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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诗云：“但解购书那计读”，又见了曹聚仁先生的几本书，就一如既往的买了下来。这其中，第一本就是《文坛五十年》。书前1996年8月的出版说明称：“《文坛五十年》系我国现代已故著名记者和作家曹聚仁先生的一部回忆录性质的著述。此书最初于50年代中期由香港新文化出版社出版。由于当时的印数和发行范围有限，大陆广大读者很少有人读悉。此事距今已有40余年。今征得作者长女曹雷同意，并授权首次在大陆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曹聚仁先生写与20世纪中国文坛的许多著名学者都有这交往，本书真实而生动记述当代文坛的一些重要的人和事，这些文坛轶事无疑是研究现代中国文学史一价珍贵的资料。这也是我们今天重新出版此书的一个缘由。整理这部著述时，我们发现原书存在不少疏漏，这次出版，我们作了认真的校勘，但有些地方，为保持原书面貌，只加注以示正误。此外，原书分‘正’、‘续’两集，为方便读者阅读，此次出版，将两集合并为一。兹此说明。 ”

书八折。我知道，我又一次捡了一个大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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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老报人冯英子曾为曹聚仁题词：“行万里路，无愧记者；写百本书，不负此生。”曹氏一生写下了4000万字，在我的书架上，只有三联版《万里行记》、《万里行二记》、《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文思》，东方出版中心的《文坛五十年》、《鲁迅评传》是我的心爱之书。三联出的《北行小语》、《书林新话》、《文坛三忆》、《曹聚仁杂文集》，上海书店出的《书林又话》，上海人民出的《听涛室人物谭》、《天一阁人物谭》、《上海春秋》，我都没有。不过，《听涛室随笔》于1970年在香港《晶报》连载后，更名为《国学十二讲》在香港出版，1986年北京三联书店出了增订本，改名为《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这样，我的遗憾就小得多了。曹氏1950年在香港定居后，他在大陆是受礼遇的人，但他的著作在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在大陆所出极少。

根据北大游学代言人柳哲写的《曹聚仁为祖国统一大业贡献了毕生精力》所述，曹聚仁与蒋经国曾经过从甚密，为其办过《正气日报》，并做过蒋经国孩子的家庭教师。1956年7月， 曹聚仁来到北京，根据毛主席建议，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在颐和园请曹吃饭。1958年8月23日金门炮战前几天，毛泽东主席接见了曹聚仁，将金门炮战的底细，主要是打给美国人看的，以避免美国人插手使台湾划海峡而治，让曹聚仁设法传递给蒋氏父子。曹聚仁也答应将消息传给蒋经国。周总理和我们也等着曹先生把消息传递给台湾。当时曹聚仁可能没有与蒋经国直接联系上，或者出于别的什么原因，但他为了执行毛主席交给的特殊任务，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后来在新加坡《南洋商报》以记者“郭宗羲”的名义，发表了金门炮战的消息。周总理对此事有些不满意，当时周总理十分重视保密工作。

曹聚仁曾经给胡适写过信，劝他回大陆，被斥为妄人。

曹聚仁以为自己可以藏之名山的思想，是他曾经反复强调过，又在《我的读书经验》中说的“我读了三十年，实在没有什么经验可说。若非说不可，那只能这样：第一，时时怀疑古人和古书，第二，有胆量背叛自己的父师，第三，组织自我的思想系统。若要我对青年们说一句经验之谈，也只能这样：”爱惜精神，莫读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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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读曹聚仁先生的《文坛十五年》，还觉得是现在的新书呢。其实，这书是1954年香港新文化出版社出版问世的。从人们思想的接受程度看，1997年6月上海才出一版。这个时间跨度，就是思想界回头的跨度。说来辛酸，梁漱凕，胡风，彭德怀，刘少奇，老舍，还有一大批人，一大批书，一大批文物，一大批事业，文化大革命，都是这个跨度的的代价。不过，小民还是应该庆幸，要是不让你回头，不是照样看不到，照样学大寨么？

这书的“新”很多，我只记很少的一些，算作是保留读过后记忆里的一点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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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聚仁说，“我们也承认周作人在文学上的成就之大，布在鲁迅之下，而对文学的理解之深，还在鲁迅之上。”周作人晚年的作品，有一多半是经过曹聚仁之手在海外报刊发表的。

但是，就又记起曹先生 1940年11月13日以《从陶潜到蔡邕》为题写的话来了“这番话，也可以用来作周作人的评议。无论谁替周作人作怎样维护的话头，终不能说出周作人必不能离开北平那圈子的理由，更无人说出他非出卖灵魂不可的理由。说来说去。还是‘己私末忘，而宠辱之情，移于衰老也’！周作人也竟做了汉奸，知识分子的操守，真不容易说了呢！ 有人说，现在知识分子事仇作伥，不独周作人一人，你何独苛于周作人而必严加责备？说来还是顾亭林那句老话：人人可出，而他不必可出。周作人乃是五四运动以来的青年导师，文化界的白眉，连敌方的文化人都以为他将清高介守，不肯出山的，而今竟出山（应该说出苦茶室）事敌，我们怎可以不加严历批评呢！ 我郑重地说，周作人是”蔡邕“，不是”陶潜“；国法具在，应当付之典刑！ ”

这是因为“ 沈从文先生近在国文月刊（三期）谈习作，叫青年们从周作人、鲁迅作品学习抒情；其中说到周作人的人生态度，‘似因年龄堆积，体力衰弱，很自然转而成为消沉，易与隐逸相近，精神方面的衰老，对世事不免具浮沉自如感。’又引了我的意见，说周作人是‘由孔融到陶潜’。”“我们喜欢陶潜之为人，多少由于爱好他的诗篇而来，其实他的处世态度，并不足为法的；我们是生活在社会网之中，社会问题便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怎能不管不问呢？挂冠而去，不为五斗米折腰，都是读书人使性子的办法，有什么可取？社会上有一二个陶潜，或者有人觉得有趣，或者可以出卖清高；若有了十万个陶潜，那就不知要糟到什么程度，乱到什么程度。焦循说得好：”人不可隐，不能隐，亦无所为隐。用周公孔子之学而不仕，乃可以隐称；然有周公孔子之学，则必不隐。许由、巢父、沮溺之流，自负其孤孑之性，自知不能益人家国，托迹于山溪林莽以匿其拙，故吟咏风月则有余，立异矫世，苦节独行则有余，出而操天下之柄则不足。……是故耕而食，凿而饮，分也，出则为殷浩房（guan），贻笑天下，宜于朝则朝，宜于野则野，圣人之藏，所以待用也，无可用之具而自托于隐，悖也。‘他这话，不仅骂尽了如袁中郎一流的假隐士，也骂尽了陶潜一流的真隐士；吟咏风月则有余，操天下之柄则不足，即是陶潜一流人的最好考语。 “

