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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当代人”写的当代史书——《极端的年代-1914－1991》。正如作者本人在书中所言，“这是一部由20世纪的当代作者，写给20世纪后期的当代读者阅读的著作”。它将为我们述说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无数局部热战给人类带来的苦难，40年“冷战”造成的不安，科技进步的利和弊，社会、教育、文化变革的长和短，资本主义发展的荣与衰，社会主义进程的得和失，民族独立与民主运动的起和伏……以及即将跨入的21世纪前景的明和黯。还有，对整个20世纪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地位和意义作出应有的评估。

　　　　　目　录

第一部  大灾难的年代

    第一章    全面战争的年代

    第二章    世界大革命

    第三章    经济大恐慌

    第四章    自由主义的衰落

    第五章    共御强敌

    第六章    1914－1945年的艺术

    第七章    帝国告终

第二部  黄金时代

    第八章    冷战年代

    第九章    黄金年代

    第十章    1945-1990年社会革命

    第十一章  文化革命

    第十二章  第三世界

    第十三章  “现实中的社会主义”

第三部  天崩地裂

    第十四章  危机二十年

    第十五章  第三世界与革命

    第十六章  社会主义的失势

    第十七章  前卫已死-1950年后的艺术

    第十八章  魔法师与徒弟：自然科学流派

    第十九章  迈向新的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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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万年都不过只是短短一瞬，而人还想去求得什么永恒，人的可悲之处就在于他是一种时间性的存在，他所有的生命形态，无论是绚烂的还是平淡的，是喜悦的还是悲哀的，都必须依托于时间来加以展现。这一根本特性反映在人的一种重要的心理现象上，它就是记忆。我们的器官、组织、神经，只要经过了一些事情，受过了一定的震荡，它的痕迹就保留了下来——或许其他事物也有这个特点，可人不一样的是，我们会不断回头去抚摩、回味、咏叹这些痕迹，不断地改变它初始的形态，在时间的流逝中不断重新为它定义和赋值。也许到后来，我们已经不再记得事实上的真实，甚至否认事实的真实——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意义才是我们生活的内容，事实只有通过它蕴涵的意义真正与人相关。

人生在世的悲凉之处却也在此呈现了。时间的液体中，那些过去的永不再来的情怀、故事在慢慢显影，从轮廓，到细节，到经受过的一点一点的心动、伤悲、琐屑、轻狂，又重新展现在我们的眼下，而此时，它已不再是我们生命中的存在了——我们不能再回复它、改变它，它从我们体内剥离开来，成为了一个与我们行动无关的客体，熟悉又陌生，遥远又真切。我们看着它，像在电影院里看一场电影，空阔的银幕上，上演着亦己亦他的伤悲。于是感动，于是痛哭。像一个小小的孩子，哭他昨日游戏时失去的一颗弹珠。

只有书写、不断地书写。杜拉斯是不是说过，写作是她痛哭的一种方式？在重新凝视、表达中，纷乱的心绪由于得以赋形而沉静。人类创造的艺术符号，哪里是为了记录？分明是要把这孤独惶恐的心灵，安顿在与宇宙秩序同构的家园中。

此时在窗前，望得见北外校园里那些高大的杨树，春天就在几天之内来临。杨花漫天飞舞，这么轻柔而温暖的雪。我看见那个女孩，十九岁，穿着红色的衣裳，背着行李单身旅行。那是北京的酷夏，女孩睁着圆圆的眼睛，长不大的样子，却盛了满满一心的快乐和梦想。她骑着一部破单车，在北京的城根下疾驰，打着响亮的口哨。那时，她还没学会惧怕阳光和炎热。她挑着月圆的日子来到了河北昌黎，平生第一次看到了海，月光下的海，看见狂风中海水像银子一般从天空中泼洒下来。她睡在海边的树林里，因为海水涨潮而彻夜失眠。那就是我的记忆，在十一年后给了我遥望和心酸的机会。那是一个多么平淡的孩子啊，一下一下地淹没在人海里，然而我还是能辨认出她的神情她的姿态。漫长的南方雨季里，她目光散淡无所用心，爱情从没有来临。大学校园里最多的是樟树，春天潮湿的雨雾中，青绿的落叶一群一群在脚边旋转，散发出那早衰的生命的气息。每个周末，她都趴在图书馆的窗前，看夕阳缓缓沉落。她穿着妈妈的灰色旧衬衣和黑布鞋，背着中学带来的泛白的军用书包，天真而细致地看着每一个从她身边经过的人。

你记不记得曾经坐在我的单车后面，我带着你沿着咸嘉湖去江边？记不记得我看你的毕业论文给你写了好长的批语？记不记得有一天傍晚给你桌上留条要你来找我？你记不记得……多年以后，一个男同学这么问我。是的，我是记得的。年少岁月里，他给了我不多不少一份虚荣。没有故事的两个人却能有一些超越岁月的情怀，以至于失去音讯多年会互相寻找。蛇口的华彩花园门前，那个眉眼一如年少的男子，欣喜地走过来，只是身上一件夜色黑的衬衫，批阅着岁月的苍凉。喝啤酒，面对面说话。酒到深处，他忽然问：那时侯，我们为什么就擦肩而过了呢？

我微笑不语。青春无声而掠。

很多时候我们都喜欢追问原因，因果律是科学世界的法则，怎能肆意跨越边界行使立法权。在人的情感世界中，有多少可以解释的事情呢？我们只能缄默。比如信仰，比如艺术。小小的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他那么多的问题要寻求答案，你以为他是要知道原因吗？他急急地问着：太阳为什么要挂在天上？雨水为什么会落下来？你要给他讲万有引力吗？你要给他讲水的三态变化吗？他越是迷茫越是不满足了。你只要告诉他：太阳挂在天上是为了让宝宝的身体不再寒冷，雨水要落下来是因为让春天的小草不再干渴，他就满意地笑了。小小的目的论者，幸福溢满了他的笑颜。幸福感、诗意、灵性是随着我们步入冷漠的常识和规范世界而丧失的，分裂的痛苦却似不速之客，一生如影随形。

宛若基因携带着它所有的遗传密码，我们也携带着所有的经历，在暗淡的天光里风雨兼程。时光渐逝，人的背负是如此沉重，往往惧怕面临死亡，惧怕那片刻间不能承受之轻。习惯背负的人，已把它当做了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要放下恐都会有切肤之痛。我看见那个红衣裳的小女孩，她是一点一点在习惯背负的，先是情感上，然后是行动上。那无声掠过的青春，使她在行走和观看中，在理解和共鸣中，背负了那么多他人的心绪和生活。

你那时那么小，而我，已经历尽沧桑。

深圳的重逢以他这一声叹息划上了一个句号。是这样的，当时难道我就不能为他背负吗？是我的肩膀过于稚弱？还是他内心的不忍？或是就背负本身而言，是无法转移的？我已不能肯定了。

王洛宾的《青春舞曲》真是很熟悉了，可总是不能理解，为什么那么欢快，那种来自生命深处的欢快？对于青春的逝去，几乎所有的歌都是追忆和感伤，而这首歌，却像是在进行节日地欢庆，那蓬勃的节奏、起伏的旋律、放达的语言，把我们对时光消逝所持有的无奈和惶恐作了一次彻底的消解。我们生命激情中的欢畅和悲哀，在与歌谣遭遇的那一刻，奇异地和合、激荡，欣慰与辛酸同时抵达，堵塞了我们的泪道，在不能自已的颤抖中，歌者与听者都刹然失语。

　　太阳下山明天依旧爬上来
　　花儿谢了明天还会一样地开
　　美丽小鸟一去无影踪
　　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
　　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

这首罗大佑翻唱了六次的歌曲——在他生涯中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事，传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闪烁的灯光和激烈的乐曲声中，我们集体欢庆青春的消逝，欢庆那往昔日日夜夜拥抱过的梦想的幻灭，欢庆那一生只有一次的情怀的失落，欢庆那山花般烂漫的激情的沉寂。

除了欢庆，我们还能说些什么？

 

汪曾祺在七十岁生日时，写了一首《七十抒怀出律不改》，诗中提到“书画萧萧余宿墨，文章淡淡忆儿时。”道出了他一生与书画的不解之缘。

汪曾祺幼时，祖父汪嘉勋就指导他大字写《圭峰碑》，小字写《闲邪公家传》。受父亲汪菊生的影响，他从小就喜欢画画，尤其喜欢看父亲画画，在高邮县立第五小学，汪曾祺除了语文好、写字好，画画也好，这三好加在一起，使他在全校才名大振。

