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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原则

有时候提醒我们自己较简单地看待通常被视为复杂的事物，是有用的。就拿写诗来说吧，它包含三个阶段：首先是当一个人对某个情感意念着了迷，并被纠缠得非得做点什么不可的时候。他要做的是第二个阶段，也即建构一个文字装置，它可以在愿意读它的任何人身上复制这个情感意念，不管在任何地点或任何时间。第三个阶段是重现那个情景，也即不同时间和地点的人启动这个装置，自己重新创造诗人写作那首诗时所感受的东西。这些阶段是互相依存和缺一不可的。如果没有起初的感觉，就没有东西可供那个装置去复制，读者也就体验不到什么。如果第二个阶段做得不好，那个装置就不能交货，或只会把很少的货交给很少的人，或在一个短得荒谬的时期之后停止交货。而如果没有第三个阶段，没有成功的阅读，就很难说那首诗实际上存在着。

描述这个基本的三方结构，无非是要说明诗歌在本质上是情感的，在操作上是戏剧性的，是熟练地在别人身上重新创造情感；相反，一首坏诗就是不能成功做到这点。批评上的所有贬抑方法，无非是在不同程度上指出这点罢了，无论他们使用什么文学、哲学或道德的术语。这点是很明显的，如果不是当今的诗歌已经糟糕到连这点也忘记了，根本就没必要指出。我们似乎在制造一种新的坏诗歌，不是旧时那种尝试打动读者但却打不动的诗歌，而是一种甚至不去尝试的诗歌。读者一再面对一些如果没有参考资料就无法明白的诗作（而参考资料都超出诗作本身的范围），又或者这些满足于枯燥乏味的诗作争辩说它们的作者只不过是提醒他们自己知道了的东西，而不是要为第三方再创造那东西。事实上，读者似乎已不再像以往那样出现在诗人的心中，不再是某一成品必须获得他们理解和欣赏该成品才算成功的人。现在的假设是，没有人会去读它，即使读它也不会明白或欣赏。为什么非这样不可呢？说诗歌已失去其读者，因此不必再去考虑读者，这理由是不充足的：还有很多人读诗甚至买诗集。较准确的是，诗歌已失去其旧读者，并获得新读者。这种情况，是由诗人、文学批评家和学院批评家之间的狡诈合作造成的（这三个阶级如今已臭名昭著地分利。现在让他轻声说出一个字，表示他不喜欢一首诗，他立即就会被送去受审，连喊一声E.A. 罗宾逊都来及。控罪很严重：感受力薄弱，批评工具不充足或不适当，以及无能力适应新的语言形势或感情形势。

裁决：有罪，外加若干有关犯人精神成长问题的附带意见——染上大众娱乐毒瘾和反应迟钝。法官说，现在你们这些花花公子该明白了，读诗是辛苦的工作。入狱十四天。下一个。

因此，习惯于花钱并怀着明确无误的希望，深信可以像在戏院或音乐厅那样享受一番的持现金的诗歌顾客们，很快就跑到别处去了。诗歌再不是快乐。取而代之的是一支较谦恭的小队，他们的目标不是快乐，而是自我改进，他们不加批判地接受这样一种论点，也即如果不在智力设备方面先作初步投资，他们就无法欣赏诗歌，而他们的导师刚巧拥有那种智力设备。简言之，现代诗歌的读者如果不是在家中替自己洗衣服的读者*，就是学生读者，纯洁又简单。乍看，这似乎不是什么坏事。诗人终于有了一种道德优势，他的顾客不仅付钱买诗集而且在读了之后付钱买解释。再次，如果诗人只有自己可以讨好，他就不再因为读者有限而受损。并且，不管怎样，如今没有谁相信一个有价值的艺术家除了依仗自己的判断之外还可以依仗别的：公众的品味永远落后25年，总是在一种风格被二流货色泛滥过了之后才学会欣赏。这一切都绝对没错。但是，诗歌毕竟像所有艺术一样，无可避免地与予人快乐绑在一起，如果诗人失去其寻求快乐的读者，他也就失去惟一值得拥有的读者，这种读者是每年九月份签字入学的那批尽职的群氓所不能替代的。

还有，这种影响，将可以在他的作品中感受到。他将会忘记，即使他觉得他要说的东西很有趣，别人也可能觉得没趣。他将专注於道德价值或复杂的语义。最糟糕的是，他的诗作将不再产生于他用非语言方式感受的东西与用普通语言使某个没有他的经验或教育或旅行津贴的人也能理解的东西之间的张力。而一旦绳子的另一端掉下来，结果将不是晦涩或胡说八道（虽然有可能两者都是），而是一种未实现、“未戏剧化”的懈怠，因为他将会放弃以这个特定标准来检验他所写的东西的习惯。于是没有快乐。于是没有诗歌。

对此，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有没有谁想解决？肯定不是诗人，诗人正处于一个没有先例的位置，也即一边兜售他的作品，一边兜售判断该作品的标准。肯定不是新读者，新读者就像一个未完婚的配偶，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肯定不是旧读者，旧读者只要用另一种快乐来替代原来的快乐就行了。也许只有那种回忆往昔诗歌被斥为有罪的时光的游手好闲者，才会希望见到不同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确实有责任把这个媒介解救出来，恢复它给我们的快乐，我只可以设想必须有一种大规模的厌恶，厌恶现时的种种观念，而这必须从读者开始，读者必须更频密地问他们自己，到底他们是不是真的享受他们所读的东西，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继续下去到底还有什么意义。我用“享受”，是就其最普通的意义而言，就像我们让收音机开着或把它关掉那么普通。有兴趣的读者不妨读一读戴维。戴希斯的论文《新批评：一些商榷》（见《文学论文》，一九五六）；与此同时，萨穆尔。巴特勒以下意见也许可以唤醒对自由的悄悄渴望：“我应该比我现在更喜欢舒曼的音乐，我敢说如果我尝试，我可以使自己更喜欢它；但是，我不喜欢强迫自己去尝试喜欢什么东西；我喜欢一下子令我喜欢而根本不必尝试去喜欢的东西。”（《笔记本》，一九一九）。

*注：指诗人

声明

我觉得很难就诗歌及其现状提供抽象的看法，因为我觉得把这个问题理论化对我这个作家没有帮助。事实上，可以说我总是不知道诗是什么或如何读一页书或神话有什么作用。要在理智上决定什么是好诗，是很要命的，因为这样一来你就有道义上的责任去尝试把它写出来，而不是只写你懂得写的诗。

我写诗是为了保存我所见、所想、所感的事物（如果我能够因此表明某种混合和复杂的经验的话），既为我本人也为别人，不过我觉得我主要是对经验本身负责，我试图要使它不致被遗忘。为什么我要这样做，我也说不清楚，但我认为在一切艺术归根到底，都包含这种想保存的冲动。因此，笼统地说，我的诗与我的个人生活有关，但并非总是如此，因为我可以想像我从未见过的马匹，或想像一个新娘的情感，而我并不是女人也未结过婚。

作为一个指导原则，我相信每一首诗都必须是它自己新鲜独创的宇宙，因此我不相信“传统”或一只普通的神话小猫或随便在诗中提及其他诗或诗人，后者尤其令我很不舒服，那感觉就像文学下人夸夸其谈让你明白他们知道谁是谁。诗人惟一的指导者是他自己的判断，如果这判断有缺点，则他的诗也有缺点，但他对自己下判断仍然好过听别人的。关于当代诗坛，我只能说，符合我的想法的诗并不多，但是话说回来，如果太多的话我自己就没有那么大的劲头想写了。

个人背景

实际写诗，其中一个快乐是它给予你最后和光荣的解脱，使你不必再担心脑中的抽象诗。在一个把诗歌视为教学大网而非菜肴的时代，这是最丰盛的奢侈。另一种相似的解脱，是不再操心别人写的诗。在青年时代——譬如说，在二十五岁前——词不达意迫使你去接受间接表达的感情，而缺乏经验则使你把文学与生活等同起来。后来，所有诗歌似乎多多少少难以令人满意。由于它不是你自己的，而你又有了经验，文学在生活旁边便显得不重要，恰似生活在死亡旁边显得不重要。上述理由可能是我发现自己愈来愈不愿跟着诗歌跑的原因之一。此刻伸手可及的诗集，是霍普金斯、惠特曼、华兹华斯、弗洛斯特、巴恩斯、普雷德、贝杰曼、爱德华。托马斯、哈代、克里斯蒂娜。罗塞蒂、萨桑和奥登，但我在他们的书出版前就订购的健在作家，主要不是诗人（除了贝杰曼）：沃、鲍威尔、埃米斯、格拉迪斯。米切尔、巴巴拉。皮姆。

我得说，现在我一点也不去想诗歌中任何新东西。至于这是饱和、麻木，抑或是有意排除干扰，我就说不清楚了。

虽然承认这点对我来说似乎再自然不过，但我知道在别人看来这可能是有害的。有一种理论，认为每首新诗就像工程师的草图一样，应统括过去的一切，并把它向前推进一步，这意味着在写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前，必须先读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这对我来说似乎是教室的观念。我曾说过，阅读是早年生活的正常部分，但是对一位诗人来说，阅读的真正作用是发展他自己身上的诗歌肌肉，以及让他看到什么是已经有人做了的（其含意是不应再做，至少我这么理解）。风格的形成，更有可能来自局部的邋遢样本，而不是来自获得前后连贯的文学教育。

无法解脱的东西，是头脑与想像力之间的持续斗争，难以决定什么才够重要，才值得去写。我想，大多数作家会说，他们写作的目的，是要保留他们眼中所见的事物的真相。不幸的是，要写得好，便牵涉到你必须享受你正在写的东西，而从任何人眼中所见的事物的真相中，是得不到多少快乐的。你写作所享受的东西——想像力忙不迭地要帮忙的东西——是这种或那种形式的补偿，是在一个冷漠或敌意的环境中维护你自己，是表明（通过写它）你控制某个局面，如此等等。把受苦者与创作者分开当然没错——我们也把汽油与发动机分开——但是后者依赖前者却是绝对的。再次，想像力总是随时准备沉湎于它的迷信物——古典和庄严的，每个裂口都装满矿石——没有可靠的基础或合理的鼓励。简言之，唤起想像力的东西，很少可以获得智力或道德意识的许可。同样地，适当地真实的主题或充满激情的主题，只会赢得想像力最虚弱无力的支持。诗人永远处于那个普通的人类境况，也即因为他相信一样事物所以试图去感受它，或因为他感受到一样事物所以相信它。

因此，除了遇上两者丰富而狭窄的步调保持一致的时刻外，他的写作总是在装模作样的卖弄小聪明与愚蠢可耻的自我放纵之间改变方向，而宁愿偏向这边的失败而不愿偏向另一边，是毫无意义的。他所能做的是希望他可以继续抓住在当时看来似乎是相反的推力使双方达成协议那一瞬间的闪光。

