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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美国的博大出版社出版了刘晓波的一部新着《单刃毒剑──中国民族主义批判》。

自90年代以来，民族主义在中国兴起。对于这一历史时期出现的民族主义，已经有很多人写了很多文章。在我读到过的相关论着中，刘晓波这本格外有分量。凡是关心当代中国民族主义问题者，都应该读一读这本书。

刘晓波这本新书，单单是它的名字就锋芒毕露。平常人们都说民族主义是双刃剑，但刘晓波却毫不含糊地指出当今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单刃毒剑。也许你会感到这个书名很刺眼，那么很好，你正需要读读这本书。我相信你在读完之后会承认作者自是有他的一套道理。

民族主义常常不是靠它“是什么”来定义，而是靠它“反什么”来定义

美国著名学者、卡特时代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苏东剧变前的1988年出了一本书《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断言共产国家的失败。其中有一段专门讲到民族主义和民主化的关系问题。

我们知道，民族主义并不总是一个国家的自我认同，在很多时候，它是一国对他国的关系的反射。简言之，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常常不是靠它“是什么”来定义，而是靠它“反什么”来定义。波兰、捷克、匈牙利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是针对苏联的，是反苏的，因此它有利于民主化。苏联的民族主义则是针对美国的，是反美的，因此是不利于民主化的；而苏联的一些加盟共和国，特别是波罗的海三国，他们的民族主义也是反苏的，因此也是有利于民主化的。布热津斯基还提到台湾的民族主义，也就是台湾意识，它针对的是国民党这个所谓的外来的专制政权，所以对民主化也有推动作用。亨丁顿在谈到台湾的民主化时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那么，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呢？按照这种分析，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主要是针对西方，尤其是针对美国，所以对民主化有很大的消极作用。

象这样，不是从“是什么”，而是从“反什么”，去定义一国的民族主义，确实很有启发性，但我以为还需进一步分析。按说在毛时代的中国，尤其是在50年代60年代，最重要的外国就是苏联，应该说中国也有反苏的情绪，毛泽东后来发起中苏论战，和苏联决裂，应该说也投合了中国人的这种反苏的民族主义。但是和东欧国家的情况相反，中国的反苏的民族主义非但没有象东欧的反苏的民族主义那样走上比苏联修正主义还修正主义的大道，而是走上了比斯大林主义还斯大林主义的死胡同。由此可见，同样是带有反苏情绪的民族主义，既可能象东欧那样产生对民主化有利的结果，也可能象中国那样产生对民主化有害的结果。在这里，统治集团的操控显然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再比如清朝末年的民族主义，当然是产生于和西方列强的冲突，因此具有反西方的特性。但同样是对西方挑战的回应，既可以产生义和团式的排外，又可以产生康梁的向西方学习变法图强。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虚假性

回到单刃剑或双刃剑的问题上来，刘晓波认为，在殖民时代，殖民地人民反抗殖民霸权，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这时候的民族主义具有善恶两重性，是双刃剑。但是等到后殖民后冷战时代，当国际大势走向以自由民主为主导潮流的时候，民族主义往往就走向了反面。特别是独裁政权煽动的民族主义就祇是单刃毒剑，是恶棍的最后庇护所，是政客弄权的意识形态工具，是一个心智不成熟的民族坠入蒙昧深渊的标志。

刘晓波对当代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描述和深入的剖析，揭示出它的好战性、流氓性和犬儒性。作者还分别评述了反美的、反日的和反台独的民族主义。作者既有理论修养，又有历史知识，更有身处其间的深刻感受，再加上犀利的文笔，洞若观火，江河直下，酣畅淋漓，正是典型的刘晓波式的论述风格。限于篇幅，我这里祇提一点。作者举出许多事例，说明了当今中国民族主义的虚假性。某些爱国愤青，在外国政府面前向狂热的狮子，在本国政府面前却象温驯的羔羊。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反美愤青曾发起被当局默许的声势浩大的网络签名信，然而等到他们准备在美国驻京使馆前举行上千人的示威游行，却被当局以莫须有的理由取缔，他们就一声不吭地偃旗息鼓了。在保钓运动中，七名登上过钓鱼岛的爱国者，当他们被日本警方带走时，个个昂首挺胸，一副视死如归的架式；可是当他们被日本遣返回国，一下飞机就被上海警方带走，他们却乖乖就范，无声无息。

其实，保钓运动本身就很滑稽。因为外交主要是政府出面的事，国民要想在对外关系中实现自己的愿望，他就应该向本国的政府提出要求，施加压力。如果你对政府的现行政策不满意，你当然应该首先抗议政府。如果你认为钓鱼岛是中国领土，那么你就该要求中国政府派人守卫，你就该反对中国政府的所谓“搁置主权，共同开发”政策。

更何况，中国搁置主权，日本人可没搁置。日本方面在钓鱼岛上的动作频频，中国政府理当针锋相对，坚决回敬。作为中国公民，你就该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政府立即采取强硬措施。就拿韩国做比较吧。

我们知道，和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争端相似，韩国和日本之间有一个独岛的争端，韩国和日本双方都声称独岛是自己的领土。今年3月，日本有一架侦察机飞近独岛，韩国立刻派出四架战斗机拦截。去年，韩国还在独岛附近举行军事演习，以此宣示对独岛的主权。想想看，如果韩国政府在独岛的问题上光说不练，韩国的反日民众会饶过他们的政府吗？

刘晓波指出，伴随着国力军力的增长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以国家主义为导向的民族主义也日益高涨。当下的中国似乎具备了变成法西斯的全部条件。但是刘晓波并不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能够发展成行动上的法西斯。因为中国的硬实力还很不够，软魔力更是一塌糊涂。今天的中国人大都变成了精明的犬儒，满口民族大义，一肚子个人算计。《第三帝国兴亡》的作者夏伊勒比较过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本来产生于意大利，德国是跟着意大利学来的，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夏伊勒说，意大利人太精明了，太老于世故了，他们的法西斯主义徒有其表。这倒和中国很相似。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可以低估其危害。

首发北京之春

俞心焦，诗人，原名俞心樵，1968年出生于福建，祖籍浙江绍兴。诗歌有《最后的抒情》、《渴望英雄》、《墓志铭》等，另外还有长诗、小说、剧本、理论著作。

1993年，诗人俞心焦在上海和杭州的大学里讲学时，正式提出并致力于推动“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他认为这是一场人的全面复兴的运动，是为中华民族肩负起社会正义与文化重建双重使命的运动。同年7月，俞心焦在《星光》月刊上发表了《掀起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一文。1998年组织“中华民族复兴党”。1999年，被当局以“强奸罪”

