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站文章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开始，属于直系吴佩孚的“倒戈将军”冯玉祥倒吴，乘夜班师回京，发动了著名的“首都革命”（其实是政变），扣押了贿选总统曹锟。由于冯是二流军阀，无以取代，国家权力出现真空。等到奉系大举入关，张作霖与冯玉祥商讨善后，决定公推隐居天津的段祺瑞出来主持国政。段氏于1924年11月24日在北京就职，由于非国会选举，不能称“大总统”，他组织的政府便称为“临时执政府”，而他自己则以“临时执政”代行国家元首职权。段氏就任，宣称“革新政治，与民更始”，他首先要做的事便是解决各种时局中的争端，于是宣布筹备召开“善后会议”。但这个会议和已经北上的孙中山意见相反，孙则主张立即召开一个全国性的“国民会议”。于是，国民会议，还是善后会议，便在当时形成了一种政治角逐。

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会议，“善后”主要解决刻下时局问题，当时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军阀割据，因此它提出的口号是“废督裁兵”，而参与这个会议的也都是些中央和地方的实力派，比如各路军阀等。国民会议则不然，它是一个有关国体性质的大会，与会者必须是全国各地民选出来的代表，通过这个会议，使得中华民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民治国。两种不同的会议，加上两个不同的人物：段祺瑞和孙中山，他们各具符号意义。前者是军阀班头，后者是革命领袖。胡适何去何从，俨然就成了问题。两个会议都在拉胡适。段祺瑞和许世英（善后会议筹备处秘书长）先后电胡，邀其与会。这是一月份。次月，北京国民会议促进会亦致函胡适，敦请胡适为国民会议组织法研究委员。国民会议始终未能召开，而胡适已经先此答应了“善后会议”。他写给许世英的信，是他“踌躇了几天后”做出的决定：“……我是两年来主张开和平会议的一个人，至今还相信，会议式的研究时局解决法总比武装对打好一点；所以我这回对于善后会议虽然有许多怀疑之点，却也愿意试他一试。”

同为清宫辩护一样，胡适参加“善后会议”是他二十年代又一个洗刷不掉的污点。当时舆论普遍认为，这个会议不仅是军阀包办，而且是军阀分赃。胡适说他是“尝试”，可别人眼里却是给军阀“帮忙”。“帮忙”这个词并非中性，它是贬义的，后来它更和“帮凶”、“帮闲”联系在一起，构成所谓“三帮”。当时舆论对胡适极为不利，京报的邵飘萍收到两封有关胡适的信，他转给了胡适。其中一封来自名叫董秋芳的年轻人，此人以前不仅在《努力》上和胡适讨论过“好政府主义”，而且到过胡家，和胡适当面谈论问题。他对胡适的态度，就一般青年而言，颇有代表性：“我们认为丧心病狂的军阀政客们的分赃的行径，先生竟也兴高采烈地预备大踏步前往参加了！……万不料如梭的时光，竟会使先生落伍到如此地步！蔽护不伦不类的清室的语调，不出之于乡村遗老之口，而倡之于‘自古成功在尝试’的先生！已经从‘百尺竿头掉下来’的胡先生呵，如果你再愿意牺牲‘新文化运动的权威’的荣衔，去参加这少数人宰割全体民众的善后会议，恐怕一试之后，便不容你再试了。”最后，这位青年说：“我们读过先生近来的言论，知道‘胡适之’三个字上，已沾满了灰色的尘点，我们只好盼望先生努力向这黑暗的处所去‘干！干！干’！”半是警告，也半是希望，尽管后者已是残存。

胡适接信后，给邵飘萍回了信。他表示了这样的态度：青年界对我的议论，乃是意中之事。生平不学时髦，不能跟人乱谈乱跑，尤不能谄事青年人，所以常遭人骂。但八年的挨骂已使我成了一个不怕骂的人；有时见人骂我，反倒使我感觉我还保留了一点招骂的骨气在自己的人格里，还不算老朽。

《努力》之后的胡适已经渐渐失去了青年的拥戴，特别是这连续发生的两件事（辩护清室和参加善后），使胡适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声望指数下降到最低点。非但如此，北大一院的厕所墙壁上甚至有学生的咒骂，骂胡适“卖身于段贼”，“拥戴段祺瑞为父”。自此以后，胡适和学生相疏不相得，再也没有抓住青年过。如果说青年总是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激情与进步，那么，青年离他而去，适足以见出在那个喧嚣突进的时代大潮中，胡适不务激进，本身就显得保守、落伍，乃至反动。

反者，道之动。胡适并非不知道舆论的情形和青年的态度，同时也有很多好友劝他慎重对待，不要和军阀坐到一起，不要去对牛弹琴。但胡适发言行事，常有独立特行的一面，他总是依凭自己的良心和理性行事，并不轻易为外界左右。那些“爱惜羽毛”的好意，胡适心领了，但会议还是仍旧参加。1925年1月17日，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披露了自己的心迹：“我是不怕人骂的。我此次愿加入善后会议，一为自己素来主张与此稍接近；二为不愿学时髦人谈国民会议；三为看不过一般人的轻薄论调。”

国民会议的动议来自国民党，积极赞助它的则是年轻的共产党。这两党正处于合作阶段，它们代表的是国内激进的乃至革命的政治力量。可是，它们的某些声音，在胡适看来与其说是进步，不如说是时髦，并不乐意闻见。比如他们主张国民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反帝，而胡适对帝国主义这个概念压根就不买账，认为这不过是一种时髦话语，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另外，在军阀战争没有止息的情况下，当务之急是召开一个和平会议，这样的会议可以让军阀讨价还价，而不至于在战场上对打。至于以民众代表为组织的国民会议，它的诉求因其高远而无以解决刻下的和平问题。在时局问题上，可以看到，胡适不是理想的，而是务实的。他出于他自己的务实考虑，在一片讥评、反对、咒骂声中，于1925年2月1日出席了这个国民党宣布退出的善后会。

染缸里抽不出白丝绦，进去就等于自取其辱。同流合污这个污点直到今天，还高悬在各种版本的历史教科书中。其实，如果我们注意一下当时，在高调谴责之外，还是有不同声音存在的。由北大教授为主体创办的《现代评论》，对于善后会就有着和胡适颇为接近的思路。《现代评论》出刊之初，就碰上这个闹得沸沸扬扬的善后会。北大教授周甦生在该刊第二期即以“我们所要的一个善后会议”为题，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老实不客气地说，我们对于现在的执政府是很不满意的；我们对于他的解决时局的诚意和能力也是怀疑的。但我们究竟不能因此就连他所准备召集的、而我们认为有召集的必要和成功的可能之‘善后会议’，也一概的反对或冷视。反过来，我们认为对于这种会议应当予以充分的注意和督责。”在国民党因为不满而宣布退出后，周甦生又题以“善后会议是否应当参加”，表示了不同意见：“现今这样的善后会议的前途，已经令人怀疑，如果民党和名流等不去参加，那个会议之无信用，无结果，是可以断定的，而时局的解决更是无希望的了……所以为使责任明了起见，民党分子和负时望的名流也应参加善后会议，把他们正大的主张正式的提出来。”对于国民党提出的国民会议，北大教授王世杰认为尚不具备条件，他在“国民会议的基本地盘”中，认为国民会议目下还没有现成的地盘帮助它实现。这个地盘包括两项内容：“第一便是赋有政治自由的省会；第二便是有代表资格的法团。”王世杰和国民党是有联系的，由他和他的同仁创办的这份《现代评论》也有国民党的暗中资助。但，这拨人（当时被称为“现代评论派”）在政治上持论稳健，不趋极端。他们的言论不以激动人心为务，而务求于事有补。如果胡适是以学界名流的身份与会，《现代评论》这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善后的态度则自取为“督责”。

按：据胡适1925年1月17日日记：“通伯说，昨夜他们（现代评论社）请精卫、稚晖等国民党领袖吃饭，席上力劝国民党加入善后会议。精卫说，他自己是如此主张，‘先生’（孙文）也有此意。但到后来精卫倒在椅子上睡着了。”这个“通伯”即陈西滢。

胡适参加善后，中间有这样一个插曲。胡适虽然不认同国民会议的主张，但在会上也提交了一个“国民会议组织法草案”。此草案公布后，又引起了舆论的一片反对。特别是其中第十一条：“凡不能解说日用通行之文字不得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更是招致国共两党的批判。国民党方面在上海《民国日报》发布“中国国民党反对善后会议制定国民会议组织法宣言”，共产党方面的陈独秀和瞿秋白都专门撰文批判胡适这项条款。陈独秀的题目就是“愚弄国民的国民会议条例”，其愚弄要点之一，就是“以教育、性别、宗教限制人民的选举权及被选举权”。在陈独秀看来：“工人、农民是全国人的衣食父母，其数量又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他们大半不能解说并写作本国日用通行之文字，现在一概被摈在国民以外”，这不是愚弄是什么。瞿秋白亦持此看法：“中国是世界上第一等的‘不识字国’，轻轻的这样一条条文，便可以剥夺百分之八十的中国公民之选举权。其实这大多数不识字的民，大半都是工人、农民、小商人、女子，他们的工作和劳力是中国全社会生命的基础，他们何以不应参与选举及政治呢？”瞿并质问：“胡适之，你是不是政治上的柏拉图派──要使识字的统治不识字的呢？”

