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大隋、大唐与当今之中国
《红拂夜奔》这部小说写的是发生在隋和唐的故事，也就是说它的背景是隋朝和唐朝。可是我们不难看出，作者笔下的大隋和大唐与当今中国是何其相似。不仅如此，小说还独具匠心地设计了一个数学家王二，让他跨时空地“混迹”于李靖、红拂中间，以便更直接地吐露其写作初衷。
一、历史与现状
洛阳城的街道上，泥泞、杂乱、人多。大多数人脚下踩着一对拐，脖子上挂着两袋水，背后插上两把伞，腰里还得挂上鼓鼓囊囊的口袋。可是也有人坐马车，除此之外，还有人坐没有轮子的taxi.泥水洛阳城正是当今中国的真实写照：落后、人多、秩序混乱、贫富悬殊。
洛阳城里是不可以随便说话的，胡说乱道就象今天闯了红灯一样，要罚五块钱；洛阳街头也有红绿灯，那是两块写着“下拐”和“回避”的牌子，闯了这种红灯会被关起来，就象今天胡说乱道了一样。这段话简化一下就是，当年的胡说乱道就象今天闯了红灯一样，罚五块钱罢了；今天的胡说乱道则与洛阳街头冲撞了要人一样，是要关起来的。当年洛阳城里的雷子比前东德所有的雷子加起来还多，现在是一种什么情形可想而知。言论自由都实现不了，远的就更谈不上了。
李卫公年轻时逃出了洛阳城，到老年时又建立了长安城。除了外表不一样之外，这两座城市很相象—比方说，都在严厉的控制之上，想入非非都属非法。卫公就象住在大洋里的珊瑚虫一样—这种低级动物住在坚固的石灰外壳里，假如你把它的外壳剥去了，它就会口吐石灰，再建造一个。在中国，民主和自由象一个裹足的旧式小女人，摇摇摆摆，气喘吁吁。过去和现在的不同，就如洛阳城和长安城，又象两个石灰壳。
洛阳城发生惨案之后，李靖早上出去一看，到处是被杀死的人和被烧毁了的房子，整座洛阳城都是焦糊味、血腥味。可是往前走，就出现了赶着牛车的人在运走尸体。再往前走，有好多人手持蘸了石灰水的刷子，把烧得乌黑的废墟都刷白了。再往前走，就是一片银白的世界，回头看也见不到一个死人，一点火烧的痕迹，一滴血。历史，血腥的历史，就是这样，一路地被清理、被遮掩，被粉饰，后来的人看不到真象。呈现在眼前的是，长治久安，歌舞升平，一片繁荣。
二、中国国民性
大隋朝的人说，洛阳城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城市，城墙历万年而不倒，永远不倒。但是过了百来年就倒了，城墙不倒不过是个神话。其实这世上的神话又何止城墙不倒呢，把神话信以为真的又何止大隋朝的人呢。
李靖出场时，洛阳城的街道上，泥水中间，有无数的猪崽子在游荡。老百姓和猪就这样在街上构成了立体画面。红拂出场时，泥水里有各种各样的车，拉车的假如是叫驴，看见了草驴就会站下来叫唤。除了人和车，泥水里还有死猫死狗。在这些东西中间，有数不尽的苍蝇。
人和猪同处，在客厅里是不行的，在猪圈里也是不行的，在大街上就没有什么稀罕了，二者为伍甚相匹配。还有草驴和叫驴，猫、狗和苍蝇，作者都巧妙地把它们拘于一处，很是和谐、自然。人，如果没有智力生活，和家畜一样的愚昧、奴性，那和猪、驴、猫、狗还有什么区别？两条腿罢了。
李靖背后跟着的公差们，因为仇恨李靖就总在他的房根底下尿尿，这样，土墙的里面就结出一层白霜来，小说中有这样一段话：这种东西就是土硝，有多种用处：首先，可以当盐用，其次，和草木灰结合，溶解后再结晶，就可以得到硝石，用这种东西可以造爆竹。假如不是每个月已经有了五十两银子的收入，从人家尿在他墙外的尿里他倒能得到些收入。
李靖没有把那东西当盐吃，也没用那东西造爆竹卖钱，不过类似这样的事在老百姓中间却是有的。王小波的杂文里就写过这么一个退休的老头儿，在窗户下种了一片韭菜，每天用自己的尿来浇，然后割下来包饺子吃。还天天在垃圾堆里刨来刨去，捡回一些脏纸板摞在窗台下，再浇上水把它弄湿，这样重量就增加了，然后卖钱。这种狭隘、自私、龌龊、自轻自贱于中国百姓中并不是个别现象，情节轻重而已。人之为人，何谈人格，又何谈境界。
