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宜三:前大使薛谋洪教授谈中国的实力与外交

 

武宜三按语

薛谋洪教授是中国驻肯尼亚前大使、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名誉院长。2006年11月21日他在香港城市大学做了题为《中国的实力与外交》的演讲。前外交官在演讲中所展示的“大好,不是小好,而且越来越好”的革命形势,颇让人欢欣鼓舞;他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也很让人感动。至少有二十年没听到类似的形势报告了。薛教授透露出来的消息,是北京当局对当前中国和世界的看法和外交思路,所以很值得关注,我仅对其中几点略加讨论。

第一,几个英国人和美国人搞的那个《二O一五年世界经济力量地图》,说按什么购买力计算,中国二O一五年的财富将回到汉朝时的占全世界百分之二十六水平而超过美国,便居心不良。这与其说是赞美中国,倒不如说是在打中国人和中国共产党的耳光:他们讽刺中国人白忙活了两千多年;讽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还不如刘邦(汉高帝)甚至刘协(汉献帝),伟光正的中国共产党实在没有什么先进性;挖苦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企图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可惜这几个洋鬼子忘了或者不懂得说,中国政治形势更好,早已经回到“道路以目”的周厉王时代去了。

第二,世界银行说按购买力计算,二OO四年的一美元的不等于八点三元人民币,只等于一点七七元人民币;按此计算,二OO四年中国的GDP是美国之百分之六十一点五,比日本还多百分之八十七,居世界第二位云。我不知道这购买力按买什么东西来计算?如果买春的话,一美元恐怕只能等几分或几毛人民币呢;比如在纽约召妓总要几百元美钞吧,但在海南岛或中国许多地方大约几十元人民币就OK。如此算来,中国早就是全世界第一富国了,还要等什么二O一五年?寃枉哉寃枉也!

第三,英国财政大臣戈登‧布拉尔的“去年中国生产了世界上百分之二十五洗衣机、百分之三十电视机、百分之四十微波炉、百分之五十照像机、百分之七十复印机、百分之九十玩具”之类的迷魂汤,意在捧杀中国;并不值得中国人津津乐道;因为中国生产和出口的这些没有知识产权的东西不过是代人作嫁衣裳而已。中国戴“东方睡狮”、“中国人的世纪”的高帽子已经一百多年了,但中国何曾有过什么“狮子”的样子、“中国人的世纪”的影子又在哪里呢?

第四,前大使说,现在中国的一枚中程导弹可带六到八个弹头;将有射程一万四千公里的东风三十二型;试射成功的巨浪二号洲际导弹射程八千公里;中国针对美国的洲际导弹估计有三十枚,预计到二O一五年将增加到一百枚。

薛教授大约忘记了美国不但是中共的老朋友,而且是中共的好朋友。毛泽东在一九四四年曾大拍美国的马屁,说“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的影响,我们欢迎它”并高呼“民主的美国万岁!”今天美国收容了无数满载美钞、金条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后代以及党国要人的子女、老婆、二奶们,亦大有功于我党我国各级领导人,大大巩固了权贵集团对广大工农兵的专政。譬如,解放军刘源中将会把洲际导弹打到美国把他令姐刘涛公主安乐窝打个稀巴烂吗?

第五,老外交官在炫耀中国的经济、军事等硬实力外,还炫耀政治、外交、文化等方面的所谓软实力:如应邀到北京参加“中非论坛”的非洲四十八个国家中,有四十二个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亲自光临;香港陈冯富珍当选WHO总干事;到中国留学的外国学生去年达十四万,比前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七;中国已在五十几个国家建立了一百二十所孔子学院,还要继续增加等。

这使我想起香港第一才子陶杰的一句话:“有钱召妓,没钱开饭。”在还有近三亿人挣扎在温饱线上、还有许多青年或其父母为学费而自杀、还有千千万万少年儿童被拒于校门外、还有名为希望工程实为叫花子工程到处伸手的时候,胡锦涛们打肿脸充胖子,不惜工本地“与美国争霸”、拚命搞“金子加婊子外交”,借几个小流氓以虚张声势,我只能用“无耻之尤”来形容这伙卖国贼。

第六,中国向俄罗斯买潜艇、巡洋舰、驱逐舰、战斗机、战斗机发动机、战略轰炸机、航空母舰和许多杀人武器,以及能源等;还与俄罗斯搞联合军事演习,合作生产舰载战斗机,甚至有合作登月及探测火星的计划。中俄两国亲密得像两个人穿一条连裆裤!

殊不知俄国是中国的悍怜兼宿敌,觊觎中国三百多年,一次又一次地掠夺中国领土计达数百万平方公里之多。斯大林曾对蒋经国“推心置腹”地说过:“天下什么力量都可以消灭,唯有‘民族’的力量是不会消灭”,“条约是靠不住的”。志得意满的独裁者,都会偶尔表现一下他的坦率和“真诚”;就像毛泽东说“我们就是要独裁”、“你上了我的贼船”一样。中俄《尼布楚条约》,不能约束俄国继续武装侵略,杀人掠地;苏俄两次废除不平等条约、放弃中国领土的承诺,同样不能抑止苏俄的野心;苏俄不但不把沙俄侵占的领土还给中国,反而变本加厉,再夺去唐努乌梁海、江东六十四屯、分裂了外蒙。孙中山联俄而引狼入室,是他的最大失误。新老沙皇没有一个好东西,难道普京会是特例?

中共分赃集团为一人和一小撮人的利益,违背了祖宗“远交近攻”的传统外交智慧,居然实行媚俄、媚日的卖国外交路线,把广袤的领土海疆送给俄罗斯等国,还美其名曰“睦邻、富邻”,而且保证“不会与俄、印打仗”;那么,中国从俄罗斯买了这么多武器、军火,还想向欧盟买武器、军火,又是为了什么呢?

第七,北京当局的外交路线除违反违背了祖宗传统智慧外,还犯了欺软怕硬、嫌贫爱富的毛病,势利得不得了。薛教授透露:“跟处理香港问题不一样,俄罗斯占的地方就算了。”这是因为英国是弱国,好欺负;俄国是强国,不敢得罪,这不是欺软怕硬吗?

一九五四年,布尔加宁曾提出把蒙古归还中国,只因赫鲁晓夫没同意,中共便放弃收回权利。其理由竟是“蒙古太穷,回来都不要,包袱呀”。小小的香港、小小的台湾则非收回不可,大约香港、台湾有油水罢。嫌贫爱富的势利眼,昭然若揭。

此外,中共搞的也仍然是“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一套。可以把广大领土海疆送给俄罗斯、印度、缅甸、越南、日本、朝鲜、韩国、菲律宾甚至文莱,却不允许台湾人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真是岂有此理!

第八,那么如何收回台湾呢?薛教授透露,一是用越来越大的经济力把台湾越来越紧密地拖住,让台湾经济离不开大陆;二是,把七百八十四枚短程导弹对准台湾,这是去年底的数字,其后每年将增加七十五至一百枚。极大的武力不但威慑台湾,还要让美国、日本望而却步。至于政治制度、民主自由,则一律免谈。

总之,中共的实力是残民的实力,中共的外交是卖国的外交,中共的崛起是在普京胯下崛起!

以下为薛教授报告的主要内容,由武宜三记录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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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的经济实力

今天许多国家都在发展经济,以各大洲而言,发展最快的是亚洲。西方工业革命前,亚洲就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当时的中国和印度都是世界手工业的中心。十九世初,中印合占世界总产值的百分之四十。西方工业革命以后,形势发生了变化,亚洲几乎全部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障碍;亚洲的人口占世界的百分之六十,但亚洲在世界总产值中,一九五O年只占百分之十九,一九九八年占到百分之三十三,有人预计二O一五年能占一半以上。

国际货币基金统计,去年世界平均增长率百分之四点八,预计今年为四点九;但亚洲这两年都是增长百分之七;亚洲的发展首先是中国的发展。中国一九七九至二OO五年的二十七年中,GDP年平均增长达百分之九点六,去年为百分之十点二,今年预计是十点六。

加入WTO以来的五年中,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百分之十三,去年中国GDP总额为二万二千亿美元,居世界第四位;进出口贸易去年为一万四千亿美元以上,是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仅次于美国、德国。

过去五年中,年进出口贸易增长率为百分之二十四点六,贸易顺差去年超过一千亿美元。今年外贸比去年更增百分之二十以上,贸易顺差将达一千五百亿美元。贸易总额中出口增长快于进口增长,据欧盟贸易委员曼德逊说,中国二OO八年可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

国家外汇储备今年二月底达八千五百多亿美元,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一位;现在已达到一万亿美元以上。据AMI估计,二O一O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将达二万亿美元。

如今中国是世界最大的钢铁生产国,第二大石油消费国,第三大制成品输出国,英国财政大臣戈登‧布拉尔去年说:中国生产了世界上百分之二十五洗衣机、百分之三十电视机、百分之四十微波炉、百分之五十照像机、百分之七十复印机、百分之九十玩具。

高科技方面,神舟上天震撼了世界,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航天大国。现在正同美国、俄罗斯商谈合作登月计划,甚至和俄罗斯商谈探测火星的计划。计算器技术也正冲向世界最对列,美国争取在二O一O年开发出每秒计算一千万亿次的计算器,我们也朝这目标前进。

展望将来,二O一O年即十一五计划完成时,中国经济规模可以赶过德国排名世界第三。德国前总理施罗德说:这样快的发展速度在世界历史上,任何地方找不到先例。二O二O年左右,可以赶上日本,排名第二。美国的一些大银行估计,中国的GDP可以在二O四O年赶上美国。高盛公司原来预计,中国在二O四O年赶上美国,现在修改为在二O三五年,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实体。新加坡李光耀也估计中国经济规模三十年后可以赶上美国。

其实,以汇率折换成美元来作为GDP排名,是不合理的。以中国为例,目前汇率大约是一美元合七点九元人民币,但一美元购买力比七点九人民币要少得多。现在联合国、一些国际机构和美国都同意用购买力平价来计算各国的GDP。根据二OO六年世界银行报告,二OO四年的一美元不等于八点三元人民币,只等于一点七七元人民币。按此计算二OO四年中国的GDP是美国之百分之六十一点五,比日本多百分之八十七,居世界第二位。差不多等于德国加英国加法国加俄罗斯。

最近英国谢菲尔大学、美国密切根大学以世界银行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资料为基础,绘制了“二O一五年世界经济力量地图”,按购买力计算,二O一五年中国将占有全世界财富的百分之二十七,回到汉朝时占全世界百分之二十六的地位;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

国际上对中国经济发展是很看好的。当然,也要看到中国是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是发展中的国家,人均收入按汇率计算二OO五年只有一千七百美元,而美国是四万多美元。中国经济质量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劳动生产率全世界排名为第四十九位,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消耗是日本的六倍,温室气体排放量二OO九年将超过美国占世界第一位,比预计早了九年。【还得用一句陶杰的语录:生痔疮穿丝内裤。】

二,中国的军事实力量

随着经济力量的增长,中国军事力量也在加强,主要是导弹系统、海空军。据台湾当局说,中国在二OO五年底有七百八十四枚短程导弹对准台湾,预计每年要增加七十五至一百枚。中程导弹可携多弹头,每个导弹可带六到八个弹头,新式导弹东风三十一型早已露面,射程一万四千公里的东风三十二型正在研制。去年成功试射巨浪二号海机洲际导弹,它由东风三十一型改造而来,射程八千公里。中国把核子潜艇开到离美国海岸八千公里以内,就可以将导弹打到美国本土。据美国人讲,中国针对美国本土的洲际导弹估计有三十枚,预计到二O一五年将增到一百枚。

海军方面,中国买了十二艘俄罗斯克罗提潜艇,是全世界噪音最小的潜艇,加上中国自己建造改良的潜艇,据美国国会二OO六年发表的报告,预计到二O一O年中国将有先进的、中等水平的潜艇五十艘,而为头等的潜艇强国。

中国也在发展水面船舰,从俄罗斯引进四艘现代级导弹巡洋舰、驱逐舰,上面有苏联时代对付美国航空母舰的导弹系统。据《人民网》报导,中国将在二O一O年拥有第一艘航空母舰,二O一六年将增加到三艘。

中国空军,买了俄罗斯苏霍尔二十七型飞机,这种先进的飞机也在沈阳生产,中文叫歼十一型。战斗机发动机原来向俄购买,今年研制成了太行航空发动机,使新式战斗机有了自己的心脏。配合航空母舰和俄罗斯合作生产五十架苏三十三型舰载战斗机。【武宜三:中共过去是苏共的儿子党,今天仍是俄罗斯的附庸;所谓崛起,只不过是在普京胯下崛起!】

强大的军事力量一方面对台独势力构成严重威慑,另一方面保护沿海地区主权、海上通道安全。【武宜三:黄海、东海海域被日朝韩割去一大块,南海的岛屿与海域已丧失殆尽,屁都不敢放一个,还“保卫主权”?】

今年二月美国防部向国会提出四年防务评估报告,特别提到俄罗斯、印度、中国主要的新兴大国,说它们正处在战略十字路口,它们的选择将决定二十一世纪国际安全环境的主要因素,并将影响美国及其盟国的未来战略地位和行动自由。这其中,中国最具有与美国进行军事竞争的潜力,五月二十三日发表二OO六年中国军秘报告,强调中国在军事现代化上取得速度快、规模大的进展。当前中国扩军方向是让解放军有能力在远超过台湾的太平洋地区采取军事行动。

刚下台的美国中情局长不久前在国会说,中国军事力量稳步提升,最终会使北京步到与美国同样的超级大国地位。有人说,这是美国故意鼓吹“中国威胁论”,其实鼓吹中国威胁论,可产生两种不同效果,一让中国邻国怕中国,向美国靠拢;一是邻国怕中国、不敢得罪而与中国友好,在中美间保持平衡;我猜想,亚洲大多数国家都会作后一种选择,鼓吹中国威胁论对美国来说,是个双面刃。

美国的“中国威胁论”虽然有渲染成份,但在美国人心目中,中国军事实力还是有一定分量的。【武宜三:痴人说梦!】

三,中国的软实力

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是所谓硬实力。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除硬实力外,还包括政治、外交、文化等各方面的所谓“软实力”。

“软实力”这个词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左逊‧布拉尔创造的。中国软实力提高的例子很多:前不久中国邀请非洲四十八个国家到北京参加“中非论坛”,其中四十二个国家代表团是由元首或政府首脑带队;香港陈冯富珍当选为WHO的总干事;二OO八年北京要举行奥运会;二OO七年上海举办世界博览会;到中国留学的外国学生去年达十四万人,比前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七;去年出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不到十二万人;去年去中国旅行的外国人一千七百万人;中国以外有一亿人在学普通话;中国从二OO四年六月到现在,已在五十几个国家建了一百二十所孔子学院,还要继续增加。

