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邦:中国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新探索——话说“八毛钱赎回选票运动”

2006年7月1日至2007年12月31日是中国县(区)乡(镇)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期,这也是中国首次将县乡两级人大代表选举统一到一块,调整为五年一次的选举。这本来是一次广泛而深远的基层人大代表选举,是尝试中国基层民主的好时机,然而由于一党极权掌控,从目前已经在许多地方举行的选举来看,这完全又是一次欺瞒世人,愚弄百姓的假选举。这种从参选人被地方政权指定,独立参选人受到各种骚扰、跟踪、甚至拘押,选举程序严重不合法,选举投票甚至存在弄虚作假的所谓代表选举,只能是权力的粉饰,而决不会成为监督权力的力量。基于这种欺世盗名的选举,国内一批良知正义人士发起了一场“八毛钱赎回选票运动”。

“八毛钱赎回选票运动”就是一个拒不参与虚假选举,不充当傀儡民主,珍惜自己的选举权,进而将自己提升到现代公民意义的一种自醒、自救、自尊、自重的维权运动。它主要是通过各种方便的方式公开自己不参与选举,不去登记,不去投票的声明。而在发表这个声明中,目前最贵也就是用八毛钱寄封信,所以叫作“八毛钱赎回选票运动”。对于这个运动,一则揭露现时中国大陆开展的选举的伪诈,一则唤醒人们对自身选票的重要性的认识,同时表达着公民不参与欺骗,不依从政治权力导演的闹剧,挣脱被绑架民主游戏命运的意愿。在今天,这种将自己权利当作权利的,不与极权合谋的举动,就是现代公民意识觉醒的运动,是极具意义的,值得一切关心中国前途命运人士去关注、支持、参与。

后极权社会下的今天,中国深陷在恐惧与谎言中,一切文明世界的现代政治概念在这遍土地都被堂皇地标榜,被有声有色地上演,但是在这些外表的后面,仍然是极权操控一切的本质。极权在借披起现代文明的外衣后,更具有欺骗愚弄天下的效果。如何撕破极权编织的虚假外衣,让天下被蒙骗的民众及国际社会看清这文明外衣背后的野蛮本质,实在是真正致力于推进中国民主进程人士应该考虑的事。应该说针对这种选举,国内有一批有识之士选择了积极参与,努力化假为真的路子。如今年全国一大批独立参选人——姚立法、吕邦列、刘正有、孙不二、等等,他们以真诚的态度,以积极参与的精神,利用现社会提供的一切可能的途径,来努力将虚假的民主做实,或是利用虚假民主提供的途径来达成真民主。他们积极参与的行动,本身就是对中国标榜民主真伪的最好考量,他们以自身参选行动来检测着中国基层选举的真伪。他们无论是选举成败与否,都是真切地再现出中国极权操控下基层选举的真实面目,是有历史意义的,因而是值得肯定的。面对这种积极参与的行动,提出赎回选票的拒不参与行动是否就不应该,或者没有什么意义呢?

从人类社会极权政体解体的先例来看,不合作与参与改造从来就是并行不悖的两条途径,或叫两条腿,或者说是结束极权的一剑双刃。他们不仅是不矛盾的,而且是互补的。首先,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将中国社会推入现代文明主轨,使现代公民权利真正得到落实,使公权得到有效的限制、监督,这是民主选举的实质;其次,他们的效果也是一致的。不合作运动与独立参选最后都揭露出中国虚假选举的本质,都逼迫这种选举回归真实。当然他们的途径与手段是有很大差别的。首先,他们的前提是不同的。虽然他们面对的是同一个现实,但是不合作运动的前提就是否定这种虚假选举,进而根本疏离它,而独立参选则是利用这种虚假选举,寻求中间可能转化为真实的路径,通过自身努力将虚假做成真实;其次,方法也是不一样的。不合作运动是划清界线,是不参与的消极抵抗,而独立参选则是种积极改造。当然在这里的消极与积极是具有同等价值的概念。

通过比较独立参选运动与不合作运动可以看到它们都是推进中国民主进程的可贵的尝试。它们不应该有轻重之分,更不应该有对错之争。既然如此,那么如何使独立参选与不合作运动顺利有效地开展下去,这应该才是问题的根本。对于独立参选运动,在中国有一批如姚立法先生的独立参选专家已作过多年的探讨与实践,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操作规程,还有一批既有选举经验(参加过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选举)又有民主理论,如张祖桦先生等,更从社会理论的高度来指导基层参选,因此这方面的运作相对来说是成熟的。比较之下的不合作运动,在中国却是个较新生的事物,虽然广大民众中许多人在选举中从来就没有合作过,但是由于极权统治的操控,使许多公民在无意中被强行代表去与选举合作,或被欺骗着参与选举投票活动。这种无意的或被蒙骗的合作可以说是中国选举中的主流状态。如何将这些被欺骗参与,或根本没参与而被强行代表参与的人从精神上解放出来,使他们真正认识到自身选举权利的意义,而与欺骗或被强行代表的选举决绝,显然这是极具意义的,是能给虚假选举以致命一击的。只是如何动员起这些人来,让他们去为捍卫自己的选票权而努力?这却是摆在不合作运动发起人面前的课题。

我曾与不合作运动这方面的发起人作过交流,我认为极权控制下使得民间宣传动员力极其有限,如何开拓动员宣传途径,打破极权的禁锢与封锁,这可能是保证不合作运动取得成效的关键。当然目前不合作运动通过口耳相传,这是最原始的方式,但也是最不易受到干扰,不易被切断的方式,然而这种方式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它没法实现短期内大规模的动员。尽管如此,我觉得不合作运动仍然是极具尝试意义的,退一万步说就算这次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但它必将为下一次的不合作运动积累经验。

在中国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国人被极权绑架着去合作它的一切为恶,甚至绑架得完全失去了自我。今天是我们挣脱这种绑架,回归自我的时候了。让我们勇于对那些不符于我们本意的政治运动说不,让我们讨回一份原本就属于我们自己的权利,让我们用不合作来划清与极权统治的分野,来宣示我们对欺世盗名的假民主的憎恶与扬弃吧!

2006-12-6于北京
博讯

刘 路:2006年中国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状况回顾

2006年即将过去,中国在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的控制方面出现巨大的倒退。在近一年的时间内大肆拘捕、审判自由作家、记者、维权人士、基督徒和其他自由信仰者,其中有重大影响的包括判处南京作家杨天水有期徒刑12年,山东维权人士陈光成4年3个月,河北作家郭起真有期徒刑4年,贵州记者李元龙有期徒刑2年,山东作家李建平有期徒刑2年,湖南记者阳小青免于刑事处罚,作家李长青3年。进入下半年,又逮捕了高智晟、郭飞雄、周志荣、张建红、陈树庆、严正学、池建伟等维权律师、自由作家和维权志愿者。逮捕家庭教会信徒2000余人,其中起诉、劳教数十人。中国的人权状况正呈大面积恶化,宗教信仰自由也遭受严重打压。

侵犯信仰自由案件

2006年7月29日,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党山镇基督教信徒所建立的教堂被当地政府强行拆除,50多名信徒被抓,其中六人被批准逮捕,两人取保候审。目前这个案件已侦查终结,公安机关要求检察院以煽动暴力抗拒国家法律实施罪起诉8名信徒。

我作为律师团成员之一,两次去萧山接洽,会见了被押信徒倪伟民。当局指控的主要事实是:一、违法建筑教堂;二、露天传教。实际情况是当局非法侵占了历史上属于教会的房产土地5亩左右,教会经多次交涉无果,只好在信徒自己的承包地理建设聚会所。教会5000多信徒长期租借已有200年历史的老房子聚会,因房子漏风漏雨,非常危险,不得已才露天传讲福音。

这个检察院的检察官告诉我,因为本案国际影响巨大,他们需要层层请示,最后由中央决定如何处理。

本律师认为,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宗教迫害案件,中国政府承认宗教信仰自由,特别是布什总统访华期间对中国的信仰自由表示关注,政府对打压家庭教会有所忌惮。地方政府深知在法律上站不住脚,所以寻求非宗教的理由加罪信徒,其目的还是打压宗教自由。

