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和 “国庆大假”的 “旅游大军“错开，“十一黄金周 ”来临之前，我陪父母去了趟承德。
到达承德后的当天下午，在当地一个“野导” 的哄骗之下，我们一家参观了避暑山庄正门口的一座清代的“关帝庙”。
一进门，我们才发现这是一座“新仿” 的赝品。不大的院子里，到处都是殷勤的讲解员，在我们头上挂满了印有太极图和其它一些乱七八糟图案的小彩旗，一派红红火火的景象，好不热闹。
据我们的讲解员说，这是一座道观（我确实看到有几个道士打扮的人在附近晃悠），但令人不解的是，里面为何要供奉关公和孔子的塑像呢？讲解员小姐解释说，因为孔子曾两次向老子问礼，所以孔子被算进了道家的阵营。至于关公，则是因为他读过孔子写的《春秋》，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道教的神。更为搞笑的是，为了体现“与时俱进 ”的精神，他的牌位上被人生生塞进了“招财”二字。据说这是晋商的风俗，不知重义轻利的关帝地下有知，当做何感想。
回到宾馆已是傍晚，随手捡起桌上的一份报纸，发现头版的有篇调查文章，文中列举了中国人（指大陆人）在海外旅游时的种种不良、不雅、无礼甚至是丑陋的行为、习惯，这里引用一段原文：
“中国人，便后请冲水”，“请安静”，“请不要随地吐痰”……这种仅以简体中文标出的警示牌，正在中国人出境游的主要目的地国 ——法国、德国、日本、泰国、新加坡等地频现。当大批游客成为中国的最新出口品时，“中国人”却成了不文明、粗鲁的代名词。
他们为什么单单用“简体中文 ”写警示呢？这显然只是针对我们大陆同胞的——香港、台湾惯用的是繁体字，那里的文明状况用不着提醒，古今中外，似乎只有大陆游客受到过如此特别的“礼遇”。更令人无地自容的是，在国外的许多公共场所的友善问候语里却又不见了简体汉字的踪影，这不由得让人联想到半个多世纪以前在上海租界公园门口的那句触目惊心的“耻辱警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当然，现在已经不是那个丧权辱国的时代了，不能将我们游客在海外的悲惨遭遇完全归咎于别人的歧视和敌意。孟子说：“人必自辱而后人辱之。”的确，要想别人尊重你，你首先要尊重人家。细想一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确确实实存在着许多失礼的地方。怪不得我们的一位领导同志很生气，说这“严重损害了中国‘礼仪之邦’的形象”。联想到白天在承德大街上看到的全民随地吐痰和乱闯红灯的盛况，我也感到后果很严重。
我注意到报上有几位学者也对此进行了简短的评述和解读。
一位美国教授将此现象归咎于“国人对婴儿排泄习惯的训练太过随便”， 而另外一位国内的教授则坚信：“唐宋以前，中华文化是优雅的代名词。”这种观点似乎很站得住脚，以至于其他几位学者都把不满发泄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 上，认为这是国人之所以不文明的近因。
想想也是，中国不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吗？儒家“隆礼” ，焉有不文明之理？怪不得有人倡导国人读经、祭孔，都在试图找回昔日的“礼仪之邦 ”。
两千多年前，孔子号召天下人“克己复礼”，庄子看不惯这种虚头巴脑的人，骂他是“伪巧人”。因为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就像管子说的那样— —“仓廪实而知礼节”。孔子门生只是一小撮，是重视礼义廉耻的另类，他们的观点在一群朝不保夕的饥民面前自然就显得特别虚伪。
刘邦做了汉朝的开国皇帝之后，觉着老战友们在大殿之上大呼小叫、赤膊袒胸实在不文明，于是就令一个叫叔孙通的儒生搞套礼仪出来，帮他提升一下大臣们的“文明素质”。据说后来的效果还不错，但这并不妨碍刘邦当众往一儒生的帽里尿尿。
景帝时期，大权在握的窦太后尊黄老，大儒辕固生因为对老太后信奉道家表示不屑，被罚“入圈刺”——就是被关进猪圈，与野猪血战。这种惩罚类似于古罗马把犯人关进斗兽场和猛兽搏斗。辕固生运气还算好，几下就刺中了野猪的要害，但一国太后幸灾乐祸地看着一位老迈的文臣同一头野猪进行殊死搏斗，实在是有辱“礼仪之邦”的斯文，这事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耻辱的一笔。
