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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中国舆论监督要起作用，第一个条件就是引起权力部门的重视，从而采用权力之手拨乱反正；第二个条件就是通过曝光后，对方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比如商品卖不出去等等，迫使他不得不收敛；第三个条件就是当事人有愧疚之心，受到道德和良心的谴责，从而痛改前非。然而这几种条件在中国似乎都不大具备，权力之手难触及处处，甚至为虎作伥，狼狈为奸，而惨重代价也只是经济上的，被媒体曝光后许多企业虽然陷入困境，但是现在企业学聪明了，比如前一段时间的富士康就和媒体钻进了同一个被窝；至于第三个条件，也是中国最为缺乏的，指望良心发现那比登天还难啊。记得毛泽东当政时，有几句很特别的话，那就是“说我是专政，我就是专政，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说我残酷，对待敌人就要残酷”。你看看，专政、残酷本来是世界上公认的落后愚昧无人性的东西，谁要被指责为专政、残酷，往往会羞愧得痛定思痛，可现在人家承认自己专政、残酷，还头头是道，理直气壮，国际抗议，人民反对，舆论谴责，甚至武装干涉，他都毫不在乎，象厕所里的石头一样，又臭又硬，说我是流氓，我就是流氓，我是流氓我怕谁！你有什么办法？

毛离去已经30多年了，可是他的思想阴魂仍旧不散。这不，近年来当社会舆论对中国资本家原罪声讨的时候，一些官儿又冒出了这样的说法：对于资本家的原罪我们可以宽容。12月17日，重庆市委书记汪洋在“第六届重庆民营企业家年会”上表示，民营企业创业初期的“不规范”既是与生俱来的“胎记”，也是其生机勃勃的活力所在，各级党委、政府要给予宽容。

这就是典型的“说我是流氓，我就是流氓”的翻版。原罪是什么？大家声讨的资本家原罪是什么？我想绝对不是守法经营，绝对不是勤劳致富，也绝对不是诚信经营，大家所说的原罪是投机倒把，是违法乱纪，是残酷剥削，是把相当一部分人弄得贫困境界的恶劣手段，就象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资本从诞生起，它的毛孔就是血淋淋的。显然，资本的原罪是恶劣的风气，是一种肮脏的罪恶，怎么就不能声讨？怎么就不能绳之以法，以示社会之净化。但如今原罪反而变成了与生俱来的胎记，变成了生机勃勃的活力。这是什么狗屁胎记？这是什么狗屁活力？一个社会如果不讲诚信，不按规则办事，那要这样的资本家又有何用？他们所创造的财富只能增加社会的负担，把社会弄得越来越糟糕，使得许多正当经营的商户失去了信心，好象如果按规则、按良心、按道德做事，就不能生存发展；要做事要发展，就要违背良心、不按规则，就要让自己的血管里淌着肮脏的原罪，这是什么逻辑？如此下去，又怎么能使得社会进一步好转起来！

当然，中国的民营企业为什么会出现“原罪”问题，一方面可能是我们社会规范不适应企业的发展，制度落后、成就，官员的作威作福，制约了企业的活力，这就需要改变制度，还一个合理的规范；另一方面，就是一些企业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获利很大，比如该缴费的，不缴费，该给员工办养老的，不办等等，这当然很有活力，也很有发展，但却违背了基本的道德观，实际上也侵犯了人权，这样发展起来的企业，是和现代文明相背离的。如果是第一种原因，就应该改变制度，给民营企业广泛的空间和法律制度保证；如果是第二种，就应该坚决制止，以人权、道德伦理作为最高衡量标准。但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对企业的“原罪”持宽容态度，让企业漠视法律、社会制度和道德伦理，这是起码的道理。现在这宽容的话竟然出自于一个政府官员之口，真不知道他到底懂不懂这个道理！

近些年来中国伦理文化严重失衡，没有什么衡量标准。舆论监督也很乏力，比如一个官员因为生活作风弄得老婆离婚，这在老百姓眼里应该是个大问题，大家议论纷纷，舆论汹涌，放到过去还不让唾沫星子淹死，自己羞死。可是一个更大的官儿出来说话了，男女关系只是个小问题嘛，食色，性也。一句话颠覆了几千年的道德传统，使舆论无能为力。就象这次声讨资本家的原罪，本来在老百姓的声讨之下，资本家胆战心惊，原来违规的不敢违规了，原来欺压员工的，现在也有所收敛了，过去让毛孔里流淌的肮脏血液，现在慢慢的干净了。可是偏偏又有这么一个家伙，说出来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宽容他的原罪么。言下之意是换了你也一样。一句话使得资本家的罪恶正大光明的招摇于市。如此宽容下去的结果，当然资本经营就会愈来愈不规范，原罪也就愈来愈多，社会也就愈来愈混乱。

这不是危言耸听！说我有罪，我就是有罪，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发嘛，不犯罪能发展吗，没有原罪能创造财富吗？洋洋得意，振振有词，毫无愧疚之心，面对这样的主儿，你确实没有一点办法？任你唾沫星子飞溅，也无济于事，索性不如咱有机会也来上一把“原罪”。这倒是真的！

 

人民究竟喜欢不喜欢按摩？这个问题不是一下能说清的。根据一般的理解，人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打渔归来、种田完毕，是最有必要去按摩的，但在一个服务行业普遍分化、变质的年月里，我不想贸然作出肯定的答复，让一些神经过敏的同志抓住把柄，冠我以”伤风败俗、拉人民下水”的恶名。

因而，有必要事先向诸位交割清楚：我在这里要说的是一种精神按摩，与道德无涉。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的报纸、杂志和书籍出版者达成了一致，即放逐所有的尖锐批评，打击一切血气生生、蒸腾着自由气息的作品。它们或者编一些悲欢离合的假故事要人们乐天知命；或者讲一些貌似大彻大悟，实则全无心肝的伪哲学要人们含垢忍耻；或者拿一些吃茶喝酒、题词送画的沙龙轶事诱骗人们逃回古代；或者通过对卡厅、茶秀、咖啡店的精致描绘来谎称我们已经跑步进入了”后现代”……那亲切的形式、慈祥的面孔、幽默的表述，使你几乎相信天堂的副本就在身边。

面对日益逼窄的生存空间，无处不在的暴力传统，也就是面对一个没有历史和未来的存在荒原，这些娓娓动听的小嘴像一艘艘轻快的语言之舟划过我们存在的苦海。它带给人们这样的信息：世界是美好的，好死不如赖活着，只要忍耐到头，救世的基督必将迎接受难的羊只。面对阴沉的世界之夜，这些为”诺贝尔”赶制作品的大师们眼圈泛红、悲天悯人，多快好省地占领了祖国报刊的每一块园地。在富于节律和音韵的优雅吟唱中，一双双白嫩而细长的手从羔羊的头顶摩过。这时，所有的不平、愤懑、渴望变革的激情都悄然逃奔，唯余一朵朵盛大的莲花在胸中幸福地张开。请问，这不是”按摩”，这是什么？

