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保华:中国经济七上八下?

 

在朱镕基担任中国总理期间,中国经济每年的增长率可以控制在百分之七到八之间,此即所谓“七上八下”,显示朱镕基的超级功力。但是这个数字怎么来的,他自己也说不清,因为数字来源都不准确。这是“一党专政”

下“数字出干部,干部出数字”的必然结果。也因为如此,观察中国的经济,以宏观为妥。

这两年开始,中国经济的发展突破“七上八下”的数字,到九到十,外汇储备甚至到达10,000亿美元。这固然令胡温自豪,然而也使他们发毛,所以不断施展“宏观调控”。也许调控缺乏诚意,也许有难言之隐,所以成效不彰。所以中国经济继续往前冲。

不象邓小平时代为经济发展而自认“财大气粗”,也不象江泽民时代狂喊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胡锦涛比较内敛,可能是他的阴柔性格,可能是“中国威胁论”压力太大,现在中国都尽量低姿态,以“和”为贵,然而仍然难掩得意与骄横之情。例如,对外资开始有嫌弃之心,对他们的限制增多,“贱卖国有财产”的叫嚣不断等,而国人出国旅游的表现,才是最自然的“国格”表现。

然而,中国也应该汲取“七上八下”的教训,那不是增长率,而是“年份”。经济发展与股票一样,不可能永远升或永远跌。70年代末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经济扭转颓势,到1987年,邓小平趾高气扬,要冲价格关,人们对通胀的预期引发抢购潮,於是1988年引来“治理整顿”导致经济滑坡。这是第一次的“七上八下”,时间很短。

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香港地产、股市热火朝天,莺歌燕舞,中国脸上有光;但是紧接着的亚洲金融风暴,到1998年香港楼价、股价比高峰期跌下六成左右。人民币汇率也受到很大压力。2003年香港近百万人游行,其经济因素与此有关。

现在来看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大概又到“七上八下”的时候了。虽然这两年年年在喊“宏观调控”,然而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率10.9%,第三季度虽放缓,但是前三季度还增长10.7%,因此全年至少10%以上。虽然经过加息,以及使用各种调控手段,地产业也仍无法冷却下来,可见整个经济的快速运行很难阻挡。特别是最后一个季度,上海股市屡创新高,在香港上市的H股也创新高,上市的新股又一再破纪录,不是集资数额破纪录,就是第一天挂牌股价升幅破纪录,把香港股民搞得如痴如醉,也给整个中国经济带来振奋的作用。

这次中国与香港股市的大升有好几个因素,其中一个就是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人民币汇价太低,必然就有升值的预期,然而中国控制它的升值幅度而没有放开,因此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人民币只升不跌。

所以预期中国的资产也会升值,从而引来大批热钱到中国与香港。问题是对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也有个限度,当股价不到一年内涨了一倍、两倍的时候,难道期望它还要涨下去,或不会跌下来吗?当一直看好中国的上市公司时,难道忘记了中国经济与金融机构的隐患吗?

世界银行在半年前宣佈中国在2005年已经超越英国而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这以前BBC国际部委託全球市场研究公司进行的的全球民调中,41%受调者认为中国经济在20年后的2026年排行居首,35%的人认为是美国,10%的人认为是日本,6%的人认为是印度。这可是大长中国人民的志气。

可以预料,在2008年奥运会以前,中国的经济还会快速发展,但是奥运会以后会不会“八下”呢?特别是已经远远脱离民众置房能力的房地产业。资本负债比例都在100%以上的地产公司一旦爆破,就会引发金融危机,这是非常可怕的景象。国际货币基金的专家警告中国可能爆发新的庞大坏帐。那些最近入股中国银行的外资银行将共同承担这个风险。当然2010年上海还有世界博览会,或者使泡沫推迟一些日子?日本80年代经济高潮后的低潮走了十几年,大发展后的大整顿,中国要走多久?

最近中国爆发的涨价浪潮、特别是农产品的涨价浪潮相当诡异,有报导表示是中国政府有意哄抬的,因为要提高农民收入。果然是这样吗?政府与官员真是这样关心农民的疾苦吗?祇怕获益的是那些流通领域的官、商。可是没有甚么人说,人民币迟迟缓缓的升值,引来大批热钱,大大增加中国的外汇储备,但也增加中国的货币供应量,这本身就会刺激通胀。这对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会是某种预兆吗?

刘晓波:毕加索亵渎斯大林亡灵

 

读西方知识名流的传记越多,就越会产生这样的印象:大凡喜欢唱高调的左派知识人,都有偏执、蒙昧、不负责任的一面,法国的罗曼•罗兰、萨特如此,英国的萧伯纳、韦伯夫妇亦如此。

最近,读了法国著名思想家贝尔纳•亨利•雷威的《自由的冒险历程——法国知识分子历史之我见》(曼玲 张放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作为昔日的左翼青年和毛主义者、如今的法国著名思想家的雷威在本书中反思20世纪西方左派知识分子的政治介入,他的结论是:“这个知识分子的历史也是20世纪的历史。一个世纪的疯狂,一个世纪的动乱。”“他们的积极介入经常是盲目的,他们的迷途往往是犯罪的。”“信仰共产主义的法国知识分子的错误在于把布尔什维克革命看作新曙光。他们当中一些人认为,法国革命以一种新形式在继续俄国的革命;另一些人则着迷于布尔什维克领袖们的苦行主义;而第三种人念念不忘对纯洁性的疯狂追求,我认为这种疯狂追求正是20世纪的大患。”(译序)

此书记录了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许多政治趣闻,比如,著名画家毕加索为斯大林画肖像事件,今天可以当作政治笑话来读。

在这些左派知识分子中,天才画家毕加索属于左派中的另类。他是个令人困惑的存在,在绘画上,他创造了大胆而怪诞的视觉语言和变化多端的画风;在生活中,他具有典型的资产阶级属性,私生活放荡而不负责任。这一切,几乎没有哪一点能与共产主义的价值相容,但他却具有法国共产党党员的红色身份。

在政治上,毕加索早年倾向“无政府主义”,中年转向左倾,与法国共产党的关系极为密切,对斯大林的苏联充满敬意。经由左派知识分子、著名诗人阿拉贡的介绍,毕加索于1944年加入法国共产党,1949年为世界和平大会作宣传画《和平鸽》。然而,他对红色苏联的倾心,并没有换来苏共的认同,苏联的意识形态当局并不赞同他的先锋艺术。为此,他还专门写过一则声明,阐述了自己的艺术动机,为自己的绘画风格辩护。

1953年,达到声誉高峰的斯大林死了,全世界的共产党因失去了领袖而悲痛,一向紧跟苏共的法国共产党更是如丧考妣,全党哀悼,每个法共精英都前去悼念、致哀和流泪。阿拉贡既是超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也是法共的精英,他当时担任左派喉舌《法国文学报》的社长。《法国文学报》马上向斯大林和苏共致哀,并负责组织法共的悼念活动。他要求毕加索为斯大林画肖像,用于《法国文学报》悼念专刊的封面。

毕加索是现代派画家,对西方现代绘画中的“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抽象主义”和“立体主义”诸流派,皆有开拓性贡献。他最擅于怪诞而诡异的变形,即便是按照党的要求为斯大林画肖像,他仍然难改一贯的绘画风格。他在接到阿拉贡下达的政治任务后,就以极快的速度画了一幅斯大林肖像。象他所有的画作一样,这是一副半虚幻、半立体的肖像画。他用很重的笔调画嘴唇,两颊的色调也很丰满,一对变形的大眼睛占去大半个画面,一缕头发似乎是用劣质木炭匆忙涂抹而成。

毕加索笔下的斯大林肖像,酷似其名画《阿维尼翁少女》中的某个人物,离全世界共产党心中的伟光正形象,实在相距太远,顿时引发出共产党人的强烈愤怒。特别是在紧跟苏共的法共内部,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在那些崇拜斯大林的共产党员们眼中,斯大林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天才和最高领袖,决不会如此丑陋。由此爆发了一场对毕加索的声讨,对毕加索的愤怒也波及到阿拉贡,他遭到党组织的严厉批评和党内同志的强烈谴责。共产党员们将此事件称为法共的大丑闻,他们高喊:亵渎了伟大领袖,卑鄙无耻!甚至,差点酿成法共内部的一场危机。

雷威对“毕加索-斯大林肖像画事件”评论道:“即将动摇整个法共机器内部的事件里(声讨阿拉贡!声讨毕加索!知识分子恶棍竟敢触犯图腾形象!),人们总会看到一种文化蒙昧主义的证明,——阿拉贡的胆大妄为已表明其持久存在。”P251)

对毕加索的斯大林肖像还有另一种解释。这种解释认为,毕加索不是正统画家,对共产主义的领袖也缺乏深入的了解,所以,他的创作态度不够严肃。据说,毕加索只用了五分钟,就完成了斯大林肖像,画得太快、太轻率,所以,画坏了,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雷威认为,左派知识分子为了政治理想而无视真理,对于他们眼中的理想国家犯下的罪恶熟视无睹或为之辩护,希望今天的西方知识界能够汲取这一世纪教训,他说:“我们现在似乎正在走出来的极权专制的意志类型,与之共存的某种文学的‘调调’,我不知道是否应以野蛮、恐怖主义、初期的红色高棉的砍头杀手来形容这个‘调调’,但是,无论如何,它曾几乎是20世纪这些知识分子的主题。”(同上P13)

2007年1月7日于北京家中

──《观察》首发

昝爱宗:新闻署长敢反对“新闻联播”这样的文化垃圾吗?

 

2007年1月7日,一条标题为“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称‘应反对文化炒作和文化垃圾’”的新闻,吸引了我的注意。一看内容才知道,原来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现在才看到中国四处泛滥的文化炒作和文化垃圾的危害啊,这样的人还配当官啊,”地球人都知道的事情”他居然现在才知道,我连他的名字都不想提,省得他说冤枉他是坏人——但为了真实性不能不提。

君不见:中央电视台每晚吃饭时间的整七点”新闻联播”,成为中央一套及全国各省、各市第一频道的强迫性节目。这样的”新闻联播”,果真有值得关注的新闻播出吗?