而焦里堂，恰好又是知堂所推崇的人物。陶潜的被我们热爱，又是怎样的合情合理。

这做人，真也难。活人难，死人也难。今天的人难，过去的人，也难。

国家给了周作人以生路，曹先生给了晚年的周作人以发表文章的机缘。文人的生命，是以文字的发表问世为标志的。真到了后来，在文字上，曹氏并没有将知堂老人“当付之典刑！”判刑的时候痛快，读书的时候，也痛快。

这些看似矛盾的问题，又是这书给我们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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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书竟然以吴稚晖为开篇人物。吴稚晖竟然以“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为处世精神，这精神竟然又成就了吴稚晖的盛大志业，这志业的开首语竟然是“文学不死，大乱不止”。

曹聚仁说，“吴老先生，从清末以来，一直是国语运动的领导者，1913年，主持读音统一会，审定了注音符号，到后来提倡拼音文字，他说国语文学，那还是士大夫穿的皮鞋，为了一般种田人着想，用国音符号拼方音，那才是走泥路的草鞋。他是一个最了解民间文学的新文学家，他叫我不要让别人牵着鼻子走，他是东方的伏尔泰。”

还是这个吴稚晖，他居然是社会改革的一个先导者。“他希望社会上改变风气，不崇古而尊今，不尚文而重工，书房都变成工作所，客来，请在工作板凳上讲话。那么中国就会有希望了。”原来，吴稚晖们也爱国，也想让中国好，这是我先前所不知道的。

胡适曾经有折扣的评说过吴稚晖：“近八十年来，国内学者大都是受生计的压迫，或政治的影响，都不能有彻底思想的机会。吴先生自己能过很刻苦的生活，应酬绝少故能把一些大问题细细想过，寻出一些比较有系统的答案。在近年的中国思想家中，以我个人所知而论，他要算是很能彻底的了。”

吴稚晖在《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中说：“凡是两手动物戏里的头等名角，应当；有清风明月的嗜好，有神工鬼斧的创作，有覆天载地的仁爱。换三句粗俗话是怎么呢？便是：吃饭、生小孩、招呼朋友。”曹氏对此评价说，吴稚晖是像刘姥姥靠在柴堆上晒日皇（太阳）那样咀嚼的风格出之，“诚为现代中国不可多得的奇文”。

我们错过这吴稚晖，又是多少年。吴稚晖于我，是今天才“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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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过去了。一百年前的人做启蒙，一百年后，启蒙的事还没有完。英国的传教士李提摩太，美国的林乐知、李佳白，在同治年间就开始在中国传教了。他们竟然是最先向清王朝敬献了维新政策的人。“那位写《盛世危言》的郑观音，也就是在宣扬发挥李提摩太的主张。”“康有为的维新具体政策，也还从（他们的）这一大批译者中得来。”“他们都是为了新中国文化的孕育，而尽产婆职责的。”他们为康梁变法开了路，年轻的康梁，在他门的感染下开启了近世中国变革的大门。

后来，王国维写《人间词话》和《红楼梦评论》，立论根据也多出于叔本华。他山之石，天上盗火，造就了后来的洪流。

梁启超有言，谭嗣同的学问，三十以后，颇有进境，他的诗歌，却未必比三十年前更好。梁启超诗云：“诗界千年靡靡之风，兵魂消尽国魂空。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梁氏有一首很奇特的诗歌，题为《举国皆吾敌》，诗里说“先知有责，觉后是任。后者终必觉，但其觉今匪。十年以前之大敌，十年以后皆知音。”这就是那时领军人物的气象。

然而，代表那个时代青年们的怀抱，写下了“慷慨赴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或少年头”名句和总理遗嘱的汪精卫，也给历史留下了深沉的思索。

还有，清末的士大夫，以为国家民族的衰败，是官僚主义造成的。他们全力抨击的，也是官场的黑暗，这些，是那时包括小说在内的几乎所有启蒙作品的题材。但今天，这些也还是大问题。

那么，有永远的事吗？要有，那就是启蒙。思想上的启蒙，永远都不会过时。

2006.7.7.

蒋介石与宋美龄是二十世纪的风云人物，自然经常出现在作家的笔下。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派出驻日本的军事代表团，冰心随丈夫吴文藻旅居东京。由于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胜利，中国的领袖与夫人自然引起日本人民的兴趣，希望了解这两位战争中传奇般的人物。冰心是战后第一位到达日本的中国著名作家，同时还有一重身份，与宋美龄有着特殊的关系。她们都有共同的留美背景，且是威尔斯利女子学院的校友(宋美龄为1913——1917年本科生，冰心为1923——1926年研究生)，抗战时期，在重庆的妇女指导委员会有过一段共事的时光，冰心还主持过“蒋夫人文学奖金征文”活动，而作为女参政员在出席参政大会时，也少不了与宋美龄见面接触。以至日本的《淑女》杂志认为，“谢冰心女士是宋美龄女士最好的朋友。”所以，冰心在接受日本报刊的访问与稿约时，宋美龄与蒋介石是一个重要的话题与选题，现在能查找到冰心共有三篇文章描写这两个人物。《我所见到的蒋夫人》，发表在《主妇之友》第31卷第4号上(1947年4月)，《最近的宋美龄女士》发表于《妇人公论》(1947年9月号)，《我眼中的宋美龄女士》，发表在《淑女》第1卷第1号(1948年)。在冰心的笔下，宋美龄与蒋介石不是类型的描写，而是某种近距离的观察与个性化的叙述。

繁忙而优雅

冰心与宋美龄虽为校友，但直到1940年之前，未曾有过谋面，但对宋美龄，冰心并不陌生:“1924年，我在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学院留学时，我的美国老师们经常自豪地和我说，本校有一位中国学生，即1917年毕业的宋美龄小姐，她非常聪明、漂亮。我回国后，1927年宋小姐与蒋介石结婚。我经常在新闻、杂志上拜见夫人的照片与讲话”，只是“始终没有机会和她见面。”(《我所见到的蒋夫人》)

谢冰心与宋美龄终于见面是在1940年的秋天，抗日战争进行到最艰难的时期，宋美龄一方面与美国斡旋，力争援助，一方面以妇女指导委员会的名义，动员全国的妇女参加伟大的抗日战争。当时冰心在昆明呈贡，为师范学校义务教学，吴文藻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当主任，并进行战时的人类社会学的调查与研究。就在这时，冰心收到了重庆一位朋友的来信，因为妇女指导委员会缺一名文化事业部的部长(沈兹九原为这个部的部长，因为要到新加坡等南洋地区去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位置便空缺了)，言谈中提到了谢冰心，宋美龄十分高兴，表示想很快能见到她，并且希望坐飞机来重庆。宋美龄当时是妇女指导委员会指导长。

