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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上旬，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会议上，曾庆红突然打乱了原订的议程，提出他要在十七大全退的要求，但却向胡锦涛开列五个条件……

曾庆红在中央书纪处的日子不好过

近年来，在中央书记处一个人说了算、独揽大权的曾庆红常在内部称：中央书记处很难履行好主持党政日常工作，分工上常存在不少新问题，压的担子不轻，问题积压不少。

曾承认：中央书记处一办九室，派系、山头林立，常互相埋怨、指责，推卸责任。

曾庆红在党内分工，主持中央书记处，分管组织、党校、港澳台工作，都接连受挫：组织人事上审核的省部级干部失误，十多名自二００三年上任的省部级干部相继落马：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中纪委、中央军委的关系不协调，尤其是与中央军委的关系经常发生龃龉。曹刚川、徐才厚中央军委副主席从来不买曾庆红的账。今年八一建军节，军方拟的出席庆祝会的名单，独缺国家副主席曾庆红。身兼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徐才厚在书记处曾多次向曾庆红、贺国强、周永康叫板。

陈良宇事件对曾庆红的压力

今年九月下旬，上海陈良宇事件爆发后，党内外纷纷将矛头直指向江、朱、曾。上海官场、组织人事、经济金融等问题不断被揭露，使曾庆红在政坛上处于被动局面。

上海市委自二００一年以来，连续四年被评为”先进集体”。去年，中央书记处将评审提名上报中央政治局时，吴官正、罗干拿出近三百封举报上海市委的举报信函摊到抬面上，问曾庆红：怎样解释，怎样对来函进行答覆？结果，删除了上海市委被评审为先进省（区）、市委的提名。

中央书记处评审先进省市优秀省级干部失误

以下是近年来，中央书记处评审先进省（区）、市委、优秀省干部失误的概况：

二００三年，先进集体：上海市、广东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江苏省；

二００四年，先进集体：上海市、广东省、浙江省、北京市、西藏自治区；

二００五年，先进集体：浙江省、北京市、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原拟名单中的上海市、广东省、山东省、上报中央政治局后未获通过）。

二００三年，优秀省级干部：刘淇、陈良宇、张高丽、曹伯纯、王乐泉；

二００四年，优省级干部：刘淇、陈良宇、张德江、向巴平措（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王云坤；

二００五年，优秀省级干部：王岐山、韩正、张宝顺、黄华华、徐光春、李源潮。今年一月中旬公布后，党内对韩正、黄华华、徐光春劣评如潮。仅广东省，有近五百封信函反对黄华华被评为优秀省级干部。河南省的一封信函更指：徐光春是优秀干部，河南省委就没有贪官污吏了。据知，写这封信的是河南省纪委委员，署的是真名实姓。

曾庆红萌生退意出人意表

正是在以上重重压力之下，曾庆红似乎萌生了退意。他首先找到吴邦国、吴官正交心，能度很坚决，表示：顾全大局、维护大局，一切以大局利益作为出发点。又表示：一个共产党员不是为了当官、当大官，而是为人民为祖国服务，不断上进。

当时，曾庆红也提出几点要求和看法。吴邦国、吴官正都表态：提交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但希望曾庆红对个人去留，要留待集体讨论后再定。

十一月上旬，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了会议，原订这次会议讨论下列问题：今年党政军、国家机关干部大幅提薪后的社会反应；如何采取措施，开创工作岗位，纾缓三百多万大学毕业生就业；如何加大力度处理好社会群体和党政部门的关系等。

政治局常委会上曾庆红搞突袭

但，曾庆红在会上搞了个突然性政治反击，完全打乱了会议原订议程。曾庆红突然提出：要求在十七大退下，让较年青一代有更多条件、时间，在一线领导岗位上磨练，驾驭全局。他并提出：挂职到地方基层、乡村搞社会状况、党的建设、农业农村工作调查。个人从党的益利、全局工作，作了多方面深思后，要求党中央接受他从党的十七大全退到党员，担任教育工作和理论研究。

吴邦国在会上还把曾庆红对他和吴官正交心所表示的态度作了传达。

曾庆红开列全退五条件不利胡

曾庆红在会上还提交了一份《我的意见和要求》，实际上是向胡锦涛开出五个条件，作为他全退的交易。

曾庆红提出的五个条件如下：（一）维护党的十六大制订并通过的政治纲领，坚持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思想。（二）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任期以二届为法定期限，由党的章程规定。（三）十七大进中央政治局的候选人的政治审查，必须坚持文化大革命中”三种情况”的人一律不能进（按，”三种人”指：在文化大革命中靠造反起家，搞打、砸、抢的骨干分子，以及风派人物。曾庆红开这一个”硬条件”，实际是要胡不能把李源潮、薄熙来等一批人拉进中央政治局）。（四）建议凡属重大方针、政策的制订和决策，应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原则上一致通过（包括个人保留），中央政治局委员百分之七十五赞成，方为通过。撤销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核心小组（指由总书记、总理、人大委员长三人组成的核心小组）。（五）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后参加革命工作的同志，离退休后，一律不再享受政治上的特殊待遇。

北京政界高层观察人士认为，曾庆红这以退为进向胡锦涛的反撃，是带有挑战性的政治一搏。

编后议

胡曾博奕

在十一月上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曾庆红突然提出要在十七大时退下。

曾庆红是个权力欲极强的人，自十月七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对曾庆红削权的三项决议以后，经过一个多月的深思熟虑，可能感到原来希望从胡锦涛那里获得支撑的力度下降，再在目前的位子上撑下去也很难受，所以无可奈何地做出有条件全退的姿态。曾庆红惯于搞政治上的小动作，而且政治野心很大，故此对他的突然提出全退，是真是假，还需要观察。

当然，这个可能性是有的：曾庆红以退为进，向胡锦涛反击，这是带有挑战性的政治一搏。因为他提出的五个条件，很明显是在限胡锦涛的权。你削我的权，我就限你的权。下一步就要看胡锦涛如何与曾庆红博奕了。

 

陈奎德先生的《煮酒论思潮》结集了他近十几年来讨论当代思想与文化问题的论文。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一九八九年以后他旅居美国期间撰写的，只有极少数是中国大陆时代的作品， 最早的一篇是一九八二年在《复旦学报》上发表的<当代科学的新思潮——耗散结构的启迪>。

奎德的专业是哲学，最初从西方哲学入手，早年曾写成关于怀特海哲学的专题研究。本书所收入的早期论文也主要集中在西方现代哲学的领域之内。奎德的专业训练虽始于西方哲学，他的根本关怀却很早便倾向于为中国思想和文化寻求新的出路。所以他在一九八七年所写的<人对自然与自然的人〉 一文中，已开始讨论中西自然观的异同。这样看来，他在一九八九年以后密切注意中国大陆上种种新思潮的起落决不完全是时势造成的；他的哲学精神自始便贯注在这一方面。事实上，在八O年代思想解放的潮流中，奎德也是一位有力的推动者和参与者。据苏绍智先生的回忆，奎德早就以[思想解放]闻名；一九八九年三月他在上海创办的《思想家》是一个既有分量又具潜力的学术刊物。正因如此，他当时在北京准备召开的《思想家》首发式才遭到了官方的禁止。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今天奎德的基本立场与其说是[思想解放]，毋宁说是[思想开放]。[思想解放]是对于八O年代大陆知识界的一般描述语；其中[解放]两字专有所指，既相对于官方的意识形态而言。思想越能脱出这个意识形态的束缚便越[解放]。奎德当年摆脱马列主义的思维架构一定比其他的人更为彻底, 因此才赢得了[思想解放]的称号。但[解放思想]只是一个短暂的过程，[解放]以后的思想仍将发展成某种类型。据我的了解，奎德的思想断无可疑应该划入开放的一型。他自然有自己的中心宗旨，但是却能对各种不同的知识领域和立场互异的思想流派保持着一种开放的态度。无论以视野广阔、观察敏锐或闻见渊博而言，他都是一位最合格的思想与文化的评论家。这部《煮酒论思潮》不但是近十余年来大陆思想文化变迁的历史纪录，而且也从不同的角度对今后大陆的思想与文化的动向有所提示。他并没有作出任何武断的预测，但是通过他的批判性的分析，读者自不难窥见大陆人文学界几个主要思潮此起彼落的消息。