判处七年有期徒刑。2006年7月6日出狱。

以下是狱中作家委员会成员井蛙与诗人俞心焦的访谈，井蛙简称井，俞心焦简称俞。时间：2006年12月29日。

首先感谢俞心焦先生接受我的电话采访。

（以下井蛙简称“井”，俞心焦简称“俞”）

井：请问俞先生，您于1999年被当局以“强奸罪”判处七年有期徒刑，然而，民间却舆论哗然，说您是因为组织了“中华民族复兴党”而作为一名党魁遭受牢狱之苦的，是否能简单谈谈关于“文化复兴运动”或者“中华民族复兴党”一事？

俞：我想，这没什么好说的。

井：为什么呢？您被判“强奸罪”，不认为有向民间、学界解释的必要吗？很多人，甚至包括您的朋友们，都有可能误解您真的犯了“强奸罪”。

俞：误解？我不想为此作出任何辩解。我知道有人有意误解我，诸如张广天之流，就非常恶毒地中伤我。而且是大面积地诋毁我，还企图篡改、伪造历史。这比原先迫害我的人更加可恶。连他的徒子徒孙们都参与其中。

井：那么，您为此，对中国的知识界抱有什么看法呢？

俞：我对中国知识界感到失望。象张广天这样的知识分子很多。他们之所以有麻木的一面，说穿了就是心怀恐惧。对生命以及宇宙未知的恐惧。恐惧可以分为社会性恐惧和人格性恐惧。恐惧是值得批判的。因为恐惧产生了虚伪和懦弱。虚伪和懦弱必然导致文化的腐败。中国一些知识分子，一辈子也没有独立人格，他们学会了狡辩、扮演高人以及耍赖。小时候赖父母，大了赖政党，赖金钱，赖基督，赖佛陀。耍赖就是逃脱责任。中国知识分子队伍中，缺乏孤单英雄。要他们群体去干一些事情没问题，但是，让他们落单就不行了，准会一哄而散。

井：请您谈谈狱中的一些情况，您入狱的时间、地点等等。

俞：入狱之后，监狱管制我比一般的政治犯更严格，更严密。他们转移我到别的监狱总是在下半夜进行的。首先，他们将我关进北京昌平看守所。大概一年之后，转移到北京秦城监狱。几个月后，转移到北京监狱。又几个月后，转移到福建省泉州监狱。之后转移到福建莆田监狱。再转移到福州监狱。最后转移到泉州外籍大队。我也不知道为何把我转到这个地方。

从头到尾，我没能在监狱里写任何一封信给我的亲人。家人都以为我已经死了。

1999年，我和那个陷害我的《中国文化报》女记者成笑容同居了半年时间。有一个夜晚，成笑容抱住我大哭，问我：“如果有朝一日，我做出对不起你的事情，你会怎么看我？”我当时不可能预料到，她真的会陷害我。

而在她说这句话的半个月之后，成笑容传呼我去一家酒吧玩，我下楼（当时在通州租房子）去复电话时，在电话亭旁边就有一位长得很漂亮的女人，她似乎是在那里专门等我的。当我走过去的时候，一大帮便衣警察就将我强硬塞到他们的车里，这位电话亭站着的漂亮女人就一把过来，搜我的身，把我身上的钥匙抢走了，她上楼去搜索我的住所。

之后，我再也没出去过。他们把我带走，到了第三天他们说有人告我“强奸”。后来，我就是“强奸犯”了。但是，他们对我七问八问，问我关于组党的事情等等，都是涉及政治问题，而不是关于“强奸”的问题。因此，我在监狱里，每年都写信给他们，我强烈要求监狱要依法治监，落实一个“强奸犯”的待遇。但是，从来没得到过回复。

在监狱里，狱警很多次鼓励其他刑事犯人殴打我。可是，你知道吗，他们不会让你治伤的。

井：您抗议过吗？

俞：当然抗议。但是，没用。那些打我的人只是简单的扣扣分，装模作样地做给人看而已。

井：那个女记者成笑容，您当时爱她吗？据说，同时您还有一位叫做波波的女朋友，对吗？很复杂的三角关系，能否谈谈？

俞：我爱过成笑容。可是，我和波波是真正的恋人关系。当时，是那个女记者成笑容主动来追求我的。她约我到别的地方过夜什么的。总之，当时我的女朋友波波对此表示过极大的宽容。成笑容去找过波波谈判，叫她离开我。可是，波波说：“我爱俞心焦和你爱俞心焦不一样。只要他爱我就可以了。”

井：波波当时从事什么工作呢？

俞：我和成笑容在一起时，我真的不清楚波波换了什么别的工作了。

她因为我的缘故，被安全局骚扰得不行，被迫换了很多工作。但是，我出事了，波波也被抓走。她在看守所里一个多月受了很大的折磨，我听说，狱警要她站在矮椅子上，身子一摇晃就打她。

她出去后，还坚持给我寄钱，坚持了五年时间。后来被一个神秘女人给破坏了。那个神秘女人自称是我真正的女朋友。波波相信了。对我的帮助也停止了。

井：您对波波感到亏欠吗？

俞：当然亏欠了。她跟着我受了很多苦。我在个人情感方面，需要检讨。所以，我现在很渴望过一种全新的不受干扰的生活。与政治无关。可是，良心和道义感促使我们去关心政治。我并不回避政治的问题，我也希望中国人不要回避政治。

井：您对成笑容有什么看法？

俞：我不恨她。我反而同情她。因为，她也是受害者。不管她处于哪种原因被官方利诱，因此来陷害我，我都不会恨她。

井：那么，您认为在诗人与政治家之间，您哪一方面占的多一点？也请您谈谈诗歌与政治的关系？

俞：我始终是诗人。以我的性情不适合从政。诗歌与政治，两者有密切关联。只有无聊的诗歌才与政治区别开来。只有无人性关怀的政治才驱逐诗歌。好的诗歌与好的政治是密不可分的。好的诗歌，创造了文化的能力。坏的政治，就不会考虑人道。

