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杰:中国崛起民主还是独裁

 

“和平崛起”是胡锦涛政权喜欢使用的宣传术语。这表明中共已走出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因天安门屠杀而造成的国际封锁和心理自闭,尽管任何关于天安门事件的讨论仍然是禁区,但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当权者重新找回了自信。当年邓小平苦口婆心告诫的“韬光养晦、不出头、不称霸”,已成为一张翻过去的老黄历。

中国是否真的能崛起,仍然是悬而未决。中国内部问题极其严峻,政治制度的转型尚未完成,贫富悬殊造成的社会矛盾日渐尖锐,文化信仰和共同价值依然空缺,环境破坏和能源浪费触目惊心,在此背景下崛起,何谈容易!

即便中国真的能崛起,这种崛起会是和平的吗?中国的崛起对周边国家乃至全球而言,究竟是祸还是福呢?中国民众固然热爱和平,世界上哪个国家的老百姓不热爱和平呢?但是,历史已经证明,破坏和平、发动战争的往往是独裁者和专制制度。一个对内尚且不能实行民主政治、保障公民权利的政府,能企望它成为世界和平的柱石吗?

自古以来,中国的政体便于民主制度无缘,对内独裁专制,对外必然穷兵黩武。从秦始皇到汉武帝,从唐太宗到明太祖,这些帝王为了满足一己之私欲,发动过多少扩张领土的战争?而根深蒂固的大一统观念,使得所有扩展领土的战争,在历史记载中都是正义之战。

中共建政以来,更是四处征战,视民众生命如炮灰,视社会财富如粪土,视世界和平如玩物。首先出兵朝鲜,支持金日成独裁政权,悍然对抗联合国军,使北韩在其卵翼下存在至今。北韩政权对内荼毒民众,对外以核弹讹诈,是当今世界最不安定的因素难道不是中国一手造就的祸胎?

其后,中共与万隆会议上亲如手足的印度发生大规模战争,“第三世界”的团结被中共自己摧毁。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内部,中共也众叛亲离,与“老大哥”苏联在珍宝岛发生军事冲突,全面战争一触即发。文革刚一结束,人心思定,邓小平却又发动了对不听话的“小弟弟”越南的战争。

中国与若干周边国家之间都存在着领土争端,与日本、越南、印度等亚洲大国面和心不和,台湾问题更是一个危险的导火索。如果是一个民主的中国的崛起,确实能使得以上问题迎刃而解,并进而拱卫世界和平;但是,如果是一个独裁中国的崛起,那必然是纳粹德国式的崛起,将会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带来难以想象的灾难。

首发美国之音

武宜三:【温故知新】穷凶极恶的党妈妈,鲜血淋漓的新中国

 

在胡锦涛们高唱和谐、和平崛起,甚至睦邻、富邻的时候,在中共全力准备2008年北京奥运的时候,从官办的《中国青年报》网上看到了这几张触目惊心的照片;於是我重温了一下孙文广教授《标语与计划生育——六评一胎化》,穷凶极恶的党妈妈、鲜血淋漓的新中国又屹立在我的眼前。

见证怀孕,持证生育!(江西)

超生就紮!(湖南)

一人结紮,全家光荣!(山东)

一孩放环,二孩结紮(山东临沂)

该紮不紮,见了就抓。(四川)

通不通,三分钟;再不通,龙卷风!(湖北)

一人超生,全村结紮!(云南楚雄)

该流不流,收田牵牛!(山东临沂)

该流不流,杀猪牵牛,该紮不紮房倒屋塌(山东)

该紮不紮,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四川)

一胎生,二胎紮,三胎四胎——刮!刮!刮!(四川)

能引地引出来,能流地流出来,坚决不能生下来。(山东)

一孩上,二孩紮,不紮就动法。(山东临沂)

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江苏)

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安徽)

投水不救人,吃药不夺瓶,上吊不解绳(《中国农民调查》p154)

一胎环,二胎紮,三胎四胎杀杀杀!(广西)

谁超生叫谁倾家荡产,谁超生叫谁家破人亡(湖北老河口)

谁不实行计划生育,就叫他家破人亡。(湖南)

宁可家破,不可国亡。(山东菏泽)

焦国标:民主化从胡锦涛的头发开始

 

自2005年 3月 16日 离开北京去美国,我就再也没有看过中国电视。按道理说,同年10 月10日 我就从美国回来了,到北京不就又可以看中国电视了吗?可是仍然没有,原因是由于家庭变故,原来的电视机被前妻搬到新居;再加上我又隔三差五出国,一时没买新的,所以也就一直没看。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06 年的11月初。

11 月初,北京举行中非论坛。国家安全部门要求,居住在北京的、达到某个级别的士君子,在此期间须离京暂避。为”响应党的号召”,我选择了回河南故乡去陪母亲。就在那几天,通过母亲的电视机,我收看了一次中央电视台晚七点的新闻联播。这是我自05 年3月之后,一年又九个月的时间里第一次收看这个节目。

我看到了久违21个月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吴邦国和吴仪。他们比 21个月前明显衰老了!一点都不矫情,霎那间我感到一丝鼻酸。

最牵动我心的是吴仪、吴邦国和温家宝的头发。吴仪大姑的白发比21 个月前更白了,基本全白。吴邦国大叔的是灰白,尽管不像吴大姑那么白,也是颜色全变,几乎没一根黑发了。温家宝大叔的头发起码有四十天没染了,上面黑,下面一圈儿罗圈白。此情此景,令我想起《桃花扇》里的一句著名唱词:”唯有敬亭,依然此柳,雨打风吹雪满头。”

21 个月了,虽然我看不出自己面相的变化,但我清楚我头发的变化。记得05 年三月出国前,我鬓间只有零星的白发,有时一起兴起会拿来镊子,让儿子给我悉数拔去。21 个月之后的今天,根本没法再拔,大规模性全变白了,甚至说”鬓如霜”也不算夸张。

唯有锦涛大叔的头发,21个月里没有任何变化。仍然是一根杂色没有,黑洞洞的,而且周边也没有泄露出任何白发的信息。

看了他们几位的头发,我大脑里电光火石般窜出如下奇妙的联想:吴邦国不染,温家宝半染,胡锦涛全染;吴邦国不假,温家宝半假,胡锦涛全假;吴邦国全真,温家宝半真,胡锦涛全不真;人大委员长完全尊重事实,总理半尊重事实,总书记完全不尊重事实;人大不掩盖事实,政府半掩盖事实,党彻底掩盖事实;人大不保守,政府半保守,党全保守。

从那一刻起我就想写篇文章,政治改革,从三、四位的头发谈起。中国民主化千头万绪,而共产党内民主第一;共产党内民主化千头万绪,而总书记内心民主化第一;总书记内心民主化千头万绪,恢复其头发本真颜色第一。这些环节掐去中间,只留两头,中国民主化千头万绪,而胡总书记本发向民第一。

九十年代后期,《中国青年报》曾发过我一篇短文。当时青年人流行黑发染黄发,有老干部指责他们是崇洋媚外。我反问老干部:年青人黑发染黄是崇洋媚外,试问你们老干部把白发染黑是不是想装嫩泡妞?今天我接着问染发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你们将白发染黑,除了装嫩泡妞以外,是不是还想再装嫩欺骗全国人民?

最后我还想解释一下文中为什么大姑、大叔地采用伦理称呼。公共场合恐怕好多年没人这么称呼你们了,人们都称你们这长那长主席总理委员长总书记。可是你们并没有因此变成神仙,你们仍然是肉眼凡胎,仍然是人子人父人叔人伯人兄人弟。今天这样的称呼,只是为了提醒你们莫忘平常心,要像人子人父人叔人伯人兄人弟那样思考中国,不要像党棍那种纯政治动物思考中国。为儿孙子侄辈开拓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你们责无旁贷,你们老胡家、老温家、老吴家积阴德的机会万世难逢!
 