自七零年末以来大陆的思想和文化界开始有松动的迹象。进入八十年代官方意识形态显然已失去了号召力不同的声音越来越多最後形成了着名的「文化热」。这般热流和民主运动互相支援，互相激荡，直到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屠杀才告一段落。经过一两年的沉寂之後，大陆的思想和文化界又再度发言了。一九九三年以来，种种新思潮随着大批新兴的刊物和丛书而出现，以致陈奎德要用「迎接新诸子时代」的标题来描述这一现象。这可以说是大陆对外开放以後思想和文化发展的第二阶段。由於它刚刚开始，我们一时不易看出来其最後的趋向，不过与第一阶段相比，这一期的思潮在外缘条件上有两点最显着的不同。第一是思想的论说与政治行动完全脱节了。论说本身自然有深刻的政治涵义。但由於「六四」以後极权控制的严密化，大陆知识分子已只能「坐而言」，不能「起而行」了。八十年代末期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所进行的种种公开化的社会、文化，以至政治活动，已不能复见於今日。第二是思想和文化发展的社会空间反而扩大了。最近三、四年由於大陆「商业潮」的突然兴起，特别是知识分子的「下海」，民间社会出现了可以支持思想与文化发展的经济力量，这是第一阶段所没有的新情况，文化市场和市场经济开始恢复中断了四十多年的有机联系。我们观察当前大陆思潮的发展，决不能忽视上述两个新的外缘因素。

我读了《煮酒论思潮》之后，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想借此机会作一极简单的表述。

我感觉这十几年来大陆的思想、文化界虽然十分活跃，各种思潮迭起迭落几乎令人目不暇接，然而整体看起来，总不免予人以无源之水的印象。

有些所谓思潮似乎是临时借西方人的杯酒来浇自己胸中的块垒。有些「思潮」和「主张或对策」的分别也相去不甚远。用中国传统的名词说，这些都可以算是「策论」，和具有较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学术或思想未可同日而语。今天大陆上的「策论」很多。（即使「策论」的作者寄旅海外，其对象主要仍是大陆的当权者。）这种新式「策论」所采取的方式大致是援引某种西方的理论或观点（包括官方的马列主义和西方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然後针对着中国大陆的现实提出自己的「主张」或「对策」。即使是有些以思潮面目出现的文字，如细加分析，似乎也逃不出上述的公式，不过表现得较为隐晦、曲折而已。大体而言，理论资源取自西方的成品，和讨论的问题直接出於对中国现实（特别是政治现实）的关切，这是相当大一部分「思潮」文字的特色。这两者都无可非议。就前一特色言 梁启超早就主张「须将世界学说为无制限的尽量输入」，胡适论五四时期新思潮的意义也特列「输入学理」为四大纲领之一。至於後一特色 则更是中国思想史上早就出现的。所以《淮南、要略》论儒、墨、道等诸子的兴趣 强调其针对当时弊病的背景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也说它们都是「务为治者也」 即可以「治天下」之意。但是从另一方面看 梁启超、胡适的话是在七、八十年前说的。他们的本意只是要中国人参考西方学说以为自己创造的始点 并不是要中国人永远追随西方的现成理论。而先秦诸子则是中国学术和思想的奠基者 他们之能够形成学派并蔚成一代的思潮则是由於长期开创关於人文界和自然界的知识领域而致。反观一部西方哲学史 情形亦复如是。即以本世纪而言 逻辑实证论以至整个分析哲学的兴起都是和物理学、数学、生物学等的突破性收成一体的 而最近三、四十年来欧陆哲学重振旗鼓 甚至在英美都已对分析哲学的传统造成威胁也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新发展密不可分。其中如人类学、语言学、史学、文学批评等的研究成绩尤其发生了重大的作用。与中西历史上这些划时代的思潮相对照 则近年来大陆上出现的种种论述究竟算不算真正的「思潮」？其中表性的人物又究竟能不能称为「新诸子」？ 恐怕还要等待时间的检验。

我对於目前大陆有关思想和文化的论述甚为重视 但是我也确有一种不很满足的感觉。过於依赖西方的论说显示出我们在思想上还没有达到独立创造的境界 过分针对政治现实而立说则不免自处太狭。而且现实的变化往往快得出人意表 有始立说未毕而客观的情况已变 则论述者的辛勤努力便不免落空了。但是上列大陆论述的两个特色可以说主要是环境造成的 不能由个别论述者负责。就我平素所接触到的大陆中青代学人而言 他们之中极多好学深思之士。只是由於大陆的学术研究（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方面）为官方意识形态压制了几十年 至今还没有恢复到正常的状态 他们的学术凭藉远没有西方的同行那样深厚。但是他们的热诚则十分高昂 因此只要稍有自由的空间便一拥而上追求任何因偶然机缘而碰到的新鲜观念或问题。这也许是最近十几年来大陆上思想和文化界常常出现各种「热
」的原因之一。八十年代的「文化热」和九十年代的「国学热」、「『後学』热」（即「後现代」、「後殖民」、「後结构主义」之类）都是显例。但是真正思想和文化的发展需要长时期的艰苦研究和反覆讨论 其过程与其说「热闹」 毋宁说是「冷静」。所以「文化」而能引起「热」便恰好说明这个文化」不是自生自长的 而是从外面贩卖回来的 正如市场上抢购所造成的热潮一样。

我因此十分同意奎德在[静养人文之气]和[退而结网，梳理混沌]等文中所流露的关怀。一九九四年大陆上有一批学人提倡[重建人文精神]，奎德对此作了同情的响应，而归结到人文精神的建立离不开一种人文学术研究的传统，虽然依他看来，大陆学者所提倡的人文精神与人文学术研究之间似无必然联系。在他所谓[退而结网]的呼唤中，我们更不难看出他对重建学术规范和学术传统的重视。我深感奎德这个见解是最值得大家重视的；要想给中国的思想和文化探求新路的知识分子，除了[退而结网]之外，似乎并没有其他捷径可走。

据我所知 大陆上已有不少人文学者正在各自的专业岗位上默默地耕耘。即以我接触过的中青代学人而言 这一类沉潜的工作者已比比皆是。「十室之邑 必有忠信。」这是我对於大陆上人文研究的远景始终保持乐观的一个主要根据 。

我相信他们在学术上的辛勤创获最後必能导引出创造性的中国人文思潮。但这 我想对目前一个流行的观念附带加以澄清。最近我常在大陆的刊物上看到所谓「学问突出 思想淡出」的说法 意思是说 现在出现一种风气 一方面鼓励知识分子埋头从事纯学术研究 而另一方面则阻止他们进行批判性的思考。这个说法很自然地使我们联想到清代中叶考证学盛行的情况。照一般的解释 清代考证学本身便是一种思想倾向的产物 而且考证学家所攻击的程朱理学正是清廷所正式提倡的官方意识形态。

今天大陆上「学问突出 思想淡出」的说法大概和正在流行的「国学热」有关 官方如果有意诱导这一趋向 也自在情理之中。所以这个说法的出现也确有一定的事实根据。不过我们也不能因噎废食 把「学」与「思」真的看作是互相排斥的两件事。孔子所谓「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殆」 不但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通则 而且 如上文已指出的 也同样在西方哲学史可以获得印证。事实上 学术研究本身便具有内在的批判力 学者只要长期从事於严肃的研究工作 他们的最後创获自然会对政治与社会起着一种深刻的批判作用 这在人文研究方面尤其如此。（关於此点可看 Michael Walzer, Interpretation And Social Criticism一书。）总之 真思想和真学问是一事的两面 无从截然分开。我们很难想像世界上有无学问的思想家或无思想的学问家 两者的分别不过重点偏向有所不同而已。只有在人文研究取得既深且广的成绩以後 中国大陆才能在马列主义的废墟上「重建人文精神」。但这恐怕需要好几代的学人作持续不断的努力。