不长不短的30分钟时间内:不是党和群众打成一片显得很亲热,就是党的会议多团结多隆重多正确,党的干部多优秀多能干多廉洁奉公;不是”永远的丰碑”,就是”永远的记忆”,这个永远到底有多远,仿佛象征着共产党执政到底多永远。

几十年如一日的”新闻联播”千篇一律,可以当外婆妈妈的邢质斌主播,继续为”中央一套”奉献自己的青春;而八九年以来,一直凭着似乎慷慨激昂的有着政治男性暴力特征的声音谴责所谓动乱暴徒的罗京主播,恐怕是用他的面孔告诉后人,他从1989年6月就已经出现在中央一套上了,看着他就容易想起六四,因为历史至今还没有结束。

君不见:”新闻联播”以后,那个不是焦点内容的”焦点访谈”节目,简直是狗皮剩膏药贴在肾虚的腰子上,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我不想说外国记者感兴趣的郑恩宠、陈光诚、胡佳、鲍彤、程益中和喻华峰的妻子孩子,以及天安门母亲群体等等,永远不是成为他们的”焦点”,就是国内普遍存在的农村孩子在父母打工所在的城里不能就近上学,教育有失公平,农民失地、拆迁补偿太少,渔民失海更为悲惨,以及贪官污吏背后的内幕,滋生并导致陈良宇、陈希同腐败、入狱的制度利弊,这些焦点,却从来不是他们”焦点访谈”的焦点。

如果说,这个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从来不看电视的话,那么我可以原谅他,但至少他不会不看报纸吧,比如《人民日报》除去摊派和公费订阅的,还有多少发行量,这个署长不会装聋作哑吧。

报纸上天天都是歌功颂德,只见莺歌燕舞,实际上是州官四处放火(腐败为社会添乱),不见医疗、教育、失业和住房几座大山重压之下还不许百姓点灯(老百姓没有话语权);四处都是泛滥的文化垃圾,四处都是公款宣传和炒作,这个副署长怎么睁着眼睛说瞎话呢?

还是让我逐条批驳这个吃着公款、掌握着话语权的副署长的原话吧:

2007年1月7日《北京娱乐信报》记者刘婷报道,1月6日,第四届中国文化产业新年论坛在北京大学拉开帷幕,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提出,政府和社会应该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宽容的政策和宽松的环境,提倡高品位的文化创意和创新,但应”反对文化炒作和文化垃圾”。

我请问这个柳斌杰副署长:政府何时才能真心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宽容的政策和宽松的环境”?这个不受民众选票监督的政府准备好了吗?你这个出版署掌握着批准成立出版社的垄断的特别大权,请问中国13亿人口,为什么只允许有560多家官办的出版社?老百姓自己想出本书,还需要到这500多家出版社里花1-2万元的高价买个所谓的书号,你们出版署难道不知道你们下面那些出版社为你们长官送礼,请吃请喝,其中又有多少普通作者掏出来的买书号的钱?你们害臊不害臊?自己本是一个统管文化事业的政府单位,却恬不知耻地说什么”反对文化炒作和文化垃圾”。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大的文化垃圾制造者,自己反对自己,正如自己监督自己,自断其臂,谈何容易?简直是一派空话,假话。

再看柳斌杰副署长接着说,”最近以来,文艺界自曝色情内幕、文化产品虚假推介、严肃学术作品戏说、文化领域大量炒作等现象不断出现,水分太大,感觉文化轻飘飘的。””判断文化作品或行为是否是文化垃圾,标准在于它对社会和子孙是否有害。文化有娱乐的功能,尤其是大众消费,但它不代表文化的前进方向。”依我看,文艺界自曝的色情内幕,多是来自新闻单位,比如中央电视台,老的有赵忠祥,小的有某某某,哪一个不是”党的新闻工作者”?我还怀疑拿着新闻出版总署准发记者证的中央电视台所谓导演、大腕、名流,从来都少不了男盗女娼的高手。不光中央电视台几个大腕,就是陈良宇、陈希同这些政治大腕,贵为政治局委员,都少不了生活糜烂,不干净的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圈子、文化单位内部,除了不断地“自曝色情内幕、文化产品虚假推介、严肃学术作品戏说、文化领域大量炒作”之外,还指望他们能干什么?所以说,他们的节目不是“水分太大,感觉文化轻飘飘的”,而是本来就是水,而且越搅屎越多,越浑,越对整个社会和以及子孙后代有害——假如无产阶级还有后代的话。

所以我说,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你的话真为新闻出版总署这块牌子丢人,奉劝你以后别再信口胡说反对什么”文化炒作”和”文化垃圾”了,若不会当官就不如回家抱抱孩子,做做家务,也比天天站在各种公众场合不以为耻反而为荣地不讲真话、丢新闻署的人强。

--观察首发

王 丹:记住李群和刘杰的名字

 

仅仅因为介入一个侵权案件,有关律师已经十次遭受所谓黑社会的殴打,这可以算是一项吉尼斯世界记录了。12月27日凌晨,担任陈光诚辩护律师的李劲松、李方平、程海、黄开国等人在临沂遭遇身份不明者的暴力殴打,这是所受十次殴打中最严重的一次,在12月27日凌晨的殴打过程中,犯罪嫌疑人使用了铁棍这样的凶器,致使李方平律师严重受伤。

可以说,对李方平等律师的殴打,以及报案后临沂警方的不作为是当下中国人权状况的极好写照。在勇敢地揭露临沂计划生育中的违反人权行为之后,盲人陈光诚就成了当地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临沂地方法院不顾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应,以凭空捏造的罪名,对一个盲人判处了四年三个月的刑期。而在案件进展中,无论是取证还是庭辩程序,有关律师都遇遇了公然的暴力阻挠,但是,以黑社会面目出现的身份不明者的犯罪之举,至今毫无例外地逃脱了法律的惩处,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要么这些殴打是在当地官员的纵容乃至直接策划下进行的,要么山东临沂市已经沦为黑社会的天下。

但无论如何,作为中共临沂市委书记的李群和临沂市公安局长的刘杰,对律师十次遭遇殴打的事实,都负有无法推卸的责任。如果临沂市已经成黑社会天下,二人均应为治安状况的彻底失控而辞职下台;如果是当地官员策划了对李劲松等律师的殴打,那么,要追究跨县区殴打行为的直接指挥者,刘杰和李群都脱不了干系,更重要的是,我们不会忘记,之所以在临沂市发生普遍而性质恶劣的计划生育侵权现象,与市委书记李群急于以计划生育的“政绩”作为升迁的筹码有关。

到现在为止,由于对陈光诚的重判,由于辩护律师及旁听者所遭受的暴力殴打一再发生,陈光诚案已经成为检验中国法治走向的试金石。是肆无忌惮地在世界舆论面前公然抛弃法律,还是将政权行为基本控制在它自己制定的法律框架之内,将成为关注的焦点。但在中国的人治环境下,政权是否遵守法律的问题,最终决定权掌握在中共官员手中,象陈光诚案这种并不直接事关“稳定”的案件,任何官员都没有理由以体制之病作为借口来推卸应负的责任,对于李群和刘杰,以及至今还躲在幕后不为我们所知的那些名字,我们必须持续地予以揭露和谴责。如果李群肆意侵犯人权后顺利升迁,那将是对中共各级官员的直接鼓励,中国民间人权人士将可能面对更普遍的打压,因此,我们有必要以持续的谴责和抗议来应对李群和刘杰这些人的劣行。

即使无法阻拦李群的升迁,我们也要清楚地表明态度:李群和刘杰这些官员没有可能一直躲在体制的背后逃脱他们的责任,如果他们策划或默许了暴徒对律师的殴打,那么,他们已经是赤裸裸的犯罪分子,而不只是一般的人权迫害者。

当然,权力给了他们虚幻的安全感,利令智昏的李群和刘杰们或许以为他们可以长期为所欲为下去,但是,请不要忘记还有另外一种声音的存在,正如陈光诚的最新上诉书中所说,那是“永不放弃”的正义与法治的声音。

今天,除了对维护法治尊严的李劲松、李方平等律师表示最高的敬意,让我们记住另外一些人的名字:李群、刘杰

首发自由亚洲电台

胡  平:从俞可平文章谈起

 

我不敢相信乐观高调。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共当局坚持专制暴政,压制民主呼声,较之前两年不但毫无改进而且还多有倒退。

最近几天,海外一些媒体纷纷转载《北京日报》署名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作者俞可平是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据说是胡锦涛的高级幕僚,由于这篇文章发表在中共北京市委的机关报上,尔后又被中央党校的刊物《学习时报》以及新华网和人民网等官方媒体转载,所以不少人以为这篇文章的发表具有深刻的政治背景和政治含义,有人高度评价这篇文章,认为它勾勒出胡温主导下的政治改革蓝图,标志着中共当局决心推进民主改革而迈出的重要一步。

不消说,对于这种乐观的高调我是不敢相信的。道理很简单,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共当局一如既往地坚持专制暴政,压制民主呼声,较之前两年不但毫无改进而且还多有倒退。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共继续封闭民间互联网站,象世纪中国这样久负盛名的学术网站都在劫难逃。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共继续逮捕异议人士维权人士,甚至对他们的亲属百般骚扰恐吓,对辩护律师大打出手。去年是基层选举年,和 2003年一样,去年也有很多民间独立人士出面参选,但是他们受到比三年前还更严厉的压制。三年前,原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李慎之先生去世,他的生前友好自掏腰包,印制了纪念文集,在亲友间赠送散发。去年,同样的一位中共老干部和自由主义代表人物何家栋去世,他的朋友也是自掏腰包印制的何家东文选却被当局全数没收。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共当局的表现既是如此恶劣,我们怎么能指望它突然 180度大转弯,又要推动民主改革了呢?回过头来再看俞可平那篇文章,其实俞可平的文章是在去年10月份发表的,当时并没有引起多么强烈的反应,何以到了两个多月后就突然变得那么重要了呢?由此可见,对俞可平这篇文章赋予太多的政治含义是没有根据的。

不错,俞可平这篇文章讲出了一些正确的道理,确有值得肯定之处。比如说作者讲到,“在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种。也就是说,相对而言,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作者指出 : “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对个别的人而言 的,也不是对一些官员而言的;它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的,是对 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的。 ”作者特别强调 “ 对于那些以自我利益为重的 官员而言,民主不但不是一个好东西,还是一个麻烦东西,甚至是一 个坏东西。试想,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官员要通过公民的选举产生, 要得到多数人的拥护与支持;其权力要受到公民的制约,他不能为所 欲为,还要与老百姓平起平坐、讨价还价。单这两点,很多人就不会 喜欢。当然,他不喜欢也不会明说,而会说,民主怎么不符合国情民 情,民主的条件怎么不成熟,公民的素质怎么不行;或者说,民主的 毛病是如何如何的多,民主会带来多少多少的危害,等等。因此,民 主政治不会自发运转,它需要人民自己和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官员去 推动和实践。” 应该说这些话都讲得不错,但遗憾的是,作者又在文章里重申官方的陈词滥调,说什么要建设“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说什么“不照搬国外的政治模式”,说什么“实现民主需要具备相应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的条件”,“不顾条件而推行民主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这些闪烁其词、模棱两可的表述,为当局歪曲民主的意义大开方便之门,同时也为当局拖延民主改革提供了借口,到头来也就把文章本来还包含的积极意义给大大地冲淡了。