尽管我承认这样一个悲哀的事实，即在所有的文明国度中，那些健康、独立、心智强健的种族是最不容易被”麻醉”的；相反，一个卑怯、暗弱、灵魂沉睡的民族最容易掉进信仰的迷宫。但我仍然厌恶把这样一个有关权力话语的问题简单归咎于人民的甘愿”受洗”。越过一片对大众庸俗、愚昧的责难，我想提出这样的疑问：如果说他们是庸俗的，那么什么使他们庸俗？如果说他们是愚昧的，那么什么使他们愚昧？或者换句话说，如果他们不是天生就愚昧，天生就热爱庸俗，那么怎样才能使他们不愚昧，不庸俗？

我觉得对于今天的”大多数”而言，最关键的是，如果他们愿意高雅，那么什么样的话语系统肯提供这样的教育？如果他们愿意被启蒙，那么什么样的传媒肯承载这样的功能？如果不考察一个时代的人民所处的话语环境及表达的可能性，一味指责他们的盲目顺应，那么这种批评的愚蠢就有可能和晋惠帝司马衷不差分毫。诸位知道，这个西晋有名的白痴皇帝，面对因吃不到草根树皮而成片饿死的百姓，反而问”何不食肉糜”？

不错，在有限的程度上，我愿意相信这些花鸟虫鱼、石头瓦块、阴阳八卦、装神弄鬼、题词品茗、游山逛水、嫖娼吊膀、翻墙扒灰、奸尸拜脚、恋物手淫的所谓”文学作品”对人精神的抚慰作用，它至少可以使人的内在疼痛发生某种幻觉性的转移。但我仍然无法原谅报纸、期刊及出版业对大众精神的漠视和蹂躏。塞尔旺指出，”愚蠢的暴君可以用铁链束缚他的奴隶，但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则凭依自己的思想锁链更牢固地禁锢他们”，而这一切都比不上”最明智的贤君”，他们是把自己”固若金汤的基础建立在大脑柔软的神经纤维上”。这真是一个寓教于乐的好办法。当人的灵魂沉睡的时候，权力便可以如水银泻地一般流布他的周身，且无不熨贴；当人的精神犯困的时候，暴力便可以像鱼网一样网住所有叛逆的欲念，且言听计从。在令人惊悚的怀想中，你甚至可以看见催眠师那诡秘的笑容和镶着金牙的渔翁那志得意满、一路顺风的凯旋场景。

然而人民，我数以万计、同样为造物主生气灌注的人民却不得不由聋而哑，沉默着活在世界的边缘。在数千年的时间黑夜里，他们糊里糊涂地生着，糊里糊涂地死着，死不了就活，活不了就死。没有人知道他们想什么，也没有人知道他们为什么而歌哭。

现在终于有火在前面引路了，可惜，那是鬼火。

这些形形色色的报纸、期刊及书坊老板就是鬼火的制造者。他们杯弓蛇影、草木皆兵，时常为一个假想的庞大天敌所惊扰，如履薄冰地恪守着一个虫子的生存之道，即在母鸡未啄以前就远远避开、或者躲倒装死以备不测。难道他们都老迈昏庸，连善与恶、对与错都不能区分？不，绝不是。在一个物欲至上的年代里，他们十分清楚自己的衣食来源，也就是说他们必须仰赖读者的愚蠢而生活。如果有一天，这个时代的人民突然间为圣灵感动，变得像古希腊人一样清澈、透明、富于理性，那么，这些大大小小的主编、社长、报纸发行人以及地摊书籍出版商可能全部要沦落风尘——不过，那样对于他们倒也名副其实。

更不要指望那些鼓风弄潮、捧红踏黑的记者、编辑会成为引领国民精神出埃及的旗帜。《圣经》上说：”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他们除了赶场子、收红包、骗土特产、挤看明星大腿，基本上不知道什么叫正义，什么叫公理，什么叫新闻的良知。当他们吆三喝四、呼朋引伴地赶往各种会议市场时，他们说，”我是喉舌我怕谁”。而喉舌是什么？喉舌是一种器皿，上帝用它来盛放表达的权利。因而它只对哑巴有用——就像病人才需要医生——对于一些舌灿莲花、指鹿为马的人来说，”喉舌”不过是一种摆设，就像饭馆门前的王八。

此外，你还指望什么？难道指望地摊小报撰稿人、隐私文字制造者、唯利是图的文学小贩会书写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忧愤和痉挛？从记者、编辑开始的文风败坏在他们那里得到了最忠实的模仿。实际上，当这些汉语垃圾批发商起早贪黑、煞有介事地坐在写字台边时，我早已为他们写好了祷词：”缪斯奶奶，请把今日的口粮赐给我吧。荣耀、稿费、住房、职称，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然而，所有的这一切都建立在一种脆弱的假设之上，即：这些人说的都是真的，而且我愿意趋从。实际上，只要有一点点怀疑的碎石，这些谎言帝国的大厦就会像纸房子一样坍塌成碎片。我为什么要拿我微薄的薪水购买一份与我无关的垃圾？它究竟在哪一天关心过我的幸福、我的疼痛和我饱受欺凌的愤怒？如果没有，我用它做什么？包肉？垫座？如厕应急？

——但没有，没有一缕智慧的光线光顾这些善良的头脑。他们只追随着，追随着，像一个赤贫的农民追随着狂奔的驴子。

岔路口的中国：缺乏方向感

2006年10月，中国中央电视台推出系列电视片《大国崛起》，引发海内外广泛的舆论效应。原因无他，“醉翁之意不在‘九’（大国），而在‘十’也”。“第十个大国——中国”，才是北京魂牵梦绕的关键词。无疑，它搔到了几年来中国精英集团内心之痒，汇聚了2006年一年来热乎乎的某些人之“大国”的自我感觉。于是，在深秋推出的《大国崛起》片，给2006年抹上了一缕自恋型的玫瑰色。

伴随着国际传媒2006年某种程度上的“中国热”，正如年底的12月 11日 这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五周年的日子所象征的，中国半推半就地接受了自由贸易的游戏规则，在经济上进一步融入了国际社会。根据承诺，中国金融、汽车、农业、电信等诸多行业都将集中大幅度降低关税乃至完全放开市场。中国把关税从2001年的平均百分之15.3，降到2005年的百分之9.9。中国还重新制定或者修改了三千多条法律或法规，从而有利于吸引国外投资。虽然政府干预的力度仍然强大，国有企业仍然包袱沉重，因而中国迄今尚未成为国际公认的具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但它朝向这一方向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

