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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文学的精神生态是怎样的？当下的文学创作又存在着怎样的弊病？昨天下午，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在上海作家创作班上，就这些文学青年们最为关心和困惑的问题，与大家作了一次谈心式的演讲。

文学精神变得复杂起来

雷达说，最近的文坛好不热闹。德国汉学家顾彬断定“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还认为《狼图腾》是一部宣扬法西斯主义的小说。时隔不久，叶匡政又在网上跳出来说，“中国文学已经死亡了”，还指出了十大死亡症状等等。对此，雷达说，要作出类似“悼词性”的整体否定是容易的，但是我更希望看到能就具体问题提出真知灼见的批评的出现。雷达说：“我以‘新世纪文学的精神生态’为题，来和在座的年轻人交流思想，不是要为新世纪文学的精神生态作什么结论，而是试图找出并与你们探讨当下写作中存在的一些具体的精神领域的问题。我觉得，文学进入市场后，其精神变得复杂起来，许多遥不可及的事情一下子被拉到了眼前。七八年前我们谈论的一些梦想，似乎在一夜之间遍地开花。最近，有人评作家富豪榜，我想了半天这到底想说明什么？除了能看出作家也开始有了巨大的贫富差距外，实在看不出对文学能有什么意义。但与此同时，当下的文学确实面临着精神生态上的巨大危机。”

原创性征服性写作罕见

雷达说，最近总有人问他，为什么今天出不了托尔斯泰、卡夫卡这样的伟大作家？为什么没有鲁迅、胡适这样的大言论家？为什么总是难以出现触及人类灵魂的真正杰出的大作品？对此，他的回答是，首先，现在的时代是一个趣味分散的时代，要形成一个公认的权威或者大师很难；其次，是生命写作、灵魂写作、孤独写作、独创性写作的缺失。与之相联的是，作家与读者的关系。读者，究竟应该被看成上帝、朋友还是对手？雷达认为，如果把读者当上帝看，不免仰视，处处迎合。一旦以朋友视之，又容易放任随便。最值得肯定的态度还是把读者当对手，是征服和被征服的关系。一个作家能不能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征服读者，你要提供使你的对手意想不到的更多新东西，你会因对手的矜持而激起真正的创作欲望和独创能力。这才是最大程度的尊重读者，也最有益于大作品的产生。可惜的是，今天逢迎读者和消解读者的写作现象比较普遍，如凶杀、暴力、色情文学，不负责任的网络写作、地摊写作甚至堂而皇之的“成人写作”，以及由出版社策划、从市场找热点、多名枪手共同协作的“新三结合”写作等。而具有“深度”、“本质”和原创性的征服性写作罕见，这导致了创新精神的失落。

弘扬精神价值能力匮乏

雷达提出，现在的文学少的是肯定和弘扬正面精神价值的能力，而这恰恰应该是一个民族文学精神能力的支柱性需求。他说，他看到今天的不少作品，如新乡土写作、官场文学并不缺少揭示负面现实的能力，却明显地缺乏呼唤爱、引向善、看取光明的能力，缺乏正面造就人的能力。中国作家在特定的政治语境中，形成了一种错觉，那就是把激愤批判等同于批判现实主义。这种看法的偏颇在于，它忽视了一个民族的文学倘若没有自己正面的精神价值作为基础、作为理想、作为照彻寒夜的火光，它的作品的人文精神的内涵、它的思想艺术的境界，就会大打折扣。

文学最缺少“超越精神”

雷达认为，现在的文学“最缺少”的是对现实生存的精神超越，这大幅度降低了当前文学的品质和格调。他说，一个通俗小说家只注意故事的趣味，而一个好作家，却能把故事从趣味推向存在，在作品中体现出对人类生存境遇的深刻洞察。就比如说茅盾的《子夜》、王安忆的《长恨歌》，最初都是来自报纸上的一个故事，但是他们的写作在故事的基础上形成了巨大的超越，而所谓的小说的难度也就在此。

 

《单刃毒剑》

犬儒化爱国主义

一 如此爱国主义

今年春天，小剧场话剧《切。格瓦拉》轰动京城。五月中旬，我也去北京人艺小剧场凑了热闹。这是一部典型的观念剧，格瓦拉不是作为一个人而仅仅是作为“革命”或“造反”的代名词，格瓦拉的传奇经历变成了不断革命的宣言。全剧由不同形式的口号和辩论构成，给我的感觉，与其说是欣赏话剧艺术，不如说是去听一场煽动性极强的演讲。

让我吃惊的不是爆满的观众，更不是贯穿始终的那种 “革命”、“造反”的狂热，而是演出结束后，观众与编导及演职人员的现场对话。其中有不止一个大学生提到1999年5月8日，这个北约误炸中国驻南使馆一周年的日子。有一个大学生说：“我感到非常悲哀，因为今年的5月8日，校园里一片死寂；而一年前的5月8日，北京的各大学人声鼎沸。难道国耻日就这么容易被遗忘吗？……”他正说到动情处，主持人找了个借口打断了他的发言，大概是此问题过于敏感的缘故吧。

这些大学生对中共五十年执政史上的无数大灾难日没有多少记忆，却对1999年5月8日如此难以释怀，如此铭心刻骨。这种“宁为家奴，不受外辱”的民族主义，恰恰证明了中共的强制意识形态灌输的巨大功力。

中国政府对外发言人，动不动指责某国政府的行为“深深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从1993年的北京申奥运失败到北约误炸中国驻南大使馆，从香港的回归到台湾的大选，由政府主导的爱国主义情绪成为一箭双雕的工具：对内，作为中共“稳定压倒一切”的专制秩序的合法性辩护，也作为整合、动员民意的意识形态符号；对外，作为抗拒西方霸权与和平演变的说辞，也作为不放弃以武力统一台湾的根据。增强综合国力和民族凝聚力与维护社会稳定和政权安全之间，似乎有着不容怀疑不许辩驳的因果关系。爱国主义在中共意识形态的“五热爱”说辞中，排位第一，党、人民、社会主义皆等而下之，但关键是爱国和爱党的一体化。因为，“执政党就是国”是近、现代中国革命的正统，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创立了党国体制，国民党和共产党虽然打的你死我活，党国体制却是蒋介石和毛泽东共同继承的孙中山的政治遗产。

然而，中共现政权又是极端实用主义的，并不是在所有涉及主权和民族尊严的争端中都坚守爱国主义原则。在处理那些对政权的稳定构不成威胁的国际争端时，中共就显得格外冷静大方甚至给人以漫不经心或麻木不仁的印象，比如印尼的暴力排华事件、“钓鱼岛”事件、南沙群岛争端、中印和中俄的边界争端……

只要是在公开的场合，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老百姓，无论是大款还是文化名人，都表现出与中共政权完全一致的爱国立场，甚至连表达民族情感的词句都千篇一律。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写的《我的父亲》，封面上就有邓式爱国主义的深情表达：“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江泽民也经常在公开讲话的结尾时，以高亢的语调说：“伟大的中华民族，伟大的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在记者招待会上，朱熔基谈到他青年时代听《义勇军进行曲》时的热泪盈眶、热血沸腾。最能说明此种表面一致的，无疑是电视中经常出现的对各类人的采访，有对观看每天早晨升国旗仪式的外地民工的采访，有对外企女强人吴士虹的采访，有对著名学者樊钢和著名导演陈凯歌的采访……这些具有不同的身份、职业和地位的不同的人，说出的爱国主义豪言壮语与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没什么区别。“增强民族凝聚力”、“增强国力”成了江泽民时代的人人皆知的关键用语，出现的频率决不低于“三讲”和“三个代表”。梁晓声、刘恒等知名作家，在使馆风波中，隔着遥远的太平洋愤怒地指责克林顿；在可以进退自如的香港，六四后曾经流亡美国的知名学者甘阳，除了大骂美国外，还把国内的极少数有理性的知识分子斥之为“卖国贼”。从这种话语中，确实能感到他们自以为其言行很有道义的勇气，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对中共肆意践踏人权的行为，表示过同样的愤怒和勇气。

中共爱国主义说教应用于国际关系时，总是奉行没有原则的极端犬儒哲学——遇强者就对话就妥协，遇弱者就对抗就强硬。面对实力强大的美国，中共就打“用对话代替对抗”的妥协牌。鉴于大陆的人权状况持续恶化，美国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提出谴责中共政权的议案。处于道义劣势的中共，一再呼吁用对话代替对抗，并且在暗中大打贸易市场牌，用利益收买来换取国际支持。而面对实力相对弱小的台湾，中共就打“不承诺放弃武力”的威胁牌。台湾说民主制度无法与专制制度统一，两岸统一的前提是中共放弃一党专制，实行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自由民主制度，中共就再不提“用对话代替对抗”了，反而用武力威胁代替对话，最近又加上经济威胁，明确宣布决不允许支持台独的商人进入大陆市场。其实，美国与台湾向中共政权提出的是同一个要求——放弃一党专制。中共为什么要和美国搞对话、不搞对抗，却不与台湾搞对话，而专搞对抗呢？中共口口声声说统一是基于民族大义和爱国主义，难道只因台湾太小太弱，就连面子上的道义底线都不要了吗？这种赤裸裸的犬儒主义怎么能赢得台湾的民心呢？怎么能取得国际社会的信任呢？

大陆人这种表面强硬而骨子里懦弱的爱国主义，有时还就真能使国际社会找不到北。前几年，《中国可以说‘不’》的风靡，让美国人着实大吃一惊，对中国人了解的浅薄，使代表美国政府的驻北京大使馆出面，一本正经地约见几个深谙厚黑学的个体书商。在美国政府的眼中，似乎这本书就代表了中国的民意，而那几个其初始动机只是想挣钱的书商，也就在美国人严肃的谈话中上了爱国主义的台阶，并自称他们的民族主义不是代表政府，而是代表民间的呼声。中国的媒体把这次约见作为民族尊严的体现而争相炒作。

换言之，你美国人真拿我们当回事，我们就不能不拿自己当回事。去年的误炸使馆风波在大陆掀起的反美反西方浪潮，最怕学生和市民上街游行的中共政府，这次破例恩准了在北京等大城市举行声势浩大的反美示威游行，美国驻中国的大使馆、领事馆成了众矢之的。到了2000年的台湾大选，中共威胁性的文攻和积极谋求军事装备的升级，最近中俄元首发表共同声明反对美国的TMD、NMD.这一系列政府行为和貌似来自民间而实则由政府操控的对西方特别对是美国的对抗或仇恨的情绪，使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把中国作为具有最大威胁的假想敌，导致了美国国内对克林顿的中国政策的强烈不满，1998年中美的短暂蜜月时期确定的“战略合作关系”，变成了“战略对手关系”。在中国加入WTO和是否给予中国PNTR的问题上，美国国内进行了一场几乎是空前广泛的有关中美关系的大辩论，这大概是自尼克松访华以来，关于中国问题的参与程度最广的辩论。

虽然，中国的动员型体制所做出的种种表面强硬的动作，为“中国威胁论”在国际上的流行提供了充足的理由，但是以我个人对中国对外关系史的了解和在大陆生活的切身体验，我对“中国威胁论”却不以为然。

几千年的天朝大国的“天下”意识，造就了根深蒂固的夜郎自大的民族虚荣心，近百年的外辱造就了耻辱化的民族自卑感，惟我独尊的传统意识和处处不如人的现代经验的结合，构成了犬儒化的民族主义：面子上一定要保持文明古国的自尊、傲慢和强硬，骨子里却是难以摆脱的“东亚病夫”的自卑、媚外和懦弱。面对国内专制的残暴，坐稳了奴隶地位时是顺民，坐不稳奴隶地位时是暴民；当上了主子就目空一切，做了奴隶就毫无尊严。面对外来的殖民霸权，不讲道理而只讲实力，在没有切身利益的威胁时是盲目排外，视一切外来文化为野蛮；一旦感到对自己切身利益的威胁就集体变成洋奴或汉奸。在无外力的推动的情况下，无论是对内的反专制还是对外的反侵略，中国人很少有过仅靠自身的努力而获得成功的时刻。古代历史上的两次异族统治，都是儒生们眼中的小小蛮夷对泱泱文明大国的武力征服，而现在的国人却把成吉思汗和康熙大帝作为汉人的民族英雄。近代史上，几千洋兵就能踏破津京，火烧圆明园；被中国人瞧不起的只有弹丸之地的小日本，先是以劣势的舰队打败了大清国的北洋水师，继而又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不过是盟国对轴心国的胜利的附属品。甚至现在的台湾所创造的经济奇迹和政治奇迹，没有美国的支持、保护、压力和推动也是很难想象的；香港的自由繁荣没有英国的百年统治更是不可能的。中国人最有智慧和勇气的时刻，是为了争夺皇权和维持皇权而自相残杀的时刻，远的有历代王朝的暴力更迭，近的有春秋战国式的军阀混战。好不容易搭上二战战胜国的便车，国共又为争夺一党的绝对统治权而兵戎相见。国共内战在规模上远远超过了抗日战争，三大战役中，中共军队动辄歼敌几十万，而在对日作战中，中共最有名的“平型关”和“百团大战”的歼敌人数加在一起，也就不过几千人。

