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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叔同与苏曼殊被人称为南社二僧。

李叔同与苏曼殊都是南社人士主办的《太平洋报》的主笔，又都擅长美术，他俩的交往应该是无可置疑的。然而非常奇怪的是，人们至今没有找到有关他俩直接往来的确切史料。

在社会上具有广泛的影响的《太平洋报》好景不长，1912年秋，报社终因负债过重而停刊。不久，李叔同应邀到杭州的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任教。此后，苏曼殊亦多次到过杭州。按理他俩自会有许多见面的机会（南社和西泠印社曾在杭州举行”雅集”），但至今仍未见有他俩进一步交游的史料。这实在有些令人难以置信。

在文学性的传记里，他俩的交往是有的，但不可作为正史来对待。当然，找不出直接往来的确切史料，不等于他俩无交往，我们仍可从其他资料或旁证材料中捕捉他俩交游过往的影子。

同人眼中的李叔同与苏曼殊

《太平洋报》同人孤芳在《忆弘一法师》（载《弘一大师永怀录》）一文中说：在太平洋报社里有两位出色的画家，一个是当时已作了和尚的苏曼殊，再一个就是未来的和尚李叔同。这两位画家的为人与画风各有特色，也十分令人感慨。苏曼殊画山水，其取才多古寺闲僧或荒江孤舟，颇具一种萧瑟孤僻的意味，这与他当时那种”浪漫和尚”、”怪僧”的性情极不相符。而李叔同呢？他性格清淡、稳重，但所绘之作，用笔雄健遒劲，也与其性情不符。《太平洋报》编辑多为南社同人，他们在编辑之余，经常出入于歌廊酒肆之间，”或使酒骂座，或题诗品伎，不脱东林复社公子哥儿的习气”。苏曼殊虽早已出家，却也混迹其中，唯李叔同孤高自恃，绝不参与。从这段记述里，人们大概已可以了解到当时报社同人对李、苏二人的基本印象。

苏曼殊评李叔同

至于苏曼殊对李叔同的评价，目前能见到的一则资料是他对李叔同等当年在春柳社演出活动的言论，似乎颇有微词。苏曼殊在《燕影剧谈》一文中写道：

……前数年东京留学者创春柳社，以提倡新剧自命，曾演《黑奴吁天录》《茶花女遗事》《新蝶梦》《血蓑衣》《生相怜》诸剧，都属幼稚，无甚可观，兼时作粗劣语句，盖多浮躁少年羼入耳。

从大量史料来看，春柳社当年在日本的活动及演出，无论中国文化界，还是日本戏剧界，大多叫好。而苏曼殊如此评说，除了反映了他直率的性格外，亦算一家之言。

旁人眼中的李叔同与苏曼殊

关于对李叔同与苏曼殊的评价，有一篇文章很值得一提，即载于《弘一大师永怀录》（大雄书店1943年版）中陈祥耀撰《纪念晚晴老人》。文中在评价他俩时是这么说的：”……我把老人（指弘一大师–引者注）看为超越的艺术家，典型的高僧，把曼殊看为浪漫的才人……曼殊才情的奔放，为世人所共知……唯有晚晴老人，他的才思，他的一贯为人的态度，都是向内收敛……从两人早年的文学作品中，就可知道。老人的旧诗词，虽也多近绮艳，但风格很异曼殊。说水，曼殊的使我想起春波的嫩绿，老人的使我想起秋潭的空碧；说花，曼殊的使我想起带着清明烟雨楼角的梨树，老人的使我想起夏日清池中的莲蕊；曼殊的较有浓烈的感情，较有动人的丰韵，较为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论文学的，也较为偏取这一种。老人的绮艳诗，慢慢地想收敛于芳洁的一途，想洗净到司空表圣所说的’体素储洁，乘月返真’的一途，就诗的’品’言，我们或许还更有取于老人的。”我们从陈祥耀这一番感性的文字中或许能体味出比理性的分析更为丰富的内涵吧。

李叔同与苏曼殊的交谊

《汾堤吊梦图》李叔同与苏曼殊的交谊我们还可以从柳亚子《苏曼殊研究》一书中找到一段十分有意思的情节。柳亚子是这么写的：

在1927年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紫罗兰杂志》第二号上，有顾悼秋的《雪上人轶事》，记画《汾堤吊梦图》及在盛泽郑氏著书两事，此两事均不甚密合。《汾堤吊梦图》的事情，大概是如此：《太平洋报》社的广告主任是李息霜，住报社三楼，有一房间，布置甚精，息霜善画，画具都完备。有一天楚伧不知如何趁息霜不在报社时，把曼殊骗到此房间内，关了门画成此画。但未必是完全硬骗，盖楚伧索曼殊画，曼殊恒以无静室及画具为辞，楚伧引彼至此房间内，一切都完备，且言，如嫌外人闯入，可以关门，于是曼殊无所藉口，不能不画了。

关于此事，叶楚伧也有诗序记录，只不过没有讲到这事是发生在李叔同的房间里。叶楚伧的诗及小序是这样写的：

余访午梦堂旧址后，归抵海上，曼殊适自日本来。余于《太平洋报》楼上，供养糖果，扃置一室，乃为余画《汾堤吊梦图》。及今展观，无异玮宝。

池上人寻午梦，画中月罨孤坟。

难得和尚谢客，坐残一个黄昏。

这幅《汾堤吊梦图》很快就被李叔同铸版发表在《太平洋报》上，同时刊出的还有李叔同自己的一幅用隶书笔意写成的英文《莎士比亚墓志》，时人称这两件艺术作品为”双绝”。

《断鸿零雁记》及其引出的问题苏曼殊也写小说，其中《断鸿零雁记》最享盛誉。这部自传体小说写一个孤儿飘泊流浪，并到海外寻母的故事。作品写得凄楚动人，心理描写亦极细腻。

《断鸿零雁记》曾在南洋爪哇的一家华文报纸上发表过开头部分，李叔同此次又负责把这部小说连载在《太平洋报》上。而在《太平洋报》连载的过程中，又配有陈师曾为之而作的几幅插图。陈师曾的作插图，是因为他此时正好南下，恰恰碰上李叔同编排苏曼殊的连载稿，应李叔同之请，于是有了这段因缘（陈师曾来上海的时间是这一年的5月初，而《断鸿零雁记》的连载正好是从5月12日开始的）。

有人认为《断鸿零雁记》连载时曾由李叔同帮助润色加工。从情理上讲，这是有可能的，起码李叔同作为编辑，润色加工实在也算是一种正常的事情。但柳亚子否定了这一种说法。他在《弘一大师文钞序》中谈及此事时认为：”……弘一主编画报。既刊曼殊《断鸿零雁记》，复乞陈师曾作插图，署朽道人……有言曼殊此书，弘一为之润饰之，此语谬甚。曼殊译拜伦诗时，乞余杭师弟商榷，尚近事实。若《断鸿零雁记》，则何关弘一哉！”柳亚子虽未说明具体理由，却是十分的肯定。作为《太平洋报》同人，又是李叔同、苏曼殊的共同好友，他的话应当值得重视。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对于苏曼殊的这部小说，李叔同并没有应苏之请或主动为之作过什么”润色加工”，充其量不过是一种见报前的编辑行为罢了。对于李叔同、苏曼殊，柳亚子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以方外而列入南社籍者，……逃释归儒之曼殊，与逃儒归释之弘一。”现在人们说李叔同、苏曼殊为”南社二僧”，其源头可能也就是柳亚子的这段话。