然而，奇怪的是，与上述走向相反，同样是在2006年，北京对新闻媒体的管制更加严厉，关闭了一系列深孚众望的媒体，中青报的旗帜《冰点周刊》、《世纪中国》网站、《一塌糊涂》网站、《爱琴海》网站……，均被尚方宝剑一剑封喉；对网民也愈益收紧控制。当局甚至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拘捕并审判陈光诚、高智晟、郭飞雄等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维权人士和律师，并采用黑社会手段骚扰和侵犯他们的亲属；滥用司法权力，罔顾司法独立，实施政治审判。

另一项令人奇怪者是，一方面，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被指控贪腐而被整肃，另一方面，长期与陈良宇抗争以保护上海拆迁户利益的郑恩宠律师，仍然被当局压制监控，被侵害人权，冤狱未雪。这表明，支配陈良宇案的，不是反贪腐的逻辑，而是高层权争的逻辑；不是透明公开的司法独立的逻辑，而是黑幕重重的暗箱操作的逻辑。
…………

上述方向截然相反的事件同时发生于2006年的中国。标志着一个根本的问题：2006 中国，缺乏方向感。

要言之，中国，国家定位的问题仍处于晦暗不明之中。在各个不同领域，从那块大陆发出的信号是混乱的，甚至是方向相反的。倘要论及中国的崛起，人们要问：崛起，朝什么方向？

2006：民间的答案

若欲寻求答案，2007年的中国需要坦诚面对如下几个最基本的问题。

经济方面，2006年虽然时闻“莺歌燕舞”，但其实仍有几大严重问题横阻于前路。

第一， 国民身份歧视问题。在中国，国人自己的民营企业相较于国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而言，处于最末一等，受到严重歧视和准入限制。因此，当务之急是，打破身份歧视，破除内外之别。给予中国民营企家同国营企业、外资企业以同等的待遇。打破国内电力、石化、航空、金融、信息等行业的政府垄断，使民营资本有平等的准入权。中国经济虽有对外开放，但对内开放却严重不足。一方面是已经进入的外资企业在税收等方面享受着“超国民待遇”，而在不能进入的领域，外资要求享受“国民待遇”，要求进入。而另一方面，因为行政垄断的存在，在电力、石化、航空、金融、信息等领域，北京却限制本国的民营企业进入。比如，随着修订后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正式实施，自2006年12月11日起，中国在地域、业务种类、客户对象等各个方面对外资银行全面开放。金融业在对外大幅度开放的同时，却对民营资本的进入设置重重障碍。国人自己开的民营银行至今仍然可望而不可即。

第二， 农村户籍歧视问题。中国现行户籍制度，作为一种类似种族隔离的制度，特别是它对城乡人口的严格等级划分，已经到了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的地步，而且早有传言说行将改革。然而，迄今进展甚微。 这一违宪的阻遏自由民流通的恶法不除，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堪忧，中国社会的稳定堪忧。

第三， 土地所有权问题。中国法律界定土地为集体所有，实际上该权限就落到了对土地握有审批权的官员手中。于是，中国国民事实上没有土地所有权。对土地产权的不合理界定，是中国制度化贪腐的根源之一。这里的根本的出路，在于赋予国民真正的土地所有权。有了土地所有权，政府和房地产商要征用土地，必须按市场规则跟国民讨价还价。否则土地所有者可以拒绝出让土地。财产权是人的所有权利当中最基本的，而土地产权又是财产权中最基本的。

第四， 《物权法》问题。私有产权保障为现代文明国家的基石，在中国，一纸最基本的《物权法》竟然耗时十年，屡起屡伏，2006年底由重燃战火，再起争端。此案极典型地映射出共产意识形态的后遗症，映射出共产党国家欲演变进入国际主流社会的基本困境。

政治方面，如前所述，2006中国仍然方向未定，信号紊乱。但上层的权力斗争比以往更为明确地呈现出两大派系的格局，也呈现出了有限的政见分歧甚至意识形态区别。倘若党内派别进一步公开化，则有可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催生出某种相互制衡的因子，削弱无法无天的绝对权力。对中共这一列宁主义政党而言，这是一项不宜忽视的政治演变。

更基本的问题是，民间的力量如何集结？这种力量如何进入政治过程？

2006年，人们进一步明暸，“维权政治”，正是民间力量进入政治过程的主要途径。这一年的中国民间社会，把自2003年开始的“维权政治”发展到了极点。雨后春笋般出现的的维权公民及其律师们，通过个案普及权利观念；通过维权强化宪法意识；通过司法途径推进立宪政治。正如国内一些学者所意识到的，与过去自上而下的改革体制相比，自下而上的维权政治是是宪政秩序的直达车。维权政治是一种民众的自我训政、自我立宪的自发过程。

维权政治的意义，正如国内学者王怡与秋风等人所注意到的，就是“终于找到了训政的方式。不是政府训导人民，而是人民自我训导，并且进而去训导政府。训导的方式不是暴力，而是维权。不是对抗而是谈判，不是武器而是言论。通过维权运动的训政与自我训政，第一可以推动法治化的技术积累，第二可以强化政务系统的”非党化”（王思睿语）趋势。第三可以降低直接政治冲突的危险，第四可以增强官民两方面的政治承受力，第五可以缓释民众对于社会不公的怨恨，疏导公众的民主热情，第六可以涵养民间领袖、舆论领袖和地方领袖的素质、资源与声望，第七可以分化政府内部的情势，争取体制内温和派的同情，第八可以为各种海外民主力量和资源找到非政治化的回归和注入渠道。第九可以为党治的退出提供风险最小的路线图，在未来的变局中最大化的降低当政者的阻力。新的训政之路，就是人们以主人的身分，而不是以臣民的身分去培育民间社会，和一个公共政治空间。就是在一党专制的政治现实中，有勇气象一个真正的公民那样自行其是。”（见秋风：《超越改革体制的改革》）

无远弗届的互联网，在维权政治中，是民间力量进入政治过程的主要途径。这一点，在2006年中国表现得极其突出。据业内人士估算，中国的网民实际上已经达到了两亿之众。当人们在网上读到胡佳老弟一篇篇第一时间发布的陈光诚、高智晟等人官司的进展细节时，当人们通过网上联署呼吁，把虚拟世界变成了一个政治集会和结社的平台时，你不能不承认，网络媒体对政治信息的传播速度和传播方式上已开始超越传统媒体。互联网已经全方位地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生态。事实上，2006年泛蓝联盟、泛绿联盟等政治组织，就是直接诞生于网络空间的。并且，通过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互动，开始演变成为一股现实的政治力量。

在这里，所谓“新的政治生态”，就是意味着：政治信息、政治行动由过去的“官方垄断”向“官民两方竞争与分享”转化了。

这种政治生态里，北京雇佣的几万网警及其虚拟“柏林墙”——金盾工程，在波澜壮阔的网络信息流的冲刷下，虽然依旧庞然大物，却已渐露窘相，千疮百孔，徒唤奈何了。有鉴于此，人们注意到，北京当局日前也索性做顺水人情，信誓旦旦地公开表示，将履行承诺，从2007年1月起到2008年奥运会期间，准许媒体自由采访云云。于是，手握鼠标的亿万网民们，眼光发直，紧盯荧屏，通过点击扫描，无时无刻不在监视着北京这一承诺的诚意。当然，他们要的，远不只是当局空口白话予取予夺的“自由”承诺，而是实实在在的自己办民营网站、报刊、电视、广播等公共媒体的合法权利。

