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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不只多地震，而且一年四季刮台风。人在这样的环境中，哪能不敬畏自然，无常兮兮，甚而不敢有人定胜天的念头。尤其八月里台风刮得频，所幸多数都擦边而过，一旦上陆，除了干涸的水库又一片汪洋之外，只能说为害，起码是交通受阻。坐在电视前观看白浪滔天，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也无妨，但那些经风雨的人未必都想当海燕，慈悲为怀，不禁抱怨老天爷，以致读志贺重昂对台风的赞美，匪夷所思。

1894年，即甲午战争一声炮响、国际奥委会邀请我大清参加两年后的第一届奥运会那年，志贺重昂出版了一本书，叫《日本风景论》。古来有“日本三景”、“近江八景”云云，他并未从根本上推翻这一套传统说法，只是破天荒地把各种景色或各地景观归纳为三类美：潇洒、秀丽、跌宕。潇洒的是秋天，是修竹三竿、寒砧万户、灯火三四点之类；秀丽的是春天，是名古屋绿柳如烟、国分寺少女簪花之类。而日本美不止于舒缓恬静哀婉孤寂，风景中有着更为激烈更为雄壮更为能动的东西，那就是显示自然之威力的跌宕，其代表为台风与火山，而台风在“豪放中尤其豪放，跌宕中最为跌宕”。日本风景的成因，志贺从地理学诠释，在于气候、海流多变多样，水蒸气多，火山岩多，流水侵蚀得厉害。至于台风及火山造成灾害，乃至屋毁人亡，这位地理学家竟视而不见，无动于衷。

志贺重昂是民族主义美学先觉者，用自然风景宣扬国粹，鼓吹国家就要像台风一般势不可挡，横扫一切。“江山洵美是吾乡”，他引用这句诗，说日本江山美，并非因为是自己的国家就觉得美，那种美是绝对的，独一无二。在他的逻辑里，独自性即优越性。不过，这独自性是相对于中国及朝鲜而言，倘若跟欧美比，就不再绝对，而是你王胡有虱子，我阿Q也捉得来，咬得响。志贺的风景这边独好要这样来理解：过去总看着中国美，其实咱国家才更美，跟英美一样。志贺重昂之流的日本主义并非不排外，又排又不排，不排欧美排中国。日本有一条河叫木曾川，流经犬山城一段，悬崖峭然，高阁兀立其顶，幕末学者斋藤正谦买舟顺流而下，油然吟出唐人李白的诗句“千里江陵一日还”，犬山城（国宝）至今有白帝城之称。但到了志贺眼里，就变成“一幅莱茵河之缩影”。他赞叹莱茵河及瑞士湖泊为“世界风景之双美”，一赏之后，在日本国里“寻觅二年余，仿佛得之，瑞士即信浓之仁科湖，莱茵即犬山城之木曾川是也”。还赋诗一首，云：千里江陵一日还，莱茵夕照绝人间，东人漫颂西人句，咫尺无侘说犬山。（西为中国，东为日本）我游览过木曾川风光，确是美，更觉得志贺的心态简直像潘长江蹦高高吻郑海霞。他评价风景的价值标准很简单，形似欧美即为美，美似欧美则胜似中国。日本中部有三条山脉，叫飞驒、木曾、赤石，群立着三千米以上的高峰，有日本屋脊之称。一英国传教士叫它们“日本阿尔卑斯”，把这个叫法张扬开来的却是他志贺。令人怀疑，若不拿欧美作比，他还敢说“江山洵美是吾乡”吗？只要胜过中国，比得上欧美，就有了民族底气，虽然修竹三竿，绿柳如烟，终归是中国文化的趣味与意象。似欧美即为美，美似欧美则胜似中国。日本中部有三条山脉，叫飞驒、木曾、赤石，群立着三千米以上的高峰，有日本屋脊之称。一英国传教士叫它们“日本阿尔卑斯”，把这个叫法张扬开来的却是他志贺。令人怀疑，若不拿欧美作比，他还敢说“江山洵美是吾乡”吗？只要胜过中国，比得上欧美，就有了民族底气，虽然修竹三竿，绿柳如烟，终归是中国文化的趣味与意象。

 

“长夏掩关，澄怀默坐，取古人书画，时一展观，恬然终日。”清初高士奇写过一本《江村销夏录》。我虽没有他那样的眼福，但炎炎盛暑，取几册宋人笔记，时一展阅，也可销夏解暑。

手边在读的是赵令畤的《侯鲭录》。“鲭”是把鱼和肉合在一起的一种菜，书名出自《西京杂记》卷二：“五侯不相能，宾客不得来往。娄护丰辨，传食五侯间，各得其欢心，竞致奇膳。护乃合以为鲭，世称五侯鲭，以为奇味焉。”赵令畤的这本笔记博采“诸儒先佳诗绪论逸事”，精彩纷呈，以书之味比作侯鲭。

书中所录苏东坡的轶事最多，我尤其喜欢这一则：《南史》记载，刘凝之所穿的鞋被人家误认了，刘就把鞋给了人家。后来人家找到了自己的鞋，把刘的鞋还给他，刘不要。沉麟士也同样被人误认了鞋，沉笑着说：“是你的吗？”就给了人家。后来人家找到了自己的鞋，也把沉的鞋还给他，沉又笑着说：“不是你的吗？”就收下了。苏东坡说：“士大夫处世，当如麟士，不当如凝之也。”

这一则最能见苏东坡襟怀旷达，逆来顺受，拿得起，放得下。夏日读到这样的文字，真如服了一帖清凉剂。虽然我觉得像刘凝之那样，被人误会还把自己的鞋给了人家，已经是很不错了。

又一则录苏东坡给他侄子的信，谈作文之秘：

凡文字，少时须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汝只见爷伯而今平淡，一向只学此样，何不取旧日应举时文字看，高下抑扬，如龙蛇捉不住，当且学此。

秋水文章不染尘，那是似锦繁华过后的境界，否则萧瑟疏叶，只是枯枝一段。所以有人劝年轻人不要学知堂的文章，是有道理的。文章少年老成，未必好事。可惜我领悟得晚，年轻时没有学毛尖那样“龙蛇捉不住”的文章，现在总觉笔下枯涩。

对于胡适有兴趣者，《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是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一本书：于研究者而言，胡适的只言片语，往往可以解开现代思想史与学术史上某一疑点，是极好的佐证资料；于普通读者而言，读此书仿佛看一部毫无修饰的纪录片，可以从他的晚年生活点滴中领略到胡适晚年的智慧之光。如果套用胡适所说的“我终觉得这么静的夜去睡觉，太可惜了”，我们或许也可以这样说：在这样安静的夜里不读胡适，实在是太可惜了。

1958年后，胡颂平（1904年－1988年）担任胡适的秘书一直到他去世，是胡适晚年亲近最多的人之一。因为某一天突然想起胡适曾经说过的“马相伯先生是我们的‘国之瑰宝’，他的一言一行，应该有一个人在他的身旁，随时把它记录下来”，于是萌发了以日记的形式记录胡适言行的念头。《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记录的正是从1958年12月5日至1962年2月23日去世之日的晚年胡适，一个真实而生动的人间胡适。

台湾学者毛子水在为此书作序时，将其比拟为德国爱克尔曼所写的《歌德谈话录》，因为“一、中国的胡适和德国的歌德，才性虽不完全相同，但各人对于国家文化的影响则极相似。二、这两个谈话录所记的都是他们两人晚年的谈话。三、颂平对于胡先生，和爱克尔曼对于歌德，非特身份关系很相同，即相互的信任亦相同”，认为这一本谈话录“可以看出胡先生老年时的智慧”。

至于此书的价值，胡颂平在1960年12月21日的日记中提到，李宗侗知道他在记录胡适言行之后说：“胡先生自己的日记，有些地方是要顾虑的，不能任情写的；你可以任情地照实记载下来，将来一定非常有用的。”事实也证明，此书与胡颂平的另一作品《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均已成为研究胡适的必备参考书。

和易可爱的君子之风

《论语》是孔子一生主要的言行录，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自不待言。将《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与《论语》相提并论或有拔高之嫌，但单就记录一位文化大师的言行这一点，二书又确有某种程度的暗合之处。胡适曾说，“……现在我们看看二千五百年前的孔子，他的思想那么平实，真像师生谈话那样和易可爱。”“用力写出的文章，要使别人觉得‘就站在我身旁在亲口慢慢地跟我讲一样’，这样的清楚明白才行。”至少从和易可爱一点来说，《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确也做到了。

正如此书封底所言，胡适在生活中与随从之人的谈话，“小到一个字的读音，一首诗词的字句，大到国际局势的演变，社会背景的探索，无所不包”。以胡适的学识之渊博，见闻之广阔，《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所涉内容实在太过宽泛，然而，也正是在这种随意、即兴的谈话当中，读者或许更能真切地体会到胡适的君子之风。

