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空间(散文)
◎ 胡 莺
“男人很脏的”
——记忆中的语文老师
在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中，总有那么一、二个人让你一辈子也无法忘怀。而且，这种无法忘怀是带着某种心境的，在某个时段里，心境会神奇地被突然点亮，于是一连串的记忆穿过时光隧道火星般地窜了出来。
一个晚秋的晌午，阳光安详且温暖，我孤坐在沙发上无所事事，当一屡阳光从窗台旁移至我脚边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小学班主任兼语文老师院彩英。
院彩英老师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她的打扮：苗条的中等个，吹着一个大包头，喜欢穿包臀包脚裤，尖头皮鞋。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身行头可是很酷的啊！为此，她没少挨“革命小将”的批斗。
院彩英老师脸长得较饱满，皮肤不是很白，因着一身时髦的行头，远看好似花一朵，近看脸上雀斑不少，但远远向你走来的她，还是属于亭亭玉立、婀娜多姿的女流之辈。我最喜欢看她信步走来、左顾右盼的风情样。
院彩英老师有胃病，课间休息时她常会吃点苏打饼干，抽支烟，那样子有点象电影里的美蒋女特务。真是这个“女特务样子”，让还是小学生的我着实感到神秘以及一些崇拜。我和班里几个要好的女同学，喜欢在她下班后跟踪她，因为我们太想知道老师下了班以后，到底怎样为人之母或为人之妻的，过着是否和我们一样的生活？如果那时有相机的话，我们整个就一娱乐狗仔队样。
还好，院彩英老师家离我们小学不远，每次跟踪她过两条马路后，就看着她走进一条不大不小、很幽静的弄堂的最后一幢房子里，我们才算完成了当天的任务，大家都觉得很过瘾，心满意足地迎着绚丽的晚霞折路回家。不久，我们便有了“劳动成果”，知道了我们的班主任是在她姐姐家吃饭的，然后再回到自己的家。“刺探”到这个情况，对充满好奇心的我们来说可是一个不小的鼓舞！
那时，“文革”刚结束，上课很是随意、轻松。院彩英老师为了提高我们的兴趣，往往会绘声绘色地讲一些当时流行的革命故事或惊险的破案故事，这时即便是最捣蛋的学生也会安静地坐着，全班鸦雀无声，这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啊！
不知为何——嘻嘻，许是那时本人长得比较可爱，院彩英老师对我印象特别好，刚上学报到，她就喜欢上我了，让我代表全班在一年级全校的开学典礼上表决心。记忆中，我好象穿着粉红色的衬衣，紫红色的灯心绒背带裙，童花式发型，一付自信、清秀的样子。由于天性文静，加上生平第一次上台，我一时紧张，读错了一个字，结果被坐在前排同班的大眼睛男生起哄，羞得我小脸通红，心跳如鹿。
我们经常跟踪的秘密，还是被院彩英老师发现了，但她并没有责怪，却还告诉我们，其实自己晚上是回到另一所小学的宿舍一个人过的，并热情地邀请我们几个女生星期天去她那儿打牌。贪玩的我们，当然是立马响应喽。我记得自己的牌艺还不错，常常拿第一，为此老师拿出当时也算高级的花花绿绿的水果糖予以奖励，师生之间一幅其乐融融的景象。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开始关心起院彩英老师究竟是否结过婚、有没有孩子。当然，她是不会告诉我们这些黄毛小丫头的。巧得很，有一个星期天，我们几个女生照样去学校找她欢度周末，推门就看到她正陪着一个梳着长辫，白净，文气的漂亮女孩。当时我们特别兴奋，因为漂亮女孩的出现似乎验证了我们对老师有孩子的猜测。老师很坦然地把女儿介绍给我们，并说先陪女儿去琴房练一会儿琴。随后，我们则象枝头上的小鸟一样叽叽咋咋地议论开了……
