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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史铁生与上海的陈村同属著名的“病人”作家。北有史铁生，南有陈村，一直是文坛上一道独特的风景。史铁生身患“尿毒症”，陈村病症的医学名称叫“强直性脊柱炎”。史铁生原来一直坐在轮椅上，患“尿毒症”后，每隔一天就要去医院做肾脏透析，经常只能躺着；陈村的病症叫“强直”，可其症状却是不能直身站立，平常多半是或坐或躺，自称“弯人”。为此，1996年《陈村文集》出版时，他的散文卷即名为《躺着读书》。2003年，史铁生出版的随笔集同样从自身境况汲取灵感，取名《病隙碎笔》。

也许是惺惺相惜吧！近日，“专业作家”陈村在天涯社区的“闲闲书话”发表了一封《致中国作协金炳华书记的公开信》，替身患重疾的史铁生呼吁，希望支持纯文学创作的“专业作家”制度能够吸纳史铁生，帮助他解除后顾之忧，使之能创作出更好的文学作品。

史铁生配得上“专业作家”

陈村的呼吁公开信中说：“史铁生目前只是北京作协的合同制作家而非专业作家，这是一种临时雇佣关系，不但经济收入不如专业作家，还很不稳定，更糟糕的是没有医疗保障。他接下来年纪更大，写作会更困难。而他妻子本身也是残疾人，即使有出版社的工作，也没多少财力来负担他的医疗费用。像他这样的作家，我们怎能袖手不理？人要老去、要生病，写作会有低潮高潮等实际情况。文学创作是件奢侈的事，如果不给予必要的支持，那就玩不起了。”

陈村认为，吸纳史铁生为“专业作家”其实并不是一种“照顾”。“他在写作上的勤奋是有目共睹的，作品也相当好，创作能力绝对符合相关条件。与其每次在他病重的时候施以‘救济’，还不如给他稳定切实的保障。”陈村说，此次北京作代会期间，史铁生正在发烧，但他仍坚持前来投票。“他在作代会上得的满票，就是他的创作和为人得到大家认可的标志。”

陈村此举哗众取宠？

陈村，提出了这样一个“议案”。问题也随之而来。同为“专业作家”的上海作协副主席赵丽宏也很支持陈村的建议：“这体现了作家朋友之间彼此的关心，要求也很合理。像史铁生这样纯粹而优秀的作家，身体又确实不好，我们应该多给他一些保障。”然而，这一呼吁招来更多的是一片“骂声”，甚至被指责这是“被包养的最终可悲结果”。再联想到前段时间作家洪峰沿街乞讨的闹剧，引得众人惊呼！“中国作家的脊梁骨早被打断！”

遭到众人批评后，陈村辩解说“我是想做成一件实在的事情”。有人感慨，这话听来真是有点悲哀，犹如笼中鸟悲戚之哀鸣！事实果然如此吗？这是一己之私还是哗众取宠？以下几点，便是综合了大家看法之后的一个概述。

首先，没钱看不起病的人在当下中国有许多，并不是只有作家。

其二，没有哪个国家的作家是被“养”起来的。这个制度应不应该取消也值得商榷。在中国有一个怪现象，如果你不是作协会员，纵使有再多作品，也不是“作家”；如果你是作协会员纵使只发篇小文章也是作家。中国作协近年来也敞开了大门，越来越多的人跻身为“作家”。目前，中国作协会员总数达7690人，其中，近五年间新增会员1661人。中国有这么多的“作家”，创作出来的可以看的作品却寥寥无几。并且，有不少人反映作协官僚作风严重。扼杀作家初始的灵性，令其暮气缠身。

据了解，史铁生的医疗费用问题早已经解决了，每年有二十多万的钱给他作透析专款专用。像他的病状，医生说只能活二十年，而他现在已经是三十年了。

要问咱们这个地球上最近什么地方最热闹？那肯定非中国莫属了，因为整个中国最近都在热腾腾地闹着“性事”。什么高级官员，甚至最高级官员情妇的曝光呀，性爱录像搬上了重要的门户网站呀，性爱日记贴上了网站呀，舞蹈学校把未成年的女学生弄到娱乐场所去陪酒呀，以及各种网站对这些性事的评论、争论呀，漫骂呀，等等见怪不怪的事都冒出来了，套用赵本山和宋丹丹娱乐小品中的一句话，那可是“相当的”热闹啊。

官方的性事相当热闹，不久前，那位安徽省宣城市委副书记杨枫运用自己学得的MBA知识管理情妇的高招还真创造了中国官场包养情妇的新局面。此新闻甫一面世，就引起网上轰动，也给众多官员提供了包养情妇的另类门路；而他与副省长王昭耀共用情妇的旧闻又使中国官场的腐朽升了一级。而一个没什么学历、业绩平平的女办事员尚军竟然为两位副省长献上“下身”而升任为省一级的副厅长，真是令人跌破了眼镜！让人们知道了“性”在中国官场所具有的超常价值。如果说这还只是省一级的官员的“性事”的话，那么，陈良宇、贾庆林、黄菊等最高层级官员包养情妇的丑闻一夜之间就传遍了全世界，让人家睁大眼睛来看看中国，这个国家到底怎么了？更有意思的是，一位担任某报首席记者的仁兄竟然不费吹灰之力就整理出了近年来中国官场上包养情妇的12项吉尼斯排名：什么“数量”吉尼斯呀（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有包养140多个情妇的骄人业绩）、“质量”

吉尼斯呀（重庆市委宣传部原部长张宗海选女人有三个“标准”：一要大学本科毕业生，二要漂亮，三要没结婚）、“年轻”吉尼斯呀（四川省乐山副市长李玉书包养的情妇才仅仅16岁！），其他还有什么“创意”吉尼斯、“滥交”吉尼斯、“供养”吉尼斯“等等。中国官场上性行为的泛滥已经无所不包，中国官场已经成了古今中外最无耻的性场所！就连中共一直批判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从未出现过现实中国官场这样的性解放、性泛滥的狂潮。

中国官场的性泛滥、性乱伦必然波及到整个社会，相关的新闻、丑闻不绝于媒体、网络了。随着一批高官性丑闻的曝光，商界、影视界、文艺界、甚至教育界，各种各样的性丑闻也已经掀起了狂潮。就在这几天让人大跌眼镜的事频频出现，桂林舞蹈学校竟然将女学生骗到杭州去陪酒，其实就是做三陪小姐吧；而湖南一位颇有名气的作家竟然声称要找个富婆让其包养。然而，更吸引人们眼球的恐怕就是张钰和饶颖这两个女人了。摸透了演艺界“潜规则”的张钰将自己的身体献给了那些影视剧的著名导演，虽然她演技不怎么样，但终于挤进了影视圈，拍摄了影视剧。她在两年前控告导演诱奸败诉之后，一气之下于日前把自己预先打造的与名导演之间的性爱录像放在网上，让众人争览。她说要把那些用“戏和角色”当作诱饵，进而对女演员进行诱奸的导演们进行曝光，她说：“我用明摆着的无耻对付潜在的无耻。”也就是说，当她（们）无法，或无力对付那些“潜规则”时，他们只能选择无耻对无耻了。

这位张钰的故事引发了网民的热烈争议，虽然有人骂她卖身、无耻，骂她对导演进行“性贿赂”，但也有不少人同情张钰的处境，甚至争相要娶她，包括留美回国的博士和商界富豪。而更多的人则抨击娱乐圈的无耻，谴责那些无耻的导演们所奉行的“潜规则”。而且，从目前中国娱乐圈的实际来看，潜规则已经幻化为众人皆知的显规则，掌管一些权力的主管们、导演们就利用手中的权力去换取女性的身体，以实现自己的“性福”。这就是现今中国的现实──权色交换的现实。实际上，娱乐圈的权色交换只不过是官场权钱交换、权色交换潜规则在演艺圈的复制而已。

比起张钰来，那位饶颖更可怜了。张钰毕竟还以身体换取了参加影视剧的演出机会，还让社会知道有这么一位女演员，饶颖的遭遇似乎更值得人们同情，那位中央电视台的大腕赵忠祥长达七年以一副党的面孔把饶颖当做性工具，极尽性虐待之能事，最后竟然公开说不认识饶颖。而饶颖的下场是不仅被赵忠祥抛弃，还丢失了赖以生存的工作职位。

张钰也好，饶颖也罢，毕竟只是个案，然而，如果将目光放开，除了官场的性泛滥，整个社会的性乱伦也已经令人目瞪口呆了。为什么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越来越多？如果说前些年穷人卖血导致艾滋病的迅速传播，那么最近几年整个社会的性紊乱、卖淫、嫖娼的风起云涌则成了艾滋病毒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从各地对娱乐场所实行“100%安全套项目”可以看出问题的严重，而各地普遍开办所谓的“小姐培训班”不是明知娼妓横行而无所施其计吗？全国到底有多少明娼、暗娼，恐怕谁也无法统计精确。如果说前些年一些流入城市的农村女工因无法维持生计的而被迫沦为娼妓，那么，现在娼妓则向着更高层次发展，一些高等学校的女学生也加入了卖淫的队伍，并不以为娼为耻。

而一些冠以“专家”头衔的人在制造性混乱方面更是推波助澜。那位“性学专家”李银河就是极为前卫的性开放鼓吹者，她不仅鼓吹一夜情，声称自己也愿意去尝试一夜情，更鼓吹，只要“同意、安全、健康”，换夫换妻不过是成人游戏，不用大惊小怪。怪不得，“换妻俱乐部”就在一些城市出现了。试想，如果整个社会接受了这种“游戏”，频频换妻、换夫，那么，这个社会还配称作“人类社会”么？

