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达:铁腕下的稳定无法长久

 

最近,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突然去世,使得这个神秘小国家引起了世界的关心,神秘面纱也一点点被揭开。之所以神秘,是因为原苏联十五个加盟国中的这个小国,在苏联解体之后,一直过着封闭生活。外国人要进去访问困难重重,里面的国民也在新闻封锁的环境中生活。人们称这位总统的统治,是铁腕下的稳定。

稳定确实是最重要的事情,动荡的社会不可能有百姓的幸福。可是,所谓铁腕下的稳定,又不同于民主社会的稳定。为什么这样说呢?所谓民主社会,就是按照多数人的意愿过日子。这种意愿通常通过选举来表达。可是,并不是说选出来的政府领导,就一定会达到一个稳定社会。假如说,一个国家的政治家们追求不同的激进政治理想,百姓在政治上不成熟,被政治家煽得五五对阵,不同的理念尖锐冲突,相互不可调和,有着你死我活的劲头,那么选举就可能成为斗争的延续,此上彼下只是为王为寇的关系,上去的并不打算包容下来的,下来的也一心想推翻上去的,这样的社会很难稳定。这样的社会最终达成稳定,必须经历一段艰难的甚至流血的过程。直到某一天,噩梦醒来是早晨,大多数人终于对争斗厌倦,开始理解和平稳定对大家有利,懂得以妥协换取双赢。到了这个时候,大家心甘情愿化干戈为玉帛,不再咬定自己的激进理想主义,终于开始好商好量、踏实过日子,从此步入新阶段,才是民主的稳定。一旦进入这样的阶段,大家尝到甜头,真的会这样过下去,时间越长越稳定。许多国家走过这样的道路,从动荡达成稳定。这些已经实现民主稳定的国家,一旦发生分歧,外面看着说,不得了了,竞选双方很激烈,选票票数很接近,国家要分裂,里面的人其实却一点不紧张。经过长期的民主生活,社会已经非常习惯以沟通妥协来协调。双方在核心价值上趋于一致,不一致的只是一些具体做法的差异。这样的稳定是真实的稳定。

而铁腕下的稳定,民众没有发言权。民众的意愿能不能表达、能表达多少,全看铁腕“铁”的程度。民众的生活方式,也就是由一个铁腕在规定。土库曼斯坦已故总统是够铁的,他说不能看芭蕾舞,大家就没芭蕾舞看,他说在汽车里不准听音乐,大家就听不成。假如土库曼人民自己决定不要什么,那是另一回事。由一个领袖来为全体国民作决定,表面上的稳定下面,是内在的不稳定。这位总统还算英年早逝,就这样还整整坚持了二十年,二十年里,土库曼人就只能按照他一个人的口味趣味过日子。也许我们可以说,不管怎么说,他仗着天然气资源,能让老百姓吃饱了还免交水电费,有种种高补贴。这是资源型的高福利。可是,说句冒犯的话,人不是猪,除了吃饱之外,人有更深一层的精神需求,有最基本的追求个人自由的权利,有听音乐看芭蕾舞唱流行歌曲的权利。再说,是大家为着过更好的日子,才选几个人来管理公众事务,把他们叫做政府的,怎么可以本末倒置,出来个“铁腕”,违背大家的意愿,按照个人意志来规范社会、扭曲大家的生活、窒息自由、扼杀人的天性呢?真是一不留神,主人变奴仆,公仆变皇上。

在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领导人的健康和去世,对社会不会发生什么大影响。从土库曼斯坦总统去世后局面的诡异,就可以知道,铁腕的稳定是暂时而靠不住的。一方面,这不是大家认同的正常社会生活,另一方面,民众从来就没有与对立意见如何协调共处的经验。高压一旦撤去,非常社会的弊端会突然显露出来。一旦被驱逐和被压抑的对立政治力量走到一起,他们之间的对话,要比习惯于民主沟通的国家困难得多。我们只能遥祝土库曼人民好运气,能够比较平和地渡过一个转折期。这是必定要发生的转折,早发生比晚发生好,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没有人能永远禁止土库曼人看芭蕾舞。

杨 光:经济崩溃与政治转型

 

当下的中国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政治腐败、金融漏洞、区域失衡、人口失调、贫富悬殊、分配不公、就业困难、社保不足、资源浪费、环境污染、道德低下、诚信缺失等等,这些都不是无足轻重的小问题,绝不可以等闲视之,而在现行体制之下,这些问题中的绝大多数都不能获得及时、妥善的解决,有一些问题还在不断的恶化。而中共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又常常拆东墙补西墙,引发出一些新的更严重的问题。对此现状,不仅国内外的异议精英们有着深刻的认识,执政的中共当局也是心知肚明的。

但是,这些问题的后果将会是什么?是否会造成社会与经济的危机、引发严重的社会动乱和经济崩溃?如果产生了这样的后果,这些灾难性的后果与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而对此,大家的看法则差别很大。

有一种看法认为,凡是中共统治的失败都必然会在客观上有益于中国的政治民主化,某些持此种看法的人们甚至希望中国的问题越多越好、越严重越好,最好是中共腐败到一塌糊涂、不可救药,最好是把小事变大、把矛盾激化,然后银行破产、股市崩盘、产业凋零、人民穷困,直到把中国搞到天怒人怨、天灾人祸、起义政变、四处烽烟、人民离乱、内忧外患的地步,到了那个时候,毁灭性的经济危机和剧烈的社会冲突就可以将一党专制的弊政恶政暴政一举摧毁,中国的自由民主制度也就可以顺利实现了。

我以为,这样的想法不仅幼稚可笑,而且不客气的说,它与中共的专制逻辑其实不相伯仲,都含有以普通人的人权和福祉去要挟别人的味道,颇有恶意,诚不可取。若以这样的想法去设计、指导、推动中国的政治变革进程,其前景就殊堪忧虑了。将自由民主的希望寄托于经济崩溃所带来的国家灾难和人民痛苦之上,将政治转型的突破口设定为中国政治经济的全面失败和彻底失败,这样一种想法,我们姑且将其称之为“灾难转型论”。本文试图说明“灾难转型论”的可能的来源,并指出其存在的谬误。

一、经济崩溃与农民起义、改朝换代正相关,但与政治民主化无关“灾难转型论”可能来源于一个流传已久的说法,这个说法是:中国人只要还能吃得上饭、穿得上衣,他们就会对实行野蛮统治的坏政府保持克制和忍耐,就不会冒险犯难去反抗专制,更不会心血来潮去要求民主,也就是说,只有到了大难临头、人人自危的时候,人民才敢于与统治者翻脸,才会丢掉幻想、揭竿而起。因此,若要造就今日中国政治转型的社会氛围,若要唤醒民众反抗暴政,经济崩溃与民生灾难似乎是一个必要的前提。

支持这一说法的证据显然来自于中国历代王朝的农民起义浪潮及随后的改朝换代。历史上,凡是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多起于王朝末年政治昏暗、人祸频发的动乱年代,起义领袖和士兵大多出自于饥民、难民、灾民和流民的群体,如陈胜吴广、赤眉黄巾、黄巢王仙芝、李自成张献忠,大都属于此种类型。陈胜对吴广说:“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意思是说,造反大不了也是一死,反正是活不下去了,就不如豁出去大干一场,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从历史事实看,经济崩溃导致的生存危机确实是农民起义的温床,而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也确实蕴藏着推翻暴政的巨大能量,但同时,我们不应忘记,农民起义也具有骇人听闻的破坏性。可以说,没有任何一场农民起义的斗争手段曾经是“正义”的,因为农民起义的政治本来就是成王败寇的暴力政治,农民起义的财政更是杀人越货的强盗财政,如果不杀人放火、不奸淫掳掠,起义士兵就得不到犒赏,起义军也根本就无法在全民灾难的岁月中养活自己。所以,每次大起义过后,中国无不是人口锐减、田园荒芜、都市破败、国库破产,比如,黄巢的劫掠就使得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城长安从此破落、从此永远不再复兴,这比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可要厉害得多,张献忠的残暴屠城比日本军人导演的南京大屠杀也不遑多让。若比起宫廷政变和武装割据来,农民起义对生命、财产和自由的侵犯一向要严重得多。而另一方面,我们从来也没有发现,农民起义曾有过比“彼可取而代之”更伟大的革命目标,这样一种代价惊人的野蛮斗争形式,它固然可以承担起改朝换代的历史责任,但绝不可能造成真正的政治转型,它断然负担不起保文明、保人权、争自由、求民主的政治义务。