                                   2007-1-6 德国科隆
首发民主中国

一 平:“限权维权”与渐进民主

 

1

徐亚锡(虚舟)先生提出一个观点,将“争夺权力”转为“限制权力”(《人与人权》20期:“徐亚锡采访录”),我想这对转变中国人传统的政治意识很有益。中国是权力社会,权力是社会的中心,所谓专制即权力决定。民主社会和专制社会的区别即:是“权力”还是“规则”?权力社会是一元的简单性社会,因此权力至上;而民主社会则是多元互动社会,因此是规则至上。

作为权力社会,中国的权力太集中,负荷太大,支配力也太大。因为是权力决定一切,由此中国的政治就集中为权力斗争。这不仅及党派和主义,此是中国的政治传统。二十四史,其中大部分是讲权力斗争,这说明中国政治的性质。中国近代数经革命,虽然各有主义,但背后也还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改朝换代”,“取而代之”,也就是徐先生所批评的“争夺权力”的政治。专制政治是争夺权力;民主是建立规则。结果来于方式。专制政治终达至专制制度;欲达至民主之目的,首先需要改变政治方式,以民主政治求民主之制度;而以专制政治求民主制度,唯达专制之制度。具体而言,就是中国政治的立足要由权力转到规则,这也就是徐先生所说将“争夺权力”转为“限制权力”。      
       
将“争夺权力”转为“限制权力”,我想它的第一个好处是其促进社会变革而非鼓动革命(本文所指的是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中国民众生存艰难,压抑苦痛,加之社会的自然形态,缺少秩序和组织,虽然他们富于忍耐,而一旦革命,便衍为剧烈的群体盲目暴力。此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传统,中国不发生革命则已,而一旦发生自下而上的革命,必将伴随普遍的民众暴乱。类似波兰理性和平的革命,在中国几无可能。至于政变,那是另外的事。

由本而言,社会发不发生革命不取决于人的意愿,特别是中国。社会矛盾冲突积聚到极点,任何理智、思想都不能阻止革命发生。最近有文章报道湖南三甲地区农民革命,他们组织农会,集体捣毁公路,阻截交通,砸毁车辆,查抄官员的家。事情不怨农民,他们实在是被逼太甚,走投无路。中国民众向来是能忍则忍,一旦革命乃是忍无可忍。避免革命之本是保障民生;而保护民生则要限制权力,确立规则,建立公正,制止腐败。此是中国现政治的要点。要做到这点,当然需要中央政府进行政治改革,建立社会对权力的制约机制;但这不够,其也必须要有民间积极的行动,主动监督限制权力,维护民众权益。实际,这就是政治反对派的功能。中国需要有政治反对派,没有对立,社会即不能实行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有对立,才能保证规则。自然,政治反对派存在的前提,是他们有说话、行为的自由和权利。而在中国,这种自由和权益受到严厉压制,但是“严厉压制”并不等于完全没有。这是现在之中国和毛时代的不同,而且在中国现体制中,此自由和权力有逐步扩大的空间和可能。当然,这是一个需要主动、斗争、付之代价,并需要时间的过程。中国现政治所说自由和权益,主要是就此而言。    
       
在国家现法律框架内,积极主动地争取批评自由,制约政权,维护民权,这是促进中国政治变革的健康方式。其不同于权威主义,将变革的希望唯寄托于国家权力,单向被动地忍耐等待;但其又避免剧烈革命,将社会导向暴乱。其宗旨是:进步、法律、理性、和平。

 2

中国近代政治的传统是非革命不能以解决。可百年来,革命的结果是专制越甚腐败越甚。如果中国现社会必走上革命,这是另外的事,但由反对派的政治取向则应避免鼓动暴力革命。为此,其需要明确:不以颠覆、取代现权力为目的;而以限制权力,确立规则为目的;依理力争,依法力争。

首先中国的政治反对力量尚未成型,推翻现权力没有可能,取代现权力更无可能。由于没有成型的反对力量,因此革命一旦颠覆权力,社会即出现权力空缺,普遍民众暴乱将难以抑制。以中国的暴力传统和社会蓄积的怨愤,大规模的暴力和破坏无可避免,对之文革曾一度有过显示。应该说由革命导致的暴乱,其有害甚于专制和腐败。顾则徐先生说:“特别要知道的一点是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国内革命传统的国家,在国内革命的威胁甚至冲击下,在中国二十一世纪最黑暗、最混乱的时期,街头运动才会造就出中国真正的民主主义。这是一个大家不愿意出现和看到的过程,但是一个无法逃避的命运。”(“顾则徐访谈录”,《人与人权》19期))“最黑暗、最混乱”,徐先生对中国有深刻的认识;但是由而“造就出中国真正的民主主义”则未必。民众革命非理性,唯强力暴力才能平息,而强力暴力即产生新极权。因此革命之后,除了混乱,就是强权,这是自法国大革命后,人类不断重复的悲剧。
       
革命是一次完成论:更替政权、变革制度、改变社会,一次完成。但问题关键之在,更替政权可一次性完成,而变革制度则不行。制度不是条文,其要以实行为界定。1、制度是组织社会的完整秩序系统;2、其需要有法律保障;3、要为社会全体成员认同并自觉实行。因此制度变革只能是逐步改变和完善;逐步为民众所接受所实行。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之提出训政,就是因为社会动乱无法平息,他的三权分立五权宪法不能实行,因此必须施以强制。他的专制倾向实过晚清政府。革命可以摧毁旧制度,但不能同时建立新制度。事实上革命后能建立的新制度只有一种,那就是极权。因为革命是对既有秩序的破坏,秩序一旦破坏社会即陷于混乱,因此革命后第一问题是恢复秩序,而不是保障民权。而旧秩序摧毁,新秩序尚无,秩序的建立即依靠暴力强制,这就是各种形式的暴力专政。法国大革命之后,此是普遍规则;而且革命的程度越激烈,其后的极权就越严酷。

孙中山提出训政,实际是要使专制合法化。这位伟大的中国民主先行者之在革命后提出训政,是迫不得已。他看到落后国家要进入现代民主制度不能一次性完成,其需要时间的过度。承认,并给出时间的过度,这是他的思想贡献。他的训政思想首先是以国家力量为主导,建立强制性秩序,而逐步地向民主过度。实现民权是孙中山政治理想的最终目的,就此孙中山远比中国现权力有进步意义。如果中国的权力能归属孙中山的民权理想,实是中国民族的幸运。至于训政是否就能达至民主,这可以讨论。孙中山提出6年训政,近于空想。而依靠国家力量由上而下的训政,其将走向国家主义,而非民权主义。但孙中山训政思想值得重视,他进入了中国迈向现代国家的具体命题。对于中国,“民主”实际是一个向民主过度的命题。不看到过度性和时间性,“民主”就是一个悬浮的理想。当然,过度不一定就是训政,也不是说只是被动等待。

近年维权运动兴起是中国和平完成民主转化的希望。1、维权终在民众个人权益,这合乎民主社会,民主社会根本所在即维护全社会成员的个人权益;2、维权诉求是公正,以公正原则制止权力对民众权益的侵犯。其进一步发展就是法律公正,制约权力;3、民众维权是抗争的,但方式是和平的,依理性依法律。这是时代的进步,也是中国社会和民众的进步,其取代了中国传统造反和革命,避免大规模的社会动乱;4、维权是全社会的、自下而上的,民众将在维权过程中,学习保护个人权益,学习掌握法律,这是一个中国民众成为公民的过程。同时这也将抵制权威主义、国家主义、党派专制;5、维权的发展是由个人到全体,因为只有结为群体才能抗争权力。这种以个人权益为基础的“聚众”过程,也就是现代社会的形成过程;6、维权需要媒体报道,而媒体也需要社会热点,二者的相互需求将促进中国的言论自由;7、中国现阶段的维权主要是经济的,但是维权并不只限于经济,也包括民众的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而且前者必然会发展为后者,比如,言论自由和结社。因为民众只有拥有了社会和政治权利,才能制约官权,保护自己。王怡说“维权就是民众的自我训政”,这是个很好地比喻,孙中山去世近80年后,中国民众终于找到自己的“训政”之路:在民众维权中过度,以至逐步建立民主社会。民权不只是投票,也不能指望官府颁发,就是颁发,民众也还有个会使用的问题;民权是民众争取来的,而在此过程中他们学会使用。

