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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崛起》是笔好买卖，政治风险比《河殇》小，市场效应比《走向共和》好。这部纪录片，是一部相对客观一些的宣传片，其中的对中国走向的暗示非常明显：重商主义、军事实力和威权。

与中宣部做买卖

从媒体行业来说，这部片子出来与80年代的《河殇》背后的逻辑是一样的：建设性吹捧，理性的拍马屁。与八十年代启蒙意味浓重相对浓重之下，《大国崛起》的算计和迎合之态，可以说更加的明显。近年来，避免非典之后中国媒体的”政治亢奋”，中宣部对敏感话题的控制狠得更狠，这样的姿态也是中国媒体这些年来不得不养成的习惯。

与《河殇》的时代相比，当时看不到制片人的利益，现在的这部片子可以估计能够让制片人得到很好的市场回报。2003年《走向共和》在中国大陆受到好评，湖南籍制片人刘文武和罗浩螃蟹是吃足了，但是一路从《雍正王朝》走来，若不是走得太快了，跟过了头，一次性见光死，后续的重播和发行还是有着巨大市场潜力可挖的。应该说，中国的政治市场逐渐也开放了，媒体并非是死水一潭，关键看你怎么和中宣部做买卖，可以预见第一批受益者是与中宣部做买卖成功的人。

本次《大国崛起》底牌更硬一些。《走向共和》的罗浩是季羡林老先生弟子，在中国政治格局中连清流也不入，仅仅算体制内文化人的思考。实际上，当年《河殇》的班底也是与《大国崛起》类似的政治保险阀，但是级别不够，风头太盛，结果一朝树倒，飘零各地的人或是重新上树，或者自辟独立研究的路线。

这次《大国崛起》班底是北京大学的钱承旦和王缉思先生操刀，两位是中国政府智库之一的北京大学中重要人物，却是低调的紧，前者研究的是和平学，历史系教授；后者是北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体制内级别还算可以；再往背后看应该是人大的力量，发行是人大下属的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大国崛起》出台，在政治上保险功夫做足，加之乖巧伶俐，应该没有政治不正确之虞，除非碰到一群不开眼的吹鼓手，吹过了头。

同时海内外市场也是看涨。据了解大陆一些相对独立媒体，比如南方报系下的《南方都市周刊》、光明报系下的《新京报》都已经跟进评论了。《纽约时报》是少数敏锐的英文媒体，旗下的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中国崛起问题发表最新评论，题目是China vs. U.S.: Democracy confronts harmony， 笔调颇为调皮，估计会引发西方媒体对这部大型纪录片的关注。如果下周在英国的The Economist上出现评论，我是一点都不会奇怪的。

宣传与暗示

回到片子制作上来说，除了3D技术虽然有些过，整体上摄影和动画比较不错，但是创作的思路却值得推敲。最明显一点，各个国家崛起的历程其实是互相矛盾，不可拷贝。这部片子与其说是借鉴，不如说为中国发展正名：发展才是硬道理。其次，这个硬道理逻辑之下，我觉得是对中国这20多年学术成果的忽视，特别是历史学、政治学说的忽视。

以历史学为例，中国学界在逐渐放弃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之后，引进了很多西方历史学成果，比如年鉴学派，更加具体细微从物质发展方面，观察长时段的历史进程；同时重视偶然事件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事实上，在这部纪录片中也小有体现，比如攻占巴士底狱当天，路易十六的日记记载是”无事”。但是这种小聪明在作品中的闪现之下，整体思路依然没有改变。

这部片子试图在展现创作者的多元视角，强调了一些人类科技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但是那种先入为主的也很明显，比如对于荷兰成功强调了贸易，却忽视了荷兰人那种国家观念和商业精神在当时世界的真实处境，为什么荷兰人那时候就不说”和平的崛起”？

这先入为主的逻辑就是：世界发展是财富的发展，财富的活动方式可以通过武力、技术和战争来得到。另外据报道，11月26日，中央电视台将启动《文明之路.世界文明环球纪行》，展示世界12种文明，中国也在其中。这是一种暗示，更加软的暗示，也是一笔更大的买卖。

可惜，所有的暗示，造牒谱，说软话，都不是实质。在文学写作中，曾经有”第三世界写作”的说法，就是第三世界国家作家往往将对民族的思考和解放诉诸个人创作。中国让人担心的，也许不是他现在明显的强大，而是强大之后干什么？

强权逻辑是中国发展的最大马脚，即使中国人再多地鼓吹自己的和平，但是世人依然担心的是你有了钱要发作的一天。因为，中国人还是相信强权胜过公理，不屑于与人有诚意地说道理，依然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潜意识。那么《大国崛起》是一次提前露了马脚。

　　　　　　　　　　　　—-“互联网管理论坛”在雅典举行

发明互联网的伯纳斯-李爵士

联合国“互联网管理论坛”会场

当现代化浪潮冲击近代中国的时候，坚守“中体西用”的朝廷以为只要引进“船坚利炮”就能革新图强，抗衡西方文明，结果一败涂地并葬送了满清王朝。五四以后，科学与民主的口号成为中国的时髦，但是生长出了一个共产主义的怪胎，让共产党有机会集古今中外专制统治之大成。台湾着名作家柏杨提出，中国是一种“酱缸文化”，无论什么先进东西放进去都会走样，弄成面目全非的四不像。

“酱缸文化”藉互联网污染世界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陷于崩溃边缘的中共不得不开始经济改革开放，部分引入或者恢复了市场经济的机制，海内外舆论曾普遍认为：假以时日，中国就会慢慢转型为（或者生长出）民主政治。但是，六四的枪声作了无可争辩的回答！九十年代末，互联网高科技进入中国以后，包括笔者在内的大多数人又乐观的感到，这下终于找到突破中共铁幕的法宝了，然而，如今中国大陆已经成为世界互联网第二大市场了，互联网远远没有发挥预期的影响，相反，“酱缸文化”借助中国经济崛起和互联网高科技，变成了一种特殊的病毒，前所未有地开始污染世界文明。

根据去年在突尼斯举行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所作的决议，日前，联合国在希腊首都雅典举行了一场“互联网管理论坛”，旨在为日益扩张的国际互联网社区找到一套统一的管理机制。来自90多个国家的专家、企业代表，以及欧盟、世界银行和联合国代表共1500多人与会。这次论坛的主题是：安全、多元化、公开性和开放性；主要讨论目前互联网域名管理体系，并涉及网络安全、网络犯罪、非英语国家用户权益，以及垃圾邮件等问题。 互联网管理论坛组委会的主席尼丁•德塞说，这一论坛的成功需要”善意的对话”，但它面临”潜在的文化冲突的挑战”。

为期四天的会议，引人注目的是就专制国家利用互联网高科技限制和压制言论自由问题所展开的辩论，特别是中国政府近年来不断提升对互联网的控制，一些博客因在网上发表不同于政府的异见言论遭到监禁，备受批评。与会人士批评微软自我监控在中国的博客网站内容，自动消除可能引起北京方面不快的内容；思科则被指责向中国安全部门出售可以监控互联网的设备，助纣为虐。记者无疆界组织说西方大公司的帮助使中共控制网络的能力加强，中共现在雇用了3万多名网络警察来拦截信息，并导致至少32名记者被监禁，另外50名网上活跃份子被关押。国际特赦代表团向联合国互联网管理特别代表递交了5万个签名。签名信要求使互联网应该成为政治自由的力量而不是政治压迫。

“中国不民主 微软将撤出”

与会的中国信息产业部外事司司长陈因发言说：“我们的方针是平衡互联网开发和互联网安全” 。 “应尊重依法维护互联网内容安全性的需要” 。 “需要从立法上确保互联网的通讯自由、不危害国家安全或青少年心理健康”。 但是陈因并没有具体解释这些冠冕堂皇的原则，尤其是在中国屡屡发生的完全背离这些原则的严酷现实。