再看眼前的现实：1990年发生中国驻南使馆被误炸风波，参加反美示威、游行的大学生们，今天还愤怒地向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举标语、喊口号、挥拳头、投掷砖块和装满尿水的朔料袋，过些天就去美国使馆办申请赴美留学签证。据说就在美国使馆内的遍地狼藉还未清理干净、还有呛鼻的尿骚味时，办签证的长队已经排起，使馆工作人员不住地说：“对不起。”

今年三月，北京举行去美国自费留学的教育展，其拥挤程度居然可以和每年春运期间的人贴人的火车站相媲美，京城的人们也顾不上天子脚下的斯文了，象进城的农民工一样争先恐后、你推我搡，致使展厅人满为患，主办者不得不中止展览，整顿秩序。北京电视台报道这条消息时，特别请出负责展览的老外劝中国人不要盲目地迷信美国教育，在做去美国留学的选择时应该冷静和理性，否则会得不偿失。

从北京、上海到乌鲁木齐，从广场到清华园，从待业青年到解放军士兵，从新新人类到半老徐娘，以“疯狂英语”而轰动全国的李阳，每到一处，都要在成千上万人狂热的叫喊和扭动中，声嘶力竭地宣布：“你们从小就说汉语，嘴部的肌肉已经固定成汉语肌肉。我的疯狂英语，不是为了让你们多记几个单词，而是为了训练你们发音系统的肌肉。但是，我既不是要把你们训练成美国肌肉，也不是英国肌肉，而是要把你们训练成国际肌肉。”为此，他还根据英语发音的口型和舌头的位置，自编了与之相配套的手臂动作。这样训练出的国际肌肉，就是跟着李阳狂喊一个个富于刺激性的英语单句，如“I am a Stupid ”、“I like crazy ”、“I am the shit”、“I like to losing my face”；在长城上，一群士兵跟着李阳高喊“PLA are Great Wall”……国际肌肉表达的爱国主义感情，也许就真成了新的长城。

最近，被中宣部禁止发行的《上海宝贝》，之所以能风靡一时，就在于它的“准嬉皮士”风格，人物的一切——从衣食住行到精神嗜好——都是仿西方的“COOL”，西式的名牌包装身体、西式的酒吧点缀夜生活、西式的音乐烘托情调、西式的颓废渲染灵魂沉沦，就连性交的方式、迷醉、高潮都是由洋鸡巴创造的，极端自恋的矫情也是由具有同性恋倾向的洋女人完成的，每一章的开篇前的引语全部来自西方的作家、诗人、哲学家、修女……读这部作品的感觉，有点象在大陆的某一酒吧里过圣诞之夜。

又是最近，58个来自福建的偷渡客惨死在由比利时到英国的冷冻车内。但是，无论死过多少人，大陆人仍然不惜化几万美圆、忍受蛇头的诈骗和冒着生命危险，一次次地走向海洋……多佛惨案发生后，中国政府的发言人先是否认死者的大陆人身份，在真相大白无法抵赖之后，又指责国际上的反华势力借偷渡事件搞政治阴谋，却从不反省中共政权对此应负的责任。

还是最近，在国内外炒得沸沸扬扬的三件圆明园国宝荣归故里，保利集团的有关人士和一百多名记者前往机场迎接，第二天这一消息便作为洗雪耻辱的爱国主义之举，挤满了首都各类传媒的显著位置，一致肯定保利集团的重民族大义而轻商业利益之举。但是，谁都清楚，这三件清朝乾隆年间的文物远算不上艺术珍品，一级国宝完全是政治鉴定。在这起政治效益第一的交易中，除了国家文物局在破例举行新闻发布会上的慷慨激昂之外，没有任何与此事有关的个人付出过什么。但结果却是双赢：小赢家是保利集团，化国家的钱为自己买了爱国主义美名和广告效应。2000万港币的天价使拍卖行成了最大赢家，因为拍卖底价才200万，甚至有人说最初估价只有10万。而在大陆的地下和地上，又有多少珍贵的文物需要投资来挖掘和保护。去年，用于发掘和修复西夏王陵的国家拨款才1000万元人民币。那里有面积达数十平方公里的古墓近300座，距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而在中国人看来，其价值远不如清代的三个铜头。

最可疑的是那些拿了绿卡和改变了国籍的“海外赤子”的爱国之心，他们中的一些人长期留在大陆，言行方式与大陆人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表面上的说辞大都是为了报效祖国而拒绝高薪和放弃优裕的生活，而在实际上，他们和看中了中国大市场的外商一样，无非是想趁局势还稳定时来大陆捞一把。他们既有外商的身份，又有大陆的人际关系并了解大陆的游戏规则，在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如火如荼的大陆，一夜暴富的机会远远超过制度健全的外国市场。打的赢就留下，打不赢就跑；局势稳定就爱国，局势危险就飞走。双保险的发财机会怎么能不叫人争当“海外赤子”，想不爱国，成吗？钱不答应。

能够说明大陆人犬儒爱国主义的最有力的事实，还是大陆的中共高干和大款们向西方移民和转移个人资产的浪潮，其狂热程度决不次于九死一生的偷渡客们，弄不好哪个倒霉鬼又会成为反腐败秀的胡长清第二。数以几千计的腐败官权潜逃到西方，中共省一级高干几乎每家都有子女或亲属在美国及西方，或读书或经商或游手好闲，最终的目的是移民，至少要混到绿卡。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一份一百五十六页报告指出，中国从1997年到1999年外汇流失988亿美元，大陆人在美国一掷万金购买豪宅、游艇、名车……已经不是什么新闻。

够了，如今大陆人的爱国丑态满目皆是，爱国主义象一切官方口号一样，只不过是牟取党派的、小集团的和个人的利益的工具而已。中共政权怎么能用这么犬儒化的爱国主义作为政权合法性的民意基础？从这种爱国主义出发怎么能指望产生民族凝聚力？但是，大陆的现实就是如此，大陆人的灵魂就是如此，除了权力和钞票，什么也无法真正吸引他们；除了一己私利之外，什么也无法打动他们；除了专政强权，他们无所畏惧。官方意识形态的说教和灌输徒有虚名，民运的自由民主的道义感召也无济于事。大陆的改革能否继续向前走，几乎没有任何道义诉求可以提供动力，而完全取决于赤裸裸的利益驱动，即各个阶层对自身利益的成本和收益的计算，而且首先取决于执政集团和特殊获利集团对自身利益的权衡。

2000年7月24日于北京家中

 

如果说荣毅仁是在毛泽东猫爪下漏网的”幸运的老鼠”的话；那么霍英东便是遭硕鼠玩残了的窝囊大肥猫。两个相差一年先后逝世的、”国家领导人”级别的资产阶级头面人物的身上，所折射出来的都是 爱国的艰难、爱党的凶险、爱黑社会主义下场的可悲。

霍英东从一九五O到一九五三年间，几乎晚晚开工，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偷运橡胶、轮胎、西药、棉花、纱布等战略物资到中国，从此成为共产党座上客，大发爱党财，名利双收。当霍英东作为唯一被邀请的港人，出席二 OOO年北京盛大纪念抗美援朝五十周年大会而且坐上了主席台时，霍英东老怀大慰：”我是做对了。对这一切，我无怨无悔。”（《新闻信息报》）

真是这样吗？数十年来霍英东对中国捐款超过五十亿元，看起来其”作用是很小的”；珠三角到处可见的”霍英东体育馆”只是贴在官员脸上的一小块金片；在番禺和南沙投资四百多亿元，哪里喂得饱如饥狼似饿虎、欲壑难填的数以万计的贪官？所以，堂堂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内地就受尽鸟气、任人宰割、且有寃无处诉.霍英东的投资”一分钱也收不回来”， 其中的苦楚与尴尬，实难启齿.倾吐他遭中共当局敲搾、打压、排挤和作弄的文章，也是在樑柏楠琅璫入狱之后才敢由他的 顾问、前新华社香港分社官员何铭思撰写，在《信报》刊出；否则，他恐怕还要再忍下去直到活活被气死或活活被整死。

自霍英东有意投资南沙之后，时任中共南沙开发区党委书记、后升任中共番禺市委书记、区政协主席的梁柏楠，就盯紧了霍英东这块唐僧肉。从一九九二年开始，作为地头蛇的梁柏楠将包括霍的所有项目在内的当地工程，都安排给家人或亲信承包。梁的弟弟搞基建，儿子安装水电消防，女婿做绿化，亲信包运输。”如果你不购买由他们指定的设备，即便整幢房子都盖好了，他们一句’消防不合格’，你就只有等死。”梁家的霸气大抵如此。

梁家不仅包揽了霍所有项目，而且处处对霍氏使拌子、拆墙脚.霍自资的船厂里，从会计、出纳、人事到仓库保管，却全是梁家人；后来梁家还利用”霍英东船厂”名义，向外大量举债，直到债主告到头上，霍才如梦初醒；由霍组建的渡轮码头，成功经营了十多年，某日忽然严令上缴百分之七十的收入，次天派武警带武器和手铐来收钱.

一九八六年与番禺政府合作建三座大桥，霍英东投资八千万港元、一百五十万美元。合约订明一要还本付息，二要按比例分红.十几年中项目获得巨大效益，霍氏一分钱也收不到，也不让看账目，连最简单的公司报表都不给.二 OO二年番禺当局要单方面将项目”上市”，对方在霍质问下只还霍氏八千万港元了事。还本付息、按比例分红被改为”无息贷款”，白纸黑字的合约成了废纸。

霍遭蚕食外，还遭戏弄。霍英东曾购南沙一块地皮，准备建船厂，红线图上盖满了广州市政府三十二个公章。岂料动工在即，竟连接广州市政府十三个文件，说那块地另有他用，原合约”不妥”云。霍仰天长歎：”当头十三棒！一个公章就可以令你破产.”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霍曾在北京两会上说：”我参与国内改革开放事业义无返顾，不走回头路。我已年近八十，还有何求？我只想藉此机会，再次提醒：市场运作靠法律保障，法律靠信誉支持。如果没有信誉，法律还有甚么用？”不后悔却后悔莫及，无可奈何之态可鞠。

即便在敲诈、盘剥了霍英东十几年的梁柏楠被捕后，霍英东仍遭广东方面多名现任及前任官员之公开反击，声称其指控是”不负责任的，很多说法是失实”的（ 《南方都市报》二OO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原来梁柏楠下台了，当年南沙开发总指挥的 张广宁还是广州市长.争取并维护权贵集团利益的最大化，是黑社会主义的铁律，所以霍英东先生只有死不瞑目了。

但是，霍英东先生决不会是最后一个被”共产”、被作弄的倒霉大肥猫；最近 香港电讯盈科主席李泽楷出售电盈股权受北京高层干预一事，也証明了中国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的流氓无产阶级的本性仍然没有半点改变的意思。

从小在西方接受民主自由理念教育的李泽楷，为了捍卫自已的经济利益，不得不向北京说”不”；年轻一代的富豪也许 懂得，只有 政治民主化才能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所以他公开站出来支持加快香港民主步伐，表示关注政改问题；在竞逐特首选举委员会席位宣传单张上标榜” 齐心争取真民主”.目前，近日传闻李泽楷正受到中联办巨大压力。