冰心飞抵重庆，在周到的安排下，第一次在黄山别墅见到宋美龄:

我独自坐在客厅里，周围的墙上挂着贵重的字画，另外还有一套满漂亮的家具，但房间里除了有一个花瓶以外，只在窗边挂着一张张自忠将军的照片。

这时我突然听到隔墙用英语打电话的十分清晰的声音。根据听到的“美国国务院”等词，可以大致地判断对方是美国人。放电话的咔嚓声一响，蒋夫人就倏然地从外面走了进来。我们俩握手后对面而坐。我不知是惊还是喜。

在我至今为止见到的妇女中，确实从未有过像夫人那样敏锐聪颖的人。她身材苗条、精神饱满，特别是那双澄清的眼睛非常美丽。(《我所见到的蒋夫人》)

这就是冰心与宋美龄的第一次见面，也是冰心对宋美龄的最初描写，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出现在冰心面前的宋美龄，是那样的优雅美丽。开始她们用汉语交谈，当谈到美国的母校时，两个人“情不自禁地说起了英语”，并且“和中文相比，夫人好像更能轻松地用英语交谈”。

在冰心的笔下，宋美龄是个大忙人，这个忙首先在于协助丈夫蒋介石处理国事，两个人几乎是形影相随:

女士为主席做口译、笔译、写稿件、接待客人，这些在家在外始终都是一样的。

即使说女士一天的生活全是按主席的政治事务计划而展开的也不为过。

女士有时是主席的顾问，有时是翻译，有时是秘书，有时是老师。对主席来说，女士就像自己的眼睛和手一样不可或缺。(《我眼中的宋美龄女士》)

尽管宋美龄几乎是与蒋介石的活动捆绑在一起，但宋美龄还有自己的事情，比如她对中国空军的扶持，与美国代表与军事高参的协调，对战争孤儿的抚养，还有组织妇女、慰问伤兵等，成为繁忙的另一个部分。这里有些事情，连蒋介石也未必插得上手，宋美龄以其女性的温柔委婉与外交的艺术才华，书写着一页一页的历史。

就是这么个繁忙的宋美龄，却又在任何场合或任何时候都不失其优雅，她待人的态度总是那样的活泼而温和，她的言谈与举止总是得体而大方，她的衣着从不华丽，但一年四季的色彩却是搭配得恰到好处，除了骑马之外，一般的情况下都穿中国服装，“女士对色彩的协调搭配无与伦比。曾经在访美期间，女士登上了让美国女性惊欢的有名的《Vogue》杂志的封面……并不仅限哪种颜色，宋女士能根据季节、天气等不同情况，自由、大胆地搭配各种颜色，尽显其美。”在冰心的笔下，宋美龄不仅是中国的第一夫人，也是深受东西文化滋养的最美最优雅的女性。

女人与夫人

1927年12月，宋美龄与蒋介石的联姻，一般解读为政治的联姻，“我们的婚姻给中国旧社会带来了影响，同时也为新社会做出了贡献。今后，我们俩将为中国革命的基础建设而努力。”(蒋介石婚礼致辞)因而，她在蒋介石身边发挥的政治作用，是不避嫌不退让的，无论是公开还是私下。

但是宋美龄并不是一个政治的符号，一个令人生厌的达官贵妇，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女人，是一个既有中国传统美德又受西方现代文明熏陶、善于交际的夫人。

冰心作为女作家，敏感地观察到这样一些细节:经常亲自煮咖啡，只要有时间，便会下到厨房做点心，有时还会自己去挤牛奶“拿来给丈夫饮用”，“家里的鲜花什么的全由女士亲手栽培。在花坛里种花的时间都是挤出来的。”“女士很喜欢动物，尤其是狗，连很丑的狗也不例外。”冰心观察到，宋美龄在繁忙的日常公务中，会尽最大的努力，安排和行使自己作为妻子的时间、家庭妇女的时间。“这时的宋美龄女士除了是一个女人以外，什么都不是。”作为蒋介石的夫人，从理论上讲，“这些事没有必要自己来做。女士家既有厨师，又有许多仆人。”但宋美龄尽可能自己去做，冰心说，看到这种情景，对女人的命运真有种想哭的感觉。还在第一次见面时，宋美龄留冰心在黄山别墅用餐，餐后，喝的咖啡竟是宋美龄自己烧的，点心和糖也是自己制作的，当时她就感叹:“重务在身的夫人怎么能有时间去厨房呢？我感到不可思议。”

在家庭与在丈夫的面前，宋美龄不仅是做足了女人的角色，还有着长者的风范。人们都知道，蒋介石与前妻留有二子，分别生于1910年的蒋经国与1916年的蒋纬国，与生于1897年的宋美龄成了两代人，四十年代末，“女士是两个媳妇的婆婆，二个孙子和一个孙女的奶奶。让人觉得很奇怪。确实，对宋美龄来说，‘婆婆’、‘孙子’这些字眼真的不相称、不协调，但他们的确是一个很美满的家族。”

宋美龄作为第一夫人的社交才华被历史所肯定、被人们所称道，尤其是四十年代为了扩大中国抗战的影响，争取美国对华援助，她访问美国所刮起的“宋美龄旋风”，更是惊动了美国朝野。冰心对于宋美龄社交活动的描写，却是从中国传统道德意义上予以肯定。因为是接受日本记者的访问，她便以日本为例，说:“在日本，由于丈夫的所有交际都是在外边进行，政治上、事业上或者是其它的招待等都在家庭以外的场所进行，因此妻子被丈夫的社交生活完完全全地拒之门外。但在中国，丈夫接待客人一定是在家中，由主妇主掌。在外接待客人被认为是有不想让家人知道的事。”“由于这种原因，主席的大小宴会都由女士操持。具体招待客人的人选也都由女士决定。这是只有非常了解主席的所有政治、外交，才能做好的一份工作。”

有一次，美国的一位女记者访问宋美龄，曾用这样的句式表示了她的敬意:“您是我最崇拜的女英雄。”而宋美龄却是微微一笑，说:“我不是故事里所出现的那种女英雄。我只是一个女人，一个普通的平凡的女人。”冰心在叙述过这个细节之后做如是观:“是的，夫人是集各种各样的特点于一身的女人。她喜欢整洁，衣服的颜色总是那么的协调。她喜欢整齐、清洁，亲手插桌上的花。她喜欢孩子并且喜欢干厨房的家务。她还喜欢文学和艺术。这一切使两个人的家庭生活美好而充实。”