受到指责的公司辩护说，他们有义务遵守当地国家的有关法律。也有专家指出，不应该强加给包括高科技公司在内的工商企业维护言论自由的义务。思科的代表辩解道，他们向世界任何国家出口的产品都是一样的，出口中国的设备不是专门为安全部门生产的。 微软的代表否认了微软在中国的商业运作有不妥之处。并表示，中国网民如今已经达到约一亿两千万，互联网科技正在改变彻底改变中国的政治文化。不过，这些都是老生常谈。比较有新意的是，微软公司资深政策高级顾问迪普森(Fred Tipson)的发言，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他说，现在中国的情况变得很糟糕，他们必须就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对网络内容的检查和打压博客行为的程度进行评估，然后设定相关标准，看看微软是否还应该跟这些国家继续做生意。 媒体报道他这番话所用的标题是“中国不民主 微软将撤出”。
BBC记者问我，迪普森的言论是他个人的意见还是代表微软公司的立场？ 我认为两者兼而有之。微软老板正与中国第一把手胡锦涛打得火热，中国巨大的市场是这些大公司趋之若鹜的动力，但是他们毕竟是在自由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发迹并成长起来的，他要兼顾自己赖以安身立命的基础和原有的西方市场，而中国的专制腐败，除践踏了中国本身的人权以外，事实上已经开始侵蚀到这些西方公司的企业文化。所以迪普森的言论既是对批评者的回应，也是给中国当权者释放的一个信号。在此之前，美国国会和欧洲议会都已经举行过专门的听证会，甚至已经在起草保护互联网自由的相关法案。

如果当年希特勒造出了原子弹

发明互联网的伯纳斯-李爵士担心他的心血会被用来散播不实信息以及被”不民主的力量”利用。他说如果不注意的话，可能就会发生”不好的事情”。伯纳斯-李爵士披露，他将邀集社会学者以及电脑专家一起进行广泛的研究，成立专门小组研究互联网发展可能对社会造成的”并发症”，他认为如此就可以发展出更新、更有趣的网路技术。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以及英国的南安普顿大学将联合进行长期的研究计划。目的就是研究互联网未来发展的方向。 此一计划也将研究使用者如何利用互联网信息以及如何评估互联网信息的可信度。

中国如今走在一条方向错误的道路上，以加强政治控制维持一党专制、对抗世界文明进步，如果不改变路向，以为只要高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就能把中共拉进现代文明社会，实践证明那是一种天真而又危险的幻想。改变中国发展路向当然不是企业的责任，但不等于这些企业就无所作为。

曾有人设问：如果当年希特勒先美国一步造出原子弹，世界历史就要改写。其实，这也是为什么国际社会为什么想方设法要阻止本拉登和金正日掌握核武器的原因。同样的道理，一个以互联网现代高科技为武装的中共专制政权，对世界文明将产生一种什么后果？应该是可以预期的。
今天，微软、谷歌等互联网高科技公司正在创造文明进步，我不相信，他们中的有识之士会看不到“酱缸文化”的潜在危害。最起码，这次“互联网管理论坛”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警示；至少，互联网的发明者伯纳斯-李爵士已经决定要采取行动了。

《动向》2006年11月号

今年9月，瑞典举行了四年一度的大选，社民党失利，由四个政党组成的中右联盟获胜并组成新政府。可没想到，新内阁组建刚刚十几天，就有两位大臣引咎辞职。原因之一是两人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即多年前漏缴电视费的问题被媒体曝光。

电视费是个什么东西？根据瑞典法律规定，拥有电视机的家庭须缴纳一年约合200美元的公共电视收视费。这笔钱主要用于发展瑞典的文化事业。

瑞典人缴纳电视费基本上是靠自觉，因为这不像有线电视，交了费才能开通。在瑞典看电视，只要接上线就能收看，即便是你没缴电视费，也没有人会断了你的线路。笔者在瑞典学习时，有不少中国留学生都有电视机，大多是捡来的，但个个都能看，当然，他们大多也不缴电视费。

不过，瑞典的普通家庭一般都会主动缴纳这笔钱的，因为电视机已经成为最基本的家庭用品，如果不缴这笔钱，就会有偷税、漏税之嫌。记得我当时的房东诺迪鲁斯就有一台旧彩电，可他眼睛不好，常常是以收音机取代电视机。有一天，他告诉我，不看电视还要缴费，不合算，他打算把电视机捐给慈善机构。第二天，他停缴了电视费。可谁料到，停缴没几天，突然就有了重要节目，记得是东德与西德合并仪式的实况转播。

诺迪鲁斯是从匈牙利来的移民，这件事对他来说自然十分重要。那天下午，他后悔地直说：“这个季度的电视费真不该停缴。”我觉得他傻得有点儿可笑，便对他说，事情很简单，只要接上线，就可以收看。今晚看了，明天不看不就完了。根本不可能那么巧，刚好就有人来检查。他听了这话，睁大了眼睛瞪着我，半天没说话，那样子就好像是我让他去干什么天大的坏事。那一晚，他硬是听了几个小时的收音机。

时间一长，我对诺迪鲁斯对法律充满敬畏感的处事方式也就不觉得奇怪了。有一次，我和他坐小火车去斯德哥尔摩附近的小城。小火车一般有两三节车厢，有一节为持月票者专用。门口挂着个红牌子“本节车厢没有检票员，为持月票乘客专用”。

通常，瑞典人都会自觉遵守规定。但那天因为时间紧，我和他没买票就先上了车，准备在车上补票。可没想到，一着急上了月票乘客专用车厢。诺迪鲁斯看到“月票专用”牌子，立即在我耳旁小声地说：“糟糕，糟糕，我们上错了车。”看他说话的神气，跟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似的。到了下一站，他拉着我下车，飞快换到另外一节车厢，主动补了票。

诺迪鲁斯的不同还在于，他不仅仅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还是一个能够主动维护法纪的公民。有一次，他和我去图书馆还书，忽然看到有辆汽车停在残疾人专用的停车位上，可车上却下来一个小伙子，跑进了图书馆。诺迪鲁斯很生气，嘟囔着就走了过去。当他看到那辆车上并没有带“残疾人证明”，干脆就笔直地站在那儿不走了，那模样儿就像是在执勤的警察。

不大一会儿，小伙子跑了出来，诺迪鲁斯立即上前和他理论。他教育那小伙子说：“这是残疾人的停车位，你不应停在这里。”小伙子似乎是见惯了这号爱管闲事的人物，一边点着头，一边就赶紧钻进汽车，一溜烟地跑了。可诺迪鲁斯还一副不肯善罢甘休的样子，指着远去的汽车喊道：“这是要罚款的！”

也许，听我讲了诺迪鲁斯的几个段子，大家就会或多或少地理解，瑞典人为什么会死死揪住缴电视费这样的小问题大做文章。在一个视法纪为生命，而又少有特权的社会，遵纪守法的公民是无法容忍任何人任何无视法规的举止的，当然，也无法信任有过这样“前科”的人来当他们的领导人。

瑞典新政府成员的丑闻被曝光后，也有一些人感到惋惜。他们认为，这两位大臣为了十几年前的错误而辞职，特别是其中一位还“才貌双全”，对瑞典来说这简直就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损失。但是，斯德哥尔摩大学政治学教授尼尔森却说了这样一段话，颇能代表主流民意：“作为政府公务人员，其操守必须成为楷模。甚至民众要求他们‘一尘不染’，也不为过。”

用更通俗一点的话来说，正是像诺迪鲁斯这样自己严格守法且又爱多管闲事的公民“造就”了一尘不染的“清官”，使他们必须120%地检点。因为，即便是微不足道的瑕疵，即便是陈年的老账，他们也不会放过，也要翻出来折腾一番。

胡锦涛一上台犯了一系列极左的政治病，国内弄得鸡飞狗跳，海外搞得舆论大哗，几乎威胁到改革开放的大局。最近，我们注意到胡锦涛先生进行自我调整，也就是纠左趋中，我认为应该肯定。比如，胡锦涛从极左的经济路线中醒悟过来，开始推动《物权法》在人大过关，从对朝政策的极左外交路线中醒悟过来，开始与美国紧密合作，从陈光诚的维权案中醒悟过来，开始在司法领域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从打压知识分子恶习中醒悟过来，开始收敛中宣部的胡作非为，等等。

但必须指出，上述的“醒悟”大多出于权力需要，还不是从自己病根上的“醒悟”。这几副药下去，胡锦涛希望在十七大之前有一点起色，获得海内外舆论的支持。在我看来，这些举措远远不够，胡锦涛必须对自己极左的病根有所认识，制定长效的治疗机制。其实，每一个文明都有自己的病灶，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西方文明的历史造成了的两个病灶，一是犹太人问题，一是黑奴的问题。毋庸讳言，这两个问题目前仍然困扰着西方世界，实在说来，也为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崛起提供了机会。但是，中华文明也有自己的病灶，一是专制主义，二是假大空，如果不能克服，什么机会也没用。