奎德这部《煮酒论思潮》是属于思想和文化评论的范畴。它一方面为大陆近十几年的思想变迁提供了历史发展的线索和政治、社会背景的解释，另一方面又对各派思潮的实质提出了评论和分析。这正是思想和文化处于酝酿和突破时期所不可缺少的工作。上面已所过，这种工作只有兼具哲学素养和广传学识的人才能胜任。以中国学术思想传统而言，《庄子. 天下篇》　和荀卿<非十二子篇>便是评论［思潮］的经典作品。现代西方这一类的著述更是多不胜举。最近三、四十年来，由于欧陆哲学传统起而与英美分析哲学竟胜，新思潮几若雨后春笋。像我这样哲学的门外汉而又想对现代的思想动态有所认识，有时便不能不解径于思想评论家的第二手著作。在我所接触到的评论家中，我特别欣赏伯恩斯坦(Richard J. Bernstein)自一九七一年以来所写的五大本评论集，因为伯氏不但评论公允，而且自具深识，确能做到既赏识别人的长处又揭发其短处的境界。

我希望中国的人文研究能够尽快赶上世界的水准，不断出现血深思锐的论者，使奎德也有机会施展他的身手，而不致书空咄咄，发出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慨！

1996年9月18日序于普林斯顿

 

以「宁静致远，淡泊明志」为人生座右铭的著名华裔历史学家余英时，以治中国思想文化史而驰名国际学界。经过逾半世纪的「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11 月 15 日，余英时与非裔历史学家富兰克林（John Hope Franklin），共同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克鲁奇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John W. Kluge Prize），两人将平分一百万美元奖金，预定 12 月 5 日前往国会图书馆领奖。

余英时教授 11 月 16 日在普林斯顿住宅接受《世界周刊》访问时谦称，他是「糊里糊涂」得奖，个人对得奖以平常心对待。早在几天前，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詹姆士·毕灵顿已在电话中告知他这一喜讯。他虽觉意外，但内心十分平静，「获奖固然可喜，但不会太兴奋」。

学贯中西 卓然有成

毕灵顿馆长 15 日宣布余英时获奖时，盛赞他学识渊博，「而他在中 国历史、思想和文化方面所作的研究，以及对人性所做的广泛深入探索，其影响已跨越许多学科和时空领域」。

余英时的同侪形容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中国历史学家」，「在当代以中文创作的历史学家中，其作品最广为流传」。

余英时学贯中西，横跨「思想世界」与「历史世界」，兼具学院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之长，并以历史的达观、思想的缜密及分析精辟著称。主要以汉语写作的余英时，高兴首次有华裔学者获得「克鲁奇奖」。他说，这个奖凸显以华文从事学术研究的地位与重要性，也等于承认华文写作获得世界肯定，同时意味美国主流学界对研究中国历史的肯定，所以，他认为「从这个意义来说，比个人得奖重要得多」。

中国知识界大多认为余英时作为首位华裔学者得奖，对中国史研究学界、世界华人学者都是一大喜讯。如同《纽约时报》报导所言，余英时大部分著作以中文写成。不过，他强调自己也写了不少英文论著，除专书「 Trade and Expansionin Han China 」，还有数十篇份量 很重的专门论文在各重要学术刊物和论文集发表。他现在正将这些论文编成两至三本文集，不久即可面世。最近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了《余英时英文论著汉语集》，即有四册之多。而这次获奖，把他的中文著作包括在内，殊属难得。

「克鲁奇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于 2003 年透过美国国会图书馆设立，以亿万富豪、媒体大亨克鲁奇（John W. Kluge）名字命名。克鲁奇于 2000 年向国会图书馆捐款 7300 万美元，以建立一个学 者中心及其他学术计画，包括克鲁奇奖。该奖项专门颁给诺贝尔奖遗漏的领域，以弥补诺贝尔奖的不足（诺贝尔奖没有人文科学奖），奖金高达一百万美元。这是一个国际性奖项，得奖人国籍、语言不限，作品可用任何文字书写，目的在于表彰得奖人在人文研究范畴，如历史、哲学、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艺文评论以及语言学等方面做出的「重大深远的贡献」，故此奖被称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

克鲁奇奖评审委员会指出，此奖评选过程相当严谨，首先自全球范围内邀请 2000 多名大学校长、高等研究机构负责人，以及相关学科的著名学者提名推荐。评选标准有三项：一、其学术研究被同行公认为对本学科具有杰出贡献；二、在人文科学界具有跨学科的意义；三、对公众生活产生重要影响。

终审评委会由五位著名学者组成，对经过严格审核与筛选后晋入决赛的九名入围者进行讨论，再由图书馆馆长亲自决定谁能得奖。毕灵顿 最后选了余英时和富兰克林为得奖人。富兰克林是非裔，毕生致力研究美国非裔史，其成名作为《从奴役到自由》，完全符合克鲁奇毕生学术成就奖的条件。

克鲁奇奖首位获奖人是波兰裔哲学家柯拉柯斯基 (LeszekKolakowski)，代表作是《马克思主义的主流》；2004 年度得主是耶鲁大学历史学家帕利坎 (Jaroslav Pelikan) 与法国哲学家李克尔(Paul Ricoeur)。2005 年克鲁奇得奖人从缺。

余英时表示，并不清楚是谁推荐他角逐「克鲁奇奖」，他透露两年前曾获提名，当年得奖人之一帕利坎教授，是他在耶鲁大学时的同事，以研究基督教史著称。

76 岁的余英时对自己成为本年度克鲁奇奖得主颇感意外。与他同时得奖的富兰克林，高龄 91 岁，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现为杜克大学荣誉退休教授。

余英时是近 50 年来卓然有成的中国史家，尤其对中国历史思想、文化别具只眼，并一直着眼于中国文化的当代研究和未来发展。余英时 说自己「一辈子在书斋工作」，得奖原因相信是由于「一生的学术成就」，但他不希望外界把他当作多么了不起的人物，他不要成为媒体炒作的对象，更不希望做「明星」，否则「是对学问的大不敬」。

问他将如何使用 50 万元奖金？他说还没有时间考虑这个问题，自得奖消息公布后，来自世界各地的道贺电话及媒体要求采访的电话响个不停，他感谢大家对他的祝贺，但「希望这个『热闹』赶快过去，让我安安静静继续潜心学问」。他强调，得奖与否，并不加多或减少外 界对自己的承认，他是「被动」的，没有大喜大悲的情绪。

结庐躬耕 无欲则刚

余英时于 2001 年 6 月从普林斯顿大学正式退休，「与太太（名教育家陈雪屏之女陈淑平）充分享受老年生活，我俩人生价值观相同，不仅是生活伴侣，而且还是朋友」，夫妻感情谐乐和合，心灵沟通，他非常满意目前的家庭生活。

余英时奉为座右铭的「宁静致远，淡泊明志」，出自诸葛亮的《戒子篇》：「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 静无以致远。……」这种无欲则刚的境界，正是余英时追求的。他现在的心情「就怕曝光」。

居住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余英时退休后，近年逐渐淡出公众活动，潜心著书立说，尤其向往「东篱采菊」的生活，与当年诸葛亮结庐躬耕的心境如出一辙。他深有体会地说，退休后才有时间写自己想写的书，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他希望争取更多时间读书写作，「追求精神上的松下幽径和银河桂影」。

香港作家董桥在「随笔」中以《闻余英时荣休感兴》为题撰文说，余 英时「以历史为专业，只为学术、为国族而求博，也不以当国人导师为己任，平实得很。他今后放下杂务，坐听露华湘水，闲看风叶楚云，暂忘鱼梁渡头争争吵吵的喧哗，写意得很了。」

余英时先后在密西根大学任教四年、哈佛 11 年、耶鲁 10 年、普林斯顿 14 年，以在普大最久。本来他在 1999 年就准备退休，但校方非常礼遇，一再挽留，延到 2001 年才如愿以偿。

他说退休的最大感想，就是完全自由了。「教书 40 年，现在可以自 由自在做我一直想做、但过去没时间做的事。这是第一次获得充分自由。」他又谦称，「我的知识太缺乏，退休后要好好看看文史哲方面的书」。

