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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4日，我得知高智晟律师的夫人耿和女士遭国保大队毒打的消息，我从网上听到了耿和女士泣不成声的哭诉。我为她的遭遇哭泣、难过和愤慨，但当时我忍下了。我要看一看，暴行还会不会继续。

4天后的28日，我又得到了这样一条消息：“袁伟静11月28日12：25分被沂南县公安便衣带走，有传唤证。直到当晚20：55分，袁伟静被几个穿制服的公安抬着四肢扔在村口了。她躺在地上泣不成声。”我再一次从网上录音中听到了一位女性的哭诉。

我无法再沉默了！这样的恶行一再发生，我无法再忍下去了！

这究竟为了什么？难道就因为她们的丈夫被你们抓走、正等待着接受你们的审判，而她们作为妻子，也就可以任由你们来践踏？！难道就因为她们作为家属，没有老老实实呆在家里听候你们的判决，而要为自己的亲人鸣冤叫屈？！如果她们同她们的丈夫一样有罪，就应该堂堂正正地按司法程序办理，为什么要这样下作，把享有天赋人权的公民当作贱民来对待，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这些毫无反抗能力的妇孺滥施暴行！

此时此刻，我想起11月5日我与陈光诚先生在网上的一次对话，那时陈光诚的案子已决定发回重审。他是在看守所里给我发的短信。我向他表示，希望他能早日恢复自由；如果能够获释，要在坚持的同时，保护好自己。我想，当时他的妻子袁伟静女士一定在他的身边，我的这些话也是对他的妻子说的。当时我看到陈光诚案有了转机，由衷地为她高兴。没有想到，昨天袁女士竟被公安警察“抬着四肢扔在了村口”，这是什么世道啊！ 活生生的人可以像牲口一样抬着被扔到地上，何况，还是一个女人！

我希望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生能看到我的这份抗议书。一个不把人当人的社会，一个视法律为一纸空文的社会，一个暴行遍布谁也管不了的社会，能是你们天天都在倡导的“和谐社会”吗？你们不觉得这样一种强烈的反差是对你们主张的辛辣讽刺吗？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而且在光天化日之下，居然发生这样令人发指的野蛮暴行，你们作为国家领导人，难道不觉的羞耻吗？

我强烈要求政府有关当局彻查和严惩那些以折磨人、虐待人为乐事的行凶者，毫不留情地把他们从公安司法部门清除出去。我呼吁温家宝先生立即着手整顿司法系统的违规犯法行为，坚决杜绝上述戮杀人性、人道的恶行。

丁子霖 2006-11-29

“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去春去了”……在这些美丽的唱词和题目背后，都站着一个曾经光华照人、为千万观众所喜爱的伶人，他（她）们的背后是渐渐褪色、暗淡的舞台，舞台的背后是一个跌宕起伏、可歌可哭的大时代。某种意义上，那个时代至今还没有收尾，如同撒下茫茫大海的巨网，还没有到最后收网的一刻。然而，这些绝代伶人的面容，他（她）们的才华、风姿早已被时间的潮水所淹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自王朝崩解以来，经历了一系列战争、革命、外敌入侵，从反右到“文革”，连绵不绝的运动……这确实是千年未有的变局，诚如章诒和说的，这是一个“过渡时代”，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注定要被粉碎的“过渡时代”。无论什么人，包括这些伶人在内都注定了与这个时代共命运，他（她）们的大悲大喜、生离死别、眼泪与欢笑都与此血脉相连。章诒和的这本新作与其说在追忆“伶人往事”，不如说她在回望、咀嚼一个时代。

