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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院院士余英时教授在纽泽西指出，台湾政治上目前最大问题是“人病了”，但他对台湾不悲观，只要台湾坚持走民主自由的路，人一时出了问题，只要遵循民主选举制度，还有机会改。

应建立超越党派的观点

他说，台湾最珍贵的是仍保有民主自由，虽然近年闹哄哄，内部不和，争执不断，但这些都是一时的，只要坚持民主自由，乱象都有机会纠正更张，他强调，台湾今后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超越党派的共同是非与共同利益观点”。

余英时上月荣膺被誉为“人文学界诺贝尔奖”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西方史学界称誉他为“当代最伟大的中国历史学家”之一。余教授五日在华府受奖，将在会中致词，阐释他对中国思想史的理念脉络。他行前接受本报记者访问，对台湾现势表达观点。

人的问题大于法的问题

余英时认为，台湾当前政局确实“乱”，但“乱”是一时的、人为的，也只是一个过渡。台湾确实是“人病了”（政治人），好在“法”还没病入膏肓，因此是“人（政治人）病而非法病”，“是人的问题大于法的问题”。

他说，这还可救，只要台湾坚持民主自由，继续走民主自由的路，一时人出了问题，经过选举换人，还有机会拨乱反正。

好制度重于好的领导人

他说，台湾要紧的是建立一个好制度，如此才能长治久安。过去多次修宪，是否使制度更完善有好制度才能长治久安，比人更重要。

他指出，政治都是情绪化的，如同谈恋爱，脱不开情绪，台湾的政治尤其情绪化，太多渲染，蓝绿都如此，形成两极。如何理性问政与建立是非公义，是台湾政治人当前课题。

对于当前台湾焦点议题“贪腐”，余英时以历史宏观角度视之，他说，过去在威权时代，当权者许多权力不受限制，也无制衡，部分沿袭到今天的台湾，这是过去积累下来的恶，这也反映出，建立一个“好制度”的重要性，远超过依赖一个“好领导人。”

台湾出不了一流政治人

余英时不置评台湾当前政治领导人，他轻描淡写说，以台湾目前格局，一时出不了一流政治人物，“至少目前我看不出来。”

他仍坚持数十年“一以贯之”的不变原则：反共。对于台湾泛蓝领袖亲访大陆，国共恩怨一笑泯恩仇，余英时淡然视之，笑说，也有人不过是想捞些政治资本。

余英时希望台湾知识分子“好好尽责任”，对自己的良知负责，台湾的未来就掌握在你们手中了。

11月10日，日内阁总务相菅义伟召见NHK会长桥本元一，要求其短波国际放送（Radio Japan）节目对朝鲜绑架问题做重点播报，引发了关于“命令放送”的争论，在日本舆论界掀起了轩然大波，不仅NHK改革问题再次成为舆论的焦点，大众传媒的使命及其与政治、权力的关系这个老掉牙的命题也被主流社会旧话重提。

NHK的“正体”

NHK，日本放送协会（Nippon Hoso Kyokai）的简称，是日本惟一的国家广播、电视网，除放送事业外，还涉足出版、教育、电影、文化等诸多产业，甚至拥有自己的交响乐团（即“N交”，著名日裔指挥家小泽征尔赴波士顿之前曾就职于此），是举世罕见的巨无霸传媒巨人。从战前到战时，NHK完全被置于政府管辖之下，其放送事业承担了战争动员者的角色，尤其是海外放送，更是直接的国策宣传机器。

战后，NHK在战争反省的基础上告别过去，以“绝不屈从权力，惟奉献民众”（原东京大学教授、战后首任会长高野岩三郎语）为宗旨重新出发。其国际放送基于1950年制定的“放送法”于1952年重开，以多语种覆盖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

为什么是“命令放送”

据日本“放送法”第33条、35条，内阁总务相有权命令NKH国际放送节目播放指定的内容，其费用由国家负担。但历代总务相在行使这项行政权利时，一般习惯用比较抽象、笼统的措词，如“时事”、“国家重要政策”、“对国际问题的政府见解”等，回避在放送命令中指定具体内容，旨在体现对公共放送事业“自主性”的尊重。

尽管在事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总务相本人出面表态说，针对国家放送机构NHK的放送命令将不会扩大到民间放送，但依然无法阻止新闻界对政府公权干预报道活动的批判及对言论自由价值本身的反思。日本新闻协会发言人发表谈话指出：“为维护报道、放送自由计，无法让此次事件轻易蒙混过关。”在敦促政府“自律”，停止对新闻机构政治介入的同时，呼吁修改与“命令放送”相关的“放送法”。

从事后披露的材料看，开始时，对就某项具体国策下达放送命令的做法是否构成对新闻报道自由的侵害的问题，政府并没有十分的把握。因此，11月8日，菅义伟曾向主管国家放送广播事业的独立行政管理机构“电波监理审议会”咨询该命令的合法性。但是，由5名成员组成的审议会仅用了不到1小时的时间，就得出了“命令适当”的答复。正是基于这个答复的精神，菅义伟做出了放送命令。因审议会的审议过程是非公开的，详情不得而知。但从审议程序所花时间和在整个审议过程中从未向NHK方面确认任何情况这点来看，所谓“审议”，究竟是否经过了充分论证，其实相当可疑。

按政府的解释，此次之所以出台如此具体的放送命令，是因为一些朝鲜官员也是NHK短波国际放送的听众，有必要向他们传达绑架问题是日本最重要课题的信息，以强化对朝施压。可问题是，放送命令一旦涉及具体播放内容，且以“国家最重要课题”的名义加以贯彻实施的话，客观、中立的报道原则就难免受到伤害，言论自由未尝不会成为政治的牺牲，这不仅与“放送法”一向弘扬的所谓“不偏不党”、“政治中立”及“编辑自由”的精神背道而驰，而且离新闻媒体监督公权力、满足公民知情权的天赋使命也相去甚远。

事实上，为鼓励在朝绑架受害者勇敢地活下去，进一步加深国际社会的同情和理解，促进绑架问题的彻底解决，NHK国际放送所起的作用不可谓不大：从今年1月到9月，NHK国际放送报道的约2000条关于朝鲜的消息中，与绑架问题有关者就占了700条，但离对朝强硬的安倍政府的要求显然还有相当距离。

但是，在民主主义社会，作为社会公器的大众传媒毕竟不是国家的喉舌，任何国家利益的达成和国家战略目标的实施虽离不开新闻媒体的舆论造势，但却不应当是代表国家的政府公权力单方面强制的结果，否则便是媒体的失格、堕落。对日本来说，尤其要警惕借所谓“国策”绑架民意的做法——没有什么“国策”具有高于言论自由价值本身的权威。

“NHK事件”凸现病灶

此次事件，表面上是作为新闻媒体的NHK受到政治压力，报道自由受到行政权力侵害的问题，其背后则暴露出代表国家的政府在新闻自由价值理念上的模糊认识及新闻媒体本身与体制、权力的某种含混不清的“粘连”。换句话说，NHK既是新闻自由权利遭侵害的受害者，某种意义上，也是把自己的权利拱手让渡他人的始作俑者，至少是“共谋者”。

该事件之所以迅速引起舆论关注，是因为有去年的“NHK事件”在先——作为舆论监督机关，NHK已不止一次被反置于舆论批判的视野之下。

2005年初，NHK拍摄了一部以战时从军慰安妇和天皇的战争责任为题材的电视片。投入正式放送前，NHK的干部把样片作为“征求意见稿”呈给政府重要阁僚和自民党高官们“审片”。也许是时任内阁官房长官、自民党代理干事长的安倍晋三和时任经济产业相的中川昭一等实力派政治家施加了某种压力，也许是基于NHK单方面的“自肃”，审来审去的结果，44分的片子被剪掉4分，成了40分的片子，乃至有些地方内容的衔接和连贯出了问题。事件被《朝日新闻》曝光，引发了两家媒体之间一场旷日持久的口水战。《朝日新闻》在朝日系学术月刊《论座》杂志上，组织了一组重磅批判文章，作为“紧急特辑”推出，总标题开宗明义《NHK是媒体吗？》，致使NHK前会长海老泽胜二黯然辞职。

对于这个事件，尽管事后包括安倍晋三在内的政府高官一致矢口否认“压力”说，并对《朝日新闻》等媒体的舆论攻势做出强硬姿态，但NHK当局对公众的陈情说明到底还是泄露了天机：就制作中的节目内容，由NHK高层将样片呈送有关政治家，进行“事先说明”，乃业务范围内的“理所当然”，“在谈预算问题的时候，顺便端出了片子的话题……”对一向提倡报道自由、自主编辑的媒体来说，这等于变相承认了政治压力的存在。不仅如此，所谓“事先说明”，就是接受审查，无异于实行新闻检阅，而新闻检阅是违宪行为。

众所周知，与一般商业电视台不同，NHK没有广告，完全靠国家预算和直接从电视受众征收的“受信费”来维持运营。预算、决算和高层人事都要通过国会审议，因此，为确保顺利过关，由精通国会运作、能轻易搞掂政治家的人出任会长，是一条“潜规则”，这就是为什么NHK会长多系政治部出身的原因。可以说，这种构造的形成、坐大和定型化，才是NHK最大、最本质的问题，它注定了NHK的摄像镜头所聚焦的，不是视听受众，而是政界。

不过，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NHK作为日本的国家电台、电视台，依然承载着国民不薄的期待。人才济济加制作预算的丰厚，一些巨额投入的鸿篇巨制，如灾害、战争题材的节目，几乎非NHK莫属。承担这种角色的“NHK特别放送”（“NHK Special”），为一个必要的场景，不惜派遣大队人马长驻现场（有些是海外现场），追求专业效果到了近乎偏执的程度。这种大制作当然是那些靠广告收入维持运营的民间放送吃不消的。所以，在某些报道领域，NHK没有对手和竞争，完全是独占的。这也是国民对其期待甚殷的原因。日本的电视观众，不仅希望看到来自伊战前线的最新战况和美国中期选举的选情，更关心日本国内政治的内幕，而后者，恰恰是在政界人脉、资源应有尽有的NHK所能为而不为的。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社会要求NHK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加之近年来，NHK内部接连曝出财物丑闻，人们审视它的视线也变得越发严峻，拒缴受信费者也越来越多，已到了足堪影响运营的严重程度。据说，由于有太多的受信费难以入账，NHK不得不一再削减员工工资、压缩经费开支，以最少的人员投入来谋求最高的制作效率。对此，总务相菅义伟明确表态说，作为对受信费拒缴的应对，将检讨受信费滞纳金制度。但是，受信费拒缴问题的实质，是受众对放送内容的政治介入和NHK自身的财物丑闻、与政治家“粘连”的不满，引入滞纳金制度不仅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反而有可能激化矛盾。