它岂不成了原始社会，与动物世界又有什么不同？有人统计，中国的网站70%都与情色有关，再想想那些暴露出的网上裸聊、明码实价的招妓广告，这个社会真的进入了乱伦时代，那真的是没治了。

要找出产生这种乱伦的原因其实不难，无非是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党政官员的性泛滥、养情妇、包二奶、小蜜等等恶行毒化了整个社会的风气，而且，即使一个官员在经济上贪污、受贿被追究，但他们的私生活也极少被提及。这就是中共一直强调的所谓“大节、小节”问题，看看毛泽东糜烂的性生活，共党官员的有样学样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是，随着毛泽东统治时代的终结，也随着人们对那么多年来风风雨雨的政治运动的反思（当然是百姓自己的反思），看透了中共原来所鼓吹的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虚无，整个社会的各个人群再也没有了任何理想的追求，或者说既丧失了中华民族原有的道德观、价值观，也不接受其他的价值观，整个社会变成了精神空虚的黑洞，一个做了小姐的年轻女孩说的话极具代表性：“前途很渺茫，生活没希望，活着没意义，死了没勇气”。而且，随着思想的空虚，没有了目标与追求，剩下的就是追求钱财了，“一切向钱看”成了整个社会的准则，娼妓就是想的钱，嫖客为了嫖就去赚钱，仅此而已。

三是，中国各地的娱乐场所、夜总会、洗脚屋、桑拿浴等处很多是明娼、暗娼聚集的场所，政府部门并非不知情，而且法律关于禁止卖淫、嫖娼的条文也历历在目，但相关部门完全放弃管理。既然明了艾滋病的传播的危害，既然法律明令禁止卖淫、嫖娼，却只是被动的实行“100%安全套项目”、搞什么“小姐培训班”之类，那为什么不运用法律武器去予以解决？难道法律只是用来对待老百姓，对待持不同政见的异议者？

看来，整个国家还要烂下去，整个社会的道德还要堕落下去。

刘宾雁作为记者和作家，在中国现代新闻史和现代文学史上的傑出意义在於开创了报告文学这一写作形式，为新闻和文学开拓了空间，为记者和作家增添了武器。

正如王若水之对於中国现代哲学史的意义，抽掉了刘宾雁，中国现代新闻史和现代文学史就会出现残缺。据报道，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博士研究生，在刘宾雁逝世前不久，居然没有听说过“刘宾雁”这个名字。现在中国年轻一代知识分子所有的“知识”，就只是残缺的中国现代哲学史、残缺的中国现代新闻史和残缺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以及各种残缺的现代史。反对刘宾雁的人们，确是成功地在中国的新生代中扼杀了他的意义。作为他的友人和后人，我们有责任挖掘他的意义，宣扬他的意义。

刘宾雁首倡报告文学

从字面上来说，“报告文学”是个矛盾概念。报告是叙述事实，与报告相对的文学是虚构故事；是报告就不是文学，是文学就不是报告。但是，为什麼报告文学在中国兴盛一时且历久不衰？刘宾雁首倡其事，后继者摩肩接踵，如今薪火又传到新一代的记者和作家了。正确的思维方法不是用概念来否定事实，而是据事实来限定概念。报告文学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具有历史的理由和现实的理由。历史和现实比任何概念、比任何规范更有力量。

先说历史的理由。中国历来有“文史不分家”的传统。司马迁的《史记》被公认为既是历史文献又是文学作品。他在《史记》中不仅以优美的笔调叙述人物、事件、情节，同时也描写心理、抒发议论；议得不过瘾，最后还要来一段“太史公曰”。可以说，作为记传体的《史记》就是古代的一篇一篇报告文学。《项羽本纪》中记载，项羽攻佔咸阳，有人建议：固守关中，可成霸业。他不听，掳掠而去。司马迁说，原因是“心怀思，欲东归”，他要回江东老家去也。如果按照现在有些人的说法，可以提问：“你司马迁又没有採访过项羽，他项羽也没有向你暴露过思想，你为什麼说他想念家乡了？”这样，就《史记》可以对司马迁提十万个“为什麼”。但前人从未提过一个这样的“为什麼”。相反，《史记》被尊为二十四史的第一史。可见，几千年来这种夹叙夹议的文体，是中国人乐於接受的。

在古代，非但“文史不分家”，哲学和科学，科学和科学，也不分家。到了近代中国，西学东渐之后，哲学和科学，科学和科学，文学和史学都分了家，新闻是新生的学科。知识体系的分化是近代历史的进步趋势。但在分化的前提下，又出现新的融合，分了家的又重新不分家。例如，化学不是物理学，物理学不是化学，新兴的物理化学既是物理学又是化学。这就是边缘科学，或交叉科学。生物化学是生物学和化学的交叉，分子生物学是物理学和生物学的交叉。这些非驴非马的学科却是现代科学的前沿。除了两门学科的交叉，还有多学科的交叉，如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知识体系在分化的前提下重新融合，又是现代历史的进步趋势。但在人文学科中，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还不够发达。报告文学的出现，正是体现了新闻和文学的交叉。

报告文学满足一个时代的需要

新闻是新闻，文学是文学，从新闻和文学的边缘生长出来的报告文学，适应了现代历史的进步趋势。国际上就有一项“尤利西斯报告文学奖”。继承刘宾雁传统的陈桂棣、吴春桃夫妇的作品《中国农民调查》得了奖，而在中国他们也像当年刘宾雁的命运一样，官司缠身。可见，报告文学恰恰符合国际文坛的规范，倒是不符合当今中国现实的规范。事实上，不但新闻和文学的边界不是不可逾越的，有些写家和刊物，他们发表的不少作品，新闻不像新闻，评论不像评论，或者说既是新闻又是评论。文学和新闻、新闻和评论虽有确定的边界，却不是不可以融合、交叉的。

更重要的是现实的理由。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的中国，是思想领域激烈动荡的岁月。粉碎“四人帮”后，为了挽救濒临崩溃的经济，人们首先热烈讨论的是经济问题。当时哲学界发出浩歎：“经济繁荣，哲学贫困”。随着拨乱反正、澄清是非的进程的展开，哲学问题被提上日程了，一切是非中的根本是非就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分歧。真理标准的讨论，反对两个“凡是”，破除了对毛泽东的迷信，出现一场冲决禁锢的思想解放运动。思想一解放，问题更多了。本来习以为常的说法，产生了疑问。对现实生活的困惑，对个人命运的诉愿，越来越强烈。这时，哲学又不够用了，远水救不得近火。求助於文学，隔靴搔痒；因为任何天才文学家头脑中虚构的故事，远不如中国大地上发生的真实的故事来得震撼人心。“伤痕文学”是事后消极的歎息。“大牆文学”是面向过去的控诉。“朦胧诗”更是叫人猜谜。还有一些名家的作品，不过是玩世不恭的嘲弄。已有的文学品种都不能直接回答现实问题。“报告文学”应运而生，适时而发，满足了一个时代的需要。它是以文学的形式报道事实，又是以干预生活的姿态提升文学；它从现实生活中提出问题，触发人们由表及里的思索，又具有文学的悲天悯人的情怀，深深地打动人们的心灵。刘宾雁比别人更有资格写自己的“伤痕”、“大牆”，但他不写。他专注於别人的苦难和社会的不公。由於牵动广大读者的关切，他的一篇报告文学可以立刻引起全国轰动。王守信案件，《人民日报》在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就作了报道，八月十六日又发表长篇通讯，并没有造成轰动。待到一九七九年九月《人妖之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才引起街谈巷议，满城争说人与妖。这就是报告文学不同於新闻所产生的力量。

开辟了争取表达自由的新路

报告文学的流行，还有中国的特殊原因。在一个缺乏新闻自由的社会，遊走於新闻和文学之间，也是为了开闢一条争取表达自由的新路。一九七八年，宾雁还在哲学研究所资料室做翻译工作，在一次讨论真理标准的会议上我们相遇。当时他尚是戴罪之身，不便多说。会后他对我讲：“你今天的发言，假如在一年以前还是「反革命」，现在没事。看来，理论界是活了，文艺界也会跟着活起来，最死的是新闻。”我的发言好像是批评毛泽东，具体内容已经忘了。一九七九年，他发表报告文学后，我忽然想起他一年前讲过的话，原来他身处冷宫之时早就在思考如何向“最死的新闻”发起冲击。

刘宾雁得心应手地运用报告文学的武器，为民申冤。胡耀邦虽然大刀阔斧地纠正了历次运动中的冤、假、错案，那都是有案可查的，社会底层还有多少无案可查的几十年的沉冤？“找刘宾雁！”刘家门庭若市，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排着队向他倾诉冤情。他因此而获得“刘青天”的美名。“青天”是清官头上的一方天。刘宾雁不是官，手中并无尚方宝剑，也无龙头铡，何以成为“青天”？如果有人写一部《“青天”列传》，从古到今只有一个刘宾雁是奇特地靠笔桿子支撑“青天”的。“刘青天”发挥作用的机制是这样的：一篇报告文学出炉，广泛地动员了舆论，广泛的舆论产生强大的压力，强大的压力推动权力机构的运作，中纪委、检察院什麼的派人调查，或本单位党委重新审查，於是进入纠错程序。为什麼不说中纪委、检察院或党委是“青天”？因为他们是被动的，始发站是刘宾雁，到他们那里差不多是终点站了。为什麼冤民们不去找别的记者？因为仅仅报道事实不一定能产生动员舆论的作用，写真实还要加上作家的眼力和笔力，才能毕其功、奏其效。报告文学在国外已有先例，只有在中国这种写作形式居然能驱阴霾、开“青天”。正是“刘青天”催生了中国的报告文学，中国的报告文学又造就了“刘青天”。刘宾雁五十年代的成名作《在桥樑工地上》和《本报内部消息》都是小说，一九七九年以后则专门写报告文学。由於报告文学为民请命，惊扰了权势者的清梦，不少省委纷纷告状，指责刘宾雁破坏了当地的“稳定”。胡耀邦颇觉为难，曾带信给宾雁，叫他“不要写报告文学了，写小说去吧。”宾雁说：“我的笔记本上有那麼多人的血泪，怎麼能罢休？”