晚年胡适在台湾经常遭遇一些批评。有人在文章中这样写道：“胡适先生不是单纯个人，他是一大学派之老领袖。又是‘中央研究院’院长，门生、故吏、新吏极多。如是成为偶像，而此种偶像极盛，乃以前大陆上胡先生所不曾享有的，如是便成一种有形的或无形的压力，曰，非胡先生之道不为道，非胡先生之学不为学，非胡先生之方法不为方法。”对于这种批评，胡适仅仅说：“批评也有批评的风度，但不能轻薄。”

而《自立晚报》做“国民大会幕前幕后”的一篇特写，记者凭个人的猜想，称“他（胡适）可能以不出席会议来做消极的抗议”，胡适认为完全非自己本意，但是“怕那位记者可能要受处分”，于是说“全是真的”。

一生倡导自由的胡适，在晚年却有“我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之语。事实上，无论是为人为学，胡适身上所体现的中正平和精神，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定义的君子标准。在对待批评时总不乏有一种平和理性的风度，“有些人真聪明，可惜把聪明用得不得当，他们能够记得二三十年前朋友谈天的一句话，或是某人骂某人的一句话。我总觉得他们的聪明是太无聊了。人家骂我的话，我统统都记不起了，并且要把它忘记得更快更好！”

细节中见真实胡适

在最初的一年里，胡适并不知道胡颂平在记载自己的言行，有一天偶然得知后，胡适先是诧异，继而说：“你还是当做我不知道地记下去，不要给我看。将来我死了之后，你的记录是有用的。”正因为初衷便是默默如实记录，而胡适本人也未加润饰与干涉，从而得以让后来的众多读者通过胡颂平的记录，从胡适的生活细节中一窥他的真实一面。

胡适一生交际广泛，以至“我的朋友胡适之”一度成为人人共知的典故。在《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记载了许多胡适在平日生活中对各类人物的零星点评，因为是与身边人的私下的随意谈天，少了许多忌讳，经常会有许多直截了当之语，与往日呈现在公众面前的“好好先生”形象有了相当的反差。而读者读到这些片断时，往往会抱以会心一笑。

例如，谈到齐白石的时候，胡适放低声音笑着说：“这位齐（白石）老先生78岁还生儿子；良怜之后，还有好几个子女呢！”而在说到王国维与罗振玉时，其语言与我们常人无异：“静安先生的样子真难看，不修边幅，再有小辫子，又不大会说话，所以很少出门，但他真用功。罗振玉就不同，身材高大，人又漂亮，又会说话，说起话来又有丰采。真漂亮！”

再例如，在1960年6月2日的谈话中，胡适说：“郭沫若这个人反复善变，我是一向不佩服的。大概在十八九年之间，我从北平回到上海，徐志摩请我吃饭，还请郭沫若作陪。吃饭的中间，徐志摩说：”沫若，你的那篇文章（是谈古代思想问题，题目忘了），胡先生很赏识。‘郭沫若听到我赏识他的一篇文章，他跑到上座来，抱住我，在我的脸上吻了一下。我恭维了他一句，他就跳起来了。“

梅贻琦病重，胡适去看他，回来后非常生气，大声说：“这是愚蠢！我本来很想看看梅先生，他也渴望能够见见我。他还没有死，一屋子愚蠢的女人在唱着歌祈祷，希望升天堂。——这些愚蠢的女人！”平时常说：“任何事我都能容忍，只有愚蠢，我不能容忍。”这在向来以温和态度待人的胡适，可以算是极为少有的严厉批评了。

背后议论人似非君子之道，但读到这些片断，相信绝大多数读者都不会因此而认为有损胡适形象，恰恰相反，我们可以更清晰地感觉到一个并非高在神坛之上的真实而可亲的胡适。

故国乡土的人间情怀

客居美国数年后，1958年4月，应蒋介石之邀，胡适从美国到台湾定居，出任重新恢复的最高学术单位“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虽一生并不热衷政治，但胡适与国民党政府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先后出任过驻美国大使、北京大学校长及“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且与蒋介石及诸多政要间保持着相当良好的私人之谊。胡适到台湾，表面看起来，似乎是蒋对胡适的重视，然而，时过境迁，胡适一生倡导的自由主义与彼时的国民党政府之间已经有了诸多不协调之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多次有蒋氏父子及其他政要与胡适交往的记录，但在当时的整体氛围当中，注定了胡适在台湾的日子并不是那么顺心如意。

早在1952年底，胡适应蒋介石之邀到台湾讲学。在1953年1月16日的日记中，胡适写道：“蒋公约我吃饭，7点见他，8点开饭，共谈了两个钟头，我说了一些逆耳的话，他居然容受了。我说，今日台湾实无自由。第一无人敢批评彭孟缉（时任台湾省警备司令）。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时任总政战部主任）。第三，无一语敢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

而在1959年，胡适挂名发行人、雷震为实际负责人的《自由中国》发表社论，对蒋介石政府提出严厉批评。这段时期，胡适虽未公开这么表明，但却请张群代转蒋介石有关他的见解，实际上是与《自由中国》相互呼应。

曾说过“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胡适，骨子里仍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书生本色。他对胡颂平说：“政治的事情，执政党方面有克己自省的功夫的很少，在野党方面有克己自省的功夫的更少；总之，有高度修养的人，才能有自省的功夫；能够自省，才能平心静气地听别人的话，了解别人的话。了解别人的话，乃是民主政治最基本的条件。”

在晚年岁月中，胡适的一席话可以看做是对他所有非议的一种回应：“我已被人骂了四十多年。我觉得应该做的，只要百分之六十对国家有利，百分之四十被骂，我是不怕被骂的。为什么胡适之在外国，别人对他多少尊敬，回来后会被骂呢？因我认为应该说的，应该做的，我不怕人家的批评！”联系到胡适在晚年时常提起他的徽州故里——故国乡土，难道不正是胡适的人间情怀？

 

据《北京日报》近日报道，中央党校对部分学员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领导干部对2006年存在的社会问题的关注焦点中，最严重问题的前三位依次是:“社会治安”(36.6％)，“居民收入差距”(23.2％)，“腐败”(8.0％)。“社会治安”今年首次成为最严重社会问题的首位，取代了多年来一直居首位的“收入差距”。

在中国一向有“领导重视”的传统，官员关心什么、关注什么，往往就意味着整个社会发展的重点所在。现在领导们开始把“社会治安”问题排在其所关注问题的首位，这自然引起了社会上的议论纷纷。但有趣的是，舆论几乎一面倒地指出，社会治安和收入差距大、腐败是个相辅相成的东西，恰恰是收入差距及腐败造成了社会治安的恶化，也就是说，官员其实应该关注如收入差距、腐败等更根本的问题。但问题在于:难道官员们不知道社会治安问题的根源是存在于诸多社会问题之中吗？我想，公务员队伍无论在文化素质上，还是政治视野上都比社会平均水平要高，但为什么普通百姓看得出的问题而官员们看不出？普通百姓关注的问题而官员不关注？也许，这不是一个难回答的问题。

说实话，谁也没有办法左右别人的想法。关注什么问题、不关注什么问题，自有官员们自己的考虑，替别人操心也是白操心。官员关注社会治安问题也许是源于自身所承受的一种危机感和不安全感，而且这种精神压力还在不断增加中。2006年以来针对官员的刑事案件开始增多，甚至频繁发生官员被灭门案件，如“贵州兴仁县长被灭门”、“甘肃临夏法院刑庭庭长一家四口被杀”、“北京丰台林业局副局长夫妇别墅内被砍死”等。事实上，社会治安的恶化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老百姓早已感受到此多时了，官员们之所以今天才体会到，是因为在这些恶性案件中官员自己也成为受害者。

我初步的认识是，官员们关注社会治安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意味着作为社会政策制订者的官员们也逐渐感受到社会转型的阵痛，并有可能为此采取切实措施——说到底，治安问题的受害者是不分高低贵贱的，是一律平等的。但问题是他们要对此采取什么措施——是为此改弦更张而更加关注和提升弱势群体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弥合由于“收入差距”“腐败”“教育不公平”等问题引致的社会分裂，还是一味简单粗暴地压制弱者的反抗，甚至越来越严厉？

不幸的是，在网络和传统媒体乃至现实生活中，我们目睹着越来越多的有产者对社会治安问题喊打喊杀，甚至连“收容制度”也试图要借尸还魂。这表明，随着社会危机的逐步显性化，所谓弱势阶层和强势阶层都失去了对彼此的耐心。社会治安问题的恶化当然意味着阶层之间的冲突开始升级，但更严重的问题是官员和强势群体的心态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种心态的变化才预示着真正的危险:如果把原因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化为社会治安问题，并单纯地采用严打手段，中国也许会进入到新一轮的社会对立和报复的恶性循环之中。