杰逊‧弗拉尔的《中国软实力的崛起》中,特别提到中国模式和美国模式的竞争。美国模式是西方民主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中国模式是权威政治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他承认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比较快,使得中国模式在不少发展中国家比美国模式更受欢迎。杰逊‧弗拉尔认为中国的软实力比美国差得多,但是美国如忽略中国在这方面的进步,则是愚蠢的。他提到不久前英国广播公司的民意调查中,有近半数的人认为中国的影响力是正面的,只有百分之三十八的人认为美国的影响力是正面的;对中国有正面看法的人增加了,而对美国有正面看法的人减少了。杰逊‧弗拉尔说,这是必须迫切需要处理的问题。

总之,中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都在迅速增长,中国的综合实力已发展到了可观的程度。今年一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了一个报告,题为《二OO六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报告测算:中国现在综合国力是世界第六位,已超过日本。头十名顺序为美国、英国、俄罗斯、法国、德国、中国、日本、加拿大、韩国、印度。

四,中印关系

中国过去是弱国无外交,现在连美国都承认中国是强国之一,再加中国对外采取正确的政策,所以中国外交办得越来越有声有色。

中国十分注意“睦邻友好”,同周边国家关系一般都不错。以最大的邻国俄罗斯和印度为例,过去关系一度很紧张,但现在关系都不错。【武宜三:目前中印两国的实际领土控制线是中国一直不承认的“麦克马洪线”。该线以南原属中国的领土有九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江苏省或三个台湾岛;再从印度手里拿回来的机会是微乎其微了。】

建国初期中印关系很好,一九五九年三月因边界问题打了一仗,两国关系陷入低谷。一九八八年拉‧甘地访华后出现转机,九十年代中印签订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维持边界实际接触线的和平与安宁,即维持边界现状,同时强调不因边界问题而影响其它方面改善关系。现在还在谈边界问题,已签订了解决边界问题的政治原则。要求双方本着互谅互让精神,对自己在边界问题上的主张作出富有意义的和双方都能接受的调整。但是,做到这点恐怕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边界问题虽然还没有解决,但温家宝去年十月份访印时说,中印要建立繁荣和平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印贸易在迅速发展,从二OOO年至二OO五年中印贸易额增长了百分之五百二十一,同时期美印贸易额只增长了百分之一百O三;今年六月,中印重开关闭了四十四年、中印在喜马拉雅山的唯一通道乃堆拉山口。当然印度对中国还存有戒心,乃堆拉山口虽然开放了,但印度仍施加种种限制;对中国在印度的投资,印度也不让步、也不欢迎。

希望这次胡锦涛访印能在对印投资上取得一些进展;印度几年来在经济、军事上发展很快,大有超越中国的雄心壮志;经济增长率在九十年代平均年增长百分之六,这一两年上升到百分之八左右,今年三月三十一日为止的印度二OO五财政年度经济增长率为百分之八点四。今年一到三月增加到百分之九点三,接近了中国的百分之十。【武宜三:只要社会安定,老百姓稍有一点经济自由,经济自然就会繁荣起来;今天的印度、越南如此,以往的满清末年、北洋军阀时代、中国抗日战争以前也是如此;只是今天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却变成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依据。】

军事上,印度已进行了核试验,并试制远程导弹,力图成为核大国;印度也是国际军火市场上的大购买国,二OO四年定购了五十七美元武器,超过沙特阿拉伯和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首要买主。

印度甚至于把载人航天和登月计划都提上了日程,现在国际上许多人在谈论中印的竞争;从各方面情况看,这种竞争导致战争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和平竞争,中国不但不怕,而且欢迎。因为这会逼着我们埋头苦干。

美国近来大力拉拢印度,去年印度总理辛格访问美国时,受到破格欢迎,总理可以得到晚宴招待,但胡锦涛以国家元首身份访美,只得到午宴招待。当时美国还在印度没有参加核不扩散条约的情况下,与印度草签了核合作条约,向印度提供了核技术。这是违反核不扩散条约和美国法律的。美国想在亚洲用印度来牵制中国,但辛格在协议草签之后说,我希望人们不要有这样的观点:我们同美国做的事是针对中国的。我们同伟大的邻国中国接触,同伟大的邻国建立起更多的经济联系。我们看到了印中关系的新希望。

今年三月布什访印,与印签订了正式核合作条约。并宣布印度为美国的战略伙伴,甚至说,美印新伙伴关系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但是,印高级官员说,印度既不是美国的敌人,也不是美国的盟友。印度是个主权意识很强的国家。

英国《泰晤士报》也说,印度官员渴望同北方那个大邻国保持友好关系。他们更愿淡化美印关系中的对华因素。

五,中俄关系

最近俄罗斯也想通过中国来拉印度,前不久来访中国的普京和胡锦涛在联合声明中说,双方支持加快建立中俄印三方合作机制,认为这更有助于发挥各国经济发展潜力,增强在国际社会新和谐、新挑战的能力。

普京后来在圣彼得堡召开中俄印三国首脑会议,讨论三国如何在国际上加强合作,我认为印度不会完全倒向任何一方,而是美俄英间保持某种平衡,认为这样做最符合印度的利益。

苏联时代,中苏关系一度非常紧张;苏联解体后,中俄关系逐步发展,两国领导人来往频烦,建立起战略伙伴关系,签订了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双方都认为中俄关系现在是处于最友好的时期,边界问题已完全解决;双边贸易发展很快,贸易额二OOO年在一百亿美元左右,二OO五年达三百亿美元上下,每年平均增加百分之三十,预计到二O一O年可能达到六百至八百亿美元。

中俄贸易中,中国买了军火和能源。美国压其它国家不卖军火给中国,但俄罗斯偏要卖,甚至宣布要卖战略轰炸机给中国;如果这事能实现,中国的核力量就从现在的两条腿变成将来的三条腿,除了陆机核导弹,还有空机核导弹;俄驻印大使还提出,由俄印中三国联合研制最新式的战斗机,此事能否落实还得看。

中俄在石油、天然气和电力方面加强合作,俄罗斯向东亚的输油管道已决定先修到黑龙江的边境,中俄能源合作大有可为的。

中俄关系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两国共同反对霸权主义;中俄因为都受美国的压迫而接近,去年六月胡锦涛访俄同普京签订了《关于二十一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主张世界各国不寻求对国际事务的垄断和主导权,不将国家划分为领导型与被领导型的,加强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作用。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说:俄中两国将用同一个声音对国际事务中的垄断行为说不;尽管未点名,但美国媒体对号入座,认为这话是针对美国说的;反对美国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反对由美国一家说了算,这是中俄政治合作的坚实基础。

俄罗斯过去几年经济发展比较快,二OOO年至二OO五年平均增长百分之六点八,主要依靠出口能源,现在GDP只复恢到一九九一年水平,但发展前景良好;俄罗斯有极为丰富的天然资源,俄罗斯资源总量占世界的百分之二十一,是世界首位,价值约三十万亿美元;而美国是十万亿美元;中国是五万亿美元;西欧二万五千亿美元。

俄罗斯经济上底子厚,军事上是超级核大国,尽管有些核弹头已逐渐老化;但美国《新闻周刊》去年十二月说,俄罗斯仍有五百枚有效核弹头,特别注意的是,俄罗斯正大力改善核弹头之运载工具,陆海空的导弹及其发射装置,二OO四年普京公开宣布,俄罗斯成功试验了一种新型的核导弹体系,是现在世界上其它国家所没有的,而且未来也造不出来。这种导弹可以在发射以后根据情况自主地变换运行的轨道,使对方无法跟踪与拦截。俄罗斯陆军本来就有自动变换运行轨道能力的导弹,它比美国陆军洲际导弹领先八年。

俄罗斯《独立报》说,普京所说的那种新导弹,更比美国领先十五年;美日联合研制的导弹防御系统拦截不了它。所以俄罗斯有恃无恐,当美国与伊朗关系十分紧张时,俄罗斯准备卖给伊朗十亿美元的防空导弹;当美国对巴基斯坦哈马斯政府实行经济制裁时,俄罗斯宣布给哈马斯提供经济援助;在美国人面前,俄罗斯的腰杆相当硬。我看在当前国际舞台上,交这样一个朋友是不错的。

六,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在小泉时代搞得很僵,中日首脑会议中断五年;安倍上台后就表示访问中国,打硬了日本新首相上任后先访美的惯例,把中国作为出国访问的第一站;他说,这是因为中国极为重要。

中国也表现弹性外交,不要安倍先保证不参拜靖国神社就同意他访华。胡锦涛说:安倍访华表示中日关系有了转机,希望成为改善两国关系的新起点。安倍说:他相信两国关系一定会雨过天青。

这一次中日北京会谈中,胡锦涛和温家宝敦促日本不再做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安倍表示,日本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留下种种伤痕,他对此深表反醒,日本今后坚持和平发展,不赞美美军国主义,也不美化甲级战犯。但他没有保证今后不参拜靖国神社,只说从发展两国关系的观点出发,今后将妥善地处理这一问题。

中日《联合公报》说,双方将正视历史,放眼未来,妥善处理影响两国关系的问题。让政治和经济车轮都强力运转,把中日关系推向新的层次,努力构筑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

胡锦涛与安倍在河内又谈了一次,双方都未提到靖国神社;安倍邀胡访日,胡亦同意,大约在明春成行。靖国神社问题虽未彻底解决,但相信安倍会妥善处理。因为国内外都对他施加压力:日本主流舆论越来越反对参拜靖国神社,日本五家大报中四家反对参拜,其中日售量一千万份的《读卖新闻》原来是支持参拜的。民众和议员的大部份反对参拜,五月底富士电视台民意调查,反对参拜的占百分之五十一点六,赞成参拜的占百分之二十九点五。六月二十五日《每日新闻》公布,国会议员中反对参拜的有百分之五十五,赞成的只有百分之二十六。

国际上,美国也出现了反对参拜靖国神社的声音,今年六月小泉访美时想到两院发表演讲,但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海德要求小泉保证任内不参拜靖国神社,结果小泉到两院演讲的愿望未能实现。海德当年在菲律宾参加过美日海战。

九月二十四日,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专门就日本与邻国关系问题召开座谈会,资深民主党议员郎托斯说,向战犯致敬是道德败坏的行为,同日本的大国身份不相称,这种行为必须终止。郎托斯在二战期间被关进纳粹集中营,他说,参拜供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等于向德国的纳粹分子的墓地献花。

美国政府也对日本做工作,白宫发言人公开表示,希望安倍改善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赖斯乐观地说,在安倍领导下的日本可能开始走向中国。

日本有舆论说,小泉刻意美化侵略者是他所犯的最大错误之一,安倍必须大胆地与过去失败的政策决裂,修复中日关系,首先应宣布不继续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这种挑嚣性的做法。

七,中美关系

中国特别注意改善同美国关系,常说对美关系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在于美国对中国搞两手,一手是防范,一手是合作。

中国威胁论是防范一手的理论根据,美国认为中国的迅猛发展是对美国霸业的严重挑战;不少美国人认为,中国是和平崛起呢还是象许多新兴大国那样,在崛起以后用战争来重新瓜分世界?他们认为这个问题还要看,还要对中国的非和平崛起有所戒备;所以要人民币升值来削弱国际竞争力,防止美国尖端武器、尖端技术流入中国,不让别的国家向中国出售军火,阻挠台湾回归中国,如此等等。

美国在头等重要的外交问题上即防止核扩散方面,如在朝鲜核问题和伊朗核问题上,希望中国能帮它的忙;一段时期来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就是向合作这一面有所倾斜。

去年九月十一日,美国国务院第二把手、副国务卿佐列克发表题为《中国何去何从?—-从成员到责任》的讲话,指中国不是中美建交时的中国,因此美国对华政策应该超越引导中国加入国际社会的融入阶段,变为鼓励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利益有关方”,美国希望中国能够和美国以及国际社会一道解决新世纪的各种挑战;在许多国际问题上美国除了同中国合作,没有更好的选择;佐列克还说,中国并不认为自己要跟资本主义展开殊死搏斗,并不认为它的未来取决于推翻国际体系根本秩序,恰恰相反,中国断定它的成就取决于是否跟现代社会建立密切的联系;当然佐列克也没有完全放弃对华外交的另一手:防范。他也提到对中国必须有戒备,他说,许多国家都希望中国选择和平崛起,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在这问题上用自己的将来做赌注。

今年四月份胡锦涛访美,他和布什都把彼此定位为负责任的利益有关方,都强调两国在很多方面有共同的战略利益;布什甚至说,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关键伙伴;五月十日左列克在国会阐明美国对华政策时说,中国和美国是今天世界上的两个主要强国,说美中关系是美国在目前及可预见的将来的一项肯要工作。如何对付日益扩大的中国影响,是二十一世纪美国外交面临的中心课题之一。前不久美国培士敦大学教授托马斯‧科金逊(美国务院远东事务副助理国务卿、是薛教授在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个中国通,他认为中国并不是已经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有关方,美国只是希望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有关方;在人权、宗教自由、贸易不平衡、知识产权、军事透明度,中国还不是负责任的;但他认为从发展前途看,中国很有可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有关方。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是一方面在最大层面上扩大共同利益与相互合作;另一方面,保持强大的戒备能力以防止中国最终偏离同美国利益相反的路线。过去二十五年中,两国之间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在不断扩大,还将不断扩大。

最近,美国举行中期选举,民主党取得重大胜利,在国会两院都成了多数党;相对而言,民主党在国内更注重于中小企业和劳工的利益,有浓厚的保护主义色彩,在国外更强调民主、自由、人权,有很强的意识型态取向。美国中期选举以后,国内外纷纷在议论新国会的产生对中美关系会有什么影响?特别是新任的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对中国长期存在很大偏见,台湾方面曾对南希‧佩洛西任议长表示特别祝贺,寄于希望;我估计在新国会的影响下,美国今后一段时期可能在贸易平衡、人民币升值、民主、人权等问题上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国会里关于中国的提案和听证会会更多一些,但布什政府对中国既戒备又合作并逐步向合作倾斜的总方针不会有根本改变,因为这方针已基本上成为两党的共识。这次中期选举几乎没有接触到中国问题,还应考虑到根据美国宪法,外交权主要属总统,如果国会通过过分反华的议案,布什可以否决,虽然民主党不论在两院都有三分之二的多数,可以推翻总统的否决。

布什刚上台时,把中美关系定位为战略竞争关系;几年以后,就把中美关系定位为“负责任的利益有关方”;这次WHO总干事选举中,美国投了陈太一票,也是对中国的善意表示。我想南希‧佩洛西很可能会使台湾失望的。马斯‧科金逊将来掌权以后,面对中美关系的现实,也可能有所改变。