可见，少时的汪曾祺即在中国传统书画方面打下了一个较好的基础。成年以后，他虽不以书画为业，仅用来遣兴抒怀，但潜移默化的长期濡染，中国传统书画理论与审美情趣自觉不自觉地对他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八十年代一次作家作品讨论会上，他说：“有人说，用习惯的西方文学概念套我是套不上的，我这几年比较注意传统文学的继承问题。我从小就接触的两个老师对我的小说创作是很有影响的，中国传统的文论、画论是很有影响的。我初中有个老师教我归有光的文章，归有光用清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情，对我是很有影响的。另一个老师每天让我读一篇桐城派的文章；桐城派是中国古文集大成者，不能完全打倒，他们讲文气贯通，注意文笔怎样挥运起落，是有一套的。中国散文在世界上是独特的。‘气韵生动’（见谢赫<画品>）是文章内在的规律性的东西。庄子是大诗人、大散文家，说我的结构受他的影响，我也是同意的，应当研究中国作品中规律性的东西，用来解释中国作品，甚至可以用来解释外国作品。就拿画论来说，外国印象派的画是很符合中国的画论的。传统的文艺理论是很高明的，年轻人只是从翻译小说、现代小说学习写小说，忽视中国传统的文艺理论，是太可惜了，我最喜欢读画论，读游记。” ①

有人还曾这样描写到：“汪曾祺的书房里，书橱顶上放着一摞尺幅不一的中国画，大都是一些小品，花卉翎毛，鱼虫鸟兽各具情态，笔黑闲淡而意趣横生。没有颜色，只有墨；从渴墨、焦墨到浅得象水一样的淡墨，偶或见到一星红点，一叶菠菜绿，也是画龙点睛，恰到好处。当我们询问他国画上有何追求时，他似乎答非所问，‘平平淡淡的’”。②从这段文字里，我们可以想象到：“归有光用清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情。”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与他的书法、绘画是一脉相承，相互印证的，有许多论者也正是用如诗如画来评论汪曾祺的小说。读汪曾祺的小说，常常令人感到仿佛是欣赏一幅中国传统文人信手挥运的淡淡水墨画。在此，笔者就试用中国传统的书法、绘画理论来“套一套”汪曾祺的小说。

一、笔法、线条与语言汪曾祺在谈到语言时曾说：“中国现代小说的语言和中国画，特别是唐宋以后的文人画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中国文人画是写意的，现代中国小说也是写意的，文人画讲究笔墨情趣，就是说，笔墨本身是目的，物是次要的。这就回到我们最初谈到的一个命题：他的文学不仅仅是表现思想的工具，似乎也是一种目的。” ③语言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应该提到内容的高度来认识：“语言不是外部的东西，它是和内容、思想同时存在存在的，不可剥离的。往往有这种说法，这篇小说写得不错，就是语言差一点。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我们不能说这首曲子不错，就是旋律和节奏差一点；这张画画得不错，就是色彩和线条差一点。我们也不能说，这篇小说不错，就是语言差一点。” ④在许多文章里，汪曾祺多次提到语言与绘画的关系，唐张彦远说：“昔张芝学崔暖、杜度草书之法，因而变之，以成今草书之体势，一笔而成，气脉通连，隔行不断，惟王子敬（献之）明其深诣，故行首三字往往继其前行，世上谓之一笔书；其后陆探微亦作一笔画，连续不断，故知书画用笔同法。”唐张怀 更加以扩充“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其隔行。”唐张敬玄说得愈加浅显易懂：：“法成之后，字体各有管束：一字管两字，两字管三字，如此管一行，一行管二行，两行管三行，如此管一纸。凡此，皆学者所当知也。”换言之，书学的笔法有条总纲，必须具备巨大的精神力量，始终指挥笔运，充实作品的体势丰姿；国画的笔法同样有条总纲，陆探微作画，并非只有一笔才能完成。而是说他的用笔，分而观之，可以有千百万条线条和笔触，合而观之，却又彼此呼应，向背相谋，互有补充，气脉相连，共同塑造情景结合的艺术形象。汪曾祺小说的语言形象也是一个整体，如果拆开来看，平平常常，没有华美辞藻，也没有警句格言，但合起来，流动起来，却神气全出，意蕴深厚。随着一句句的推开，意象一层层荡漾开去。如：

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象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象一支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小白花。惊起一支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地飞远了。

……

——《受戒》

旧衣服，新托肩，颜色不一样，这几乎成了大淖妇妇女特有有服饰。一二十个姑娘媳妇，挑着一担担紫红的孛荠，碧绿的菱角，雪白的连枝藕，走成一长串，风摆柳似的嚓嚓地走过，好看得很！

——《大淖纪事》

在表现具有生命活力的线条时，笔法显得相当重要，“惟笔软则奇怪生焉。”对毛笔笔性的控制能力则表明书家用笔的成熟与否，当毛笔的控制得心应手时，书家想要表现出预想中的线条形式便成为自然中事。而在中国传统绘画中，线条这一艺术媒介与艺术形式，关系着一般绘画作品与审美感受。山水画以线条描取山景对象的轮廓，而进一步的描绘，主要用皴法。皴法是在线条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它的种类较多，但主要有两个类型——披麻皴和劈斧皴。披麻皴由若干相当平行的线条组成，它们运动舒缓，延缓层叠，疏离相间，宁静、和谐、淡远。劈斧皴由粗壮的短线或断线组成，它们运动迅疾，其确砍、斫、削、刮往往锋利逼人，激越、兴奋。而在文人山水画中，披麻皴占主要地位。汪曾祺小说中，正是常用“披麻皴”，他小说中的语言，总起来，是力戒浮华，务求准确，状物写人，淳美自然。简洁而不单调，朴实而又新鲜，纯净而又俏丽，单纯而又丰富。句式短，叙述简，含义丰，在短句式中，汰除多余的形容词，而追求一种风行水上，自然贴切，浅语有致，淡语有味的精神境界。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用看似平淡无奇的语言延缓层叠，推荡开去。中国画家说“画到生时是熟时”，书法绘画都须由生入熟，再由熟入生，讲究熟后生。甜熟，则媚、俗。在中国书法理论中，有“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足以回临池既倒之狂澜矣。” ⑤的论述。汪曾祺说：“我愿意把平淡和奇崛结合起来，一般说，我的语言是流畅自然的，但时时会跳出一两个奇句、古句、拗句，甚至带点洋味，叙述方法上有点象旧小说，但是有时忽然来一点现代派的手法。但我追求的是和谐，希望融奇崛于平淡之中，纳外来于传统之中。” ⑥汪曾祺的小说语言，似书法创作中的笔法，中锋运笔，笔笔力到，虽不尚欹侧与流滑，但有时也“侧笔以取势”，用以防止整幅作品的单调与呆板。他还说：“小说家的语言独特处不在他能用别人不用的词，而在别人的词里赋以别人想不到的意蕴。”如；

两个女儿，长得跟她娘象是一个模子里脱出来的。眼睛长得尤其象，白眼珠鸭蛋清，黑眼珠棋子黑，定神时如秋水，闪动时如星星，浑身上下，头是头，脚是脚。头发滑滴滴的，衣服格铮铮的。——这里的风俗，十五六岁的姑娘就梳上头了。这两个丫头，这一头的好头发，通红的发根，雪白的子。娘女三个去赶集，一集的人都朝她们望。

——《受戒》

二、字法、章法与结构情节

书法美的表现形式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线条连续运动的规迹，，这关乎笔法，类似语言。二是线条营构的空间（字法、章法及线条之外的空白效果）。书法史上，王羲之、黄庭坚等书家的作品，其结字极富有生命意识。王羲之的手札，每个字的构造既自然得体，又巧妙无比，放在整体中又极为协调。黄庭坚的草书结构极具跃性，通过每个字欹正等的有效安排，使通篇生气贯注。汪曾祺在文章里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中国人写字，除了笔法，还讲究行气。包世臣说王羲之的字，看起来大大小小，单看一个字，也不见怎么好，放在一起，字的笔划之间，字与字之间，就如老翁携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安排语言也是这样。一个词，一个词，一句，一句，互相映带，才能姿势横生。气韵生动。”⑦