有鉴于此，胡锦涛个人的极左病，不但是他个人的病，也是中华民族乃至中华文明的历史病灶的反映。清朝以来，中国没有能解决专制主义与假大空的问题。毛泽东逆历史潮流而动，把马克思主义与这两个病灶相结合，予以共产党化，成为集大成者，中国差点被他给病死，改革开放好不容易有了一点希望，但胡锦涛又把这两个病灶继承了下来，隔代遗传，表现为极左病。

希望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中国能解决这两个病灶问题，否则的话，所谓振兴中华不过是一句空话。君不见胡锦涛在对朝政策上，一个极左的私字一闪念，差点把中东的问题搬到自己的家门口，朝鲜半岛核武化贻害子孙后代，胡锦涛造孽啊。现在，胡锦涛寻求外交上的突破表现，在非洲创造业绩，我们乐见其成，但胡锦涛必须克制自己的极左病，不要假，不要大，不要空，扎扎实实办实事，否则这个历史机会也会被断送掉。

怎样克服胡锦涛的极左病呢？我认为，首先要有言论自由，知识分子要讲话，老百姓要畅所欲言。其次要限制他的权力。十七大不能让胡锦涛独揽大权，因为这个人有极左的病根，继承了专制主义与假大空的历史病灶。换句话说，胡锦涛犯的是一种羊角风病，一旦有这个病根，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情况下，都可能发作起来，危害中华，贻害子孙。所以，希望中共保持集体领导，在十七大中左下右上，也就是极左的人下台，尽量少一点，有胡锦涛一个人就已经太多了。

此外，多几个实干的人出线，右倾一点的人上台，不但有利于改革开放，而且有利于最终克服专制主义与假大空的历史病灶。明年的人大政协两会期间，一般是中国政治相对宽松的时候，希望人大代表、政协代表与民间人士抓住这个机会，多为民说话，为子孙后代说话，对于胡锦涛的极左病，不要客气。看起来，对假大空与专制主义，一要矫枉过正，二要防微杜渐，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最终要由全国人民共同来完成。在现阶段，让胡锦涛知道自己的病根，让党员群众明白历史的病灶，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虽然我去德国之前对德国知之甚少，可有两则关于德国人的笑话我却记忆甚深。

一则是说，若是在大街上遗失一元钱，英国人决不惊慌，至多耸一下肩就依然很绅士地往前走去，好象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美国人则很可能唤来警察，报案之后留下电话，然后嚼着口香糖扬长而去。日本人一定很痛恨自己的粗心大意，回到家中反复检讨，决不让自己再遗失第二次。惟独德国人与众不同，会立即在遗失地点的１００平方米之内，划上坐标和方格，一格一格地用放大镜去寻找。

还有一则笑话是说，如果啤酒里有一个苍蝇，美国人会马上找律师，法国人会拒不付钱，英国人会幽默几句，而德国人则会用镊子夹出苍蝇，并慎重其事地化验啤酒里是否已经有了细菌。

我本以为在这两则笑话中德国人的严谨认真态度和科学求实精神被大大的漫画化了，可我到了德国之后，以我的所见所闻相印证，才觉得这两则笑话对德国人的性格刻画虽然有所夸张，但也并不太失真，而且还很传神。

我这次是作为剧作者随《东京的月亮》剧组到德国去参加演出的。演出的地点是在汉堡的塔丽雅剧院，这是汉堡的三大剧院之一。装台期间，我们的灯光设计和德国技师发生过一次小小的”国际冲突”。我们的灯光设计在爬吊杆装吊灯时，用的是从国内带去的人字梯，可德国技师认为不安全，坚持要用德国制造的有调节平衡装置的人字梯。他们架好了”MIDE IN GERMANY”的人字梯后，精细地调节四只梯脚，使之不差分毫地保持在一个水平面上，以保证梯子的绝对垂直和平稳。调试过后，德国技师还不放心，又用手反复摇试，使之无一点晃动。经过这样严格的检验，确信百分之百的平稳后，才允许我们的灯光设计爬上去。其实我们带去的梯子，也十分坚固，使用十多年，爬上爬下数千次，也从未出现过问题；而且人字梯并不高，即使有些晃动也不致有危险。可德国技师硬是要用他们的梯子，似乎过于顶真，过于刻板；其实细思之，这其中却体现出日尔曼民族的一种极为可贵的精神。

首先是对劳动者极大地尊重和保护。德国不但有条目繁多、内容广泛的《劳动安全法》，而且还有非常细致和独特的《工作场所法》。比如该法规定工作场所的室内高度不得低于２．７５米，室内必须有窗可以看见室外（严禁在封闭的工作场所劳作），必须提供每个工作岗位的足够空间（不得在拥挤的环境中工作）等等，最令人感动的是它甚至还规定工作场所必须有新鲜清洁的空气，必须有与工作人员的健康相适应的正常温度，否则便是违法，工作人员可以控告业主。连对工作场所中的空气和温度都有严格规定，更何况是梯子呢？

有法就必须严格遵守，这又体现了德国民族的认认真真、一丝不苟的优良作风。中国驻汉堡的副总领事曾对我讲过他刚来汉堡时的一个故事，他有一次在限速的公路上超速了几秒钟，为的是越过前面德国人开的一辆车去转弯。转弯后，他发现被越过的这辆德国人开的车在他后面紧追不舍，一直追了一个半小时。到了总领事馆下车后，他问这个德国人为何一直跟着他。这个德国人说，我追了你一个半小时就是想问你一句话：你为什么要超速！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德国人就是如此认真。一个认真的民族是最有希望的民族。今年是东西德统一５周年，在这短短的５年里，这两个政治实体并没有因为原有的血型不同而产生”异体排斥”，发生社会动乱，相反原东西德地区的经济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而且原东德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今年已达到９％，居整个欧洲之冠，这不能不说是奇迹。这奇迹的产生，大概和德国是个认真的民族不无关系吧？

这次我去柏林旅游时，花了７马克买了一块巴掌大的柏林墙作为纪念。带回上海后，我拿给朋友们观看。可几乎所有的朋友都问过一个问题：这花了近４０块人民币从德国买来的水泥块，是真的柏林墙上的一块吗？会不会是假的？我感到悲哀。悲哀的是只有我的同胞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被自己席卷全国的、无孔不入的造假吓坏了。在德国什么东西都可能买到，可你想买假的东西却很难、很难！知假买假的”刁民”王海，只有在当今中国才会应运而生；四川技术监督局为打假居然成为造假者的被告，这大概也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这些极为戏剧性的事情，在德国决无可能发生。德国人一向认真，中国人开始认假。虽然我也知道不可一概而论。

假如是一个中国人，他在本文开头讲的两则笑话中会是什么态度呢？其实在原笑话中是有我们中国人的角色的。但为了中国人的面子，我故意隐去了。可是将真事隐去也是一种假，为了打假，我……我就说出来吧！在第一则笑话中，是这么挖苦咱们中国人的，说咱中国人在大街上遗失一元钱，不会象英国人那样若无其事，不会象美国人那样唤来警察，不会象日本人那样自我反省，也不会象德国人那样认真寻找，而是狠狠地在地上吐口吐沫，然后大骂一句：”哼，谁拾到谁就去买药吃！”于是心理上就平衡了。这种阿Ｑ主义曾被鲁迅先生深刻地批判过，我们周围就有这样的人，不算丑化。在第二则笑话中，对啤酒里出现苍蝇一事，中国人不会象美国人那样去找律师，不会象法国人那样拒不付钱，不会象英国人那样幽默几句，也不会象德国人那样进行化验，而是……而是……而是将苍蝇从啤酒里捞起，喝它一半，要求赔偿，并且再到第二家啤酒店，如法炮制，将苍蝇偷偷放在啤酒里，继续要求赔偿。这……这……这不是太损我们中国人了吗？可遗憾的是我在前年访问日本时确实听说有的中国就读生将蟑螂故意放在面条里要求日本老板赔偿的事。虽然我也知道这是个别的。

可在有的国家就硬是没有这种个别！

不是说要提高国民的素质吗？我看就先从最简单也最难的认真而不认假做起，如何？就是打假也不要假打，更不要假人来打假，而要真人真打，如何？

 

套用萨特“他人是我的地狱”的名句，并非站在存在主义的角度谈论人的生存境况。在萨特看来，通过注视与被注视这样一种关系，我与他人都力图将对方置于对象的境地，我与他人都是自由的主体。在争夺自由和主体性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表现为一种紧张、对立、冲突的关系，也就是说，人的本质是冲突，而非共在，人在自由选择中要对其行为承担全部责任，所以，个人没有理由依靠和相信他人，人活着，不能屈服于他人的目光，否则，“他人是我的地狱”。