揆诸世界历史,事实上,我们既找不到由农民起义所建立的自由民主政体,也找不到任何一个自由民主的政体是从专制政治的经济灾难中破壳而出的先例,倒是相反,与走投无路的贫民们的殊死的激进反抗相比,知识阶层、中产阶级的倾向于保守的反抗,其政治后果却往往要积极、有效得多。当今所有成熟的民主国家也都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在它们之中,并没有哪一个国家是曾经托了经济崩溃、难民造反的福而忽然民主起来的。

当然,一个比较富足的社会并不一定就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但是,一个遭受了经济灾难的充满仇恨的社会则更难建立和巩固起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那种认为中共把中国的经济搞得越糟就越有利于中国实现民主转型的想法,无论如何都是说不通的。

二、中共一党专制的消亡,不等于政治转型的自动实现

“灾难转型论”的第二个可能的来源是误将中共一党专制的消亡等同于中国的民主政治转型。经过反右、文革、六四和法轮功事件之后,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中共已经丧失了主动改良、自我更新为一个现代民主政党的任何可能性,那么,中国政治转型的首要前提就是要促使中共一党专制的消亡,否则,民主政治新体制的建立便无从谈起。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共一党专制的消亡就等同于中国的政治转型,更不意味着凡是不利于中共延续其一党专制的一切事态就都是有利于民主宪政的事态。

1911年,孙中山曾经相信,推翻了满清皇帝,三民主义中的民族、民权两主义便已达成,然而,中国至今为止,没有了真帝制,仍然是假共和。当年,大清朝廷的灭亡不等于民主共和的确立,现在,中共一党专制的消亡,也不会等于政治转型的自动实现。

中共的统治诚然是中国政治民主化的直接障碍,但它绝不是全部的障碍,甚至也不一定就是最大、最难克服的障碍。对于中国的民主转型来说,地方自治的锻炼、公民社会的成长、法治精神的培养、民主启蒙的深化、经济自由的扩展,这些建设性的工作至少不会比促使一党专制的消亡更加次要或更加简单。我们甚至可以肯定的说,如果没有这些建设性的工作,即使中共的专制政治今天就垮台,那么,明天能够登上政治舞台的人物一定不会是今天的民主精英,倒极有可能是某些打算“登基”的武夫或极端分子,明天的中国政治也一定不会是真正的民主宪政,倒极有可能仍然还是一个改头换面的专制政治。

以此而论,经济崩溃固然会削弱中共一党专制的政治统治,加速其消亡的进程,但一党专制之消亡的进程与民主转型之确立的进程并非同步,甚至也并没有相互间此消彼长的关系。

在我看来,如果中国真的出现了令普通民众衣食不济的经济灾难,随之而来的将会是人权的灾难和自由的灾难,掌权者及其附庸们、接近特权阶层的既得利益者们正好可以凭借先天优势大发国难财,同时捞取其充当乱世枭雄的政治资本。到了那个时候,现行的一党专制固然难保,然而,却不仅不会给中国的政治民主化提供可乘之机,相反,倒会给中国的政治进步增加障碍。天知道那将会产生出多少令人厌恶的不必要的政治插曲。

三、良法善政是长期点滴累积的结果,而不会在一场恶法暴政的灾难中突然诞生,与经济的突然崩溃相比,经济的逐步成长将更加有利于民主转型

“灾难转型论”的另一个错误是它相信如果在中共的统治下经济、社会、民生状况越来越好,中共的一党专制就会越来越稳定,中国的民主转型就会越来越遥远。

当前的中共早已不再有共同信仰的意识形态,也不再有令人敬畏的超凡魅力型领袖,经济绩效已经是中共维持其政治统治的主要支撑,但是,这绝不是说中国的经济成就是与中共的统治权威成正比的。我们已经看到,当毛泽东的三面红旗、大跃进遭到惨败,人民大批饿死,国民经济濒临破产的时候,毛泽东的个人权威反而一浪高过一浪,到文革时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相反,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经济产生产生巨大增长的同时,中共的政治体制反而日渐退化,统治权威日益衰朽。两相比较,前者说明了经济的全面崩溃并没有起到削弱专制权威的作用,后者说明经济的巨大增长也没有起到强化专制权威的作用。可见,中国改革的经济绩效并不足以证明中共一党专制的统治就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更不足以证明这种体制就是应该永续生存的。若要探寻中共统治体系衰变的原因,倒正是经济改革的逐步推进,才使得中共的政治体制越来越不合时宜、越来越碍手碍脚,显露出其丑陋不堪的真实原形,正是因为人们从有限的经济自由中获得了一定的物质利益,才使得妨碍人民获得更多自由的现行体制越来越变得令人难以忍受。

客观地说,尽管中共不愿意成为一个现代政党,它并不愿意越变越好,但实际上,它也并没有越变越坏;尽管中共一直拒绝进行主动的、实质性的政治改革,但是,由于中国的经济逐渐进步,由于民生状况的逐渐改善,也由于中国介入全球化的程度逐渐加深,事实上,它施展专制暴政的政治空间比过去狭窄得多了。对于中共来说,这并不是它所乐意的,这是专制体制失控的意外结果,但对于中国的民主转型来说,这却是我们意料之中的收获。

良法善政是长期点滴累积的结果,而不会在一场恶法暴政的灾难中突然诞生。试图以一种大爆破的方式,在一种灾难性的社会环境中,以高昂的人权代价,将本应点滴累积的事情一举完成,这多半是一个既残酷又浪漫的政治幻想。在中国,一党专制的衰亡是必然的现象,只是时间或早或晚、代价或大或小的问题,而一党专制衰亡的过程也就是良法善政累积的过程。当累积到一定的程度,那貌似强大、不可一世的专制怪物或许就再也找不到它安全的藏身之处。在这个过程中,人民的衣食足、仓禀实虽然不会直接地促成良法善政的形成,但当然会有利于它的点滴积累。我们很难想象在一个饥寒交迫、治安混乱、动乱频发、起义不断的社会中积累良法善政,而在经济社会状况不断改善的社会中,即使统治者无意推行良法善政,但迫于体制内外健康力量的夹击,恐怕也就由不得它一意孤行下去。所以,与经济的突然崩溃相比,经济的逐步成长无疑将更加有利于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转型。

沙叶新:天下几人是男儿?

 

刘广起先生的杂文《男娘们儿》言道:“古人赞美男子的阳刚,现世男人多成阴柔之身。”此言实获我心,我10多年前写的喜剧《寻找男子汉》也持此议。

《寻找男子汉》写的是大龄女子舒欢寻找对象的故事,表面上看似乎是舞台上的《恋爱指南》,戏剧化的《征婚必读》,非也,其实女人主人公并不是在寻找事实意义上的如意郎君,而是在招魂,是在召唤民族之魂,是在召唤阳刚之气,是在寻找精神层面上的男子汉。所以女主人公在该戏的结尾时说,她要在中国登一则《寻人启事》,男主人公问她,寻谁?谁丢失了?她说,中国丢失的是男子汉。这里所说的男子汉。当然是一种民族精神的象征。

男子汉不是懦夫,不是还孬种,不是乡愿,不是市侩,不是奸佞,不是滑头,不是傀儡,不是降臣,不是草包,不是阿斗,不是浪子,不是小人,不是无赖,不是痦棍,不是赌徒,不是酒鬼,不是走狗,不是鹰犬,不是井蛙,不是蓬雀,不是守财奴,不是马屁精,不是贾宝玉,不是张君瑞,不是白马王子,不是奶油小生,不是无耻政客,不是御用文人。

男子汉是英烈,是硬汉,是猛士,是健将,是旗手,是先锋,是人杰,是鬼雄,是血性汉子,是豪侠之士,是中流砥柱,是各业才俊。真正的男子汉有凌云之志,有明月之怀,有义肝侠胆,有热血红心。男子汉大无畏,永向前,坚定如山,胸襟似海,是岁寒时的松柏,是烈火中的真金。

男子汉不分性别,男子汉既是骨头最硬的周树人,亦是敢樱逆鳞的张志新;既是爱国抗日的七君子,亦是纵身投江的八烈女;既是为民请命的彭德怀,亦是绝不举手的陈少敏;追日的夸父是伟丈夫,填海的精卫是奇女子,他们同是真正的男子汉!