井：那么，您个人认为什么才是好的诗歌呢？

俞：这比什么是好的政治更难以说明白。其实，诗歌高于政治。诗歌是属于个体的。

井：您现在的健康状况如何？如何面对新的生活？

俞：比以前差多了。我现在是赤贫。今天朋友请我住在这家破饭店里，晚上又得换地方了。出狱之后，我一直过着很动荡的生活。

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我现在靠朋友的一点帮助过生活。我希望能靠卖画为生。我渴望安宁、健康的生活。因为，人的岁数也大了。我不太想介入文学以外的事情。我真正的价值是写作和艺术。政治，非我所长。

井：说到绘画，您最喜欢哪个流派？

俞：我喜欢印象派。因为，我非科班出身，所以，我希望通过努力，能画些写实的作品。

井：我也喜欢印象派。比如凡高和莫内他们的作品。您指的写实是否就是指现代主义？

俞：不一定。写实，现代主义也可以很写实，也可以很抽象。而古典主义可以很写实。我希望经过时间的磨炼，使我的绘画技巧走向写实。井蛙，你画画吗？

井：我没画画。最后，您想对海外的朋友们说些什么呢？

俞：我祝福他们。希望他们能为祖国真正意义上的健康和富足，为底层人民做些工作。

井：再次感谢诗人俞心焦先生接受我的采访。希望您健康，幸福。

民主论坛

中央电视台推出12集电视政论片《大国崛起》，引起轰动。论者蜂起，众说纷纭。我们很容易发现，在文本、编导者自己对编导意图的说明和观众的评论这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而观众的评论尤其五花八门，这中间除了一般的见仁见智之外，又免不了有指桑骂槐，借题发挥，各取所需的成分。这就构成了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如何评价《大国崛起》，一是如何评价对《大国崛起》的各种评价。应该说《大国崛起》拍得还不错，其论说大体摆脱了马列教条和毛主义，文字也不浮夸煽情，多少反映出当今中国学界对近代世界史的研究成果，对一般观众不无教育和启迪作用。它的缺陷也是明显的，譬如讲英国而不提洛克，讲法国不提孟德斯鸠，讲苏联不提大饥荒、大清洗和古拉格，等等。不过我以为，《大国崛起》的最大问题是出在题目上。

诚然，讲述大国的兴衰不失为一种读史的方式，但这也很容易引起误解，以为成为大国就是好的，没成为大国就是差的，大国崛起就是好的，衰落就是不好的。首先，成为大国未必就是好事，大国未必比小国好。东方西方的先哲们所设想的理想国都是小国寡民，那不是没有道理的。其次，例如纳粹德国和共产苏联，它们的崛起都带来了大灾难，类似的崛起是我们要防止的，而不是我们要追求的。第三，今日英国早已不再是日不落帝国，但是发源于英国的现代社会三大支柱——宪政民主、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却获得了越来越广泛的传播和效仿。这岂是“衰落”二字可以概括？

《大国崛起》引起轰动，也因为它触动了我们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大国情结。犹记少年时，学历史学地理，常常会涌起一种自豪感。不为别的，单单为自己出生于一个堂堂大国。有时，我忍不住要替中小国家的人民发愁：自己的国家命中注定不能成为举足轻重的世界强国，那该是何等的不幸。然而，我后来读到了一位著名的学者、荷兰的物理学家洛仑兹的一句话：“幸好我的祖国太小，不足以作出太大的罪恶。”我深受震撼。我不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不过推想起来，此话确也有它几分道理。强国当然并非都是恶国。但问题是，在追求强大的愿望和争取强大的过程中，人们难道不是很容易无视平等、忽略自由？爱国主义倘不是建立于珍重每个人的个人权利之上，它就很容易反过来成为压制个人权利的有力藉口。这是我们必须高度警惕的。

在谈起百年来自由民主迟迟未能在中国扎根的历史原因时，李泽厚将之概括为“救亡”压倒“启蒙”。我对这种观点颇有保留，此处不论。我在这里要说的是，如果说在这半个多世纪的中国，是什么因素有意无意之中构成了对“启蒙”的压制的话，那么这个因素并不是“救亡”，而是“强国”。包括毛时代，毛泽东发明大跃进，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之所以一时间能得到许多人，尤其是青少年的热烈响应，那也是因为它激发起我们的大国情结。在今天，中国大陆经济增长而专制依旧，多多少少也可以解释为“强国”压倒“启蒙”。尽管在《大国崛起》电视片的最后一集《大道行思》里，编者在总结成为大国的各种因素时也讲到了制度的因素，文化的因素，甚至也提到了自由民主的因素。但问题是在这里，自由民主仅仅是被当作崛起的手段，崛起才是目的。这就意味着，为了中国的崛起，我们可以要自由要民主，也可以不要自由不要民主。这就为“强国”压倒“启蒙”大开方便之门。《大国崛起》中有两集是讲美国的。我们正好拿美国作例证。美国是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一般人也都承认，美国的强大是和它的自由民主分不开的。但这并不是说，美国人是为了追求强大才采用自由民主的。其实，美国人本来追求的就是自由民主，早期的移民离开繁盛的欧洲来到荒芜的新大陆，不是为了追求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而是为了追求个人的自由与幸福。早在美国进行革命与制定宪法之初，美国人就打定主意，创建一种崭新的制度，确保人民的自由，确保人民对政府的控制。人权是美国立国之本，强大不过是其副产物。

因此，我们最应该关心的不是如何促进中国的崛起，而是如何促进中国人自由。

首发北京之春

临沂市、沂南县两级公安机关人员和政府其他部门的某些人员，在陈光诚案中扮演了极为下流野蛮的角色。警匪一家，无法无天，颠倒黑白，丧心病狂，当是临沂公安和沂南公安的真实写照。

让我们简要回顾他们一年多来的暴行：

2005年9月6日下午，陈光诚在北京芳园里丽都饭店职工公寓院内，遭到6个自称为公安人员的男子的绑架。他们未出示任何证件或法律文书，将陈光诚推进一辆桑塔纳带走（车号为鲁B13237）。当时的目击者包括涂毕声、李春富律师、华盛顿邮报记者潘公凯。光诚被四个暴徒硬按在车座上，几乎呼吸不过来。途中，这伙暴徒在车里多次殴打陈光诚头面部，致使陈光诚昏迷了数次。当天晚上，光诚被扣押在沂南县维多利亚度假村。9月7日早，临沂市公安局局长刘杰对光诚进行恐吓：“你接受了华盛顿邮报的一次采访，就够判五年了。再接受一次采访，就够判十年的。”证实此次绑架确为临沂公安所为。