记得在2005年9月,胡锦涛和温家宝分别在国际会议上大讲特讲民主,那时也有不少人以为这是中共要推动民主改革的信号。当时我就反驳了这种不切实际的乐观论调。我指出,如果中共真的要着手民主改革,那么它需要做到以下三点:一是要作出民主的庄严承诺,用毫不含糊的语言表示接受民主的普适定义,不要再用什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一类说法自欺欺人。二是要制定民主化的路线图或曰时间表,三是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立刻停止政治迫害,这一点是说做就能做到,无所谓渐进不渐进。专制的最大罪恶就是它不断地实行政治迫害。我们反对专制支持民主的最大理由就是我们要用“数人头”代替“砍人头”。俞可平文章讲民主的好处没有讲到这一点。这是我必须再三强调的。

首发人与人权 

杨宽兴:灭门血案频发凸显“和谐社会”的真实冲突

 

短短半个月内,从县长灭门到庭长灭门,两起震惊中国的恶性案件,引发了公众对灭门血腥案件的强烈关注,还没等人们从两起血案中喘口气过来,又一起灭门案件在辽宁发生:12月19日,大连瓦房店市一家四口惨遭灭门,5岁男童被抛尸深井••••••

灭门凶杀是一种性质恶劣的刑事犯罪,其犯罪后果会造成极大的社会影响,并且直达天听,在上级部门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之下,地方治安当局自然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查缉凶手,而对实施灭门犯罪的凶手来说,其犯罪成本和风险之高可以想象,按照常理推测,高风险系数应该会使一般违法犯罪者望而却步,降低灭门案件发生的可能,但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灭门血案的发生频率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2006年12月19日,广东肇庆居民苏庆明一家三口被杀;

2006年10月20日,湖南洞口县寺院主事罗德春一家四口在寺庙内被杀;

2006年10月2日,内蒙古包头市居民柳贵财及其妻儿全家被杀;

2006年9月27日,陕西榆林居民刘某一家三口遭遇灭门之灾;

2006年08月19日,四川夹江农行信贷科副主任张某一家三口被杀;

2006年8月8日,哈尔滨公滨花园一家三口被杀死在家中;

2006年8月1日,云南个旧居民罗文有及杨开发两家9口被灭门杀害;

2006年8月1日(与个旧案同一天发生!),云南宣传威居民孔春林一家母女四人被杀;

2006年4月26日,北京丰台林业局副局长夫妇在家中被杀死;

2006年4月4日,湖北黄冈市黄梅县检察院反贪局警察李登峰一家三口死于家中;

2006年3月14日,湖南湘潭村民朱爱英及三名外甥女在家中被杀害;

2006年3月12日,江西吉安村民王某一家四口被抢劫杀害;

2006年2月28日,浙江慈溪居民孙某一家三口被杀;

2006年2月10日,云南大理鹤庆县村民刘某一家四口被人杀死在家中;

2005年11月5日,四川电力系统厅级别高官蒋某一家四口被杀;

2005年10月14日,辽宁昌图县村民一家三口遭灭门,保险柜被盗;

2005年10月16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粮食商人张某一家四口被杀,

2005年7月28日,云南曲靖一家三口遭灭门;

2005年06月18日,吉林汪清县千万富翁蔡宽锡一家4口被杀;

2005年5月11日,河南洛阳村民韩某一家三代五口在家中惨遭杀害;

2005年3月7日,广东省东莞市影吧老板徐跃新一家五口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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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有关灭门案件的完整统计报告,而是公开见诸新闻报道的部分案例。原本可以借助互联网找到更多资料,可是面对长长的“清单”,实在不想把这样的搜索进行下去了,太重的血腥气,似乎通过电脑连线都可以从凶案现场直扑而来,使人心情压抑到透不过气。

在过去,造成重大舆论影响的灭门凶杀案也时有耳闻,比如说,发生在2004年5月26日的香港凤凰卫视前副主席周一男灭门案中,全家五人被杀,但在2006年年末,灭门案件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话题,主要系因贵州兴仁县县长文建刚和甘肃临夏中级法院刑二庭庭长陈义明的官员身份所致,短时间内县长与庭长相继被灭门杀害,使之走出一般犯罪新闻的范畴,将灭门凶杀案引入另外一个层次的思考和讨论。

首先,因仇杀引起的灭门案件是对立情绪演化为局部冲突的表现,案件频发则是一种危险的社会信号。在文建刚和陈义明这两起官员灭门案件发生后,网络上出现大量叫好的声音,以至于有一种说法:在案件发生之后,成千上万的网民将文建刚和陈义明重新“杀死”了一次。人们普遍怀疑警方对文建刚案的调查结论,“狗贪官”、“杀得好”之类的网络声音显示:全社会普遍的“仇官”心理,绝非某些“别有用心者”的杜撰和想象,人们确信这个社会上无官不贪,而又对腐败的肆意蔓延无能为力,内心充满愤怒,于是,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网民也选择了任意宣泄情感的方式来表达不满。这让人想起著名的山西杀手胡文海,普通的山西农民胡文海屡屡遭受村干部欺凌,上告无门,索性大开杀戒,一气杀死村干部及其家属共十四人,但胡文海的法庭陈述和自我辩护,至今仍在中国网民中广泛流传,在某种意义上,胡文海被网络舆论塑造成为一个当代梁山好汉的形象,网民为胡文海叫好,并且情绪化地呼唤“千万个胡文海站出来”,而被胡文海杀死的村官们,在网民看来,却只有两个字:“活该”。

一个对着官员及其家属尸体叫好的非理性舆论环境,除了证明包括生命权在内的人权意识尚未被中国社会完整接受,更足以说明中国当下社会官民对立的严重程度,大多数网友们的反应,暴露了中国官员民间形象的败坏与公信力严重缺失,或许,动用暴力语言侵害遇害者的叫好心态,并不是针对文建刚和陈义明个人的冷酷,而是表达了对中国官员的普遍失望和愤怒。

中国传统社会中欠缺人权意识与妥协相忍的精神,因仇恨造成的灭门血案,对漫长的中国历史来说,本来就不算希奇。且不说明成祖皇帝对方孝儒诛灭十族,也不说武松在张都监家滥杀一气的气魄——“一不做,二不休!杀了一百个也只一死!”,只说五十多年前的甘肃兰州,就曾发生一起轰动天下的灭门案:新疆军阀盛世才的岳父一家11口被灭门杀绝。杀人者蒋德裕在遗书中说到:“恰好这时,传来邱氏父子想逃到台湾的消息,于是,我决定把当年盛世才和邱家父子在新疆欠下的宿仇大恨,来个总清算。”在这里,我们看到,当法律无法对权贵者施以约束的时候,仇恨往往就要自以为是地扮演“替天行道”的角色,而无辜者的被杀之过,往往被正义面目之下的“总清算”所掩盖。

但无论什么时代,灭门案频发都足以表明社会重病缠身。中国社会必须走出冤冤相报,以血还血的恶性循环,培植出一种平和、信任与爱的气氛。因此,破除非人性的党文化而弘扬自由、博爱的人文精神,已是中国社会的迫切之急。

一般来说,灭门凶杀的犯罪动机分为仇杀与劫杀两种,从起因上说,在目前搜集到的案例中,多数灭门凶案系由抢劫钱财所致。在鼓涨着发财欲望的热兵器时代,晁盖与吴用们盯紧的已经不再是生辰刚,更多的是“有钱人的东西”。为抢劫而杀人,对犯罪行为实施者来说,有时是达到抢劫钱财的目的的必要手段。尤其是,某些抢劫杀人的凶手,有时是被害人熟悉的朋友,甚至亲属,在这种发生在相识者之间的凶杀案中,灭口自然就成了必要的杀人程序。2005年10月16日发生在齐齐哈尔的灭门案,受害人就是凶手之一赵某的妻兄。

但为抢劫而实施的灭门案件,结果往往是一种令人无语的悲切:2005年3月7日,无业人员吴君君、杨定平沙死东莞市影吧老板徐跃新一家五口,仅抢得人民币仅1300元;2005年7月28日,四川省攀枝花市农民黄楦铸、倪佩军,从昆明坐火车到曲靖将骆某一家三口灭门,仅抢得两部价值1438元的手机及现金530余元。不要以为从事灭门凶杀的犯罪者都是什么江洋大盗,他们不过是些温饱不济的毛贼,但这些既不知敬畏生命,又心存侥幸的毛贼,却往往出手就是几条人命的案子。

从法律上讲,胡文海们罪不容赦,但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胡文海以及为了一部手机铤而走险的凶手们又何尝不是受害者。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我们都很清楚:贫富悬殊和公义不畅是社会治安形势恶化的根本原因。一个残酷的事实是,对胡文海和引发“杀”与“赦”大讨论的王斌余来说,如果他们不举起手中的砍刀,谁也不会在意他们的苦痛。在宽泛的社会学意义上,我们应该思考:凶手们在多大程度上是被迫成为凶手的?培根说过:人民的安全是最高的法律。当灭门凶杀案频频发生的时候,除了呼吁治安当局加大侦破力度(即使在命案必破的承诺之下,很多灭门血案最终也成为毫无头绪的悬案),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能够建立基本的社会保障机制、构筑权力制衡机制并从源头上寻求社会之病的治疗方案。

处在这样一个权力等级社会中,如果不尽快厘清和落实权利和平等概念,则社会运行的混乱以及作为征象存在的治安问题就无法求解。作为权力的持有者,官员享受着广泛的特权,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普通公民的权利则可以被随意剥夺。一般而言,权利分为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两种。消极权利指的是传统意义上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积极权利则主要是经联合国《普遍人权宣言》确立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其中包括了医疗、教育、食品、住房等必要的社会服务。我们知道,人权保障是人的尊严和自尊的前提,但是,当政府可以不受限制地地剥夺民众土地、房屋、工作(以毫无历史责任感的下岗政策处置国有企业员工)和言论自由的时候,弱势群体往往无法保护其基本生存权,而政府又不肯为民众作为一个社会人的存在提供基本的福利保障。于是,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的缺失最终都指向下层百姓的饭碗,数目庞大的贫困人口也就应运而生了。