洛阳城里发生骚乱的原因，李靖是罪魁祸首，很多人起哄。那些百姓见到官差冲过来也不跑，反而站在原地不动；见到棒子打过来也不躲，反而用脑门子去迎，然后就一人挨了一棍倒在地下。最后的结果竟然是，整个洛阳城的人无一例外的当了上面的线人。老百姓火了虽然会上街闹事，但心平气和时和领导上是一条心的。领导上叫我们当奸细，杀人，盗墓，叫干什么都会干的。用不着收买，只等领导上一声令下。
中国老百姓历来就是这样，安分守己，逆来顺受。不得已的时候会起哄闹事，但一棍子就能打趴下，没有胆量，更没有策略。他们最明白的一个道理就是上下尊卑，最习惯的一个动作就是卑躬屈膝。至于真理、人格这些概念都是很陌生的。
三、中国的特权阶层
泥水洛阳城并不是洛阳城的全部，还有一个石头铺成的洛阳城。石头城里连一点土都看不见，更别说泥水了。石头中间长了一些松树，全都向地面匍匐，越老的树长得越矮，最老的树只有把石头掀翻过来，才能在石块背面看见。但是没有人敢在这里翻动石块。
这个石头城就是中国特权阶层的象征，当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这些达官贵人锦衣玉食，高高在上，养尊处优。这个圈子里的所有事情，都象石头城里的松树一样，神秘、怪诞、悖情逆理。在西方，国会可以弹劾总统；可是在这里，没有人敢翻动石块，问个究竟。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特权思想余孽，在社会各有机组织内盘根错节，在人们的头脑里根深蒂固。大隋的时候杨素的后花园里有个万人坑，大唐的时候长安城里到处是万人坑。
万人坑都是后世的挖掘，当时人们所能看到的，不过是长安城严禁白天动烟火的时候，卫公家里有十条大汉汗流浃背地用毛巾磨擦锅底的方法烧水炒菜；长安城里的槐蚕如倾盆大雨从空而降的时候，卫公家里种的是从来就不长虫子的蜡树；长安城的水是咸的，喝久了这种水，女人的嗓子都变成了粗哑的男低音，卫公家里喝城外运来的矿泉水，女人声还是女人声。
四、中国的官僚机构
卫公死后，红拂也不想活了，于是申请殉夫。可是大唐朝制度严明，一切都要纳入计划，所以她每天都要往衙门里跑，给自己办理殉夫手续。首先，她需要一个非正常死亡的指标，等了很久，终于她被批准上吊。可是礼部的手续又办不了，因为本季度殉夫的人太多，使社会风气趋向悲观，这样就得等到下个季度。诸如此类，手续总也办不完。除此之外，她还要在死前注销各种注册、户籍、会员等。
李卫公死后六个月，红拂的殉节手续总算办妥了。这就是中国的官僚机构，机构臃肿，制度冗杂，人多扯皮，效率太低。红拂只等了六个月就不耐烦了，这事要拿到现在已经是高效率。
要说效率低，并不是什么事情都这样。比如洛阳城城墙上的长春藤，有人不知怎么看着不顺眼，就派人把它从墙上扯下去，剩下的细小藤蔓就变成了花纹染在墙上。然后又有人看有花纹的城墙不好看，又派了些人出来，举着绑了刀片的竹竿把花纹都刮掉了。城墙被刮出好多白斑，好象脸上长了癣。现在也一样，数不尽的大小官僚凭着他们无智、无趣、无美感的脑袋在他们势力所及的范围里胡乱折腾。
除此之外，官僚阶层还有一个共同特点。王二说，领导上这个字眼能叫他想起一张准备打官腔的脸，又让他想起一个水牛的臀部，这是因为美国的人管废话叫牛屎。领导—牛屎—废话，这个比喻比较贴切。
五、科学、文化与艺术在中国的困境
李靖从波斯文转译的《几何原本》里，有一些色情小说样的段落，还有一些春宫插图。要出版就得这样搞。现在的小说也如此，正儿八经的东西发表不了，非得加点淫秽进去，要不就干脆弄个吸引眼球的题目。这就是当今的文学，最端庄的淑女被糟蹋成一个妓女模样。文学在堕落，因为人在堕落；人在堕落，因为引领者在引领。