2005年10月4日，许志永博士、李方平、李苏滨律师到山东临沂看望陈光诚。在村头的大马路边，李方平、许志永被一群不明身分的人阻拦和殴打。李方平律师险些被推到河里，还被一伙人按在地上拳打脚踢。许志永也被推倒和殴打。围殴者中有人刚刚喝过酒。下午五点多，挨打者竟被带到双堠镇派出所“留置盘查”，直到第二天早晨。10月5日他们被临沂警方强行带回北京。为律师指路的村民陈光理10月5日被带走，陈光理的妻子也被镇政府指派的打手殴打。

2005年10月24日，陈光诚的朋友梁晓燕、寇延丁去东师古村看望他和孩子，陈光诚在冲出家门时，守住门口的双堠镇副镇长赵峰带领七、八个打手群殴陈光诚。梁晓燕看到盲人陈光诚被他们打倒在地五、六次。其中一名叫李先干的政府干部李先干躲在打手身后偷袭，用穿皮鞋的脚猛踢光诚，还捏紧拳头猛打光诚右太阳穴，陈的太阳穴流血不止，腿和手均受伤。七、八个打手也拿起棍子殴打光诚。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也被殴打。在陈光诚受伤之后，家人希望能将他送医院治疗，但遭到阻止。

2005年12月27日，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被殴打。事后检查，发现腰部和背部大面积擦伤，还出了血。作恶者是李先干和政府雇用的十几个非法拘禁陈光诚袁伟静的打手。

2006年2月2日晚八点左右，陈光诚的邻居陈华在送客人出门回来的时候，因为对站在他家门口的监视者说了一句表示不满的话，便遭到打手们的殴打。鼻子、嘴都被打出血，头部也被打伤。之后，双堠镇派出所的警察赶来，不处理事情，而是把打人者支走。陈华要求派出所拿出这一班值班的名单来，以辨认打人者；但被警察拒绝。晚11点左右，沂南县公安局来了八、九辆车，同样不处理任何事情。

2006年2月5日晚，数百村民与监视陈光诚的官员和打手发生冲突，杜德海头被打破，另有几名村民受轻伤。

2006年3月11日晚7点，陈光诚的邻居陈光余到村小卖部买烟途中，被四个人蒙住头，用棍子猛打，满脸是血，脖子到手多处受伤。行凶者随后混到看守陈光诚的人群中。

3月12日至3月14日，沂南县公安人员对陈光诚实施酷刑，三天三夜不让他睡觉，陈光诚为此曾绝食绝水抗议这些警察败类的暴行！3月12日至4月2日，陈光诚被非法拘禁在沂南县维多利亚度假村，4月2日至6月10日被非法拘禁在沂南县民警培训中心。
　
　　陈光余3月11日被抓到沂南县刑警队后，被沂南警员绑在椅子上审讯逼供，五天五夜不让睡觉。陈光军被抓后，被用铁链绑在椅子上，“他们每班两个人，不让睡觉，不让吃饭喝水。他们说态度好就给一点吃，每天有吃一顿的时候，也有吃两顿的时候，最不能忍受的是，他们不让解手。每次解手，都要多次请求。”陈庚江、陈光东、陈光和三位村民在被羁押期间，遭沂南警察酷刑逼供：“3月11日晚，我被沂南县刑警队抓进去之后，用农村拴狗的那种铁链子把我绑在椅子上，脖子一道、腰一道、腿一道，共三道。……他们连续15天不让我睡觉。困得实在受不了要睡的时候，刑警就用带刺的橡胶棍砸我的脚。他们轮班审讯，反复诱供，他们对我说的话不满意，就让重说，直到他们满意为止。”“有一次连续20多小时不给吃饭。警察说忘了，实际是故意不给饭吃。……连续15天不让睡觉，实在受不了，痛苦之极。到后来他们想让说什么就说什么。”“他们逼我说光诚不好。……警察自己写好材料让我背下来，背不下来就放在一边照着念，还不能总看。让读什么就读什么，读不好就打。他们在一边摄像。”

5月8日，魏汝久、张立辉等四名赴临沂办案的律师受到当地公安局的威胁和骚扰。

2006年6月11日，沂南县公安人员一直对光诚漫骂侮辱，持续整个上午。并恐吓说，“在看守所死一个人很正常，前几天还死了一个。你不好点儿就别想活着走出这个看守所。”

6月19日晚，陈光诚的母亲和儿子在滕彪家楼下被不明身份的十个人绑架。这伙暴徒把七十岁的老人和两岁多的孩子塞进一辆没有牌照的车里，车辆被滕彪及附近居民拦住。五、六分钟后，北京110的警察和山东来的这些便衣一起，把滕彪强行拖走，推倒在地。之后无牌车飞快地冲出小区。

6月21日下午，李劲松律师接到死亡威胁电话。这个陌生人恐吓他“是不是不想活了，是不是想找死”。6月22日，因光诚母亲病重，李劲松律师向警察发短信求助。李劲松因此竟被沂南县公安局传唤。

6月22日下午，程海、李克昌和孟宪明三位律师被不明身份、无牌照的车辆跟踪，在山东临沂被一辆无牌照车跟踪，并被不明身份的暴徒当街公开殴打。当时律师拨打了110和120，警察把律师带到公安局问讯。但是警方用各种理由把这三名被殴打的律师羁留在派出所，不让离开派出所。更令人愤慨的是，在22日晚21点41分，又有几十名暴徒冲进公安局内，公然抢劫了律师们的照相器材，并当着警察的面强行摔碎。之后，又冲到律师住所谩骂骚扰，切断电话，直到凌晨一点多才撤走。而当地警方毫不作为，任由暴徒撒野！

6月23日上午，刚刚走出宾馆的程海、孟宪明律师准备依法办案，再次被昨日十几名壮汉围住，声称程律师拍了他们的照片。程律师说：“像机被你们摔坏，东西被你们抢走，哪还有照片？” 但对方仗着人多，挡住两位律师的去路，不停地推搡、抓打两位律师，程律师的手被打青。