弱势者因贫困以及合法权利被剥夺而走上犯罪道路的情况屡见不鲜,曾被媒体广泛关注的少年阿星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在家里,阿星是一个孝顺的儿子;在厂里,他是勤恳工作的工人。他“从15岁出来打工,永远都睡不够”。尽管活跃在深圳市公明镇“砍手党”的几个老大都是他儿时的玩伴,甚至在他们外出作案时还给他们做过几个月的饭,但善良的阿星始终没有参与他们的犯罪行为,为了摆脱他们的影响,阿星还主动离开他们到了一工厂打工。在工厂工作的四个月时间里,他每天都要工作12小时,忙时甚至延长到14个小时,午餐时间只有二三十分钟,就这样每个月也只能挣800元左右。有一次他到老乡家里喝酒喝醉了,耽误了一天的上班时间,工厂就要将他开除。此时,他本应得到2000多元工资,但厂里主管只给了600元,还欠1000多元,据说是必须交的押金。并且阿星在与主管交涉的时候还遭到了极其无礼的辱骂,在这种情况下他失去了理智,一怒之下把主管砍死。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厂方不违反劳动法延长工作时间,有正常的节假日休息,又能正常支付工资的话,悲剧完全可以避免。

贫困缘于权利的缺失,漠视公正和平等的社会环境往往又造成贫困者的无以自救,致其心理失衡。在市场经济竞争中,程序正义是市场参与者愿赌服输的前提,否则,失败者就很容易产生反社会心理,走上报复社会之路。但在无官不贪的环境下,程序正义和公正平等又从何谈起?更重要的是,不肯尊重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规则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弱势者经常面对政府强权和黑金政治的暴力欺凌,如计划生育、反法轮功、城市拆迁、占用土地等工作中,政权和官员们往往轻启暴力之门,久而久之,暴力解决问题的潜规则就成为危害社会的痼疾,灭门血案的频繁发生,与黑社会的迅速崛起一样,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暴力崇拜的产物。

灭门凶杀的恶性案件频发,迫切要求我们重新审视这个社会的运行规则。我相信摆放在中共高层桌面上的恶性案件统计数据远比我们了解到的更多,还有什么比灭门血案这样的“冲突”更清楚无误地表明了这个社会的不和谐程度呢?当恶性治安事件的发生频率越来越高,和谐社会这一目标的提出,对其发明人来讲,就不仅仅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他们不会看不到问题的紧迫性。毕竟,社会治安的恶化,终究也会危及到文建刚、陈义明、邹竞蒙(原国家气象局局长)、李佩瑶(前民革中央主席)这些人的生命,无怪乎中共中央党校对部分学员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社会治安”今年首次成为最严重社会问题的首位,取代了多年来一直居首位的“收入差距”。(该调查显示,领导干部对2006年存在的社会问题的关注焦点中,最严重问题的前三位依次是:“社会治安”(36.6%),“居民收入差距”(23.2%),“腐败”(8.0%)。)

核心关注点从“收入差距”到“社会治安”的转移,表明隐性社会不和谐正向显性社会不和谐转化,中国社会错乱交织的矛盾引起的政治性和非政治性冲突不再只是一种隐忧,而是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了,这一现实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也同样摆在中共官员面前。社会治安的恶化是长期形成的,普通民众早已感受多时,官员们之所以今天才有所体会,只是因为在越来越多的恶性案件中官员也开始成为受害者而已。

十七年来,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指导思想下,社会维持了表面的稳定,但这种稳定只不过停留在基本政治层面,强权压制造成的权力腐败、司法不公等后果,反倒增添了社会不稳定的压力,只是,这种压力被一点点挤压到社会层面,恶性犯罪事件的大量涌现,正是“政治稳定”折射到社会层面的必然后果,事实上,“稳定”从来只是权贵们的稳定,底层民众的生活在下岗、教育、医疗、住房、治安问题的重重压力之下,早已没有稳定可言。

于是,当财富越来越集中与权贵及其裙带关系手中,非理性的社会对立情绪也就难以遏止地成长起来。可悲的是:当网民为胡文海们大声叫好的时候,钟南山这样的精英人士还在设想如何恢复“收容遣送”制度,而某些大城市的官员公然声称要提高城市门槛,二十年来的现实已经使精英阶层习惯于从社会母体上索取却不承担责任。这样一个短视和不负责任的精英群体必然造就底层社会目光冷漠的非理性情绪。贫困、仇官、仇富、欺骗、信仰空白、赤裸裸的发财欲望——这样的民间底层,绝不会构成当代和谐社会的基础。

在越来越多的显性社会不和谐事件面前,如何化解仇官、仇富心理、确立诚信致富的观念,如何营造全社会的信任与合作精神,首先需要掌控权力的执政党作出回答。和谐首先应该表现为对一个高压社会的解压,如果官员们能够将对治安问题的关注转化为消除社会底层贫困和怨愤的政治决策,那么,我们生存的这个社会将会出现一些有利于民众排解怨愤的出气口;如果中共官员一如既往地置底层民众利益于不顾,鼠目寸光地信奉掠夺和镇压的僵化手段,那既是对中国社会的不负责任,也是对他们自身的不负责任:置身一群饥饿的叫花子中间的衣着华贵者,是没有心情孤芳自赏的,他应该懂得,当叫花子的手再向前伸出一寸,他干净整洁的衬衣上就会布满污渍,不再有体面和安全可言。

首发民主中国

阿 木:龙应台墨尔本文化之旅印象记

墨尔本:华文世界的理解和误解

                                     ——龙应台墨尔本文化之旅印象记

                                 

                                       独立中文笔会(墨尔本)   阿木

欢迎龙应台:两个上海男人接机

按照预定计划,应墨尔本独立中文笔会和台湾福陞文教基金会的邀请,台湾作家、香港大学教授龙应台将乘坐国泰航空公司的CX0135航班,于11月17日早上七点三十分抵达墨尔本,开始她为期四天的墨尔本文化之旅。

主办邀请单位之一的独立中文笔会(墨尔本),委派老戴维和阿木两个会员前往机场接机。一周前的11月11日在商量具体接机事宜时,也是会员的齐家贞手拿当天出版的”墨尔本日报”调侃起来:真巧,去接龙应台的正好是两个上海男人。

那天”墨尔本日报”有关龙应台墨尔本文化之旅的特别报道版上,赫然刊登着龙女士十年前写的那篇名气很大的《啊,上海男人!》。文中描述了一群长的象弯豆芽,下了班提着一条带鱼骑着单车回家煮饭的上海男人。接下来,这位生在台湾乡下,后来到美国待了九年,又嫁给一位德国丈夫生了两个儿子并在那里住了十几年的台湾女人这样写道:”上海男人竟然如此可爱:他可以买菜烧饭拖地而不觉得自己低下,他可以洗女人的衣服而不觉得自己卑贱,他可以轻声细语地和女人说话而不觉得自己没有男子气概,他可以让女人逞强而不觉得自己懦弱,他可以欣赏妻子成功而不觉得自己失败。”当年,令龙应台意想不到的是,这篇明明是赞美上海男人的文章在上海”文汇报”刊出后,遭到包括旅居在海外的上海男人们的集体围攻。他们纷纷打电话到报社大骂作者侮辱上海男人,声称上海男人其实是真正的”大丈夫”等等。有位寄自加拿大蒙特利尔署名康议(抗议)的海外上海男人,更认为龙文”深深伤害了许许多多在海外的上海男人的心”,并和周围许多上海籍男士通知其在上海的家属停止订阅”文汇报”,最后,为了报社的”严重过失”,建议”文汇报”向读者做一次公开的道歉 ……。半年多以后,自觉委屈的龙应台不得不再写一篇《我也是上海男人》(入书时改为《英国男人,也是上海男人》)进行辩解,提到她的文章第一次被完全离谱地误解。不过龙应台接着说,这误解本身蕴藏着令人玩味的多重文化意义。

那一次,也许不是第一次,龙应台遭遇了一次华文世界的误解。

这一次,在墨尔本,有个自称”丑女”的作者,以《上海男人是上海女人啄出来的》为标题,呼应和解读了龙应台的《啊,上海男人!》,文章的最后说,龙应台这样的女人,上海男人是不会喜欢的。

龙应台是怎么样的女人,上海男人为什么不喜欢龙应台这样的女人,作者没有说。不知这次是否又是一次误解。

飞机没有误点,提前15分钟降落在了春夏之交的墨尔本机场。

接机的人群中,老戴维和阿木举着的一块牌子特别扎眼,上面用中文写着”欢迎龙应台——两个上海男人”.尽管戴着墨镜,但老戴维还是一下子认出了她,此前,他已在许多报纸和书本上认识了龙应台。

见到我们手里的欢迎牌子,龙应台会意地笑了。

知性温柔:是旋风更是春风

“我父亲姓龙,母亲姓应,我生在台湾。”龙应台这样回答我们对她名字的兴趣。

一下飞机,龙应台就想取消当天约定与墨尔本华裔市长苏震西的见面和台北经济文化处处长的宴请:”我想走路,想到乡下去,看树看花看草,看动物,我凭什么要去见那些官员……”不过,考虑到笔会成员简昭惠为这些约见付出的辛劳,龙应台还是听从了东道主的安排。

还真是运气,虽说是春末夏初,龙应台到达墨尔本的前两天,包括墨尔本在内的整个维多利亚州遭受了狂风暴雨加冰雹的袭击,有的地方气温下降到零度,创百年未遇。我们刚去接龙应台时,天空还阴沉沉的,从机场到达旅馆,空中开始放晴,进到植物园里时,已是阳光灿烂,万里无云,墨尔本最美的天气。

龙应台显然对各种植物兴致勃勃并有所研究,她能说出许多植物的中英名字及不同地区的不同叫法,她会久久端详一片叶子若有所思,不断发出感叹:”太美了!”、”太神奇了!”、”上帝造物真不可思议!”有人曾说,只有热爱大自然的人,才会热爱生活 ,珍惜生命,也只有这样的作家写出的作品才能说服人,打动人。此话有理。

龙应台那本《孩子,你慢慢来》,从孩子出生到长大成人,她断断续续前后写了13年。全书充满了女性的柔软,母性的温存,轻声细语,慢条斯理娓娓道来,观察之细腻,见解之宽容,令人叹服感动。说到两个有德国血统的儿子已经成长独立不再依恋母亲时,龙应台的眼神里有自豪更有一些缺憾:”我们永远只能看着孩子的背影。”十七岁的飞飞回到了德国,二十一岁的安安考进香港大学经济系,暂时和她住在一起,至少这几年又能随时见到其中的一个儿子,”能够和孩子在一起的幸福,以后不大可能了” ,龙应台掩饰不住那份伤感。

在购物中心,龙应台看到洗干净的红皮土豆,激动不已,”很多年没有看见了,香港没有,台湾也没有。”她两手不停地把玩着光滑的土豆,”太可爱了,多象baby!”龙应台笑得天真可爱。她性格随和,看起来比照片年轻。

下午和墨尔本市长见面前,市长安排龙应台参观了具有悠久历史的市政厅,介绍到澳洲国徽上两种动物袋鼠和鸸鹋都有一个共同特征——从不后退,澳洲国歌将这种精神写进了歌词,龙应台深受感动。