按照陈、瞿的单边批判，胡适根本就不是一个民治主义者，或者是一个伪民治主义者。但我们可以知道，在这批判的后面，其实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分歧。还是在1922年，胡适起草“我们的政治主张”，就选举制，他就提出废止现行的复选制，采用直接选举。当时陈独秀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则提出“采用无限制的普通选举制”，并批评胡适他们是“妥协的和平主义”、“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当时，胡适一边莫名惊诧：“我们竟不知道我们现在居然成了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一种第X阶级，叫做什么小资产阶级！”一边就选举的有限与无限表示：“他们和我们的区别只在步骤先后的问题：我们重在‘现在’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故事事只从‘现在第一步’着手。即如我们的第五条主张‘废止复选，采用直接选举’，而他们主张‘无限制的普通选举’。我们自然也会谈无限制的普通选举，不过我们斟酌现在的情形，不能不把这个主张留作第二步。”因此，胡适最后表态：我们对于这种宣言者的唯一的答案是：“我们并不菲薄你们的理想的主张，你们也不必菲薄我们的最低限度的主张。如果我们的最低限度做不到时，你们的理想主张也决不能实现。”

近三年过去，胡陈看法都没有变化，但当年胡适认为这种分歧只是步骤先后，到了此时陈独秀这里，却严峻为“愚弄”。

胡适是“愚弄”民众吗？其实，留美的胡适比没出过西洋但却崇拜法国大革命的某些人更懂什么是民治，而且更懂得在一个没有民治基础的国家如何逐步推行民治。此刻，胡适预留地步地把不识字置于全国性的国民会议之外，本不是剥夺国民资格，而是他试图把他所习得的美国经验本土化。美国作为民治样板，并非一开始就是无限制的普选。不仅当时没有财产的人没有选举权，就是妇女选举权也不过是二十世纪初的事。正如当初美国人认为，一个人没有财产很可能就不负责任；那么，一个不识字的人，如果被选进国民会议，你说他在议事时又如何能够负责任？至于选举权，如果地方选举尚可，直接的全国选举，他们其实也是无从负责的。让其滞后，至少是一种可以讨论的主张。上世纪三十年代，胡适提出有关民治的幼稚园理论，即民治必须从“最低限度”的幼稚园水平开始，一步步提高。然而，高调的民治口号尽管做不到，但却比稳健的民治主张更吸引人，尤其是年轻人。设若把胡适上述的办法和陈独秀、瞿秋白的振振有辞放在容易激动的学生面前，则不难想像他们的好恶去从。从这一方面看，我们也可以明白，二十年代以后的胡适为什么会一步步地失去年轻人。

“善后会议”的首要并不是国民会议组织法之类，而是军事善后。胡适所以参加，不过是要贯彻和平主张从而止息战祸。但就此点而言，胡适无所作为。入会之前，他就向章士钊等人表示：敌国交战尚且先要停战，然后议和；今政府不能制止各省战争，则不配谈善后。然而，善后期间，江浙战争一触即发，河南战事则日益加剧。2月24日，胡适连同马君武致信善后会议主席赵尔巽：“若本会议不能作局部军人争执的仲裁机关，更有何面目高谈全国的军事善后？所以我们主张，当此战祸重开之时，善后会议应停止开会。若在战事中继续开会，我们只好不出席了。”这是典型的胡适方式，态度非常明朗，语气却平和如此。停止开会不由胡适意志为转移，胡适所能做的，便是自己不出席。3月4日，胡适直接致信段祺瑞，公开声明退出会议。

侯门一入深如海，厕身善后便失身。尽管胡适中途退出，但在名节上为时已晚。面对各种不利于自己的言论，胡适将会如何评估自己呢？对此，胡适并没有说过什么，但我们也未必就不能知道胡适的态度。这不妨是一个参照。1922年，胡适提出“我们的政治主张”，其中标榜“好政府”，结果签名中的王宠惠、汤尔和、罗文干三人组阁，组成所谓的好人政府。其中新任教育次长的汤尔和因争取教育经费未果而辞职，只做了个“五日次长”。有些人怪其性急，但胡适却在《努力》上给予这样的赞同：“为了一个主张而来，为了主张的失败而去：这是很正当的行为。我们对他表示同情的敬意。”放在这里，胡适未必不会用它来自指。

几十年后的今天，回望参加善后的胡适，虽然未克事功，但毕竟“质本洁来还洁去”。

《书屋》2006年第10期

《夜宴》在歌声中开场，又在歌声中落幕。两度唱响的《越人歌》被导演一再盛赞，认为它最好地传达了片中寂寞的主题。可惜影片的主创者信口开河，妄言《越人歌》来自《诗经》。事实上，《越人歌》是春秋时期百越之地少数民族的口传歌谣，见于西汉刘向《说苑》卷十一《善说》，南朝时又被徐陵收入《玉台新咏》，位列卷九第二首。

楚国襄成君受封那天“衣翠衣，带玉剑，履缟舄，立于游水之上”，他的丰姿吸引了楚国大夫庄辛，要求“把君之手”。襄成君感到受了冒犯，愤然不答。庄辛就讲了“鄂君子皙泛舟”的小故事——

鄂君子皙坐船出游，一位划船的越人抱着桨唱起了歌，译成楚语就是，“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鄂君子听过之后很感动，于是走过去拥抱越人，“举绣被而覆之”。

接下来，庄辛比较了襄成君和鄂君子的地位以及两人对待爱慕者示好时的反应。凭什么我庄辛就不能握住你襄成君的手呢？最后襄成君向庄辛道歉。

庄辛借《越人歌》发挥了善于辞令的长处，在说服的同时还达到了取悦的目的。这首歌也因为春秋时楚国王公贵族中风行龙阳之癖，而被后世研究者怀疑为同性间的情歌款曲。

不过关于船上越人的性别还有另一种想象。台湾诗人席慕容1986年写下《在黑暗的河流上》，副标题是“读《越人歌》之后”。诗人自拟“温顺羞怯的女子”，唱出“清越的歌、真挚的诗”。《越人歌》原文就穿插在自由体现代诗中，构成交相辉映的互文本关联，将原典中的圆满结局改为暗恋者的永恒遗憾：

“只有我才知道/隔着雾湿的芦苇/我是怎样目送着你渐渐远去”

诗后附言又刻意说明，“有人说鄂君在听懂了这首歌，明白了越女的心之后，就微笑着把她带回去了。但是，在黑暗的河流上，我们所知道的结局不是这样。”席慕容真是了解单恋的寂寞与苦楚。“枝”“知”谐音，假借的手法表现出歌者对于徒劳之爱的绝望。席慕容颖悟到了《越人歌》文本内部的感伤，堪称千古之后的会心人。

其实“今夕何夕”的咏叹在中国文学传统中还有欢快轻松的一面。《诗经。唐风》的“绸缪”篇兴高采烈地赞叹良辰吉日里的新婚夫妇，“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聊斋志异》卷九中的“凤仙”更是诙谐地把“良人”谐音为“凉人”。狐仙发现书生体温不高，调笑说“今夕何夕，见此凉人？”书应答：“子兮子兮，如此凉人何？”言语投机，心意默契，结果自然是“遂相欢爱”。

至此，无论或喜或悲，是新婚的热闹还是孤单的寂寞，在“今夕何夕”的句式中都能够得到生动的传达。《越人歌》也是一样，既可以成就庄辛对襄成君的美意，也可以抒发席慕容关于单恋的刻骨惆怅，《夜宴》借之来表现“中国传统文化中高贵的寂寞”亦无可厚非。问题出在影片引用古典时的态度上。导演大肆表扬从古书中选出《越人歌》的编剧，还有那位作曲家，却只字不提《越人歌》歌词的原典出处，更别说犯下张冠李戴的低级错误了。这样的引用无非把古典当成了卖点，却失散了对古典本身的了解和会心。不由让人叹息：真正在《夜宴》的歌声中感到寂寞的，难道不正是饱受冷落的传统文化本身吗？

印象中周作人在两篇文章里提到过张爱玲的《十八春》，都是五十年代初为《亦报》写文章的那段时间。于是将《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拿出来翻，最终只找到一篇，半途而废，不找了。原因是找起来太难：这集子有八百多页，收入七百多篇文章，一篇篇查起来太费时，此止其一，更糟的是查找时常失去方向。随笔不比论文，论文不能不切题，随笔则切入之点与到达之地可以相去甚远，你不知道随了作者会走到哪里，尤其是周作人这样善做不切题文章的高手。我向一切我以为我所要的内容可能会安身的所在搜寻，结果一无所获，虽然过去是看到过的。倒是意外地在一篇题为《希特勒们》的文章里有所发现，——谁会想到张爱玲小说与希特勒会扯到一起呢？