李靖发明了开平方的机器，摇几下就能求出几位有效数字，可是只能摇三个，不能摇第四下，否则机器就会哗啦一下碎成碎片。这是因为机器是糟朽的木头做的，假如是硬木做的，起码能求出六位有效数字。那些需要开平方的工匠干活的时候则必须戴斗笠，因为他们没法现开平方，就把平方根表刺在身上了，刺得浑身都是，这样干着活就会突然脱衣服，斗笠可以起遮挡的作用。这同样表现了科学如今的窘迫，不是没有人热衷于科学，而是科研条件太差。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这是个决定一切的阻力。不落实在钱上，喊什么也没有用。
李靖的发明相当多，除了开平方的机器，还有救火用的唧筒、鼓风机等，但这些科研成果最后都没有被用在科学上，不是被皇帝用在了打仗上，就是用在了治老百姓上。这就是科学在中国的命运。中国人的眼睛总盯着旁边，不习惯看前面，历来就是这样。旁边有人，或者外边的人，或者里边的人；不是外边的该打，就是里边的欠治。前面是将来，旁边的人都在往前面走，扛着的武器是科学。这一点，中国人历来是视而不见。不过现在好些了。
六、中国知识分子的境遇及人格特征
李靖考数学博士总也考不取，不是因为他对数学不够精通，而是他对《周易》一窍不通，众所周知，《周易》根本不属于数学范畴。于是他在考《周易》的卷子上写大隋朝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这样他就得了一百分，而数学又给他打了零分。现行的考试制度也有一样的问题，考专业必须得非专业过关，结果呢，所谓全面发展的进去了，真正专业突出的被挡在了外边。比如考美术的，对外语和政治的要求太苛刻，不知多少天才被扼杀在摇篮里了。
自从证明了费尔马，李靖的嘴巴就被“免开尊口”几个字打上了封条，还被逐出了洛阳城。这是因为杨素也爱好几何，但是没有证明毕达哥拉斯定理，没有证出费尔马定理。因此李靖活着就危险了。那么现在怎么样呢？“相比之下，生活在现代是多么幸福。近代的领袖人物都喜欢哲学，那咱们就搞别的学好了。偶尔有个把斯大林喜欢语言学，喜欢语言学的聪明人可以改行研究化学。现在杨素、李卫公、马克思都死了，我来研究数学并不妨碍。但我绝对不去碰经济学、政治学，还有社会学，而把它们留给有身份的人。”
数学家王二写了一篇论文，取名为“中国无算式”。岂止数学领域，妒贤嫉能在中国，是一个广泛的、历史的存在。人才辈出却命运多舛，被排挤、被压抑直至被扼杀，科学文化的发展，只能是步履维艰了。
在洛阳城里，李靖住的是一间祖上留下来的破房子，熬夜时点灯的油是一种闻多了就会屙肚子的蓖麻油，为了生计，他东奔西走，老着脸皮求人。给人画春宫，每幅十块钱，看得见摸得着，觉得比虚无缥缈的数学定理好多了，可是见到穿着摩洛哥皮的红拂，又想，画一幅画才值半平方寸摩洛哥皮，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思。现在的知识分子不一样吗？收入微薄，勉强维持生活。吃穿用度都窘迫不堪，额外的开支更是负担不起。比如交不起高昂的学费，子女的教育从幼儿园开始就和有钱人的孩子拉开了距离。
为领那点可怜的薪水，和李靖一样，整天象狗似的被铁链子拴着。思想、言论和行动，全无自由，甚至八小时以外的时间，也不一定完全能由自己支配。
土耳其浴室之类的地方，李靖经常去，那里聚集着一些波斯人、土耳其人，还有其他一些可疑人物，他们在一起抽大麻，用希腊语交谈，搞同性恋。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自以为是，每个人都以为是世界上最后一个知识分子。除此之外，他们每个人都象李靖一样招人恨。
其实自视清高是知识分子的共性，尤其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自古就有文人相轻之说。这一方面是历史的沉淀，一方面也是独立钻研与思考的习惯在性格上打下的烙印，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他们以恃才傲物的眼光看人群，人群更以异样的、刻毒的甚至仇恨的眼光看他们。于是他们象怪物，被放逐到了人群之外。