八,中朝与中台关系

台湾问题本是国内问题,但由于美国插手变成了国际问题。中国失去过武力解放台湾的机会、也失去过由谈判而和平统一台湾的机会。现据美国、俄罗斯公布的档案,朝鲜战争不是美国纵容南朝鲜打起来的,而是毛泽东、斯大林支持金日成打起来的。一九四九年,美国杜鲁门政府已经决定抛弃蒋介石,当时国务院给所有使领馆的训令是“准备中共在一九五O年拿下台湾”。但是,一九五O年初杜鲁门和艾奇逊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把南朝鲜和台湾划出了美国东亚共同防御圈之后,金日成以为南进机会来了。金日成到苏联见斯大林,在金日成请求下,斯同意金日成南下,但是他对金说:“你必须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因为你如果失败了,我不会动一个手指头来说明你,你必须求救于毛泽东。”金日成到北京向毛泽东通报他莫斯科之行时,毛不相信金的说法,向苏驻华大使求证;第二天,苏驻华大使通知毛,斯大林确是这么说。毛觉得中国过去得朝鲜帮助不少,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有不少朝鲜人,中共也有国际主义义务,帮助朝鲜统一。更大错误是,毛也估计美不会干预。金日成在毛支持下发动了朝鲜战争,没想到战争的第二天,杜鲁门就派兵到南朝鲜、派第七舰队到台湾海峡,结果失去了解放台湾的机会。

国民党副主席关中说:“感谢朝鲜战争,不然我们早被你们吞下去了。”后来毛泽东说:“斯大林支持金日成是百分之百的错误。”但毛不说自己也犯了错误。

战争打起来了,美国打过了三八线,中国开始“抗美援朝”,一下子把美国向南赶,拿下汉城。这时候联合国的许多会员国恐慌了,要求同中国妥协,加拿大外长一九五一年一月在联合国大会上提了一个方案,立即安排朝鲜停火,双方的外国军队分期撤出,停火后召开五大国会议解决远东问题,台湾问题和中国联合国席位问题。当时汉城在中国手里,停火谈台湾问题和中国联合国席位问题,对中国极为有利,美国本来是反对这个提案,但盟国压力太大;美国同时又看准中国不会同意,所以美国决定做好人,投了赞成票。不出美国所料,毛泽东不同意停火。毛泽东坚持用武力统一朝鲜,反而让李奇维把中国军队赶回三八线以北。中国失去了一个在谈判桌上取胜的好机会。

一九五四年朝鲜停火后,杜勒斯提出台湾地位未决论,主张搞两个中国,受到两岸同声反对。基于两岸在“一个中国”问题上有共识,中共对台政策由单纯的武力解放转变为武力解放与和平统一相结合,这是一个大的转变。

一九五五年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会议上宣布:中国人民解决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方式,即战争的方式与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采取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一九五六年毛表示,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照旧,台湾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和中国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务来破坏,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他们,谈好了可以订个协议公布。

这一年,章士钊带了中共中央给蒋介石的信到香港,中共建议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提出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两岸统一的四条具体办法,一、除外交由中央统一管理外,台湾的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由蒋介石管理;二、如果台湾建设资金不够,中央可以拨款补助;三、台湾政治改革从缓,在条件成熟后再说,要尊重蒋介石的意见,并且与台湾各界人士代表榷商;四、国共双方不做破坏对方的事情。

章士钊把信交《香港时报》的许孝炎,蒋介石看了几遍,无任何表示;过了一年即一九五七年,蒋介石突然告诉许孝炎,说他决定派人去北平看看,实际了解一下中共的真实意图;蒋派宋希濓哥哥宋宜山去北京,在周恩来安排下宋与中共统战部长利瓦伊汉举行了会谈,利瓦伊汉提了四个条件:一、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二、台湾作为中央政府统辖下的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三、台湾地区政权归蒋介石领导,中国不派人参加,台湾可派人参加中央政权的领导;四、美军撤离台湾。不久,大陆反右派运动开始,蒋介石一看不对头,不谈了。又失去了一个机会。

一九六五年,蒋经国告诉曹聚仁:说蒋介石希望同中国谈判,他们三人在日月潭讨论了几次,蒋介石提出六个条件:一、蒋介石携带旧部回大陆,可避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省区,蒋介石仍担任国民党总裁,以卢山为蒋介石专用办公与居住地点;二、蒋经国任台湾省长,台湾除外交、军事外,一切事务由台湾政府全权处理,二十年为期,期满再行协商;三、台湾不接受美国军事、经济援助,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按美援数目照拨补助;四、台湾海空军人员并入北京编制,陆军缩编为四个师,一个师驻金门、厦门地区,三个师驻台湾;五、厦门、金门合并为一个自治市,市长由驻军首长担任;六、台湾现任文武百官之官阶、待遇不变,保证人民生活只能提高不能降低。

正当曹聚仁把北京的响应报告蒋介石之后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蒋介石一看又不对了,又不谈了。又失去了一个机会。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失去几次机会,都与毛泽东错误有关。文革后,中国多次找台湾谈和平统一、谈“一国两制”,但台湾的形势已经起作变化了;二蒋先后去世,李登辉和陈水扁一步步走向“两个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于去年三月通过了《反分裂法》,明文规定如果台独分子分裂中国成为事实或者和平统一的可能完全丧失,国家则采取非和平方式或其它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分裂法》粉碎了台独分子的台独无害论,使台湾各界正视台海危机;台湾立法院中占多数的在野党,纷纷派人到大陆推动两岸和解。美国也怕陈水扁搞过了头,也让台湾派人去中国谈。去年连战、宋楚瑜、郁慕明访问了大陆;宋楚瑜同胡锦涛达的六大共识中,第三点的“只要台湾没有朝向台独发展的可能性,才能有效地避免台海的军事冲突”非常重要,实际上同意了连宋提出的“不独不打”:台湾不独,中国不打。

去年九月,胡锦涛参加联合国六十周年庆典与布什会晤时,也达成了这个谅解,这是中国对台政策的大调整。中美有了一个共同点:反台独。今年五月四日,美国副国务卿佐列在国会明确的说:“我们维持一个中国的政策,我们希望支持台湾,但不鼓励寻求台湾独立的人;我清楚的说,独立就是战争。”当时有个女议员用国家来称呼台湾,佐列立即予以纠正说:台湾只是个经济体。

五月十一日,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杨苏力公开说,我们政策一直反对台湾独立的,这是美官方第一次不说“不支持台独”,而说“反对台独”。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同样有另外一手,十月底,美国对华政策除了一个中国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之外,还有一个《对台湾关系法》;我们要帮助台湾自卫,杨苏力在台湾买美国武器问题上还向台湾施加压力。

现在台湾乱得“一塌糊涂”,即使陈水扁下台、吕秀莲上去,吕秀莲搞台独一定比陈水扁更起劲,二OO八年大选,马英九能否出来竞选,也是问题了。马英九就是选上了,我估计台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不会回归中国;他们还是要维持现状,维持一中一台局面。

九,统一台湾的条件

什么时候可以统一台湾呢?我想要有两个条件,一是中国经济壮大到对台湾人民有更大吸引力,台湾经济离开大陆就不行的时候,二OO五年台湾出口有百分之三十六到中国,贸易顺差是五百亿美元。台湾对外投资,大陆所占比例从二OOO年之百分之三十四增长到二OO五年的百分之七十一。据台湾陆委会估计,台湾在中国的投资达一千五百亿美元。中国就是要用越来越大的经济力把台湾越来越紧密地吸住。二是军事上要有极大的威慑力的武器,让美国、日本望而却步,因为台湾不可能单独对付中国日益增强的军事压力。这时候,和平统一就来了,台湾就要同中国谈判了。我常说,只有有战而胜之的本钱,才能做到不战而胜。总之,要通过谈判解决台湾问题,只能靠我们掌握越来越大的实力。

十,回答听众问题

毛泽东在解放以后犯了一连串错误,过大于功。我觉得后人会吸取他的错误的教训。我当过右派,因为我提个口号,“民主多些,特权少些”,结果喂了二十二年猪,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九年,一生中最好的时光糟蹋了。【武宜三:被中共称为英明、伟大的毛泽东尚且“犯了一连串错误,过大于功”。那么近亲繁殖、私相授受的胡锦岂不是要犯更多的错误吗?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无论毛邓、也无论江胡,都是民族的败类,国家的罪人。中共只有顺应历史潮流,走宪政道路,还政于民,才能赎罪衍之万一,否则必遭天谴,为亿万人民所唾弃!】

我们跟美国、俄罗斯都打不起来,因为人家比我们强多了,美国都怕俄罗斯,我们还会跟俄罗斯打吗?要打就是跟台湾打。不是远攻而是近攻,导弹就是为了给台湾施加压力。军事目标,首先是在台湾。但是也要有远程导弹,也要对美国有威慑力。

在领土上中国做过很多让步,建国以后,别国的不平等条约都废除了,但对俄罗斯的不平等条约我们承认了,当年苏联是老大哥,“算了,给你了”。中俄边界问题是苏联时代的斯大林超过了不平等条约的范围,多占了的地方中国想要回来。跟处理香港问题不一样,俄罗斯占的地方就算了。一九五四年,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到北京参加“建国”五周年大庆,布尔加宁曾提出把蒙古归还中国,但赫鲁晓夫没同意。我觉得蒙古返回来也不要,包袱呀;那大的地方,那么穷。从东西德统一看,西德受东德拖累很大。金大中两次邀请我去韩国,他就反对用两德统一的办法统一朝鲜,韩国背不起朝鲜这个包袱。

【武宜三:薛教授不经意地把中共统治集团历来的卖国大计和盘托出来了。外交乃内政之延伸;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的外交总是为其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服务。反美、反日是为转移人民视线,投靠俄罗斯是为恐吓人民;只要能把掠夺人民、屠杀人民的事业进行到底,主权、领土、正义、民主、荣耻都可以当破烂扔掉。“中国人杀中国人”的宏图伟业未竟,故“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祖传老谱还要唱下去,这就是老外交官透露出来的北京当局决策思维。】

首发民主中国

朱健国:大陆人评台北为“中国先锋城市”的寓意

 

(台北市於民国五十六年七月一日升格为院辖市,划分有十个行政区;五十七年并市郊之六乡镇成为十六个行政区;至七十九年行政区域调整,划为十二个行政区,全市面积约二七二平方公里,人口约有二百六十万人。台北市政府位於信义计画区内,下辖二十几个局处,尚有捷运工程局、翡翠水库管理局、自来水事业处等直属机关,及台北大众捷运、台北银行二家股份有限公司。)


从101观景台上眺望的台北市府大楼

半个世纪以来被大陆视为“敌营”“匪都”的台北市,近日却被大陆民间评为“中国先锋城市”第二——《南方都市报》2006年12月24日的头版第一要目消息:昨日,本报主办的城市论坛评出中国十大先锋城市——十大先锋城市排行榜:1、北京,2、台北,3、上海,4、香港,5、深圳,6、广州,7、大理,8、澳门,9、苏州,10、南京。……

大陆近些年主办过许多“中国十大城市”评选活动,但在2006年前,从未将台北列为“候选人”,如,“中国十大城市”,当选者是北京、上海、武汉、成都、重庆、广州、杭州、苏州、郑州、天津; “全国十大文明城市”,更是没有台北的影子。然而从2006年8月起,“中国十大时尚城市”评选中开始出现台北:第一名香港,第二名台北,第三名上海,第四名广州,第五名北京,第六名深圳,第七名杭州,第八名大连,第九名成都,第十名长沙。此次台北更是当选“中国先锋城市”第二——“先锋”是一个城市文化政治经济全面素质的综合先进表现,台北当选“中国先锋城市”第二,意味着中国各大城市欲向台北全面学习,以台北为未来发展的方向和榜样。

也许有人会说,此次当选“中国先锋城市”第一名者,是北京,似乎说中国人心中的第一榜样,还“北京模式”在先啊。但消息灵通人士透露:此次评北京为“中国先锋城市”第一名,只是一种“暗渡陈仓”的策略而已,否则,直接公布台北为第一“中国先锋城市”,太敏感了,官方很可能会否定和禁止此次评选结果。这从北京、台北的评选词之虚实可窥底蕴——北京当选理由:“海淀区顶尖大学聚集,全国最大的梦工厂”;台北当选理由:“台北,离我们很远,又离先锋很近的城市”。品味这两个评语,显然前者虚,后者实:“顶尖大学聚集”虽然可称“梦工厂”,但“梦”既可能是先锋之梦,亦可能是守旧之梦,而且往往成为“南柯一梦”,离现实远着呢;而“离先锋很近的城市”台北,却并非“梦里先锋”或“先锋梦”,而是有实实在在的先锋现实。

台北“先锋”的内涵何在?主旨显然并非在台北的衣食住行时髦,而是台北的民主文化制度离世界先进制度的距离近于中国任何一个城市。昔日大陆人被官方喉舌蒙蔽,以为“台湾人皆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年国民党主席频频到大陆访问演讲,又从电视中看到台湾两党民主选举实况之后,大陆人才知道,今日台湾已真正开放党禁、开放报禁,真正实现了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信仰自由和民主选举。较之北京年年“两会”(人大会、政协会)的“一党定音”的虚假民主,较之大陆的各民主党派实为中共包养的“二奶”、“花瓶”,一切只能“等因奉旨”而行,毫无独立意见发表之可能,台湾首善之区台北真是太先锋了!谁不愿今天的台北,就是明天的大陆?!