改变命运要靠制度

中国人太迷信“青天”了，其实“青天”意识是迷幻药。改变命运要靠制度，不是靠“青天”。结果，“刘青天”本人头上都是乌云密佈，成了一片黄霉天。

对报告文学这种写作形式在新闻史和文学史上的评价，与对报告文学作品内容的评价，两者不是一回事。刘宾雁的报告文学代表作《人妖之间》和《第二种忠诚》，当时起了什麼作用，现在应当怎麼看，是可以讨论、值得反思的。

（本文是即将出版的《刘宾雁纪念文集》序言的一部分。十二月五日是宾雁逝世一周年，谨以此表示纪念。）
首发争鸣杂志

假如铁凝是我妹妹，我一定凭血缘关系，劝她不要当作协主席。因为尽管姿色上乘，具有杨贵妃风度，妹妹才华却平常。其作品，一看就晓得回避现实、瞻前顾后，以墨水键盘，而不是以心血泪水写作的。说实在话，妹妹写作，就像开自来水，只要龙头打开，自来水就源源不断，又像更年期老太，逢人废话说个没完。

要是朝廷抓壮丁，至少应该推辞，说几句“不敢当”，以表示谦虚。仅仅会议期间躲在某个偏僻角落，说图个清静，显然在作秀。其实，真的图清静，只要洗洗耳朵、学陶渊明的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据说，选举作协主席，铁凝得票最少。妹妹再担任此职务，我为她脸红。得票最少的当作协主席，梁山泊最有资格当寨主的，不是鼓上蚤时迁，就是白日鼠白胜了。这么做，不是玩了一把参与选举的人吗？我不能因为铁凝是我的妹妹，而昧着良心给她捧场。

妹妹凭漂亮温柔当作协主席，朱文颖也可以当作协主席；凭小说《哇，香雪》当作协主席，她的哥哥凭小说《梦莲》、《细麻绳》，也可以当作协主席；凭作品众多当作协主席，王安忆、范小青的作品不比铁凝少；凭作品优秀当作协主席，刘恒的《伏羲伏羲》、苏童的《妻妾成群》、方方的《风景》、张贤亮的《习惯死亡》，都远远超过铁凝的小说；凭语言的创造力和颠覆力度，王朔理应当作协主席；凭评论才华、人缘人脉、朋友义气，王干也可以当作协主席；凭文学才华、评论水平，以及良知与正义的多少，独立中文笔会一大批作家，更可以当夜郎作协主席。

作协主席，这只果子按理王蒙品尝。王蒙德高望重，饱经沧桑、著作等身，对汉语娴熟的驾驭有目共睹，论资排辈，又是作协第一副主席。只怪王蒙当时生病住院，没精力探望解年部队，再者，还主动辞去文化部长职务，以表示出淤泥而不染。大概朝廷讨厌洁身自好、置身事外的莲花，才使用了仿佛赌场出老千的技法，以人为的手段延长巴金的寿命，以压制王蒙。天下人看在眼里，哪个不知夜郎朝廷的算盘。如果朝廷能让巴金活一千年，估计他们亦有兴趣。王蒙先生有生之年，不能当作协主席，表明了命运的刻薄和朝廷的无情。难道王蒙当作协主席，非要以巴金的及时死亡为代价？朝廷有啥权利，将不拉屎的巴金硬按在茅坑上！

即使朝廷讨厌王蒙，不让他当作协主席，愚以为，接下来也应轮到张贤亮、流沙河。可朝廷硬以年龄的借口，将这些具有卓越文学成就的右派元老排斥在外。而那些站在金銮殿上、染了黑发的御前大臣，其实都是些六七十岁的老汉。凭什么聘任官吏使用年龄的双重标准？公平、公正，体现在哪里？

就算将王蒙、张贤亮、流沙河排斥在外，接下来亦轮不到铁凝。因为还有赵本夫、韩少功、沙叶新、余秋雨……他们的资历名望与文学地位也在铁凝之上。苏童、叶兆言、王朔、莫言、刘恒、杨显惠、阎连科、刘震云、孙甘露、毕飞宇、葛红兵、余华、马原、阿来、吴思、陈村、史铁生、冉云飞、春桃夫妇……年轻有为，才华横溢，难道他们不能当作协主席？就算史铁生身体有毛病，可其余的都没毛病啊。如果重女轻男，因为下面有个疙瘩，而不能当作协主席，那么，王安忆、王心丽、迟子建、徐坤、唯色、方方、池莉、林白、海男、残雪、陈染、叶弥……她们下面可没有疙瘩，才华也不逊于铁凝，总可以当了吧。

考虑根正苗红，王安忆难道不根正苗红？考虑得奖，我不知妹妹得了什么奖，王安忆凭《长恨歌》、徐坤凭《厨房》，可得了茅盾文学奖。考虑人缘好，费振钟、陈思和、姜利敏，难道人缘不好？作协主席非要中央委员当，我不知这规矩谁订出来的。难道这个社团，是执政党的下属组织，隶属于中宣部？要是妹妹政治可靠，有培养前途，我认为，尽可以让妹妹当政治局委员，哪怕政治局常委，估计大家都不会有意见。黄先生、贾先生这点手段可以当政治局常委，陈良宇可以当政治局委员，我的妹妹当然也可以坐他们这些座位。

我这么说，并不是看不过铁凝当作协主席，相反是为妹妹着想。妹妹漂亮，外表具有亲和力，她那丰满的身材、明媚炯炯的大眼也让人倾心。她那单身女子的身份更让我们这儿富有的单身汉动心。妹妹已当了省作协首长，一生足够富贵荣华，再任夜郎作协主席，不过锦上添花，京城有座房子，换辆车子，银行多点存款而已。我担心一旦翻烧饼，她会成为世上的笑柄，就像炒股、击鼓传花接了最后一棒。坦白说，我不希望我的妹妹成为东德的过街老鼠。我希望夜郎作协主席，哪怕让给在拉斯维加斯发牌的卢新华当，或者让给写红楼评论的、善良正直的刘心武当，妹妹也不要当这个作协主席。妹妹实在要当，我希望她当政治局常委，因为翻了烧饼，反正一样做过街老鼠。当然我希望夜郎朝廷晚一点翻烧饼，让妹妹能够终老于作协主席这把交椅上。

江苏／陆文2006、11、29

陆文说明：对体制内外的名家，排名不分先后，限于孤陋寡闻、文学阅读范围，如有遗漏，敬请见谅。

春天的枝桠还嫩，我爬上树的时候根本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只是一味地爬，兴致勃勃地边笑边往上赶，因为，别的孩子们在树下看热闹呢。我要把我的风筝扯下来才行。否则，他们会笑话我没用。

我从来不知道这棵树叫什么名字，我只知道叫它树。所以，它就是树了。

“快点啊朵朵！你是不是在树上睡着了？往上爬多几步就够得着风筝了！快点儿！风都快回家去了，没了风，风筝就不能放了！”不知道是谁在叫嚷，叫得我浑身发抖，脚都软了。

“哦！别催我！”

今天早上，我趁妈离开家门，我把家里的那些青苹果都一一偷了出来，给这帮小伙伴们吃了。他们家都很穷，每个人都穿着露出脚趾的布鞋，衣服也是哥哥姐姐穿旧了留给他们。我也穷，可是，我妈的手工艺很棒，她能绣花、织毛衣、做衣裙。因此，我的衣服有很多款式，尽管也是我姐姐穿旧的留给我的。

我把这帮家伙都当成好朋友，有吃的同享，有难同当。虽然，他们不比雪莲，我最最要好的死党。她和我，每天呆在一块儿，好事做绝，坏事最尽的那种好朋友。我跟着雪莲去偷农家的果果，还爬树、下井、上瀑布。这条命是上帝恩赐给我的，好几次几乎掉到井里被淹死，就因为没淹死，我还大胆地爬上“飞流直下三千尺”的瀑布上去。为了能追上雪莲，我命都不要了。

雪莲，脸是圆的，我也是圆的；雪莲身高1米1，我也是1米1；雪莲6岁，我也是6岁；她的头发枯黄枯黄的，我更是黄毛丫头了。她父亲是渔民，母亲是开小商店的小主妇小商人。他们一家去年才搬到这个村子来生活，因为她父亲的渔船在这个码头靠岸了。

我们家也是外地人，具体是哪来的外地，我妈从来不愿意告诉我。我父亲，他不在我们身边，也许死了，也许也像雪莲的父亲一样出海打鱼了。我多么渴望我父亲和雪莲的父亲一样，在大海里与风浪打拼，是渔船上的英雄。对我的想象，妈不反对也不解释。