出现在章诒和笔下的这些伶人，曾经都是过往的大腕、名角、明星，那时，京剧的黄金时代还没有落幕，他（她）们在台上尽情地挥洒他（她）们的才情，施展他们生命的活力，张扬人性的善恶美丑、人间的恩怨情仇。台下的人们则在他们的表演中获得生命的欢娱和放松，获得精神的平衡和自足，这是中国文化中最普及的艺术形式之一，上至朝廷，下到市井，达官贵人和乡里巴人对这种中国式艺术的喜爱、向往没有什么差别。对这些明星来说，如果光是他（她）们禀赋过人，又经过千锤百炼，成就了舞台上的光芒四射，其实并不足道。相隔多年之后，回头看去，更吸引人的无疑还是他（她）们的个性、品格，他（她）们身上散发出来的精、气、神，不仅通过舞台，也是通过台下的日常生活、人际交往，乃至激风暴雨、大难降临时的表现，那才是一个独有的个体生命。他（她）们几乎无一例外地珍视自己的演艺生命，舞台是他们的根，失去了根，他（她）们就会失魂落魄，如同扯断了线的风筝，无所适从。这种对职业完美的追求，是与他（她）们对做人尊严的在意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更多的时候体现在日常的生命中。言慧珠为什么选择自尽？书中写到，“文革”中学生抄她的家，把她塞在灯管里、藏在瓷砖里、埋在花盆里的钻戒、翡翠、美金、金条、存折几乎遗漏地翻出来，抄家持续一天一夜，来年天花板都捅破挑开。一代名艺人，曾经大红大紫，被很多人视为“美的化身”，言慧珠一生唱戏的积蓄，顷刻间化为乌有。是的，她确实对金钱很在意，但这只是她自杀的表层原因，最根本的还是尊严，她不知道这样的噩梦将延续多久，到何时才是尽头，她等不及了，一旦尊严丧尽，那就不值得再活下去。诚如作者指出的，“她一辈子都讲面子，爱面子，要面子。面子是什么？是脸面、体面和情面，这里面固然有虚荣，但更有尊严。”

作者本人也是饱经忧患，阅尽人世沧桑，无意借她的笔塑造那一代伶人的完美形象，出现在她笔下的伶人乃是具体的，他（她）们是一个个的人，每个人都不一样，也有缺点，有瑕疵，不是白璧无瑕、高大纯洁，比如他们的虚荣、虚骄、世故甚至有一点势利，比如有人抽大烟，等等。在陌生的、无力抗拒的政治压力面前，他（她）们更是手足无措，检讨、揭发、自保……都不是什么值得吃惊的事，李少春的表现就是一个例子。（当然，有人为保全自己乃至进一步的目的，而不惜落井下石、助纣为虐。也有人即便是在无法回避的批判会上，仍尽最大可能地保持了一脉温情。）一句话，他（她）们是凡人，不是神仙，在舞台内外，他（她）们的生命中弥满了人间烟火味，他（她）们在时代的潮起潮落之中，或兴奋，或焦虑，或痛苦，直到最后时分，他（她）们还要像抓救命稻草一样，试图抓住一切能挽救舞台生命的机会，包括屈从于对传统艺术的无情篡改，亲手折断自己深爱、深信的艺术桅杆。然而，他（她）们命运的归宿无一例外都是以悲剧、惨剧。叶盛兰受虐长达21年，在屈辱中死去。年老病重的琴师杨宝忠已回到北京家中养病，有一天被他任教的天津戏曲学校红卫兵发现，押了回去，囚禁在一个斗室，无人闻问，冻饿而死……

在共产党掌权之前，那些富有才华、靠自己真本事吃饭的艺人们，社会地位虽然不高，内心却不无骄傲：“甭管哪朝哪代，你们都得听戏。”他们的艺术生涯穿越了军阀混战时代，穿越了国民党的一党统治，也穿越了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他们压根不会想到共产党的政权底下，他们会活不出头，他们遇到了一个前无古人的时代，到这时他们想哭也来不及了，求生不能，求死也难，言慧珠体面的自杀也因此令人羡慕。