蒋宋之关系

蒋宋虽为政治联姻，但他们之间的感情却又是真诚的，这可能与宋美龄是虔诚的基督徒、也与蒋介石追随宋美龄成为了基督徒有关。

宋美龄女士与主席的夫妻间的恩爱和结婚初期没有丝毫的改变。即使今天来到他俩的身边，依然能隐约地感觉到如同新婚时的气息。

只有主席出席国会的时候，两人才不在一起。其余的时间都形影不离。读书时一起，休息时也在一起，有主席的地方就有女士的身影，有女士的地方就有主席的姿容。所有旅行也是一同前往。所以，女士在战争中有好几次差点因此身亡。

说两人像一样东西的正反面，不如说两人同时是一样东西的表面抑或反面。

主席从自己和夫人的名字中各取一个字刻在私人飞机上，并把飞机命名为“中美号”。“蒋中正”的“中”，“宋美龄”的“美”……对主席来说，中国和夫人是独一无二的爱的对象、尊敬的对象。这充分说明中国和宋美龄对中国来说是不可分割的。

“中美号”里整齐地放着两张夫妻的床。它们友好可爱地并排着。当飞机飞行时，应该来到两张床上的主人必到无疑。(《我眼中的宋美龄女士》)

冰心说，她讲述“宋美龄和蒋主席的亲密无间，并不是在向大家津津乐道两人的恋爱故事”，而是“想让大家从蒋主席夫妻的生活中，充分体会一下在理智的温床中孕育的正确的恋爱之果，从而使年轻人正确把握爱情生活的真正意义”。显然，冰心是将他们作为年轻人的婚姻楷模来描述的。这里讲到的在战争中差点身亡的事情，冰心在另一篇文章中，曾引用了宋美龄的一个自述，透露了蒋宋两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我和我丈夫一起去了福建。圣诞节那天我们旅行了一千多里。我们一半是坐飞机，一半是坐汽车走军用路。我们沿着高山的悬崖开，一不小心的话车子就会落入深渊。……此后我丈夫后悔不该带我冒这个险。但是，自己在遇到危险时，没有像人们的追忆那么可怕。

“这让我想起了最近在江西省深夜发生的一幕。我听到枪响。主席立即为我披上了衣服。……我找出了不能落入敌人之手的资料，然后手持手枪坐着等待事件的进展。……这个危险时刻反倒让我平静。我心里想到的只有两件事。一是，我们部队的安置以及有关移动的资料不能落入敌人的手中。二是，在万一的情况下，举枪自杀。幸亏敌人被击退，我们又恢复了安全。

“除夕的晚上，我和我丈夫去周围的山散步了。我们看到了一棵开满花的白梅。这是吉祥的预兆。在中国文学中，梅花的五个花瓣有福、禄、寿、喜以及(我们最期盼的)安稳的意思。主席小心地摘了二、三棵树枝拿回家。这天夜里红烛点燃之时，他把梅花作为新年礼物插入小灯笼送给了我。……梅花装满了灯笼，在烛光的照射下别提有多美了。稀疏的树枝的影子映在白色的墙壁上显出它那清秀有力的笔势，似乎也要画明朝八大山人的画趣。这样，你们知道我为什么乐意在前线和我丈夫一起同甘共苦了吧！我丈夫不但具有军人的胆识，还有文人的温柔……”(《我所见到的蒋夫人》)

也就是在这篇文章中，冰心对蒋介石也有过简单的描写，“这天我第一次见到蒋委员长。和我们的想象不同，委员长的态度非常和蔼。最显眼的是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和曲线分明的嘴形。”他们在一起共进午餐，品茶后又一起在客厅里看了战时的新闻电影，相处得从容而随和。

冰心描写宋美龄与蒋介石的文章，都是以日文发表在当时日本的报刊上，国内基本无人知晓。1951年冰心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从日本回国，由于政治的原因，完全冻结了与宋美龄之间的关系，自然也不会提及她所写的文章了。但就是在当时，冰心与宋美龄的关系也曾引起傅斯年、林徽因等人的非议，所以，这几篇文章一直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包括《冰心全集》在内，她的作品中连描写宋美龄的一个字也没有。直到九十年代，日本的学者才从有关的报刊与文库找出来，经过旅日学者虞萍博士的翻译，才使我们读到了这几篇作品，读到了众多描写宋美龄与蒋介石作品的另一个文本。

上图为宋美龄在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学院留学时的照片，左图为刊登在日本《淑女》杂志上的签名照。

年终临近，2006年度盘点大战又将拉开，年度十大好书、年度十大文化事件、年度十大文化人物等评选相继出炉。这期间，出版社也放慢出版的步伐，静观一下本年度的出版态势，从中解读和分析着，进而为明年的出版走向做一些设计。而手里已经成型的选题也不急着出版，储备着欲在明年一月北京定货会上推出，一可赶上年初的销售势头，二可进入下一年度的各类好书评选视野。

所以，11月和12月，通常被认为是出版淡季。然而，所谓的淡季，只是相对而言，对有些聪明的出版社来讲，淡季反而是旺季。比如，中华书局，一年来都没出什么热销书，却在年终时候起印60万册签下了于丹和她的《于丹〈论语〉心得》，再加上易中天大佬的卖力吹捧，着实成为本月的热门人物和热门图书。据说上周末在中关村图书大厦，一天签售了近万本，于丹手都签酸了，此情形连如日中天的易中天都有点比不上啊。在今年媒体评选的“十大书界热门人物”里，易中天和于丹显然会稳坐头两把交椅。或者并排而坐，“男左易中天，女右于丹”。

除了大热的书外，本月还有几本次热的或者不热但品质好的书相继出版，虽然在热书面前，这些书的出版显得毫无动静，但就我而言，在热书和好书之间选择，我会不加考虑地选择好书。

文学书中，《大平风物》、《风之影》和《在路上》符合我心目中好书的标准。李锐的《太平风物》是我近年看过最好的短篇小说集，他借助农具来述说农民的命运，读来让人动容而感伤；西班牙小说《风之影》是今年最好的翻译小说之一，故事围绕一本书和一群人展开，角色丰富，递进自然，小说的元素急进完美；凯鲁亚克和他的《在路上》虽然是本再版书，但阅读《在路上》，不仅仅是因为这本书好，更多的是一股怀旧的情绪让自己忍不住再次阅读。

在商业书籍中，今年最热的当数《世界是平的》，在这股热还没有完全退去的时候，又一本在西方大热的商业书籍《长尾理论》出了中文版。这本书在IT和商业界口碑很好，影响很大，也让很多人从中受益和获得帮助。当然，“长尾”不是谁都能做到的，对于非商业领域的人而言，“长尾”就不一定是好事。