 3

对落后国家,民主(这里是指西方的现代民主制度)之实质是:进入世界化现代进程。民主是现代社会必然的政治形式,是现代社会形态的政治体现。在世界的现代进程中,落后国家的最大困难是:1、现代化的要求、价值与其自身社会传统、现实的距离甚远;2、而在二者的矛盾冲突导致社会原有的有机秩序破坏;3、即使落后国家以最佳方式积极进入现代社会,这也需要相当的时间过度。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是其自身秩序的生长。在时间中,其是一致而秩序的;即它的发展遵从自身的时间秩序。而落后国家接受现代化则要以放弃自身原有秩序为先决条件,被迫进入陌生外在的现代秩序;如果其要在现代进程中,重新建立协调有机适合现代世界的秩序,那其社会各阶层及成员必须高度妥协,达至意识和行径的默契,同时其需要相当的时间才能完成有机秩序的转换或重建;如果社会达不成妥协与默契,或没有充分的时间,那么此秩序就以暴力强制来实现,即极权;如二者都不能达至,社会就陷于无休的暴乱。

落后国家之没有充分的时间完成制度的和平转换,有双重原因:1、世界之冲突。人类以民族、国家的形式存在,其利益彼此冲突,此现实无能逃脱。“五四”后中国由启蒙转向救国,民主、科学突然都变得不重要了,而要以“血肉筑成新的长城”。这是因为列强的侵犯,由巴黎和约到日本入侵。并且这也是“新中国”之建立的原因之一。2、内争。旧秩序解体,内争即开始。社会秩序以权力、利益的分配为基础。实际而言,落后国家的传统秩序一旦解体,社会间的妥协和默契无法建立,因为不能避免人对权力的暴力争夺。除非保持传统或旧权力之中心,比如日本。辛亥之后,中国马上进入军阀混战,这是当时中国的主要灾难。

以中国的现情况,今后的几十年没有实行真正的民主可能,而最好的状态也只是向民主过度。当然其间政权可能会出现种种变化,甚至发生革命,可是无论是谁哪一方执政,什么形态,以什么名号,中国都将具有或严或宽或好或坏的专制性。根本上说政治制度不取决于权力,也不取决于人们的意识期愿,其潜涵在社会的现实中。完全性民主社会需要:1、成熟稳定的自由经济秩序;2一个健全能为全社会执行并维护的法律秩序;3、强大的中产阶级;4、社会权益分配完成;5、政党政治成熟,能相互平衡制约;6、民众基本所需能有保障;7、民众普遍有法律意识,能自律,也能维护个人权益。中国要走到这一步,尚需要多少时间?中国面临的不是即刻建立民主社会,而是如何向民主制度过度。所谓过渡就是民主制度和社会的逐步建立,现实的具体的,而不只是条文的。

在现实和民主的目的间,我们需要承认并接受时间的过度。统治者如此,民间反对派亦如此,二者需要妥协、让步与合作。而要赢得时间,使整个民族走上和解与合作,关键所在是制约权力和社会剧烈动荡。我想徐亚锡先生提出由“争夺权力”转为“限制权力”,意义在此。承认现政权,放弃对之颠覆的要求,这是民间政治反对派必要的妥协,代表民族的理性。而作为权力者应该确定中国的民主目标,有秩序有计划有时间地推动中国社会向民主制的变革过度,并且承认异议的存在,给反对派以空间,接受他们的存在,及监督批评。如果说孙中山先生的训政思想是由上而下,以专制渐进推进民主的时间过度;那么徐亚锡先生提出的“限制权力”的思想则弥补了前者的单向性和民众的被动性,由民间力量主动制约权力,积极推动民主进程。此并非是现权力讲的稳定;而是在理性、和平和法律的框架下,有冲突有对立有抗争,积极奋争,让社会富有生机、活力和希望;使民众的压抑蓄积转为积极主动的建设力量。争是建设。如果中国的政权与民间能由此互动,那说明中国民族在走向和解与合作,并且这是具有民主意义的对立互动。如果政府一味压制,不给民“争”的空间和权利,那么中国就将走向革命。川壅而溃,这是简单的道理。

 4

民主的建设应该是具体的,有利于民生,使民众得到权益。中国文明有一伟大的传统,即民本精神。儒家思想的中心是民生;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中心是民生;中国现在之问题也还是民生。现代社会,民生不仅是民众的生存权,也包括他们的种种社会权益。作为非自然经济的现代社会社会,民众没有社会权益,其生存即得不到保障。而且,现代社会以每个成员的具体权益为联结,没有成员的权益保障,社会即不能有效组织和运行,此是现代社会的特点。因此民生需要包括民众社会权益。如果我们将民生作为中国政治的基本立点,那么中国的问题就会清晰而现实,而避免“主义”的空泛和教条。由“民生”向“民权”(三民主义之二民)过度,这是中国民主的道路,或称“有中国特点的民主道路”。民间政治反对派不以颠覆权力为目的,而出于维护民众权益而主动监督限制权力,其便会得到民众的拥护,使民主具有具体的社会内容,确立切合实际的公义规则。对于民众权益一步一步地争取;对于权力一步一步地制约;对于公义规则一条一条地建立,其虽然不是一次性完成,但却是坚实的建设。如果中国权力要避免中国出现剧烈革命,也唯有向社会让步妥协,给反对派以空间,承认民众权益,接受监督制约。可能此是逐步的过程,但不可回避,实际这是给民众愤怨以出口,使之暴力能量转化为社会的积极建设的力量。国家权力和民间反对派需要相互妥协,这个平台就是“民生”

中国近一百年来的两革命没有给民众带来实际利益。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说是民众陷水火益深;共产党革命,三年饥荒、文革即可代表。此教训永需记取。革命以更替权力为目的,那么民众的具体现时利益即不重要。为了未来,其可以牺牲民众的现在,牺牲他们的财产、安全和生命。百年来,中国的革命即使由此被鼓动,并由此导致一次次灾难。因此,中国的政治需要以“民生”为基础为目的。“民生”是我们判断政治的尺度,而且不是就它的未来,而是它的现时与现实。改变极权制度,需要先改变我们的政治意识。“主义”“制度”都是为了保障民生,颠倒二者即通向极权。

“限制权力”,其一向是制约权力;一向是维护民众权益。由后者而要求前者;有前者而得后者。而其关键是落实于现实性和具体性。近年中国民间推动的“维护民权”活动,即是中国新民主运动的良好体现。现实具体,求民众权益之实利。由于有民众权益之实,因此为民拥护;因为有民众舆论压力,因此权力需要让步;权力让步,而确立公义规则(就某一点)。“维权”运动根据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维护民众的具体权益,而带动社会逐步变革、民众意识逐步之改变,法律制度逐步之建立。去年孙志刚事件就是“维权”运动的一个成功典范。起点在民,落点在民,着于具体问题,由媒体,而舆论,而知识分子,而民众普遍要求,由于民间的压力,国家政府最终让步。结果是保护了民众迁移的权力;限制了权力对人任意侵犯;重新确立了城市权力和农民进城之间的新规则。刘狄、孙大午的释放,拆迁条款的制定,以至人权入宪都不同程度有此性质。“维权”运动没有要求颠覆权力,也不是一次性要求在中国建立大框架的民主社会,而是根据民生具体的问题和权益,由下至上,逐渐具体地制约政权,保护民权,完善法律,改造社会。这是民主的渐进过程,是积极和平的现代社会之建设。

