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陆中国，当民族主义思潮变得越来越“政治正确”、也越来越走向好战化流氓化无赖化之时，《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一书的出现，实在是恰逢其时。尽管，限于国内的龌龊语境，该书对民族主义的批判，还要冠以“潜流”和“狭隘”的定语，也做不到言说的直来直去，更无法在媒体上高调炒作，但在民族主义的癫狂之声充斥媒体和书市之时，这本批判民族主义的书，能够在学术类图书的排行榜上连续九周占据一席之地，多少说明了大陆人的价值取向的日趋多元化：在新左派对全球化的诅咒中，还有自由派对普世价值的珍惜；在国家主义者对主权的崇拜中，还有个人主义者对人权高于主权的选择；在当局把中西冲突歪曲为纯粹的民族之争、每日用“亡我之心不死”来吓唬愤青之时，还有正视自由与独裁之间的制度之争的睿智之士在不断发言；在愤青愤中们对义和团式排外的陶醉中，还有明辨是非之眼对反西方思潮的清醒透视；在半吊子军事专家对恐怖主义超限战的鼓噪中，还有学识扎实的国际问题专家对文明与野蛮之分野的明确意识。
当下中国的民族主义，在言词上依赖于对西方、对全球化、对自由价值的无赖式说“不”，在现实上依赖于信息封闭制度和官方的意识形态纵容，更依赖于对近在咫尺的一党霸权的沉默和献媚；而当下中国的自由主义，在言词上诉诸于对西方文明、对全球化、自由价值的肯定，在现实中依赖于对言论自由的追求、对文字狱的抗议和对底层维权的支持。也就是说，民族主义依赖于对美国的对外霸权说“不”，而自由主义依赖于对中共的对内霸权说“不”。
其实，用“狭隘”来描述中国民族主义，实在是对和平的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主义思潮的恭维。在我看来，除了在抵抗外来的侵略和欺压之时，民族主义还具有正当性之外，而在其他情况下，民族主义往往成为政客弄权的意识形态工具，何时不狭隘过？非但狭隘，而且癫狂，癫狂得日趋好战化、流氓化和无赖化：千万爱国愤青把爱国主义当作性虐待的皮鞭，在互联网上对女影星赵薇做意淫式强暴；把民族主义和反霸权当作声援恐怖主义的扩音器，奉恐怖大鳄拉登为圣战英雄，尊恐怖组织哈马斯的头目亚辛以及阿拉法特为自由战士。
一个曾自视为“天下中心”和习惯于接受“万邦来朝”的老大帝国，一个自以为唯一的“文明古国”而视其他民族为“夷狄”的家天下王国，突然被外来文明逼出连战连败的内在懦弱和诸事不如人的自身落伍，如何能不陷于时而自轻自贱、时而自傲自大的颠三倒四？
比如，有极端民族主义者居然提出“光荣孤立论”。这样的独辟蹊径，大概真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其不着四六，甚至比同时对抗美苏两强的毛时代还要癫狂。毛尚且知道收买第三世界的无赖小国，在挺不住时也要联美抗苏，何况在极权主义已经日薄西山的全球化时代，就连死硬的金正日都要参加六方会谈，中国已加入WTO且中国经济的国际依赖度日益提高，中共党魁也巴不得被西方大国接纳，新左派们也要四处炫耀自己接受过西方大学的邀请，无数愤青更要依靠互联网来倾泻仇恨……如何“孤立”且“光荣”？
用“潜流”来描述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我以为并不准确。事实上，在曾经具有强大的“华夏中心”传统的中国，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过程，始终伴随着强大的民族主义诉求：洋务派的“中体西用”，维新派的“立宪救国”，孙中山的“驱逐鞑虏”，毛泽东的“反帝反修”，民族主义思潮从来不是什么“潜流”，而一直是由屈辱和自傲的口水煽起“浪峰”。20世纪初，“西化”和“反传统”的新文化启蒙运动的“五四”，其影响远不如“抵抗外辱”和“反帝”的爱国主义运动的“五四”。改革开放以来，八十年代的文化大论战中，《河殇》掀起的“蓝色”波澜，远不如女排五连冠掀起的“振兴中华”之巨浪。也就是说，民族主义思潮的泛滥，并不完全是六四后的变化，八十年代已经开始兴起并渗透到所有领域，比如：文化界的“寻根热”和大众中的“气功热”，还有“女排热”在大学生中煽起的民族复兴的激情。在初露峥嵘的大众文化领域，民族主义狂热的表现决不次于九十年代，“雄狮猛醒”和“巨龙腾飞”成为最流行大众文化的主题。甚至八九运动中的各派政治力量，也都用“爱国主义”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
可以说，迄今为止的中国现代化过程有多长，爱国主义在公共道义上的霸权历史就有多长。