送走女儿，院彩英老师告诉我们，她已离婚，女儿是判给父亲的，每周来看母亲一次。她说自己以前很喜欢跳舞，是在舞场上认识女儿的父亲的。她还摇着头对我们说，男人很脏的。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女人对男人的评说，只是我当时并不懂什么叫“男人很脏的”，心想，小男孩有的是坍塌，但大男人好象个个比较干净的呀！现在我才明白她当时说话的心境和真实含义，在那个封闭的年代，她的言行应该算是比较直白、勇敢的。
上了中学以后，我就和院彩英老师不常联系和来往了，但时常会想起她，有时也会在黄昏的窗前，看到她从远处校门口摆动着依旧苗条的柳腰，轻盈地走来，这时我总会目不转睛地默默迎送着她经过楼下。
我怎么也想不到最后一次和院彩英老师相遇会是以这种情形结束的。一天，我和一个最要好的女同学在路上遇见她，彼此寒暄了几句后，我们就问她现在过得怎样？住哪儿？她说还是一个人过，不过租了一间离她姐姐家很近的小屋住着，她说不想再结婚了，一想到男人就觉得脏，恶心。这是我第二次听她这么评说男人了，而且脸上的表情是如此复杂，给我留下的印象真是深啊。她说现在没事会打打麻将，不过近来运气不好，老输钱，并说由于刚买了洗衣机，所以手头有些紧，想问我们借点钱。我和好友面面相觑，感到很吃惊，我们好久不联系了，怎么一见面就要借几百元钱？我马上说，老师现在手头紧，那么我们回去想想办法吧。当然她也明白这是一句托词。
在这次相遇之后，以前所有对院彩英老师的美好印象，似乎蒙上了一层阴影。
现在想来，院彩英老师也是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凡人，是自己那时幼嫰的心灵在把她高大、神化。她还是那个有个性的她，是她带给了我启蒙知识和童年欢乐。在我的记忆深处，小学的美好时光是和班主任兼语文老师院彩英紧紧相连的！
“一辈子幸福”
——老邻居宁波阿娘
秋雨不停地下着，我伫立在窗前，望着灰蒙蒙的天，嘴里不禁哼起了美国歌曲《老黑奴》：
快乐童年，如今一去不赴返。
亲爱的朋友，都已离开家园，
离开尘世，到那天上的乐园。
我听见他们轻声地把我呼唤。
我来了，我来了，
我已年老背又衰。
我听见他们轻声把我呼唤。
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让我想起了老邻居——宁波阿娘。
那时她只有60岁左右，一口地道的宁波话，中等个，身扳硬朗，有些花白的短发，用一只上世纪70年代流行的黑色新月型发夹把额前的头发全都往后夹住，大大的双眼皮眼睛，白澈的皮肤，腰间终日围着一只蓝白土布的围兜，让人感觉整个一个浙江山清水绿养育出来的一方人士。
印象中，阿娘整天都是忙进忙出的样子。由于父母都是双职工，小时候我们兄妹都搭火在阿娘家，父母休息日除外。
起初，我对阿娘的生世不是很了解。她家在底楼，南北朝向的三间房，后面还有大大的一间厨房。按当时的住房标准，阿娘家绝对是“小康”。吃过她做的许多菜，大部分已淡忘，惟有那肥肥的、颜色看上去淡淡的红烧肉，让我时隔数十年还清晰如初。其实我不喜欢吃这样的红烧肉，我时常要把她的肉和母亲浓油赤酱的红烧肉来作比较，味道当然是一个天一个地了。
渐渐地，我在母亲那里陆续知道了阿娘的一些情况。她也算是红颜薄命，年轻时出海的丈夫就抛下幼小的儿女们和她，离开了人世，让她从此守了寡，她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含辛茹苦地把子女拉扯到大。子女长大后，大女儿找了个上门女婿，是一家大企业的领导干部，他们全家住的就是女婿的房子。后来，阿娘有了三个外孙女和一个外孙，再后来她儿子也做了人家的上门女婿，儿媳挺漂亮的，给她也添了一个漂亮的孙女，可谓子孙满堂，算是对她一生的回报吧。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阿娘包的宁波碱水粽。每到端五节，我们总能吃到她自己包的碱水粽。剥开一张棕色的叶壳，我会迫不及待地咬上一口软软的带点咸味的粽子，香香糯糯的味道，这一辈子也难以忘记！现在已经吃不到这样的粽子了。阿娘很能干，除了包宁波粽子外，她还会包碧绿结实的青壳小脚棕，母亲就是在她的“传帮带”下学会了包粽子这门活的。