一百年来,中国的先锋城市多在边远地区,1910年代的中国先锋城市是推翻清朝专制的民主运动策源地广州,1940年代中国先锋城市可算延安,彼时的延安高举反蒋专制大旗,是提倡多党制、联合政府、人民民主的大本营(可惜后来中共“一阔脸就变”),自1990年以来,台北则成为了中国民主制度的试验田,具有了百年来中国最成熟最真实最完善的现代多党民主制和市场经济制度。今日台北,堪称中国民主法治的“希望的田野”。

为了避讳,此次城市论坛的全称是“城市文化的先锋走向——‘先锋•城市论坛’”,该活动于2006年12月22日开始在深圳红树西岸上善生活馆举行,评委虽为李银河、张颐武、朱大可、许子东、梁文道、孙振华、南方朔等十名大陆香港知名文化专家,但意见却是事前充分征询了全国许多城市人意见的民意。尤其是论坛将“城市先锋”的时间范围定义在未来三十年内——“2030年国内哪个城市更有可能成为先锋城市进行探讨”,更是耐人寻味。许多人感叹,幸亏当年有个台湾没有被毛泽东打下来,否则,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先进制度都将失去最后的堡垒和滩头阵地,今日中国到哪里找个“并非王土”的民主试验田?诺大中国,总须先有个民主训练基地培训人才试验摸索,才有利于有序地全面推进民主共生制度。

今日大陆人盛誉台北,大陆人热评台北为“中国先锋城市”,实为痛定思痛后的“一言兴邦”的明智之举。

2006年 12 月 24日于深圳“早叫庐”

首发议报第282期

昝爱宗:语言即思想:“喝血社会”及“与府谋币”

 

邓小平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儿子

邓小平说话直白,老百姓听着似乎明白,却不大真明白,比如他的语录“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老百姓未必明白他到底是哪一个中国人民的儿子。北京大学贺卫方先生倒是比老百姓明白,他说:邓小平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儿子。

依我看,我没有贺教授的姿态高,因为我不敢当邓小平这个中国儿子的爸爸,我倒愿意通过他的那句“领导就是服务”解读:邓小平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民的公仆,或者仆人。只是他说到,未必能做到,甚至他的后人、接班人也未必能够做到。

不能枪指挥党,要“党指挥枪”

有什么样的仆人就有什么样的主人,所以在中国,仆人就是领袖,如毛泽东的接班人邓小平,就是现政权高举的杰出领导人,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但是,对于中国的主人来说,倒是错位:主人随时对仆人言听计从,仆人有什么号令,主人都要认真学习,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因为毛泽东说了“枪杆子里出政权”,而且不能枪指挥党,要“党指挥枪”,所以邓小平当了军委主席,就可以越过总书记而号令天下了,总书记可以随时撤换,军委主席只有他一个是“不倒翁”。

和谐社会咋成了“喝血社会”

前几天,一些退休老工人(少说有上千人)来到一个城市的市委、市政府门口要分享市场经济建设的胜利成果,因为中央提出和谐社会、利益分享,只是他们的退休金还没有着落,政府的某些承诺没有充分兑现。他们就要找领导,要说法,要求清查贪官污吏,有些表现踊跃的屡被打击,还有被关押,本地的报纸没有报道,电视也没有,网络上也没有,仿佛天下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这样的和谐社会,有人在网络上戏称是“喝血社会”。

“与府谋币” 远比“与虎谋皮”艰难

于是,有退休工人说,这些堵市委市政府大门的众多退休工人是“与府谋币”,远比“与虎谋皮”也艰难得多啊。古代有“苛政猛于虎”,今天有“与府谋币”,有望进入下一个世纪的《现代汉语辞典》吧。

希望“你们自己遵守你们自己制定的法律”

前几天在华盛顿特区,拜见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柯庆生教授,他是主管对亚洲几个国家人权事务进行表示关注的官员,听了大陆来访的李劲松、李建强、李苏滨律师和我的自我介绍后说,美国公务员多次对大陆的外交部提出过若干人权事件,比如对于高智晟、陈光诚案的关注,可中国大陆外交部只是说“谢谢”后就没有下文了,柯教授认为他们不是干涉中国的内政,只是希望“你们中国的一些地方政府自己遵守你们自己制定的法律”。至于普世价值,中国只是强调坚持“中国特色”,意味着许多普世价值的原则在中国并不通行。

宋祖英不是“YOU”,芙蓉姐姐才是“YOU”

2006年12月17日一项“中国和乐家庭日”活动中,官方的全国妇联等有关部门发布了“2006年影响生活方式的十位女性”:宋祖英(江泽民时代推崇的向党歌功颂德型政治演员)等。

这些名女人都是可以公开说话的人,可她们又对我们这个现实社会说了多少真话呢?我知道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有“八荣八耻”理论,但我认为这“八八战略”之后最好再加入这么一句:“以说真话为荣,以说假话为耻”,成为“九荣九耻”。

同一天,我们觉得这个时代很悲哀,但看了《时代》周刊的2006“年度人物”:YOU——你,我们的网民,又觉得这个时代不那么悲哀,幸好还有网络,还有追求自由、想做就做的芙蓉姐姐,还有真话。

2006年的年度人物是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尤其是50岁以下的人。《时代》周刊对此解释说,社会正从机构向个人过渡,个人正在成为“新数字时代民主社会”的公民。2006年的年度人物将是互联网上内容的所有使用者和创造者:“如果你选择一个个人为年度人物,你必须得给出他是如何影响数百万人生活的理由。但是如果你选择数百万人为年度人物,你就用不着给出理由了。”

语言即照耀在黑暗中的光,即思想

语言即思想,无论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有多少书被禁,多少记者被关押和打击,多少家书店被关门,多少个嘴巴被暴力封锁,所万幸的是人们还有良心,还有自由的心灵,她不可战胜,她为真理得自由而服务。“所有这一切都具有充分的真实性,正如它们公开发生时那样;在其中没有任何秘密或神秘性可言。但它依然绝非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可见的,更不用说能被轻易察觉了。这是因为,直到灾难降临到每件事和每个人头上的那一刻之前,它都被遮蔽着,不是被现实遮蔽,而是被所有官方的高调言辞和空话所遮蔽,这些人不断地、换着花样地将令人担忧的事实巧辩过去,并以之证明他们的考虑。当我们思考这些黑暗时代,思考在其中生活和活动的人们时,我们必须将这种伪装也纳入到思考范围之内。这种伪装从体制而来,并被它重重包裹。”(见汉娜•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序言)

越是被关在黑暗时代的人,对言论自由所做的抗争就越强烈。一个读者朋友这样述说:“我本是一个对政治不太关心的人,目前还在为生计忙碌,为考研而做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是一个胆怯的人,因为我不想让家人失去我,我还有在穷苦中挣扎的父母兄妹。他们需要我这个有点出息的亲人。中国历史充满着灾难,就在解放后,我外公的几个兄弟的几十口人因为3年‘人为’灾害而全部饿死。外公因为在村里当会计,靠从乡里分来的潲水把一家人从死亡里拉出来。回忆这段历史我止不住泪水,我的大侄女因为父母都出去打工无人看管12岁淹死在河里。中国在进步,可制度进步得慢,很多事情是可以管好的,现在变的没人管或者管不了。我关注亲人的命运,也关注所有弱者的命运。我希望中国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能够通过制度的建立,每一个声音都能得到表达,避免对生命对自由的蔑视与践踏的再次发生,避免流血与牺牲,避免王朝循环带来的一次又一次的重建与毁灭。”

首发议报第282期

顾彬续论"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论":解铃还须系铃人

“我还是相信人的。”

“关心我的中国朋友都告诫我,不要再和媒体见面了,当心成为被人利用的工具,这对我没有好处,对中国也没有好处。但我,还是相信人。” 灰白头发的老先生操着一口流利的中文,为我们打开书柜连天的办公室的门。一段时期以来,德国汉学家顾彬俨然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论”的肇事者。”解铃还须系铃人”——他还是愿意坐下来和我们谈谈。

德国之声:大约三周前,您在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发表了一些批评中国当代文学的言论,引起了中国媒体及文学界的强烈反响。对于这样的一种反应,您是否感到惊讶?

顾彬:是的,我非常惊讶。因为我在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提出来的问题基本上没有什么新的内容。我还记得2004年,大概是五六月份,我在上海和中国人一起开了一个座谈会,专门谈”21世纪的中国文学状况”。今年3月31号我在人民大学也做过同样的报告。我的对象都是中国人,不包括什么外国人,但是无论我说什么,没有什么人注意到我提出来的问题。那个时候给我的感觉是,他们都同意我的看法和立场。另外上次在上海做的那个报告,去年已经在德国用英文发表了。现在《Shanghai Daily》要发表这篇文章的一部分。他们会选哪一部分我不清楚。原来《读书》也要发表,但不知道为什么老拖,可能里面有一些所谓的敏感的地方。我知道在中国不能提两个人的名字:高行健,黄贝岭。他们原先都是我的好朋友,但是如果一个朋友犯了错误,我也会公开地说。我也许是汉学界唯一的人,老公开批判高行健和黄贝岭。很多外国汉学家为此不太高兴,要求我保持沉默。

德国之声:我们所收到的大多数读者来信都表示认同您的观点。国内一家门户网站的调查结果显示,有超过85%的网民投了赞同票。就您收到的反馈来看,也是支持者占多数吗?

顾彬:是的,但是我也觉得有些可怕。因为Max Weber说过,一个真正的学者应该失去他自己,所以他的观点和立场应该是少数人能够接受的。如果现在有这么多的人都赞成我的提法,我要反问我自己,你真的是一个学者吗?另外,不少中国作家在听到报社报道的消息后也有些不高兴,开始评判我,这也是正确的,我不会因此而报一些不友好的态度。我们应该互相沟通。如果我的记忆是对的,我肯定没有说过”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但是我说过”棉棉、卫慧等人的东西是垃圾”。但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到现在还要把我和这句话联系起来?也许他们是想把我当成一个传声筒。到今年三四月份,中国大陆不少学者——非常重要的学者,都说过这类的话。

德国之声:为什么说棉棉、卫慧等人的作品是垃圾,您有没有完整地阅读过一本她们的作品?

顾彬:我很早就注意到她们。现在我培养的一批翻译家,为了赚钱,专门翻译一批庸俗的、通俗的作品。棉棉她们这一代非常聪明,她们在欧洲出书以前,专门跑到美国去找什么经理,经理从她们那里买好了版权之后,再卖给德国。之前,她们的书会先行在美国上市。德国出版社会也会同意在德国为她们出书。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灾难,因为我的学生都在翻译一些从我这里来看水平低下的中国作品。由于他们的德语非常地好,所以德文版的棉棉、卫慧、虹影要比中文版的好看得多。如果他们把她们原本非常破的中文照样翻成非常破的德文,那么出版社就会拒绝接收,翻译家也根本无法在德国过日子。

德国之声:可是卫慧、棉棉的作品在中国也一度非常火爆,如果她们的中文很破,文字不好,为什么也能在中国有市场呢?

顾彬:市场不一定要求一个作家的语言水平很高。这不光是一个中国的问题,这同样也是一个世界的问题。出版社基本上是从内容的角度来审视文学作品。如果内容有意思,他们会说”好”;如果内容没意思,但是语言美得不得了,他们会说”不发表”。我不否认棉棉、卫慧写到了一些别人没有写过的东西,我也不否认她们的作品有一部分有可读性,但是她们的基础不对。一个作家的基础是语言,这和一个足球运动员要掌握脚下的球一个样。

德国之声:那么,相对于”垃圾”作品来说,一本”精品”或者”好”的文学作品应该由谁来评判?由市场、读者还是文学泰斗、业界权威?标准是什么?

顾彬:你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自己也在这个方面非常困惑。怎么回答,我也并不太清楚。我们的标准是什么?有关中国20世纪的文学,我的标准还是1949年以前的思想水平和语言水平。如果一个读者不同意我的话,他可能也有他的道理。因为我知道我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还要求一位作家的语言水平应该是非常高的。如果对比49年以前的中国文学和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那么后者基本无法媲美。茅盾早期的文学创作、丁玲42年前后在延安写的东西、鲁迅20年代的作品,沈从文三、四十年代的文字到现在都没有什么作家可以超越。但是有一个例外。特别是八十年代前后,一批诗人可以说是完成了中国现代诗的使命。不光是北岛,还有很多其他的八九十年代以后的诗人,如翟永明、西川等,他们代表了世界上第一流的水平。现在不光是我一个人,汉学界的人、搞文学的人、德国的文人和作家们都承认这一点。所以我当时不可能说过”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

德国之声:那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中国当代文学单单是诗歌这一小部分有所建树,而小说、散文等都比不上49年以前的水平?

顾彬:孔子说过:”君子固穷;小人斯滥矣。”也就是说,君子虽然穷困,但还是坚持着。诗人,无论是在中国、德国还是美国,都知道写诗赚不了什么钱,但还是应该追求自己的理想。中国诗人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情况特别不好,但还是拼命地写,发表他们的诗歌。所以,诗人不一定考虑到钱的问题,但是小说家的意识不一样,他们会在写作的时候有所谋求。所以,为什么92年以后,这么多的小说家下海,包括张贤亮等人,但基本上没有诗人。因为诗人知道,他们的生活是会有困难的,而小说家基本上不会选择这样一种贫穷的生活方式。

德国之声:前不久,中国媒体发布了一个”中国作家富豪榜”,其中,余秋雨以1400万人民币的资产高踞榜首。这样的一笔个人财富对于作家来说是算高还是恰如其分?

顾彬:在中国当然算高,在德国也算不错。余秋雨对我来说是一个矛盾的作家。他会写,他会提问,但是他缺少勇气,最后不敢面对他所提出来的问题。我觉得非常奇怪,为什么他现在好像是中国作家当中最会赚钱的。因为不少中国人告诉我,”根本不喜欢看他的散文,因为这个人太油。”他太油?我不知道。是他们这么说的,不是我说的。我们在波恩也发表过他的散文,当我修改德文,翻看原文的时候,发现他真的很会写,但最后总不忘加上一个金黄的尾巴。这个我不喜欢。

德国之声:作家本身也是一种职业,难道不应该以此来谋生,以此来赚钱吗?为什么世界各地,比如德国就有很多不错的小说家都能生活得富裕而安定?而中国小说一走上市场,质量就下降了呢?

顾彬:你提出了一个太复杂的问题。如果我记得对的话,在德国也不是所有的小说家都能好好过日子。我也是作家,我也是本州南方作协的主席。我们这个协会大约70位作家中大部分都是小说家,他们不能够依赖写小说过日子(笑)。我也写小说。我发现卖我的小说比卖我的诗歌还困难。但是我认识一些比较成功的作家,他们告诉我,一个月赚5000欧元没有问题。这在德国还算不错。虽然他们靠写小说、散文、评论养家糊口,但是他们的质量不会跟着市场走。所以这一点可能跟中国不太一样。中国现在有一批非常有名的作家,他们知道怎么写,知道市场会接受什么,所以我在看他们作品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一种模式。如果离开这个模式,他们就不会这样成功。

德国之声:您还批评说,中国作家的胆子特别小,能不能具体解释一下这样说的原因?

顾彬:我应该承认,这个问题我是面对德国媒体来提的。所以我现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会碰到一些困难。上一次,我还记得那个记者问我是不是因为政治原因,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我那个时候没有回答。因为特别是外国记者,他们太想把文学、艺术和政治结合起来。我自己觉得,政治和文学应该是分开的,应该是两回事儿。二战以后,德国一些作家敢于公开批评政府——包括总理、总统在内,包括资本家、工厂代表、业界权威等等,到现在依然如此。虽然我不一定同意他们的观点和立场,但是承认他们的勇气。比方说海因里希·伯尔、君特·格拉斯,我并不喜欢他们的作品,但是对我来说,他们是伟大的道德家,我们需要这样的一批人。德国有过可怕的过去——30年代、40年代的过去,我们的父母敢于面对他们的过去吗?到了68年,他们好像已经忘了纳粹时代。如果那个时候没有那些勇敢的作家,我们德国政府现在可能和日本政府一样,把过去忘得一干二净。林语堂在20年代曾经说过一句话,到现在都很有借鉴意义,他说:”这么多中国学者,他们有话想说,这么多中国文人,他们有话想说,他们都不敢说。”这句话,我觉得直到今天依然有时效性。

德国之声:您刚才说文学和政治是两回事儿,可是文学和政治分得了家吗?