当然，周作人会去读张爱玲的小说，也是一个意外。其中的因缘，还是起于《亦报》。这是一份八开的小报，走的是娱乐消遣的路线，读者主要是市民阶层。也是机缘凑泊，五十年代初，周作人、丰子恺、张爱玲居然同时成为该报的撰稿人。周氏逐日在上面写文章，报纸大概也是每日读的，由他一些文章的“破题”就可知道，他的不少话题就是由《亦报》上其他作者的文章引出，比如“齐甘”就是常与他有“互文”关系的一位。不过那些都属“杂览”性质，周作人对小说诗歌之类的“纯文学”没兴趣，除了二十年代以批评家身份活跃于文坛的那一阵，我的印象中，不论中外，当代作家的小说他是不大看的，即使是古典作品，他也是作杂书看。若非因为是《亦报》的作者，他决计不会成为张爱玲的读者。说起来周作人“落水”之际，正是张爱玲在上海滩大红大紫之时，四十年代他曾当三度南下“视察”，一九四三年春那一次还有他四大弟子之一的沈启无陪侍在侧（二人翻脸，周作人发表《破门声明》是次年四月的事），而沈与胡兰成熟识，还曾写到过张爱玲，他对张应该也曾有所耳闻。但张再红，他恐怕也不会有兴趣凑这份热闹，特意找张的小说来看。此时就更不会了，何况张爱玲在《亦报》上用的还是笔名“梁京”。所以周作人读张，实在是一次“偶遇”。

且说回到这篇提到《十八春》的文章。既然叫作“希特勒们”，它的“中心思想”原本是政治性的，即讽刺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蒋介石，还要加上正待出兵朝鲜的杜鲁门，都不是合格的政治家，毫无幽默感，遇事只知硬碰硬，“而且那不懂情理，任性胡为的性格完全表现在紧张的脸相上，可以挂在相面摊上当作恶人的模型”，云云。所谓“幽默感”，即“他不去硬碰硬，却是用软碰硬，减去他一部分力量，再做打算。”以不知幽默为何物羞辱敌手，攻击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老蒋，完全合于当时的主旋律，但不知过后他是否有点后怕，因为没过多久志愿军打过了鸭绿江，似乎也属于“硬碰硬”的范畴，穿凿起来，说他居心叵测，指桑骂槐也能成立。周作人文章经常话里有话，政论更是皮里阳秋，比如早年写“三。一八”惨案的《碰伤》，的确是“叵测”。写《希特勒们》时他联想到抗战时中国政府的硬碰硬，也不是没有可能，——他一直主和，而对自家后来的遭际，一直是觉得冤屈的。当然此属诛心之论，究竟他怎么想，谁也不知道。

但文中提到《十八春》的话，肯定不算太“叵测”。“幽默感”就是从《十八春》说起的：

《十八春》第十章之八中有云，“石翠芝这人是一点幽默感也没有的，你去逗着她玩，她不要认真起来才好。”这是一句很平常的话，因为这里边警句太多了，如下文云，“每次看见两个初见面的女人客客气气斯斯文文的谈着话，他就有点寒凛凛的觉得害怕。”两相比较似乎平常了，可是我就觉得很有意思。

接下去便迤逦说到幽默感之为何物，再下就说到政治家不懂幽默之害了，可见他对小说本身的评价不感兴趣，取其一点，拿来“入话”而已。不过虽是只言片语，却也见出他的文学趣味。这里有他对文章高下的判断。他乃是把小说作文章看，或者说，当广义的散文看，而文章的至高境界，就是朴素平淡。以此标准，他对张爱玲的风格其实是不知其可，不以为然，因为小说中“警句太多了”，——挑出一个好句，是要否定其他。警句者，警策的句子是也。照我们一般人看来，所引第二句也就是一句白描，比起《传奇》中那些蹱事增华的句子来，淡得多了，对周作人则不然。凡警句，多是刻意为之，想来在周作人看来，两个句子相比，第一句平淡自然，第二句就落了用力、刻意的痕迹。张爱玲抗战胜利以后的写作是绚烂归于平淡，周作人则从来写的就是冲淡文章，一般人以为已是极平淡的了，他仍以为“做”。其实小说文体的淡与散文的淡，也许不可一概而论。且悬平淡为文章的极境，也只说明周作人的个人趣味。就事论事，两个句子的高下，读者也必有不同的判断。不过就“平常”二字本身说去，周作人确有资格说这个话：普天之下，能像他文章那样平常到近于自然程度的，恐怕也数不出几位，关键是，平淡之中却又回味无穷。

在基兰。德赛以《失落的继承》成为布克奖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女性得主后，她小说中描绘的喜马拉雅山区小镇噶伦堡也随之成为举世瞩目的所在。不幸的是，当地少有人感谢她将此地作为小说的背景，有些人在网络论坛里抱怨该书充满了“迂尊降贵的口吻”，而更极端的人则威胁要公开焚书。德赛的姑妈尤为愤怒，她告诉印度的Outlook杂志“自己从不跟人谈论自己的侄女或者那本书，更不会提她赢了什么奖。那本书里面有许多麻木不仁的东西。”追根问底，激怒噶伦堡人的原因就是小说对尼泊尔后裔的刻画，这部分人占了小镇人口的绝大多数。小说的故事围绕年轻女孩Sai和她的数学老师Gyan的恋情展开，而后者就是一位出身低微的尼泊尔裔印度人。小说的背景设置在上世纪80年代，当时尼泊尔人有过种族叛乱，德赛将之归因为“他们在一个本族人口占多数的地方却被当成少数民族对待”。许多人认为该书将尼泊尔后裔描绘成小偷小摸的人，非常愚蠢所以只能当劳工。还有人抱怨小说对当时的流血冲突只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噶伦堡的一位社工说：“这本书对于噶伦堡以及这里发生的一切的看法十分肤浅，她的资料来源于一小群幻想破灭的人，所以整个小镇在她笔下显得很古怪。”

《失落的继承》并不是一部自传，但与德赛的生活轨迹非常相似。她曾在噶伦堡生活过，并在最近的访谈中承认小说与她自己的家族故事很“接近”。小说中有一位从剑桥大学退休的法官，德赛的祖父便是这样；小说中的大宅是德赛的姨妈的房子；德赛本人像小说中的少女Sai一样，在喜马拉雅山的小镇上读过教会学校。

批评者认为该书更像一部写实作品而不是小说。当地的一位律师说：“小说完全是一面之词，它表现了德赛对于噶伦堡的恐惧。主人公Sai明显是一种自我刻画，你能够感觉到她对这个阴暗、不祥的地点的疏离感，哪怕尼泊尔人的动乱只是极为短暂的插曲。”

德赛的出版商企鹅出版社则认为这些评论只是“一己之见”，出版社在印度的市场部经理Hemali　Sodhi说：“我们将此书视为纯小说，那些评论对我们或德赛小姐来说都不是问题。”而德赛不仅没有畏惧噶伦堡的恶评，还打算重游该地。

作为英语出版界年终盘点的一个重要项目，《纽约时报》书评周刊近日选出了2006年度“100本图书”。一如该报书评周刊一贯风格，大多数入选图书和市场流行度并没有关系，《追风筝的人》等全球畅销书名落榜外，而反战书则受到青睐。

反战畅销书主导非小说

入选书单分为小说和非小说两大类，后一榜单内反战书籍引人瞩目。如曾在排行榜上久久未落的《阴影笼罩下的高塔》（theLoomingTower）、《大惨败》（Fiasco）、《否认之国》（StateofDenial）等。现在还在排行榜上的《否认之国》由美国著名政治记者鲍伯。伍德沃德在“9.11”五周年之际出版，该书披露了布什政府战争过程中的内部运作。在《大惨败》中，作者强烈地指责美国军方，揭露了伊拉克囚犯被虐事件，甚至直接指责布什的对伊政策是“美国史上最差劲的战争计划”。而《阴影笼罩下的高塔》则对基地组织通往“9.11”之路进行了剖析。

在利用畅销书反映政治立场之外，这个名单仍保持了和市场的距离。一些销量不错的生活类图书如《我和马利》（Marley&me）、《我的脖子不太妙》（IFeelBadaboutMy Neck）等并没有被选中。

小说榜远离市场小说榜更缺乏市场气息。

一些大红大紫的书如《回忆中的女儿》（TheMemory keeper＇＇sdaughter）、《追风筝的人》（theKiteRunner）、《法官与陪审团》（Judge& Jury）等都没有上榜。恐怖大王斯蒂芬。金的转型之作《丽莎的故事》（Lisey＇＇sStory）倒是名列其中，《纽约时报》曾花了不少的力气评述过金在这本书中展现的爱情和温馨。另外零星出现的一些流行书包括《路》（theRoad）、《回声制造者》（theEchoMaker）和《没有国界的妖兽》（theBeast withnoNations）等。