当一个公民受到侵害时，他倾向于镇压；当一个公民在没有受到侵害时，他倾向于自由，这本是正常的政治心态，但在社会转型时期，渐进改良是要上下合力才能完成的，社会的阵痛也需要每个阶层去分担。如果官员们对治安问题的关注能够转化为消除其他阶层的“疼痛”的实际行动，那么整个社会下层将看到改革的方向和希望，改革的合力也会形成；如果强势阶层因为目光短浅或者自私自利而置其他阶层于不顾，那不但是对弱势群体的不负责任，更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一切恰如肯尼迪所言——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帮助占社会多数的穷人，也就不能挽救那些占社会少数的富人。

 

北大清华等校十位“博士”联名抵制圣诞节，并且还真写了一篇宣言：《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我们对“耶诞节”问题的看法》。然人家讲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我们就不妨翻翻《论语》。《学而》的开篇，孔子就讲“人不知而不愠”，接着斥责“巧言令色，鲜矣仁”。读通篇的《论语》，孔子的教导始终如一：少说多做，以自己的行为做别人的典范，这样人家就会到你这里来求道，那些动不动就自我标榜的人，最让人不耻，言行不一者，更令人厌恶。你真有“主体性”，做出来给大家看，少嚷嚷。

遗憾的是，一位在宣言上签名的北大哲学系的周“博士”指出：“中国当代人的穿着打扮、生活方式都受西方文化影响太严重，圣诞节就是典型的例子。”可是，网上刊出的由他“本人提供”的照片，却是西装革履，洋发式，“洋眼镜”。

这不是搞笑吗？在北大哲学系搞中国传统文化，难道不知道孔子讲的“观其言而察其行”吗？

我们不妨再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现在不仅圣诞节在中国流行，春节也在美国流行。我在美国住了十几年，一直不过春节。这大概是因为在国内过得倒了胃口：大家除了看那平庸无聊的春节联欢晚会，或者吃吃喝喝，还有从港台学来的送红包等等，没有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可做。可是，这几年，每到春节，总是美国人提醒我“节日快乐”。孩子的学校要把我们请去，给大家介绍中国的春节。当地的图书馆等文化机构，还会举办纪念活动。中国城则更有大型庆典，广告做得哪里都是，美国家长也带着孩子和我们一起去看热闹。两年前看报道，拉斯韦加斯的赌城，一到春节几乎摇身变成了中国城。因为中国的赌徒人多势众，做生意谁敢得罪他们？以我们的标准，这是不是中国文化对美国的侵略呢？是不是美国也要出来十个“博士”联名呼吁抵制春节，反对商家炒作外来节日呢？

我们生活在全球化的时代。经济跨国整合，文化汇流，使中国经济起飞，老百姓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综观人类的文明史，这种文化汇流碰撞的时代，多是文艺复兴的最好机会。欢迎外来文化，不仅可以取人之长，而且也可以给本土文化带来创造力。我们所引以为自豪的盛唐，不就是胡风横扫天下，长安满街卖胡饼的时代吗？

当然，拥抱外来文化，并非盲目追风，应该有个尺度。在我看来，尺度无非有两个：第一，要看这一文化和我们所珍重的核心价值是否相融；第二，要看这种文化本身是否优美，是否能弥补我们文化中的缺失。以这个标准看，我们不仅不该抵制圣诞节，而且应该学习怎样过圣诞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些都是我们珍爱的传统价值。你到美国看看就明白：圣诞前几周，街上许多人戴着圣诞装饰，手摇圣诞铃铛，在进行慈善募捐。连老布什夫妇都带头在街上摇铃铛。普通百姓给为自己提供服务的人(如送报纸的人，清洁工，学校老师，学校边上的交通管理员，门房等等)送礼物。这并不是搞关系，因为礼物送不送，并不影响你享受的服务质量。但圣诞节的精神，是对待所有人如同对待自己的家人，要借这个时机，想想自己的生活是多么离不开别人的帮助，要心怀感激。再看无家可归者的救济中心，充满了志愿人员，发放着大量的捐助礼品。一些公共建筑、写字楼、学校、医院，到处是给贫穷孩子捐献玩具的箱子。我的女儿七岁半，最近每天带她出去，她都要从自己的零花钱中拿出25美分，捐给那些募捐人员。再看看我们的传统节日，这样的精神还剩下多少？难道这一切我们不该学吗？这怎么能证明“圣诞节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很大的冲突”？

弘扬中国文化可以，提倡传统节日也可以。但是，你首先要做的，是挖掘自己文化中的伟大精神，使传统节日具有道德目标。过节不是吃喝玩乐，而是一个庆典。你要在这个庆典中，重申自己对社会和他人的道德与感情承诺。这样，节日对社会才会有感召力。不懂这一点，就去向别人学。孔子不是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吗？靠打压别人来抬高自己，只能说明自己的文化破产。

我愿在这里向久违的国人说一声“圣诞快乐”！我不是基督徒，当然更不想提倡基督教。但是，圣诞节已经是个非常世俗化的节日。它强调人类之间共同的纽带，强调陌生人之间骨肉般的亲情，它让我在厌恶过节了20年后，又领会到过节的意义。我希望大家借此机会想一想，怎么像爱你的家人一样爱你的邻居，而不是一天到晚琢磨着发明个什么“准入制度”，把那些碍你眼的人从你的生活圈子中驱逐出去。

(作者系旅美学者)

 

 

面对圣诞节入侵，来自北大、清华、南开等名校或科研单位的十位“博士”发出署倡议，以此“唤醒国人、抵御西方文化扩张”。看到这则新闻，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又有人拿国家和传统绑架国民了。

“十位博士联署”炒得火热，仔细一看，“十位博士”当中也有“半成品”。想必其中几位尚未熟透的“博士生”是有些迫不及待了。不过，这并非关键所在。

就算你是“博士熟”，糖葫芦般串成十个，讲究阵容与排场，再挂上名牌来告诉我或者我们现在身处怎样一种险境，也未必尽能说服我。毕竟，名牌与排场都不是证据。

可怜这些“博士”，拿了“西洋文明”的种种好处，却又以保家卫国的pose来换取掌声。这大概是“大义灭亲”的最高境界了。倡议书说，“人们相逢互祝以圣诞快乐；平安夜里，人们聚众狂欢，流连忘返——凡此种种，皆表明我们正在逐渐演变成一个西洋文化主导的社会。”然而，一个给大家带来欢乐的节日，让大家彼此祝愿，究竟何罪之有？“博士生”和“博士熟”们大谈“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要驱逐西洋文明的“异端”。不知十位“同端博士”眼里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是什么。在我看来，文化不过是人类发明的一种工具，本无所谓“主体性”，

即便有那也得首先满足人的主体性。而人的主体性，更决定于人自我选择的权利。工具的主体性不能超越于人类的选择之上。所以，在博士们大谈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同时，首先要明白的是，无论过什么节，在哪天过节，那都是公民自己的私事。从政治伦理上讲，国家因契约而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制造的一种工具，同样难免有“虚拟社区”的意味。所谓本土情感或爱国主义，既取决于本土文化与国家有着怎样的价值与美德，同样取决于民众的价值判断与审美。本土情感并非一种“逆来顺受”、“嫁鸡随鸡”的情怀。

我们的一切文明，当归属于人类文明。本质上说，人类文明是一个“文明共同体”。然而，有些人非要将人类文明像切西瓜一样分成几瓣，然后将它们对立起来，就像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勾引大家举起各自的一瓣西瓜进行肉搏。文明对立论者说别人手里的西瓜被下了毒药，而自己的那一份却是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所以，在他们看来，向世界推销孔子是为世界文明作贡献，而在中国抵制给小孩送礼物的圣诞老人却是为保家卫国。他们丝毫不为自己抵制人类文明的成果感到害臊。这种精神分裂表现在，一方面他们尽享人类文明的成果，另一方面又要举着西瓜刀与光彩照人的人类文明作战。

事实上，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无论“洋节”，还是“土节”，对于我们这些后人来说，更像是一种精神领域的公共产品。究竟以怎样一种心态来对待节日，那完全是后人的自由。至于说圣诞节对本土节日的压迫，更是无稽之谈。毕竟，圣诞节并不具有排他性，它只是多给了民众一次自由选择的机会，而且，并非多数人选择过圣诞节，其他人就不可以过圣诞以外的节日。十位“同端博士”以“传统文化”的名义驱逐圣诞老人，不过是用自己的愚蠢观念剥夺或诋毁他人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

每个人都有愚蠢的自由，若是号召别人和他们一样愚蠢，而且愚蠢到了“爱国”与“爱传统”的高度，倒真需要引起大家注意了。今日中国正在转型，在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征途中，有些人签名是做历史与文明的加法，有些人签名是做历史与文明的减法；有些人为民众获取更多的权利签名，冒险犯难，促进中国的自由与繁荣，有些人则为“驱逐异端”签名，给这个社会的发展增加几副手铐与脚镣。