鲁迅说:“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轫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如今则如《男娘们儿》一文中所说,“搞理论的成了风向娘们儿,从政的成了官妓娘们儿。”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比如时下的一些散文随笔,连男作家也仿效“小女人”文章,一副娘娘腔了。

为什么中国的男人变得如此孱弱,如此窝囊,如此的丧失了阳刚之气了呢?

我在《寻找男子汉》中借女人主人公的舒欢之口说道:“男人的懦弱,也许值得同情。以革命的名义发动的、过几年又来的一次运动,把男人们都整怕了,整软了。从两性的比例来看,历次运动中受迫害的总是男性多。周期性的政治疟疾,长久的压抑、扭曲,男人们的脊梁骨缺钙,棱角给磨平了,阳刚之气消失了。”解放以来以整人(而且越是有才华,越是有思想、越是有见解、越是有骨气的人越是被整)为最终目的的某些运动,声势浩大,铺天盖地,形成了一种令人窒息的心理压力;这样一种使人颤栗的社会政治环境,只能造就奴才和庸才。残酷的整肃之后,人们心有余悸,明哲保身,有些人吓得连真话都不敢说了,怎能期望在这些被修理、被改造、被扭曲、被“脱胎换骨”过的群体中出现铁骨铮铮的大丈夫、浩然正气的男子汉呢?

首发民主中国

滕 彪:黎明前的见证

 

冬天来了。

在这个寒冷的冬天,作为一个写作者、一个律师、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我把几天之内的所见、所闻、所感记录下来,把人们的屈辱、泪水、忧虑、困惑、愤怒、绝望和死亡记录下来,把尊严、悲悯、平静、微笑、勇气和生命的希望记录下来,把邪恶、荒谬、羞耻、黑暗、恐惧和挣扎记录下来:仅仅是为了见证。黎明前的见证。

(一)找不到可以哭泣的地方2006年11月25日早晨,耿和的哭声通过互联网传遍了全世界。我从网上听到了她的痛哭和遭遇,除了把眼泪咽到肚子里之外,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也不知道写什么才好。几个身体强壮的国保,跟踪、监视、辱骂一个妇女,继而动用老拳,把耿和打得满嘴流血,牙齿松动,小拇指甲翻上去,衣服也被扯碎。十指连心,最让耿和难以忍受的是手指头“特别疼,跳着疼,跳得脑袋疼。”

他跟胡佳在电话说:“我给你说完了,我心里敞亮多了……”接着是号啕大哭。几个月来,这个伟大律师的妻子、两个孩子的母亲和坚强的女性承受了太多的屈辱、孤独和绝望:她的一举一动被居住在家里的国保监视,经常受到威胁和侮辱;她被剥夺了与外界的联系,前来探望的人们不是被传唤就是被抓捕。

中国的国保把联合国的“消除对妇女的暴力日”变成了“针对妇女的暴力日”。 献给耿和的一支佩戴着白丝带的红玫瑰在网络上到处流传。“你的伤痛和哭喊/让所有的良知迸出鲜血/我无法把你和你们的孩子揽入怀抱/我只能为那些伤害你的人祈祷”。

故土的流亡者。她在自己的国土上找不到一个可以哭泣的地方。

(二)为了承诺袁伟静也是一个故土的流亡者。一个世界知名的盲人的妻子、两个孩子的母亲,在一个全世界都关注的村庄里,被非法监禁了十五个月零七天(2005年8月20日开始)。 她的丈夫陈光诚,锁在沂南县看守所里已近半年,而失去自由也超过了十五个月。 2006年8 月24日,沂南法院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判处陈光城有期徒刑四年零三个月。10月 30日,临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沂南法院精心挑选了11月27日作为开庭日期,因为那时李劲松律师在美国访问。 但李劲松回来了,为了他对光诚的一句承诺,他提前结束访问回来了。他在给朋友们的短信中说,这次一定要去村子里把袁伟静和其他证人带出来。 深入虎狼之穴,朋友们担心不已。

25日上午,耿和的录音在我的电脑里已经放了几遍;其实听不太清楚。我不想听清楚,只想与耿和同哭。

我的朋友万延海昨天上午也失踪了;血液安全会议被迫取消。营救别人的人随时需要被营救。 这个寒冷的冬天,我的好朋友们-陈光诚、高智晟、严正学、郭飞雄、师涛……-你们在监狱里有没有足够的衣服,有没有遭受酷刑,你们能不能读到书、能不能收到朋友们的信? 劲松晚上去山东。给他发了一个短信:“给我买张票。” 感觉这次太危险了,我要和他同去。 晚上要离开家门前,接到有关部门电话:“你是不是要去山东?你一定不能去,否则后果自负。”短信被监控。10 月份因转发一封电子邮件被叫去谈话一次。邮件被监控。9月份因发表一篇文章被国保传唤。思想被监控。 还好,行动暂时没有被监控。还是要去山东。我得用肉身去和律师们一道承担任何可能的凶险和苦难,为了承诺。

(三)再闯东师古在临沂和李方平律师会合。26日早晨9:10 ,我们从临沂市向东师古村出发。光诚的大哥陈光福发来短信说,村口聚集了不少人,严阵以待。李劲松在出发前向沂南县110报警:“我是北京来的律师李劲松,我们准备去双堠镇东师古村会见证人、查看现场、调查取证,听说村子里有很多不明身份的人试图阻拦我们进村,请你们出警保障律师的正常执业权和我们的人身安全。”实际上是通知他们做好阻拦的准备。“不明身份的人”其实是县公安局安排的、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和雇来的流氓。打110既是为了留下报警的证据,又是提醒他们我们行动的正当性和公开性,同时也蕴含了对公权力机关可能出现的正直力量的微弱期待。

几辆没有牌照的车辆一直跟踪尾随。进村的路边,共有七八辆无牌车。车里的人鬼鬼祟祟地盯着我们这辆出租车。

在路上得到消息,证人陈更江被派出所带走。陈光余和陈光东也失去联系。陈光余和陈光东都是陈光诚案的关键证人,他们手上有法院的出庭通知,而且此前一直和律师保持联系并答应出庭作证。 10:30到村口,果然有二三十人(后来多次仔细清点人数,为二十八人)在“欢迎”我们。袁伟静和陈光福已经出来了。这是从袁伟静被软禁以来,第一次在不被挨打的情况下和律师或朋友们见面。

袁伟静抱着一岁大的女儿克斯,和我们握手。虽然她受到了长时间的监禁和隔离,受到了那么多的殴打和欺辱,但目光依然坚定、平和。 让她坐到车里,我们准备开进去。但那伙人站成几道人墙,立即把路口封住。我们只好下车,对他们说:我们是律师,准备去2月5日的事发现场调查取证。请你们让开。 他们不说话,面无表情,死人一般。 我们硬往里挤,人墙牢固。 我们换地方往里闯,人墙移动。 我们三个分开往里冲,他们盯人防守。 我们喝道:“凭什么不让我们进村?” 一人应道:“我就站在这里,怎么了?”