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阿娘最后一次来我家帮母亲包粽子时的情景。那时她已经70多岁了，因为母亲比较忙，她就主动放弃了午睡的时间，来到二楼的我家。她和母亲各自坐在小凳子上，围着一个大大的木桶，一边聊着家常，一边手脚不停地包着小脚粽。午后的阳光从窗外照射进来，阳光下的她们显得格外的宁静、安祥。我没有参与她们包粽子，当时她们说了些什么，我已记不清楚了，但是阿娘和母亲说的一句祈祷式的话语，被我无意中听到了，过了那么多年，我还深深记得，并时常追问自己。阿娘说：“我希望小莺今后能找到好的人家，那她就会一辈子幸福了。”那时我就在想，午后的阳光、香香糯糯的粽子、母亲的关爱，都让我感到快活，“一辈子幸福”会是个什么样的快活法呢？因为人小，我无法从生活的经验中找到答案。
日子象流水似地在我们不经意的时候匆匆过去了，邻居们也象流水般的相继分散流失了。后来听说阿娘80几岁时得了糖尿病，拖了一两年，最后是尿中毒去世了。
这些年间，每当我想到劳碌一生、善良的阿娘，“一辈子幸福”这个问题就会冒上心头。
今天，我已步入知天命之年，但“一辈子幸福”这个问题，我还无法给在天国的阿娘有一个圆满的答案。
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曾放言，对生活意义这个问题的最终解答，就是这个问题的消失，即什么也不发问。
在这样一个阴沉的秋雨天里，我又想起了宁波阿娘她老人家慈祥的面容和祈祷式的话语，但心中仍未有明确的答案。
苦命
——我的同事杨玉琴
年轻的时候，不太相信命运，一个劲地想做这做那的；随着阅历的增多，自个的事或身边的事看多了，想多了，人间的很多悲喜之事，其实偶然中都带着必然性。
每每想到曾经在一起工作过的同事杨玉琴，我都会深深地沉浸在哀思之中，她的一生，用老人的说法，就是两字：苦命。
杨玉琴刚来单位时，就象一朵带露静静含苞待放的百合花。文静，妩媚的她，中等个，细腻白净的肤色，满月般的脸上有着一双静如湖水的眸子，挺直小巧的鼻子，上嘴唇稍稍有些微扬，更显一丝少女的娇柔。她给人的感觉整个就是恬静娇美，只是在右鼻下方长着一颗小小的黑痣，隐约透着一丝苦命的预兆，每次喊她的名字，都让我想起马嵬坡前的杨玉环。
她是服装技学出来的学生，本来应该是到车间做服装的，但是领导看她长得漂亮娴静，就让她到一线当了营业员。她好象也安于这份工作，不象我和有些人讨厌和心不在焉这份工作。她总是兢兢业业地做好每天的工作，毫无怨言。和她同来的另外几位女生，漂亮和不漂亮的都多少显示着她们的不安，有的还在业余充电，有的在投机取巧，有的在卖弄风情和谈情说爱。
她站在柜台间就象湖中的莲，静静的安于湖水中，顺着四季的变化而悄悄地生长着。她给人的印象是淡淡的，却又那么的淡中见深。在单调乏味的工作中，每天看到她，总让我有一份清新淡雅的花香感。她的衣服搭配很和谐，夏天或浓或素的一袭棉质连衣裙，冬天素雅织锦团的外罩，围着一条纯羊毛的大红围巾，是那样的美丽出跳。
她虽然不是我可以很交心的那类同事，但我也喜欢和她在一起呆着或是谈谈世俗生活里的一些温馨的话题，尽管她没有丰富的谈话内容和深刻的思想内涵，但我喜欢和她在一起时的那份默契、祥和的感觉，还有她那淡如闲云般的微微笑容。
我好象从来没有看到她开怀大笑或怒气冲冲，只有偶然看到她因胃痛用手撑着腹部微邹柳眉。