他自言为人低调，与世无争，没有政治野心，「从来不想捞取什么」。

余英时不但写得一手好文章，还是围棋高手。他写「棋道」的文章，趣味盎然，生动传神。由于名声在外，大陆的《围棋天地》杂志曾经邀他写文章。一般围棋国手，在紧要处落下一子，即能提起一条大龙 ，牵动全局。而余英时正是「历史研究园地的高段国手」，本着历史学者的使命感和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及以天下为己任的襟怀，他对「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克尽言责，以文章报国，挥董狐之笔，经常针砭时局直言批评，文章震动士林，引起关注。而他国学根基雄厚，文笔精炼，意涵渊深，言之有物，行文富有文气和诗才，读来富感染力，如此清雅的文字功力和为文特色，别人学都学不来。他自言这与他少年时在家乡安徽潜山没有受过正式学校教育有关，因此思 想比较不受拘束。

余英时祖籍安徽潜山，1930 年 1 月 22 日生于天津，小时候碰上抗战，住过北京、开封、南京，后来从安庆回到故乡安徽潜山县的官庄乡。他自言九年乡间生活，读了一本「珍贵的、无字的社会书」。

「余英时热」 应运而生

余英时 1950 年从中国大陆移居香港，为香港新亚书院首届毕业生，师从国学大师钱穆，这是他整个人生的重大转捩点。钱穆对余英时的学术思路有着重要影响，两人既有师生之谊，兼具友人之情。余英时后来以饱蘸感情的笔墨追思钱穆的治学与为人，读来感人至深。

余英时后来赴美国哈佛大学深造，师从当代汉学泰斗杨联升，获历史学哲学博士学位。此后历任美国密西根大学助教授、哈佛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校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美国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及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并曾于 1991 年至 1992 年任美国康乃尔大学首任胡适讲座访问教授。

中国读书界九○年代掀起「钱穆热」，继「钱穆热」后，2004 年 1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十卷本《余英时文集》及《重寻胡适历程》等著作，三联书店也不甘后人，相继出版多种余英时著作，「余英时热」应运而生。这位旅美的历史人文学者，多年来对共产党的专制独裁大加挞伐，尽管北京当局对他非常「感冒」。可是，他在中国大陆的学术地位日趋重要，著作热卖，拥有众多读者。

余英时的文字可分为三方面：专业的古代思想史研究、一般的思想文 化评论以及针砭时弊的政论。他的近着《重寻胡适历程》在大陆发行。读书界高度赞誉说：「在没有胡适之的时代，至少还有余英时。」「由胡适看现代中国，是切入现代中国史的捷径。而由余英时看胡适，又是深入胡适思想的方便法门。」

余英时成为中西方学界眼中的胡适之后的第二位中国知识菁英大师，他本人却不希望任何人做「胡适第二」。他认为「做自己才最重要」，「余英时就是余英时」，每个人都做自己，这个世界才会丰富多彩 。所以，他这辈子尊敬古今中外的大思想家、大学者，但并不膜拜(worship) 任何一个人。

自 20 世纪八○年代以来，海外汉语学界开始引起中国读书界的关注，「当代新儒家」成为关注的一个焦点。余英时作为钱穆的弟子，被归入「新儒家」的行列，而他也正是以这种身分进入大陆知识界的视野。有人推崇余英时为「新儒学权威」。他强调，不希望变成某一种权威，「这种事情永远不要在我身上出现，这是庸俗的东西。」他也 不愿接受「新儒家」的美称。

余英时的自我定位应是一个文化中国人。他在撰写《论士衡史序》一文时自我介绍说：「我自问在文化意识上始终是一个『中国人』，而且我也曾论证过，『中国』自始便是一个文化观念。」

余英时最感兴趣的研究领域是中国知识分子如何把宗教与世俗关怀结合起来。他说：「与西方知识分子比较，他们具有道德的、政治的和社会的使命感。」

「手工业家」 著作等身

华人父母大多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观念，余英时对此有非常精辟独到的见解。他说，立志是读书的第一要义，人总要找个志趣出来，人可以立不同的志，传统读书人一立志就要做圣贤，做大人物，现在不必立志做大人物，立志做好某一种事情就行。「如果你根本没有志，生命就自然流失了。」

他说，每个人都应确定自己的人生奋斗目标，但不需要人人立志做「大人物」，世上只有一个孙中山先生，不会有第二个，所以每个人都 只需做自己，「完善自我」，对自己负责，「这本来就是老生常谈的东西」。

有些人把知识看得很重要，一直要做学者。余英时认为，立志做生意、办学校、开个小店、小工厂，都是立志，跟圣贤立的志比起来并不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用处，一如李白说的「天生我材必有用」。

余英时做学问不做笔记、不画眉批，却能引经据典活用一大堆材料，有人对此表示佩服。余英时说：「那也不见得，真正写严肃东西，我必须有书房、图书馆，离开书本，写东西不习惯、不放心，随便引一、两句诗也可能错一、两个字，因为人的记忆不可靠。」他不太相信博闻强记这回事，也不赞成故意去背一些东西，把脑子填死掉了。他服膺爱因斯坦的话：「百科全书能查到的东西，我都不记。」

尽管科技发达，电脑大行其道，但余英时不用电脑，不上网，却著作等身，迄今出版了 3 多部学术著作，各种风格的文章不计其数。「太太笑我是『手工业专家』，用手『串』字串了一辈子」。余英时笑 说。

他不但以文载道，更以身作则，做一个真正的「知识人」。自 1989年六四事件后，基于对北京当局血腥镇压的义愤，他十多年来不曾踏上中国大陆一步，一直坚定不移支持中国民主运动，为安置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和组建普林斯顿中国学社做了大量工作，却从不居功。许多流亡知识菁英迄今提到余英时夫妇当年的庇护恩德，仍十分感念。

前阵子有人误传余英时访问中国，他澄清并非事实。他说，早在1978 年，曾以团长身分率领美国汉学研究考察团访问北京、河南洛阳、四川成都等地。最近他的英文专著《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一书出中文版，旧事重提，时空交错，可能因此引致误会。

余英时目前不想远行，他说「年纪大了飞不动了。」另一方面，他觉得应该尽量争取剩下不多的时间，再读点以前未读过的书，也许还可以在历史研究方面多作一点工作，取得新的成果。

他认为，一个人要有操守，坚持原则，但不必「在政治上做文章」。 不要光听对方嘴巴说什么，而是要看他的行为。

他表示，这次得的是学术奖，不必过分强调政治，但他不讳言，从学术、文化的立场出发，肯定人权、民主、平等、自由等等价值，他认为这些都是西方的特有价值，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也找得到根源。胡适早就在中英文著作中论证过，他觉得有继续深入探讨的必要。

他认为，他的自由主义基本立场早已表达得十分明朗，但不想多说了。对于实际政治，他「绝对没有兴趣，更无时间卷入。偶然为各种书 写序谈到政治，也只是对受压迫异议人士表示一种精神上的支援」。

他目前追求的首先是「平平静静的生活」。有道是「少年夫妻老来伴」，他说夫妻之间，不仅是生活上互相扶持，而且还要有共同语言，谈得来，才能产生精神共鸣。另外，体谅也很重要，余英时的菸龄长达半世纪，早在大学时代就已开始抽菸，成为与写作分不开的习惯，而太太却能诸多包容，「这是很难得的。」他一副幸福满足的表情。

余英时小档案

余英时，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祖籍安徽潜山，1930 年 1 月 22日生于天津。

●学历：

燕京大学肄业，香港新亚书院第一届毕业生，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先后师从国学大师钱穆和当代汉学泰斗杨联升。

●经历：

美国密西根大学助教授、哈佛大学教授、香港新亚学院校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美国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康乃尔大学首任胡适讲座访问教授 (1991- 1992)。2001 年 6 月自普 林斯顿大学教职退休。

●学术荣誉：

台湾中央研究院第10届院士(1974)

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法学博士(1977)

美国明德学院荣誉文学博士(1984)

香港大学荣誉博士(1992)