汉武帝刘彻继承了曾祖父刘邦的遗风，一边搞“独尊儒术 ”，一边凌辱儒生——大学者司马迁因为一句话说得不对就让他老人家给活活“骟” 了。
隋炀帝本是一个弑父、杀兄、篡位的畜生，却也想为中国打造一个“礼仪之邦”的形象。连首都街边的大树，他都让人给它们裹缠上绸缎，还强迫国内大小饭馆免费招待“老外”，以显示帝国的富足和慷慨，却根本不管自己的子民是否衣衫褴褛、饥肠辘辘！从这一点上来看，隋王朝有些像当今的朝鲜——单从平壤街头，你很难看出这是一个正在遭受饥荒的国家——人们衣着光鲜，神采奕奕，彬彬有礼。但只要你来到郊区，一切便会真相大白。
唐朝的情况比隋朝也好不到那去，太宗李世民和大周女皇武则天都是靠灭亲、篡位起家的。盛唐时期，当西域的商人和日本的遣唐使来到帝国的 “首善之地”时，看到的是满街的翩翩少年和谦谦君子；而在幅员辽阔的乡野，农民们仍旧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在唐朝的大部分时间里，普通人（特别是农民）大都生活在饥谨与屈辱之中，正如杜甫所看到的—— “禾头生耳黍穗黑，农夫田妇无消息，城中斗米换衾衣，向许宁论两相值。”（《秋雨叹》）为了活命，连“诗圣”杜甫都不要脸了—— “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奉赠韦左丞丈》）更何况贫苦农民？到了大唐帝国的弥留之际，当黄巢麾下的“义军”们用人肉做军粮时①，谁也不再提什么“礼仪”、“ 廉耻”了。
宋朝三百多年里，贯穿了战乱和饥荒，自始至终都是农民暴动不断、外族战事不断、灾荒不断。由于天灾人祸，河北一带还发生过大规模吃人肉、卖人肉的惨剧，人们私下称之为“两脚羊” ，并且分等级，儿童肉叫做 “和骨烂” .这个时候给他们讲礼仪，恐怕太不合时宜了吧。
对于明朝，文中那位视唐朝为“礼仪之邦”的学者似乎也很有意见：
明中叶以后，随着人口增多，游民越来越多，社会问题无法在家族内部解决，游民们组成秘密教门、会党、行帮、商帮等“江湖组织”，社会生活日益粗俗化、江湖化。
我承认他说的这些都是史实，但我认为他更应该解读一下明初的朱元璋和朱棣——这对父子对国人所干过那些禽兽不如的暴行以及这些暴行对明朝文化的影响。
至于我们历史课本里盛赞的“康乾盛世”——一个生活在康熙四十年的人披露了“盛世”的真相：
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贱而艰于食，布帛贱而艰于衣，舟转市集而货折赀，居官者去官而无以为家，是四空也。金钱，所以通有无也。中产之家，尝旬月不观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农民冻馁，百货皆死，丰年如凶，良贾无筹。行于都市，列肆琨耀，冠服华腆，入其家室，朝则熄无烟，寒则蜷体不申。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男之美为优，恶者为奴。女之美为妾，恶者为婢，遍满海内矣。
（唐甄）
到了“康乾盛世”的后期，国人的“文明素质”就是再包装也不行了。英国访华使节马戛尔尼亲眼见到过我们的“乾隆爷”，应该知道大清是何等的气派吧，回国后，对中国人的印象却很不好，他语带轻蔑地回忆道：
他们穿的是小亚麻布或白洋布做的衣服，非常脏也很少洗，他们从来不用肥皂。他们很少用手绢，而是随地乱吐，用手擤鼻子，用袖子擦鼻涕，或是抹到身边的任何东西上。这种行为很普遍。更令人憎恶的是有一天我看见一位鞑靼人让仆人在他的脖子里找虱子 ，这东西咬得他难受！
在马戛尔尼及其同行人的眼中，中国“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人们衣衫褴褛甚至裸体”，“象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着吃”，“我不得不怀疑以前传教士（指明末传教士）的回忆录是编造的 ”。