这正是2006年民间社会的成长之道。面对缺乏方向感的2006年北京当局，面对蕴含在《大国》片中中国向何方崛起的“天问”，民间的答案简捷而清晰：崛起，朝宪政国家方向。

──《观察》首发

 

这次在香港几天的行程均由刘山青联络安排。经过此行我才了解，刘山青不但在理念追求上坚定执着，而且操办具体事务也极讲效率和恪守时约。每天离开时他会再向我重复一次明天的活动内容，并明确明天来旅店接我的时间。次日，刘山青绝对会在预约的时间里打电话到旅店的房间里，然后在旅店楼下接我前往预定要去的地方。他把今年的假期都用于陪我作香港之行。

刘山青现时在社会福利机构中供职。这与他大学时所学的物理专业风马牛不相及。刘山青在1976考上香港大学。这是香港数屈一指的高等学府。只有中学毕业生中为数极有限的佼佼者才有可能考上它。出身平民家庭、学习条件当不优裕的刘山青能考上香港大学说明他的资质甚高。香港大学的毕业生前途相当灿烂。大多会进入政府机构任职，或被大公司聘请担任主管职务。

1979年刘山青毕业于香港大学。此时正逢大陆七九民刊民主墙运动在勃兴之中。刘山青不急于找薪资丰厚的工作，而把全副精力都投入支持大陆民主运动的活动中。他频繁地来到广州，与我、王希哲等广州的七九民运参加者交流思想和信息。把大陆的民运刊物带到香港，让外界得以了解国内的情况。共产党政治警察密切跟踪着刘山青等。1981年春，邓小平终于下重手镇压七九民刊民主墙运动。在一片肃杀的气氛中，为了解镇压的具体情况，刘山青毅然冒险再来广州。出境时被共产党抓捕，说他犯了反革命煽动罪。

刘山青不认罪。他对大陆公安说：“所谓煽动是在大街上对许多人说，我只是到他们家里对他们单个说话，怎么是煽动呢？而且我说话的内容只是问问他们近来的一些情况而已。根本没有煽动他们去做什么。”共产党政治警察对刘山青说：“你居然如此顽固地拒不认罪。告诉你。如果你承认犯了反革命煽动罪，写悔过书，不再重犯，我们可以考虑从轻处罚，否则将严厉惩办。”刘山青不为所动，坚持自己无罪要认、无过要悔，于是被中共判处10年重刑。刘山青以甘愿背负如此沉重的十字架也不弯腰的事实向世人说明，并非燕赵才有慷慨悲歌之士，南越边陲之地一样会出铮铮铁骨男儿。1991年刘山青坐满10年大狱后始得出狱回港。

七十年代中，刘山青在香港参加了“革命马克思主义联盟”。此组织属于共产党体系的别支“第四国际” .其创始人系鼎鼎大名的托罗茨基。“第四国际” 与列宁、斯大林相继主持的“第三国际” 并无本质不同，都是要以革命暴力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工人政权。只是由于列宁去世后斯大林与托罗茨基水火不能相容，而托罗茨基斗败，出走国外，另召集他在各国的信仰者组织“第四国际” .托罗茨基指责斯大林体系的共产党已经官僚化。只有他才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真谛，致力于建立无官僚制度的工人阶级政权。

刘山青出身于工人家庭。对奉行典型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社会有着深刻批判意识。尤其在七十年代，港英当局政治上实行着阉割民主的殖民统治，经济上漠视底层民众的疾苦，各种社会福利制度阙如。因此，无论从经济视角还是从政治视角，刘山青服膺革命马克思主义都有着顺理成章的理由。

香港革命马克思主义联盟的领导人名叫吴仲贤。1980年他也去国内跟一些七九民运的参加者联络交流。出境时被共产党政治警察抓捕。吴仲贤的处事风格与刘山青有所不同。他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对付共产党的政治警察，遂得以脱身返回香港。

刘山青十年的大好青春都被共产党糟蹋在黑狱之中。出狱回到香港，刘山青已难以香港大学的学历和专业去寻找对口的职业。在勤勉工作得以维持生活之后，刘山青重新投入香港新一轮的民主浪潮。

九十年代的香港已与七十年代大异其趣。港英当局权力式微乃至退出，共产党入主香港。社会福利制度虽有所建立，但民主政治仍在蹒跚之中。青春岁月的逝去并没有使刘山青终止追求民主的步伐。只是在他的思绪与情怀中多了层稳健。

2000年我们一班朋友成立中国社会民主党时，刘山青也风尘仆仆地从香港赶来与会。虽然后来可能基于香港基本法的考虑或其他原因，他没有参加到中国社会民主党之中，但从中我已领悟到他思想的变迁发展。

刘山青执着的情怀依旧，但现实主义精神已经成长。已初步建立民主架构的香港类似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欧洲。改变它不再需要革命手段。扩展民主的覆盖面可通过议会斗争的途径。增进社会底层民众的福利保障也不必诉诸激烈的阶级斗争。单纯的工人阶级政权极易为政治野心家所操纵把持而质变为专制政体，只有让所有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都有挥洒的空间，才能缔造一个多元化的、各阶级各政治力量互相制衡的合力网络，以建立一个相对公正平衡的社会。这些道理在刘山青心中萌动成长，并与原有的思绪较量。

去年，我在报章上看到刘山青与梁国雄等一批香港民主志士组建了香港社会民主连线。我内心欣喜非常。刘山青们终于把“革命马克思主义” 的帷幕拉上，开启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新篇章。从“革马盟” 到“社会民主连线” 是思想和组织的二维升华。这决非轻而易举的事情。放弃青年时期先入为主的理想该要经过多么艰难的心理挣扎。青年时代“革命马克思主义” 为成年时期的社会民主主义所取代。这无疑是政治成熟的表现。我深信，刘山青们会在香港高举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帜，给香港的民主营垒注入新的活力，为香港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巩固作出卓著的贡献。

 

我从小有个怪癖，总是幻想自己是一名衣衫褴褛的仆人。在我尊贵的主人面前亲吻她的脚，像印度人每天的行礼习惯。或者，早晨醒来，给她端茶递水，洗澡的时候为她更衣。那浴池里一定是洒满了玫瑰花，飘荡着馥郁香气的温室。我的主人不能是一般的主人，她必定是贵为一国之君，是一位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女子。洗澡的时候，我能欣赏到她柔情似水的面容，听她吟诗作赋。除此，她又懂得处理朝政，智慧过人。

我就伺候在侧，朝朝暮暮，忠心耿耿。

“陛下，我来为您更衣沐浴吧。”