我就默认了我父亲是一个勇敢的渔夫，所以，我从小喜欢戴渔夫帽。我是渔夫的女儿，一个勇敢的渔家女。

我的脚就是够不着那枝桠，使出吃奶的力气也跨不上。我热得一额汗。他们就在树下狂催我。我只好一个飞跃，手抓住头上那根树枝，希望这样就能撑上，并且脚也同步上去最高的地方。这样的话，我要取回我的风筝就轻而易举了。可是，当我正要赞美自己的聪明才智时，没想到，我头上的那树枝是一棵刚发芽的嫩笋，噼啪一声就断了。我一时失去重心，整个人从树上摔了下来。

只觉脑子轰响了一阵，迷迷糊糊中便失去了知觉。

那是一棵大树，在一个6岁的孩子面前，再小的树也是大树。总之，它在我记忆中就是大树。我从大树上摔了下来，等我醒来的时候，天快黑了。周遭一个人影也没有。早上我偷家里的青苹果给小伙伴们吃，现在，他们却不知去向。我不知道自己在树底下昏迷了多长时间，可是，我知道，我爬树的时候是刚吃完早饭，现在是要吃晚饭的时间了。

这时候，我很惊慌。为什么伙伴们都弃我而去呢？我摔倒了他们没帮忙叫大人来救我，也没一起催醒我。为什么呢？我一时愣住了。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尝到友谊的破裂，那种失落感很酸涩很惶恐。我把这些人当成好朋友，我帮助他们，我偷家里的零食给他们吃，我和雪莲一起摘的果果给大家分享。他们却在我遇难的时候离弃我。

今天，如果雪莲在的话，她肯定不会跑掉不理我的。我坚信，雪莲是一个善良、正义的人。

所以，她是我最好的玩伴。是我儿童时代带给我最多快乐的朋友，她使我勇敢，懂得了正义。尽管，我和雪莲一起骗过一个傻女的鸡蛋，还骗过她的钱。后来遭受挨打也是一起共同分担的，我们都勇敢地认了错。

我的后脑勺摔伤了，流血。我从口袋里掏出手帕子，将头上的血擦干，虽然人感觉晕乎乎的，毕竟我6岁时候的体质还不错。没什么大碍。回到家，妈问我上哪儿去了？

我撒谎：“和雪莲到码头上捡螃蟹了。”

我妈知道我撒谎，但是她没拆穿我。因为雪莲找了我一整个下午都没找着。

我学会撒谎也是雪莲教我的。她说，对母氏家族不用这么诚实。反正做妈妈的，是也不满意，不是也不满意。

那天我没敢喊疼，怕母氏家族发现我从树上摔伤，怕她骂我。直到夜里，睡着之后，妈才在我头发上发现了血迹，伤口上还没停止流血。她吓坏了，赶紧用她那三脚猫的护士经验帮我包扎头部。可是，我妈有个怪癖，她总是在我摔伤了或者生病的时候骂我，而且骂得比平常还要厉害。我就在三更半夜里，被她一把拉醒。

“你今天到底干嘛去了？谁打你了？说！你不老实说，我就送你到工厂去当工人！一天干活12个小时，没吃没喝的！”

“不要啊！哇…不要啊！我说！我说！”我最怕的就是工厂了，她在我一睁开眼睛开始就给我输灌了工人的悲惨命运这样的人生观念。所以，每次我不老实，她就用送我到工厂当工人来吓唬我。我真笨，真被吓着了。

“我从树顶上摔下来了…嗯…上去取风筝…风筝给风吹到树上去了……”我支支吾吾，像个犯人。

我没把伙伴们弃我而去的事情告诉妈妈，如果说出去，她就禁止我跟他们玩了。我为一个6岁孩子成熟的心智感到欣慰。我总是喜欢替别人着想。但是，他们却不把我当成好朋友。

“你跟谁在一起爬树了？”妈是上帝制造出来的聪明女人，我眼睛一眨，她就知道我是否在撒谎。

“今天？我自己。”

“那下次要有很多小朋友在的时候才可以爬树哦！否则妈妈会担心的！知道吗，笨蛋！”

“知道了。”

当晚，我成了一个伤员躺在被窝里。妈妈还给我熬汤药，好像是田七什么的。很苦。

第二天一早，雪莲来我家了。她邀我到她家渔船上捡螃蟹。好像上帝早已经赐给我灵感，让我在妈妈面前先撒个谎，然后才把我撒谎的事情变成真实的。没想到，这却是真的。

“捡螃蟹？好哦！我最喜欢捡螃蟹了！”我顾不着头疼就下床穿鞋子了。

但是，我把我昨天从树上摔下来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她知道。雪莲很生气，她说：“咱们以后别跟这些乌龟王八蛋玩了！”

“好的。我知道了。”

可是，我这人记性特别差，在雪莲家的船往另一个码头上靠岸，她与家人迁离此地之后，我还是和那帮乌龟王八蛋玩了。并且，有好几次，仍然偷家里的东西给他们吃。

雪莲家的渔船不大，是到浅海捕鱼的渔船。木的，上面有一枝船桅。我远远的就能看见渔船上飘荡着一面船帆。码头上很多人在排队买鱼。雪莲的妈妈正在忙碌，把一簸箕一簸箕的鱼往鱼称上倒，然后，妇人们付了钱满脸欣喜地拎着鱼往家里去。这是一星期才有一次的村中盛事。我看到码头上一片繁忙的景象，头就不痛了。我和雪莲奔跑在码头的长堤上，迎着秋天的凉风，那些秋刀鱼和大马哈鱼在渔船上奄奄一息。一股熏人的鱼腥味扑鼻而来。

那些小伙伴们也到雪莲家的渔船上来捡没人买的小鱼。可是，雪莲不让他们捡，她说：“这些都是坏小孩，长大了也会当坏人的。”我不理解，为什么小孩在小时候坏长大了也坏呢。但是，我们都只有6岁的智商，没能很好地理解这句她从大人那里听来的话。

我没敢帮雪莲呵斥那些小伙伴们，因为我一叫头就疼个不止。本来妈妈不让我今天下床的，可是，我是一只活螃蟹，不动会死的。我站在船边，看着雪莲把已经死掉的螃蟹往竹篓里扔，还有一些虾和细细的白饭鱼。

雪莲的妈妈和我妈妈关系比较好，她有点崇拜我妈，据说妈在这个村子里是最有学问的女人。所以，雪莲的妈妈总是把鱼留着，然后叫雪莲送到我家。那样，妈就不用花时间去排队了。

可是，我和雪莲在那个渔村只相处了一年时间。而且，距离上小学只有二十多天。雪莲在我开学之前就搬走了。我至今也无法知道她究竟是否还记得我？是否在中国哪个城市或者哪个乡村过着幸福的生活。除了记忆，这个童年的小伙伴，在我走过的人生道路上没再碰上，也许碰上了也认不出来。我为此，感到无比的伤怀和失落。

我在整个小学期间，也辗转住过很多个地方，猫换窝一样读过五六家学校。始终，我们都没再见过面。

2006－11－5

SAND BEACH

目前台湾的反贪腐话题转到了马英九身上，因为马英九在八年来使用“特别费”的过程中确实存在不少可能触法的疑云。但是，如果仅就事论事地看待这些事件，将很难看透台湾的整个政治局势。总的说来，今天的台湾是处於后国民党时代，许多事情都是依这个时期的潜规律在运行。

“主流媒体”不一定主流

由泛国民党掌控及影响的“主流媒体”带有政党取向和特定立场，因此民众要得到较全面和正确的讯息和评论，就要多些独立思考。

扁马两人的案子有很大的相似性，都是犯了用他人的发票来核销公帐的法，都声称是被相关制度之不完善所累。但两人的犯案程度却有所不同。一个案子至今没有找到将钱纳入私人口袋的事证；另一个案子已承认八年来有一千五百多万元公款存入私人户头，并作为个人财产进行申报。

在扁马两案所受到的媒体待遇来看，却存在着大小眼。“主流媒体”对马案的报道明显“冷静、客观、中肯”，并尽量引导读者向马英九仅是“对下属监督不严”的方向去认知，更不会用整版整版的篇幅去鼓动数十万民众上街示威去倒马。这一严一宽的用意，无非是想用特定立场去影响民众情绪和司法判定。泛国民党仍掌控或影响着台湾绝大部份的媒体资源，“媒体独裁”取代了政治独裁，这是后国民党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

“法院是国民党开的”

根据台湾的现行法律，检察官和法官是依自己的“自由心证”来判定被审查的对象是否有罪。这个“自由心证”的制度，使得检查官和法官在具体个案上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判案时可以轻易的掺入个人的感情和政治取向，他人难以制衡。“自由心证”的弊端相当多，成熟的民主国家没人採取这个制度。在蒋家时代，这个制度是为配合一党专制而设的，只要“上头”操控或影响某个检察官或法官，任何案件就可以由“党国”来决定是否有罪。仅在前几年，国民党秘书长就讲过一句在台湾人人都记得的名言：“法院是国民党开的”。现在，这个现象虽已有相当的改进，但是，各种有利於国民党的潜在因素仍在实践着“法院是国民党开的”。不仅台湾的传媒有明显的政治倾向，而且司法人员内心也存在着政治意识左右司法公正的倾向。

这个以“自由心证”作为槓桿来操控的、带根本性司法制度先天公正性不足的现象仍没彻底改观。现在，通过“反贪腐”端上面的几个案子的不同待遇，已经揭示出要尽快纠正“法院是国民党开的”不合理现象和制度，不然，就和民主制度远远脱节了。这个偏离民主法治精神的制度，如今仍在公开全面的使用，这是后国民党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二。