苏曼殊善写小说，而李叔同是否也写过小说呢？从李叔同青少年时代的性情来看，他若写小说，这也应该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情。只是在人们真的要为此而下结论的时候，倒是不得不慎重了。

 

1956年5月13日，为了摆脱迎面泼来的“卑鄙、谎言和诽谤”的脏水，法捷耶夫在自己的寓所开枪自杀。他在遗言中将斯大林称为暴君，并对赫鲁晓夫表示了强烈不满，其时中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的“百花”运动。当法捷耶夫“自绝于”人民的时候，中国的“法捷耶夫”周扬正在从批丁玲、胡风的“战役”中向人生的“最高境界”迈进。

由于参加过大规模军事作战，并由此体现了强烈的战斗精神，法捷耶夫深受斯大林的赏识，在斯大林的一再提议下，1934年进入苏联作协领导层，并逐渐成为苏联文学事业的最高领导者和组织者，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起，参与了苏联文学发展中所有的重大事件和运动。在较长时间中，中国文艺界的最高领导人周扬的经历与地位几乎就是法捷耶夫的翻版，所不同的是，法捷耶夫以自杀的方式了结了生命，而周扬却因抑郁，在医院中毫无知觉地静静地躺了四年，于1989年撒手而去，没有留下任何遗嘱。

一

周扬一生引以为自豪的，是他首先向中国引进了“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理论，虽然我们不敢就此认定他在党内地位的提升和巩固与此直接相关，但可以看出其本人所代表的文艺观念、体系与苏联的深刻关系。“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也曾使法捷耶夫的走势一路看好，这个理论在苏联提出，很大程度上源于斯大林自己的政治斗争的需要。在这位领袖不断整饬作家队伍、打击异己、处分和处决作家的过程中，法捷耶夫的朋友、同事、领导纷纷落马，深得斯大林赏识的法捷耶夫的地位却在直线上升。有人是这样叙述这个过程的：“拉普是二十年代初几个青年组成的无产阶级文学团体，三十年代已发展成为遍及全国的强大组织。斯大林看到拉普这样发展下去可能对他个人的权力构成威胁，1932年4月突然决定解散拉普及所有文学团体，成立便于统一领导的作家协会。拉普多数领导成员都反对这项决定。同年9月至10月法捷耶夫在《文学报》以《旧与新》为标题发表系列文章支持斯大林的决定。法捷耶夫的行为被拉普领导成员视为叛变，遂与他绝交，但却得到斯大林的赏识。斯大林对敢于违抗他意志的人从不留情，拉普主要领导人均被镇压，唯独也曾是拉普领导成员之一的法捷耶夫成了斯大林的红人。”[1]到1946年以后，法捷耶夫已经成为文艺界的最高领导。

法氏政治地位的显赫，显然并非因其文学创作，而主要源于他对斯大林的崇拜、敬畏和斯大林对他的信任、赏识，是他顺应了斯大林的个人意志。他和斯大林之间的关系是很微妙的，用艾伦堡的话来说就是严守纪律的士兵和总司令的关系。总司令在士兵面前永远正确，他的每一句话对士兵都是命令。这位领袖仅仅把他当成有用的工具，“文学总管”，通过他领导文学。法捷耶夫负责贯彻执行他的每项指示，表达他的好恶和情绪变化。反观周扬，如果说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鲁迅称周扬为“取了工头立场”的“奴隶总管”多少有些揶揄和厌恶情绪的话，那么建国后周扬则是地地道道的“文学总管”了，这一点和法捷耶夫是完全一致的。在更多的时候，他必须听命于毛泽东的意志，他和毛泽东的关系很密切，刚从上海来到延安，便被信任和重用，甚至为这种力量而忘情。据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周扬把他翻译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送给毛泽东，毛对他说：“你对于生活与艺术的看法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相似。”于是周扬很快编辑了一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撰写了长篇序言，极力推崇毛泽东的文艺思想[2].他说：

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革命文艺指出了新方向，这个讲话是中国革命文学史、思想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文献，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通俗化、具体化的一个概括，因此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好课本……从本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讲话一方面很好地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文艺思想，另一方面，他们的文艺思想又恰好证实了毛泽东同志文艺理论的正确。[3]

周扬将毛泽东推崇到了与马、恩、列并驾齐驱地位，这固然是看到了毛泽东在文艺上的独特之处，同时也是一种敬畏之心的驱使。从《生活与美》到《序言》的转换，周扬轻轻地遮掩起自己关于文艺的真实想法，从此更加深得毛泽东的信任。在这种信任的感召下，他越发坚定了自己的意识形态性，认为自己必须这样，而且应该这样。甚至在文艺整风时期，因“鲁艺”和“文抗”之争而与周扬产生芥蒂的丁玲都认为在党内只有周扬能够代表毛泽东。她说：“1949年6月，我从东北到北京参加文代会筹备工作，毛主席在香山召见我，并留我在他那里吃晚饭。在谈话中，毛主席问我：”文艺界党内谁来挂帅？‘我表示：“周扬比较合适。’我原打算开完文代会回东北深入工厂去，但党组织决定我留在北京工作，我即决心拥护周扬。因为党把文艺界的领导责任委托给他，同时，我觉得文艺界党内没有旁人比他更合适，也愿意同他搞好关系。”[4]今天看来，丁玲向毛泽东推荐周扬大概有着很复杂的心理，但对周扬而言，他之走上文艺界最高领导岗位，对于解放区来的作家而言，大概也是“众望所归”。

二

在“大清洗”和文艺的极左路线发展过程中，地位直线上升的法捷耶夫与大批被打倒和停止写作的作家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人们怀疑他在这场持续数年的文艺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于是他不仅失去了大多数的朋友，而且在斯大林去世之后，遭到了唾骂，激愤的情绪在苏联迅速传播。人们将苏联文学界恐怖时期的全部罪责加在法捷耶夫头上，称他为“贪权的总书记”、“斯大林的打手”，是斯大林的“影子”和“棍子”[5]，很多作家遭逮捕和枪杀都与他有直接关系。实际上，在这场大清洗中，法捷耶夫思想上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像当时许多人一样，认为这场运动是必要的，他必须听从党中央的指挥。另一方面，当他看到许多他了解的人遭到清洗时，不免产生怀疑，站出来替他认为受冤枉的人辩护，并想方设法来保护他们。曾长期住在苏联、担任过国际革命作家联合会书记、三十年代被捕过的匈牙利作家吉达什为他辩解说：“法捷耶夫在他所处的‘严酷的时代’里有他的难处。我相信，要是占据他的位置的是另一个人，‘严酷的时代’卷走的作家将会多得多。法捷耶夫尽其所能减轻这地震的损失这是我亲眼见到的，至少他曾不止一次力图减轻它。”[6]他举例说，从1953年到1956年，法捷耶夫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给各个有关部门写了五百多封信，说明事实，替受害者辩护，为他们洗刷罪名，相当多的作家得到平反，是与他的努力分不开的。法捷耶夫个性中有一个鲜明的特点，渴望当领袖，他总是想显示自己的超凡性，他从事文学活动伊始就比较注重自己的公众形象。对他来说，成为一个较为完美的人是与为革命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融成一体的。他善于克制自己，镇静自如。在公众场合热情洋溢，风度翩翩。在照片上他给人的印象是真诚坦率，性格开朗。然而，为此他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却鲜为人知。他严于律己，几近苛求，神经总是绷得紧紧的。那著名的法捷耶夫式的笑容往往掩盖了他真正的内心活动。他从来都认为自己具备文坛领导人的素质，而且当之无愧。出于高度的党性原则和责任感，法捷耶夫必须绝对服从上级的指示，表现出政治家严酷的一面[7].