本文无意于哲学探讨，句式的借用仅仅是一种修辞喜好，何况在存在主义大师中间，对“我”与他人的关系，也有不同的论断，尤其是在面对恐惧、死亡等状况时，“我”与他人的关系，更多的是表现为一种相关性。至少，他人之死，往往使“我”陷入一种感动，在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看来，这种感动，是幸存者对一个不再回答的人的负罪感，正是在幸存者的负罪感中，他人之死唤起了“我”的责任感。

让我们作一种寓言式的情境假设：作为落在群体后面的幼鹿之一，我在夺路狂奔时，突然意识到那头凶猛的狮子已经不对我的生命构成威胁——它扑倒了跑在我身后的家伙，正在享用鲜嫩的肉和甜美的血。此时，如果我在惊恐之余能够恢复一个思想者的闲情逸致，我会在一块空地上停下来，对刚刚丧生的同伴悼念一番吗？

显然，身后的那个人（和我一样，是头幼鹿），五分钟前，成了我生命的唯一屏障，尽管在狂奔的过程中，我不可能怀着感激之情回身看清他的长相。不相识的关系，无损于它给极度恐惧中的我带来的那种安全感。十七年前，当我幼鹿一样瑟缩在天安门广场上，我知道，那些并不相识的被称为“市民”的人，他们的胸膛和双臂在几个街区之外为我构筑了伟大的屏障。

此后，我开始懂得世纪之交的生存究竟有如何艰难，但我总是乐观地相信我和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能够活下去，因为有人已经死去的消息的传播，延缓或者阻挡了死亡对我的拜访。上世纪九十年代，差不多相同版本的故事在不同的城市中流传：下岗夫妻二人，贫病交加，囊中空空，一日，长期缺乏营养的孩子对父母闹着要肉吃，夫妻二人抱头痛哭，哭罢出门，买来二斤猪肉外加一包鼠药，饱餐一顿之后，一家三口共赴黄泉。在不同的场合下，我多次听到过这个故事，几乎完全相同的情节，不同的只是故事发生的地点和人物姓氏，以至于我曾经怀疑这只是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元叙事”小说，但无论类似的事件真实发生过多少次，我相信，这种消息的传播，已经为我们构筑了抵御死亡的脆弱屏障。我对这种屏障的信任来自于一种判断：无论什么时候，掌握了绝对权力的政权不可能让所有的人一次性死去。这是我们苟且为生的古老智慧。果然，“元叙事小说”的变体情节可以在歌舞升平的报纸上公开报道了，酸楚的爱心和送温暖的干部开始下基层了。

早就有人说过，中国的事往往要死上一些人才能解决。但只要最先死掉的不是我们，我们就不会成为别人的死亡屏障，这当中的关键是，你要躲过死亡事件的第一波。有一阵子，各类商品轮番涨价，有过逃荒经验的母亲终日忧心忡忡，而父亲对民国后期的金圆券更是记忆尚存。我安慰他们说：到街上走走看，比我们更穷的人还多着呢，所以，我们不会饿死。计划经济失败了，但计划一下人口的死亡（或者说不死亡），对一个既无外敌入侵也无连年灾荒的政权来说，应该还是能够做到的。再怎么说，第一波死亡总会引起那些忙于弘扬主旋律和训练武警的官员们的注意，这就够了，他们不会让我们全都去死，当物价涨到死第一拨人的时候，政府会让物价的快速上涨停下来的，至少会暂时停下来。

只要你不是最穷的那一拨人，你就有机会不死。同样，只要你不是最聪明、最勇敢的那一拨人，你也不容易死掉，你没有张志新和林昭那样的机会，所以你成不了这个社会的政治屏障，你只是躲在屏障后面被生活使用着的人。有一次我对朋友说：“我看你最近闹腾得挺欢啊，小心国安送你去监狱里吃窝头。”他竟掰着指头给我数算起来：丁子霖、刘晓波、高智晟、郭飞雄、胡佳、林牧、黄琦??????当他数到第二十个人的名字时，我的心就放到肚子里去了，有这么多大树在前头挡着，些许风雨，可能暂时不会淋湿他的衣裳。

当法律和市场都只是半真半假的权宜之计时，惟有肉体的死亡和血泪承担，才能构筑起我们生存的最低限度的屏障，而我们一直懵懂地享用着肉体屏障为我们圈起的安全区域。

按照木桶理论的说法，木桶的容量是由最短的那块木板的高度决定的：当房价上涨到最穷的那些“房奴”必须跳楼的时候，房价就不上涨了；当《中国农民调查》一书中所说的农民自杀事件在各地农村上演时，他们“前赴后继”的死亡就结束了中国农村强行收取集资提留的历史；当蒋捷连和夏之蕾的鲜血在自由世界的报纸版面上持续扩散时，政府就给了我们一些自由的生活空间；当政治犯的数目多到让人质外交的肉票利润急剧下降时，抓人的手也会暂时歇息一下；当燃油价格上涨到农民不再启动拖拉机和抽水机的时候，城市里开车的上班族就可以放心地喘口气了；当孙志刚被打死在广州的收容遣送站里，北京沙河一带挖沙子的人也就少了；当劣质奶粉吃死了襁褓中的婴儿，卫生局的执法者就会煞有介事地走进每家商铺；当二百名工人同时丧生在黑暗的井底，“有关部门”就用煤矿全部停产整顿的办法保证此后三天里不再死人；当对面街道的被拆迁户以死抗争时，作为下一批被拆迁者，我能拿到的补偿金或许就能多一些。

但肉体屏障的作用绝不构成我们免费搭车的充分理由。没错，人类社会很少呈现当下这种共同目标的缺失状况，利益分化使我们成为一堆四下流失的散沙，但仅能以肉体（而非法律）构筑屏障的现实时刻提示我们，“我”和作为屏障的他人之间，存在一种息息相关的联系：贫困家庭的大量存在，事实上增加了我们存款的含金量（当物价局打算让大米和食盐涨价的时候，火葬场会向他们发出严厉警报），但如果这些家庭的收入继续降低，我们手中的纸币可能会失去全部价值——饥寒起盗贼，而盗贼拎着斧头闯进你家之前，他是不会通知你把钱包藏起来的；高污染企业的烟尘可能不会飘到你家上空，但如果与工厂比邻而居的人们在警察的压制下无法阻挡它的投产，住在下游的你和你的孩子，明年起就只能饮用劣质水；聚集在天安门前要求惩治腐败的学子们被镇压后，自以为可以置身事外的你，就再也没有能力制止贪官污吏对你的侵害了。

这是可悲的事实：肉体的屏障往往是我们唯一可靠的守护者，它是社会躯体中坚硬的外露部分，是我们手上的老茧和伤疤，但在生活的各种层面的交错中，我们又可能互相成为对方的屏障，我们同样会成为他人生存的必要代价。由此便需要形成一个社会共同体的理性认同。在神圣原则被迫一次次以肉体作为代价去维护的时候，最外一层屏障的坍塌，会使距离侵害和死亡较远的次屏障人群成为新的社会屏障，成为第二波去死或承担肉体苦痛的人——大跃进之后几千万人的死亡没能阻挡文革的到来——约翰?堂恩说：“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那广袤大陆的一部分。如果海浪冲刷掉一个土块，欧洲就少了一点；如果一个海角，如果你朋友或你自己的庄园被冲掉，也是如此。任何人的死亡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

我们应该看到，当他人作为肉体而成为我的屏障，他已经丧失了主体性特征，被迫沦为单纯的对象，赤裸裸的被侵害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的屏障作用，都不是缘于自由选择。在压力之下，他们的脆弱性凸显出我们的共同处境，因此，“我”与他人的关系，更多地是一种感应式的相关性，于是，通过存在主义所说的主体的开放达到对自我孤独生存的克服，成为一种基本的伦理学需要。对个体而言，以挡在我们身前的人做为屏障自是幸运的，它给了我们不必即刻直面死亡的空间，然而这空间绝非一劳永逸的逃遁借口，它只是给了我们自由选择的喘息之机，每个人的责任都是不可替代的，每个人都要承担起世界的责任并且要为他人的痛苦负责，而不是苟且于屏障之后的麻木生存。我一直怀疑：以肉体为屏障的处境之下真有那么多的免费班车可搭吗？我们真的能够长期冷漠地享用他人的肉体屏障为我们带来的“外部性”利益吗？