异议作家、记者被迫害案件

今年以来,中国政府加大了对异议人士和网络作家的镇压力度和范围,今年先后审判了杨天水、李元龙、阳小青、程翔、郭起真、李建平等作家、记者。进入下半年以来,又逮捕了高智晟、郭飞雄、陈树庆、力虹、严正学、池建伟、周志荣等律师、作家和维权人士。上海的警察还持续地对独立中文笔会会员、自由作家李剑虹女士(小乔)进行骚扰、绑架和传唤,使其无法正常的生活和工作。本律师承办的陈树庆、力虹、严正学案目前先后进入司法程序。

其中62岁的独立中文笔会的会员严正学先生,一位卓有成就的画家,曾经到美国举办过画展。也于11月15日被正式逮捕了。来美国前我作为律师到浙江省台州公安局接洽此案,被警方告知严先生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并且不批准律师会见,理由是涉及国家机密。但我知道严先生是一位画家,这些年来一致坚持帮助农民维权,为此多次被拘留、羁押。如果罪名成立,要被判十年以上的重刑。舆论普遍认为,严先生作为一名艺术家,从来没有介入政治活动,也没有参加任何组织,指控他构成颠覆国家政权罪,缺乏起码的理由和事实。

本律师认为,中国政府对严正学、陈树庆、力虹先生以及小乔女士等异议作家;对师涛、李元龙、阳小青、程翔等良心记者的打压从根本上违背中国宪法以及中国政府签字参加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侵犯了公民的言论自由,也与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的承诺相违背。

维权律师、维权人士被拘捕案件

今年8月15日和9 月上旬,人权律师高智晟先生和维权人士郭飞雄先生、郭起真先生、周志荣先生等先后被中国政府逮捕。高先生和郭飞雄先生是中国大陆著名的维权人士,曾经被香港的亚洲周刊评为十四名著名维权律师。高先生因为替法论功群体上书、郭先生因为参与太石村民主选举事件为当地政府所忌恨,最终被罗织罪名逮捕入狱。河北的郭起真先生也因为撰文批评政府、为自己以及其他遭受冤狱的人维权被河北地方法院判刑4年。周志荣先生因为到北京上访,被湖北地方政府逮捕。

本律师认为,对维权律师以及维权人士的打压,破坏了法治,阻断了和谐社会的路径,是中国地方政府的短视和无知的表现,与中央政府建立法治、文明社会的构想也是严重相悖的。这些案件在国内和国际上都引起了广泛的影响,很多国家政要都以不同的方式表示过关注。

作为维权律师,我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加大关注力度,促使中国政府认识到这种错误的严重性,让涉案的律师和维权人士早日出狱,恢复自由。

侵犯公民私有财产、枉法裁判案件

1) 四川宜宾抢夺农民水电站案件1964年,四川大塔的两万农民在复转军人刘北星带领下,开始在岷江上修一座大坝,因为没有路,2万人全靠肩挑手提,奋战18年,淹掉三百亩良田,建成大坝。政府也投资15万元购买了必要的设备,一座中型水电站就此竣工。据专家估计,这座水电站九十年代初价值人民币2个亿。

1991年,政府说这个电站亏损,要收归国有,农民的劳务投入按每天5分钱人民币折价69.25万元,退还给大塔乡政府。乡政府拿了钱立即挪用,并跟上级签了协议,这座电站被收归宜宾县政府所有。

县政府成立了一个电业公司,开始向大塔山民们收取高额电费,农民才知道自己用18年血汗建成的电站成了别人的了,于是群情激昂,开始上访抗争。上访持续了十几年,县政府毫不退让,抓了几十个人,还判了刘北星等三个维权领袖2年、3年、4年不等的刑期。

2)浙江杭州李丽娟被非法判刑、强制拆迁案件女业主李丽娟在西湖边上开了一家咖啡店,生意兴隆。当地政府看上了她的房子,想拆掉搞开发,被李丽娟拒绝。2006年3月25日她在自己的咖啡店围墙上写标语:“维护宪法,抵制强迁。”政府派人前来拍照并殴打她,随后将其拘捕,并拆毁了她的房子。最近,杭州地方法院罗织寻衅滋事罪的荒唐罪名将她判刑两年。

这两起案件非常典型的说明,中国的某些地方政府明火执仗劫取民财,不惜践踏法律,不顾政府形象,肆意妄为,出入人罪,已经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

综合以上情况,本律师认为,中国的人权状况在进入二00六年后出现严重倒退,本人在访问美国期间与美国国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国务院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等高级官员会谈时都提出了这些案件。并着重指出,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改善负有道义义务。一个和平、法治、理性、健康发展的中国不仅对中国人民,对世界人民都是福音。相反,一个动荡、专制、暴戾的中国最终也将成为世界的威胁。在全球化的时代,任何国家的人权问题其实都是世界的问题。

作为人权律师,本人也希望中国政府和中国领导人能够放弃针对人民的冷战思维,客观评估一年来中国的人权状况和国际社会的反应,理性分析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各种矛盾冲突,正确看待人民各种层面的诉求。而不是一味禁锢思想,钳制言论,暴力打压。中国社会的和平转型有赖于官民的和平互动,有赖于胡锦涛、温家宝、曾庆红等执政者博大的胸襟和高超的政治智慧。一个公义、信实、和谐的社会的实现,都系诸君一念之间。

李建强律师

二00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十二月八日修定

王心丽:马夏的艺术

国际竹藤创意中心在北京成立,中央美术学院邀请马夏的现代竹雕艺术作品参展,马夏带了部分作品去北京,他的现代竹雕艺术作品引起各国艺术家的惊叹,认为这些竹雕艺术作品是完美、顶尖的现代艺术雕塑作品,无论从外表造型、还是内涵的精神语汇,其独特的构思和奇妙的想象力,都突破了中国民间竹艺狭窄的文人情趣和工匠气,从而升华到当代艺术层面。制作这些雕塑作品的材料是江南随处可见的植物竹,这又是当今国际绿色设计(Green Design)潮流中的生态艺术(Ecological Art)作品。

马夏从北京回到南通,我从南京到南通,那夜我同他长谈到深夜1点 .

说到这次北京之行,马夏语气淡定地说:只要是艺术作品,适当的时候,总是要拿出去给大家看看的,这么些年来,我做的一切就是为了它们。竹子这东西本身就很淡,你说它清高,说它有禅境、空灵,它长在山野,长在农家的房前屋后,长在寺庙的院落里,从山民那里把它买来,论斤称,一斤就几毛钱,可我这些年为它的付出和投入是不可计算的,我的装潢公司,几个工程队,一年中我有大部分时间在工地上和工程队的工人在一起,一个锅里吃饭……都是为了它们……问我想拿它们做什么?为什么?不做什么,也不为什么?我有这么一个想法,就去实现这个想法……它们是艺术品,我做它们是一个艺术行为,我还能够养活它们,把它们养活得像摸像样……

问他,之前是不是为这件事算过卦?他说:没什么可算的,我相信一定成功,这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怀疑过。

马夏是我表弟,我母亲妹妹的孩子,我和表弟都喊外祖母叫奶奶,我们是外祖母亲手带大。在外祖母的怀抱里牙牙学语。表弟小时候随外祖母姓马,叫马夏,长大后,马夏就是他的艺名。我随外祖父姓王,从小到大只有这一个名字。外祖母小外祖父22岁。外祖母的家族曾是显赫家族,外祖母的曾祖有兄弟八个,外祖母家的祖坟上立着石兽,外祖母的祖上曾出过武士、文官、科举中榜到探花,还出过画家……这些都是雨打风吹去的旧话。到外祖母一辈,马氏家族只剩下了外祖母和她姐姐两姐妹,外祖母的姐姐,姨奶奶的儿子因为写诗,1957因一本诗集做了右派,于是乎之前的革命经历一笔勾销。外祖母只生了我母亲和表弟的母亲,姨奶奶去世,外祖母说:“马家只剩我一个了。”外祖母去世后,这个家族就画上了永久的句号。外祖母为没有生儿子而遗憾,常常喊他儿子。也许应了这个规律:当一个家族彻底败落之时,艺术家便出世了。

马夏从小就有艺术天分,歌唱得很好听,肢体柔韧,小时候在南京体育学院学习体操,比赛拿过全能名次,之后转学油画,十五岁,还是小孩的时候就进入南通工艺美术研究所,学习民间工艺:刺绣、剪纸、扎染、蜡染、木雕、竹雕、泥塑,完成了一个过渡:从肢体造型到视觉造型。美对他的熏陶,美对他滋养,他对美的感觉,对美的理解,始于童年,伴随他整个成长过程。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南通工艺美术研究所里藏匿一些现在驰骋中国画坛的名家人物,那时他们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是马夏的师兄。