又给沂南县110打电话,“我们是北京来的律师,在双堠镇东师古村准备会见证人调查取证,现在被二三十个不明身份的人阻拦,请你们尽快出警。”此时是10:40. 又闯,没用。不明身份的人当中,也有认识的。带头的是双堠镇党委副书记张建、于明江;还有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张生和、严玉逢、韩凤艳、镇计划生育办的尹继考等等。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参与了对袁伟静15个多月的非法拘禁。韩凤艳、张生和等人还是6月27日掀翻律师车辆的直接参与者。

其他的车辆要进村,他们就迅速让开,又迅速合在一起。 我们又闯,又没用。我趁他们在纠缠李劲松、李方平的时候,往里冲了七八米,三个人扯着我的衣服给推了出来。

又向临沂市110报警:“我们现在在沂南县双堠镇东师古村村口,以镇党委张建、于明江书记为首的28个人把我们拦在外面,不让我们会见证人调查取证,请你们尽快出警。”

警察不来。律师们调查“3.11”事发现场:询问袁伟静当时的情况,陈光诚所在的位置和被拦下车辆的位置,营后村扶贫指挥部(即非法拘禁陈光诚袁伟静指挥部)的位置,丈量相互之间的距离,整个采证过程都进行了全程录像。真相早已大白:所谓的“聚众扰乱交通秩序”根本就是一次颠倒黑白的蓄意陷害!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的不是陈光诚而是孙学农等县政府的干部和警察! 我们再闯,没用。我在一旁摄像,两个人凶狠地冲过来,好像要砸摄像机。我赶紧把摄像机保护起来;袁伟静冲过来保护我。

又向山东省公安厅报警。又给双堠镇派出所打电话。又打沂南县110、打沂南县公安局副局长刘长杰手机、再打临沂市110、打临沂市公安督察电话、再打山东省公安厅。从早晨10:40到下午4;30,打了二十几次报警电话,没有一个警察出警。 205国道上的客车货车飞驰而过。路对面,十几个村民远远地围观。一个70多岁的老奶奶,一脸沧桑和迷惑,望着我们,望着他们。 下午4;30了,袁伟静和其他的好心村民说一定要在黑天前离开,天一黑了这些人什么都干得出来。在寒风中等了六个小时后,我们决定最后再闯一次。

4;31.劲松、方平、袁伟静使劲往里闯,我在一边摄像。很快,劲松、方平就被推倒在地,劲松的眼镜甩掉了地上。我刚摄了一会儿,专门盯我的两个人(后来知道是双堠镇派出所的)恶狠狠地冲过来,我赶紧后退;不过我马上从他们的表情和动作上判断出来,他们并不想砸或者抢摄像机,只是坚决不让我拍摄。我就只开着录音,把摄像机拿在手里和他们一起闯。漆黑的画面上,留下了愤怒的呐喊声,撕扯声,混乱的脚步声,哭声,黄昏之前的寒风呼呼作响。

一直表现非常勇敢的司机害怕了,催我们快离开。 4:40,我们决定回临沂。带着光诚的大哥和证人袁伟静、王金香(光诚的妈妈)、陈光新(光诚的四哥)。

劲松、方平的手掌有轻微的擦伤,袁伟静的脸被打了,混乱中被踢了几下。不过这是去年10月份以来这些打手们最收敛的一次;以前这样往里闯早就被拳脚相加了。毕竟这一次没有推翻车辆、没有抢劫相机、没有传唤拘留、没有按在地上围殴。附近的无牌照的公安指挥车功不可没;他们根据更高领导的指示熟练地控制着这些打手们的凶狠程度。前几次有时候是“狠狠地打”、有时候是“抢摄像机”,有时候是“不让下车”,有时候是“砸车、掀车”。

说实话,从北京上车的时候,我心底还是有一丝恐惧;谁也不知道将要面临的是什么。不过一到了村子,就一点儿恐惧也没有了。周围的环境在提示我们,他们的作恶是有边界的。李劲松律师甚至拍尹继考的肩膀借火点烟。他们参与看守陈光诚,不过是为了几十块钱而已。(政府工作人员每天除工资外给30元,其他人每天45元。仅此一项,政府就要花费纳税人76万元。)

(四)绑架后的狂笑一路上有6辆无牌照的车辆跟踪,一直跟到宾馆。我们入住后,他们也开了对面的房间,房门大开,肆无忌惮地监视我们。

陈光和是陈光诚案的重要证人,专门从威海赶回来准备出庭作证。但是就要和律师见面的时候,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晚上6:40左右,接到陈光和电话,我和李方平律师、陈光福到陶然居宾馆门口等他。6:45,看到陈光和下了车朝我们走过来;和光福打了招呼。但就在离我们不到三米远的地方,从不同方向窜出来七八个不明身份的人,冲陈光和喊一句:“你是干什么的!”不由分说,把他拖到一辆无牌照的桑塔纳车里。我们赶紧追过去。我和方平大喊:“这是我们明天要出庭的证人!”“你们是谁?你们这是犯罪!”我几次往车前冲,被几个暴徒凶狠地推开。方平冲到车前,那些暴徒摇车窗的时候,还把方平的手夹了。他被推倒在地,眼镜也摔掉了。桑塔纳扬长而去。

在律师面前绑架证人,这种无耻行为把我气疯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滞留在现场的七八个暴徒在那里狂笑。本来他们是更高官权授意下的犯罪分子,充当了别人的犯罪工具;但那一声狂笑使他们立即变成了禽兽,毫无人性的禽兽。

6:50,向临沂110报警。7:10,六七个警察过来,到宾馆大厅向我们询问情况。我指着大门外:“现在这些犯罪分子就在现场,你们管不管?”一个领导模样的接到一个神秘电话,溜出去了。 他们要管。管的办法是把我和陈光福带到附近的兰山区公安分局。走出来的时候,几个暴徒就躲在广告灯箱后面。

到了公安局,他们开始问问题;显然是在拖延时间。问到“那些人多大年龄、有多高”的时候,我火了:“那些人他妈的现在还在现场,你们刚才也不是没看见,你们不管,反过来问我!?”看笔录按手印的时候,我发现没有这句话,坚决要求他们写进去。

晚上8:20离开派出所时,我们害怕自己也被绑架,要求他们用警车送我们回宾馆。 证人被绑架,使我们更加提高警惕。不能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两个律师不能同时行动,以免被同时抓走,明天无人辩护;吃饭分拨出去;几个证人不能住在一个房间;白天拍摄的六张影碟分五个人拿;等等。

当日收到一个极为恐怖的消息:在判决书尚未公布、律师和家属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徐双富、李毛兴、王军三位基督教家庭教会领导被判处死刑,并已经于11月22日被黑龙江司法部门秘密处决。听到之后,极为震惊。了解了他们所受到的非人酷刑之后,更感到毛骨悚然。

12月3日收到消息,开庭前夜被绑架的陈光和,被沂南县公安局刑事拘留。通知书上的拘留日期是11月28日。而在他被绑架当天、27号以及28号李劲松律师打过三次电话到沂南县公安局询问,一个姓刘的科长说沂南县公安局不知道陈光和的下落;现在对他刑事拘留,恰恰证明沂南公安犯罪集团实施了对陈光和的绑架!据了解,此次犯罪活动由沂南县公安局副局长刘长杰负责指挥,刑警大队尹传东大队长、胡维强副大队长、高明中队长负责具体实施。这是沂南县公安局继去年9月6日在北京绑架陈光诚、今年6月19日在北京绑架陈光诚的母亲和孩子之后又一次实施犯罪!

刑事拘留的理由竟是涉嫌“伪证罪”!-先是刑讯逼供使陈光和在无法忍受酷刑的情况下作假证,然后把陈光和获得自由之后向外界说出真相的行为说成是作伪证!为了阻止他出庭作证,用下三烂的手法将他绑架;绑架之后拒不承认,现在又将他刑事拘留!沂南当局不仅仅是在玩弄法律,而且是在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挑衅世人的容忍度!

不服从就坐牢-和不交钱就撕票的意思差不多;全国人都是他们的人质。不过寄给陈光和家人的刑事拘留通知书似乎是沂南县公安局和犯罪集团的唯一区别。刑事拘留通知书、起诉书、判决书、审判形式,成为文明社会对他们的唯一影响;即使法官在走进法庭之前口袋里揣着早已写好的判决书,但有没有判决书等法律形式,这一区别非同小可。这不但宣告着仅存的一丁儿点政治合法性,而且意味着维权者的空间没有彻底被剥夺。

(五)公开开庭?