“陛下，时候不早了，您该上床歇息了。明早还得上朝呢。”

“陛下，该起床了，门外有许多外国贵宾求见，您是否有时间去迎接他们呢？第一位是印度高僧，他乃达摩祖师传人，他来向您讲释佛经的真理；第二位是法国的路易十六国王，他来向您求教，他老人家说呀，那盘国际象棋她输得心服口服；第三位来访者是日尔曼民族的大文豪歌德先生，他说，他必须来此向您倾诉，少年维特的烦恼。您是他唯一的良朋知己；另外一位就是达尔文先生了。他说，您虽然懂得诗词歌赋这些雕虫小技，却不懂得打猎、采集矿务或者制作动植物标本，实属可惜。他来是教您西方科学的……”

我唯唯诺诺地说了一大堆，不晓得我尊贵的陛下是否能在朦胧睡梦中领会得到。我为了表示我的虔诚，我连腰都不敢伸直，气都不敢喘得大声点儿。我见陛下没理会我说的话，便猫在地上，连跪带爬地，又像是印度人拜佛一样做足了卑微者对崇敬者的礼数。此时此刻，我心里面有说不出来的愉悦。我要感恩啊，我是一个令陛下喜爱的仆人，一个忠诚的仆人。

我的衣服都破得成条状的布条，在早晨的微风中飘扬。此时此刻，我像见到六祖惠能眼中飘荡着的旗幡。那个心动，而非风动的感人故事。我是一个穿着草鞋，衣衫褴褛的苦行者吗？不，我还是愿意成为一个陛下脚下那个简衣节食的苦行者。你想想，仆人，是一个多么好的词语。它就像一钵剩饭一样令人敬仰。

于是，我喜欢上了吃剩饭。我会在厨房里忙上半天，做了一百多种全世界最美味的饭菜给我尊贵的陛下，然后，她吃剩的我就留着，慢慢享用。我在享用残羹剩菜的时候，感受到达摩祖师一苇渡江的高超本领就是靠吃剩饭修炼来的。我尝试在我狭窄的浴缸里，踩水而行。我毕竟是一名仆人，扑通一声就摔疼了。

“仆人，你去安排外国贵宾的丰盛筵席吧，我稍后就来。”

“仆人，把我衣橱里最昂贵的透明大衣拿出来，我要在今天的宴会上显露一个智慧女神的尊荣。这大衣极其昂贵，比那件男人穿的‘皇帝的新衣’还要透明，但是，它却是真的衣服。”

“仆人，告诉宫廷上下，都来参加今天的宴会。所有出席者都赏银三百。”

“仆人，别趴在地上，那样会损坏我的声誉的。”

“仆人，听清楚我的吩咐了吗？”

我稍微打了个哈欠，实在太累人了。乖巧地从地上爬起，连声应答着：“是的，亲爱的陛下。”

“是的，尊贵的陛下。”

“是的，美丽的陛下，这女人的大衣自然是比男人皇帝的大衣要显贵多了。他是一名笨蛋。而您，是万人之上的缪斯女神。”

“是的陛下，我以后就站着说话吧。”

“陛下，我听清楚了。”

我在陛下面前，每天最少要说上一千次“是的，陛下”。据说路易十六就是这样研究制锁技术的。他虽然最后逃亡到了我们宫廷，亡了法国。可是，他那种艺术家的科学精神是多么值得崇敬。他恋上锁头的癖好和我恋上做一名仆人的道理完全一样。由此，我爱慕这个不理朝政的法国国王，别人都说他昏庸无能，但是，他爱锁，就等于爱国。为什么人世间这么多人活着，就没有人与我的想法一致呢？路易十六国王是一个天才制锁艺术家。我却天生适合当仆人。

我腰杆笔挺地扶着陛下走进豪华的礼堂。而，陛下今早却衣不蔽体。她笑容满面地与贵宾们一一作揖。所有在场的人都惊呆了。他们都向我这个仆人鞠躬、握手、拥抱。我被我可怜的陛下推上了女王的宝座。我的陛下就站在我的身旁，唠叨着一大堆的事：“亲爱的陛下，您得向您的大文豪歌德先生说些愉悦身心的话呀。他在日尔曼受的苦可多了。”

“亲爱的陛下，您得向您的印度高僧，讲诉您对入世与出世的观点，好让他为您解除迷津。”

“尊贵的陛下，您得向您的路易十六国王，讲讲您对他的锁头有多么欣赏！”

“美丽的陛下，您可真要向达尔文先生，说说您对李白和李清照的区别？说说唐朝和宋朝的进化。”

我顿了顿，摆好一个仆人谦卑的姿势，说道：“我只是喜欢我身上零碎的布条，这是我的遮羞布，衣服。我只是粗浅地知道，这穿衣服的道理有点像六祖惠能说的，那只是心灵饥渴，而非肉身饥渴所致。越喜欢穿华丽衣裳的人，越能体现这个人的心灵荒芜程度严重。这是我对入世与出世的全部看法。所以，我渴望衣不蔽体，我仰慕不穿衣服的人，我甚至会爱上厌弃衣服的人。

因此，歌德先生在为少年维特的烦恼而伤脑经实际上是您自己在失恋吧，您的身边到处都存在迷人的夏洛蒂。您为何就不能向每一位酷似夏洛蒂的女子宣爱呢？

路易十六国王的金锁，不为法国人所欣赏，这实在是一件残酷的事情。您是知道的，法国大革命是一场残酷的斗争。竟然所有法国人都对您有意见，这多么悲惨啊。不过，我是欣赏您的制锁精神的，您的逃亡精神也值得我这个仆人效法。您要知道，一百年后，您亲手制造的锁头肯定价值连城。这就是精神贸易啊。

另外，我甚至认为，李白永远要比李清照高一个等级，不论是诗情还是气度。说明，唐朝是比宋朝文明。达尔文先生，您的进化论是否太草率了？“

一番浅述之后，我尊贵的陛下露出她可人的笑容。

可是，印度高僧笑了笑，他从容而道：“那么，你是否会在菩提伽耶一丝不挂坐禅七天七夜呢？”

“会。我曾经在那里为他人点了一盏灯。一盏灯的功夫就是整整的七天七夜。”

接着，歌德先生大哭道：“维特已经吞吃了子弹，可惜啊，他的烦恼已经结束了。夏洛蒂却从来不知道世间还有维特的情怀。”

接着，路易十六国王大哭道：“是啊，我那精致的锁头却没有一个法国人懂得欣赏，他们只是一味地强迫我去从政。世间如果没有朝政，满街都是锁头，你说这个世界多么美好啊！”

接着，达尔文大哭道：“是啊，为什么李清照的词就没有李白的诗来得绝妙！不过，他们都是姓李的，他们自家的事情，我也懒得管了。我还是到野外采集去吧。可是，我保证，一百年前的蝴蝶肯定比不上现在的蝴蝶漂亮！”