NHK的问题，是结构性的，非一日之寒，有积重难返的一面，其本质是独立性的问题：靠公共资金运营的媒体能否维系独立于政治的尊严？这方面，一个常常被用来比照的案例是英国国家广播公司（BBC）。围绕伊战问题，与英政府当局尖锐对立，为此，BBC高层去职。但继任者如法炮制，并明言将继续为媒体的独立性而战。

从机制上说，BBC有独立的经营委员会，从而保证了新闻独立的贯彻。更重要的，在体制架构之上，还有一种基于自由主义历史传统的、根深蒂固的社会共识，那就是：成为政府的附庸，是一切价值沦丧的开始。

冷战后，日本新闻界两极分化，形成了《朝日》、《每日》VS《读卖》、《产经》的格局。广播电视媒体也自动站队，基本上构成了两种势力对峙的构图。如系基于各自政治理念，本着公平、公正的游戏规则相互辩论的话，倒还算是公民社会应有的差强人意的姿态。但更多的情况是利益集团和政治团体的利益先行，媒体跟进、造势，挺不同势力的媒体互相攻讦、拆台而已。在表面不可开交的你来我往之间，对大众传媒来说最重要的社会共识反而倒无从孕育，甚至渐行渐远。

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媒体，虽规模庞大、总量惊人，但其扎根于现代公民社会价值理性的根基尚浅。无论是对于此次“命令放送”，还是类似去年“NHK事件”中的新闻检阅，只有全社会媒体人不分政见、立场，一致大声说“不”，才能形成对抗反言论自由势力的统一战线，才有望构筑符合大众传媒和公民社会恒久利益的社会共识。

摘要

本文以古老中国现代化转型为历史背景，在从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总结中国改革范式得失的基础上，试图追寻和探讨中国改革模式危机的深层原因，并进而提出转换中国未来发展范式的命题。相应地，在作者所设想的中国未来的新发展范式中，执政党与中国民众的作用和地位会与现在的改革范式有非常大的不同。

一、对改革范式的理论性评价

1、改革的历史合理性

在经过执政党最初的二十多年的统治之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下半期的中国可以说是人心思治。一方面，严重缺乏人身和政治权利并且穷困不堪的民众希望能实现执政党最初许诺给民众的民主和均富之治，另一方面，原有的执政集团希望在保持其执政地位的前提下实现与民更始。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最高执政者提出的改革设想对朝野都有普遍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对一般民众来说，由于执政集团再次提出了能使其享有人身和政治权利并能不断改善物质生活的现代化目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改革事业有着高度的认可，并由此增强了对民族和国家未来的信心。而对整个执政集团来说，改革也是保障执政党执政地位的现实要求，因为其急于通过展现其治理绩效来强化其执政的合法性。基于这样的缘由，我们可以认为改革在执政集团内部具有政治上的正确性。

鉴于当时的改革诉求对民间和官方的双重吸引力，我们应不难理解它所具有的历史合理性，改革本身甚至成了当时的一种具有无可置辩的关于国家发展的意识形态。

2、改革模式的内在缺陷

然而，虽然改革范式在起始时期具有道义上的正当性和政治上的正确性，但这并不等于它本身是合法的。实际上，中国的改革很长时间以来都是以违宪和违法的方式来推进的。这种不断违法的奇怪做法是由中国转型的初始条件和过程特点决定的。首先，在改革初期，中国从极权体制遗存下来的法律体系基本上是反改革的，因此为了改革就必须违法和违宪。其次，中国渐进式转型模式带有邓小平先生浓重的实用主义特色，用邓先生的话说就是：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这里面的“试”和“闯”就包含了试着闯过宪法和法律限制的意思。正是改革范式的这种不具有宪政意义上的合法性的习惯做法使其无法解决其自身的内在矛盾。

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讲，改革范式内部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明显的张力，也即民众的现代化诉求与执政集团在政治方略和推进策略上的机会性目标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应该说，这种张力在转型国家是普遍存在的，原因就在于，其假想中的受益者－广大民众和其实际推行者－官僚集团各有自己的利益诉求，而他们的利益诉求往往并不一致。

如果这一张力能在宪政机制下获得制度化的解决，进而在它们之间形成一种制衡关系，那么，这种范式将不会因为这种张力的存在而过度偏离其原初的目标。但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和宪法体制，现实存在于中国的不同力量和集团间无法形成一种双赢的制度安排。最终，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改革范式必然会遭遇道义和政治上的双重危机。

首先，就总的国家发展目标而言，由于民众与执政者之间没有实质性的宪法性契约安排，民众在认可执政者执政合法性的同时，却没有相应的宪法性安排以保证执政者会履行其义务，也即国家现代化目标。因此，执政者与民众最初在改革范式中所达成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缺乏国家层面的法治性保障，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缺乏宪法性保障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往往就会演变成赤裸裸的压迫性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

其次，由于其推行凭借的是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在缺乏法治的时代条件下，官僚体系在改革事业中的权力便不会受到限制，民众的权利和自由也相应地就没有保障。当他们之间出现利益冲突时，这样的权力格局往往只会牺牲一般民众的利益，而保护执政集团的利益。邓小平先生“试”和“闯”的哲学就变成了大大小小官僚们“偷”和“抢”的实际行动。随着时间的累积，这种一面倒式的利益分配关系就会彻底瓦解民众对改革的道义性支持，最高执政者当初所奢想的执政目标也会随之落空。

二、对改革范式内在冲突的经验考察

笔者认为，从1970年代末期到目前为止的二十多年的所谓中国改革时期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末：改革范式的美好时光；（2）从1990年代初到1990年代末：改革范式的裂解时期；以及（3）从1990年代末至今：改革范式走向破产的时期。

1、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末－改革范式的美好时光

在这一阶段，改革的道义正当性和政治正确性基本上是合拍的。众所周知，中国改革运动最初的催生因素来自于民间。1976年45运动中发出的变革呼吁可以被看作是改革运动的先声。随后，在经济生活领域，安徽小岗村的农民主动地推行起“大包干”改革，而在政治方面，以北京为代表的大城市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民主墙”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大包干”运动和“民主墙”运动中国的改革运动。

恰在此时，以邓小平先生为代表的改革派执政精英在经历了文革的波折后逐渐开始“咸鱼翻身”。此时的他们也有主观上的愿望来因势利导地推行改革，以巩固他们自身的政治地位以及执政党整体的统治地位。

这样，执政的改革派精英与民众之间暂时性地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但是，这种互动是非常不稳定的。可以说，民主墙运动的被镇压就已经初步暴露了改革模式内在的困境。这其中的深刻原因就在于，一般民众和改革派执政者未能在推行改革之初将其法治化为一种宪法性安排。这样就带来了两种严重的后果，首先，在改革的支持者之间很可能就会因为各自对目标以及自身权力/权利边界理解上的偏差而出现分歧，其次，由于缺乏国家根本大法的凭藉，反改革集团很容易就能通过一般的政治性操作否决具体的改革措施乃至改革目标。民主墙运动的危机可以说就是上述第一种后果的具体呈现。

由于执政的改革派精英在政治上的绝对优势，以及改革很快显示出的改善物质生活和扩张个人自由方面的积极效用，民主墙危机并没有造成广泛的政治和社会危机。但是，当政者在这次危机之后并没有及时采取法治化办法以预防和化解下一次的危机。结果，改革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如“官倒”、“脑体倒挂”以及通货膨胀）使得上述两种后果严重恶化起来。一方面，支持改革的民众没有从改革事业的成功中平等地获得收益，而改革派官僚集团开始利用其手中的权力谋求个人利益，这就形成了改革集团内部的张力；另一方面，改革中的问题为反改革集团提供了攻击改革的种种借口，他们得以在没有宪法依据的非常规政治活动中实施翻云覆雨的手段。这两种后果在1989年的全面的政治和社会危机中得到最集中和最戏剧化的反映。1989年的危机同时也表明，在没有宪政意义上的法治化制度安排的条件下，国家主导下的改革范式终归是难以持续的。

2 1990年代初到1990年代末－改革范式的裂解时期

中国改革事业因1989年的危机而陷入低潮，而邓小平先生于1992年初的南巡却再次为改革注入活力。当然，改革在二次出发时具有了不同于上述第一阶段的特点。首先，改革的明确目标已经缩小为实现“均富”－共同富裕的理想，而舍弃了以前的政治现代化内容。其次，改革的国家主导型特征进一步强化，民间对改革事业的推动已经降低到次要的地位，改革的启动和实施需要完全凭借象邓小平这样的政治强人以及具有实用主义倾向的官员。

第三，由于执政党对其执政地位更为敏感，对以邓小平先生为代表的官方改革集团来说，改革范式所具有的绩效合法性目标实际上已经压倒了民众的现代化目标。尽管邓小平先生当时所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完全没有任何宪法上的根据，却成了衡量公共事务的尺度，所有的公民权利和国家义务都成了这种尺度的附庸。邓小平的这种极端实用主义政治方略所产生的直接后果是，作为改革依靠力量的官僚集团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不讲是非只讲结果的统治机器。

另一方面，这种“唯生产力论”也确实激发出中国社会潜藏着的巨大活力。我们知道，在1990年代中期前后，中国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全民经商浪潮，民间和官方共同演绎了一段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似乎再度受到民众的默认，从而使其成功地渡过1989年后的危机时期。

但是，这种表面上的和谐却掩盖不了改革范式裂解的趋势，因为它已经不再试图解决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问题，反而要引导民众成为追求简单物质刺激的“经济动物”。它缺乏一种富有长久生命力的“软力量”，当然，它也就不可能真正打动怀抱政治现代化理想的知识分子群体。

也许是更为重要的是，二次改革到1990年代末已经开始严重偏离其最初的目标。

作为改革事业依托者的官僚阶层以及与他们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商人团体开始成为分利集团。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开始成为普遍现象，而农民收入的增长处于停滞状态，城市开始出现大量的下岗工人，中国社会开始出现明显的分化。

3 1990年代末至今－改革范式的破产时期

笔者认为，1997年发生的两件看似不相关联的事件多多少少可以被看作是改革范式异化的开始。首先，邓小平的去世有着双重的历史性效应。第一，邓小平凭着革命者特有的“豪气”领导和推动了中国的改革事业。随着他的肉身的灰飞烟灭，他的这种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豪气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第二，邓小平所拥有的巨大政治声望、资源和势力使他在推进改革时有着别人难以企及的“底气”。反之，在后邓小平时代，没有了这种“豪气”和“底气”的执政精英却希望凭借改革成效达到强化其执政合法性的实用主义目的。

接着，滥觞于泰国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东南亚国家随之出现的政局动荡使新一代的执政精英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对于他们来说，体现在GDP增长速度上的执政绩效成为关系他们政治生命的空前重要的指标。形格势禁如斯，执政精英们会将改革彻底异化为他们的一种政治统治工具。