对于这次评比，网上已出现不少评论，有人表示尽管这些书并不是“最佳”图书，但确实称得上“瞩目”。

至于一些今年被引人中国内地的重头图书，如新科诺贝尔奖得主帕穆克的小说、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等书则由于英文版早于2006年之前就已推出因而并没有出现在今年的榜内。

在每年年底推出这个书单是纽约时报的惯例，也是英语出版界年终重要的一项盘点。

所有入选图书都是从上年12月4日起的书评中选择的，到了12月，这100本书中还将选出“年度十佳图书”。去年的十佳中包括了村上春树小说《海边的卡夫卡》（Kafkaonthe shore）、《1945年战后欧洲史》（Postwar：theHistoryof Europesince1945）等书。

每种生灵都难免有灾有难，但不论是过街之鼠、碰壁之蝇、丧家之犬、毁窟之兔、热锅之蚁、涸辙之鱼、瓮中之鳖、虎口之羊，都不如1958年的中国之雀那样的遭罪；那是一场浩劫，那是灭顶之灾；那一年中国麻雀所遇到的不是天网恢恢，是人网恢恢；全世界的麻雀，从古至今的麻雀，也从未像1958年的中国麻雀那样被毁灭在人民战争的恢恢巨网之中。中国的人民战争，有两次超凡的体现：一次是体现在和国民党的战争中，装备精良的800万国民党军队硬是被小米加步枪消灭了；一次就是体现在1958年对麻雀的作战中了。这一年的12月13日，光这一天，仅上海一个地区，用最原始的武器就消灭近20万只麻雀！全国知多少？不止800万只吧？人们战争威力如何？嗯？

且看当天的上海报纸，标题为《全市围攻麻雀》，这则新闻写得形象生动，至今还能感受到昔日火热的战斗气氛：

“12月13日，凌晨，全市性的灭雀战役开始。全市大街小巷，红旗招展，楼房上、庭院里、空地上，马路中和郊区的农田，布满了无数的岗哨、假人，大中小学生、机关干部、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此起彼伏地呐喊，呈现一片战斗气氛。新成区连夜赶制8万多个假人，10万多面彩旗。徐汇区斜土路居民和榆林区杨浦路居民还制作了大量活动假人。在市郊各县几乎抽调了一半劳动力组织灭雀队伍，一般由青壮年负责捕、毒、打，老人小孩守住轰赶岗位。全市工厂在保证生产的原则下，也积极投入了战斗。市区的公园、公墓、苗圃等地广人稀之处，共设有150个火枪区。南洋女中射击队，还接受了火枪技术训练。今天，全市人民大战麻雀，据今晚8时统计，全市共消灭麻雀19，4432只。”

查我当年的日记，1958年我随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在嘉定县华亭乡建农4社进行教育革命，住在胡家村。12月13日这一天的日记写着：“市里决定今日打麻雀，郊区也不例外。上午3分队打，下午我们分队打。”如今看来我所亲历的这一伟大事件记录得实在是过于简略了，真是愧对历史。经回忆，记得那天我和同学们分别爬在公路两边的一些大树上，不停地敲着锣鼓、脸盆和一切能发出响声的东西，使疲于奔命、惊魂未定的麻雀绕树三匝，无枝可依，然后纷纷坠地身亡；如果解剖当年千千万万铩羽就毙的麻雀，我敢说，十有九是急性心肌梗塞，累死的吓死的！

就像解放战争中的三大战役是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和指挥的一样，这场消灭麻雀的人民战争也是他老人家亲自发动和指挥的。1958年3月至5月间，他在成都、武汉和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及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都号召要消灭四害之一的麻雀。他说：“办法是，下定决心，统一行动，分片包干，封闭粮食，撒下天罗地网，连续打歼灭战。”有了武功，还需文治，因此他同时又提出大写民歌。我深信大写民歌和大打麻雀一样全是出于好意。关于写民歌，他说：“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我们有9万多个乡，每一个乡出一集，就有9万集。”为了超额完成任务，学校领导竟号召我们每天至少要写10首民歌！大跃进嘛，农民能在一亩地上生产出一万斤粮食，你就不能一天写10首民歌？好，写吧；实在写不出，就凑。那天打麻雀我就凑了一首：

“全民齐动员，麻雀一扫空；蚊子跑福建，苍蝇躲广东。”

这当然有点地方保护主义，坦白出来，以供批判。

这场麻雀的大劫难是在1959年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反映了朱洗、郑作新等一些科学家的意见之后才终止的。科学家们解剖了麻雀的嗉囊，发现4分之3是害虫，只有4分之1是粮食，可见麻雀基本上还是益鸟。尽管麻雀和知识分子一样也有不少缺点，比如自高自大：麻雀跳到旗杆上，架子不小；又如，麻雀也像知识分子一样爱发议论：麻雀当家，唧唧喳喳；再如，仍和知识分子一样不问政治，缺乏远大理想：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等等。但麻雀毕竟也能捕捉害虫，尽职尽责，这也和知识分子一样勤勤恳恳，技有所长，也是功大于过，是可以三七开的。更何况麻雀虽小，毕竟五脏俱全，同是一样的生灵，同是自然生态环境中的不可或缺的成员，怎可戕杀呢？即便有一些害群之雀，那也是极少数，也万万不能运动全民，灭绝其种族，扩大化到如此程度！去年是文革劫难30周年，今年是反右劫难40周年，分别已经和即将在一片升平气氛中悄然而过；明年是麻雀劫难40周年，是否可从保护生态环境或从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这些层面来总结和纪念呢？历史是不应该忘记的！

当我父亲宣誓就任临时总统以后，又过了一个时期，清皇室让出了中南海。我们就又从当时所住的铁狮子胡同陆军部（现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宿舍）搬进了中南海。我父亲自从住进了中南海，就没有再出过新华门一步。这是因为“东兴楼”门前的爆炸案件使得他余悸犹存。而且，大约在我们搬进中南海后不久，府内也发生了一次意外事件，说是有一个人把炸弹扔到海里，并未爆炸。这便使得他不敢轻易外出。可以这样说，我父亲是活着进的新华门，直到死后才被抬着出了这个门。

我父亲当时一直居住在居仁堂内，有人说他当时住在怀仁堂，是错误的。他的办公室，设在居仁堂楼下东头的一间大房间里。楼下的西部，是他会客、开会以及吃饭的所在。另外，在居仁堂的前院，还有一处叫做“大圆镜中”的房子，也是他会客的地方。他在什么地方会什么样的客，是按着来客的身份以及跟他的关系来区别对待的。例如，一般生客在“大圆镜中”，熟客在居仁堂楼下西部，最熟的就在办公室内会见了。如果来客比较有身份，那么，会见的地方也可能有所改变。但是他接见张作霖却是个例外。张作霖是当时的二十七师师长，他由东北来京谒见我父亲。按照他的身份以及他和我父亲的关系，是只能在“大圆镜中”会见的。可是我父亲为了表示对他的优待，却破例地在办公室内接见了他。当时办公室内的北面，安设着一个多宝格子。格子里摆设着一些古玩器物。其中有一个丝绒盒子，里面放着四块打簧金表。每一个表的边上环绕着一圈珠子，表的背面是珐琅烧的小人，样子是极其精致的。当时我父亲和张作霖分坐在沙发上谈话。张在谈话的时候，不时地注视离他座位很近的这四块金表。我父亲看到这种情况，晓得他是爱上了这几块表了，当时就送给了他。我父亲在送走了张作霖以后，一路笑着上楼，说明了赠表的经过，并笑着对我们说：“他真是没有见过世面，他既然看着喜欢，我就送给他了。”说完了又哈哈大笑起来。

我父亲的卧室，是居仁堂楼上东头的一个大房间。他最喜欢二姐和我，就让我俩住在楼上西头的一个房间里。我家其他人的住处，也是经过他安排指定的。大致的情况是：我娘于氏和二姨太太、大哥夫妇、还有大哥的姨奶奶和他的孩子们以及四哥夫妇都住在福禄居；大姨太太、三姨太太和二哥夫妇、三哥夫妇，还有一部分小弟妹们，住在卍字廊后边的四个院子里；五、六、八、九四个姨太太和她们的孩子都住在居仁堂后边的一所楼上。这个楼和居仁堂的楼上是有天桥可通的。