顾彬:我同意,是很有困难的。我主张作家要有他独立的声音,他应该公开地为老百姓说话,他基本上没办法避开政治。所以我的那个说法是矛盾的。我同意。但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目前也不知道。

德国之声:所谓中国作家对外国作品”理解很差”是从何谈起?中德之间的书籍交流不是一直都处于逆差状况吗?甚至文学界有批评说,青年作家对于欧美文学的顶膜礼拜远远多于他们对于古典文学的借鉴。

顾彬:翻译的问题我觉得有点不公平。我知道德文是复杂的,中文也是复杂的,但为什么现在有成千上万个德国人在学中文,折磨自己,基本上都学得不错。中国也肯定有不少中国人在拼命地学德文,但是在翻译方面,中国人认为他们把我们所有的重要作品早就翻成了中文,这其实是不对的。如果一个德国人想要了解49年以后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他到处都能看到一本。有些中国当代诗人包括杨炼、顾城、北岛等在内,在德国会有5到7本诗集。八十年代末,德国也有世界一流的诗人,但是在中国却找不到一本关于他的中文译本。当然,我同意,中国学者把我们的一些非文学作品也翻成了中文,所以在书籍总数上,介绍到中国去的德文书可能要更多一些。至于中国青年作家不爱看古典文学,这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我在20岁的时候也只看当代文学作品。这可能是一个年龄的问题。也许等他们老了,就会发现古典文学的美妙。

德国之声:中国作家的外语水平很差吗?用中文写作和掌握外语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顾彬:我在人民大学做报告的时候,曾经谈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应该谈半个到一个小时左右。我也写过不少这个方面的东西。到现在为止,如果我记得不错,只有两位中国作家真正掌握了外语。(我说中国作家,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一个是高行健,他的法语是一流的。但是高行健是法国人,不是中国人。最近老有人问我,你看白先勇,他的英语不好吗?但他是美国人,不是中国人。所以如果我说中国作家,是指还保留中国籍、住在中国大陆的作家。因此,我还可以这样说,中国作家的外语是很有问题的。如果他们会英文的话,他们的英文不是一流的。可能,跟读者见见面,跟作家对对话没有问题,但是好的英文是非常复杂的——如果你看19世纪、20世纪的英文作品的话,你就会非常惊讶。这是其一。其二,一位好的德语作家才只掌握一门外语吗?不可能。就拿汉学家来说,如果他没有把三到五门语言掌握得比较流利,如果他不能通过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等其他的外语来看中文,就不是一个好的汉学家。

中国作家都是通过汉学家来同外国读者见面。现在的中国作家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不同于曹雪芹时代,不可能还有什么民族性的文学。所以当代作家们应该了解外国同行是怎么写的。应该了解翻译的问题。不少中国作家批评我们汉学家把他们的作品翻成这么差的德文、英文等等,那是因为他们不会外语,不了解翻译的苦衷。如果他们的外语好,就能帮助汉学家保持自己的原文风貌。

一位老去中国的德国作家Schult曾经说过,如果一个作家只掌握了他的母语,就等于什么语言都不会。如果你掌握了一门外语,就能从另一个语言、文化系统看到你自己的母语。台湾的柏杨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理论,他说你把一部外文翻成中文,就好比把外国作品放在一瓶酱油里面,出来的东西一定是中国的而不是外国的。很多中国当代作家是在按照外国模式写作。如果没有外国文学,也许90%的中国当代文学都不会存在,因为没有东西可以模仿。我们外国汉学家为了提高自己的翻译能力,不惜费劲地学习古代汉语,否则根本看不懂什么孔孟老庄。可是中国大陆学者中除了刘小枫之外,又有哪一位学过拉丁文?学过古希腊文?如果他们想要了解罗马,都只能看译文,但是真正的学者是不能依赖译文搞研究工作的。

德国之声:对于一位中国作家来讲,是外文更重要,还是古文更重要?

顾彬:(笑)这个问题太有意思了。中国当代文学(我说大陆,不说台湾、香港)和中国古典文学是两回事儿,完全是分开的。所以一位中国当代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基本不站在传统之上。国际上有一批人说中国当代作家缺少某种东西。我估计他们缺少的是中国的传统。中国的传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如果我没有机会研究中国传统的话,我可能会碰到一个很深刻的生活上面的危机。我也是诗人,我也写散文、小说,我经常会把传统写进我的作品里去。所以在我个人看来,我会希望中国作家先学好古文,再去学外语。

德国之声:您还公开地批评过《狼图腾》,说它是法西斯主义,能不能再解释一下儿?

顾彬:作为一个德国人,我觉得我们的过去是丢脸的,是太可怕的,所以我非常敏感。不要忘记我是45年以后出生的,从那个时候开始,美国人给我们带来一种再教育。所以到现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应该特别注意用词。有些词汇我们不能用,否则肯定会有人站出来说:你是纳粹分子。比方说”血”、”土”。原来中国还有一位作家叫做张承志,他跟《狼图腾》作者一个样,主张强者,土、血,对于我们德国人来说,这是纳粹用语。但是可能一个法国人、美国人、日本人,可能不会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部作品。

德国之声:现在我们处于一个全球化时代,国门渐渐打开了,您觉得一个国家的文化地位与它的经济实力是否相关?

顾彬:(笑),你看,奥地利文学什么时候开始伟大的呢?奥匈帝国差不多完蛋的时候,出了一批了不起的作家、哲学家、心理学家等等。古代希腊也是这么一回事儿,罗马帝国也是如此。所以,一个国家经济、政治上发达,不一定会出文学艺术上的杰作,所以经常听到的这样一种说法不一定站得住脚,还要多思考。

德国之声:也就是说,您认为作家反而是在忧患时期会有成就?就像二三十年代内忧外患的中国?

顾彬:你说的很对,国家非常弱,但是人民还不弱的时候,也可能作家能够感觉到自己的力量。他们会公开地爆发出他们的力量。但是我为什么反对《狼图腾》主张的强者概念呢?一位德裔奥地利作家曾经把诗人、作家和狗做比较,他说一个作家到了一个现代性的社会以后,不可能还是处于社会的中央,他的地位一定低下。如果他不是居于社会边缘而在社会中心,这个作家一定会有问题。

金 雁:苏共亡党15周年的历史评说

 

作者:金雁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苏东剧变后,俄罗斯史学发展经历了一个马鞍形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末史学有一个炙手可热的“填补空白”期,那时“史学热”几乎遮蔽了其他学科。政治体制变革尘埃落定以后,史学又一时难以适应经济上的巨大的变化,有一个不知所措的尴尬仓皇时期。面对俄罗斯新型的国家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多样化,史学界遵从了多年跟随指挥棒行事的研究模式,就像被管理得服服帖帖的童养媳突然在一夜之间没有了婆婆,抛向市场和失去管制同时来临,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达但是又必须自己养活自己,学院派对此变化表现为“集体失语”的“断档期”,一时间民间充斥着耸人听闻的“爆炸性揭秘”,遮蔽了严肃的史学研究。随后,史学界虽滞后于其他研究领域,但也逐渐地走出困境,这些年来无论是价值评判体系、方法论以及资料上都有了明显的变化,可以说是由过渡期基本转向了一个以“严肃的多元化”为基本特征的新时期。

方法论上的变化

苏联时期是以特定的“主义”为指导,以阶级斗争学说为基本立场贯穿至整个史学研究的,那时以执政当局的是非为标准几乎可以说是研究历史的惟一方法。比如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文学家高尔基被指定为史学界的权威,由他主持一系列最重要的多卷本史学巨著的纂修。高尔基把“历史应当是真实可信而且不讲情面的”斥责为“资产阶级西方历史学家”的错误观点,并称:苏联“历史是无产阶级革命壮大和创造的历史”,因此凡是“对资产阶级有利”的观点,必须“审慎地加以叙述,以便不要让僵尸还魂,而是要加速他们最终化为灰尘”。重大历史事件“必须统一口径”,以《联共布党史》作为历史书籍的样板。所以历史的大背景都必须按照五种社会形态学说的框架设计转换过程。在这种先入为主的理论指导下,整个世界历史都是按此种进程依次演进的模式来进行研究的,理论框架都是统一的,史学家惟一能起的作用是在已有的理论框架下作注释式的说明、堆砌罗列史料,宣传说教功能是第一位的,研究功能是第二位的,如“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动力”、“社会人群只能分为剥削与被剥削阶级”、“生产力突破生产方式以阶级斗争尖锐化表现出来”等等,不一而足。

1987年,针对苏联历史研究中还存在着很多“禁区”,戈尔巴乔夫曾说,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很多历史必须重写。1988年,苏联取消中小学的历史考试,这意味着普及宣传了多年的“正统史学”走到了尽头。而民间掀起了一股无法控制的要求知道真相的呼声,于是开启了“寻找历史”的热潮。到剧变前,仅提出要填补“历史空白点”的大项目就多达150多项。随着大量冤假错案的平反,在历史真相被披露的推动下,苏联的政治体制受到质疑。当时戈尔巴乔夫自信地认为,只要通过真诚的矫正错误,认真的改革,苏联共产党是能够走出“信任危机”的。他指出,“历史应如实地看待,那里什么都有,有错误、有艰辛,但是国家在前进,以工业化和集体化为例,这是现实、是生活,这是人民的命运,矛盾重重,成功与错误并存的命运”,而真正的社会主义应当使人民可以“知道一切、思考一切和决定一切”。

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氛围下出现了一些改良型的形态学研究,一些研究者站在社会民主主义改良立场上关注社会模式的演进,对五种社会形态学说提出质疑,围绕“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这么曲折”的问题,他们提出:斯大林要为“苏式社会主义模式”负责任,人类的历史并不是都按照依次演进地进入下一个更高阶段的;苏联过去搞的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比它是不是更优越、是不是更人道?它是超越资本主义的更高形式还是某种程度上复原了沙皇专制制度?社会民主主义与苏式社会主义哪一个更像是马克思主义的嫡传?对此都应进行反思。随着对新思维、公开化、民主性的倡导,对现实社会主义的批评增多,苏式社会主义模式的来源成为一个关注点,进而又对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奠定的历史研究方法论的“大改造”形成了不同的观点。

1985年以前,苏联限制进口西方的学术著作,除了有背景的机构,一般史学工作者都难以了解西方同行的发展动态,1985年以后取消了限制,西方名著大量流行,旧史学范式开始出现危机。

这个时期史学研究主流的特点是专批斯大林而不批列宁,大家仍然相信有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模式,这个模式来自列宁,而列宁是“永远不会犯错误的”。其中米·格利诺夫、维·布达林、西蒙诺夫、库里舍夫等一批学者认为,列宁的思想实质和发展轨迹在十月革命前后是一以贯之的,他一直主张在俄国建立民主的社会主义,只是由于内战中断了这个过程;内战结束以后在列宁及时调整下,俄共(布)党内抛弃了“军事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就是续接了这种思想建设,用列宁的话说“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研究者认为列宁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模式硬是生生被斯大林断送掉了,形成了历史的遗憾。这时的研究者普遍注重强调新经济政策的转变与经济成就,把新经济政策时期尊为一个“制高点”而予以理想化,以区别列宁与斯大林的本质不同。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1905年革命和二月革命是深刻的、真诚的民主主义运动,到1917年十月革命这个方向开始发生逆转,“革命与民主对立起来”。关于这一问题学术界有一个争论高潮,很多人采取的态度是把列宁和斯大林对立起来,认为他们之间没有传承关系,这样苏联“历史被分为两个部分:‘列宁时期’和‘斯大林时期’,列宁的受到赞扬,斯大林的受到批判”。与此相关的是:这一时期新经济政策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受到特别关注,围绕许多具体问题产生了大量的相关探讨与史实考证。

这时史学队伍开始发生分化,由于政治见解和史学观点无法区分,史学队伍中出现了否定苏联史学的“激进派”、肯定苏联史学的“传统派”和介于二者之间的“历史多维论者”,总之,苏联时期按照统一口径管理史学的现象不复存在。

1980年代末,由于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苏联发生剧变,三色旗取代了镰刀斧头,国家的目标模式发生了根本转换。当时成为主流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是无法进行改革的,只能彻底改换门庭,是“马克思主义阻断了自己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对于当代俄罗斯历史理论来说,社会主义已经失去了任何正面的意义。80年代那种批评现实社会主义有错误但肯定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研究路子、被自由派称为“小骂大帮忙”的观点逐渐失去了主流地位。当时兴盛的是自由主义民主派思想,于是进一步导致了史学界的多样化趋势。自由主义史学家认为,苏联时期所谓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工作中的“道德观念”完全是虚设的,所谓弘扬的“进步史观”,只不过因为他们取得了胜利,历史学家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挑选出那些“胜利者”并为他们作注解,在马克思主义的幌子下“编制胜利者的历史”;就原创意义来说,苏联史学既比不上沙俄晚期的资产阶级实证史学,也比不上流亡在外的白俄史学家,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对于继承俄国史学传统、借鉴和吸收西方史学流派作了许多筚路蓝缕的工作。

自由派史学家认为,苏联最大的问题在于力图将全人类都塑造成相同的模样,总是希望把所有领域全部控制在自己手中,制定计划的人相信每个问题只有一个正确的答案,他们认为只要“在统一意志的驱动下”和严格管理下,人类的罪恶就能够消灭,不同的个人就可以幸福地融汇成一个亲密无间的以服从为天职的社会统一体,巨大的、非道德的、非人性的铁板一块的整体,是孤立无助、惧怕恐怖的个人的避难所,为了整体的最高目的,可以让个人付出自由的代价;于是在“社会正义”的口号下每一次“革命”的胜利,自由就受到一次损失;表面上看历史的发展进入到更高的层次,实际上是在否定之否定的假象下复原了被它摧毁的那个“不公正制度”的各个方面,甚至变本加厉地把它的丑恶的特点加以放大;这种历史观强调人是可以塑造的,它表现出对普通人的蔑视,否定芸芸众生有知道自己命运的权利,普通个人对历史的创造作用被取消了,只要对自己的追随者进行洗脑、对自己的敌人加以彻底消灭,有更多的训导教化、更有力的领导、更多的控制、更科学的组织,社会就可以发生彻底的改变。他们认为,从30年代苏共领导人把“史学领域”定义为“革命意识形态的工具”和教化群众的手段以后,变成了只有官方有“历史解释权”的独霸局面,妨碍了对客观事实的分析,史学已不成其为一门科学。

自由主义史学的鼎盛时期

由于政治钟摆效应,剧变之初俄罗斯史学界曾经存在过短暂的自由主义史学几乎“一枝独秀”的局面。在比较有代表性的专著《我们的祖国》中,作者们放弃了过去苏联时期和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看法,转而用自由主义和民主派的思想,对十月革命及其以后的一切大加否定。他们认为,俄国历史的悲剧在于自由主义的选择无法获胜,布尔什维克靠“阴谋”把立宪民主党排挤出历史舞台,使俄国断送了走上西方道路的发展机会。他们否认1917年是俄国历史的必然选择,而认为十月革命是列宁个人意志的产物。他们把“十月革命”改称为“十月政变”, 认为列宁和斯大林是一脉相承的,列宁是斯大林制度的开创者,而不是他的对立面。所不同的只是斯大林没有列宁在党内那么高的威望,因此他采取的不是像列宁一贯的灵活多变和说服对手的方式,而往往是从肉体上把对手消灭。