当时的南通工艺美术研究所坐落于东望文峰塔南面三元桥的风水宝地。那时这个研究所经常请一些大师级的名人讲课、现场绘画,这里的艺术青年接受的东西方艺术理论和中国民间艺术熏陶。范扬在《话说林晓》的文章里,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况:“袁运甫、范曾、袁运生、韩美林、张道一、保彬等经常到南通,到研究所讲学作画,指导创作,参与制作。袁运甫先生带了近百幅写生佳作来,一幅幅讲解;范曾即席挥毫;袁运生当场写生;韩美林半天画了30幅小品;张道一先生、保彬先生的讲座,座无虚席。博得满堂彩。老一辈的名宿如庞薰琴先生的,在研究所油画文峰塔写生,黄永玉展开数米长的白描拙政园手卷,吴冠中带来的是油画黄山。而潘天寿先生入室弟子高冠华,则同在研究所设计室多年。这些老师,这些课程,列出菜单,现在看来叫人吃惊,而在当时,却也寻常。”

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是马夏的学习和探索时期,也是“吃官饭”的时期,这段时期正直中国的思想解放时期,大量的西方思想文化艺术著作进入中国,与学习中国民间工艺同步,他接触了大量的西方艺术家的作品。毕加索、布拉格等人的作品给了他一种崭新的绘画视觉;他着迷于神奇的几何块面与色彩构成的三维空间归结为二维空间或者一个平面的方法让他感到新奇和着迷,他开始揣摩怎样把西方的立体主义艺术和中国民间民俗艺术,西方的理性与东方的感性,西方的感性与东方的理性寻找一种关联,试图找到一种表现这种关联的美的载体,用当代东方人的视觉来表现抽象的形式美和形式的抽象美。在这一时期,他创作了盘金装饰绣《蝉》(南京博物院收藏)、《春鸟》《秋蝉》《狩猎图》等作品。盘金绣是我国古老的刺绣工艺,用黄金、白银抽成金丝、银丝,盘制在绣品上,用古老的盘金绣来加载现代图案,尽管做的很完美,但这还是一种形式的关联。他设计的双面盘金装饰锈《狩猎图》红木屏风可堪称国宝级刺绣珍品。上面的盘金和盘银都是用黄金和白银抽成极细的金线盘绣而成,其图案花纹汲取了古代金银错珍品纹样精华,画中几位勇敢的猎手张弓持枪,在丛林中跨马狩猎,马鹿奔逃,牛羊躲窜,孔雀飞舞,吉鸟祥云,一番热烈景象。图中的花草,动物色块用双面彩锦绣技法绣制,猎人和主要动物身上的装饰色块用盘金绣成,装饰勾勒线条用金银线分别平钉,这幅镂金错彩的作品色块圆润,线条有力,金光闪烁,异彩流光,虚幻飘渺。这幅作品在色彩处理上青绿为主,淡雅宜人。红木活动框架屏风,雕刻线条凝重简洁。可这幅作品在九十年代中期,南通工艺美术研究所解散后仅150万元人民币卖给了东南亚的客商。这幅盘金装饰双面绣《狩猎图》屏风的完成标志着马夏的第一个创作阶段的结束,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一级艺术家的称号。之后他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学习,再之后九十年代初,他到西藏,在西藏一年时间里,接触了藏传密宗艺术,金色的根陪乌孜山,山下哲蚌寺错钦大殿,大殿内释迦牟尼出行图深深震撼了他,之后他又到了敦煌观摩敦煌佛教艺术,这段时期中华大地举国上下全民经商,马夏沉浸在宗教艺术和中国古典绘画中,他也在奔波,寻找属于自己的艺术,寻找自己的艺术之路。他临《八十七神仙卷》、《永乐宫壁画》、揣摩徐渭和八大山人的绘画精髓,试图在东方绘画艺术和西方的几何块面和色彩构成的立体主义艺术之间寻找若干条秘密通道,找到交错的视角,交错的线条和交错色块,找到多维空间中的平面造型。毕加索、布拉格、马提斯他们属于西方,对一个中国艺术家来说,油画无论画的怎样接近西方艺术大师,你画的这种油画还是西方的,对中国民间艺术,无论你做的如何传承、如何民间,那也仅仅是一个模仿层面、模仿阶段的作品,不是个人精神层面的东方当代中国人对美的领悟和升华。马夏要寻要找的这样一种多层面。多角度的多维空间。

1995年南通市工艺美术研究所被迫解散。这个工艺美术研究所曾创作了国宝级的艺术珍品,曾发掘和发展了大量的中国民间已经失传和即将失传艺术和民间工艺美术,为中国当代画坛培养了一群大师级的艺术家,但是在一手抓四个坚持、三个代表,一手抓经济效益的大气候中,在中国这样的艺术研究所成了一个社会包袱。虽然你们能做国宝级艺术珍品,国家不需要,人民也不需要,没有市场,卖不出去,国家不会养这批闲人的,这批人必须自食其力。南通工艺美术研究所解散,马夏分得两万元人民币,从此成为独立的民间艺术家,自由职业者。

艺术回归个人,回归民间是一条正路,这样艺术作品才是完全的个人艺术行为,才能是完全的个人署名,而不是在……领导下的工作成就。民间与国家体制无关,自由职业也意味着无业。这条路是非常难走的。没有足够的艺术天赋,没有坚定的信念和对艺术狂热的爱、以及锲而不舍的意志和为艺术献身的精神,很难在这条路上走下去。真正的、顶尖的艺术不是轰轰烈烈,不是好大喜功,而是淡定、淡泊。在物欲爆炸,全民拜金的九十年代中国,让浮躁的心沉定下来已是不容易。马夏除了两万元人民币,还有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一级艺术家资格证书,这是与体制无关的资格证书,拿着这个证书、这个称号照样没有饭吃。艺术是高雅的,艺术家在这时候靠高雅的艺术不能维持肉身的生命,也不能维持艺术的生命。靠2万人民币是无法搞艺术的。10年后马夏谈到这个话题,总是用自言自语的声调说:人要吃饭,首先要想这饭从哪里来……天上不会掉下馅饼。

好在年轻,好在能吃苦,好在头脑灵活,再加上好学、人缘好,靠这两万元做底金,搞室内装潢公司组建工程队,绘工程图纸,做预算都从头开始学。从每一种装潢材料到一颗膨胀螺钉都要自己去选购,货比三家,价比三家。为的是节约成本。有钱才能有艺术!这是残酷的生存现实给予他的生活真谛。搞到了钱才有资本谈艺术,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搞艺术。用自己的钱搞自己想搞的艺术,这条路是非常艰苦的、在物欲爆炸的时代,梢有怠懈就会放弃。这之间整整有五年的时间,马夏忙于理顺自己、理顺自己公司的业务。但他每一天他都在想,总有一天自己会回归艺术的。做装潢、做工程,只有一个指向:搞钱,搞到钱回归自己心中的艺术。艺术是神圣的,艺术是高贵的,艺术是无法估价的。艺术行为本身仅仅是艺术,除了对美、对美学观念的阐述没有别的意义和目的。空灵的艺术,必须有空灵的心态,高贵的艺术必须要有高贵的心态。身在浮躁的生活中,心要能够沉静得下来。真正的艺术与大众审美无关,真正的艺术与中产阶级的审美无关,真正的艺术与政治无关。大众需要的是现世的寓意工艺品。他们需要一帆风顺的红木大船,需要目光犀利坚嘴利爪翅膀强劲的老鹰,需要金玉满堂的富贵牡丹。因为充满现世寓意的工艺品能代表他们追求物欲的雄心壮志和梦想成真的愿望。而中产阶层消费的仅仅需要是一种优雅的艺术情调而不是艺术本身,他们消费的仅仅是艺术的复制品。要给予大众需要的,给予爆发户需要的,给予中产阶级需要的,才能够换回艺术需要的钱。只有钱与自己要做的艺术是有关的,别的一概无关。这是最简单生存哲学。