中共当局出尔反尔地破坏”一国两制”、背信弃义地践踏《基本法》，不但竭力阻止香港的政制改革，还要把干涉的黑手伸到经济领域；诸如此类的丑恶表演，大约只会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只会让更多的对中共还存有美丽幻想的老中青富豪、无分贫富的爱国者，看清有中国特色的黑社会主义的真面目。

 

 

毛泽东时代已经过去了30年。但是回想到那个年代，就象做了一个恶梦，也不知道自己居然走过来了。但是如果再经历一次，肯定走不过来了，也许就象那8，000万同胞一样，在毛泽东的魔影下埋葬了自己的一切。因为这样，每当想起已经受难的同胞，也担心其他人可能重蹈覆辙，所以还不时要把这个时代的经历说出来。

一、海外的毛泽东时代

第一次看到“毛泽东”这个名词，还是在印尼梭罗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当时是1947～1948年间，二战结束，荷兰人回到印尼，印尼人正开展独立战争。我们华侨公学（小学与初中部，家父是校长，家母是老师）一位青年教师私下借给我看美国记者斯诺所写的《西行漫记》。我不但知道了毛泽东这个“好人”，还知道共产党是代表正义的“穷人党”。小学毕业时这位黄老师在我的纪念册上勉励我要做“小鲁迅”；而他则在1949年回北京，担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印尼语播音员。这是中共统战我的开始。

这个时候，中国正发生惨烈的内战，到1949，梭罗可以看到华文的“进步”报纸，我每天追踪共军的捷报，精神亢奋、思绪翻腾。父母决定迁居到首都雅加达（当时叫“巴达维亚”），准备随时回国，不再在印尼寄人篱下。此时，毛泽东成了我敬仰的政治领袖；社会主义中国成了我向往的目标。

在雅加达，我入读新华学校读初中。后来知道校长杨新容是中共党员，加上后来回忆起一些老师的情况，因此相信该校应有中共的党组织。

读初二时，适逢韩战爆发，班级订立爱国公约，印象最深的就是抵制美国电影、拒看“反动”报纸。本来资讯已经偏重一方，这下更是“一言堂”了。奇怪的是，在印尼那个国家，这种公约对我们也有约束力而不敢违反。从此接受的就是来自共产党的资讯。

既令开始对南韩发动战争还有点怀疑，但报章上一面倒的信息，在印尼举办的抗美援朝展览，以及中国迅速出版有关抗美援朝的文艺作品，因此最后我都相信韩战是美国发动的。一直到文革后期看到内部出版的《赫鲁晓夫回忆录》，提到北韩发动韩战，才知道自己被骗了20多年。

那时，雅加达开了一家南星书局，专卖中国出版的书籍，我的大部分零用钱就用在那里。那个时候，我会唱许多革命歌曲，助长革命热情，加上强烈的民族主义，比在中国还中国。高中入读巴城中学，也是中共控制，党员比新华还多。

二、21年的资讯封锁

我在中国生活21年，整整就被封锁资讯21年。

1955年回到了中国，自然只能靠官方喉舌获取资讯。唯一“例外”

的，在广州参加高考后到上海姨夫家里时，因为他是一级教授与“民主人士”，家里有“参考消息”，比他人可以获得多一些的外电资讯。

当然，即使外电，哪些可以给他们知道，哪些不可以，也由党来决定。

1956年10月发生“匈牙利事件”时，我就读的中国人民大学，油印了一些外电资讯给我们看，使我们了解多一些事件的有关情况。由美国左派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所写的《斯大林时代》在内部出版后，也允许我们购买，使我们对斯大林时代的恐怖有初步认识。之所以让我们享有资讯方面的小小特权，想来是因为我们是政治理论课专业，需要比一般的“愚民”多了解一些情况。何况能入读这些专业的，“政治觉悟”应该比较高，这点“抵抗力”还是应该有的。而校方也给我们做消毒工作，例如了解苏联红军进入布达佩斯镇压民众时，要我们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因为世界上没有所谓“客观立场”，不是无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出兵让匈牙利留在社会主义阵营，还是听任匈牙利变成资本主义国家呢？当然要选择前者才对革命事业有利，这就是无产阶级立场。这种“立场论”最后演变成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目标可以不择手段。

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粮食放卫星的谎言与造成数千万人的死亡，我们也被蒙在鼓里。还积极参与“反右倾”，甚至文革打倒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1967年到香港后，才知道大饥荒死了许多许多人。

这是除韩战以外，我所感受被欺骗的另一个重大事件。

其实，就是我所学习的中共党史专业，好多真实史料不让我们知道。

学校提供“内部出版”的参考资料经过选择，且不说被歪曲的史料，包括有的人名用XX代替，有些资料须党员才能看，或一定级别的干部才能看。文革爆出许多中共内幕，才知道过去所学是许多假东西。

例如以前所看到的XX，原来就是后来的党国领导人，以前也是反毛的，例如周恩来、陈毅等。

也是在文革后期，因为家母带了有短波频道的半导体收音机给我，我瞒着家人收听“敌台”，以了解更多资讯，1976年“4.5”天安门事件就是从“敌台”那里首先知道的。

正因为资讯的封锁，所以小道消息流行，真假难辨。特别是文革后期，因为对批斗已习以为常，大家胆子也就比较大，便相互交流大家听来的小道消息，或看到内部出版书籍的一些内容。由于当时党内斗争相当激烈，小道消息更是满天飞，我们一些可靠的朋友会聚在一起讨论分析。包括后来传抄一些周恩来假遗嘱，我被人家“揭发”，所幸因为“战友”保护，没有酿成大事。有关江青有许多“面首”（姘头）的消息也到处流传，那是“老干部”收拾江青前，先把她抹黑的舆论准备。一直到十几年前毛泽东御医李志绥的回忆录出版，我才清楚根本没有那些事。

三、严密的政治组织控制

1955年回国刚进入深圳，便要填一堆表格。除了写自转，主要是履历、家庭成员、社会关系等等。那时还搞不大清楚甚么叫“社会关系”，原来是指亲友。一般说，关系密切才要写，但是如果关系不密切，但是可能那人的身分比较重要，或者思想特别“进步”或“反动”，为了让“组织”更了解自己，也就写上。这些表格里最难填的是要把家人与亲友的“表现”写上，例如思想是进步还是反动；问题是人的思想不是这样简单的两分法，所以还要想出一些其他的辞彙，如“开明”或“落后”。特别是要给自己的父母亲写表现时最难办了：写得太差，对自己不利，也违背人性；写得太好，万一组织发现不完全是那样，又担不了“欺骗组织”的罪名。

写自转考虑是否留底，手抄两分太辛苦，用複写纸又会被发现自己留存底，难道编造了甚么害怕忘记吗？还好当时我才17岁，经历简单，读书读过来的，也没有甚么要隐瞒的，所以就不留底了。而在履历的每个阶段，还要列出两个证明人，以便组织可以查证。当然要找党团员或“进步人士”做自己的证明人，这样组织可以相信，我有这样的证明人，也“与有荣焉”。

这些自转、表格装入档案袋成为每个人的档案。每到一个新单位，都要重写重填一次；加上每次政治运动以后，都要写自己的“思想小结”，还有组织的“鉴定”，也就是组织对我们的评价（我们当然不知道内容），所以档案越来越厚。如果还有人给单位写过检举揭发信件，不论问题查清了没有，也放进档案里面。这些档案资料一生一世跟我们跑，甚至跑得比我们快。到一个新单位，人还没有到，档案先到，我们一报到，领导已经看过档案，知道来人是甚么货色。

我在大学教政治课时，因为不是党员，而且有专职的政治辅导员，所以不能看学生的这些档案。但是后来被踢到接近高中程度的半工半读学校后，那里的政治辅导员不一定是党员，所以班级里调皮学生的档案也让我看，以便可以更好的“教育”他们。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学生的家庭情况，例如家长是一贯道成员的都记录在案。

文革期间，领导要整甚么人，抛出档案里的一些材料就可以了。问题是有的材料连当事人都不知道，是有人检举的。有的人表面上很风光，材料被抛出后才知道自己是被“内控”的。文革后期与结束进行“平反”时，多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作为结论来搪塞。中共为表示诚意来抚平被害人的愤怒与怨气，有的就把档案里的“黑材料”

当众烧燬.文革当中有大字报说我是“漏网右派”，因为我在反右时被批判过。也有其他单位“专案人员”来找我调查以前同学的情况，因为我是他们某个阶段的“证明人”；如果有私心或偏见而落井下石，那就害人了。

若干年前，看了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所写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始末》，才知道这一套控制与整人的制度是40年代在延安成形的。当时的“抢救运动”就已经冤枉了许多向往延安而投身中共的青年。延安的红色恐怖，是反右、文革红色恐怖的先声。

最近看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又知道这一套是20年代末期在江西苏区就开始的，是周恩来从苏联搬来的，获毛泽东激赏。

四、依附于政治的经济民生

1955年刚回国时，对比较艰苦的经济生活还没有特别的感受。因为在大城市里，上饭馆吃饭还不必交粮票，副食品也还比较丰富。再就是自己身体里的“油水”还有存底。

但是因为在印尼还可以听见一些负面新闻，加上回国应付高考学习政治课时老师批判“统购统销搞糟了”的反动言论，其中涉及粮食定量问题，所以也引发我的一些好奇。1956年暑假家母回国观光，我们一起到厦门我父亲的老家，祖父是医生，但是叔父与姑母是农民，而且是贫农。我就询问叔父这件事情，他说粮食的确不够吃。当时我很吃惊，怎么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不让农民吃饱呢？何况他们还是响噹噹的贫农。

当时因为到各处都要携带“粮票”而颇为不便，全国各地有不同的粮票，在自己的户口所在地向粮管所领取。要出外旅行就要单位证明到粮管所换取全国粮票，否则寸步难行。那时“反特”小说、电影流行，我才体会到为何国民党特务不论空降还是登陆，不久就被抓获。

1957年春天，中共号召“大鸣大放”，要我们帮助党整风。为了响应党的号召，绞尽脑汁想提甚么问题好呢？看到社会上有人说农民生活苦，吃不饱，我就在班级政治学习时，也把我听到的情况说了。

结果后来成了“右派言论”。

在大学读书期间，常常下乡劳动，特别是58年大跃进期间在乡下半年，粮食定量都有提高。那时才感受到从事体力劳动与油水不足对粮食的需求。但是真正感受到粮食不足，是60年毕业分配到上海后，粮油副食品供应突然减少，平时食堂里吃饭，不敢超过定量标准，怕无以为继，只能在饭后拼命喝酱油汤来撑饱肚子。所幸家里汇款可以有粮票、油票、肉票、糖票的优待，还有姨夫家庭因为是高级知识分子的优待，所以情况较其他人好，所以有时也把自己的东西与同事“共产”。当时上馆子要付粮票了，吃完东西离座时，门口的乞丐冲进来舔碗底。那时还万万想不到农村饿死人，因为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怎么可能让人民饿死？当时还听说这些安徽来的乞丐要出来行乞还不容易，因为须公社开介绍信。所以还认为只是家里特别穷的农民，才准许他们出来行乞，一般农民既使粮食缺乏，也还可以捱得过去。

同事中有出身安徽北部农村的，那时饿死许多人，但是他们完全没有提起这件事情。想来是怕我知道后会“里通外国”造成恶劣影响。唯一知道情况不太妙的是一位在南京大学任教的同学，他是出身浙东山区的贫农，人品非常好，整风时也因为说农民生活苦而被批判。他私下告诉我，他的妹妹因为没有饭吃而卖身一样嫁出去。鉴于反右的教训，我十分同情而无言以对。文革后期，一位亲戚告诉我在四川看到农民在街边出售自己的孩子，才使我重新审视中共的农村政策。

户口制度也把人掐死。宪法规定的迁徙自由完全是谎话。不但小城市不能迁到大城市，农村户口更不能迁到城镇。要合法离开农村，只有考上大学或参军，毕业或复员后才会分配在城市。