民主说到底基于每个公民对个人权益的维护。人有对个人权益的维护,才有制约国家权力的要求,才有法律的要求,因此民主需要由维护个人权益开始。当民众都能自觉地运用法律维护个人的生命、财产、权力、利益,那么民众的民主意识即成熟。民主由其开始就要教育人民:持守法律,你们的权益、财产、安全、生命不可侵犯。民众学习维护个人权益,就是在学习民主。反之,号召人们奉献牺牲

公正的要求。革命总是要求人们奉献,为新制度为未来流血牺牲,而也正是鲜血种植了仇恨,滋生了极权。凡号召他人流血牺牲者,必需警惕。极权不在“主义”,而在方式。因此民主需要由维护个人权益开始。当民众都能自觉地运用法律维护个人的生命、财产、权力、利益,那么民众的民主意识即成熟。政治不能是信仰,不能为了伟大的主义、理想、意识形态去建立事前构想的伟大制度。好的制度由社会内部逐渐生成,其扎根于其成员生活的细节。今天的世界不是每个社会都必须实行民主制,但是在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中,其是一般通行规则。而且现代社会激烈运动,非中心,利益高度冲突,社会要有稳定合理的秩序,也就需要建立规则至上,权力分散,多元制衡,调节灵活的民主制。这是政治现实,而非“主义”和“意愿”。如果我们希望中国的民主制是有机的,扎根于社会内部,那么就从维护民众权益着手。

当民众能逐步依靠法律信息传达维护个人权益,他们就是在学习民主,社会的民主规则就在逐步生成建立。只有社会规则和民众的切身权益相结合,这些规则才实际合理有效,民众才会对之自觉地实行和维护。当然,此同时国家政府应该有计划有步骤逐步秩序地进行政治变革,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和民众的要求。这样逐步建立起来的规则社会,远比通过革命夺取政权,一此性完成民主构想,由国家强力推行新制,要稳妥得实在得多,也更合理更坚实。自然,如此建立的民主社会和西方社会有所区别,但合理有生机的政治制度必适合其国情,有自身之特点。

首发民主中国

杨宽兴:2007年,“二警察”会被全面清退吗?

 

新年伊始,河南沙洋县烽火台中学的五名教师和一名出租车司机就遭了殃:在大街上,他们被邓州市新华派出所工作人员误以为是兜售假币的犯罪分子,被强行带往新华派出所审讯室。“六人一进派出所审讯室,便遭遇数名未着警服人员的拳打脚踢,并强迫他们下跪,其中刘铁军等三人面部均被打出血,贺亚洲还被对方强行用烟头烫伤,整个被打场景惨不忍睹。此过程中,他们六人一再声称是教师,都没有做过什么违法的事情,追问为何遭遇如此毒打。但面对他们的申诉,打人者丝毫听不进去。”

20分钟后,事情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派出所内一名未着警服的人员突然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该人温和地对六位无辜者说,对不起,他们通过查对电脑里的存储资料,发现他们搞错了对象,并明确地告诉被打者,可以离开派出所了。”

看来这一通“杀威棒”是完全打错了屁股,可是打过之后,总要给个说法吧。应该说,邓州市公安局的表态还是积极的,宣传科科长张占书说,他对此事的发生感到很意外,市公安局领导的态度很明确,就是详细调查这些在派出所内的打人者,对于他们所犯下的恶行,该拘留的拘留,该辞退的辞退,一定不会手下留情。

但新华派出所指导员秦玉庆却有推卸责任的嫌疑。他说:“派出所内的打人者都不是警察,他们的身分是协警,其中有的人可能还是治安巡逻员。”

协警,又是协警,协警打人的事,听得耳朵都磨出茧了,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按照何祚庥的逻辑:“谁叫你不幸做了中国人呢!”赶上谁倒霉,那是没办法的事。遇上这种凶顽的协警,你纵有雄辩的口才也没用,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打过再说,这就象电影《陈毅上山》中的一幕,遇到土匪谭余保,你说破天也没用,他认定你是坏蛋,你就是坏蛋了,辩解是没用的。陈毅口才不可谓不好,否则后来不会让他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可当时,他还不是差点被砍头。所以,刘铁军等人应该感到庆幸:如果正赶上哪位协警心情不好,下手重一点,就算不出人命,给你制造个重度伤残还不简单!

理论上,协警(又称治安员,俗称二警察)并不具备警察的资格,也不享有执法权、侦查权等警察权,其责任只是协助警察执行公务。然而在实际的工作中,由于受到纵容,他们却往往享有与警察同等的权力。按照秦玉庆指导员的说法,这些抓人打人者全是协警,那么,也就是说,新华派出所给了这些协警不应有的权力。因此,如果查实打人者确属协警,新华派出所领导也应承担责任。刘铁军所遭遇的侵害,除了要追究打人者的责任之外,更要追究新华派出所管理上的失职。

另外,将责任推给协警是一种推卸责任的借口。在过去的很多案件中似乎已成普遍现象──不出事则罢,一出事,都是协警干的。因此,对于新华派出所指导员的说法,我们也不可轻信。在很多警察侵犯人权的案件发生后,地方公安部门的领导往往是考虑如何惩戒,而总是强调打人者并非正式警察。就连打死北京警察的山西太原警察刘立民,也曾被太原公安局否认其警察身分,大概也是想把他归于协警一类吧。与正式警察相比,协警地位较低,聘用和辞退的手续相对也比较简单。在一般性侵权案件发生后,如果没有公正公开的监督检查,将协警抛出来做替罪羊是比较容易做到的。

但是,如果没有权力的许可,协警敢随便打人吗?我认识一位做过协警的朋友,他告诉我,做协警是很威风的:拎一根警棍上街,人见人怕;但是有一点不好,就是工资太低了。不过,工资低不是他后来主动辞职的原因。他之所以离开协警队伍,是因为自己不喜欢也不善于打人。他告诉我,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但一般来说,需要打人的时候,都是协警先上,而且只有敢于下手、敢于下狠手的协警才能受领导赏识,得到提拔。也就是说,协警动手打人是一种潜规则。打人总不是什么好事,因此,正式警察自恃有身分地位,一般不直接动手。

而协警本是些社会地位低下的街头混混,打人不仅能满足其虚荣心,还能发泄心中的怨气,于是,要打人的时候,任务就首当其冲地落他们肩上。另外,正式警察不直接动手,一旦出问题也比较容易推卸责任。

如同目前中国的保安市场一样,协警队伍完全可以说是鱼龙混杂。由于待遇差,社会地位低等缘故,协警对于自身的工作珍惜程度,远远比不上正式警察。他们的敬业精神相对也就较差,于是就会经常发生协警盗窃、强奸等恶性案件,致使网络上有人把协警和过去的皇协军(即日本统治时期的伪军)相提并论,虽有过于苛责之嫌,但并非毫无根据。

于是,我们就一次次看到协警打人的新闻报道。协警作恶屡屡发生,已经成为我们社会的一种痼疾。公平而言,协警也不完全是一种负面的力量。在与犯罪分子的较量中,尤其是在一般治安案件中,他们往往冲在第一线,也容易受到暴力危害的,比如说:2006年5月9日晚8时,北京学院南路华联超市门前,八名协警员突遭十余手持木棒、砍刀等物的年轻男子袭击。22岁的协警孙广华伤重而亡。其余七人受伤。据目击者称,协警员是正在附近抓小偷时受袭击的。警方称,八名协警员系北太平庄派出所协警。