美国哲学会院士(2004)

美国克鲁奇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06)

●主要著作：

出版书籍 30 多部，重要著作包括：《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 意义》、《史学与传统》、《历史与思想》、《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红楼梦的两个世界》、《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等。

●出版中文书籍目录：

1.《近代文明的新趋势》(香港自由出版社，1953)

2.《民主制度的发展》(香港亚洲出版社，1954)

(注：以上二书合刊为《西方民主制度与近代文明》，台中汉新出版社，1984)

3.《民主革命论》 (香港自由出版社，1954；台北九思出版社重印本? ，1979)

4.《到思维之路》 (香港高原出版社，1954；台中汉新出版社重印本? ，1984)

5.《自由与平等之间》 (香港自由出版社，1955；台中汉新出版社重 ? 印本易名《自由与平等》，1984)

6.《文明论衡》 (香港高原出版社，1955；台北九思出版社重印本，? 1979)

7.《方以智晚节考》 (香港新亚研究所，1972；台北允晨文化公司增? 订扩大版，1986)

8.《历史与思想》(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

9.《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 (香港龙门书店，? 1976；台北华世出版社重印本，1980；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增订本， ? 1996)

10.《红楼梦的两个世界》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8；1981 年?? 增订再版 )

11.《中国知识阶层史论：古代篇》(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

12.《史学与传统》(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2)

13.《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

14.《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 ?? ，1984)

15.《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7；森纪子日译本，东京平凡社，1991；郑仁在韩译本，大韩?? 教科书株式会社，1993)

16.《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17.《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

18.《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90)

19.《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 (台北三民书局，?? 1991；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 年本《钱穆与中国文化》）

20.《内在超越之路：余英时新儒学论著辑要》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 出版社，1992)

21.《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台北三民书局，1992)

22.《民主与两岸动向》(台北三民书局，1993)

23.《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

24.《现代儒学论》 (美国新泽西八方文化企业公司，1996；上海人?? 民出版社 1998 年本 )

25.《中国知识分子论》(康正果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

26.《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

27.《论士衡史》(傅杰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28.《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 (台北允晨?? 文化公司，2003)

29.《余英时文集》(十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006)

30.《宋明理学与政治变化》(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04)

31.《重寻胡适历程》(台北联经出版，2004)

32.《未尽的才情──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 (台北联经?? ，即将出版 )

中国的警察部门耗时三年完成了浩大的‘金盾工程’。不仅全国50％以上的警察部门都上了网，而且还有一个叫做公共安全网络安全监察局的部门，拥有一支数目庞大、技术装备先进的网络警察。这都是‘金盾工程’的直接产物。

那么，网监局的警察们是怎样工作的呢？我只需要在网上搜索一下就会看到很多例子。今天我想谈两则：一则是在河北唐山市的网络论坛上看到这样一个通知说：“按照唐山市公安局网监处的要求，我论坛将严查本论坛内的有害信息。凡发现下列有害信息，版主必须立即删除并通知管理员，对于发布此类有害信息的发布者要直接封锁帐号，严重者将报唐山市公安局网监处依法处理。”这个通知还说：“市公安局网监处已经拥有本论坛管理员的网站和密码，可以对有害信息做出处理并有权查看发有害信息的帐号、IP、发贴时间等关键息。”

要是这个唐山的例子还不够全面，那么请看下面广州市公安网监分局2006年7月的告示：“每一个网站要在首页下方显著位置装设报警岗亭，在博客、论坛、社区等交互式栏目首页要装置卡通警察图标并且链接到公安机关的指定网页。”同时还说：“有博客、论坛、社区等交互式栏目网站的管理员要加入公安机关设立的QQ群，以便日常工作联系。”

看来，网络警察对网站和论坛的管理是无所不治，而且是用及时通讯的方式跟踪到人。这样一个具体的图像可以说是让每一个网民不寒而栗。

一个专制政府用庞大的警察机器控制人民的言论，没有比这些例子更清楚的了。

中南海大员最近忙于「分猪肉」游戏，筹备在明年中共党十七次大会上扶植「自己友」上位。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好几位当过新闻、宣传与公关的干部，已被提升为重要省市的书记或省长；而且在十七大可能更上层楼。莫非时移世易，轮到政治化妆师治国？

有传媒公关背景

记得中共的第三代与第四代领导人的背景不是工程师就是自然科学出身的技术官僚。而一般认为将在十七大崭露头角的第五代人马则以读文科，尤其是社会科学的占绝大多数。如胡锦涛的「共青团派」大红人，包括辽宁书记与江苏书记，即李克强与李源潮在大学时念的都是经济与政治。工程师出身的「新扎师兄」只有个别先在工业与科技界冒起然后从政的，例如航天界的姜庆伟与汽车工业背景的竺延风等。

有传媒公关背景的「明日之星」真不少。今年年初开始，掌管人事的政治局常委，包括胡总与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已在地方领导层作了颇大调动，作为十七大的热身兼「预赛」。新近委任的大员包括广西书记刘奇葆与山西书记张宝顺。他们除了都是团派之外，刘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而张则当过新华社副社长。

近月获中央批准连任的省委书记包括江苏的李源潮，河南的徐光春与贵州的石宗源；分别当过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中宣部副部长兼广电总局局长，与新闻出版总署署长。而跟「上海帮」关系密切、刚被留任河北书记的白克明更曾任《人民日报》社社长。还有好几位现任宣传或新闻单位的高干，如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蔡武明年都有可能高升。

另外，不少第五代后起之秀虽然没有在媒体等单位干过，但他们都是宣传或「政治化妆师」工作的佼佼者。例如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刚、副主任令计划，以及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都是胡总的「私人公关」与形象顾问。从广义来说，差不多所有团派干将都是宣传能手。毕竟团派干部都是党务「专才」，而所谓党务除了组织人事工作之外，就是玩弄意识形态与搞宣传。

组织与动员力强

胡总本人虽然在清华念水利工程，但他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即清华大学团委书记与政治辅导员，就是负责搞共产主义，尤其是文革刚开始那种狂热左倾思潮的推广与宣传。而一般团派官员之所以提升得这么快，除了胡总的提拔外，原因之一是他们都口才一流，上电视形象正派，炮制口号煽情动人，写文章与演讲豪情澎湃，而且组织与动员能力特强。

胡总在党十六大上台后，就与团派哥们创作了不少绝佳的政治口号与术语，如「以人为本」，「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世界」等。

反观工程师出身的老江所「发明」的口号标语，如「三个代表」等，既别扭又词不达意。同样重要的是，胡总与他的「最佳拍档」温家宝做亲民骚的能耐非同小可。例如每次胡温到西部或穷困边远地区考察时，政治化妆师都会安排这两位领导人与老百姓话家常，安抚受灾或意外打击的老弱乡亲，或替被欺诈剥削的民工与农民讨公道等，都是一幅幅感人肺腑的画面。

停留在做骚阶段

当然，比起「上海帮」执政的年代，胡温当局确是较关注弱势团体的安危与福利。但更关键的是，他们没有动真格，即彻底改革政治与经济体制的决心。这就决定了在可见的将来，所谓胡温新政很可能只是停留在「做骚」的阶段，这也是为甚么擅长政治宣传与化妆的干部，包括团派人马会在十七大后的政坛叱风云！

深沉的人才忧郁，浅薄如我，居然也忧郁？上帝岂不笑掉大门牙！

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经常没心没肺、嘻嘻哈哈的我，还真的就在今年正儿八经地忧郁了一把。其状态是：时而失眠，夜半即起，整日愁眉，无精打采。什么事情也没兴趣做，一篇文章也写不出来。自我评价越来越低，自我感觉越来越坏。因忧郁之故，一向重然诺、不旋踵的我，如今即便是重要的承诺，也都无法兑现，只得失信违约。