实际上，就从我们自己大学毕业分配来讲，也该充分看到，既使在城市，一样是人身依附的制度。不要说高等院校统一考试，如果考取，但是并非自己的志愿，也非去报到不可，否则“不服从分配”这个污点就可能失业一辈子。毕业时，也一定要服从分配，否则也可能失业一辈子。这都意味着不会有任何经济收入，因为经济上不是“全民所有制”，就是“集体所有制”，党和国家控制了任何一个角落，包括居住所在地的“街道”。但是毕业分配会做得“好看”，先由几位党员或“积极分子”用红纸贴出大字报表示愿意服从分配、到最艰苦地方的决心书，然后其他人响应，因为不响应会被视为落后分子，可能就分配到最艰苦地区作为惩罚。到了人人都写了决心书后，任组织如何分配，谁都没有话说了。

而到了工作单位后，只能努力搞好与领导的关系，否则受到打击报复，咎由自取。60年代初，因为大饥荒，共产党对人民的管制稍微松懈，让“牢骚”有地方发泄。我在政治学习时讲话也比较随便；工作上比较“白专”，因此政策收紧，又开始讲“阶级斗争”，加上与上级领导相处不好，我就被踢出华东师范大学，连降两级到一个培养技术工人的半工半读学校。当然调工作时讲那里如何需要我，我也知道不能硬抗，只能“服从分配”。这次因祸得福，因为两年后爆发文革，我在新单位比较谨慎，没有甚么把柄。若在华师大，肯定被当权派抛出充当替死鬼，人生恐怕得走不知生死的另一条道路了。

毛泽东在文革“停课闹革命”并且利用完红卫兵以后，就让他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美其名曰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到农村“修理地球”，也用这些手段骗学生。看到这些学生表决心，戴红花，把自己的户口迁到自己从来没有去过的边疆、乡下，我只能祝福他们。有的同学拒绝去而採用各种软磨硬顶的办法，最多的是弄残疾证明。以前我认为这些不服从分配的学生是落后学生，但是现在我同情他们。学校在开始分派工作时，我向当时驻校工宣队表示，叫我下乡我也想不通，因此无法对同学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因而自行要求到车间里劳动，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我这讲法不是没有风险，但是那个年纪较大的工宣队负责人居然同意我的要求，从此我当了八年的工人，也就不必去做昧着自己良知的事情。也许工宣队自己也有子女上山下乡才能理解我的想法。这些下乡“知识青年”以后为了上调，争取比较好的工作与生活环境，开展了剧烈的竞争与抗争。

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益加紧张複杂。

五、恐怖的政治运动

对政治运动的认识与体会，除了在印尼时的“抗美援朝”以外，对土地改革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也略有所闻。祖父是西医，据说为人和善，但是土改时也受冲击。原因是他有一些地，僱了一个长工。据说那个长工偷过东西被训斥，运动一来就出来斗争了。当时我认为共产党非常英明，不会冤枉好人，他一定有其他原因被斗。即使有问题，也是底下干部糊涂。祖父最后被管制三年。

父母亲燕京大学毕业，意识形态亲美，也信基督教，在学期间与司徒雷登教务长关系很好。中共“解放”全国时，司徒雷登担任美国驻华大使，成为中共的批判对象，加上开展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肃清亲美、崇美、恐美思想，海外的燕大校友都在传递这些信息，也非常关心司徒雷登在美国情况。他们对中共的做法自然不以为然。而我却是反美的，对父母讚扬司徒雷登的话将信将疑，也许美帝国主义分子中也有个别好人吧？

然而上述事件影响父母原先打算回国的计画。但是共产党对我的教育，青年人的热血，使我勇往直前。

1955年夏天回到中国时，正好碰上批判胡风与肃反运动。胡风涉及文艺理论，我比较关心；肃反则与我无关。五、六年初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三大改造完成，与我好象也没有多大关系。有人自杀也当作畏罪自杀。然而考上大学不到一年遇上整风反右，是我直接参与政治运动的第一次。虽然在“帮助”（其实是批判斗争）下确认自己有立场问题，需要“脱胎换骨”改造，但是也开始有对政治运动的恐惧感。

中共对敌斗争政策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反戈一击有功”一条。

自己在被批判时，就象阶级敌人那样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因为我很坦白，老实交代家庭对我的影响，所以最后组织处理时“免予处分”，但已经一身冷汗。然而我的坦白，也没有胡乱走上“反戈一击有功”的道路，为了立功而乱咬人。也许这就是我没有从“资产阶级立场”“脱胎换骨”的结果，否则人性早就毁灭。就如西方音乐被中共打成“黄色音乐”时，我心中一直不服，也没有减轻我对它们的热爱，而且直认这一辈子是改造不好了。有一次收听“敌台”时，听到莫斯科电台的古典音乐节目，还非常兴奋。

文革期间，因为新到一个单位不久，“反动言论”不多，还没有沦为“阶级敌人”，但是当时住在丈人家里，因为是“反动学术权威”受到严重冲击，自己也被抄了两次家，生活在恐惧中，不知道红卫兵甚么时候会冲进来。也因为自己华侨身分，担心甚么时候在单位里也会被莫名其妙的“揪”出来，特别是每次阶级斗争大会，扬言会场里就有阶级敌人还没有揪出来时，心里就蹦蹦乱跳。

象我教政治课，不可能不关心政治，也参与活动。所以工厂两派“大联合”，要揪出破坏联合的“黑手”时，我虽然并非任何团体的头头，也要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个月，形同软禁，相互揭发。

还好我平安过关。还有同事大字报揭发我在回国时，在轮船上对美国记者发表不可告人的演说，于是工厂的革命委员会再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那些有问题的人交代问题。本来发表演说大家听到，怎么会“不可告人”？但我还是把以前在自传里早就交代的我所见到的“问题人物”，包括在新加坡担任警察局长的舅公上船来看我都重说一遍。

后来最后搞清楚，此记者乃是家父採访亚非会议时认识的香港大公报记者，正好也上船採访我们回国的新闻，他帮我们拍了照片。谁知道共产党记者会变成美国记者？还好当时文革已经进入落实政策阶段，如果是初期，可能把我先打入牛棚当特务斗争再说。

1971年林彪折戟沉沙一段时间后，各单位才向下传达。我一个朋友在大单位工作，比我们单位早传达，也告诉我了。第二天我上班时与一位关系不错的工人师傅说起。没有想到他再传出去，被工宣队负责人知道了，为甚么我会比他们早知道呢？谁向我泄露党的机密呢？

为此差点儿把我“隔离审查”（犹如现在的“双规”，但是没有时间的限制）。吓得我冒出冷汗。

林彪事件以后，对共产党与毛泽东产生越来越多的怀疑。但是72年美国总统尼克森访问中国以后，家母两次到上海问我是否要离开中国，我还缺乏勇气，因为当时出去的华侨还很少，万一申请而不批准，“企图叛国”的帽子就会永远戴上；而且离开自由世界近20年，出去了是否适应还有问题。尤其是林彪死后，对中共又产生幻想，希望他们能够改弦更张，结束极左路线。哪里知道不久又开展批林批孔运动，高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政治运动无休无止，生活在恐惧中，还是闯出去寻找出路。

1976年夏天批准我出境，公安局给我出境证的时候还警告我出去后不可以乱讲话，我说甚么他们都会知道。华侨圈子里也有许多流言，例如音乐家马思聪逃出去后因为发表反共演说，当场被人击毙；有华侨一踏进香港，在移民局问话时大骂共产党，一到居住地方，就有人打电话来警告等等。因此我进入香港时，是工人身分，隐瞒大学毕业的学历，人民入境事务处就没有问太多的话，除问唐山大地震情况，就是工厂的产品与产量。然而即使我一到香港，给报章写稿，稿费还是朋友代我去拿，避免身分曝光，并且很多年不敢回去。这叫做“心有余悸”。

在文革中坐多年牢的中国旅美经济学家杨小凯十几年前应邀到香港大学担任访问教授时对我说，刚到的时候，因为香港距离中国太近，晚上他做了恶梦。我是在三年前读高华那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看到延安整风的恐怖情况，让我又回想到文革，身在美国也做起文革恶梦。如今中共还不许国人讨论文革，讨论毛泽东，无非就是掩饰他们的罪行。然而张戎与她的夫婿乔？哈利戴所写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更具体、更广泛的揭露了毛泽东与共产党的罪行。只要中共不清算这些罪行，他们的甜言蜜语就不可相信，因为表明他们没有诚意。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台湾民众，更应该从中共的历史中，认清中共的本质。正如61年前毛泽东评价国民党那样：“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

对共产党，不更应该这样看吗？

 

12月中，中美举行首次“战略经济对话”，双方共计20名部长与会，规模空前。对话的内容，着重于经贸。美方继续向中方施压，要求中方提高人民币汇率弹性，美方认为，人民币汇率被人为低估了 15%至40%，由此造成美中贸易巨大逆差。中方则表示对此“高度重视”，但并不作具体承诺，继续虚与应付。

谈到中国改革，美方认为中共 “重经济，轻政治”，对此，中共代表、副总理吴仪发表主题演讲，声称美方对中方“有成见”、“心怀误解”，表示，中共改革是“全方位的”，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正“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对此，外界有人解读为：吴仪高调宣示中共将进行“政改”。

实际上，说中共改革，“重经济，轻政治”，并不仅仅是美方的看法，也是国际上的公论，更是中共的实际表现。由邓小平提出的“经济改革”，已近三十年，相对于毛泽东时代的大破坏，中国经济似乎起死回生，外界 也有“中国崛起”或“中国威胁”（实为“中共威胁”）的说法。

然而，说到政治改革，中共高层仍然坚持邓小平的定调：完全堵死。或曰：经济搞活，政治搞死。其间，也不断玩弄政治技巧，尤其玩弄文字游戏，偷换“政治改革”的概念，比如，把所有政策调整或人事重组，都冒充为“政改”，企图给人印象：中共一直在搞“政改”。

到后来，内外压力越来越大，中共实在推不过去，就玩起了“迈牛步”的招术。说它没有改，它也假装今天改一条，明天改一条，但本质不变。比如，它可以局部取消户籍制度，并临时取消收容制度，以缓解民间和外界的批评。但其黑名单制度、劳教制度等，却毫无放松。

又比如，中共可以签署若干国际文明公约，包括《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并不执行；加入世贸，中共可以做出种种承诺，却常年拖延而不予落实，犹如“开空头支票”；中共甚至可以将“人权”二字写进“宪法”，但只有寥寥的九个字（“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形同嘲弄。这一切，都仅仅是为了化解国际上的批评和压力，而作出的样子。“兵不厌诈”，中共的厚黑学，可谓空前绝后。

迈牛步的同时，中共散布“慢慢来”的催眠曲，让人们沉沦在对中共“第三代”、 “第四代”、 “第五代”…… 乃至“第N 代”“领导核心”的循环奢望和失望中，渐渐地麻木，失去对年轮的知觉。

有时，中共还人为掀起波澜，制造“即将开始政改”的假象和幻象。比如，前几年闹腾“胡温新政”， 雷声大，雨点小；后来又高调纪念胡耀邦，激人想像；近期又推出电视政论片《大国崛起》，吊人胃口。而结果都是，让外界白等一场。其间，中共之“稳定”，暗渡陈仓又一年。

近期，中共中央党校公布一份调查，显示，绝大部分中共官员对“政改”不感兴趣。其中，关注“社会稳定”者，占67.9%；关注“政治改革”者，仅有8%.这证明，整个中共，已经沦落为一个不合时宜的守旧集团。

经济发展，政治保守；物质膨胀，精神腐朽。中共高层观念落后，不仅愚化了其各级官员，而且祸及普通大众。在宫廷，有“愤青”高官李肇星、沙祖康、朱成虎等为代表；在民间，则有“垮掉的一代”。中共蓄意引导拜金主义和民族主义，中国年轻一代，或者奉行“金钱至上”，枕于享乐；或者迷信“中国强大”，傲慢排他。年轻一代的盲目和偏执，为未来中国走向，埋下凶险伏笔。

说到改革“迈牛步”，中共效法的，不过是晚清的伎俩。晚清也曾高唱“君主立宪”，甚至派员出洋考察，煞有介事，然而，拖拖拉拉，反反覆覆，就是不落实。中共学来这套“牛步”，用以对付当今“政改”呼声，自以为得计。却曾想到：晚清故意迈牛步，终为革命洪流所席卷；中共故意迈牛步，结局又将如何？

首发自由亚洲电台

 