我曾经主张“每个人争自己的传统，就是争中国的自由”，一个社会的富庶，就在于我们有较多种的选择。平安夜，不知道那些穿着西服在网上摆pose的“同端博士”是否会跑到松树林里搜捕圣诞老人，为中国文化做净身运动。文化卫道士们或许永远目光明亮，他们不用睡觉，只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终究会疲倦。若要相安无事，最好的办法是他们继续保留“唤醒国人”的热情，与此同时，也请尊重我们在劳碌一天或一年后选择如何休息或睡觉的权利。

 

 

反腐：年年如斯

随着陈良宇的职务被免去，向来姿态高傲的大上海终于惭愧地开始了新的思考。这是在继成克杰、陈希同落马以后，中央又一次向国家和党的高层动戈。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中将因贪污1.6亿、包养5名情妇，被中央军事法庭审判，则是军内腐败大案首次向社会公开。而天津市政法委副书记、市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的落马，最终彻底破除了津沪两地没有贪腐高官的神话。

这一年里，各级政府和司法机关似乎都在竭力反腐败，严厉打击商业贿赂也成为了官场口头禅，可最终却发现越来越多问题出自自身。上海、成都等地的监狱领导得到贿赂后不断给特殊囚犯们“自由”，最后自己纷纷落马失去自由，而一直自信不已的深圳中院这次也因为大批法官腐败丢了大脸。习惯把“赖昌星”和“福建”联系在一起的人们2006年也可以换个人名了。“福州首富”陈凯7月份被公安部直接抓捕，结束了其近10来年在福州的兴风作浪，至少有50多名的大小官员涉及此案。

2006年，不过是中国的“反腐又一年”，贪污腐败在现实的中国已经不是新鲜事。当然，一个政府年复一年不得不把反腐当作重要、长期的工作来做，无论怎么有战绩，都是很尴尬的。

医疗：腹背受敌

2006年，卫生部终于承认“医改基本失败”，表示将“重新来过”，却没有表示有谁会为这样的败绩承担责任，胜利有人主动表白，失败无人承担责任，已经成为一大“中国特色”。医疗问题当然不仅仅是病人不满，连一些医务人员都觉得自己在从事一种“耻辱的职业”，成都市儿童医院的女护士长张德丽终于含泪离开她曾经心爱的医院和无数喜爱她的病人，不再从事临床医务工作。

控制了中国民营医院大约80%的福建莆田游医在偷偷治疗性病，但是生产“奥美定”的吉林富华公司却决心与国家药监局把官司打到底，可笑的是，尽管“奥美定”本身有安全隐患，但更多的问题出在国家药监局颁发的“准生证”。当然2006年卫生部门的“麻烦”还不只这些，安徽华源生物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欣弗”注射液使部分患者使用后出现胸闷、肾区疼痛、过敏性休克等症状，此事件也令他们忙了一段时间。

但是事情过了也就过了，中国的事情还多呢，不知道明天又要发生什么。

公共基金：保障不保

社保基金、农保基金是老百姓的“养命钱”， 住房公积金是老百姓的“安居钱”，这些钱绝对不能出问题，但事实证明，它们最容易出问题并且常常出问题，这一年的几桩轰动性事件件件与此有关。一个个巨大的隐形黑洞正在吞噬这些所谓的养命和安居钱，当一个直辖市的最高领导者都与挪用老百姓的“养命钱”有关时，政府的公信力何在？

老百姓保住了命，安了居，整个社会才能稳定。但在那些挪用公共保障基金的人眼里，是看不到这一点的，一笔巨款，用了白用，不用白不用。白用的钱，还有守着不用的傻子吗？一次一次政府决策和管理的无效乃至最终的失败颠覆的是人民的信任感和施政的合法性。出人意料的是，在上海社保案被中纪委揭开盖子之后，其他地区庞大的社保基金挪用数字竟然再也没有人被进一步追究责任了。

所以，不能依赖掌管这些基金的官员的自我觉悟，不能依赖他们对百姓生存艰难会生出怜悯之心，而停止自己肮脏的行动，更不能依赖他们的上级部门避重就轻、貌似检讨实则开脱的公开表态，人民能够期待的是，完备的法律监管、完全的信息公开以及严密的制度化操作来使黑洞里的一切都暴露在阳光之下。

房地产：价格之奴

改革开放20多年，大陆的几乎每个城市都像建筑工地，高楼大厦成片成林；几乎每个城市的百姓都抱怨买不起房。放眼全国，虽然2006年政府一次一次出台调控政策，但房地产的价格就像是按在水里的葫芦，手一按下去了，手一松又上来了，欢腾得很。

房地产能给那么多行业的人们带来好处：钢铁、水泥、石化、能源、金融、保险、建材、家电、 装修、园林、广告、房地产中介，甚至每增加一户城市居民，还能为农民工创造2.5个就业岗位呢，至于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就更不用提了，这都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儿。一句话：希望稳定 房价的，除了中央政府，都是一个一个买不起房的人；不想稳定房价的，都是一群一群急于靠此赚钱的人。你说你买不起房，没房子住了，人家一句话就给你堵回来了：“也没见你住到街上！”

想想也是，咱还没到流落街头的份上呢，即使当奴隶，也是在屋里，还有些残存的体面……反正，不到把大多数人逼到上街的地步，谁也不会急。

调水：争议尤存

“调水”是2006年中国人一个耳熟能详的名词，“南水北调(西线)”、“朔天运河”和“山东海河”等等巨无霸工程的名词不断在媒体上出现，支持者有之，反对者更有之，可喜的是，争论都使用了文明的科学，而不是简单的行政权力。

无疑，评价“朔天运河”的可行性首先应把它当作工程问题，如从工程角度它被证明不可行，那么过多强调它的“伟大意义”也无用。从这些年来水利问题的许多论争，当年的三门峡、三峡，直到最近的怒江、金沙江水电开发，教训不少，值得总结。

有些调水计划更是让人吃惊，山东海洋厅副厅长王诗成提出，鉴于山东半岛两侧的胶州湾、莱州湾近年来污染不断加重，如果能够开凿一条贯通两湾的胶莱人工海河，将有效加快水体交换能力，改善生态环境，这样，山东将建成仅次于苏伊士运河的“世界第二大人工海河”。还有人建议干脆“把山东半岛炸成山东岛”，中国人越来越敢想，也越来越幽默了。

当然，义正辞严的人也不少，四川学者们在质疑“南水北调(西线)”时表示，中国一些高级技术者并没有按照严格的科学程序说话办事，他们常常惯用政治活动的方式进行科学技术工作，甚至用接受政治任务的方式进行科学技术工作，破坏了社会的科学言行习惯。

城市：恶政不断

城市里城管工作人员和小贩们的斗争进行了一年又一年，但是2006年动静最大。

在上海，城管人员被指责把市民李秉浩殴打成脑死亡；在北京，先后有两名城管人员在执法过程中被执法对象当场杀害。城管与小贩之间的争端在各地不时发生，互有伤亡，已成为中国所有城市发展中的不和谐音。这两者的矛盾只是一种表象，深层次还是政府的责任，一边想要城市干净整洁，另一边却不断产生失地农民和失业人员。在中国，住在城市就是好大家都知道，看看城市里一条路一年可以反复折腾好几次，行人道的树换好几种，但是农村那些小道可能20年来都没有变过。

令城市管理者们头疼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散发小广告，北京市已经有了处罚办法：情节严重的，处以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为了城市更加整洁，广州在禁了摩托车之后，又禁了电动自行车，但是看看地铁和公共汽车真是要挤死人，出租车又贵，普通老百姓到底还要不要出来活动？如果政府老怕交通挤，不如再想点其他办法。

一直生活在拥堵中的北京人在2006年又一次体会了“非典”时期的宽敞，“中非论坛”的召开使北京交通大大改善，主要是许多车不能进市区了，许多公车被锁起来了。会议一结束，北京又恢复了原样，所以北京人都想套唱云南民歌：“哎罗哎，非洲的朋友请你留下来！”

知识产权：剽窃有理

知识产权在中国越来越得到重视，除了政府积极打击各种传统盗版行为，更是与国际接轨，开始向各种卡拉OK收版权使用费。由于上海、广州的许多经营主对收费标准存在不合理、不合法的质疑，不愿意向消费者转嫁，迫使国家版权局不得不做出了“灵活的收费办法”。

中国民间维权运动一直遭官方猜疑，农民因为土地或环境问题群起维权的行动，经常以官方强力镇压收场；然而广州和上海卡拉OK业者的集体行动及当局至今的反应，可能意味着官方对维权运动态度的微妙转变。