和其他类型书籍不同的是，人文书籍往往喜欢在淡季出版，因为这样，它们被媒体关注的几率会大一点。但毕竟小众，媒体的关注是一回事，而真正买书的仅仅还是那一小部分。大众一点的如林达，他的《扫起秋叶好过冬》显然有点急就章了，完全是冲着这一冬季来的，虽然，林达的写作速度很快，但也不至于几个月之内出了两本厚厚的书。这本书的品质被人评价为和《带一本书去巴黎》类似，可以说是又一道“旅行快餐”。

由于个人的偏爱，本月有两本绘本进入我的阅读视野。高木直子的《一个人上东京》和弯弯的《6868，一起跷班去》。高木直子是一位可爱的漫画家，她的作品风格独特，不做作，不夸张，一个简单的故事，在她的画笔下呈现完美的诙谐，在她已出版的《150cm》、《一个人住第五年》和《一个人上东京》中，最最好玩，最最喜欢的还是《一个人住第五年》。台湾已经出版了她又一新作《一个人洗澡》，对这部作品我很是期待。

弯弯虽然在台湾红得厉害，在内地也算人气很高，但和高木直子比起来，还是要差很多。故事的设计、绘画的技巧、人物的特点等等方面都不如高木直子小姐，甚至，弯弯很多方面模仿了高木。即便如此，弯弯的绘本还是让人喜欢的，毕竟，现在能让人读了感到快乐的书籍太少。

冬天的北京，寒冷。偶尔有阳光洒进窗台，捧本书靠在沙发上，惬意。

十一月的深圳，又进入了一年一度的“读书月”，各方大师和文化名流轮番登陆本城讲坛，看到读者们赶场般地聆听大师的演讲，总心生感慨，如果能将这道丰盛的文化大餐匀成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家常小菜，那才是城中人之幸事。当然，有总比没有好。看到有评论家评论深圳人的阅读没有自己的特色，不禁莞尔，难道特区之特也要体现在阅读趣味上吗？读书到底是个人私体验，还是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符号，现在还真成了一个问题。

言归正传，重回本月书情。台湾女作家朱天心的猫书《猎人们》出现在书店里的时候正值媒体和百姓纠缠于“狗患”的论争之时，这是一本爱猫之人写给“不喜欢和不了解猫的人”的书。在这本书里，除了朱天心作为胡氏弟子令人叫绝的文字功夫之外，更多打动我们的是她及家人对于猫的态度。在她的眼里，世界分为不同的族类，人族、猫族、狗族等，我们与猫的关系犹如人与人之间的相逢，猫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体在她的妙笔下呈现出最生动自在的“猫生”，写“猫事”其实在讲“人事”。然而，这样的“共和”也许还是作者一厢情愿的美好吧，且不论太多的世人不能人猫平等，即使视猫如人又如何？“人族”对于同类的平等与爱也稀薄得很。所以，我们需要检视的是自己对于生命的态度。

张悦然的新作《誓鸟》也已上架。据说在书名的选择上她和出版社曾经有过很大的分歧，最后她固守了她的坚持。对于书名的坚持一如她在写作上的坚持，在这本以南亚海啸为背景讲述关于生与死、爱与恨、遗忘与记忆的故事里，我们可以感觉到张悦然在写作上已经进入一个成熟期。老实说，我是抱着一种了解80后作家的心态去读这本小说的，但我想，张悦然在心态和写作技巧上已经完全超越80年代的所谓标签，她的坚持也再次证明这些标签是多么的可笑和无意义，她让我们相信，真正的写作，与年龄无关，与才华有关，与心灵有关。那些喧嚣的终将归于平静，时间的水终将检验出砂子和珍珠的区别。

月中去了趟北京，正好赶上看了出享誉盛名的话剧《暗恋桃花源》。一出现代悲剧和一幕古代喜剧在同一个舞台交错甚至同时上演，不同的时空奇妙地相遇，笑与泪之间探讨的却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不得不佩服导演赖声川的奇妙创意。回到深圳，正好在书店里看到《赖声川的创意学》。这是个追求创意的时代，因为创意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财富，当然“创意”的初始涵盖面本来要大得多，比如它也可能等同于有趣味的生活。正如余秋雨所言，“人类永远想摆脱没有创意的状态，然而遗憾的是，连摆脱的方法都是这样没有创意。”创意可以学吗？在赖声川那里，答案是肯定的，他将创意的培养分为“创意概念（智慧）”的培养和“表现形式（方法）”的训练——具体技巧，而常见的创意培训大多忽视“智慧”的培养。更为重要的是，他认为“创意决不仅仅是技巧上的进步，如果不是在精神上、心灵上，在自我改造与转换上下功夫，创意永远不会有太大的价值。”所以，要想有创意，先从养心开始。

无独有偶，我们在另一位才华横溢的电影大师黑泽明那里，也找到了相同的印证，创意真的是有迹可循的心灵过程。《蛤蟆的油》是黑泽明晚年写的一部类似自传的东西，回顾了他如何从一个孱弱的“夜哭郎”成为一代伟大的电影宗师的历程。你会发现，创意也许就来源于他婴儿期在澡盆中的一次摔倒，或许是青年时在旧日小街中随便欣赏的曲艺和观察到的人性之阴暗……黑泽明在回忆他的一生时保持着一种难得的平静和淡然，甚至给抱有探究心的读者以一种意犹未尽之感。他自喻是站在镜前的蛤蟆，发现自己从前的种种不堪，惊出一身油来。所以当他谈到代表作《罗生门》时竟然也不能继续了，人总是很难如实地谈自己，人总是本能地美化自己。于是“《罗生门》成了使我这个电影人走向世界的大门，可是写自传的我却不能穿过这个门再前进了”。

名家一上了年纪，文字就显得特别金贵，以至于连平常的谈话都受到追捧。吴敬琏如此，李泽厚也是如此。最近看到的一本《李泽厚近年答问录》，所收的就是李泽厚在2004年到2006年间的访谈文字。这些访谈虽也多半涉及学术，但给人以非常随意的感觉。其实要了解李泽厚的学问，还是要去看他的著作，而且也不难找。因此我对这本答问录，倾心的不是那些论学文字，甚至也不是那些论世（事）文字，而是几篇述身世谈人生的文章，读来非常亲切。比如李泽厚在电话中告诫一个同乡晚辈：“做事情不能只凭着兴趣，在兴趣爱好与生存之间，要以生存为最主要。兴趣并不是生活的主要方面，人生活在现实之中，必须理性地看待人生，人生苦短，必须要找准方向。……经济上不能独立，则其他方面再怎么也优秀不起来。”（见本书“关于‘成名’等等”一节）作为一个过来人，这番话对一个有理想的青年不无教益。