于是,在史学领域里对斯大林的批判上升到对列宁的批判。不少研究者认为,列宁的思想仍然是极权主义、专制主义的政治版本;“列宁主义可以说是斯大林主义的奠基石”。列宁在内战中的表现与30年代的斯大林相比如出一辙;列宁的社会主义观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是严重对立与分歧的,列宁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原意,他的思想与其说来自于马克思主义不如说更多的来自于民粹主义;始于列宁的、由斯大林高度发展的“国家社会主义”是苏联失败的深刻原因之一。 针对这种“反列宁”之风,苏联时期的一些史学权威也奋起反击, 对反列宁言论予以驳斥。这一时期,原来灌输多年的理论自然地剥落,虽然很多人不满意自由主义史学家的观点,但是也不再相信原来的宣传,大学中的历史教学五花八门,沙俄时期的著名史学家、哲学家如克留切夫斯基、索洛维约夫、米留科夫、别尔加耶夫等人的著作又成为抢手货被多次再版,也有一些应急的追求时效的历史教科书出版,但质量不高,流行了几年后成为匆匆过客,没有形成有长久影响的名著。

叶利钦与自由派的改革是想把俄国改变成西方模式。自由派认为人类是具有共同的发展进程的,苏联那74年是走了岔道,现在应该回归到西方的发展轨道上来。但是1992年以后几年,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屡屡碰壁,俄国的贫富差距扩大,使很多俄国人的生活陷入困境。政客们忙着扩大自己的权力,寡头们在忙着瓜分国有财产,付出代价的依然是老百姓。尤其是俄罗斯的国际地位下降,很多国际问题要看西方的脸色说话。于是许多俄国人开始认为,西方的价值观不适应于俄国,他们对全球具有共同的价值观产生了怀疑,认为俄国是具有自己独有的特点和文明理论的,跟在别人后面鹦鹉学舌东施效颦,丧失了自己的价值,只能落得“四不像”。

这样,自由主义历史学在“一枝独秀”地热闹了几年后逐渐冷却,成为百家中的一家。而正统的、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也难以复兴,于是史学思想又出现了新的时髦——传统主义。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俄罗斯对自己传统的东西要珍惜、尊重。但有趣的是,现实中的价值多元导致对“传统”的解释也多元化,左派、右派都大力开发“传统资源”的结果,使得形形色色的“传统弘扬者”中的区别甚至比“传统”与“反传统”的区别还大。除此之外,这时存在的还有“现代化的理论”、“社会历史研究方法”,也有不少人提出重新回到1917年10月革命前的史学传统上去。法国年鉴学派也引起了关注,多数人认为要同时考虑多种因素并存。

总之,历史学像政治学一样在向右摆到最高点以后也开始回落。现在的基本趋势是强调史学方法论应是多样的,这多样中也应该包括马克思主义。这并不是方法论的折衷主义的大杂烩,而是对各种历史发展理论综合的认识,自然也包括苏联时代史学遗产。苏联时代的历史学老权威科瓦里琴克成为这种趋势的代表。20世纪90年代以后,他倡导“不要走极端,要综合各种方法”,在此基础上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如“历史学研究方法”、“历史方法论的某些问题”等等是很有代表性的。科瓦里琴克认为,苏联史学方法论有很多缺陷,要克服苏联史学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教条化和绝对化,克服它同世界科学史的脱节现象,取代一维的、简单化的决定论;但是唯物主义史观主导地位不能放弃,在具体历史事件中导致历史进程的可能会是多样性的因素,不应该把过去社会形态学的理论与其他的方法对立起来;苏联时期的史学研究也不是一无可取,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其合理的内容;研究历史进程要利用各种方法论中的合理成分,找到一个综合性的研究方法,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下“经济、政治、思想体系和宗教等各种因素都可能成为任何一个国家发生任何重大事件的动力”。1992年,科瓦里琴克在俄罗斯科学院主席团大会上所作的“史学领域里基础研究的状况与前景”的报告中说,不要把苏联时期的史学发展都评价为一个单纯负面的过程,不要妄自菲薄的自我否定,“我们具有学术潜力,依据自身的潜力可以向前发展,否则便没有必要谈论学术前景”,而现在美化西方史学的做法成为一种时髦,这是非常危险的。

这种说法目前在俄国史学界中有相当的地位,但是也有人把他归入阻碍俄罗斯科学复兴的保守主义行列。俄罗斯史学权威刊物《历史问题》的主编A·A·伊斯肯德洛夫90年代撰写的连载长文《21世纪前夕的历史科学》就认为,科瓦里琴克表面上的不偏不倚的综合说法,实际上仍是一种传统的保守思想方式。

档案的出版和新史学方法采用

一种社会制度下的宏大叙事结束以后,人们发现过去的历史研究有太多地“人为拼凑的痕迹”,在新的史学建构过程中,俄罗斯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非常重视资料的基础工作。历史档案总是被政治家称为“潘多拉的盒子”,苏联时期国家每年都要销毁大量的档案,据不完全统计,二战以后苏联各档案馆大约销毁了3-4亿件档案,现在仅存的档案不足销毁总数的1/3。苏联时期只有极个别史学家在经过御批以后可以接触到指定的档案,而绝大多数史学家只能利用他们抛出来的材料,这样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的视野。1991年,叶利钦颁布《关于党的档案》的条令,宣布从今以后不再销毁档案,而且把苏共的档案交由俄罗斯档案馆管理。

由于大量档案解密,很多过去不为人所知的史实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史学界根据档案整理出版了很多资料集:比如《社会革命党文献资料集》、《孟什维克文献资料集》、《立宪民主党文献资料集》、《30年代斯大林的政治局》、《政治局委员的来往通信》、《30年代大审判资料》、《1954-1964年的苏共中央主席团纪录》、《二战前后的外交档案》、《信访局人民来信汇编》、《二战中的克格勃》以及赫鲁晓夫二十大秘密报告产生的过程,波诺马廖夫党史产生的过程,关于文化问题,社会动荡在政治局的反映,1922-1934年克格勃向斯大林汇报情况的纪录,等等。

多卷本的资料集的出版是21世纪俄国史学界的大事件,这些过去的保密材料的特点是涵盖了所有苏联历史以及整个斯大林模式成熟阶段。从中可以看到苏联当局不愿意让人们了解的方方面面,包括外交内幕,地方的报告,官员之间的通信,涉及城乡犯罪情况,宗教组织和反政府组织的情况,民众对苏维埃的态度,官僚腐败的情况,下达的监控对象、暗杀命令以及对史学研究的干预。这些资料清楚地反映出当时上层对下层的掌控方法以及民众对苏共的态度。大量的新资料、新文献的公布,为恢复生动、鲜活、真实的历史创造了条件。

档案的放开,为研究历史提供了新天地,现在俄罗斯史学工作都已把运用档案的多寡作为一项判断标准,提出“不运用档案资料谈不上史学研究”的口号,出版著作前言中经常注重强调使用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动辄引用上千种档案文献。很多苏联时期的著名的史学家都沉浸于档案文献的微观研究中,这样一来可以避免与过去史学观点冲突的尴尬,二来在新的宏大叙事结构没有建立之前,的确需要做一些基础性的深入的工作。

十几年来,史学界研究范式日渐丰富多样,采用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借鉴社会学研究的调查方式,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史学流派,如历史人类学、微观史、社会心理学、日常生活史、宗教人类学等。1994-1995年连续召开了“革命与人”、“国内战争与文化”、“革命时期社会心理透视”等学术研讨会。这些方法跳出了以阶级、政党为主线的研究模式,研究社会变动期下层民众的心理行为成为一种新的角度。研究者认为,革命爆发前夕,整个社会处在一种战争、社会危机、自上而下改革对民众的掠夺、司法体系的崩溃、暴力的扩大、无政府主义宣传普及、官僚腐败的绝望病态的状况下,破坏的合理性和革命的正当性成为广泛的社会心理,民众表现出不遵从秩序、藐视法律的价值取向,这一切提供了革命的心理条件。伊·阿·伊萨耶夫说,在这个过程中,整个社会涌现出一种“否定现存法律和秩序的正当原则,完全不接受任何司法体制”,形成了革命的公正性和革命的合理性压倒一切的心理机制。维·维·杜拉乌列夫说:“革命以反对个人利益的方式进行,”导致了革命后整体主义极大强化。

围绕重大历史事件的争论

大量新资料的涌现与新方法的提出导致对历史的反思,以及对“反思”的反思。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前旧体制下的史学也有学术论争,但由官方意识形态定调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过程的大框架是不允许讨论的,而80-90年代之交的“反思”浪潮又具有否定旧体制的“一面倒”特点,甚至在90年代初一度出现“越右越好”的趋势,不但“十月革命”被否定,“二月革命”与1905年革命,乃至沙俄时代较激进的改革与启蒙都被质疑;不但布尔什维克,连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民粹派乃至立宪民主党都被认为太“激进”,而站在上述一切“激进者”对立面的斯托雷平、斯拉夫主义者和路标派乃至传统东正教思想家成为“先知先觉”。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转轨“触礁”、左派“复兴”,对旧体制和导致该体制的进程持正面评价的“左派史学”又逐渐崛起并对自由主义的“反思史学”展开反攻。

但是这种“否定之否定”并没有导致旧史学的“复辟”。这不仅因为剧变后的社会思想环境提供了多元化的基础,不可能重现“一派独霸”的局面,更因为今天俄罗斯“怀旧的左派”也已显著不同于过去那种“追新的左派”,为批判“西方化”、抵制自由主义,他们中的不少人乐于借助“俄罗斯传统资源”,包括当年正统左派认为比自由主义更“右”更“反动”的东正教和斯拉夫保守主义资源。因此当他们严厉斥责作为自由主义者的“右派”时,对“反自由主义”的“更右”派倒不无惺惺相惜之意。于是,当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大力表扬斯拉夫派,使意识形态上其实更为正统的俄共理论家斯拉文都看不下去,以至愤然退党而加入社会民主派队伍的时候,自由主义者盖达尔等人倒大讲起“作为全球化学说的马克思主义”来:“马克思主义重点理解文明国家发展的总体方向……具有国际性质”,“全球化是进步的趋势”,是“社会发展的‘铁的规律’”,“预见到全球化过程是马克思的最重要功绩”。而肯定“资产阶级民主”比“封建专制”更进步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更是与视“西方式民主”为最邪恶的洪水猛兽的“斯拉夫左派”格格不入,反而与自由主义的距离更近一点。所以今天俄罗斯史学界“复兴”的“斯拉夫左派”并不会全盘接受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尤其会避免对比自由主义更“右”的“传统俄罗斯”持彻底否定的态度。

这就使今日俄罗斯史学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不仅有左右之争,左派内部、右派内部也有许多争论。更不用说与意识形态无关的史实考证之争了。

毫无疑问,导致苏联历史开端的“十月事件(即十月革命)”一直是一大焦点,套用俄罗斯史学界的一句话说:“追根溯源的呼声不绝于耳”。这些年来关于十月事件发表的著作很多。前不久莫斯科大学的列昂涅娃教授总结十月革命研究的情况说,目前有各种不同的评价,有人基本上仍然坚持苏联时期的说法,认为十月革命是世界性的历史重大事件,是一次划时代的事件。这派学者认为,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篇章,对第三世界国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使世界上三分之一的地区和国家卷入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十月革命是人民性的革命,十月革命后的这70年是俄国发展的70年,苏联成为世界性的大国,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苏联的工业产值跃居世界第二位,取得了显著成就,二战的胜利证明了这一点;是1985-1990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破坏了这个传统,否则这种“大国光荣”可以一直持续下去。

当然也有相反的观点。有人认为“十月事件”是一次政变,是“一小撮”布尔什维克乘自己的对手甚至同道人过于拘泥道德与合法程序的约束,利用自己不择手段的“谋略优势”造成的。长期以来一直有布尔什维克拿敌国(一战中的德国)的钱在祖国制造“内乱”的“卖国阴谋”说,90年代初期这种说法更是盛行一时,但多数只是重复白俄史学家的论述而没有新材料。而近十多年来俄国与统一后的德国公布的许多档案据说提供了大量的新证据。自由派史学家库兹涅佐夫据此编辑《十月政变的秘密》一书,把十月革命前后作为“谁出卖了俄罗斯”的进程做了详细的考证。不过,尽管列宁“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的革命策略与德国希望敌国内乱的意愿在客观上吻合并获得了后者某种程度的配合——这甚至在苏联时期也不完全是“秘密”——但仅仅以此解释“十月事件”也是不能服人的,否则怎么理解德国战败后“十月体制”还能持续并日益巩固?

因此否定“十月事件”的学者大部分的用力还是在于分析这一进程的社会意义。他们认为“十月事件”破坏了二月革命所争取的目标,把革命与民主割裂开来,背叛了过去革命者一直宣传为之奋斗的事业。二月革命以后,新的政治合法性迟迟没有建立,每一届临时政府因为缺乏合法授权都处在“看守状态”中,政权成了一个烫手的山药。当时的情况是谁都可以染指政权,布尔什维克以暴力手段搞得天下大乱,自己夺取政权。持这种观点的“反十月派”认为,十月事件破坏了历史正常的进程,1991年后俄国才开始复兴并步入正常的轨道。

第三种意见认为对十月事件要全面分析。比如波利亚科夫就说,要考虑到1917年的多种因素,不要把十月事件的目标与以后的情况等同起来。十月革命有许多开创性的创举后来被歪曲了或者放弃了。但也有一些遗产是与后来的历史不可分割的。而且十月革命以后的实践并不是在当时就确定的。因此他认为:一,要辩证地看待十月革命与以后事件的关系。二,十月革命对历史起了重大的转变作用,破坏了过去,建立了一种新体制。但历史的发展也让人清楚地看到,俄罗斯的文化土壤、传统对社会进程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只有这样看待十月革命,才能和历史联系起来。还有人认为,十月革命反映了不同阶级的愿望,工人阶级有社会主义的追求,农民渴望得到土地,士兵想要和平,各少数民族要求得到自治,知识分子也有突出的民主化的诉求,各阶级的力量形成了合力,找到了突破口。

苏联时期史学强调十月革命对世界历史的影响,主要局限在工人运动和共产国际的影响。而波利亚科夫认为,十月的影响实际上要更广泛,苏联体制使世界上产生了新的竞争关系——俄国人想用自己的模式解决问题。正是因为这样,在竞争中资本主义体制才更灵活,更有效率,利用了科技革命,也变得会妥协了,进行了社会和政治改革。另外苏式体制的影响对资本主义在教育、计划性方面也产生了深刻的作用。他说,要理解十月革命的意义,要有世界历史的背景,要有综合的眼光。