兴票案是司法不公的范例

宋楚瑜的兴票案最离谱。他的儿子没什麼赚钱的能力，却在美国拥有五栋房子。私刻公章的行为是犯什麼罪不去说他，宋将二亿四千多万元的公款分散存入亲友的私人户口达八年之久，事情被揭发出来了，才声称刚要想归还，证据却是已开了十九张没写抬头的支票。这些支票不仅不能说明要还给公家，更可以解读为要再分散到其他私人户头，更不要说还有一大笔利息没提到要归还。这一大堆表面证据确实的犯行，检察官居然以不起诉结案，真是令人对该案检察官的“大胆”感到震惊。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不论蓝绿，心中都明白是怎麼回事。

现在，马英九已有长期将公款纳入私人帐户的确实证据，但是办案检察官那种“快速起诉”的魄力却不见踪影。上述泛国民党政治人物所享有的不成文的特权，提醒人们，现在是后国民党时代。

国民党党产主宰选举

马英九在最近的讲话中，透露了一个细节。他说，多年来他共捐出了五千五百多万元给慈善机构和弱势族群，其中四千八百多万元是竞选补助费。“党”补助其提名的某一个候选人有将近五千万元台币的钱，是巨大的数目，这就佐证了长期以来，国民党利用其庞大的党产来资助党提名的候选人选举。如果没有党产，选举就不易赢，国民党的日子就不好过，来投靠的人就会减少。所以，党产是国民党的命根子，阿扁一直要向国民党追讨党产，可说是犯了大忌。

数以千亿计的国民党党产如不合理地还财於民，台湾的民主政治就不能最终走上成熟之途。

由上面的社会现实看来，后国民党时代指的是，虽然专制的国民党已转型为民主制度下的一个在政治上平等的民主政党，但是一党专政时期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不完善的法律、制度、价值观及处事作风、人脉关系架构等仍在起作用，特别是媒体和公务员队伍仍不知不觉地在这些潜在因素的影响下运作，形成一个没有特定组织性的国民党影子政府，并在有力地支配着台湾的政经生活。

外界如果仅以台湾的“主流媒体”为观察台湾的唯一资讯来源，那不仅是不完整的，有时甚至是扭曲的。这种现象正符合中共的需要，因此他们挟持香港媒体加以配合，并压制不同的声音，以符合他们国内统治和统战的需要，因此，香港市民“配给”到的知情权就很有限。这次台湾的“反贪腐”运动给了人们一窥后国民党时代全貌的机会。

反贪腐对台湾民主的贡献

虽然马英九有不少的缺点弱点，如缺少锤炼，应付危机的能力不足等，但是他让人认同的是，善於折衷和妥协，不论是在族群问题上或是统独问题上都不轻易走极端。由他当总统，可以使台湾的蓝绿对立、族群对立的尖锐矛盾得到缓和。其实，在当今的台湾，谁有能力缓和这些矛盾，是较能赢得选票的。

不过，马英九将一千五百多万元公款纳入私人帐户，现在又急忙将这些钱捐给公益团体，说是要“凸显制度”的不当，这反而坐实了他将公款变私款的事实。媒体及司法是否还有能力为他的政治前途护航，那就难说了。

六年来，台湾进步了很多。阿扁现在在人们心目中是个“不是总统的总统”，因此司法敢碰他。但是一踫开了头，对其他高官也敢碰了，马英九就首当其冲；接着，很可能兴票案会回锅，宋楚瑜又要日子难过了。因此有人说，这是阿扁对台湾民主的又一贡献。这不是笑话，大家可以慢慢看。

政治效应与司法效应

《争鸣》记者：台湾倒扁风暴，自夏迄冬，已达半载。最近陈瑞仁检察官提出起诉书，但陈水扁似无引退之意。你看台湾政局发展的前景如何？

答：我一开始就讲，这齣倒扁vs挺扁的连续剧，会一幕幕演下去。这一幕是“红潮滚滚”落潮，悲剧英雄施明德退场，司法英雄陈瑞仁亮相。再插进马英九特支费假发票案，双方打得如火如荼。

问：陈瑞仁起诉第一夫人吴淑珍，陈水扁总统列为共犯，总统涉案部份，在职时依宪法规定不起诉，卸职后追诉。这样的起诉书，能否标志司法独立，树立了台湾民主宪政的典范？

答：相对於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制度，这当然是台湾民主宪政的一次突破。在中国，像李鹏家族的贪腐，国人共知，不但总理任内不准碰，卸任这麼多年也碰不了，而台湾在职总统都可以碰。但对台湾本身的民主进程来说，陈瑞仁起诉书的政治效应远远超过司法效应。

问：这怎麼讲？

答：你一看起诉书就知道。检察官陈瑞仁将吴淑珍等人以贪污罪起诉，把总统列为“共同正犯”，本身就有违宪之嫌。因为根据宪法，总统除犯内乱外患罪之外，非经罢免或解职，不受刑事上之诉究。而罢免总统，应由立法院按宪政程序进行。我们看到连续剧的前两幕，立法院“一罢”与“二罢”均未通过。施明德的群众运动“红潮滚滚”也已退潮。於是接下来让陈瑞仁出场演这一幕，目的有二：一是逼陈水扁自动请辞总统职务；或告假由吕秀莲代理，如李远哲、陈师孟等建议。二是迫使民进党内部分裂，增加“三罢”在立法院通过的可能性。

现在看来，这两个目的都难达到。一是陈水扁仍坚持自己清白，不愿辞职或告假；二是民进党内虽有个别人（如立法委员林浊水、李文忠）表示决裂，辞去民进党立委，但“三罢”仍难在立法院通过。再加上舆论焦点分散到马英九的特支费案，倒扁的压力反而比前一幕减弱。这是马英九始料不及的。

陈马自蹈制度陷阱

问：你怎麼看马英九的特支费案？

答：假如以同一标准衡量，马英九的特支费案与陈水扁的国务机要费案确有相似之处，两人都是自蹈制度陷阱。这两种费，制度上是供首长自行支配，但原则上必须用之於公，半数以发票报销，半数不需发票，首长开个条子，说明用途就可以。实际上有人条子也不用开，像马英九，就把一半的特别费直接汇入自己的银行账户，作为个人所得，还申报为个人财产，交了所得税。据马英九解释，他以个人所得捐赠公益事业的花费，还多过汇入账户的特支费。日前他又宣佈要把担任台北市长期间汇入账户的特支费共一千五百万元全数捐助公益事业。

问：马英九此举能否帮他脱困呢？

答：我看不能。同陈水扁一样，马英九无论做什麼，挺他的永远挺他，反他的永远反他。现在就看检察官起诉不起诉。那一半假发票的部份，已由马市长的下属承担责任。剩下一半马英九自己汇入个人账户的部份，法律上应已构成侵佔。所以施明德说，马英九现在拿出一千五百万，就像中世纪向教会购买赎罪券。

但即使检察官起诉马英九，也同检察官起诉陈水扁一样，挺马的永远挺下去，反马的也永远反下去。反过来不起诉呢，也一样。台湾现在没有是非真伪，只有两极对立。这是台湾民主的悲哀。

民主不是恶性廝杀

问：台湾怎麼会导致今天的两极对立？难道这是台湾民主发展不可逃避的命运吗？

答：当然不是。民主政治是公平竞争，不是这种不分是非真伪，“不是你下就是我倒”的恶性廝杀。

台湾的民主，从一九八六年民进党成立，蒋经国解除党禁、报禁，解除戒严到现在，不过二十年的历史。其中李登辉当总统的那十二年，发展比较顺利。一个重要历史经验是体制内外互动配合。民进党的黄信介时代做得最好。没有民进党，没有社会运动、学生运动的互动配合，李登辉很难克服国民党内反民主势力的阻挠，实现台湾民主化的制度转型。一九九六年是台湾民主进程的高峰，那年总统大选，中国以飞弹演习进行威胁，台湾人民以选票作出响亮回答。中国反对的两组候选人，李登辉得票百分之五十四，彭明敏百分之二十一，共百分之七十五；中国支持的两组候选人相加才百分之二十五。就在那一年，纽约“自由之家”评订台湾为全球自由国家之一。那时台湾绝大多数民众对认同自由民主价值的观念是一致的。

二○○○年政党轮替之后，在台湾内部产生了极端主义思潮，背弃自由民主价值。譬如连战出任国民党主席后，宣称“过去十几年历史是一场噩梦，要一刀两断”！还要“卧薪嚐胆，拿回政权，再造党国！”民进党也学样，一笔勾消前人对台湾民主化的历史贡献，把所谓“建立台湾第一个本土政权”，归功於一个党、一个人；挺一个人就是挺“本土政权”！这同党国时代的“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有什麼两样？

对自由民主价值的背叛

问：你是说，造成台湾社会的两极对立，国民党和民进党都有责任？

答：是。他们是两种极端主义，两种对自由民主价值的背叛。一种以中华民族主义背叛自由民主价值，一种以台湾民族主义背叛自由民主价值。他们製造“中华民族主义”同“台湾民族主义”的对立，撕裂生活在台湾的二千三百万人。他们把台湾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中各种现象，简单归结为蓝、绿，统、独，亲中、反中，爱台、反台的两极对立，抹煞了一切是、非，真、伪。他们之所以需要製造两极对立，目的全在欺骗民众，掩盖其贪欲与权势欲推动的权力争夺。这是台湾民主化进程中的反民主逆流，政党、政府、国会，还有媒体、名嘴、学者，都有份。