但协警毕竟不是受过正式教育和培训的警察,其总体素质相对较低,乃是不争的事实。协警来源复杂,没有资格准入制度,文化、道德、法律水平参差不齐,素质低的人混进来后更是肆无忌惮;另外,协警不是正式警察,理论上不享有警察权,也就没有相应的责任,对其平时的监督与制约也比起正式警察来说特别少。这使得一些协警无所顾忌。因此,在协警制度终结之前,他们的作用只能用以辅助警察的工作,而不能独立执法,更不能动用暴力殴打被审讯者。更何况目前中国警察队伍整体素质本来就不高,侵犯人权的事屡屡发生,连那些受过正规职业培训的警察都视人权为无物,更何况一群乌合之众的协警呢!由于警察手中掌握巨大的权力,一个政府的形象如何,首先系于警察的形象。因此,提高警察素质,使其能够文明执法,是关系到整个社会安定与否的大事。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全国范围内清退协警是有必要的。现代教育的巨大培训能力,完全能够保证警察的来源,无须从社会上临时招聘协警,尤其是不能把警察的执法权随意赋予协警。除了整体法治环境的改善之外,执法者自身素质的改善与提高,也是文明执法的一个重要因素。

2004年9月3日,公安部曾经出台政策,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对聘用的治安员队伍进行专项清理,从即日起,各级公安机关一律不得从社会上招聘治安员,现有的治安员将在三年内全部清退。公安部还要求,对于现有治安员,要按照“只出不进,逐年减少,彻底取消”的原则,用三年时间陆续从公安机关清退出去。如今,三年时间就要过去了,我们不知到时候这样的承诺是否能够兑现

如果公安部的承诺得以兑现,从此之后,警察便少了一个推卸责任的借口,也少了一份胡乱执法的胆量。正如刘铁军们不依不饶的申诉一样,公民意识已经逐渐成为全社会的广泛共识,暴力执法和执法犯法的成本将越来越高。这迫使公安部门必须提高其执法水平和能力。

按照公安部的承诺,2007年应是协警这一概念进入历史的一年。但发生在新年之初的协警打人案件,再次提醒我们,也提醒给我们承诺的官员不要忘记他们的承诺!我们希望看到承诺成为现实,更希望看到公安执法水平的根本改善!

民主论坛

医生诊断书建议郭起真住院手术治疗

 

 

【2007年1月10日狱委讯】

医生诊断书

今天,郭起真妻子赵长芹致电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河北省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李晓明医生于1月8日出具郭起真病情诊断证明书,建议在一审中被判决4年徒刑政治犯郭起真:住院手术治疗。


医生做出诊断证明书

从诊断证明书,我们可以可以看到郭起真病情诊断情况,1、骨折,2、右小指外伤,3、头皮裂伤。

同时,李晓明医生还在《诊断证明书》中,就郭起真病情表明了处理意见:

1、住院手术治疗。

2、建议复查拍摄右股骨干X线片

3、如右股骨干愈合,取出固定物

2006年10月23日,郭起真在《上诉人郭起真对李建强律师代写刑事上诉状的补充说明》中,已经就其受伤原因做了详细说明:

2005年10月26日我和妻子赵长芹到沧州市委示威请愿遭到公安暴力干涉,被追赶,最后被迫爬到沧州市公安局院内的电视塔上抗议,不慎从20多米处跌落造成右大腿骨折,身体多处受伤。新华区政法委出具两万元治疗后拒绝一切费用。

赵长芹指当局报复

针对郭起真病情诊断证明书,六四天网于2007年1月9日再次采访了赵长芹女士,她表示:

由于我家郭起真揭露沧州市一些贪赃枉法行为,触怒了地方当局,他们为了打击报复,不顾郭起真的受重伤急需住院治疗基本情况,把他抓进牢房继续折磨,殴打迫害他,现在,还判了4年刑,,,,

赵长芹女士还告诉我们,自从2006年12月30日以来,沧州看守所就把郭起真列入“禁见”范围,不准家属见面。

邓永亮、李建强吁尊重医生意见

六四天网还采访了郭起真好友、异议人士邓永亮,他表示:

维权人士郭起真伤病严重,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现在,胡锦涛、温家宝声称要建立和谐社会,就应当立即依法让郭起真先生保外就医。

郭起真的辩护律师李建强先生则指出:

沧州中级法院在审理郭起真案件过程中,不顾基本事实,不尊重律师的辩护意见,判处郭起真四年徒刑,可以说,郭起真案本身就是一个冤案。现在,医生出具了建议郭起真住院手术治疗的诊断书,我认为当局应当尊重医生意见,保障郭起真看病就医的基本权利。

海内外各界援助郭起真

2006年5月12日,沧州当局抓走郭起真以后,海内外各界予以广泛关注,任畹町、林牧等各界人士还发表联名信《谴责中共当局政治迫害 请为郭起真先生伸出温暖的手》,为郭起真呼吁呐喊。

位于法国巴黎的人权组织记者无国界不仅多次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当局迫害“人权活动家”郭起真,还为家属提供了经济援助。此外,海内外各界人士也提供了一些经济帮助。

显然,河北省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李晓明医生依据郭起真病情,客观公正地做出住院手术治疗的诊断证明书,这是值得我们大家赞赏和高兴的事。我们希望河北当局本着人道主义的原则,体现宪法中保护人权的条款,遵从医属,保障郭起真治疗伤病的权利。

 

海内外人权团体呼吁让郭起真保外就医

 

【2007年1月10日狱委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

河北沧州的维权人士郭起真去年五月中旬被当地公安拘押,十月中旬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四年,投入监狱。然而,2005年10月,为了抗议当局对其骚扰和迫害, 郭起真爬上当地公安局院内电视台,不慎从20多米高处摔落,结果造成右腿粉碎性骨折和身体多处受伤。郭起真的摔伤迄今仍然没有治愈。一直为郭起真奔走呼号的国内“天网人权事务中心”负责人黄琦表示:

“不管怎样你就是不保外就医,也应当首先把人送到医院治疗,这是一个起码的人道主义问题。中共当局对政治犯开这种破例的先例的话,它不担心别人克隆这种版本吗?我觉得在当今和谐和宽容的社会里,中共当局应该尽早为郭先生提供就医条件及时解决他的身体问题。”

郭起真的朋友,人权活动人士邓永亮也像黄琦那样,为郭起真遭受迫害一案奔走呼号。不过,邓永亮对中国当局及时回应海内外人权团体和活动人士的呼吁不抱太大的希望:

“中国政府现在加紧对中国人权的镇压,明显是手段不断地高明,更卑鄙。我估计同意的可能性不是很大的。作为他的朋友我呼吁国际社会和国内的朋友努力,但是我不抱多大希望。”

假如得不到及时保外就医,郭起真的后果如何?邓永亮对此表示:

“可能就终身残疾,出来就是一个废人了。在里面死也是有可能,因为他现在就需要出来治疗,不治疗就会残疾的。”

医生诊断证明显示,郭起真有骨折和右小指外伤;诊断医生建议对郭起真进行住院手术治疗,复查拍摄右股骨干X光片,如右股骨干愈合,取出固定物。郭起真的伤情主要仍然是2005年10月摔伤留下的。有报道说,如果得不到及时和妥善的治疗,郭起真有终身瘫痪的可能。

对于郭起真的伤情病况,记者试图电话多次联系郭起真的妻子赵长芹,结果即便是中国子夜过后,赵长芹的家里的电话和手机都传出“暂时无法接通”的录音. 对此,邓永亮以自己的经验为例表示

“以我的经验这就是中国的国保或相关部门动了手脚。因为我以前就遇到了这种情况,每当敏感时刻,我准备接受国外采访的时候,用我自己的手机打我家里的电话都打不进去。”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去年底访问印度时说一句话,在网络上被评为2006年中国“名言妙语”之一。胡锦涛说,“人有嘴巴就得讲话”。当郭起真妻子赵长芹的嘴巴要讲话时,河北沧州地方当局是否剥夺了赵长芹讲话的权力?