我如何或为何写诗

我从来没有宣称我充分地知道我如何或为何写诗：在我看来，它似乎是一种很容易被自我意识损害的技能，而诗歌理论并不太好，如果它妨碍诗人。如果我必须作出解释，我想最好是把它称为对某种独特经验的唯一可能的反应。你觉得你是惟一注意到某种事物的人，注意到某种特别美或悲哀或有意义的事物。接下去是一种责任感，希望用一个文字装置把这不同寻常的事物保存下来，并希望这个装置也可在别人身上引发同样的经验，使他们也感到“多美、多有意义、多悲哀”，从而把这经验保存下来。这并不意味着它将永远是一件简单和非知识性的事物。它可能是很复杂的，犹如感知一个社会的整体流动。

这是否意味着我的诗歌过于个人化，既狭窄又显浅？确实，我写的诗，都跟我的生活和我这个人绑在一起。但我不觉得这会使它们变得表面化；反而觉得这使它们变得更好。如果我回避抽象，例如见诸于政治和宗教的抽象，那是因为抽象的东西对我的影响未曾强烈得足以成为我个人生活的一部分，从而变得不再抽象了。我觉得，我想从读者那里得到的反应是：没错，我知道你说什么，生活就是这样。并且，我希望不仅是现在的读者而且是未来的读者，不仅是英国的读者而且是世界任何地方的读者，都这样说。

作家与他的时代

我对今天或任何其他日子的某个作家惟一批评是，他写得（在我看来）很糟，这个说法所表示的意思肯定要比“非参与”所表示的意思多得多：例如沉闷，或陈腐、虚假、牵强、肤浅，或——最普通的——根本就使我毫无感觉。因此，如果我认为一部小说或一首诗与上述东西相反——吸引人、有独创性、诚实等等——我就会非常乐意跟它的作者就动机或素材等问题争论一番。

因此，我对你们提出的每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尽管否定的程度并不总是一样。例如，我很愿意认同这样一种暗示，即好作品通常都是用当今的语言处理当今的情况，但这仅仅因为好作品主要是为强烈的感情找到恰当的表达方式，而那些感情通常源自作家自己的经验，须以他自己的语言最恰当地表达出来，而这两者都是源自他的普通生活。但我不喜欢制造规则来禁止对过去或未来或“实验”作品的幻想，尽管我本人不太喜欢这些东西。我对社会结构的改变和近期的科学发现不太有把握。这些东西，如果它们不是作品要说的对象，那么，它们无非是背景罢了，因此也就应该是含蓄而非挑明的。作家必须尊重负面的真实性，因为这种真实性是作家使诗或小说潜入读者的逻辑门槛所必需的。至于最后一个问题所说的时间性，我的经验使我认为，作品愈好，你愈是不会去想到它的时间性：你可以给出的最高赞赏，只能是说它并非某个时代的作品，而是适合所有时代的。也许我的经验是错的。但是如果我看到一部写于“今日”的作品，它可以放在过去五十年间的某个时期，我很难说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颇有才能的人。

无疑，作家惟一的“必要的参与”，是与他的题材的密切关系，这主要不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而是一种特别能刺激他的想像力的东西，使得智力、感情和措辞都准备就绪，妥帖地投入服务，直到把主题表现出来。我认为，这才是写出好作品的惟一途径。如果对你们所有的问题作出肯定的答案，那会造成这样的错觉，也即好作品若要获得接受，全都得依赖智力和社会良心；事实却是，想像力不是这些东西的仆人，甚至可能与这些东西不一致。一个人也许会相信我们目前需要的是一部关于这种状况或那种命运的赶时髦的小说，但是他的想像力却依然没有被触动，即有，也是产生放弃的念头，或闻到某个牌子的肥皂的味道。

较有可能的是，智力（暂时假设存在着这东西）也许会因忙于应付自然世界给想像力带来的刺激，或事物发展的方式，而累得根本不想读这些作文。

换句话说，优秀的社会性和政治性的文学，只有在源自于想像力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存在；而要做到这点，想像力就必须觉得其主题是刺激的，而不是因为智力认为它重要；并且，只有当想像力的最初意念得到实现，才会成功。除非你准备认定并比较两个同等获得实现的意念，并据理力争，宣称关于工厂的意念比关于仙境的意念更好，否则再说下去就没意思了；而我觉得，只要你是在谈论文学而非谈论别的，你就很难作出那样的比较和判断。

*注：这是对《伦敦杂志》问卷的回答。问卷如下：在三十年代，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诗人、小说家和戏剧家在他们的作品中应该密切关注他们所处时代的基本政治和社会问题。此后，有关从事想像性创作的作家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必要地参与他生活其中的时代这个问题，一直争论不休，结论各异。你认为，在一九五七年的今日，用如下方式来指评一个作家是否依然有效：（一）他似乎对涉及例如卢森堡事件和匈牙利革命的人类自由这类当下问题很冷淡；（二）看不出他意识到（A）由例如原子弹的发展和通过实施分别对待的税制来消除阶级差距所造成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或意识到（B）我们对人类存在的观念因最近在科学上例如生物学、天文学和心理学上的发现而面临的挑战；（三）仅就内在证据判断，他的小说、戏剧或诗可以是在过去五十年间的任何时候写的。

哈代的诗（周伟驰 译）

年轻时，我总是把哈代看作小说家，并没有特别地读过他的诗。倒总是认同Lytton Strachey的观点，就是“措词的那么点优雅并没有减轻其阴郁”。不过，大概我二十五岁的时候，住在某间朝东的寓所，太阳总是催我早醒——六点钟左右。这时起床似乎早了点，所以我都要翻翻书，凑巧我有一本哈代的诗歌自选集，就开始读，马上就被打动了。打动我的是它们的调子和感受，以及这么一种感觉，即，眼前这个人写的东西也正是我自己开始感受到了的。我认为哈代作为一个诗人，并不适合年轻人。当然，说我二十五六岁时已不年轻，听起来可笑得很，不过，至少我已开始明白生活是怎么回事，而这正是我在哈代的诗里发现的东西。换言之，我是在说，我喜欢的首先是他的气质和他看生活的方式。他不是一个超验作家，他不是一个叶芝，他不是一个艾略特；他的主题是人，人的生命，时间和时间的流逝，爱和爱的枯萎。

我以为，今天出名的大多数诗人，都曾一度热爱过哈代的诗。我以为奥登曾如此；我以为迪兰。托马斯曾如此。沃特金斯（Vernon Watkins）告诉过我，尽管迪兰。托马斯认为叶芝是最伟大的现代诗人，哈代却是他心爱的。本杰明（Betjeman）显然爱他；桂冠诗人刘易斯（Cecil Day Lewis）也显然如此；而这些诗人彼此却大为不同。我倒乐于认为，他们可能找到了我找到的东西，哈代给了他们自信，用自己的方式去感受。我读哈代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就是我本来不需要努力硬撑着自己，按外在于自己生活的诗歌观念去创作——也许这正是我感到叶芝在怂恿我做的事。一个人只需回到自己的生活，从那里写开去。哈代教人感受，而非写作——当然了，一个人得要运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的行话，自己的情境——他还教人对自己感受到的东西要有信心。我想，我是越来越敬佩他了，胜过以前了。但很奇怪的是，哈代令我喜欢的地方正是大多数人不喜欢的地方。我喜欢他是因为他写了这么多。我爱大部头的《哈代诗全集》（Collected Hardy），翻起来大概有八百页。一个人可以一年接一年地读下去却仍有惊奇之感，我以为任何诗人能做到这一点都是了不起的事。

我难以想象，为什么人们说哈代没有耳朵。哈代这八百页的每一首，除了关于爱德华七世的死及同类的一两首之外，几乎都有一条小小的思想主线，每一首都有它自己的调子，而能做到这一点的诗人寥寥无几。

一旦你开始读一首哈代的诗，你自己马上就会跟着诗的韵律起内在反应，摇动不已了，我觉得这是很难模仿的。哈代还找不到成功的模仿者。我觉得哈代的用词是有奇趣的——你得承认这一点。我并不是说它比别的诗人的更有奇趣，但在哈代的诗里我总能感到这种奇趣，如果确是奇趣，那么是一种努力趋于精确的奇趣。他会说“我舔了她”，而意思不过是“我吻了她”，但这毕竟使人注意到了嘴唇，以及吻是如何进行的。哈代说凉亭是“破屋顶”，我不知道人们是否以为“破屋顶”有奇趣，但它显然意味着屋顶是破毁了的。这乃是诸多意象的电码式组合。我觉得在这点上人们对哈代有点不公平。他总是能极端地直。“我应该跟他们一起去，在阴暗里，希望着如此”，“我没给她写过一行字，也没有她的一根头发”。

菲利普 拉金（Philip Larkin 1922-1985）晚年在英国诗坛已经享有盛誉，被公认为二战之后最杰出的英国诗人。拉金从来不是一个多产的诗人，生前也只出版过薄薄五册诗集：1945年出版第一本诗集《北方船》（The North Ship）， 1951年自费出版《诗选》，1955年出版《少受欺骗者》（The Less Deceived ）， 1964年代表作《降灵节婚礼》（The Whitsun Weddings）以及1974年的《高窗》（High Windows）。但是，这几册诗集，尤其是《降灵节婚礼》与《高窗》，那独特的诗歌风貌，诗人所固守的冷静而坚强的“英国特质”（Englishness），以及那英国式的精巧的语言和幽默，都深刻绘制出战后英国零落的一代之精神群像，足以奠定其在英国诗坛经典诗人的声望。

拉金于1965年获得英国女王诗歌金质奖章，1974年获美国艺术和文学学术院洛安尼斯奖等诸多奖项。有趣的是，1984年，拉金被授予王室“桂冠诗人”（Poet Laureate-ship）的称号，但他却拒绝了这令无数诗人梦寐以求的荣誉，王室后以泰德 休斯为替。这一举动与拉金在诗歌中所塑造的自我形象的确如出一辙：冷漠低调的悲观避世者。自拉金辞世至今，其诗歌的纯粹的魅力与趣味却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读者的青睐，他被称为“非官方的桂冠诗人”，诗集销量高达七万册之多，名诗《高窗》一首更是成为英国学童的必读篇目。

与拉金生前身后所受到的这些喧闹的赞誉相比，他的个人生活则显得太过平淡，波澜不兴。1922年出生在英格兰的康文垂。1943年毕业于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正是由于受过正统的英国传统教育，拉金的英文典雅而精巧。他对语言驾驭之娴熟，运用之自如，已臻炉火纯青。大学毕业后，拉金任职于各大学图书馆，其中任赫尔大学图书馆馆长长达三十年之久。他在赫尔平静以终老，六十三岁接受喉癌手术后去世。唯一与众不同的是，由于情场受挫，拉金终生未婚。也许正因为如此，拉金能够更深入地洞悉人类最隐秘的情感世界，以他独特的方式更无情地嘲弄婚姻的实质。