一个早晨就这样过去了。这是一个充满了诗意和禅意的早晨。我把我身上的布条，撕了几块分别赠送给陛下这些远道而来的贵宾们。我从容地走下陛下的宝座，与在座的所有人告别。我毕竟不是女王，我是奴仆。

我回到卑躬屈膝的仆人身份。我时时刻刻都在想念，陛下脚盘上那玫瑰花一般浓郁的香味。

我弯腰为她脱下那件没有影子的大衣，重新穿上华丽的衣裙，证明她的穿脱自如。

2006－12－25 SAND BEACH

 

朱建陵/北京专访

包含日前被判处叁年徒刑、缓刑五年的维权律师高智晟在内，每隔一段时间，中共对大陆持不同政见者的判刑、释放新闻，总能引起海外媒体的关注，关於海外媒体应该如何看待中国大陆持不同政见者的问题，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见图，取自人民网）受访时表示，他希望能强调这些持不同政见者说理的部分，避免把大陆一些人塑造成「义士」或「斗士」，因为这只能造成历史循环。以下为专访摘要：

问：大陆「依法治国」的前景如何？

答：依法治国既是一个口号，又是某种真实意图的表达。首先，中国社会现在已经不是仅凭领导人语录就可以治国的时代，他们也没那样的威望，所以不得不依赖某种规则。但另方面，「依法治国」的确是个口号。看一个国家是不是法治国家，不要看它说什麽，要看它做什麽。但我现在愿意说，没关系，做为口号，也许我们会看到一些不尽如人意、言行不一的情况，但时间久了，「依法治国」这个口号也许说着说着就越来越像了。

全面民主化 需逐渐实践

问：最近的情况，似乎有些越走越回去？

答：今年以来，越来越倾向某些方面的压制，对言论的压制越来越频繁，境外媒体在大陆发布新闻受到限制，最高法院对法官接受记者采访封口，《中国青年报》的冰点事件，再往前，《一塌糊涂》、《世纪中国》网站被封，今年可以说噩耗不断。这种压制，对最高层政治家来说，或者是一种自然心态的表达，就是这麽想、就要这麽做，又或者是把它当成一种权宜之计。

问：有「权宜之计」的想法？

答：对，他们可能也有一点手足无措，不知道是放还是收，不知道是压制还是倡导。有些事他们觉得不坏，一些弱势群体，他们的权益如果因为有律师的代理而变得有秩序了，变成到法庭，而不是上街，但有时候可能真的超出他们的忍受范围。估计这种状况还要持续一小段时间，也许十七大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时刻。

其实，在大陆，如果真的走到那一步，如我在西山会议所说（注：全面民主化），这样的转变，有时扪心自问，对中国来讲，真是太大的转变，这样一种大改变，是要非常复杂的准备工作，不然可能一下翻船。现在的关键，是怎麽逐渐实践这样的目标，过渡需要怎样的过渡，不怕慢，就怕站，更怕倒退。

在共产党内部，他们不是傻瓜组成的一个群体，他们也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没有前途了，我们现在不过就是旗号不能丢。宪法中的私有财产保护条款逐渐扩张，配合物权法的制订，真正使私有制正面形象得以树立，然後司法独立、新闻自由、人民代表大会的议会化，这些东西相应的都要不断往前推动，我觉得未来不见得一开始就是两党，一开始可能是党内分派，当年胡适在台湾也提出这样的概念。

问：海外媒体或知识分子应如何掌握自己对待或看待中国大陆的尺度？

答：这确实是一个模糊、不容易界定的东西，有些人抱怨海外媒体添麻烦，好心做坏事，报导一个东西後，恶化某些人在此的处境，或沦为阶下囚，而海外媒体这时也没办法，救不得，这种情况是有。

争取应温和 说服领导人

我认为，首先从报导风格，要坚持一个原则，要坚持观念的底限，不能沦落到赞赏一党专政，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包括我，虽然是大陆学者，都要坚守这个底线，绝不会为专制制度唱赞歌，我可以保持沉默，但我不会说一党专政的好话。

另外，要有说理、分析，避免过多报导大陆不说理的、斗士性的人，我和他们有过接触，他们太过於急切要推翻某种东西，比如「这个党不推翻掉，中国没有前途」，这种思维可能导致历史的循环，推翻一个，新上来的恐怕还是专制的。

要增大说理的成分，这种说理既在说服海外的公众，也在说服我们的领导人，让他们看到这样的报纸，听到这样的电台，知道国内这样一个人不是蛮不讲理的，不是太大的危险，他们即使在接受海外媒体采访时，也论证一些问题，这样他的形象就不是一个义士、斗士，而是温和坚定争取某种目标实现的某种健康的力量。

如何成就大师——南京师范大学艺术学院徐悲鸿艺术研讨会发言

这次会议的议题很有意思，也很“恶毒”，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如何成就大师？”答案很简单，只有四个字，但我不敢说。我只敢把议题的意思反过来问问，就是：“如何不能成就大师”。

话说徐先生的才，徐先生的貌，是先天的事情，是他父母的事情，是上帝的事情，我们无法回答。如果我们公认徐悲鸿是一位大师，就要说到徐先生的天时，地利，人和。

徐先生的“天时”，是少年时代迎来中华民国的诞生，是青年时代遭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徐先生1895年诞生，歿于1953年，得年58岁——他要是早生三十年五十年，即便有齐白石黄宾虹的才，但不会是他徐悲鸿。他要是晚生三十年五十年，即便他的才天下第一，也不会成为徐悲鸿。

徐先生的“地利”，是他生在江南。如果他生在吉林、黑龙江、甘肃、宁夏、贵州、云南……他都不太可能得到后来的机遇，为什么呢，诸位知道，清末民初，中国的文化中心、文化重镇、文化集散地，是在江南，是在当年东亚第一大都市上海。他从宜兴到上海，从上海到巴黎，从巴黎回南京，一路地利。抗战爆发，他和许多文艺人的命运一样，走避南洋、偏安西南，是他一生颠沛流离的时期。战后回到北京，又一次得到地利，担任国立北平艺专校长，解放后国立艺专成为大名鼎鼎的中央美术学院——他在民国首都与共和国首都，都成为美术界首屈一指的代表人物。

徐先生的“人和”是什么？可以重点谈。

但是，我们谈徐先生的“人和”，与他的“天时”不可分，因为民国初年的文艺精英，都给他遇见了；徐先生的“人和”，也与他的“地利”不可分，因为民国时期的文化艺术中心，前已说及。所以没有他的“天时”，没有他的“地利”，他的“人和”便无从谈起。