华人世界开始知道龙应台这个名字,是她二十一年前的那本《野火集》,这本集子留给读者的是个怒不可遏的形象,特别是她很生气时写的《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在台湾几乎家喻户晓,龙应台的创作热情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当她不满意新加坡政府以”亚洲人”的代表自居时,她写了《幸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当她不喜欢台湾总统李登辉的亲日情绪时,她写了给李登辉的公开信《我是台湾人,我不悲哀》;当她对中共中宣部下令刊登批评狭隘民族主义文章的冰点周刊停刊时,她写了给胡锦涛的公开信《请用文明来说服我》;当她看到台湾人民行使罢免权督促陈水扁总统下台时,她写了《今天这一课:品德》。龙应台写批评文字也写歌颂篇章 :”六四”十五周年 ,她写《谁不是天安门的母亲——献给丁子霖》;香港七一大游行,她写《民主大道四公里——为香港人喝彩》;台湾总统选举枪击案,她写《为台湾民主辩护》;连战、宋楚瑜访华,她写《你不能不知道的台湾》……她的文章给人的 印象是慷慨激昂,仗义执言,时不时似乎有点清高傲慢。人们用”龙旋风”、”龙卷风”形容她所到之处留下的震撼,但真正知道龙应台有相当柔情一面的并不多。她的《软枝黄蝉》写童年,写故乡,写旧人,描景状物,溢情抒怀,道出颠沛流离人生无常。她的《彼黍离离》写夏夜,写窗外,写幼弱的小树苗,写惊恐的小动物,流露无限关爱怜悯。她的《玻璃鳗》更绝,写一种没有秘密的鱼:”玻璃鳗的国籍 ,不 ,该说海籍,颇难确定。它出生在墨西哥湾,但是一出生就离家出走,一走就是天涯海角。” “玻璃鳗在欧洲的水域里留居十五年;十五年后,它开始寻找回头的路。” “沉浮辗转数千里,寻寻觅觅,玻璃鳗从欧洲的淡水河游入大西洋,穿过冷暖相异的海潮,越过深浅不一的海沟,又回到了星光闪烁的墨西哥湾,玻璃鳗出生的地方。”笔会的老戴维一直特别欣赏《玻璃鳗》,多次向我推荐。龙应台听了很欣慰:”喜欢这篇文章的,是对文字有追求的人。”漂泊世界的龙应台,自己不就是一条透明柔软而又百折不回的玻璃鳗吗?

人文共识:同族同文难同心

自华人移居海外以来,过去一百多年中,多以原居住国的地区组会结盟,相互扶持。墨尔本也和世界上大部分城市一样,老华侨基本来自广东福建一带,至今还留下四邑、冈州、宁阳、南番顺、潮州、福清等同乡会及其会馆。新华侨则分别有来自港澳台、越棉寮、新马泰以及最后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如今他们也早已是社团林立,十分活跃。据说按人口比例,墨尔本是世界上华人社团最多的城市之一。但如此众多的华人社团组织之间,除了来自地区不同的原因之外,由于历史、政治、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差异,真正坐在一起彼此交流沟通的机会不多。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特别是近十多年中,经常有两岸三地东亚欧美乃至整个华文世界的学者、作家、政治人士被邀请来墨尔本演讲,但听众大多以来自地区的政治立场、宗教信仰不同来划分。

基于这种历史、现状的考虑,独立中文笔会(墨尔本)在策划此次活动时,作了精心斟酌。

确定邀请龙应台,首先是因为龙应台所持的不红不白非蓝非绿的政治立场比较能为各种政治立场(包括没有政治立场)诸方所接受。其次,龙应台出生在台湾,到美国留学任教,在德国欧洲长期生活,到过世界各地,再返回台湾当政府官员,再去香港大学作研究学者,近年来又特别关心中国大陆民主进程的独特经历,容易引起两岸三地各阶层华人的关注。再则,龙应台教授的头衔,作家的身份,名副其实的学贯中西,锋芒毕露加优美柔和的文字文风,会博得各种性别、年龄、职业华人的共同兴趣和好感。

为了降低墨尔本华人对龙应台访墨的政治期待,也为了争取两岸三地更多海外华人的参与和沟通,墨尔本独立中文笔会将龙应台此行定为文化之旅,这方面我们是有经验教训的。

今年六月,独立中文笔会(墨尔本)曾举办过一场文革四十周年讨论会。尽管在广告中我们尽量使用”理性讨论文革发生的历史原因”等中性字眼,由于”文革”两字的敏感性,仍然遭来各种猜测议论,场地也因受到某种压力在举办前两天突然通知我们不能使用(之前,我们已经付了全部的场租费并有对方的收款凭据)。这给讨论会造成很大混乱,差点完全夭折。

笔会将”文化之旅”的定位较早地告诉了龙应台,让她自己确定演讲的题目与内容。

10月11日,龙应台在给齐家贞的电邮中,终于告知她在墨尔本演讲的题目及内容大纲。

题目:华文世界的理解和误解内容大纲:越来越多的台北人会在周末飞到香港专程去看艺术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人会特别飞到台北去买书,香港人会组团去台北观摩选举和游行。上海、广州和北京人愈来愈熟悉香港,对台湾的政治发展更是高度关切。海外华人也参与中国大陆和台湾的议题辩论。

一个广大的华人世界俨然成形,一个华人世界的公开论坛仿佛存在 ,但是 ,历史条件、政治体制以及文化想象的差别,却又形成语境的错位和理解的鸿沟。

龙应台将从自己在各个华文区的写作经验以及各区读者对她文章的不同反应谈她对这种理解和误解的观察。

应该说,题目之恰当,内容之确切,完全符合独立中文笔会邀请她来演讲的初衷:话题要针对两岸三地乃至整个华文世界,避开过分敏感的政治领域,以文化作为切入点。在这个基础上,笔会拟定了龙应台墨尔本文化之旅的宣传基调,即”两岸三地的人文共识   华文世界的独立声音”.其中 “人文共识”回避了海外华人热衷于的具体的民主专制之歧和统一独立之争,而”独立声音”则不仅点明龙应台多年来文章声音的特立独行,而且暗合主办方独立中文笔会的名称。

滚动报道:突出华文世界独立声音

为了使龙应台墨尔本文化之旅及其演讲产生轰动效应,墨尔本独立中文笔会决定通过媒体全方位的宣传报道,而墨尔本的华文报纸最为普及。

墨尔本现有的华文报纸大致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大报、日报,目前有”星岛日报”、”墨尔本日报”、”澳洲新报”、”澳洲新快报”;第二类是小报、周报 ,较有代表性的有 “大洋时报”、”华夏周报”、”时代周报”、”澳洲讯报”、”广告天下”等,还有一些较专一的周刊,杂志。早期这些报纸的地区分布政治倾向语言风格都较鲜明,但近年来为了争取读者,获取商家广告,这些方面都已大为淡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报纸都会对龙应台访问墨尔本感兴趣。

笔会最终选择墨尔本日报作为媒体协办单位,是基于以下考虑:墨尔本日报的名称和内容,有较明显的地方特色。她是唯一一份有墨尔本这个城市名称的华文日报,而且老板同时拥有悉尼总部的”澳洲日报”(该报的前身是历史较长,影响较大的”华声报”),宣传效应可同时波及悉尼和全澳范围。老板来自台湾,有现代社会的办报理念和比较中立的办报立场,并答应报纸免费提供足够版面和时段来推广有关报道,笔会方面则承诺将组织和提供笔会成员及周边写作者撰写介绍评论龙应台的文章以及龙应台本人的相关文章。

10月21日星期六出版的”墨尔本日报”(包括悉尼的澳洲日报)开始以两大整版的篇幅报道龙应台即将来访并作演讲的消息,并附加编者按特别介绍。在主版上,用大标题刊出龙应台那篇引爆大陆的文章《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观连宋访大陆有感》。笔会成员阿木则以《你可能不知道的龙应台》为题,全面配合介绍龙应台其人其文。

10月25日,报纸重登龙应台写于1984年的《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笔会会员齐家贞的《魅力不倒的龙应台》,高度评价龙应台的《野火集》。而在另一版上则刊出了龙应台充满女人味的《软枝黄蝉》。

10月28日又是星期六,在海外华人社区,星期六的报纸销量最大,报纸推出在华文世界影响最大的文章《请用文明来说服我━━给胡锦涛先生的公开信》,旁边则有张鹤慈另一立场的《龙应台 ,请用民主来说服我》以及笔会成员简昭惠题目带点调侃的《胡锦涛先生怎么可能回信?》接下来的几期陆续刊出了独立中文笔会副会长余杰的《龙应台,你是否也可以批评中国大陆?》,前《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的《龙应台”输了”》,墨尔本独立中文笔会的《一个受尊敬的公共知识分子━━传媒对龙应台的评价》,笔会成员阿森的《这回龙应台说了什么?》,回答同一版上龙应台的《我怎么上”陈水扁”这一课━━一个”甘犯众怒”的微小声音》,同期还有龙应台善意批评中国的《古都的蜕变━━龙应台看北京奥运》、《中国公厕,形成舆论的公共场所》,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刘晓波的《为再燃野火的龙应台辩护》,独立中文笔会秘书长王怡的《一个大陆自由主义者看台湾》,齐家贞的《走近台湾━━写在龙应台墨尔本文化之旅前夕》,简昭惠的《龙应台,恰似你的温柔》,老戴维的《梁山泊与龙应台━━暴力造反&文字起义》,龙应台的《彼黍离离》,《为香港人喝彩》,《学者要独立不是中立》,《新的”野火”从哪里开始━━写给二十一世纪的大学生》,《玻璃鳗》,《为台湾民主辩护━━与华人世界对话》,《今天这一课:品格》,《在紫藤庐和starbucks之间━━对”国际化”的思索》。澳洲华文作者则写出配合文章,有一如的《晶莹剔透如故━━读龙应台的”玻璃鳗”》,悉尼笔会成员施国英的《龙应台给我们的启示》,大陆旅澳学者徐平的《藩篱━━读龙应台作品有感》,而阿标的《龙应台的言情与贵族心态》是所有文章中对龙应台批评最激烈的。

除此之外,墨尔本各家日报周报,或独家,或转载,配合报导相关消息和文章。

近一个月中这批密集型推出的文章在墨尔本华文社区提前刮起了”龙旋风”,对龙应台的到访及其演讲做了扎实的铺垫。

文化之旅:大陆华人奔政治而来

11月19日星期天下午,龙应台墨尔本文化之旅演讲会在墨尔本市中心标志性的建筑━━艺术中心二楼的会议大厅举行,三百六十个坐位几乎坐满,这在历次墨市同类会议中并不常见。