譬如，去年我曾答应四川某剧团，在今年春节后免费给他们写一出喜剧，我本以为此剧酝酿已久，故事早已烂熟于心，人物更是呼之欲出，只需一个月时间便可轻松交稿。谁知春节之前，忧郁突然侵袭，心绪越来越糟，勉强写作此剧，进展极为缓慢，整整两个半月，始终在短短的序幕之中逡巡不前，怎么也拉不开正戏的大幕。可堪欣慰的，仅是想出了一个令剧团团长喜欢的剧名：《都是因为那个屁》。但孩子还没出生，就起好了名字，报上了户口，若是流产了，这不急死人吗？越着急，越忧郁；越忧郁，越写不出，终于不了了之，忧郁也因之加剧。这种状态使我十分惊讶和恐慌，况且时间长达半年，至今也还没有彻底消停。

好友闻知，前来探视，劝导于我。他说，有什么好忧郁的？难道你没学习？没看报？如今欣逢盛世，形势大好，继全党认真学习三个代表，又喜迎保持先进性高潮。从工农大众到中央领导，从港澳同胞到海外华侨，都说新中国50多年就以现在最好。红歌星的《好日子》唱得世界人民都知道：“今天都是好日子，千金的光阴不能等；明天又是好日子，赶上了盛世咱享太平。”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安康；看吧，一年年国富民强。这么好的日子，杞国无事忧天倾，你忧郁什么？莫非对现实不满！嗯？

我诚惶诚恐，连忙解释，我说忧郁是一种疾病，至少是亚健康。如果对现实不满，那或是对国事忧虑，或是对社会愤懑。而我的忧郁不是对现实的一种立场和态度，只是心理上的一种失衡。

好友继续开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可你，天下不忧你却忧，天下都乐你不乐。岂不是对现实不满？

我无语，半年多来，我深居简出，谨言慎行，看书习字，心性恬澹，如果说不满，我只对自己有所不满，何敢对现实不满？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好友提醒，说我今年有一剧被禁，肯定不满。

好友所说的此剧是《幸遇先生蔡》，本是1998年我应北京大学之请，为他们的百年校庆纪念蔡元培而写，后来由于众所不知的原因半途而废。三年后，香港著名的中英剧团得知此事，诚恳请我将此剧继续写完，由他们排演。当时我在美国，很是感动，也很感慨。感动的是，香港本是成龙、是周星驰、是张曼玉、是梁朝伟的艺术天下，如今蔡元培这个世纪伟人也将跻身其间，和这些演艺明星所扮演的形形色色人物平分秋色，这怎不令人感动？这至少说明香港的艺术也需要有点崇高，有点深刻，并非一味娱乐，一味搞笑。

感慨的是蔡元培艺术形象的首次出现是在香港，而不是在更应该出现的北京；就像蔡元培的墓地本应安置在北京大学宁静的燕园，而不是安置在如今香港逼仄的永远坟场一样。

《幸遇先生蔡》于2001年夏秋之际竣稿，中英剧团团长和导演看了剧本即来电话，说他们感动得哭了。我问：真的？他们说：真的！我有点疑惑，这个剧本能感人，我有点自信；但感动得让人落泪，我想还不至于。当年11月该剧在香港葵青剧院公演，连满7场，没想到还真的让一些观众感动得哭了。

当时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一位著名导演正在香港，她看过剧本和排演，很是喜欢，说她一直就在寻觅这种感人的史诗剧，她说她要把此剧搬到上海舞台。我想这也仅仅是说说而已。没想到四年之后，2005年，适逢上海“话剧中心”成立10周年，她果真建议并获准排演此剧，作为“话剧中心”十年大庆的一次重要演出。于是，1月成立剧组，开始排演；2月上旬首次连排，即获成功。可又没想到的是，第二次连排就突然接到上级通知，停止排演！领导指示，坚决执行，剧组也随之解散，充分表现了强大的执政能力。

好在剧组成立之初，我便表示，我不参加剧组成立大会，不受记者采访，不上电视露面，不作报告阐释剧本，不出席首演仪式，也恕不奉陪领导看戏。这倒不是我对此剧的命运早有预感，也不是我目无领导，只是我乃一介书生，自惭形秽，自有非他族类的自知之明，因而对令人鼓舞的活动总是恐惧，对法相庄严的领导总是敬畏，统统避之唯恐不及。这样一来倒也好，此剧降生时我没去凑个热闹，并未欣喜若狂；夭折时我也没在葬身之地，也未如丧考妣。我既没兴奋过，也没痛苦过，当然也就没有向遗体告别时的哀伤，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样的平静。这应归于我的忧郁之功，使得我早已不随心所欲，而是随心所不欲，心如止水了。

我非但无怨无恨，反倒劝慰剧组负责人，我说：“领导总是纵观全局，站的高，看的远，停排此剧，自有充足理由，兴许是为了避免我们犯下错误，才作此英明决定，这正是领导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我还表示：“只是排了一个多月，浪费了此剧的投资，也浪费了剧组的很多时间和精力，我感到万分抱歉！”

好友听我介绍以上情况，甚是惊讶，问我：“果真如此？”

我说：“句句属实。”

好友又问：“你何以如此。”

我说：“全仗觉悟的提高。早在1978年，我的剧本《假如我是真的》就曾受到领导的关怀而停演。1989年和1991年，我的《孔子？耶稣？披头士列侬》先后两次被德国邀请，分别参加汉堡的国际戏剧节和慕尼黑的中国艺术周，两次都被政府好心的劝阻。1994年，香港某电影公司投资拍摄我的电影剧本《江青和她的丈夫们》，有关部门因担心投鼠忌器而釜底抽薪，致使该片安乐而死。2000年，我参与的上海版的《蝴蝶是自由的》，也因上级的呵护而一度被停。加上这次的《幸遇先生蔡》，20多年来，我有这以上诸多剧本以及不少文章一再地被关爱，这是何等的幸运！这是对我的锻炼和培养，大大地增强了我心理素质和的承受能力。有人说，上面这样做是违法的。我说并不违法，为何？因为根本没法，何来违法？就如对某些新闻的管制，也是为了革命的需要和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同样不违法，中国根本没有新闻法，违个什么法？有人总是不能正面地积极地去理解政府的好意，总要和政府过不去，总是找政府的茬儿，如果这样，我们怎么能建立起和谐社会？”

好友甚是欣然，问我思想觉悟怎么提高如此之快。

我说：“我在新中国生活了数十年，如果没这点觉悟，怎么能对得起党和政府，那我不是白活了吗？那我还是人吗？”

好友连连点头，说：“对呀。这样还是人嘛！”

我让好友放心，我对他说：“我没啥，仅仅是忧郁。”

好友又追问：“真的不是忧国忧民？”

我说：“绝不是忧国忧民。即便国堪忧，民堪忧，我也不忧。举目中华，现在谁还这么傻呀？谁还有这样古老落后的情怀呀？我忧国忧民，谁忧我呀？我不忧，我只有点忧郁。”

 

11月24日，浙江大学2007届毕业生大型校园招聘会在玉泉校区举行，第二天，本地的《钱江晚报》做了一篇报道，眉题是“首场大学生招聘会昨日浙大开场，万名大学生冷风细雨中赶场应聘”。有关这次招聘会最奇特的一则新闻，开场没多久，就有招聘单位打电话投诉，说找不到本科生。记者一打听，才知去年就有很多单位对此表示不满。2007年浙大本科毕业生不过5879人，研究生则有7531人，其中硕士毕业生5000人，博士毕业生2513人。而且据工作人员说，本科生毕业还不一定都就业，出国走掉一些，考研又走一些，剩下的大概只有研究生人数的一半。结果当然就是招聘现场出现的——“本本”无处寻、“硕硕”满地跑。

这真是今日中国高等教育最诡异的风景之一，学历是越高越好，本科已经让人不屑一顾，硕士、博士也早已不稀罕。一所大学招收的研究生比本科生还多，美其名曰，要打造“研究型大学”，作为该大学追求的目标，本来也是无可厚非。可是就业市场未必买账，明明是本科生就能干的岗位，为什么非要招一个研究生？上述“新闻”就是这样产生的。有人将这一现象称之为“学历的通货膨胀”，这个说法很有意思。近些年来，不断有媒体披露说，研究生找不到工作，甚至有靠失业保障金生活的。我也写过一篇小文《研究生失业并非偶然》，对于不少高校不顾实际情况扩招，降低研究生培养标准，造成学历过剩做了一点批评；对于年轻人不是以求知而是以追求高学历为导向的学风，以及由此造成的后果表示担忧。