27日凌晨2点,从湖北回来的证人陈光军打来电话说已到临沂。我们不能出去接他,因为到处都有跟踪,一旦出去,肯定暴露目标;也不敢让他来宾馆,那些绑架陈光和的人就埋伏在宾馆附近守株待兔。只好让他先在录像厅里呆着别动,我们出发时以最快的速度接上他。经过惊险的调虎离山之后,成功地把光军接上车。

和8月18日第一次开庭一样,通往沂南法院的澳柯玛大道进行了两公里的交通管制。不同的是,这一次用铁管子代替了上次的带子。所有车辆、行人都不得进入。我和陈光福下了车,往里走,被拦下来。我说,我们要去法院旁听陈光诚的案子。他们不让进。我就质问他们有什么依据。争执了一会儿,有个人示意放我们进去。

我们赶紧往前跑。没跑多远,从胡同里窜出六个汉子拦住我,并且问:“你是谁?”我反问:“你们是谁?我在走路,凭什么拦我?”他们不敢出示证件,三四个人狠狠地往外拽我。见我在打手机,他们就上来抢;我大声喊叫,其中一人用力掰我的手指,我在反抗时,被几个人推倒在地,眼镜掉了。我爬起来,捡起眼镜,和光福继续往法院方向跑。关手机前的撕扯过程,一家电台正好作了录音。

到法院大门口,看到20多个人被挡在铁门外边,全是来听光诚案的。我和里面的法警说,我们要进去旁听;他们有的说不让进;有的说已经没位置了。我指着光福对他们说,这是光诚的大哥,他必须进去旁听。你们这么做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其他想旁听的人也纷纷对他们表示质疑。 交涉了几分钟,里面有人出来,让光福进去了。我跟着进去,法警说:“你不行!”把我推出来;我还是不依不饶。8:45,里面突然过来几个法警把我拖到法院的传达室,说我用手机摄像;要夺走手机。我说,你们这是非法的!六七个法警把我推到传达室里面的屋子,手机又响了-今天是全世界都关注的陈光诚案开庭日,手机几分钟就要响一次-我告诉记者说,现在被关到法院传达室里。几个法警冲过来,我把摁倒在地,夺走了正在通话的手机;之后强行搜身,把兜里的另一个手机也抢走。

法警报了110.很快来了几个警察,把我拖到警车上。我拼命挣扎,为的是让外面的朋友看到。上警车一看,太夸张了:六个戴钢盔的防暴警察;加上司机一共七个警察对付我一个。我纳闷儿:昨天我们在村子里报警20多次,怎么没见一个警察出来? 给我带到沂南县新城派出所,他们问我,怎么回事儿?我说,你们给我出示证件。他们粗暴拒绝,继续问我问题。我说,先解决你们问我话的资格问题!他们冲我吼叫;我不理睬。几分钟后,两个警察冲过来,夺走电脑包,把里面的东西都翻出来;接着又强行搜身,把身上所有东西都掏出来,摆在桌子上。我强烈抗议;他们不理睬。

几个小时后,大概他们知道了网上的报道,气氛开始缓和;他们跟我抱怨警察待遇太低,我则跟他们讲陈光诚的故事。12:55,他们匆忙给我做了笔录,放我走。 回到法院门口,八九个费县的访民围着我问情况。通过他们我了解到,准备来旁听的费县盲人李富建昨晚被带到梁邱镇政府控制起来了;有一些赶来旁听的人被一辆车拉走。邵宝光等十位盲人今早到了沂南县之后被带到县残联。他说:“我上法院这不进不去吗,残联的把俺领着领着领迷糊了。”

周围可以看见的、监视我们的车辆就有十一辆,绝大多数没有牌照;胡同里肯定还有。我在车里吃东西的时候,访民把上访材料偷偷从车门缝里塞给我。我感慨:人民政府怎么把人民吓成了这样? 上厕所要去80米外的地方,每次上厕所,都有一辆车紧跟不舍。同去的一个兄弟在厕所里冲着他问:“你们累不累啊!”他都不好意思直视我们。有时候我们故意往车里看他们,他们就转过脸去,或者装作是在看报纸。我感慨又来了:这些明明是政府的人,怎么委琐成这样?不敢让证人出庭、不敢让人旁听、不敢接受采访、不敢上车牌儿、不敢出示证件、不敢穿制服、甚至不敢跟我们对视!

陈光福事后说,法庭共有48个旁听席,开庭时还空了8个座位。除了他之外,旁听的全是公检法的人。光诚的四哥陈光新手里有法院的“出庭作证通知”,上午已经到了法院准备出庭,但县委党校来了8个人阻拦、威胁、做工作,结果他没能作证。县党校的校长书记们也试图阻拦光诚的妈妈出庭作证,但没有得逞。(顺便提一句,今年6月19日在我家楼下绑架光诚妈妈和孩子的,也有党校的人。)

法院大门外的公告栏上,贴着一张公告:“11月27日8:30,在我院第一法庭,公开审理陈光诚故意毁坏财物、聚众扰乱交通秩序一案。沂南县人民法院11月22日。”-交通管制、抓捕遣送旁听者、控制盲人、绑架证人、威胁阻挠证人出庭,和这张开庭公告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可谓是世界司法史上的奇观。它既讽刺又严肃、既荒谬又真实;它既是正剧又是闹剧、既是悲剧又是喜剧;它既是失望又是希望、既是黑暗又是曙光。这张公告太过重要,不理解它,就难以理解当下的中国政治。

我们把它撕下来,作为黎明前的见证。

(六)谁是被告下午6点多,庭开完了。庭审过程也有不少花絮: 九点左右:营后村支书韩传旺出庭作证。(他是参与6.27掀车的积极分子,他的名言是:“什么是法律?在营后村我就是法律!”)他的书面证词上写着:“我看到陈光诚拦住救护车,不让他们下来。”在律师当庭的追问下,他说没有看到救护车;李劲松逼着他把这句话重复了六七次。他后来急了:“我拒绝回答!”劲松说:“到了这里就由不得你了!”李方平律师准备念他的书面证词时,审判长说他“咆哮公堂”,让法警把他拽出法庭。

后来方平律师回到法庭。他大声辩论的时候,法官说:“再说,我拘你十五天!”方平说:“你判我十五年都行!” 播放公诉人的所谓“堵车”录像带时,每到关键的时候画面就被处理成一片黑色。劲松律师说:“一团黑的时候就是你们干坏事的时候!”

下午三点左右,审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这个罪名(原审被判四年)之后,法庭要审“故意毁坏财物”这个罪名(原审被判七个月)。李劲松要求延期审理,理由是:一、该罪名的主要证人处于失踪状态,或者被非法绑架;二、律师进村勘查“2.5”现场的时候,被非法阻挡在外边;在庭审前几个月内律师多次进村取证均受殴打或阻拦。律师要求延期到证人失踪或被非法绑架有个初步结果的时候,再来开庭。法官不同意。李劲松律师于是退庭抗议。

据光福讲,被告席上的陈光诚有时开怀大笑,有时泰然自若,其间几次怒斥公诉人:“无耻!流氓!惨无人道!” 光福说:“这次庭审和上一次有很大的变化。从法官刚开始时比较蛮横,后来对形势我们还是比较有利的。特别下午以后,不像是在审判光诚,而是变成了光诚和律师在审判公诉人。最后连旁听的都听得入了神。”

(七)落叶里的阳光袁伟静太渴望自由了。被非法拘禁在家里15个月之久,还要经常遭受辱骂、威胁、殴打,她梦想着带着孩子离开这个恐怖的村庄。11月27日、28日两天,她在律师的保护下享受着有限的行动自由;我们想借此机会把她和孩子带到北京去。

28日上午,律师和证人看笔录签字。10点左右,一伙人声称是沂南县刑警队的,要抓袁伟静;她说还得去签字。我告诉伟静如果被传唤需要注意的事项,又让她临时签了不少委托书。刑警队那辆没有牌照的“东南得利卡”汽车停在我们这辆车的前面,距离只有10厘米左右。 11点左右,方平律师让我进去,走廊里没人阻拦。我刚进门,就看见光诚和他妈妈坐在一起说话;他妈妈小声告诉他,滕彪来了。他站起来,伸出手。我想要走过去握手,被法警拦住。我说,跟他握个手就走。法警往外推我。我在门口跟光诚大声说:“光诚,千千万万人在支持你!全世界都在关注你!你要坚持住!”光诚也大声说:“我会的,我们大家都要挺住!”声调里带着无比的自信和欢乐。

我只好到证人休息室等着。想到他在无边的黑暗里能发出那么温暖明快、那么无怨无悔的声音,我眼泪都要流出来了。一张《人民权利报》在地上被踩了很多脚印,我捡起来,漫不经心地看。