有些和我比较要好的或长得比较酷的男同事，如果向她献殷勤，我会有那么一点点妒忌（当然是善意的），然后我会试探着问他们是否看上杨玉琴了，但对于这些异性同事，好象也不见她起感情的涟漪。
我记得和她一起分配进来的几位男生中，有一个长得矮小，脸上散布着零星青春痘，尖嘴猴腮的男生，对杨玉琴很感兴趣。虽然他长得人模狗样的，但对女性还特挑剔，说杨玉琴什么都好，就是嘴的上唇稍稍有些上翘了点。我当时想，那怕杨玉琴“缺胳膊少腿”，也轮不到你说三道四呀！你别看此男生其貌不扬，人挺聪明的，头子也活洛，耳听四方，眼观六路，很会察言观色。他知道我和杨玉琴是好朋友，也会有意无意地来接近我，和我聊聊，侧面打听一些杨玉琴的事。随着交谈次数的增多，我好象对他的印象也好了起来，但我始终认为杨玉琴不可能会和他有故事的。
某年初夏的一天中午，下着倾盆大雨，杨玉琴没回家吃午饭，单位又刚发了盐汽水，我就跟她说我们把汽水当酒，到对面的饭店点几个炒菜当午餐。我们来到了饭店两楼，选了临窗的桌子坐下，点了三只热炒，送菜来的服务生还以为我们俩在喝白酒呢，说真厉害，俩个女的喝一瓶酒！我们暗自窃笑不已。那天，我们静静地坐着，喝着汽水，尽情地享受着美味佳肴，一如窗外尽情地下着的雨。我们漫不经心地说着话，彼此好象并没有谈起各自感情方面的事。一晃20多年过去了，我只记得当时的人貌情景，至于说了些什么，就象迷雾，飘浮在了记忆上空，无从追寻，了无痕迹……
这以后没多久，单位人事发生了一些变动，杨玉琴和那个矮个男生小郭都被调到车间的工场间里去了。我后来也忙于恋爱结婚生子，和她无意中疏远了。
我生完女儿待在家里休息期间，听同事说杨玉琴竟然和小郭结婚了！先是一惊，唉，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无不为她感到可惜（小郭的家境也并不怎么好，没父亲，和母亲弟弟住在一起），因为凭条件，她找个才貌双全的也绰绰有余啊；瞬间，也敬佩起小郭来，他的自信，他的勇敢追求精神。不管怎么说，小郭肯定有吸引杨的地方，我想一定是他能说会道、甜言蜜语俘获了她的芳心。
他们结婚不久，我也上班了。一次外出开会和杨玉琴同路，问起她是否怀上了，她好象有些遗憾地说没有，然后我告诉她关于如何测量体温，计算排卵期，她好象听得很认真，不久就听说她有了儿子，这其中是否有我的一份功劳，不得而知，但我真心为她高兴。
一眨眼几年过去了，听说小郭在车间混得很不错，不当工人，搞外销工作了，身边还有个漂亮的女搭挡，彼此关系暧昧，杨玉琴则已外调到家电商场去当营业员了。听到这一传闻，我再一次为杨玉琴感到委屈可惜，如果传闻属实，她一定很痛苦，她很内向，想来她不会向人倾诉，只能自饮苦水了。
虽然我和杨玉琴分开了许久，但时不时地会有关于她的一些消息传到我耳里。唉，谁让她生得那么引人注目，又有那么不被看好的姻缘呢。那以后，听住在她家附近的同事说，她的二姐（杨家三姐妹都出落得象花似的，二姐最漂亮）被前男友杀了，那男的是为徇情而杀她二姐的。杨家母亲本来就有高血压，受不了这一打击，不久也撒手人间。
不知不觉几年过去了，又传来了有关杨玉琴的消息，她患了胃癌。哎呀，她还那么年轻，才30出头的少妇啊，儿子也只有6、7岁。我一时无法联系上她，但一直在为她默默祈祷着，希望上苍有眼，让好人平安。噩耗最终还是无情地传来了：虽然四处求医，一年不到，杨玉琴就不辛离开人世了。又听说，她临死前很痛苦，打杜冷丁也没用，但她很坚硬，不吭一声，靠撕咬被单强忍着，和其外表相去甚远。
我能想象，那时杨玉琴肉体上的疼痛已压倒了她精神上的痛苦，最后她是被活活痛死的。每每想到这里，我的心在为她滴血……
花落人亡有谁怜，
玉琴一生短似花！
人去楼空悲切切，
遥忆当年花乃红！
《自由写作》首发
火车读书会（短篇小说）
◎ 何 禾
一
1995年2月28日，我有一张工作证，上面写着：姓名何禾，性别男，出生年月1971年6月，工作单位上海市监狱六大队，职务管教干部。