二十世纪中后期的英国诗坛，是一个各流派相互取代与接替的繁荣时期，从反传统的现代派到反现代派的各种流派精彩纷呈。五十年代中，随着第三本诗集《少受欺骗者》的出版，拉金成为他那个时代诗人中的佼佼者，同时也是后来被称之为“运动派”的领袖人物。在那个现代主义充斥的时代，这群年轻的“运动派”英国作家，他们拒绝和排斥当时盛行的仿叶芝和狄兰 托马斯风格的新浪漫主义，反对现代主义的文化形式，抵触外来文化的影响；他们极力维护英国本土文化价值，追寻与探索传统的民族特质，对传统的生活方式受到工业化和全球化的冲击发出沉重的感叹。除了他钟爱的黑人爵士乐，拉金几乎反对一切外来文化形式。他对其它国家和文化从不感兴趣，也无意去了解，他甚至从未出国旅行过。这种固执而狭隘的民族情结，反映在拉金的诗歌中，无疑成为其迷人的诗歌魅力的一大源泉，但另一方面也显现了拉金诗歌的局限性。

与他平淡的生活一样，拉金的诗歌既没有“宏阔的叙事背景”，也没有装模作样的故弄玄虚，他不尚空谈，也不浪掷激情，但他自有一套语言的炼金术，能将生活中平凡而沉闷的细节提炼为坚韧，慷慨而富于回味的诗歌的黄金。他的诗常常从生活的事实与经验着手，评论周遭所闻所见，聚焦于强烈的个人情感，直接而冷静地剖析诗人自我的内心世界，但他的体会非常细腻，意念展开得也很独特，常常不期然给人一种强大的震撼。如在《家是多么悲哀》一诗中，他这样开头，“家多么悲哀。还跟它被离弃时一样，/ 带着让最后一个离家者好受一点的形状 / 好象还能把他们赢回来。” 他的长诗如《上教堂》，《降灵节婚礼》，《多克里与儿子》，《晨歌》皆开阔圆熟，短诗则清新优雅，如他早期的一首《为什么昨夜我又梦见了你》，“那么多我以为已经忘掉的事 / 带着更奇异的痛楚又回到心间：/——象那些信件，循着地址而来，/ 收信的人却在多年前就已离开”，就已经预示了诗人独特的感性与成熟的特质。对于诗中所谈论的事物，他永远掌握着一种恰如其分的语调与分寸，既不拔高也不低俯。正如拉金自己所说：“我倾向于非常轻柔地牵着读者的手进入诗作，说，这是最初的经验或对象，而现在你瞧，它使我想到这、那和别的，然后渐渐达到精彩的结尾。”

拉金目光如炬地书写着时间与生命，孤独与自由，衰老与死亡，爱与婚姻，诗中冷静而隽永的机智与妙思比比皆是。他意识到人们对爱，对自然，对宗教，对民族主义或是对死亡之后的再生的渴求。对于这样的热望，拉金的态度是既不嘲笑也不攻击，他只是全凭对冷酷现实所作的观察在诗作中将自己隐秘的幻象及内心的顽念一一复制。他拒绝将自己抬高到一个较普通人高超的水平，他与读者之间很有默契，无需空谈。这也正是理解拉金诗歌的钥匙。他感到了生命的虚无与厌倦，他便说，“生命首先是厌烦，其次是恐惧。/ 无论我们是否使用，它都将消失。”（见《多克里与儿子》）。在《无话可说》一首中，他说，“生活就是慢慢死去。”但他其实是景仰爱与美与善的，他说，“我们将幸存的东西就是爱。”（《一座阿伦代尔古墓》）。又说，“在一无所立的年代，/ 只有变坏，只有变怪，/ 只有一个永恒的善，/ 她不会改变。”他畏惧婚姻与家庭，并无情嘲弄之，“为了留住一个女人，他娶了她。/ 现在可好，她可整天呆在那儿。”（《自我是这个男人》）。他回首故乡与逝去的年月，茫然中透着留恋，“我把身子探出很远，并斜眼看着一块站牌 / 它显示这宁静的小镇曾经是‘我的’/ 这么久，但是发现我还是不清楚 / 哪边是哪边。”（ 《我记得，我记得》）。他的诗歌传达出战后英国一代人共有的经验与感受，呼应着一代人的精神现实，引起了人们的共鸣。

拉金十分崇尚诗歌的个人性，他认为诗歌是诗人对其独特经验所作的一种情感保存。在他的诗论《我如何或为何写诗》中，他这样表述，当诗人觉得自己是惟一注意到某种事物的人，注意到某种特别美或悲哀或有意义的事物，并对这种情感意念着了迷，被纠缠得非得做点什么不可的时候，他便会产生一种责任感，希望用一个文字装置把这不同寻常的事物及感受保存下来，并希望在别人身上引发同样的经验，使得他们也感受到这美，悲哀与意义。由此我们也可窥视一二拉金诗歌的写作动机与诗歌观念。的确，拉金的诗都与他的生活和自我绑在一起，他诚恳而平实地述说生活的事实与一己之感受，但这不会使他的诗歌变得表面化，反而使它们更好。他回避那些见诸政治和宗教的抽象，因为那些对他的影响未曾强烈得足以成为他个人生活的一部分。他用自己的语言为强烈的情感找到了最恰当的表达方式，于是，他从读者那里得到的反应正如拉金自己所说“没错，我知道你说什么，生活就是这样”。而这正是好的作品潜入读者心门所必需的。

拉金的诗歌强调事实和个人经验，但这并不妨碍他挥洒他丰沛的想象力，事实上，他的诗充盈着非凡的想象与极为细腻的感受。他可以“想象他从未见过的马匹，想象乡下新嫁娘的情感，而他并不是女人也从未结过婚”。他说，“作为一个指导原则，我相信每一首诗都必须是它自己新鲜独创的宇宙。”他的这个原则反映到他的诗歌中，带给读者的是新鲜纯美的阅读快感。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读拉金那首《婚礼那天的风》（Wedding Wind ）被诗中新娘那敏感而微妙的内心情感所打动的情形。“马厩的门在声声撞击，/ 他走去，将它关闭，/ 留下我，烛光里枯坐，/ 静听雨滴。/ 我望见，旋曲的烛台里我的脸，/ 却模糊一片。/ 他回来，说马儿受惊，/ 而我多么悲伤，/ 那个夜里没有人或者生灵 / 感受到我的欢欣。”愚鲁的丈夫在起风的新婚之夜不去安慰他的新娘，却到马厩看马，新娘的期待，欢欣，失望，嗔怪，种种复杂微妙的情绪迎面拂来，短短几句传递出妙不可言的感觉。

拉金十分推崇哈代，其诗也深受哈代的影响，务求意象具体而微，不用很多形容词，而让事实说话。他认为哈代教给了他用自己的方式去感受，用自己的行话去表达。“一个人只需回到自己的生活，从那里写开去”，“而不必努力硬撑着自己，按外在于自己生活的诗歌观念去创作”，这给了他“如释重负的感觉”。同时，从哈代那里他亦学会了一种用词的“奇趣”。拉金有一首关于月亮的新奇独特的诗《悲伤的步履》，“小便后摸索回床 / 我望出窗外，因见到的景象大吃一惊 / 那是月亮的皎洁。”月亮的出场多么新奇而令人印象深刻，那平凡的描写背后，诗人的孤独凄凉又是多么令人心碎。这便是独属于拉金的语言风格，一种非凡的美与真，诗意与现实的混合物。拉金的诗十分讲究技巧，即使后期诗歌中引入了粗鄙的俚语和口语，他的诗仍遵循传统的英诗格律，在二十世纪英语诗越来越漠视用韵的大时代里，这一点尤其难能可贵。他的诗歌结构与韵律都极为讲究，字里行间充满了和谐的节奏美。他善用双关词，押头韵，尾韵等诗歌技巧，由于文字的差异，这都是在翻译中容易丧失或需绞尽脑汁才能幸存若干的，这无疑给拉金诗歌的翻译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拉金在他的诗作中塑造的这个诗歌人物多么引人留意和喜爱。他忧郁却不沉沦，怀旧而有节制，嘲讽，感性，低调，坚执，浸入骨髓地悲观，但这一切之下，仍是对人生对生命严肃的沉思。他的语调平易亲切，却自有一种拉金式的独特的感性与隽永。就象他在赫尔大学的建筑物前那张著名的照片，拉金留在我们脑海里的形象，就如同他在诗中所表现出来的，是一位手插裤袋，孤独地站在无人的角落低头思考的中年人，表面看来淡然冷漠，中规中矩，然而内心却有其丰富的世界。这样的孤独与深沉多么值得人产生探索的冲动，正如同他的诗，同样值得我们带着深深的尊敬沉吟再三。

有个人大官员发明了人权的代次论，认为当今的人权已经发展到了第四代，名称叫做“和谐权”。且不说把人权像切葱段一样剁成一截一截有没有理论根据，其中所隐含的弦外之音就已经叫人毛骨悚然了。据说这位人大官员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校长，想必已经事业有成，有房子，有车子，有位子，也许还有别的什么子。现在的任务是如何以国家制度保住这些既得利益。于是，提出了和谐权。也就是说，宴会的座次已经排定，权贵面南坐在上席，席面上摆着山珍海味，名贵烟酒。东西两厢是有钱人和类似政法大学校长这样的有钱，有势，有权的精英，席面上也是鸡鸭鱼肉，啤酒香槟之类。宴会大厅之外，风雪交加之中则是那些为生计辗转反侧的群氓。时代发展到第四代，席面就这样了，大家要各安本分，不要质疑，和和谐谐。校长先生，是这样吧？不公平的制度，不公平制度下面的巧取豪夺，巧取豪夺下面的鱼肉百姓，鱼肉百姓下面的残酷现实大家就不要再追究了。如果谁要质疑这个制度，谁要为百姓讨要生存权，发展权，谁就是搞不和谐，是这样吗？我的校长先生。

图为正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的第一个以人权为主题的大型综合性展览“中国人权展”吸引众多市民参观

天赋人权是道德伦理的范畴，不是国家制度和法律保障下的现实的人权。天理要用人理来实现。没有人理，天理就是空的。初始的人权是自然赋予的，继发的人权则要国家保障实现。否则，国家对百姓来说就毫无意义。如果老板不给工钱，打工者必须通过国家的行政和法律机关追讨工钱。如果国家不能制裁恶意欠薪，替打工者讨回工钱。那么，这个政府对于打工者就毫无意义。打工者非法讨薪就理所当然。因为政府是全民约定成立的，不是什么人赐予的。政府不能履行职责就表明政府违约在先，国家与民众的合同约定就此中止。北京考生的录取分数线普遍低于其他省份，再低的分数都有好大学可上。其他省份的考生考得再好，要想进京上大学比登天还难。到今天，政府还要把城市居民和农民用户口区分成三六九等。到今天，百姓的自由迁徙还受到种种限制。到今天，民众的生育权遭到野蛮的剥夺。到今天……。然而，在今天，我们堂堂的政法大学校长竟然很轻松地忽略种种的不公正，不自由，无视百姓的种种苦难，跨越了千疮百孔的空间，降落在阳光明媚的和谐社会，煞有介事地提出了第四代人权是“和谐权“的伟大论断。不过，我们能理解你的立场。因为，你不是我们百姓选出来的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委员，自然不肯为我们说话。如果你背着票箱走到我们中间让我们选你，我想迎接你的恐怕是横空飞来的千万块砖头，而不是红红绿绿的选票。