当时的“大典筹备处”曾给各个弟兄每人做了一身“皇子服”。有一天，四哥、五哥、六弟、七弟、八弟五个人，在“新华宫”内，各自穿着“皇子服”，合着拍了一张照。大家一看，五哥那一套上的金花式样和其他弟兄的有所不同（这张照片，现在还在我处保存），只有二哥的那一套是和五哥的相同。这反映了我父亲的用意所在。在这两人之中，二哥年长，又不时替我父亲外出办事，颇得我父亲的信任。更重要的是，我父亲对他有所偏爱，因为他既是三姨太太的长子，又是过继给大姨太太而为她所溺爱的一个爱子。因此，二哥将要被立为“太子”呼声就最高。大哥听得了这个消息，便扬言说：“如果大爷（大哥称呼我父亲为”大爷“，原因不明）要立二弟，我就把二弟杀了！”因此，“新华宫”内闹得人心惶惶。有一天，我特地把大哥所说的话告诉了我父亲，并且和他说：“咱们家要闹‘血滴子’了！”我父亲听了以后，只简单地说了“胡说”两个字，并没有什么其他的表示。但是雍正夺位的惨剧，到底不能不使他无动于衷。

“立太子”的事，并没有到此为止。原因是二哥的呼声虽然最高，但五哥的“皇子服”毕竟也有那不同式样的金花。五哥是二姨太太的长子，如果五哥立为“太子”，二姨太太就是未来皇帝的母亲，也就是未来的“皇太后”了。而五姨太太想到自己既是我父亲身边最得宠的人，自然也就希冀着那样的尊位降临到自己身上。因此，她就时时在我父亲身旁嘀嘀咕咕，要求立她的长子——老六为“太子”。这个情况，不但伺候我父亲的丫头流露过一言半语，就是我也听到过五姨太太在我父亲面前称赞老六的种种好处。我父亲处在这内外夹攻的情况下，怎么能够使他不越加恼火呢！

就在这个时候，家里的几个小些的姨太太，还不知道我父亲当时处境的困难，竟因为“妃”、“嫔”的名称和他当面争执，以致使得他更加一分烦恼。事情的经过是：在他决定了帝制以后，我娘于氏当然就是“正宫娘娘”，至于那几个姨太太，我父亲曾口头封过：大、二、三、五，四个姨太太都为“妃”；六、八、九，三个姨太太都为“嫔”（四姨太太、七姨太太这时已死）。这种封法，那三个小些的姨太太是不满意的。可巧在元宵节的晚上，很多人都聚在居仁堂楼下在等着吃元宵（那时我父亲和我们家里人都仍然把汤圆叫做元宵。有人把外间叫做汤圆的说法告诉了我父亲，他还说：“袁、元两字，音同字不同，有什么可忌讳的。”）。等到元宵端来，我父亲一边先坐在桌旁吃，一边还叫大家坐下同吃。这时候，六姨太太首先嘀咕起来，说是如果我父亲不封她为“妃”，她就要带着孩子回到彰德去住。接着，八姨太太、九姨太太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五姨太太当时在旁解劝着说：“你们别闹啦！你们都当妃子，爱管我叫什么就叫什么。”可是那三个人却依然在喋喋不休。我父亲看到了这种情况，把筷子一撂，长叹了一口气，说：“你们别闹啦！你们都要回彰德，等着送我的灵柩一块儿回去吧！”说完，就走回办公室去了，接着，过了没有几天，便下令缓办帝制，撤销了“大典筹备处”。

这个时候，国内的情况是：一方面，蔡锷所率领的护国军，很快地占领了四川南部的一些地方。接着贵州和广西也先后宣布了独立，陆荣廷并自任为两广护国军总司令，因之护国军的声势大振。另一方面，我父亲所掌握的北洋，这个时候也开始分化，特别是他手下的两员大将——段祺瑞、冯国璋，一个是置身事外，袖手旁观，一个则不再那么恭顺地服从我父亲的命令，并且联合了江西、浙江、山东、湖南四省的将军，准备发出取消帝制、惩办祸首的电报。我父亲看到大势已去，只得亲自邀请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三人到中南海来共同举行取消帝制的紧急会议。关于取消帝制的电稿，已经拟好准备拍发了，忽然我父亲又叫把电稿拿了回来。徐世昌、段祺瑞听到了这个消息，赶忙又第二次来到中南海问我父亲，为什么又撤回这个通电？是不是不愿意这样办了？我父亲当时只说：“我要改动里头几个字。”随着也就交出去拍发了。看来，我父亲本来或许是起了反悔之意，及至再一考虑，却是除了这样做以外，别无其他出路。正好徐、段二人又来催问，于是借辞掩饰，就此下台。但是，从此他就忧愤成疾，终于身死。

我父亲是有迷信思想的。他既相信批八字，也相信风水之说。有人给我父亲批过八字，说他的命“贵不可言”。还听说，我们项城老家的坟地，一边是龙，一边是凤。龙凤相配，说我家应该出一代帝王。这些说法，无疑地也会使我父亲的思想受到影响。他之所以“洪宪称帝”，未始不是想借此来“应天承运”吧。

这期间冯国璋的态度是值得一谈的。冯国璋从小站练兵起就跟随着我父亲做事，后来经过我父亲的不断提拔，到了民国初年，直做到宣武上将军、督理江苏军务，雄踞东南，手握重兵，成了我父亲手下的一员大将。有一天，我父亲在晚间上楼后，看见几个姨太太、我和二姐正在他的卧室里闲谈，便和我们说：“今天冯华甫来了。”我不知道华甫是冯国璋的字，就问：“冯华甫是谁？”我父亲在说明了以后，接着问我和二姐：“你们应当叫他什么？”二姐迟迟疑疑地说：“叫世哥。”我父亲笑着说：“不是世哥，是四哥。”由这一称呼看来，我父亲对于冯国璋是怎样看待，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这里还应当插叙一下冯国璋和我们老师周砥结婚的一段故事。周砥，字道如，家住在天津（并不是天津人），曾教过二姐和我读汉文，及至我们搬进了中南海，她虽然已经不在卍字廊的专馆里担任课程，却由于她和三姨太太相处得很好，所以仍然常来常往。她是一个老姑娘，曾经声明过不嫁人。那时候，冯国璋断了弦，他原想再要一个姨太太，所以就叫他的儿子到北方来物色。谁知他的儿子错会了意，竟自和周家说定了。当他回到南京复命的时候，冯说：“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要娶太太做什么。”因此不肯应允。周老师的弟妇周四太太平素和六姨太太最好，就到北京来转求我父亲从中说合，这才定局。随后，由我父亲代为置办妆奁，并派我的姓武的保姆作为陪嫁的老妈，此外，还派了男佣人护送着周老师到南京和冯国璋结婚。结婚以后，周老师有时回到北京来，还把我家当娘家走动，我们也都改了称呼，叫她“四姐”。

还在洪宪帝制没有公开的时候，有一次，冯国璋由南京来谒见我父亲，顺便问一问外传称帝这件事的究竟。我父亲听他的口气，知道他是来劝阻的，对他说：“我的身体很不好，几个儿子又都不成器，我哪里有种心思呢！”就这么把他的嘴给堵住了。我父亲在当晚上楼以后，连声说：“冯华甫岂有此理！冯华甫岂有此理！”

帝制公开以后，冯国璋感到自己受了欺骗。我父亲死后，曾听到一个很可靠的人说，冯国璋对于我父亲的“洪宪称帝”，始终是嫌怨很深的。有的人说，当我父亲最后处在绝境的时候，冯国璋经过徐世昌、段祺瑞、梁士诒等人的疏通，幡然变计，仍然承认我父亲继续做总统，以维“北洋派”的大局。这种说法是不确实的。

在我父亲“洪宪称帝”的时候，我们家庭中对此也有不同的反应。我娘最高兴。她说她要当“娘娘”了。有一天，“大典筹备处”把做成的“皇女服”送了进来，二姐和我是经我父亲口头上封为“公主”的，但是“公主服”还没有做好，我娘便叫二姐起都穿上“皇女服”，陪着她一起照相。这天，五、六、七、八、九妹，还有大哥的两个女儿，共七个人，都穿上了新装；惟有我是不赞成帝制的，偏偏不肯穿着照相。很多人劝我，我母亲还吓唬我，我不听，最后只得由我穿了便服了事。拍照的时候，我娘居中稳坐，众“皇女”左右簇拥着，看起来，花团锦簇，好不得意。那几个姨太太之中，除了上面已经谈过的六、八、九三个人有过争“妃”的问题和五姨太太有过争立六哥为“太子”的事情以外，其他的人从来没有什么异议。看来，她们对于我父亲的称帝一事，都是表示赞同的。

在我们家里，最热衷于这件事的是大哥。他之所以这样热衷，是为了要当“太子”，要做“嗣皇帝”。他虽然残疾，却还是野心勃勃。因此，他宁肯冒着“欺父误国”的罪名，造出假版的《顺天时报》，也因此他能不顾手足的情分，竟然扬言要杀那将被立为“太子”的二哥。原先我父亲历来对他信任，他是嫡出，根据宗法制度中所谓“立嫡立长”的说法，他认为“太子”一席应当是他的，所以他竟然私自铸刻了“大皇子印”的金印。有些善于拍马的人给他写信，就称他为“大皇子殿下”，他也居之不辞。他还培植他自己的私人势力，和当时的“筹安六君子”以及一些政客们常有往来，为的是让这些人为他效力，也正是如此。例如，他的把兄弟杨士琦（杨是我父亲的心腹，当时担任着政事堂左丞），还有杨度、沈云沛、薛大可等人，就在我父亲面前嘀嘀咕咕，说他“嫡出当立”。总之，大哥是一个在政治上有野心的人，所以他就最热衷于帝制。