五年的时间很短暂,五年的时间很漫长,能有五年的时间沉淀、思考、融会也是命运之神给予的机会。只有拉开一个距离才能更加清晰看清自己,看清自己要做什么,以及怎样去做。五年的搞室内装潢设计经历,他对立体艺术和多维空间中的立体艺术有了特别的想法,他选择了竹子做雕塑材料,因为竹子生长于江南得天地之灵气,因为竹子品性淡泊高洁充满东方佛教禅意,因为竹子质地细腻柔韧可雕可刻镂,可批可编,既有石木的品性,又有棉麻纤维和金银丝的品性,有多面可塑性,可繁可简。因为现有的竹艺还仅仅停留在民间手艺和文人趣味的初级艺术阶段有较大的创作空间,因为竹简浸泡水中深埋地下千年不腐不烂……等等等等,最重要的还是因为竹子价廉,竹子普通,从竹笋长成成竹只需要几个月的时间,竹子没有污染……更能体现轻物质重精神的禅境,之后经过六年的时间努力才有了这些竹艺作品。

马夏用竹子作为实现自己美学理念的载体。青铜器、玉器、木器、瓷器、瓦当、砖、砚、灯、景泰蓝花纹、服饰花纹、壁画图案、建筑造型、自然界的水纹、风云……一切传统的工艺技法,只要竹子可以承受都可以用于竹雕。马夏的竹雕是用竹子作为雕塑材料,或曲、或弯、或刻、或雕、或编、或镶、或嵌,造型在于自己的想象,并无太多的规戒律……东方的、西方的、古典的、宗教的、现代的、民间的,不受局限。孤傲与幽玄,脱俗与寂静全在”觉悟” ,全在慧眼和禅心。五年来这些竹雕艺术品的草稿堆积起来就有一米多高。他带到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去展览的作品只是他全部竹雕作品的一小部分。我见过一件异常精美的佛龛,用八十个部件组装而成,可拆可卸。这件作品没有拿出去展,除了我,只有吴维佳和林晓看过。艺术是无价的,顶尖的艺术品是无法标价的。马夏的艺术用绿色设计、唯美、诡秘的造型,凸现个人精神对物欲世界以及时代政治的超越,这一艺术的终极指向。

东海一枭:人权漫谈

一、

很长时间来,人权是忌语,现在可以谈了,还创办了中国人权杂志、网站,而且“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有望首次写入我国宪法了,这无疑是一大进步。然而,中国人权网站、杂志上,反人权的老调子、大打“人权”嘴巴的言论依然比比皆是,最著名的是“主权高于人权”

论。这是极端反动的理论。

首先,它反人文主义。诞生于欧州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确立了人至高无上的地位。一切以人为出发点和终极目的,人为世界之中心,人的价值和权力高于一切,世界上一切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思想、学术、道德等等,包括政府、政党、国家,最终都要归结于“人”的身上、都是为人服务的。人权是超国家、超主权的。

主权高于人权论,置国家于人之上,视国家的价值和权力高于人的价值和权力,实乃国家主义、纳粹主义之翻版。

其次,它也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倡导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阶级划分国际关系,不以主权为特征。二战以后的民族解放运动使很多国家从此消亡了。马克思说过:“阶级统治一旦消失,目前政治意义上的国家也就不存在了。”恩格斯也说过:“随着阶级的消灭,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如果主权高于人权,主权是绝对的,国家就不应该消亡,共产主义也就无从谈起。

具有历史反讽意味的是,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概念是法国外交家维思佛里安在17世纪首先提出来的,这一概念曾被西方国家用来对付共产集团的世界革命理论。在全球化大潮中,全世界无产者未能联合起来,资产者却联合起来了。奉马列主义为国教的社会主义中国把国家主权神圣化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则提出了人权高于主权的概念,意谓人权得不到保证,主权也将得不到尊重。

二、

主权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古今内涵不尽相同。16世纪法国人博丹在《论共和国》一书中给主权下的定义是“国内绝对的和永久的权力”,属中央集权国家主权学说。在君主专制社会,主权者为君。卢梭等创立了人民主权学说,认为国家是人民订立契约组成的,大家须服从公意,所以公意即主权。

共产党也承认国家权力属于人民,但不承认社会契约论,不认为主权导源于全体国民的公意。所以,在党主专制国家,主权者为国家,而国家是党的,所谓主权,实为党权。党的各级领导的权力来源是自上而下的,党权实为一小撮特权分子不受法律限制的权力。主权高于人权,实质是党权等于特权、高于人权。主权不在民,就不能保护人权,反而很容易成为特权阶级对广大民众进行专政的工具,成为压制人权、侵犯人权、取消人权的机器。

三、

如果说美国等西方大国“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是为“人道主义干涉”和国际霸权主义张本,那么中共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就是为现代专制主义、国内霸权主义服务。

证严法师在一篇劝善文中指出,有两种人的表现是病态的,一种人对家人很好,却不能善待别人;另一种人对别人很好,却不能善待家人。国内霸权主义类似后一种人。慈禧太后说了,宁予洋人,不予家奴。国民在统治者眼里,皆家奴耳。敬爱的周总理放弃日本战争赔款,理由是这笔负担会转嫁到日本人民身上,真是体贴入微,浑不顾中国人民已经饿死了几千万,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历代专制统治者都是国内霸权主义者。国内霸权主义比国际霸权主义更坏。一个不能善待家人的人,又怎么可能真心善待别人呢。它们对别人好,多属别有用心的假好,或是坏不过人家,被迫称臣称子,或是韬光养晦,养好伤蓄起实力以俟将来,或是为了借外力打内战压国人,至少在欺压国人时,求外人别多嘴多舌多管闲事。中共在外交中一再委曲求全,一再出让经济利益、国家利益,不就是为了缓和民主国家发动的人权攻势,以便更好地维护特权集团的利益么。

专制统治者对国人坏,则是真坏。而且一个比一个坏,一代比一代坏。斯大林、塔利班、萨达姆、金正日等,都是以民为奴、与民为敌的民之贼、国之贼,都是本国人民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斯大林、塔利班、萨达姆、金正日等贼的统治下,苏联、阿富汉、伊拉克、朝鲜的主权是响珰珰圆满满的,那些国家的人民呢,民不聊生,生不如死。生命朝不保夕,还谈什么人权!

霍布斯鲍姆说过:“压迫这些底层阶级的,正是统治阶级和政府,而不是外国人。”

四、

君不见,1949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权巍然高耸、傲然屹立于世界东方,丝毫不缺,可中国人民的人权在哪里?选举权、言论权、信仰权、迁徙权,受教育权等等,不是踪影不见就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连生存权也常常得不到起码的保障,饿死几千万人的史实不说也罢,在神五上天、国力大增、经济一枝独秀的今天,在一再强调和炫耀生存权的今天,还有多少人吃不饱饭、看不起病、读不起书啊,非正常死亡人数举世无双啊。号称太平盛世,人太贫,世道太不平,和平年代不如战乱,人命不如牛马,冤假错案到处有,自焚自杀寻常见。

美国国务院《2003年全球人权报告》中国部分这样指责中国人权问题:中国公民没有和平改变他们的政府的权利,很多公开表达不同政治观点的人受到骚扰、拘押或是囚禁。对于那些被当局看作是威胁政府权威或是国家稳定的宗教、政治和社会团体,当局总是很快采取压制的行动。在整个年度内,中国政府以颠覆罪和泄漏国家机密罪起诉个人,以此作为骚扰和威吓手段。报告还具体列举了中国政府践踏人权的行为,包括超出法庭职权的杀人、虐待犯人和施加酷刑、逼供、任意拘留和逮捕,长期单独禁闭、以及不经过法定的诉讼程序等等。

中国的司法不独立以及缺乏法定的诉讼程序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报告例举了许多个案和事例。

对此,中国政府则一如既往地对报告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但任何对现实中国社会有基本了解和认知者都可以看出,该报告理据兼备,难以反驳。而且,我有理由相信事实比《报告》所言更为严重。

五、

35年前,一个学石油炼制的青年周永臣不辞万里来到西北兰州,为祖国的石油事业奉献自己的青春。仅仅三年,“文革”开始了,周永臣因莫须有的“窃听敌台罪”被捕,继以“反革命”嫌疑被判入狱三年。刑满释放后,周永臣回到了原籍。谁知,望眼欲穿的父母没有等到儿子回家就相继离世,此间,他大哥也含冤自尽。备受精神摧残的周永臣住在一间5平方米的窝棚里,开始了长达27年的捡破烂的生涯。

“文革”结束后,周永臣企盼着早日平反昭雪,未料这一等就是20年。直到1996年元月,才有兰州来人,向他宣布平反决定,同时递上一份兰州中院改判其无罪的文书复印件。周永臣颤抖着接过这份文书,不禁惊呆了:原来,这纸迟来的判书居然是1979年签发的周永臣呜咽道:“1979年,我还不到40岁,还可以为国家工作20年,可现在……”他脆弱的神经再也无法承受这一残酷现实,元月底,周永臣悬梁自尽。

这是1999年《信息日报》角落上的一条消息。这个发生在社会一个小小角落里、没有多少人会留意的小小悲剧,却令我沉浸在一种惊心动魄的悲愤之中,久久写不出一个字。周永臣是自杀吗?不,是他杀,是国家政权将他侮辱迫害个够之后逼死了他!从这则迟到的正义给当事者带来“第二次伤害”的故事中,我读出了这具国家机器是何等的高高在上毫无人性冷酷无情草芥人命,何等的勤于恶政懒于善政!中共执政大半个世纪以来,类似周永臣这样被迫害、杀害的草民,何止千万,类似的悲剧,何处无之!