于是，这时的执政党将执政绩效合法性作为其最主要的政治目标和方略，相应地，作为改革实际依托的官僚体系的政治地位和功能大大强化，这就为官僚集团的膨胀和腐化提供了绝佳的时机和条件。地方豪强集团以改革与发展的名义肆意剥夺和压榨包括农民、国有企业工人以及农民工等各色弱势群体，使得广大弱势阶层的民众无法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自身的状况；而教育、住房和医疗改革使中国新生的中产阶级群体产生日益加重的不安全感。与此同时，官僚的权力完成市场化“转型”，官位成为可以买卖的特殊产品；国有资产在改革的名义上变成了官商阶层的囊中物；背靠官僚强势集团的商人暴富集团迅速布满中国大地；官方垄断集团不断吸取着超额垄断利润。

在官僚分利集团的挟持下，改革演变成了既得利益集团牟取私利的工具。普通大众与作为改革执行者的官商学强势集团之间出现严重对立的情绪，并对后者提出普遍的道义和政治谴责。这样，改革就丧失了其原初的双重功用：既无助于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理想，也使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目标落了空。

三、“全面转型”范式－一种替代性发展战略

1、“全面转型”范式有助于中国进行第二次“拨乱反正”

由于改革范式在其后期所造成的种种复杂的问题，当下的中国似乎已经迷失了方向。笔者认为，眼下的中国亟需展开第二次的“拨乱反正”，采取全面转型的国家方略，以使中国迅速摆脱目前的双重危机局面，并开启新的历史进程。

具体而言，全面转型式的变革将以构建宪政秩序为基础，在转型事业的道义正当性与政治正确性之间确立一种法治性的联系，然后在民主和均富两个层面均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使民众获得广泛的基本权利和实际的物质福利。这样，中国的发展就会摆脱目前危如累卵的形势，新的局面也随之会豁然开朗。基于上述的思路，笔者认为中国目前需要确立新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1）一个中心：实质性的立宪

这是全面转型范式的中心或灵魂，为其提供宪政意义上的法治保障。立宪的本质在于，在认同国家现代化目标这一共同愿景的前提下，全民（包括执政集团）就个人的权利与自由，以及公权力的性质、构成及其行使再次达成隐性契约。其主要原则包括，公民的基本权利得到全面的认可和保障，而鉴于中国没有其他的成熟政治力量，民众也认可执政党目前执政的合法性。这将是一次实质上的立宪过程，而不是形式上的立宪过程。原因有两点：第一，这一过程不需要经过（也没法经过）程序性的全民立法过程；第二，立宪的结果将是真正意义上的契约，而不再是一种形式上的点缀和装饰。

这一个中心的确立看似不易，实则并不那么困难。中国现有宪法明确规定中国公民享有“八大自由”（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与人身自由－根据著名宪政学者张祖桦先生的归纳）和一种基本权利（财产权），但遗憾的是，这些宪法性原则一直没有得到全面的落实。笔者依稀记得前两年执政党曾经对宪法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可惜后面没了下文。虽然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和困难，实质性立宪的基础已经存在了，我们需要的可能就是那“艰难的一跃”。

（2）基本点之一：政治上的“还权”

改革在推行之初的最重要的策略就是放权让利。那时的“放”与“让”与我现在谈到的“还”与“返”是有着不同的意义的。前者是一种主动的姿态，含有“赐予”的意味，并且在需要时还可以收上来；而后者则基本上是消极的举动，是将本属于民众的权利“归还”给他们，而且不能随便再把这些权利收回去。

具体来说，政治上的还权就是使公民能够以自由公正的方式参与和主导与自身息息相关的公共事务的治理，在基层社区和政治单位实行自治，并强化民主化的制衡和监督机制。通过自由公正选举产生出来的基层人民代表将在基层政治治理中发挥全面的参政、议政和监督职能。笔者认为，如何在现有的社区自治和人民代表制度中落实自由公正选举的原则是其中的关键。

（3）基本点之二：经济上的“返利”

经济上的“返利”也是将本属于人民的财产归还给他们，也就是将国家或集体所有的经营性资产全部返还给其实际的所有者。这里所谓的经营性资产主要包括农村土地和全部的国有企业。

就农村土地而言，首先，将其土地所有权分配给农民是执政党在原始创业阶段的庄严承诺；再者，土地本来就属于农民所有的，执政党现在将全部土地再次分配给农民，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

国有企业的情况要复杂一些，因为国有资产的积累既有农民以工农剪刀差的形式贡献的原始资本金，又有中国工人阶层以低工资做出的贡献。首先，执政党在执政之初为了中国的工业化而强迫农民们以工农剪刀差和超级税赋的形式贡献了几乎全部国有企业的资本金。就此而言，农民阶层是中国国有企业真正的老板。其次，在很长一段时期，中国国有企业工人的工资也被人为地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当然这种低水平的工资是以隐含的福利安排（包括公费医疗和退休工资等）作为补偿的，因此，国有企业对他们的欠账只是他们在特定雇用合同下的债权。

为了恢复历史正义，也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后国有企业的改制必须遵循下述原则：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归还给农民，同时以国有企业的部分利润赔付所欠工人的债务。为此，中国人大要对这一改制方案专门立法，明确农民对国有企业产权的所有者地位和对工人阶层的补偿方案。国资部门应该被撤消，代之以全国性的农民资产信托基金，聘请有国际信誉的专家团队管理该信托基金。同时，该法应规定成立一个工人补偿基金，每年（以二十年为限）国有企业应该把固定比例的净利润上缴该补偿基金。同样，补偿基金也应该聘请有信誉和经验的国际专家进行管理，补偿基金的用途以为工人缴纳养老金、医疗保险、提供就业培训等为限。

上述经济上“返利”的方案说白了就是经济上的均富过程。这其中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它既能使中国正在建设中的市场经济体制摆脱国家资本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的梦魇，也能进一步平衡社会财富的分配，催生社会和谐，还可以为中国内生性经济发展创造无穷的动力。总之，全面转型意义上的体制变革既能重新确立中国未来发展范式的道义正当性，也能极大地缓解目前的政治危机。

四、执政党的“第三次创业”与公民社会建设

全面转型范式并不必然意味着执政者一定会丧失其执政地位，从理论上讲，如果执政集团能够有力地促进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其自身的执政目标还是能够实现的。相反，如果执政集团一味地将其自身的利益凌驾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目标之上，则从长远来看，其自身目标最终也会竹篮打水一场空。同样无庸讳言的是，全面转型范式的实施需要包括执政集团在内的全民都做出巨大的努力。对于执政党而言，它需要进行艰难的“第三次创业”；对于民众而言，建设公民社会的任务将是漫长而艰巨的。

1、执政党角色的转变与其新创业

在全面转型范式下，执政党的地位、角色和活动要受到新的宪政性契约安排的限制，而其对执政目标的追求只能从属于国家现代化的目标，也就是说，执政党对执政目标的追求本身并不具有终极的价值意义，这种追求只有放到民族国家现代化的事业中才会获得价值支撑。

其次，执政党的治理思路要发生重大的改变。执政集团应该体认到，在社会分殊日益多样化而公民的权利意识逐渐高涨的今日，公民们势将成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主导性力量之一，执政党及其所领导的国家机构必须要尊重公民们自主性地运用其权利的活动。

再次，执政党要改变其执政办法。执政党对国家的控制范围将大大缩小，国家机构的活动范围将主要集中于保卫安全、维持法治秩序、实施宏观经济调控和发展社会福利事业等方面。由于这些工作都具有非常强的专业色彩，客观上要求执政党更多地引进技术官僚型人才。同时，执政党可以通过赢得地方选举的方式参与地方自治和基层政治单位（县和市）的治理。

从执政党的发展历程来看，因应全面转型所带来的上述种种挑战将会为执政党提供“第三次创业”的巨大历史机遇。（注：以笔者看来，执政党的“第一次创业”为毛泽东先生的革命建国，“第二次创业”为邓小平先生的改革开放，全面转型则理所当然地被视为“第三次创业”）。

古谚云：事不过三。所以，笔者将执政党的这次创业看作是关系其兴衰成败的决战性事业。鉴于此，简单回顾一下执政党前两次创业不遂的历史经验可能就有着非常重大的历史借镜意义。实际上，执政党的前两次创业也都是与民众签订和履行隐形契约的过程－即执政党以对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承诺换取民众对其的道义和政治支持。不幸的是，前两次创业都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毛的“建设新中国”的事业最终彻底失败了，而邓的改革运动也已经破产。这两次创业不成功的深层根源正是在于中国这个政治共同体一直没有能够确立实现隐形契约目标的宪政机制。这其中的启示是，执政党新的创业历程一定要以遵循宪政规则为起始点。果如是，则今后二十年将确确实实是中国以及执政党自身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2、公民社会的建设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长足发展，公民社会在威权统治的逼仄空间中获得前所未有的成长机会。在新的全面转型范式下，由于公民的宪法性权利得到保障，公民社会的发展将获得极强的推动力。

笔者设想，公民社会将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在经济领域，个人和自由企业将成为微观经营领域的主宰和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在社会领域，民间非政府组织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将进一步扩大，众多的公民们不再是被动的命运承担者，而成为积极的社会建设力量。在政治领域，乡村和城市基层单位将实现普遍自治，公民们还可以通过参与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参与国家和社会的治理。在思想文化领域，媒体将成为自由传播思想和观念的中介，而作为社团组织的大学和学会将获得独立地位，并实行自治，知识分子则通过负责任的言论和思想辩难，推进中国的全面转型过程。

2006-11-22完稿

读伊凡•克里玛的文集《布拉格精神》（崔卫平译，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却感到一阵阵灵魂的寒冷和抽搐。这是一本让人谦卑、庄重、如在刀锋上行走的书。

克里玛生于犹太人家庭。1941年，克里玛10岁、弟弟3岁，却不得不随同父母被关进泰里茨集中营，一关就是四年，直到苏军把纳粹赶出捷克。集中营给他幼小的心灵以一种刻骨铭心的极端经验，因为，他的所有朋友（男孩和女孩）全都被赶进了毒气室。他回忆说：“成批地死掉，尸体的搬运贯穿了我的童年，灵车上面高高地堆着那些额外的尚未油漆的棺木，人们推着和拖着它们，许多人自己也很快在这样的车子上面告终。每天在大门口，我读着那些不能再活着看到早晨的长长的人们的名单……从那些凹陷的、灰黄的脸上，一动不动的眼睛经常盯着我看，这些眼睛从来没有人将它们合上。僵硬的胳臂和腿，裸露的头皮突出地朝向天空。”