英国北部城市爱丁堡埋葬着被称为“资本主义之父”的亚当·斯密，南部城市伦敦埋葬着社会主义的思想家卡尔·马克思，两位深刻影响近现代史的思想巨人，一个苏格兰人，一个德国犹太人，能够思考、辩论、出版并进而影响世界，足以让人留恋大不列颠岛的言论自由环境了。

长期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和自由传统，使伦敦成为许多国际组织的总部所在地，自由党国际（Liberal International）就坐落在泰晤士河北岸，靠近白金汉宫不远的地方；伦敦南部，则有中国公众比较熟悉的社会党国际（第二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

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引发200多年的资本主义运动，从本质上取代了之前殖民扩张的“重商主义”；而启蒙运动以来的自由主义，因与资本主义的诸多共同性，使两者形成了长期盟友关系，自由主义政党则成为资本主义运动的政治载体，从政经两方面促进了市场自由和社会公正；二战之后，世界自由主义政党于1947年在伦敦组建了“自由国际”，到今天，已经拥有89个会员政党或观察会员政党，其中台湾民进党就是自由国际的正式会员党。

19世纪下页，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兴起，开始了对资本主义运动的“纠偏”过程，前后先后成立了工人国际（第一国际）、社会党与工会国际（第二国际）、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等社会主义政党国际组织，推动社会平等的社会主义政治理念。尽管短命的共产国际及其系列极权国家严重玷污了马克思主义的名声，但1951年战后重建目前拥有169个会员党的社会党国际（第二国际），透过各会员政党在民主政体上的努力，使社会主义理念深刻影响了现代西方社会，国民医疗体系、国民教育体系、递进税率等西方主要国家的现行政策，都来源于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民主平台上社会主义政党的努力。

对近二百多年历史观察对比的西方学者认为，资本主义运动总体更倾向于追求社会公正（Equity），而社会主义运动则更倾向于追求社会平等（Equality）；经过这两个运动超过百年的努力，现代的西方政党，不论自由党还是社会党，其政治界限越来越模糊：各种社会理论中的精华，其实都被各政党逐步接受，成为自己的政治纲领。言论自由下的民主政治平台，最可取之处就是通过民主方式，最优化选择各种社会思想中的精华，而非固守陈规于某个特定教条。

今日欧洲尤其是西欧的社会现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运动的深化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广泛发展，以及保守力量的平衡，合力而共生出来的；尤其是宪政之下的民主平台，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和运动对社会的良性改造和转型，提供了体制保证。把欧洲文明的高度归咎为个人崇尚的某个主义的想法，其实是盲人摸象般的天真与幼稚。

毋庸置疑，邓小平先生推动的中国改革开放，是把中国向文明化更推进了一步，近几年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国民生活水准的提高，就是充分的证明；然而，天下没有完美无缺的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带给桎梏中国的原始推动力，已在数年前消逝，近十年来，现代资本主义运动崇尚的自由和公正，以及现代社会主义运动崇尚的民主和平等，却都与中国擦肩而过，渐行渐远。后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向西方国家有选择的学到的是：曾经被资本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所强烈批判的“重商主义”，一种南美式借助于政权能量的权贵商人主义，持续呈现的社会不公和贫富差距加大，以及环境污染加剧，都体现了现代资本主义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和环保运动在中国的缺失。

近十年来，知识精英们在面向世界、思考中国未来的时候，常常以偏概全的总结分析海外先进国家的经验，忽而“资本主义”、忽而“社会主义”的高度浓缩西方文明，把欧美国家政治平台上多种力量、思想和声音的动态平衡，归结为一种运动或主义的胜利；而针对中国的社会现状，也往往根据自己个人化的体会与感受，大而不当的总结为“左”或“右”的原因。

毫无疑问，“私有化”“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运动在经济领域的重要政策，不过这仍然是继承了传统的“重商主义”的特质，而现代资本主义运动在政治社会层面的最重要的特质：社会公正、个体自由、法治、人权，却因一党独裁、权贵私利的原因，被有意无意的推迟介绍到中国。

同样的道理，现代社会主义运动所倡导的自由、平等、民主也都因毛时代的“伪社会主义”造成的巨大社会动荡而被现代中国精英所抛弃。一百年来，中国始终没有走出“西学为用、中学为体”的慈禧政策，而且这个“西学为用”在今天演变成了“趋权贵利、造天下害”的有选择的挑拣。

把欧美现代文明归结为资本主义的胜利，进而挑选资本主义的相关政策为中国所用，是知识精英误读欧美社会的一大表现，这也同样是共产国际之后用社资对立区分东西方阵营的愚民后遗症。

近二百年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在西方国家都取得了较大的进步，欧美文明也愈来愈趋向于社会公正与平等，而这同样也来源于贵族势力、宗教势力等所谓保守力量的革新与进步，缺少了这一环，仅有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运动的狂风暴雨，今日的欧洲文明也不会是现在这种形态。

当欧洲天空闪耀着“公正与平等”的彩虹之际，中国却还在仰望着。

附录：

自由党国际宗旨：（http://www.liberal-international.org/）
Promoting liberalism, individual freedom, human rights, the rule of law, tolerance,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social justice, free trade and a market economy.

社会党国际宗旨：（http://www.socialistinternational.org/）
Freedom, Justice, and Solidarity,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The Nature of Socialism.

