，他将不会考虑在2008年参选，因为他自己估计没有获胜的希望。戈尔虽然曾经“贵”为副总统，任满之后，他只能根据新的民意来调整自己的人生规划，而做不到无视民意来坚持自己的政治抱负。对于个人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大的损失，民众也可能判断失误，因此失去了一个好的公仆来为他们服务，也就是说，民主制度并非一个完美的制度，只是一个较好的制度。这样的制度设置，保障了一个原则，就是政府是民众推举的管理机构，官员是民众推举的公仆。反之，假如官员的去留完全由官员自身的意愿决定，或者由一个官员阶层来决定，潜在的风险是一望而知的。

在民主国家，官员的上下也引起民众关注，但是很少有民众热衷于官员任命“小道消息”的流传。因为一切最终必须是透明的，必须符合法定程序。官员任命的大事，不可能先在私下传传，最后就传成真的，而不管民众是不是同意。差别就在这里：民众有没有表达意见和改变结论的余地。在过去，中国官员没有年龄限制，上了就不下，没有人可以质疑。相对过去的状况，现在已经是一个进步，官员的上下有了一定的限制，媒体也有一定的提出疑问的空间。可是，我们或许还需要认识到，现在的状态还只是一个过渡，这样的体制仍有继续向民主迈进的路要走。

 

 

《同舟共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也使社会分化有所加剧。现在社会上有两种较为极端的声音，一种是所谓“权贵的傲慢”，漠视社会底层的利益与诉求；另一种是希望采用高压的行政性手段强迫性地拉近贫富差距。然而有人担心，采用极端手段，贫富差距可以缩小，只不过结果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贫困。对这两种声音，您怎么看？

袁伟时：我们的社会是多元的，一些人过去把某种想法藏在心里不说，现在敢于公开说，是件好事。对社会矛盾采取傲慢的态度，是自私和短视的。要是妨碍社会公平的矛盾不妥善解决，逐步化解，总有一天会来个总爆发，引发危机和冲突，严重地伤害整个国家，伤害所有的人。但是，承认贫富差距扩大，却想采取“打土豪分田地”、劫富济贫的办法去解决也行不通，过去的教训实在太多了。不要讲历史上的种种案例了，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追求平均，带来的是全民贫困；没有人会愿意再回到那条死路上去。大家毕竟对市场经济有了一定的认识，绝大多数人这二十多年的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善。

最关键的是，怎样看待现在的贫富差距问题，形成的原因要搞清楚，才能对症下药，正确解决问题。

首先要肯定的一点，严重的贫富差距引发的社会矛盾，已经成为一个比较重大的问题。但是，不必惊惶失措。所有国家和地区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都会遇到贫富分化的问题。

有些国家或地区由于人口少、土地多、资源丰富等因素，问题相对来说没有那么严重。例如美国在崛起的过程中，由于幅员十分辽阔，又通过扩张和购买等办法，获得了更多的土地，人均土地面积和资源相当庞大，因此可以有很好的条件来解决贫富的分化，只要你肯干活就能吃饱肚子，能够生存下去。当然，在美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也有少数人受到严重的压迫、剥削。比如印第安人；漂洋过海到美国从事重大工程建设的华工；他们都有一部血泪史。客观地讲，当时的华工受到了不少非人的待遇，但是他们在国内的状况可能更加悲惨，因此还是有不少人心甘情愿地到美国去当苦力。尽管现在我们看来多么不可思议，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情况就是这样。

有些台湾的学者讲，台湾在转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并没有发生像大陆这样严重的贫富差距。其实具体问题应该具体分析。台湾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起飞时的人口，只有一千多万，和现在的广州实际人口差不多。又如新加坡和香港，要解决这么小地区的贫富差距问题，会容易得多。打个比方，如果你把广州“封”起来，要解决里面一千万人的问题，也好解决啊。北欧一些国家全国不过500万人左右，人口少，资源丰富，有先天的有利条件，他们现在的问题是富裕程度而不是中国人所理解的贫困。丹麦的残疾人都由政府出钱养起来，派人服侍，还定期带他们去旅游，为满足他们的性欲，每月可以公费嫖娼一次！中国有五千多万残疾人，恐怕一百年后都难于达到他们现在的水平。

《同舟共进》：中国却有13亿人口，贫富差距问题有着更加复杂的背景因素，解决起来也会比不少先行实现现代的国家更加吃力一些。

袁伟时：对，所以我们尤其要冷静地对待。比如我们讲现在沿海地区发展比较快，中西部地区较为落后，即所谓的地区差距。这里面就需要注意不同地区购买力平价是不同的，物价水平是有差别的。通俗地讲就是工资高，物价也高；工资低，物价也低，真正生活水平的差距要全面衡量。简单地对比沿海和西部贫困地区的人均收入，不一定能准确反映实际情况。

讲到购买力，我举一个例子。现在的工人，人数远远超过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整体上比那时富裕；但是就工人的劳动时间长短、工资的购买力来综合衡量，与那时候的工人差别不大。

《同舟共进》：这是很有意思的话题。当时工人的待遇怎么样？

袁伟时：1929年上海男工每月平均工资为17.52元，女工是10.56元，童工（学徒大致相同）为8.16元，水平较高的技术工人可以拿二三十块大洋甚至四五十元。1930年全国“27个城市工人每月工资，除少数例外，几乎都未超过20元，约有半数在15元以下”。 但当时每月每人的生活费只要三到四元。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工人和工人家庭的收入虽然不高，但在普遍贫困的中国，一个人做工可以维持几个人的低水平的生活。那时工人的劳动时间一般是十小时，有的长达12小时。现在珠三角许多工厂里，工人每天工作十个小时以上很普遍。无论工资水平还是劳动时间，不是和二三十年代的工人差不多吗？说起来很痛心，但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永远要铭记的教训是：假如真正为多数人谋利益就不要瞎折腾。

《同舟共进》：历史上的转型国家都或多或少地遇到过贫富差距的问题，我们中国又有一些先天的不利条件。那么我们自己在迈入现代化的过程中，有没有失误呢？

袁伟时：不但有失误，而且是严重的失误。政府没有把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放到应有的位置，就是很大的失误。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可以说是在补历史的欠账。搞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我们错失了不少发展的良机，大量的生命、财富和时间，都白白地浪费掉了；否则我们就会有更多的经济资源和时间来好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人口是如此众多，我们的市场经济又发展得太晚了。

应该毫不含糊地说，市场经济是脱贫之路，而不是贫困的根源。中国的幸运，是近二十多年来，邓小平同志顺应历史潮流，坚持改革开放。在百年中国近现代史上，他的功绩是超越前人的。一个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计划经济之路已走不通，国民经济面临崩溃边缘的时候，毅然将中国带上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另一个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顶住各种干扰，不在姓资姓社这些无聊问题上纠缠，坚持发展市场经济，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小平同志利用自己崇高的威望，对中国的发展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

小平不是神。他所以能作出这样的贡献主要原因是敢于面对现实，敢于反左。记得70年代，广东偷渡港澳的风潮很厉害，一些人认为是“阶级斗争”。小平听了汇报后说：他们那里工资高啊。这是老百姓都知道的大实话。但是其他人讲出来就说你是“宣扬资本主义的优越性”！要是其他人敢讲不要追究姓资姓社，左视眼的口水不把你淹死才怪呢！