才一岁多的小克斯(光诚的女儿)还不知道这场审判对她意味着什么。她还不知道将要被带到监狱里的是她的爸爸;她也不知道她的妈妈一会儿也要被带走。 我抱着她到法院大院的树下玩儿。教她唱“采蘑菇的小姑娘”,给她捡起一片一片的落叶,告诉她这叶子有多漂亮。叶子在冬日阳光的映射下显出清晰的纹路,她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她从草坪里捡起一段细细的绳子,我突发奇想:让光诚的女儿做一束花儿,一会儿等光诚出来的时候送给他。也许有机会。小克斯很专注,捡起几片又大又好看的叶子,递给我;看着我把这些叶子做成一个花束的样子。光诚有很久没有摸过树叶了吧,他一定能摸出来哪一片是杨树叶,哪一片是枫叶……

12:30,光诚出来了,带着手铐,一左一右两个法警。我说:“光诚,你多保重!”上前去握住他的手。这一次法警没有阻拦。光诚紧握住我的手,我有很多话要嘱咐他,一时不知从何说起。他继续往前走,我拍着他的肩膀说:“在里边保持好心情,千万别绝食-” 袁伟静把克斯抱给光诚,说亲亲孩子吧。光诚用戴手铐的手艰难地搂住小克斯,吻她的脸颊。孩子吓哭了。我赶紧把那束叶子递到光诚手里说:“这是你女儿给你做的,一束花!”法警看了一眼,没阻拦。光诚上了车,跟妈妈、妻子、哥哥、方平、劲松告别;我又喊了一句:“光诚,正义在你这一边!”光诚在车里喊了一句:“放心,陈光诚只会越来越坚强!” 警车开走了。便衣围上来,要把袁伟静带走。光诚的妈妈哭了。我们让他们出示警官证和传唤证;并记下了警号和名字:沂南县刑警大队副大队长胡维强。

袁伟静和孩子都被带走了;那辆没有牌照的“东南得利卡”。时间是12:25.

(八)故土的流亡者下午三点,我们去沂南县刑警大队。两辆无牌桑塔纳跟踪。我们的司机不熟悉路,我就下车问后面车辆里的便衣(警察或国保)。那人见我问路,很尴尬,低着头,答也不是、不答也不是;后来还是给我指了路。我没听明白,就说,你们在前面给我们带路好不好,反正我们要去同一个地方。他笑着摇头,不说话。 到了沂南县刑警大队,电动门不开。我们跟里面的工作人员说,现在是上班时间,我们要进去办事,请把门打开。她说她不管。一会儿有人出来说,电动门坏了,里面的车都开不出去。一会儿又有人说,不让进!

打110.过了一会儿,外面一个便衣要进去,门开了一个缝儿,他进去了;方平、我和劲松也挤了进去。门没坏。 几个便衣往外推我们,但不太用力。李劲松出示了律师证和袁伟静的委托书,坚持要往里走。到了办公室,劲松律师说,我们要了解袁伟静被传唤的情况,她涉嫌什么罪名,我们有权利知道。

几个便衣蛮横得不得了,说不知道,袁伟静没在这里。我们给他们看《传唤通知书》,上面明明写着被带到了沂南县刑警大队。我们说要找胡维强副队长,他们说出去了。我们说,你们用没有牌照的车把袁伟静带走,这是违法的。他说这是“工作需要”。这等于承认他知道袁伟静的事情。他们不敢告诉我们警号和姓名。我和劲松、方平律师给他们上了半天课:你们上班时间不穿制服、关大门不让人进、开没牌车上路、不告诉理由随便传唤、推诿律师,都是违法的。不是说盖了你公安机关大印的就是合法的,你们做任何事情都得有法律明文的依据!

真正的普法是用行动来普法。

交涉没有结果,我们只能离开。我们判断,我们不离开沂南,他们决不会放人。公安抓人就像踩死一只蚂蚁那么随便,我们只有叹息当地民众任人宰割的命运。 乘车回北京。晚上九点多,车刚过泰安,我接到陈光福电话,说袁伟静被扔到村口的地上,只是哭,不说话。我们让他赶紧送伟静去医院,保留所有医疗单据。后来又接到光福的短信,说伟静正在孟良崮医院输液。几个小时她只说了一句话:我要杀人! 我们决定在济南下车,连夜赶往孟良崮医院。

天还没亮,袁伟静痛苦地闭着眼睛,不说一句话,显得非常疲惫和虚弱。外边监视的人越来越多。劲松律师握着伟静的手说:“我这次回来就是要用生命来保护你。……我们不能在天就要亮的时候倒下去。”我说,我们也可能被带走,应该抓紧时间把真相讲出来,那些人害怕真相。

原来,我们下午三点左右在刑警大队门外的时候,她就在里面看见了我们。后来她被带到一个派出所,遭到了几个警察的持续辱骂。三点左右的时候,她的小腹和胸口开始剧痛;三个小时内她四次要求去医院,警察置之不理。第五次要求时,来了一个医生,简单看了一下,说问题不大;而这时候袁伟静已经疼得受不了了。 六点左右,警察给她出示了《监视居住决定书》,告诉她不能离开村子。之后送她往回走。

途中,伟静还是疼痛难忍,加上极度的生气和委屈,几次昏迷过去。稍微清醒的时候,她只记得自己是在哭。

她不住地哭。孩子也哭。一个警察狠狠地拽她的脖领子,骂她“不如畜牲”。(整个下午,警察多次狠揪她的衣领子,脖子一直到晚上还疼。)伟静浑身没了力气,迷迷糊糊地哭。 晚上九点左右,几个警察把她从车里抬下来,扔在村口的水泥地上。她躺在冰凉的地上,痛哭失声。村小卖店的刘元凤把孩子抱到伟静家的时候,家人才知道情况。

她腹部的剧痛一直持续到在医院打了几个吊瓶之后。

伟静在病床上痛苦地回忆着。

此时,医院周围监视袁伟静和北京律师的人增加到了二十多个。

嫂子,你不哭。孩子,你不哭。妈妈,你不哭。我们大家都不哭。

外面,透过长夜的黑暗和寒冷,淡淡的晨曦隐约显现出来。

天就要亮了。

2006年12月6日(汕尾东洲血案一周年祭日)

首发自由亚洲电台

王力雄:为何民对官一味唱反调

 

前一段时间, 两起新闻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一个是贵州某县长六口之家被杀,一是深圳警方对百名妓女嫖客示众处理。中国独立学者、作家王力雄说,他看到的民意反应是,对前者多数叫好,对后者多数抨击。

以下是独立学者、作家王力雄的一篇评论。这篇评论代表王力雄本人的看法。

目前中国唯一能及时反应民意的网上舆论对前者多数叫好,对后者多数抨击。这种“倒错”一定会使当权者非常郁闷,这个社会怎么了?人们的价值观为什么如此颠倒?

我不想对涉及的人和事做具体判断,也不会认为民意一定正确,我觉得这种现象更令人深思的是为何民意与官意如此相反。与其说民意主要是来自对事实的判断,不如说其实是对官意的逆反–只要官反对的民就拥护,只要官拥护的民就反对。

一个这种状态的社会是危险的。网民中相当一部份是年轻的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本应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年轻一代则代表未来。如果中国年轻的中产阶级利用一切可能机会和权力当局唱反调,不难猜想,那些处境艰辛却难以发声的底层阶级又该是什么心态?这样的社会又如何指望安全可靠的未来?对此,不仅当权者需要反省,每个关心社会的人也应该深思。

人们为官员的死叫好,其实跟道德冷漠无关,因为他们并不是希望那个官死,而是希望他所代表的权力死。人们骂公开处理妓女的警察,不是因为人们热爱妓女,而是因为他们憎恶警察,说到底还是憎恶警察背后的权力。民意之所以和权力唱反调,我想很大原因在于除了唱反调,别的都做不了。这个利维坦式的权力不受任何制约,想征地就征地,想拆房就拆房,想抓人就抓人,想示众就示众,甚至想开枪就开枪……既然对它只能唱唱反调,那么反调唱得越来越极端,就一点也不奇怪。

我相信,只有当权力是由民众产生,被民众制约,真正属于民众时,民对官一味唱反调的现象才会终止。

首发美国之音

焦国标:中国民主化的微观好处——《我的良知很跋扈》自序

 