不会有这样的好事！

我们应该深思并且谨记：在法治和公正的生存规则得以确立的需要中，他人是我的肉体屏障，是我的兄弟和邻人。他人更是我的责任。

首发民主中国

久不看电视，因朋友推荐看了央视最新热播的12集《大国崛起》，觉得大失所望，特向贵国政周刊投书，以和同好分享心得。

首先，从文体上，该片依旧是上世纪80年代的《河殇》样式，宏大到不着边际的地步，要用那么少量的文字来概括一个国家至少上百年的历史，其空疏可知；其次，依旧是《河殇》之病，知识陈旧到不学无术的水平。比如前几集论述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之兴起，归因之简单，视野之狭窄，结论之粗陋，完全没有吸取一点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知识积累；在其眼中，既看不到整个欧洲商业发展的沿革，更看不到商业中心变迁的轨迹；最后，则是其见解之粗鄙。综观12集，拨开所谓重商、法制、贸易、开放之类包装，其核心观点不外一个，那就是明智的统治促使国家的崛起，可是，却从来无从道及，明智的统治何以可能？以致于只能”称天才”，希望天生圣人，则万古不再如长夜。

一国之所谓崛起，必然是在与大国的长程竞赛中胜出，资源、地理、历史、政策、乃至运气，皆于这一过程中起到相当之作用，而难以归结为任何单一因素的决定。而在事后总结的时候，也一定因为各自的价值偏好，对外部环境及内部民情的评估，而在具体的政策制定与施行中赋予不同因素以不同的权重。因此，笼统而言，崛起既然是长跑，则最终作为一个举国力量焕发的过程，战略与政策的筹划及持续实行必然占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统治阶级于此当居枢纽地位，既掌握战略的筹划与持续执行，也掌握着政策的制定和推进，抛开对外战略不论，放于国内政治场域，统治阶级之所以优秀，根本尚在于其怎样处理其与其他阶级的关系。现代以前，统治阶级之产生乃凭借武力，并因此君临于所有其他阶级之上，直到其被武力推翻为止；现代社会的统治阶级凭借的是财力，掌握武力和国家机器的政权不过是其代理人，后者通过提供公共产品而获取报酬而已，前者则事实上——往往是通过议会——掌握权力；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直到今天的知识经济，凭借专业技能，人力资本也得以跻身权力的舞台，由此，一个大众民主（人力资本）的，代议制（资本权力）的和立宪（政权为代理人）的政治制度，遂告确立。也只有这样的制度，才能将权力、资本和人民组合在一起，从而在列国竞争的舞台上占据先机。

从这一角度出发，《大国的崛起》一片中所涉及到葡、西、荷、法、英、德、日、俄、美诸国，谁更符合这一点，谁就取得更好的成就，谁离此而远，谁就在一度辉煌后走向沉沦，也因此，探讨作为权力载体的资产阶级如何崛起，而非探讨权力如何明智才是大国如何崛起的关键。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目前既没有人民选票，也缺乏资本力量，多的确是不受制约的权力，也由此，中国当代的所有问题乃在于政治代理制度的确立，而不是张扬统治的明智。从这一点来说，《大国的崛起》实在是一部相当不着边际的片子。

－－纵横周刊

公民社会的形成，是以其成员在参与政治和实践宪法中的行为而逐渐形成的社会形态。每个民众在没有受到政治、文化、经济的文明进程的启蒙时，都不可能具备公民这一名称所赋予的全部责任和实质。要形成公民并形成公民社会的群体，其条件就是要使每个民众在实现自我启蒙的过程中，塑造一个具有道德义务以及诚恳而真实的法律责任人。自我塑造的最深刻的意义，就是必须具备公民的政治正义的道德理念。专制极权的统治集团认为：政治无道德、无正义，同时也是极不负责任的权力倾轧。在这个意义上，便出现了为夺取最高统治的绝对权力时，以暴力的、暴虐的、暴政的最流氓、最无赖的政客手段，并在蒙蔽和屠戮广大民众的暴力革命战争中，达到最彻底的、最凶残的政治目的。于是便出现了“胜者王，败者寇”的政治恶棍的流氓逻辑。公民的政治信念及其自我启蒙的政治途径：是要在实践宪政自由民主制度的法治过程中，参与并实现其理想的蓝图。实质上，每个公民都应该在不断的自我启蒙中，把握自己的原则性，在自由民主程序的运行中，每个公民应该相互对异议的讨论、适应和融洽，并尽量能保护宪政自由民主制度的成型和运转，不被中途破坏和夭折。

在极权统治的暴政时代，没有公民社会，只有所谓的“人民”社会。

实质上，这个“人民”社会是在极端政权的统治下，过着没有自由、没有民主的现代奴役制的生活。在这个没有自由民主的“人民”社会里，人们只知道服从、效忠，为了表现其对最高统治者的感恩情结，父子、母女、夫妻、朋友相互告密，在单一的红色恐怖文化的熏陶下，这个“人民”的社会暴力成灾、乱象重叠，民众的最基本的政治权利被剥夺，从而蜕变为麻木不仁，冷漠无情的类似于只知道为了私欲的获取而相互撕咬，相互摧毁的两脚性动物的社会。在这里，人们不知道思想自由何为？只知道言论的不慎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于是这些“人民”紧缄口舌，除了心照不宣以及极不情愿的效忠、服从和歌功颂德之外，余下来的便是夹紧尾巴过日子，将民众应该拥有的最基本的政治权利双手供奉给极权主义的统治集团，没有反抗、没有挣扎、更没有正义的呼声。因为在红色恐怖的极权统治中，镇压、迫害、杀一敬百甚至大规模的屠戮，随时随地都在发生。不准反抗，不准挣扎、申诉和呼吁，在血淋淋的屠刀下，显示出极为苍白的悲惨面目。民众的个体自由以及独立判断的精神，被凶残地融入到以“人民”这个多数概念的为专制极权的暴政而服务。同时民主真诚的诉求，被“人民民主专政”的集体主义和以绝对权力的服从；以及效忠为终极标准的大舆论所代替。于是暴政时代的“太平盛世”便随着极权统治集团的意愿运营而生。“太平盛世”的政治谎言以及政治高调继续镇压和迫害着民众自由的选择和民主真诚的诉求，被剥夺了民众最基本的政治权利的“人民”集合体，无从知道怎样争取和索回属于自己的政治权利，这就需要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自我启蒙以及相互开启和觉悟的交往。人类在处于纯真无知的状态下，对事物的追求以及对知识的索取是最为迫切的。他们需要知道自身所蕴含的是何种价值，这种价值需要以什么样的方式和在什么样的制度下得到宣泄、创造和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在人类社会中，总有一群有别于只知道为了低等的生存而永远服从和效忠于暴政制度的精英人士。精英这个词的概念和内涵，体现在为追求人类社会的正义、平等、自由、民主以及人的政治权利和价值的存在，而不断地努力和奋斗。面对私欲的无度扩张和暴力的掠夺；以及专制独裁与恐怖暴政，所制造出的凶残而不公正以及不平等的阶级等级的社会；精英人士永远都具备着“精卫填海”的大无畏精神，欲将这一残暴和危害人类社会的海洋填平。

中国也不例外，在极权统治集团的镇压和迫害中，只有绝对服从和效忠的奴役社会；而没有勇于参与和实践自身最基本的政治权利的公民社会。于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一场空前恢弘的中国自由民主运动，以公民不服从和拒绝效忠，向专制独裁的体制发难。并提出了对现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质疑和挑战。同时以极大的激情在自我启蒙和开悟以及启示他人的情形下，逐渐形成了公民社会的雏形；以及促使被奴役被压迫的所谓“人民”在行使自己的最基本的政治权利时，具足了公民资格的必要条件。当代的中国公民崇敬于高尚的政治生活；提倡自由协商和相互进行知识交往的高度透明的公共领域；以及普遍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和实践的精神。这仅仅才是一个最初的开端，因为极权主义的暴政统治集团，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弃由自己亲自用暴力革命的原教旨主义的信念；在屠杀和掠夺的革命战争中打下这一片供他们用之不绝，取之不尽的富饶的江山。他们贪污腐败、声色纵欲的糜烂生活使生育民众养育民众的这一遍大好河山遍遭蹂躏。由于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红色恐怖文化及其极权政治的熏陶、禁锢和侵蚀，更多的中国人还不可能从被蒙蔽的精神状态和一个个噩梦的陷阱中清醒。在自由的选择与民主真诚的诉求中，行使应该属于自己的最基本的政治权利时，就不那么得心应手。在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的强大压力下，要反抗和斗争就得经过困难重重的危险关隘。在这一过程中，有些人挺直了脊梁站了起来，这就是精英。但有更多的人却在利益招安的诱惑下，被专制独裁者砸断其精神和政治的脊梁。这些都实证了中国在短期内是不可能具足和发展成为具有普遍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因此，刚刚才展露头角的宪政自由民主恐怕有可能蜕变成新一轮的暴政制度，被提到日常政治生活中所构想的联邦自治共和也恐怕会沦落和变质为另一种专制独裁的国家主义体制。