类似情况在周扬身上也同样发生。很多人在回忆周扬时都谈到了他风度翩翩的外表和沉郁谨严的内心。跟他多年同事的张光年说：

周扬为什么形成这样奇怪的性格或个性（我曾戏说是性格的“异化”）：表面上谈笑风生，内心是孤独郁闷……我认为这跟他长期担任文艺界领导工作有很大关系。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党内斗争是残酷的、经常的，而文艺界是敏感的麻烦的地带。周扬何以领导这些斗争？何以自斗斗人？何以在斗争中自保自励？何以推进自己看重的工作？这需要很大的自持力。决不能随便乱说，决不能自由主义，决不能授人以柄（话柄），决不能让敌人利用而损害党的事业……一个人本来有性格上的弱点，加上长期在这样心境中生活，还能不病吗？性格还能不受到扭曲吗？周扬的死，是一个悲剧啊！[8]

基于这样一种分析和认识，李辉说：“在漫长的岁月里，和许多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一样，他献身于一种革命事业，但其生命的表现形式则是在这两者的拥抱、排斥、搏斗中得以完成的。完全可以这么说，在他的内心，两者或许有过短暂的统一，更多的时候则是矛盾的。内心的矛盾就决定了行为的矛盾、人格的矛盾，甚至产生出异化的力量，改变或扭曲他的人格。从而在人们的眼里，在任何时候，他都不可能是一个单一的存在。这两者的矛盾存在，制约着他的一切选择，决定着他的善与恶的挥洒。”“周扬就这样处在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每一次政治运动来临时，他都面临着选择。在对领袖的崇拜与个性之间，他矛盾着，或者改变自己，或者由别人来取代。在‘文革’前的历次运动中，最终他选择了前者，而且每次运动中，他依然是指挥者。”[9]李辉还说：“周扬更愿意以一个领导者的身份出现在人们中间，也就是说，他个性中的领导欲和权利欲，决定着他许多时候许多场合的选择。”[10]李辉的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但说周扬崇拜毛泽东，毋宁说他崇拜政治权力更为准确。

三

据研究，尽管法捷耶夫对斯大林满怀崇拜，但并不是盲目的，他时常与斯大林之间表现出了原则性的分歧。他不看斯大林的眼色行事，敢于直言和坚持自己的意见，有时甚至与斯大林争论。1956年，法捷耶夫在极度的抑郁中开枪自杀，应该说抑郁来自斯大林时代，但更主要的是来自他对寄予了很大期望的赫鲁晓夫的失望，他最终是为自己对文艺的真诚追求而死的。

周扬却比法捷耶夫更为“圆滑”和内敛，他不论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修正还是对一些作家的认识与帮助，都不是通过争论和坚持来实现的，很多事情他是“偷偷摸摸”地进行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不断地屈从于自己在特定政治环境中已经形成的习惯。于是在反“丁、陈反党集团”、反“胡风反革命集团”中出现了诸多的所谓“没想到”的“积极”工作的状态，这一点到现在还深遭病诟。

恐怕没有什么词汇比“激进”二字更能概括周扬的人生色彩了。当1927年那种针对“赤党”的动辄得诛的白色恐怖从沪、汉两地向全国浸漫之时，刚过十八周岁的周扬却在上海滩披上“红色”战袍，公开宣布自己对共产主义的信仰。1937年抗战爆发，周扬辗转来到延安，不仅没有因为“鲁迅事件”遭到批判，反而受到毛泽东的重用，于是在激进当中又增加了感激和崇拜。当延安整风运动波及到文艺上的时候，他必须站出来批判王实味等人，从而维护毛泽东和党的统一领导。这正如在斯大林解散和改组拉普的时候，作为文艺界的领导，法捷耶夫必须站出来发表文章支持斯大林的行动一样。

因对政治权威崇拜而产生的恐惧心理大概是法捷耶夫、周扬这类作家的共同特点。法氏曾说过，他最怕两个人，一个是斯大林，一个是母亲，而这也是他最爱的两个人。但周扬大概只怕一个人，这就是毛泽东。周扬几乎没有谈论过母亲或者其他的亲人，但他言必称毛泽东，曾在多种场合表达对毛泽东的感激和崇拜之情。即使经历过“文革”的大灾大难，也一如既往。老朋友张光年说：“（有时）他倾向于周总理的意见，但他非常崇拜毛主席，当然还是以毛主席的意见为准。他不止一次谈到毛主席是一个非常特出的人物，中国出了这样一个特出的人物，是了不起的事情。只要毛主席批下来的东西，包括批胡风的按语，他从来是毫无保留地办，从来没有一点牢骚，更别说有不同的意见。”[11]这种心理固然反映了周扬的性格上的一种优势，但说其因惧怕所致也未尝不可。

周扬对毛泽东的“怕”主要体现在五十年代对丁玲和胡风的批判上，但也和毛泽东对他苛责有关。据夏衍、张光年回忆，从1952年开始，毛泽东就多次批评过周扬，说他政治上展不开，撤了他文化部副部长的职务，并下令到湖南参加土改，这种做法和不满对周扬这样一位有着极强领导欲和权力欲的人来说是致命的。因此他必须进一步将自己整合到毛泽东的意志中去，并以此作为他一切言行的出发点。所以韦君宜回忆说：“上边那时确实把周扬当作可以随心所欲使用的将才，听老帅的话，指到哪里打到哪里。”[12]他从来也没想到对胡风、丁玲的批判会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但既然已经闹出来，他只能按照毛泽东的思路走下去，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是周扬一个很深的惧怕情结。

四

斯大林逝世以后，苏共中央开始批判了个人崇拜，矛头指向斯大林，由此开始了思想上的“解冻”。这一过程对法捷耶夫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震动，于是他开始回顾过去深刻反思。他认识到了在过去的文艺工作中党是存在着很大的问题的，并对党如何领导文艺和制定文艺政策产生了自己的想法。于是他接连向苏共中央主席团和马林科夫及赫鲁晓夫上书，对党的现行的文艺政策提出了批评。但他的建议和批评没有得到理睬，他要求会见领导人的要求不仅被拒绝，而且还常遭斥责。所以他在遗书中说：“当我总结自己的一生时，仍然不堪回首那些呵斥、告诫、训斥。我自认为，我们伟大的人民有理由为我发自内心的共产主义式的忠诚和谦逊而自豪，可向我扑面而来的却是没完没了的所谓理论批评。”[13]于是他在抑郁、孤寂中开枪自杀，并以此向世人证明他多想做一个有血性的汉子啊！