 

郭飞雄看守所来信  妻子张青吁请关注

 

【2007年1月10日狱委讯】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张敏

郭飞雄看守所来信 

1月8日,维权人士郭飞雄先生的太太张青从广州家中信箱里取出郭飞雄十天前从看守所寄出的信,得知2006年12月26日广州市公安局签发了“委托辩护人告知书”,于28日送达羁押在广州市第一看守所的郭飞雄先生手中。

曾经参与太石村维权事件和营救高智晟律师的维权人士郭飞雄先生,本名杨茂东,于2006年9月14日在广州被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刑事拘留。9月30日,郭飞雄先生以同样涉嫌罪名被广州市公安局逮捕。

刚刚收到郭飞雄先生来信的他的太太张青在广州家中接受我的采访说:“他是12月28日晚上写的信,1月1日派出所那边盖过邮戳,这边是3日就到了,但是我这几天没有看信箱,所以今天才看到,早晨知道的。”

郭飞雄来信全文 

我问张青方便不方便读一读这封信的全文,她说可以。

“张青:你好!
今天是12月28日,我收到了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所发的‘委托辩护人告知书’。上曰‘杨茂东,我院已收到广州市公安局移送审查起诉的‘非法经营’一案的案卷材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现告知你有权委托辩护人。广州市人民检察院盖章。2006年12月26日我想请你将上述内容转告北京的莫少平、张星水、李和平、江天勇几位律师,问他们是否有人愿意出任我的法庭辩护律师,或者帮助代请律师也可。

接下来的时间可能会直接拿到检察院的起诉书,也可能还要被检察院‘退查’一次或两次,每次都会历时数月。在没有接到检察院起诉书以前,请律师不要来看守所见我。其它法律规定的,该如何就如何。

对我的事,你不要有任何担心,最重要的是管好两个孩子的教育。

前面送来的一千元钱已快用完了。请在元月10日至15日左右再送一千元到看守所。我已由C 103仓转到D 107仓,编号仍为6 A 1735 ,时间不用提前。祝顺!杨茂东2006年12月28日晚 ”

律师近期可能会见郭飞雄 

张青将这封信的内容转告了莫少平律师,我采访了现在正在广东出差的莫少平律师。

问:“您近期有没有可能去会见郭飞雄呢?”
答:“有可能。”

问:“现在定了日期吗?”
答:“没定。”

郭飞雄案目前所处阶段 

问:“郭飞雄案进行到目前走到哪一步了呢?”
答:“现在据我们了解,它属于刑事案件的第二个阶段,也就是公安机关侦察终结了,现在把这个案子移送到检察院审查起诉,可能就是这个阶段。
原则上,一般的刑事案件公安机关负责侦察,侦察之后,要是形成一个涉嫌构成什么什么罪,要移送到检察机关,去‘审查起诉’。
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认为你公安机关侦察终结的这个案子,确实是这个人构成犯罪,那么检察机关经过‘审查起诉’,会移送到法院,正式起诉他,这是一种可能。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检察机关认为,你这个侦察的事实,我认为不构成犯罪,检察机关也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问:“您受郭飞雄先生的太太张青委托,在办理郭飞雄案的过程中,觉得整个案件进展到今天,所有程序是不是都符合法律规定呢?”
答:“公安机关在法定期限之内,移送到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从案件受理期限时间上,以及接受律师的委托等等,这方面还是严格按照程序来做的。”

问:“郭飞雄先生从看守所里写出来的给张青的信里说,在没有接到检察院起诉书以前,请律师不要来看守所见他。您的行动和计划会受他这话的限制吗?”
答:“不会。公安机关现在侦察终结了,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院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移送法院,认为公安机关侦察的事实非常清楚,证据非常确凿,经过审查起诉,移送到法院起素,往后准备开庭,看看法院最终是不是认定构成犯罪;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检察机关审查以后,可能认为公安机关侦察的事情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充分,检察机关可能作出不起诉决定。
所以,一定要等检察院所谓起诉到法院之后他才见律师,那对他非常不利。为什么呢?按照中国法律的规定,在检察院‘审查起诉’的阶段,都应该征求所谓‘涉嫌犯罪嫌疑人’的律师的意见。
我们在这个阶段必须看到起诉意见书之后,拿到起诉意见书要跟郭飞雄核实,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就要形成我们律师的意见。
按照中国法律规定,在这个阶段,我们要和检察机关交换意见。比如说,我们得出结论说,郭飞雄这个案子,公安机关侦察终结之后,它的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或者说这个事情不应该构成犯罪。。。在这个阶段,检察机关都要征求律师的意见。
不能等检察机关决定起诉到法院了,我们再去跟郭飞雄见面,这个对郭飞雄是非常不利的。”

问:“那您如果要会见郭飞雄先生的话,是不是在本周内就会会见呢?”
答:“因为我还有其它一些事情,我先让我的助手胡啸去一下,先跟检察机关联系一下以后,看看办妥有关手续,然后才能决定是不是能会见成。”
问:“从公安局签发‘委托辩护人告知书’,一直到决定起诉不起诉,这个过程一般要多长时间?”
答:“起码十天到十五天吧。因为‘审查起诉’是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在这个期间,我们律师都可以和他交换意见。当然还有,检察机关如果认为,他这事实不是很清楚,证据不是很充分的话,检察院有权把案子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察’。有两次‘退回补充侦察’权。”

问:“也就是说,下一步有‘起诉’、‘不起诉’,或者‘退回补充侦察’三种可能性?”
答:“对。”

郭飞雄的儿女

郭飞雄先生的太太张青告诉我,他刚刚收到的这封信是自郭飞雄先生被拘押之后,她收到的第二封信。
她说:“刚刚开始时收到过一封信,那还是2006年9月16日。9月29日那次律师会见(郭飞雄)时告诉我说,他有一封信是让我送书进去,但是我一直没有收到这封信。
在今天收到的信里他写了一段对我说的话‘对我的事,你不要有任何担心,最重要的是管好两个孩子的教育’。他在第一封信里也写了类似的话。”

问:“您现在和孩子们情况怎么样?”
答:“情况还可以吧,他们也是挺想爸爸的。”

郭飞雄和张青有一儿一女,女儿杨天骄,小名西西,十岁;儿子杨天策,小名金宝,五岁。

张青讲孩子们的事:“因为快过年了嘛,有时候金宝说‘嗨,挺想的,爸爸在路上,快回来了,就坐火车’。”

问:“女儿怎么讲呢?”
答:“女儿前几天写了一篇作文。我在路上碰到老师了,老师说杨天骄这次成绩还可以,她写了篇作文叫我看一看,写得很好。我问写的什么题目,老师说写她爸爸。我回来看了,果然写的还不错。
我问她‘你自己觉得写得好的原因在哪里?’她说‘因为很感人’我说‘你怎么知道?谁跟你这样说过?’她说‘因为我写的时候哭了’,我说‘你上课时候、考试时候哭,被老师发现了?’她说‘老师不在教室里’。”