之二：聪明的李卫公
年轻时候的李靖很聪明，聪明绝顶。他不但聪明，而且有野心。他的野心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证出费尔马，证明自己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二是住在downtown的他总想望着up-town，连做梦都想搬进石头墙里去。
聪明的李靖很有上进心，一直相当努力。可是考数学博士屡试不中，很多发明又没有人买，所以他总是穷困潦倒。为了糊口，甚至去当流氓。边当流氓边证数学定理。终于有一天，他证出了那个世界难题—费尔马定理。可是不但没有住进石头墙里，他甚至没有机会向人证明他就是那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不仅如此，连祖上留下来的那间破房子他也不能待下去了，不得不逃离了洛阳。就是说，人生战役的第一个回合，他被淘汰出局。
第二个回合是灭隋兴唐的战场。刀光剑影，血雨腥风，李靖上阵却总是精神抖擞，亢奋无比，把敌人吓得闻风丧胆，把战友比得胆小如鼠。于是他被尊为战神，青云直上。大唐建国，他顺理成章地被大唐皇帝委以重任。他终于成功了。这其中的秘诀，他私下里跟红拂说了，说他总算找到了做人的门道，这个门道就是“作假”。后来在办公室里也是一样，他总是那么精神抖擞，人家问他为什么，他说“为公家办事，为主上分忧”就这样。看来，这种聪明比证明费尔马来得实惠有效多了。自打有了人类，就有人装神弄鬼。一开始是想占点便宜，但是后来没便宜也要装。这是因为装得人多了，不装就会有亏吃。
下一步就是把这种聪明发扬光大，这首先落实在为皇上设计长安城上。风力长安是个智民的方案，水力长安是个强民的方案，人力长安是个愚民的方案。皇上对人力长安满意，他心领神会，在这件事情上竭心尽力。把长安城设计得跟猪圈无异，把每个人都做成一种安分守己的程式：吃饭—干活—吃饭。按照程式，人们上街总是步调一致，工作时间一天当两天用，拾金不昧，民风淳朴。没有个性，没有自由，没有独立于组织之处的任何想法，当然也就没有了想入非非。这种情形我们虽没有经历过，但也耳熟能详，据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差不多是这样子。
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李靖把机关算尽，却忘了自己是谁了。他为长安城制订的所有制度都是为了防止大家想入非非，可是防止的对象竟忘了把他自己加进去。有一天，看着他设计出来的崭新的长安城，他一兴奋竟向皇上建议把长安城更名为“新洛阳”，理由是当年他和红拂从洛阳逃出来的时候他就下了决心要建一座大城，这个名字有纪念意义。结果，当天晚上就挨了刺客一刀，侥幸砍在了他的钢盔上。
这个错误是无可挽回的。他赶紧写了辞职报告，皇上不准，后来他就病了。作者说了，这个故事远比讲到的复杂，没有必要全都叙述出来。伴君如伴虎，既然卸磨杀驴、兔死狗烹的命运难以避免，那么能落得个寿终正寝便是上策了。作为一个中国人，不但必须有证明自己聪明的智慧，还得有证明自己傻的智慧，否则后患无穷。于是他只好装病，一装到底。想通了这一点的时候，在人生的战场上奋力拚杀了几十年的他，终于累了，倦了，老了。
可惜的是，最后的死法将他出卖了，揭穿了他的作假真面目。他没有害到自己，却害了红拂。红拂竟敢知情不报，皇上便能叫她生不如死。作为一个中国人，在装傻方面一刻也不可以放松，一直装到自己死掉了还不行，最好是在死后还能继续装傻。