好在他（她）们生命遭遇的不仅是秋风扫落叶的冷酷无情和一片肃杀，还有人性、人情的缕缕温暖，如果没有这样的温暖，这个世界真是无可救药，彻底沦陷在地狱的狰狞之中了。这些温暖即便今天看来也是惊心动魄。1966年12月马连良去世后，马夫人景况惨淡，梅兰芳夫人福芝芳得知后，立即请她搬到自己家来，同吃同住，整整六年。马夫人病故后，福芝芳又毅然将她和马连良合葬在梅家墓地。杨宝忠老病之身，工资又被扣发，他生命最后的时光，常去梅兰芳家和姜妙香家，姜夫人冯金芙给他包饺子吃，梅夫人福芝芳请厨师给他做红菜汤、沙拉，他每周去梅家吃三天，去姜家吃三天。他说：“我肚子里的油水，就靠俩舅妈了。”（他称呼梅夫人和姜夫人“舅妈”。）梅家子女多年后仍记得杨宝忠1968年弹奏的《吉卜赛之歌》，悠扬的琴声中多了一丝哀愁。尚小云“文革”中多数日子在西安度过，又是批斗，又是抄家，他很想返回北京，却已经有家归不得。想想他无偿捐献出来的66件书画和玉器珍品，我们禁不住唏嘘不已，那当中包括了宋元明清四朝的珍贵字画，有唐伯虎、董其昌、徐文长等书画名家的真迹，也有史可法、杨继盛等历史人物的手笔。他一板一眼、一招一式挣来的七所宅院、万贯家财，此时只剩下了三只碗、六根筷子。幸好还有一个曾和他合作唱戏、与他有点师生之谊的女演员吴素秋，将他夫妇接回北京，接到自己家中吃住。

令我感动的还有“梨园一叶”——叶盛长1958年被劳动教养后，他夫人谭秀英，在经济来源断绝的四年中带八个孩子苦撑过日子，没有丝毫离恨之心。特别是她得知丈夫生病，她背了几十斤重的衣物、食品、滋补品独自步行赶去清河农场的一幕，当叶盛长吃惊地问，哪有钱买小东西，你们的日子可怎么过？她扭脸不答。叶盛长劳教期满，中国京剧院却不想接他回来，谭秀英跑去找有关领导，理直气壮，据理力争：“当初你们给他的处分是‘保留公职，劳动教养’。既然保留公职，那叶盛长就还是中国京剧院的职工。他就得回来！”当他回到家中发现能变卖的什么都卖了，然而他最心爱的那辆自行车居然还在。章诒和先生说得好：“人事有可量有不可量，谭秀英不可量，如山如海。她是妻子，她还是江山。”

世间一切美好事物的流逝，注定要引发我们无尽的伤感，《伶人往事》也因此而萦绕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悲情，对于文化的摧折，对于人性的蔑视，对于一切浸透着温热和爱的人情的践踏，这些都曾在这个起伏曲折的过渡时代里上演过，从伶人们的遭遇，他们命运的浮沉，我们可以看清时代的真实，以及人性的真实。20世纪50年代初，当马连良告别香港，选择北上时，他虽然算了一卦，但等待他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生，他心中并不清楚。直到厄运来临，所有的挣扎、妥协、努力表现都归于无效，就是死，一代艺人的死也是那么凄美——1966年12月13日中午，他在食堂买了一碗面条后，摔倒在地，这致命的一摔，也和他在舞台上一样，先扔了拐棍，再扔了盛着面条的碗，然后一个跟斗跌翻在地，如同一片落叶般飘落。三天后，他离开人世。他不知道，那个承载了千千万万悲剧的过渡时代至今还没有结束。

2006年11月10日杭州

某些西方国家拒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实在令人愤慨。你看我们这里还有什么不能买卖呢？文凭可以卖，人命可以买，就连兜售官帽子的生意也正做得热火朝天。

当然，不能仅凭猜测来估算官帽子市场的规模，还是让我们引用国内媒体的数据说话：在马德卖官案中，有50名县处一把手买官；李铁成卖官案中，全县140名科以上官员无一人缺位；张改萍卖官案中，乡镇、局级机关的负责人买官者多达28人；而县委书记王虎林在不到两个月时间内，共调整干部432人，提拔正、副科级干部278人……