二哥的态度就和他迥然不同。二哥是一个旧时代里十足的浪漫才子型的人物。他从不爱过问政治上的事情，所以，一经听到那“太子”称号将要落在自己的头上，并且还听说大哥因此而要杀害他，他内心是极其痛苦的。他曾和我商量过，如果我父亲一旦登基，我们就私自逃往英国去留学。不料这个消息，被大、三两个姨太太听到了，便先后把二哥叫到面前，又哭又劝，使得他想走而又不敢走。

我父亲称帝以前，北京城内曾出现了很多请愿团，其中有妓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等。由于二哥平素爱和这些人来往，就有人说是二哥弄出来的。其实这也是大哥串通外头的一些人搞出来的把戏。

在我父亲的女儿当中，我算是惟一不赞成帝制的人了，不肯穿着“皇女服”照相，曾和二哥私议着要逃往英国留学。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我在政治上有什么独到的见解，但是我爱好自由，不愿意受那更进一步的束缚。我在当时曾说过这样的话：“现在我们本来就在‘馍饭监狱’（音谐”模范监狱“）里，每天起来扛着三大件（指念书、吃饭、睡觉），要是做了‘皇帝’，那还受得了吗！”我不愿意学习那“公主”、“皇女”们所应当学习的礼节。记得“大典筹备处”为了教导“公主”、“皇女”们学习礼节，专派了两个女师大的毕业生，一个姓鹿，一个姓杨，前来做示范性的讲解，我们就随着她们的讲解一次又一次地演习。一般说来，关于行礼、言谈等等的所有礼节，大体上仿照的是清宫里的那一套。例如，每天早晨向我父亲请安的时候，要像过去旗装妇女那样一次请三个安，自进了门请一个，往前走几步再请一个，最后到了我父亲面前再请一个。需要磕头的时候，要两腿同时跪下再磕。彼此说话的时候，要先问“您好”，还要问“你昨晚上睡得好”。对于这些繁文缛节，我是学习一次，哭闹一次。可是，在当时我父亲已经登上皇帝宝座的情况下，要想不学是行不通的。幸亏这个学习由于当时政局的变化，没有继续多少日子就停止了。

沸沸扬扬的陈水扁国务机要费用案尚未落幕，台湾政坛又拉开了马英九市长特别费用他人发票替代核销案的大幕；台湾政坛，借助着岛内超过千家媒体聚光灯和放大器的新闻传播效应，已经成为华人世界最引人注目的舞台。

个人操守取代了“统独”理念，成为岛内政治口水的主题，既是民主政体的一大进步，也是推动政治家人格全方位成熟的一场考验；在新闻议题或政治靶标越来越不易被发现的今日台湾，重新捡起政治家道德人品的普世话题，也算是台湾社会沉沦中以政治家批判为起点的一场自我拯救。

被讥称为“不沾锅”的马英九，往往因不能“同流合污”而被党内高层同事所讨厌，但其清廉理性的个人风格却常常为党内群众和天下百姓所欢迎，此次陷入特别费用案的风暴，不仅给焦头烂额的陈水扁团伙一个“天下乌鸦一样黑”的托辞，更给国民党内“厌马”群体一次反击的良机。以马英九“君子之交”形成的政治团体，只怕这次难于抵挡住那些“哥们义气”结帮成派的联合攻击。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在中国人政治环境里，改革进步的理想主义，其实是斗不过封官许愿的实用主义；马英九一腔改造国民党的雄心壮志，只怕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终将跟当年辞去法务部长一样，不得不挂冠（国民党主席）而去。

尽管现在的检调未明，马英九出任国民党2008大选总统候选人的机遇尚在，但也不排除最糟糕的可能出现，如果马英九最终不得不辞去国民党主席，尤其是在面对国民党内部巨大压力的情况之下，依我看，小马不妨就此，逼上梁山，反出国民党算了，别再受那帮因合污而同流的党内高层或“垂帘阿斗”的腌醺之气了。

其实回头看“百年老店”国民党的历史，如果不以“成王败寇”史观，不预设成见回顾国民党百年分裂史，可以发现，国民党历史上的分裂未必是坏事，历史上的分裂者也未必就是坏人。后代在为前代撰写历史的时候，总会自觉不自觉地把后来的社会价值观加入历史，或把英雄妆于脸面，败将踢到门后；这种弊端借两蒋专制曾经在国民党史中美化了孙中山、蒋介石，丑化了杨衢云、汪精卫。

国民党历史上曾经有多次大的分裂，比较着名的有1925年“西山会议派”上海党中央、1939年汪精卫的国民党上海第六次代表大会、1949年的北京民主党派“民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93年国民党非主流人士筹组的“新党”、2000年宋楚瑜反出国民党建设“亲民党”、2001年李登辉的“台湾团结联盟”。另外如果算上1919年之前的历史，那么，孙中山1913年“二次革命”和1914年重组“中华革命党”，也是对他任理事长、1912年成立的北京国民党的一次分裂。

政见不合、奸人当道、难以统驭，都是分道扬镳的理由，作为社会群众性政治组织的党派，出现这种情况原也正常；只不过习惯于官方说教的中文读者，往往不太能够接受这种逼上梁山的现实。

台湾的政治现状很有可能把马英九逼到了两难的境地：借助于国民党这个最大政党的强势动员能力和雄厚资金优势，马英九会比较容易登上总统的宝座；相反，反将出去独立组党则很难在大选中有所作为。

不过，民主政治的原则是可以为每个政治家提供参与政治的机会，大选获胜、组成政府是实现政治理想的一种方法，构建在野政党、利用新闻能量或议会斗争代言社会、监督政府，又何尝不是实现政治抱负的一个途径？英国第三大党自由民主党前身自由党，自1906年赢得大选，100年来再也没有成为执政党，但是一个世纪以来，他们仍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兢兢业业的扮演政府监督者的角色，并通过议会实现政党或个人的政治理想。

台湾民主化的今天，已经为马英九们创造了一个自由的平台，无论在朝或在野，其实都能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作为近百年来华人世界最具现代政治文明素质和视野的政治领袖，马英九幸运的从政治原始丛林中脱颖而出，被华人世界所关注和认可，这也曾经给予了千千万万理想主义的海外学子一个改造中国的目标和希望。

或许，面对“市长特别费”丑闻，马英九赢得2008大选和维持国民党党魁的希望可能成空，但是，何必一定在那棵百年老树或总统宝座上吊死呢？民主化的台湾，到处都有马英九的政治舞台，而且，不论在朝在野，都是台湾之福。

“2004年度知道分子”吴思是近几年来引用率最高的历史著作者之一，他的三本书《潜规则》、《血酬定律》和《隐蔽的秩序》卖完了之后，被告知不会再版。

有人评价说，此人没什么大毛病，就是过于清醒，参透了历史玄机。2006年的吴思仍然钻到历史的缝隙中作文章，他做了两个题目的研究：一个是给长城的经济效用算了一笔帐；另一个是计算出了矿工的命究竟值多少钱？——这后一个题目是他深化血酬定律的工作的一部分：“血”与“汗”之间的关系如何换算。

9月27日，在位于北京月坛南街的《炎黄春秋》杂志社，作为杂志社的副社长，吴思跟往常一样处理着事务。接近中午时分，一辆大卡车来到门口，是合订本书籍到货了。吴思本来准备要出去吃饭，结果转头拎起一个纸箱，就帮着卸货起来。卸货的人中，来来往往还有一些年龄比他大的、上岁数的老编辑。

与吴思谈史，他更愿意条分细缕而不愿意生发题义，最大的障碍和最大的乐趣均在于此。

不谈史反而不正常

新周刊：历史和当下的关系这几年迅速升温，以前只是在读书界。去年我探望一个生病的朋友，他说读书界某某在研究明代、某某在研究晚清，然后又说现在还没被“开发”的朝代有哪些，读书界的风气可见一斑。今年以来，在大众媒介尤其是电视的带动下，“说史”成了一种相对式的“新闻叙述”，在电视的包装下，“历史新闻的脱口秀”正在上演，经过重述和转述，造成了一种人人都在说历史、人人都在拿历史说事儿的现象。

吴思：这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还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以前，从元明甚至更早，谈三国就可以出来三国演义，说书的就有水浒，四大名著有两本就来源于说书人口中的历史。中国老百姓谈论历史很早就有了。民间一个很重要的聊天话题就是说史，然后说书人、文化人也跟着就说。在朝廷上、官场上也是如此，奏章上书经常引用历史故事。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从历史上获得经验教训或者是乐趣以及聊天的谈资都有源远流长的传统。我们现在不过是在延续这个传统。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如果不这样反而有点不正常。比如文革以后，大家都争相相写小说，还研究美学，那才是我们历史上不太正常的。