克里玛大学毕业后担任出版社的编辑，1960年开始发表小说和戏剧。 在苏联坦克碾碎“布拉格之春”的占领中，他表现得相当活跃。之后，克里玛去了美国的一所大学做了一年访问学者。一年后，他不听朋友的劝告，执意回到捷克。但在国内等待他的是失去工作。为了生计，他做过短期的救护员、送信员和勘测员助手，在谋生的间隙，他继续写作。而这样遭遇，几乎是有良知的捷克知识分子在当时的普遍遭遇。在将近二十年时间里，他的作品与哈维尔、昆德拉等人的作品一样，在捷克国内是禁品，只能以“地下文学”的形式流传民间。

捷克首都布拉格，一座品味优雅的著名城市，也是一座悲情城市。在将近三百年的历史中，它积累了自己的人文底蕴，也轮回在被占领和解放之间。其中，最具悲剧性的占领和解放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先是在慕尼黑，英、法两大国把布拉格拱手送给了希特勒；接着是斯大林的红军赶走了纳粹、解放了捷克。但这种“解放”很快变成另一种奴役，它变成了苏联红色帝国的傀儡。而当捷克人想要自己作主时，苏联的坦克再次开进布拉格。

“1955年，共产主义者树立了一座巨大的斯大林纪念碑，七年以后，他们自己又把它推翻了。”

对于克里玛来说，布拉格的精神是“忍耐和不屈不挠”。因为“对布拉格的精神和面貌最具影响力的不是自由，而是不自由，是生活的奴役，许多耻辱的失败和野蛮的军事占领。世纪之交的布拉格已不再存在，那些记得这个时期的人也不再存在。犹太人被杀害，德国人被流放，许多伟大人物被驱逐后散居在世界各地，小店铺和咖啡馆关闭：这就是布拉格带给新世纪的遗产。”“布拉格人用‘卡夫卡式的’这个词来形容生活的荒谬，而把自己能够藐视这种荒谬和以幽默来面对暴力及整个儿是消圾的抵抗称之为‘哈谢克式的’。”

尽管，我早就读过哈谢克的作品，但在谈论捷克知识分子时，我的视野中似乎只有卡夫卡和哈维尔。感谢克里玛，向我展示了布拉格悖论，也就是现代捷克知识分子的灵魂悖论，那种根植于卡夫卡式绝望和哈谢克式豁达的悖论。在我看来，这种悖论的深层是反抗独裁的挣扎，即便是在卡夫卡的绝望感和无力感和在哈谢克的玩笑和幽默之中，也有不屈的反抗存在。所以，当前苏联的坦克开进布拉格之后，才会有坚持活在真实中的哈维尔和爱开玩笑的米兰•昆德拉，二者以不同的方式拒绝遗忘。可以说，拒绝遗忘，不仅是捷克知识分子进行创作的内在动力，也是他们进行整体反抗的内在动力。

据克里玛的介绍，在前苏东极权下的捷克知识分子群体中，不仅出现了哈维尔这样的道义示范，而且有95％以上的人为了自由和良知而进行着各种形式的拒绝，只有不到5%的人甘愿堕落为卖身投靠者。这当然是让中国知识分子自觉羞愧的表现。我们没有捷克人那种清醒和坚韧，仅仅十年的时间，六四的伤口便被遗忘，这不光是因为官方的强制，也是民族灵魂的冷漠。知识分子群体不能以言行来洗刷耻辱，既源于外在的政治恐怖，更源于他们生命中洗刷耻辱的冲动已经死亡。

这本书的最后一篇是《刀剑在逼近——卡夫卡灵感的源泉》。刚拿到这本书，翻开目录时，最想读的就是这篇对卡夫卡的评论，因为卡夫卡是我看重的作家。但我还克制住自己，生怕读完这篇，这本书也就读完了。等等，再等等，尽量延长一本好书中最好的篇章对精神的诱惑，以及可能带来的心灵震撼和生命滋养，大概也是一种狱中的精神享受。在中国几乎停止了思想的时代，说话和写作，要么是媚俗帮闲，要么娱乐消遣；它们只不过是发出的声音、印出的文字和拍出的影像而已，全无任何精神意义。故而，我更应该珍惜罕见的有意义的声音与文字。

在克里玛看来，卡夫卡笔下的世界是荒谬的，但他的灵感却来自最为朴实的本能：对个人的捍卫。他说：“当这个世界陷入战争狂热或革命狂热的时候，当那些自称是作家的人受惑于这样的幻觉，认为历史比人更伟大、革命理想比人类生活更重要的时候，卡夫卡描绘和捍卫了人类空间中最个人和内部的东西；而当另外一些人认为建立地上的人间天堂是理所当然的时候，卡夫卡表达了这样的担忧：人可能会失去他个人的最后凭借，失去和平和他自己一张安静的床。”

而当旧制度的全面崩溃无声地降临时，捷克人不是以兴高采烈的欢呼，而是以心不在焉的玩笑为它送终。这是哈谢克的遗产——天鹅绒革命。在暗无天日的时期，生存下去与反抗到底的姿态相互激荡，不仅需要勇气、耐心、韧性，更需要一种豁达而智慧的幽默感。在苦难深渊中微笑的人，需要的恰恰是卡夫卡式的冷静与哈谢克式的幽默。

克里玛告诉我，极权制度的崩溃带给反抗者的，不一定全是自由的福音，还有突然自由了的失重和无所适从。生活在极权制度压抑下的反抗者，尽管他的声音封杀，他的身体被囚禁，但他的灵魂从未空白过，他的笔从未失语过，他的生活从未失去方向。压抑是恐怖，也是反抗的动力，正义的光环給压抑下的生命赋予内在的充实，不仅可以给反抗者带来自我成就感，而且也能为反抗者带来道义声誉。而如果反抗者对独裁制度的坍塌不作好充分的心里准备，那么，一旦这种外在的压抑消失了，代之以自由宽容的气氛，面对失去明确反抗对象的众声喧哗，也面对自由人追求享乐的新时尚，曾经在极权制度下目标明确的反抗，很可能变成昆德拉所言的“不能承受之轻”，那种找不到反抗的支撑点的无所适从，很可能将带来大脑一片空白，以前的所有储备似乎在瞬间统统失效，处于一种迷茫的或找不到北的失语状态。苏东剧变后的东欧异见人士已经如此了，将来的中国异见人士肯定更为凄惶。

中国文化从来都是极端世俗化的，没有为知识人提供过独立于官方意识形态的价值支撑，信仰的空白必然导致灵魂的肤浅，到处都是人格化的神，孔庙、道观、佛寺里供奉着数不清的偶像，帝王大禹是神，智者诸葛亮是神，武夫张飞是神，贞女烈妇也是神。流传至今的儒、道和佛三大宗教，也被世俗的功利欲求所渗透。西方人进教堂，手中一本《圣经》，
足矣！他们求得是自我忏悔和上帝启示；中国人进庙宇求神拜佛，为的都是极为具体的功利目标（如，求神保佑好收成、多子多孙、发财致富等等），所以大都要带上供品，实质上是在贿赂或收买神灵。

现在的大陆，远不到独裁坍塌的时候，仅仅是独裁的残暴和压抑稍有放松，个人逐渐有了经济上和非政治领域的私人空间，商品化消费化享乐化的浪潮也刚刚涌起，文化人们便陷入普遍失语的状态中。市场经济的假象似乎为他们逃离意识形态的压抑辟出了一块更自由更轻松的田园，他们又有了权力之外的献媚对象，不但可以媚权且可以媚钱。在他们顾左右而言他的表达游戏中，声音中除了金属的清脆悦耳外，再没有令人震撼的调子；他们的文字中除了追赶时尚的字迹外，再没有惶恐和谦卑的任何痕迹，理想主义者面对极权主义时的坚强，却在后极权商品化的腐蚀下不堪一击，自动投降，还美其名曰为自由化写作。极权者没有能够埋葬的东西，却被畸形的市场化和大众娱乐所埋葬。盲目发展经济和超前消费所制造的物质垃圾导致了环境污染，大众文化所制造的精神垃圾则导致灵魂的污染，其增长之迅速远非高速膨胀的经济增长所能媲美。

想想吧，如果独裁的大厦顷刻坍塌，叛逆性的知识分子头上不再有道义光环，中国还会有所谓的良知知识分子吗？舞台突然消失，那束明亮的追光失去了方向和目标，演员失去了角色，台词失去了意义，所有反抗都被消解为没有对象的虚无。

后极权体制对灵魂的腐蚀远甚于对肉体的摧残，道德败血症的流行是后极权时代的鲜明特征，对于不信神的民族尤其如此。金庸武侠中，欧阳锋以密藏剧毒而闻名，那毒药“黑如漆，浓如墨”，只一滴入大海，成千上万头鲨鱼顿时毙命。小说中的剧毒是想象，毛泽东极权的剧毒却是不争的事实。毛时代，国人对权力和斗争的崇拜是赤裸裸的剧毒，不光毒死了几千万人的肉体，也毒化了几亿国人的精神，让中国陷于全民性的愚昧、狂热、仇恨和个人崇拜之中；邓时代，国人对金钱的膜拜是裹了糖衣的剧毒，让国人普遍地屈从于利益收买而出卖尊严，活在口是心非、惟利是图、不择手段的厚黑之中。正如克里玛所言：“每个个人，不管他内心如何，都必须仿效官方的样板。他个性的发展受到限制，人类头脑和精神的空间变得越来越狭窄。”

这让我想起爱因斯坦的警告：“……今天我们不得不惊恐地承认，文明社会中人类存在的支柱已经失去了其稳固性。一些曾经优秀的民族屈服于竟敢如此宣称的暴君：能为我所用的正义才是正义！为真理而寻求真理已不再是正当的理由，更不会被容忍。专横的统治、压迫，对个人、信仰和公众的迫害在那些国家里公然施行，并被当作是正当的和不可避免的加以接受。世界上其他国家已经逐渐习惯于这些道德衰败的症状。人们失去了反对非正义和支持正义的基本反应——这种反应归根结底代表了人类反对堕落至野蛮状态的惟一保障。”

我还要警告自己，有六四冤魂在天上的注视，有六四难属在地上的哭泣，有自己在秦城监狱中违心的悔罪，我曾坚守的做人底线，早在写下悔罪书之时就被自己所践踏。意识到自己的孤独、软弱、自恋，意识到自私的处世方式和伪装的生存策略，这种内在的恐惧和忧患远甚于监狱强加给我的恐惧和孤独；人的有限和人性的弱点太需要敬畏和谦卑，通过自我灵魂的拷问来自我救赎和自我解放。这与其说是面对铁窗的考验，不如说是审视自己的灵魂荒野的考验。

在集中营中渡过少年时代的克里玛，经历过极端的残忍和苦难，但在他看来，仅仅局限于苦难来看待这个世界或基于反抗压迫的革命，并不一定能把受难者引向正义和自由。如果只有单一的苦难视角，“我们会被导向致命的错误，它们不是把我们引向我们想得到的自由和正义的境地，而是把我们引向相反的方向。对这些人来说，极端的经历并不打开通向智慧的道路。”而很可能将他们引向歧途：“原先的无权者的权力经常比他们所推翻的前任更加残暴。”