周扬又如何呢？近十年的监狱生活，他有三千多天的时间来回顾自己所走过的道路，或许他发现了一些荒谬的东西，所以韦君宜才说：“‘文化大革命’时，江青把他（按：周扬）打倒，才使他从一场大梦中醒过来。”[14]“文革”一旦结束，他就通过自己真诚的道歉和身体力行的工作获得了全国作家的谅解，获得了原有的地位和权利。1985年1月，在北京召开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的时候，周扬抑郁成病，未能参加，与会代表中有三百六十六人联名给周扬写了一封慰问信，信中说：“自信和勇气在我们心中百倍地增长起来，请你相信，我们一定尽力写出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作品，使我们的文学自豪地走在世界文学的前列。这当然也是你和前辈作家们所期望的。”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湖南等十一个代表团也联合致函说：“你对自己在‘文革’前工作中的缺点，曾多次诚挚地进行了自我批评。这种严于律己的高尚品质，使人深受感动。你是在我国文艺界奋斗了半个多世纪以上的老战士，虽饱受摧残，却仍有昂扬的精神和坚毅的意志，的确足为我们的楷模。”[15]但这些感人与宽容的话语并没有阻止周扬的落选，也许是因为人们对周扬的记忆太深，也许是因其静卧医院人事不省。

晚年周扬最值得书写的一件事情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而赢得声誉。但由于这一点涉及意识形态的重构，所以他遭到了高层人士的严厉批评。这给他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并因此抑郁而逝。陆定一说“他是被气死的”[16].

1983年12月，也就是周扬因“异化”问题而检讨之后不久，借着给《邓拓文集》写序言之机，他说了下面一段话：

一个作家发现自己在思想认识上同党的观点有某些距离，这是一件痛苦的事。任何一个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的作家，在根本政治立场上得应力求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但在特殊情况下，或者由于党的政策和工作上发生了偏差，或者是作家本身存在着错误的、不健康的观点和情绪，出现两者之间不一致或不协调都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党员作家首先应当相信群众、相信党，以严肃认真，积极负责的态度向党陈述自己的意见，决不可隐瞒和掩盖自己的观点，更不可把自己摆在党之上，以为自己比党还高明。另一方面，作家也应当在党的正确方针和政策的引导下改变自己不正确的认识，使党的正确主张真正为自己所理解，所接受，所融会贯通，从而在思想政治上达到同党中央的认识一致。[17]

这是周扬借他人之酒浇自己块垒，是他一生中惟一的一次，但作为一份准遗嘱，和法捷耶夫的比较起来，缺少了刚烈和决绝，这是不是表明他对未来还充满了希望呢？

注释：[1]蓝英年：《作家村里的枪声》，转引自林大中主编《九十年代文存》（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5页。

[2][8][9][11]王蒙等主编《回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5、16、633、636页。

[3]周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周扬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54页。

[4]《没有情节的故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5][7]夏中宪：《法捷耶夫与“持不同政见者”》，《俄罗斯文艺》2002年第3期。

[6]此段主要参照张捷《法捷耶夫的悲剧》一文，《文艺理论与批评》2002年1月。

[10]李辉：《往事沧桑》，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

[12][14]韦君宜：《思痛录》，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49、49页。

[13]转引自《法捷耶夫为什么自杀？》，《俄罗斯文艺》2000年第1期。

[15]参见顾骧：《晚年周扬》，文汇出版社2004年版。

[17]周扬：《〈邓拓文集〉序言》，《人民日报》1983年12月22日。

 

历时两天的“2006北京文艺论坛”昨天在北京师范大学开幕。由北京市文联与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主办的此次活动中，喻国明、张颐武、朱大可等近50位专家学者围绕“传媒与文艺”，纵论文艺领域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

批评格式化酷评成了规则

在上午的发言中，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在题为《文学批评当下的境遇或向死而生》的演讲中指出，今天规范的文学批评日渐式微，以商业性报纸为中坚力量的媒体逐渐发展出一套以“酷评”甚至“恶评”为理想的批评规则，这直接造成只有“酷评”才会在媒体叫好，而学术性的批评则被视为学究气十足。

图书库存多出两本存一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潘凯雄阐述了目前中国出版领域的十大困惑。他提到，虽然2004年中国图书出版品种突破20万，但图书年总印数和品种印数却在下降。目前出版界库存严重，2004年全国库存449亿元，全国有500多家出版社，平均每家库存1亿元；而平均每家出版社的年发行能力也是1亿元，“基本上每生产两本书，只能卖一本，那本就积压在库房中。”

他指出，目前图书结构不合理，品质也不怎么样。“图书品种中，70％～75％都是教材辅导，其中大量是垃圾；而25％～30％的大众出版物大量是剪刀加糨糊、跟风之作。”

全民娱乐化众声喧哗显成熟

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所长朱大可提出，娱乐化已经深入人民生活的各个角落。“在文学上表现为‘韩白之争’和‘韩赵之战’；在教育上有李湘就任教授一事；扩展到道德领域，是著名的‘铜须门事件’。”他认为中国社会正在走向成熟，在这些被娱乐化的事件中开始出现不同的声音，不再是一边倒。

【2006年12月19日狱委讯】 据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星期二（12月19日）透露，与香港记者程翔案有关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陆建华被当局判刑。  人权民运信息中心称，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以”泄漏国家机密”罪判处陆建华有期徒刑20年。陆建华并无聘用律师辩护。  有关媒体报道引陆建华的妻子、任职记者的曲女士表示，她还没有收到法院的通知，无法确认这一消息。  香港记者、新加坡《海峡时报》中国首席特派员程翔被控间谍罪，在今年早些时候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他的上诉在11月底被北京法院驳回。  检控方指控陆建华从2003年起通过程翔向国外投稿，其中四篇涉及国家机密。  程翔去年4月被捕时，正与陆建华进行合作项目。陆建华不久也被当局拘捕。  据报道，陆建华的家属一直无法与他见面。  程翔一直坚持并没有间谍行为。他的家属正设法申请他保外就医。

　

 

朱学勤近日发表《鲁迅的思想短板》（以下引用的朱语均见此文），可谓惊世骇俗：“鲁迅精神不死，能够活到今天的遗产只有一项：对当权势力的不合作。胡适晚年曾回顾五四之后分手的两位同道，说他们倘若活得足够长，一定会殊途同归。说陈独秀的那一句很对，说鲁迅的那一句则靠不住。即使鲁迅与胡适齐寿，能证明”是我们的人吗“？这句话对一半，错一半。对的这一半，对应鲁迅这一份精神遗产。错的那一半，正好与当今”鲁学界“所回避者重合，大多可商可议，甚至是可歌可泣——”

一个历史人文学者说这么无知的话令人吃惊。鲁迅留下的灿烂的文学篇章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犀利的批判，是迄今中国文学、思想都未能逾越的高峰，这是后人的悲哀，亦是先生的伟大——这一切，朱学勤轻飘飘的一项“对当权势力的不合作”就能涵盖、抹杀和否定吗？柏杨在海内外影响巨大的“酱缸文化论”即脱胎于鲁迅先生的“染缸文化论”：“可怜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似的，无不失了颜色”（《热风。随感录四十三》），“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此弊不去，中国是无药可救的”（《花边文学。偶感》）。鲁迅先生的小说和散文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学的杰出贡献就更不消细说。

朱学勤的无知每每令人惊叹，例如：“毛称鲁迅的骨头最硬，谢泳发问：为什么最硬的骨头会成为打人的棍子？辩护者说，这是鲁迅身后事，与鲁迅无关。若果我是谢泳，一定追着问：胡适未见得”软“，陈独秀则更”硬“，同样也有一个”身后“，为何他们没成为、也不可能成为打人之”棍“？”