王小波说，他不知如何评价卫公，“他是那样地喜欢演戏，象个演员一样活在世界上。”是的，他原本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聪明和努力都不奏效的情况下，不得已学会了演戏，结果证明，演戏的确是一条捷径。当然，演员的资质也不是人人具备的，就如佛家说的慧根一样。有这种根基的人，靠聪明和努力碰了壁的时候他自然会换这条路，或者从一开始就瞅准了这条路。而不具备的人就没有这方面的潜能，甚至很可能对演戏的行当毫无兴趣甚至深恶痛绝。这样，无论他何等的聪明何等的勤奋，失意落魄一辈子也是他的宿命，就象王二一样。正如作者所说，王二的故事并不都是合情合理的，也就是说它不合现实世界的常规。有关费尔马定理的是，他证了十年没证出来才合乎常规；假如他证出来了，无法发表才合乎常规。另一方面，有个漂亮的女邻居安慰了他也不合常规，合乎常规的是，他在绝望中手淫甚至自杀。
作者还评价说，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比象个演员活着利益更大，同时也没有比这危险更大的事了。是的，时时刻刻演戏，一辈子演戏，完完全全地掩饰真我，即使多么热衷于演戏的人，也不会总处于一种乐此不疲的状态。可是稍有疏忽就可能招致杀身之祸，李卫公总算是翻然悔过及时，才得以保全了性命。不过他的政治生命、学术生命和艺术生命都已经彻底完结了。对于一个活着的人，尤其对于一个聪明盖世、才华横溢而又精力旺盛的人来说，恐怕没有比这种结局更残酷的了。而且他还留下了后患，将红拂置于死地了。
连聪明的李卫公都落得一个如此可悲的下场，其他人还有什么指望。要么怀才不遇、郁郁而终，要么装神弄鬼得意一时。要想得意一世，就得聪明超过卫公；要想靠真本事不作假，那些理想抱负什么的，趁早统统放弃了吧。
之三：费猜的虬髯公
虬髯公是怎样一个人物，这实在是个很费猜的问题。
首先他也是个有野心的人，只是他的野心比卫公要大。李靖的野心不过是想证明自己的聪明，然后住进石头城；虬髯公的野心是什么，这个问题有些叵测。不过最后的结果是卫公居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虬髯公则做了一国之君，也就能说明问题了。
当虬髯公还是一个剑客的时候，进杨府当门客以求飞黄腾达，这本来是他最初的既定方案与路径。那时候，方方面面他都做得相当出色。剑术炉火纯青，这是一大资本。尊重对手的剑客风度，可以说是大家风范。此外，天天坐在那里打麻鞋，嘴里嚼着麻鞋，一副踏踏实实，勤劳朴实的样子，在领导的眼里当然是可堪信任。最重要的是监视红拂，这是上面交给他的任务。他每天打她的小报告，如实报告她的行踪，尽职尽责。综合多方面的表现，虬髯公深得信任是理所当然的事，那么前途无量也就顺理成章了。
为了更圆满地完成上面交派下来的任务，虬髯公在红拂身上花了不少心思。
教她练剑，和她聊天自不必说，最值得一提的是，他曾经送过两件礼物给红拂，一双麻鞋和一对轻剑。那双麻鞋是他辛辛苦苦自己打的，那对轻剑据他说是他珍藏多年的宝物，其实不过是他向上面申请来做感情投资的两块铁片。
他打红拂的小报告，这种报告一次两次对红拂没有什么害处，积累到一定数量就会对红拂形成危险，比如说用一条被子裹起来乱棍打死，埋进后花园。
红拂逃跑了，按理说他应该受到连累，但是没有，因为领导上很信任他；他也没有辜负领导的信任—领导上不方便说要缉拿红拂，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就是要有不需要领导上讲话就会出来做事的人，虬髯公就是这样的人。他想把红拂抓回杨府，以便乱棍打死葬入万人坑。不过，他又确实决定了在红拂被逮回去行将乱棍打死时给她讲讲情，因为他很明白，这种讲情是不可能奏效的。
如果说在杨府费尽心机的一系列表现中，他的虚伪还深藏不露的话，那么在与红拂的关系上可以说是昭然若揭了。需要指出的是，虚伪不是作假，二者有着本质的不同。对卫公而言，“作假”不过是实现其野心的一种有效手段；而对虬髯公来说，虚伪则是一种渗入骨髓的既成人格。