六、

姜文的电影《鬼子来了》的结尾,马大三没有死在日本人手里,没有死在美国人手里,而死在了“自己”政府手里。有网友叹道,如果国家不属于人民的,那还不如没有。难怪出国潮一浪高过一浪,难怪有人声言:死也要死到国外去,难怪有人拿到绿卡后喜极而泣:终于可以不做中国人了!没有自由没有人格的人民,不如亡国奴;不把人当人看的国家,不如殖民地;血债累累罪恶滔天的主权,有不如无!

《美国华侨日报》上一篇分析迁居美国的中国知识分子处境和心态的文章指出:“中国知识分子人潮相继涌出国门、涌入美国,现在许多城市的华埠,中国的知识分子碰鼻子碰眼都是啊!他们中有的是蒙受冤屈而伤了心;有的是遭受岐视而冷了心;有的是希望落空而伤了心;有的是政见不同而铁了心……境遇极坏者,愤然而别;境遇不好者,决然而离;境遇平平者,惶然而行;境遇稍好者,忧然而辞。”

姚一泽、卢晖在《是谁让他们离开了中国:知识分子出国潮阐释》一文中分析这股出国洪流时指出:当知识分子们连生存的最起码条件都不能满足时,自然而然会有“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的现象出现。但出于物质利益原因而出国的在知识分子中仍是少数。导致“出国热”的出现有它更重要的原因。尽管他们都是怀着个人目的出国,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他们觉得“中国没有外国好”。

为什么“中国没有外国好”?贫穷落后是其一,更重要的是中国有个一党独大、代表一切的共产党!以前是家天下,现在是党天下,都是万恶之源也。为害天下者,党而已矣。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也在于此。

七、

人心四散,民怨沸腾。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成了镇压异己、欺骗民众、维护政权稳定的基本理论武器。霍布斯鲍姆指出:“宣扬爱国主义的政治口号,往往都是出自统治阶级与政府之手。”董桥《语言小品录》引30年代美国一报业大亨语:”政客为了保住权位可以无所不干──甚至不惜变成一个爱国主义者”.鲁迅多次讽刺“爱国”的论调和行动,反对“合群的爱国的自大”,就是反对这种基于国家主权意义上的爱国主义。

国家主权呀爱国主义呀,多少罪恶借汝之名而行。

爱国,固然,但首先要明确国家归属,要把国家从特权分子手中夺回来,变国家主权为人民主权,变专政镇压的机器为管理和服务的机构。

马克思曾公开主张砸烂资本主义国家秩序。中国已成为比资本主义恶劣万倍的特权资本主义国家,按照马列主义学说,这样的国家秩序,是要打个落花流水的旧世界,是早该砸烂的锁链。改《国际歌》曰: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中国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自由而斗争。……

八、

人权入宪,这是一大进步。但中共一边仍然死抱着阶级专政、绝对主权之类极端反动的国家理论不放,反人权的政策、法规、理论、措施仍然层出不穷,自绝于广大人民,自逆乎时代潮流,自外乎国际社会,实为不仁、不义、不智之举。看到中国人权学会那些反人权的党用文奴们强辞夺理呶呶狡辨,老枭真为之羞耻。

人的价值和权利至高无上。人权高于主权的思想深入人心,普及全球,举世认同,在道义上占尽上风。抱残守缺,自置死地,世易时移,变法宜矣。

[注]这是2005年东海一枭先生写给《贵州首届公民国际人权研讨会》的文章,现在隆重推出,以飨读者。

民主论坛

章衣萍:摸屁股的诗人

初识章衣萍这个颇女性化的名字,是在鲁迅翁的一组旧诗的注释里。该诗名曰《教授杂咏四首》,其三云:“世界有文学,少女多丰臀。鸡汤代猪肉,北新遂掩门。”下注曰:“这首诗系影射章衣萍的。章衣萍曾在《枕上随笔》(一九二九年六月北新书局出版)中说:”懒人的春天哪!我连女人的屁股都懒得去摸了!‘又据说他向北新书局预支了一大笔版税,曾说过’钱多了可以不吃猪肉,大喝鸡汤‘的话。“章亦因有此名句而被誉为”摸屁股的诗人“。据章的弟子马来西亚的温梓川说,此二句诗的原创者实为湖畔诗人之一的汪静之,章在其文中引用,外人不知底细,遂误为章撰,实冤枉也。

章为安徽绩溪人,与胡适之是同乡。其祖父为前清贡生,通古文,常逼其一日念书至四百遍,父为小商人,信唐太宗“开卷有益”语,任其胡乱翻看。18岁时由宁去平,给胡适之当“小蜜”,遂有“我的朋友胡适之”之名言。余暇常到北大去蹭课。渐与周氏兄弟,疑古玄同等五四新文化健将熟悉,成为《语丝》的主要撰稿人之一。

昨天出去瞎逛,在书店见到章的一本小册子,名曰《章衣萍集:随笔三种及其他》,为许道明,冯金牛选编的海派小品集丛书之一,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3年11月出版,贪其便宜,以二元购之,耗时半日读一过。感觉颇有趣味,比想像中要好些许,特别是随笔三种中的部分文字。所谓随笔三种,即《枕上随笔》,《窗下随笔》,《风中随笔》是也。此亦为作者自得之作。文仿《世说新语》之例,多用三言两语,勾勒旧交音容笑貌,妙趣横生,语言清丽流畅。如其言鲁迅翁曰:大家都知道鲁迅先生打过吧儿狗,但他也和猪斗过的。有一次,鲁迅说:“在厦门,那里有一种树,叫做相思树,是到处生着的。有一天,我看见一只猪,在啖相思树的叶子,我觉得:相思树的叶子是不该给猪啖的,于是便和猪决斗。恰好这时候,一个同事来了。他笑着问:”哈哈,你怎么和猪决斗起来了?‘我答:“老兄,这话不便告诉你。’……”

写的真是有趣,时鲁迅和一女学生正在秘密地搞黄昏恋,爱物及乌,这等事情怎么能够随便告诉他人。再如记疑古玄同曰:读The Hindu Art of love,其中所记接吻,种类颇多。因忆疑古玄同先生,生平不懂接吻。一日,在苦雨斋闲谈,疑古翁问:“接吻应他先加诸伊乎?抑伊加诸他乎?两口相亲,究有何快乐和意义乎?”座上有客,欣然答曰:“接吻,有女的将舌头加诸男的口中者,有长吻,有短吻,有热情的吻,有冷淡的吻。” 疑古翁闻之,喟然叹曰:“接吻如此,亦可怕矣。”

着墨不多,而当年苦雨斋中,高朋满座,品茗清谈的情景几出矣,疑古翁之愚玩可爱亦如在目前矣。此类文字在随笔三种中甚多,兹不多举。另其小品《怀烧饼店中的小朋友》,《关于“无常”》,《吊品青》,《我的伤痕》等篇也写的颇有风致。

章衣萍的成名作是《桃色的衣裳》,据云其写作灵感来自于其爱人吴曙天的一件粉红色的衣裳,后更名为《情书一束》,是一部小说集,听说写的比较大胆。惜乎未曾见,不过其妻的日记倒是在它书中读过几则,文笔同样是率真大胆,自然有趣。下录一则中的部分:三月三日衣又有点病了,我自己也腹胀得不舒服。