胡适去了台湾，陈独秀被开除出党，这两位大师“身后”都是上世纪8、90年代才开始在大陆得到较为公允、正面的介绍与评价，想被人当“棍子”亦无可能。和无耻攻击鲁迅先生的朱大可一样，朱学勤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朱学勤无视当时的历史条件与格局，一再声讨鲁迅思想的短板：“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虽然不乏消极因素，但它对中国和世界的巨大影响及其进步意义完全应该得到肯定：

新文化运动期间，无政府主义作为激进主义的核心得以广泛转播，北大教师中的三个团体之一即为无政府主义组织，与“《新青年》派”和“保守派”并列。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钱玄同、倡导过“新村运动”的周作人，都被认为是无政府主义者。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的重要参与者、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匡互生，即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作为思想的深远存在，为中国革命提供了一个独立的批判视角。对于当时僵化的现实秩序，无政府主义也提供了一种清洗腐化思想、输入新鲜空气的途径“，”无政府主义是现代民主思想的产物和源泉，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如工读计划培养了革命的许多重要领导力量，工农联合、农村公社成为国民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设计来源。“（见《近代中国无政府主义的特点》）。

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尽管终未免破灭之命运，但其在中国思想文化近现代化过程中，在中国人民探寻真理、追求理想社会的目标的过程中，还是发挥了多方面的积极作用的。完全无视这一点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绝不可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中的章太炎、蔡元培、廖仲恺等都受到过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一定影响，张继、吴稚晕、张静江等更是无政府主义者中的骨干。第一代共产主义者如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周恩来、彭湃、恽代英等也都受到过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一定影响。据统计，中国共产党“一大”时期，全国50多位党员中有22人不同程度地受到过无政府思潮的影响。（见《论近代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 》） .

鲁迅受过各种思潮的影响，无政府主义不但不是鲁迅先生思想的短板，甚至是促使他成为一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的重要原因，是鲁迅思想的“长版”。由于对同志阵营的失望，鲁迅对冯雪峰（中共左联负责人）笑言：“你们胜利了，我第一个逃跑。”

鲁迅对于“染缸文化”的巨大能量有着清醒的认识，也因此才认定彻底砸烂“染缸”之前，胡适所倡导的西式民主在中国无从得到切实的贯彻，必将扭曲、变形，这也是鲁迅先生身后，胡适沉痛地地说出“鲁迅是我们的人”的来由，朱学勤怎么会发出“即使鲁迅与胡适齐寿，能证明”是我们的人吗“”的疑问呢？

在《鲁迅的思想短板》的最后，朱学勤甚至把鲁迅的“国民性改造”与“希特勒之所以能上台，是得益于这一条思想脉络的，文化革命之所以能发生，也是得益于这一思想谱系。国家社会主义（简称纳粹）推行种族清洗，是有文化”理由“的：为净化国民性，不得不然”联系起来，他要不是无知，那真是无耻得无以复加了，真正体现出染缸文化的最大效应：嗅觉比猎犬还要灵敏，学了几个新词、一些术语，为了迎合“和谐”，便生搬硬套，什么脏水都敢往鲁迅身上泼。

鲁迅所谓“国民性改造”以及著名的拿来主义，不过是要铲除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请问朱教授：这与由政治斗争引发的文革以及要从肉体上消灭“劣等”民族的法西斯算得上是同一“思想谱系”吗？您如此信口雌黄，欲置鲁迅先生于何地？如果鲁迅这样的民族精魂都要任由这样的文字无耻地栽赃和陷害，那这个民族真的活该下贱和堕落，处于萌芽状态的新人文运动不过是纸上谈兵。

亦忱云：“中国的犬儒们根本就不配谈论鲁迅。朱学勤及他们的粉丝们只会呻吟和呓语，怕死却不敢承认，无知却冒充有学问，没有思想只会在中西过往的思想家著作中寻章摘句。他们全是给鲁迅搽鞋都不够格的文化和思想侏儒，无一不是道德小人和精神阉夫。”

我在《文化小丑朱大可》里提到：朱大可的本家朱学勤，涂脂抹粉、美化历史的人奶喝多了，也十分仇恨鲁迅痛斥传统文化是一种吃人文化。两人有异曲同工之妙。

现在提倡和谐社会，一些帮闲文人，朱大可、朱学勤一类，就开始借攻击、否定鲁迅来迎合和谐。然而，和谐不是你们胯下的尿不湿，不是合污，不是和稀泥、表面上一团和气里面一团糟，稳定不是吻腚！理性、犀利的批判是促进和谐社会的必要手段，也是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意。

嗅觉+无耻+无知==朱学勤们思想的长版！

 

2006月11月16日，94岁高龄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因心脏衰竭在美国三藩市自己的家中与世长辞。我从“美国之音”获得这一信息之后，立即打电话给上海一个著名官方媒体一位过去熟悉的负责人，告诉她：作为一个“要做大做强”的财经媒体，是否应该有所表示？我的希望当然落空了。我不知道，中国官方媒体对弗里德曼辞世的冷漠，是由于对这位当今世界经济学泰斗的生疏，还是对他一生所倡导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恐惧？唯其如此，我们更应该表达深切的哀思，为了值得景仰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先生，也为中国方兴未艾的自由主义事业！

一、弗里德曼对自由的价值怀着坚定信念

1976年，在弗里德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奖仪式上，瑞典皇家科学院艾立克•伦德伯格教授在致辞中说：“弗里德曼对经济政策可能性的结论大部分基于他对运行中的市场经济的内在的、积极性质的自由信任。”

在人类二十世纪大部分年代里，集权主义高歌猛进。强化政府职能的凯恩斯主义如日中天，占据了西方主流经济思想的舞台；苏联快速工业化令人眩目的光环显示了计划经济制度的“空前优越性”；在非殖民化运动中获得独立的众多民族国家急于赶超西方，普遍采用了计划经济模式以期通过行政手段高度集中有限资源发展本国经济。这一切，构成了二十世纪集权主义的国际大合唱。由于战争、经济危机造成的人类巨大灾难，当时，即使是许多自由主义者，也由于关注提高大众福利而淡忘了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对背离自由主义基本价值的严重后果失去了警觉。

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奠基人、激进的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学家米塞斯1937年移民美国，此时的美国经济学界盛行“凯恩斯主义”，米氏竟不为任何学术组织所聘用。1961年，在有着“坚定而有力的维护自由主义基本价值”声誉的美国，新当选的总统肯尼迪在他的就职演说竟然说出了一段洋溢着集体主义精神的经典语言：“我的美国同胞们，不要问你的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而应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

面对甚嚣尘上的集权主义风潮，弗里德曼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他为自己撰写的重申自由主义基本价值的著作《自由选择》加上了一个鲜明的附标题“个人选择”！他曾这样批评肯尼迪总统就职演说的那句“经典”：“具有我们时代的精神的显著特征”的“整个句子中的两个部分中没有一个能正确的表示合乎自由社会中的自由人的理想的公民和它政府之间的关系”。