虬髯公说红拂是他的红颜知己，他深爱红拂，其实这是一个神话。象他这样的人，前途是唯一的系牵，一个女人，尽管她是绝代佳人，也实在算不了什么的。
那么他说他爱红拂，用眼睛爱，用鼻子爱，用耳朵爱，这到底做何解释呢？一个人，一个正常的男人，对于红拂那样的绝世之美不可能无动于衷的，这不过是一种好色之心。但是，这种东西不能听之任之，更不能显露出来，因为有损于他堂堂剑客、朗朗君子的形象，更于他的前途不利。所以，他一直克制、压抑着自己。在这件事情上，他是经得住考验的。
但是，当他发现李靖红拂两个人私奔了的时候，在他身上竟发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变化：他从洛阳城里跑了出来，打算杀掉卫公取而代之。这是什么在起作用呢？这还是他虬髯公吗？
这不是他的性格，所以他边走边矛盾，一直拿不定主意，只好一路跟踪下来。可是当他看到李靖红拂两个人赤身跳进水里的时候，他妒火中烧，浑身发抖，好象得了疟疾。正是那一次，他患上了甲亢和气管炎。
回想起自己在杨府想要偷看红拂一眼又不敢，以及偷偷捡拾他遗落的头发、旧袜子等，他又气又恨又伤心：在杨府的日日夜夜，自己是怎么样变态地活着啊？
怎么办？这时候他本可以跳出去杀死李靖，强奸红拂，但是他没有这种勇气。
他怕什么？当然不是李靖，李靖不是他的对手。他怕的是礼法，至高无上的礼法。他怕背上一个坏名声，象他那样一个谦谦君子，一个前途无量之人，再没有比坏名声更可怕的事情了。
就这样，他的变态没有发泄出去，于是就更加变本加厉。
他觉得红拂是他的，却被李靖那小子抢走了。因为红拂很漂亮，而且认识他，这便是他的全部理由。虬髯公因此受了刺激。
当初李靖证明了费尔马定理反而被逐出了洛阳城，对他也是一个很大的刺激。那种刺激给他带来的结果是，他觉得应该重新估价眼前的世界和做人的态度。于是在实现其野心的行为方法上做了横向调整，学会了“作假”。同样是刺激，在虬髯公身上产生的结果却大相径庭：他再也不能当群众，非当领导不可了。领导这个词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对别人的权力。由此可以看出，他所在乎的，不能忘怀的，不能接受的，并不是什么爱情，什么红颜知己，而是有人占了他的上风，挫败了他。这是世上最最不能容忍的事情，不管占他上风的是一件什么性质的事情，也不管对方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这便是聪明人和领导人在素质上的根本不同。
虬髯公到扶桑去，找当地的每一位有名的剑客决斗。他剑术高明，又有风度，每一回都取得了胜利，后来就当上了国王。
虬髯公当上了很大的领导，可他还是管不到红拂，所以还是不能冲消红拂对他的刺激。因此他对自己进行思想改造：女人还是不漂亮的好。他要求所有的女人都剪短头发或者梳小辫，要求所有的后妃都把自己的胸部勒扁。
他坦言自己中年的时候曾经有一段短暂的“堕落”，那是他的“圣德之玷”。他说，象红拂那样苗条性感的女人虽然好看，但是看她是堕落。这样说了之后，他就忘掉了什么是好看，把不好看的叫做好看。他又说，杨府的面片汤虽然好吃，但吃它是堕落。这样说了之后，也就忘掉了什么是好吃，把不好吃的叫做好吃。原来吃生鱼片甚为勉强，现在吃起来没有够……这种说法的实质是虬公经过深刻反省，懂得了当领导的美德，终于赢得了扶桑人的拥戴。另一种说法是他当国王，别人不服他，他装做不喜欢漂亮女人，喜欢吃生鱼片，装到后来，连自己本来的样子都忘掉了。不管哪种说法对，结果都是一样的：虬公既不喜欢漂亮女人，也不想吃面片汤了。想通了这一点，他的眼睛就缩回了眼眶，喘病也痊愈了。
这便是当领导的又一绝活：遭遇无可挽回的失败便自欺欺人，欺到最后，自己也不认得自己是谁了，人的本性丧失殆尽了，只是个领导。