—— 专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 张维迎

〖《中国青年报》编者按：2006年3月，时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的张维迎教授发表了《理性思考中国改革》，把关于中国改革的讨论引向高潮。前不久，张维迎又就“什么改变中国”的话题，接受《权衡》杂志的专访。本刊略作删节，以飨读者。〗 企业家改变中国 《权衡》：对于“什么改变中国”这样一个宏大的问题，企业家、社会学家、政府官员可能都有自己的看法。作为经济学家，你的观点是什么？ 张维迎：从制度变革的角度看，简单地说，是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如果从“英雄创造历史”或“历史创造英雄”的角度看，是邓小平改变了中国，因为邓小平启动了改革开放。 当然，也有人认为，在改革开放前夕，在经历了“文革”这样的灾难之后，中国即使没有邓小平，也会出来另一个领导历史变革的人。但无论如何，我们要承认，邓小平超乎寻常的眼光和胆略，对改革开放的启动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我自己想强调的一点，就是从社会人力资源的配置变化来讲，是企业家的出现和成长改变了中国。我一直认为，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的区别就在于社会中最优秀的人做的事不一样。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是因为它有一个好的制度环境，使得社会中最优秀的人去创业；而在落后国家，往往是最优秀的人去做官。 我在1984年就提出一个观点，希望中国人从“学而优则仕”转到“学而优则商”。这个转变很大程度就是改革开放的写照。如果我们把中国的地区差异做一个比较，可以看到，平均而言，政府官员占总人口或就业人口比例越低的地区，经济增长率越高。这说明政府官员比例的减少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而如果我们把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GDP情况做一个比较，就会发现，企业家活动越发达的地方，社会收入差距越小。GDP大致可分为劳动收入、利润、税收和折旧。如果把利润占当地GDP的比例与当地的基尼系数进行分析，可以看到，利润占GDP比率越高的地方，基尼系数反倒越低。 所以，总的来说，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哪个地方对企业家有吸引力，哪个地方的经济增长就快，哪个地方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就高；哪个地方的创业环境好，哪个地方的企业办得多，哪个地方的就业压力就小。企业家队伍的壮大对社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几次大的经济发展，都与企业家群体的成长有关。 《权衡》：能否具体描述一下中国企业家成长对经济增长的促进？ 张维迎：大致来说，改革开放后的制度变革有三次浪潮，这三次浪潮伴随三代中国企业家的成长，也是三次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 第一次浪潮在1980年代，主要是农村的“能人”转变为企业家。改革开放之前，农村人没有机会进入城市。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出现自由市场，一些“能人”、包括乡镇干部开始做企业。当时城市里也有一些人经商，主要都是没有出路的人，政府顾不了，国企也顾不了，所以就去倒买倒卖，成了个体户。这是推动1980年代经济高峰的一个浪潮。 第二次浪潮在1990年代，一批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下海经商。主要是这批人中很多人失去了政治前途，没有办法在政府继续工作；另一方面，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改变了中国的政策环境，使很多人看到了商业活动的前途。这批以官员、知识分子下海为主形成的企业家队伍，是1990年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 第三次企业家浪潮是2000年前后，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出现了一批以海归人员为主的专家型企业家。这批企业家可以说是21世纪开始以“新经济”、“网络经济”为重要特征的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 《权衡》：这三代中国企业家的相同与不同点是什么？ 张维迎：要说不同，首先是教育背景。第一代企业家受的正规知识教育比较少；第二代企业家很多是大学生，甚至研究生，有政府的背景，统揽全局的能力比较强；第三代很多在国外接受教育，熟悉新技术的发展，懂得国际资本运作，更有国际视野。 三代企业家最重要的不同是面临的产权制度不一样。第一代企业家基本是戴“红帽子”做起来的，有很多麻烦；第二代比第一代的产权状况要好，那个时候允许注册私人企业，原来的企业开始改制、摘帽子；而第三代企业家在产权治理结构方面一开始就比较正规。 社会上对第三代企业家的非议很少，一方面是他的产权结构一开始就比较清楚，他们的企业很多在国外上市，拿外国人的钱，似乎与我们无关。另一方面，他们的企业大多与高科技相联系，一般人不太懂，看起来没有可比性。而前两代企业家做的事好像每个人都能做，所以他们的成功似乎总隐藏着什么问题，容易受到怀疑。 要说共同点，所有的企业家都有一个，就是创业时要冒很大风险。1980年代企业家面临的主要是体制风险。别人不敢干，你敢干，你的收入就高。1990年代成长的企业家开始要面对市场风险。因为这种风险，当时很多成功的企业，现在已经死掉；很多当时叱咤风云的企业家，现在默默无闻，甚至连生活都成问题。高风险与不确定性是所有企业家的共同特征，现在成功的企业家也同样如此。 《权衡》：在你看来，中国经济增长的背后是企业家的成长，而企业家成长的背后又是什么呢？ 张维迎：企业家成长的背后是人们选择和创业的自由。只要给人们自由，就会有人去创业。比如某一个地方，某种产品供不应求，价格很高，就会有人想方设法，组织资源，去生产和销售这种产品。这就是企业家。企业家的作用就是通过调配资源使得社会财富增加。 自由扩大也意味着分配制度和激励制度发生变化。过去大家都不愿意做企业，因为做企业不仅被人看不起，而且生活品质不能提高，例如坐火车级别不够，坐不了软卧，坐飞机买不到票。到后来，政府官员能得到的东西，通过做企业照样可以得到。这就鼓励了更多的人通过创业去追求自己的利益。 还有一点，中国企业家的成长也依赖于社会观念的改变。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对于中国人来说，企业家或资本家完全是一个贬义的概念，它对应的是剥削、欺诈、罪恶之类的词汇。这样的观念如果没有改变，中国企业家的成长是不可想象的。 地方政府功过 《权衡》：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地方竞争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你过去的研究表明，地方竞争是促成中国经济民营化以及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张维迎：所谓地方竞争，主要指地方政府吸引资金、企业家、占领市场等资源的竞争。为了吸引资源，地方政府必须改善交通环境，增加基础设施，提高政府服务质量等等。这些行为当然有利于经济增长。 企业家改变中国，是从人力资源的配置变化来说的。如果从具体的行业来分析，没有房地产就不会有中国经济的今天。如果我们观察中国各个城市的基础设施、生活环境，很难想像10年之间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当然这中间也有问题，例如形象工程、贪污腐败等等。但政府形象工程不是今天才有的事，历朝历代都是这样，改革开放之前就是这样。关键在于，你要建这个城市，要修这么多路、架这么多桥，钱从哪儿来？ 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很多城市出现了国有企业“抱着金饭碗讨饭吃”的局面。在城市的黄金地段，有些老国企衰落之后，连职工的工资都发不起。但随着房地产的发展，这些企业把土地一转让，它的资产成百上千倍地增值。这样一来，企业职工安置解决了，新的商业区建起来了，城市建设的钱也有了。这就是房地产业的作用：地还是那块地，人还是那些人，但由于改变用途，生产要素重新组合，财富就被创造出来。 回到地方政府行为。我前一段时间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报道：北京有一起债务纠纷案，债权人胜诉，但钱就是拿不回来。而河北有个地方法院，对债务强制执行，于是北京的债权人把债权卖给河北，河北人打官司，然后几家分成。这就是司法服务的竞争。如果以后北京的法院不好好判案，就会有外地法院抢北京的案子。所以地方竞争具有促进司法公正和产权保护的作用。 有人认为地方竞争会滋生地方保护主义，这是一种短视的观点。比如你去陕西投资，跟陕西的企业发生纠纷，陕西的政府袒护本地的企业，短期内，他能占便宜，但是时间长了，他就知道这样一来外界的企业都不愿意进来，他的经济很难发展。历史上，外国人去英国伦敦做生意的时候，曾经很受歧视。但后来英国人发现这样对他们并不利，所以提出要对外国人公平对待。这种吃一堑长一智的过程，最终会对地方保护主义产生约束。 总的来说，中国过去20多年的改革中，地方政府竞争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在今后的改革中，我们应该加强而不是限制这种竞争；应该增加而不是减少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 《权衡》：但在最近一段时间，随着房价高涨和对投资过热的担忧，很多人对地方政府提出指责，认为地方政府盲目追求GDP、与房地产商合谋推高房价、阻碍中央宏观调控等等。你对此怎么看？ 张维迎：我从来不同意这个观点。追求GDP增长不是问题。如果GDP增长是问题，那很简单，哪个地方GDP增长得快，哪个地方的官员撤职就完了。但要知道，GDP跟工业总产值不一样，它不是胡乱投资、生产出来搬到仓库里就可以的，要卖出去才行。如果我们希望国家的经济实力在世界上更有地位，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GDP增长是必须的。 说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商哄抬房价，完全是推卸责任。前一段时间很多人说房价太高，老百姓买不起房，所以中央部委出了好多政策，例如要求70％建90平方米以下中低档房，严格土地审批等等。但在我看来，这些政策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姿态。既然老百姓抱怨房价，那么我就针对房价制定一套政策，表明我关心群众，就够了。至于能不能解决问题，根本没有认真考虑。 你想想，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这么快，政府还要收紧土地供应，房价怎么能不涨？如果你担心老百姓买不起房，就应该拿出更多的地来，更多的钱来，专门建廉租房给穷人住。想通过限制富人买房来帮助穷人买房是不可能的。这其实是有些政府部门在推卸责任；推卸责任的同时，又想扩大权力。而且制定政策的官员还要揣摩上面的意图，而上面对房地产市场的具体情况又不可能很了解，所以最终的决策往往建立在很混乱的信息基础上。 总之我认为，过去20多年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推动，就不会有中国改革的成功。中国的好多改革都是地方政府发起的，而且在地方政府刚做的时候，中央是不允许的。但因为地方政府的做法更有利于中国经济的成长，最后中央才承认。我们今后面临的问题，是怎么合理界定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权力。 《权衡》：现在对地方政府一个强烈指责是，由于招商引资、发展房地产，所以在征用农民土地的时候有很多恶劣行为，例如野蛮拆迁、压低补偿等等。 张维迎：这是荒唐的土地产权制度造成的结果。现在的农民相当于一个佃农，种了一片庄稼，地主说要用土地，庄稼砍了就砍了，不让你种就不种了。原因是什么？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我们的法律规定农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而“集体”又是由政府管理的，所以政府行使权力的成本很低，对土地征用几乎是掠夺性的，但又是合法的。 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赋予农民真正的土地所有权。有了土地所有权，政府和房地产商要征用土地，必须按市场规则跟农民讨价还价。否则农民可以拒绝出让土地。这里蕴含着一个基本原理：产权是人的所有权利当中最基本的东西。如果你不落实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想靠同情、怜悯使他得到公正的待遇是不可能的。目前土地征用中的问题，根源不在地方政府，而在于法律对土地产权的界定不合理。 《权衡》：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把土地审批权向中央集中，让中央来监督地方政府，会不会好一点？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现实中已经出现这样的政策趋势。 张维迎：我不认为把地方的审批权收到中央可以解决问题。现在的核心问题是农民的权利不受保护。好比你家里有值钱的东西，但不让你上锁，东西被偷了。现在说，你不能上锁，但给你换个邻居，能解决问题吗？在地方竞争的情况下，出于政治前途的考虑，地方政府可能还有点收敛。如果把审批权都集中在中央，靠什么来约束？几个部委的司长、处长能把全国的土地管好吗？我不相信。那样的话会有更多的人到北京游说，出现更多的腐败。政府部门历来喜欢争夺审批权，谁掌握审批权谁就有了寻租的机会，这是我们要警惕的。 如何提高“经济安全” 《权衡》：您对产权问题一向比较重视。不久前，在《物权法》的审议和修订中，立法部门提出，就产权保护而言，现实中受侵害最严重的恰恰是国有资产，所以要加强国有资产的保护。您对此怎么看？ 张维迎：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如果说国有资产受到严重侵害的话，我们看最严重的情况是什么？不是由于某个人把它偷走了，或者转让的时候价格被低估了，最大的问题是投资的时候就打水漂了。但没有人去关注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好好地调查，这几个五年计划期间，所有国家投资的项目效果如何。我所知的内部人跟我讲，至少60％或70％都是浪费性投资。国家投出去1万亿元，真正创造效益的只有4000亿或3000亿元，甚至更低。这是没有办法靠《物权法》解决的。 国有资产根深蒂固的问题就是没有责任和权利的匹配。这样最好的结果也就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北大的一些企业当年在香港上市，股价在20块钱的时候，我建议学校转让10％的股票，这样就可以兑现几个亿的资金，用于学校的发展。但是没人敢采纳。如果20块钱卖了，万一过一段时间涨到了25块钱，就有人骂你，你卖便宜了，国有资产流失了。但事实是，过段时间股价跌到两块钱，学校亏了，当然也没有人负责任。 好多国有资产就是这样，该做的事不能做，能做的事又不该做。所以它没有办法有效利用，最容易受到侵害。我从小在农村就知道，公家的东西肯定坏得最快，集体的牲口就是不长肉。没有办法，你只要给公家操作这个事，就变成所有与公共财产相关的人的行为方式。《物权法》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国有资产不能有效地利用和保护，该怎么办？是放在那儿，烂下去？还是变现为资本，创造更多价值？我认为，一个东西在我的手里只值1块钱，但是在你的手里值10块钱，我把它5块钱卖给你，你赚了我也赚了。这就是我一直主张国有企业要尽快转让出售的原因。有的时候，尽管交易中存在问题，也只能退而求其次。 《权衡》：如果出售国有资产的话，面临一个问题：卖给谁？例如凯雷收购徐工这样的案例，就有人认为，外资并购会对民族产业和国家经济安全造成威胁。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张维迎：首先我不同意从国家经济安全的观点来看待这些问题。在全球化条件下，安全的概念要重新考量。什么叫安全？我从来不认为粮食是个安全问题。如果真打起仗来，粮食到处可以种，北大校园都可以种粮食。随着世界贸易的发展，包括资本、人力的流动，依存度高了以后，大家不愿意动干戈，我觉得没有经济安全问题。 对国际收购，我觉得还是以一种平和的心态来看待。国家有的时候可能是作为国际斗争的政治策略，就像美国一样，有很多的政治策略，这个可能需要研究，这方面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观点。 我关心的问题是：在企业经营中，我们给外资企业好多特殊权力，而我们的民营企业没有，使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不能够很好地发展他们的潜能，这是不公平的。现在的官员心态很复杂，国有企业卖给外国人的话，好像政治上冒的风险少，但是卖给民营企业冒得风险大。我知道有些案例，同样的土地，我给你每一亩比外国人多出10万元，但是政府就卖给外国企业，不卖给中国的私人企业，因为他有另外的盘算。 我主张应该给中国的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同等的机会和权力，否则的话，出现很多怪事，例如假外资。这就跟晚清的时候中国轮船挂着法国国旗是一样的。那个时候为什么挂法国的国旗？因为挂中国的国旗受不到保护，土匪来抢警察不保护你；但是挂法国人的旗就是外交事件了，警察就管。1980年代私营企业戴“红帽子”，现在的假外资，都是经济歧视政策的结果。 作为一个中国的经济学家，或者中国人，我希望中国的民营企业能得到与国有企业公平的待遇。否则的话，还不如把国企卖给外国人。因为现在国有部门浪费的资源太多了。与其让它浪费，还不如卖给外国企业，让它替我们创造财富和就业机会。他拿走一部分，我们还分享一部分。 我原来打过一个比喻，我们国有企业像残疾人，让他参加奥运会；民营企业身体健康，但手脚被捆绑起来不让去。结果你想拿金牌是不可能的。但我们还批评我们的企业被外国人收购了。其实如果我们想拿金牌，在国际上有一席之地，就是要把健康人手脚放开，让他们也去参加比赛。你让残疾人去参加比赛，比不过别人，就呼吁把外国人也绑起来，那不是一个好办法。 如果没有外国企业的进入，中国很难有今天的转变。我1987年访问日本的时候，到小吃店吃饭，当时最羡慕的是：什么时候国内的餐馆有这么干净就好了！那个时候国内的餐馆桌子都是油腻腻的，盘子都是脏兮兮的。这种状况什么时候改变的？麦当劳进来以后。麦当劳这么一个快餐店进来，整个改变了中国饮食业的卫生环境。 我的意思，不是国家一定要给民营企业特殊的优惠，但首先要做到不歧视它。如果早有这样的政策的话，我们的产业环境会比现在要好多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教授写了一本书，用大量的数据统计分析，为什么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如此之多、如此之广？他的答案是因为中国限制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不争气，没有办法填补这个市场空缺。所以，如果我们真正关心国家的经济安全，关心民族产业的发展，就应该给民营企业进入各种产业的自由和平等的条件。如果离开这一点谈什么保护，对外资限制，我觉得毫无意义。 我一直认为，一个国家国民的幸福程度、福利水平不仅取决于自己的收入状态，还取决于整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而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不仅是你的GDP，还依赖于你对影响人类进步的重大技术、组织制度有什么创新和贡献。假如我们中国的GDP上去了，但是所有好品牌的东西都是外国企业的，所有的核心技术都是外国创造的，中国人不会有很高的国际地位，仍然被别人看不起。 自主创新隐忧 《权衡》：你谈到一个国家的核心技术和优秀品牌，这也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国家的“十一五”规划中把自主创新提到了很高的位置，很多企业对自主创新寄予厚望。你对此怎么看？ 张维迎：创新是跟企业家联系在一起的。创新和发明不一样，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讲得很清楚，创新是企业家的基本职能，企业家是进行“创造性的破坏”，带来财富的不断增加。现在很多人把创新理解为科技行为、政府行为，这是误解。发达国家之所以创新做得好，是因为企业家在做。我们现在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本来企业家应该做的是技术创新，包括新技术的发明和推广，政府应该做的是体制创新；结果我们倒过来，大量的企业家是做体制创新，而政府成天忙着叫喊技术创新。 创新不是政府能设计出来的。我也不主张政府投入太多的钱搞创新。政府搞创新经常会变成我们前面讲的形象工程。上海交通大学“汉芯”的问题，实际上是与政府行为有关的。政府迫切需要你这个东西，去显示一下，树立典型。也许当事人不是一开始就想着造假，但想到领导对自己有这么大的希望，自己没做出来对不起领导，于是想赶快弄一下，这个时候就可能琢磨造假了。 未来中国能不能变成一个创新型国家，依赖于企业家。如果产权得到有效的保护，企业家有很好的激励机制，对未来充满信心，创新自然有动力。如果我们的政府不能放开投资领域，企业家总是提心吊胆，企业家精神得不到尊重，企业家行为不能得到合理报酬，无论国家投多少钱，我们永远不可能变成创新型国家。 像汽车工业，现在满大街上跑的车，上档次的都是外国品牌。中国三大汽车制造厂都被外国的品牌汽车肢解了，这个合作一条生产线，那个合作一条生产线，“一女多嫁”。这样的好处是市场的车多了。但是我们想象一下，假如上世纪80年代就允许民营企业进入汽车产业，即使说90年代开始就给像李书福这样的人做汽车的自由的话，外国汽车品牌不会像今天占这么大的市场份额。单一个桑塔纳就占了多少市场份额？但我们的政策不行，很长时期不允许民营企业生产汽车。比如华晨，好多年前就开始研制“中华”汽车，但就上不了政府的汽车生产目录。 李书福这样的人不可能在国有企业生存。他的历史地位、成功与否只能从他本身做的事业来衡量。我不是说企业家本身的个人素质没有关系，但我们有好的制度安排以后，最优秀的企业家才可以做好创新。 《权衡》：在你看来，中国目前有哪些阻碍企业创新和经济健康发展的因素？ 张维迎：首先是金融体制。我们的金融体制几乎所有的制度安排都在增加交易成本，这是很大的问题。金融是创新的血液，如果没有好的金融体制，新的技术即使出来了，也没有办法投入生产。不过这一点现在越来越乐观，因为好多外国的私人资金进入中国，来帮助中国创新企业家融资。 另外值得担忧的是，好多违反市场原则的政策不断出现，加上舆论的推动，使我们的经济在往前的时候有很大的脆弱性，如果处理不当的话，说停下来也就停下来了。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关于劳动合同法的修订，按照现在的版本的话，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非常严重的不利后果。 有个搞人力资源的资深人士讲，如果新的劳动法实施的话，就没有什么人力资源管理了。因为企业的解雇自由基本上就没有了。如果一个国家劳动市场变得非常的僵化，人们把保护劳工的希望都寄托于政府，而不是相信市场力量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经济要健康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劳动部门不管你的企业搞得好不好。按照这个规定，工会的权力大了，劳动部门的权力大了，动不动就仲裁，动不动查你的账，打的幌子是保护工人利益，保护弱势群体，实际上是在寻租。这有点像欧洲的一些福利国家，深究起来他们的劳动制度有很大的问题。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引进我们的国家，后果可能非常严重。因为我们没有他们那样的本钱来运行那样的制度。 另外还值得担心的是，现在有好多政策，打着宏观调控、治理产能过剩等冠冕堂皇的理由，限制企业投资，破坏企业产权，使民营企业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比如你原来跟银行有一笔3亿元或5亿元的贷款，一搞宏观调控银行就要求你提前收回来，你说怎么办？这就是侵犯产权。侵犯产权不是简单的偷和抢，随时破坏游戏规则也是侵犯产权。 我原来讲过一句话，没有哪个媒体敢登。你们一定要准确表达我的意思。我一般不太用国家利益这个词，因为好词被坏人用得太多。但我还是想说，对待民营企业的态度问题是一个爱国主义的问题。爱这个国家，就要扶植民营企业，给他们公平竞争的环境；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是对国家利益最大的损害。