《同舟共进》：许多人提到，中国要避免“拉美化陷阱”。对此您如何看？

袁伟时：所谓拉美化，通常指的是：（1）经济大起大落，动荡不安。（2）政治不稳定，政变、“革命”频仍。（3）贫富差距很大。

有些人把第一个问题产生归罪于大量吸收外资和实行经济自由主义。有位专门研究拉美的学者直截了当说：“拉美化是伪命题”，外资其实对拉美各国的发展起着良好的作用，仅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利用外资的方式不当，造成严重后果。“1970～1980年，拉美的外债总额从270亿美元上升到2310亿美元。一方面，拉美国家的还本付息额每年高达180亿美元（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的还本付息额相当于GDP的5％），另一方面，国际市场上初级产品价格在下跌，利率则在上升。1982年8月，墨西哥宣布无力偿还外债。一场震惊全球的拉美债务危机终于爆发。债务危机诱发的经济危机使80年代成为拉美‘失去的十年’。” （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副所长 江时学 ：《“拉美化”是伪命题》 ）后来外资重新流入，又推动了他们的经济恢复和发展。中国这样以吸收直接投资为主的利用外资方式，不存在这样的危险。

有些人起劲批判“经济自由主义”，十分奇怪！市场经济就是自由经济，法治和政府必要的管理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参加WTO，就是接受全球化的经济自由主义。这些是现代社会的常识。美国从里根以来的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英国撒切尔夫人的改革，靠的都是实行经济自由主义；克林顿、布什和英国工党上台都奉行不逾。这是发展经济的重要经验，口花花乱加指责是不足取的。

拉美发展确实不尽如人意。例如，比四小龙就差一截。原因在哪里？

他们热衷于民族主义、激进主义和民粹主义！

面临贫富差距怎样解决？鼓动民族情绪，把账算到帝国主义身上！而由于激进主义和民粹主义作祟，社会矛盾激化之际总是想通过政变或“革命”争夺政权，建立独裁政权，以底层民众的名义“打土豪，分田地”，冀图建立一个平均的世界。结果自然是事与愿违，社会动荡，资金和人才外逃，社会矛盾不但不能解决，反而愈演愈烈。

造成这样的局面有历史原因。当年英国的现代体制发育得较为成熟，所以带到北美的文化，重视公民社会和法治，重视民主自治，尊重老百姓的自由，从而为经济发展开拓了广阔的空间。拉美的殖民者主要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当时这两个国家自身就还没有现代化，独裁和威权统治的痕迹较重；加上他们信奉天主教，公民社会发育慢，公民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受到压制，落后就难于避免了。

《同舟共进》：有些人主张清算企业家的第一桶金。

袁伟时：对财富的拥有者怎么看？一种人主要是拥有资金，还有一种人是拥有人力资本。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与组织者。除少数人外，大多数人拥有的资金，是近2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合法成果。如果说有“原罪”的话，也主要是由于当时政府权力使用不当，官员本身不干净，迫使这些人在夹缝里求生存，不得不讨好权力，被迫采取一些不法行为。这是可以理解和谅解的。如果要追究责任的话，首当其冲的应该是当时的官员，或者更深一步说是要追究当时的体制弊端，而不能完全怪罪这些企业家。

《同舟共进》：俄罗斯在剧烈的转型过程中也曾出现了种种乱象。后来普京总统出台一个政策，大意讲某个时点以前你有“原罪”，我不怪你；这个时点以后你再乱搞，我就要追究你。

袁伟时：是的。西方国家当初发展的时候，身上有许多肮脏和血污。欧洲最初的资本积累颇大一部分靠的是一批海盗，还有奴隶贩子，加上开拓殖民地的侵略者。如果我们今天说要坚决从道德上清算，把那些人揪出来算历史旧账，除了把世界搞乱，究竟还有什么意义？

从历史的高度上看，他们的贡献和功劳还是很大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当制度越来越规范，在逐步健全法治过程中，一些企业家再胡作非为，那就不可原谅了。

另外，一个人，一个家庭能够消费多少资金呢？超过他们消费需要的资金，其实是社会基金。我们要搞清楚一个问题：社会上的资金，到底是交给企业家经营费用低、效率高、增值更快，还是交给官员费用低，效率高、增值快呢？答案非常明显，应该交给企业家。原来我们由国家统一支配资源，多少资金扔到水里去了！这方面的教训实在是不胜枚举。

我们讲，要创造条件鼓励富人做慈善事业，回馈社会。但是这不能强制。应该看到，他们创办和运作一个企业，本身已经对社会做出了贡献。比如说他们创造了就业机会，提供了税收，有的还推进了科学技术发展。

《同舟共进》：劳动者背后还有家庭，一个就业机会可以影响到两三个人甚至更多的人的生活。我记得北宋大政治家司马光曾评述当时杭州富人乘画舫出游，饮珍馐美酒的奢华，他在发出“可谓奢矣”的慨叹之余，也清醒地指出“舆夫、舟子、歌童、舞妓仰湖山而待衅者，不知凡几。故曰，彼有所损则此有所益。”意思是说，普通的劳动者在这个事情上也有了收入。你要是强制打击富人，最终穷人也会受到牵连而受害。

袁伟时：魏源也一再歌颂富人和奢侈生活的贡献。他说“土无富户则国贫，土无中户则国危”，“车马之驰驱，衣裳之曳娄，酒食鼓瑟之愉乐，皆巨室贫民所以通工易事，泽及三族”。要反对的仅是官员浪费公帑，慷公家之慨。我们还处于市场经济较为低级的阶段，要放水养鱼而不是竭泽而渔。中国还需要出现大量的富豪，这样经济的发展才会蓬勃活跃。你要是打击富人，最终伤害到的还是广大的劳动者，摧毁了他们的饭碗。

另外一个，我们要重视人力资本的作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才能，如果我们大量的劳动者只有较低的技能，整个国家也只能赚到一些做苦力的钱而已。知识技能型人才才能获得更高的价值。

这就牵涉到教育问题了。普及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大众化要坚定不移地推行下去。提高人的价值，贫富差距会有改善。说到底，贫富差距问题的解决，不外几条：

1． 坚定不移发展市场经济，推进城市化和农业产业化。市场经济的弊端，只能通过民主和法治的办法去解决。

2． 发展教育，提高人力资本水平。

3． 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

4． 健全民主、法治，监督政府转变职能，成为低成本高效率的服务型政府，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救济穷人，发展教育，改善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也只有通过民主、法治和严格的监督，政府才能真正转变为廉洁、公开的法治政府，从而化解矛盾，消除民怨。

《同舟共进》：最近有些大学校长说，大学就是培养精英的。

袁伟时：这与努力普及大学教育并不矛盾。我们需要培养和发展大量的中产阶级，形成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中产阶级就是社会精英。他们应该是各个领域和各个层次的中坚和领袖。以他们为基础，从中再涌现一批大政治家、大企业家和出类拔萃的思想家、学者、科学家、工程师等等顶尖人才。

但是我们的教育能否适应培养大量中产阶级的要求？能够培养出领导中国变革，包括科学技术的变革、思想文化的变革、社会管理体制的变革、政治体制的变革，开风气之先的人才来吗？现状不乐观。

《同舟共进》：教育被公认为是实现社会公平的最大武器。

袁伟时：但是我们的教育不适应社会转型的需求。国家的投入太少，教育投资占GDP的比重排名在全球比较靠后，甚至低于一些更穷的国家。

还有一个大问题，是我们的教育指导思想很多时候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从小学到大学，教育者的目的就是要把你管得服服帖帖，把你变成一个“乖孩子”。大学生住宿是按系按班级由领导编排的，各年级配备政治辅导员，这些措施实质是实行军事化管理。这是办革命干部学校的模式。这些办法使不同学科的学生分隔开来，不同观念、不同知识背景的人之间没有充分机会自由交流，不利于激发和冲撞出智慧和创意的火花来。