虬髯公后来说，人是一种好东西。两条腿可以负重，两只手可以干活，还长了个脑袋，多少有点用处，吃得又少，死了又不占地方。象这种东西应该大量生产，大批制造。于是他大力鼓励生育，晚上四处巡视，睡觉不许偷懒。这一点最容易理解，一个没有役使欲的人能做领导吗？一个役使欲不足够强的人能当大领导吗？韩信带兵，多多益善嘛！
虬髯公整日里跟扁平的女人鬼混，自己也变得扁平了：全部骨骼变成平板状，而且变得柔软有弹性，这样任何一堵墙都挡不住他，假如有门的话，他就可以从门缝下滑进来；没有门的话，他可以从墙头上飘过去。这时候他已经很难被看到了，这是因为他可以随着环境改变颜色。就这样，虬髯公异化为一个扁平的怪物，神秘、万能、暴虐、作威作福、丑陋无比。
在当时的扶桑，务生育，安分守己，逆来顺受的态度，合起来称做鱼德，被奉为金科玉律。其实大唐皇帝也一样，他和虬髯公是互为表里，相互补充的。他的人力长安和虬髯公的扶桑不是如出一辙吗？他们就是这样改造世界的，也不管这个世界有多么糟糕。
之四：绝望的红拂
在这部小说中，尽管李靖所站的篇幅很大，虬髯公所用的笔墨也比较浓重，但是从题目就可以看出来，他们三个相比较，红拂是剧中的一号，别人都是为她服务的。换句话说，其他人构成红拂的生活环境。小说以红拂夜奔开篇，以红拂自杀结尾；以希望始，以绝望终，不胜悲哉！
红拂在杨府当歌妓的时候，除养头发之外无事可干。跑到厨房里去帮厨，被拒绝；又提出要帮奶妈带孩子，遭白眼。结果羞愧难当，捂着脸逃回去了。做为一个人，毫无实用价值，只供人观赏，跟字画一样。她觉得百无聊赖，而且自惭形秽。
后来认识了李靖，李靖长得高高大大像一匹种马，很有男性魅力。随后又听说他害死了半城的人，证明了费尔马定理。她觉得这个人很有趣，就和他私奔了。
当时，在虬髯公及其他人看来，杨府是那么好，假如不是得了精神病，就不该离开那里。人生观方面截然不同的人，是不能够相互理解的。
到了大唐，人们把红拂看成奔女；现在就有人说，红拂真有眼光，在李靖最落魄的时候就看出来他有经天纬地之才，王候将相之命。事实上，情况不是这样的。后来她自己说过，她从杨府跑出来找卫公，本来是想找点有意思的事干干。另一方面是她对性生活的态度始终不积极。可见，她私奔的理由只是追求有趣。
红拂说她躲在菜园子里时最为幸福，其实也是一种神话。
逃出洛阳城里纤尘不染的石头城之后，在恶臭浓重的菜园子里，喝着不干不净的井水，假设生活中有另一个红拂，试想，她会不会动摇？极有可能。但是已经把头发剪掉跑了出来，这件事就没有挽回余地了。那便又会怎样？很有可能就会心灰意冷，对生活失去信心。但是红拂没有，她接过李靖递过去的水，猛地喝了下去，坚定，果决。路，既然是自己选定的，那么就一直走下去，不后悔。同时，她没有忽略事情好的一面，就是再也不用拖着三丈长的头发走来走去了，实在轻松多了。
早上醒来时，一团白雾扑到屋子里来，还有一个几乎陌生的男子睡在她的怀里。肌肉坚实，身上有一股种马的气味。这种感觉莫可名状，所以她想：这就是幸福吧。这种情绪将信将疑，捉摸不定。
李靖是一个内心极其丰富、人格极其独立的人，他要想要做的事情太多了，红拂在他的生活里，就象切糕上的一颗红枣。比如早上醒来时，看到自己躺在一个如花似玉的女人怀里，他要想上半天才能记起是怎么一回事。还有，他从破庙里拔腿逃走时，根本没有想到拉红拂一把。好在红拂和他在一起过了这些日子，对他的品行也有点了解，把手腕递到了他手里。
但是李靖是爱红拂的，关于这一点，只要把他对待红拂、李二娘两个人的不同情形比较一下就会明白。
他们俩常到菜园子里去玩，李靖常常纵身跃过篱笆，采一朵黄澄澄的南瓜花出来，一本正经地献给她。那种花象破纸片，很难看，有好多讨厌的花粉，而且是偷来的。李二娘把它戴在头上，很快就变成了烂糟糟的一团。
他把破土地庙的地面抹得异常平整，人走到上面都有倒影。然后他又把四壁抹好，用河沟里捡来的卵石抛光。这间房子就此变得象正午时分的沙漠一样亮堂，散发着水和石灰的气味。后来他在这间房子里以红拂为模特画了好多裸体画，这些画里不包含数学定理，也没有政治寓意，画的也不是领袖人物。所以每一张都是伟大的杰作。