也有人认为还需要从国家的角度考虑问题。俄国的发展速度是不均衡的,是跳跃式的,过去把革命前的俄国描写得过于简单,全都是批判型的,现在的“反思”又把革命前过于理想化。另外还要考虑俄国历史不同于世界历史上其他任何国家的一个特点,即不断的领土扩张下发展的大国心态。不断的扩张对俄国民族心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人们习惯了扩张性的发展史,这变成了一个民族社会心态的主流。俄国领土扩大对历史进程也有影响,一百多个民族需要有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强化中央政权是国家发展的需要,历史进程和环境地理导致的发展脉络就离民主化道路越来越远。几百年来,俄国都是专制集权型的国家,苏维埃的专政也是基于人民的这种习惯。另外,希缅科夫等人注重革命时期社会心理因素的研究,他认为布尔什维克的思想核心不在于共产主义,而在于符合俄罗斯人的好沙皇心态、平均主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特殊的复杂的因素。

还有许多学者关注的是十月以后的政治体制。比如20世纪30年代中期苏联政治体制,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这个时期是极权主义的,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苏联的情况不能完全用极权体制来说明。他们认为“极权体制”这种提法太笼统了,不能涵盖和反映苏联历史的特点。比如说不能做出这样的结论:20世纪30年代的极权政府吞没了整个社会,苏联时期各阶级的利益并没有得到一体化的融合和体现。从目前公布的资料看,各阶层有不同的看法和态度,群众有自己的判断标准,简单的用“极权主义”是很牵强的。社会是被动的,在政权的影响下形成了一些新的观念,而从苏联最高当局的一些做法中我们看到,它也受到一些来自下层的压力。

另一派认为,说30年代是“恐怖笼罩的社会”这个提法是不能成立的,当时被捕的人是由于一种“误会”,应该用科学的态度分析30年代的社会基础,应该研究群众历史文化的各种特点,是人民心理形态的反映对当时的社会体制发生了作用。十月革命以后的体制,是各种势力活动的综合产物,今后研究的趋势应是全面的比较研究,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得出新的结论。

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

与中国和意大利这类文明古国不同,只有千年左右文明进程的俄罗斯,在史学传统上一直是“厚今薄古”的,近现代史乃至现当代史历来受到重视。如果说苏联时期的政治禁忌还对“当代人写当代史”构成妨碍的话,那么在苏联解体后,当代史研究更令人注目。而苏联解体本身,便是当代史研究的重要对象,近年来为此出版了很多专著。

对于苏联这样一个大国的崩塌,人们自然有许多不同的评价。一部分人认为这是一个必然的事件。他们从必然因素、偶然因素、内因、外因各方面来论证,试图说明这是一个全球性的规律,是“大帝国”难以避免的历史宿命。相反的另一种观点,则反对把苏联看成一个“帝国”。目前最流行的研究模式,是把苏联与历史上的其他大帝国并列研究。也有研究者认为,人民在苏联时期并不反对苏联的政策,苏联也不是典型的帝国,它没有海外殖民,中央也没有太多的特权,而且苏联时期一部分少数民族的生存状况,已经超过了俄罗斯民族。

有人提出,苏联解体是由于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错误造成的,他们是叛徒,他们肢解了苏联,他们的政策是与西方的“和平演变”连在一起的。这些人强调美国制定了一系列的计划要颠覆苏联。近几年来有一些大的突破,苏联最初因为民族问题而解体成为主要的解释。多数人认为,有人利用了民族主义情绪,再加政治与社会环境的恶化,更加剧了民族问题的凸现。

现在,对于苏联解体的原因的解释,一般分为这样几大类:历史原因,政治原因,经济状况,苏共退出权力机构,各民族精英的个人考虑,政治领袖的态度,民族问题上缺乏科学理论,等等。

第一类强调民族问题中起作用的是历史因素,诸如领土争执、社会发展不平衡等。十月革命以后,布尔什维克按照民族划分建立起了国家,但到1991年统计,前苏联有79个地区存在领土争端。苏联解体以后,地区划分变成了国界问题,最终成了悲剧的导火线。

学者们研究了民族理论发展的过程。长期以来苏联一直没有解决好民族问题,1985年以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证明,当时的理论存在着缺陷,领导人严重忽视民族问题。戈尔巴乔夫承认改革过程中突然发生的民族问题完全在他的意料之外,足以证明上层对民族关系缺乏了解。戈尔巴乔夫的民族决策思想还是20年代的思想,他过高估计了当时的民族利益关系。改革前流行的说法是:苏联彻底解决了民族问题,勃列日涅夫也曾说,我们尽可能地解决革命前的民族问题——实际上不但没有解决,在有些地区还很尖锐。苏共的思想家已经指出他们面临的现实,但是没有实际作用。

现在学者们又得到很多新资料,证明在1977年新宪法讨论过程中,苏共政治局曾讨论,是否在解决民族关系问题上迈出一步。十月革命以后,阿卡州交给阿塞拜疆,当时有一个想法是把阿卡改为自治共和国,来解决其问题。苏共政治局拒绝了这种做法,当时的共识是绕开民族问题,不去碰它,不去变动,守住旧摊子。勃列日涅夫时期也出现过推动民族关系改善的动议,比如说1984年二十六大前夕有人建议,成立一个社会民族政策部,建立民族管理委员会,但是苏沃洛夫等人反对建立这个部门。学者们发现,切尔年科、安德罗波夫在民族政策上有所变化。比如说安德罗波夫在庆祝苏联60周年时说,民族问题依然存在,解决不好会有激化的危险。当时的主导思想是强调各民族将来要走向一致,在苏联会出现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可以说,苏联时期一直没有一种明确的政策和理论,导致后来俄罗斯缺乏面对民主派的民族与分裂的理论武器。

学者们批评巴尔巴乔夫在执行民族政策时总是滞后,批评他对民族问题一窍不通,看不到其存在的爆炸因素,忽略了民族特征。1988年的那卡州事件对很多地区的民族矛盾起到了激化作用,而戈尔巴乔夫说,不要慌张,问题不重要,结果掉以轻心。

在民族问题上,大部分学者强调“民族大迁移”的作用,认为它是90年代初民族问题激化最重要的动因。而中央集权的政策促使了矛盾的发展。这个矛盾的一方面,是强化中央集权,而另一方面又支持地方精英。当局认为,讨好地方精英可以保证苏联团结,结果民族国家的特征被强化,为民族问题的激化埋下了祸根。

20世纪60-80年代,部分加盟共和国的教育水平超过了全苏平均水平。苏联培养了大批民族官僚和民族知识分子,以迎合这些群体的利益。但是这些民族官僚和民族知识分子普遍向往自己得到政权,最后成为推动苏联解体的强大实力。

而另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导致苏联解体的最根本问题,是改革导致的错误。他们认为,1985年开始的改革,领导人没有明确的目标,一边探索一边改革,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那边好动动那边,削弱了中央权力。当然,苏共退出权力机构也是重要原因。同时,这些历史学家也高度关注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个人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他们认为,是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权力野心导致了苏联的解体。俄罗斯的独立推动了苏联的解体,俄罗斯是苏联的主要支撑力量,没有俄罗斯,当然就没有了苏维埃共和国联盟。

目前普遍认为,退出苏联的历史阶段已经结束了,现在面临的是走那条道路的问题。有人在研究,为什么前苏联国家解体是和平方式产生的?为什么1991年大多数苏联人民以平静的心态接受了这个事实?原因有三:一,前几年的混乱状态使人们感到疲惫与厌倦,人们不希望没完没了地折腾,早一点了断,也许有希望;二,中央政权无能为力的情况越来越突出,其功能被加盟共和国取代,中央已经基本瘫痪;三,协议称苏联只是转型到独联体,各加盟共和国还会继续合作,人民比较容易接受。

而在当代历史中,大家争论的是,俄罗斯是多党体制还是多党同时存在?不少人认为,真正的多党制还没有确立,因为多党体制起码要求各党要有自己固定的群众基础与战略计划,应该对国家生活产生更大的影响,但是俄国目前并不是这样的状况。也有人提出,俄国现在正在走回头路,走上了一党制。这也许因为多党制不符合俄罗斯人的心态。有政治学者认为,十月革命后让一个党、一种政治势力代表不同群体的利益,不能说是权威主义的模式,而是一种特殊的民主形式。一些人认为,民主的取向应该与传统相一致,这样比较容易接受。

对俄罗斯体制的内涵,现在也有一些看法。《自由思想》杂志刊登了普里马科夫的访谈录,他认为叶利钦时期建立的是寡头资本主义,现在普京在努力克服寡头的影响,而国家管理和市场经济结合,将是俄国今后的战略方针。

俄国政党史研究也是近年的一个热门话题。苏联时期也出版过关于布尔什维克以外党派的书籍,但那是处在控制模式的指导下,将它们作为反面教材、作为与布尔什维克较量失败的对手从否定的角度上去论证的。苏联解体以后,随着政党政治的发育以及相互之间存在的博弈关系,人们对上世纪初的各个党派兴趣大增。于是,俄罗斯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连续编辑出版了多卷本的《立宪民主党档案文献汇编》、《孟什维克档案文献汇编》、《社会革命党档案文献汇编》、《1917年的孟什维克档案资料集》、《1918年的孟什维克档案资料集》等等,为重新全面研究这些非布尔什维克党派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与此同时,大量的论文专著相继发表出版,研究领域拓宽,过去静止的二分法审视历史的传统被颠覆,研究视角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本报删去作者注释共27条)

 

秋  风:十博士对在哪儿,错在哪儿?

 

前些天,北欧一些知识分子发起抵制圣诞节。大多数人对于这则新闻无动于衷,注意到这则新闻的人则普遍表示赞同,因为这些知识分子告诉世人,现在的圣诞节模式是美国消费文化的产物。

然后,国内高校十博士也联名发出了一份“抵制圣诞节”的倡议书。这份倡议书引起了广泛关注,发表评论者大多对十博士的呼吁冷嘲热讽。因为十博士呼吁公众要“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这大大冒犯了很多人的自由概念,被上纲到是否尊重人民群众消费自由的问题,以至于有人问这十博士,今夜是否要搜捕过圣诞节者——尽管十博士手里其实没有任何强制的权力。

很多人都已经指出了,国内部分时髦人士赶圣诞节的热闹,乃是日新月异的消费浪潮变换出的一个新花样,跟那个节日背后的信仰其实没有多大关系。十博士自己也说了,这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基于这一点,十博士向大家提了一个醒,让人们更严肃地对待节日,注意一下节日背后的文化内涵,并且更谨慎地进行选择。笔者以为,这种提醒是有益的。这就好像一个朋友,或者哪怕是陌生人,告诉一位在商店徘徊的人说,电视机是用来看电视节目的,而不是用来做饭的。这种知识应当有益于消费者审慎地进行选择,而不至于盲目地花钱消费。

不过,十博士却更进一步说,“耶教”在中国的传播,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文化问题和宗教问题,同时也是西洋国家“软力量”在中国的渗透与扩张。因而,国人有必要从国家安全和文化安全的角度深刻反思中国的“耶教”问题。

这说法与“集体无意识”之说未免有点自相矛盾。出于集体无意识而赶热闹,并不等于对方就有主动的“渗透与扩张”措施。就仿佛大家都买某一种品牌的汽车,未必是因为厂家的广告无孔不入,更不是因为厂家拿着枪逼你掏钱。一看到有人接受了西方的某种东西,便立刻想到渗透与扩张,而完全忘记了消费者、公众的选择自由,这恐怕正是十博士呼吁遭到很多评论家批评的根源所在。

正是这种心态,让十博士呼吁书之合理性大打折扣。其实,这种心态在现代以来大多数呼吁维护和振兴传统文化的人士那里都能够看到,比如,当代大陆以蒋庆、康晓光、陈明为代表的新儒家人物就有这种心态。这种心态让他们面对西方价值、观念、思想在中国的强势地位,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敌对意识。他们的第一反应是起来反对、抵制、对抗,当然,最好是最后做到清除、驱逐。复兴儒家的主要工作似乎就是逐一清理西方文化,驱逐西方文化似乎也变成了最终目的。

这是一个严重的偏差。笔者支持儒家复兴,当然也支持其他宗教复兴,支持各种形式的社会建设。但在笔者看来,复兴儒家,应当是为了让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的人们有更多机会寻找一种更好的生活。或者说,复兴儒家的目的是为了在诸神之争中,向人们多提供一个备选项——或者如果加上自己的偏见的话,是提供一个更好的备选项。

然而,从事复兴努力的前提是,承认人们享有选择的自由。当然,既然人人有选择的自由,则我也有对其选择进行判断的自由;我可以说,现在不少人过的不是一种很好的生活,就像十博士所说,大多数人过圣诞节不过是一种盲从行为。做这种判断是旁观者的自由,只要他不用暴力阻止人们就并无不妥。事实上,一个共同体的习俗正是靠这种判断形成并维系的。

基于这一点,十博士及新儒家最应当做的事情就是,致力于对儒家重新诠释,使其内在的精神在现代社会找到制度依托。也就是说,把自己认为更好的一种生活方式、一套价值观念、一套社会制度,甚至政治设计方案,比较清晰地呈现到人们面前,让人们自由地进行选择。当然,人的理性未必完全可靠,因此,诉诸情感,进行某种广告宣传、说服工作,也是十分必要的。

现在,新儒家却选择了一种不正当竞争策略:它不是致力于呈现自己好的一面,而是热衷于攻击其他产品,空洞地呼吁人们改变现有的消费偏好。这有点类似于在商场上攻击对手。这种做法既不尊重对手,也不尊重公众:它毫无遮掩地谴责公众现有的选择是错误的,更糟糕的是,又试图用减少公众选择范围的方式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

儒家进入近代以来所处的弱势地位,容易让其信奉者产生一种焦虑感,对强势者有一种敌对意识。但因此而选择一种否定的、对抗性策略,最终遭到损害的仍然是他们自己。对抗其他产品,其实就是对抗那些消费此一产品的公众。

历史上不乏宗教或文化复兴的例子,只要策略得当,儒家也未尝没有复兴的希望。但致力于复兴者首先得有儒家的仁者之心,尊重他人的自由。当然,整个社会也应尊重其提供更好选择项的自由,过度的批评显示的也是一种偏狭心态。

(作者系知名学者)

牟传珩:中共意识形态的“蓝色”破题——《大国崛起》冲洗“红色记忆”

 

最近,《光明日报》发表长篇文章透露: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和“和平发展”目标,具有战略“破题”意义,开始向寻求“社会正义”的立场转向。而原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曾为胡锦涛访美发表了反击新左派的《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的走向》一文,已经为此作好了理论准备。该文指出:“是经济全球化成全了中国的和平崛起,因此,中国共产党无意于挑战现存国际秩序,更不主张用暴烈的手段去打破它、颠覆它。” 文章还结论性地指出:“现在中国共产党奉行的内政外交的核心理念就是:对外谋求和平,对内谋求和谐,对台海局势谋求和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国崛起”的话题一度风靡中国,这就为11月13日至24日,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隆重推出12集大型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并引发较大的社会反响,提供了深远的台后支撑。因而,我不能不说国内一些学者淡化此片的背景因素,实在是缺乏事实性分析。