大学需要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需要各种各样的“怪”观点。对这一点，我们的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各级官员，根本不理解，老是怕惹麻烦，老是怕出事，老是怕有人“造反”。根本不是这回事！极端的反社会的人是极个别的，在社会各个角落、各个阶层中都有。不能因噎废食。那些官员自认为很负责，实际是知识不足，不知现代大学为何物，损害了国家和社会发展。

教育，特别是大学，不但要传承学术文化，还要创造和更新思想文化，是要对未来负责的。现在的毕业生工作5到10年后成为骨干，现在的大学不仅要看到5到10年后，还要看得更远，我们要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才经得起世界范围内的激烈竞争？中国人怎样才能对世界科学、文化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我们需要大量的创新成果，这些成果不是临时抱佛脚给优惠、发奖励等等就可以大批涌现的。创新的意识要从小培养，一方面让他遵守文明的秩序，另一方面让他思想视野非常开阔，自主地思考，敢于创造。

我们的学校应该培养孙悟空，善于发现陈腐、落后现象，敢于打破常规，大闹天宫。

20世纪初，在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上，著名哲学家威廉·詹姆士发表演讲时说：真正的哈佛是“一个催人思想的思想之家。”“最值得人们合理仰慕的大学是孤独的思想者最不会感到孤独、最能积极深入和能够产生最丰富思想的大学。”这些箴言值得我们有关的官员三思！面对各种各样奇特的思想和奇特的人，应该有一个宽容的态度。各种怪论可能包含着未来社会发展非常需要、非常宝贵的创新成果，改变世界的萌芽就产生在这里。

有识之士应该大声呼吁，反复呼吁，一定要正确对待教育、特别是大学。侵犯学术和言论自由，就是扼杀国家的发展生机，一定会受到历史的惩罚。

《同舟共进》：改革开放使中国绝大多数人的日子比以前好过了。但是近些年来出现一个现象，就是有相当多的人没有从改革中受益或者受益不大，甚至利益受损了。社会不公越来越成为百姓关注的焦点。

袁伟时：不少中国人的命运还是很苦啊。就拿现在经常发生的矿难来说，为什么明知危险性极大，下井劳动可能送命，还是有不少人争先恐后地下井挖煤呢？家里太穷了，生活太艰苦了。还有一些人“过劳死”，这是非常痛心的！

这样沉重的话题，非常严峻、非常严酷地摆在我们的面前。

改革没有到位。政府在转型过程中，没有提供足够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所谓“新三座大山” 教育、医疗、住房问题，都是由此而生。原来我们的政府就像一个“管家婆”，生老病死都要管起来，但是转型的过程中，许多该做的事没有做，不该做的事做得太多。解决社会不公的问题，政府职能的转变是关键。

温家宝总理一再提出，本届政府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法治的政府。法治政府怎样理解？我们过去的传统观念认为法治是治老百姓的。而法治其实首先是治政府和政党的，要求他们要严格依法运作。按照这样的目标，对照今天的现实，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同舟共进》：有人说过，假设现在给每个人100万，10年之后，也一样是有人变成巨富，有人生活小康，有人一贫如洗。每个人的禀赋、性格、工作方法和生活态度都有不同。面对人与人之间与生俱来的差异，政府和社会又如何促进公平的实现呢？什么是政府该做的事，什么是不该做的事？

袁伟时：首先要让公民有机会大展身手，自由活动。在很多方面，群众的创造力还很受束缚。例如，任何国家在现化的过程里，都涌现出许多大的银行家、金融家，中国还没有。我们需要大量的私人银行出现。现在外国人可以进入到中国的金融业，中国人自己办银行为什么反而不行呢？外国银行进来了，私人企业在本国的银行很难贷款，就可以去找外国银行了。为什么本国的银行，不能支持本国的私营企业？太可悲了。

凡是破除垄断、开放自由的行业，就发展得很快，很活跃；凡是垄断封闭的行业，就死气沉沉，并出现各种群众不满意的问题。

政府在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上的恰当位置，应该是把教育、医疗、住房制度搞好，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社会保障的安全网，把基础设施，水、电、交通等搞好，把治安搞好，其余的事情交给市场去做。光是这些事情，就要花费大力气，搞很久很久的了。

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个界限，中国不能变成一个福利国家。我们的人口那么多，整体还处于相对贫困状态，社会福利提供到什么样的一个度，要把握好，不能被福利的包袱拖累经济发展。为什么欧洲的发展比美国慢？很简单。美国政府支配GDP的3成，欧洲普遍在4到5成左右。

政府需要成为法治政府、服务型的政府。政府找准了这个定位，还需要群众通过传媒、人代会、政协等途径进行强有力的监督。中国的改革需要政治家的思维，有宽阔的视野和长远的眼光考虑社会的发展。是不是合格的政治家，主要标志之一是能不能主动为公民监督政府创造条件。

《同舟共进》：群众监督政府施政的渠道还不太通畅。

袁伟时：贫富差距归根到底是政府的管理问题，是政府职能转变问题。但是很多事情说了多少遍，政府的职能就是不转变，根子在哪里？无法监督它。例如现在都讲教育、医疗等投入不足，但是很多不该投入的事情都投入了。假如我们政府机关的接待费用压缩下来，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解决的办法，就是让人民监督。人民代表大会要认真审查财政支出。要尊重舆论监督。人大、政协每年开会的时间有限，平时靠的就是媒体的监督。

我举一个例子。现在广州的外来工有几百万，他们的子女上学问题就没有解决好。要解决问题，需要增加几亿投资，有些人表示拿不出来这笔钱。外来工在珠三角、在广州，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什么他们的劳动力再生产问题，你就可以不负责呢？我相信政府压缩不必要的开支，是可以解决的。

再举一个例，广州黄埔区打算投资一亿多元在黄埔军校旁边搞一个辛亥革命纪念馆。我看到这样的消息很不舒服。辛亥革命的第一枪是在武昌打出来的，革命之后多少年，才有黄埔军校。讲广东是革命的发源地没有错，但是这一类的纪念馆实在是太多了！有必要再搞一个吗？这一亿多元，如果投入到教育中去，做好政府该做的事，我想对于改变黄埔区的面貌是大有好处的。类似这样的事，可以说各个地方都有。

地方政府过度地干预经济，过深地直接介入到经济生活中去。干部考核机制的惟GDP的做法，财政、税收、就业的压力也迫使地方政府采取了许多在市场经济中不正常的做法。像目前反映比较强烈的土地问题，有些是地方政府想多弄点钱，更严重的是官商勾结牟取私利。其实将土地交易的全部资料公开，摊在阳光之下，失地农民到底应该得到多少补偿讲得清清楚楚，让大家来监督，还会有什么问题呢？绝不至于酿成流血事件，社会也会安定。

《同舟共进》：“电厂抄表工年薪十万”、“高速公路收费员月薪八千”，某地通信公司由于待遇好，被各种关系塞进去太多的人，最后只能星期一三五你上班，二四六我上班……群众对垄断行业的垄断福利意见很大，这也是当前社会不公的一个焦点问题。怎样解决？

袁伟时：这种现象由来已久，垄断必生腐朽。解决问题也依然要靠监督。人大要硬起来，舆论监督也要硬起来，政协要发挥更大作用。真正有远见的政治家，就是要坚决支持揭露这些问题。

 