有人不同意我的看法，在网上撰文要“为高学历正名”，其结论是中国的高学历人员没有“过剩”，失业问题困扰各种层次的毕业生另有深层次的经济原因。这一观点本身诚然可以探讨，但是他用来支持这个观点的论据不仅毫不相关，而且恰恰暴露出了研究生教育存在的问题。该文指出：“研究生入学考试，就其重要性来说，已经和高考不相上下。它不但给由于教育制度有失公正，不能进入名牌大学就读的优秀学子再一次拚搏进取的机会，而且为由于高考失意而未能如愿进入重点学府的学生提供了弥补遗憾的机会。因此，研究生教育不仅为教育公平提供了一种补救措施，而且为人才选拔机制提供了必要的补充。”“我们不排除有一部分人是‘大学生在毕业后找工作难，以读研为出路’，但是考研大军中充斥的更多是对教育公平的挑战者和对自己的高考缺憾极力补救者。因此，研究生的生源质量是可以肯定的，因为至少他们要通过研究生入学英语考试，单单是这一种考试就不是任何人都能轻而易举的通过。”

这里有一个误区，以为通过了“不能轻易通过”的“研究生入学英语考试”，“生源质量”就是有保证的。实际上，中考、高考，加上研究生入学考试形成的考试产业链，以及由此繁衍出来的考试文化，正是教育与教育本来目的逐渐背离的原因所在，一次次统一模式和标准答案塑造的学子，未必能拥有健全的人格，从而适应现代社会转型的需要，更好地应对这个处于急速变化之中、纷繁复杂的时代。考试固然是升学路上离不开的手段，在没有更好的方法替代它之前，这种模式至少还可以维护一种相对的公平，尽管弊端很多。但是，绝不能因此把考试看得那么重要。何况，一个人通过了入学考试，与他此后的造就之间也并无必然关系。 即使能证明现在的研究生的“生源质量”，也不能证明研究生培养存在的问题，更证明不了高学历没有过剩。

要是现在的研究生都有真才实学，与其学历、学位是完全相称的，这样的高学历即使“过剩”那也没有什么，问题在于，无论是与上世纪80年代本国培养的研究生相比，还是与国外大学的研究生相比，我们都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来。我们知道，注水猪肉、注水西瓜很可恶，现在这样的高学历教育也是注水的，学位的含金量越来越低，水分越来越大。这首先不能责怪学生，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是无辜的，这是社会风气、尤其是高校风气造成的。几乎个个学校都在拚命往大里做，往高处攀，中专、专科要变身为学院，学院要转成大学，大学要造航母、要创世界一流。它们追求的，一方面是名称是越大越好，圈地、建楼也是如此，人数更是越多越好，好像大学玩的就是人海战术，另一方面，层次越高越好，不具备培养硕士能力的，一定要争取到硕士点，已经有硕士点的一定要升格成博士点，招收的研究生当然也是多多益善。在这样的办学导向之下，高学历不通货膨胀才怪呢。然而，不求“实”，只重“名”，这样的高学历到底又有多大的意义？当招聘会上出现研究生太多、本科生太少而发出寻“本”启事时，高学历通货膨胀以及由此带来的贬值，难道不该引起学生、高校和全社会的深思吗？

大纪元

从宏观上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年增长率保持10%；与此同时，外汇储备暴涨，已经超过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这一切显示，中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大，财富如滚雪球般，日积月累。“大国崛起”，成为官场内外的热门话题。

按理，全体中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当同步提高。世界银行的调查显示：最近几年，中国最富的人口，实际收入增加了10%，与宏观经济增长合拍；然而，中国最穷的人口，实际收入不但没有增长，反而又下降了2.4%！与宏观经济增长，背道而驰。

这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只给富人带来了好处，而与穷人无关，如果说与穷人有关，便也仅仅是给穷人带来了坏处。当富人变得更富时，穷人变得更穷。

基尼系数，是测定贫富分化的国际指标，基尼系数越接近于零，收入分配越均衡；基尼系数越大，贫富分化越大。即便根据最保守的亚洲发展银行的统计，1981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3，2005年，则为0.4，表明，中国贫富差距急剧扩大，而且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在中国，人们已经习以为常。那么，谁是富人？来自中国政府本身的统计，已经提供了答案：亿万富豪中，90%为高干子弟。还是那个结论：越接近权力的，越富裕；越远离权力的，越贫穷。中国富人，都是权钱交易与官商勾结的产物。

既然有人为富不仁，就怪不得别人的仇富心态。在中国，富豪被杀事件，屡见不鲜。更令人玩味的是，仅仅因为高级轿车撞了人，就动辄引发万人级的群众暴动。这类事件，从沿海到内地，从东北到西南，全国各地都有。高级轿车撞人，引发民众暴动，不过是对为富不仁和仇富心态的形象诠释。高级轿车，代表富人；被撞的行人，代表穷人。平日里，穷人与富人，毫不相干，老死不相往来。但一旦撞在一起，仇恨便暴露无遗，冲突一发而不可收。

不公平的收入，不公正的社会。一切似乎预示：中国社会，需要再来一场革命？锄强扶弱，杀富济贫，重新分配财富，安定天下人心。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财富膨胀，中国政府在对外方面，更加显得大手大脚：免除东南亚国家债务，免除非洲国家债务；为北朝鲜输血，向柬埔寨赠款，朝非洲撒钱。财大气粗，十足一副暴发户嘴脸。难怪，在国际上，“新殖民主义”成了“中国崛起”的代名词。

为什么不把这些钱投在国内？为什么不援助自己的人民？为什么坐视中国穷人收入降低、愈来愈穷？答案只有一个：那个自称“人民政府”的政府，心中并无人民；权力和既得利益，才是他们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只要官商勾结有利于他们维持政权，只要对外撒钱有利于他们巩固独裁，他们就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哪怕“打肿脸充胖子”。而毫无监督与制衡的现行制度，也足以供他们为所欲为。

首发自由亚洲电台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要在五年内完成修宪，而且明确表示，与时代不相符合的条款是“非战”的第九条。他认为为保卫日本和对国际社会作出贡献，该条款必须予以修改。与中国领袖对民主进程毫无承诺适相对照，中日两大民族行事方式，成败取向，的确大有不同。

日本现行宪法于一九四七年生效，它是在美国的军事占领下制定的，其中第二章第九条规定：“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它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因此它也被称为“和平宪法”，亦称“麦克阿瑟宪法”。

一九四七年以来，远东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共产党统一中国大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相继进行，台湾海峡形势持续紧张，美国基本处于失利状态。但六十年来，尽管日本国内修宪言论不断，美国对日本基本采取压制态度，其中原因多多，而美国自己有军事信心，也不愿意得罪其他亚洲国家，自然是主要的原因。

日本兴起与向西方学习的明治维新，但甲午、日俄两战连胜，使它变得狂妄，乃至在二次大战中向美国挑战，终至失败；在太平洋岛列与麦克阿瑟率领的美军的硬战中，日军战死人数占二战死亡军人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而在被美国占领的近二十年间，日本民族不仅认识了美国的军力，更认识了美国法制文明的进步意义。

当前，日本仅居美国之后，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而且又是美国最可靠的政治伙伴，以日本的民族意识的进步，法制的完善，已经不可能重行军国主义。但日本的进步，往往引起中、韩诸国的警惕，诚然日本曾经伤害过这些亚洲国家，但其中也有文化差异的原因，中、韩常有居日本之后的感觉，而美、俄诸国却相对处之泰然。

中共外交本来就极端荒谬，其中又以毛泽东感谢日本侵略之戏言为顶峰。而“第四代领袖”胡锦涛出台后，中日关系变得更为荒诞，二○○五年在严禁示威游行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连续出现“反日运动”，竟而演变成暴力活动，于是又迅速收场，这“快放”和“快收”，就叫人看到了背后的“黑手”；而近日相继出笼的“民间保钓运动”、“民间索赔运动”，实际皆为政府所组织。