6月23日下午2点10分，按计划前去陈光诚家进行调查采证的李劲松、李苏滨律师到达陈光诚家村口，刚刚下车，便遭到20多名不明身份者的围殴，最后将二人推搡进车内。一路跟踪而来的车辆则在旁边静静观望。向110报警后，警方置之不理。

6月27日，李劲松、李苏滨、胡佳等四人到达临沂。在进入村口时，李劲松、李苏滨所驾车辆就被几个女流氓用力堵住车门，无法下车。律师多次报警并在车里等待警察。这数十个男女流氓竟然用力将律师的飞度车向右掀翻了！在警察到来之前他们又把车推回原状，但右侧车身已多处伤痕。李劲松律师写道：“令我愤慨伤心至极的是：四个警察到来之后在我向警员现场指证仍滞留在场的数十个堵门掀车暴徒时，其中几个男流氓当着四个警察的面抢走我的摄像机，挥拳砸我脸部并用车门挤卡我的躯体，至我右下唇伤肿，眼镜被砸落地！”“之后其中一个暴徒当着四个沂南警员的面，带着从我手中抢走的摄像机，骑着一辆摩托车离开现场。我当即要求在场警员赶快去抓捕这个现行抢劫犯！这四个警员却无动于衷竟然眼睁睁地放纵这数十暴徒一个个从容离开现场！”

7月10 日，胡佳和袁伟静在村口被看守袁伟静的二十多个暴徒暴力殴打。

7月20日，准备参加旁听的高智晟、赵晖等民间人士在法院门口被不明身份的暴徒殴打、所穿的光诚头像衫均被撕破。当日下午，在东师古村准备探望袁伟静时，又被政府雇用的打手殴打。

8月17日晚，许志永被六、七位不明身份的人诬陷偷包，许志永博士遭到殴打，李方平和张立辉律师被带到沂南县界湖派出所讯问两个多小时，许志永博士被讯问长达22个小时，一直到开庭结束；因此无法出庭辩护。

8 月18日，陈光诚的母亲和妻子要求参加旁听，被沂南警察强力阻止。要求旁听的杨在新、黄晓敏被强行带到派出所，杨在新受到警察凶狠殴打，并被关在铁笼子里。

11月18日，沂南县公安人员到东师古村找到陈光东、陈光和的妻子，对她们进行威胁，企图以此来阻止陈光东、陈光和出庭作证。

　　11月26日，李劲松、李方平、滕彪律师在东师古村遭到双堠镇党委书记为首的政府工作人员和政府雇用的20多名打手阻拦骚扰，律师向县110、市110、省公安厅报警20多次，警方拒不出警。

11月26日早，证人陈更江被警察强行带走。答应律师准备出庭的证人陈光余、陈光东失踪。当晚，证人陈光和在临沂准备与律师见面时被十几名不明身份者绑架；滕彪和李方平律师在试图营救时被推倒在地，无牌照车辆扬长而去。留在现场的七八个暴徒在那里狂笑。110接警后前来调查，对律师指认的、仍滞留现场的犯罪分子不闻不问。

11月28日中午，袁伟静在被沂南县公安机关被传唤期间，袁伟静受到刑警大队有关人员的侮辱虐待。袁伟静的小腹和胸口剧痛；三个小时内她四次要求去医院，警察置之不理。第五次要求时，来了一个医生，简单看了一下，说问题不大；而这时候袁伟静已经疼得受不了了。疼痛难忍加上极度的气愤，袁伟静几次昏迷过去。晚上，刑警大队六七个人把神志不清的袁伟静扔在东师古村村口地上。

12月27日，李劲松、李方平、程海、黄开国律师赴临沂办案途中被不明身份的暴徒袭击。12月26日晚19：30，李劲松、李方平等人上了从北京开往临沂市的长途客车后，有一个穿着警用防寒服的女子来给他们安排铺位，此人的举动让人不得不认为她是乘务员。她把李劲松和李方平都安排在她附近。12月27日凌晨4点，那女子推醒劲松，声称李劲松律师对其进行性骚扰。不久两辆无牌车辆（无牌车辆几乎成了光诚案中涉案的临沂警方和政府的标志），一前一后迫使长途车停到路边，车上下来了约8个不明身份的人，强迫司机打开车门，他们上车后要把李劲松揪下车，李方平立即上前阻止对方，几个人就用铁棍袭击李劲松和李方平，围攻的时间大体在 5分钟左右。随即李劲松打电话报警，警方未及时出警。李方平头部被凶器打中，血流满面，神志恍惚，那几个不明身份者和该女子下车扬长而去。凌晨 5时许，警察来到后，拒绝律师登记乘客的要求，反而将所有目击证人和可能存在的打人者同伙全部放走。李方平律师头部伤口四厘米左右，缝了八针以上；李劲松律师左眼及左手受伤。这是去年八月以来，殴打律师最为凶残的一次。

回顾这些暴行，不仅仅是为了揭露和控诉。

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Imre Kertesz），一位在奥斯维辛度过恐怖童年的犹太幸存者，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说道：“人们往往只谴责‘暴行的残忍’，而没有注意到‘暴行被实施时的轻率’。”——暴力先是成为临沂警察和暴徒的手段，之后成为他们的习惯，之后成为他们的存在自身。而笃信法治和非暴力的陈光诚、袁伟静和律师们，不计危险，前赴后继，用肉身去承担这些暴力，去见证这些罪行。他们在接到死亡威胁电话时、在车辆被掀翻时、在遭受酷刑逼供时、在头破血流时，仍然选择了理性和非暴力。

在掌握着暴力机器的犯罪者面前，个体是那么无助和绝望，文字和思想是那么苍白和无力。——也许，人性的尊严将在历史的缝隙中展现自己的力量。除了相信这一点，我们，还能有什么选择?