然而在上述的意义上，也提醒了宪政自由民主的精英人士和联邦自治共和构想的设计者，那就是必须将巨大的精力投入到公民社会形成的同时，在民众都具足了能行使其最基本的政治权利时，宪政自由民主的思想才能普及于民众的社会。同时联邦自治共和的国家构想也就自然而形成。当然！中国自由民主的精英人士，是不可能等待其公民社会的形成，才进行其自己的政治行为。一切都在同步前进。只不过谁重谁轻，这就需要靠具有理性思维与感性考量的公民社会的开启者，审时度势的引导和呵护。

公民社会的形成是参与和实践政治的使然，应该看到在参与和实践公民政治的同时，那些平均主义、集体主义的庸俗思想应该受到抵制和批判。主权在民的理论，应该受到宪政自由民主法律的解释和保护。

“人民的主权”这个概念是苍白而无实质内容的，它只有在宪政自由民主制度和联邦自治共和的国家构想中，才具有充足的实在内容。民主的原则是在宪政自由民主法治的基础上而形成的，同时也是形成公民社会法治原则的必要条件。那种处在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中的“民主集中制”以及“人民民主专政”才是导致极权主义以及国家主义统治的全能政治。所有的事物都不是尽善尽美的，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足以让民众永远都期盼着个人自由的选择和民主真诚的诉求，民众期盼着宪政与自由是因为受尽了极权统治集团凶残的压迫，所以在其真诚的期盼中，就不禁要对尽善尽美的境界进行过于挑剔的指责。公民社会的形成就是要在宪政自由民主思想的指导下，屏弃过于挑剔与指责的尽善尽美的唯美主义思潮，只有这样，公正、公开、自由、民主与博爱的公民社会才能顺着民众的意愿运营而生，并在其基础上尽量完善公民社会应该具足的必要条件，使公民以极大的激情进行理性的思维与感性的考量，并在这个意义上，参与和实践公民的最基本的政治权利，使其用公正、公开、自由、民主与博爱的精神和由此产生的思想理论来评估中国未来的社会及其家园。

（2006-11-23）

民主论坛

演员是我的理想职业之一，因为这种职业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体验着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不同人的一切不同之处。当初我没有选择摇滚乐，而是选择成为一名终生职业作家──其实，我同样也是有机会成为一名职业演员的。我写过电影剧本，也曾经专门花时间到网络中寻找专业的影视教材，并非从娱乐角度而是从题材和表达的角度，来思考如何成就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

从官办体制的影视到地下独立的努力，从国外大型制作的背景到港台商业电影的运作，我都在一步步了解之中。当这种了解与自身的体会形成一种“在场感”的强烈对比时，哪怕是一部最原始级别的作品，我也能看到自我的许多差距。这就象我们永远不知道比尔。盖垐为什么那么富裕一样，站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拥有着短缺的资源，便很难理解到高手的境界。无疑的，我是具备表演天赋的，我总尝试着以他人的思维来理解人、事、物的各种层面、价值、意义。如果我此生无缘影视，也许这种天赋只能让我成为“广义的演员”。

曾经在相当一段时期之内，演员被当作“戏子”，一种没有自我人格的低贱的职业。现如今，也实在有了太大的转变，但就“戏子”现象而言，仍然大量存在。他们只能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中展现自我，一旦这种舞台丧失或者被占用，他们就再无用处，只能消失、低迷、沉默得无影无踪。更重要的是，无论他们的技艺达到何种惊人或精明的程度，戏里戏外都难以一以贯之，仿佛工具那般，是拿来用的，而不是自我超越的，实属悲哀。

我倾向于关注有现实批判能力的作品。作为演员本身，这种作品能够得到多大意义的释放，需要相当的能量才能达成。中国人的梦想，距离权力、金钱、名位、荣誉太近，很难找到在影视中痛快淋漓地表达的力量，限于导演、编剧的安排，限于金钱、制度的障碍，许多优秀的人才被毁灭，许多一流的作品被尘封，许多青春被贩卖、吃尽、榨干，甚至扭曲、变态、逆转，许多年的梦想最终被大众品格和官统势力所残害，几乎没有翻身之日。

多少明星的光环一旦被摘去，便只剩空洞和丑陋！多少“跑龙套”者数次辛苦，连一盒便饭也拿不到手中。那些高呼着自己地位、市场的导演和官员们，就象是一把把将演员放进盘子里削去脑袋的水果刀。

那些用金钱、势力、庆典、招待会等一系列手段维护起来的作品，仿佛某种驯化工具或者招安贡品，一大群人趋之若骛，最后却成为个别人与势力紧紧拽住的道具。

我知道，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海外华人之中，确有一些硬骨头，他们早已看透了这当中粗蔽的游戏，什么不敢碰，什么不敢演，什么不敢投资，什么不敢宣告，他们都已经知道得明明白白。一些作家通过翻译其它国家的作品之后，不敢写作了；一些导演通过与其它国家的导演交流之后，不敢拍摄了；一些演员在了解作为立体意义上的演员境界之后，不敢接戏了。这些人知道分寸，知道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但是他们没有谁敢于解决这种问题，到最后只求保全自我的干净和基本态度，但这已经非常难得了。

人不能没有精神世界，就象电视台不能禁止播出电影、大陆审查官员不能禁止公映国外电影那样，意识形态的较量是必然的事情，即使能够让某些电影节禁止放映某部作品，也不能把问题掩盖住。这是个人解放的时代，也应该是个人解放的时代，影视审查制度的违宪与不合潮流，是必定要被算账的。我珍藏着上千部的电影，平生也看过4，000多部电影，我热爱电影，是因为那是另一种世界，一种直接产生于现实世界的回声，是现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我们精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不管这些电影的票房如何，不管这些电影的背景如何，最关键之处在于，我们要力求展现真实，并寄托希望和想象的空间，不能任由精美到极致的作品本身完全没有了内在的含义，这就是我对待《英雄》、《十面埋伏》、《无极》等垃圾电影的态度。同时，对于许多被埋葬或被驱赶于人们视野之外的导演、编剧、演员、制作人，我也希望他们不要自我边缘化，而应当以作品和呼声来参与改革，力求突破僵固的影视制度。影视的自由创作权和播出权，犹如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那样，应予保障，这是所有艺者应尽的努力和斗争。

下面，我想说一些我喜欢的影视人物，并且我会告诉人们这是为什么。

其一，陈道明。陈道明有着罕见的内敛与成熟，并保留着相当的文人气质和思辩力量，至少这源于他的父亲和学者钱钟书。这是一个“成精”的演员，驾轻就熟的演绎功底，干净利落的语言表达，传神透心的眼光和潇洒淡然的肢体语言，就“表达”这一点来说，可谓高手。

所以，许多人称他为“陈老师”，毫不为过。陈道明同时也是一个政协委员，他与赵本山不同，与刘晓庆更不同，他显然有他睿智独立的精神和保守分寸的能力，而且这种精神和能力并不随着他身份的转变而有所影响。陈道明是从细微处着手的优秀演员，且不管这当中的人物形象是谁，只看塑造这个形象的立体度，就让人不得不敬佩他的精细。可惜的是，他只能成为一个独善其身的人，过于清醒的他没有办法兼济天下，但仅就这一点来说，他的作品我就会一一珍藏。至于作品的优劣，我只会去找导演的麻烦，而断然不会把问题落在他的身上。