我曾在《中共四代政治哲学比较》一文中，从中共执政出发点上，分别总结分析了毛时代的“争公平”、邓时代的“求效率”、江时代的“保稳定”和胡温时代的“谋和谐”各自所追求的不同价值标识。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目标，据说具有战略“破题”意义。《光明日报》为此发表长篇文章透露，中共高层经过两年缜密研究的决策过程，纠正20年来只重经济发展，片面追求GDP，无视社会公正的政策取向。这是在为中共新一代决策层告别单纯的GDP主义，也就是告别邓小平时代以牺牲社会公平的“求效率”与江泽民时代忽视社会正义的“保稳定”，而开始了以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为核心的“和谐社会”建设阶段作政策解读。由此以来，胡锦涛的执政价值观似乎在向毛时代的“争公正”立场回归。

仅从形式上看，毛与胡是中共两个时代的两代领袖，同样打出了追求社会“公正”的政治旗帜，但一个坚持“对抗哲学”；一个崇尚“和谐理论”，其精神资源如此南辕北辙，背道而驰。毛泽东一生受中国农民起义思想影响，追求“社会公正”，崇尚“阶级斗争”。其实毛的“公正观”更多地体现着农民领袖“杀富济贫”意义上的“平均主义”。这种斗争结果，不仅与社会公正的目标越来越远，反而导致社会自我分裂、两败均伤、激烈对抗的结局。毛泽东在“十年文革”中所酿成的历史性悲剧正是如此。费正清在其《对华回忆录》一文中这样写到：“文革中这类暴行的广泛而详尽的记录，把我们带到了难以理解的地狱边缘……在一个以讲究自尊和崇尚教育而著名的国家里，当平均主义者妄图泄愤于知识分子时，儒家学说的影响又何在呢？”

毛毕生坚持“阶级斗争为纲”的斗争哲学，强调矛盾的普遍性与对抗性，将社会的一切事物都分为对立的两极，将公民划分为红黑两类，即把“人民”与“敌人”作为政治制度的基础，“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强调“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坚持“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国民党人邓宝珊曾说过，“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毛泽东便在党的“七大”会议上说：“有人说我们的哲学是斗争哲学，他们说对了。我说他们也是斗争哲学，无产阶级的斗争哲学还在他们的后面。”

斗争哲学的核心价值在于：基于寻求“社会公正”的基本理念，认为社会是斗争的存在，人们的利益之间是一种互为对抗的矛盾关系，而且矛盾总是在不断的自我扩大过程中，矛盾激化是它的必然结果。因此社会矛盾只有在有人承担“斗争成本”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使之化解，才能实现“社会公正”。有产者在人均资源不足的阶级社会，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总是倾向于把掌握在手里的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作斗争性运用；权力对无产者而言，总是呈现一种排斥性和被压迫性。因而阶级斗争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唯一出路。在这样的社会里，社会阶级矛盾是无法自动缓和的，有产者的力量壮大，意味着排斥无产者总势力的壮大，社会矛盾的发展趋势只能是“一分为二”，而不可能是“合二为一”。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矛盾的性质是相互否定，而斗争手段是你死我活的，所以其斗争的结局必然是“一胜一败”的。

毛的斗争哲学不承认社会有一种可以调节矛盾的机制能够自动运行，而是认为必须要采取对抗的方式，要有人为争取利益而承担适当的斗争成本和风险。斗争哲学有两个核心内涵：一是社会处于阶级对立状态；二是不认为矛盾可以通过调和方法，节约成本地得到解决。这两者合起来的隐含判断就是：社会矛盾性质总是处于“零和状态”，要解决社会矛盾，斗争就不能放弃；也必须有人为解决矛盾而承担成本和风险。因此，为了取得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斗争成果，就必须在力量和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由“先锋党”那样的组织和领导核心来领导革命，把无产者的意志和力量凝聚为同一战线，以期在力量对比上平衡有产者所固有的优势地位。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总是掌握在有产者那里，为了实现“社会公正”，达成对有产者的力量相对平衡，就越需要对无产者进行“斗争”动员和组织。毛在其取得政权之后，仍然要“继续革命”，强调“不斗则退”，“不斗则修”，通过“斗”来推动社会进步，争取社会公正。不断用“一分为二”的划分法，成批成批地“加工”着自己的对立面——“敌人”，直至国家走向崩溃的边缘。

邓小平是毛泽东路线的第一个修正者。他静悄悄地把“阶级斗争理论”偷换成牺牲“社会公正”的“社会竞争效率论”。该理论的“公正观”认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社会处在非对抗性的竞争过程中，自然会出现少数人聚敛过多财富，产生贫富差别，但却是历史不可逾越的阶段。这是客观规律，不能回避，也没有另外的路径可选择。只有鼓励竞争，社会才能发展，才有效率。社会发展有了效率，才能谈公平。因而社会进步只能由少数人来推动，因此把财富聚敛到少数人手里是必要的，多数人的命运只能等到少数人把历史推进到新的阶段之后才能解决。于是各种由此价值观而派生的主张应运而生，例如把国企搞垮后瓜分的“吐痰论”，改革需要牺牲工人、农民利益的“代价论”，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致富论”等等。这些理论的起点和归宿是：少数人最大限度地聚敛社会财富和权力是正当的，因为历史进步的关键因素在精英阶层手里，竞争理论肯定精英阶层垄断财富和权力是符合历史合理性的。为了说服多数人接受这一价值判断，这种理论便在观念上宣传少数人会提高推动历史进步的效率，好处是最终要还社会以公平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以实用主义的态度，一方面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民主模式加以拒绝；一方面又对他们的经济发展模式采取“拿来主义”，这就是“邓小平理论”。

江泽民执政以来，毫无建树，反以“稳定压倒一切”为出发点，忽视“社会正义”，全面继承、看守了邓路线。江时代是继华国锋对毛的“凡是”时代的第二个对邓的“凡是”时代。因此邓小平的“公正观”及其路线，经历了邓、江两代中共改良派的强势推行，已经造成了中国社会发展严重不平公，官民对抗，贫富悬殊，腐败丛生、民怨载道，就业、社保、教育、医疗、住房、社会治安等问题越陷越深，积重难返。

胡锦涛面对江泽民传承下来的是一个社会日益腐败，贫富两极分化，官民矛盾尖锐的现实，已逐步认识到西方发达国家是在有效的民主制度保障下，且处于世界经济全球化金字塔的上层，可以通过价格贸易大量获得外部资源，使得国内可供分配的财富急剧增加，从而缓和了国内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之间的矛盾。他们看到当今欧美日的精英阶层不必剥夺平民阶层的生存利益，也能实现经济利益，富裕发达；在运用权力时对多数人也并非完全的“排斥性”。在这样分配相对均衡的现实中间，出现了教育和社会福利方面相对公平的进步，改变了整个社会的阶级结构，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社会。在这样的社会，由于制度制约与经济资源分配相对均衡，政治力量对比关系也就相对均衡。因此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矛盾更多地呈现“非对抗性”和“力量对比相对均衡”。当今的中共决策层的智囊们已经开始呼吁，中国需要的不仅是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更需要西方政治制度的监督与协调机制，以实现社会和谐与平衡发展。但前提是只要不放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面具。

此据央视官方网站报道，中共高层已为此进行了9次集体学习，学习的内容是世界上9个主要国家自15世纪以来的发展兴衰史。此后，关于这段历史的学习在其他各级党政部门多次进行。2006年11月13日至24日，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隆重推出12集大型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推崇西方式的发展经验，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依据中共上述一系列政治新动向分析不难发现，所谓“胡温新政”，不仅是要从邓小平牺牲“社会公正”的路线上突围，更要从毛的“斗争哲学”“争公正”路线上突围。这在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首次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建设“和谐社会”执政理念中已初露端倪。该文件第一次把“和谐社会建设”放到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的突出位置，使他们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经济、政治、文化的三位一体，扩展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四位合和一体，并要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构建“和谐社会”。至此，初步形成了胡温新政的“合”中求“和”执政思路。