据说李泽厚原本是想写学术自传的，连题目都拟好了——浮生记学，但因动员他写自传的傅伟勋不幸去世而作罢，后来在2001年与陈明搞了一次对谈，名之以《浮生论学》。《答问录》的有些内容其实在《浮生论学》中就谈过了。冯友兰曾送给李泽厚一副对联：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刚日读史柔日读经。近年有传闻说李泽厚由支持新儒家改为支持新法家了，“这一说法不准确。我从来不支持港台现代新儒家。所谓新法家，我说的是如何可能实现新一轮‘儒法互用’，即把西方的三权（加上‘舆论’可能是四权）分立、司法独立等原理、体制、结合中国传统（包括大传统和革命传统）转换性地创造出一系列新形式……我讲的是政治上的‘西体中用’，即新儒法互用的问题。”（见本书“关于‘玩学问’”一节）李泽厚不相信新儒家的道德形上学开出民主自由，但法学家夏勇则想让中国的民本老树生出民权新枝来。

夏勇在其《中国民权哲学》一书中这样解释民本：《尚书》里所讲的“民惟邦本”，不仅是讲民为国之根基、源泉或凭持，而且是讲民为国之主体。不过这里要谈的不是这本书，而是他主编的“民权译丛”中新出的《结社——理论与实践》（顺带提及一下，“民权译丛”目前已推出了四种，除了这本《结社》之外，早前问世的《民权公约评注》和《人权教育手册》都更有常识性和普及性，值得参考）。这本《结社——理论与实践》收入了荷兰、德国、英国、美国和日本学者的15篇文章，其中既有理论的探讨，论及结社与政党、宗教、工会、市民社会以及社会公德等等之间的关系，也有作者对其国家结社现象的分析与说明。俗语云：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读这本书就是为了见见猪跑。

结社权利或者结社自由为什么这么重要？普林斯顿大教授阿米。古特曼首先从结社自由对保障言论自由的角度予以申说：“如果没有一个社会组织，它愿意并且能够为我们所珍视的观念和价值大声疾呼，除非我们正好非常富有，或者非常有名，否则，我们就很难让很多人听到我们的主张，也很难影响政治决策。”（见本书“导言”）当然，结社自由的价值远远超过其与言论自由之间的手段与目的关系，甚至可以说结社自由绝不仅仅是促进其他价值的一种方式，而是其本身就有价值的自足性，不论对于个人生活还是民主制度来说都是如此。

说到公民权利，就还要提到《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一书。这是曾经做过湖北省潜江市人大代表的姚立法的政治传记。12年艰难的自荐竞选，人大会议上频频说出“我反对”，主动向选民述职，反对人大主任的退休，强烈要求做一名专职人大代表，代表人民，监督政府，不讲情面……一名普通的小学教师成了轰动中国乃至世界的“姚立法现象”。这中间到底经历了怎样的曲折？中国基层政治生态到底如何？还是看看这本书吧。

2006年首届中国当代文学。南京论坛3日在宁举行。王蒙、李锐和陈思和等作家、评论家围绕“现实主义文学的现状与走向”主题进行了对话和探讨。

王蒙认为，俗文学、雅文学和主流文学这三种文学形态不能用一种标准来评价，现今很多跨形态的文学争论和批评，没有注意标准的不同，因此显得很不成熟。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说，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表现出一个新的特征，很多作家采用底层的创作态度，并且用一种怪诞的方式去表现现实，超越了我们预知的审美经验，如余华的《兄弟》、苏童的《蛇为什么会飞》等。

“中国当代文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高端价值被蒙蔽。”中国作协创研室评论家吴秉杰认为，官场小说多写权力斗争，忽视了知识分子精神价值的创造和理想追求；爱情小说过于重视情欲描写，缺少表现爱情理想；战争文学延续了传统的英雄传奇式风格，缺乏悲剧精神；女性文学近10年发展很快，但侧重描写女性的无知、争斗，对女性追求理想刻画不够。

据了解，本届论坛主要针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上一些前沿性的重要问题展开研讨，分为“现实主义文学的现状与走向”“世界文学潮流与中国文学的当代发展”“中国当代作家研究”等5个专题。

知名作家苏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作家要有自己的底线，不能为了生存丢失对生活、对人生的理想和追求。

苏童小说创作研讨会２日在南京举行。虽然《妻妾成群》《妇女生活》《红粉》《米》等作品相继被搬上银幕，使苏童在更多、更宽的层面被读者和观众接受，但苏童对一部分作家商业化写作的方式持否定态度。

“商业化写作一直是文学创作的一个分支，但永远不可能成为主流，因为多数读者都有自己对文学的评判标准。我不会去写剧本，也不会为了商业需要而改变自己的写作方式。”苏童认为，商业化写作不仅会“把一个作家的手写坏”，而且会影响到作家创作的私密性——写作最有魅力的地方。

对于作家的生存现状，苏童认为如果仅仅是为了生存，大可不必走写作这条路。他告诉记者，一个高产的作家１年可以写１０篇短篇小说，但所得稿酬不过８０００元左右，还不如一个高级白领一个月的工资。“写作离不开生存，但不能仅仅为了生存”。

苏童告诉记者，他走上写作道路完全是靠对文学的热情和喜爱，是出于对作家这个职业的纯粹向往。“那时我连什么是版税都不知道。”他说，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大家的写作非常单纯和狂热，互相的讨论也比较多，作家之间多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写作是作家的一种需要，就像人需要呼吸一样”。

在谈到文学的边缘化问题时，苏童认为，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出现的文学黄金期具有特殊性，不仅和转型期社会的特征有关，而且和人们的阅读方式有关，那时“阅读是人们最方便和最快捷的娱乐休闲方式”。在当今社会，在电视、网络等消费娱乐方式的冲击下，文学被逐渐边缘化似乎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正常现象。此外，随着现代人阅读的功利性增强，一些商战小说、益智小说开始流行，但这和“纯粹的文学本身并没有什么关系”。

苏童同时表示，不管社会如何物质化，人们仍然离不开文学这种精神食粮。“好的小说仍然能够畅销，只要作家认认真真写出优秀的作品，市场还是会认可的”。

央视的超级震撼大片《大国崛起》所谈论的美国，是一个世界上亘古未有的最为独特的国家。它的国民几乎99%都是来自外国的移民及其后裔。前些年，我阅读美国人丹尼尔。布尔斯廷写的《美国人：开拓历程、建国历程、民主历程》三本砖头样厚的书时，那种阅读的感受，与阅读中国历史学家写的历史著作迥然不同。美国人那短短的200多年的历史，在布尔斯廷的笔下极为鲜活，简直比小说都好看。