演讲会前一天晚上,龙应台问我估计那天到场的听众会来自什么地方。我回答根据墨尔本日报的读者群调查和我所接到的索票电话,大陆听众和港澳台以及其他地区的听众可能是一半对一半。

演讲会由来自台湾的墨尔本的独立中文笔会会员简昭惠女士主持。

正式演讲开始,经验丰富擅于控制会场气氛的龙应台让听众举手表明来自何处,大陆的占了百分之七十以上,台湾的只占百分之二十,香港、越柬、新马等其他地区不到百分之十。新加坡唯一的來賓是鄧量洪,新加坡政府的反对派,他在逃離当地前做过幾十年律師,流亡到墨爾本已多年。

没有讲稿,只有提纲,龙应台用她标准的国语,清晰的思路,诗一般的文学语言加上温柔的语调,作了一个多小时的即兴演讲:”华文世界的理解和误解”.龙应台以她怎样认识这个华人世界开始,从纽约、旧金山的华人社区到去古巴寻找华人的坟墓,那一大片山上全部的坟头都朝着中国的方向,讲到马来西亚、新加坡、台湾……包括澳洲,到今日华人社区的繁荣和华文世界的形成,指出这是好几代华人冒险牺牲艰苦流离共同努力的结果。

龙应台通过她一稿六投,一篇文章可以同时出现在六个地区(港、台、新、马、美、澳门),尺度允许的情况下还有大陆,说明华人之间有华文作相通的纽带和共同关注的目标,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政治扭曲,地区之间在文化上疏离阻隔,人们互不沟通彼此陌生,致使华文世界既有理解又存在误解。

龙应台着重讲到了台湾的伤口和她今天的民主进程。她以两岸民众对她的《为台湾民主辩护》一文的截然不同的回馈为例,提出两岸只有在相同的核心价值观下,经过双方自己的认可,这样的统一才有意义。她认为,要改变华文世界相互阻隔的悲剧,”价值观,可能是一个切入点,去对抗国家权力的这种观念的不同。而从全球化公民意识教育入手,可能是化解价值观差异的办法。”她接着讲了龙应台基金会的组成,以及该会推广世界公民意识的意图。

最后,龙应台用流利的英语引用印度圣雄甘地和美国前总统甘乃迪的两句话结束她的演讲,并用中文做了精确的翻译。甘地说,If you wanted to change the world, then you must change yourself first. ( 你想改变世界,首先改变自己);甘乃迪说,A nation is always on the way between disaster and education. (一个国家总处在两者之间,不是教育就是灾祸)。

龙应台侃侃而谈娓娓道来,大家神情专注洗耳恭听。演讲结束,接下来,便是听众期盼已久的现场问答。

龙应台的台湾背景和所言所行,听众很可能会提出两岸最敏感的”统独”和自由民主等问题,为了使演讲问答现场秩序较为文明,我们与龙应台商量,是不是用递纸条来提问,这样,主持人较易控制场面。龙应台坚决反对这种做法:第一不公正,第二影响场上气氛。龙应台说,她不怕任何人提任何问题!当我把这个小秘密公告听众时,会场报以由衷的热烈的掌声。气氛一下子高涨,立刻,提问者在讲台左侧排起了队。

一位大陆听众提问,今天的演讲题目是华文世界,而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你龙应台为什么要用英文总结今天的演讲。

龙应台笑着反问,”为什么非是中国的东西不可?我们现在讲的正是全球意识,你怎么能说中国的东西就一定比埃及或印度的东西更了不起呢……我认为,我们正是应该对中文以外的世界作更多的了解才是。”有听众认为大陆人民在吃不饱饭,上不了学的情况下谈什么民主?

龙应台回答:发展经济,牺牲民主,经济起来了,是不是民主也会跟上?我想说这样一个陈述方式可能有漏洞或者是有盲点的,把发展经济和拥有民主对立起来,認為是有這個就不能有那個了,这是每一个强权的政府都希望民众接受的。第一,你事實上是把經濟發展以及普及民主把它對立起來,認為是有這個就不能有那個了。我覺得這個是基本上任何一個強權的政府希望民眾接受的(鼓掌)。而它又是一個完全不透明的政權,所以要去挑戰它推翻它這種二分法,那都不容易做到,因為所有的數據在它的手上。我覺得作為一個有腦子有智慧的公民,你首先就是對于它所提出來的這一個基本的東西,要采取質疑的態度,這兩個真的是對立的嗎?就拿台湾来说,它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民主是跟着一块走,而且在它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直贯穿了三民主义中的”均富”的概念,从来没改过,在蒋介石蒋经国的强权时代,这个均富的思想也从来没改变。台湾最富的20%和最穷的20%之间的财富是4倍之比,而且台湾县长级的选举自45年开始就从来没有间断过。所以,以臺灣作例来說發展經濟就一定要犧牲民主,就是要犧牲民主才能發展經濟,這其實是不能成立的。更何況,大陸情况完全不同,我們的質疑就要更強烈更細膩更加深。

龙应台进一步强调,我们在海外的朋友 ,因为寄人篱下,你自然会有一种心情希望自己的国家强大。在国内你讲人权,但到了国外你特别的爱国,因为你需要。这种人的自然情感应该理解,应该被尊重。可是作为有智慧的公民,你一定要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强大。有一种强大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强大,另一种强大是藏富于民,富而有礼的强大。作为有智慧的公民你真的需要那种”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强大吗?

一位听众问,我们能夠做什麼讓中國人之間開始理解?龙应台说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同,她只能作间接回答,其中有几句很精彩的话。她说,我的《野火集》是個報復的書,我揭穿国民党的教育加在我身上的一輩子的謊言。……我对台湾前仆后繼的先行者們一方面是感謝,一方面是愧疚。當他們背負着政權的迫害被關在牢里的時候,我是完全無知的,而我的無知是一個壓迫人的政權所賴以生存的很重要的部分,所以,我是那個壓迫人的政權的共犯結構之一。我現在看到從大陸出來的年輕人,對于”六四”一無所知,或者不是一無所知,而是我不在乎的態度時,我馬上會想到當年無知的自己。我不覺得,我不認為無知是一個借口,我認為無知是一種責任,是一個你必須被批判的一個責任。所以,今天大陸的年輕人如果對”六四”,或者是再往前推,對于前面的鎮壓什麼的,如果都全部無知而快樂的生存,或者他對于此刻正在被迫害的人假裝天真,我覺得是不可原諒的!

没想到一个很严肃的问题竟用一种轻松的方式提了出来。一位听众问,您的最終目標是兩岸統一嗎?龙应台笑了,”你們覺得我的回答會是什么?”聽眾中有人说,”保持現狀。”在一片笑声中,龙应台”好象考試一樣的”作了回答:我還是要回到價值,如果說有一天兩岸的價值,寬容的公平正義的,以人為核心的這個價值兩岸都有了,然后他們自由地去決定,想統一或獨立我都接受。所以,統一不是我最終的目標,獨立也不是我最終的目標。我要的是核心價值的最后的實現.如果說是統一比較能夠實現跟保障那樣的價值,我就選擇統一,如果說是獨立比較能夠保障那樣的價值,我就選擇獨立。所以,對我重要的是價值,不是統一或獨立,我完全不在乎統一,我也完全不在乎獨立不獨立。對于所謂的祖國啦,或者國家統一啦,對我而言,一點意義都没有。我對于國家主義是反感到極點的。龙应台的回答数次被听众热烈的掌声打断。

笔者注意到,抢着提问的几乎都是来自大陆的华人,提的问题也几乎都和”政治”有关。他们对”文化之旅”的文化兴趣不大,只有一位也是来自大陆,现在墨尔本一所大学任教的女士提到我們的孩子,還有我們孩子的孩子,他們對中文逐漸的不感興趣和對中文逐漸的疏離,以至第四代以后華語将在我們海外華人中間失落,你是如何面對和經歷這樣一個心路歷程的。

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龙应台说,我自己有一個流離的背景,你永遠不生根,你永遠不屬于你在的土地。我的国语是漂亮的书面语言,但我是一个平寫的人,因為没有那个跟土地有着最緊密關系的方言。我不愿意孩子再做漂泊的没有土地的不着根的人,他們應该很深地扎在他自己的文化泥土里。所以,我的两个孩子從他們出生的第一天開始,我就用國語跟他們講話,不参杂其它语言。可是,我從來不會加在他們身上中國文化多麼偉大,中國傳統多麼了不起,你對中國要如何如何,我從來不。但是,我很執着的給他一樣東西,就是漢語.因為我想,有一天他們長大之后,離開你的泥土要揚帆走向國際,走向全球的時候,你手上有一把漢語的鑰匙,你可以用漢語這把鑰匙去開啟中國文化之門,在你自己決定之下。

三个半小时的演讲很快过去,以上只是提问的一小部分,龙应台头脑的睿智和思维的敏捷已可见一斑,还有人排队提问,听众也兴犹未尽,但会场租用时间有限,演講在独立笔会献花和听众再次的热烈掌声中结束。

感谢龙应台从香港经台湾到墨尔本一路的辛苦,感谢龙应台带给墨尔本听众精彩生动、发人深思的演讲。专为这次文化之旅准备的80本书全部售出,龙应台在书上充满个性的”龙”形签名和在台上温婉从容的身影,已深深留在了墨尔本华人的心中。

图1:龙应台

图2:龙应台在墨尔本演讲“华文世界的理解和误解”

图3:排队等龙应台签名的读者

图3:欢迎龙应台   两个上海男人接机

图4:墨尔本市长苏震西与龙应台交谈

图5:龙应台在墨尔本皇家植物园里

图6:龙应台拍打路边李子树时的瞬间

图7:演讲前的再备课 

图8:前往墨尔本艺术中心演讲大厅的路上

 

齐家贞:一个非正常活着的生命——哭三弟齐治平

 

《自由神的眼泪——父女两代囚徒的真实故事》这本书的第一页,我是这样写的:“仅将此书献给专制祭坛的牺牲——我的父亲和母亲,两位平凡的伟人;献给熊兴珍、牟光珍、刘伯祥、王大芹……我的同犯们;献给兴国、安邦、治平、大同,我的弟弟,四个活着的祭品。”

现在,这“四个活着的祭品”只剩下三个了,刚满五十八岁的齐治平,最近被肝癌夺去生命。他死的时候,挣扎得很厉害,那是他心有不甘,这个世界太不公平!