新周刊：历史热兴起以后，有一个问题摆在面前。我们怎么评判什么样的历史是真的，什么样的历史是伪的？或者说什么样的历史观才是一种正确的历史观？在这么多人争相叙说历史的时候，仍然要面对的两种情况是：一、历史本身是缺席的，；二、所有的历史都变成当代史，因为都是用当代性的话进行解析或重构的，甚至这里面还不排除有全球化的词汇出现。那么，我该听谁的，我该如何听，我为什么要听？

吴思：我觉得现在历史热兴起的一个原因是，你不能光把他们感兴趣的事或历史说给他们听，你关键还要说的好听好玩，要聊得起来。如果是搁前几年，我们看范文澜写的历史书，那怎么聊啊。那也不是一个能聊的话题啊。但是你看司马迁的史记就是一个能聊的话题，三国志也是一个能聊起来的话题，里面有刘邦项羽，有曹操刘备，这些事都能聊得起来，还能说得生动活泼。历史只有到了这个程度的时候，老百姓才会对他们有兴趣。我原来去插队的时候，每个村里总有几个“能人”，他们比别人“能”在哪里呢？他们知道很多历史，虽然他们知道的所谓历史是三国演义里的历史，而不是三国志里面的历史。虽然这些故事已经被前人说了无数次，但是你不得不佩服的是，他们真的能从中提炼出人生的智慧来。他们用故事创造了一个个人生中的模型。这一个个历史的模型就可以概括出很多人生的哲理，为当代人的选择提供参考。

新周刊：我有兴趣的是央视的《百家讲坛》栏目是否想过邀请您也去讲一讲？您看过那个节目没有？

吴思：他们没有邀请过我，但是我看过一些片断。我看过几回阎崇年和易中天。我觉得易中天讲得更好。

新周刊：他们所讲的历史能代表真的历史吗？是能够恢复我们历史原貌的历史吗？

吴思：我认为历史有三种。何兆武先生说历史有两种。第一种是已经发生过的全部的历史事实，即客观历史。这是“历史一”。第二种历史是对历史的描述和记载，其中对历史可能有记载上的缺失。这是“历史二”。第三种历史选取其中的一部分历史记载作为史料，写出一些关于历史的作品。这是“历史三”。因为史料太多，我们不可能全部占有材料，所以这样写出来的历史有更强的选择性或主观性。

哪个是历史事实？历史事实就是某年某月某人在某地出于某种动机做了某一个动作，但是我们不可能完全的复原历史的原貌，我们只能看到历史二即对历史的记载和描述。当然这种记载和描述不可能完备的记录所有细节的东西，必定有所缺失。但是这就是后人所能看到的最真实的历史了，然后后人再根据这些历史史料，再去写新的历史。易中天他们根据史料讲述的历史，当然是历史，更准确地说，可以叫“历史三”。

讨论什么是历史，其实还是如何定义历史的问题。史料是历史吗？当然是，既我们说的历史二。根据史料写出的历史作品是历史吗？那也是历史，就是所谓历史三。但是他们都等同于那天发生的事情，即历史一吗？那可不一定。因为史料不可能记录那天发生的所有细节性问题。记载总是有选择的。所有历史记载，都有助于我们认识历史原貌，但不可能等于原貌。严格说来这是办不到的，谁也不可能色香味俱全，一个因素不差地恢复哪怕一个家庭一天的历史，连一个人在一小时之内的意识流也不可能完全复原。更别提一个民族了。但是读者往往也用不着史学家那么精确地复原过去的一切，我们只对一些与自己和当今有关的东西有兴趣，有好奇心，史学家讲到这个程度，精确到这个程度，满足了我们的好奇心，又有史料依据，我觉得就可以了，就很不错了，这种叙述就是当之无愧的历史。

不满于今日的单薄

新周刊：中国老百姓大部分看到的、受到过的历史教育都是教科书式的官方历史，这样的历史肯定只是单纯的史料了。在中国，历史表现出一种“遮敝式呈现”，官方史学把历史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也没有汤因比这样能写《历史研究》非人力可及者出现，也缺少年鉴学派史学家的那套长时段视野，大众和民间的历史表现出演义、话本等文学化的倾向，在你看来，私人性质的历史在中国又占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吴思：中国一直有私人记录历史的传统，十年前历史没有现在炒的这么热，但一直有私人修史，哪怕是个人史和家族史。读的史料也一直包括私人的记载。现在史料大体还是那些，除了考古出土之外，不会再有大变化。比如谈三国谈魏晋，史料就是那些，那段历史都是1000年多前的了。记载还是同样，不同的人根据相同的史料却会有自己不同的论述。比如范文澜的那套论述方式，但是范文澜的论述方式不容易成为老百姓的谈资。易中天有一套叙述方式，他的就可以成为一种谈资，说的也很好玩，每个作者的“历史三”都不一样，问题是如何采用一种合理的论述方式，让史料更加切合老百姓的口味，让我们能够更深入全面地去认识生活，认识社会。

新周刊：如果把历史知识作为一种知觉来看，它既是对人的意识的延伸，也对某种缺憾的补偿，即我们对历史发生兴趣的原因缘于我们对存在于当下 或此刻并不满足，需要到历史上去回溯，去反刍，去寻找坐标。

吴思：仅仅知道今天太单薄了。可能自己的处境在历史这个模型中就多次发生过，通过了解历史，了解自己在这个历史模型中的地位，就同时明白自己的一个定位，知道未来将要怎么办。所以这也是他一个安身立命的基础。西方人很容易在信仰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中国人则很容易在历史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于是我们就会有一种踏实感，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位置和归宿。在现实中，我们也可以通过对历史的了解更加准确地预测未来，去引导我们的行为。还有就是，谈论现实会有很多的忌讳，议论到太深层次是很犯忌讳的。但是谈论历史上的国事就可以，谈论历史上的兴衰荣辱就是可以成为今天的参照物，于是说史就成为对今日不满的两方面的补充，一个是历史纵深的补充，一个是对禁忌的回避。

新周刊：你的《血酬定律》、《潜规则》和这两本书的合订本《隐蔽的秩序》，都是从历史中抽取一些规律，许多人很感兴趣，你是如何把这些理解从历史中剥离出来的？媒体一直也因此把你定位一个历史学家甚至定位成一个历史学的结点。但是似乎你并不太认同历史学家这个身份。

吴思：我只是在做自己的活儿，至于别人怎么定位那是他们的事情。但是说我是一个历史学家，我也不是拒绝这个身份。历史学家的头衔我觉得挺好，但是一方面我有点心虚，另外一方面我觉得确实我和一个常规的历史学家不太一样。我不是为了历史而研究历史，我不太在意整理史料考证钩沉方面的工作，我的野心是理解推动历史运作的各种因素的互相作用，寻找一种描述历史的概念体系及其运行逻辑。那段历史如果没有我感兴趣的内容，我就跳过去，跳到别的朝代去。这是我干的事情。

说到心虚，是因为在史料上下的功夫不够。有些研究历史的学者，例如吕思勉，读过三四遍24史，我连一遍都没读全。只是读了一些重点篇章。对于断代史，比如我研究的明朝，虽然基本读全了，但也不是对每个历史重要人物都很了解，五年前了解的现在还可能忘掉一半。我是有侧重的阅读和用力。我有点跟着兴趣走的意思，主要是追寻历史的逻辑，逻辑一旦演绎不下去，缺少确切的标签，我就造一个概念作为标识。我觉得这个过程和牛顿看到苹果掉下来发现万有引力的故事一样，不论掉的是梨还是苹果，石头，重点是他琢磨那套内在规律。

我研究历史也是这个路子，不论是梨是苹果，不论是明朝清朝还是民国，只要这个现象多次出现，少的三五次，多的十几次，我就可能发现，可能会注意。于是我就研究这个让苹果不断重复掉下来的道理。哪个朝代出现的多，在明朝出现的多，我就研究明朝，在清朝出现的多，就研究清朝。我觉得这个也不像是一个正经历史学家的工作。我也不清楚是哪个学家的事。但是我感兴趣的，就是这类工作。我在历史里溜溜达达，游游逛逛，看见苹果掉下来就凑上去看看热闹，发现点门道就沉浸一年半载，写一篇研究心得之后继续游逛。

如果苹果是今天掉下来的呢？这种现象也可以成为一个社会学家研究的事，或者是经济学家研究的事。当然我刚才也说过，今天的事研究起来禁忌太多，而且你很难在几年十几年内看到大量的重复，在历史中你就很容易发现这种重复，看到苹果一次又一次地掉下来。