不过这不仅仅是中国内部的事情，还有美国人、欧洲人在后面看着呢。中国要成为负责任的大国，需要从很多小事做起。譬如盗版之后还有剽窃的狂风，深受广大新一代喜爱的“花儿乐队”被告剽窃，难怪他们的歌曲如此好听。新生代作家郭敬明更是表示看不起其他许多作家，即使被判了剽窃，也只是承认是受了点别人作品的启发而已。

最让这些人放心的是，中国从来没有什么人因为知识产权问题被弄得倾家荡产、身败名裂，而对于老百姓来说，能够享受廉价的技术商品，似乎就不顾一切了。

救灾：冷漠与温情

2006年中国灾难连连，川渝的干旱，福建的台风，广东、湖南的洪涝……样样来势汹汹。一方有困难，八方来支援的传统美德在普通人民的身上又一次得到了体现——尽管中国人自己都觉得越来越自私和冷漠，但那是对“小事”而言，大灾大难方见人心不泯正义犹存。事实上，在广东粤北地区的救灾行动中，一方面人们在为有关政府的冷漠和庸政而嚎啕大哭，一方面却又能感受到主动抵达灾区施救的义工组织和重启粥棚救济百姓的佛教僧侣所带来的人间温情。

这所有的救灾活动中，仍然是政府在起着主导作用，政府也是人们别无选择的帮助者，但政府的种种努力救灾并没有得到社会的一致赞扬，人们反而认为很多事情的发生也有着政府的责任，比如建在凹地里的不安全学校，比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就没有投入过的农田水利基础建设。

善良的受灾者们在公开的场合往往不能够批评种种过程中的不足，他们只能对迟到的帮助表示感谢。虽然媒体在其中发出了许多思考和质疑，但究竟能改变多少政府作风，是不是要到下一个大灾之年才能得到检验？

青藏铁路：天路之惑

自三峡工程让全体中国人情绪激昂后，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的正式通车，再一次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大量的人流、物流将以最为简单和廉价的方式从内地进入西藏，但巨大的变革诱惑难以掩盖人们对于西藏未来的种种思索。

中国政府把青藏铁路当作改变西藏经济落后面貌的利器，但是一条铁路的通行显然并不能立竿见影马上给一个地区带来什么，交通条件并不能必然地转化为某种形式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必须看铁路的沿途和两端，究竟能有多少人流、物流从上面通过，并且能够合理地转化为财富。

由于西藏传统上对中央政府的经济依赖性，有人担心在许多外来诱惑和谈判面前，它很可能一击即溃。青藏高原是中国和东南亚地区大河大川的发源地，也是世界山地生物物种的一个重要起源和分化中心，由于高寒缺氧，生态环境独特、原始而又十分脆弱。

西藏的未来规划是什么模样，尤其如何对待生态环境与文化多样性问题，冷静而清醒的思考是必须的。

食品安全：必须禁口

秦中飞短信入狱，被人认为皆因所谓“多嘴之过”。面对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问题，需禁口者，却是全国人民。

15年前将多宝鱼引进中国的雷霁霖教授，很为多宝鱼因含违禁药物而禁售感到痛惜。在他看来，养殖户们之所以敢乱来，是因为他们心里根本没有产业的概念。“他今年投20万养多宝鱼，为的是一年以后赚40万，至于这个产业会不会被毁掉，根本不会考虑。”

养殖户们岂只是没有产业概念？更要命的是，他们普遍表现出对别人生命的漠视。山东是多宝鱼养殖基地，但山东人都不吃多宝鱼，而是运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地销售。郑州的涮牛肚是用牛肠做的，卖牛肚的摊贩也不让自己的孩子吃。推而广之，含有苏丹红的鸭蛋，鸭贩子们自己不会吃；给蛇和乌龟喂避孕药的贩子，自己不会吃这些蛇和龟；给豆芽用激素、给苹果上色的农户，自己不会吃这些豆芽和苹果，给大闸蟹用素(激素、抗菌素)、用荤(往蟹塘里扔动物尸体，让蟹吃烂肉)的养殖户，自己也不会吃大闸蟹……长此以往，这样的情景将会出现：你制造出一种含有毒物的食品，自己不吃，而是推销给别人；但别人也制造出含有毒物的食品，自己不吃，再推销给包括你在内的其他人。

人人都在害人，人人都以为自己不受害，岂料天地之间，不害人的食品已是越来越少。

权威机构：忽悠哪来公信力

权威机构是干什么的？一言九鼎，说一不二。当然，也包括“错了就改”，但不应该是朝令夕改，朝三暮四，自己打自己一嘴巴子，2006年这些机构的轰动性事件所折射的是我们社会公信力的进一步下降。

当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宣布在日本宝洁株式会社蜜丝佛陀公司制造的SK-II品牌系列化妆品中查出禁用物质铬和钕之后，国家质检总局并未先与宝洁公司沟通，而是立即将消息公之于众，并通知各地检验检疫机构加强对从日本进口化妆品的检验检疫工作，有人欢呼“这种做法体现了以保护消费者健康为第一要务的原则，与以往一些部门在处理类似事件时百般顾虑、拖沓的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显然，欢呼者并未细细体味这个“鲜明对比”中的蹊跷，宝洁公司在SK-II全面撤市时就知道“迟早我会再回来的”，这也同样蹊跷，而40天后它真的昂首挺胸地又回来了，更是蹊之大跷也。

无论如何，国家质检总局、卫生部还都是如假包换的“权威机构”，而“全国牙防组”这个组织就更好玩了。它是干吗的？谁给它的认证资格？没资格却能认证，还一忽悠就是十几年，弄得十几亿中国人都知道了“全国牙防组”的大名，都用着它“权威认证”的牙膏，为什么有关部门就一直发现不了？

一名牙科医生说得幽默：“如果(全国牙防组认证的)那些牙膏真的什么牙病都可以治，那就不用再买牙刷了，就把牙膏当药膏用就行……”

遗产：开发性毁灭

电影导演陈凯歌为了自己所谓的宏篇巨作《无极》，肆无忌惮地糟蹋了美丽的香格里拉碧沽天池，事隔近一年之后，终于引来全国人民的愤怒和建设部的干预，正所谓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与此类似，山西省左权县“左权八路军总部广场”的开发也受到了种种关注，该工程由于重复规划等原因造成革命文物被破坏的局面，被认为是当地官员的政绩观在作祟。

2006年，非物质遗产终于从“世界”走回了“中国”。在数以百计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面前，上有中央财政支持下有品牌开发效应，不少积极申报非物质遗产的地方官员似乎已经看到滚滚财源，握有绝对行政权力的官员所带来的毁灭性开发会不会随之而来？事实上，我们国家文化命脉的保护与传承之路依旧茫然。

甚至连传统的佛门圣地2006年也进一步“不再清净”了， 2000多名世代生活在少林寺周围的农民，在一纸命令之下离开了故土，政府的理由是为了发展少林寺以及周边经济。本是看破红尘的僧人和远避凡尘的寺庙如今也积极参与经济创收，可谓世界之一大变革。尽管政府给农民们盖了新房，但被迫迁走的农民们都流泪了，一个老大娘说：“俺一生都是种地哩，外面给个金山俺都不要，以后不叫种地了，可咋吃饭呀……”

佛祖微笑着许给众生美好的未来，面对现世的苦难，他拈起的花，却悄悄谢了，此情此景，迦叶还能微笑吗？

纪念活动：忘却之后

整整2557年前，孔子诞生了，整整70年前，鲁迅逝世了；同年，伟大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了；整整40年前，整个国家的灾难“文革”爆发了，整整30年前，“文革”又结束了，又过了30年，就是今年，我们在纪念各种应该纪念的人和事，同时也竭力遗忘那些不该想起的事和人。

纪念，还是遗忘？这是个问题。有人说中国人是善于遗忘的民族。但是，不管你已经遗忘过多少次，历史总会出其不意地，再次来到你的面前。不管诞生的还是死去的，不管是胜利还是劫难，我们的纪念都显得沉重，因为每一次胜利都来之不易，每一次个人的或民族的进步都步履艰难，而纪念总在忘却后。

从这个角度来说，也许我们应该感谢一下在孔庙中摆出热泪造型，试图“慰藉孔夫子千年寂寞”的国学辣妹白鹿鸣，起码她让我们嘿嘿一笑，暂时放松了一向紧绷着的“纪念”的弦。

高教：要“高球”还是要饭碗

自从1990年代“教育产业化”，大学似乎就开始不怎么干正经事了。

在2006年这个年份，出现了天津大学拿着财政拨款去投资风险极大的股市，损失至少在3750万元以上的“事故”；出现了丘成桐炮轰北大引进人才造假，拉知名海归骗取国家项目资金，而北大及多名学者、教育部均卷入纷争，并有涉嫌人身攻击的“掐架”事件；出现了学者断言“北大、清华将被香港大学扫成二流”，以及内地大学领导脸红脖子粗的反驳和尴尬；出现了“今年124万大学生无法当期就业”的报道以及北大、清华的应届毕业生、博士生争聘北京郊区村长助理，更有些大学生、研究生因就业压力大而跳楼自杀的情景；出现了一些高校将高尔夫球列为学生必修课，“给学生一个杆，相当于给他一只碗”的“精英教育”计划……