这张工作证也是一张通行证，凭着它，我可以畅通无阻地穿过四道严严实实的铁门，进入关押罪犯的牢房。那是一个神秘的世界，很多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听着“绿岛小夜曲”的懵懂少年时，曾在它的大门外驻足停留过，想象着月光下掀开的窗帘。
我的办公室就设在牢房里，如果我朝窗外张望，看到的是被铁条分割后的风景，和罪犯看到的一样，和监狱长看到的也一样，只是丝毫看不到一点绿岛的椰林风情。
我有权力审查罪犯的家信，这天又拆了一封。
“至于华珍，你就当作了一场梦吧……
她已经结了婚嫁了人……
在里面少想点，日子会过得快一点。”
是姐姐写给弟弟的。
当时我是个自作聪明的家伙，随手在信封上批语：
“人生是一场大梦，坐牢是一段小梦，和这场大梦比起来，这段小梦又算得了什么呢？”
一年后，我忍受不了陪犯人做梦的日子，脱下虎皮，离开了监狱。当天，我在日记里写道：
“1996年3月2日，我终于自行解脱了。”
从此以后，我开始我的新生活，自由，孤独，饥寒交迫，内心满足。
二
狱中生活是由回忆和浮想交织而成的。狱中生活没有什么惊心动魄，只有漫长的无尽的等待。在等待中，时间从我身旁带着呼呼的巨大声响匆匆流去。
犯人们只等待某一天——匆匆流逝的时间突然停住，就好像一辆急速奔驰的火车在某个路过的小站突然停下一样——这一天，犯人中的某个人结束了等待，从回忆和浮想中挣脱出来，回到了现实。
随后，这列少了一些老乘客多了一些新乘客的火车载着所有人继续向未知的远方疾驰而去。
于是，我们继续开始漫长的等待，继续听着时间从我们身边匆匆流去的呼呼声。
三
1997年12月27日，在一辆由杭州驶往上海的快速列车上，我和李彬决定成立一个读书小组。取名为火车读书会。我想，假如佛陀也曾坐过火车，那么经书中肯定会出现许多火车、而不是渡轮的意像。我们的火车读书会正好发轫于一列奔驶中的火车上，取名火车读书会，也算搭上了方便车。
我和李彬一拍即合，皆大欢喜。
李彬和我就是在这列火车上结识的，当时他手里正拿着本《里尔克诗选》。
李彬是个奇特的人，他告诉我他昨晚做了个梦，梦见自己驾着滑翔翼在城市的楼群上方盘旋，像一只翩翩飞翔的大鸟。后来他降落在一座似曾相识的大楼的顶部，但从楼顶下去的铁门被锁死了，他无路可走，只好坐在这座摩天大楼的顶部，孤独地鸟瞰这个城市的繁忙夜景。
那天，我和李彬谈了很多。我们甚至谈了很多具体的细节，比如火车读书会的参加者应该准备一份书单，书单上的书应不少于五本，最好是文史哲类，当然多多益善。读书会应该定期举行集体活动，大家可以互相借阅书籍、交流书单，还可以交流读书心得。
李彬说还应该定期进行集体讨论让大家充分交流思想，讨论话题么，可以是学术问题，也可以是会员共同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
我说我们必须营造一种自由民主、轻松和谐的交流气氛，每个人都应该平等待人，不能独断专行。
谈着谈着，我们的眼前似乎已经出现了读书小组聚会时的热闹场景。
两星期后，我执笔起草了一封致未来会员的信。
四
火车发刊词：
亲爱的朋友，此刻，我们还未曾谋面。
此刻，临近世纪末的某一个夜晚，上海的冬天非常冷，连绵的雨一阵紧似一阵。很久不见太阳了，还有月亮。此刻，我多么渴望看见一轮明月，还有闪烁的群星缀在深蓝的夜幕如璀璨的宝石熠熠发光。
亲爱的朋友，此刻，我还不知你长得什么模样。也许，我们曾在梦中相见，但此刻已分离太久。
在这个聚财者时代全面降临的时刻，你是否依然还在不懈地寻求自我的精神家园？
当算计的人越来越多，你是否依然怀着一颗真诚的心？
面对一个丑世界，你是否依然还有正见、正觉？如果是，那么亲爱的朋友，为了与你相聚，我已等待很久。此刻，窗外的雨正淅淅沥沥，夜色浓重，我们的前方雾锁天涯。
亲爱的朋友，此刻，我还不知你的名字。