到了大清帝国的末年，我们“礼仪之邦”的“ 首善之区”——北京城已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垃圾场”，市民们为了保住自家小院的干净，都跑到街上随地大小便。结果是“粪除尘秽满街头” （《燕京杂咏》）， “京城二月通沟，道路不通车马，臭气四达……”（《燕京杂记》），到处是“小人之风” （见宋玉《风赋》）。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分区占领的联军开始着手解决这个礼仪的底线问题，他们开始在街上建公厕，组织人员定期打扫，安设路灯，严格查禁随地方便者，查到了罚去打扫厕所，做苦工。八国联军中的德军火气最大，有的士兵见了随地方便的中国人抬手就是一枪。结果北京的文明程度立杆见影，全城的公共卫生状况大大改善，真正成了“首善之区 ”，其中尤以美占区和日占区搞得最好。对此，我想当时中国所有的有识之士和爱国者们的共同感受只有一个——无地自容。
再来看看同一时期的国际大都会上海，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悲愤而绝望地写到：
余见上海租界街道宽阔平整而洁净，一入中国地界则污秽不堪，非牛溲马勃即垃圾臭泥 ，甚至老幼随处可以便溺，疮毒恶疾之人无处不有，虽呻吟仆地皆置之不理，惟掩鼻过之而已。可见有司之失政，富室之无良，何怪乎外人轻侮也。
中国最大的两座都市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就可想而知了，难怪当时的知识分子“更多抱怨不能变法自强胜过对于受异族侵凌之愤慨”。
而我们那些传统知识分子自己又做得怎样呢？以儒家文化为基石的科举考试曾被公认为是体现“礼仪之邦”特色的重要文化盛事。陈独秀曾于一八九七年在南京参加科举考试，他亲眼见到举子们只因蹲马桶不方便，便到处拉 “野屎”的盛况：
不但我的大哥，就是我们那位老夫子，本来是个道学先生，开口孔孟，闭口程朱，这位 博学的老夫子，不但读过几本宋儒的语录，并且还知道什么“男女有别”、“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教，他也是天天那样在路旁空地上解大手，有时妇女在路上走过，只好当作没看见。同寓的几个荒唐鬼，在高声朗诵那礼义廉耻，正心修身的八股文章之余暇，时到门前探望，远远发现有年轻妇女姗姗而来，他便扯下裤子，蹲下去解大手，好象急于献宝似的，虽然他并无大手可解。
（《实斋自传》）
就他们这种排泄方式而言，显然与“克己复礼”是背道而驰的，说得不好听一点，完全是一群野狗的作为。进入弥留之际的科举，已将其低俗、丑恶、荒谬的本质暴露无遗。至此，大清帝国的礼义廉耻丧失殆尽，“知书达理”的知识分子尚且如此，普通百姓就更不必说了，而我们的慈禧太后仍旧很骄傲地向世人宣称：“文化礼俗，总是我国第一！”
再回到庄子苛责孔子一事，据说庄子当时一度陷入财政危机，经常是有上顿没下顿的，所以一谈到儒生就特别来气，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现在，国人总算是“仓廪实”了，但从老庄一脉相成下来的文化惯性很难一下改向，于是就有了今天国人出国所遭遇的尴尬与羞辱。这跟我们的婴幼儿穿“开裆裤”无关，与中国人口急增关系也不大。虽然“文革”和“六四”对国人的不良影响是灾难性的——特别是十七年前发生在北京初夏的那场惨剧，这个“礼仪之邦”也因此失去了最后一块“遮羞布”，但我始终认为，造成这一切的病根仍旧源于我们的文化。
又想起文章一开始提到的那个“关帝道观”，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缩影。国人的确具有无以伦比的强大综合能力，管你是儒家的、道家的、文的、武的、神的、人的、民的、官的，都能被我们搅和成一锅“八宝粥”。就连我们反传统的胡适先生也深谙传统的“和稀泥”真谛，他在《说儒》中把儒道混为一谈，认为老子是“代表那六百年来以柔道取容于世的一个正统老儒”。中国的历代帝王一直号称自己是“以儒治国”，而事实上，儒家元素在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表现得很弱，到今天，能够称得上与儒家挨得上边的恐怕只有家庭观念较强这一项了，但与此更接近的文化渊源恐怕还得追溯到老子的“小国寡民”意识。至于孔子最核心的思想——“克己复礼”，我相信日本人和韩国人在这方面都要比我们做得好。
说到我们的家庭观念，其实也不甚健康。上面提到的有着供奉关公习俗的晋商，我们知道，他们的山西大院很有名，那里家家户户都将自家的庭院打扫得干净，却将垃圾扫到大街上，难道他们不知道最后还是会臭到、脏到自己的吗？