“行气”即关乎字法章法和整篇布局，即“经营位置”，起承转合。在一些文人画和手札中，往往没有象黄庭坚那种跳跃性的大开大阖，多些看似随意，漫不经心的点染安排，但却往往是意蕴无穷。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没有人们习见的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几乎是生活原始形态的复制，近乎实录文字。但是这种艺术风格的平淡无奇，正是体现了作家艺术家修养达到了炉火纯青之后，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才能显示出的那种行云流水、随物赋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艺术境界。一树一石，一花一草，咫尺之间，胜过千岩万壑，于闲淡中包具无穷境界，这正是中国传统文人画的特色。汪曾祺小说中也是不满足于那种外在的、一眼就能看出“起承转合”的结构方法。踏雪无痕，秋水无尘。他追求的是一种类似于中国画论中“应物象形”的结构模式，接近生活本身发展的，内在的，自然的结构。他说：“各种生活样式摆设在船舱座椅上，展放出来，各自为政，没有章法，然后为一种什么东西范围概括起来，赋以相同的一点颜色——也许就是生活本身。”

汪曾祺的“淡化”并非是把本来非常的生活淡化为平常，而是将本来非常平常的生活浓郁为非常。淡化不等于苍白，当褪却某些痕迹后，“画面”上会呈现出某种简洁，简洁以至于简明，近于水墨中一点儿色彩的印象。这一点，在汪曾祺的某些小说的结尾处体现得尤为明显。有论者说汪曾祺的某些小说是欧。亨利式的豹尾，虽然有道理，但是比喻不和谐，如果用中国书画的理论来“套一套”，会令人想起书法和文人水墨画中的铃印。在许多中国书画作品中，印章的使用并不是随随便便、可有可无的，往往起着特殊的作用，起到画龙点睛，收束全篇的效果。常常是通篇墨色，最后一点朱红的印章，“水墨中的一点色彩”，使得整幅作品为之一振。如《故里三陈》中写妇科医生“白马陈小手”给团长太太接生之后，喝了酒，收了钱，上了马，没走多远，却突然被团长从后面一枪打了下来，并道：“我的女人，怎么能叫别的男人在她身上摸来摸去。”这一笔，就如通篇墨色里那点朱红的印章。小说《异秉》的结尾，汪曾祺用在厕所里发现陈相公收束全篇，也有类似效果。

在西方绘画的空间中，空白是不存在的。若有空白，也是画家尚未完成之处。书法与中国画的空间，多是有一定的空白的，空白不存，不论书法，或是中国画的人物、山水、花鸟等，其本身也可以说是不复存在。在汪曾祺的小说中，可以感受到，他受中国画“知白守黑”（赵之谦）等理论的影响，计白当黑使“重要的东西”延伸到读者的接受中来。说而有所不说，留下空白，甚至是很重要的空白，言有尽而意无穷。如果太明显，反而意味索然。汪曾祺虽然淡化情节，但十分注重结构布局，《星期天》蓬蓬松松，最后一拳，全篇集聚为一个整体，《云致秋行状》节外生枝，旁逸斜出，《徙》中以高北溟、高雪两股情绪之交织盘旋……在这些布局中，汪曾祺计白守黑，留下较为广阔和艺术空间，通过虚实相映衬透出盎然的气韵和深刻的人生感悟。

唐张彦远说：“意存笔先，画尽意在，所以全神气也。”这里不仅提到了“计白当黑”的“画尽意在”，而且首先提到了“意存笔先”，以意使法。汪曾祺曾经提到：“下笔之前，要把语言在手里反复转弄，我的习惯是，打好腹稿。我写京剧剧本，一段唱词，二十来句，我是想得每一句都能背下来，才落笔的。写小说，要把全篇大体想好。怎样开头，怎样结尾，都想好。在写每一段之间，我是想得几乎能背下来，才写的（写的时候自然又有变化））。写出后，如果不满意，我就把原稿扔在一边，重新写过。我不习惯在原稿上涂改，我觉得很别扭，思路纷杂，文气不贯……。曾见一些青年同志写作，写一句，想一句。我觉得这样写出的语言往往是松的、散的、不成‘个儿’没有咬劲。” ⑧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习惯类似于中国书画的创作，尤其是中国书法，在宣纸上用笔，若有败笔，是无法涂改的，只有胸有成竹，心有丘壑，有着较强的驾驭毛笔的能力，才能生气贯注，创作出一副较为成功的作品来。

三、格调、气息与儒道互补

中国的书法绘画常常谈到字外功夫，画外功夫。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再加上传统文化的濡染与滋养。如果一个画家、书家只是笔法技巧熟练，而没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滋养，视野不够开阔，那么，他的作品往往会是格调不高，气味低俗。有许多人在评价一幅作品时往往说：“胸中少几卷书耳。”多是指作品的格调不高，少点文化气息。对于小说创作，似乎也有同样的问题。在汪曾祺的小说中，不但透出诗情画意，同样如一幅优秀的书画作品一样，也呈现出了浑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他说：“中国人必然会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影响……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从他的小说中，可感受到弥漫于其中的以儒家为主，释道为辅的传统文化意识。小说中多是一些淳朴厚道、平和仁爱的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在古风犹存的乡镇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率直、真诚、融洽、和睦。儒家思想以血缘宗法为基础，以仁为主体内容，以忠孝为社会伦理道德核心，它要求社会成员之间建立一种互贵互爱、贵和求安的人际关系，在汪曾祺笔下的古朴乡镇里，多是重义轻利，仁和爱人。

虽然汪曾祺认为他的思想近于儒家，但其实他的内心深处却也时时闪出一点道家精神。汪曾祺笔下的人物，一方面是急公好义，耿介刚直，质朴仁爱，不苟合于污浊世态，另一方面或淡于世事，不屑为浮名俗利而累（如《鉴赏家》中的季陶民），或甘于寂寞，在清贫的风雅中自得其乐（如《故乡人》中的王淡人），也有性情放达，不求进取，飘逸中藏起对社会人生的严肃态度（如《徙》中的谈壁渔）。

汪曾祺说他喜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这样的诗，欣赏陶渊明“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境界。诗句中这种静观自得，人境相融的画面更多地融注了道家的神韵甚至禅机。同时。也透出了一种自然平淡的格调与气息。《<晚饭花集>自序》中他说：“这和作者的气质有关。倪云林一辈子只能画平远小景，他不能象范宽一样气质气势雄豪，也不能象王蒙一样烟火满纸。我也爱看金碧山水和工笔重彩人物，但我画不来……。我的小说和我的画一样，逸逸草草，不求形似。可我的小说往往应刊物的急索，短稿较易成命。书被催成墨未浓，殊难计其工拙。”这是以书画作喻，其实也正体现了他饱含释道色彩的艺术风格。他说：“我是生长在水边的人，一个平常、平和的人。我已经过了70岁，对于高山，只好仰止。我是个安于竹篱茅舍、小桥流水的人。以惯写小流水之笔而写雄奇大山，殆矣。人贵有自知之明，不要小鸡吃绿豆，强努。”

总之，擅长书画的汪曾祺在和谐美境界的追求中，把中国书画的审美理论融于它的小说创作中，以中国传统绘画的散点透视法，用浓淡相宜的笔墨，为我们画出了一幅充满乡土气息，平朴自然的人情世态。可以说，没有长期的书画浸淫，就不会有汪曾祺的独具特色、充满画意的小说。

主要参考书目

《汪曾祺传》 陆建华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汪曾祺文集》 陆建华编 江苏文艺出版社《中国画论研究》 伍蠡甫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书学技法评注》 刘小晴编 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 上海书画出版社

注释：①《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 汪曾祺 《北京文学》1983.12②《淡的魅力》 王干 黄振钟 《读书》1985.12③《关于小说语言（札记）》 汪曾祺④《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在耶鲁和哈佛的演讲》 汪曾祺⑤《霜红龛记》 清 傅山⑥⑦⑧《揉面—谈语言》 汪曾祺

 

“我，热烈地爱过，深深地受伤过；我遭遇过巨大的挫折，痛彻心扉地悲伤过，但所有的一切，我都是用热烈的生活去承受的。”这是韩国最受年轻人欢迎的美女作家孔枝泳为自己写的墓志铭。生于1963年的她是韩国首屈一指的人气作家，拥有的铁杆女“粉丝”约两百万之众。去年12月23日，《朝鲜日报》总结了2006年度韩国话题人物，美女作家孔枝泳当选为文化领域的韩国之星，被誉为是韩国小说的自尊心。