胡温时代的所谓的“和谐社会”概念，是用28个字来概括其内涵的，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前20个字阐述的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后8个字表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可视为內在意义上的；而人与自然的关系，可视为外延意义上的。正可谓内“合”外“和”，互相益补，使之自圆其说了。胡锦涛曾这样总结了他们的执政理念：加快经济发展既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坚持以人为本既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规律，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既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主线，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内涵。由此推断“胡温新政”从毛、邓路线中突围的内容主要由以下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政治“立足点”，就是“以人为本”，这是对毛的“阶级性”和“斗争性”的突围；第二是发展社会所采用的合和性方式、手段和途径，即“科学发展观”，这是对邓牺牲社会公平的单一“经济发展论”的摒弃；第三是实现社会综合发展的目的：即以公正为基础的“社会和谐”又可视为对江忽视社会正义的消极“保稳定”的突围。总之“建构和谐社会”理论提出了完全不同于毛、邓、江的胡氏“公正观”。胡温的这一执政理念，已经游离了原旨马克思主义基于阶级性出发，用斗争的手段，来赢得“全人类解放”的立场。

我们在探索胡温执政以来一系列理论表述与执政新思路发现，伴随着2004年修宪的完成，“胡温新政”正在以貌似模糊的面目，静悄悄地完成了以下三大战略性的转移：即从意识形态上，开始了从崇尚“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人为本”的转变，即采取“亲民路线的”；在经济领域，开始了从“消灭私有制”，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转变；在政治领域，开始了“无产阶级专政”，向“保障人权”上的转变。在上个世纪80年代至“6、4”后的中国，“以人为本”、“私有财产”和“保障人权”，都被视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主要内容加以批判。胡温时代能在指导思想上鲜明地接受“以人为本”，就是要从“党性论”和“阶级论”向“人性论”复归。而随着“人权保障”与“私产保护”两款的入宪，更意味着表征资本主义本质的政治原则和经济原则，将堂而皇之地登上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大雅之堂，而最近不顾党内新左势力的反对，推动保护私有财产权的《物权法》在人大再审议可谓一个新的佐证。尽管胡温的本意更多的还只是停留在表面文章上，但其潜在的意义将是他们始料不及的。“私产保护”这一经济原则的确立，将从根本上否定暴力革命剥夺私有财产的合法性，因此中共夺取政权的历史合法性也就动摇了：“人权保障”这一原则的确立，将彻底否定了阶级专权的合理性，由此中共取得政权后进行的历次“阶级斗争”，更是失之大谬了。因为公民的政治权利与经济权利等各项人权得不到保护，社会就不可能有公正可言。

能够代表当今官方意见的郑必坚先生曾发表文章，呼吁美国正确看待中共未来的走向，并保证说：“是经济全球化成全了中国的和平崛起，因此，中国共产党无意于挑战现存国际秩序，更不主张用暴烈的手段去打破它、颠覆它。”文章并指出：“现在中国共产党奉行的内政外交的核心理念就是：对外谋求和平，对内谋求和谐，对台海局势谋求和解。”这可谓体现胡温时代内政外交合和哲学的“三和主义”。

我们回顾“胡温新政”三年多来，前有自由派的迎面挑战，后有新老左派的阴风冷箭，可谓腹背受难，政治改革举步维艰。然而他们回应这种前后夹击的策略，就是“思路清晰，纲领模糊”，以其不凸现大目标的障眼法，来避开对手的锋芒，实施迂回式的突围。尽管胡温新政已从毛邓路线中解脱出来，却依然深陷于“红色记忆”窠臼中难以自拔。从胡温当政以来的理念形成和处理问题的手法以及隐藏在假象后面的动作来分析，他们显然是从胡耀邦与赵紫阳下台的悲剧那里，汲取了更多的反面经验。因而他们不会做戈尔巴乔夫，更不会是叶利钦。他们只能在无法抗拒的中共权力运作的惯势与根生深蒂固的传统意识形态桎梏下，谋得平衡，寻求和解，走走停停，磕磕绊绊，渐进式地试探着摆脱习惯势力的框范。胡锦涛在把守一党制的立场上不会动摇，在对待改革过程中有关“主体性”与“主体间”的政治争论中，明显地站在“共和主义”一边。因为他们更看重的是社会“主体间”的调和，而不是“主体性”的自由。他们会把民主再向前推进一点，却又会在自由的道路上裹足不前。他们还会不断封杀法轮功与异见人士，对群体维权事件保持强势打压势头。在他们的统治意识里，泛滥的自由主义倾向与新左派思潮，同样都会干扰他们发展社会和谐的价值追求。由此可见，胡温的所谓“亲民路线”，更关注的是“民生”，而不是“民权”，所以他们所谋的“公正”，只能是“公”而难“正”。这也就注定了中华民族在探索求正义的道路上，脚步依然沉重而充满风险。

 

最近《大国崛起》在央视的热播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这个系列政论电视片立意不凡，制作用心，以国家富强为中心，展现和分析了近代以来九个国家的历史进程，的确是近二十年来罕有的严肃之作。

当然，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制作者用了浓重的笔触描绘了制度在推进一国富强过程中的巨大作用，然而，制度背后又是怎样的因素？制度是否只是形诸于书面的规范？

为什么在许多地方，规范很多而秩序却很少？为什么近代以来那么多的国家制定了宪法，确立了权力分立原则，也规定了公民所享有的广泛的权利，但是实际情况却是宪法与事实各归各？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偏偏是英国、荷兰这样的国家，连部成文宪法都没有，却能够实现事实上的宪政？

更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一国的崛起究竟指的是什么。是否只是它的财富的拥有量？或者它的军队强大到足以攻城掠地、战无不胜？当我们揭示了法治或者宪政乃是一国富强的根源时，我们是否应当接着追问：难道说人类建设法治以及民主就是为了招财进宝、荣华富贵，抑或做国际强权，令万国闻风丧胆？如果依照这样的逻辑，那么像瑞士那样的中立小国又何以能够傲然屹立在今日的世界上，那里的国民以自己为瑞士人而自豪岂非怪事一桩？

近代以来，由于长期遭受列强欺凌，让我们对于国富民强的期盼变得如此迫切。这样的心态塑造了我们的一部思想史，也使得我们对于制度建设的目的有了一种急功近利的理解。综观鸦片战争以来我国高人学士的各种议论，大多以这样三个目标为依归：一、民族独立，二、国家统一，三、国富民强。虽然极少数有识之士也强调个人自由、社团独立等价值，但是在举国上下求富求强求崛起的大潮面前却显得如此迂阔迁远，完全无法获得广泛的受众。李泽厚先生所谓“救亡压倒启蒙”揭示的也是这样的道理吧。

在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下，我们办工厂，建新军，“师夷长技以制夷”；我们取法苏俄，倡导“一个国家，一个领袖”；我们计划经济，赶英超美；我们压制不同声音，舆论一律；我们“打倒党内走资派”，“大革文化命”。即便是“文革”之后，改革开放，率先提出的口号不也是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的“四个现代化”么？现在提起大国崛起，人们把它等同于经济军事等的强大，恐怕也是循着这个逻辑的自然结果。

法治的缘起

即便以强国而论，一个悖论式的道理也可以从历史的事实里发现，那就是，一个国家的强大往往不是来自于统治者或政府的强权；恰恰相反，它更多地来自宪法和法律对于国家权力的全方位限制。而其他一些国家之所以国大力弱，原因并不在于那里缺少专制政府或强势的领导人，而恰好是因为政府雷霆万钧般的权力的存在，以及始终无法将这种权力纳入法治的轨道的事实。