中国家庭的和谐是做给外人看的，其实家庭内部的矛盾非常尖锐。其中，家庭暴力在中国十分普遍。据《大清律例》载：“子孙违反教令” ，祖父母、父母都有惩治卑幼的绝对权利，甚至处死，父母也可以“ 不孝”的罪名将子女送官法办。“卑幼私擅用财” ，受苔、仗刑。还特别强调，卑幼对尊长不得行使自卫权。进入二十世纪，传统宗族制度开始衰落，但至民国末期还有家族对犯规子女执行死刑的事例。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于传统文化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几乎被破坏殆尽，再加上西方现代意识的压倒性冲击，中国人（特别是城镇居民）连儒家的基本虚饰也丢弃了，维系家庭的纽带变得越来越脆弱，家庭暴力达到历史的颠峰，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这一时期，社会生活也随着改革的深入而严重失衡，大人在社会上和单位里受到压抑和挫折后往往只能迁怒于下一代，对他们粗言秽语、拳脚相加是家常便饭的事，一代人从此在心中埋下了怨恨和暴力的种子，在这样环境下成长的一代，他们成年后能真心孝顺父母吗？能对人怀有同情心吗？
两千多年来，我们这个“儒国”一直在欺骗世人，事实上，中国从来就不是什么“礼仪之邦”，儒家文化早就被历代王朝和御用文人们说“烂” 搞“臭”了。
看看历朝历代的帝王们为我们精心准备的，各式各样匪夷所思的酷刑吧，而我们居然容忍了两千多年。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人曾经打出过“膺惩暴支” 的旗号②，声称中国人已经沦为野蛮人，只善于施暴和膺服于暴力，而他们在日本行的才是儒家仁政，所以日本要像过去中国讨伐周边夷狄那样讨伐我们，在“支那”建立“王道乐土”。当然，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全是日本侵略者骗人的鬼话，谁都把本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 —我们自己都不把自己当人看，外人就更不会了。
然而，同为中国人，香港和台湾两地的整体文明素质就要比大陆高，即使与西方国家相比也不逊色，而前两者中，香港的情况又要比台湾好一些，每年在维多利亚球场举办的“六四 ”烛光悼念晚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里，我要向香港同胞致敬，是他们守住了中国人在世人面前的最后尊严。在中国大陆，自称是人民儿子的邓小平把“文明古都”变成了 “六月屠场”，而人民不仅听不到共产党当局哪怕只字片语的悔过与歉意，也不能在国内公开谈及此事。至于造成这一现状的根本原因，唯一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那就是“两岸三地”的领导不同。
记得在回宾馆的出租车上，偶然和司机谈及国庆庆典的冷清，不料司机愤然道： “到处都是贪官污吏，还过什么国庆啊！”
两千多年前，孔子就说过：“其（领导）身正，不令而行；其（领导）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我们的俗话也常说：“ 上梁不正，下梁歪。”现在，我越来越相信这两句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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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旧唐书》记载：“贼（黄巢）围陈郡三百日，关东仍岁无耕，人饿倚墙壁间，贼俘人而食，日杀数千。贼有舂磨砦，为巨碓数百，生纳人于臼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若是。”诗人韦庄在《秦妇吟》一诗中也记录了此事—— “尚让厨中食木皮，黄巢机上刲人肉。”在当时，不仅是暴民在吃人肉，投降黄巢的大唐节度使秦宗权也曾鼓励部下把杀死的人用盐腌起来，随军携带。
②“膺惩”的典故出自 《诗经·鲁颂·闭宫》：“公徒三万，贝胄朱衾。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说的是周公东征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