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在《美国人：民/主/历/程》这本书中，布尔斯廷给读者讲了一个早先从爱尔兰移民到美国的人，是怎么样写信劝说留在爱尔兰的亲友也移民美国的故事：那个捷足先登的移民为了描述在美国所过的美好生活，不是像我们所常见的中国人所做的那样，虚夸自己所过的好日子是如何像活在世外桃源，却是将自己所过的好日子打很大的折扣，写信告诉自己远在爱尔兰家乡的亲友。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把自己的亲友给引到美国来。比如，他在美国所过的好日子，当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每周都可以吃几回牛肉。可是，他就绝对不可以实话实说，而要改说成为每个月可以吃一回，否则，他在爱尔兰的亲友们就一定会以为他在骗他去遥远的美国受苦，因为那个时代的爱尔兰农民一年都难得吃上几回牛肉。自然，这个故事是在资讯传播非常不发达的年代才会成为社会的真实图景。如今的美国，就是中国一个穷乡僻壤的中学生也知道它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在我看来，美国之所以会在“五月花号”帆船登陆后的近400年来，成为世界各国移民的天堂，我认为是它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成就的。

史载，1620年11月11日，在经过在海上六十六天的漂泊之后，一艘从欧洲驶来名为“五月花”的帆船已经可以看到美洲的陆地了。船上幸存的一百零二名乘客，其目的地原本是哈德逊河口地区，但由于海上风浪导致帆船偏离航向，他们错过了既定目标，于是，就在现在的科德角外普罗温斯顿港抛锚。船上的全体乘客，为了建立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新社会”制度这个共同的理想和目标，在上岸之前，由船上的四十一名成年男性乘客在船舱里签了一份简短的公约。在这份被后人称之为《五月花号公约》的文件里，签署人立誓要创立一个不同于欧洲的自治社会，这个社会最核心的理念是：基于被管理者的同意而创立，且将依法而行自治。 这就是美国在建国之前，其历史上第一份极为重要的政治文献。

好在《五月花号公约》全文不长，照录如下也不需要什么篇幅：

《五月花号公约》（Mayflower Compact）。

“以上帝的名义，阿门。

我们，下面的签名人，作为伟大的詹姆斯一世的忠顺臣民，为了给上帝增光，发扬基督教的信仰和我们祖国和君主的荣誉，特着手在弗吉尼亚北部这片新开拓的海岸建立第一个殖民地。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彼此以庄严的面貌出现，现约定将我们全体组成政治社会，以使我们能更好地生存下来并在我们之间创造良好的秩序。为了殖民地的公众利益，我们将根据这项契约颁布我们应当忠实遵守的公正平等的法律、法令和命令，并视需要而任命我们应当服从的行政官员。“（英文原文附后）

以我读美国历史的体会，美国的立国精神，其强大的历史正义感和道德上的圣洁感，真正的源头就是这个极为简洁的《五月花号公约》。后来，美国的开国先贤所创立的国体、政体及其制度基础——《美国宪法》，都能够从这几百个字的公约中看到它的影子。我甚至一直认为，凡不能深刻理解《五月花号公约》的人，既没法理解历史上的美国，也理解不了当代的美国，更看不懂未来美国的走向。

尽管我是个对世界各国的法治建设历史很无知的人，但我却一直没有来由地认为，在近代世界历史上，美国宪法是一部极为罕见的“超稳定”宪法。“稳定压倒一切”我不知道用英语该如何说，但稳定压倒了美国宪法或是美国宪法压倒了稳定，毫无疑问是个不争的历史事实。这部简洁的美国宪法200多年来，除了增补了一些修正案外，历代美国人居然没有动其中的一个字！我甚至比较愚蠢地预期，再过100年，美国人也不会动其中的一个字。这是不是能够算一个人间奇迹？我以为，这应该可以算一个真正的人间奇迹。由此，我甚至敢下结论，美国人恐怕从来就说不来“与时俱进”四个字，英语字典里是否有这个词，我都高度存疑。

自然，我其实完全知道，美国不是人间天堂，那是因为，天堂是根本就不曾存在过。但是，我如果说美国肯定不是人间地狱，它是一个仅次于天堂的地方，恐怕没有谁能够反驳我。如果有人非要试图驳倒我，我希望他不要拿美国来说事，他只要解释清楚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无不对美国社会趋之若鹜，纷纷把自己的儿孙往大洋彼岸送？我一定会对说明白这个问题的人五体投地。

      附：《五月花号公约》英文原文：
（THE MAYFLOWER COMPACT
In the name of God, Amen.
We whose names are underwritten, the loyal subjects of our dread sovereign Lord, King James, by the grace of God, of Great Britain, France and Ireland king, defender of the faith, etc., having undertaken, for the glory of God, and advancement of the Christian faith, and honor of our king and country, a voyage to plant the first colony in the Northern parts of Virginia, do by these presents solemnly and mutually in the presence of God, and one of another, covenant and combine ourselves together into a civil body politic, for our better ordering and preservation and furtherance of the ends aforesaid; and by virtue hereof to enact, constitute, and frame such just and equal laws, ordinances, acts, constitutions, and offices, from time to time, as shall be thought most meet and convenient for the general good of the colony, unto which we promise all due submission and obedience. ）

　　　　　　　　　　新任中国官方“作家”协会主席铁凝

 

作家铁凝被意外推上全国作协主席的位置，开始执掌中国作协的帅印。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众望所归，但铁美女新官上任即明确表示：我国的专业作家制度暂不会取消，并公开抛出“这么大个国家养不起几个作家是一种悲哀”的言论，这一定会让不少作家对她更加拥护或顿生好感，从而为她的“执政”打下更加坚实的群众基础。因为铁美女说此话的意图谁都明白：一方面她是作为新官向政府表明自己的态度：不要取消专业作家制度，如果要取消，我铁凝第一不答应！另一方面，她也是在给她的作家卒子们表明自己的“施政纲领”，让他们吃一个定心丸：放心，在我在位期间，绝不会让你们掉饭碗的！这就好象现在很多国家贫困县的领导人上台后发表的安民告示：同志们，我们要坚决发展经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但是我们绝不能因此揭掉“国贫县”的帽子（掉了这个帽子，国家的大笔补贴就没有了啊）！

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既然当上了中国作协的老大，就要为广大作家们说话，维护他们的根本利益，铁美女发表此论的情感立场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但是，此言论的思维逻辑却让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大为不解。说实话，作为一个大国，养几个作家并不是什么问题。这些年，我们国家供养的作家还少吗？从县作协、市作协、省作协、国家作协，有多少人在吃财政饭，有多少人在拿纳税人的钱？现在就是再增加几万甚至几十万的作家，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照样养得起。关键是，在市场经济已经不断完善并逐步成熟的今天，作家凭什么还需要国家供养？国家供养难道真是文学繁荣的必然选择？