2006年12月29日

首发民主中国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国内有关审计、统计、环保等一些所谓重要行政部门“垂直管理”的呼声可谓一浪高过一浪。2006年10月20日的《法制早报》转载《瞭望》周刊的文章，把“垂直管理”提高到改革攻坚的角度来看待。认为，从短期看，一些行政部门的“垂直管理”是中央解决部门管理与地方管理尖锐矛盾、确保政令畅通的制度调整；从长期看，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央20年不断下放权力于地方后，为达到国家法规统一性目标，平衡央地职权的一种战略手段。同日的《中国青年报》则以《85.9％的人支持中央政府加强垂直管理破除地方保护》为题报道，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腾讯新闻中心上周联合进行的民调显示，在4531名志愿受访者中，85.9％的人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中央政府应该加强“垂直管理”。

实事求是地说，“垂直管理”的呼声表面看来也不是不可以理解。比如中国青年报的相关报道中提到，日前，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严厉指出，由于人财物全在地方领导手中，许多地方环保局局长根本无法行使其职责。面对“挪位置”、“摘帽子”等威胁，环保局长“顶得住的站不住，站得住的顶不住”，明知道污染项目不该批的，也难免手上不哆嗦一下。报道并指出，如此的困境在国土、统计甚至林业等领域都屡见不鲜。所以有受访者表示，“我之所以期待审计等部门退出地方行政序列，是因为这样更能够贯彻中央一些好的政策、法令。”

然而问题在于，审计等部门退出地方行政序列，实行“垂直管理”后，真的就更能够贯彻中央一些好的政策、法令了吗？坦率地说，我对此表示怀疑。在我两个月前发表于《中国经济周刊》的《垂直管理与钦差大臣情结》一文中，我曾经有过这样的判断：

所谓的“垂直管理”，其实不过就是要追求相对更高行政级别的权力。形象一点说，它就是要追求“钦差大臣”的地位！至于有了更高行政级别的权力、有了“钦差大臣”的地位后，是否真的就能做好工作——让金融不再有那样多的不良资产，让司法不再有那样多的不公，让统计不再有那样多的假数字，让环保不再允许污染肆无忌惮……“垂直管理”之呼吁者的考虑似乎还非常不深入。就此笔者分析，类似的思维是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非常不良的习惯影响。他们一般认为，行政级别越高，它所代表的权力就越纯洁。然而，事实上制度安排才是影响权力特征的最根本性因素，且在任何一个国家内部各级政权的建设中都具有基本意义上的同一性。所以，当制度安排不能保证最基层领导者正确行使权力时，它恐怕也就同样不能保证更高级别的领导者正确地行使权力。

就此笔者提出，做好地方任何一项工作之最经济、最有效、也是最根本的方法，必须是立足于地方，也只能是立足于地方。比如，有“垂直管理”的呼吁者向我们“暗示”了现实中地方政府有滥用权力的弊端，那么，我们应该做的就是要努力通过变革制度安排，使地方政府不敢、也不能再滥用权力。如果我们不做这样的努力，而是象“垂直管理”的呼吁者们所呼吁的那样，用“垂直管理”的模式来制约地方政府的滥用权力，结局会如何呢？其实那也就是期待于用一个更高级别的“被滥用的权力”，来制约地方政府“被滥用的权力”。其荒唐可想而知！

其实，说到“垂直管理”，中国的地方权力机构整体上应该早就是“垂直管理”。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因此，任何一个级别、任何一个地方权力机构的权力毫无疑问都源自于中央。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跟我说，不能说地方权力机构的权力都源自于中央，因为《宪法》规定的很清楚，各级人大是地方的国家权力机关，它由当地人大代表们选举产生的。地方政府的官员则都由它来任命，对它负责。这种说法的确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不要忘了在中国的政治现实中还有一个问题，即党委负责制。关于这一问题，各位去看看近期有关山东齐河发生的有人假冒县委书记的签名从而被当地党政机关招录的事件报道中，齐河县委书记对于他之所以越权独霸全县党政机关招录人员权力的解释，他说：因为是党委负责制！（11月15日《新京报》）

是的，是党委负责制！而党委是不会由当地选举产生的，它只由上级党委来任命。那么，这不就是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地方权力机构整体上早已经是“垂直管理”了吗？

既然地方权力机构整体上已经是“垂直管理”，那么我们可以再来看看前面人们呼吁的“垂直管理”到底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什么呢，它只能意味着在“垂直管理”之上的“垂直管理”。于是，当前的“垂直管理”呼吁之荒谬，就更要加上一重了。

而既然已经清楚了我们的地方权力机构整体上其实早已是“垂直管理”，那么随后我们就应该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其实也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地方保护”。

顾名思义，所谓“地方保护”，便应该是保护地方的利益，尤其应该是保护地方民众的利益。如此，如果我们把“地方保护”这个词拿到美国去说，或者还真可以找到一些合适的例子。因为美国是联邦制的国家，美国的总统没有权力去任命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加利福尼亚的州长也没有权力去任命辖内旧金山市的市长。在他们那个国家，每一个级别、每一个地方的行政、议会等权力机构都是自治性的，所以照理来说，那才有可能产生“地方保护”。而在中国，在整个地方权力机构都属于“垂直管理”的情况下，怎么可能产生“地方保护”呢？最简单的理由便是，地方官员他还想不想升官，甚至仅仅是他还想不想保住官位？否则，那就只能是一切以中央利益、或上级利益为诉求。

当然，我们也可以脱开纯粹的逻辑推理，就“垂直管理”的呼吁者们所批评的一些具体的“地方保护”行为进行一下分析。那么，统计的造假把地方经济人为夸大的同时，必然带来地方应该向中央承担各种责任的增加，以及中央对其优惠政策的减少，这是保护地方的利益吗？是保护地方民众的利益吗？是一种什么意义上的“地方保护”呢？

再说说环保，当一些地方一味追求经济发展，从而导致地方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民众吃水、喘气都成了问题时，这是保护了地方的利益了吗？是保护了地方民众的利益了吗？又是一种什么意义上的“地方保护”呢？

其它的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再说了，总之我们应该可以看到这样一个问题：认真研究当前“垂直管理”呼吁者们所谓的所有“地方保护”行为，就可以说没有一件是保护地方利益的，当然也就没有一件是保护地方民众利益的。相反，本质上说，那些行为无一例外应该说都是侵犯地方利益的，是侵犯地方民众的利益的。所以，那更应该被视为掠夺地方，而不是“地方保护”。

如此，所谓“垂直管理”呼吁的荒谬我们分析的也就差不多了，但是，维持现状当然也是不可以的，因为问题的确已经相当之严重。那怎么办呢？笔者以为，所有问题其实归根结底就是个官员考核体制的问题——目前的这个官员考核体制就是个纯粹由官员来考核官员的体制，这样的一种制度设计其实就是以排斥公众利益、乃至排斥国家利益为本质的。因此，改革当然也就应该围绕设计一个更科学的官员考核体制来展开。