曾经，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读书人。曾经，读书是你我共同的热爱。
而书，给我们带来了快乐，也带来了痛苦。读书，使我们获得充实，也使我们感到自身的匮乏。书中有真理，书中也有垃圾，而相互隔绝的状态更使孤独变成了我们的致命疾病。这时，读书的多多益善也变成了一件令人怀疑的事。为了摆脱个人的局限性，亲爱的朋友，这时你是否渴望加入一个以真诚为基础，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地探寻真理的集体？在这里，我们是因为一种发自心底的共同的执着而集合在一起；在这里，每个人都无保留地奉献自己的个人智慧，并将从由个人智慧凝聚而成的集体智慧中获得无穷的力量；在这里，亲爱的朋友，你是不可替代的，每个人都弥足珍贵！
此刻，窗外依旧下着雨，夜色愈发浓重。
亲爱的朋友，我们依然未曾谋面，但我似乎已感觉到了你的气息。是的，你是存在的，并且已存在了很久。在那里，浓重的夜的深处，无数盏昏黄的台灯下有你。而当这庞大的城市深处如林般矗立的楼群都已沉入梦乡，却有一个窗口孤独地彻夜不眠直到天明，那肯定就是你。
亲爱的朋友，从前，我们都是在黑暗中摸索前进的人，暗夜行路已经太久。此刻，该是我们相认的时候了，让我们的手紧紧相握吧。
此刻，窗外的雨越下越大，夜色愈益漆黑浓重。
亲爱的朋友，今夜，没有皎洁的月光为我们照路，也没有闪烁的繁星为我们指引方向，但凭着对风雨对黑暗的无所畏惧，我们依然要在今夜上路。今夜，我们抛弃了致命的孤独，今夜，我们已不再是一个个孤单的个体，前方虽然是一片迷雾，但让我们就此出发吧，怀着对真理的向往，凭着一个团结友爱的集体的力量，这一次我们将走得很远，我们将终于走上那条唯一的通往光明的路。
——火车读书会会长：何禾
一九九八年一月十一日
五
现在是2006年12月9日上午9点38分，一个周六的早晨。曾经的火车读书会早已轰隆而去，就像叶子姑娘印在雪国火车玻璃窗上的俏丽脸庞一样，了然无痕。上海的冬天越来越暖和了，但天天天阴，我知道再也不会有十年前那样的大雪了。几分钟前，我刚浏览了一遍今天发售的《21世纪经济报道》。
12月7日，一个新的世界纪录诞生于中国：某投资基金一天内募集400亿元。同一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确定2007年主要目标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同时我的眼角还扫到一则新闻：海峡那边，台北、高雄市长选举投票此刻正热火朝天地进行着。
我打开手提电脑，开始写字。
写字是我年轻时的爱好，我已经很久不写了。现在，我是一个小有成就的律师，手头上，正处理着一些经济合同纠纷类的商事诉讼案子，同时正雄心勃勃地准备朝着金融投资等新的业务领域进发。这是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年代，大家都在拼命赚钱，我当然也不能落后。但是，我并不了解我自己。
1995年春天，哈罗德·品特的《背叛》在上海安福路上演，我看到节目单上有这样一段话：
“当我们回首往事，当我们试图把生活的章节逐页翻开直到它的开头，常常会发现我们的现在对于我们的当初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段话像个谜语，我经常把这张节目单拿出来反复揣摩，但始终不得其解。我想，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陌生人。就像火车上的朋友，就像那些早已遗弃在书架上的旧书单。
谁会想到呢，当时我们曾经多么亲密，信誓旦旦、热情洋溢。
《自由写作》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