女儿的作文《我爱爸爸》

现在,这篇作文保存在老师那里。 张青根据她看过的记忆,复述了女儿这篇作文:“题目‘我爱爸爸’。我的爸爸不太高,也不太帅,也不经常回家,但是我无时无刻不想念他。
我的爸爸对我的学习也不是那么严格,如果有时候考试在八十五分以下,他也不会说我,不会骂我,只会说‘这次没考好,下次再努力’。
今年暑假的时候,他带我做数学题,让我背《增广贤文》,让我背英语单词,抄英语单词。每次作业做完以后,他会奖励我二十分钟的游戏时间。他还帮我买回像‘星际三国’这类单机游戏。这样就让我觉得学习也是苦中有乐的。
不过有时候要是惹了爸爸,他也会很生气的。他的眉毛会竖起来,毫不留情地说你。我有时也会生爸爸的气。他规定我不能玩网络游戏,不许我上‘QQ’ 和同学聊天,并且为这个还不让我去小姨妈家,因为在小姨妈家是可以玩网络游戏的,我为这生爸爸的气。
就在今年九月中旬,我的爸爸走了。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他是去上班呢?还是出差了?我非常想念他。
家里没有爸爸,只剩下我、我弟弟和我妈妈,显得很冷清,没有了欢笑。我们就这样过了一天天。
我问我的母亲:‘你觉得今年最开心的是哪一天?’母亲对我说‘是爸爸回来的那天’。‘我也是’。
我非常想念我的爸爸,希望他早点回家。”

女儿演奏钢琴,七位警察听众 

讲完女儿的作文,张青回忆起9月14日郭飞雄被警察带走,家中被搜查之后,他把儿女带回家的情形。
张青说:“9月14日抄家以后,我五点钟带我儿子(从上学的地方)回来,在楼下大门口问保安,我女儿在哪里,他告诉我在她同学家,707号。我就上到七楼,见到她,她很高兴,说‘妈妈你怎么现在才来呀?去哪里了,没打招呼嘛。’我拉着她说‘妈妈有点事’。
她一看我背后跟着七个人的时候,她脸色马上就变了,说‘妈妈,怎么了?’我扶着她的肩说‘没事的,走吧,我们回家。’
包括那跟着的七个人也一起坐着电梯回到家。开门时,我让我的孩子先进来,我就准备把门关上,当时几个特务就把门拉得紧紧的,不让我关门,然后把我的门拉开,他们进来了。我就对他们讲‘你们现在是非法侵犯我们的住宅权’。
讲了这些,我就带我女儿说‘你现在还是按平常那样去写作业’让她去她的房间。那些人也进来了,坐在我家沙发上。过一会儿我再到房间去的时候,我女儿挺难受的,她在书桌旁边,我看她时,她抹去眼上一滴眼泪。
我说‘怎么啦,这么点小事情不用怕的。这是很小很小的事情,你应该很坚强才可以。’她对我点点头,过一会儿就去写她的作业,情绪也就平静下来了。
我儿子因为小,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他只是觉得这么多人来我们家,很奇怪。
等我女儿的作业写完以后,我说‘你就按正常生活,把每天该做的事情,今天都作完。既然作业写完了,现在来弹钢琴’。她也挺乖,马上就去弹钢琴。那些人就坐在我们家里。”

问:“当时有多少警察在您家里?”
答:“七个。四个女的,三个男的,厅里面的沙发上能坐五个人,另外两个坐凳子。钢琴也就在厅里面。
杨天骄就像平常练钢琴那样弹琴,把要练的曲子全部背着弹下来。她弹琴时已经非常平稳了,钢琴弹得一点都没错,并且非常好。弹了有四十分钟以后,她就自己进房间去了”。

问:“这时候已经是郭飞雄先生被带走后八、九个小时了,他们还不走?”
答:“他是早上九点钟被带走的,我现在说的是下午五点到七点的时间”。

问:“西西弹琴的时候,家里还是被搜查过的凌乱样子吗?”
答:“都搜完了,很凌乱。经过了搜家才知道是怎么样搜,地毯式搜查,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地方全部搜到。”

女儿的生日 

问:“孩子心里知道爸爸是被抓去了吗?还是真的不知道?”
答:“她知道我们碰上那么多事情。因为跟踪,抄家,搜走电脑,有一台电脑是她和弟弟一起玩游戏的电脑,在我的电脑里也存有她写的一些小故事,她画的画也在里头,就是侵犯到她的生活了。所以她知道家里发生了很多事情。
女儿的生日在10月3日,正好在‘黄金周’。每年他爸爸都很在意这个时间。但是2005年,他被关在番禺看守所(因参与太石村的维权事件被拘捕),2006年这个时候在广州市第一看守所,两年这时都不在家。
因为上一年过生日她爸爸不在家,所以这年七月时,我女儿就对爸爸有要求,说今年生日你一定要满足我什么条件,买什么样的礼物,要陪她去哪里玩。。。他爸爸郑重地回答‘一定会的。你放心,绝对不会像去年一样’。所以天骄对今年的生日寄以希望,并且今年的生日是十岁,她自己很在意,我们湖北人也是很在意十岁生日的,觉得应该过得更好一点。
2006年她爸爸又不在家,所以我女儿就真是觉得很失落,我看她蛮难受的,觉得好像怎么爸爸说话不算数了。”

照样踢球的儿子 

张青谈起这近四个月与儿女相依为命的生活,也为儿女的成长感到安慰。 
她说起儿子:“我儿子做得很好。他在2006年9月份我老公还在家的时候,我帮他买了个黄足球。从9月18、19日开始,就是抄家刚刚过去几天以后,我儿子就天天要踢球,我们就天天去楼底下踢球。
抄家这样的事情,包括带走老杨的和在家里抄家的加起来四、五十人,浩浩荡荡来了,车都停好多辆。所以,我们院子里的人差不多都知道这件事情。我带我儿子在底下踢球的时候,旁边的人经常过来跟我们打招呼,跟金宝说话。他们觉得很奇怪,都知道这家人遭遇到这样的事情,在楼底下能见到他们,很想看一看,就经常跟我儿子天策说话。
天策今年在运动方面进步非常大,就是天天踢球。在学校也踢球,下了课我就带球去接他。他就在学校踢半小时球,然后回来。晚上楼下有几个男孩,总是跟他约的每天八点半又踢球。一直踢到九点过一点,所以他身体长结实了一些,阅读能力也增强了一些。
但是他有的时候也会很想他爸爸。我记得有一次晚上踢球回来,他走到楼底下门口,不回家,在那里窥望。我说‘你干吗呢?’他说‘我想爸爸了,我不回去’。
我说‘赶快回去,也许爸爸就回来了呢’他小孩,很容易相信人的话。他真的回来了,看见家里没有爸爸,他也没有问。
但是女儿天骄刚开始九、十月份那时确实有点不适应。我看她挺难受的样子,觉得生活变化太大了。”

张青的乐观开朗从何而来

郭飞雄被拘捕后的这将近四个月里,我多次采访张青。每次从她的声音中,听得出她是那么乐观开朗。
在亲人被拘捕羁押的日子里,我问她心里是怎么想的。
张青坦诚地说:“对他这件事情,当然我有的时候也是比较着急的。像那种突然来了很多事情,往前进展的时候,也是觉得。。。因为2006年这件事涉及到抄家,跟前一年不同。抄家态度也是非常恶劣,我就觉得这事情可能挺严重的。
但是很多时候我愿意把事
情往好的方面想,愿意保持一种比较乐观的心态。
在生活上,我自己平常也有这种准备,就是‘坏的日子也要当好日子来过,再差的日子也当好日子来过。’让自己心情平稳。
所以这么几个月的时间,我心态还比较好,平稳宁静。
其实,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记得当天的时候,我从(儿子的)幼儿园出来,他们把我绑架到一个小面包车上。就是在那一瞬间的时候,我就把自己的心定下来了。我说‘是很糟糕’但是有比这更糟糕的事情,像什么大地震、海啸这样的事情,也是一瞬间整个生活就变化非常大。那时,我就觉得这事情还不算太坏,所以在很短时间就把自己的心定下来了。再接下来的生活就觉得好应付得多了,因此觉得还行”。

由于郭飞雄先生参与维权活动,张青受牵连失去了工作,开始在家中写作。
9月14日,郭飞雄先生被拘捕。抄家的时候,张青的电脑、书稿,日记、笔记等等,都被收走。快四个月了,那些被收走的她写作离不开的东西归还了没有?