譬如第一个赏识提携他的有力人物，是康有为。康有为当年住在上海，今天乡下年轻人到上海，哪里去找康有为这样的大人物？

又譬如第一个跟他私奔的女子，是蒋碧薇。今天江苏宜兴的小姑娘再漂亮、再聪明，哪里挑得出蒋碧薇这样的大家闺秀？

徐先生出道的时代，是军阀时代。在北方，委任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的，是黎元洪执政的军阀政府；在南方，徐悲鸿留洋，拿得是军阀政府的名额与官费。据蒋碧薇回忆录回忆，徐先生在法国，区区留学生，竟然买各种艺术品，钱花光了，就打电话给军阀时期驻法国公使要学费，公使马上给他寄过去——今天哪里去找这样的事？

顺便一提：那时的法国公使自己花钱收藏欧洲油画。全中国如今唯一一批法国十九世纪油画真迹，包括库尔贝的画，就是那位军阀政府驻法国公使亲自购买收藏的，现在有一部分还藏在中央美术学院。

当年徐先生回国出掌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即今日南京师范大学艺术学院前身），他不必加入国民党，不必接受中宣部文化部政审，不必通过所谓“国家学位办”的学历与资历审查，不必经过科级处级局级司级等等干部升迁的过程，不必由国务院讨论任命……这一切，民国时代都没有。他徐悲鸿有才学、有名望、有作品、有抱负，他就能施展。没有任何人、任何机构、任何规定能够阻拦他——这种事，今天可能吗。

徐先生招学生，不必通过政治考试和外语考试，他看准了，就能收进来。今天中国画研究院前院长刘勃舒先生正好在座，他本人就是徐先生的美谈：当年刘先生不过是江西一名小学生，给北京的徐先生写信请教，徐先生回信鼓励，后来就被收为弟子——这种事，今天可能吗？

徐先生的文艺观是“为人生而艺术”，他有一个论敌，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这个论敌，就是刘海粟——这是徐刘二位的“不和”吗？不是，这也是徐先生的“人和”。诸位知道，法国有安格尔和德拉克罗瓦相争，俄国有柴可夫斯基和穆索尔斯基相争，德国有华格纳与勃拉姆斯相争，美国有海明威与福克纳相争……我们在世界文艺史各个时期，几乎都能找到一对大人物，主张各异，互不相让，其实彼此佐证，相得益彰。中国也有：譬如北宋苏东坡与王安石之争，譬如清末康梁与杨度之争，五四时期有鲁迅和胡适之争——今天，我们各个学术和艺术领域，找得出这样一对对旗鼓相当的大人物吗？

徐先生更有提拔人才的眼光、热情、雅量，尤其是能量。他当年在江西遇见贫寒的付抱石，直接找江西省军政界头目熊式辉资助付抱石留学日本，人家买他的帐；他当年到广西与军政界人物李宗仁、白崇熹结交，人家买他的帐；他回国后亲自举荐吴作人、吕斯百、沙耆这几位小青年去比利时法国留学，教育部买他的帐；北平被解放军包围时期，他在付作义召开京城贤达名流的会议上率先发言，力劝付作义认清形势，顺应潮流，保护古城，人家也买他的帐；他接掌北平艺专，亲自在全国范围杰出画家中点将组班，接聘来京，共享其盛，当时美术界各路英雄好汉全都买他的帐——今天全国各省找得到这样爱惜人才、慨然作主、亲自拍板、从善如流的军政长官与教育长官吗？全国各校找得到这样胸襟开阔、人脉遍在、资望超群的伯乐教授吗？全国各地找得到这样一呼百应的精英群体吗？

徐悲鸿给学生俞云阶送一幅大字“勇猛精进”。结果俞先生当了二十年右派，抬不起头。徐先生一辈子的座右铭是“一意孤行”，今天那位艺术家胆敢“一意孤行”？今天，我们所有艺术家的身家性命“一意孤行”得起吗？我们不但不敢“孤行”，我们甚至没有自己的“一意”。在座哪位说得出自己的“一意”，是什么吗？

徐先生是一位民国人，一位民国时代的文人艺术家，是什么成就了徐大师？是什么成就了五四精英成为各个领域的大师？是什么使这些大师至今无可取代？无法复制？无法超越？

所以我也给在座各位一个命题：为什么我们的时代没有大师？为什么我们的时代休想出现大师？

最后我要替徐先生庆幸：在我们的时代刚刚开始时，他就去世了。概括徐先生的天时、地利、人和，正可谓生逢其时、死逢其时啊。

《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
罗志田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版，36.00元。

坦白地说，翻开罗志田这本《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起初有点失望，因其并非我预想中的全面系统叙述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这段历史的专著，而只是7篇论文的结集，尽管作者说“各文……之间并无清晰的边界，也少见明显的断裂，反呈现出相当密切的关联”，仍不免于心耿耿。待到读完这些文字，收获的喜悦早已冲淡起初的遗憾，以至要与也对这段历史有兴趣的朋友分享了。

梁漱溟之父梁济(巨川)自杀是民国史上的著名事件。通常认为梁济是殉清而死，因此其人身上未免散发着遗老的气味，所谓“头脑太旧、眼界不高、奴性太深、不知世界大势”云云。实际上，梁济的自杀既是殉清又不只是殉清，否则何以解释殉节之事迟至清亡后数年？正如梁济自己所说，当初(指1911年)若死，“纯然为清朝亡国，目的太小”，他不能“糊糊涂涂牺牲此身”，而要在“观察明白国民是何景象”之后才有所行动。梁济认为，“中华改为民主共和，系由清廷禅授而来”，假如“因禅让而得民安，”似乎也可以不必殉节；倘若“徒禅让而民不安”，则“清朝即亡于权奸乱民之手”，就不能不殉了。不幸“南北因争战而大局分崩，民生因负担而困穷憔悴，民德因倡导而堕落卑污，全与逊让之本心相反”，梁济只有以身作则，“以诚实之心对已往之国”，望世人亦“以诚实之心对方来之国”。因此梁济之死“非仅眷恋旧也，并将唤起新也”。据说梁济用了数年时间来计划和安排自杀，亦可谓志士了。(见《希望与失望的转折：五四运动前一年》)

“问题与主义之争”也是一段有名的公案，一般将其解读为所谓“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争论”，甚或“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两条社会道路的原则争论”，这样的说法实在过于武断和粗糙，还是随着罗志田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去看个究竟吧。胡适为什么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并非出于其实验主义哲学观的抽象导引，而是想对当时各家各派大谈甚至空谈主义来一次反动。盖彼时中国成了西方各种主义的战场，新式名词漫天飞，却不见有人冷静下来想想中国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主义或者学理来自西方，必然有其一时一地的特殊性，哪里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救世良方呢？如果连自己的问题都没弄清，光谈主义又有何用？“也许正是当时‘根本解决’(梁启超所谓“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的风气太盛，出现流于空谈的倾向，掩盖了对许多具体问题的关注，所以胡适才觉得有必要站出来‘反戈一击’，提倡从‘抽象的名词’转向具体的‘问题’。”(《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再认识》)这让我想起秦晖先生的名言：问题出自本土，主义不妨拿来。外来主义只有用来解决本土问题才是有意义的。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展开“问题与主义”论战的两大对手胡适和李大钊之间是非常友好的，而且以“我们”(代表“道统”)的称谓归为同一阵营，一起划清与“政统”及其相关者的界限。另外，一般以提倡主义的形象为人所知的李大钊也是谈了不少具体问题的。