在以上腐败案件的发生地，在马德们在位的时候，如果你正好是他们手下的官吏，而又筹措不出孝敬他们的钱，恐怕你的仕途也接没什么指望了。想升官，你还是先摸摸自己的口袋吧，在贪官陈同庆任市委书记的湛江市，有这么一句顺口溜：“五万元喝杯水，十万元喝杯茶，20万元调一调，30万元提一提。”价码可真是定得不低。

当然，官帽子市场的特点是不公开交易，谁也不知道这样的市场已经泛滥到何种程度，有位熟悉官场现状的朋友对我说：“其它事，靠着脸面熟，总还有商量的余地，但你要升官的话，不送行吗？”对他的话，我持谨慎保留态度，也许应该善意地假设：总还有一些官，并不是买出来的。但是，在我的经验所及范围内，也就是说，除了官职高到咱们根本接触不到的那个层次，我还真没听说逢年过节不给领导送礼送钱的下级官员，每个节日都有一定的行情标准，尤其在基层，这些事几乎就是明着来的。在中国大陆，实际已经形成了一个买官卖官吃官的官场食物链，这条食物链往上延伸到什么级别很不好说，但至少可以肯定，田风山、韩桂芝和程维高这个层次，已经被纳入其中。

至于这条食物链在官场中的涵盖范围有多广，生活在现实中的每一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见闻做出判断。我的判断是：要想升官，不使钱送礼，几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那些有油水的紧缺官位，更是如此。

在现行体制之下，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条食物链的每一环节都有无可奈何的苦衷，一个县委书记，在下面的书记乡长看来，那就是天了，他要收书记乡长的钱书记乡长不敢不给，可县委书记不向他们要钱的话，又拿什么送给位置更高的市委书记呢？所以，要做官就无法置身这条食物链之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上下级官员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代理商与分销商，批发商与零售商式的垂直营销关系，作为有志于进步的官员，你要在这个市场里混，就必须成为这个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而且要严格遵守其间的“商业道德”，不可怀有愤懑和欺诈的心思。

私下里听到一则趣闻：某人花20万从县委书记手里买了一个局长的位子，刚买到手，书记就要调走了，局长便想赖帐，书记的儿子一看苗头不对，马上找到局长，对局长说，别看我父亲要走了，但你不付钱的话，你的局长怎么上去的，还怎么下来。局长听了这话，脸色大变，当天就与书记结清了“货款”。

看来，这个无形市场中是有维持秩序的一种神秘制度存在的。由于这种制度的存在，对那些进入政府机关，怀着个人梦想，打算在仕途上有所发展的干部来说，他必须认真权衡利弊得失。最初，他可能对这样的食物链也感到反感，可是，现实的力量强大到他必须承认必须接受的程度，于是他也开始面对“送还是不送”这个难题，而送出去的钱不仅是一项针对上级官员的投资，还代表了他对这个复杂食物链的认可与忠诚。我想，从官场心理学的角度，食物链之所以广泛存在，也正是有高层人士认识到：通过这个食物链，政权可以借以建立上下垂直的人身依附与效忠关系，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这种食物链的形成，未必是中央政府有意识的制度设计，但在稳定压倒一切（意即权力压倒一切）的政治现状下，最高层似乎愿意部分承认其对于政治稳定的作用：你可以与一个和你意见相左的领导发生争执，但是面对你一直送钱给他的领导，无论从人格还是现实考量上，你都不太可能违拗他的意志。在权力来源颠倒而不同阶层价值观激烈冲突的时代，不能不说这种层层批发所形成的权力体系有其维护稳定的“积极意义”。

在这种食物链中，官员几乎成了通过买卖官位获取回报的商人，没人愿意做亏本生意，县委书记从市委书记那里买回官帽，他才有了“资质”向下推销乡镇书记和乡镇长等职务的官帽，而到了这条食物链的最低层次，比如一个村长和税务所的所长，他可能没有官帽再向下批发，这就意味着，市场中的批发生意转为较为烦琐的零售业务，这些最低层次的官员会在日常工作中一点一滴地积累，他们借助权力的威严和领导的保护，索贿受贿，仍然有足够的把握收回投资。当然，从事官帽子批发的领导，他的业务也不仅限此一项，很多时候，他也象最基层官员一样，通过各种方式，聚腋成裘地收受贿赂。