我现在的坐牢并非什么英雄主义的壮举，而只是一种自我忏悔和赎罪的极端方式，牢狱之灾并不能給予我高于他人的道义优势，何况，回顾八九运动以血腥的大悲剧收场，官权的野蛮当然是主要原因，但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们也难辞其咎，起码作为幸存者的风云人物要负上一份道义责任。在我看来，严格的讲，八九运动的失败，不是学生及广大民众的失败，而是党内开明派和自由知识界的整体失败。因为，学生和市民已经提供了足以改变历史进程的民意基础，他们做的最多、付出的鲜血也最多，而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并没有珍惜和利用这宝贵的民间资源。特别是自由知识界的失败最为惨重，他们与党内开明派的联盟破碎了，与学生们之间的精神纽带断裂了，与民众之间本来就极为脆弱的关系更是荡然无存。极少数仍然坚持自由主义信念的知识分子，也只能处在自说自话的单打独斗之中，根本无法形成像样的民间压力。

在狱中的任何反省，首先是针对自己的，而且，不能把自我忏悔变成卢梭式的自我卖弄，或另一种方式的自我推销。精英情结很容易演化为惟我独尊的知识狂妄，知识狂妄又将自动堕入道德狂妄的泥潭，而一旦把英雄主义的道德高调用于指导现实的社会变革，就将变成狰狞而暴虐的杀人道德。精英式狂妄一旦转化为对社会具有支配力的政治权力，也就意味着大灾难的降临。卢梭在其《忏悔录》的开篇就大声质问：“谁敢说比这个人强？”当这种道德狂妄的姿态成为法国大革命的偶像时，以抽象自由为根据的绞刑架必然沾满无辜者的鲜血，自由便走向了它的反面——不宽容的强制性暴力。

克里玛说：在极权暴力的威逼或世俗利益的诱惑之下，“写作是一个人可能仍然成为个人的最后场所。许多有创造性的人实际上仅仅因为这个原因成为作家。”

这就是卡夫卡式的写作。无论如何，我都不能放弃独立写作，哪怕只为了给自己看。假如有一天我们无法以写作维持起码的生计，我就去找份体力活干，以一种最原始也最简朴的方式养活自己。

1999年2月9日于大连教养院

2006年11月16日整理于北京家中

──《观察》首发

11月19日，官方“新华社”发表一篇关于“中国人权展”的评论，与以往我们习见的官样文章有些不同，比如其中提到，普及人权教育首先是针对掌握公共权力的人，“要对党政领导干部进行人权教育”，因为他们最有可能“侵犯”和“践踏”人权，这便说到节骨眼上了。比如“全社会的人都能起来维护自己的人权”的说法，也是值得欣喜的。

《南方周末》在几天后转载这篇文章时，干脆用了《每个人都应起来维护自己的人权》这样一个让人眼睛一亮的大标题。

确实，如果要真正将中国变成一个尊重人权的国家，当然是靠每个人都起来维护人权，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千万不可忽略律师这个职业能发挥的独特作用。远的不说，近年来，大凡有些影响的维权个案，哪一个当中没有律师的身影？官方给律师制定的游戏规则，之所以特别要对律师介入“群体性事件”进行限制，正是看到了律师这一角色的重要性，生怕“不听话”的律师不按权力意志行事，自搞一套，以律师的专业知识和职业伦理，为那些“不听话”的芸芸众生提供强有力的道义和理性支持，从而给不同的权势集团、利益集团出难题。官方之所以千方百计想把律师这个最需要自由和独立的行业牢牢地控制在严格的不可逾越的圈圈内，就是清楚地看到了律师在当今社会的独特价值。

毫无疑问，在通往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前路上，律师将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我们很容易想见，在皇帝口含天宪、可以任意剥夺一个人生命的年代，那是不需要律师，也不会有律师的。在毛泽东主宰山河、四海翻腾云水怒的年代，律师也决没有存身之处。律师天然地是与一切专制、与无法无天不相容的。作为文明社会的产物，律师从其产生的那一天起，它的使命就是人权保障。它是社会文明达到一定程度后才会出现的。

上个世纪30年代初，头角初露的青年律师史良在上海开律师事务所，在她办公室的桌上摆放着一个醒目的银盾，上面就镌刻着“人权保障”四个字，她以此自勉，要做一个合格的律师。遗憾的是她以后踏上了从政的道路，日渐远离了年轻时代追求的职业理想，成为红色意识形态的道具，失去了她当律师时的独立性。事实上，随着1949年的天崩地裂，不过几十年的本土律师传统被无套的权杖、被和尚的那把伞权硬生生折断了。我们现有的12万执业律师是最近二十多年间，在很不正常的环境下弯弯曲曲地生长起来的，从年龄上说，大致上是三代律师，屹立在中国律师界、屡败屡战的张思之先生已年近八十，年龄最小的律师不过二十多岁。可他们所面对的完全是相同的命运。思之先生如此说：

“按说我们有三代之差，但是我们这三代人同一个命运，命运注定了我们这三代是开路的一代，我们还是开路的，我们绝对不是应该享受成果的那一代。既然是开路的，你就要跋山涉水，你就要披星戴月，特别要紧的是你要敢于牺牲，该玩命的时候你就要玩命，我绝对不主张作无谓的牺牲，但是该玩命的时候绝对要玩命。”

律师这个职业有自身的特点，他不仅要尊重现存法律，更应该尊重法的精神，他需要尊重逻辑，更需要尊重事实。在执业之时，很有可能遭遇错综复杂甚至风险莫测的情况，能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专业水平，能不能最大限度地守护良心底线，是回避，是苟且，是顺从强者的意志，还是坚持自己独立的立场，守卫职业荣誉，对于每个律师都是一种人生的考验。我理解，思之先生所说的“玩命”绝不是一种高调，不是离开律师的职业岗位去玩命，不是在专业领域之外冲锋陷阵，而是在律师这个位置上玩命，是以自己对专业精神的把握和理解，在具体的个案中体现职业良心。这是一种脚踏实地的努力，一种贴着地面的行走，不是在天空中飘飞，不是用一万打漂亮宣言代替一个朴素行动的那种选择。可能有人理解不了他的用意，也可能有人不屑于理解，认为这样做不雄浑、不过瘾，是胆子小、勇气不够的表现。

我喜欢他在2005年11月24日写给北京市律师协会会长那封信里的表述，那固然是仗义执言的一个文本，也是对当代律师命运、地位和处境的一次深入剖析，对于不能保护律师的《律师法》，不能为律师说话的律师协会都有一针见血的洞见，可以说字字辛酸，句句沉痛。但，其中并不是弥漫着一种悲观、绝望的情绪，作为律师，他没有被情绪所掌控，而是处处洋溢着一种清明的理性，一种硬朗的现代律师风格，还有几分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怆和壮烈。我个人以为，这封信不仅应该载入中国律师史，也应该载入21世纪的言论编年史中。

在他看来，不仅律师，还有行业协会性质的律师协会，至关重要的就是独立精神，缺乏独立性，就失去了主心骨，不过是任人宰割的羔羊，不过是说话带“奴”腔的传声的“八哥”。他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面对众所周知黑铁一般坚硬的现实，律师何为？律师如何站在自身职业的角度应对这样的时代？

我最近写过一篇小文《追寻律师的传统》，律师在中国也是有本土传统的，在20世纪前半叶，律师的人数虽然很少，而且主要集中在少数大城市，特别是上海这个超级通商口岸，但这个职业曾经为社会所普遍尊重。那个时代有许多曾高居政坛，做过内阁总长、国会议员的人，在退出官场后选择做律师，把律师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比如1933年开庭的陈独秀“背叛民国案”，当时是轰动一时的政治要案，但我们看章士钊以律师身份出庭辩护时那样的从容、那样的底气十足。这样的案例在整个20世纪前半叶不是孤立的，无论律师的辩护是不是影响审判结果，他们都以独立的姿态挺立在那个位置上，一点也用不着担心什么，顾虑什么。在为共产党人辩护的那么多律师中，有许多人并不认同他们的信仰、主义，只是站在律师的立场。像20年代被杀的律师施洋同时有着共产党员身份的，只是极个别的例外。像史良这样后面靠拢左翼的，早期也完全是独立的。

我以为律师的价值首先就在于他的独立性，同时，律师只有在自己专业的位置上才有可能发挥出更大的力量。在西方社会，乃至在民主化的台湾，都有律师从政的大量先例。但在民主还没有降临的国土上，对于绝不多数律师而言，他们的目标不应该是转行从政。这决不是说，律师不需要关怀社会，不需要为自己栖身的时代尽一分力，而是说律师有他自己尽职、尽力的地方。换言之，律师有自己的职业定位，律师的道义理想更应该在专业领域中体现出来，而不是超越自己的专业。一个好律师，可以有自己的公共关怀，可以有自己对人间正义的强烈爱憎，当这一切和他的律师实践融汇在一起时，才有可能形成真正的力量，并转化为一个保障人权的社会最可靠的基石。律师面前的这条路上，注定了荆棘，有断崖，也可能要“玩命”，有“牺牲”，但这样的“玩命”和“牺牲”毕竟是值得的。

2006年11月30日
首发民主中国

平日极少看电视系列片，偶然看到《大国崛起》，很具吸引力，这已是重播，晚上23点开始，我有早睡习惯，为了看它，也只能熬夜，至今还没有看完。

**河殇、走向共和与大国崛起**

初看《大国崛起》，使我眼前一亮，有种强烈的新鲜感，就象三年前初看”走向共和”，18年前看《河殇》一样。”走向共和”比较真实地描写了清末民初的那段历史，我写了”一部难得的好戏——话说《走向共和》”（收入《呼唤自由》），但不久该片的重播被叫停，作者没有受批判，这与《河殇》遭遇不一样。《河殇》1988年播出，内容与《走向共和》相似，六四的枪声宣布了它的死刑，作者被批判后流亡海外。希望今天的《大国崛起》不要重蹈覆辙，再遭厄运。让国人多了解一些真实的历史，给人们多一些借鉴历史的机会。

**有没有政治背景**

大国崛起播出之后，很多人对政治背景有所猜测，揣摩，于是作者出来公开说明，只是有感而作，是独立创作，并无官方背景。其实有否官方的授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部系列片是否有官方的通行证，据中央电视台12月5日”朝闻天下”报道，该片已经由12月1日人民日报、12月2日光明日报、12月4日文汇报，（都是全国大报），做了正面的推荐，还有新华社，广州日报、深圳特区报、新闻周刊都做了正面介绍。