张青说:“手写的日记本,大部分都还给我了,但是有一些,我知道的有三、四本左右,他们说是丢失了,找不着。电脑没有还,理由是老杨以前用过的,不还给我。”

吁请各界关注、营救郭飞雄 

张青呼吁各界关注、营救郭飞雄先生。
她谈到:“我也知道,今年这件事情就是因为高智晟在8月15日被抓走以后,老杨一直在营救他,有一个月时间在忙这件事情,经常通宵都不睡觉的。
等到他9月14日被抓的时候,同时又抓了其他几个人。在抓他之前,广州市公安局跟他的一些朋友、教授打招呼,让他们对这件事请不许发言。他们有人提出要来看看孩子,警方甚至说连孩子都不许看。
其实也是有很多原因,再加上连续抓人,所以国内可能也是一种恐怖气氛。我觉得现在在往前进,从坏的方面来讲,我也准备在这边再把情况问一下,明天去一下检察院。
在2006年9月28日的时候写过一次取保候审申请,但是在9月30日的时候警方就给我答复‘不予取保候审’”。

问:“您准备再写的取保候审申请书什么时候交呢?”
答:“或许特快专递寄过去。明天就会写好,寄不寄,或者明天,或者后天。我觉得像他这样的事情,确实需要各界的关心和营救。
现在我就希望各界能关注这件事,能够营救他。”

 

郭飞雄案进入起诉审理阶段

 

【2007年1月10日狱委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燕明:

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人权”星期二发出新闻稿称,广东的维权人士郭飞雄在被关押了三个多月后于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收到广州市检察院的通知:市公安局已经把“送检意见书”交到检察院,郭飞雄可以委托法庭辩护人。他的妻子张青女士星期二接受本台电话访问表示:

张青:就是要(从审查起诉阶段)到法庭辩护阶段,往前走了,既然要到了法庭辩护阶段就要让被告人有所准备,请律师啊还是怎么样有所准备。另外让他本人也有心理准备嘛,所以就给他这封文件。他就把这封文件以写信的形式抄了一封给我。他说,他在零六年十二月廿八日收到广州市检察院的委托辩护告知书,说他的案件已经到了审查起诉阶段,落款日期是零六年十二月廿八日,二十六日收到有关文件的。

他在零六年十二月廿八日收到广州市检察院的委托辩护告知书,说他的案件已经到了审查起诉阶段,落款日期是零六年十二月廿八日,二十六日收到有关文件的。

张青表示,郭飞雄继续委托北京的莫少平和胡啸两位律师担任辩护。胡啸律师正前往广州,计划于星期三与广州的检察院联系。

郭飞雄原名杨茂东,九十年代大学毕业后南下广州,参加了多项农民维权活动。他在二零零五年协助广东番禺太石村村民罢免村委会主任时曾被关押三个月。郭飞雄是书商,这两年投身维权运动没再经商。二零零六年九月十四日早上,广州市公安局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对他刑事拘留,而当时郭飞雄正大力呼吁营救维权律师高智晟。

另外,网名“力虹”的浙江网络异见人士张建红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即将开庭。

张建红的律师李建强星期二告诉本台,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准备于一月十二日开庭审理。起诉意见书的内容主要涉及力虹撰写并在网上公开的一些文章,内容包括为高智晟的接力绝食活动呼吁、指责沈阳苏家屯器官活摘。李建强表示:

李建强:力虹他现在的想法跟原来写文章的想法有所不同,他原来相信是存在这样一些事,他现在觉得这样的批评过份了。

记者:你说的是沈阳苏家屯器官活摘的事?

李建强:对。他相信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存在没有充足的证据,并且使用很多尖刻的语言来攻击政府,是不客观不太合适的。

至于同时在九月份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的浙江的中国民主党的陈树庆正在被审查起诉。李建强律师告诉记者,陈树庆认为自己无罪:

李建强:陈树庆有三个问题,一个是写文章批评政府,二是组织绝食,三是修改民主党的党章,那是网上有一个(内容相关)贴子,他在后面跟贴,提出修改意见。

记者:陈树庆对于他的三点指控是怎么看的呢?

李建强:这些他都承认,但他是不认罪的。

 

傅国涌:季羡林摘帽意愿应得到尊重

 

季羡林虽然躺在病榻之上,但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媒体的关注。这次,他的一本新书刚一上市,媒体就闻风而动,炒作的热点是季先生要给自己“摘帽”,摘去三项戴了多年的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术)泰斗”与“国宝”。这些桂冠他虽然已享用多年,但都不是他自封的,现在他毅然决然要在病榻上撇清与这些桂冠的关系,还他“自由自在身”,显示出他毫不含糊的自知之明,无比的清醒和理智。虽然可以说,以他今日的地位,他也确乎不需要任何桂冠的装饰。但是,一个读书人要做到这一点真的不容易,毕竟世上最难过的是名利关。他能做到这一点,就是了不起的。

这位96岁的老人,他的一生穿越了晚清、民国和人民共和国几个截然不同的大时代,可谓历经沧桑,饱受忧患,晚年能安享如此的盛名、鲜花和荣誉,对他来说,也是来之不易。他对世界、对社会人生的看法大约也不会不受到影响。十几年前,他就提出过为不少人津津乐道的“只有‘天人合一’才能拯救全人类”、“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等足以大增民族自尊心的观点,当然也有很多人对此持不同看法,一直以来争论不断。2006年5月14日,在他95岁生日时,报纸上又传出他的一些言论。他说,当前中国是“人和政通,海晏河清,灵犀一点,上下相通”的腾飞阶段,“现在的年轻人赶上了好时候,赶上了和谐社会。”这和他长期以来倡导的上述观念是一脉相承的。他虽然长期留学德国,获得博士学位,然而西方文明对他的影响甚微,在他身上几乎看不到多少痕迹。自始至终,他都对东方文化、对东方的伦理道德充满了自信。这已成了他观察世事的重要出发点之一。

对季先生的专业我只能隔山相望,不能置一词。对于我这样的普通读者来说,印度学无疑是深不可测的,我因此对他的专业建树怀抱敬意。但对于他在社会公共事务方面,也就是他专业以外的所思所言,老实说,我常常不能心生敬意。以他的学术成就和名声,他的思想言论对世人的影响实在太大了,他本来可以对社会上发生的不公、不义的事情提出一点批评,换言之,不要做一只时代的喜鹊,而在这方面他确实乏善可陈,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也是无须讳言的。我读过他的许多非专业文字,他的散文成就恐怕也是受上述三大桂冠的影响,被有些人包括出版界、新闻界在内大大拔高了。顶着“国学大师”、“学术泰斗”的桂冠,多少年来,我们看有多少大大小小的丛书、辞典、杂志,将“季羡林”三个字奉若神明,或“名誉主编”、或“顾问”,谁都清楚,他哪有时间过问那么多事,不过挂名罢了。

季先生在垂暮之年,不愿继续担负那些不合乎实际的虚名,能主动舍弃三大桂冠,在他是美德,在公众也是一次小小的震撼,那毕竟是舍弃荣誉,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许多年来,有关季先生的林林总总的新闻,只有这一次,让我对这位老人产生了“同情之理解”。对季先生晚年被世俗红尘困扰,被虚幻盛名牵累,或许我们都应该抱着“历史的温情”,多一分理解,多一分宽容。现在的问题是,新闻媒体也好,出版界也好,真的能放过这位与辛亥革命同龄的文化老人,尊重他自己病榻上的意愿,不再把“国学大师”等头衔加在他头上吗?无论如何,世人应该尊重这位老人的意愿。

首发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