其二，丁勇岱。丁勇岱没有陈道明那么清高、自在、悠然、避世，他很矛盾、很痛苦，眼神里总有一种巨大的沧桑感，有经历大悲大痛之后的那种忏悔，以及无法改变现实的那种自责。他的魅力在于他的敏锐、智慧，以及他对于苦难、灾难、罪行的悲悯认识。他永远不可能成为“伟光正”的形象代言人，而只能凭着自己的认知经验去完善角色的空间，去尽量细化这个角色。他塑造重大罪犯白宝山，演到真正的警察见到他就要拔枪的地步，他塑造记者，塑造企业老板，塑造另类警察，没有一个角色是失败的。当然，他也塑造过英雄式、江湖式的人物，但在他身上，所透射出来的绝不是我们所厌烦的那种“高大全”。他一直很矛盾，总是在追踪着什么，发现了一般人所发现不了的东西，同样是一个成熟型的演员。丁勇岱演得非常真实，他的语言，一字一句，有着强烈的辩论色彩和交涉色彩，所谓思想支配心灵，心灵支配肉体，肉体准确传达思想，丁勇贷在这一点上是做到了家的。

其三，李连杰。李连杰从来都是演自己，没有一个角色是超过自己的认知的，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他自己的写实。他根本不需要什么演技，根本不需要什么剧本，反正这个人就是李连杰。从《少林寺》到《黄飞鸿》、《方世玉》、《张三丰》、《精武英雄》、《霍元甲》，他所阐述的，都是中国人的武学精神世界，也是在阐述他的哲理。李小龙是武术祖师，甄子丹是搏击高手，成龙是功夫演员，而李连杰则是武术家。李连杰能够出色地将武术当作艺术来展现，非常了不起。其最重要的作品，我认为，《精武英雄》算一部，《霍元甲》算一部。尤其是后者，对于世界了解中国武术的精神，非常重要。人若不能了解宇宙苍生，不能向了解自我之道迈进，不能抛开高低、强弱这些概念，人就不可能达到最高境界。这是李连杰传达出来的精髓，也是他投佛多年的切身感悟。我多次上过李连杰的官方网站，在那里面，他一一回答着全世界各地影迷的问题，从他的文字表达中可以看出，李连杰同时也是一个思想者。他有我们不了解的另一面，即使是最可能表现民族主义的地方，他也相当克制。他知道自己是一个真正的武者，以武术的思想内涵来观察世界，这个眼光非常独特。

其四，周星驰。周星驰不是另类、不是搞笑，他简直太严肃了，严肃到我们根本就看不到这种严肃。相对于统治者而言，他是地地道道的“反骨仔”，但我们很少有人能够感受到这一点。他以超前的喜剧色彩，批判着政治、历史、文化、现象、人情，那种苦涩非常震撼，从每一个小人物身上找到真理，并且永远给人以最为常识的判断。过去我们看到的是作为一个演员的周星驰，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作为一个努力表达最真实的自我的周星弛。从《少林足球》到《功夫》，他是借物喻人、借物喻世。他是如此羞涩地出现于公众场合，但又如此严格而“不露”地展现着自己的批判实力。他让所有人在痛快淋漓地笑得人仰马翻之后，被深深刺痛，看到问题之所在。周星驰无疑是一个堪称伟大的演员，就是100年之后再来看周星驰，也不会让人感到“老土”，就象我们今天再来看卓别林的电影一样。周星驰绝对是一个真正懂得喜剧的人，而不是一个玩笑或者笑料，只能说太多人太不了解他了。

其五，林青霞。林青霞是一个传奇，一个没有谁能够复制、模仿得了的传奇。她的音容笑貌，是那种真正的巾帼不让须眉的明证。她做到了倾国倾城，即使在此刻，她所塑造的“东方不败”的痛与恨，以及她那传神迷人的笑容身姿和霸气十足的眼光语气也仍在我心里跳跃。

她是我所见的堪称“东方美人”的第一人，也是唯一一人。在《滚滚红尘》这部两岸皆禁的影片里，她痴痴追寻，她惨痛哭泣，那样一段特殊时期的挽歌，令我尤有震动。林青霞曾经是一个可以令电影院万人空巷的纯真美女，但从琼瑶的“复制式”的角色中走出来的她，更令人仰慕。据说这些年她也参与了不少政治活动，对于台湾当政者尤有不满，这与罗大佑等人都很相似。看得出她是一个倔强的敢于表达的人，退出江湖之后写一些东西，就象胡茵梦那样当一个作家、学者，这种努力在大陆还很少见。很多人都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但林青霞不是这种人。

跟以上五人的作品有紧密关系的，大陆导演管虎算一个，香港导演徐克算一个。这两人是真正的“幕后主使”，他们今天已经走向了商业化，但是这种商业化非常成功，并且不丧失意义所在，这种人了不起。我曾经在《民主论坛》发表过深度评价管虎的文章，说他“真实、犀利、独到”，我很庆幸地下导演中终于走出来一个被众人接受的管虎。徐克是江湖中人，在香港电影史上也算是开创者，他的历史犹如一部武侠小说，对于“江湖”看得很透。他不但导演出了《笑傲江湖》这种经典作品，而且在《梁祝》、《青蛇》等作品中也让人有了与传统完全不一样的理解。他擅长于将大家已经熟悉的故事，通过自己的安排来重新诠释，令人耳目一新。以后当我们重新了解中国影视史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管虎和徐克，在万马齐喑的时代，有这两个人提供作品，就已经很有看头了。

所谓“明星”、“名导”，可以排出一大堆来，但总是震动不了人的内心深处，其戏外历史更叫人不敢回顾。在香港，梁朝伟、张曼玉、张国荣、王祖贤很出色，可是也仅限于“演绎”二字；黄秋生堪称演技一流，几乎无人可比，但其角色也被重重限制；刘德华非常有职业努力，相当刻苦，而且演的电影也最多，但总是流于“演”的地步，让人看不到角色的异同所在，这跟梁朝伟、张曼玉、黄秋生、梅艳芳等人相比简直差远了；任达华、李修贤是硬汉色彩，只不过跟黄秋生一样，角色也被重重限制。通观港片，商业味太浓，真实感太差，现实意义渺小，但运作成熟，就象打套路那样，程序性、规则性极强。

体制的力量、市场的力量，往往会覆盖创造力，更有可能将创造力掐死于摇篮之中。这种情况在大陆已经产生了很多年，在香港也流行了很多年，很多人见怪不怪，但我不能忍受。我希望更多影视界人物能够重新回到现实批判当中来，去做有良知、有深度、有辩证力的影视人，而不是屈服于权力、市场或者其它本不重要的因素。此为愿。

民主论坛

1954年7月28日，时年三十二岁的菲利普·拉金，带着浓重的英国考文垂口音，写下了他这一生中不多的几首著名长诗中的第一首：《上教堂》。这位天生口吃，天性羞涩，从不买家具，更不愿意和女人签订婚约的目光躲闪的年轻人，带着他固有的嘲讽和犹豫走进了教堂。和往常一样，他的目光依次掠过草垫、座位、石头、袖珍本《圣经》、铜器什物、管风琴，最后落到自己裤管的自行车夹子上——

无帽可脱，我摘下

裤腿上的自行车夹子，不自然地表示尊敬

——《上教堂》第8—9行

在这里，我并不想谈论拉金对待宗教的态度，也不想谈论他那有点出格、有点掉份的民族主义，我甚至不想谈及这首诗歌传递给我们的那一种“新的品质”，即译者、著名的英国文学专家王佐良先生所说的拉金作为一个诗人“心智和感情上的诚实”。半个世纪之后，我的目光无法移开的不是这座宏伟的教堂，也不是教堂里面带着巴洛克风格的器物，恰恰是及其普通、很容易被忽略的那枚自行车夹子——我们暂且不论它的颜色、形状、产地、牌子——尽管这枚自行车夹子已经提供给我们那么丰富的时代信息，以及，这个意象明确无误的当代感。

很明显，这个意象在同样用英语写作的华兹华斯和莎士比亚的诗歌里是不可能出现的。退一步来讲，它也没有出现的机会。它只能产生在自行车被广泛用作代步工具的当代。它是一个具有某种标志性的当代的意象。尽管它细小得可以忽略不计，很容易被写作上有抱负、有野心、妄自尊大之徒的蔑视——这枚自行车夹子的外形不仅小，而且总是摆在一个偏低的位置上——它仅仅有点儿难为情地躺在你的脚踝边。说实在的，这能算一个位置吗？