法治的基本目标之一便是驯服政府。如何让一个权力本来不受限制的君主——当然也包括其他权势机构或人物——愿意接受法律的约束，循规蹈矩，这却是一个大挑战。

民主本身正是这种限权努力的一部分。统治者由人民选举产生，并接受人民监督，自雅典开始的这种民主实践的效果便是与君主制下全然不同的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雅典著名的政治家伯里克利说：

我们的制度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的手中，而不是被少数人掌握。解决个人争端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让一个人比别人优先担任公职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他是某一特殊等级的成员，而是他有真正的才能。任何人只要对国家有贡献，绝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我们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我们彼此间的日常生活也是这样。……在我们的私人生活中我们是自由和宽恕的，但在公家事务中我们遵守法律，因为这种法律使我们心服。对于那些将我们置于当权地位的人[指人民]，我们服从。我们服从法律本身，特别是那些保护被压迫者的法律，虽未写成文字，但违反了便被公认为耻辱的法律。

伯里克利本人的行为给民主如何严格拘束有官职者作出一个很好的注释。据普鲁塔克的记载，雅典著名的政治家伯里克利一走上政坛就——

……强迫自己过另一种生活。人们只能在城里唯一一条道路上见到他，这是通往广场和参政院的那条街。他谢绝所有赴宴邀请，不参加任何朋友和同事之间举行的这类聚会，以致在他漫长的政治生涯中，他从未到任何一位朋友家吃过饭，赴他堂兄厄里普托雷莫斯的婚宴除外。

当统治者或各种政治集团都不得不严格遵守事先确立的规则，这可以说是一个国家法治的开始。当然，没有哪个统治者会完全凭借良心而遵循法度：“就范”这样的说法意味着权力被迫进入规范状态。在英国的宪政史上，约翰王被迫与贵族订立城下之盟《大宪章》，是贵族们以宪法性规则约束王权的里程碑事件。虽然迟至1528年，一位备受国王欺凌者还感叹说“国王处于法律之外，他依己之所欲，为善或为恶，只对上帝负责”，但是，议会在英国的发展还是最终确立了“王在议会”的准则，那就是说，国王行使任何权力都必须听命于议会，遵守王国的法律。日渐独立的司法体系又成为政府内部制约任何滥用权力行为的最有效途径。于是，资本主义便在这种权力受制于法治的状态下勃然兴起。李约瑟和黄仁宇曾合作对于中国与英国的历史进行考察，得出的结论是，资本主义乃是一种组织和运动，是限制国家权力和保障人民权利的法治化过程。这样的法治化“总以在民主和立宪君主制下容易展开。极权政治一般趋向会阻碍私人资本的成长。”

所以，那些崛起的大国能够获得持久的繁荣和稳定，折射出的乃是那里的民主和法治的成长，其中人民对于政府的控制，宪政下不同权力的制约与平衡，独立的司法权所提供的既对公共权力也对民众意志的严格限制，新闻自由所带来的政治开放与透明，都是其中的关键因素。法治的初衷乃是保障个体的权利与自由，并非为了崛起为大国。后者也许只是一个人口和幅员达到一定程度的国家走向法治之后的结果而已。这便是历史的写照。

若为自由故

经过几个世纪的演进，今天的世界已经逐渐摆脱了过去曾盛极一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我国在国际社会上所经常倡导的“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准则尽管还有些名实不符，但是，弱肉强食毕竟受到了越来越强有力的制约。一个国家受到他国的尊重的确不再仅仅依靠它的富裕和武力强大，而更多地取决于自由和人权的保障，依赖在国内和国际推行正义。如果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卢梭不妨迁居日内瓦。如果崛起的代价是国家走向通往奴役之路，那么，这样的崛起对于我们又何益之有？不妨套用孔子的话：“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中共党员的退党问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根据中国共产党党章的规定，党员退党大概有三种情况：一是自行脱党；二是被动退党；三是主动退党。

第一种情况是指党员没有正当理由，连续六个月不参加党的活动，或者连续六个月未交党费，就以自行脱党论处。这种情况在战争年代时常发生，在计划经济年代几乎没有，改革开放以来又重新出现。

第二种情况是所谓党员革命意志衰退，不怎么爱党，也不反党，也不要求退党，党组织劝其退党。劝退要经过支部大会讨论通过，并报上级党组织批准。劝退大概也是为了保持先进性吧。但是，笔者从来见到过劝退的实际事例。

第三种情况需要个人提出“要求”，经过支部大会讨论“除名”，并报上级党组织备案，体现所谓的“退党自由”。

退党有没有风险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按理，既然有退党自由，退党就不应该有风险，无论采取什么方式退党都不应当有风险。但在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抗战时期，张国焘退党时就经历了极大的风险。在从黄陵到西安、从西安到武汉的路上，张国焘演出了一场十分惊险、生死攸关的逃亡大戏。成功脱逃后，张国焘被开除了党籍，并永远成了中国共产党批判声讨的对象。其实，张国焘根本没有叛党，而仅仅是退党而已。张国焘没有将共产党在国民党系统的任何秘密党员暴露给国民党，这怎么能算叛党？退一步说，即使张国焘向蒋介石递交了秘密党员名单也不是叛党，而是帮助共产党纠正错误。因为当时国共合作，国民党承认共产党合法，共产党承诺停止从事推翻国民党的活动，许多共产党员以公开身分在国民党的立法、行政、文化甚至军事部门任职，在那种情况下，双方互派秘密党员都是违法的。如果张国焘将中共秘密党员的名单交给日伪方面，那肯定是叛党，但张国焘并没有那么做，叛党从何说起？没有叛党，却被指责为叛党而受到追捕和开除党籍的处分，这就是退党的政治风险。

那么，现在退党有没有风险呢？那首先要看退党者的岗位，岗位不同，退党的后果则不同。此外，还要看怎么个退法，如果低调退党基本没有风险，如果高调退党肯定有风险。

如果是领导干部退党，那肯定面临下台的风险；如果是一般干部退党，一般不会丢饭碗，但是更大的饭碗肯定是端不到了；如果是法官、检察官、警察退党，他的业务工作恐怕就做不成了，就有面临失业的危险；如果是教师、医生、律师退党，业务上不会受影响。

江苏省级机关有位姓蔡的女士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与单位领导闹矛盾，领导要她检讨，她说“我退党还不行吗？”结果真的退了。退党后，业务工作照做，工资福利照拿，当然特殊的奖金肯定是没有了，后来她移民澳大利亚也没有受到阻碍。

我的一位大学同学，80年代从中央机关辞职当律师，20年没交过党费，没参加过组织活动，早就自行脱党了，不仅没有遇到风险，还发了大财，成了全国首富律师。

1989年6月，南京大学法学院的张中秋先生公开声明退党，属于高调退党者，被开除党籍，但是后来晋升副教授、教授也没有受到影响，前些年调中国政法大学任教也未受影响。这是特殊时期的高调退党，受了点影响，但影响不大。如果现在高调退党，肯定会受影响。高智晟被抓，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高调退党肯定是原因之一。

有海外网站说，最近两年有1，600万人声明退党退团了。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笔者以为：

第一、1，600多万的退党退团声明，肯定有相当一部分是一些党、团员发表的真实的想法。

第二、这1，600万的数字恐怕不一定都是真的。全国网络用户共计才多少？不就是几千万嘛！在这几千万用户中又有多少人是带着政治追求上网的？绝大多数不就是为了玩游戏和谈恋爱嘛！那么，这1，600万退党声明恐怕有重复和炒作。