现在该片正在热播中，11月13－24日中央台首播，27日开始中央台二播，12月4日又有三播开始（中央二台13点）。

现在看来《大国崛起》不但受到观众热烈欢迎，也得到高层有关方面的积极支持。

这些事实，透露出的信息，耐人寻味，是否意味着中央高层的开明派，取得了一些进展？还是正在试探，看看反响如何呢？

《大国崛起》，我至今没有全部看完，从有限的几集中，我感到有不少新鲜内容，它与河殇、走向共和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为这部系列片叫好，希望有更多的人观看这部片子，从讨论开始，议论更为广泛的话题。也期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看到《走向共和》与《河殇》。

2006年12月6日于山东大学（0531－88365021）
－－新世纪

刘公宾雁先生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五日以耄耋之龄病逝于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余适客旅纽约，追随友人参与刘公治丧悼念活动始终；是年二月二十七日，刘公八十华诞暨文学写作六十五周年庆贺活动，余亦忝为发起人之一。思前抚今，不胜唏嘘。值刘公周年忌日，追赋祭文，以悼刘公。

刘公宾雁，1925年2月17日生于中国吉林长春，祖籍山东临沂，晚年流亡美国，不幸罹癌饮恨天涯！生前期盼回国，死后鸿归苍穹。呜呼，叶落归根，游子夙愿，刘公其能外乎？爱子大洪、爱女小雁挽父有誓：我们一定把您带回家！

刘公宾雁，耕耘文坛六十五年，以“在桥梁工地上”一文创奠报告文学文体之基础，针砭时弊，无所畏惧。钦点右籍，历经磨难，不改忧国忧民初衷，继续深入民间底层，写出《人妖之间》、《第二种忠诚》……振聋发聩，直笔曲谏。百姓欢呼青天，当政视若另类。时学界大贤钱钟书先生书赠联语誉之曰：辣手著文章，铁肩担道义。

刘公宾雁，流亡美国十八年，在同仁晚辈为其庆贺八十华诞的会上作此生最后一次演讲曰：我今年八十岁，回想一生，能为中国人做事的仅有九年。其余时间，二十二年右派，十七年流亡。一九五七年当右派，是我最好的选择。否则，或早死掉了，或成为帮凶姚文元。

刘公缓缓道来，余面聆之，如闻迅雷。痛哉斯言，悟哉斯言！

刘公仙逝之际，女小雁随侍在侧。刘公夫人朱洪女士率子大洪、媳白芹、孙冬冬、女小雁、婿东江、外孙达宽大殓。

新泽西州殡仪馆刘公遗体告别仪式肃穆哀戚，普林斯顿大会堂雁翁追思大会隆重庄严。

种种境况，历历如在目前。谨以一瓣心香追忆诔祭颂赞曰：

新泽西州殡仪馆告别遗体之日，大雪初霁；普林斯顿大会堂追思英魂之时，晴空万里。

阴界冥冥，乾坤朗朗。芸芸众生，相约四方，预期而至，同聚一堂。挽联满壁，鲜花陈廊。安详刘公，静卧花丛；存者怵惕，一鞠三躬；逝者已矣，瞻仰遗容。呜咽声闻，情切哀恸。或泣或呼，或吟或唱，或人默立，或人演讲。泣呼者痛彻心肺；吟唱者若歌离骚；默立者寄哀思于静穆；演讲者发感慨于灵堂：天人永隔宾不隔，“鸦雀无声雁有声”！

雁翎曾展鹏翼，虎腕屡挥狼毫。此身纵寄檐头篱下，彼笔续写桥梁工地。彻悟生死之变，永存人类良知；剖析人妖之间，洞察社会弊端；疾呼第二忠诚，痛念十亿苦难。驱邪扶正，认铜作金；识釜非钟，悲天悯人。九州从此，再无二雁；四海同声，痛哭一宾！

严君正学哭，廖君亦武哭，刘真君哭，郑义君哭！正学为公捐到民心，刘真高唱嘎达默林，亦武箫曲关山飞渡，郑义以公为豪为荣。诸君之哭，声达九霄；诸君之泪，漫天为雨。仰问苍天，俯叩大地；苍天无语，大地回响：去国十七载，不党五十年；追求民主自由，崇尚平等博爱；皆誉中国良心，奈中国良心泯灭！尽称宾雁是人，缘宾雁人格卓尔独立，辉煌映照于混溷堕落之浊世也！

逝雁难追，心碑己立。有大陆青年，燕尔新婚，停发工资，风闻公逝，捐款百金，拳拳此心，苍天炳鉴。新妇临盆，婴名远雁。远雁哭了，远雁笑了。正是：“莫道英雄去不还，已闻新雁起寒汀！”

黄泉路不远，前辈从此安息；蓝天途尚遥，吾侪正在努力。

谨备鲜花一束、乐曲一首、清唱一歌、稿笺一迭、钢笔一管、高粱一坛、洋酒一樽、佳茗一杯、酸菜白肉血肠烂炖一锅，恭献于灵前。愿刘公持鲜花、聆乐曲、享清唱、饮高粱、尝洋酒、品佳茗、握钢笔、大嚼酸菜白肉血肠火锅，长书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于稿笺也。

快哉尚享！

晚学：黄河清敬拜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一日于地中海畔
首发开放杂志

国庆大典

2020年10月10日，北京朝阳区的市民吴子民先生很早就起来了，今天是个特别得日子，既是国庆大典，也是自己40岁的生日。他穿上了自己那件最有风采的西装礼服，因为今天他要作为观礼嘉宾参与国庆大典。今年的国庆节，到底算是第几个国庆，作为中国国民代表大会议员的他也胡涂了起来。有一点是比较清楚的，就是今年是退居台湾的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的第一年，这是统一后的第一个国庆节。

统一后的中国，还叫“中华民国”，但是这个名字是由“中华民主共和国”缩写而来的，涵盖了“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国名的内涵。如果从1911年中华民国元年算起，今天的国庆就应该是中国废除帝制、走向平民统治的第109个国庆节；如果以新立的国号“中华民主共和国”算起，今年算是中华民主共和国元年，也是“新中国”的第一个国庆，算是开国大典了。

吴先生7点钟走出家门，步行不远就是北京的地铁1号线，他乘坐地铁直接坐到天安门西。天安门东西两站已经被戒严，宪兵只是允许参加国庆大典的嘉宾和工作人员通行。吴先生通过一系列的安检程序，步上观礼台西翼的国会专区。他举目四望，看见国会代表同仁大部分已经到齐，他忙不迭地给诸位同仁寒暄致意。

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改组而来，现在分别称作政协会和国代会，相当于美国的参议院和众议院。政协会由中国100多个政党代表和无党籍代表组成，总计240个席位；国代会全称是沿袭中华民国“国民代表大会”的称呼，由各个自治省选举出4个民意代表组成。早在2010年，中国已经按照人数、人文地理、经济圈等各项因素将中国大陆划分为57个直辖市、自治省份和自治区域，加上香港、澳门、台湾三个特别行政区，总计为60个省级架构，共计240名民意代表。政党代表和民意代表共计480人共同组成国会，成为中国最高的立法机构。任何一项立法需要480人的半数以上通过，宪法的修改则需要全民公决和国会三分之二的人数通过。

国庆大典之前，其中最为重要的步骤是将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画像换成孙中山画像。海峡两岸的共主不是蒋介石，也不是毛泽东，而是中华民国的创始人孙中山。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成了独裁者的代名词，毛泽东更甚，甚至被民众看做是一个希特勒齐名的政治魔鬼。毛泽东纪念堂由于其遗体已经严重风化和腐烂，在医学上保存存在很大困难，不得不于2008年奥运会之前搬迁。由于国内民粹主义的强烈坚持，将毛泽东的遗体从天安门广场迁回湖南韶山老家入土为安，并由毛泽东的粉丝们集资修建泽东陵。2012年，毛泽东纪念堂被改造为人权纪念馆。

吴先生生于上个世纪的1980年，属于中国大陆刚刚改革开放的新生代。生于1980，一度成为中国文化界和新闻界津津乐道的话题。“是1980年代人给中共专制政权最后一击。”纽约时报评论中国大陆的1980年代时说。

吴先生还清楚地记得，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50周年国庆大典的时候，他作为一名北京大学法学院二年级的学生去参加了集体组织的游行。深受法学思想熏陶的他，看着眼前导弹部队和共军仪仗队的铁流滚滚，此刻已经意识到，这个靠铁血统治维持的中共政权很难再长久。大学毕业之后的他，从律师事务所的助理开始做起，最终成为一名知名大律师，并投身维权运动和反对运动。

吴先生感觉到，这次国庆和1999年国庆明显不同，那时是戒备森严，中共在全球面前进行最大规模的阅兵，以显示军事威风。而这一次国庆没有军队进场，只是仪仗队在过去之后，天安门广场就成了一场盛大的PARTY。

新当选的总统林水扁宣誓就职，并发表就职感言。他引用了中共元老胡风的一句话“时间开始了”，他说，胡风先生说中共执掌政权是“时间开始了”，然而那一次历时跟中国开了个巨大的玩笑。中国并没有等来一个自由与繁荣的国度，等来的是漫漫的专制长夜。中国人遭遇了五千年来不遇的集权统治，大约6000万人死于非命。经过五千年炼狱的中国人，今天才真正地完整地统一在一面民主旗帜之下，中国人终于学会了和平交替权力和有效制衡权力。尽管这一步来得太晚了，但是毕竟功夫不负有心人，15亿中国人终于等来了这一天。“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俱往矣，中国人这一次才真正有资格理直气壮地说：“时间开始了。”

政党轮替开局

马英九先生2008年获得中华民国总统大位之后，连任两届，2016年自动离任。马总统在位8年期间，为两岸政治和解立下了汗马功劳。

2007年，中共十七大召开，胡锦涛获得连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团系人马在十七大之前全面抢班夺权，中共代际更迭加速，中共从中央高层到基层，大部分为一批年轻、高学历的官员所把持。缺乏学历的转业军人和革命军人的后代逐步淘汰出局。

胡锦涛在第二任期间，逐步推动了有限的政治改革。2008年，奥运会之前，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其后，中国大陆的反对运动获得实质性的法律支撑。民间威权人士、法律专家、新闻从业人士成为反对运动的中坚力量。

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开。北京大学法学学士、经济学博士李克强当选中共总书记、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实现中共第五代领导人的顺利交替。李克强顺应时代潮流，面对国际和国内的双重压力，不得不于2015年开放党禁、报禁、开放省级以下的议会代表和行政长官的选举，同年颁布《政党法》、《新闻法》和修改《选举法》。

中国大陆原来拥有7000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迅速分裂瓦解，只有一百多万党员仍然信奉原教旨共产主义，他们仍然聚集在镰刀虎头的旗帜之下，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共产党的立党思想。但是由于新颁布的政党法明确规定：“任何政党不得煽动暴力、国土分裂、族群阶级和宗教仇恨”，共产党去掉了党章中暴力成分，仍然是中国的一个合法政党，公开活动。