校长先生自然是学富五车，知书达理，要不怎么会发明“和谐人权”的伟大理论。但实际上你对和谐人权的认识还很朦胧。让我来告诉你：

“和谐“一词可以做这样的解释：和，指的是合作。人类需要合作，没有合作就不会有生产力，更不会发展生产力，自然就不会创造财富，满足人的种种欲望。谐，指的是竞争。人类需要竞争，没有竞争同样不会发展生产力。但是，不公平谁与你合作？ 不公平谁和你竞争？ 因此，公平是和谐的前提，没有公平就没有和谐。从人权角度讲，天赋的初始人权就不公平，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先天生物的，一是后天社会的。智障，残障和正常人，生在王侯家和生在贫民窟本就不公平。先天的不公平在一个以公平为核心的科学理性的国家制度里可以最大限度地趋缓。但在一个官本位的非理性不公平的国家制度里则会叠加，直至出现断裂，导致社会动荡。因此，要想和谐就得公平，要想公平就得建立科学理性的国家制度。

徐先生，说句实在话 ，你的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委员这些头衔本身就是不公平的产物，你本人就是不和谐的隐患，有什么资格谈论和谐，遑论人权代次。

　　说起同行的批评，洪峰很伤心。

　　洪峰说:“一个人生气需要发泄或者缓解，每一个人都会采取不同的方式。”

 

“让我融入这个现实，我有这个能力，我有的，我甚至会比所有人都做得好。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聪明可以达到甚至凌驾于这些，但我不愿意。因为我希望我自己是个完善的人，就像马斯洛说的那样，就算他可能会拉屎放屁，但是他的内心，永远是好的。他面对同类的时候没有恶意。”

昔日与马原、苏童、余华、格非并称文坛“射雕五虎将”的吉林籍著名作家洪峰，近日因工作单位沈阳市文化局剧目创作室暂停了他的每月2000元工资，而身患癌症的未婚妻治病又急需钱，一气之下上街公开乞讨成为热门话题。本报记者赶赴沈阳，与洪峰对话，详谈他的乞讨事件。

人物档案

洪峰本姓赵，祖籍东北，1957年11月生于吉林省通榆县。1983年开始小说创作，主要作品有《生命之流》、《湮没》、《瀚海》、《极地之侧》、《走出与返回》等中、短篇以及《和平年代》等长篇。1988年出版过小说集《瀚海》，被列入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文学新星丛书”。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的创作追随马原等人的风格，被视为实验小说的一部分，90年代之后开始注重小说的情节，应春风文艺出版社安波舜之邀，所著的长篇《苦界》为布老虎丛书中较早的一部，并打破了中国大陆缺少惊险间谍小说的先例，也取得了很好的市场效果。

旁白：沈阳市文化局剧目创作室10年前引进洪峰的时候，曾承诺按月发放工资不坐班，自从今年9月开始，单位开始以他不坐班、长期联系不上为由暂停发放工资，10月26日上午，因为跟单位再次沟通失败，当天下午，洪峰选择了站在青年大街上乞讨，并且挂上牌子写明他的单位、作家的身份。整个过程持续了3个小时。

不到3小时，近26元钱

用实名的目的特简单，别让人把我当盲流送到救助站去

记者（以下简称记）：洪峰因为要工资而上街去乞讨，现在已经演变成一个具争议性的公共事件了。

洪峰（以下简称洪）：有人问我，是不是有炒作的嫌疑，这是个不能回答的问题，这个事情不在于我怎么说，因为怎么说都逃不脱这个嫌疑。所以我觉得这是个不应该解释的问题。

记：那你介意别人这么说或者这么想吗？

洪：从我内心里（讲），我介意。但是我知道这个事情发生了，介意不介意（这种看法）都会有。

记：那你个人的想法，或者说初衷是什么呢？

洪：一个人生气需要发泄或者缓解，每一个人都会采取不同的方式。

记：乞讨是你所选择的方式。

洪：对，张三可能是光着屁股要上街跑，李四可能是大喊着要跳楼，到了我洪老汉这里，就选择了这个。为什么？就像一个孩子在你身边过马路，对面来了一辆车，你会忽然伸出手把他拽住，有人问你为什么，其实没有为什么，这是不可知的。这是我的一种选择，是没有更多的理由可问的。有人说这是炒作，随他说，有人说我性格就是这样，随他说。我的确第一时间选择了这个，而不是选择了光着屁股上街，也没有选择穿着衣服跳进大冰窟窿呆会儿，或者去炸大楼，我选择的是挂一牌，看看能不能上街弄俩钱。

记：那天你乞讨了多久？

洪：3个小时不到。结果我还很有成就感。

记：你得到的成就感是指什么？

洪：一共26块钱，将近26块钱。

记：别人都知道你是谁吗？

洪：不知道。我拿一牌，上面写的是实名制乞讨，姓名：洪峰；户口：哪哪；工作单位：文化局。我并没有写我是作家，这是误传。这个细节是不对的。我当时的想法是什么呢，我的目的特别简单，别让别人把我当作盲流送到救助站去，我晚上回不来，家里还有病人需要我。我用实名就是说，他们能查到我这个人，有户口，有工作单位，不是个“黑人”，他只是想混俩钱花，不至于违法，我想回家的时候可以回家。

记：当时围观你的人多吗？

洪：不多吧，因为那是下午，我放下（有关领导的）电话之后，才感到很愤怒，要上街去。好像也没有太多人（注意）。

记：你选择的地点在哪里？

洪：不知道，我还真搞不清了，因为我对沈阳的了解就只限于我家附近那一带，我就站在路边上，我就是很生气，我也不会骂人，也不能拿炸药炸她，人生气的时候是很不理智的，我还是理智的。为什么呢？我没有干破坏性的活动，只是选择了有损于我作为一个人的行动，这个所谓的有损于，是因为我还没有到乞讨的地步。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很简单，那就是要饭也不至于饿死。（重复了一遍）要饭也不至于饿死。不是还有人成了百万富翁，还盖楼了吗？

记：（笑）这是你体验的生活的经历之一？

洪：我和我上一代作家不同，在我的词典中，没有体验一词。因为只要你活着就在体验，如果这次乞讨算得是一次体验，那么这是一次非主动性的体验，但它可能会成为进入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生命中会有过这样的一个痕迹。这个痕迹给谁丢了脸，我是没有考虑过的。或者说，这是个个人行为。

记：那你觉得这是个让你自己丢了脸的行为吗？

洪：没有。我不干我认为丢脸的事情。

记：现在的感觉仍然是？

洪：对，不丢脸。一个人生存是最重要的，我也跟家人讲，我们生活如果碰到了困难，各种问题都来了，我这个人又不能张嘴去求人，那我可以卖雪糕去，捡破烂去，只要是不损害别人的，都是很好的事情。我很难说，我就不会在哪一天讨饭。谁都很难说。但是这个和职业无关。跟我是不是个作家无关。作为一个普通人，包括你，如果确认自己这一辈子只能做什么，我认为这个人也太牛×了。我没有这么牛×。任何不测都可能落到任何一个人身上，或者说你只能确定你现在这个时刻是在做什么，下一个时刻，你完全可能是个乞丐。

可爱的人民币

“你是那个写小说的洪峰老师吗？”姑娘给我扔了5块钱

记：你感到别人异样的眼神了吗？

洪：嗯，那一瞬间有点不舒服。

记：那一瞬间？

洪：迈出家门的那一瞬间。因为我毕竟还没有形成这个职业嘛。

记：你以前是个体面的文化人，著名的作家。

洪：或者说是世俗中（认为）体面的人吧。但是当我迈出家门的时候，我就没有这种感觉了。我写了一张硬纸，卷在一块，穿上一根绳，挂在胳膊上，戴着棒球帽就出去了。出去就慢慢走，看着有几个人就在那里站会，我就开始发现有人用奇怪的眼神看我。也许是他们认为我的穿着不像一个乞丐，估计还没见过要饭实名的人，我也不用说什么。我手里的帽子就开始有可爱的人民币了。

记：这几个小时，你在想什么？

洪：啥也没想，脑子是一片空白。

记：没有人因此而认出你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洪峰吗？

洪：虽然在网络和媒体上基本上没有我的照片流传，但是我的一些书上会有的。但是快天黑的时候，我遇到了这个（网络上发帖传播此事的网友“静静的顿河”）女孩。我的视力很差。走在路上的时候，我是不可能看到任何人的面孔的。但是我看到这个姑娘给我扔了5块钱，这是我这个下午收获最大最多的。

记：她认出你来了？

洪：她看着我牌子上写的名字，迟疑地问我：“你是那个写小说的洪峰老师吗？”洪老汉说，你认识他啊？她说不认识。我说，你看过他书啊？她说：“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写《东八时区》和《和平年代》那个洪峰？”我说是。我说是啊！我当时已经忘记乞讨的事情了。老虚荣了，老高兴了，钱的事也不想了，对文化局的气也消了，我就想跟她聊起来了！我知道我比较差劲，看到读者喜欢我的作品我就高兴得不行。看到别人批评我的东西，我就气得不行。然后她在那里站着，在钱包里划了划，把钱搁在那里，就走了。我看到这些，也没有喊她。因为第一时间我忽然意识到了，我是要钱的。（哈哈大笑）

记：你对这5块钱有什么看法吗？

洪：我看到这5块钱，就回家了。

记：为什么？

洪：跟她这几句话，忽然让我暂时放松下来了。

记：还是当个作家更让你感到快乐一些？

洪：我来乞讨之前，我甚至在负气地想：我今后还是不是作家？还写不写小说？我能干什么？但是起码在那一瞬间，我忽然意识到我曾经是个作家，我曾经很快乐过。

旁白：洪峰上街乞讨的事情被网友曝光后，引起震动，也引起文坛众多人士关注和巨大争议。支持者有之，但是郑渊洁等作家表示，不欣赏洪峰的做法，认为“作家应该是纳税人，而不是吃纳税人。完全靠稿费生活，不拿国家一分钱，是一个作家最起码的尊严”。

对得起这份薪水

作家在当代中国只是隶属于某种特定机构的工作人员

记：对来自同行的评论，你的看法是什么？

洪：我对我的同行，拿着笔写作的人从来都充满敬意。我从来不说我的同行好或者不好，我最满意的就是我从来不纠缠在这些事情当中。我的同行骂我，他肯定有他自己的理由，说我给作家丢脸了，那我给他道歉。我一点都不生气。但是我很伤心……

记：他关于一个作家应该不拿国家一分钱，靠稿费生活的看法，你怎么看呢？

洪：就像我在回答新浪提问的信件中写的一样，作家在当代中国不是一个写作者的代称，只是隶属于某种特定机构的工作人员，否则也不会分成一级二级三级；这个级别的划分和科级处级的区别只是中校军衔并不意味着就是团长，它和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一样为这个国家的需要而工作并且定时定量获取国家薪金。