孔枝泳毕业于韩国的名牌私立大学延世大学英语系，1988年进入文坛，发表过不少话题之作。进入上世纪90年代，她的小说有一条主线，就是80年代走了，我们该怎么办？这些年我们又是怎样过来的？孔枝泳的每一本书都打入了畅销榜，被韩国媒体称为最近最受宠爱的一位小说家。

孔枝泳三次结婚三次离婚，生下了不同姓氏的3个孩子。但她说：“我生在世上做得最好的事就是生了3个孩子，尽管是失败的婚姻，但若是为了生孩子，我宁肯重新结婚。”

孔枝泳自称是读书迷，说“罚读100本书，对我绝不是罚”。孔枝泳创作精力旺盛，1988年至今已经出版了19部小说和诗集。除了写书，现在她又当起了广播电台的主持人，主持一档节目叫《孔枝泳的特别采访》。

韩国出版商的最爱

孔枝泳名列韩国出版社“最想拿到手稿”的作家首位。出版社编辑们争先抢夺她的理由就是，孔枝泳不管写什么样的文章都会在韩国书市掀起波澜，最少能确保10万“孔枝泳读者”，最多能达到70万～80万。电影制作公司、导演、音乐剧等演出制作公司对孔枝泳的作品总是寄予厚望。以“政治性、大众性、感受性”武装的孔枝泳，是韩国文化界“冉冉升起的品牌”。

据韩国国内最大的书店教保文库统计，孔枝泳的读者中63%为女性。作为“自信而率直的单身妈妈的象征”，孔枝泳取得了女性读者的共鸣。2005年4月出版的《我们的幸福时光》被韩国读者简称为《我幸时》，至今共售出70万册。从今年9月开始，《我们的幸福时光》连续8周占据了综合畅销书榜第一位，一直被经济管理类书、励志启发类书和外国小说等压住的韩国小说时隔4年首次夺回了读书市场第一的位置。孔枝泳的《凤顺姐姐》售出了150万册，《像犀牛的角一样自己走下去》和《鲭鱼》分别卖出了80万册。

描写韩国女性和日本男性超越国境恋爱的言情小说《恋爱后接踵而来的》出版不到两个月，就创下了15万册的销量。这本小说在畅销书排行榜名列第二，正和实用类书籍争夺榜首。《恋爱后接踵而来的》是一部跨越国境的双聚焦小说，小说写的是一位韩国女学生和一个日本青年相恋、分手，最后重归于好的故事。孔枝泳的日本合作者是辻仁成，他们俩人分别从小说男女主人公的角度，将这个恋爱故事各自用韩文和日文讲述了一遍，分成两本书出版。

年轻人为什么痴迷孔枝泳

“时下年轻人好像只顾自己，随心所欲。孔枝泳的小说帮助这样的年轻人反省对社会的漠不关心和对自己的放纵。从这个意义上说，应对所谓的‘孔枝泳综合征’予以肯定。”韩国文坛元老朴婉绪对孔枝泳的《我们的幸福时光》给予了肯定。

就读于高丽大学护士专业3年级的李惠珍几乎读了孔枝泳的所有作品，她说：“我周围的大学生最关注的作家是孔枝泳，孔枝泳的小说让人感到对生活炽热的感情。”孔枝泳小说的魅力可以归纳为政治公正、公共关怀和感性话语。文学评论家方珉昊说：“孔枝泳贴近于我们时代的问题，含蓄地表现了386一代（30多岁、80年代接受教育、60年代出生）对学生运动和女性问题的苦恼。”

孔枝泳小说畅销的秘诀还在于她简练的讲述技巧。“不讲究文章的华丽，尽可能运用简短的语句简练地描述。”孔枝泳说：“从小就看不上那些废话连篇的作者，因此我在写作的时候也常常站在读者的立场思考。”

孔枝泳坚强乐观的性格也在作品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她认为“爱情就要接受伤痕”。几番炽烈的相爱和分离，她得到了3个孩子，并且独自抚养。

写自己的书，让评论家去说吧

韩国文坛对孔枝泳小说的评价有冷有热，大相径庭。评论家李京浩指出：“孔枝泳是把80年代的政治话题和90年代的爱情话题结合在一起，描绘出独特的女性文学轨迹的作家。”他赞许地说：“90年代以来，对他人的关心和对共同体的关注逐渐从韩国文学中淡出。但这些正从孔枝泳的小说中表现出来。”

批评的声音也不绝于耳。评论家郑文淳说，“把一个时代作为通俗言情小说的牺牲品推了出来”，更有甚者尖锐地指出：“好像拥有不少读者，但小说里充斥着不通语法的词句和过于感性的话语。”

与同一年龄段的著名作家相比，孔枝泳获得的文学奖还略显不足。1988年进入文坛以后，孔枝泳仅凭初期的短篇小说获得了21世纪文学奖，但是深受大众欢迎的长篇小说却受到评论家和文学奖的漠视。一位大学教授兼评论家说：“易读懂，其深度必然不够。”对此，孔枝泳斩钉截铁地说：“他们总是对销量好的小说很刻薄。让他们说去吧。我走自己的路”，“如果有人问我，写获得文学奖而卖不动的小说，还是写不得文学奖而卖得好的小说，我的回答当然是写畅销书。”

 

据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透露，一部名为《网恋和猪毛》的中国当代作家短篇小说集日前在法国出版。该小说集收入了中国当代著名作家阎连科的《黑猪毛，白猪毛》、徐坤的《橡树旅馆》、戴来的《准备好了吗？》、邢汶的《比北京更好的爱情在上海》和叶弥的《爸爸和骗子》。

当问及这部短篇小说集的名字时，该书主编、汉学家汉一解释道，该书取名“网恋和猪毛”，用以表现当代中国的多种生活状态。其中“网恋”象征邢汶在《比北京更好的爱情在上海》里描述的一个住在大城市、习惯利用高科技的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猪毛”象征阎连科的《黑猪毛，白猪毛》里面描述中国偏僻和贫穷的农村生活。本书是“中国当代文学”丛书的第一部，目的是用这五篇很不同的小说来介绍丛书的总体概念，即让法国读者通过现代中国小说更加了解中国人在现代中国社会中的物质状况和精神状态。

该书由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代理取得中国五位著名作家授权，由法国理由出版社出版。

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将积极向法国出版商推荐具有上述特点的中、长篇小说。

 

美国惊悚小说大师斯蒂芬。金新作《手机》即将亮相北京图书订货会，继续放大人们心中有关“手机是手雷”的梦魇。

与刘震云同名小说中被当作窥私工具的手机不同，斯蒂芬。金式手机的杀伤力更加直接———通过“脉冲”攻击人脑，清除记忆，引发屠戮。

反思：现代科技的奴隶？

斯蒂芬。金在书中预言了一场由技术带来的灾难：母亲残杀子女，好友举刀反目，全球无人幸免……而灾难的起因是一种被称为“脉冲”的现象，传播的方式就是手机。手机清除了人们头脑里的记忆，只剩下攻击和毁灭的本能。人类身处文明社会的最黑暗年代，数量已经剧减到维持种族繁衍的最低点……

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李玉瑶表示，《手机》传达了斯蒂芬。金对现代科技的思考：如果手机真的反客为主控制人类又会怎样？……2006年12月27日，台湾地震造成海底光缆损伤，进而引发MSN等通讯中断，这一事件已经使不少人感到恐慌，从而使得人们开始反思所谓的现代生活，究竟是人役物还是役于物呢？

出版宣传：手机仍是道具

《手机》英文版于去年2月在美国推出后，立即引起轰动。斯蒂芬。金本人一直斥手机为“21世纪的奴隶手铐”，并拒绝使用这种通讯工具。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仅该书出版商通过手机短信邀请10万名读者登录新书的网站，斯蒂芬。金本人也不能免俗地献声手机铃声。为配合故事内容，可供下载的铃声包括两种：“小心，下一个电话就是你所接的最后一个”，以及“放心，只是正常人打给你”。

斯蒂芬。金还曾在网上拍卖新书角色命名权，为言论及创作自由组织筹款，结果一女书迷以25100美元投得，以其弟休伊曾加（Huizenga）来为这一角色命名。该角色是手机灾难的幸存者，一个拒绝使用手机的人。

自2002年宣布封笔后，斯蒂芬。金2006年又重新点燃了创作的热情，推出《手机》和《丽赛的故事》。后者也即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

 