据说，总体框算起来，为官三年，买卖官帽的投资回报率可达600%以上，此数据是以国内媒体的统计数据为基础形成的，并非个人杜撰。

根据本人所了解到的行情：一个沿海省份的的税务所所长，每年仅靠中秋节和春节从管辖企业中得到的礼金，可达20万元以上（当然，他必须拿出一部分孝敬他的上司，这也就是“吃官”、“吃孝敬”，与买官卖官无关，是一种更普遍的官场规矩），这还不算那些特殊情况下得到的好处，而购买这样一顶官帽的投资应该不会超过十万元，可见，买官的确是一笔很划得来的买卖。

于是，在这种买官卖官吃官的食物链中，逐渐形成了大官吃小官，老官吃新官的惯例：一个乡长可以通过花钱买官，逐渐升到县长，几年过后，他就可以再去吃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乡长了。

但我们相信，这样的吏治制度早晚有一天是要结束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公民社会的发育，不会允许这样的吏治腐败长期存在下去，于是，问题就来了：既然每一代官员的官帽都是向上一代官员花钱买来的，在时间的变量作用下，计入利息和通货膨胀等因素，买卖官位的价码在迅速提高，而新一代官员花了高价从老一代手里买了官位来，是指望进行搜刮官财民财“再生产”的，如果现代政治在他这一代开启实质性反腐进程，那么，血本无归的结局在他看来，就是彻头彻尾的不公平！毕竟，在官场中人的意识中，买卖官帽已经是众所周知的“市场”行为，传统一代一代传下来，从来都是稳赚不赔的生意，凭什么惟独他们这一代的投入却不能获得回报？如果这种食物链突然发生断裂，那岂不象击鼓传花的游戏不幸终止在他们身前吗？

于是，随着官位价码的不断提高，在最基层的官员那里，就会形成反腐败的强大反对力量，可以说，绝大多数花钱买了官帽的官员，将成为现代民主政治和反腐败的阻力。作为普通官员，如果你无力与整个官僚体系抗争，如果你还有“事业发展”上的雄心壮志，你恐怕就只能削尖了脑袋，拼命挤进这个食物链中去，在一买一卖的官帽市场操作中，个人的品行和良心，就呈现出劣胜优汰的格局。你能指望一个花钱买了官帽后，挖空心思收回投资的官员秉持为官之道的基本道德吗？

但击鼓传花的游戏却在两个层面上有戛然终槌的风险，一，当某官员因为权力斗争失势或偶然缘故翻船的时候，他的上家和下家都可能被这个食物链淘汰出局，而且有些人是以非常悲惨的方式，比如说从马德手里买了官位的一些人，如果他们二级批发的渠道还没有建立起来，或者说批发进度还没有全面推开，那么，可能就会落一个竹篮打水一场空的结局；二，官场中的大规模腐败已经使社会产生了严重的官民对立情绪，个人而言，我不太相信这种局面能够长期维持下去，恶性循环的体系已经有难以为继的迹象，那么，接了最后一棒的官员，在他们付出投资之后，一旦民主政治的反腐进程启动，难道还要这个社会给他们提供补偿吗？谁有胆量要求社会补偿他们的这种肮脏交易？

于是，随着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随着现代民主政治不可阻挡的临近，这种击鼓传花的危险游戏，有一天将会毁掉那些接了最后一棒的官员。面对沉疴难治的政治腐败，每一个人，包括收买官帽的官员（而不仅仅是身受腐败之苦的平民百姓），都可能成为转型时代的牺牲品。即使这最后一批的买官者会强烈反对政治改革，可一旦民众的力量显现，他们这点小小的阻力又算得了什么？

想来真有点替他们担心呢，各位不惜血本买官来做的官员们可要悠着点啊，老百姓正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情等待击鼓传花的游戏的最后一槌定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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