然而，吊诡的是，不断煽起 “浪峰”的民族主义思潮，一遭遇真枪真刀的现实，马上露出口水泡沫的“小”来：传统家国一体和现代党国一体，使中国式民族主义最终皆要落实为爱政权。“爱皇帝及其家天下”和“爱领袖及其党天下”，就是最大的爱国。所以，无论成吉思汗的马踏中原还是清兵直破山海关，也无论是列强火烧圆明园还是日本人建立满洲国，越是遭遇外强入侵而需要同仇敌忾之时，国人的爱国就越犬儒化和阴谋化，口头上的爱国巨人转眼就变成小小“良民”。更关键的是，那些有野心的政客大都趁机挑起内乱并乱中夺权。所以，“攘外必先安内”也必然变成政权的一贯选择。看看中国爱国教育中列举的爱国名将，有被奸臣杀掉的抗金英雄岳飞，也有扣押抗日领袖的败将张学良。素有帝王之志的枭雄毛泽东，之所以从延安油灯变成普照中华的红太阳，就在于他很善于玩弄对外敌保存实力而对内敌穷追猛打的夺权策略，美国可以在二战中帮助中国赶走日寇，却无力在内战中帮助蒋介石战胜毛泽东。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国力军力的持续增强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以国家主义为导向的民族主义也随之日益高涨，已经由防御性的怨妇诉苦发展为进攻性的泼妇骂街，反美反日反台独成为民族主义的三大发泄口；大国外交、赶超美国和伟大复兴成为民族主义的三大目标。于是，境内外都有人不无担心地指出：当下的中国似乎具备了变成法西斯国家的全部因素：高速发展的经济、日益增强的国力军力、权贵资本主义、独裁政权……都在纵容着愈演愈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国正走向法西斯主义。
然而，我并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能够发展为行动上的法西斯。因为，在独裁制度之下，民族主义思潮发展为法西斯主义，需要硬实力和软魔力的双重支撑：硬实力是迅速攀升的国力军力和国际地位；软魔力不光是民族主义本身的致幻作用，还必须满足如下条件：1，绝大多数国民抛弃小集团的和个人的利益，而无条件地认同国家利益或民族利益的优先性。2，通过意识形态灌输来持续强化称霸世界的野心，使国民陷于终将成为世界霸主的神话之中。3，魅力型救世主的出现，他是具有足以左右人们大脑和行为的极权者，同时被塑造成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化身，最后变成全社会的图腾，对民众具有梦幻般的麻醉性，能够赢得全民族的狂热效忠。只有这样，他才能自上而下地煽动起极为危险和富于侵略性的群体意识。
同时，民众对以上三者的自发相信要达到中魔化的程度，中魔到把民族主义幻觉就当成现实来接受和认同。救世主为了民族复兴的每一次出场，皆能带来盛典般的狂热欢呼，营造出一种民族主义的集体幻想，使全民陷于中魔化癫狂，仿佛整个国家是在上帝化身的带领下，正在创造一个千年不遇的复兴神话。也只有在独裁救世主的蛊惑下，国家利益和民族复兴才能变成全体国民的神圣图腾，民族主义才能变成人人争相吸食的精神毒品；只有整个国家驯顺于魅力领袖的梦幻般的命令和指挥，在思想上变成弱智，在视野上变成井底之蛙，民众才能变成瞪起血红眼睛的好战分子，才有可能产生一种自愿为国捐躯的崇高感，完全抛开具体的个人利益而投身于抽象的国家利益，投入到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圣战之中。
虽然，当下中国的硬实力确实有较大的提升，但与外部世界的对比，中国的实力还无法支撑起一个法西斯主义，而且还差得很远。何况，中国经济发展的极端畸形，本身就包含着众多不确定的深层危机，政权及其官僚们又患上普遍腐败和全无诚信的精神癌症，非但无法赢得民众的自发效忠，反而其合法性正在民意中日渐流失。
更重要的是，中共政权在软魔力方面已经一塌糊涂，国人在价值选择上的泛滥成灾的偏好，既不是压倒性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更没有对希特勒式或毛泽东式救主的狂热崇拜，而只有已经膨胀到畸形的经纪人理性——个人利益至上。国家和个人的行为方式已经变得越来越机会主义。从最高决策层的大国外交，到精英层的国家主义、新左派的毛主义或保守派的儒教王道，再到底层愤青的仇恨心理，民族自尊和爱国狂热仅仅是国民意识的表层，而真正主导国人行动的利益权衡，决非为党为祖国为民族这类抽象的整体利益，而是个人私利最大化和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厚黑哲学。这种对世俗化个人利益的压倒性偏爱，必然导致国人对一切神圣价值的蔑视。在国人的心中，已经没有任何神圣之物了：宗教信仰不是，国家利益不是，政治领袖就更不是。无论是死的还是活的，中共历任党魁非但不再神圣，反而早已沦为“新民谣”和“政治笑话”中的丑角。