谈完两个具体问题之后，再来谈谈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这段时期的一个“大趋势”，一言以蔽之，这是个走向行动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走向行动也是“问题与主义”之争深化的必然结果。彼时的张申府从哲学角度提出，“把杜威、罗素、柏格森三家之说合在一炉”，其实也就是“切实试行”这四个字。“一个主张，一个方法，不行，怎能知其可行不可行？”只有“越切实的试行，才越觉着有活趣”。故“不知则已，知则必行！不思则已，思则必行！不主张则已，主张则必行！”胡适在一首诗中写道：“他们的武器；炸弹！炸弹！他们的精神：干！干！干！”他还提出“大家合起来，赶掉这群狼，推翻这鸟政府；起一个新革命，造一个好政府”。更有意味的是，胡适曾有意组建一个“自由党”，实实在在地去干政治。连胡适这样的“保守派”都大喊“干！干！干！”，“务实”的时代风气也就可以想见。当然，行动本身又是多种多样的，并非特指共产革命一家，至于后来的结果那是当初谁都难以想到的。另外，行动的凸显把思想冲到边缘，这似乎也可以视为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某种命运的提示。

 

 

在这样的夜晚，我便打开老师的提包。里面空无一物，惟有一个缥缈浩大的空间，延展开去……

“老师”名叫松本春刚，“我”叫大町月子。他们都带着醉意出生，来这世间寻找温暖的爱意，一个刚刚离世，一个伤感不已。也许只有爱情才能化解都市生存中的冷漠、隔膜与疏离。

是在一家小书店发现的《老师的提包》。小书店里很安静，寒冷被关在门外，店里的背景爵士乐，若有若无，恰到好处。壁炉里的木材在噼啪燃烧。从原木的书架上取下书，看到腰封上“年少时看《挪威的森林》，长大了读《老师的提包》”字样，有点迟疑，有点好奇，打开了看。

在一个浮世小酒馆，37岁的月子与高中的国文老师偶然相遇，他们都点了同样的菜——金枪鱼纳豆、甜辣藕丝、盐水茭头。老师认出了月子，并叫出她的名字，然而月子想不起老师姓什么，就含糊地称呼他“老师”。月子能记得老师讲课的身姿，记得老师讲清少纳言的《枕草子》时的板书：“春日以晨曦为最美。渐次……”

这样的故事，这样的开头，感觉像老套的师生恋，骗骗小孩子还可以。一下子跳到书中深处：“被如此多的生物包围着，真是不可思议。满以为在世上只有自己孑然一身，只是偶尔觉得惟有自己和老师两人。”一个漂亮的句子，让人惊魂。然后，又一下子直奔结尾。

读到提包里“空无一物”时，心灵硬硬的壳仿佛被打开，如此委婉，自然会渗透到读者的心底。又翻了翻书中饮食的片段，觉得这书中有千般滋味，有一些让人想起日本电影《秋刀鱼的滋味》。于是，决定将这书带回，细细品读。

很简单的故事，书中的人物少得可怜。直至结尾，月子才知道老师的名字。相恋的人需要名字和名分吗？不需要。只要在一起就可以了。饮酒，美食，散步。去海岛旅行。去森林采蘑菇。在河岸赏樱花。在涛声不绝的夜晚作俳句。

平淡而玄远的爱，日常而雅致的饮食，琐碎而内敛的生活场景，一切都是舒缓的、淡淡的，然而有着丰饶的意味——是东方的美学格调、日本古典文化的意境。他们饮酒至微醺，拥抱不接吻，只饮食，光恋爱，不男女。一切都是发乎情止乎礼，浑然天成，自然而健康。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一个儒雅的谦谦君子，一个连废弃的旧电池都不忍心丢掉的人，妻子和其他男人私奔，死在一个海岛上。幸好他遇到月子，温暖他的人生，不至于太过沉寂。而月子则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天真纯净，孤独不绝望。书中那些温婉、细腻的情感，必然会引起在红尘中的共鸣。“等你刚刚觉察：啊，天黑啦！就在下一刹那，莫名的虚妄感便汹汹地涌上心头。活着的并非只有我一人，活着而感到虚妄的并非只有我一人。”月子即使上街散步，也会遇到老师。老师就是月子的宿命，而月子是老师的归宿。

《老师的提包》笔调清淡细致，韵味无穷，日文古风之委婉细腻尽显其中。老师不是亨伯特，月子也不是洛丽塔，没有一树梨花，也不见海棠。《老师的提包》没有丝毫的道德压迫感和不适感，日本的女作家川上弘美大概就是想让我们相信杯酒之间的人生，有这样一种爱，让人陶醉与回味。与《失乐园》中的那一对激烈与幻灭的男女相比，老师与月子因散淡而微妙，因微妙而朦胧，在朦朦胧胧的一片月色中，因爱有了相依为命的感觉。

清酒。啤酒。葡萄酒。马提尼。杜松子。总有一种酒让你一杯就醉，忘了自己。茫茫人世，也总有一个人，让你直入梦境，三生三世。

《老师的提包》，(日)川上弘美著，施小炜、张乐丰译，
南海出版公司2006年11月版，20.00元。

 

 

由著名学者刘若愚、李欧梵等人主编、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批评-西方现代批评经典译丛”新出三种，该书策划者席云舒称，这套书是为中国的文学批评界“补课”。

“新批评-西方现代批评经典译丛”新出的三种分别是约翰。克罗。兰色姆《新批评》、埃德蒙。威尔逊的《阿克瑟尔的城堡》和莱昂内尔。特里林《诚与真》。李欧梵称，“新批评”在美国产生于上世纪50年代，其后很长时间里一直是美国文学批评界的主流。它的最大贡献就是提供了一种“文本细读”的方法，从诗歌到小说，逐渐形成了一套理论，当时几乎所有英文系的教授和学生都奉之为规范。李欧梵认为，学习西方理论最终的目的，还是要了解西方从古至今的文化传统，即使其中不少理论似乎已“过时”或有明显的缺陷，也仍然有助于我们汲取精髓，并从中得到启迪。

席云舒说，当下不少中国的文学批评家转向到文化批评，但是，“新批评”的经典理论著作一直没有引进过，因此很有必要补上这一课。据他介绍，该译丛今年二月出版了三种，即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勒内。韦勒克和奥斯汀。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以及哈罗德。布鲁姆著的《影响的焦虑》。这三本书出版后都曾加印。如今，已经有一些相关专业的大学教授把这套书作为研究生的必读书目。

同济大学当代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张闳认为，新批评理论在当下虽然落伍，也不是中国文化批评界最迫切需要的资源，但是，如果要追求批评理论的完整性，还是很有必要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