读了《南方都市报》年末对高耀洁近况的报道，最强烈的感受是她的绝望。不是疫情之严重到了极限，再不正视就会演化为巨大的民族灾难，那么她很可能仍然不被承认，仍然被目为异端，而一直被诬陷、被封杀。事实上，当年诬陷她、封杀她的那些人并没有被问责，并没有付出任何代价。罪恶既然不受惩罚，也就无法排除将来重演的可能性。只不过因为高耀洁已来日无多，这种可能性才不致发生在她的身上罢了。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即便是高耀洁的亲人，也不支持高耀洁。讲真话的成本、良知的成本在我们这个国度实在太高了。任何一个常人，都不可能不望而生畏，不能不退三舍而避之。事业后继无人，就成了高耀洁最大的痛苦。幸亏上苍赐给我们一个超凡脱俗的高耀洁，艾滋病蔓延的巨大黑幕才终于被揭破，被遏制。但这毕竟是奇迹，一个民族的命运不能寄托于奇迹。没有了高耀洁的时代，没有了奇迹的时代，我们又该指望谁？

一个民族的防艾万里长城，多年来竟然只能仰仗一个病弱交加的老太太。救千万人于水火的大业，居然那么长时间不能成为一个正式的事业而仅仅是一种半地下的个人行为，这是高耀洁的悲哀，更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悲哀，毋宁说，是我们的国耻！

领导人一直呼吁人民讲真话，最新的呼吁是温家宝总理去年11月在作协大会上的发言。为什么讲真话那么重要？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真话可以救命，真话可以救世。只有知道了真相，知道有人陷于苦难之中，我们才可能去救援，才可能去创造让人们免于苦难的制度条件。但如果真话不能讲，真相不能暴露，受难者就只能在无助中，在绝望中被命运彻底击倒；而且命运的陷阱将无法修复，必然的结局，就是更多的人不断重蹈覆辙。

既然讲真话、揭示真相的最大功能是避免最坏的情况，从而救命救世。那么显而易见，不让讲真话，不让揭示真相，就不可能避免最坏的情况。这不是单纯的逻辑推断，而已经被历史所反复印证。设想一下，假若艾滋病蔓延的黑幕不能被高耀洁揭破，假若SARS病毒蔓延的事实被当时的地方领导人彻底掩盖下去，今天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岂不令人毛骨悚然？

罗斯福倡导的四大自由，我们早已耳熟能详，其中之一就是免于恐惧的自由。而在我看来，最大的恐惧，就是讲真话的恐惧。免于讲真话的恐惧，是第一位的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先决条件。当下中国问题多多，解决那些问题据说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但我以为其实没有那么复杂，解决问题的方法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让人们敢讲真话。只要做到了这一点，我看中国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人心都是肉长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既然真话可以救人救世，谁不愿意讲真话？谁乐意讲假话？如果愿意讲真话而不能讲，不愿意讲假话却不能不讲，那肯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高耀洁讲了真话，救人无数，本来功德无量，得到的回报却只是绝望。假如连这样的悲哀都不能打动我们，让我们羞愧，让我们警醒，让我们想办法从制度设计入手，把讲真话的成本、良知的成本降到常人可以承受的程度，那么当世间再无高耀洁，当更大的灾难在后高耀洁时代终于来临时，我们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经济高增长与财富大漏斗  ——当前我国经济的几个明显特点

作者:仲大军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状况是令人既喜且忧，喜的是有一个热衷GDP的政府和国民，使整个经济搞得热气腾腾，忧的是国际分工导致的产业结构畸形以及腐败导致的经济发展成果流失。总起来看，目前中国经济有很多特点，但我今天主要想谈的是这样四点。

一、32万亿元的投资大摊子

第一个特点当然是经济高增长、投资规模大了。这些年里来，我国是世界罕有的高经济增长的国家，所取得的建设成就常常令发达国家的人们惊讶，譬如今天新闻报道的北京奥运场馆水立方游泳馆的建设，堪称世界一流。当然，我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是由高投资拉动的。前几天统计部门又公布出新数字，目前我国在建的投资项目共计32万亿元，比去年25万亿元的盘子又多出7万亿元来。

32万亿元，折合美元大约有4万亿美元。前几天日本新闻记者采访我时，我对他们说，世界目前有哪个国家有这么大的在建规模？也就是人民币汇率的问题，如果按购买力平价标准来计算，中国的经济总量和在建规模决不止这么点。

2006年全年，我国固定资产总投资的规模可能要达到10万亿元，比上年大约增长30%。目前我国到处是蓬蓬勃勃大建设的景象，这是令人高兴的事情。譬如北京规划，到2020年，地铁里程达到550公里，超过美国纽约，成为世界第一，而这一项工程起码要花上几千个亿。全国大大小小诸多地铁工程加起来，组成了我国的庞大的投资建设规模。

当前我国的投资主要花在基础设施、企业设备、房地产这三大领域，从这几个方面看，我国这一波经济建设还远未完成。先看基础设施，无论从铁路、公路、通讯各项指标看，我国都与发达国家差着一定的距离。上边我讲过北京地铁的例子，北京目前地铁长度还不到100公里，距离550公里还有很长的距离。至于说全国地铁的建设还有多少要建，至少要有上万公里。以每公里5个亿的造价计算，也要五六万亿元的投资。

房地产方面的建设没有三年两年也难以降温，房地产投资约占固定资产总投资的大约20%，今年投资额估计将达到1.8万亿元，同比增长约25%，同其他行业比，算是低的。每年投入资金规模上万亿元，这么多的房屋建设对于改善中国人民的居住和办公条件来说是一个喜讯。最近几年里，我国每年新增建筑面积3亿多平方米，人均住房面积日益提高，估计再有几年，中国可以基本上走出住房瓶颈并进入过剩的时期。

而在企业方面，中国对先进国家的追赶仅仅是刚刚起步。如果说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工业化仅仅是轻工和家电工业方面的工业化，那么进入21世纪，我国的工业化进入了重化工业阶段。这一阶段的发展主要以大型装备机械工业为主。这几天，电视新闻报道了山西一家企业制造出了矿山用的大型采挖机，这标志着中国企业终于开始向大机械进行冲击。

更有消息说，中国开始准备制造10万吨级的航空母舰，其实，在造船工业领域，中国已经具备了制造航母的能力和条件。接下去，中国将自行设计和制造大型重化工业企业使用的成套装置。只有当中国能够自己生产这些大型的关键设备时，中国的重商主义发展模式才会扭转过来，才会摆脱加工贸易和世界工厂的命运。

中国正在步入现代化，高速度是国家的发展需要，只要发展合理，10%的增速并不高，关键是要认清和解决下面的一些问题。

二、中国的经济非常沉重

当前我国经济的第二个特点是十分沉重，导致这种状态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我国正处在一个硬件建设的年代，必须与土木钢铁水泥等物质打交道，第二，我国正在进入重化工业发展进程中，由于竞争力不断增强，正在逐渐地将发达国家以前所从事的工业争到自己手中，同时，发达国家也正在将他们不愿干的了重化工业转移给我们。

目前世界的发展出现了“知识产业”和“物质产业”两大部门。发达国家日益进入“知识产业”，发展中国家主要进入“物质产业”。知识产业是没有重量的，是清洁的，环保的和高附加值的。物质产业是沉重的，有形的，污染的和低附加值的。

这种特点导致了我国当前的经济活动特别沉重。这几年国内一直流传着一个说法，中国消耗了世界30%的钢铁、40%的水泥、30%的煤炭，才产生出了4%的GDP。消耗了如此巨大的能源和原材料才打造出这么小的一个GDP来，说明我国经济“重”的特征，但量重而价不高。

这种特点也导致了近几年里世界能源和原材料类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国际市场看准中国的需求，趁机要价。当然，不管怎么样，中国还是要发展的，这是因为我们在客观上与发达国家存在着相当大差距。

举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我国在硬件建设方面与美国的差距。上个世纪的100年里，美国总共生产和消费了84亿吨钢铁，而我国仅有18亿吨，两者相差60多亿吨，同样是900多平方公里面积的国家，在美国国土上打下的钢筋混凝土可能是中国人均的几倍，光是一个基础设施，就足够中国追赶数年。即使今后中国每年以5亿吨的产量生产钢铁，也需要大约15-20年才能补上这个缺口。