一般而言,良知都是很内在的,柔弱而无声。可是我的良知似乎不然,它不仅有声,而且跋扈,而且咆哮,桀骜不逊。记得网上浏览过王怡的一篇文章题目,大约是 “不说出来的同情就是不同情 ” 。在我看来,良知也一样,不说出的良知就不是良知,或者不说出的良知就是不良(之)知。而且说出良知不能细声细气,若小媳妇然,要气壮如牛,胆大如虎,咆哮说出。恶,常常表现得很霸道,故有恶霸之说。相反,善倒常常是一副人人得而欺之的受气包模样。这是不对的。善更应比恶更霸气,善霸理应比恶霸更霸。我的文章之所以敢写得看上去呵佛骂祖,谁都不论(读作吝。北京有 “浑不吝 ” 一语,即全不论,意思是谁的面子都不看,或什么都不怕的意思),甚至连黄帝陵都咆哮着要去刨掉,底气正是来自于这种跋扈的良知。

收入这部言论集的文章,时间跨度较长。有些篇什写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写成之时报刊不敢发,之后几次出书,出版社的编辑都是翻过来翻过去,最终还是割爱,不敢收。所以自打写成,它们就没见过天日。收入这里的文章,体裁也比较多样。记得有一次写言论、杂文的朋友在东北长白山开会,谈到余秋雨的大散文,都认为我们也应该写大言论、大杂文,而不应仅限于豆腐块文章。我说: “我已经尝试着写了几篇大言论、大杂文,异日发给大家学习学习。 ” 本书即收录有这样的大言论、大杂文,如《联合国:恶棍的平均数还是恶棍》、《为四妻制而战》、《论兼听权》等。

这部书稿编成于2003年,原定于2004年在大陆出版(当然要经过出版社的阉割)。可是由于2004年春天爆发讨伐中宣部事件,我在大陆的一切发表和出版均被扼杀和堵死。本来这一年我要出版四本书,其中包括这部书稿,结果却一本也没有出来。

现在该书稿在澳大利亚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基金会帮助下得以在香港完整出版,实在是一件可以浮一大白的事。大陆九百六十万公里土地上出版不了我的书,珠子大的香港却出得了。为什么?因为有一国两制。如果是两国两制呢?就更可以出了。由此推开去,如果把九百六十万公里土地分成一千个国,中宣部只是中南海前半截中共中央的中宣部,辖区以北京为界,我的书只在中宣部管辖下的北京王国里出不来,出了北京王国,别的地方,比如在石家庄王国、保定王国、天津王国就不受中宣部节制,可以出了,在遥远的昆明王国、乌鲁木齐王国、齐齐哈尔王国,当然出书就更不在话下,那有多爽啊。

别笑我在如此大的事竟也打如此小的算盘,我就是这么微观地判断究竟是国家大了好还是国家小了好的。国大,如果独裁专制,只意味着监狱大,被残害的人多;国小,如果不那么独裁专制,事实上小国也没那么大的力量去实行独裁专制,我也欢呼。在我的价值坐标系里,自由民主排在第一位的,国家大小与否,统一或是分裂,排在孙山之后。因而为出版自由的范围扩大计,我们,起码我自己,应该高唱: “中国分裂好!中国分裂好!分裂掉的中国自由多不少。中宣部,被缩小,出版审查夹着皮包逃跑了。 ”

那位客官要问了:如果大中国民主化了,你还这么唱吗?不唱了。民主大中国好,光小伙子找媳妇这一项就占绝大便宜,全世界的闺女随便挑,就跟现在美国小伙儿的行情似的。中国,又大,又民主,来这里做媳妇多体面,谁不愿嫁到咱这儿来呀。现在,又穷又野蛮的国家,谁愿意嫁你呀。所以在我儿子该找媳妇之前,一定要把中国整民主,争取我家第三代出个混血的。

客官儿要笑我舍近取远、去易就难了:”把儿子弄美国不比把中国整民主容易多了?”是的。可是别家的儿子呢?我是在想咱儿子这一代中国孩子找媳妇的问题。我的志向大了,可不是只会打小算盘。我没有女儿。女儿找女婿时也一样,身价涨的不止十个八个百分点,是五十六十地往上窜升。所以只有闺女的也别误认为中国民主不民主与你没有关系。一样有关系!不民主闺女只能嫁给潘长江,民主了就是费翔也想倒插门。

                                                                     2006年9月19日 北京
首发民主中国

欧阳小戎:幕布下的恋歌(41)

 

    无曲歌

   (12月23日,起床了,我在一边等你,一边为你写诗。)

        chere
        带我去涵谷。
        我想看那灵魂的烽火,
        在千年故国的废墟上,
        升起隔断残阳的狼烟。

        听说胡天八月,
        霁雪纷纷。
        儿郎遥望他乡涌起热泪,
        却挽不回
        远走的孤鸿。

        擎着你的名字,
        我走向守望者的悬崖。
        自由的梦境
        不能停止焚烧,
        正如那瀚海的黄沙,
        终将掩埋百世风华。

        你听
        这寂静的悬崖,
        一株凋零的狗尾草自掌中飘落。
        黄昏便在它的对面降临。
        如果我变一只蜻蜓,
        请和我一起,
        去撼动那承载千古忧伤的磐石。

        送你一粒黄沙,
        那茅屋前的海棠,
        孕育着彼岸的家国。
        请勿要,
        辜负了这连年羁旅的命运,
        我和我的魂魄,
        俱来自朔漠深处。

 

民主论坛

[书籍下载]中国共产革命之认识

 

中国共产革命之认识

陈永发

资料来源:台湾中央研究院

 

从中国近现代史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然会和中国共产党的角度所看到的不一样。在中国共产党看来,他们负有历史使命;按照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说法,人类历史殊途同归,但任何国家都必定会经过固定的进化阶段,先由封建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再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近代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和半资本主义的社会,中共的历史使命便是如何把这个落后社会带到先进的社会主义阶段。如果我们不从中国应该走向何处为思考起点,而单纯就历史具体的发展过程来讨论中国近现代史的走向,则不难发现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异中有同:在实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两党均面临相同的历史挑战,内有地方军阀和土豪劣绅等离心力量,外有各种各样的帝国主义侵凌,两党都有使中国迎头赶上欧美的宏大志愿,只是双方由於基本的信仰不同,取径互异。如果对共产党的历史有进一步的了解,或许能使我们对更大的几个问题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为什么国民党会在中国大陆失败,而被它视为邪说异端的共产党却能赢得中国大陆的民心而取得政权?为什么国民党在全盘失败以后,犹能在台湾另创局面,而共产党在享受四十多年相对的承平以后,却依然距离欧美先进国家的理想尚远?

 

点这里直接下载

美国宪政真正的“底稿”

《最高法院与宪法——美国宪法史上重要判例选读》,
(美)斯坦利·I.库特勒编,朱增汶、林铮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4月版,75.00元。


  按照艾森伯格的观点,普通法审判的制度性原则根源于法院的两个最重要的社会职能,解决纠纷与充实法律规则。对于美国而言,最高法院的判决无疑成为解决具体纠纷和充实宪政规则的最好的文本,正是这一个个的判决构成了生机昂然的美国宪政。这些具体的判例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美国宪法,它们才是美国宪政真正的“底稿”。

  最近几年美国宪政研究在中国大陆地区成为显学,有关美国宪政的判例汇编也先后出了好几种。这些判例汇编基本上都是大陆学者编译之作,全面与否姑且不论,重要的是其中必定有中国学者自身的经验和诉求,他们编选美国的宪政判例的出发点很有可能是中国的现实。因此,由朱增汶、林铮翻译的库特勒编著《最高法院与宪法——美国宪法史上重要判例选读》出版,关注美国宪政史的读者终于可以读到一部由美国学者编选的比较可靠的美国最高法院判例集了。

  霍姆斯在其名著《普通法》中尝言,“法律蕴涵着一个国家数个世纪发展的故事”。从这点来说,美国宪政的历史几乎也就是最高法院的历史。自从马布里诉麦迪逊案以后,美国的最高法院在宪政体系中几乎完全处于核心的地位,牢牢地控制了解释宪法的权力,美国最高法院的这种地位和功能,很让中国法律人羡慕不已。《最高法院与宪法》尽管早在1984年就已经出版,但依然是我们具体了解美国最高法院的重要依据。

  库特勒编著《最高法院与宪法》的目的,“是要让学生对最高法院在美国宪法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性作用有所认识”。全书收集判例的时间从1790年代开始,在前七章大致按照时间顺序收集了上百个影响美国宪政历程的重要诉讼,第八章搜集的则主要是与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第14修正案以及种族、隐私权等等新问题有关的判例。