作家供养制度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其产生的理论基础是把文学作为一种社会产品，一种群众必须的生活物资，国家须用计划手段保证它的足量生产和及时供应。目前，这种制度除中国和朝鲜还大行其道之外，其他国家早已难觅踪迹。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文化的生产和消费已经由国家自上而下全面地支配和管理转型为市场化条件下的多元形态，很多文化产品的生产与消费也开始走向市场，走产业化的道路。唯独文学，还在计划经济的庇护下，做着幸福的美梦。这让我们弄不明白，如果作家需要供养，那么画家为什么不能，戏曲家为什么不能，歌唱家、摄影家、评论家、雕塑家等等为什么都不能。在其他什么家什么家都需要跟市场抢饭碗的时候，作家凭什么还可以养尊处优，过着无食无忧的生活？

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了解或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大凡伟大的作家绝不是国家供养出来的！真正有水平的作家也绝不会靠国家供养才能生存和发展,作家也不会因为有了国家的供养就能创作出伟大杰出彪炳千秋流芳百世的作品。虽然马克思曾说“人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但是，在现代社会如果一个作家连这些基本的生活保障自己都没有办法解决，那么他绝对是个低能儿。再说，一个作家作品的创作质量与其生活质量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国家也没有任何必要把作家完全供养起来。铁凝解释说，她之所以不赞成取消作家供养制度，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我国的法制体系还没有健全起来。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在盗版还非常猖獗的时候，如果让作家全部成为自由职业者，他们的权益就没有办法保障。这让我们更加纳闷儿：难道只有作家面临着法制不健全的问题？难道只有作家的权益需要保障？这可是整个文化领域都面临的问题呀。

看来，铁美女的解释并不能自圆其说。说得白一点，她所担心的仅是我们的作家在习惯了被国家供养养尊处优之后，一旦被“断奶”，将衣食无着，无所适从，弄不好，或许还会沦为乞丐或烂儿。作协是娘作家是崽。做娘的，哪有不心疼自己的崽的。只是铁美女的这番言论抛出来以后，我们的作家恐怕连“断奶”的心理准备都没有了，作家供养制度的取消也将更加遥遥无期。

用科学的精神和态度反对“伪科学”

据《北京晨报》昨日报道，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宋正海发起“废除伪科学”签名活动，该活动已经征集到150名学者的签名支持。这件事在科学界、科普界和媒体引起了激烈争论，一方称，“伪科学”这个概念被人滥用，打击了我国的传统文化和民间科学，另一方称，这种做法是在为伪科学辩护，纵容了伪科学在中国的泛滥。

这场争论由来已久，之所以形成混战局面，主要原因一是没有厘清什么是科学、什么是伪科学，从而未能做到以科学的精神和态度坚持科学、反对伪科学；二是这场争论有复杂的思想、文化、社会背景，许多人未能在思想上区分“非科学”和“伪科学”，区分思想、信仰自由和科学认识的对错，区分个人主观的偏执和出于故意而在客观上危害社会。因此，这个问题不是靠简单选择一种立场可以解决的，需要细密地辨析，就事论事地对待。

在签名信中，宋正海称，“伪科学”一词原来是指“伪造科技成果或剽窃他人成果”，我认为说得不对。伪造和剽窃是赤裸裸的行骗，而伪科学的产生和得手却有很复杂的认识根源。否认存在伪科学，我们无法解释炼金术、发明永动机、李森科的生物理论等事实；在上世纪“文革”中和“文革”刚结束时，发生过美籍华裔生物学家牛满江的伪遗传理论在我国大行其道，著名作家杨沫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身份到处为一个所谓“青年科学家”的伪理论呼吁的事，以上事例中或许包含行骗的成分，但更重要的是，人们没有能力和正确的方法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科学理论发现过程中失败的尝试和从原则上说不是科学形态的理论。

在中国，非科学倾向有深厚土壤，这有深刻的哲学上和思维上的原因，也有历史、文化和社会方面的原因。中国人没有经验主义和形式逻辑传统，擅长形象思维、以情动人，而不善于以理服人，偏爱结论的有趣而不重视证据的可靠。中国没有经历过欧洲那样的启蒙和理性主义时代，近现代的气质、思维方式没有革命性变化，人们习惯于“一分为二”、“一分为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类朦胧、模糊、大而化之的认知方式，不完全能够区分哲学和科学对于世界所作的论断，倾向于从哲学原理推断、派生出科学结论，以哲学代替科学。

宋正海说:“用西方科学体系的标准，打击一切其他非西方化的科学体系的成果，只能是让扎根于传统文化深厚土壤上的科技创新无立足之地。”我认为这个说法不对，科学就是科学，没有文化和民族之分，因为科学面对的是一个客观自然界，它起源于实际，只受经验的检验。在历史上，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提出和弘扬过所谓“德国科学”，包括“德国物理学”、“德国化学”、“德国生物学”等等，斯大林的苏联和“文革”中的中国也区分过“无产阶级科学”和“资产阶级科学”，但后来都成了笑柄。

当然，科学只有一个，科学标准只有一个，绝对推导不出中医是伪科学的结论。中医的有效在于它的实际用途，即能治好病。它的缺陷在于治不好的情况也很多。中医能不能在西医的强势地位面前长期存活、发展，尚需时日才能得出结论，但中医和巫医的区别是明显的。

宋正海在信中提出三大“恳请”:“恳请学术界彻底搞清‘科学’的定义，恳请谨慎使用‘伪科学’一词，恳请将‘伪科学’一词剔除出科普法。”我认为应该支持。据我的观察，许多非科学的“科学理论”，实际上是哲学和玄想的衍生物，许多非科学理论的提出者，都是没有科学素养的哲学爱好者，他们的理论与其说是有意行骗，不如说是缺乏专门知识、走火入魔的产物。虽然我认为“伪科学”这个概念是成立的，但如果它可能被利用来实行打压，那除了在有意作假、行骗的情况，我们最好使用“非科学”这个说法。《科普法》中的“伪科学”一词，没有精确的界定，容易被滥用，事实上也被滥用了。其实，深入研究一下《科普法》，容易看出它更像一种政策性宣示，基本上没有法律意义的可操作性，需要考虑改变的，恐怕不仅是其中的“伪科学”一词。

我认为，目前我们面临的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这个民族科学精神和素养很不够，另一方面有些人在捍卫科学时本身不太科学，或者缺少宽容。如果科学工作者只愿意表现打击伪科学的决心和力度而从未表现出救治非科学病人的善心，那么就不容易得到广大民众的同情和支持，就有变成孤家寡人的危险。如果捍卫科学这件事在某些时候居然成了有些不得人心的事情，那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悲剧。(徐友渔 作者系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