 

12月10日，贺卫方、何兵等五位法学家在环球在线论坛上抛出一封公开信，呼吁有关司法部门对陕西特大杀人案疑犯邱兴华做精神病司法鉴定，引起了媒体和网民的关注和争议。法学家介入邱兴华案的目的是什么？如何看待司法与民意的关系？法学家参与公共事务的意义何在？就这些问题，本刊记者日前专访了贺卫方教授。

记者陈建利实习生陈冠丹张坚

被告人有提请司法鉴定的权利

南都周刊：邱兴华的妻子与其辩护律师提出邱家有精神病前例，邱老家的村委会也开具了证明，但庭审认为邱的妻子通过律师提交的证明，真实性和合法性都存疑而没采纳。被告人本人或其亲属，应不应该享有这种提出司法鉴定的权利？

贺卫方：当然应该，我们的态度非常明确。因为在案件的审理中，检察官都倾向于入罪，力图使控告罪名成立，这是检察官的使命所在。每个国家都是一样。检察官追求的使命就是能够把那些在他们看来是犯罪的行为都加以制裁。这对他们的考绩也非常重要，如果最后他们指控的人都因种种原因得不到刑事制裁的话，肯定他们也会感到灰头土脸。甚至有时候会发生，他们明明知道对方是无罪的，仍然想方设法给对方加罪。另一方面，在中国，法官还没有应有的一种独立性和超然性，比如说法院受到地方权力的干扰，要服务于地方社会治安、社会秩序的稳定。比方说，我国的法官法规定，法官有责任、有义务与违法犯罪作斗争，就是说他不是一个中立的角色，有时会过分地在刑事案件中站在检方的立场上。

这两种情况都决定了在中国很有可能被告人的权利没有办法得到应有的保障。在诉讼程序中就需要有某种机制来保障被告人的权利，让被告人有启动某种程序的权利，尤其是司法鉴定这样一种权利。

南都周刊：你们在公开信中说，将能否进行鉴定的权利绝对地赋予检察官、法官，是一种很危险的制度。在我国启动司法鉴定的权利在法官或检察官手里？

贺卫方：对，在法院和检察院。

南都周刊：在其他国家呢？

贺卫方：现代国家的司法制度里，一般控辩双方都有提请司法鉴定的权利。

南都周刊：但我们看到邱兴华本人一再强调他是一个精神正常的人。

贺卫方：喝醉了酒的人从来不会说自己喝醉了，侯宝林的一个经典相声说的就是这个。而精神病患者往往否认自己患有精神病，他觉得他比谁都正常，他甚至觉得我们所谓的正常人，才是精神病人。看看高夫曼的《疯人院》就知道了。在一个合理的状态，一种能够比较理性地支配自己行为的状态下，邱应该说自己是精神病才对，他要装出一副精神病的样子，他才能够逃脱制裁嘛。同样，你怎么想象一个杀了人的人，还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现场，把对方的肝啊，心脏啊，给烹调了吃。如果有一点点对于人及人性的理解，你就会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不正常的。

以民意杀人，那是群众斗争

南都周刊：现在一个普遍的担心是，一旦邱被鉴定为精神病患者，可能就会从轻处罚，甚至无罪释放，接受强制性治疗。这种结果对于死者及其家属来说，好像缺乏一种交待，他们的权益怎么保证？

贺卫方：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需要通过某种机制对受害者进行补偿。我们成立国家，建立政府，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是，它能够保证我们生活安定。政府当然不可能为所有的社会犯罪做补偿，公正的司法体系也许就是对社会秩序恢复的一种措施。这种恢复包括对那种违法犯罪者进行必要制裁，同时也包括了对不该被制裁的人，或者说应该用另外一种方式提供救济的人，不应再用刑法的手段，应该用其他手段。

人类是一种有缺陷的动物，社会制度也不可能完美，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去补偿？显然，简单地去回应杀人偿命的要求决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的一种补偿方式。如果这个逻辑成立的话，邱杀了十几个人，是不是应该把邱家也杀十几个人？这可能能满足这样的一种报复心理。但你一听，就知道这是一种很荒唐的说法。所以，政府还有责任去倡导一种更加人道主义的观念在社会中的传播，我们甚至要对邱这样的一种人也表达同情，如果他确实是精神病人的话。

南都周刊：现在网络上对邱兴华案最热闹的争议并不是邱是不是精神病人，而是，邱即使有精神病，也应该杀了。网民似乎更关心实体正义，而忽视了程序正义。

贺卫方：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大可能要求百姓都那么尊重程序正义，像律师一样。所以我一再强调司法体制性的中立和决策性的独立价值。司法必须要有这样的独立性，而不是说一味苛求网络言论表现很理性，能把握住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平衡。这太苛求了。网络甚至只是让人宣泄的地方，有人就是一味骂人，什么都骂，出来一种观点他就一顿痛骂。这种人挺有意思的，或许骂完以后就很正常地干活做事。网络就是提供给大家宣泄的一个地方，可怕的是他宣泄什么，我们就跟着怎么做，那就麻烦了。

南都周刊：有种看法认为，法院二审没有对邱做司法鉴定，可能是迫于舆论的压力。实际上，在中国常见的一种现象是，一旦发生像这种比较恶劣的社会案件，舆论压力都会很大，往往行政命令也下来了，要“限期破案”，要“速审定罪”，以对社会大众有个交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贺卫方：这是很正常的一种情况吧。发生了这么大的案件，百姓肯定对办案的警察有一种强烈要求，要求尽快侦破案件，然后通过司法机关进行严厉制裁，以保证社会本身的安定，人们的安全。问题的关键在于，司法能不能站在公正和中立的立场上判断这类案件，这涉及到司法独立的问题。这类敏感的案件，在当地已处在极度的民愤中，司法能否摆脱民愤的影响？司法的独立，不仅仅是要独立于权力，在体制上独立，同时在决策上，司法也要独立于民意的控制。国人皆曰可杀，大家一块喊杀，就把人杀掉的话，那就不是司法了，那是一种群众斗争，“文革”期间我们就经历过这样的一种群众斗争。

所以司法权力的行使过程，需要——如果用一个成语来表述，就是“特立独行”，它要独立，要严格依照法律本身来判决案件。而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法院往往在判决案件的时候，不能够把法律作为唯一的一个依据。比如经常说既要做出法律效果，又要做出社会效果，而这个社会效果就会变得无从捉摸，有时候成为了一种对外部的回应。外部叫怎么做就怎么做，外部叫杀刘涌，就杀刘涌。如果变成这个样子，那就看到了司法令人恐惧的一种特征。

没在不熟悉的领域大放厥词

南都周刊：我们注意到，你曾就许多公共事件发表公开信，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来表达你们的看法？

贺卫方：公开信已经成为经常使用的一种方式了。从孙志刚事件，到我去年停招研究生，都是通过公开信进行的。公开信有可能是一种声明，也有可能是对问题的一种建议或态度，没有别的方式更合适了。而且我们这个身份也只能够发一些公开信，又不能发命令。

南都周刊：在网络上发表公开信，是想引起关注，引发讨论吗？

贺卫方：网络方式发表比较容易。而且网络今天已成为——整体说可能是最大的、最具影响力的媒体。过去一份报纸发行几百万份，觉得就是影响最大的了。现在不一样，现在一篇文章如果比较受关注，在网络上的点击率都是非常非常高的。后面跟帖，形成互动，也能够及时地获得一些反馈。而且在网络上发，平面媒体也会跟进。所以，这个可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现在看起来也是非常好的办法。

南都周刊：网络上对你们发表的公开信，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质疑。一种是说，你们为什么不直接上书司法部门，而是通过网络来营造舆论，造成某种舆论压力；另一种说，即使你们想以舆论来对司法进行监督，也应该是事后监督，而不应该在法院审理过程中，你们这种做法可能会干扰到对邱的审判。你怎样看待这两种质疑？

贺卫方：首先法律上没有任何条文规定民众对司法的监督不可以诉诸公开的批评、公开的建议。我们只是一个建议，建议邱应该获得一个司法鉴定的权利。鉴定的结果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这需要相关领域的专家来做。我们提出这个问题，一方面是为了案件本身，另外一个方面是为了推动制度的完善，这个事理应得到更多人的关注。

况且这样一个死刑案，一审判完了不是终审，二审判完了还不是终审，一定要到死刑复核程序。死刑复核程序发布时我们不一定知道，而一旦发布的话，快则几个小时，长则几天就要执行死刑，这样的事后监督还有何价值可言？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到底唤起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这样的一封公开信，是否会干扰到法院依照法律去裁判案件，还是干扰，或者说是我们力图干扰的恰好是相反的事情。

南都周刊：司法鉴定这块研究领域，你没有涉足过，但仍然签名了公开信。你不担心别人批评你越界了吗？

贺卫方：不是这样的。如果我写公开信，说根据邱症状的表现分析，明确下一个结论，说他是精神病患者，那我确实越界了，确实是在一个自己根本不熟悉的领域大放厥词。但是我建议的绝对是我研究领域的东西，那就是要尊重被告人的这样一种权利。被告方律师有权利提起这样的一个程序，对于结果如何我不知道。

与民意抗争需要更大的勇气

南都周刊：近几年来，一些社会公共事件，包括“孙志刚案”、“刘涌案”、“黄静案”、最近的“富士康事件”和“邱兴华案件”都能看到法律人积极参与的身影。你如何评价他们的表现？

贺卫方：有很大的进步吧。来自法律人的公开信近年来越来越频繁，也非常有理有据有节。搞法律的人比较清楚现行法律，往往能把相关的践踏法治的行为和内在的矛盾给清楚地揭露出来，用归缪法让其陷入一种自相矛盾中，这是一种特别有力量的论证条理。朱学勤教授曾说过，过去我们追求自由的过程是“文人派式”的，虽然做了很多工作，但缺陷很大，非常情感化，不大理性。往往在赶走一个暴君后迎来的是另一个暴君，这的确是现在要进行改变的。