我怕衣病,所以总是担心着,不让他玩,他又像孩子一般的,有时非玩不可,我也没有法子了。

我觉得我的性欲很强,要不是肚子有病,我是会生孩子的。今天衣又在我的身上打滚,而且,说:我愿永远这样抱着。

我笑了,我说:“你不要太贪玩了吧。我希望你成就一个文豪,不是一个淫棍。”

他恼了,他说:“没有一个文豪不是淫棍的。”

文如其人,章衣萍在私生活上也确实比较风流。据上文提到的温梓川回忆:“有一次,我因为燕饮的酬酢,时间太晚,不能赶回真如,便在南京路永安公司的大东旅社开了房间歇宿,衣萍和彭成慧闻风而至;他要叫局,结果叫来了一位‘白牡丹’,他说是赵景深叫过的,没有什么意思。接着还像唐伯虎点秋香一般,开了一票又一票,先后叫来了好几个‘风花雪月’,都不合适,真有点意兴阑珊。但他一时兴起,却又大讲‘嫖经’。”连老赵都给抖出来了,真是浪漫的可以。

1927年,章衣萍离平到沪,在暨南大学给校长郑洪年当秘书,同时讲授国学概论,修辞学等课程。1936年入川,先任省府咨议,旋转至一军校当教官。时虽有爱人相随,却是本性不改,常与一有“锦城之花”美誉的小太太幽会。吴曙天病逝后,章又与南海名门闺秀伍玉仙女士喜结连理。1447年续弦夫人返故里,同年12月22日晚,章欲不日启程,追随夫人到南海,要其老仆人同往,老仆人不愿而两人起争执,遂引发脑溢血而于当晚归化,时年仅47岁。

李欧梵:我的购书经验

 

我买书主要是看《纽约时报》的周日书评版,然后到我认为较有水准的书店去印证,如果某一本新书受到书评版首页的评论,而且又在我喜欢的书店中醒目地摆设出来,我就会拿来看几页,甚至还会摸摸书的封面和封底,才决定要不要买。

有一次我逛哈佛大学附近的两家书店,新书当然琳琅满目,然而却没有一本是真正“醒目”的,最后到了结账柜台,才发现柜台后面摆满着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是扁平的》,作者是《纽约时报》的知名专栏作家,谈的是全球化的新现象。这本书我早在各大报的书评栏中读到,甚至在旧金山的一家廉价杂货公司中也看到,但读了几页之后却提不起劲来买,觉得内容虽十分丰富,但理论太过浅薄,减价的精装本(目前还没有纸面本)至少也要20美金,最后还是没有买。

我事后分析原因,得到一个似是而非的结论:美国大学城的书店可能比普通书店有鉴赏力,可能觉得这本书的分量还不够,虽然畅销,还是不便摆出来。为什么分量不够?我没有细读,不便评论。然而另一本有关全球化的书《全球化和它的不满》,我却在美国各大书店都看到,十分醒目,所以买了一本,不料返港后,在香港某中文书店也看到了。这两本书对“全球化”一捧一贬,为什么还没有在华人地区引起广泛的讨论?原因可能很简单,华人读者还是要等着看看中译本,而大部分的香港读者根本不看英文书,只有《哈利。波特》是个例外,但也往往是子女等不及中译本而先看英文版,父母在压力之下才不得不看。我没有子女,所以至今还没有看《哈利。波特》,电影也不看。也许我是一个典型的高调书虫,不屑看畅销书。但也不尽然,坐飞机长途旅行时,我看的都是英文畅销书,尤以侦探和间谍小说为多,乐此而不疲,甚至还仿照这类书的风格自己也写了一本间谍小说《东方猎手》——却至今无人问津。

如果把读书和买书作为文化消费来看,我绝不是典型的消费者,因为我是一个“学者”。

去年买了一本有关消费的英文畅销书:Paco Underhill的“Why We Buy:The Science of Shopping”(《我们为什么买:购物的科学》),读后大失所望,因为书中所谓的“科学”方法,就是市场调查。然而内中有一章名曰“感官的购物者”,倒对我颇为适用。这位美国作者说,在美国的亚裔购物者最不相信包装,拿到手的名牌物品一定要先打开来摸摸闻闻,看内中的香水、肥皂和洗发精是否真实无误。我大抵也是属于这一类,不过我买的商品不是香水、肥皂,而是书。

走笔至此,且让我为有心的读者提出另一个经验:约三四年前,我在《纽约时报》读到一本有关“全球化”的畅销书,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名字就叫作“Empire”(《帝国》)。我是时恰在哈佛,于是立刻到书店去买,竟然卖完了,只好等重印第二版才买到。但读后依然失望。不过,最近读到世贸组织开会期间各民间团体的游行事件,倒令我想到该书的最后一章和另一本续集,题目就叫作“Multitude”(《群众》),其中说的是因全球化而衍生的自动自发的全球性“群众”运动。这个理论是否已经得到“实践”?似乎也没有看到媒体或学界的讨论。

贾植芳:我的狱友邵洵美

今年是现代作家、翻译家、出版家邵洵美诞辰100周年,贾植芳先生回忆起自己与故人狱里狱外交往的点点滴滴……

贾植芳先生1955年因”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被捕入狱,而邵洵美先生在1958年时也因所谓历史问题被关押,他们不幸也有幸在短时间内成为同一间牢房的狱友。虽然听力明显不行,且操着一口难以听懂的山西乡音,但现已91岁的贾先生性格爽朗,精神矍铄,记忆力更好得惊人,话锋里透着幽默和硬气。

狱中遇老友

1955年,我因胡风案被捕,关了大概5年之后,遇到了所谓的”自然灾害”.我由于长期吃不饱,所以得了浮肿,两条腿肿得又粗又亮,一直肿到了腹部。看守所(上海市第一看守所)把我送到提篮桥监狱,在”公安医院”治病,住了3天就好了,其实就是饿的。所谓”营养品”,就是豆腐干,三块带鱼,吃了就一切正常了。

所以3天后,一位自称”病区负责人”的劳改犯就叫我下床劳动了,打扫卫生,照料重病犯的饮食起居。我对他提出抗议:”我已经快50岁了,病还没好利索,为什么不叫那些躺在床上休养的年轻犯人劳动呢?”他说:”他们是普通刑事犯,你是看守所来的政治犯,你怎么能和他们比?叫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原来我那时的身份地位还不如那些流氓阿飞。

我在医院住了十几天后,又到了8号监——”休养监”,都是关的医院出来的人。我倒觉得这个地方蛮幸福,因为能吃饱。后来,我又被调回看守所。

看守所例行”调房间”,我被调到二楼的一个牢房,门一开,我看里面空荡荡的,只有尽头坐着个老头。警察把门锁了,我走近一看,这个老人年纪很大,很虚弱,头发花白乱蓬蓬的。我刚坐下来,他就跑过来,小声问:”咱们不是在韩侍桁家一起吃过螃蟹吗?你还记得我吗?”我说是,然后示意他别说话,因为我知道刚才那个监察肯定还在门口暗中监视,如果看到犯人在说话,就会冲进来,把人调出去盘问:”你们谈了什么?”要是让他知道我们是朋友,那可就麻烦了。

这个老人就是邵洵美了。我在解放前跟他没什么来往,第一次与他见面是1952年。当年,开国际文化服务社的韩侍桁(他是翻译家,也是批评家),想编一个”世界文学名著译丛”,收入罗玉君(他是法国留学生)翻译的法国作家司汤达的《红与黑》,《红与黑》原来是由国民党的南京正中书店出版的,解放后停印了。所以,韩侍桁就邀请罗玉君修订,在新雅酒店摆席,还请了一些其他朋友,有刘大杰、施蛰存、李青崖、余上沅,还有我们夫妇。席间,我第一次见到了邵洵美,他穿着不大整齐的旧棉袄,须发蓬乱,介绍以后就认识了。

后来,我们夫妇又到韩侍桁家吃螃蟹、喝酒,邵洵美也来了。这就是邵洵美在监狱见到我时提起的”螃蟹宴”了。

同监四个月

没想到,我和邵洵美再次相见,居然是在看守所的牢房里。那天中午,我们吃了午饭,就是水、米饭加菜皮。邵洵美向门口吆喝:”报告”,跟警察说要写交待,要来了钢笔和墨水。他就拿出几张草纸来写,写什么呢,写首诗,叫《狱中遇甄兄有感》。我不是姓贾吗?《红楼梦》里有个贾宝玉,还有个甄宝玉,所以有了这个标题。诗中还有”有缘幸识韩荆州”的句子,他拿给我看,我点点头,表示看过了。我说这个东西啊得马上撕掉,要不到时警察来”抄靶子”抄出来,可不得了。

后来,我们这个监房里又陆陆续续关进来不少人,慢慢人多起来了,有20多个,里面有老外——白俄、日本人,还有资本家。那个白俄原来是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的编辑;那个日本人是日本浪人,据说敌伪时期在济南开过一个咖啡馆。于是,这个监房里通中文、英文、俄文、日文,好像”国际监狱”.