有人说，大学扩招类似于上世纪70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都是将社会消化不了的剩余劳动力疏散出去，暂时减轻社会的就业压力。但当这些扩招生大学毕业，不得不走向社会时，就业难度不但没减轻，反而更严重了。以前是不上大学难就业，现在是上了大学就业难。

一句话：如果大学不干正经事，又没人管它，才会出现很多乱七八糟的“高校现形记”。

 

进入新世纪之后，在网络上毫无顾忌地倾泻语言暴力、民族仇恨、民族血性和流氓腔调，已经成为大陆网络一大特色。当我把每一个个案联系起来，就发现在这些针对具体事件的大发泄的背后，是延续百年的畸形民族主义的大转向：由自卑、怨妇、控诉、谴责相混合的被动防御型爱国主义，转向了由盲目自信、虚幻自傲和仇恨宣泄构成的主动攻击型的爱国主义。

在当下大陆，做一个爱国者是幸福的，那些满口的暴力语言和流氓腔调的网上爱国者就尤其幸福。借助于网络的言论空间，发言的方便和匿名的安全使之可以肆无忌惮的逞口淫之快，爱国在道德上迅速堕落为嗜血的下流的蒙面的阴暗的流氓主义。

他们刚刚对女明星赵薇大耍完流氓爱国主义（请参阅我的《大陆爱国者的流氓相》一文），又有两个美国流氓为他们提供了绝好的口水对象，发动了一场用流氓腔调对美国流氓的语言诛杀。两件事的发生似乎还隐含着某种诡秘：它们发生在中国很有名的两个城市——改革开放的沿海橱窗深圳和中国的心脏北京，且凑巧的很，作案的时间都是下午，地点又都是在公共汽车上。

深圳，2002年3月9日下午，金发碧眼身材高大的美国人马克借酒壮胆，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当众扯开一名中国女子的胸扣往里看，且口出狂言：“我是美国人，我把你杀了，你们能把我怎么样！”洋酒鬼兼流氓激怒了车上所有的国人，大家一拥而上，将他扭送派出所，马克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警方处以500元人民币罚款，马克向受害人当面道歉并做了书面道歉。据警方介绍，马克是心理学硕士，曾任职深圳书城中的电子工业人才培训中心，一向下流疯狂，经常跑到酒吧喝得烂醉，到处惹是生非，无所顾忌地用手向女学生胸部指指点点，已被培训中心开除。警方还查实，马克入境后，没有按规定向公安机关申报住宿登记，违反了《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的有关规定。对此，警方对马克又处以罚款并缩短他在中国停留的期限。

北京，2002年4月19日下午，在359路公共汽车上，一个年近40岁的美国男子，身高1米8以上、黄色分头、穿短袖和牛仔裤。他突然对好言劝说不要把脚放在汽车引擎盖上的女司机孟秋生大打出手，鲜血直流的女司机被迫紧急停车。他还冲着上前劝阻的小伙子的额头狠击一拳，将其打得跌在座位上，头破血流，额头鼓起一个大包。他还用下流的语言和动作辱骂围观和劝解的群众，冲着人群傲慢地做着各种极其下流的动作，口里喊着：“Come on，Come on，I mate you……”他威胁并追打采访拍照的记者，大骂“Fuck！”。一位会英语的女士好心为他翻译并用英语示意他坐下，他非但不领情，还不停地骂脏话。后来他见围观群众越来越多且义愤填膺，还想跳车窗逃跑。最后被赶来的巡警带走，给予了行政处罚。

媒体报道美国人耍流氓、打人的事件时，还尽量注意分寸和中国特色的外事纪律，两个流氓也都受到了有关部门的相应处罚。其实，这只是两起普通的治安事件，与中国各地每天发生的无数治安事件没有根本的区别。但是，因为两人是外国人且又是外国人中的美国人，这就变成了有关民族尊严甚至国家主权的大事。相关报道上网后，顿时成为热点中的热点，三大网站的帖子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有了上百页，几乎全是谩骂声打杀声。我随机下载了二百条网民的评论，只有两条是主张诉诸法律，其余的198条全是类似言论：什么“五马分尸”，“凌迟处死”，“腰斩”，“宫刑”，“操美国猪猡”，“先轮奸后示众再绞架”，“干死美国佬的女人”，“把美国佬鸡鸡割掉”，“把他阉了，再剁成肉酱祭王伟、朱颖、许杏虎、邵云环”，“我就恨美国人！！！用火箭筒导弹轰他！！！”，“美国的政府和杂种都是一个样，都是欠扁的！！！！！”，“组织中国光头党，专揍各种蛮夷”……

以极端民族主义成名的王小东先生，甚至小题大做，把个人违法行为上升到两个国家尖锐对立的可怕高度：如果中国人不用拳头而是只诉诸法律来教训这两个耍流氓的美国人，那就是民族精神的阳痿。在日益激烈的世界竞争中，在唯一霸权美国的欺负下，中华民族的未来存亡还将遭遇大的危机。他专门为此写了题为《中国人赵薇。美国人马克。歧视。爱国》的文章，“美国流氓”的称谓不仅取代了调戏女人的马克之名，且由此引申出“美国本身就是当今世界的最大流氓”的咒骂。

王小东自称为学者，但对他来说，当事关民族尊严、特别是在面对美国流氓侮辱国人时，他只能抛开学者的一切矜持和顾忌，义无反顾地做一个有血性的爱国者。他说：“如果是我碰上这样的美国流氓，我一定出手，不管我打不打得过他，不管警察来了会怎么治我而不治他。”他之所以如此理直气壮，是因为这种暴力爱国主义被他提升到关乎民族精神的确立、民族的长远利益和伟大复兴的高度，他说：“揍美国流氓就是对于孩子们最有效的’爱国主义教育’……先从揍美国流氓做起，如果这一点都做不到，这一点血性都没有，这一点精神都没有，谈什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谈什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不愧是学者，要比其他爱国网民渊博，引经据典地论证暴力爱国的正当性。他说：“中国人的祖先曾经说过：’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句话放在现在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不要说你一个小小的美国流氓，就是你美国总统，如果冒犯了中国人，你就是跑到天涯海角，我们也要把你追上诛杀。”虽然“我们现在确实还弱，确实还做不到我们祖先做得到的事。但我想，二十年吧，二十年，我们肯定可以做得到。这个美国流氓深知现在这个软弱的中国，但他还是知道得太少，他不知道，中华祖先最高贵的血仍旧流淌在我和像我这样的中国人的血管中，所以，历史必定还会回到那么一天：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流氓爱国主义很阴险，善于利用媒体制造“汉奸”，即便完全不是理由的理由，也可以作为借口进行恶意陷害，因为国人的道德杀手锏是：爱国不需要理由。最近，又有一则演艺界的汉奸新闻轰动全国。一向爱国的著名演员姜文，被天津一家小报制造成准汉奸，理由是：他在拍摄抗战影片《鬼子来了》期间，曾经去过日本的靖国神社。制造者根本不管中国人可不可以去靖国神社，姜文去干什么（收集素材或看樱花），只要有去过，足矣！因为现在的中国，爱国主义是绝对的政治正确和道德权威，汉奸的恶名对一个人的抹黑，远比桃色绯闻更有效。如果一个社会名流沾上汉奸之嫌，必然是全国共讨之。

姜文受恶意诬陷的遭遇就是赵薇蒙辱的翻版。事件的制造者和愤怒声讨者，根本不管赵薇是否知情、穿这套服装干什么，更不会顾及赵薇的个人权利和名誉。只要穿了，就足以证明她是汉奸是卖国贼是小日本的艺妓，就应该被诅咒被打杀被强奸被挖祖坟……赵薇在全国性的大批判和大咒骂的压力下，最后不得不出面道歉。

可怕的是，对赵薇的大批判大诅咒并非官方授意，而完全是自发地来自民间，并大批社会精英参与其中。民间多数所形成舆论暴政把完全无罪者送上了道德法庭，逼迫受害者赵薇不得不“低头认罪”，向广大爱国者道歉——包括那些用屠夫语言砍杀她、用污言秽语强奸她的爱国者。而以爱国之名发动的舆论暴政，离肢体暴行只有一步之遥，甚至已经有人开始向赵薇泼粪了。同样，以爱国之名煽动起的好战民意，离真正的战争也并不遥远。

 