当然，我完全可以给这枚细小且低姿态的自行车夹子找到一个足可安慰的背景，或者（允许我在此文绉绉一点）找到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位置——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大不列颠帝国风光不再，无论在拉金的出生地考文垂，还是在英国味最浓的约克郡，或者是他此生最后三十年消磨的地方——赫尔大学的图书馆，每个城市里都有这样一群服饰考究、经济困窘的下层知识青年。这些人骑单车外出（多半是买不起汽车），这种情景有点像1920年代留英的中国年轻诗人徐志摩骑着自行车带着林徽音去剑桥附近的沙士顿踏青、潇洒一个样。这些每个月挣不到多少英镑的牛津高才生们总是担心折痕挺括的裤管被自行车的车轮弄脏。而一枚自行车夹子，至少让他们摆脱了有可能出现的尴尬。看来，在英国这个培养绅士的国度里，还是有很多人无法绅士起来——一枚自行车夹子成了一个活生生的见证，见证了一个时代的时尚和风俗，以及这个时代里一群卑微的普通人窘迫的生活，和小人物的一点点尊严——这无论如何是口吃相当严重的拉金所想象不到的。不过，现在，他的诗歌替他做到了这一切。

诗歌作为一种及其讲究的语言艺术，对当代语言的使用可以看出一个诗人的胸襟和野心。文学史上，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的确存在着这么两类不同的诗人：一类诗人固守原有的诗意，所选择的语词仅仅是前辈诗人运用娴熟的那一类。比如西方诗人的作品中一再出现的“玫瑰”，比如李白眼里不断上升的“月亮”——为什么会一再出现这些语词，原因很简单，这些语词的诗意是无可怀疑的。一般诗人习惯性地使用它们，却根本无视自己的独创能力能否刷新它们。运用这些语词创造的诗歌所焕发出来的诗意，很明显不是这个诗人的发明，他只是重复着在使用这些诗意。那样创作的诗歌——也许我们只能称作简单的分行——只是古老的诗歌在当代的一个虚弱的回声，甚至根本就是伟大诗歌的一个赝品。我们的身边大量充斥的也就是这些东西，貌似诗歌，实质连古人的涂鸦都算不上。在众多惊人的单一的分行里，这些大量制造的作品没有时代感，没有鲜明的语言个性，没有思想，甚至连一丁点的想法都没有，仅仅局促在个人私密的情感天地，深陷在自己的趣味里捣腾着。我有点怀疑，这样的作品落到纸上的瞬间是否立马就会被泛滥的平庸的诗意埋葬掉！

然而还有另一类诗人，在语言中天生具备开疆拓土的勇气，他熟悉当代的语词，尤其熟悉这个时代具有标志性的语词，他不断地在分行中赋予这些语词以新的意义。比如他可以热情地欢迎“超市”这个庞大的语词，也能够接纳“玻璃”这个透明得让人落泪的语词；他可以将“太阳能”（拉金1964年写过这个作品）作为一首诗的题目，也可以将“一枚自行车夹子”的尊严郑重其事地摔在纸上——菲利普·拉金的这枚自行车夹子至少让我感觉到——在我们的写作中，在许多诗人那里已经用烂了的陈词滥调应该而且必须被剔除。“唯陈言之务去”（韩愈），让当代的景象（以至场景）进入我们的诗歌，让这些醒目的语词站出来证明这些诗歌是二十一世纪的诗人写的，而不是过去年代某个诗人的信笔涂鸦和回光返照。这是一个起码的要求。当代诗必须具备当代的某些品质，而某些语词正是达至这一品质的有效途径。我这样说，是将这些语词限定在那些有创造力的诗人手里——而不是在任何时代都大量存在的语言消费者和垃圾制造商那里。行行出状元，行行都被平庸之辈充满着，诗歌这种分行的艺术，概莫例外。

事实上，在我多次阅读《上教堂》这首长诗的过程中，我还对伴随着菲利普·拉金走进教堂的这枚自行车夹子所处的位置感兴趣。当教堂的大门重重关上的时候，没有理由怀疑这枚小小的夹子并不厕身在教堂的内部。只不过，它躺在诗人的某一只幽暗的口袋里，所有的气氛它都感觉得到。这就是菲利普·拉金的诗歌姿态——总是躲在门角落里打量世界。作为诗人的拉金从不现身，但是，始终在场。他通过门缝所看到的现场因为聚焦的作用而更加清晰。也许，正是因为有了适当的距离，他对现场的判断更加客观。拉金有情感，但是不会泛滥在字面上，而是浓缩和结晶在字里行间。他的那双后撤的眼睛通过谨慎的观察提供给我们的不是这个世界的广度而是深度，不是明亮的部分而是幽暗的所在。因为宁静，因为凝神，以及和事物保持适当距离的姿态，世界通过他的视网膜再反馈给我们——这是诗人有能力抓住并深刻理解的那部分东西，是一个小世界。这个以诗歌的形式所创造的小世界，在我们眼里的可信度大大增强了。我在这里赞美并鼓吹菲利普·拉金和他的那个打量世界的独特视角，并不是提倡大家漠视一个沸腾的世界及其沸腾的事物，而是为了更加精确地测量这些事物。诗歌是情感的产物，但是，我实在不愿意看到由于情感的作用而迷糊了自己的双眼。

诗歌是一种什么样的语言，有时候是由我们自己的年龄来决定的。十年前，我有足够的激情调配一种高语速的、满含青春的语言。那个时候我的姿态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飞翔。好像离地面越远我们的吟唱就越是纯粹似的。这也差不多是整个八十年代后期中国诗歌的姿态。而歌唱麦子和村庄的海子——在此我不得不提到这位诗歌的烈士——的出现，是这个诗歌姿态（集体意义上的）最绝望的一次飞跃。海子代替我们——六十年代出生的诗人——提早结束了自己（或许从更远一点的意义上来说乃是中国诗歌）的青春期。海子的写作是以结束他本人的生命作为惨重代价的。因为像他这样的写作一旦加速，就根本没有办法慢下来，更别说是停下来。海子用他断为两截的躯体部分地发明了一个时代的诗歌语言。他和一大帮迷恋技术的诗人的区别在于生命体验的浓度，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向和理想主义的破产，继续使用迅疾、高调、过分抒情的诗歌语言，这样的语言策略，这样的诗歌姿态是很值得怀疑的。

可以很明确地说，最近几年，我对中国所谓的先锋诗歌制造出来的那个向前俯冲的姿态产生了怀疑，阅读拉金只不过更加加深了这一种怀疑。对一生喜欢躲进图书馆的菲利普·拉金而言，新的东西是不存在的，他可以毫不含糊地告诉你——“现在，我一点也不去想诗歌中任何新东西”。但是有一点，拉金的内心永远是明确的，即“好作品通常都是用当今的语言处理当今的情况”。

幸运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菲利普·拉金，在他自己的母语中找到了一个强有力的文学英雄——托马斯·哈代，哈代教会了拉金如何去发展自己的感受力，如何给自己的诗歌定调，以便“努力趋于精确的奇趣”。当菲利普·拉金这样想的时候，他就会越来越与众不同；同样，他的作品越来越少，但是越来越珍贵了。很可惜，我在离我最近的诗歌传统里，却无法幸运地找到这样一个文学的榜样，来给我自己的诗歌定调，或者坦然地给我提供一个坚实的肩膀，让我能够眺望远处的风景，以及“风景中的灵魂”（海子）。

反观当代汉语诗歌的写作，或许我可以模仿一下拉金的语气：“符合我的想法的诗并不多”，甚至我也可以像拉金那样强调：“如果太多的话我自己就没有那么大的劲头想写了”。新诗的历史不过一百年，很难说我们已经走到了哪一步，因为新诗没有一个强大的本土的参照系。而百年不过一个瞬间，相对于历史长河来说，我们大家都在同一个时间的平面上从事着汉语诗歌写作，都是在某一个“圆点”上进行着开掘泉眼的工作。我想我们诗歌中不会缺少“教堂”这样一个巨大的语词，我们也不缺“灵魂”这个今天我已经害怕使用的语词。但是我们缺少对自己裤腿边的那一枚“自行车夹子”的发现，缺少自己独特的发明。作为诗人，我们还缺少像菲利普·拉金那样很精密地与自己的时代发生关系的那一种人性背面的力量，或许，我们的人格中还没有培养这种力量，但总有一天，这种力量会养成。

一个诗人很多时候其实并不愿意专注在诗歌之中，阅读尤其如此。多年前我读到过一部印度的小说——《卑微的神灵》（The God of small things），我不认为这部获得布克奖的书有多大的了不起，但是我一直记得这个书名，其英文直译成中文应该是“小事情的上帝”——是的，在一枚像“自行车的夹子”那样小的事情中，我相信会有一个上帝存在。这是一部长篇小说，当然是另一个话题。有意思的是，这个时代你可以说是一个小说的时代，也可以说是一个散文的时代，但是你惟独很难说它是一个诗歌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