特别是在产业结构上，目前发达国家纷纷走出了重化工业阶段，发达国家的工业开始变轻，而将重化工业逐渐向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也不能嫌弃，只有接过人家不要了的产业，这就使中国的产业结构在整个国际分工过程中变得十分沉重。

如果中国在下一个20年成为世界重化工业的生产车间，那么所出现的景象就与今天更不一样了。目前，我国进出口贸易中有一大半是加工产品。当今后重化工业产品成为我国的主要进出口产品时，那时我国的经济结构和进出口贸易又会发生很大变化，经济活动“重”的特点将会十分明显。

回想起2001年，当时国际和国内出现了一波网络热和知识经济热，社会上一些人头脑发热，认为中国以后光搞网络就行了。我禁不住泼了一瓢凉水，写了一篇文章说中国今后仍然处在土木钢铁经济时期。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得更清楚了。

总起来看，与实物经济打交道，将是今后很长一个历史阶段中国人所干的事情，当然这要消耗很大的国土资源和环境资源。中国将面临严重的环境资源危机。因此，中国今后要两条腿走路，一手抓物质产业，一手抓知识经济，千万不能上了国际分工论的当。

三、中国经济存在着较大的财富漏斗

虽然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但国民财富分配得却不均匀，国民生活状况存在很大差异。特别是通过国际比较，人们发现我国的经济增长存在着较大的财富漏斗。

譬如，日本和韩国，经济高速增长期还不到20年，每年经济增长的速度也没有中国高，但这些国家很快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日本在50年代至80年代这一时期，工资增幅每年超过美国70%，工资水平只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便追上了美国。

而我国的发展，对于大多数工人农民来说，经济发展的成果象是一个黑洞。为什么改革近30年了，大多数的普通百姓的生活状况没有多大变化，许多的人甚至生活在贫困线上。这么高的经济增长，所创造出的国民财富到底都到哪里去了？

不要看今天各大城市正在建设着许多摩天大楼，但这些豪华设施有些与国人无关。中国境内的很多资产和财富不属于中国人。目前我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规模虽然达到20多万亿元，但其中至少有40%是属于外国人的。所以，中国的发展出现了经济高增长、人民低收入、利润高流出的现象。

这种状况使很多人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质疑：发展的成果哪里去了？

以我看，中国经济发展的财富漏斗主要在四方面，第一是大量出口，使资源和国民财富廉价外流，第二是大量的吸引外资，也使利润大量地外流，第三，特权与腐败产生的巨额灰色收入总是想方设法外逃，第四，还要算上国企的低效率和低效益，浪费着大量的国民财富。

这四个方面的问题，使中国经济一边快速发展，一边快速流失。因此，只抓经济增长、不抓政治改革的国家，到头来，经济发展的效果是要打问号的。而今天，这个问题刚刚开始提出，今后会逐渐清楚和明显起来的。

关于这一点，仅仅举一个数字就可以说明部分问题。改革开放20多年里，寻租导致的灰色收入数额巨大，早在90年代，经济学者胡和立等人就计算出，1988年的价差、汇差、利差以及其他租金高达4569亿元，占当年GNP（11738亿元）的40%。最近，国家信息中心高辉清等人又计算出，2004年，我国全社会的寻租的租金为4.6万亿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9%，相当于当年国家财政收入的1.5倍，相当于当年国家工资收入的2.3倍。

不管这些数字有多大的出入，反正说明了一个问题：我国的不公平、不平等收入相当大，这使一部分人很轻易地就可以得到巨额的财富，并产生腐败。由于我国是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先富起来的人总是向发达国家迁徙。这就带走了我国的大量财富，这就使我国出现了一个固有的有规律性的现象：一边发展，一边流失。

这就是我国与日本和韩国发展的不同之处：中国的发展有着巨大的财富漏斗，而日本韩国这种漏斗很小。当然，我的判断是否正确，还需要时间来检验, 但必须向国民指出，这是我的责任。中国只有在克服了这些问题之后，才能取得更快更好的发展。

总之，成绩是主要的，问题也要指出和解决。

四、经济增速一时半会还不会减缓

2006年快要结束的时候，人们总会对来年进行各种各样的预测。每到年底，我都要应付大量的各家新闻媒体和研究机构发来的问卷调查。谈到经济速度问题，我认为中国经济一时半会还不会减速。2007年中国经济会接着2006年的势头延续下去，经济增幅不会低于9%。

对于中国来说，2007年机遇与挑战是并存的。从世界经济角度看，某些国家的经济活跃程度趋于降低，这对中国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当今的世界发展是不均衡的，就象上个世纪30年代一样，当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陷入经济大萧条之时，却是苏联经济大发展之际。中国要抓住时机，不失时机地发展。当能源价格过高，导致一些国家放慢经济增长速度时，或许正是中国发展的好时机。

但在新的一年里，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之势也将不可避免地到来。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最大的挑战是调整20多年前改革开放之初就制定的“创汇战略”，矫正过度和过分的重商主义发展模式，将发展的重点放到国内来。

目前最需要调整的是外向型经济结构。这样一种结构既对中国带来繁荣，也对中国经济产生了负面效应。目前我国外汇储备已达到1万多亿美元，这种发展方式是一种典型的向外借钱式的发展模式，如果长期采取这种发展战略，一是外汇储备存在着巨大的国际风险，另外，也使国内人民的生活水平难以提高。因此，2007年以后，下大力气矫正我国的发展模式，已成为今后的重要问题。

2007年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来说应当是关键的一年。起于2003年的这一波经济高增长走到2007年这一年时刻，正是一个检验成果的收获年。在这一年里，很多前些年上马的项目要竣工投产，还有许多项目正在收尾，因此，2007年是个承上启下的年头，中国要想收获经济发展的成果，就必须保证2007年的经济平稳发展。

2007年也是中国经济迈上新台阶的一年，在新的一年，将有新的宏伟目标付诸实施。譬如大家期待已久的3G计划，都可能在2007 拉开序幕。因此，2007年是一个保障年，无论是从宏观和长期看，还是从2008年奥运会的短期看，2007年都是一个保障年。

在这一时刻，中国政府和企业要保持冷静的心态，要沉静对待国际市场上出现的各种变化，及时抓住各种有利时机，务必不能有丝毫松懈。中国政府和企业必须意识到，中国经济翻身仗刚刚开始，各级指挥员必须全力以赴打好各个局部战役。只有矢志不渝，持之以衡，我们才能赶上世界先进。

茅于轼先生

从世界的和历史的角度看，一切国家原先都是农业国，农业人口占了人口总数的90%以上。大家忙弄饭吃，还吃不饱。那时候马尔萨斯的人口规律统治着人类社会。人口以几何级数增加，而粮食生产只能以算术级数增加，人均粮食生产趋于减少，结果就是人口的增加受到粮食增加的制约。几千年来粮食生产的增加靠到越来越耕作困难的地方去开荒。我们至今仍然能够看到在穷山辟野和崇山峻岭里劳苦开荒耕作的农民。人口增长非常缓慢，人均寿命基本没有延长，除了农业产出，没有多少其他的产出，总体上看，人类社会是一个极度贫困的社会。少数剥削者挥霍奢侈，导致更多的人愈发贫困。这一状况一直到十七世纪才慢慢地起变化。由于平等自由的观念在西欧国家逐渐被确立，法治在贯彻，穷人的财产得到保护，出现了以交换和分工为特征的市场经济。工业开始起步，科学技术有了发展的机会，人类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人口和寿命迅速增长。在先进国家中，农业产出在总产出中的比重从90%多降低到3%以下，完成了工业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从西欧扩展到美洲、亚洲，而非洲至今还没有搭上这班车。

在工业化过程中，人们的收入差距开始有了质的变化。在此之前收入的不同是由于个人在社会中权势的不同而引起，在此以后收入的差距是由于人们创造的财富不同而引起。按财富创造来说，传统农业始终是一个低产出的行业。大部分农民的收入不可能迅速提高。得到高收入的人都是进城从事其他行业的人。这时候出现了整体上的贫富差距。人口逐渐从农村迁向城市，城乡之间的收入差别就是这种活动的推动力。但在先进国家里这个工业化过程是在200多年里完成的。在此过程中总体的经济年增长率也不过2%-3%。这部分增长不是靠农业，而是靠在城市中发展起来的工业和服务业。农业生产的收入总是低的。为了平衡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政府都采取对农业补贴的办法，几百年来已经成为传统。至今WTO谈判中要求发达国家取消对仅占GDP3%的农业的补贴，十分困难。原因就在于此。