第三、化名高调退党没有多少实际影响。真正的退党，无论是高调还是低调，必然不再参加组织活动。而化名退党的人，一面高调退党，一面又仍然参加组织活动并交纳党费，这算哪门子退党？既然还继续参加组织活动，实际上就不是退党，就没有退党，对中国的政治也就没有任何实际影响。当然，共产党爱面子，为了面子好看，就要花点力气和财力封锁一下退党声明向国内传播。这或许就是化名退党的实际影响吧。

第四、化名退党实际上是一种投机行为。共产党得势了，许多人通过行贿、拍马屁、做表面文章等等方式钻了进去，看到共产党有危机了，似乎要失势了，许多人就想退党另谋高就了。然而，现在共产党尽管有很大危机，但失势尚未成为现实，怎么办呢？于是，先化名高调发表一个退党声明，并保留声明的密码，就成了一些人的所谓明智的选择。如果共产党不失势，就继续以共产党员的名义享受能够享受的一切名誉、优惠，如果共产党哪天真的失势了，就用退党声明的密码证明自己早就退党，享受事前退党的一切好处。这不是投机又是什么呢？如果不想投机，又惧怕风险，低调退党也就是了，何必那么高调？象高智晟那样真名退党，不管政治上如何评价，道德上不是投机，连他的对手恐怕也会承认他是勇士。如果身处特殊岗位，低调退党也有极大风险，那么你多做几件好事不就行了，何必高调化名退党？

第五、化名退党有利于中国共产党。从理想主义的角度看问题，那么多人化名退党，给共产党提了个醒：原来党员干部中有那么多不坚定分子，倒要想办法分期分批地把他们推到第一线上去考验考验，经得住考验的，想退党也退不了啦；经不住考验的，对不起，请你靠边；这不是可以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吗？从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角度看问题，官方不怕人们投机，就怕人们不投机。只要你想投机，政府就有办法让你上钩。党员、干部、老百姓都不投机，都要求严格依照宪法、党章办事，那才麻烦呢，那才难以管理呢。

 

刘晓波：《单刃毒剑》

昂贵的金钱爱国主义

一 世所罕见的政治化奥运

二战后，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城市申请奥运会的主办权，在政府主导、民意动员和资金投入等方面的操作上，可以与北京申奥相比；同样，任何国家的任何城市的申奥成功，也都不会象此次北京申奥成功这样，进行如此广泛的政治操作和全民动员，掀起如中国这样的罕见民族主义狂潮。即便是80年代的前苏联和南韩急需主办奥运来证明自己，也没有表现出今日中国的奥运民族主义癫狂。

北京申奥成功的那个夜晚，拥挤的人群、挥舞的国旗、激动的泪水、几乎把嗓子喊劈了的欢呼，中国似乎变成了沸腾的民族主义大锅，北京一百多万人上街欢庆，全国主要大城市彻夜狂欢；中共最高决策层的全体成员，不但出席中华世纪坛的庆祝大会，并在民众狂热的感召下，临时决定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民同乐。一时间，“实现百年梦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西方反华势力的破产”……等口号铺天盖地。而支撑着这种狂热情绪的，正是“百年耻辱”和“东亚病夫”的历史所固化的雪耻情结和自卑心理，更是大国崛起的的强国心态的和称霸野心。在其他方面的成就还不足以作为傲视天下的资本时，体育比赛中的胜负作为一个泛政治化民族化的象征性符号，负载了过于沉重的强国梦想。

自从中共执政以后，体育就变成了一党独裁的政治工具。在毛泽东时代，民族主义凝缩在“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这句口号中。中国乒乓球的崛起和原子弹的升空，一起作为这口号的最好例证，植入每个中国人的梦境。中国乒乓球队在六十年代的骄人战绩，是我们这代人摸不去的记忆。我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学习打乒乓球，至今还能清晰的记得当年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大红标题“庄则栋大胜高桥浩 李莉勇克关正子”（高和关都是日本著名选手，曾获世乒赛冠军）。毛泽东想成为世界领袖的野心，靠“解放全人类”的病态乌托邦意识形态说教来支撑，他不顾国情和国际局势，对外盲目地同时对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用输出革命的外交战略来收买和支持第三世界，特别是那些“有奶便是娘”的无赖小国；对内，只能是在全封闭的状态下没完没了地折腾本国人民。直到苏联在政治上军事上对中国的挤压使毛泽东无力承受之时，他才放弃解放全人类的乌托邦和称霸野心，以实用主义的态度与美国结盟。于是，在世界独占熬头的中国乒乓球，再次充当了毛泽东的外交工具。

在邓小平时代，民族主义凝缩在“振兴中华”的呐喊声中，中国女排的崛起以及五连冠，1984年洛山矶奥运会的金牌零突破，受到党中央的高度嘉奖和全国民众的热烈欢呼。北京大学等高校大学生在自发的为女排的胜利而欢呼的狂热中，率先喊出“学习女排，振兴中华”的口号，敢于拼搏的“女排精神”立刻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教材向全国推广，成为各行各业学习的典范。由于八十年代正是大陆的改革开放最为有希望的时刻，也是中国从全面对抗的外交走向全面交往的外交的时代，邓小平在国内外的声望如日中天，并获得了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的美国的承认。刚刚打开的国门让中国人在令人眼花缭乱的西洋景中，看到了另一种美妙的生活，西化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那时的大陆中国，虽然也有“振兴中华”的情结，但是基本上是一种“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学习心态，主要强调正面的对外开放，而很少有反对美国及西方霸权的号召。

六四大悲剧的发生，使人权问题成为中外关系中最为醒目的冲突焦点，特别是以对美关系为主轴的外交战略严重受挫。它不仅是中共在政治上思想上对内加强控制的转折点，也是对外交往的转折点：由走向全方位的改革和开放，收缩为只在经济领域继续改革开放，而在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则以“反和平演变”和反霸权为主。西方国家的对华政策也由以支持为主转向以遏制为主，起码是经贸上的往来和政治上、军事上的遏制并行。正是由于六四之后中国在国际上面临着改革以来的空前困境，也由于邓小平本人的实用主义，所以邓小平制定的“决不当头”的韬晦之策，成为大陆对外关系的主导。在这种内忧外困之中，中共继毛泽东的“乒乓外交”之后，再一次打出了体育牌，对1990年亚运会的极力张扬和之后的申奥决策，都是体育外交的重头戏，以至于，为了申奥而释放了著名政治犯魏京生和徐文立。但是，由于距离六四大屠杀太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强力阻挠，导致1993年申奥的失败。于是，百年耻辱和反华势力的延续又有了新的例证，国内掀起了改革以来的第一次民族主义思潮，它的官方说辞是反对美国的单级霸权，它的大众化版本是风靡一时的《中国可以说“不”》，它的知识精英理论范本是以“拒绝西方话语霸权”为号召的学术本土化呼唤和东方主义热。

江泽民时代，随着元老集团的自然消失和江泽民的个人权力的上升及巩固，正如江核心不断提出新的理论来代替毛思想和邓理论一样，在民族主义不断高涨的鼓荡下，江核心也提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新口号，以代替毛时代“站起来”和邓时代“振兴中华”，江泽民屡屡在重要的公开讲话的结尾，以突然高亢声音喊出这句誓言。同时，中共的外交虽然基本上延续邓的韬晦方针，但是江泽民越来越想成为大国元首，逐步以大国外交取代了邓的“韬光养晦”，抓紧参与国际事务和提升军力。96年的大规模对台军事演习、97年的香港回归和出访美国、98年克林顿的访华以及与俄罗斯的结盟……成为江核心主政后的展示大国外交的重头戏。