让比他大将近八岁的姐姐来替他写悼词,太不近情理,太折磨人。我一边写一边哭,哭不回我的三弟治平。

齐家五个孩子中,我最大,几姐弟里最聪明的是治平。

治平一九四八年十月在南京出生,那是国共两党内战的最后关头,国民党败局已定,政权风雨飘摇,父亲在治平来到这个世界不久,便辞去了南京首都公共汽车管理处处长的职务,全家搬回上海。当时广东建设厅厅长谢文龙要父亲出任广东省实业公司顾问,工资领港币,有洋房汽车,全家正等候去广州的机票。

可是,重庆铁路局局长邓益光坚邀父亲担任重庆铁路局运输处处长,他打算把从重庆到内江铁轨已经铺好的那段路通车。父亲为发挥自己铁道运输专长,放弃了去广州的机会,举家从上海飞往重庆.

到四川盆地上空,机上的医生为不满五个月的治平输氧;从不生病的父亲在飞机上大病,一下机就住进了医院。

四九年十月,共产党逼近重庆,邓益光建议父亲和他一起去香港或新加坡做生意,“成渝铁路的金条都在我手上,你一家七口的生活不必担心,我负全责。”父亲一口拒绝.他也拒绝了去台湾担任交通部路政司代理司长的邀请。干嘛要出国,四六年七月他才从美国赶回来,“要把祖国建设得和他们一样先进”。

谁能料到,广州、重庆一地之改,竟给全家带来灭顶之灾。四九年政权易色,父亲先后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软禁、劳改、就业、集改、第二次劳改……失去自由服苦役近二十三年;我高中毕业想出国读书,现行反革命叛国集团入狱十年。全家人受株连打入另册,刚到这个世界不久的治平,也别无选择地走上了一条艰难泥泞之路。可以说治平的不幸,从他一出生就开始了。

治平的眼睛很大很圆,明亮亮的,眼睫毛特别长朝上翘,像个女孩,我已经有了两个弟弟,好遗憾他不是个妹妹。记得有一天,妈咪高兴地让我们看抱在她怀里的小治平,他左耳边上有个针尖大的小窝,妈咪说这叫聪明洞,有聪明洞的孩子长大了特别聪明。

还没长大,治平就表现出特有的智慧。没人教,两岁多的他,把晾在天井里一岁阿弟的尿片从地上拣起来拖回家。妈咪很惊讶。

稍稍长大,治平就直觉到自己与其他的孩子不同,不同在哪里,他讲不清,只知道别人的爸爸天天回家。

治平从小就表现出爱整齐清洁、注重仪表的天性,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衣服穿得干干净净。衣袖裤脚长了,他一圈一圈认真地卷起来绝不马虎,穿木板鞋也一定要穿双袜子。哪里像我和另外三个弟弟,经常脸花衣服脏像个小瘪三,还要说治平是假爱干净真邋遢。

治平是齐家的小绅士。

我和安邦老是跟其他孩子挤进布渣堆里哄抢,鼻子嘴里都是灰,拣一斤碎布挣一分钱,为了吃香香。有时候,我赶回家通知小绅士,“家信(治平的小名),快点来,今天的碎布好多呀,很容易拣,我已经赚了三分钱.” 穿着小蝴蝶花衬衣,像个 “小姑娘”爱脸红的家信不为所动,他说,“我不干,将来有我挣钱的时候。” 我大吃一惊,还未上学的治平怎么会讲出这样有志气的话。他真的跟我们很不同。

治平不与我们这些野孩子为伍,他情愿和对门八十岁的邻居张婆婆办家家酒。我奇怪他怎么能和这么老的老太婆坐得住,几次闯进去,想听听他俩究竟在干啥。一个刚跨进世界门坎的雏鸡,一个即将离世的老者,笑瞇瞇地面对面坐在一张矮方桌旁,桌上摆着小酒杯,小酒杯里装的水,一老一小你敬我一杯,我敬你一杯,你讲一个故事,我讲一个故事。声音细软语气和缓,一脸的宁静.我真的很难理解。

齐治平进了和平路小学,就在我家斜对面。他自理能力很强,不睡懒觉,上学从不迟到,根本无须妈咪操心,哪里像我,贪恋那五分钟的舒坦,早上拉都拉不起床,天天迟到。治平品学兼优,“得了四分还要哭”(阿弟语),他的目标是全五分学生(当时是五分制)。他一满九岁就入队,是班级、少先队的干部,年年评优秀,得到每位老师的夸奖和喜爱。我亲眼看见才四年级的他在家里办墙报,那张大纸上每篇文章都是他写的,从刊头大标题到版面布局到文章间的装饰,他一个人抄写、画图,干得很出色。我这个高中生姐姐不明白为什么老师叫他一个人做这么多事,但我由此相信治平长大了会是个了不起的人。

小学毕业,治平参加了初中入学考试,他的班主任老师正在医院生小孩。班主任担心这个她一贯信任、依赖的齐治平,很可能由于家庭出身问题严重而不被录取。出于一个教师的责任感和同情心,她从医院里寄了一封陈情信给招生委员会,历数齐治平六年如一日的好表现,强调这样的下一代应当是国家培养的对象。老师担保,如果录取齐治平,这个孩子决不会辜负党和政府对他的恩情。

在这位老师的力荐下,齐治平幸运地被重庆市第二十一中学录取。对我家而言,这可是天大的喜讯,治平是四个弟弟中唯一一个被公立中学接收的孩子,其馀三个都进的民办中学,一周三天读书,三天像大人打全工出卖劳动力挣钱养学校。

开学那天,小绅士刚刚理了发,充满灵气的大眼睛喜气洋洋,他穿载整齐,步履沉稳,怀揣着美梦——父亲的理想是我当科学家、兴国做总工程师、安邦搞金融、治平从政、阿弟从军——激动地走进新学校。

开学典礼上,共产党员方教导主任讲话。他说,大家千万要提高革命警惕,坐在你们当中的一个新学生,他的爸爸是反革命,正在劳改,他的姐姐也是反革命,也在劳改。他姐姐还是从我们二十一中学毕业出去的,说明阶级斗争是多么尖锐.

五雷轰顶!

我永远无法忘记也绝不原谅,开学的第一天,重庆市二十一中方教导主任阐述的“政治烂板”,把一个十二岁的小儿童从快乐的峰巅摔进了绝望的谷底。

齐治平被当众羞辱,自尊心扫地,他再也抬不起头来,一个美好的世界瞬间在他面前崩溃。

无人知晓,小家信悄悄哭了多少,他究竟经历了心灵上怎样痛苦的挣扎。许多年后,治平告诉我,从那天起,他读书的兴趣丧失殆尽,终生不再有梦。

是谁杀死了我的家信弟弟!

初中毕业后,治平去江油、泸州挖过石油,石油没挖出一滴,浪费几年青春又回到重庆,碰运气得了个免政治审查的工作,泥水匠,修理旅馆房间.直到去世,三十几年过去,治平一直端的是这个饭碗。

一日有三餐糊嘴,夜晚有地方放平身体,治平心满意足。精神已死,肉体尚存,专制祭坛上活着的祭品。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上午,治平到四川省第二监狱,一根扁担挑着我的行李,把他的反革命姐姐从劳改队接回了家。

我在街道工业受居民治安委员的气,她骂我“阶级敌人在翘尾巴”,四个弟弟气愤难平,“姐姐回家,我们养你!”

后来,我借别人的家自学高等数学(怕在自己家里要做家务占据时间),比挣钱的人还忙,清晨出门傍晚归来,治平已把晚饭弄好。上班的人服侍一分钱不挣的人,没听过一句抱怨的话。

婚姻失败,我经常带着女儿到治平家“养伤”。踏进他的家门,一片暖意,治平和弟媳就开始围着我俩团团转,忙个不停。女儿在弟弟、弟媳们共同的关照下,从几个月的婴儿长成了大姑娘。

八四年秋,七十二岁的父亲离开大陆“第二次出国打天下”,他把积攒的血汗钱为我交学费到澳大利亚留学.没有一个弟弟说,家贞给家里闯了大祸,应该让我们先走。

难以想像,没有四个弟弟长期对我的挚爱、关心、谅解与牺牲,我这个劳改姐姐的生活将会怎样的艰难无望与无助。没有这四个弟弟,不相信我能有今天,墨尔本的安居乐业.

在父亲和我的努力下,三个弟弟先后出过国,惟独治平例外,他的运气最坏。我多么想把长期压抑郁郁不乐的治平弄出来,看看自由世界,也让他正常地活几天人。来不及实现,治平就走了,他走得太早,一想及此,我就心如刀割。

凡与治平接触过的他同学、同事、邻居朋友,都赞扬治平是个品德端正、烟酒不沾,洁身自好的正派人。但是他们不知道,这种好品德对治平有什么稀奇,他五六岁就开始具备并且一以贯之。他们也不知道这么一个聪明人——平时他的政治牢骚和出格话语所折射出的智慧之光——为什么拒绝学习,比如四十多岁就“内退——内部退休”,不肯上会计班学点新知识新技术充实自己,改善全家的生存状态.

治平上班尽职尽力,效率高手脚干净,群众喜爱领导满意。回家照顾老婆、女儿,煮饭炒菜、擦地板洗衣服、搞家庭基本建设,所有事他一人独揽不遗余力。这一点大家有目共睹。

可是,我认为,齐治平的一生,最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赌!

除了上班和管家,所有的剩余时间,齐治平分秒必争,光临他心仪之地——麻将场。他天天去那里报到,星期天也不缺席,从中国“十亿人口八亿赌,还有两亿作候补”起,直到他重病倒床。

麻将场里,治平也赌,过一把赌瘾,但他牢记家里有老小,决不影响家庭生计。治平严格遵守自己的两条规定:按时回家和输钱底线。赢了,不管赢多少,时间一到就走路,无视“输家不开口,赢家不敢走”的惯例;输了,只要输到规定的数目,他急流勇退,收兵返营,绝不恋战。

这种赌法绝无仅有,赌场中人佩服齐治平的自制力。

直到他的女儿读大学,要节省每一个铜板交学费,齐治平爸爸戒了赌。戒了赌,他还是天天去赌场,寒冬酷暑风雨无阻。尽管不赌,他坐在旁边看别人赌,帮人吊膀子干着急,照样过赌瘾.规定的时间到,治平立即与赌场再见。

我长期遗憾,在环境改善后,有人可以九死一生,齐治平为什么死一次就没有活过来?我也百思不解,为什么在治平身上,我发现不了致赌徒于死命的“瘾”:那种无时不在的魂不守舍,那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牵挂,那骨溜溜转动的眼睛寻找“发火柴”——赌本,那尖屁股坐不住突然“上厕所”不再露面……

重庆市挺有名气的赌徒,我的二弟齐安邦,以上表现一应俱全。可齐治平没有!