每天吃完饭转圈”活动”一下的时候,大家可以讲讲话。邵洵美告诉我,他已经进来3年了,他是继续”肃反”时被抓的。说他以前与南京政府的文化特务张道藩和谢位鼎(谢位鼎是现代派诗人)是磕过头的拜把子兄弟。他们在一起照过相,说是有证据,就把他抓来了。

当时正是”自然灾害”时期,我们都挣扎在饥饿线上。每天两餐稀饭(主要是汤水),一餐干饭(其实形同烂稀饭),根本吃不饱。所以大家都非常珍惜,铁盒子外面有几粒米粒,也是要赶紧舔干净的。大家一般都吃得很慢,吃到一半,就舍不得吃了,把饭盒包在自己的棉被里,留到肚皮叫的时候再吃。吃完后,还要用手指刮光饭盒里剩余的残汤米粒,才罢休。而邵洵美呢,几乎每顿都是一下子就吃光,刮光,然后不得不挺着挨饿。

他有气喘病,年纪也比我大,他跟我说:”贾兄,你比我年轻,你还可能出去,我不行了,等不到出去了。”他郑重交代我,将来出来的话,有机会要为他写篇文章,帮他澄清两件事。第一,1933年英国作家萧伯纳来上海,是以中国笔会的名义邀请的。邵洵美是世界笔会中国分会的秘书,萧伯纳不吃荤,吃素,他就在南京路上的”功德林”摆了一桌素菜,花了46块银圆,是邵洵美自己出的钱。因为世界笔会只是个名义,并没有经费。但是后来,大小报纸报道,说萧伯纳来上海,吃饭的有蔡元培、宋庆龄、鲁迅、林语堂……就是没有写他。他说,”你得帮我补写声明一下。””还有一个事,就是鲁迅先生听信谣言

,说我有钱,我的文章都不是我写的,像清朝花钱买官一样’捐班’,是我雇人写的。我的文章虽然写得不好,但不是叫人代写的,是我自己写的。”他的嘱托,我记住了。

我和邵洵美”同监”一共四个月,后来我被调走了,不料竟成了永诀。

践约人茫茫

到1966年4月,我被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说我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企图夺取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判12年,当时我已经坐牢坐了11年了。

“文化大革命”,我被劳改,在印刷厂里做重劳动,是”专政对象”.和我一块劳改的外文系教授潘世兹,原先是右派,后来变成了反革命,他早年是圣约翰大学的校长。我问他:”潘先生,你是英国留学生,邵洵美也到过英国,你们认识?”他说:”我们熟,但是现在不敢来往了。”潘世兹告诉我邵洵美已经从”里面”出来了,但是生活很苦,与儿子媳妇一起住个小房,后来穷得没办法,把床也卖了,睡在地下。

1980年,我平反了,邵洵美的儿子和媳妇来看我。他们说,”法院也没审判,父亲被关了几年,就放出来了。放出来以后,我们的生活很苦,父亲睡在地板上,身体又有病(气喘、肺病),就这么死了。”

记着邵洵美在狱中叫我要帮他澄清两件事(现在已成遗愿了),1989年,我写了篇文章,登在《上海摊》杂志上,算是践约。

邵洵美留学回国以后,写作、翻译、办出版社、编画报,又是”新月派”的重要人物。刚解放时,他在四川路办了个时代书局,”赶时髦”,出了些”托派”、第二国际的书,《人民日报》图书版发文批判,后来让公安局查封了。我后来一直说,邵洵美集诗人、翻译家、出版家于一身,但中国解放以后出版的文学史里却没有他。

上海书店出版社老板毕清,是我1948年在国民党监狱的难友。解放后出版社公私合营,政治标准第一,这些有问题的人,书都不能出版了。后来,80年代,我跟毕清说,你可以用”中国现代文学参考书”的名义,影印一本邵洵美的诗集《花一般的罪恶》,作为”内部发行”.刚印出来,他们出版部的部长来找我了,说,这书一出版,邵洵美的小老婆就来要稿费了,给了一百多块钱。

邵洵美从前翻译过一本书,是英国唯美派作家乔治。莫尔写的《我的死了的生活的回忆》,他没有全部译完。我叫学生孙宜学把它全文译出来,2001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他在出版后记里面讲到,我和邵洵美是朋友,我推荐他翻译这本书,为了纪念邵洵美。

今年春节,邵洵美的女儿邵阳、女婿吴立岚来看我。今年是邵洵美诞辰百年,他们请我为邵洵美即将出版的书(回忆朋友和自传文章)写个序。

[一周网事]永不谢幕的网络肥皂剧

网络,就是一场永不谢幕的肥皂剧。每到岁末年终的时候事情都特别多,这可能是人们为了挽留时光而做出的另类努力。本周网上一个热点就是女演员孙俪断然中止资助贫困大学生事件,根据孙女士经纪人的发言,中止资助的原因是该名大学生索取无度。青年作家韩寒在自己博客上的表态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心态:如今养犬都成问题,凭什么孙俪就可以在上海养狼?

网上爆发了空前的争论,成功地在道德层面上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结果造成了无数好人之间的残酷辩论,这让他们看上去毫无例外地都像是狂暴的歹徒。与此同时,更多的网络民间慈善助学活动仍在开展。他们在制度上做了很多改进,包括公布银行账号的收支情况,支出情况细目,并附上照片以接受捐助人的监督。他们说,捐助一个小学生只需要每月100元,一位中学生只需要每月200元。

最终有多少贫困学生因此而受惠无法得到统计,但是可以唯一确信的一点是:大部分在孙俪事件中发表看法的人并没有参与过任何慈善活动。因为任何实际参与过捐助活动的人都会明白一个道理:帮助他人的是手,而不是嘴。真正的捐助者是无言的。

日前,有专家表示,由于龙容易招致外国误读误解,中国形象标志将来可能不再是“龙”。消息一出,网界大乱,各色人物喷涌而出,有爱国者认为此举伤害了民族自尊,有自诩理性者认为改也无妨,反正万流归宗大势所趋。我们之所以在图腾问题上纠缠不休,莫衷一是,还是对黄色蓝色二文明的关系混沌处理所致。

郑州出过一位“中国最美丽女记者”,现在,“最感动中国男记者”也出现了,一位郑州记者对56岁的梁进柱采访时,梁与怀孕8个月的老婆突然给记者下跪,在数次劝起无果的情况下,这位记者也陪着跪下,在10余分钟的互跪中完成了采访。这一跪立刻引起网友争鸣,有人认为“记者的人格得到完美的体现”,甚至有激情澎湃者追捧其为好榜样,但也不乏人批评这名记者不够成熟,“如果总是‘一不小心’让自己成了主角,是否也是对事件本身的不尊重呢?”

《纽约时报》盘点06十大年度图书引争议

《纽约时报》盘点06十大年度图书引争议日前,《纽约时报》的“10大年度最佳图书”名单出炉,覆盖了各类题材的小说与非小说。但对这样的年度盘点“博友”们似乎并不买账。有人指出书单中竟然出现了并非本年度初版的书,而该报此前推出的“100本最受瞩目图书”中,半数以上的上榜作家都曾是《纽约时报》的撰稿人。

10大年度最佳图书出炉

荒诞小说、小说集、喜剧小说、犯罪小说……被《纽约时报》选中的小说囊括了各种题材。如讲述荒诞故事的《荒诞斯坦》(Absurdistan),讲述9·11后曼哈顿三个朋友之间故事的《帝国之子》(TheEmperor‘sChildren)等,也有《独立日》的作者理查德弗德的第三本书《大地》,此外还有小说集《爱米·哈贝尔小说集》(The CollectedStoriesofAmy Hempel)。

非小说类的五本好书充满了“爱国”和“爱心”情怀。畅销书《《阴影笼罩下的高塔》(TheLoomingTower)因为“揭示了本拉登及其同谋的秘密世界,同时也展现了美国情报机构在危险到来之前的努力”而上榜,而《五月花》(MayFlower)这本书则再一次让人们的目光投向了17世纪的美洲大地。

盘点:圣诞节的商机?