中国人的本性是树倒猢狲散，更多的共产党人害怕为中共的统治黑账埋单，大部分共产党人分化成立了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国农工党，分别拥有千万党员之众。其余的5000多万中共党员大部分退党，或转向其它政治党派。

中国民主党自从1998年公开活动到党禁的开放，历时17年的时间，终于获得合法的地位，并在五年时间内成长为中国第一大党，全国性党员达到3000万人。原来中华民国的民主进步党已经完全放弃了台独党纲，和中国大陆的中国民主党合流，原来的民主进步党成为中国民主党在台湾的一个分部。

原来中华民国的其它政党悉数来大陆发展，已经从台湾的本土型政党演化为全国性政党。“每个政党的人数都多得吓死人，是屈居台湾时无法比拟的。”香港《东方日报》的评论说。

中国国民党成为中国第二大党，人数从败退到台湾的几百万党员跃升到2000多万党员，人数直逼第一大党中国民主党。

2015年，中共领导人李克强和台湾领导人马英九正式会谈，就两岸统一问题制定了5年的过渡时间表。两岸签署了统一条约，更改了国号、国歌、国旗、国徽，以及规定了两岸三地包括港澳在内的法律融合和对接问题。

2016年，中国国民党由于和中国大陆的关系改善以及在统一问题上的实质性进展，再次赢得台湾的政权，连战之子连胜文46岁即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这是退居台湾的中华民国最后一任总统，被媒体称作“末代总统”。连胜文赶上了最后一班，完成了连战竞选总统时屡战屡败的遗愿。

民进党在台湾的没落，并未阻止其东山再起。民进党和中国大陆的民主党融为一体之后，凭借当年在台湾丰厚的反对党经验，迅速成为中国大陆民主化的中坚力量。中国民主党获得合法地位之后，2016年举行全国党员代表大会，台湾省籍的林水扁当选为中国民主党党主席。

根据两岸统一时间表，统一后的中国将于2020年举行首次大选。中国民主党主席林水扁一举获得压倒性的胜利，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

统一后的中国，杂糅了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英美法系、葡萄牙的大陆法系等诸多法域的特色，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和法制体系。中华民国宪法规定，官方任何文书公告，需用中文简体字、中文繁体字、英文和葡萄牙文四种文字颁布。

由于英文成为官方文字，中国人会讲英文的人数剧增。到2020年，中国任何一个大中型城市随时都能看到外国人的身影，很多外国人甚至申请中国国籍。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人口输出国，也成为全球最大的人口吸纳国。华人遍布全球的各个角落，各种肤色的外国人归化为中国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移民国家，上海、北京、广州等地更是全球闻名的国际性都市。

一个人的游行

中国在2008年举办奥运会之后，民族信心大大增强，果断停止了一切不符合世界潮流和国际标准的做法。废除了计划生育制度、土地公有制、户籍制度，国民持身份证和社保卡即可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旅行、居住和工作，随意生育子女，当然由于巨大的生活压力，更多的人选择生育一个子女。

中国还有限度地适用死刑，每年枪决的死刑犯基本上都是暴力犯罪和恐怖犯罪分子，人数已经从1983年的24000人下降到2015年的1000人。2020年，统一后的中华民国更是废除了死刑，死刑从此从中国的历史上消失。

中国在人权保障上的进步获得了联合国以及国际社会的广泛肯定和支持。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每年提供高达1000亿美元的无偿援助，帮助中国训练司法官员、行政官员和律师。

2008年，美国启动普林斯顿大学制定的“民主政府同盟”计划，组建民主政府联合体。2015年“民主政府同盟”将中国纳入其中。中国因为儒家和佛教影响的底蕴，加上民主制度，更显得温和圆融，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国家之一。

但是政治改革和外交上的巨大成功，并不表明国内社会一切太平。吴先生所在的小区就出了个这样的“乱子”。他们小区有个张老太太，今年65岁，喜欢带着三岁的孙子养小鸡。不凑巧的是，她将小鸡带到小区旁边的街道上晒太阳，结果丢失了5只。张老太太迅速报警，但是警方出警速度有点慢，这5只小鸡被大街上来往的车辆给碾死了。

张老太太和孙子哭得死去活来，她要去法院控告警方不作为，并申请到天安门游行。张老太太找到吴先生哭诉。吴先生劝导她不要去天安门游行，小题大做了，就是游行到朝阳警察分局游行一下就行了。张老太太不依不饶，非得要去。还好，警方顺利批准，但是说明10月10日是国庆大典，10月11日方可。国庆次日，张老太太就带着孙子来到天安门广场，胸前挂着白花，举着一面小小的横幅“鼠年丧鸡，流年不利。”孙子更绝，举着一面小旗，上书“警察叔叔请还给我的小鸡。”胸前还挂了一只鸡娃娃的玩具，按一下还会朝外喷水。

刚到天安门广场就让警察给拦下了。警方告诉张老太太，她的孙子是未成年人，不享有政治权利，不得参与游行示威，但是警方可以代为照顾。就这样两个警察看着老太太，防止老太太被人流所挤倒，另外一个警察抱着张老太太的孙子。

吴先生正好去国会（原址是人民大会堂）上班，看到此情此景，忍俊不禁，逗张老太太的孙子说：“你的小鸡鸡不是在你的裤裆里吗，为什么还要找小鸡鸡啊。”周围围观的民众和几个警察听了不由得哈哈大笑。

西线有战事

缅甸军政府长期以来拒绝政治改革，并且变本加厉加强其集权统治，在缅甸北部大力发展罂粟种植，成为全球最大的海洛因生产和走私大国。国际社会的一再对其实行制裁，但是缅甸军政府不理不睬，作为报复，甚至在2008年冒天下大不韪枪决了著名的反对派领导人昂山素季。

为了对抗国际社会的制裁，缅甸军政府从中东购进核材料，欲发展核武器对抗国际社会。为了遏制缅甸的核武计划，联合国出台了8827号决议，并声明三个月内若不停止发展核武，将动用武力。三个月的期限到了之后，缅甸军政府仍然无动于衷。联合国决定组织联合国军进行打击。由于中国是缅甸的邻国，占据相当大的战略优势，中国政府负责进行陆地进攻。美英航母舰队停留在印度洋，伺机进行海上打击。

2020年8月1日，以美英日德法中为首的联合国军向缅甸发起攻击。一个月内，攻下缅甸。中国和其它国家一道，在缅甸军政府被推翻之后按照基本的民主框架重新建立缅甸新政府，开放党禁、报禁、各级议会民意代表直选，成立缅甸联邦共和国。刚刚摆脱专制统治的中国做起来驾轻就熟，由于中国专家的协助，联合国军没有在缅甸遭遇什么抵抗，一个和平、民主的缅甸新政权很快屹立起来。

其实中国政府在民主化之前的2009年就有限度地参与过一次国际“侵略”战争。2006年，北韩金正日王朝不顾国际社会反对，悍然发动核试验，在六方会谈无果之后，中朝关系破裂。由此也坚定了中共高层看清了专制政权的邪恶，不与流氓国家为伍。2008年，北韩再次进行核试验，并将核污染散布道日本海和中俄边境。联合国出台8201号决议，对北韩实行武力打击。中国虽然投了赞成票，但是并未参与军事打击行动。

为了给北韩政府在战争之前予以重创，以美英日为首的联合国军率先对北韩境内的核设施和军事设施进行空中打击。中国政府积极配合，开放了中朝边境，给予逃离北韩的民众政治难民的地位，并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在中国东北边境建立可以容纳五百万人的难民收容机构。战争机器开启之前，北韩民众动用各种力量，甚至在中朝边境开展武装暴动，一时间，北韩民众用脚投票，在朝鲜人民军杀戮的枪声中，漫山遍野朝中国边境方向翻越。等到战争打响的时候，北韩的民众已经逃亡到中国大陆的超过500万人，北韩国力衰竭，兵员补充不足。朝鲜战争持续了半年，顺利结束，金正日政权被推翻。联合国军沿袭伊拉克的作战和建立新政府的经验，再加上中国和南韩两国的协助，民主的北韩政权建立起来，并且和南韩建立了统一时间表。南北韩于2012年完成统一的法律步骤。

中国自动完成和平演变、兵不血刃地完成政治转型，缅甸和北韩两个政治专制毒瘤的武力清除，尼泊尔王国也完成了君主立宪制度。截至到2020年，整个亚洲全部实现了民主化。全球除了中东和非洲的十几个国家还是专制统治之外，基本上实现了全球民主化和经济全球化。

在国庆大典上，林水扁总统坚定地表示，毛泽东统治时代，试图向全球输出革命，实际上是输出共产专制制度，今天的中国将和美国、英国、日本等国一道，输出的是民主输出的是和平，中国将成为促进全球民主化的重要力量，必要的时候还会象出兵缅甸一样，将民主的旗帜插满全球。

东方文明的领头羊

台湾以及中国大陆顺利完成政治转型，并成功走向统一，这一政治现象引起中国和海外学者极大的研究兴趣。

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儒教和佛教为主流的东方文明并不是民主的天敌。儒教的至高典范是圣贤，佛教的至高境界是佛陀，无论是圣贤还是佛陀，都是人，是人的最高境界。基督教是上帝的宗教，是神的宗教，而东方的这两种宗教是有关人的宗教。人和神之间并无紧张的关系，但是如果人逾越自己的本份，试图成为神那么就会和基督教神学产生紧张关系；相反如果人能够谦卑下来，在私生活领域内进行自我修炼，在公共生活中不称王称霸，不垄断一切政治权力，那么神学和人学之间就会达成默契，双方的紧张关系就会得以纾解。

基督教在中国民主化的过程中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自上个世纪末期，中共逐步开放宗教自由，基督教、佛教等各种宗教得到了迅速的发展。1999年遭到中共打压的法轮功、香功、中功等气功在2008年重新获得合法的地位，并逐步参与到中国政制转型的大潮中来。

截至到2020年，中国的基督教信徒达到3亿人，佛教徒2亿人，道教、气功等功法团体等准宗教组织达到4亿人，其它的大都是信奉儒家文明的无神论者大约有5亿人。中国的信仰生态形成了2、3、4、5的多元格局。

每个宗教不管是古老的还是新生的，在中国都能够合法存在和活动，不受政府的管制，只是如果有些宗教信徒涉及刑事犯罪才会遭到政府的追捕和起诉。在北京、上海任何一个城市，在都市的繁华背后，到处可以看到练功者的身影、听到教堂的钟声、闻到寺庙的香火味道。信仰消费成为中国民众一项重要的支出，每年宗教方面的消费高达5000亿美元。