在弗里德曼的绝大部分学术生涯中，不管是公共政策领域还是经济学领域，他的观点都与那个年代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尖锐对立：在公共政策领域同福利国家的观点争论，在经济学领域同凯恩斯主义争论。1962年，弗里德曼撰写的、旨在通俗阐述自由主义价值观、历史、哲学和经济学知识的大众读物《资本主义与自由》首次出版，由于偏离主流观点太远，全美国没有一份全国性的重要刊物发表对这本书的书评。

弗里德曼对自由价值的顽强信念来自他的坚定理性。他通过分析浩繁的第一手历史数据和扎实研究，证明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起于美国而后席卷西方的那场经济大危机，并是什么马克思揭示的私有制的固有矛盾，也不是凯恩斯主义者所断言的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而是源于美国货币当局一系列错误的货币政策。是他们的失误把一场正常的周期性的萧条转化为危害甚烈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后来的历史证实了弗里德曼的结论——从那以后，由于美国独立于政府的联邦储备银行发挥重要作用，美国再也没有发生那种危害深远持久的经济危机。

在弗里德曼看来，保护自由并不仅仅是为了限制政府权力，而是因为：人类所有文明的巨大进步，从来不是来自集权的政府，不是响应政府的号召，而是“强烈坚持少数观点”、“允许多样化和差异化的产物”。弗里德曼对自由价值的坚定信念，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时至今日，大部分大陆民众仍然认定“五四”运动是中国步入现代化的起点。在我看来，那个同新文化部运动分道扬镳、丢掉了“自由”、片面弘扬“民主”、“科学”的青年学生运动，即使能够主导中国未来，其结局恐怕也跳不出明治维新以后逐渐步入军国主义轨道的日本工业化模式。就象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对自由缺乏深刻理解的个人能够恰当使用民主权利一样，怎能保证一个不珍视公民个人自由的政治集团带领这个国家走向宪政民主？

对自由价值的麻木，是当代中国人不幸的根源之一。

毛泽东为了夺取政权，对执意要“统一军令、统一政令”的蒋介石大打民主牌。殊不知，号称“解决了农民问题”的毛政权在组织农民选村长、乡长的时候，却悄悄摧毁了自由的基础：土地私有制度——人民公社运动之后的中国农民，有了民主权利吗？

几十年后，悲剧再一次上演。

中国农村第一步改革其所以释放出那么大的能量，其全部奥秘就在于那一场改革的着力点是把权利落实到了作为经济主体的个人。而这正是用中国自己最鲜明的事实证明了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观是正确的。可是，这个基本事实以及需要挖掘的深远意义一直被中国主流思想界有意无意地回避。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面对昏庸前任留下的烂摊子，粉墨登场的朱镕基大刀阔斧治理整顿，举国上下为之欢呼。殊不知这一场治理整顿公开扭转了中国改革向自由市场经济前进的方向，于是，厄运悄悄降临——集权式整顿最终一方面造成数千万工人下岗，另一方面则是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泛滥成灾！——灾难还远不止于此，在中共十四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幌子下，剥夺普通职工财产权利的“经营者持股”最终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导火索。

结局更是令人啼笑皆非：中国社会对江泽民朱镕基时代复辟专制集权的怨恨竟然转换成世纪之交对自由主义的声讨！这难道不是的一场社会悲剧？

顺便说到目前中国中央电视台已经第三次重播的纪录片《大国崛起》（注：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第三次重播，这在近几年十分罕见）。该片不乏精彩之处，但“美国篇”中对罗斯福“新政”的诠释却及其肤浅。为什么罗斯福说的是“免于匮乏的自由”而不是“免于匮乏”本身？片中竟未置一辞。

人类文明史的事实是：“自由是古老的，专制才是现代的”。因此，作为直接对抗专制的民主，其最终价值是保障自由，这是完全合乎历史逻辑的。而在中共的历史教科书中，中国人的历史好象是从秦始皇时代才开始，“大一统”的专制统治成了中华民族的“原生态”。其实，离开了保障个人自由，民主的终极价值又在哪里？统治当代中国人的这个政治集团，宣称要发展民主（虽然只是口头）却绝口不敢提“公民自由”，这其中的奥妙难道不值得深思？

这些事实说表明中国人对自由的真谛有多么生疏！今天，当改革的欲望再一次在中国大地躁动之际，中国人多次在得意忘形享受集权主义摆设的盛宴时，不知不觉被套上枷锁的历史教训，难道不值得反思？

二、弗里德曼具有捍卫自由的超人勇气

在许多中国经济学人的眼中，弗里德曼只是经济学一个学派——现代货币学派的领军人物。的确，弗里德曼主要是在向政府推荐一种货币安排，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同那些以自己的学术观点为政府服务的专家学者截然不同，弗里德曼推荐的这种安排的要害在于：它赋予了政府调节货币的责任，但同时又限制了政府的权力，从而使政府不会以那种将削弱自由社会的方式行使权力。这就是说，弗里德曼扮演的从来就不是一个幕僚的角色，而是向政府讲解自由主义的治国方略。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后，随着战时经济状态结束，“新剑桥学派”占据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舞台。 这一群年轻的凯恩斯主义的忠实信徒主张中央控制和计划经济，认为这是解决经济与社会问题的唯一办法。而弗里德曼则坚持认为“个人自由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主要目标，由千百万在不因政府控制而被束缚的状态下做出的计划才是最有效率的经济体系” 因此，在那个年代，他的政治与经济观点由于“不属于政治观点正确”而在大多数美国的校园里总是少数派。这种孤立状态占据了弗里德曼的大半生。但是，弗里德曼始终敢于坚持少数派观点，从不迎合潮流。“在人们将扩大政府职责作为一种社会准则的氛围中，他却试图让公众聆听他的限制政府干预这种新奇的、异端的观点”。

1947年，他和哈耶克等志同道合者发起成立了“朝圣山学会”，这是遍布全世界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交流和传播自由思想和市场经济思想的联合会。

1955年，弗里德曼接受艾森豪威尔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邀请担任印度政府顾问。当时印度政府“热恋”计划经济，受苏联经验的影响正在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请求美国对这一计划进行援助。在进行实地考察之后，弗里德曼写下了题为“对目前印度经济发展中问题的初步评论”的备忘录，结论是“……我个人认为，印度的基本问题是提高她的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唤醒希望，打破僵化的社会与经济结构，引进灵活的机制，让人员流动，向所有阶级的人开放社会与经济阶梯。……” 局外人可能不容易理解，在那个计划经济如日中天的年代，在印度那样一个墨守成规且正做着“强国梦”的僵化社会，需要怎样的勇气才能与专家委员会的其他委员采取不同立场，公开表示坚决捍卫市场经济与私营企业而不是支持政府计划经济！

1989年，一名当年赞同并坚持弗里德曼观点的大学生在回忆三十多年前的经历时，这样写道：“……最糟糕的是，绝大多数同学和所有的教授在多个专题上对我的观点公开表示鄙夷。” 那时，弗里德曼的著作在一些著名大学被拒绝列入图书馆的检索目录。一位来自哈佛大学的研究生在访问弗里德曼时，充满敌意地当面说道：“我必须要亲眼看一下‘中西部的巫师’是什么样子的！”

但是，弗里德曼决不从自由主义的立场退缩，他经常在充满敌意的氛围中演讲。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他作为主要策划和组织者之一发起成立了朝圣山学会在美国的分会 “费城学会”。弗里德曼同他为数不多的同道试图通过这个组织，鼓励那些年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经常充满敌视的日常生活中增强勇气”。弗里德曼捍卫自由的勇气值得我们钦佩！