我们似乎已经完全被一种现代生活的潮流裹挟而行，这种潮流不是一个“时尚”所能概括得了的。当孩子们嘲笑或痛心疾首于父辈的壮盛年华趋时媚俗时，比如胡风事件中的告密，反右运动中的构陷，文革中的愚忠，八十年代的空疏，我们可以作证，这种生活有着将人管制或异化的先天性优势。它的确定性或强大使得一切个人的生活无法确定，无能自主，它的游戏或表演让今天的孩子们溺陷其中而不能自拔。以我们父辈祖辈的人生经验，他们已经经历数十年的斗争时代和建设时代。余生虽晚，我和同辈人却也目睹了阶级斗争话语、文学和人道主义话语、经济建设和发财致富话语、法学话语等不同的时代精神主宰生活的社会变迁。

这种现代社会的繁复生态，使得学业、志业和职业“悖时”或“背时”者总处于一种落寞的地带。俗话说，生错了时代的人是薄命的。更不幸的是，那些自以为生错了时代的人，其怀才不遇的情状也是可怜复可笑的。“余生也晚”，这话里有多少失落和遗憾；“未来将会证明”，却又极为自负和傲慢。这种人似乎真的命中注定跟热闹的生活无缘，他们是旁观者，是失语者，因为他们的旁观，所以他们把握不了时代的真精神，他们是不可靠的意气或情绪的化身；即使他们是一群人，是民众，“民意”当然也是靠不住的，“民意”有时极不着调。只有那些髦得合时的人才是生活的弄潮儿，是歌唱者，用过去流行的话，是“放歌”者；就像在今天，似乎只有社会科学背景的人才有资格谈中国问题，最后，当农民问题复杂化成三农问题时，似乎只有三农专家才有能力来谈论兴农富农；当社会问题化约成正义问题，正义问题落入程序或内容的圈套中时，似乎只有法学学养的人，才有资格谈论程序正义或内容正义。

这就是我们现代人的可怜情境。我们当然承认专家学者对于认知现代社会的作用，吉登斯在论述现代性时，就认为“符号筹码和专家系统”是最强大的驱动力量。但在我们的现代化进程里，我们给予“符号筹码和专家系统”的希望太高了，以至于我们不能以平常心对待。我们曾以为市场经济“万能”，产权关键，一股就灵，制定决定一切，法治可信，人权可爱，私有化或公民观念最重要，等等。在表达当时的话语观念时，我们以为自己是如此地贴近发展进步的中心地带，我们跟时代站在一起。当经济学话语取得霸权时，人文学者和社科专家都要张口闭口地谈论成本，资源，硬约束一类的概念；当法学话语取得霸权时，任何人得让位于宪政、正义、权利一类的概念。这种话语中心主义甚至使得媒体都喜好一种简洁的言路和思路，它要求说话“开门见山”，直奔主题，等等。媒体和作者的互动，虽然确实有利于时代精神的表达，但他们追求简化不仅忽视了多样性、多元社会更丰富的人生意态，而且往往陷入更复杂的观念论争之中。

因此，那些自以为生逢其时的人，那些放歌者才是最为不幸的，他们以为自己是时代或流行观念的宠儿，却把自己托付给了一种观念，他们是媚时者。悖时者在经验或体验时代，媚时者却在表达或把玩时代。无论他们以为生逢盛世还是自己赚足了人生社会，他们在表达自己时，却总是以时代的观念在表达。这种种观念当然有推动社会进步的一面，但更多的，观念是在相互冲突之中。这些成功名者或时尚人物因此只是观念人，处于不同的话语观念的争斗中，他们从来没有回归到一个人的生存性感受中。今天的专家学者也注定为大众唾弃。

这种过于紧张的时代氛围或过于排他的话语规范，使得我们社会相当丰富、相当重大的事件和时代命题呈现出某种不无荒唐的结果。一句话，人们被弄糊涂了。其实，我们只要承认每个人都有其最基本的认知能力，我们就应该想到人们并不糊涂，人们是被观念话语、政治正确性一类的说法儿给说糊涂或绕糊涂了。以前两年社会上议论最多的事件之一——刘涌案的讨论为例，擅长经济学分析的茅于轼先生在话语、观念的缠绕面前不无感慨，他说了一句大实话，怎么判结果都是输。擅于官僚式表达的人也曾经感慨，在当下的中国社会怎么开口都要招人骂——仿佛他很大义凛然或极为悲壮，这也是今天我国精英们仍无反省意识而招摇于市的心理基础。

因此，我们必须想到这种现代发展的怪现象也许只是我们的特色，那些更为健全的社会并不必然总是趋炎附势，随波逐流，媚时做秀。同样是程序正义与内容正义的争斗，辛普森案的判决因其公开性闹得沸沸扬扬，一国人都动了感情，全世界人都做了观众，最终怎么判都是赢。

检讨我们社会话语变迁的历史，那种观念的改变或进步多只是少数人的事，放歌者虽以为在表达一种观念，在说出某种真理，他们其实是在小声嘀咕，是在暗箱里传布观念。因此，他们会有说错了话，表达错了观念，而不断趋新媚时的表现。他们跟社会有相当大的距离，自然“怎么判都是输”。梁启超当年认识到，民初政党政治的失败在于他们信奉的都是精英立宪主义而不是国民立宪主义，现代国家彻头彻尾都是靠大多数国民，不是靠几个豪杰，不是靠一些变来变去的观念立国。一国国民从来不是无知无识者，他们是明辨是非的，他们有善恶观念，有良知正义。他们在时代话语或专家学者面前的失语，反证后者的失职。农民在三农问题专家面前的茫然，当事人在律师或法学家论证面前的手足无措，以及我们在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文学等视角面前的无话可说，反证后者的张扬姿态和横霸嘴脸。但正如王力雄先生说的，不要跟我谈经济学知识或法学的后盾，不要说自己有学理支撑，我信任天理，我知道人情。

 

「酒和爱情，都住在真理的对岸 」_____〈瞧，这个人！〉尼采，1883～

前阵子，龙应台到墨尔本来，我有四天时间陪着她四处活动，近距离的相处让我认识到一个我由少女时期就喜欢，并且经常被她的文字感动的女作家文字之外的姿态样貌……

像一位游走四方的行者，龙应台企图用文明去「说服」她认为不合理的人，事、物，很年轻时就唆使我们「应该」为什么事物「生气」的她，在现实生活中又是什么样子？

先上一篇她还没到墨尔本演讲之前，澳洲日报所作一系列介绍她文章中我所写的一篇文章。

⊙龙应台，恰似你的温柔

2006年9月的某一天。

朋友打电话约我：「阮先生夫妇回墨尔本，考虑在旧家盖新房，你很久没见他们了，一起吃午餐吧！」

那是住家附近的一家法式日本餐厅，小而精緻.一进门就有个大理石打造的水缸，几束枝叶鲜净纯白的海竽沉静地耸立水上，清澈的水面浮出淡粉红色的山茶花瓣。

餐厅外的天空湛蓝，软而温暖的午后阳光从透明的玻璃窗外直透进来。

上回与他们餐敍至今，恍然已相隔五年……

「最近你忙些什么？」阮先生开口问候。

「忙着安排11月份龙应台到墨尔本演讲，你知道吧？龙应台。」我问他。

「她是我成大的学妹，你相信吗？我和她还一起演过话剧。」蓄着林子祥般性感鬍子的阮先生是个富裕成功的房地产商人。

他用打火机点燃他手指夹缝中的长寿烟。

「是吗……？」所有人的眼晴瞬间都张大明亮起来。

「她那时候是什么样子？」好奇的我忍不住问。

「她，既青春又美丽！是个特立独行很具吸引力的女孩子。」（阮先生眼中的龙学妹）

烟雾顿时迷濛了我们的眼……。

「对不起，我还是到外边阳台抽完烟再进来。」（墨市餐厅室内全面禁烟）。

外面阳台上是日式的庭园造景，涓涓细流由长满苔藓的高石上蜿蜒而下，白色细碎鹅卵石上错落着鲜嫩的铁线蕨、墨绿皱叶椒草，大陶盆里几丛怒放的紫色的薰衣草。

我望着那个站在阳台上抽烟的中年男子背影，随风而去的往事是否如烟？

我想起龙应台在「我的不安」那本着作中有一篇「南部来的女孩」，她这么描述那个时候的她自己……

「大一那年第一次上台北。哥哥的同学一个叫钱宝的说是要让我认识台北文化，把我带到一个黑漆漆的咖啡馆里，里头全是见不到人的高椅背。我昏天黑地地摸索进去，只觉得不停地踩到错纵的人腿，差点绊倒。我怎么表现不记得了，只记得出了咖啡馆又站在阳光下时，即将全家移民美国的钱宝用一种既是同情又是惋惜的眼光看着我，说，「唉，你们台南的女孩子怎么那么——他没把话说完，但我模糊地意识到台北的女孩子大概是不一样的；至少不会在黑咖啡馆里绊人家的腿。