话说“保钓运动”是文革期间，台湾留美学生中发生的一场民族主义的幼稚冲动，马英九、花俊雄等都是头面人物，而周恩来故意誉之为“新五四运动”，使无知青年受宠若惊，而受之驱动。而今，两个世界大国领土争议，本该由政府出面交涉，但中国政府自己不动，却是让民间去打斗。保钓船临行，政府还关照这些“奉命英雄”适可而止，不要惹出大麻烦来。

凡此种种，我们就可以看出，胡锦涛为了制造“和谐社会”，不惜毒化国际空气，他以为有一个敌人，就可以有“一致对外”的同仇敌忾。然而，，这些街头的反日运动，民间的“保钓”“索赔”，恰恰是为日本酝酿已久的修宪动议，制造了籍口；再加上北韩核试成功，日本必有强烈反应。五年后，安倍晋三很可以学毛泽东的戏言，曰：“感谢胡锦涛先生领导的反日运动，使我日本国修宪成功。”

二○○六年十一月八日

首发动向杂志二○○六年十一月号

 

列菜单似的，这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人和事能扯到一块吗？

据2006年11月22报道，前江西南昌电视台女主持人高璐因拘禁前任男友，日前被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其余四名同伙被判六个月至一年半不等。

这一判决使我想到了彭水诗案中的受害人秦中飞。秦中飞被无辜关押了29天，如果不是媒体的介入，秦中飞此刻恐怕正在狱中服刑。秦中飞涉嫌“诽谤”，但是，在并没有“被诽谤”人起诉的情况下，有关部门却迅速传讯、起诉、逮捕，雷厉风行，哪儿来的偌大劲头？据《南方都市报》10月19日报道，彭水县委副书记孟德华在接受采访时认为：“秦中飞所涉及的问题非常严重，不仅仅只是这起诽谤案。”

“秦中飞破坏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形象，甚至牵扯到非法组织”，“已经由公安局国保大队立案并查”。如此之重的指控，与“诽谤者族，耦语者弃市”（《汉书。高帝纪》）相比，实在毫不逊色。

据《瞭望》新闻周刊报道，彭水县委常委公安局局长周明光承认，公安机关是抱着一种“老汉儿（父亲）被打了，儿子岂能不管”的心理办案的。县委副书记指控，县委常委、公安局局长出手为“老汉儿”

管事，“珠联壁合”，此二人枉法干了脏活是毫无疑问的了。否则，秦中飞也就不会被释放，还得到了赔偿。孟、周罗织此案的缘由，不论是被动受命，还是主动邀功，这赔偿费怎么说也不该由国库出钱。

让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想一想，假如彭水诗狱铸成，彭水的父母官从此官运亨通，会不会由“破家县令”而“破家剌史”，再一方诸侯，再更上层楼，甚至进入政治局，成为决策层中的一“破家常委”呢？果如此，孟、周干此脏活所获之回报必然极丰。甚至不无成为上海滩秦裕、陈良宇、黄菊……一类人物的可能。其得宠后必然是故技重施，抓郑恩宠、抓陈光诚、抓师涛、抓高智晟……，一路抓下去。分工把关，升官发财，各大欢喜，利莫大焉。自古至今，阴类恶物互相汲引结成死党，其过程莫不如此。中国层出不穷的窝案正是这样生成的。

或许可以说，彭水是一个微缩的中国，中国是一个微缩的彭水。

高璐等因非法拘禁公民而被判刑。孟、周诬陷无辜者系狱29天应不应“反坐”，应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下面就该说李长春了。

据卫生部新闻办公室11月22日消息，国艾办将在2006年12月1日第19个“世界艾滋病日”组织一系列宣传活动，主题是“遏制艾滋，履行承诺”。

据三年前新华社和网上数据，在中国100万艾滋病毒感染者中，农村的感染者占到总数的80%左右，而这80%左右的农村感染者竟然有80%在河南！

艾滋病在河南占有这么高的比例，有二个主要原因：

一是李长春在1990～1997主政河南期间，发起了所谓“血浆经济”，鼓励农民卖血致富。二是由于李长春主政河南期间，河南地方当局对新闻界封锁艾滋病信息，以致艾滋病大肆蔓延。

著名杂文家鄢烈山曾在1999年11月19日《南方周末》上撰文，批评河南新野县对新闻界封锁艾滋病信息的可恶行径，并指出这些个别事例只是地方政府失职渎职导致艾滋病恶性传播的冰山一角。

对这种无视民命与国家大局的政治犯罪，鄢先生怒不可遏：“这种隐瞒疫情的做法，岂能用官僚主义、报喜不报忧来形容其邪恶？无异于故意杀人。”

隐瞒疫情“无异于故意杀人”。谁应为造成河南“万户萧疏鬼唱歌”、“一路哭”的惨象承担责任？河南新野县的官员后来如何，未见下文。失职渎职，应对此承担责任的李长春却毫发未伤，一路“长春”！当年河南省有200多名省、地纪委干部、退休干部联署致函中纪委、最高检察院，举报、控告李长春自1992年至1997年初，五次扣压河南省12个地区的爱滋病病况报告，结果却如泥牛入海，半点音儿也无。李长春如此“德政”，非但未被追究责任，反而被“伯乐”相中，塞进政治局，转任广东省委书记，再擢拔为政治局常委。如此一路荣升，是谁如此不畏舆论，呵护汲引？

李长春主政广东后，对广东的新闻界痛下杀手，劣迹斑斑，人所共知，不赘。进入政治局任常委主管中宣部后，其整肃媒体箝制舆论之用力，不妨听一听仲夷老的评价：

“80年代，报纸传媒还是活跃开放的，政治改革不象今天那样敏感，是可以公开讨论的，经常能看到和听到不同的声音。而现在，只要有一点出格的言论，就禁书、封报、拦网。这是解放思想还是禁锢思想？是启蒙还是愚民？”

（《同舟共进。任仲夷谈邓小平与广东改革开放》2004年第8期）

要论李长春飞黄腾达的诀窃，无它，与彭水县孟、周以“儿子”心理为“老汉儿”“管事”如出一辙，所异者，孟、周运气太差而已。

据网上消息，政治局常委贾庆林、李长春近日说：“现阶段要防止反腐败过界线，要防止社会上有敌对势力借上海问题来否定一切，更要防止境外、外国敌对势力乘机制造政治、社会的混乱。”倘无此言，贾、李自不难澄清。倘有，这就是典型的把“反腐”有意复杂化，借“境外、外国敌对势力”来为腐败团伙缓压，对所有反腐败力量进行明目张胆的威胁。由“和坤”倡导和谐社会，过于“诙谐”，过于幽默。

每看到荧屏上这一路“长春”鼓吹三个代表八荣八辱之不遗余力，钱锺书《谈教训》一文中的华采片断就会浮到眼前：“自己有了道德而来教训他人，那有什么希奇；没有道德而也能以道德教人，这才见得本领。……真道学家来提倡道德，只象店家替自己存货登广告，不免自我标榜；绝无道德的人来讲道学，方见得大公无我，乐道人善，愈证明道德的伟大。更进一层说，真有道德的人来鼓吹道德，反会慢慢地丧失他原有的道德。”

恶有恶报，萨达姆被判处死刑，又使我想到美人那令人拍案叫绝的54张“封神榜”。我相信，中国人心中也有这么一副扑克，把那些残民以逞迫害无辜的凶手们印上去，把那些主动作恶的为虎作伥者钉上去。从杀害林昭、遇罗克、王申酉、李九莲……的凶手，从借反右、文革谋杀剥夺无辜者生命的握权恶人，到“6.4”杀害学生、平民的元凶，一个也休教逃脱。

历史耻辱柱上的姓名会让子孙后代永远蒙羞，这样昂贵长久的代价，也许会让犹热衷于为“老汉儿”为伥者掂量掂量成本，视“干脏活”

为畏途。

与艾滋、萨斯相比，腐败窝伙更可怕。唯有先抑制阴类恶物，方能真正告别文字狱。

（2006-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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