记：对，关键是这个钱拿得是否应该，你拿了工资，是否为支付你工资的人做出了相应的工作或者贡献？

洪：我能告诉你的是，洪峰这11年，每一年都超额完成了任务。他每年按照合同约定完成或超额完成（没有额外奖金）工作合同中的任务，30年来一直在自食其力。他拿的每一分钱的工资，都对得起这个职业，这个工作。

记：你觉得你对得起你这2000元。

洪：对，他们给我发工资，我决不会说：谢谢。因为我为这个机构服务，他为我提供报酬，这是双方愿意的，跟写稿一样。

记：你做不出只拿薪水不干活的事情？

洪：这是我这一代人的职业操守所不允许的。所以说网友也好，作家同行也好，我要说的是，哪里有白吃饭去？都是超额完成任务。

记：所以你并不是单纯为了缺少这2000元而乞讨，而是认为这是你完全应该得到的。

洪：耶死！完全正确。

记：那你觉得现在还该不该有作家体制呢，比如分级，比如发薪水？

洪：这个应该去问总理。对于我来讲，作家协会也好，剧目室也好，只是国家设的机构的一部分，至于该不该存在，应该国家去调配。当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觉得这些不需要存在了，自然会取消。老洪就算挂着世界著名作家的牌子去乞讨，该取消的也是要取消。但是现在这个机构既然依然存在，那么我想它肯定有它存在的道理。这个存在（如果）有道理，肯定跟作家无关。

通过要饭认识到的

生活中任何可能都会发生，永远不要说，你不会

记：现在文坛里很多人都去写电视剧了，这也是个比写小说更容易有钱有名的工作，但我听说你个人非常不喜欢这么做，为什么？

洪：对于一个写小说的人来说，写电视剧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但是对于我来说，它必须过很高的一堵墙。

记：这堵墙是指什么？

洪：这堵墙是我自己心里对文学的一个定位。我一直认为，叙述文字写小说是最了不起的。我一直认为我从事的写小说的工作，是我内心里感到比较骄傲的事情。所以让我放弃这个，从事任何艺术门类，我都觉得不骄傲了。以前我说不写电视剧。但是如果有一天洪峰会去写电视剧，这是可能的。因为通过我要饭这件事，我开始认识到，生活中任何可能都会发生，永远不要说，你不会。

记：你觉得你不能关上任何一扇可能的门。

洪：以前我是关的。但是现在我知道，我没有那么大本事，我必须给自己留一扇门。从我自己走上街讨来26块钱开始。

记：这个转变是怎么完成的呢？

洪：当我迈出这个门（乞讨）的时候，还能不转变吗？读了这么多年书的人，足够思考生活思考人生，这一瞬间还不够你去转变吗？

记：你以前觉得自己是有尊严的，清高的。

洪：对，你忽然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什么都可以说不的。不是对这个世界说不，而是对自己说不。对于我来说，我以前说我绝对不写电视剧，但是现在我说，不能说我一定不写电视剧，但是我的前提始终没有变，那就是：如果电视剧编剧洪峰出现的时候，必然是小说家洪峰死亡的时刻，再也不会有小说家洪峰。

记：为什么你觉得这两者一定是矛盾或者冲突的而不能共存的呢？

洪：没有为什么。对于我来说，我的途径可能就是唯一的，我在能养活我自己的情况下，我就一定会写小说，但是如果光靠小说养活不了我了、电视剧能养活我的时候，我就会去写电视剧。当我用生存去写作的时候，小说家洪峰就不存在了。记：你会不会有一天发现自己很喜欢写电视剧就像喜欢写小说一样呢？

洪：也许会，但是如果有那一天，我不会再回头去追寻我小说的梦想。

记：在你心里，两者是不可能共同存在而兼得的。

洪：我永远都认为它们是不可兼得的。任何一部叙述文学变成影视之后，都会使得它原来的东西大损。这意味着什么？它永远都达不到这个高峰。

记：你不愿意放弃自己追逐高峰的能力？

洪：现在是。

缺钱是相对的

说没钱去要钱了，不对，但这2000元是法律赋予我的权利

记：那你觉得你现在可以靠写小说养活自己、很好地活着吗？

洪：能，没有问题。所以说洪峰没钱，去要钱了，不对，其实老汉最近这几年，写的书出版的书都比过去多，还有两部长篇我想放着还没发表，赚的钱也比过去多。我唯一不高兴的是，赚的钱虽然多，但是老汉发现，自己认为写得最臭的小说，卖的钱最多。

记：我在网上看到了你的女朋友患癌症的消息……你告诉我，你现在缺钱吗？当然这个问题跟你乞讨无关。

洪：缺钱和不缺钱永远都是相对的。现在给她治病，我是有能力给她治的。就算我倾家荡产也要把她治好。但是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数学题，2000块钱怎么能治病呢？但是这2000元是法律赋予我的权利。

记：你只是为了你的权利和尊严而乞讨。

洪：对，即使我是富翁。跟我自己拥有多少毫无关系。

记：我刚刚从你的家里转了一圈，你的生活条件拿著名作家这四个字来比，还是没有我想象中的好。

洪：我觉得还可以吧。

记：你的要求很低？

洪：我的要求很高。我也想拥有一座大楼，但是我知道人的梦想必须跟自己的现实合在一块。我总是能够面对现实，所以住这个屋子的时候，我没有觉得很沮丧，我觉得挺好。

记：你不觉得你可以过得更好吗？

洪：当你需要钱的时候，你会觉得一块钱是100万，当你不需要钱的时候，你会觉得100万是一块钱。我面对生活的时候，我的选择是什么，我非常清楚。

记：也就是说，你愿意接受现在的一切并觉得坦然。

洪：这是真话，我不会因为钱而变得猥琐。当然我不是指讨饭。

记：你现在的主要收入靠什么？如果你觉得不高兴，可以不回答。

洪：写小说的稿费。这也是让我感到欣慰的一件事情，我知道现在很多纯文学作家已经很难靠写小说养活自己了。但是我还是可以。

记：尽管不是我们世俗所认为的那么好。

洪：对，比如我买不了车，但是我有我的理由和借口，我眼睛又不好，又不能开车，买它干什么呢？人要学会解释自己。我啥事都能给自己找到解释，解释完自个还挺高兴。这个作家要是能够靠创作养活自己，那么他肯定有能力在。这是摆在第一位的。比如余华，他是写纯文学的，但是他并没有穷着。我的小说可能读起来比较难，每次只能印一两万册，也就是四五万块钱，但是肯定比文化局给我的工资高。

记：这四五万元的稿酬，能否完整地反映你作品的价值？

洪：我们不能脱离一个现实谈价值。我不会因为写一篇小说在美国赚得多在中国赚得少就怨天尤人，如果你不能改变现实，那么你必须面对现实，但是物质的东西是越近看得越清楚，精神的东西则恰恰相反，任何一部文学著作的价值都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之后，才能由文学传统的自然淘汰来体现。

文学没有没落

现在文学不能很好地吃饭了，但是作品还是会不断产生

记：很多人惊呼文学在没落，甚至已经死亡。你的观点是什么？

洪：我刚刚有了所谓世俗名声的时候，那时候读者是集中的，可以阅读的东西是很少的；只是现在的读者分流了，比如有的是更多阅读专业书籍，或者影视，导致读者已经大大分散了，其实绝对值还是那么多，甚至喜欢我的人的数量更多了。我们这一代作家永远也别奢望能够成为上一代的老作家，我们下一代的作家也永远做不了我们。每一个人不会拥有全部的时代，但是即使时代不一样，获得快乐的方式不一样，但是你获得的快乐和幸福都是一样的。

记：所以你不觉得文坛在没落。

洪：对，我从未感觉过失落，从未感觉到文学在没落。现在的作家少了，是因为有些人觉得文学不能很好地吃饭了，但是作品还是会不断产生。我永远不认为文学是必须选择的，是两个人自愿的事情，就像山西一个作家带着孩子去看《白毛女》，孩子看着看着说：“喜儿真是傻啊！嫁给黄世仁多好啊！干吗喜欢大春？”假如你认为文学是贫穷的，你如果选择它，就相当于那个喜儿喜欢大春，没办法，你喜欢大春，就只能嫁给他，跟别人无关。

记：嫁不嫁给黄世仁全在于个人选择。

洪：对，跟黄世仁无关。甚至跟大春是富翁是贫穷也没有关系，只跟喜欢有关。

记：看得出，你非常热爱写小说，它对你意味着什么呢？

洪：做了一件让我感到非常非常舒服和快乐的事情。

记：我知道很多作家跟现实的关系都是紧张的。你跟现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

洪：让我融入这个现实，我有这个能力，我有的，我甚至会比所有人都做得好。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聪明可以达到甚至凌驾于这些，但我不愿意。因为我希望我自己是个完善的人，就像马斯洛说的那样，就算他可能会拉屎放屁，但是他的内心，永远是好的。他面对同类的时候没有恶意。所以我看到那些作家写我的文章，我不生气。但是我非常……伤心。（流下了热泪）

旁白：就在采访结束的当天晚上，市委领导找洪峰谈话，表示会妥善解决洪峰和文化局的纠纷，所拖欠洪峰的工资也在11月3日上午10点准时转入了洪峰的工资卡。

Andrew Batson / Shai Oster

中国的经济奇迹使数亿人脱离贫困，并吸引了全球对它的未来发展展开想像。但是一些不良的迹象显示中国最贫困的人群正在进一步滑向贫困的深渊。

很多年来，中国特色经济改革的成功使中国政府能够对诸多关于改革负面影响的指责置之不理，这些问题包括环境不断恶化以及社会医疗保健体系不完善等。只要经济增长最终能够让每个人都受益，改革就是利大于弊。

但现在，在中国政府对社会稳定以及对经济飞速增长所带来的社会成本日感担忧之际，新数据显示中国最贫困的人群正在变得更加贫困。

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初步分析，中国家庭中最贫困的10%人口（约1.3亿人） 2003年的平均收入比2001年降低了2.5%。这个分析报告已递交中国政府。

这个人群每天收入不足一美元（世界银行对最贫困人口的定义标准）。同期，中国经济几乎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其他群体的收入也都有所提高。

中国最贫困人口收入降低的原因尚不清楚，世界银行的分析也还没有全部结束。不过，它得出的结论可能会动摇中国近30年来成功实现经济增长的基础。发展经济学家一直把中国的发展模式看作是其他贫穷国家发展的榜样，这些数据也会使这个模式遭到质疑。这份分析报告尚未对外发布。

世界银行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郝福满(Bert Hofman)说，这个发现非常重要。如果情况属实，这将对“水涨船高”的理论带来更多疑问。

中国发展的例子使发展经济学家相信，经济增长是消除贫困最好的方法。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每年以约10%的速度增长，连续的增长已经使它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经济学家的论点是，如果经济规模持续扩大，那么每个家庭从中获得属于自己的那份合理收益就会变得更加容易。

世界银行的新发现中最令人惊讶的是，它显示中国一部分人口的收入出现了下降──尽管这个国家的总收入大幅度上升。这表明，富裕人群变得更加富裕是以最贫困的人群为代价的。整体社会福利提高是中国接受不均衡发展的底线，但这一发现却与这一点背道而驰。