  在我看来,这本书在以下几个方面有着鲜明的特征:

  其一,所收集判例比较全面。在笔者手头的几本判例集中,《大法官的智慧》收集了58份判决,《宪法的精神》收集了131份判决,《最高法院与宪法》则收集了147份判决。《大法官的智慧》所收集的最高法院判例全部是20世纪美国的大案要案,《最高法院与宪法》则收集了1790年代的五个重要判例。这个时期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尚且没有司法审查权,在宪政体系中属于默默无闻的小角色,因此这个时期的判例也往往被忽视,但库特勒的选本有意识地填补了这个灰色地带,而这一点亦被《宪法的精神》编译小组借鉴。

  其二,信息量丰富。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是集体作出的,但是对集体判决不同意的法官亦有权在判决书上附注个人的不同意见。在大部分译成中文的美国最高法院判例集中,我们所看到的往往只有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代表最高法院做出的生效判决。而在《最高法院与宪法》中,只要涉及到不同意见的判决,几乎都附注了个别意见。比如第134页1842年普里格诉宾夕法尼亚州案件,库特勒收录了斯托里法官代表法院的意见和首席大法官坦尼有所异议的个人意见。如此一来,我们才可能更全面地了解这个关于奴隶制的案件的各方意见。

  第三,点评精当。在《最高法院与宪法》中,每一个判例都有库特勒撰写的简略精当的案例简介和点评。在我看来,这些寥寥数字的点评亦是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的看点。比如库特勒对麦卡洛克诉马里兰州案的评介:“政府组建中央银行的想法是共和国最初50年间一个充满激烈感情的政治问题。不过,关于这个银行的经济上和社会上的真正分歧,往往被宪法上的争论搅混。从1792年杰弗逊内阁对该银行持异议开始,反对者始终断言宪法没有一处为这种机构作出规定。汉密尔顿提出反驳意见,将银行的合宪性置于国会暗含的权力及由此产生的权力之上。1819年,马歇尔采纳汉密尔顿的论点,把它同宪法结合起来。有关州征税的第二个问题主要是他本人的贡献。”他往往在一个极其简短的篇幅中将美国宪政运行中的问题清晰地表述出来,其学术功底可见一斑。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第一任首席大法官约翰·杰伊曾说过:“过去的历史表明,将正义运送到每个人家门口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如何以一种有益的方式做到这一点,就远不是那么清楚了。”这句话换个方式表述,就是说正义不光要实现,而且还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宪政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2006年文坛最“装”奖获奖名单

 

2006年的中国文坛,是鼎盛的一年,是发展的一年,是和谐的一年。在这一年,我们看到了好多明星走马灯的你方唱罢我登场,为我们演出了一部部精彩的电影。为了表彰他们的贡献,肯定他们的成绩,回报他们的努力,特颁发“2006年度文坛装逼奖”,以资鼓励。

最佳男主角入围提名

韩寒:80后主控文坛,当然首推韩寒。本年度,忙于赛车的韩寒虽然没有新作问世,却常常占据新闻头条,因为每个热门事件,他的评头论足都是媒体追捧的猛料,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不一定是新闻,韩寒说话肯定是新闻!

郭敬明:当红偶像作家,凭借抄袭拒不道歉、因稿酬拒绝《萌芽》等事件,一直活跃在文坛最前沿,据说,最近又做杂志编辑了,名字叫做《最小说》,不知道是不是借鉴了日本漫画《最游记》。郭敬明入围的最大理由,是他策划主编、岩井俊二创作的论坛体青春小说《关于莉莉周的一切》这本书的封面上,他的名字足足比作者大一倍,这是什么?这就是偶像的力量!

张一一:汗,又是80后。张大作家的书我还没看过,当然,他所谓的裸奔,我也没看到。这位湖南大作家大作家之所以入围,是源于他发短信给刚刚离婚的大波妹李湘,声称要裸奔求婚,若不应允,就公布李湘私隐。伟大的张一一,就如同他的名字一样,一个人在战斗,缔造者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他用事实告诉我们,人,可以无极到任何地步。

洪峰:沈阳作家洪峰同志因为无法继续领取两千块钱的工资,愤而上街乞讨,引起轩然大波。其实,洪峰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也不是独自参赛,湖南那位渴望被富婆包养的黄辉,以及网络上为了出书宣称卖身的孙志明,都是他的攻守同盟。他们,共同打造了一部高潮迭起的作家卖身长片。

最终获奖者:张一一

几乎以一己之力,制造出年度最热门的裸奔事件,而且,还是扛着爱情的旗帜,即使在炒作泛滥的现在,就算邓建国宋祖德等宗师级人物,怕也只能长叹一句:法克·马勒戈彼得。

最佳女主角入围提名

赵丽华:梨花体横空出世,震动文坛诗坛论坛天坛地坛,不但兴起了一股写诗热潮,更让世界见识了一次国家级的恶搞。这有点像好莱坞的低成本电影,主角没想过要借影片出人头地,结果却出人意料的红了。当然,赵丽华的走红,与其诗歌后面附带的那段惊世骇俗耸人听闻的评论,是分不开的。

徐静蕾:作为娱乐圈的知名演员兼导演,徐静蕾入围当然不是因为她的戏演得多好,而是,她写博客写成中文第一,写到出书(虽然没卖出几本),一会儿和作家韩寒打情骂俏,一会儿又传出与周姓作家的绯闻,俨然就是文坛红人。

黛秦:说起这个名字,恐怕知道的人不太多,至少不会比知道芙蓉姐姐二月丫头的人多。但是说起中国卡夫卡,大约就会有一些印象了吧。号称中国卡夫卡的女作家文字远远没有卫慧等人露骨,但是其横空出世的露背照露乳照,足以令其它作家的文字无颜以对。

最终获奖者:赵丽华。

毫无疑问/梨花教/是整个文坛/最红火的教派

最佳故事入围提名

湖南作家群殴:国庆节刚过,湖南作协副主席何立伟就扇了《文学界》主编王开林一个耳光,起因是王开林的一部小说里面影射到了何主席。王开林说,何立伟是带着一群陌生人来的,事实上,这一群人并不完全陌生,事件发生后,力挺何立伟的作家不在少数,耳光事件演变成为了群殴,虽然,只是口诛笔伐。

韩白骂战:这场骂战多少有点争风吃醋的意味,因为韩寒和白烨的骂战缘起,其实只是跟徐静蕾一次漫不经心的调情。骂战随后上纲上线,讨论焦点在于文坛是不是个屁的问题。韩寒粉丝何其多哉,成群结队春游似的上来骂,白烨招架不住,一想娱乐圈的人粉丝多,就找了老作家以及老作家的导演儿子来助拳,之后还有音乐人高晓松的掺和,这是今年也是近几年文坛最为火爆的群架事件。

最终获奖:韩白骂战。

“文坛是个屁,谁也别装逼”,不但让一干文化人灰头土脸抱头而去,更留下了一句经久不衰的经典流行语,这场骂战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书本印数决定骂街力度。

最佳导演入围提名

新浪博客:今年开始,博客自媒体力量渐渐显露,新浪的明星战略收到成效。各类文坛八卦,在新浪不遗余力的炒作之下,无限放大,充分满足了一干文人门走出寂寞深闺、享受万众瞩目的明星殊荣。至于池莉等作家的撤退,也并没有削弱这位导演的强大阵容。

湖南作协:啊,我向上帝保证我不是有意针对湖南,其实我很爱吃湖南菜。最近,湖南作协一鼓作气召纳了18名网络写手到帐下,之前,湖南作家黄辉声称期待被富婆保养,再之前,湖南作协内战,再之前,有十万征婚的女作家李牧遥,真是人才济济人才辈出,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是什么?人才!湖南作协的贡献,可谓千秋万世。

最终获奖:新浪博客。

网络时代不可逆转的到来,在互联网上扔块砖头,砸10个人有9个是知名写手,还有一个是版主。尽管每天我们面对着大量的文字垃圾会觉得茫然不知所措,但是依然不得不感谢让权威失去生杀大权的网络,因此,这个奖顺从网络推手们的意愿,期待更多文坛红人,拔地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