1990年代中国的产权改革，确实借鉴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些重要思想，如“科斯定理”。但是，那一场改革最后引发激烈的社会矛盾，并不是由于这个原因，而是在不具备实施条件的情况急躁冒进。

科斯定理的完整表述是：从效率的角度看，当交易成本为零，只要产权可以自由流动，则产权的初次界定并不重要。

可见，在科斯定理中，“产权的初次界定并不重要”是有前提的，这就是“交易成本为零”和“产权可以自由流动”。只要这两个前提存在，则无论最初的产权怎样分配，市场机制都将通过平等交易把资源配置效率引向最大化。科斯定理的逆命题是，从效率的角度看，如果存在交易成本，产权不能自由流动，则产权的初次界定就很重要。

不难看出，按照科斯定理的逻辑，在正交易成本的现实世界中，要通过界定产权建立起一个有效率的产权结构，就必须大幅度降低交易成本，并完善产权自由交易的市场机制。

决定一个社会交易成本大小和影响产权交易秩序的主要是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这就是说，针对中国的现实，要“清晰产权”（中共十四大语），要建立一个有效率的产权制度，按照科斯定理的逻辑，首先就应该进行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法制改革，为清晰产权创造一个制度条件。不难理解，科斯定理并没有错，是一些人有意搅和或没有弄懂。

然而，在江泽民朱镕基时代错误的产权改革方式导致激烈的社会矛盾而引起民间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发泄不满的日子里，中国大陆居然没有一个自称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经济学家勇敢地面对公众说一句：这不是科斯定理的错！更不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错！而是中共政治改革严重滞后的错！直到今年上半年，一篇洋洋数万言却概念混乱的声讨新自由主义的文章在一个具有官方背景、且一些在体制内有影响的经济学家经常出没、号称“中国改革论坛”的网站上，置顶数月竟然没有受到应有的批评和澄清，直到有网友对网站提出尖锐批评才撤下来。

三、弗里德曼脚踏实地、坚持不懈地传播自由主义思想

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弗里德曼向同时代的人指出政府干预的危险与自由竞争在建立和维护自由社会的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已经60多岁的弗里德曼在志同道合的妻子的帮助下，认识到了“电视可以吸引广大的观众，由此可以把自由主义的思想传递给他们”，这让他“非常兴奋”。1977年，他应邀为美国公共电视台制作了旨在传播自由市场经济理念、题名为“自由选择”的系列电视纪录片。这套纪录片共花了三年时间才制作完成，1980年1月在美国公共广播系统遍布全美的196个电视台中的72个同时播出。该片后来在主要西方国家和一些西方小国播出，受到了广泛欢迎。纪录片的文字版《自由选择》成为1980年全美最畅销的非虚构类畅销书。

没有制作过电视节目的学者可能不容易理解，由于理性思维和形象思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一个擅长理性思维的学者要把自己的思想通过电视画面表达出来，最初是很别扭、很困难的，需要同电视编导进行非常繁琐、被动的磨合。因为学者关注的是“逻辑严密、理论完整透彻”，而电视编导则要考虑形象、生动，“怎样才能使陈述打动受众”；很多时候 “要在西红柿地里或五金商店拍摄，用那里的实物做道具讨论某些理念”。

据弗里德曼的妻子回忆，弗里德曼最初被弄的“心里很烦”。后来，电视制作人向他解释了电视拍摄与书面写作之间的差异，以及怎样才能将书面和演讲的内容转换成电视节目，怎样才能吸引人；弗里德曼终于心平气和地同电视制作人合作。要知道，这个时候的弗里德曼，并不是一个需要通过电视扬名的书斋学者，而是命满天下、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全球经济学界“顶尖人物”、“超级大腕”。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无法想象，如果弗里德曼是一个陶醉于自我倾诉的知识分子，他能够作出这样的“委屈”和“切换”？

弗里德曼捍卫和传播自由主义思想的另一条重要途径是广泛参与公共政策辩论。这一点，不容笔者赘述，仅从他的《资本主义与自由》和《自由选择》两本大众读物中涉及的那些具体甚至繁琐的问题，就可以看到弗里德曼是以怎样的情怀关注着现实社会，关注着大众的生存状态。

自由主义的历史轨迹告诉我们，真正的自由主义事业是大众的事业而不是精英主义的孤独梦呓。象米尔顿•弗里德曼那样脚踏实地、坚持不懈地传播自由主义，是我们在纪念这位逝去的伟大自由主义战士时应有的自勉！因为，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宪政民主是仅靠执政者的自我克制和让步建立起来的，而是社会各利益集团艰苦、持久博弈的结果。在这场艰苦博弈中，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承担着重要责任。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划时代进步，决不是哪一个人或者政治集团的恩赐，只是证明了自由的价值！——以至于中共政府总理也不得不公开承认，那是中国人民“基于自由的创造”！面对中国的现状，我们怀念弗里德曼先生、我们希望自己或者自己的子弟在不远的将来能够享受到自由和自尊，就要学习他那种持久博弈的勇气、能力和技巧。我深信，这是对伟大的自由主义战士米尔顿•弗里德曼先生最好的纪念！

最后，我们悼念米尔顿•弗里德曼，不得不提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他作为美国芝加哥大学校际交流的经济学教授同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之间的那段“公案”。最近《南方周末》刊载的一篇署名“薛涌”的纪念文章还以此作为弗里德曼留下的遗憾。限于篇幅，笔者无法提供更多材料，仅引用1977年西班牙文报纸《先锋报》上一段评述予以说明：“……真正能证明芝加哥学派（“芝加哥学派”即弗里德曼作为领军人物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笔者注）的理论在智利的应用效果的是经济复苏，还有同时出现的与人权相关的真正的政治自由（工会与政党）。也就是说。唯一的证明是：自由市场经济体系在自由社会中正常运行。”

一九八八年九月，弗里德曼访问中国时曾经同赵紫阳会晤，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有过精彩建言。“六四”之后，他本人以及他领军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成为中共御用文痞口诛笔伐的对象。然而，令我诧异的是，足以澄清弗里德曼同皮诺切特之间那段“公案”事实真相的《两个幸运的人：弗里德曼回忆录》，于2004年1月由处于体制边缘的中信出版社翻译出版，而不是由体制内的主流出版机构出版。这至少表明，迄今为止，中共当局并不愿意恢复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正面形象。这也就是笔者一定要公开表达对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敬意并宣传他的思想的原因之一。

（说明：本文中的引言出自《资本主义与自由》、《自由选择》、《两个幸运的人：弗里德曼回忆录》、《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弗里德曼文萃》、《诺贝尔获奖者（经济学奖金）演说文集》等，恕不单独列出）（06、12、18）

 

2006年11月11日至12月2日，我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到华盛顿、阿肯色、密苏里、加里佛里亚等地考察美国的农业政策和农村社会的非政府草根组织。一路上，我的陪同翻译总是在机场租一部福特汽车前往目的地，每到一处车门从来不上锁。当我提醒他锁上车门时，他告诉我说，他自己的家的福特车从来没有上过锁，他在华盛顿的家也从来没有锁过门。停车场的几乎每一部车都没有上锁。有一次他坐在车上很长时间没有发动起来，下车看了看才知道自己认错了车。