问：你认为怎样才能克服两极对立的反民主逆流，让民主在台湾继续前进？

答：台湾该有新的力量，新的声音出现。现在台湾的政坛、媒体、学界，唱的都是极端主义、民族主义的老调子，争的都是“无事生非”的假命题。比如一方唱“反对台独”，另一方唱“走向台独”，这还是蒋介石“反攻大陆，灭共统一”时代的老调子。因为蒋介石要“灭共统一”（真假暂且不论），所以“通匪”和“台独”，都是杀头之罪。那时的改革者为摆脱党国恐怖统治，选择走向自由、民主、独立之路。今天台湾已从党国专制时代跨进自由民主时代。世界上独立国家未必是自由的，自由国家必定是独立的，这是天经地义。你还要“走向”，岂非倒拨时钟？台湾也早已放弃“反攻大陆，灭共统一”，你还在唱几十年前的老调子，岂不“无事生非”的假命题？这样的老调子继续不停地唱下去，是要把台湾唱完的。

新的声音在哪里？想从旧政客、旧政党中去找，是找不到的，他们唱惯了老调子，唱不出新曲。别看民进党只有二十岁，也已未老先衰，跟着龙锺的国民党亦步亦趋。台湾要让今天尚未在舞台上出现的新的人物，发出新的声音，开创台湾历史的新时代。

民进党国民党唱的是老调子

问：你说的新的力量，新的人物，新的声音，什麼时候才能出现？

答：就是现在。你看台湾这些日子，老调子还唱得下去吗？老调子已经唱完。民进党、国民党，唱来唱去一个样。民进党是“四大天王”唱，国民党原来是马英九独唱。特支费、假发票一出来，连战、王金平、宋楚瑜三重唱又登台了，唱的是“连、王配加宋楚瑜行政院长二○○八梦幻曲”，还是从二○○○年唱到今天的老调子。

台湾民主化宁静革命的第一代，包括蒋经国晚年，李登辉、黄信介那一代人，他们有领袖气质，有明确的前进目标和价值观，有历史的使命感和不屈不挠的意志力，所以能够在国际孤立的艰困之中成就台湾的自由民主大业。他们的失误，在没有培育出第二代新的领袖。新的力量，新的人物，新的声音，应在第三代中出现，时机就在明年，二○○七。

○七年国会选举是转机

问：现在大家都关注今年的北、高两市选举和二○○八年的总统大选。你为什麼说时机在二○○七？

答：今年北、高两市选举，谁赢谁输都差不多，无关大局。台湾要有真正转变，只能是二○○七年国会选举。

第一，现在的国会，是公认的台湾三大乱源之一。其他两大乱源是政党和媒体。你打开电视看看台湾国会像什麼样子？一个叫黄昭顺的女议员，在公众场合跑去同行政院长握手，然后拿着照片大闹国会殿堂，说行政院长握住她的手太久就是“性骚扰”，看得叫人作呕。重要的民生法案，连议程都排不上。所以改造国会，是改造政党、改造媒体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

第二，明年国会选举，与以往不同，从大选区改为小选区两票制，国会议员减半。按这个新制度，全国划为七十七个小选区，每区选出一人，共七十七名区域议员。另一票选政党，选出三十六名代表各政党的全国不分区国会议员，总共一百一十三名，是现在二百二十五名的一半。原来国民党和民进党通过这个方案，是要排挤小党，但结果可能作法自毙。

问：据国民党方面评估，可以稳拿半数以上议席，怎麼会作法自毙？

答：过去那种大选区单票制，最容易选出极端主义政客，因为极端主义的支持者，人数虽少，凝聚力强，只要百分之五的票集中在一个极端主义政客身上，此人就能当选。明年的新选制，为新旧、大小政党创造了平等竞争、选优汰劣、推陈出新的历史机会。只要有新思维的新政党出来，推出各专业领域年轻优秀、形象好、能代表选民意志的新人物，完全可能击败形象丑陋、言语嚣张、行为怪戾，在旧选举制度下被少数极端主义狂热分子拥戴出来的老旧政客。这里必须重视的一个因素是年轻选民与女性选民。一般年轻选民和女性选民，对极端主义的政治对抗和权力争夺十分厌倦、反感，期待关注社会公平正义，能够提供个人发展自由开放空间的新政治环境出现。这就需要产生新的现代民主政党，以民主政党的良性竞争取代旧式独裁政党主导的恶性议会斗争。这种党国时代列宁式独裁政党遗毒，应当藉二○○七新国会选举予以扫除。

台湾的希望在新一代政治力量

问：目前台湾政坛流传的“第三势力”，或已经出现的“世代论坛”等等，同你说的新政治、新政党有无相合之处？

答：不，绝对不相合。在旧势力的夹缝中间，“第三势力”绝无独立生存的余地。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大陆国共斗争时期，美国就期待“第三势力”出现。结果所谓“第三势力”，不是倒向国民党，就是倒向共产党。所谓“第三势力”的政治性格，就是随风倒，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最后不是倒向这种旧势力，就是倒向那种旧势力。今天台湾标榜“第三势力”、“中间路线”、“世代论坛”等政治势力也一样，他们不过是旧势力遇到危机时分化出来的小派系而已。

台湾的未来，台湾的希望，是在完全超越旧势力的一代新人。

（二○○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台北红树林）

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东方后裔或亚洲作家，似乎总要引来争议，乃至闹出一场政治风波。就作家而言，获奖本是好事，正如拜伦“一觉醒来已名闻天下”，却不料引来母国和同胞的强烈非议、讥讽乃至抨击，这种现象实比获奖本身更值得研究。

引起争议的获奖作家

近五十年来，因诺贝尔文学奖而惹来麻烦的，首先发生在共产党治下的苏联。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齐瓦戈医生》於一九五五年写毕，苏联的出版社拒绝出版，一九五七年这部小说在意大利出版，一九五八年获奖，竟然激起一场举国大批判运动，从共产党到共青团，从作家协会到各种官方组织，纷纷捲入大批判。一些狂热青年竟然围攻帕氏住宅，把帕斯捷尔纳克搞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位一举成名天下知的作家成了民族罪人、国民公敌，被迫发表一纸寥寥数字、拒绝领奖的声明。这场以政治偏见和国家迫害为特点的政治事件，自始至终由苏共操作。共青团中央在批判文章中谴责帕氏：“连猪都不肯把自己的圈弄髒”云云。

祖籍中国、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后愤怒退出共产党、流亡法国的作家高行健，获得二○○○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这是自鲁迅、林语堂、巴金、老舍、沈从文以来中国作家第一次获得这一世界级荣誉。消息公佈，引起海外中国作家的激烈争议和国内文化官僚的负面反应。应当指出，海外人士的争议与国内官方的反应，性质和立场完全不同。海外的争议主要在两方面：一是海外从事民主运动的一些文化人士从民主运动的参与度来衡量和批评高行健，这实际是一种政治衡量和道义要求；一是海外作家和学者从文学作品的质量、思想的深度、艺术的独创性等角度对高行健的作品有批评和质疑，这属於文学性质的争议。

中国国内的负面反应，主要表现在官方媒体对高氏获奖持的封锁消息、禁止谈论以及个别文化官僚对高氏採取政治诬衊和人身诽谤态度。

今年获奖者引起的政治风波

今年十月，五十四岁的土耳其作家奥汉帕木克（Orhan Pamuk）获得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立即引起本土作家们的强烈争议。二○○五年二月，他对瑞士一家报刊揭露土耳其政权的历史暴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屠杀一百五十万亚美尼亚人）和现今暴行（三万库尔德人死亡），同年十二月他遭到政府起诉，指控他侮辱了“土耳其人的民族性”。这个政府不愿面对和处理自己在现代历史上的这两项血腥罪行和惨痛事件，却辩称这不是一桩有计划的种族灭绝行为。这个政府试图假借土耳其法律的招牌、实际是靠强权对自己民族的一位敢言作家判罪和迫害。这种政府行为在全世界面前恰恰证实它自身的野蛮和卑怯，证实这位作家揭露的血案的真实性。

在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的强烈批评下，土耳其政府不得不於二○○六年一月撤销对帕木克的指控，因为这个穆斯林国家正在争取加入欧洲联盟，人权正是一项基本条件。现在，这位面对黑暗、敢於直言的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官方对这一事实，显示出犹豫和矛盾构成的一种尴尬和克制态度。它的外交部长对记者说：“一个土耳其人在文学界获奖，是件高兴事。”这一话语讲得谨慎、适度，旨在一种外交姿态，以给欧洲人一个通情达理的开明印象。

土耳其的民族主义者们愤怒批判帕木克，谴责他揭露了土耳其政权对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的血腥镇压和屠杀行为。他们认为瑞典人把文学奖授予这样一个人，是一种耻辱。有些土耳其作家则认为，帕木克获奖，是他们丰富的文学传统的一个历史性际遇。此时身在美国纽约的帕木克发表谈话说，获奖不仅是“我个人的荣耀，也是我所代表的土耳其文学和文化的荣耀。”