可见，红拂在他眼里是如此之美，而且倍受尊重；李二娘是个什么人呢？她曾经那么卖力地和李靖做爱，不是因为得了二十五两银子，而是因为受到了领导重视，觉得生命有了价值。一个这样的女人，对李靖来说，就如那发酵中的酒糟，热烘烘的，可以起到一点热敷止疼的作用。在李靖眼里，她当然无法和红拂相比。
当然红拂也是爱李靖的，尽管对幸福的那种将信将疑，捉摸不定的情绪一直持续了几十年，但李靖是她的唯一。她爱他，并且不想改变。这一点也是不容置疑的，这主要取决于李靖想象力丰富、爱好发明的本性。
红拂与李靖之间就是这样，相爱，自我，平淡，别无选择，但与完美还有相当一段距离，因为完美只存在于虚幻中。这便是真实，尤其两个有思想的人爱情的真实。
红拂在杨府的时候，养过一只青蛙，曾经引起当时世人的非议。这是她无数古怪之处中比较大的一桩。这件事反映出红拂性格的公允、率真和另类，她有自己独立的是非观与价值标准，不为世俗所左右。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一点也不乖。比如，她并不是欢迎一切信息，听到了以后也不感叹，而且不肯炒卖，不奔忙。所以世俗也容不得她，这就直接导致了最后的结局。
到了大唐，卫公位极人臣，人常言夫贵妻荣，可是红拂感到很没意思。开始是她对大唐的制度不满意。比如买一件内衣，她本可以买纯棉的、真丝的、开司米或是毛麻混纺的，可是她只能拥有一件粉红色的厚法兰绒睡袍，穿上象卡通片里的粉红豹。按大唐制度，一品命妇只能穿这个。虽然这一切都是卫公的安排，但她也不能不从。
评定贵妇等级的时候，被分到贵妇联（乙），她比较高兴，在这里可以听到一些小道消息，还可以说点出格的言论。可是这里的女人在长安城建好以后还是比较年轻，也比较漂亮；为了表现贵妇风范，只好在脸上画鱼尾纹，挂水袋。穿上了那套可怕的服饰，也就是截断了思想。只有脱光了衣服，对着一面镜子，或者是抱住了卫公才能想象，但是不能一天到晚总这样。
很快她又发现，她和贵妇联（乙）的成员是那样的不合拍，她没有前朝贵族教育的优越感，也没有她们所津津乐道的逼婚经历；除了“语焉不详”就是被人哄笑。
后来，领导上发现了她和贵妇联（乙）的成员不合拍的情况，提出让她在她们中间做奸细，被她严辞拒绝。晚上回去和卫公一说，第二天早晨就发现梳妆台上有张纸片，上面画了个嘴唇，嘴唇上有个叉。
此时的感觉和当年在洛阳城里梳头时的感觉一模一样，因为现在面对的还是恼人的生活，了无生趣。就在这时候她忽然想到自己根本就没有逃出洛阳城，一切和以前仍是一样，只有些表面上的变化。
卫公死了，她更加感到了无生趣，但不会马上毅然决然地死。问题是，卫公的作假没有善始善终，他的死法出卖了红拂，皇上治不了卫公，但可以治她，让她生不如死。
于是，皇上封红拂为贵妇联（甲）的主任委员。今后从日出一日落都要主持会议，做大报告。因为她当这个角色年轻了一点，故而要把头发剃光，装上黑白两色的假发，把牙齿拔光，装上假牙。
象这种任命是没法拒绝的，除非你就要死掉。
一个无性、无智、无趣的人生和死亡相比，哪一个更可怕？当然是前者。在一团漆黑中，红拂等待和死亡会面，死亡似乎是最伟大的情人。
在别人眼里，从任何方面看，红拂都不象个想死的人。
她去逛自杀用品商店，短弩自杀、煤气自杀、触电自杀、投井自杀、溺水自杀。见了琳琅满目的商品，不免精神为之一振，说：我恨不得把各种死法全都来过。
很奇怪，“死法”二字，让人想到的是“活法”，恨不得把各种活法全都来过。
虽然红拂是兴高采烈，毅然决然地想要死掉，但最后还是事与愿违。
红拂，夜奔的红拂，幸福的红拂，无奈的红拂，象等待情人一样热切地等待死亡的红拂，绝望的红拂……
生活有什么寓意？在它里面能有一些指望就好了。如果需要寓意，这就是一个，明确说出来就是：根本没有指望。我们的生活是无法改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