从中共决策层来说，权贵们关心的最大利益是维护独裁权力的稳定，维护稳定的核心利益是维护权贵们的既得利益，不仅要保住已经暴得的既得利益，也要为继续扩大既得利益而保驾护航。事实上，中共现政权鼓吹的爱国主义和纵容民间的民族主义狂热，更多是对内的宣传和灌输，即出于弥补合法性匮乏的需要，否则的话，便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共在对外关系上，始终保持着现实的克制和低调。为什么一当民间的民族主义狂热可能影响到政权稳定之时，当局就要坚决压制，而决不会任其泛滥。
无论如何，中共都不希望与美国闹僵，更不希望台海开战。即便假定美国不会武力介入，仅仅后院起火的巨大隐患和国际社会的经济制裁，也将造成对现政权稳定的致命威胁，威胁政权稳定必定威胁权贵利益。现行当权者也的确很怕台独，台独将把中共逼入“打也是死”和“不打也是死”的死胡同：打，在当下的国内外局势下，肯定打不起；不打，将在国内外信誉丧尽。所以，中共对台对美政策的核心，绝非一定要统一而是尽量“维持现状”。而少数整天喊打的鹰派，不过是“末班车”焦虑烧红了眼，生怕赶不上“最后的晚餐”，急不可耐地挤进分赃游戏，不择手段地多抢一些份额。攸关“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两岸统一，正好作为牟取小集团及其个人的私利的口实。
从精英层和大众层的角度看，公开发言与私下言行相分裂的犬儒化生存方式，也必然左右着大陆的民族主义。满口民族大义和一肚子个人计算的分裂，使国人的爱国更多地变成口惠而实不至的作秀。在不危及私人利益的前提下，尽可以高喊爱国口号和宣泄对美对日对台独的仇恨，尽可以在官方的默许下去日本、美国的驻北京使馆前喊几句口号，尽可以大骂陈水扁、布什、小泉，尽可以把语言暴力加诸于“一夜美国人”和“对日新思维”，尽可以对女影星赵薇实施网络意淫和语言强暴，尽可以发誓不惜血洗台湾，甚至尽可以弄一艘简陋的小船登登钓鱼岛……而一旦涉及到自身利益，爱国的精英和愤青就决不会考虑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不会为了爱国而向怕美媚美的现政权挑战。有太多的权贵家族早已把、正在把亲属和大量资产转移到美国，也有太多的爱国愤青早已登陆美国，正在准备赴美的愤青也不在少数，北京秀水东街美国使馆前排队申请赴美签证的队伍长龙依旧。当然，谁也不能阻止他们拿到绿卡或美国护照后再回来爱国，正如没人能够阻止自称三次拒绝美国护照而最终还是拿了美国护照的阮次山先生成天在凤凰卫视大谈他的“爱中国主义”一样，似乎他早就忘记了自己已经是宣誓效忠星条旗的美国公民。
对那些管不着中国愤青们的国家，愤青们的喧哗和骚动似乎足以搅动太平洋；而当爱国狂热涉及到与中南海之间的关系时，愤青们就显得低调克制和遵纪守法，狂热的狮子在瞬间变成温驯的羔羊。伊拉克战争期间，反美愤青们曾发起被当局默许的声势浩大的网络签名信，然而，他们准备在美国驻京使馆前举行上千人的示威游行，却被当局以莫须有的理由取缔，他们便没有任何抗议地偃旗息鼓了。在保钓运动中，七名登上过钓鱼岛的爱国者，曾经在出发前、航行中、登岛后、被日本警方带走时……一路高昂着视死如归的头颅，但当他们被从日本遣送回国时，一下飞机就被上海警方带走，他们那高昂了一路的头颅便无声地垂下。原来准备的再次登岛被取消，献给爱国英雄的盛大欢迎会也没举行，七位登岛勇士更是无声无息。
中国的民族主义狂热，在伸张神圣的民族大义时，也没有内在的自信和内心的明亮，反而尽透着阴暗的精明、理智和计算。一边爱国一边移民，一边反美一边转移资产，爱国已经爱到心口不一、言行背离的乖巧，也算是一种成精的爱国化境了！美国籍的凤凰卫视首席时事评论员阮次山，已经多次用自己的现身说法，为国内愤青树立了犬儒化爱国的榜样。
换言之，中国最容易走上法西斯道路的时期是毛泽东时代，尽管那时的国力很弱，但国人在精神上已经深度中魔；而非后毛泽东时代，尽管国力在逐渐增强，但国人大都变成精明的犬儒。何况，官方媒体对民族主义的纵容和对自由主义的封杀，与境外的“中国威胁论”一起，放大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所以，民族主义狂热在言辞上正在走向法西斯主义，固然值得警惕，但也要认清这种狂热的泡沫化对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的误导。
2004年11月14日于北京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