有书友在博客中指出,十大好书中的《爱米·哈贝尔小说集》是2006年重新印刷出版的书,它的入围不符合年度评点的原则。而在此前的“100本最受瞩目的书”中,有一半以上的作者在过去26年内给《纽约时报》写过稿子。因此,读者很容易地将年底出来的名单与圣诞商机挂上钩,因为图书是最畅销的圣诞礼物之一,而有着一本图书指南的帮助则可以借着圣诞大宴销量大涨。事实上,的确有不少关注这张榜单的博友表示,尽管里面没几本书是看过的,但是“终于可以挑到合适的圣诞礼物了”,“终于冬季有书看了”,“绝对会去买来看”等等。也有博友表示“非小说”类名单的政治倾向过于明显,早已厌倦了有关“9·11”等事件的政治书籍。

对于这些争论,《纽约时报》的编辑其实早就预料到,并曾在按语中说:“制定这样的书单是出于主观判断。就像我们内部讨论时争论不休一样。我们也同样希望我们选择的结果会在读者中引起争论。”

新京报图书排行榜(12月1日—12月7日)

 

《YOU:身体使用手册》 译林出版社

  「榜评」

生活书依然走俏

  从这几周的趋势看,可能是因为秋冬季节“在宅率”高,大家对养生、护肤及日常生活的关注度也相应提高,《快乐生活(一点通)》已连续三周驻守总榜,其他如《无毒一身轻》、《美丽教主之变脸天书》等则轮番出现。而本周读者的新宠则是《YOU:身体使用手册》(译林出版社)。这本书的英文原名为《YOU:TheOwner’s Manual》,虽然也有“使用者/所有者手册”的意思,但取目前这个书名,显然是刻意模仿之前大热的《人体使用手册》(吴清忠,花城出版社),有“搭车”的嫌疑。其实两本“手册”虽然标的相同,但完全是两码事。拿《YOU:身体使用手册》来说,两位作者是颇有声誉的专业人士,是从西医角度讲解的。比较重要的卖点是提出了BQ,即“体商”的概念(身体的商数,指生理年龄和日历年龄的比较关系)。整本书考你200个BQ题,破解29个认识误区,开列11套健康计划,提供43个保健饮食建议。用浅显的文字和图片、轻松的语言,讲生活、工作中常被忽视的健康之道,易懂好用。与《人体使用手册》从中医阴阳调和、经脉五行的角度来讲养生路数全然不同。很难说哪本手册更科学更实用,深究下去是中西医理念之争,但对于徘徊在“亚健康”边缘的都市人,多了解些健康生活的知识,并身体力行,总归是有益的。这里说句题外话,从智商IQ、情商EQ到体商BQ,甚至灵商SQ、德商MQ等等,Q之系列是否太泛滥了?

  总榜中比较“异类”的,是归于童书的《当世界年纪还小的时候》。这本故事集的作者是德国的于尔克·舒比格,49篇看似无厘头却又煞有其事的奇想,配上德国著名插画家罗特劳特苏珊娜·贝尔纳怪趣的插图,使得它成为“图与文结合的文学珍宝”,1996年同时获得瑞士和德国的最佳青少年文学奖,而插图另外获得艺术奖。这本书2000年时由华夏出版社引进过,译者林敏雅。销量如何不得而知,网上也早就卖断了货,但一直有读者赞美、记挂着它,甚至不惜花功夫一点点敲键盘输入,搬到网上与同好分享。此番由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重版,译者换了廖云海,书价倒是差不多,也算是读者的运气吧。

  其实榜单上不是没有类似气质的书,比如《芒果街上的小屋》。有时候你会觉得这类书更像是写给大人的,写给还没有完全失忆的大人。可能你看的时候会想大家是否过誉,觉得这些“孩子话”当然不错,但也就是那么回事吧。但是有可能,应该说很有可能,在某个时候,你会突然想起其中的故事、话语,甚至觉得心口被撞了一下……

  □本期榜评人Kidy

  华语图书综合榜

  根据博客来网络书店、金石堂网络书店、诚品书店等榜单综合整理。

  时光总是在不知不觉中流逝,本期跃居非文学类榜首的《唐立淇2007年星座运势大解析》一书似乎在提醒忙碌的人们:年底又到啦,别忘了年底总结和新年计划哦!

  先介绍一本生活健康类上榜书吧,健康对于现代人来说日益凸现其重要性。《汉方1.2合辑》集结了数十位不同领域的日本汉方专家的智慧结晶和临床经验撰写而成。本书以易懂的图解探讨深奥的中医知识,并将气功、穴道按摩等融入日常保健中。七个主题专栏———“对症自我诊断”、“常见疾病处方”、“养生运动”、“穴道按摩”、“家庭药膳”、“汉方观点”、“方剂与药草”教导读者正确的中医知识,了解自己的体质。

  《圣经·创世纪》第十一章,描述了原来操持同样语言的人类打算建造通天巨塔却遭神谴导致口音混乱,最终无法沟通只得四散的故事———这座变乱之塔,就叫“巴别塔”。《巴别塔之犬》一书挪用了这个典故,重新检视人际间了解与误解的沟通故事。故事从一位语言学教授的妻子自树上坠落开始。现场的情况像是意外,但一些细微的线索却让教授觉得妻子可能是有意识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教授却又想不起任何可能的因由。事件发生的时候,只有妻子饲养的那头罗德西亚脊背犬目击了整个经过;倘若可以让这头雌犬开口说话,也许就能了解:在人生的最后几分钟,妻子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让狗说话的设定让这个故事带了点儿奇想与魔幻的气味,而故事当中永远隐藏着一个关于沟通与了解的主题:深爱的人之间如何沟通?看完此书,不禁让人感叹:要了解你爱的那人,比让你的狗说话还难。

  □秋

  英语图书排行榜

  根据亚马逊书店等榜单综合整理。

  本周的榜单充满了人类命运的隐秘和惊悚之感。《未来》是《侏罗纪公园》畅销惊悚小说作家迈克尔·克莱顿的新作,出版社哈泼·柯林斯以“快速、狂暴和失控”来形容此书,在书里的时代,金发女郎绝种,人类和猩猩只有400个基因不同,人们会在因特网上贩卖卵子、精子,检查配偶的基因,这本书将现实和虚幻结合在一起。而《第十圈》则让故事发生在美国西部一个看似普通的家庭,里面每个人的心灵都被隐藏的恶魔困扰,分别经历着个体的但丁似的炼狱之旅。不过卢达·拜尔的《谜》书名看起来似乎很神秘,但事实上,这是本教人如何解开生活之谜的书,里面的答案涉及理财、健康、人际关系、幸福等等。

  □金煜

   [小说]

  《最小说》很快就出到第二辑了,明年取得正式刊号后,读者可以更方便地订阅。与之前的《岛》系列相比,《最小说》的体量更轻薄,售价也更平易近人(《岛》20元,《最小说》8元),对它的主流读者群来说,显然更容易接受,也更容易消化,更愿意“跟”下去。

  [非小说]

  季羡林先生90多岁了,他说:如果人生真有意义与价值的话,其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对人类发展的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责任感。“在这本《季羡林谈人生》里,他谈”人生的意义与价值“,谈”不完满才是人生“,谈”世态炎凉“……虽然年龄上与读者有代沟、有隔阂,但老人对生活、对后辈诚挚坦率的态度,让我们不由得屏息聆听。

  [学术]

  “古今中西之争”是甘阳多年以来始终如一的关注焦点,他认为,中西之争并不简单是两大文明之间的交锋,更是古代与现代的冲突。在新书中他集中阐述,或者说再度强调了自己的观点。《从前有个数:故事中的数学逻辑》是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开放人文”系列的新书。其书籍既有趣味,又有纵深的探讨,是不可多得的好读物。

  [经管]

  [生活]

  [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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