在阿肯色的小石城，一位女性农场主告诉我说，她的农场是委托自己的侄子管理的，她在城里和乡下各有一个家，她的两个家都是从来不锁门的。她的农场所在的乡下虽然偶尔会有吸毒的人偷窃农业机械，只要在农业机械旁边拴上一条狗，贼就不敢来了。阿肯色州的经济水平在全美国排在40名之后，属于相对穷贫地区，这位元女性农场主却自豪地告诉我说，“我们这里不象纽约、三藩市那样的大城市，我们这里没有无家可归的人。”

在密苏里的普兰德县，我见到了当地的农会主席。他告诉我说，他们的农会是地地道道的草根组织，每一位元农人只要交纳30美元的会员费，就可以享受到相关的优惠保险。每一位农人的意见，都可以通过自己选举的农会代表传达到州议员和国会议员那里。在农会主席的农场旷野里，停放着几十部农业机械，其中最昂贵的是一辆崭新的大型集装箱货车。他告诉我说，这辆车每年只能使用一个月左右，主要是把粮食直接运送到城市卖一个较高的价钱，其余时间就停放在旷野的草地上。当我问他有没有担心货车被盗时，他笑着回答说：要是被盗损失就太大了。这辆车的车门一直没有锁，钥匙就插在驾驶室里，你可以上去看一看的。

我爬上驾驶室，果然是车门没有锁，车箱里插着钥匙。联想到中国的小学课本里一再出现的为保护国家或集体财产而牺牲生命的英雄故事，我感受到的是极其强烈的文化震撼。真正意义上的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是需要通过宪政民主的制度建设来予以保障和长期积累的，而不是靠着掌握最高权力的几个人，扮演既“作之君”又“作之师”的皇帝加教主的全能角色发明什么教化别人的新式理论，就可以实现的。在我看来，中国大陆迟早要象台湾那样走上欧美先进国家的宪政民主制度的，这其中也包括美国近100年来的农村社会改革和农业NGO组织的建立。

回到国内，无意中看到网友梁泉先生收集的几个关键性的统计数字，摘编整理如下：

其一、2006年8月10日，在《人民网》的“时政综合报导”栏目里，发表了“国家资讯中心经济预测部政策动向课题组”范剑平等三人写的文章《收入制度改革，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其中披露说：2004年，国家用于公款消费的财政支出总共是12，086亿元，占当年税收总值的47%（不包括各种农业税）。这一资料，竟然比全国企业退休职工全年的养老金总数3496亿的三倍还要多！公理何在？真是天理难容！

其二、国家人事部和财政部在2006年6月20日联合发布的60号档中规定：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职工，根据其在岗期间的职务和级别，分别一次性增加退休金每月180～750元。而企业退休职工所谓的“一次出台，三年连调”的增资方案，竟然比机关事业单位退休职工一次性增加的退休金还要少得多。

其三、据山东省政府的通知，给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当然包括已经退休的），在10月份里按级别和职务不同，一次性发冬季取暖费1，200～3，800元。企业退休职工的冬季取暖费却只有每人每年24元。其实哪个省市的机关事业单位职工都有各种各样的补贴。

其四、2006年7月24日的《人民日报》发表记者“汪晓东”的文章，其中披露说：2004年全国企业退休职工平均年总养老金为7831元，而机关退休职工的年平均退休金为15，932元。这个数字既然能见报，肯定是由政府部门提供的，真实情况还要比这个二倍的差距大得多。而且，从2004年到2006年9月，企业退休职工再没有增加养老金，而机关退休职工每年都增加。

其五、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2005年全国城镇人口平均可支配收入为10，493元，远远高过全国企业退休职工的年平均养老金7，831元。原本属于“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强势集团的一线工人和企业退休职工，早就变成了水平线之下的贫下中农。

其六、据报导，一个2005年毕业的女大学生在上海当了一年的公务员，她一年的各种收入折算总共有十万元还多。而一个为所谓的社会主义建设奋斗了一辈子的从企业退休的高级工程师，现在的基本养老金却仅仅在每月700～1，000元左右。种种现象表明，当下中国社会的分配不公，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在另一个网友的跟帖中，我又看到标题为《震惊世界的25个倒数第一》的一首歌谣，其中以更加充分的例证，展示了在没有宪政民主制度的所谓“和谐社会”中，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和谐”的怪现状。由于其中有一些乱码和错别字，我在抄录时做了一些技术性处理。

1、中国教育投资不及非洲的乌干达，失、辍学儿童人数世界第一。

2、中国贫困家庭子弟考上大学，因为贫穷而导致父母自杀、家破人亡的案件数，世界第一。

3、中国九亿农民几乎没有任何医疗社会保障，世界第一。

4、中国每年的矿难发生次数和死难人数，世界第一。

5、中国近十年贪官转移国家财产500亿美元到海外，且几乎永久性无法追回，世界第一。

6、中国政府每年公款大吃大喝铺张浪费折算的金钱损失在3，000亿人民币以上（02年为2，000亿，等于一个三峡），世界第一。

7、中国政府每年公务用车费用折算的金钱数目高达2，000亿人民币以上，世界第一。

8、中国在其农村尚存在无数失学儿童和破旧危房校舍的情况下，其中央电视台修一座新楼预算就达70亿，堪称世界第一。

9、上为数不多的大国中居倒数第一。

10、中国曾经彻底消除了色情业、解救了无数妇女，但目前中国被胁迫的风尘女人数和发生的逼良为娼案件，为世界第一。

11、中国扫除色情业的行动，一般仅仅针对最弱势的妇女施用暴力和法律，堪称世界第一。

12、中国的大中城市发达程度与欧美相当，但绝大部分农村和非洲穷国的农村处在一个水平面上，贫富悬殊为世界第一。

13、中国完全不具有城市人身分和福利待遇，但却在帮助建设城市和服务城市的所谓农民工人数，世界第一。

14、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还在针对初、中等教育征收高昂学费的大国（其他大国都免费向其国民提供）。

15、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历史、区域性大国，是唯一一个尖端武器净进口国家。

16、中国那些在现代工厂工作的打工者们，其工资待遇远低于墨西哥甚至远低于其邻国越南等国家，堪称世界最低。

17、中国与非洲小国一样，只能靠出口衬衫、裤衩之类产品换取其急需的民航飞机等工业品，堪称世界第一。

18、中国各级政府办公大楼的豪华程度令人咂舌，连自称最富有的美、日政府也相形见绌，世界第一。

19、中国官方公布的官/民比例目前达到了1：28（一说1：15），绝对创世界第一。

20、中国目前处于分裂状态没有实现国家统一，另有大片领土和领海被俄罗斯、印度、日本等国侵占而没有收复，世界唯一（另有朝韩未实现统一）。

21、中国中央各部委监督处理地方政府违法行为的“中央／部委督察小组”工作最勤勉、常年奔波在外，堪称世界公务员典范。

22、中国农民进入北京、深圳等大中城市，必须办理“暂住证”暂住在中国，堪称世界奇观。

23、中国有官员和参政议政代表提出“人口城市准入制”限制所谓“低素质国民进城”，创“种族内歧视”之最。

25、中国大学四年学费相当于一个农民家庭不吃不喝41年的劳动所得，是世界学费第二高的日本的3倍，全球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