100年来中国人的历史观

新周刊：你对明朝感兴趣是受到谁的影响？受到黄仁宇先生的影响吗？

吴思：受到他的影响。因为他写的《万历十五年》就是讲的明朝的事情。关键是我觉得明朝历史比较简单。清朝多了一个部族的因素，是外来民族的统治。如果你要通过历史看现在，现在就没有外来部族统治的因素。这等于是一个干扰因素。如果我们剔除了这个因素，那么就是明朝了。并且清朝主要还是沿袭了明朝的那一套政治经济制度，可以说明朝是本。你在明朝可以找到制度设计者的想法。所以明朝的历史是一个简化了的模型，同时你还可以找到制度创始的动机。再往前推，元朝还是部族统治。再往前推，到了宋，宋朝也可以，也很有意思。但是宋朝距离我们还是有点远，对比明朝就会发现，我们现代社会的模型更加像明朝。所以明朝对我简直就是一个没有其他竞争者的研究对象。

新周刊：在研究明朝时避不开的一个历史学家就是黄仁宇。

吴思：我们受到的历史教育就是范文澜，郭沫若的那种研究历史的方法，很多年无法从中间跳出来。最多还能看看司马迁司马光的叙述历史方式。这两种叙述历史的方式在中国史学界延续了很多年。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一出来，到了我们这里，等于开创了一种新的叙述历史的方式，他在其中描述了几个主要的人物，一个皇上，几个大臣，有点像史记的叙述方式，但又简明得多，内部结构清晰得多。而且换成了典雅的白话文。当你脑子完全被一种固定形式所僵化的时候，有个人跳出来把这个框架给你一下砸掉了，你马上会有一种解放性的感觉。黄仁宇的书就是对我有一种解放性的作用。我的思想被解放了，就有兴趣走上一条研究历史的道路。很多历史作品的作者和我有同感，他们可能走上了另外一条路，但是不管走哪条路，都是因为这个框架被砸掉。

新周刊：不可否认的是，电视里面的历史剧也培育很久了这种历史热的潮流。现在一说到历史里面的一些人和事，老百姓很容易就会通过电视剧把这些人和事联系起来。大家经常愿意引用的一句话是：“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吴思：如果世界上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历史学家，一个是读者，读者自己不碰历史，只有通过历史学家才可以了解历史，那么历史可能成为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问题是这个世界上不止有一个历史学家，而是一群历史学家。如果你这么打扮了一个小姑娘，很多其他史学家就会说你骗人。所以你就打扮不了了。历史其实是靠史料支撑的，我们也只能深入到史料这个层次。再深入我们就走不动了，史料就放在那里，你怎么打扮？我最多是裁剪，用这个史料，不用那个史料，这样也可能被人家批评，你为什么用这个史料不用哪个史料？你是不是以偏概全，歪曲历史？除非你垄断史料，不让人家知道，才可能避免这种批评。所以我觉得，只要不是专制独裁，历史是不能任人打扮的。垄断史料，扼杀其它说法，这时候历史才可能任人打扮。但是你的垄断又能持续多久？秦以后没有一家垄断能够超过三百年，一个人的垄断最多达到康熙乾隆在位的长度，一手遮天，61年就算到头了，在历史尺度中这也没什么了不起，重大史实不会这么快就被遗忘。随意打扮历史的历史学家，可能下场都不会好。他的东西毕竟是假冒伪劣产品，最终没有人愿意看。

新周刊：从19世纪到现在，作为大国民的中国人经历了荣辱兴衰，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观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你怎么总结这些变化？你自己抱有什么样的“历史态度”？

吴思：鸦片战争，一直到康有为提出自己的学说之前，基本是传统的儒家史观。从忠奸善恶，华夷之辩等来讲历史。到了康有为，受西方的影响，产生了新的说法。他把礼记的三世说又发掘了出来。三世说，即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西方到了升平世即小康世，把外国也拉到这个解释体系之中。于是，中国历史就不再是一个孤立的，距离尧舜越来越远的下降循环，而是一个能向上发展的历史。然后，梁启超又把西方观念引进。这时中国历史学家的眼光，就发生了变化。不仅往后看，还往前看，向未来看了。而且产生了阶段论。梁启超说：二十四史都是帝王的家谱。这个说法虽然有点偏激，却显示出他和传统的历史观的距离。中国人有了新的历史观。这之后，各派兴起，例如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还有社会观、历史观的论战，闹得很激烈。这是对历史的重新认识。顾颉刚的古史辩派重新检讨中国历史，又有了考古学的方法，受欧洲史学影响的有傅斯年等人，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如范文澜，郭沫若等。这一路走下来，明显扩展了对历史的看法。建国以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一枝独秀，而且路越走越窄，连吴晗的作品都被称为毒草。

改革开放之后，思路又放开了。很多观念，例如汤因比，年鉴学派等历史观都进来了，黄仁宇虽然不好称为一派，但他的写法也扩展了传统的路子。

什么样的历史观是理想的呢？你与这个社会接触多了，社会在你心里就有一个固定下来的影子，历史读多了，历史也会在你心里有一个固定的影子，一种大体差不离的感觉。于是你就会对各派历史观做出自己的取舍，比照常识的影子加以判断，认为这个才是正确的，那个隔靴搔痒等等。我所做的，就是根据常识，根据对中国社会和历史的了解，用这个固定的影子比照我读到的各种关于历史的描述，如果前人或洋人的描述不对劲，不透彻，我就自己描画一个，找一个规律。例如血酬定律和潜规则，就是根据历史和现实社会的影子描画出来的概念，根据历史事实制造出来的新标签。一百多年来，前辈做了大量学习和引进的工作。我学得不好，对各派研究得不透，又急于说出一些我觉得有点心得的东西，于是我就另起炉灶。

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从政府官员、政论家到媒体、商界，但凡提及中国，言必称大国，甚至美国大报评论也把北京模式上升到和华盛顿模式PK的地步。有些人对中国以言辞攻击，因为他们认为”大国中国”的崛起是对他们的威胁；有些人则是试图取悦北京，因为他们认为”大国中国”的崛起将为他们带来前所未有的收益。但不论是哪一派，都在潜意识中默认了一个前提：中国是大国，是正在崛起的大国，他们的差异，只不过对这种”崛起”反应与评价不一罢了。

同样这两年，国内”崛起”和”大国”的论调也甚嚣尘上。有人强调韬光养晦，有人则强调和平崛起，更有许多权威郑重其事地列举了条条通向罗马的坦途，指出了个个令人警醒的前鉴，不厌其烦地宣传自己精心炮制的”大国崛起模式”并顺理成章地打击其它同类模式。虽然这些人、这些论调各不相同，但都在潜意识中默认了一个前提：中国是大国，是正在崛起的大国，他们的差异，只不过是对这种”崛起”的进程和走向存疑罢了。

问题是，中国真的已经是”崛起的大国”了么？

不错，中国的经济数据很漂亮，而且越来越漂亮，但大家不能不看到，中国是一个奇怪的复合两面体：既是奢侈品消费力最高的国度之一，又是少有的内需市场十年几无起色的经济快速增长国家；既是近年来法律法规出炉最多的国家，又是公认的法制建设亟待完善的国家；既是最大的高度中央集权单一制国家，又是地方保护主义猖獗、土政策土法规多如牛毛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某些地区和另一些地区的发达程度差异，并不比美国与苏丹间的差异小多少；在这个国家里，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体系之苍白让绝大多数国民惴惴不安，城市和乡村间的户籍鸿沟至今毫无缩小的迹象；在这个国家里，一纸赞住证如老兵般不死，一个”油改税”的改革近20年寸步不前……中国是个大国，从来都是；但一个存在如此多问题和隐患的大国，也是前所未有。

外国观察者目光所及，通常只是这头大象的体形、外表，无法探知肌理脏腑，他们望闻问切，发表着对这头巨象得各种观感心得，但这些或铿锵、或悠扬的大哉之言，却只能是盲人摸象得来的体会罢了。

同样，国内诸公也颇为积极，从近年来不断推出的各种发展模式，到央视最新推出的《大国崛起》，一个个现成的大国成功崛起模式，都陆续呈现在国人面前。不过，国人对过往大国的”研究”往往是盲目的，那些境外的人和事，历史和现实，都是饱满丰富、错综复杂的，但经过”研究”之后，国人们所能看到的却是一个个简单的因果，一幅幅单线条的画片。在这样的荒腔走板面前，所谓总结的崛起之道，只是无的放矢的空谈。这也是一种反向的盲人摸象罢了。

其实，真正的”崛起大国”是不会整天把”大国”和”崛起”挂在嘴边的，既不会喊”我们不容忽视”，也不会说”我们不称霸”。中国历史上的确是做过”崛起大国”的：在西汉，从中国宫廷叛逃匈奴王国的宦官中行说为了遏止匈奴人对汉文明的向往，不得不自己穿上全身汉朝绫罗绸缎在荆棘丛里狂奔，以证明其脆薄无用；在唐代，大批外国来华使者因爱慕中华繁盛，滞留长安数代不肯回国，竟弄得大唐财政告急。对中国而言，大国不大国，崛起不崛起，最直观的参照物无非是：外国人当中有多少人羡慕中国人的身份，有多少人愿意做中国人，自古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