诺贝尔文学奖的价值标准

上面那些有非议的本土作家，显然不瞭解诺贝尔文学奖的价值标准。

诺贝尔文学奖由瑞典人创立，它对获奖作家的选择，毫无疑问实行西方国家的价值准则，依据西方国家的文明原则。有不少东方人说它偏重政治。其实，这无须挑剔。西方人应当以自己的价值观来作出决定，而不是根据东方人的价值观。评奖者不是依照作家在本国的排行榜或国内知名度，不是根据作家的作品在国内的畅销性，甚至也不是单纯在评比艺术技巧，而是着重作家及其文学作品的道义勇气和精神价值。换句话说，它不是俗文学的评比，而是精神高贵性和独特性的评比。因此，并不畅销乃至根本就不能在国内出版作品的作家，例如帕斯捷尔纳克的《齐瓦戈医生》，却能够获奖而一举成名。在本土爬上高位、在俗世享受荣华以及那些受俗世强权宠爱者，不能在孤独而高贵的精神界佔一席位，这显示天地之间的一种公平。

帕木克在採访中说：“在这片土地上，三万库尔德人、一百万亚美尼亚人被杀害，除了我，没有任何人敢把这些真事讲出来。”仅此一点显示出来的道义勇气、人格力量和精神价值，已使他远远超越那些同胞作家而赢得西方的尊敬和高度评价。妒嫉不必，争议可休，拿出人格、正直和勇气，做一个勇敢维护人类尊严、敢讲真话、敢批评政府的知识分子，这才是人间正道。这就是诺贝尔文学奖评比向人们透露的价值观及其看重的作家精神素质。如果说诺贝尔文学奖评比中有政治因素，那就是民主和自由的政治精神和人格精神。

西方批评推动政治进步的例子

帕木克获奖以及西方国家对土耳其政府的批评，对这个政府的政治思维有明显推动作用。十一月五日，土耳其总理埃尔多甘（T. Erdogan）表示，他的政府准备着手修改土耳其刑法第三零一条款，此条一向用於迫害本国作家和记者，最近的案例就是用这一条款对揭露政府罪行的作家帕木克控罪，使土耳其政府在国际上大丢其脸，招致欧盟的强烈批评。能够听取国际舆论的批评，并且作出修订恶法的决定，这显示土耳其政府在走上正确的方向，在推动民族的进步和文明。

亚洲是当今世界最複杂、最麻烦、最富悲剧性的地区。当今的以巴冲突，伊朗叫嚣，伊拉克国内伊斯兰教之什叶派和逊尼派的流血残杀，朝鲜半岛核武的火药味，中国的人权问题、种族问题、台湾问题，凡此种种，都是未来大规模战争和大流血的悲剧火种。他们的文化人能否从鄙俗、势利和奴气中走出来，揭露政权的谬误，批判民族的堕落，为人们指引一条文明和尊严之路，将是一个非常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中国色情事业的蓬勃发展早已声名远播，“繁荣娼盛”、“黄色娘子军”等都已经成了中国新词类。因为贪官们几乎百分之百有情妇，因而“扫黄”运动也成了笑谈，并且逐渐淡化。但是就在这种气氛下，深圳突然大张旗鼓的“扫黄”，而且“矫枉过正”地在11月29日对100名涉嫌卖淫嫖娼分子，其中有10余名香港嫖客召开宣判大会示众，不禁使人啧啧称奇。需知，现在中国的性产业，约占GDP总额的百分之六左右。对这些卓有贡献的性工作者与恩客进行如此公审，简直荒唐透顶，哪里是以经济工作为中心？

当局之所以如此心血来潮搞这么一个运动，原来是因为中共的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员长吴邦国要访问深圳，因而要进行“清洁”工作。然而用这种手段，反映了共产党至今还是一个革命党，而且是漠视与践踏人权的革命党。从这个事件，人们就认识到，中国的公安，并不是专门来对付被他们认为涉及政治的维权人士，就连娼妓、嫖客这些只谈风月，并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寻常人士也不会放过。而且采用羞辱而无视他们尊严的手法。当然，中国也有进步，那就是允许他们中的一些人戴口罩，维护残存的一点尊严。奇怪的是，有些戴口罩，有些没有而要用手遮脸，想来公安也没有那样好心免费派发口罩，应该是以高价出售趁机对那些羊牯搞“创收”。

吴邦国的人大掌管立法事宜，深圳的公安在他面前公然违法，为何顶风而上也是十分令人好奇。但是如果了解内幕，也就觉得十分必然了。原来当局在11月24日公布《公安机关组织管理条例》，自明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规定，今后公安机关要将各项罚款全部上缴财政，公安加班必须补休或给予补助，以往的“以罚养警”将视为违法。

众所周知，公安捉强盗，自己都有生命危险；捉娼妓嫖客，既安全，又可以创收。这个规定出来以后，固然公安仍然可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继续敲诈勒索，但是到底“合法”的收入减少许多，灰色地带也缩窄了，他们怎么不会一肚子气？人们还记得，三年多前湖北大学生孙志刚在广州的收容所被公安人员殴打致死事件，迫使当局“废除”收容拘留条例，公安人员因而少了许多油水，因此消极怠工，使广东的治案情况转坏，以此向“领导”施压，迫使领导妥协。如今看来现在也有向吴邦国示威的味道。当然，这绝不是说吴邦国代表改革力量，下面公安就是恶势力。套一句老话说：“问题在下面，根子在上面。”公安长期的胡作非为、践踏人权，就是共产党领导人长期对他们进行“专政”教育的结果；共产党的专制体制也保障他们野蛮残暴的执法，更保护他们的腐败。根本体制不改，不能“合法”创收，仍然可以非法创收。

吴邦国到深圳以前，先在12月2日访问香港。这一天，香港一批爱护宠物人士为声援北京市民抗议中国捕杀宠物狗的残暴政策在中环遮打花园举行哀悼晚会，以抗议中共当局为杜绝疯狗症而不文明地“乱棍扑杀”及“坑杀”宠物狗，预计最少300人参加，并有内地爱护动物人士专程从北京及大陆不同地方来港，以示支持。虽然这个活动并不是针对吴邦国，但是吴邦国到香港与到深圳，香港市民的爱心与深圳公安的坏心，也就是黄、狗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也是英国殖民地教育与中共马列教育的根本区别，也是西方国家与共产党本质不同所在。

白宫门前的“中国崛起”：彩头还是霉头？

最近以来，“中国崛起”这四个字，在全球甚嚣尘上，震耳欲聋。而本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美国，则被一些人看作是为“中国崛起”举行的剪彩仪式。为此，中国甚至还奉上了一份162亿美元的厚礼，出手不可谓不阔绰。然而，未曾料想，这一“剪彩”，居然失了“彩”头，而触了霉头。当布什在白宫草地致完欢迎词，胡锦涛正准备发言时，一位华裔女士，突然“崛起”于记者群中，高声喊道：“布什总统，别让他杀人，别再迫害法轮功。”她同时挥舞着手中红黄相间的法轮功的旗子。一时间，胡锦涛似乎懵了，好一阵未能回过神来。

这是否预示某种不祥之兆在“崛起”呢？

“眼见它楼起了，眼见它楼塌了。”

自从邓小平改变了毛泽东祸国殃民的极左的经济国策，中国经济开始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总体规模的“崛起”是不可否认的。

问题是，它是依托什么体制、以什么方式崛起的？崛起后，它会走向何方？是“藏富于民”还是“藏富于官，国富民穷”？是挑战国际主流秩序，挑战普世价值？还是汇入国际主流，拥抱普世价值？简言之，是崛起为一个自由国家，还是崛起为一个对抗自由的国家？是崛起为和平民主，还是崛起为军国主义？是崛起为一个文明国家，还是崛起为一个野蛮国家？

白宫草坪发生的事，戏剧性地呈现出了国际社会及人们对中国崛起的复杂观感。

中国谚云：“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是的，没有永恒的强国富国，也没有永恒的弱国穷国。我们也确实在历史上见识了不少国家崛起的故事。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德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两次崛起，日本在20世纪初叶的崛起，前苏联在20世纪的崛起。它们是一种类型。此外，英国在18、19世纪的崛起和强盛，美国从19世纪末至今的崛起和持续强盛。它们又是另一种类型。

19世纪下半叶，在“铁血宰相”俾斯麦的策划下，普鲁士帝国挥舞军刀，通过三次王朝战争，即，对丹麦、奥地利和法国的战争完成了德国的基本统一。德国崛起为强大的军国主义国家，力量日隆，进而跃跃欲试，挑战当年的霸主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于兹爆发。德国战败，签下屈辱的凡尔赛和约，由崛起而坠落。

而今日中国，在收回香港、澳门后，磨刀霍霍，声称不放弃用武力收复台湾。这不由不使人联想，中国是否将在崛起为一个统一强大的国家后，效法当年德国挑战英国之举，挑战今日美国呢？中国共产党和当年的普鲁士帝国都是武力崇拜者，是枪杆子里面出来的政权。在普鲁士帝国，军人的地位十分崇高，有少年从军的传统，这种尚武风气影响了德国人几百年。此外，中共与普鲁士统一行动的奠基者都是铁血式的强权人物——毛泽东和俾斯麦。

不过，更加意味深长的典型是德国的第二次崛起——在二十世纪的崛起。一战失败后，德国全国弥漫着一股强烈的悲情意识，凡尔赛和约成了德国的国耻，德国人认为整个世界都对自己不公平，有一种被迫害、被围困的被虐心理；对英法美的行为，极其敏感，常怀敌意，往往并做出过度反应。希特勒及其纳粹党利用了这一民族情绪，高扬民族主义，比俾斯麦还彻底地统一了德国，清除了难于集权的联邦因素，废除了不平等的凡尔赛条约，夺回被瓜分的领土，解放出德意志民族被压抑多年的力量，唤醒了这个民族。其时，他解决了德国的失业问题，使德国经济欣欣向荣，迅速接近英国；摆脱国际社会对德国的歧视，洗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德国带来的国耻。因此，希特勒被认为是德国的大救星，他使德国人感到，德国从此站起来了，它正在经历辉煌的复兴和伟大的崛起。