早在1978年，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就打破平均主义，开启了全球最大的涓滴经济学(trickle-down economics)试验。他知名的言论之一就是，中国要脱离贫困，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邓小平提出的改革模式确实奏效：当中国东南沿海的制造业中心先富起来，并且现在已经比中国其他地区都富裕的同时，中国全国各地的平均收入也在持续上升。但是如果中国社会一大部分人不再从经济改革中获益，并且变得更加贫困的话，这将削弱继续在这条改革道路上走下去的基础。

另外，已公布的数字也显示中国的贫富差距在不断扩大。据亚洲发展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的数据，中国的基尼系数去年达到了0.4，高于1981年的0.3。这表明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与美国处于类似的水平。基尼系数是被广泛采用衡量收入分配的指标，它的最小值零表示完全均衡，数值越大越贫富差距越大，最大值为1。

根据亚洲发展银行对中国数据的分析，不论是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之间，还是内陆及沿海地区，抑或高薪与低薪工作，处处都显示收入最高的人与收入最低的人的差距在不断扩大。

很多观察人士将这种状况归咎于中国社会福利系统的缺失。随着医疗费用不断飙升，并且没有一个完善的医疗保险系统来承担这些费用，医疗保健成为外界特别关注的焦点。那些无法支付巨额医疗费用的患者经常无法在医院接受治疗。

退休学者李志宁说：“在经济改革之前，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就已经很脆弱了。改革后，它近乎完全消失。”他还说，这使政府在缩小收入差距上没有多少可用的工具。“我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

这些新数据将对政策产生何种影响尚不清楚。世界银行以及其他机构已经建议中国政府在养老金、医疗保健以及其他社会福利项目上加大投入。

中国知识分子以及政治家对充满艰辛的经济改革使全社会受益，还是只是让拥有优越社会关系的少数人变得更富裕的争论日益激烈。贫富差距扩大的现实激化了这种争论。

中国中央领导意识到腐败及贫富差距扩大正在侵蚀它的权威，现在已经把解决这些问题列为中国的头等大事。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口号──即缩小贫富差距，化解导致社会不稳定的矛盾。……一直在用使中国人民变得更加富裕的能力来巩固其正统的执政地位──毫无疑问，中国政府已经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在改革开放期间，中国创造了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壮举之一，在25年中使4亿人摆脱了贫困。对于……而言，有关一部分人收入正在下降的证据将极具破坏性。郝福满强调说，世界银行的发现并不是最后精确的结果。得出上述结论的数据是中国国家统计局(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通过对大量家庭进行调查收集而来的。首先，这个调查是对中国社会最贫困的人口在两个不同时点的简单对比，它并没有对同一人群进行持续跟踪。因此，这并不意味2001年最贫困的10%人口在2003年的收入都下降了2.5%。其次，世界银行于2005年开始进行分析，因此它并没有获得2005年及2004年的完整数据。最新的数据可以决定这种收入下降趋势是否在不断延续，或者只是一个独立现象。郝福满还说，世界银行的分析发现了一些好消息。最贫困的10%人口中大部分属于暂时性贫困，他们贫困状况主要是由突发疾病、失业或者土地征用等引起的。这就意味着，医疗保险或失业福利等基本的社会保障网络能够帮助他们脱离贫困。最贫困人群中仅有20%-30%属于长期贫困，即使这样，这部分人也有一些积蓄。

2006年11月25日，由中改院和中挪社会政策论坛联合主办的“中国新农村建设：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务”国际研讨会在海口开幕。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秦晖主题演讲。

题目：“圈地饥渴症”与“slum恐惧症”：兼论如何看待“贫民窟”

秦晖：

大家知道，我们经过20年改革，整个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包括农村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问题也很多。中国人经常争论，中国现在的一些政策是太左还是太右。包括前两年的改革大论战，也被人认为是左右之争。但是我认为如果说中国改革过程中有一些问题，很可能不是什么过左过右的问题，这就是我经常讲的尺蠖效应。一右起来政府的责任就会推卸得很厉害，以至于最基本的公共服务责任都难以维持。但是另一方面他的权力又很难受到限制。一左起来就会发生私有化的现象。在这里我记得前几年在报纸上曾经看到一则新闻，好象就是说挪威，说挪威的某个部长出国访问，坐民航飞机，由于舱位升级，就给罢了官。这样的事情在中国不可能产生。也就是说中国公共财产、公共资源的保护是很不完善。而有时候老百姓的私有财产也未见得受到很好的保护。新农村建设城乡统筹发展的时候这个问题又一次出现。

去年我们国家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争论。大家知道新农村建设我们中央提出的一些比较大的条条，我理解中央的思路主要是在农村搞公共服务，搞社会福利建设。但是由于很多提法比较含糊，在各地就有各式各样的说法。其中两种说法比较有意思，一种说法是新农村建设实质上是一个促进农村消亡，加快城市化进程的一个建设。另外一种说法认为，新农村建设是对前些年过分的提倡城市化的一个纠正。这些人认为新农村建设就是因为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不能解决中国问题，因此要搞乡村复兴，新农村建设就是要使人才、技术和其他生产要素、资金用政府干预的方式使这些要素能够留在农村。这些人认为，过去几十年的城市化有很大的毛病，而且他们提出如果搞不好，中国城市就会重蹈传统现代化模式的弊病。其中他们强调得最多的就是在城里头出现大量的移民，产生所谓的”贫民窟”。

但是我认为，由我们上面的决策者来决定一个地区的农民应该是进城还是应该待在农村，本身这个思路有一定的问题。现在我们国家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城市化和所谓的复兴农村，而在于我们不管提倡城市化还是提倡复兴农村，往往都有忽视农民权益的现象，以至于我们往往用圈地来加快城市化。在城市大规模扩张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地方剥夺农民地权的现象。

另外一方面，我们很多人现在提出的乡村复兴，往往着眼点是为了防止城市里面出现大量的农村移民，或者说出现”贫民窟”，因此为了避免”贫民窟”而搞乡村复兴成了现在一些人的思路。这种乡村复兴往往需要否认农民的一些权利，比如说迁徙。这个事情就出现了我们刚才讲的那种尺蠖效应，你搞城市化就是侵犯了农民的权利。无论是搞城市化还是搞复兴乡村，如果要真正向中国最近提出的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无论我们怎么样，维护农民的权益应该是我们考虑的一个核心。

以往我们在这两个问题上都着很大的误区，第一，我们以前的意识形态教育，大量的宣传了一种观念，就是”圈地运动”是我们以前讲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特征。我在最近几年在几次会议上都曾经听到有人这么说，说是大量圈占农民的土地，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很多西方发达国家都出现过“羊吃人”的过程。他们把西方的圈地运动理解为中国满清入关以后的“跑马圈地”中国式的圈地运动，这是历史的很大一个误解。实际上在西方，最典型的《马克思著作》中看得最多的就是英国，英国当年的圈地运动，不是大生产对于小私有的剥夺，其实是延续了三百年的一场渐进的过程，主要就是做了两件事，一个是对当时公荒地私有化，公荒地的私有化往往是通过交易过程的，是有补偿的。尽管这个补偿在今天我们看来也许是不充分，但是有补偿的，并不是强占的。而且很长一段时期，英国是自主圈地的。只是到了十八世纪出现所谓国会圈地，这个时候英国的政府采取措施支持圈地。但是20世纪的研究普遍认为，国会圈地起的作用远远没有我们讲的那么大，英国的圈地运动很大的情况下是没有政府背景支持的。圈地运动下就是所谓自由租地运动。按照英国传统的村舍惯例，本村人租本村的土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就出现了地主采取谁出的地租高就租给谁这样一种方式。于是有的愿意出更高的租金租土地，就把原有的租户挤走了。这不是地主的圈地，而是佃户的圈地。这样一种圈地在中国的秦汉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只是在中国并没有产生中产阶级。他们那里圈地运动并不是像我们今天很多人理解的就是采取用政策权力把农民赶走的方式。

“贫民窟”也是一样，用驱逐、进入、限流来消除“贫民窟”我觉得很难说是我们的一个创造。前些年的一次讨论中曾经有一位朋友提到，他说中国一方面有一亿多进城农民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流动，现在中国流动人口在世界上非常突出，但是同时中国又是一个没有“贫民窟”的国家，他说这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例子。这显示了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的经验。

我觉得中国发展模式的确有很多的成功经验，可是如果要讲中国有一亿多流动农民，但是又没有“贫民窟”，我们就要问这些人住在什么地方。这个学者后面一段话就没有讲了，这一亿多农民正在流动但是没有住在”贫民窟”，他们住在哪里呢？他们住在政府盖的廉租房吗？不是的。他们买了商品房了吗？当然更不是。他们住在什么地方呢？对于解决”贫民窟”的问题，不光是中国有这个想法，我觉得任何国家的政府都希望自己的大城市，一派庄严肃穆的景象，但是用什么方式实现这一点，恐怕就有很多问题。

在我还没有写完的文章中，我可能会提到一些案例，这里就不详细讲了。我觉得实际上在西方也不是没有采取像这样一种方式来防止“贫民窟”。就像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的奥斯曼大拆迁就是用法国模式消除“贫民窟”的做法。奥斯曼在第二帝国拿破仑三世的全力支持下，在所有的流动人口或者是贫民几乎全部赶走，搞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大拆迁运动，这17年内拆掉了巴黎43%的房子，给巴黎进行了重新规划。应该说奥斯曼对巴黎的改造一直到现在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也使得巴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成了欧洲最漂亮的城市。但是这场运动在当时和后世一直受到所谓社会良知人士的强烈批判，从那个时代的大仲马一直到后来的包括马克思、恩格斯这些人，而且这场运动导致了不太好的结果。第二帝国崩溃的时候，法国出现了一场大乱，也就是巴黎公社，在这场内战过程中，巴黎出现了一场大火，就是所谓的巴黎焚城。奥斯曼当时搞拆迁，驱赶贫民就是采取手划到哪里就拆到哪里的方式，有的赶到了郊外，有的赶到了阁楼，有的人说巴黎没有“贫民窟”，但是出现了所谓的大楼社会。1871年巴黎大火，现在根据研究就是被驱赶的贫民发泄的一个表现。

这样的一些现象的确是值得研究。现在我们的确看到第三世界国家很多大城市都有“贫民窟”，发达国家也有，但是发达国家的“贫民窟”现在更多的主要是一个治安的概念。就建筑外观而言，发达国家的“贫民窟”基本上都是政府盖的廉租楼，从建筑景观看你好象是看不太出来的。那些地方的一个特点就是治安比较乱，失业的人比较多，但是建筑景观都差不多。但是在经济水平很低的不发达国家就出现了刚才讲的这些现象。马尼拉、孟买、里约热内卢、吉隆坡，有些是政府干预的。但是绝大部分是自然形成的。