说起来这其实并不难，不过就是要严格遵守《宪法》的规定，先让各地人大代表的产生实现真正的民主，而人大这个国家权力机关则真正由这些人大代表选举产生；同时，也真正赋予它任命、监督政府官员的权力。也就是说，我的思路与那些“垂直管理”的呼吁者正好相反，不是要去追求什么“垂直管理”，而是要实现真正的地方民主自治——真正由民众主导的管理。

试想一下，如果实现了地方民主自治，哪个地方的县长敢再让统计部门制造虚假的GDP数字？又有哪个地方的县长敢再胁迫环保部门保护污染项目呢？

（新闻链接：《85.9％的人支持中央政府加强垂直管理破除地方保护》http://zqb.cyol.com/content/2006-11/20/content_1580191.htm；《中央垂直管理改革攻坚》http://news.sina.com.cn/c/2006-11-20/090911563982.shtml）

首发民主中国

智利前军事独裁者奥古斯托。皮诺切特（1915年11月25日—2006年12月10日），以91岁高龄在世界人权日的那一天死亡，他的流血政变上台跟他在世界人权日死亡，同样充满了讽刺。

1973年，在美国的支持下，皮诺切特推翻民选总统阿连德建立军政府。他17年的威权统治给智利人民带去了什么？在任内进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年均经济增长率高达8%，使得智利成为南美洲首屈一指的经济强国，但在同时，残酷压制民主，解散国会，废除宪法，并实施党禁和言论禁锢，特别是残暴镇压政治异见者，造成大量侵犯人权的事件。经济自由无法替代政治自由，政治自由是民心所归，舍弃政治自由无异于缘木求鱼。尽管皮诺切特时代早落下了大幕，但是给重经济改革轻政治变革的中国，留下了可供借鉴的宝贵遗产。

遗产之一：民心难违

皮诺切特死去之后，一切并未结束。智利政府没有为他举行国葬，只让军方降半旗象征性致哀。现任总统巴切莱特曾说，为他举行国葬违背自己的良心。皮诺切特曾经说：“我不是独裁者，因为独裁者都晚景凄凉。”事实任何呢？1998年，因为西班牙指控他杀害西班牙人及其后裔，皮诺切特在伦敦一家医院就诊时被逮捕，随后虽然得以释放回国，但从此开始了咎由自取的晚年凄凉生涯。从政治谋杀、侵犯人权到偷逃税款，共达300余起的各种起诉接踵而至。他先是靠终身参议员的身份免于受审，后来法官宣布取消他的这一身份，他只好以健康原因来拖延，免于坐牢。

智利部分民众觉得这些做法对皮诺切特不公平。在他执政期间，让智利迅速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摆脱了贫困和混乱，使智利成为南美强国。皮诺切特在他下台之后，也不无得意地宣称：“我接手的时候智利是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而移交的时候它则基础坚实、未来美好。”但是，皮氏只说对了一部分。社会财富只流向了少数权贵和富人手里，大多数民众并没有受惠；为自己高压统治期间数千名遭受屠杀、失踪、流亡者犯下的罪责洗脱。

但是，世界舆论和智利人民并不领皮诺切特的情。皮氏死后，根据智利媒体的调查，智利民众反对以国家领导人待遇安葬的人数超过半数。更多的智利民众走上街头，兴高采烈庆祝他的死亡。世界主流舆论也普遍认为，皮诺切特是一个尚算幸运的军事独裁者，把他与正在接受审判和关押的萨达姆比较。可以说，智利民众给予他公正的盖棺定论和待遇。

遗产之二：社会财富分配不公

皮诺切特上台后，立即采取了市场化的经济改革措施。他表示自己希望“将智利变成一个企业家的国度，而不是无产者的国度”。皮诺切特起用美国芝加哥大学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一批自由主义经济大师来贯彻他的政策。皮诺切特开创了智利经济放松管制和私有化的纪元。他先后废除了最低工资，取消了工会权利，将养老金体系，国有工业和银行进行私有化改革，降低了部分税收。这些政策的支持者们（尤其是弗里德曼）认为“智利奇迹”是因此产生的（1960-1980年，智利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了35%）。反对者则指出，智利失业率从1973年的4.3%上升至1983年的22%，而实际工资水平下降了40%.在皮诺切特当政的最后几年，情况略有改善。1990年失业率降至7.8%.阿连德时期出现的物资短缺现象也得到了补救。

但是，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支持智利经济自由的初衷，显然与皮诺切特政权的愿望尚有遥远的距离。这些经济学家把经济自由当作国家文明的必要手段，而不是作为结果。但在皮氏看来，只要经济自由了，他的威权统治便可以得到长期稳固。因为他们认为经济自由本身是自由之一，同时它是政治自由的条件。他们从来没有说过，民众只有经济自由就够了。弗里德曼很早就说过：“作为自由主义者，我们把个人自由，也许或者是家庭自由作为我们鉴定社会安排的最终目标。”到后来，他反复强调，智利只是意外，而不是规律，因为军人政权的组织法则是自上而下的集权，而自由市场刚刚相反，是自下而上的分权。他预言说，“我有言在先：除非军政府为致力于政治自由的民政府所取代——正如民政府所宣称的那样，政治自由是它的目的所在，否则的话，这种自由市场政策不可能持久”，“政治自由反过来又是经济自由得以长期保持的必要条件”。

皮诺切特制造的经济繁荣后果是什么呢？施行的私有化政策，削减了公共开支，废除了工会权利，这些都对智利中下阶层产生了消极影响，事实上是对他们的掠夺，而只对富有阶层有利。

遗产之三：残暴镇压政治异见者

皮氏当政期间，更多的是以一个独裁者面目出现。皮诺切特破坏了智利的民主政治，攫取个人利益，实行了导致数千名反对者死伤的国家恐怖主义政策。他采取高压统治，驱赶、关押、杀害持不同政见者。1991年，智利“真相与和解”国家委员会发布的报告认为，皮氏统治期间有2，095人遇害，1，102人失踪。严刑拷打也是军政府镇压异己的常用手段。成千上万的智利人因此逃亡国外。2004年，“政治犯与酷刑”国家委员会发布报告称，大约有35，000人声称遭到了军政权的酷刑折磨。其中有28，000份证词被认为是合法的。该报告同时认为，超过半数的逮捕行动发生于军人建政数月内（大约有18，000人称他们是在1973年9月至12月间遭到拘禁的）。