1939年4月，在一次著名演说中，希特勒志得意满地说：“我接受了这样一个国家，它因为信任外国的诺言，因为民主制度种种恶劣的弊病而濒临毁灭。……我克服了德国的混乱，重新建立了秩序，并且大大增加了生产，……发展了交通，使庞大的公路网得以兴建，运河得以开凿，巨大的新工厂得以出现，同时也致力于提高我国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我曾经做到了使七百万失业的工人全体得到工作。”

是啊，在当时很多德国人看来，与希特勒之前的民主的魏玛共和国相比，希特勒领导的经济强大的第三帝国显然更加优越，它实现了德意志的目的。因而，德国认为，为了国家统一的意志和高度的效率，必须清除那些卖国贼、自由派、犹太人，必须消除不合谐的声音。崛起的德意志决不向英美等列强低头。魏玛式的低效率的民主制度简直是窝囊废。归根结底，民族复兴难道不是比个人自由更重要的事情？

这样，德国崛起了。德国向英美式的主流政治模式挑战了。德国“最终解决”犹太人了。德国为更大的统一开战了。……最后，德国被粉粹了：灰飞烟灭，遍地废墟，满目荒凉。

日本，也有过这样的相似的“崛起”辉煌。它的军国主义强悍力量，崛起于甲午战争，崛起于日俄战争，崛起于九一八，崛起于七七卢沟桥，崛起于珍珠港。日本人声称其崛起，是为了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而它发动的战争是黄种人对白种人的“正义”之战，是为了整个亚洲的黄种人摆脱英美白人的殖民统治。这一拯救黄种人的“大东亚圣战”，使广袤的亚洲与太平洋硝烟弥漫，尸横遍野…。最后，直到日本本土“崛起”了两朵原子弹蘑菇云，亚洲的天空才真正烟消云散。不过，不是亚洲摆脱白人的“殖民统治”，而是日本接受了白人给它制定的宪法，真正“脱亚入欧”“脱亚入美”而被“殖民化”了。

对中国人更熟悉的，恐怕是苏联的崛起了。1917之后,那里把国家变成“党-国”，把生产资料全部收归国有，实行统制性的计划经济，意识形态治国，政教合一，全国布满关押政治犯的“古拉格群岛”。苏联高效率集中全国力量，在20世纪20—30年代，通过几个五年计划，高速度完成了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和国家军事化的目标。二战后，“崛起”为世界核子超强，与美国平分天下。它统率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与西方国家叫板、“冷战”几十年，何等威风！然而，这种高度极权的国家，却在与西方的制度竞争的压力下，在自己国民的不满与抗拒下，像海市蜃楼一样，没有战争，没有暴动，一夜之间，突然消失，崩溃解体了。

目睹德、日、苏的崛起史，正如老话所说的：“眼见它楼起了，眼见它楼塌了”。沧海桑田，莫此为甚。

英美长盛之谜

总结“崛起”案例，自19世纪初到20世纪末，在世界体系中长期居于主流和领导地位的，唯有英国和美国。而先后气势汹汹地崛起并挑战世界秩序、挑战英美的，主要有德、日、苏。它们的崛起分别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它们崛起很快，失败更快。被人称之为“大国崛起的悲剧”。而二战结束后出现的新兴民族主义国家，至今仍未有崛起为世界大国的成功案例。

这似乎是一个神秘的现象。“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主导型国家，宁有天命乎？”人们难免会有不平之鸣：上天何以独厚英美？而德日苏崛起的悲剧，其中的逻辑、模式和教训又是什么？

其中的基本逻辑是，这些新起的国家，由于悲剧性的历史被国家宣传所强化，产生了强烈的被迫害想象和成为强国的焦虑感，他们把国际关系理解为彻底的丛林原则，一切围绕战争旋转。这就促使当政者汲汲于集中国家的权力和力量，于是，一个绝对的主权者必定诞生。而且，不能对这个主权者有任何制约，必须允许他自由地判断国家是否处於危险状态，并绝对按照自己的意愿采取他认为必要的任何措施维护国家的安全，哪怕为此而牺牲臣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这就是“主权至上”的霍布斯式的理念，它促成了一种国家主义甚至极权主义体制。

这些“崛起强国”的基本模式是这样的：过去的德日苏和毛的中国，都致力於设计一种国家体制，这种体制能够确保国家集中力量办事的效率非常高，能够优先发展军事能力，集中资源发展那些有助於积累军事能力的经济部门；确保权力的集中，大幅度提高国家动员资源的能力和效率；相应地，也应当通过法律强制，通过军国主义教育（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培养服从的公民，鼓吹国家主义，鼓舞国民为了国家愿意牺牲一切的精神。它们动用国家的力量高速发展经济，特别集中于重工业，创造了一种与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不同的发展模式，可称之为“统制主义”或“计划经济”模式。统制主义模式是对自由主义模式的否定，它改变了经济运行的方法，甚至破坏了人类文明的基础——私有产权制度，它们使国家成为主导力量，追求快速工业化。这种模式，虽然可以暂时奏效，但因与经济人本性不合，故后劲乏力，最终难于竞争过自由的市场经济，难逃失败之命。

事实上，新崛起国家，虽然狂热地相信强权政治的逻辑，但他们暂时引发出的国家力量通常并没有所想象的那样大。他们看到了看得见的力量，而忽视了真正具有长远效力的国家力量：忽视了由於内部的优良治理、公民为维护自己的自由生活方式而自然地散发出来的软力量。

正如胡适所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新崛起国家的基本失败正在于他们企图用一群驯服的奴才来建造强国，而且其国家强力干预经济还违背了经济学最基本的原则。

人们或问：既然经历诸多挑战，何以英、美自18世纪以来仍大体上维持了在世界上的主流地位？

原因很多，但简单说，根本答案要从其立国原则中去寻找。

英国建立现代国家是一个自然的自发的演化过程。作为一个岛国，它与欧洲大陆各国之间的纷争颇有疏离，故英国人更关注自己内部的制度安排。当时欧洲大陆各国集中焦虑的是，如何保障一个强大的王权，以便能够使国家集中力量进行与他国的战争。而英国人反其道而行之，专注于内部的权力分配和限制，努力用法律、用议会来限制国王的权力和特权。它的注意力是向内的。在当时这确实是异数。

美国这方面与英国类似，远离欧洲。它遵循了华盛顿离任时的告诫，美国应当孤立於欧洲的霸权之争以外。故它在建国时也倾力向内，关注国家各种权力的平衡与制约，根本目标是保障个人的生命、自由、财产与安全。

英美于前述的德日苏不同，后者是以国族为单位、以国族为核心来考虑问题的；它们专注于外部国家间的战争。前者则是以个人为单位、以个人为核心来考虑问题的，它们专注于保障个人自由。 后者注意力向外，前者注意力向内。

于是，我们看到一条似乎矛盾的原则：那些在原初并不致力于追求对外强大而着重致力於内部善治保障人权的国家，最终却持久地强大；而一心致力于迅速对外强大的国家，最终却走向了毁灭。

要言之，从历史看，英美在国际社会的强大和主导地位，并非其刻意优先关怀和经营一个强大国家的结果，而是其内部的制度安排所不经意间出现的副产品，是刻意保障国内公民权利所散发出来的未曾预料的对外强大的国家力量。用中国民间语言说，早期德日苏的竭力“崛起”，是“有心栽花花不发”，而英美在国际社会中的长期影响，则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事实上，当德日在二战后改弦易张，在内部制度上引入或靠近英美式的宪政民主制度后，它们也同样成为在国际上长盛难衰的强国了。关键问题是基本制度。

实际上，20世纪初，美国也有一个崛起的经历，它取代了“日不落帝国”的英联邦而成为世界第一超强。但这个强权崛起的过程中，与过去历史不同，并没有血腥的战争，并没有国际秩序的大纷乱过程。那是一个平和的自然的崛起和取代过程。

原因何在？虽然众所周知，自美国“独立战争”以来英美两国之间相互深怀戒心。但重要的是，在关键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两国强弱易势之际，基于：

1）两国之间在国家制度上的同质性，在政治上对“民主”、“自由”“人权” “法治”的相同诉求，导致“民主国家间无战争”。从根本上避免了两者之间的“零和游戏”，缓解了换位时的国家紧张。这点显然与崛起时期的德日苏不同。

2）两国在文化、宗教和民族血脉的传承性。

3）在国家战略上，美国避免了直接挑战英国的国家利益，譬如，忍痛放弃了对加拿大的觊觎等等。

4）两国在经济上的互补关系。

诸种因素的作用，导致美英之间霸权转换和平而自然。这对双方是双赢的历史过程，促成了对现代史有重要意义的“美-英特殊关系”的诞生，它已成为主流国际社会的核心枢纽。

从历史上德日苏的“崛起”悲剧，再看美英之间平滑的霸权替换，比较当下的“中国崛起”，“中国威胁论”何以挥之不去？“中国崛起”何以引发国际社会疑虑重重？原因当尽在不言之中了。这里有三个关键词：第一是制度，第二是制度，第三还是制度。中南海当政者，听懂大国兴衰的历史教训了吗？。

首发于2006年4月21日，重发于中国央视播出《大国崛起》电视片之后
──《观察》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