关于“贫民窟”我这里要讲三点，第一点，其他国家的“贫民窟”，一般来说，不像我们以前讲的一样，是在工业化过程中城市本地居民发生两极分化，穷人沦落的结果。这个“贫民窟”是移民造成的，因此可以说“贫民窟”的确在这些国家是农民进城形成的，或者说是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大量流入的结果。第二，农民大量流入以后，虽然在城市形成了一个非常触目惊心的贫困阶层，也成为近代社会很大的社会弊病。但是从进城农民本身而言，除非是被强制圈地赶走的，只要是自愿进城的农民，他们与他们原居地的生活相比，应该说绝大部分不是更差，而是有所改善的。因此采取强制措施把他们赶走，或者制止他们进入，并不是一个特别人道的方式。第三，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现在的发展中国家解决“贫民窟”的一个思路都是从改善公共服务和国家福利着眼了，而不是剥夺贫民的权利着眼的。我们怎么防止流浪汉呢？不能采取对孙志刚的那种做法，把他们都抓起来。我们可以采取社会救济的办法。对于“贫民窟”其实也是一样，至今为止，不管是传统的发达国家还是现在的第三世界国家，尽管他们的进步有很大的区别，发达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大多数的不发达国家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政府连片的建设大规模的安置贫民是不是一个好的想法，有人说这样会产生治安上的高危地区，因为大量的这些人在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的社会秩序会变得很糟糕，会出现刑事犯罪案增加，会出现贩毒吸毒率的提高等等，有的人就提出要改变这种做法。要把廉租房分散在各地。一个试点就是前些年美国的芝加哥，对最大的廉租房区进行了全部拆除，把廉租房分散到了芝加哥的各个地方。

像这样的一种争论，还是在政府怎样采取福利措施来改变贫民待遇的前提来讨论的。很少有人提出我们采取不允许他们进入的方式。但是这里面对于不发达国家来讲，没有条件搞这种大规模的廉租房，我们的确有一个问题是值得研究的。在这里我想提什么结论，但是我的确想回到我刚才讲的那个问题。我们现在有一亿多进城农民，但是由于我们严格管制，不会出现私拉乱建过多的情况，但是我们没有提供廉租房，他们也买不起商品房，很少的一部分是在城市的边缘部分租城中村住，绝大多数的农民现在都是以单身劳工的方式住在集体宿舍里面，也就是所谓工棚里。这个工棚可以说是现在中国流动人口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这种“工棚现象”，大家知道现在中国有1亿2千万农民工，进城的家属说只有三千万，当然这个数据并不准确。1亿2千万的农民工，进城的家属只有3千万，也意味着1亿人过着单身的生活。中国的农民工就出现了一个现象，被称之为“35岁现象”，在城市出卖青春，到了35岁以上城市就没有立足之地，必须返回农村。所以城市打工的农民总是愿意把打工挣的钱寄回农村，然后在农村盖房子，尽管这个房子一年也没有住几个月，但是他们在城市是没有办法安家的。

这样的一种现象有一个好处，就是极大的使中国的秩序变得很良好，中国没有以前的国外的那种现象，而中国的工棚由于管理比较严格是不会出现外国额“贫民窟”的现象的。但是一亿多人口不能过家庭生活，这样一种现象的确是中国面临的很大的挑战。现在已经给中国农民工的教育、社会秩序方面带来很大的影响，从长远来看，会对中国文化的伦理根基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很多农民工子女长期见不到父母，很多夫妻常年离散。如果我们不解决35岁现象，中国的城市化将是一种畸形的城市化。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恐怕是有待大家研究。

谢谢！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秦晖在闭幕式上发言

秦晖：

二元结构的也大概讲了二十年了，我对二元结构本身提出一些看法，我觉得刚才宋亚平先生提出说是北京的学者往往高瞻远瞩，谈的都是战略的东西，其实照我理解，学者和政府部门的同志可能面临的问题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看的是问题何在，政府部门的同志是看这个问题应该怎样解决。

这个问题怎样解决，老实说学者是很难真正做到的，很多问题解决都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这个利益博弈是社会各阶层较量的过程，根本不是学者一句话定乾坤的，真正学者能够做到的事情只是说问题究竟何在，的确我们这个问题何在是有一些可以讨论的地方。比如说二元结构这个话题，已经有了二十年来，实际上在国际上理解的二元结构，和我们讲的完全不是一回事。这个二元结构不是指的穷富之间的差别，也不是特定制度下给一部分人一些特权，另外一部分人特权少一些，也不是指发达与不发达的概念，我们的二元结构不管是社会学家中，还是在经济学家中，比如说刘易斯他们，讲二元结构很清楚，从经济角度来讲，就是传播的所谓道德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二元。刘易斯用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按照他的说法，传统经济的价值观不是以盈利为导向的，而是以闲暇最大化为导向的。产品的价格升高，城市这边就会刺激供给，使供给增加，产品卖得好就生产增加，但是农村这一元相反。他们只要赚那么多钱就够了，产品越好卖就越少生产。这个说法不一定成立，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实际上和我们今天讲的，由于政策的规定，比如说八十年代郭书田司长写的《失衡的中国》里面讲的14种制度不平等，我们现在讲的二元结构主要就是一种身份，就是现行体制中把这些人划成三六九等，以前我们早就有，以前元代就有四等的制度，什么北人南人，这种身份等级制是一种以前一直有的东西，但是中国在现有的体制下强化了。

我们现在要解决的这个问题就是怎么打破这个身份等级的问题。现在这个身份等级，的确我觉得今天孙立平教授讲得很好，制度背景已经有了变化。比如说我们以前城乡之间的区别，一个就是采取驱逐的办法，动不动就把他们称作盲流，收容起来赶走，或者是限制进入，你没有城市户口不得进来，很多行业对于农民工是不开放的，现在这两种东西的确没有完全消失，但是正在淡化。但是造成城市和农民之间很大的鸿沟就是变成一种限制他们留在城市，限制他们留在城市主要就是和我昨天发言的内容有关，就是采取政府既不给他们解决廉租房又不允许他们私搭乱建，私搭乱建就是“贫民窟”，政府又不给他们廉租房，怎么办呢？他们就只能住工棚，住工棚就只能过单身生活，就发生“35岁现象”。我说这些东西仍然是一种制度上的不平等。

要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就得有一个全新的思路，“贫民区”绝不是一个什么光彩的事情，但是我们是不是为了消除“贫民区”可以不顾一切呢？我觉得恐怕不是的。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与其说要制止出现所谓“贫民区”不如说要防止为了建设豪宅而驱赶贫民。现在有些人说“贫民窟”一旦出现就会造成很多的社会矛盾，甚至造成社会暴乱，这个太耸人听闻了。有多少国家都有“贫民区”，不见得就产生了很多的问题。但是要驱赶贫民，建设豪宅，八成是搞成19世纪的巴黎一样，这样很容易激发矛盾，甚至会发生像巴黎焚城的事情。

这个事情再往前推，整个中国“三农”问题的核心，当然于建嵘说是农民组织的问题，农民组织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就是农民权利的问题，其实整个农村问题的核心就是农民权利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包括今天早上人们讨论的农会和村民自治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这个问题我觉得很简单，村民自治如果真正的落实，我们的村委会真正是民主产生的，就解决了一个POWER解决了一个民主政权。可以解释宋先生上午提到的。于先生有一个问题没有讲清楚，就是公共物品应该是政府提供的，而不是农会提供的，农会老实说作为成员，提供的不是公共物品而是成员利益，或者说成员权益。这个东西是由政府提供的，但是有农会和没有农会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我们经常有两句俗话，一个叫政绩工程，一个叫做形象工程，我不知道在座的挪威朋友是不是理解这两个词是什么意思。比如说欧洲农业问题争议也很大，挪威的问题可能不是很突出。欧盟和美国闹翻天就是为了农产品保护的问题。因此，现在也有很多人批评说欧盟对农民保护得过分了，有些不该保护的也保护了等等。但是你可以提出这种指责，却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欧盟那些人搞的政策根本不是为了农民，而是官员自己要升迁，甚至是为了创收，绝对不会提出这种问题，因为道理很简单，这些要求都是农民自己提出来的。这个要求合理，就可以做，不合理人们就会提出批评。

农民通过什么途径提出诉求呢？就是农会。欧洲之所以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农会代表农民提出了诉求，然后政府满足。不管满足得好还是不好，都不会产生我们现在要命的一个事情，就是这个诉求根本不是由农民提出的，如果是由政府提出的，坏的话就是贪官污吏，好的话就是包办婚姻。不管怎么样都很难把事情真正的办好。

杂志总编关志豪回忆“潘晓讨论”出笼的台前幕后

　_{一位媒体人在回顾“潘晓讨论”时如是说到，新闻媒体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器”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潘晓讨论”（也叫“人生观大讨论”）可以说最典型，它由《中国青年》杂志社发起，《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两大报纸跟进，持续时间近半年。“潘晓”是当时两个青年名字拼合而成的名字，潘晓那封提出了“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伦理命题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惶惑长信，发表在《中国青年》1980年5月号上。随后，数千万青年被卷进一场涉及社会伦理和人生观的大讨论，用“波澜壮阔”来形容不为过。应该说，1980年代的大门是“潘晓讨论”开启的。}

　　_{■杂志档案}

_{《中国青年》：共青团中央的机关刊物，在1923年创刊至今的八十多年中，毛泽东曾三次为它题写刊名。《中国青年》曾三度停刊，又三度复刊。该刊曾推出了雷锋、王杰等一系列的人物，最早公开喊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组织的“潘晓讨论”轰动全国，曾被称为“中国最富传奇的杂志”。}

　　■人物名片

_{关志豪1931年出生，1979年任中国青年杂志社社长、总编辑。1983年任《中国法制报》（后来改名为《法制日报》）社长、总编辑。}

　　_{《中国青年》编辑部旧址。1923年10月《中国青年》在上海创刊。1924年春，编辑部迁至现址。该处是单开间的石库门楼房，当年二楼客堂和亭子间是办公室，三楼小阁楼做印刷间，底楼客堂是《中国青年》创始人之一肖楚女的寓所。1986年10月20日，《中国青年》编辑部旧址纪念碑揭幕，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潘晓是个“多人组合”

　　回顾二十多年前的那场大讨论，关志豪仍历历在目。

　　他今天还意识到，“‘潘晓讨论’引发的问题至今仍没有解决，而类似的争论再也不会发生了。”

　　1978年六七月份，作为《中国青年》复刊领导小组成员的关志豪，和同事一起组织全社的人，分成七路下去调查了整整一个月，深入到农村的生产队，工厂的车间，学校的老师中间去调查。大家带着的问题是，现在的青年在想什么，他们有什么希望，《中国青年》重新与他们见面，主题应该是什么。调查人员，回来以后还开了个汇报大会。集中归纳起来，当时的青年集中反映的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央号召进行新的长征，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青年们的思想离这种观念有很大的距离。不是说以阶级斗争为纲吗？怎么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呢？另一个问题是，青年很明显有一种委屈情绪，有些“看破红尘”。我们在农村也好，工厂也好，其他地方也好，都发现了这种情绪比较普遍。十年动乱给青年们造成了深重的心灵创伤，他们的真诚和信仰被雪崩一样冲毁，感觉自己上当受骗了。