《大国崛起》电视片,着力探讨了葡、西、荷、英、法、德、日、俄及美国等9国在不同时期,特别是在资本的世界性扩张中崛起历程,尽管其知识老化,线条粗糙,且“半抱琵琶半遮面”,有意回避就本质性的政治制度问题联系中国现实,但其寻找“蓝色记忆”的幕后动机与轨迹,竟与“红色记忆”反其道而行之,首次客观介绍了中共主流意识形态一向批判的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着力描述了欧美大国崛起的非马克思主义化历史,放弃以往“掠夺”、“罪恶”“血腥的原始积累”等妖魔化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的陈词滥调,转而从知识、欣赏的角度,正面介绍世界强国的崛起之路,这对缺乏人权和自由价值观的中国社会来说,是一次很好的事实澄清与观念更新。它的潜台词就在于: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寻找的不仅仅是经济和军事的强国途径,更重要的是寻求和借鉴欧美大国崛起的政治制度因素,才能实现社会正义旗帜下的“和平崛起”。这不能不说是另一种郑必坚式“和平崛起”的文本解读。由此可见,《大国崛起》是继《河殇》之后,又一次再现了“蔚蓝色文明”的海洋色彩,堪称为“6、4”后首次借“蓝色记忆”语话,问鼎“央视”高端画面,对正在泛滥成灾的“红色记忆”进行冲洗。为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它解读为中国红色意识形态的一次“蓝色破题”,其政治韵味,将在相伴而来的渐进式的社会变革中层层品嚼出来。

人们不该忘记,从今年5月份起,大型专栏《永远的丰碑•红色记忆》,由人民日报、新华社、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多家中央新闻单位,和各省区市主要新闻单位一起,共同强档推出了,以红色革命战争与起义为主旋律,包括大小战争:广州起义、秋收起义、南昌起义、百色、龙州起义、平江起义等各类暴力事件。随后又借纪念“红军长征”,在全国各地大搞“红色记忆展览”,由此形成铺天盖地的武装暴动红色大潮,正在全国上下泛滥。当下,央视每晚“新闻联播”仍在上演大型专栏《永远的丰碑•红色记忆》。

所谓“红色记忆”,就是暴力围堵资本世界性扩张和自由主义价值观普世传播的共产革命记忆,它所召唤的正是中国共产党用80多年的“浴血奋战”,追随“苏维埃式大国崛起”的暴力革命道路。然而这条道路却在根本无法遏制的资本全球化面前塌陷了。中共暴力取得政权后,本应卸下陈怨旧结的政治包袱,致力于发展民主,专注于经济建设,但却一直受“极左”路线支配,始终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在追随斯大林主义,大搞政治清洗运动,坚持对抗哲学,继续闭门锁国,妄自尊大,致使“世界革命的圣地”,远远落后于世界民族之林。当发达国家的孩子们早已把电脑当成手中的宠物,借以遨游于多种语言、文化、价值观的世界,驰骋于全球网络化的“信息高速公路”之上时,我们的父辈们却还在给孩子们买玩具手枪,教他们牢记“红色记忆”,学说:“不许动”。如此南辕北辙,中国岂能不落后。

今天,面对全球经济一体、政治合作、意识形态淡化、阶级分野模糊,世界进入电脑加谈判的资本世界性扩张无法遏制的全球化时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还在刻意宣扬“红色记忆”的旧文明对抗史观。这种“红色记忆”宣传与“建构和谐社会”如此南辕北辙,已为胡温时代“和平崛起”理论蒙上自我矛盾的意识形态阴影。

所谓“和平崛起”的理论,最初是由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授意提出的,其目的是要使其成为“胡温新政”的国家发展战略。这一理论的着眼点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想防堵国际社会面对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日益盛兴的“中国威胁论”;另一方面是为中国的崛起赢得国内和谐、两岸和解与国际和平的环境。早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时,胡锦涛以国家最高领导的身份明确提出,中国“要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温家宝也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说:“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的发展,不应当也不可能依赖外国,必须也只能把事情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这就是说,我们要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更加充分和自觉地依靠自身的体制创新,依靠开发越来越大的国内市场,依靠把庞大的居民储蓄转化为投资,依靠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科技进步来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要义就在于此”。这是中国最高层首次用“和平崛起”描述中国的未来形象,首次以“和平崛起”作为中国发展角色的定位。这标志着中共决策者开始在为回答中国要怎样崛起与崛起一个什么样的大国做舆论上的准备。央视官方网站曾报道,中共高层已为此进行了9次集体学习,学习的内容是世界上9个主要国家自15世纪以来的发展兴衰史。此后,关于这段历史的学习在其他各级党政部门多次进行。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动态发展的社会背景,《大国崛起》才炮制出台的。

《大国崛起》是一部以世界强国史为题材,先后在多个国家摄制的大型电视系列片。此据筹划出台这部大手笔电视片内幕资料透露:该片从筹备到制作完成历时近3年,分7个摄制组,赴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9个世界舞台的大国,进行实地拍摄和深入采访,分别诠释了各大国500年的兴衰史,可谓蓄谋已久,巧借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东风,发起了一场横扫当下正在对全民煽情的“红色记忆”的“蓝色冲击波”。《苹果日报》曾发表过张华的文章称:《大国崛起》为政改作舆论准备?他认为:中央电视台第二台的纪录片《大国崛起》讲述15世纪以来,9个大国的崛起经过及其影响,一改中共对这些大国的偏见,颠覆中共的历史观,为这些国家的崛起,说了很多好话,播映以来,口碑不错。但《大国崛起》的“客观”背后,隐藏了很多政治目的,为中国同样的崛起方式辩护。

《大国崛起》能通过央视高端新闻检查,委实令人耳目一新,其引发的热烈反响,在国内网上各大论坛中都可以见到。多数人认为,不管官方允许播放《大国崛起》的主观意愿如何,由于电视本身的巨大传播力,在客观效果上无疑具有很大的启蒙作用。中国的崛起,决不能再走德、日、苏的“独裁崛起”走向没落之路,而必须不失时机地走英美式常盛不衰的“民主崛起”之路。然而,该片子所采取的中道手法,也令一些认为不够刺激的观众有所失望。作者认为,主创人员为通过新闻检查,藏其锋芒,用心良苦,策略迂回,虽回避了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但细嚼起来,仍令人产生不少联想,其背后的图新动机已跃然荧屏。更为重要的是,该片对“红色记忆”在形式上的冲击,也远远大于实质内容上的意义。

然而,电视片《大国崛起》也并非没有缺憾。它的问题并不在于激烈程度不够,而在于本质上没有升华。即这样的“蓝色记忆”,是否真正寻找到了大国崛起与衰败的历史规律;如何透过“红色记忆”虚构的历史谎言,用事实去伪存真,展现一场真实的时代性发生。现代大国崛起的历史,也是国际力量消长的历史,大国兴衰都有其合理性。例如美国为什么会至今称雄世界,前苏联为什么会分崩离析,中国为什么必须变革才能和平崛起等等。对于这些问题,《大国崛起》并没给出科学的结论。

其实总结世界千百年的历史,能把鸡犬难闻、老死不往的各国串为一体,形成世界秩序,并在秩序中优胜劣汰的真正动力,是自然法则作用下的生产工具革新所推动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的产生,本能地要求开拓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与消费国际化。这一革命导致了资本机制必然要进行世界性扩张,使不同国家的原料按同样的方式得以加工,将工业产品提供给不同的国家共同消费。大工业的国际化发展,在不断加深国家之间交往的同时,带来了世界性的贸易磨擦和政治冲突。而资本的自然力量,又本能地会创造出一种能适应和保障其自由发展的国际机制。这时,体现历史正面发展方向性要求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也就应运而生了。就近现代历史来看,所有的工业大国崛起,都离不开变革图新,节约发展的战略选择,并顺应了这一历史趋势。

然而,社会的辩证运动并不是按正题的发展方向简单、直线演进的。历史的进步是合力的结果。在一种代表社会运动方向的正题力量诞生与发展的同时,也必然会招之作为它反题运动力量的出现。由此一种反资本自由扩张的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形成扼制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的国家联盟,也就不可避免地登上了世界舞台,这就是“红色记忆”的历史。而“柏林墙”的倒塌,恰恰正是电脑、卫星为标志的生产工具全球化所推动的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世界化趋向,在消解、融合、扬弃了作为资本扩张反题的共产主义运动后,为“ 暴力消灭私有制”社会实践画上的一个句号。

冷战时期,美苏两国都使用相对先进的生产工具体系,是实力超强的工业大国。然而一个真正代表、体现了生产工具创新体系的发展方向与要求,维护人的自由本性,适应了资本扩张的自然发展规律,按市场法则建立和完善起自己的财富创造与分配制度,因此,即使冷战也未能完全扼制它的科技发展、信息进步和经济领先的势头;一个却在使用先进生产工具的同时,逆生产工具创新发展方向与要求而动,借长官意志推行计划经济,违背经济发展规律,扼杀人的自由创造性,致使国力衰退,民不聊生,国家分崩离析。人类社会自19世纪末以来至20世纪末的百年发展史,从经济运动的角度理解,就是资本扩张与反资本扩张的历史;从政治角度理解,就是管理民主化与反管理民主化的历史;从文化角度理解,就是崇尚人性自由与反人性自由的历史。世界冷战产生、发展与结束的历史,无可置疑地宣告了这样一个真理:受自然法则支配,反映人类智能水平的生产工具发展及其生产方式的变革,从不需要政治领袖的“设计”与“引航”。人类一旦拥有了先进的生产工具体系,就得按它的原理去应用、去管理、去创造,去形成适应它的经济关系、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由此才能促进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更快、更多、更好地创造出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财富需要;反之则会受到惩罚,惨遭失败。这就是世界大国之所以能崛起与为什么衰败的历史性科学答案。因此,中国只有否定“红色记忆”,才能由“蓝色破题”导航至“和平崛起”。

刘军宁:制度决定,还是观念先行?从文艺复兴到宪政民主

 

中国是需要一场作为新人文运动的文艺复兴,还是需要宪政民主?很多人认为,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制度问题,不是文化观念问题。提出文艺复兴作为解决方案是对中国问题的误诊。我的看法则是,中国既需要作为新人文运动的、中国意义上的文艺复兴,也需要由自由的个体构成的宪政民主。两者之间,不是一个或此或彼的选择。不仅如此,没有借助于文艺形式的新人文运动的先导,没有精神上挺立起来的个人,宪政民主就无法在中国扎根,而不论中国人多么需要它。

有不少朋友说,在今天的中国提倡文艺复兴,是在重复二十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所犯的文化决定论的错误,有“藉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嫌疑。而我提出中国需要文艺复兴,正是吸取了新文化运动全盘否定传统的教训。我不是文化观念决定论者,因为文化观念只是民主宪政大厦的基础,而不是一切。我更不是制度决定论者,这总使人联想起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论分析框架。再说,若是把制度剖开来看,其关键部分,还是价值观念。所谓制度是包涵某些特定价值观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行为规范。比如说,民主集中制与三权分立制之间,表面上是两个制度的区别,背后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价值系统的分野。在流行三权分立制的地方,没有引入民主集中制的观念基础。因而在那里就不可能全盘引入民主集中制,除非用民主集中制背后的意识形态取代三权分立背后的价值系统。反之亦然。所以,没有任何制度能够离开特定价值观念而独立存在。西方的文艺复兴为后来所有西方的宪政民主初步铺平了文化观念的道路,为宪政民主制度提供了初步的观念基础。

没有价值观念的转变,就不会有制度的转型。看看人类历史上重大宪政制度的确立,无一不是以观念变革为先导的。各种颜色的政权也都是靠观念先行来确立的。文化不决定制度,但是先行于制度。文化观念的变革从来都是新政体的先行者。宪政的基础是觉醒的个人。宪政制度是宪政民主大厦在地面以上的部分,突出而醒目;自由观念是宪政民主大厦在地面以下的部分,隐蔽而无形。没有这个隐蔽的基础,就没有宪政民主的大厦。这个地下部分的结实程度决定了大厦的高度和牢固程度。千万不能因为这个地下部分没有出现在我们的眼帘里,就不承认其存在,就无视其重要性。

有人可能会诘问,你是否要绕道文艺复兴来推动宪政民主,把观念变革当作宪政转型的工具?表面上看,有这样的嫌疑,实则不是。文艺复兴的宗旨是发现个人,归还本来属于个人的自由与尊严,确立个人在社会中的本体地位。追求宪政民主的目的也是为了给自由的、挺立的个人提供制度上的根本保障。所以,文艺复兴与宪政民主异曲而同工。它们拥有同一个目标,它们服务同一个宗旨,互为工具。奴性与宪政是不兼容的。在奴性成为一个长期养成的习惯的地方是不会有宪政民主的。中国文艺复兴的使命就是要除去历史上一直挥之不去的奴性,就是要使每一个人真正成为独立、自由、平等的人,充分享有人的尊严。没有觉醒的个人,就不会觉醒的制度要求。你不能指望缺钙的、匍匐的、含羞草一样的个人自由自尊能担负起驯化统治者的这样的宪政重任。

没有自由的信仰,就没有自由的个人,没有自由的个人,就没有保障自由的宪政。心中有了信仰,现实中也就有了宪政的支柱。

朱大可、王学泰因“流氓”学起学术争端

 

近日,文化批评家朱大可的著作《流氓的盛宴》和上海书店出版社编辑完颜绍元的著作《流氓世家》同时上市。朱大可在书中梳理国内流氓学研究时对学者王学泰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提出批评,认为分析方法不足,王学泰则表示“问题大于主义”。

《流氓的盛宴》一书将当代中国分为国家社会与无秩序、无信仰、无权威和无道德的流氓社会,后者以离开土地的两亿流民为基础。从这一点出发,作者深入探讨了盛行于当代中国的流氓话语现象。他认为,王学泰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首次打开了流氓学研究的视域,提醒世人关注作为“隐形社会”的游民社会,把游民纳入文化层面加以剖析,可以被视为广义流氓学的开山之作。他同时认为,“王著仅仅在门外徘徊,而未能引入现代哲学及符号分析的范畴与方法,从而阻碍了对流民的文本细读和与国际学术水准接轨。该书的另一个缺憾是未能对当代社会的游民现象做出必要的回应。”王学泰说,“流氓”带有贬义,因此自己用了“游民”一词。针对朱大可对自己的批评,王学泰称,“现代哲学及符号分析的范畴与方法未必适应中国社会,我认为问题大于主义。至于当代社会的游民现象,我已经在另外一些文章中涉及了。”他还透露,《游民文化和中国社会》修订本增补了十多万字,将于明年一二月上市。

而完颜绍元的《流氓世家》则通过史料的梳理,对流氓的类别、发生与变迁、伎俩等进行了描摹和分析。作者认为,中国古代流氓在观念意识和行为方式方面的“遗传”,迄今仍能使人在生活实践中强烈地感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