暑期到台北参加一个什么研习会，和一个台北人同寝室。早上起床后，我在十五分钟之内漱洗完毕，她却在镜前足足坐上一个小时.保养品化粧品的瓶瓶罐罐摆满小桌，她一道一道手续进行护肤，一会儿是水，一会儿是霜，一会儿是膏。

然后要卷睫毛、画眼线、涂眼膏……我看傻了。台南一定也有注重修饰的女孩子，台北一定也有漱洗只要十五分钟的女孩子，但那是我第一次看见这样的人，而且是个台北人。当她将一张画好的脸孔转向我时，我几乎以为我们是两个国家的人。

在晚上的舞会里，我的室友穿着紧身的套头衫、窄小的迷你裙，配上高筒的靴子；舞动时中分的直发飞扬起来，哎，真是漂亮极了。

我坐在角落里，心想，在她的眼中，我该是怎么落后的南部人啊。

我当然也穿牛仔裤的，但与名牌无关.我们三两个好朋友总是骑车到民族路与西门路的交口圆环去找「老闆娘」为我们裁衣服。

老闆娘是个瘦小的寡妇，带着一个五岁大小的孩子，住在一间阴暗狭窄的房间里.房间的一半是抬高的木板，被褥和衣物整齐地叠在角落，另一半则是水泥地面，摆着缝衣机和布料。

我们带来自己的布料，翻看老闆娘的几本日本时装杂志，告诉她我们要的样式。

不管什么时候去，老闆娘一定在，低头缝着裙边或钉上釦子。一点点阳光从门口射进来，照着她看起来发育不全的柔弱的身体.五岁的孩子倚在她脚边玩一个她缝制的破布球。墙上一帧男人的照片，颜色已黄.我穿着老闆娘手缝的洋装，去和矿冶系的男朋友约会。

约会做什么﹖也不过牵着手到东宁路安静的巷子里来回地散步，散步到夜深。

黑暗的巷子里如果有槴子花的香气飘来，就使人觉得够幸福了。」

分手之后，我有了一个台大物理系的朋友，一个不曾离开过台北、不曾看过活猪走路的台北人。

他来台南看我，觉得台南有一种令人着迷的「特殊的气质」，和我一样。我们一天一信地热烈之后，轮到我去台北看他。

一到台北，奇怪，什么都走样了。为什么我不留中分的长长的直发﹖为什么我不穿紧身的套头衫﹖为什么我不懂Bob Dylan﹖南北文化震撼使我们的恋爱只维持了三个月。

我没熟悉过摇滚乐，倒是老往胜利路上的「乐友」小店跑。

成大古典音乐社的成员自己经营一个唱片行，专卖西洋古典音乐，也在大榕树下办过几次古典音乐欣赏.静极思动的时候，我就和登山社去爬山︰大武山、南湖大山、秀姑峦、大霸尖、玉山。山的感觉太好，它和流行时髦扯不上任何关系，只是一派混沌自然。我爱山的实在和单纯。

实在和单纯，不见得都好。我的单纯使我对国家霸权毫无怀疑。

1972年，成大学生由於组织了读书会研究马克斯着作而被逮捕，许多学生被判二十年以上的徒刑。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继续单纯地读书，单纯地恋爱，单纯地以为有朝一日我们有为青年要报效国家，而国家只有一个定义，就是国民党.我们的单纯其实是掌权者经营制造的无知。

走在世纪末的轨迹上，我已经失去为理想摇旗呐喊，为主义流血流泪的能力；我恐惧枭雄因此也戒慎英雄。

对人的社会，我只剩下一个最低的要求︰平庸的政治经理没什么不好，只要他遵守并且维护自由的游戏规则.」〈摘自：龙应台__我的不安〉龙应台和阮先生以及他们1970年代的台湾年轻人有着怎样共同的「记忆拼图」？

杨泽说， 那是「蓄长发、穿牛仔裤、绿色美军外套的年代。那也是年轻人追求自由、开始在外头租房子同居、年轻人普遍听美国民歌、摇滚乐的年代。」

「舒国治这个 70 年代的大学生可以在中午打四圈麻将，晚上赶到美国学校去看一场布纽尔的电影，然后逛街逛到凌晨」。

「陈传兴早上一醒来就按下收音机听美军电台。」

「萧蔓到晴光市买进口的 Lee 牛仔裤，「那时候，谁敢要我穿一条台湾自己做的杂牌牛仔裤，得先杀了我。」

她戴着耳机听美国摇滚乐，一天喝两大瓶可口可乐。

看龙应台的文字经常令我泪如雨倾，我不知道那深埋的心酸平时如何匿居在灵魂深处？

她的文字像把钥匙，由灵魂的缝隙长趋直入，厚重的门被开启。黑暗隐退，光明乍放。

跨越时空的记忆，在她描述中宛若胶卷倒带，那曾有过的共同记忆使我看清年少轻狂时曾经「迷失」过的自己。

龙应台在「妈妈讲的话」中，曾这样表述自己写作的心情：「如果有人说，谁在乎市场？我就是要为那少数又少数的人而写，因为只有他们懂得我最深处的伤痛。」

移民澳洲将近廿年后，我终於悟出龙应台曾经有过的心情。

「我的漂亮的国语，是不附着於土地的。它是一个纯粹的画面的语言。」

「我的世界，由父亲、母亲、赤脚的玩伴组成。当他们动感情的时候——生气、伤心、痛快的时候——父亲出口说湖南话，母亲说浙江话，玩伴们说闽南话。当他们冷静的时候——讨论、读书、客套寒喧、言不由衷的时候——他们就说国语.（在这儿，我们必须说英语）湖南话、浙江话、闽南话，是他们最深的内心世界的语言，属於灵魂和诗的领域；国语，是他们外在理性世界的语言，是一种工具。

方言，像一株虬结的大树，树干连着根，根深植於泥土，根上有鬚，鬚上有土。

我的美丽的国语（被规定使用的共同语言），看起来像株更高贵的树，其实是支笔直的电线桿，接上了线路繁複的电流，但是它不属於土地，更没有根。

为了说一句令人羨慕的、漂亮的国语，我付出了很重的代价——在语言上，我是一个失根的人。

我的语言有正确的文法、典雅的用词、标准的发音，可是它没有祖先对家乡的记忆，没有和四周生活环境血肉相连的牵绊，甚至也缺少像眷村那种次文化所能提供的养份。

我这一口漂亮的国语不但悦耳，而且文明、优雅，但是贫血贫得厉害。

因为它唯一的营养来源是书本和制化的教育，不是血色充沛的生活本体.」摘自〈龙应台___妈妈讲的话〉这样的一段对语言深刻的体会和反省，也许只有曾经离乡背井，必须使用另外一种陌生语言作为生存工具在异乡他方「融入」另一种文化的异乡人才能感受个中况味吧？

好好的午餐，难得的重聚。

我的思绪到底漂流到那儿去？它为什么竟像一把破碎的羽毛般令人捉摸不住。

抽完烟后阮先生终於回座来。

「这个龙学妹……我还是有很多不忍和些许遗憾的。」阮先生在我对面坐下来对着我说.「是吗？」我低声地应了一下，小心翼翼。眼晴不由自主地往阮太太那边瞟过去_______阮太太正认真兴奋地和朋友以及他们刚从大学毕业的儿子讨论着新房子即将动土的计划。

「龙应台在德国好好的，英九桑不应该请她回台北当官。三年又三个月和丈夫、小孩两地分离，值不值得？」（「桑」日语さん的台语发音，某某「先生」之意）。

阮先生摇摇头……「爱台湾？我们的祖国难道只是一块土地吗？我们是否可以稍微离开物质的层次去思考？犹太人是个没有祖国的民族，而事实上他们的祖国就是他们的圣经 ____旧约，犹太人说旧约圣经是他们「可携带的祖国」。像我这样，台湾经验在我待人处事的日常生活里，我的几页Business Plan也就在公事包里，我把它带到美国西部的小镇、带到澳洲、带回中国……那儿都可以建立家园，只要我肯定知道自已是谁，我的价值我的生活方式是美好的，台湾文化中的创意概念可以播植到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去，何需回到台北？」

有一股微弱的香味被风从窗外吹进来？

阮先生说：「阳台角落有一株茉莉」，刚刚他一边抽烟，顺手将几朵细碎的花朵置於手掌中夹带进来，熟稔的花香乘着柔情的记忆和时间美丽的光幻一起来到。那花香几度在龙应台的文字中出现，是我所熟悉的。

南半球墨尔本午后的餐厅里，我彷彿见到那位从台湾南部乡下来的年轻女孩，就坐在角落那张桌子望着我们。

她，一个人，安安静静，温柔地微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