反观我国的情况，在解放后1949-1979的三十年工业化的过程中非但没有补贴农民，反而是剥夺农民，再加上对农民的身份歧视，把他们变成了二等公民，造成严重的城乡二元化结构，城乡收入差别变得极其突出。改革后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10%左右，这部分增长几乎全都是在城市中发生的，所以农业产出占GDP的比重从33%(1983年)降低到2005年的12%。在此过程中幸亏有几亿农民进城打工，沾上了工业化的光，否则城乡收入差距还会更大。我国农村金融的衰败，将大量农民储蓄调动到城市里搞非农项目，进一步使得农民收入增长困难。

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说明了总体上收入差距发生的过程是陪伴着工业化过程同时发生的。这也是库兹涅茨研究收入分配的倒U形曲线的原因。在起始阶段大家都是农民，收入分配差别不大，工业化开始后贫富差距逐渐扩大，到完成工业化以后贫富差距又趋于缩小。在此过程中当人均收入达到三五千美元时是一个不稳定时期，就因为时处收入分配倒U形曲线的最高端，社会容易因为收入差距过大而发生动乱。我国正处于这样的阶段。我国和其他国家不同之处是经济增长的特别高速度，城乡差别发展得特别快，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国的中国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收入分配上的快速变化。政府、学者、社会各界人士都不能适应这种忽然发生的、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其实这是一个必然发生的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个侧面。不过我们的特点是经济的特高速发展。人们来不及适应，所以风险更大一些。

在中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还因为近十几年来巨额外国投资而加剧。每年差不多都有五六百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都集中在沿海省份，使得东部地区的经济如虎添翼。开放政策又使国际贸易的年增长率超过20%。这些利益也都集中在东部城镇。对外经济的这种增长不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没有发生过，全世界哪个地方都没有发生过。这些经济上的好处集中在非农产业里，农村基本上没有享受到。只有进城打工的农民通过财富增长中的滴漏效应分到一些。加速发展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得我国的城乡收入以特别快的速度和规模拉开了距离。

再一个因素是我国土地制度使得国家城镇化的过程中农民的利益更得不到保障。在工业化过程中农民惟一的优势是有土地，工业化是需要土地的，所以农民在工业化过程中通过出卖土地还能够得到一些补偿。地处城市边缘的农民甚至于暴富起来。而我国的土地是集体所有，在土地出卖过程中农民没有直接的发言权。代表土地所有者的干部可以串通政府或开发商低价出售，为自己个人牟利。我国规定的土地占有补偿法则也极不利于农民，它以农业的产出做基础，不考虑土地城市化后的收益。因此农民往往得不到应有的补充。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时期人口增长迅速，额外增加了对土地的需求。这种需求对农民是有利的。可是在我国人口增长的好处，因土地制度的特殊性，没能够惠及农民，倒是人口增长导致的劳动力无限供给降低了进城打工的农民工的工资。这几个因素加起来更导致了农民在我国工业化过程中的不利形势。

综上所述，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发展的必由之路。除了最后一点关于土地制度跟政策有关外，其他各点都不是某项政策错误导致的。换句话讲，不论我们如何调整政策，这个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化的过程是无法避免的。除非我们停止了发展，或者把经济增长的速度降低下来。但是那样造成的问题恐怕就更多了。

分析收入分配扩大化的原因中，有人认为是社会形成的歧视造成的。的确，我们这个社会还存在许多不平等，许多歧视。但是应该讲，改革近三十年这种歧视是不断缩小的。在过去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性是不断加速的，不平等现象是在减少的。但是收入分配的差距却在扩大。所以不能说是歧视的加剧造成了今天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扩大。

现在我国有几千万个富人，他们在改革以前无例外的都是穷人。因为从解放的1949年到文革结束为止的三十年内，我们把富有阶级彻底消灭了，他们的财产彻底剥夺了。全中国是一个穷人国。那时候既然消灭了阶层，也就无所谓阶层之间的流动性。但是城乡之间的流动性是绝对禁止的。在改革后的28年中新产生的富人过去都是穷人，其中有不少本来就是农民。同时，在此期间也有无数致富了的人又变成了穷人。原因或者是做生意失败，触犯了法律，自己不会理财，上当受骗，更有被特权者巧取豪夺，能够顺利经营，一步步走上来的恐怕反而是少数。这整个过程表现为流动性的空前增加。这和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不同。他们的流动性比较差，社会比较稳定。一般认为贫富差距是缺乏流动性造成的。而我国恰恰是流动性造成了贫富差距的扩大。当然我们也应该承认，我国的社会歧视还相当普遍，需要改进的地方很多。但是要肯定的是改革28年来流动性是不断有改进的。而贫富差距却在扩大。这说明贫富差距的扩大与社会各阶层间流动性不足无关。

从国内学者研究的数据也能够支持上面的分析。虽然我国总体上收入分配差距很大，但是分别看农村和城市，他们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并不太大。农村内部的基尼系数只有0.39，城市内部的基尼系数只有0.32，都没有达到警戒线。但把农村和城市合并起来看，基尼系数就达到了0.45。这说明收入的不平等主要来自城乡差别，也就是工业化过程造成的。

如果上面的分析有道理，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化是发展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还没有结束，差距的扩大还会继续一段时间。在1997到2004年的七年里城市人民的收入年增长率为9%，而农村的只有4%。在2005年这一速度分别为11.4%和11.0%，比较接近了。但农村的收入增加的速度还略低于城市的。这一趋势说明我国的基尼系数很可能还会上升。这不必感觉意外。问题是我们迫切需要采取措施弥补这种危险的发展。比如强化累进所得税，用税收的较大比例用于转移支付。但用杀富济贫的办法有一定的副作用，即使是通过合法过程也有其不良影响。最没有不良副作用，反而还有良好副作用的就是发展民间自愿的慈善事业。反对贪污腐化对缓和收入分配扩大化的肯定有重要作用，也是最没有副作用的政策，值得我们全力以赴。(茅于轼 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今天的对比新闻，我们首先要介绍《北京日报》最近刊登的一篇关于《民主是个好东西》的文章。这篇谈到民主的文章没有受到封杀，引起了海内、外关于胡温是否计划在中国推动向民主方向发展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此外，我们还要对这个话题进行今昔对比，来看看中共在夺取政权以前对民主的相关精彩论述。

胡温智囊论证民主是好东西

首先看看《民主是一个好东西》。中央党校机关报《学习时报》去年年底刊登了转载自《北京日报》的这篇谈民主的文章。随后，《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中央直属新闻单位也纷纷转载，引起海内、外的关注。

科学和民主，在上世纪初的“5.4”运动时期，就是当时爱国学生的两个口号。他们呼吁改变中国要请德先生和赛先生。所谓德先生，就是德谟克拉西，民主的英语democracy的译音。这个英语字后来根据日文翻译成民主。

“民主”、“民运”等这些早在上个世纪初就已经在中国闪光的亮丽字眼，如今成了中国网络警察过滤和封锁的主要词汇。这次“民主”

这两个字能够在中央级的报刊杂志上正大光明地登堂入室，被海外有的观察家认为，显然“意味着胡温当局的即将无惧于、并且不得不开步走向民主”。

这篇文章出自被称为“胡锦涛文胆”的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教授之手。俞可平何许人也？综合海内、外媒体报道，这位仅仅只有47岁的俞可平教授是当今中国最高领导人胡温的前沿智囊人物。如果把他在中国学术界和政界的职务都罗列出来，可以排成长长的一大串：

◇政治学、哲学双学科博士生导师；◇曾经在美国杜克大学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做过访问学者；◇兼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教授；◇曾任联合国政府创新咨询专家；◇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课题首席专家；◇中国地方政府改革创新课题总负责人。

下面让我们看看这篇文章的片断。俞可平教授在文章中，首先指出老百姓和当官的在看待民主的时候，由于立场不同，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文章说：

“对于那些以自我利益为重的官员而言，民主不但不是一个好东西，还是一个麻烦东西，甚至是一个坏东西。试想，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官员要通过公民的选举产生，要得到多数人的拥护与支持；其权力要受到公民的制约，他不能为所欲为，还要与老百姓平起平坐、讨价还价。单这两点，很多人就不会喜欢。”