但是，江核心除了在全世界留下众多笑柄的作秀之外，并没有给大陆的外交困境带来实质性的改善。由于苏东旧体制的全面崩溃及亚洲国家自由化民主化进程的加快，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的加速普及，在全球推行人道主义的经济制裁及军事干预的成功，台湾第一次全民大选以及后来的政党轮替的成功……使大陆的一党独裁政权日益陷于道义上和实力上的双重劣势之中。

基于此，中共越来越以民族主义为意识形态的核心，不放过每一个可以提升爱国主义情绪的机会，全力宣扬和纵容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的民族主义思潮，使之愈演愈烈。而在外部，对美的大国外交不断受挫，1999年使馆被炸变成新的国耻，反美反西方情绪再一次掀起高潮；同时，由于江核心在此涉及国家主权的严重事件中，除了对内的煽动之外，对美国并没有表现出大国所应具有的强硬姿态，使民族自尊备受打击的民众对江核心的外交政策的不满日益加深。接着就是布什新政府的上台，一改克林顿政府的对华外交方针，把“战略伙伴”变成“战略对手”，把全球战略重点移向亚洲，对中共政权形成围堵之势。恰在此时，中美撞机事件发生，尽管江核心遵照国际惯例对撞机事件的低调处理在外交上是明知之举，却使大陆本来已经非常狂热的反美情绪再一次受到压抑，进一步加深了因使馆风波而凝结的国耻。于是，大陆的官方和民间都把对外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申奥上。

象中共执政以后一直把体育作为政治统治工具一样，申奥又一次作为对外的政治王牌被打出，中共政权想以申奥来达到提升威望和巩固政权的政治目的，民众以申奥来宣泄由93年申奥失败开始越积越深的民族耻辱。所以，此次申奥，中共全力出击，不但采取了一贯的以经贸牌应对政治压力的策略，首次聘请世界著名的公关公司进行策划和包装，甚至对国际社会作了改善人权和言论自由的承诺。而志在必得的背后，是再也输不起的恐惧。

因此，申奥的成功同时满足的官方与民间的急切期待，使最需要国际社会肯定的江核心和大陆民众，得到了一份来自国际奥委会的丰厚奖赏。如果这份高度政治化的体育奖赏，真正如主流国际社会所希望的那样，能够促进中共政权在政治上的改革，使之逐步接受“人权高于主权”的世界新秩序，加快融入人类主流文明的步伐；能够校正大陆民众的自卑和自傲、媚外和仇外相混合的病态民族主义，使之逐步走向健康的民族自尊，以平等和宽容的不卑不亢的心态面对世界，那么，这次世所罕见的政治奥运就将创造一个政治奇迹。

然而，大陆目前的现实并没有给人以如此乐观的信心。就在申奥成功的狂热还未完全冷却之时，中共就在北京举办旨在加强打击法轮功的大型“反邪教展览”，媒体中充斥着歌功颂德和民族主义的高音，中共也并没有作出多大改善人权的姿态（释放李少民与申奥无关），即便中共因此释放几个受到国际社会关注的知名政治犯，只要中共政权依然不能善待最广大的普通民众，不能有效地约束政府的极度挥霍和执法者借奥运来滥用权力，不放松对媒体、言论、民间结社和公民上访请愿的压制，不通过修宪使私有化真正合法化，不切实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不放弃陈旧的户籍制度来改善广大农民的受歧视境遇……政治奥运为世界带来的就是极度的失望和沮丧，中共借申奥获得了新的政绩资本，有利于巩固一党独裁；中共权贵们借此大发奥运横财，民众的病态民族主义也因此而愈益膨胀，使政治奥运变成劳民伤财、扰民害民的腐败奥运。

换言之，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可谓世所罕见的政治奥运，同时满足的官方与民间的急切期待，官方似乎创造了巨大政绩，民众的病态民族主义得到了自卑转向自傲、媚外转向仇外的宣泄。

（2001年7月18日于北京家中）

 

陆建华因间谍罪获刑二十年，不是草菅人命，却是草菅自由；不是旷世奇冤，而是旷世变态，旷世恶搞。我认识陆建华，一九九七年前后我在《中国文化报》编副刊的时候曾经约他写过稿子。哼，间谍！试问他能间谍你什么？哼，出卖国际机密！试问他还能把你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卖了？且不说他不能，即便他能，即便他的确卖了，那也不该判二十年。为什么？因为如此邪恶之国，根本一文不值，根本就是当今世界的头号社会、道德、政治垃圾，他陆建华要真有能耐把它卖成钱，那是废物利用，是人民的功臣，不仅不该判刑，反倒该大大犒赏哩。

陆他当然没有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卖掉的本事，他要真把这堆垃圾卖了，哪还轮到我们这群垃圾中讨生的虫虿判他的刑？趁着我们此刻还有权力判，即使他做的是小买卖，我们也要大大地判刑。这就叫过邪瘾。我们就是要杀鸡儆猴，判给那些端我们垃圾饭碗的人看：“狗奴才，你们可要瞧仔细了，看陆建华是什么下场！”这就是重判陆建华的主子心理。

基于此，我特别同情共产党员和各级党的干部。如果说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狗奴才，那么普通党员、干部就是他们上层的狗奴才，有时甚至常常，是比普通老百姓更悲惨的狗奴才。就像陆建华，也算是共产党的司局级干部了，怎么样？二十年，比普通人惨多了吧？所以所谓共产党的统治，首先是对共产党员的统治。所谓一党专政，首先是对共产党员的专政。学习“三个代表”，搞“保先”，是对人的折磨，折磨谁？折磨共产党员。这时就不再是首先是对共产党员的折磨了，而是只折磨共产党员。

如今北京政权不敢再像毛泽东那样大面积草菅人命了，但本性决定了它每日里一定得大面积草菅些什么才能苟活下去，就像妖魔鬼怪每天一定要喝几大口人血才能维持生命一样。那么它现在大面积草菅什么？草菅自由。草菅陆建华二十的自由，草菅高智晟、陈光诚一家老小的自由，草菅无数法轮功、基督徒的信仰自由，有时还连带着草菅这些信仰者生命的自由……无数脑子灌水的中国人对清末日本人称中国人为清国奴愤愤不平。有什么好不平的？你们本来就是清国的奴才嘛。你们今天的命运没有什么不同，仍然是狗奴才，大清国时你们是清国奴，共产党中国里你们是共国奴。不然为什么程翔与陆建华同案，程判五年，陆却判二十年呢？一国两制，程翔是香港人，陆建华乃我大共国的狗奴才，我爱判多少年判多少年。当年慈禧太后惨酷杖杀记者沈荩，西方驻华使节夫人们到宫里质问老太婆为什么要如此灭绝人性地对待一位记者。老太婆说：沈记者乃我大清的狗奴才，我大清爱怎样怎样，不劳各位大使夫人心疼。无数脑子灌水的中国人说，近代史上的租借和治外法权是中国的耻辱。程翔和陆建华的案子在教你们一个与“八荣八耻”全然不同的荣耻观：租借是中国历史上不幸中的万幸，治外法权是投进中国社会的第一缕人权曙光，文明的外来统治者比反动的本土统治者更能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

定罪量刑只应有一个标准，不应该是我的狗奴才我就罚重点儿，不是我的狗奴才我就罚轻点儿。陆建华一审判决二十年，是末日的变态，是天大的草菅法律，草菅自由。还是那句话，陆建华就是当间谍偷偷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卖给垃圾处理站，也不该判二十年。中国没有一样东西，包括你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本身，能值得剥夺一个人二十年的自由，除非你们已经完全心理变态。

2006-12-21科隆

──《观察》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