法律人在今天的时代越来越活跃，或者说社会科学越来越活跃，这是一件好事。缺陷是什么呢，我觉得或许是大家或多或少有职业性偏见。认为最好的学者是跟大众传媒没有关系的，这会影响到参与社会事务的一种品质，而且导致了两者之间的对立。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要有韧性，特别要有一种不怕挫折，“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比如刘涌案，我当时特别希望专家们能够顶风而上，能够不断表述他们就是这样认为的。这需要的勇气比与权力抗争的勇气更大。因为跟权力的抗争，往往很容易唤醒民众情感的支持，民众会觉得你是英雄。但与民意、与流俗做抗争往往会有很大的一种风险，会被认为为虎作伥。特别遗憾的是，后来大家都退出来了，保持沉默，甚至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南都周刊：法律人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你认为应当持一种什么样的标准？

贺卫方：最大的问题是要展示法治本身最基本的底线，你怎么突破一些东西。法治本身的标准是什么，法治其实就是把政府治理纳入到法律规范的框架里面去，限制政府权力就是法律人的第一要务。

南都周刊：这么多年来，你一直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贺卫方：最重要的感受是法治意识逐渐树立，特别需要一种坚韧不拔的努力。需要法律人去投入、付出热情，甚至某种程度上要忍受许多东西。在一个具有四千年专制历史的国度里，法治社会的建立不会是一帆风顺的，需要坚韧不拔。

 

“我叫傻瓜吉姆佩尔。我不认为自己是个傻瓜，恰恰相反，可是人家叫我傻瓜。”我最喜欢的小说就是这样开头的。傻瓜是用来干什么的？是每个人都想在他身上试试自己的运气。

 

前几年，从旧书摊买到的《国人对于日军占领新岛后之感想及希望、新加坡陷落为大东亚建设之枢纽论文集》（以下简称《论文集》）一书。这本《论文集》由汪伪政权组织的“中华民族反英美协会”于1942年5 月编辑出版。事情缘起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仅两个月，由英国人殖民统治了一百余年的新加坡在是年2月即被日军攻陷。 据主编者说：“……本会鉴于新加坡陷落，对于大东亚战事有特殊意义，故于三月五日开始登报征文。希望海内外人士对于新加坡陷落后这件事，发抒些感想与希望，并对于大东亚建设一方面，贡献些较深切的意见……”（王伯庸“序言”，《论文集》第1 页）这本论文集，便是由“数千余件”应征稿中“精选”而出，共19篇，近20万字。这本《论文集》给我一个重要的启示是，思想史研究应突破“文本”，应探讨“文本”之后的意义。

不用说，这19篇应征文章篇篇都对“皇军”从奇袭珍珠港到攻陷新加坡的赫赫武功大唱赞歌，“在这一场战争中，充分显示出日本实力之坚强，也指出了东亚民族之不可侮；反之，却暴露出英美战斗力之薄弱，不堪一击，已由新加坡之后，完全戳穿其纸老虎了。”（孙天骥文，《论文集》第49页）同时，这些文章还不忘“自责”，“此时国人不必怀疑日本”，“人们只有以汪精卫先生的‘罪己精神’来责备自己……因为国人对于各种事业，假定不想努力或者不肯努力，那么日本只有来带你努力；假定努力得不足，那么日本只有来指导你，督促你；假定努力而不得其当，那么日本只有反对你，纠正你”。（赵如衍文，《论文集》第6 页）“目前的军事工作，日军当仁不让，肩负全责，可是我们国人，亦应该在其领导之下，努力从事后方的工作，譬如男子出外奋斗，女子在内理家，如此男勤女俭，家庭始达美满，今中国亦就是处于妻子的地位，保卫后方，与日本协力合作，以完成大东亚战争的使命。”（朱祖畴文，《论文集》第77页）此类文字通篇皆是，不胜枚举。但是，令人深思的是，为什么这类明知会遭国人深恶痛绝的汉奸文字却又能如此“理直气壮”呢？原来，所有这些论文都是以“大东亚战争”是黄种人反对白种人数百年殖民统治这一冠冕堂皇的“反对殖民主义”口号为其“理论基础”的。

他们写道，“这一次的大东亚战争，不单是日本对于英美的战争，是黄色人种对白色人种的解放战，是亚细亚各民族，对资本主义，侵略国家的总动员战争；解放我黄色人种受英美帝国的压迫，挣脱我亚洲民族受欧美民族统治的桎梏；亚细亚洲是黄色人种的亚细亚洲，应该由我们亚细亚人，相互合作与提携的”。（孙励生文，《论文集》第39页）这次战争是“弱小民族解放”的先声，代表了民族解放的洪流。这些文章篇篇都历数了英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为代表的白种强势文明几百年来对黄种弱势文明殖民、半殖民、次殖民统治的种种罪恶，强调自鸦片战争以来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压迫和剥削，“在这种情形之下，东亚民族，显然已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友邦日本，为了挽救当前的颓势，便毅然发难了这一次的战争，担负起保卫东亚的重任”。（李景凡文，《论文集》第100 页）而且，这还是反对国际资本主义、反对英美“金磅集团”“金权主义”“废除资本主义的经济与经织经济”的战斗。于是，除去人种、民族上的“正义性”外还有经济上的“正义性”。这次“大东亚圣战”的威力，证明“西洋人所流行的，只有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是天之骄子，而其他民族则是命定的奴隶的观念，完全是错误的……此后白色人种的优越感，将成为没落的观念，而‘殖民地制度’也失掉了合理的解释。”（李景凡文，《论文集》第128页）相反， 中国军民的抗日战争则是英美殖民主义的一部分，像“焦土抗战”、“抗战建国”、“长期抗争”、“游击战争”等都是由于“依存英美之错觉抗日排日之谬误”而提出的“误国口号，害民名词”。（程守箴文，《论文集》第17页）

许多文章还对英美的“文化侵略”、“文化殖民”大加鞭挞，认为“国人又炫于英美自由主义文化，酷慕其皮毛，不惜将数十年固有道德，弃之如敝屣，遂使人欲横流，伦常失纪，戾气所积，国势日替”。“我国数千年文化，以王道为特具之精神……及清季英美文化侵略潜入之后，国人震于物质文明之新异，群相傲效其皮毛，将传统之王道文化，视若糟糠”，这次要藉日军攻占新岛之机，“将以前深痼之英美功利主义文化，洗濯清楚”，要“以王道文化矫正其宿疾”，沟通中日文化，“建设共存共荣之新东亚”。（陶谋道文，《论文集》第43-45页）现在“西洋人尚以为西洋文化是人类最高级的文化，而我们由于东方文化的不注意与不统一，只有在西方文化之前低首下心，但今后，在日本清算了追随欧美的思想和政策，中国转变了争取民族解放独立的路线，东方文化，将由此战争为契机，而在世界文化上放射新的异彩。”（李景凡文，《论文集》第128页）也就是说，只有中国/东方文明才是“文明”，而所谓西方文明只是物质文明，其实质是野蛮的，因此要以中国 /东方文明来救世界、救人类、“为万世开太平”。没想到“东方文化优越论”或“东方文化复兴论”这类看来“很民族”的说词，却也可以“很害族”。

其实，这套“理论”并非他们的独创，只是鹦鹉学舌般复述日本军国主义建构起来的理论体系。在这大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日本也在其对外扩张的道路上发展出了一套相当“深厚”的侵略理论。的确，如果没有这样一套理论作基础，它的侵略扩张不可能得到几乎是举国一致的长期支持，也难以对外“言说”，因而战争也难以持久、更难不断扩大。

概括地说，这套理论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诉求，把日本对亚洲各国的侵略说成是促进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提出发动这次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使有色人种从白种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不仅是求日本的发展，而且要救济和解放东洋被压迫民族”，“为了誓死抵抗西欧帝国主义的压迫，不得不进入大陆，中国人应理解这些事情”。这样，亚洲各国的抗日运动都被白人误导，反成了欧美和苏联“白人帝国主义的走狗”，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则分别是英美和苏联的代理人，“中国民族运动基于凡尔赛和莫斯科制的民族理论，企图获得民族独立和自由，是非常危险的”，反给白人以可乘之机。因此，“亚洲诸民族应追随日本反对欧美帝国主义的各种势力”才是惟一正确的出路。这种理论还批判了西方对东亚的经济剥削，遣责西方列强对东方实行殖民经济，“帝国主义一方面破坏东洋固有的经济，将近代企业置于它们的统治之下，同时又维持有利于自己的封建经济，榨取、压迫东洋的勤劳大众”，“东洋诸国的经济除日、满两国外，都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经济，其经济命脉完全被英国为首的欧美帝国主义操纵，欧美帝国主义全面支配着东洋经济”。“蒋介石政权下的中国误入歧途”，日本的经济政策是“要引导中国经济从次殖民地状况下解放出来”；亚洲各国只有与日本“经济一体”，才能摆脱欧美的经济殖民。同时，它认为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来自欧美的“文化殖民”，破坏了东方固有的文化。它尤其强调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反复论证西方文化是儒家所谓霸道文化，东方文化是儒家理想的王道文化。在不远的将来，东西方文化将发生最后冲突，决定是霸道还是王道统治世界。现在，只有日本是东方文化的代表，是王道的化身，而王道不仅事关日本的繁荣，而且事关世界的发展，实现王道是日本民族的光荣使命，所以以日本为代表的王道文明应主宰世界、拯救全人类，在日本的领导下为万世开太平。总之，这是日本为建立“王道乐土”而进行的“圣战”。

在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现代世界，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无疑具有极强的煽动性，因此这套话语系统无疑具有异乎寻常的“魅力”，使日本绝大多数国民都如饮狂泉，认为自己国家进行的是场非常正义的“圣战”，愿意为之奉献、牺牲自己的一切，心甘情愿地充当侵略者的炮灰。

确实，抽象地提反对国际资本、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经济文化殖民及“东方文化优越论”、“东方文化复兴论”等，很难说不对，因此具有更强的迷惑性，使人更难认清这种理论制造者背后的真实面目。而这些冠冕堂皇的“反殖”、“反帝”理论就这样为另一种更野蛮、更凶残的殖民主义所利用。理论与现实的关系之复杂，远远超出人们的想像。事实说明，如果抽掉或无视具体的、有血有肉的历史内容和时代背景，如果抹去日本侵略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造成的巨大灾难，而仅仅作一种“纯文本”阐释，即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从文本到文本，以“后理论”证“前理论”，以“新概念”证“旧概念”，以“今文本”证“昔文本”，找出二者的某些类似，那么，我们今日很可以拿时下颇为流行的“后殖民”、“反对跨国资本”、“反全球化”、东方文化可“为万世开太平”等各种理论来论证、诠释当年日本进行“大东亚圣战”的合理性和正义性。同时，很可以得出当年亚洲各国人民对日浴血抗战竟是“维护白种强势文明对黄种弱势文明殖民统治”、是“依存英美之错觉抗日排日之谬误”的结论！值得认真思考的是，现在学界已经开始流行“纯文本”阐释，如有学者以时下的“后现代”对现代性进行解构的文本来阐释近代中国的顽固派思想，得出“顽固派”是“后现代”前驱的结论；以“后殖民”对近代中国改革者进行“文本”解读，得出从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林则徐、魏源，提倡维新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到五四先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人的思想都被西方“后殖民”的结论；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文本如“文化霸权”论阐释中国的“文革”理论，得出“文革”是“真正的民主”的结论……

所以，如果脱离具体的内容和背景而对某种理论进行一种“纯文本”分析疏理，很可能会得出一些荒诞不经、甚至危险的结论。因为人类的各种罪恶，都需要并也真可以找到各种冠冕堂皇甚至非常“雄辩”的“理由”。而理论，甚至非常正确的理论本身，也确可被滥用。因此，对各种“话语”，万勿仅据其“自我表白”便轻作判断，它的言词其实并不重要，关键在于“透过文本”看它是由谁掌握、又是如何被运用的。（原题：在“文本”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