　　为了解决第一个问题，关志豪和他的同事们为1978年9月的复刊号确定的主题是破除现代迷信，当期杂志发行量即达到了270万份。

　　在一次座谈会上，《中国青年》的女编辑马笑冬认识了北京第五羊毛衫厂的青年女工黄晓菊。马笑冬觉得黄晓菊的经历和思想很有代表性，便向她约稿。另一名女编辑马丽珍4月7日在北京经济学院找到二年级学生潘袆，潘袆向她说了自己的经历和困惑，并同意了马丽珍的约稿。不久，黄晓菊、潘袆的稿子交到了编辑部。潘袆的—些语言和观点可供参考，黄晓菊的原稿有8000多字，分为“灵魂的鏖战”、“个性的要求”、“眼睛的辨认”和“心灵的惆怅”四部分，之后，编辑部以黄晓菊的稿子为主，融合了潘袆的部分观点，由马笑冬做了最后的修改，文章作者署名为潘晓。

　　由于其他筹备复刊领导小组成员基本都被调走，关志豪在1979年就被任命为《中国青年》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稿件到他这里以后，他当即表示，“可以，我们就探讨这个问题。”

　　《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发表

　　在1980年5月11日的《中国青年》上，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正式发表。

　　在这封信中，潘晓历数了自己受到的教育与现实相差太远所带来的困惑，理想从建立到幻灭的过程，在工作中因正直遇到的阻碍，寻求友谊和爱情时遭到的背叛，在寻找人生意义时感到的茫然……最后，作者写到：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了。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物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的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

　　按说，一个人有了事业，就会感到充实、快乐、有力量。

　　可我却不是这样，好像我在受苦，在挣扎，在自己折磨自己。我处处想表现出自己是强者，可自知内里是脆弱的；我工资很低，还要买大量的书和稿纸，这使我不得不几角钱几分钱地去算计……我有时会突然想到，我干吗非要搞什么事业，苦熬自己呢？

　　我也是一个人，我也应该有一个温暖幸福的小家庭，去做一个贤惠的妻子、慈爱的母亲。再说，我真能写出什么来吗？就算是写出来了，几张纸片就能搅动生活，影响社会？我根本不相信。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可我一个人已经很累了呀，仿佛只要松出一口气，就意味着彻底灭亡。真的，我偷偷地去看过天主教堂的礼拜，我曾冒出过削发为尼的念头，甚至，我想到过去死……心里真是乱极了，矛盾极了。

　　编辑同志，我在非常苦恼的情况下给你们写了这封信。

　　我把这些都披露出来，并不是打算从你们那里得到什么良方妙药。如果你们敢于发表它，我倒愿意让全国的青年看看。我相信青年们的心是相通的，也许我能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

　　在发表这封信之前，关志豪就预计这封信中潘晓提出的观点“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以及这封信将引发很大争论。但是，从事后的结果来看，无论是社会影响，还是参与人数，以及产生的巨大效应，都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

　　“潘晓讨论”开启1980年代大门

　　14日，编辑部就开始收到读者参与讨论的来信。17日上升到每天100件，27日突破了1000件，之后一直保持在每天1000件左右。到6月9日，编辑部就收到了两万多件。关志豪至今仍清晰地记得，邮局的人开始用的是小邮包送信，不久后就改为背在肩上的大邮袋。许多来信在参与人生的意义发言的同时，还对《中国青年》发起这场讨论本身表示了敬佩和感激。一些读者还给潘晓寄来了钱物。

　　“大部分读者的来信表示支持潘晓的观点，也有一些人打棍子。”关志豪说。

　　由于引起的反响过于热烈，编辑部6月11日出版的第6期《中国青年》就很保守。进入6月中旬后，《人民日报》首先报道了《中国青年》开展人生意义讨论的消息，其后发表的评论员文章中称赞这一场讨论“把青年思想深处的东西端了出来，进行真正同志式的讨论，是感人至深的”，“为活跃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很可贵的新鲜经验”。新华社在报道中也肯定了这场争论。《中国青年报》将“潘晓”的信摘要发表后，也开展了“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讨论专栏。

　　从第7期开始，编辑部将原来讨论的版面扩大，并让潘晓在杂志上二次出场，第8期还发表了武汉大学历史系三年级学生赵林写的《只有自我是绝对的》一文。这篇文章比潘晓的信更大胆、更直言不讳，发出来之后，使潘晓讨论再度升温。

　　“潘晓”亮相央视讨论结束

　　虽然编辑部从没有隐瞒过那封信的任何事实，并一直坚持认为黄晓菊并不完全就是潘晓，但很多人都想见到潘晓的真面目。于是，在征得潘袆本人和黄晓菊单位领导的同意后，编辑部安排黄晓菊作为潘晓的代表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

　　8月20日，中央电视台播发了采访黄晓菊的专题报道。虽然黄晓菊在采访中对那封信作了说明，但是，“潘晓讨论”的命运还是急转直下。

　　某报内刊刊登了两封未经核实的读者来信，说黄晓菊在现实中有种种缺点。

　　12月11日，第12期《中国青年》出版不仅减少了讨论的版面，而且宣布发完本期后，讨论就此结束。在持续8期杂志中，《中国青年》共编发了关于潘晓讨论一百多位读者的多篇稿件，约十七八万字；编辑部共收到来信来稿六万多封；讨论期间，《中国青年》的发行量由325万急剧上涨到398万。

　　在讨论结束三个月之后，1981年第6期《中国青年》发表了编辑部的总结文章《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作为编辑部的态度。这篇总结文章发表前得到了上级部门的首肯，刊出后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反响。《中国青年报》全文转载，《人民日报》整版刊登了摘要。于是，引发全国青年普遍参与的“潘晓讨论”就此结束。

　　后来，六万多封信全部被销毁。说到这些，关志豪至今仍觉得很可惜，“这些信如果保存下来，将是研究青年思想史最好的资料。”他到现在仍然坚持认为，“如果那场讨论能继续深入下去，关于青年思想的问题可能会解决得更好。”

　　■链接

　　潘晓讨论中的一段故事

　　在关志豪家客厅的电视机上面，搁着一个用珍珠编成的熊猫，这是浙江省诸暨市电容器厂董事长周晓东送给他的礼物。潘晓讨论出现的时候，时为木匠的周晓东正在江西，他看到以后非常激动，精神一直处于亢奋状态，一边做着木工，一边思考，他手边放着一张纸，有什么想法就马上记下来，然后再整理成篇。之后，他把凝聚着自己心血的文章《让我们用血肉来拥抱世界》寄出，最终，这封信发表于1980年9月的《中国青年》。

　　由于这封信的发表，他走上了自己渴望已久的实现自我价值的道路。

　　在其后中央电视台的一次关于潘晓讨论的电视节目中，关志豪现场阅读了周晓东的这封信。周的一位朋友看到后，立即联系上已经是企业家的周晓东。两人也因此得以见面。周晓东送了一个用珍珠编成的熊猫给关志豪，这件礼物也因此成为了他们之间情缘的见证。

中国著名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季羡林的新作《病榻杂记》即将在香港出版。

据介绍，本书是９５岁高龄的季羡林的最新作品，收录了他自２００２年生病住院至今在病榻上撰写的９０多篇文章，共２４万字。书中有他学生时代的经历，也有去德国留学的人生回忆；有回忆父母、老师和亲友的文章，也有为朋友出书撰写的序和跋。季羡林平时十分关注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社会公德等问题，书中收录了多篇有关这些内容的文章。

此外，本书还介绍了季羡林２００２年发病的经过和治疗情况。书中不仅赞美了医生和护士的高尚医德，还以精炼的语言、优美的文字抒发了作者老当益壮的豪迈之情。

据介绍，季羡林对此书十分重视，即使在病榻之上也始终坚持打腹稿，笔耕不辍。

《病榻杂记》由香港和平图书有限公司出版。

谁也想不到，新闻管制如铜墙铁壁的深圳，竟然有个深圳电视台想开办一个“公共政策大家谈”节目，筹划一年之久而不能实施，乃奋勇求助“民办社科院”中国深圳开发研究院，该院“中国脑库”遂邀请一拨“天马行空”的民间思想者会诊，于2006年9月6日在深圳银湖召开了一个“公共政策大家谈”座谈会。

深圳电视台出席会议的两位代表，满以为会得到“一致支持”，不料与会者竟一开口便大泼冷水——

好几个人义正词严：今日中国大陆的电视节目，关于公共事件的报道与评论节目不少，但或停留在“一地鸡毛”的纯事件报道，如深圳电视台的“第一现场”；或停滞于评说、揭露既定方针政策的违规现象，如央视《焦点访谈》。觅遍全国大小电视台，没有一家敢于办一个质疑现行“公共政策”讨论节目。所以者何？因为中国大陆至今实行的是一党专政，一党专政下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共事务，虽然高唱“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但一切政策的第一出发点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从来都是号召公众“把一切献给党”，当然也就从来没有真正的公共政策。执政党一向的口头禅是“统一思想”，“与某某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根本就不需要也不允许什么“公共政策讨论”。因此，在当今中国大陆，“公共政策”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伪问题。

也有人菩萨心肠，不忍心幼稚的改革者太失望：彻底的真实的毫无党派利益的“公共政策”，确是尚未在中国诞生，但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政策”，也还是可以设法讨而论之，有这个讨论，比没这个讨论要好。问题在于，中共的传统是，“会上”可以讨论，“会下”必须执行，“有意见可保留”。所谓“会上”，是指一个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国只允许在一个政策出台前的“会上”提出修正意见，但能参与“会上”者，皆是相当有职有权的“大夫”，因此“新中国”实际上是实行“理不下庶民”——无权参与“会上”者，即无权修正“公共政策”。现在深圳电视台想打破这一禁区，实在是“武昌首义第一枪”。英勇可嘉，功莫大焉！但要真正付诸操作，必得有点策略：第一，设法扩大“会上”参与者——当得知政府在讨论出台一新政策时，即行组织普通公民在电视上发表意见。此举既尊重了“会上”可以讨论之传统，又实际上反映了“会下”之修正意见。第二，当得知党政首脑对某现行政策不满时，可设法在先行秘密请示后，在电视节目中邀请专家和市民进行“公共政策大家谈”。这样变通之后，庶几可以办个伪“公共政策大家谈”，聊胜于无。

忝列会议，感慨万千。我想，上述两种观点皆不无道理皆不无局限，若合二为一，可皆大欢喜。从长远计，中国必须有真正的“公共政策”，第一种观点者大可努力改变一党专政，以真共生破伪共和，以真宪政除伪立宪。

从现实虑，“多得不如现得”，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尽可能钻现有“新闻纪律”的漏洞，以合法平台多传播一些“钦许的民主与法制”，第二种观点者尽可以合法方式“和平演变”，悄悄修正不合理的伪“公共政策”。

革命与改革，自由与共生，实互为依托，不可偏废；只要阴阳共用，刚柔相济，远近皆攻，“细流不择方为海”，中国电视禁谈“公共政策”的专制必可由渐变支巨变。

首发《动向》杂志