俞可平教授提出在民主制度下，官员需要民选，而不是要上级任命。

官员的权力要受民众的制约等等，这些观点并不新鲜。美国早在200年前就制定出包括总统在内的官员需要民选的规定。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中共内部的改革派，如前《人民日报》副主编王若水等人就提出异化理论，认为中共官员本来应该是民众的仆人，然而在掌权后，却成了民众的主人，喧宾夺主，骑在主人头上作威作福，颠倒了主仆关系。

民主制度不完美但是最佳选择

俞可平教授还在文章中提出，“民主决不是十全十美的，它有许多内在的不足。但是，在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种。”也就是说，相对而言，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对比俞可平教授的这一提法，显然我们能够看出他和英国二战时期的名相丘吉尔1947年11月11日关于民主的名言遥相呼应。丘吉尔说：“没有人会认为民主制度是尽善尽美的。事实上，如果没有人类一次又一次地尝试其它社会制度，民主制度是最不好的制度。”

也就是说，相对于集权制度来说，民主制度虽然不是尽善尽美，却是最佳的选择。

俞可平教授还提到了民主和人权的关系。俞可平教授在文章中说：

“民主保证人们的基本人权，给人们提供平等的机会，它本身就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果没有民主的权利，人类的人格就是不完整的。”

俞可平教授深知今天在中国大陆谈民主要遇到的阻力，因此在文章中祭出胡锦涛的话作为“杀手裥”。他在文章中说：

“我们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于我们来说，民主更是一个好东西，也更加必不可少。最近胡锦涛主席又进而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

海外关注体制内对民主呼声

一些海外媒体认为，这一背景显示出中共体制内要求民主的呼声强悍，孕育着胡温主导下的政治改革破题在即。

目前旅居美国的著名台湾政治活动家，《民主论坛》负责人洪哲胜针对中国大陆的中直新闻媒体发表关于民主的大胆文章评论说：

“尽管中国民主曙光已见，但是专政者在走向民主时所会在意的，仍然是他们自己所属的官僚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民主运动者还需要尽快大力给予呼应，参与辩证，加以冲击，施压运作，来催生一个更加符合大众之利益的游戏规则。”

中国问题观察家牟传珩在一篇文章中把俞可平的文章和最近中央电视台的《大国崛起》联系了起来。他在文章中说：

“俞可平教授的关于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辩证一文是在中国大陆政府控制的媒体上公开发表的一篇耀眼的文章。这是继2006年11月13日至24日，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隆重推出十二集大型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赞许西方式发展之路之后，中国舆论界又一引人注目的动向。似乎有意在与《大国崛起》隐含的主题遥相呼应，旨在冲击那些敌视政改的官场阻力。”

需要民主制度之监督与协调构建和谐

中国问题观察家牟传珩在文章中还说：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邓、江时代以‘经济决定论’为其执政发展的基础，以牺牲公平来换取效率，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民主加以拒绝，已经造成了中国社会发展严重不公、官民对抗、贫富悬殊、腐败丛生、民怨载道，就业、社保、教育、医疗、住展的道路，已经被无情的现实所否定。于是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目标，要纠正20多年来只重经济发展，片面追求GDP，无视社会公正的政策取向。”

文章还分析说：

“胡锦涛面对江泽民传承下来的是一个社会日益腐败、贫富两极分化、官民矛盾尖锐的现实，已逐步认识到西方发达国家是在有效的民主制度保障下，使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矛盾更多地呈现‘非对抗性’和‘力量对比相对均衡’的。因而，当今的中共决策层的智囊们才会呼吁，中国需要的不仅是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更需要西方政治制度的监督与协调机制，以实现社会和谐与平衡发展。”

中共在野时极力鼓吹过民主自由

目前旅居美国的著名中国问题观察家朱学渊指出，中共在野的时候对民主、自由并不排斥。朱学渊根据1939至1945年间的重庆《新华日报》以及中共的《解放日报》等报纸上刊登的一些中共谈民主的言论，转发了《中国共产党在野时论民主自由》的文集。朱学渊分析说，重庆《新华日报》上的很多论述民主自由的文章，从词法、句法、章法来分析，显然是毛泽东的手笔。朱学渊感叹道，毛泽东说得何其好啊！而共产党就是靠着这些美妙的言论，得了天下的。

下面就让我们重温中国共产党在野时论民主自由的一些言论。首先，让我们看看重庆《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的一篇文章，如何驳斥那种认为今天民众素质不高，不能够实行民主制度的言论。文章说：

“他们（国民党）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其实在民主制度之下才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

中共在野时，不但热情洋溢地倡导民主，而且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党专政。中共《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刊登的一篇文章说：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中共在野时还主张，在中国推行民主制度，除了取消一党专政之外，更要实行新闻自由。中共领导人在论述新闻自由的重要性方面，有过很多精彩的论述。例如中共《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批评法西斯新闻理论时说：

“法西斯的新闻‘理论家’居然公开无耻地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主张。它们对于‘异己’的进步报纸，采取各色各样的限制、吞并和消灭的办法，如检查稿件、任意删削，威胁读者、阻碍推销，派遣特务打入报馆、逐渐攘夺管理权，最后则强迫收买，勒令封闭。”等等。

《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再度批评践踏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做法，论述新闻自由的重要性。《新华日报》的文章说：

“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国……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团结统一，不能争取胜利，不能建国，也不能在战后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

《新华日报》1946年9月1日的社论还批评了那些在政府控制下的官办媒体说：

“作统治者的喉舌，看起来象自由了，但那自由也只限于豪奴、恶仆应得的‘自由’，超出范围就是不行的。也就是说你尽可以有吆喝奴隶、人民大众的自由，但对主子则必需奉命唯谨的，毕恭毕敬半点也不敢自由。”

和谐就是有饭吃可以讲话

一些观察家注意到，胡锦涛、温家宝的智囊俞可平最近关于民主的文章理论高度，还没有超过我们刚刚介绍的毛泽东在上个世纪40年代对民主的论述。根据中国官方媒体刊登的俞可平的这篇论民主的文章，他几乎没有提到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重要性，没有论述民主和言论自由是密不可分的。

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中文《多维时报》刊登过艾理写的一篇文章，形象地用拆字法，论述了言论自由与和谐社会的关系。这篇文章援引了在中国大陆流传很广的一个拆字法，就是把“和谐”中的“和”字，拆成“禾＋口”，指口里有饭吃。而“谐”字，拆成“言＋皆”，指谁都可以发言。也就是说，“和谐社会”能否实现，就看是否有饭吃，是否谁都可以讲话，也就是要看经济保障和言论自由。

文章认为，对胡锦涛来说，“和谐”两字中，“和”，也就是人民口里有饭吃，不难，而“谐”难。“谐”就是给人表达的自由权利，让人人可以发言。文章指出，胡锦涛上台以来，言论自由因网络空间的扩大而得以发展，但同时政府对言论自由采取了愈来愈强的高压态势，网络屏蔽愈来愈厉害，因言获罪的人愈来愈多，各大媒体主编提心吊胆，睡不好觉，反复要求下属和作者“屏蔽与自我屏蔽相结合”，网民也常常因为被不断屏蔽而怒火攻心。文章说，能让人人讲话发言的“谐”是和谐社会的一半，很重要。胡锦涛能做到“谐”吗？从过去看，没有做到，从未来看，不知道。

文章说，网上有一顺口溜：“网民讲真话，平民讲实话，干部讲套话，贪官讲谎话。”网民的价值正在于其真实。网民比党内理论家们和秘书们聪明得多，真诚得多，他们通过拆字法就把“和谐社会”的精髓表达出来了，“要吃饭，要讲话”。

另一位网友说：

“这篇文章写得很客观。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是无条件的。西方的民主和它的社会经济、人文、思想主流、价值体系的关系，就象穿西服、扎领带那样配套。如果中国人不改变一下社会中传统的价值观，或至少现存的传统价值观不再成为主流意识，取而代之的是接近美国或接近西方文明国家的价值观，那么盲目、机械地引进民主制度一个空壳，最终走印度等国的老路，是不可避免的。”

北京著名独立知识分子刘晓波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评论俞可平的文章说，虽然2006年可以看成是中国政府对维权律师大打出手的一年，但是，也应当看到中共政权的残暴性还是在逐步下降。由于民主成为中国民众的共同诉求，面对强大的公众压力，中共不得不作出改变。

例如，从官方的主流话语的角度来讲，在90年代中期不可能在公共舆论中大谈特谈的一些概念，现在也可以谈了，比如民主和人权的概念等等。刘晓波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共控制的新闻媒介现在唱民主的赞歌还是有相当的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