这次,我把所有的回顾聚焦在治平的赌上,找到了答案,我这才理解了他。

齐治平,从懂事开始,他就在出身不好的重负下过日子。父亲被关,家里一下子断了生计,母亲为五个孩子的三餐一宿弄得焦头烂额,顾不着管我们,治平自己能够从一株幼苗顽强地成长为一棵笔直的小树,已经极其难能可贵.谁能得寸进尺,要求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承担住那个专制政府的重击?十二岁的孩子懂什么?我齐家贞十二岁只知道玩,皮都玩掉了,考初中看卷子,连“好”字也越看越不像,怀疑是印刷厂把字印错了。别提孩子,大人又如何?国民党时期满腹经纶着作等身的君子,反抗暴政的硬骨头们,面对共产强权尚且一个一个跪下,被招安被封嘴,畜牲似地活人。齐治平这棵小树被折断,除了拱手交出成长为国家栋梁的美梦,他还能做什么?

齐治平真的是在赌吗,齐治平真的是赌鬼吗?我看不像!

齐治平是在杀死烦扰他一辈子的“泛滥成灾”的时间,英文也有同样的词——kill time(杀时间),读读这个词,我忍不住悲从中来。

治平在赌场上所表现的非凡的清醒冷静和自我节制,引领我再次会见了儿时的小绅士家信,他自尊自爱,对未来满怀憧憬;齐治平“恶习不改视赌如命” 、“拒绝学习”,我看见重庆第二十一中学操场上,那具十二岁稚嫩的“尸体”,它还躺在那里。

谁能责怪稚嫩的“尸体”无力起死回生。

我们经常提到中共建政五十多年里,非正常死亡人数是八千万,真实数字可能更高,这种数目惊人的生命的消失当然是罄竹难书的罪行。

可是,我们统计过吗,非正常活着的人数又是多少呢?像齐治平这样梦断童年(十二岁),像我的大弟兴国梦断少年(十七岁)、像我本人梦断青年(二十岁)、像我父亲齐尊周梦断壮年(三十七岁),和那些梦断中年、梦断老年的……他们活着,但是,非正常地活着。这类人的数字绝对是八千万的好几倍,比八千万多好几倍的人们,他们的梦、理想、智慧、青春、价值,人类美好的一切全部被摧毁,只吊着一口气,这种数目更加惊人的生命的浪费怎能用数字统计?

非正常死亡和非正常活着的区别,只在于,前者被快刀屠宰,后者是钝刀子慢慢割。都是灵魂的践踏,都是生命的浪费,不可饶恕的罪行。

我深恶痛绝夺去齐治平生命的癌细胞,我更深恶痛绝快刀子、钝刀子,它杀死了上亿个中国人。

齐治平是非正常活着的典型,灵魂死了,肉体在忍辱负重、忍气吞声中熬了近半个世纪.在治平最想活最应该活的时刻,查出他得了肝癌,他拒绝缴械投降,他要活!治平唯一的女儿刚来澳洲读书,他热切希望亲睹自己错失的受教育机会在女儿身上兑现,他要亲自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亲眼看到女儿成家立业.治平用惊人顽强的意志毅力与病魔巨痛作斗争,妻女朋友、医生护士深受感动深深敬佩。我在南半球一天数次祈求上苍为他创造奇迹.

生命太脆弱,我们太无能,治平还是走了,我无法相信这个充满生命活力的弟弟从此在地球上消失。

死前,治平头脑清醒,他愤怒了:“你们都拿出手机来,给阎王打电话,说齐治平去报到,他不怕死。”

家信啊,无论如何,你的苦难终于熬到了头.人们说死了的人,出窍的灵魂沿着一个长隧道飞行,隧道的尽头光明无比。家信,你就奋力地飞吧,飞到那个光明的尽头,在那里,你将开始正常地活着;家信呀,别忘了,姐姐在等你捎个梦来,告诉我,你在那边有没有上学?

注:本文缩写稿曾发在开放杂志

 

余世存:饭碗问题和就业主义


余世存

作者:余世存 独立学者

关于余世存:余世存,湖北随州人。199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战略与管理》杂志执行主编,现为自由撰稿人。

余世存先生是当代中国最富有思想冲击力、最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知识分子气质的思想者之一。他的《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一书出版以后,引起了轰动,尤其是在广大青年人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余世存先生对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阵痛、社会乱象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和严肃的思考,有人称他为“非常学者”。

按照历史学家们的观察,我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等衣冠文物制度,在进入现代转型之前,是千年不变的;在进入现代转型之后,即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里,几乎十年就要一变。当代的国际关系学家们更以世界眼光的角度观察到,我国社会几乎是逢六一小变,逢九一大变。后者的证据,我们的社会一进入逢六的年份,比如1946、1956、1966、1976、1986、1996等年份时,社会就要经历一较重要的转折,而进入逢九的年份,比如1949、1959、1969、1979、1989、1999等年份时,社会则要经历一重大的变革。变革已经成了中国社会和人民的生活主题。以至于社会学家感到非常困惑,不知是人民群众运动了,还是人民群众被运动了。

在这样的时世变革中生活,人们的参照系数之浅近也就可想而知了。有经济学家说,从长远看,人都是要死的。这样的认识和感受似乎更为我们中国人扭曲地实践着。传统中国人的那种信仰情怀和因果观念,那种慎终追远,那种把历史长河甚至三代以上的人物事功当作立身处世的参照,在当代中国人这里几乎是一个空白。我们的生存参照似乎是政治运动或社会变革,是三年五年之内的流行标准。因此,能把眼光越过三年五年,以十五年为一种价值认定的长度,就已经是很稀罕之事了。

十五年前,我在北京一中学教书的时候,社会运动刚过不久,一切还显得沉寂,我自己也处在大学毕业不久的懵懂无知之中。有朋友来找我,要我帮忙写一篇文章,主题是“论金饭碗和瓷饭碗”。我大吃一惊,怎么还有一个我和周围的人都不懂的名词?饭碗还有什么定义?社会主义无差别,社会主义不会饿死人,到哪里不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啊?但为了帮忙,我还是先做调研,打电话问了几个朋友,北岛的弟弟赵振先在电话里笑了,“金饭碗可能指国家机关一类的工作,瓷饭碗可能指合资外资企业的工作……”他在电话里猜测说。我恍然大悟,泥饭碗是农民的工作,银饭碗就是指文教卫战线上的工作,铁饭碗则指国营企业的工作……

我的朋友有先见之明。第二年小平南巡,拉开了新一轮变革的序幕。饭碗真的成了一个问题。金银饭碗们自污其光,于是瓷饭碗等等成了人们可供选择或优先选择的对象。下海、第二职业、挣大钱……瓷饭碗易碎,但对人有挑战性;金饭碗的生活重复,一成不变,但含金量高。每种饭碗都有优缺点。那时,饭碗问题对大家来说是一个丰饶的问题,如布里顿的骡子所面临的选择问题,而不是污染和匮乏的问题。甚至从事后来看,饭碗问题是国家和社会舆论号召下要求人们支持改革的一个国家运动,用秦晖的语言表述就是,当时的饭碗问题,是大家长分家时许诺出的丰饶问题。国家、政府要对人民负责,是那时上下心中不言而喻的共识。所以,那时没有饭碗的年轻人叫“待业青年”。

当是时也,城里的年轻人要么上大学稳稳当当地当国家干部,要么等着“接班”,接父母的班。“接班”是一个需要向今人解释的词,它可能源于“我们是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之说,而具体落实为“老子英雄儿好汉”。比如,父母在国营企业上班,快到年龄的时候,可以早点退休,让儿女顶替,是谓“接班”。当然,这条线在今天似乎断了,延续下来的接班路线也有,大家做官,尤其做高级官员的,可以让儿女接班,一家至少可以出一个嘛;大家演戏,尤其做明星的,可以让儿女接班,一家至少有一个戏子嘛;大家发财,尤其是老板们,儿女们接班更是天经地义的事。

15年过去了,饭碗问题不言而喻地成了一个牵涉到亿万人生计的就业问题,“待业青年”演变成“失业大军”。没有许诺了,没有大家长了,一切都是市场惹的祸,是产业化的结果。当然,更重要的是,当家作主的人民据说本质上只是“人力资源”,当他们不是资源,只是人力的时候,他们面对的社会有如丛林,要生存只能靠他自己。

而丛林中的就业,已经成为了一个极为严重的污染和匮乏问题。匮乏不用说了,饭碗如此之少,令人想到恩格斯的名言,“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走过一个桥梁,下面蜷缩着一些叫做人的生物。”污染的情况也为国际社会所不忍目睹,以至于我们打工者的权益只能靠他们去争取。在机关、企业、学校、医院等一切职场,人性的扭曲和被污染是惊人的。白领们的名言:起得比鸡早,干得比牛累,吃得比猪差。这是丛林之中的动物庄园图景。吴思先生的“潜规则”、“官家主义”揭示了中国人生存的扭曲,但近年中国出版的职业伦理图书,却是一再宣扬“敬业”、“分享艰难”、“没有任何借口”、“细节决定成败”……一再宣扬就业者的驯从、犬儒、奉献。

人口多、底子薄等等再一次成为人们想当然的问题。生存权也一时成为上下宣扬的立国哲学,牧民、让人民吃饱饭,成为精英们存在的理由。就是说,精英阶层不是为了个人的创造性发展而存在,他们不是像其他民族的精英那样,努力把自己创造成为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大发明家、大探险家,他们的生活,只是忙于让平民大众有口饭吃,忙于分配,如果人民受苦,他们也会忙于流泪。我国的企业家也少有夸说自己如熊彼特笔下“断裂突破”的企业家,他们最愿意说,我们的企业使得多少人就业了,言外之意,我养活多少人了。

如果我们用鲁迅的语言,不需要揭示说,我们只有两类人,一类端稳了饭碗的人,一类求端饭碗而不得的人。因为我们本来只存在这两类人。这样的情况自然引起了有识之士的不安,人们检讨国家的投资政策、产业结构带来的就业瓶颈。但是,仍会有人说,在中国,没有自由主义的问题,也没有左派的问题,有的只是就业主义的问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看这15年来变与不变的东西,就是意味深长的了。当年的金饭碗和瓷饭碗之说,在今天仍然在起作用。听说,今年的公务员考试,录取比例高达2000:1。金饭碗不变,含金量仍然让全社会炫目。

那些变化的事物呢?人世沧桑。人物变了。我在天则研究所的演讲中说过,我国社会发展得太快,没有人还在享用三年前的知识、五年前的财富、十年前的权力。事实上,知识、财富、权力运用的主体,即人,也在不断地变化中。今天是陆专家登场,明天陆专家入狱了,伍学者上场了;昨天是袁企业家,今天的袁家满门抄斩;……用老舍在《茶馆》里的话说:“今天是张大帅,明天是王大帅……”用前人名句:“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垮了。”

虽然,人都是要死的,但我们大多数人会活得超过三年五年,但愿我们在安身立命当中有超越三年五年的东西。

首发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