中国由此新创了很多宗教派别。河南某地出现了一个“蛤蟆教”，信徒们认为蛤蟆是人类的祖先，是万事万物动力的源泉，他们每天叩拜蛤蟆，出门在胸前别着蛤蟆模样的胸牌；陕西兴起了一种气功，叫做“拍屁股功”，结果西安这个古老都市的街头，每天早晨都能看到一群功法练习者在公园里练习拍屁股。据练习者讲，每天拍屁股一百遍有助于活血化瘀，长命百岁。

无论哪一种稀奇古怪的宗教，都在中国找到追随者。曾经影响了中国一百多年的马克思主义，沦落为一个非常小的支脉。如果谁再说他信仰马克思主义，他就会被人看作去信仰“蛤蟆教”一样的怪物，纷纷敬而远之。

专家发现，在宗教自由的基础上，实现基督教、佛教和儒教的杂糅，有助于将东西方文明的精华糅合在一起，散发出比西方本土文明更为强健的文明气质。中国、韩国和日本成为这一新兴文明的领衔者。

中日韩三国由于日本侵华的阴影，三国之间长期貌合神离。中国和韩国相继完成统一和民主化之后，三国之间的精神气质、价值取向、经济利益出现高度的吻合，他们遵从国际社会共同遵从的人权价值标准，同时拥有儒教和佛教的智慧和圆融。日本在军国主义时代梦寐以求的“大东亚共荣圈”在21世纪以一种新的模式出现了，共同主导着亚洲的走向。

以上梦想源于虚构，请读者不宜作过多联想，各政党亦不宜作过多猜测。

2006年12月5日于北京CBD

作者为北京独立时事评论员

──《观察》首发

(Dr. Liu Xiaobo:) We will not lower our head in the face of any pressure no matter where this force against freedom of writing comes from.

(Part One: ICPC Background– 1 minute, photos)

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re (ICPC) is a nongovernmental, nonprofit and nonpartisan organization beyond borders.

It is a free association of those who write, edit, translate, research and publish literature work in Chinese worldwide.

ICPC was founded in 2001 by some Chinese writers in China and abroad.

It became a chapter of International PEN (IP) at its 67th congress in London in 2001.

Its founding president was late Mr. Liu Binyan, a famous writer, journalist and activist who had been known as Conscience of China,
And its vice-president was Mr. Zheng Yi, another writer well known in China in 1970s and 1980s.

Since then ICPC has sent representatives to IP congresses every year, ICPC has now become one of the most active and responsible PEN centers.

(Part Two: ICPC Today– 2 minutes, meeting documents, photos and videos)

October 2005, ICPC had its membership congress on Internet for the second time.
ICPC Charter was revised and its new board was elected.

Dr. Liu Xiaobo, a prominent dissident writer in China, was reelected as ICPC President.
Two Vice-presidents are Mr. Yu Jie, a famous young writer in China, and Dr. Chen Kuide, a prominent scholar in USA.
Its Board of Directors includes other well-known writers/scholars, Wang Yi, Cai Chu, Zhao Dagong, Meng Lang, Liao Tienchi, Yu Shicun and Wu Yimao

ICPC has now more than 200 members,
about a half in Mainland China, and another half overseas.

Honorary Directors include Vaclav Havel,
and also three Nobel laureates Gao Xingjian, Kansaboro Oi and Nardina Goldimor

ICPC members include many other prominent writers, such as Chen Maiping, Ma Jian,Yang Lian, Bei Ling, etc. who severed for ICPC as its former directors,
as well as many active cyberwriters.

Their creative writings have provided ICPC with new energy and liveliness.

(Part Three: ICPC Missions and Perspectives –3 minutes, text, photos and videos)

ICPC follows the mission of International PEN  promoting literature and defending freedom of expression, also provides its members with a platform for international literary exchanges.

ICPC aims at becoming a NGO in China and defending freedom of writing there.

ICPCs ideal is to let liberal spirit of the writers in Chinese evident in the spiritual vision of whole humankind, and, like other centers, be capable to defe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for the writers worldwide.

(Dr. Liu Xiaobo:) As president of 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er, also on behalf of my member colleagues, I would like to speak about tow points: First of all, we writers, who are writing in Mainland China and who are writing in Chinese language, are often called dissident writers by others. We still stick to our writing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a lack of the freedoms of speech and publication, the conditions of a lack of the freedom of writing. We still maintain the spirit of the freedom of writing in the field of literature, criticism and editing, etc. We will not yield to the pressure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is pressure on freedom of writing comes from which direction, from the government or from other sources. Secondly I want to make an appeal again to writers thought the world, especially writers from free countries, to the governments and NGOs to continue to pay attention to Chinee writers and to their conditions of writing, and thus help them to obtain their freedom of writing.

ICPCs perspectives can be summarized into two aspects:

Firstly, regardless of political inclination or other standpoint which s/he holds , regardless of country or region where s/he lives, regardless of form or genre that s/he utilizes, a writer in Chinese shall always have freedom to write, express and publish her/his work, and also the right to criticize those in power, and should not consequently be subjected to the political persecution nor to the imprisonment conducted by any state. ICPC opposes that anyone in power conducts control of press and publication or censoring of opinions.

Secondly, Chinese literature shall bear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language beyond borders and nations. All of people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write and express in Chinese. The publication and circulation of Chinese writings in any country or region shall never be interfered regarding its political system or situation. The works of Chinese literature shall be among the common spiritual resources of all humankinds, they shall under no circumstance, be damaged for political, ethnical, national, religious or ideological arguments.

(Dr. Liu Xiaobo:) In my opinion, after the Cold War, the degree of liberty in China is related to the whole world and has directly corresponded to the progress of world civilization. I dare say that, to certain extent, if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the support of the whole world, we work together to change China from a totalitarian state, from a state without freedom of writing, to a free nation where every individual can express himself/herself freely and write as well as publish without barriers, then it will mean to elevate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of the whole world, and that the world will move to become a place where writers can create freely. I believe this is the key issue whether we have or not an environment of freedom of writing is a crucial precondition for the elevation of the spiritual quality of mankind, a crucial precondition for the creation of a spiritual product.

(Part Four: Rescue Writers in Prison –1 minutes, photos and documents)

ICPC devotes itself to help Chinese intellectuals to write freely,
and gives supports to the writers who suffer political persecution for their expressions.

ICPC also establishes websites and publishes magazines,
and setups internet libraries and publishes collections for free writers.

In recent years, Chinese government has intensified its persecutions of cyberwriters, and jailed more than 60 writers for their Internet writings.

One typical example is the case of Shi Tao, a poet and ICPC member, who has been sentenced to 10 years in prison for his Internet publications.

Yahoo has provided Chinese police with Shi Taos personal data as evidence for his sentencing.

This case is one of the unpleasant facts that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have helped Chinese government to suppress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China.

(Part Five: ICPCs Awards and Other Activities in China –2 minutes, videos and photos)

ICPC has annual Award of Freedom to Write and Lin Zhao Memorial Award,
which honour the writers for their achievements in liberally writing in Chinese.

ICPC awards are totally different from governmental and commercial prizes,
and so are much respected by independent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2004 and 2005, though facing intensified pressure from the authorities,
ICPC held awarding ceremonies in Beijing each year.

About 50-60 participant attended the warmly ceremonies.

These ceremonies have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ce events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these years.

ICPC also holds various readings, seminars and panel discussions.

The Literature and Memory symposium held in Beijing in January 2006
discussed several works reflecting political persecution under Mao era.

Ms. Zhang Yihe, winner of 2004 Freedom to Write Award, pointed out:

At all time and in all countries, not just in China, any dictatorship has always sacrificed countless innocent lives either to protect an emperor or to defend a banner, or a doctrine, or a political party, which may be all the same in the world.

As it has sacrificed countless human beings in such circumstance, .any personal memory is always connected to the memories in a country, a society and a nation. Actually the deeper your personal memory is, the more profound your engagement in the reality will be.

More than 100 readers attended the seminar.

Although the authorities sent several plainclothes police recording and photographing at the seminar those who sought the truth could not be stopped.

(Part Six: International Activities of ICPC Members –2 minutes, videos and photos)

ICPC has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international literary arena.

Many members have received international literary awards.

ICPC member and poet Mr. Huang Xiang is resident writer at Pittsburg in U.S.

ICPC member and essayist Mr. Jiao Guobiao made a successful visit in Japan.

In many literary activities in Australia, Hong Kong, USA and Europe
ICPC members are notable participants.

ICPC would like to be a friend of all freedom-loving writers and readers to build up a bridge to China for the foreign friends interested in Chinese literature.

在杨绛的《我们仨》第164页有一段文字：（钱钟书）饶是如此，还免不了背后被扎一刀。如此不是档案里的东西在大字报里暴露出来，我们还不知道。这件事我在《干校六记》里有过交代。我们夫妻喜欢玩福尔摩斯，证实诬陷我们的是某某人。我不免有些担忧，钟书与世无争，还免不了遭人忌恨。钟书倒安慰我：“他也不会随心的”。这句话给我增加了一分智慧。（大意如此）

同样在《我们仨》后面有段话：我有些迷信，这个位置（指社科院副院长）是那个诬陷我们的人想要的，可是给一个不想当的人当了。世界上常有这样的奇事。（大意如此）

我们不由的猜想，这个人是谁呢？

社科院那么多学者教授，要猜对当然是件不容易的事。但我们如果是有心人，还是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的。

首先，这个人想当社科院副院长，想来应该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否则也不敢作此想。

另外呢，如果我们读过钱钟书和杨绛的许多文章，就发现有个人从来没有出现过。考虑到钱钟书夫妇俩是不喜欢与人交往的人，在他们书中没有出现过的人物应该也是非常之多。但这人不是一般的人，首先，他是陈寅恪的高足，曾受他的提携，也得到过胡适的赏识，在学界也是一响当当的人物；第二，他与钱钟书是校友，钱前脚刚进清华大学，他后脚也迈进了清华大学，前后相差不到两年，按常理来说他们应该认识；第三，这一点也很重要，在这个人的所有回忆文章里，也从来没出现过钱钟书夫妇。同是著名学者，同是清华校友，同在一个社科院里，互相不通生气，这未免太奇怪了吧。

讲到这里，这个人可以呼之而出了。

且慢，我再讲一个有意思的片断，我记在在几年的一天前看中央台的新闻联播，中央为了表明对高级知识分子的重视，分别看望德高望重的人物，其中温家宝探望的就是这个人。这个人当然垂垂老矣，但在领导面前居然精神还好，当温问到他是否后继有人时，他“咔喳”一声赶快接上：有，有好多人！其思维之敏捷，反应之快速，令人惊讶，也让人感到别扭，连温家宝脸上都露出会心的笑容。

在领导面前如此想挣面子的人，当然不会入钱钟书的法眼。

这个人就是：季羡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