皮氏任内，智利频繁发生骚乱与暴力袭击，政局不稳。另有数次未遂暗杀，深化了政府的妄想症，加剧了迫害的恶性循环。前智利驻美国大使，阿连德政府内阁成员奥兰多。勒特里尔（Orlando Letelier）在华盛顿特区遭汽车炸弹袭击身亡。而在此前2年，前任陆军总司令卡洛斯。普拉茨也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遇刺身亡。1976年9月，智利形势引起了国际关注。

遗产之四：功过不可替代

智利与其他拉美国家不同，在政变之前有长期的民主宪政史，鲜见军人干政。皮氏军政权的血腥恐怖统治行为，无法撼动暗中涌动的民主根基。1980年，智利新宪法公民投票获得通过。新宪法规定，1988年进行等额选举的总统大选，1990年还政于民。皮诺切特在那次大选中失利。1989年，智利举行差额选举的总统大选，帕特里西奥。埃尔文获胜，于次年接替皮诺切特出任总统。皮诺切特卸任后，仍保留军队总司令的职务至1998年。根据1980年宪法的规定，他可以在智利参议院获得一个终身参议员席位。

政治自由或者说制度文明的内核在于：一个执政者不管他如何对国家民族居功至伟，只要他手上沾着鲜血，就会受到指控和审判，这是现代国际社会的一个共识。没有谁可以为皮诺切特辩护。智利的经济奇迹本身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尤其是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和弗里德曼都曾经为他辩护甚至伸出援手。人们争议的焦点是：专制政权（或者叫威权主义）是否也能够甚至可以更好地实行自由经济政策，带领国家发财致富？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之间的关系如何？智利自1970年代军政府上台到1990年新的民选政府登台以至今天，恐怖政治遗留的阴影远远大于跛足经济增长带给人民的欢愉，民众给经济自由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

民主宪政的力量是伟大而持久的，智利人民经过短暂的恐怖噩梦之后，重新拥抱了民主和自由。智利人民是幸运的，尽管付出了血的代价，他们亲手埋葬了那个昏迈的独裁者和他的独裁专制制度。

2006年12月23日
首发民主中国

不管经历多少苦难，伤痕累累的人们追求幸福与美好的信念从来不会断灭；不管极权统治的铁壁令人多么绝望，被羞辱的人们对自由与尊严的渴望仍然深埋心底……每当新年到来，人们心中压抑的希望，总是和钟声一同敲响，人们被禁锢的期盼，像种子一样又开始暗中生长。二十一世纪的第七个新年到了，在新年到来时，我最想做的，就是把这第七个新年和我新年的第一个祝福，献给身体被囚禁在监狱的良心犯们的母亲、姐妹、儿女和妻子。

我本来是一个不屑礼俗、甚至连中国人的农历春节也会遗忘的人，但手机接受到的每一条短信，反反复复提醒正在忙碌的我：新年到了，人们在互相传递着希望。来自朋友们的祝福，一次又一次使我想到，此刻在中国还有一群人，他们不是因为有罪而是有良心，竟然被囚禁在监狱，隔绝在新年之外，隔绝在远离亲人的黑暗中。他们的亲人，也因此连带受罚，沦为幸福时光的边缘人——在他们的身边，邻居、同事、乡亲们喜气洋洋追踪着时间的脚步，向新的一年匆匆走去，寻找新的希望，而他们的母亲、姐妹、儿女和妻子却被迫停下脚步，把目光投向无边的黑暗，企图寻找自己亲人的身影。是的，她们不会一同追踪邻人快乐的步伐而去，她们不忍把自己的亲人单独遗弃于绝望的囚室。

我自己曾经庆幸，当我被抓进监狱时，我的母亲已经在100天前离开人世，总算逃过了因儿子坐牢而遭受的折磨，在不久之前，也经历过当警察深夜破门而入时给睡梦中的年幼女儿带来的恐惧。也许是这些经历，使我由己度人，总想到此刻还在监狱的良心囚徒们的母亲、姐妹、儿女和妻子。我始终认为，对一个追求自由的人来说，专制监狱不是惩罚而是奖赏，不是痛苦而是享受，监狱所能囚禁的也仅仅是他们的肉体而不是灵魂。一个追求自由、捍卫尊严的人，监狱是无法惩罚他们的。监狱唯一能够惩罚的，就是他们的亲人，尤其是他们的母亲、姐妹、儿女和妻子。

时间是公正的，它要把希望带给地球上的每一个人，就连加勒比海的那个独裁者，也要远隔大洋向亚洲东部的另一个独裁者拜年。一个独裁者在新年前刚被送上绞刑架，地球上剩下的独裁者也知道惺惺相惜。独裁者没有未来、没有希望，他们也知道互相祝福，何况本身就代表着未来的良心囚徒！是的，在新年，我要把第一个祝福也是唯一的祝福，献给所有良心囚徒们的母亲、姐妹、儿女和妻子！

她们是师涛的母亲高琴声、许万平的妻子陈贤英、陈光诚的母亲、妻子袁伟静和儿子、张林的妻子方草、郭飞雄的姐姐杨茂平和妻子以及儿女、杨天水的姐姐杨桂香、严正学的妻子朱春柳、力虹的妻子、郑贻春的母亲和妻子、何德普的妻子查建英、黄金秋的母亲和姐姐、陈树庆的妻子、李建平的妻子续晖、李元龙的妻子杨秀敏、杨子立的妻子路坤、高智晟的妻子耿和以及子女……

作为人类种群中相对脆弱的一半，她们被迫以强者的姿态面对生活；作为无罪者的亲人，她们被迫背负罪人家属的恶名；她们的亲人因为捍卫人的尊严，反而使她们作为人的尊严首先受到极端不公的伤害；她们本来应该为自己的儿子和丈夫自豪，反而丧失普通人的幸福，付出比一个普通母亲和妻子更加沉重的代价；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很多强者也有意逃避担当责任的时代，她们以女性单薄的肩膀，为男人担当起社会正义和希望。

赞美应该属于她们，祝福也应该属于她们！但愿所有良知未泯的人们，包括亲手抓捕、审判、关押她们的亲人的那些执行公务的人们，也能在新年与我一起为她们祈祷，把自己的敬意奉献给她们，也把自己的愧疚和不安向她们公开表达。

2007-1-1写于海口

博闻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